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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转载]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馅饼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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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8 10:29:58 | 显示全部楼层
但中国政府(含官僚集团)欠民众的债务实在太多太重,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偿还,连分期偿还的诚意都没有,民怨四起,中国政府有如坐在火山口上,每年天量维稳经费的支出就是一个衡量尺度。习近平上台后确定的三个努力方向,反腐不到一个月,已经从最初要刮风暴之势变成了“润物细无声”;中华复兴的目标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一文里所说的,一缺民意支持,二缺物质资源支撑,基本是个口号。经济振兴的主要方法据目前放风仍然是“城市化”,即继续圈地,这表明发展经济面临黔驴技穷之局。

.尽管中国的上层与中层普遍都不希望发生暴力革命,但他们对这点已经没有自信。从社会发生学的意义来看,中国频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与暴力革命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杀富人(平民也难幸免)、抢夺财产与侵犯女人。中国各地近年来泄愤型的群体事件增多,其中部分参与者既容易参与犯罪,在外部条件具备时,几乎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参加者。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国政府,目前拥有的“国家能力”还可以成功堵塞任何反抗力量的集结管道,还能够有效地保护政治上中层不受各类犯罪者滋扰;中产阶层也能通过社区防卫(比如一些社区实行24小时全天候保安)实施自我保护。但在所谓“仇官、仇富、仇警”的社会对立情绪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彼岸的路在哪里?中共当局决意维持目前的政治格局,新左老左想回归毛时代。但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实行宪政民主这点应该没有太多分歧,有分歧的只是如何寻找到达彼岸的路,即如何才能实行宪政民主。朱学勤曾写过一篇文章《法国大革命:献给攻破和没有攻破巴士底狱的人们》,他的看法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普遍看法:即不革命不行,大革命(法国、中共式革命)不好,小革命(英美式)最好。因为小革命是有限革命,是在尊重现有财富分配格局下的革命,社会不需要付出惨重代价。

但如何才能实施“小革命”而避免“大革命”,以现实而论,只能寄望于固守城池的中共政府放下进入城门的吊桥,让国人有一条狭窄的通往彼岸的通道。在中共当局拒绝开放吊桥之时,人们已经为赞成或者反对“暴力革命”吵成一锅粥,仿佛中国底层已经具有武昌新军那种推翻清王朝的军事力量似的。一些知识精英苦心劝说统治集团实施政改无效之后,只得转头劝谕民众,重复革命是如何可怕且有巨大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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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8 11:05:18 | 显示全部楼层
吴敬琏: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 限制行政权力


2012年09月04日10:01来源:财经网 作者:马国川 打印字号

大 中 小保存到博客.  中国欲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最近三年来,这是《财经》杂志第三次刊发经济学家呼吁“重启改革议程”的文章。

  呼吁之声不绝于耳,表明改革遇到阻力,前行乏力。

  眼下经济失速,诸多政策工具腾挪空间有限,这与国内外总需求的下滑有关,也表明此前行之经年的增长模式确实已至穷途。

  尽快启动新一轮改革,释放新一波制度红利,为经济增长觅求新的动能,已刻不容缓。寻觅动能之余,亦须破除前行阻力,方能双向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运行之势。

  国内外的情势均表明,只有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要言之,欲解经济体制改革之困,功夫更多已在诗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非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呼应而不能竟其功,其中涉及的利益重组与上下互动,只有凭恃民主、法治才能框住而不致失序。

  回望过往的数十年,东亚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以主动之布局和坚定之决心,完成了民主、法治层面的艰难转身。中国的转型之路,已到新的十字路口,历史性决断时不我待。本刊将持续关注此一话题,俾以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前行力量,重启改革议程。

  编者

  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虽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也变得举足轻重,但在国内也面临重重问题与挑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特别是在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吴敬琏先生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显然,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而且难以摆脱民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某些枭雄式的人物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大众,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吴敬琏呼吁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全面推进中国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实行宪政。

  “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吴敬琏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作者:《财经》记者 马国川 】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8 15:03:05 | 显示全部楼层
学者:陆真实GDP仅约5%
2012-12-18 01:10

    工商时报

    【记者谢瑷竹/综合报导】

    大陆学者表示,大陆经济成长以往一味求快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若扣除环境污染的成本,大陆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其真实年均增长仅约5%。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日前在出席「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论坛」时说:「如果在GDP(国内生产毛额)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左右。」

    他说,大陆过去持续30多年维持近10%的经济成长是全世界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这种发展模式造成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在人造资本不断增长的同时,加剧了自然资本的损耗。

    20世纪80至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值虽然降低到4%左右,但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大陆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仍仅有5%左右。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大陆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接近1兆元人民币(下同),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

    据大陆环境规划院2月份的报告测算,2009年大陆基于环境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高达9,701.1亿元,较2004年的5,118.2亿上升。若将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代价更达到13,916.2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8%。

    观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后大陆「经济工作中『快』字会越来越少出现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会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李扬表示,中国社科院目前已有几个研究小组正在就「稳速」进行测算。李扬说,「稳速」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成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他说,「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8 17:06:04 | 显示全部楼层
扩大内需请先培育内需
作者:墨子云

     高层一直呼喊着扩大内需。笔者不揣愚昧,我认为扩大内需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傻子有钱,也不会让它揣在兜里烂掉。中国一直哭着喊着让百姓掏钱,但是那些决策者们从来不考虑一个本质的问题:有需求的人到底有没有购买能力?扩大内需如果不先培育内需,那么这句话只是一句空话,甚至会演变成又一轮家电下乡式的“过度消费”、“浪费式消费”。

  扩大内需就决策者来说,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老百姓需要什么,这一点他们答对了:城镇化。不管新型也好,旧型也好,总之,2亿多农民工梦寐以求的无非就是能够在城里落地生根、过上城里的生活。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掐指一算,明摆的事,2亿多农民工,一个人平均10万,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个学者给出了保守数字至少也要拉动40万亿的“内需”,有需求就必然有投资,作为钱大头的政府,终于有寻找到了下一个投资热点,继漫无目的的修高速、建无人高铁,终于找到了一个老百姓很需要非常需要的投资点。决策者们终于可以欣慰,钱投下去,不会像给刘志军那样了,一半进了他腰包,一半撒给了祖国大地,最后只见无人高铁一路狂奔了。

  但是如何避免鄂尔多斯鬼城之谬,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投资回报的问题,也就是解决有没有人能买得起的问题。不要以为政府投下无数人民币,就是真的为人民无偿服务的。你要从那2亿多农民工身上收回投资,就必须要解决比城镇化更为挠头的工业化和收入分配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城镇化的本质是工业化。这个问题想必懂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大家不是无缘无故来城市里看风景的,2亿多农民工来城里首先目的是找活干、挣钱。以前,他们只把城里当成挣钱的地,当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们当然也想留下来,因为这里各项服务是很滋润的、生活是很丰富的。要留下来,就必须支出衣食住行等等生活成本,仅高房价一项,就让他们自叹给美帝干活、拿非洲工资的苦逼。而造成这种苦逼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

     如果不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不提高这2亿多农民工的就业层次,他们将没有收入来源以支撑融入城市的高昂成本。当然,工业化的提升难度很大,但是还有一招,就是政府发福利。对于到底给不给这苦逼的2亿多农民工发福利,中国的市长给予了明确答复,不行;中国的城里人也先后表示,他们压力很大,不行。因此,户籍制度、教育公平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工具成为农民工无法触摸的“镜花水月”。

     两条路断绝,我们还能指望2亿多从事城市最苦、层次最低、收入最少的群体能够为新型城市化提供多少弹药呢?城市化其实无所新旧,关键还在于工业化水平和收入分配制度是否提升了。工业化水平提升带动的是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则能提高2亿多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给不给钱,你们看着办吧。如果2亿多农民工没能力买房,你建再多房子,也不过让有钱人又多了几个居住选择

  新型城镇化,想让我们说爱你,太难了。因为不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新型城镇化也无非是一纸空谈。愚人千虑,或有一得?博诸君一笑耳。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8 17:08:14 | 显示全部楼层
资本的下一个暴利点只能是城镇化。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让资本获取暴利,一个是把大量农村土地拿来炒作,大资本在政策支撑下拿到一手海量农村土地,尔后炒作翻番增值。商品化后的农村土地不仅可以支撑超量发行的货币,还为继续超发货币开拓出新的广阔空间,华尔街因此可以放手量化宽松。另一个是被赶出土地的农民自然成为剩余房地产的承担者,消解房价下行的巨大压力,让房产资本获利解套。三是数亿农村人口被赶进城镇,将提供天量新劳动力,从而遏制职工工资上行,使人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再长期延续下去,为国际国内产业资本家继续获得暴利,解除产业外迁之虞。无疑,城镇化将受到各路资本的热烈欢迎。不要关心政治。政治是中南海的事,用不着你老百姓咸吃萝卜淡操心,你们“吃地沟油的命”就甭去“操中南海的心”啦,与其这样,还不如想办法挣钱找乐子来得实在。很多人还真是认这个理儿,多数QQ群就高挂着“莫谈政治”的大牌子,在里面谈政治,不是被警告就是遭踢出。同学同事战友聚会,但凡谈政治,就让大家诧异,说你有病。全世界就数中国普通人没有政治权利,可大家都心安理得,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国人群很习惯没有政治权利,大多数人对政治的麻木让人吃惊,他们压根不知道自己之所以失去很多权利,面对恶官吏黑社会欺负无能为力,麻木与屈辱的活着,都是失去政治权利的结果。正因为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了,贪官才能猖獗,污吏才能横行。

    忽悠竞争。千万次的告诉你,竞争是社会的根本法则。你过得不好,你失败都是缺乏竞争力的缘故,你不能怨社会,怨领导、怨别人,那些富人、官人、成功人都是竞争力强的人,他们靠的是个人本事。你要提高竞争力,就得都拿文凭,舍得交高学费,你不行了,就得花大价钱培养子女。花了大价钱还是不行证明你无能窝囊,你要么认命,要么自杀,别无他法。官二代富二代靠拼爹过的好,也是本事,是竞争力强,是合理的,天经地义,无可指责。

    亲民秀、成绩秀舆论轰炸。平时视百姓生命如草芥,毫不挂心,遇到天灾人祸,矿难等,就跑去哭天抹泪,作揪心状,什么“人命关天”,“救人要紧”的指示响彻云霄,让老百姓感恩青天大老爷。屁点大的成绩就自吹自擂,夸到天上去。没有成绩就编造成绩,什么粮食九连增,鸡的屁第二,国民收入两位数增长等,还把罪责也都能工作成绩吹,如加入WTO,积累外汇最多,是美国做大债主,转基因科技重大突破,建了多少亿平米住房,税收大幅度增加,物价如何稳定等。靠舆论专制,狂轰滥炸,把谎言重复成真理。

    但城镇化对中国和中华民族,则是饮鸩止渴,快速自杀。首先,农村土地兼并炒作,必使中国丧失农业和粮食安全。农民离开土地后,农业和粮食尽皆落入中外资本家之手,粮食供应没有保障,半数可能依赖进口,转基因粮食铺天盖地,没有选择余地,中国人吃饭问题捏在别人手上,民族灭绝加速度。其次,城镇化让中国的小康是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如此多的农业人口挤进城镇,中国产业的职员、工人还能指望小康吗?

    完全可以想见,城镇化只是资本的饕餮盛宴,对于国家民族,则是一曲灭亡的挽歌。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8 17: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经济转型的三个错误倾向

30余年的高速增长将中国经济带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按总量计算,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报告中提出的远景,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要翻一番。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靠什么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毫不犹豫地给出标准化的违法广告:改革、转型。进一步,对于改什么、往哪转,许多人还能朗朗上口地给出同样是标准化的违法广告:城市化、经济结构转型、收入分配改革等。笔者无力用此短文去阐释改革转型的战略和步骤,只是想讨论一下“标准化违法广告”中包含的三个错误倾向。

  错误倾向之一:过度强调城市化

  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接纳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广义的)工业化。笔者也曾经一直在宣扬这个观点,之所以如此,起因于观察到的两个常用指标:中国的非农就业比重超过了60%,但城市人口比重刚刚过50%。因此,直觉很容易使我们以为城市化比工业化慢了10个百分点。但这是错误的。


  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例。这三个国家都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其非农就业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重远低于90%。在2010年,美、日、德的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82%、67%和74%。延续对中国的分析思路,美、日、德三国似乎也是属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国家。那么,哪些国家的城市化没有落后于工业化呢?巴西!作为一个常常被引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在2010年,巴西的非农就业比重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83%和86%。

  实际上,上述四个国家的案例仅仅是阐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非农就业是关键,工业化应领先于城市化,这样才能保证城市里不会集聚大量的无业游民和贫民。为此,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指标来重新界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2010年,中、美、日、德和巴西的这个指标分别为0.71、0.83、0.69、0.75和1.04,中国介于日本和德国之间。

  经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能发现,单纯的城市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以美国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0.83)作为一个不会发生大量城市无业游民和贫民的阈值,再假设中国的工业化停滞以至于非农就业比重维持在60%的水平不变,那么,中国的城市人口至多只能达到总人口的53%──这只比目前的水平高二到三个百分点,按照过去城市化的速度,明年或至多后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就会达到这个临界点。

  所以,在“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中,城市化是依附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以非农就业的增加为基础,城市化绝不能成为单独的政策目标。就此而言,各地政府通过圈地来推动的城市化,以大上快上包括地铁在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来追求的城市化,是需要警惕的。

  错误倾向之二:过度强调消费

  同样还存在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经济是靠外需拉动的。而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GDP的支出结构中,过去10年中内需(国内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平均在97%左右。除了2006、2007两年由于外部经济(主要是美国)过度消费拉高了中国的外需比重,外需一般只占到GDP的2%到3%。在内需中,除了2008年的危机冲击和之后的扩张政策,消费的比重一般超过投资的比重达8到10个百分点左右。

  既然内需、尤其是消费一直是中国GDP构成中的主要成分,那么,如何继续提高消费的比重呢?或者,反过来提问:过度强调消费主导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在回答上述问题前,再指出一个目前流行的错误观点: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现实告诉我们,增长只有两个源泉:要素(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在封闭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话,消费的增长意味着储蓄乃至投资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意味着经济的减速和可供消费的资源的减少。所以,没有技术进步支撑的消费主导是不可能维持的。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消费主导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形有两个:第一,消费增长如果能够伴随净出口的下降,即经济从依赖国外消费转向依赖国内消费,则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可以维持;第二,进一步,如果能够借用国外储蓄、即净出口为负,则更能够支持消费主导的GDP支出结构。但是,纵观世界,在过去几十年中能够持续借用国外储蓄的国家只有美国,而美国的这种能力来自美元霸权及其背后的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实力。

  所以,消费主导的GDP支出结构,只有在经济从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人民币有能力成为关键储备货币的前提下才是可以被大力倡导的。否则,消费的增长只能维持在抵补外需、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水平上,不能因此导致投资的趋势性下降。

  错误倾向之三:过度强调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了倡导收入分配改革,一些激进的论者常常引用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这次全球危机的主要因素。对此,以危机的震源──美国为例。199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399,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7年是0.394,基尼系数没有显著恶化。1999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家庭和5%家庭分别占有总收入的49.4%和21.5%,2007年这两个指标分别变为49.7%和21.2%,家庭收入分配格局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如果再考察欧洲国家,情况也大体如此。换言之,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的确存在,但绝非导致这次危机的主要因素,甚至就不是危机发生的因。

  恰恰相反,对收入分配问题过度的强调、以至于陷入福利主义的桎梏,却是这次发达国家陷入危机的重要基础。欧洲的福利主义大家皆以熟知,美国──一个常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领头羊的国家──实际上也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蜕变为了福利主义国家,只不过这种福利主义主要是通过金融手段、而非欧洲国家的财政手段。美国的金融手段就是次贷。事后我们知道,次贷不出问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次贷的对象都是那些没有偿还能力、甚至没有偿还意愿的中低收入家庭。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次贷会如此普及,为什么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政党、政府部门会如此熟视无睹?在《金融危机调查报告》中,美国国会组织的专家组总结道,次贷危机的基础就是美国政府、政党煽动的人人拥有住房的所谓“美国梦”。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当然要比其他国家严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发展阶段相关的。可以看到,在全球216个人口在三万以上的国家/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较低,低收入国家和穷国的基尼系数与发达国家一样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较高,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又比下中等收入国家(如印度)具有更高的基尼系数。这种状况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库茨涅茨的倒U曲线早就分析了收入分配先是随经济增长恶化、然后逐步改善的规律。

  具体而言,城乡差异、东中西部差异、部门收入分配问题是造成中国基尼系数较高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城乡差异和东中西部差异需要通过继续的工业化予以消解,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过高需要通过政府职能改革予以解决。如果超越发展阶段,回避政府职能改革这样的难题,而是以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去简单地追求公平,甚至行福利主义之实,那将很可能成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手。不幸的是,这种追求在政治上是最有诱惑力的,在舆论上是最能得到支持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8 17:39:5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煜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中国经济转型 (道场)
消费相对于生产的增长才是有意义的比较
坦率地说,宏观经济分析若和利益搅在一起,那么颠倒黑白的事就经常发生。有时候说多了,反而被社会所接受成了真理。
我非常不屑最近从投行的宏观分析师传出的一些搅局的言论, 一切都是为了炒作。最有代表性的如中国人没有消费吗?令人惊喜的中国消费者等等之类。
老实讲,孤立地谈消费,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搅局,混淆视听。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7倍,德国的10倍。消费总量的比较有意义吗?
的确,论总量来讲,中国的消费总量当下全球排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论现阶段增长速度,很可能中国在两年后超过德国,成为老三,五年后超过日本,成为老二。
但是,请想想人口的基数,4个中国人的收入支撑一个中国人的消费,才抵得上一个美国人消费的20%;你还有比较的幸福感吗? 而现实情况很可能是数十个中国人收入支撑一个中国人的消费,所以在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高档消费区、甚至在法国巴黎,中国人都表现出令世界感到夸张的购买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同时,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却降到了35%。
宏观分析是要讲结构--生产和消费结构,脱离生产增长讲消费的增长,再快也没有意义,相对生产来说,中国消费增长是滞缓。中国家庭消费的增长长期显著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显著落后于投资的增长。
家庭消费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家庭收入和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如果家庭收入增长慢于国民收入增长,且消费信贷不发达,消费速度增长会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及储蓄率。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差距由此产生。
所以,进入本世纪的十年,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大幅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家庭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萎缩,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储蓄是收入消费后的剩余,低消费率对应的是高储蓄率。中国的剩余流向了何方呢?谁又在做储蓄呢?本世纪以来,1999年~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大致是这样分配的: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家庭储蓄率从1999年的20.2%上升至2007年的22.9%),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率从1999年的2.7%上升至2007年的8.1%),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企业府储蓄率从1999年的13.7%上升至2007年的20%)。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再增加,家庭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
财富的分配流向拜赐于体制上的三大剩余榨取。
一是金融上的“劫贫济富”。 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雇佣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意味着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家庭)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国有部门,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
二是资源暴利 。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从而获取暴利。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牌照的,只有垄断部门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三是垄断暴利。经济学意义上讲,垄断利润的来源在于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部分消费者剩余就转化为了垄断生产商的利润;中国的垄断部门比这个更厉害,他们不仅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而且还可以讲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于是消费者剩余被拿走了,甚至全民的福利也被拿走了。
垄断行业拥有超额利润的同时,却基本不分红,国资委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有企业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 或5% 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即便分红的钱也直接进了国资委的金库中,而非财政收入(至少名义上是全民的财富),也就是说还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变为家庭收入的增长,而只能是国资委攻城略地的再投资。
高储蓄和高投资
收入和财富从家庭流向政府和垄断部门的体制下,中国经济的模式就只能定格于“高储蓄和高投资”。
“高储蓄必然高投资” ,高储蓄,意味着资金的价格相对低廉,刺激投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表象的背后。一个政府和国企部门几乎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的国家,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从这意义上讲,关键还是要看高储蓄在谁手中掌控,政府和其相关的企业部门剩余了越来越多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别无选择。同时他们垄断了资源配置中枢(金融),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压制家庭部门的储蓄所得,获取最大的投资收益。
而“高投资必然高储蓄”,投资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于是乎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政府经济必然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必然走向出口的经济。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应该彻底完蛋。

不触动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 可能什么也变不了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危机,中国政府用惯常工具予以回应  即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一剂巨额投资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甚至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从而使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财政和信贷扩张的冠军。
这些财政和信贷支持对提升净消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工厂继续开工固然有助总体消费,因为就业率得到了暂时的保证,然而更多地投资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投资的唯一经济目的在于增加未来产能,
而用加速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保持高就业的方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也没有解决中期消费过低的问题,仅仅是把难题的最终到来推迟了数年。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
中国家庭也很可能会再次被迫通过缓慢的工资增长和低储蓄利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买单。产能的继续增长只会使中国面对全球及美国消费收缩时更加难以适从。
中国政府渴望带动国内消费,但如果家庭被迫支付银行资本结构调整的代价,无利可图的投资潮继续买单,家庭消费不可能增加。历史先例表明,一个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家要转到消费型经济需要多年调整。最终,唯一有效的增加对国内消费依赖的途径是扭转收入分配,让转移到国家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回归到家庭。
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所以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的确政府是在做“调结构”的事 但我从现行的政策没有看到太多可能改变既有利益结构的方向 。
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失衡的态势,但是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 社会化大生产的四个环节,问题出在分配,我们却单独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做文章,不触动收入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都不会变化。
绕开分配的改革压产能,将会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其逻辑是压产能-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只能被赶进虚拟导致资产泡沫化,或者大量外流 。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
同样,绕开分配的改革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之后,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 。不可能提升消费率。

经济转型的拦路虎:垄断和高房价
中国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阶段。
中国经济若想再平衡,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让收入重新尽快从企业和国有部门手中回到家庭,使中国的消费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些政策可能蕴含有巨大的政治成本。需要考验我们决策者的勇气。
中国的国有部门和大企业完全依赖于由国民间接提供的各种补贴。假如国有企业要支付合理的借贷利率,其利润将完全消失。有学者初步测算,中国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每年占有1.4万亿租金。政府从经济领域大幅地退出将可能极大地减弱决策者对于国家经济制高点的掌控,这种改革性质不光是经济改革,更是政治改革。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社会和经济阵痛才发生的。中国若连短期的经济正常减速都不愿意承受,又如何能完成结构转型吗?
中国的经济转型千头万绪,但是捋清楚了,其实异常地清晰。
从宏观方向上讲,就是让收入和财富重新从国有和企业部门手中回到家庭。
从中观战略上讲,就是做城市化,只有城市化才能释放巨大的需求潜能。
2007年底中国城市人口5.9亿,按官方统计年鉴的数据,城市化率达到45%, 根据中国社科院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有效城市化率可能只有28%~35%,因为在现有城市人口中,有近2亿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候鸟”。这与那些迈入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金门槛的国家其当时的平均城市化率55%的水平,相距甚远。
可以简单测算一下,如果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能够上升到65%,即便不考虑个人消费水平的增长,光城市化就能使中国的私人消费从10万亿(人民币)增长至20万亿,2008年中国的出口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无论未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多么残酷,中国的消费增长的潜能也足以能够抵消掉,并支持中国长期高速增长轨道。
大胆想象一下中国城市化所能释放需求潜能吧,5亿现在年收入只有700美金的人一下子提升到5000美金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国民收入将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中国实现经济消费需求转型的战略逻辑就在于此。
从微观的改革操作层面讲,必须扫除阻碍战略顺利实施的体制障碍。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但是攻坚点只有两个:一是垄断,一是高房价。
有学者讲当下中国经济中只有“一个半”产业是市场经济,另外“一个半”则是政府垄断经济。第二产业和半个第三产业是对私人部门开放的。即便在半个第三产业里也是非主体行业,比如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而“一产”受制于土地制度的制度安排,开放权限有限;而“三产”的主体行业,诸如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 实际情况可能还远不于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要素资源的优势、资本的优势大肆进入第二产业中攻城略地。
从微观机制上讲,国有部门经济是典型**人经济,**人经济的利益激励是倾向于使产业流程内部化,这样越大的规模、越大的营业收入,越符合**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门经济倾向于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解构、外包来提升效率,如此使得基于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如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等业态迅速衍生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就业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城市化依托此方能大幅地推进。
当下的垄断利益扩张的态势从根本上摧毁了城市化的根基。
另一个拦路虎就是高房价,形成了对中国城市化的巨大约束。作为城市化的“古典模式”,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进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户。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他们也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了节,成千上万的乡村老板的确率先进城了,并在城市购房买地落户生根了,但跟在他们后面的“打工者”无力购房,只能“望房兴叹”,要么依然奔波于城乡之间而“离乡不离土”,要么以“农民工”身份屈居城市“边缘人”之列。“古典城市化”路径到此打住了。
说中国未来的城市化的提升空间是中国房价长期向上的最大基本面,这么高的房价,农民工又如何真正进得了城呢,成为一个巨大的逻辑悖论。
坦率地讲,政府一念之间即可戳破当下的楼市泡沫。尽管楼市泡沫破裂会造成巨大的短期动荡,但从大格局上看,如果用楼价50%的下跌换取一个城市化率30个百分点的提升,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9 16:50:41 | 显示全部楼层
发改委将编制城镇化规划 启动最大内需市场2012年12月19日11:08  21世纪经济报道 评论(248人参与)
  21世纪经济报道 定军

  北京报道

  12月18日,一年一度的发改委工作会议举行。

  与往年不一样的是,国家发改委明年工作的重点,从过去通常的八项变成了九项,新增加了城镇化内容,此意味着未来最大内需市场启动。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会上指出,尽管年初以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但是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转型发展空间和潜力广阔,稳定和扩大外需仍有可为。

  他除了和往年一样继续强调要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内容以外,明年的工作新增加了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内容。

  这包括要科学编制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抓紧研究制定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措施。引导和规范新城、新区健康发展。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编制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该规划对于城市群建设,以及大中小城市协调健康发展,以及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等进行了说明。该规划将上升到国家层面,并由国务院审批通过。这涉及到上百个城市定位,以及上万个小城镇的布局。

  此前有测算认为,中国每年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可以启动5万多亿的内需。如果未来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可以启动50万亿内需,相当于再造一个目前的GDP(国内生产总值)。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要大拆大建,盲目扩充城市规模。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专家方创琳指出,各个地方能否把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市民,还是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城镇化规划加紧编制

  国家发改委此前已经编写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主要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发展思路。

  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率队到广州考察,以农民工市民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机制为主题进行专题调研。其中农民工如何获得子女教育、居住、就业、社保等方面市民待遇,成为考察的重点。

  上述规划涉及到20个左右城市群建设,其中对国家中心城市、国家区域城市和地区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的定位进行了说明。其中初步定5个国家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天津。另外是国家区域城市和地区中小城市,共计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

  国家发改委的上述规划,将在**以及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还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以国家中心城市为例,目前中部的武汉有望纳入。

  此前上述城市群的规划,已经在国家十二五规划进行了图文并茂的说明。即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各个城市可以盲目增加人口。原因是目前像北京等地承载能力并不高。同时未来如何让已经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变成市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荆林波认为,目前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1.3%,其中1.8亿农民工去掉,真实的中国城市化率是35%左右。而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在70%以上,还有极端的国家是90%多,比如新加坡。

  “中国发展最大的潜力在于这块。全球的图景看得也很清楚,城市和农村人口2008年时已经全部倒过来,城市人口远远超过农村人口,未来增长的速度会更快。”他在近期2012首都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上说。

  启动最大内需市场

  城镇化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内需市场并没有错。不过要启动这个巨大的市场,则意味着未来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促进居民消费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的工作需要加强。

  国家发改委的年度工作会议对此进行了部署。张平指出,明年要引导和规范新城、新区健康发展。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城镇供水、排水和供暖设施的建设与改造。

  有估算认为,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能够替代10万亿出口。

  同时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能使中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个至0.24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会议指出,明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城镇基础设施,也要研究支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支持中部重点地区、城市群和特殊功能区加快发展。

  另外也要编制服务业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规划,研究制定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完善支持政策,健全行业标准,优化发展环境,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

  此前有专家透露,其实未来促进消费快速发展,国家也有必要制定新的规划。不过服务业规划的编制,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促进消费的规划越来越重要。国家在2007年编制了加快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意见,不过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3%的目标并未完成。十二五期间,上述两比重,分别要比十一五末再次提高4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产业所专家姜长云则认为,下一步编制新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意见是很重要的,这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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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2-26 11:36:4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农村城镇化的某些质疑

     
     听闻,国务院拟对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至少提高到现在的10倍。心头咯噔一惊,这意味着农村城镇化或阅“新农村一体化建设”将要全面铺开和提速。
     无论“城镇化”还是“一体化”,无疑都是以农民失去耕地(有个顺耳的名字称“农村土地流转”)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圈地高潮。本文作者以为,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漫长过程中,同时伴随出现了城市化,这是社会生态发展的自然规律,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然而,倘若以行政手段并辅利益诱之,实施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把农民赶到城市,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多赢的局面:1,作为农民,得到了眼前利益。农民也只能取眼前利益,这没得选择,能多给点自然是好事。2,作为政府,得到了本已枯竭的土地资源,土地财政得以维继,巨大的地方债务可缓解。3,作为中国经济,农村流转的土地或卖或集中规模经营,新一轮的建设热潮可期。
     可问题是,地方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再出现急功近利和盲目圈地,造成新一轮土地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显然是不可能给这一膨大而素质不高的群体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并且,突然以人为干预的方式大规模改变社会生态结构,其中远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存在不可预测性。总之,后果不堪设想,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因此,我们认为,农村城市化必须顺势而为,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而为。切不可盲目地全面铺开。
(作者  “猫眼茶室”:金雕,天道酬勤)


城市化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政府用行政手段违背自然规律一股风的做这件事,就会事与愿违。1,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政绩,胡乱圈地,建楼堂馆所,比城市广场阔气,大量闲置的城市周边工业区,还美之名曰弯道超车,这种人为造城带来严重资源浪费,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2,地方利益集团与权力勾结,抢占稀缺的土地资源,抬高土地价格,获取丰厚利益,给普通消费者雪上加霜,给真正用地的工业企业增加无法负担的土地成本,政府不仅公权力腐败,还做了杀鸡取卵的蠢事;3,满足了失地农民的眼前利益,再就业得不到法律保障,显然是政府的一种短视行为。
    大量的钢精水泥堆积和GDP数字,不能反映国家的强大和人民幸福,真正的发展在于实业兴邦 科技兴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民意的充分体现,我们不能重复过去拍脑袋的决策错误了,有些错误是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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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2-26 11:41:35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是唯一的消劫之道--中国经济迷局之三



如不出所料,未来几年,人民币迫于外部压力而较大幅度升值,那么很有可能引起长期资本的净流出,而发生逆转。如是,就会促使资产价格下跌,引发通货紧缩。政府为维护资本价格和避免通货紧缩,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大量增发货币,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面对出口市场萎缩、失业增加,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以及借城市化的“土地财政”走向尾声,地方政府庞大的开支没有了来源,这么多棘手的问题交织在一块,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是能缓解诸多矛盾的唯一消劫之道。当然我说是“唯一的”,是指在僵化地维持现有体制,“不动摇”的前提条件下,是“唯一的”。



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已经过去,大城市的继续扩张已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而“城市化”的结果是,经济资源更加集中大城市。虽然这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但却加剧了地区发展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就业机会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从而推高了房价。地方政府则借“城市化”而搞“土地财政”,从中渔利。而由于农村土地使用权不能形成市场而自由转让,和农民工收入微薄,他们无法在城市定居下来,转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从而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缓慢。



那么,自然而然,在“城市化”后,推进“城镇化”就成了拉动内需,解决就业和填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一石三鸟”的应对之策。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会提供就业机会,会缓解钢材等建材、和包括家电在内的家居产品的产能过剩,及扩大服务业。从而增加居民收入,部分抵消掉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居民购买力下降的影响,拉动内需。单是征收“房产税”,只有弥补财政收入的作用,对拉动内需和解决就业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只是对房产保有量和价值高的大城市作用显著。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也能为“房产税”扩大税源。政府已将“城镇化”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举措,目前许多地方也在着手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的大浪潮初现端倪。



何谓“城镇化”呢?就是建立和扩大小城镇建设,以土地换户口加补偿的方式,将农民集中到城镇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低价进一步征得农民的“宅基地”和农田,然后出让给开发商,收取土地转让金。农民则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转为城镇户口和城镇居民,完全放弃作为一个农业生产的经济主体。他可能继续受雇从事农业生产,或者从事其它非农生产或服务。



从整体而言,“城镇化”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如前所述,有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的作用。还有优化土地用途的作用,从农业方面看,也会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供条件,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其中的利益分配不可避免的会失去公正。如同“城市化”的进程一样,在城市飞速的发展下掩盖着无数的血泪和屈辱。只要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衡,任何的政策举措,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权力拥有者攫取财富的机会。毫无疑问的是“城镇化”会继续给地方政府提供攫取财富的机会,广大农民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利益,但却损失了本应具有土地自主权下的长期利益。



因而,“城镇化”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引擎和支柱,可以暂时缓解中国的诸多矛盾,凭此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这一过程也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变数。我们可以将“城市化”和“城镇化”都看成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逻辑下的遗产出让。不管官僚集团多么冠冕堂皇地宣称,土地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但在他们的意识中,其实都是前辈“打下来的”,归官僚集团继承与掌控。每一官僚分子,不管是靠父辈的荫庇,还是靠自己“混”进去的,都有权按其职位分享一定比例的利益。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在收取土地出让金后,再征房产税就是“理所当然”的。土地出让金是卖地所得,而“房产税”则是为房产提供保护而收取的保护费。至于70年土地使用权,我以为,到时会没有多大阻碍地成为永久使用权。一则关涉官僚集团的利益更大,二则涉及面太大。如果“城镇化”将农村土地出让殆尽,那就意味着官僚集团将继承而来的“打下来”的政治遗产耗尽了,意味着失去了保持现有体制“不动摇”的根基。如果到时没有获得新的合法性,就面临根本性的失衡。无论对哪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局面都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

  

这种危险的局面是可以避免的,端取决于官僚集团、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城镇化”进程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机会。更多的中国民众有机会接触到广泛的信息,民众与知识分子的距离更近了,有了发生密切联系的可能。以前的城乡分隔造成知识分子与民众在生活范围上区隔,知识分子下不去,也不愿意下去,乡村精英进入城市后也不再返回农村。如是,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影响民众的渠道。那么,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后,这种状况就会发生了改变。如果给予宽容甚至支持,假以时日,和有益的引导,从而公民社会得以成长壮大,为中国转型为自由民主社会打下基础,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自由主义者应当支持“城镇化”,但要保持对“城镇化”过程中不公正现象的批评,以尽量减少不公正现象。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能分享到更多的利益,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获得持续的发展。



当“城镇化”完成后,中国会到达一个真正的分歧点,现有的体制将再也无法维持了,要么走向“改良”的道路,要么走向“革命”的道路。我希望是前者。而在此之前,伴随着“城镇化”而带来的最大问题则是粮食安全和对土地的控制。



2010年10月11日
 楼主| 发表于 2012-12-26 11:47:22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制度不改革,永远都是那老样子,土地至少在农村内部要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让真正安心不到城市去而留在农村的所有人得到更多的土地,鼓励他们规模化(几百亩),集约化,机械化生产农业产品,去城市的通过高额补偿逐步彻底的卖出耕地脱离农村。本来这个进程很自然完成,硬是被斗地主均田地给破坏了,欧美没斗地主,结果大家都过的不错,欧美占人口多数的市民也没见的没饭吃。欧美最好的一点是,你实在怀念农村农夫生活,你还可以用钱买地当农夫,但是你不能2头占,实在要农村城市2头占,就多交土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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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2-31 11:40: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一迁都  权力的凶猛与城镇化陷阱
发表于:2012-12-26 11:09:39

         如果只能用两个词描述当下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状态,我会选择“恐惧”与“逃离”。底层是对生活压力的恐惧,中上层和高层是对安全的恐惧;而逃离的路径相当单一,走的是一条“单向街”:小乡村奔向城镇,城镇奔向省会和市县所在地,县市省会奔向北上广深等一线大都市,大都市则奔向海外。当然,整体趋势如此,并不是每个狼奔豕突的“逃离”者都严格遵循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路径,一步到位者大有人在。

  在《世纪大迁徙  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一书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化与世界各国城市化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权力几乎控制一切社会资源,越到基层(除了鸟不拉屎的偏远山乡),越到小城镇,这种权力单极化控制一切的倾程度就越厉害,公平与自由竞争就越不可能。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除了在自然环境上遵循人口地理线  胡焕庸线的规律之外,还必须遵循另一条线  人文社会线  百万人口线的规律限制。只有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个体才获得相对的自由与公平。越大的城市,自由度和公平度也越大。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人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小城市一套房;宁可忍受大城市极其恶劣的交通拥堵和汽车尾气污染,也不稀罕小城镇清新的空气、便捷的交通和悠闲的生活。

  不论在书里、课堂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都告诫年轻人,尽一切可能到大都市去。“溪水正急于奔向大海,浪潮却渴望重回陆地”,当你还是一滴水的时候,融入大海才不至于干涸;只有当你成为浪花甚至巨浪,才有回到内地、小城镇和乡村的“资格与本钱”。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内地和基层的法治状况比我想像的还要恶劣,乃至于即使你已经成为“大鳄”,仍然避免不了被凶猛的权力蚕食的命运,仍然避免不了“逃往北上广”的命运。支撑这个论断的,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事件:2012年,三一重工宣布迁都北京!

  2012年11月29日,环球企业家网刊出《环球企业家》杂志报道《三一恨别长沙》,文章说:

  间谍、绑架、阴谋、诽谤、300亿元融资告吹……是什么样的作恶力量,让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被逼出走长沙?梁稳根向本刊独家剖白多年来的内心隐忍和愤怒。

  在应付无聊诉讼、个人毁谤问题上,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过去数年的做法是以德报怨,他一直对是非敬而远之 不解释,亦极少公开抱怨。不过,眼下他决定摆脱这一切。“结束这一切,只有靠良知回归,可人性之恶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梁稳根愤怒地对《环球企业家》说。在11月23日的早餐会上,绝望之下梁在内部宣布将公司职能总部迁离长沙(搬到北京)。搬迁将在两个月内完成。

  梁稳根一手创建的三一集团拥有超过5.8万名员工,2011年营收高达802亿元,上交利税超过160亿元 这一数字在湖南省仅次于湖南中烟工业公司,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三一集团、三一国际)合并市值超过1500亿元。受惠于三一的样板效应,2011年,机械装备工业完成增加值占湖南省规模工业的比重超过25%,利润比重则超过40%。

  在财富之外,梁稳根亦收获盛名。早在数年前,梁稳根就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热门人选  在旁观者看来,如此荣誉显然足以让梁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商业环境里游刃有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身处于长期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其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梁说。

  在三一向湖南省委提交的一份《关于将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请示》里,三一称:“两年来,中联重科不断捏造针对三一的荒诞传闻,不断组织针对三一的负面报道,不断发出针对三一的不实举报,迫使三一投入大量精力接受调查、举证澄清,而始作俑者却丝毫未损”;“处于这样的非理性恶意竞争环境下,三一不可能获得长远发展,产业理想更无从实现;中联也不可能将精力和智慧放到正常经营上来,成长为真正的优秀企业。”

  2011年9月7日,胡润研究院在上海公布,梁稳根以财富700亿元首次成为“2011年中国首富”。梁稳根是外界公认的“湖南首富”。

  很显然,三一重工是受到了有权力背景的竞争对手的强大压力,才选择迁都北京,一个这么大的企业到了被迫搬迁的地步,即使打击的力量主要来自竞争对手,没有权力的配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当地首富和当地最大企业之一的梁稳根和三一重工,命运尚且如此,其他小人物小企业,在地方“权力凶猛”之下的生存和竞争状态,更是可想而知。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大城市的空气使人更加自由,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是如此,凭心而论,北上广深的法治化环境,整体上还是要比内地和中小城市好一些。从江泽民朱镕基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倡导和鼓励“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但如果“城镇化”没有法治做根基,没有法治政府为依据,没有从根本上将权力关进笼子,“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再好的自然环境也只适合养老,而不适合创业。
 楼主| 发表于 2013-1-8 11:19:2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城镇化过程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和骗局

    据报道说,中国今后将要加速城镇化的过程。当然,为了赢得支持,他们说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巨大阴谋和骗局,特别是十多年来城镇化速度加快,这个阴谋和骗局越来越为更多的人识破,只是无能为力而已。之所以说城镇化是一个阴谋和骗局,原因如下:

    第一,为资本家等提供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改革私有化的加快,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权贵资本家和外国企业在话越来越多,中国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殖民经济。外资企业、新兴资产阶级、权贵资本家和外国企业需要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有九亿农民,是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搞所谓的城镇化,让农民失去土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越多越好,劳动力越廉价,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越多。

    第二,为继续发展房地产业做准备。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虽然如此,但是有人看到了房地产业对经济的巨大刺激作用,为了确保自己任期经济增长,显示自己领导有方,保住自己的位置,今后中国会大力扶持房地产业的发展。虽说现在搞什么宏观调控,打压房价,谁都知道这是在做个样子给老百姓看,平息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转移老百姓对这些人的注意力,要不这长时间为何打压不下来。城镇化,首先是从城市周边开始,把农民弄进城里,把土地腾出来给房地产商。

    第三,为转基因农作物在全国推广做准备。城镇化必然导致中国可能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从而导致中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民以食为天嘛,如果粮食产量下降必然引起不稳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那只有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中国传统农产品抗病害能力差,每年导致不少粮食损失;而转基因农作物抗病力强,推广转基因农业可以增加产量。这下,我们不难明白,连非洲国家宁愿饿死都不愿意吃的转基因,更别说西方国家自己吃了,为何能在中国畅通无阻,有人极力推行,甚至把学生作为试验。

    几十年来,中国每年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民工达到1.5亿人。这些人在城镇特别是城市从事劳动条件最恶劣、劳动安全卫士最差、劳动待遇最低廉(甚至还得不到保障)的劳动工作。几十年来,这1.5亿进程的农民工不说住在城里,就连最基本的工资都无法保障  每年有无数农民到年尾的时候被欠薪,甚至不发,只能采取极端措施。

    农民工的上述问题都无法解决,还扯谈什么城镇化?

    如果这不是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城镇化,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和骗局。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3-1-8 11:22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3-1-8 11:21: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令人困惑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令人困惑和不安的是,这一表态让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商率先欢喜鼓舞。但房地产商不要高兴得太早,虽然城镇化可能会助推房价,但高房价也会阻碍城镇化,最终还要看城镇化能否转化为对房地产的有效需求。其实,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还有许多让人困惑的地方。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从字面上来看,城镇化或许意味着农村人口不必像国际通行的“城市化”那样转移到大中城市,小城镇也成为农村人口转移的目的地,官方“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表述也印证了这一点。从这一角度来看,城镇化这个概念本身似乎就很有中国特色,而不必再用中国特色来修饰了。

这种“一个都不能少”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思路在实践中会遇到诸多问题。建国初期,中国曾提出“农村工业化”的口号,所谓的“工农商学兵”一体,在农村就地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各家各户大炼钢铁就是生动的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又提出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模式,但实践看来,只有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可以生存下来,中西部的大多数乡镇企业并无多少发展前景,乡镇企业也渐渐成了历史名词,这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农民纷纷长途跋涉奔赴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原因。

即使目前沿海传统产业有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但是不是所有地区都应该大力发展小城镇以吸引农民进城还值得商榷,主要障碍就是内陆不具备沿海的区位优势,而吸引农民进城需要发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作为支撑。小城镇盖了大楼建了广场修了高速公路,就能吸引本地的农民吗?从金融危机爆发后农村流动人口的趋势来看,只有少部分人愿意留在家乡工作,大部分人还是在经济开始复苏后,又重新奔向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另外,考虑到中国已经开展了新农村建设,再大力发展小城镇也有重复建设之嫌,至少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是对土地资源和其他能源的浪费。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城镇化到底让谁受益?本来,城镇化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这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不用再被当作“盲流”,不用再交在城市工作所需的各种证件的费用,可以正大光明地享受同城镇居民一样的各种公共福利。但从实践来看,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并不如意。

虽然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推进,但城镇化主要是吸收农民来打工,而不是来定居,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各地迁徙,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暂住在城市的临时建筑工棚和企业昏暗拥挤的宿舍里,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让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有高估的嫌疑,否则统计数据显示的每年1000多万新增城市人口来自哪里呢?仅通过上学、参军和征地安置等因素恐怕很难解释。

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最失意的还是土地问题,由于中国的城镇化基本上是政府主导,政府强制征用城镇郊区的农村土地,但并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补偿,部分农民也就丧失了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出售土地而得到原始积累的机会,这些无地无业的农民可以说是“被城镇化”了。与土地相关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政府在城镇化中通过征地再出售获益最大,房价也被不断推高,但“被城镇化”的农民和城镇中原有的低收入群体却要承担城镇化过程中的巨大成本。尽管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有一定积极意义,这有助于长期生活在城镇中的农民获得宝贵的“市民权”,但如果因此进一步助推城镇的高房价,大多数农民还是无法转移到城镇。数据显示,近几年在高房价的重压下,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在放缓了。

目前看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可以看做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喜欢的城镇化。但城镇化并不仅仅是给农民以城镇户口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生存的空间和权利。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政府尊重经济规律,不要盲目大搞小城镇建设,而且要把土地的增值收益还给农民,让农民有资本融入城市。
 楼主| 发表于 2013-1-9 14:32:54 | 显示全部楼层
昏招迭出的“城镇化”
2013/1/4 15:03:4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近来多次强调城镇化,称之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各方面讯息均显示,城镇化将成为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重点。

    从国家现代化发展和拓展经济新的增长点的角度来讲,广大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似乎的确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潜力和良机所在。截止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0%,按农村合理人口为2亿计算,中国有高达5亿的农村剩余人口需要进入城市。理想上看,如果中国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然后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让资本可以下乡,广大农民获得巨额征地补偿款后购房进城,又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力。这样的城镇化过程必然是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必能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十足动力,足以让中国经济规模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和阶段,可谓是一招妙棋。显然,李克强总理的这一思想和思路相当不错,既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然而,机会未必就是良机,也可能是陷阱。一切其实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搞不好可能是捉鸡不成蚀把米,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的执政精英们还得从长计议、用心思量才好!

    一、城镇化的陷阱

    很明显,城镇化的这种思路中,有一个根本的关键点被忽略或漠视了。就是城镇化后的这高达5亿人口的城市新市民,要依靠什么来生产与生活呢?我们不得而知。5亿人口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35%,中国的经济规模需要扩大多少才能足以养活和吸纳这庞大的5亿人口?又需要消化全世界多少矿产与资源才能支撑起这庞大的经济规模?这多出来的庞大国民生产总值要由谁来消费才能得以最终消化?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吸纳农村剩余人口的速度,能赶得上农村剩余人口被释放的速度吗?如果这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无法解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城镇化的结果就只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灾难,所谓机会就不是良机,而是个陷阱!

    暂时而言,中国的资本圈地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资本得到土地,农民得到“巨额”收入,促进了社会消费,政府发展了经济。因此,一旦在法律上确定资本可以购买土地,中国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资本圈地运动。强硬的资本遇到羸弱的农民,那就是狼入羊群。而各地官员明显将站在资本一边,协助资本圈地。对官员们来说,这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自身利益的必然。因此,一旦开启资本圈地的口子,中国农村剩余人口将以加速度的方式被释放出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既有生产方式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所能雇佣的人数越来越少。因此,无论如何,一旦出现资本圈地现象,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吸纳农村剩余人口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农村地区剩余人口被释放出来的速度。而多出来的剩余人口,无疑就会是中国的灾难!

    据华尔街日报数字,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里,虽然中国经济以7.8%的高速度增长,而就业人数的增加只有1%。技术的创新使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使生产所需的工人数量急剧减少。因此,技术的提升越来越只能带来资本量的增加,却不能使更多的工人获益。显然,即便中国今后以10%以上,而不是8%以下的速度发展经济,中国也远远解决不了农村大量剩余人口在城市里的就业与生活等问题。显然,这种以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为特征和基础的城镇化不可能是良机,只能是灾难。

    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已经是严重过剩了。当欧美金融危机持续深入发展,海外市场低迷,而人民币又大幅升值,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货膨胀等,中国经济正步入深度调整期,潜在增速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想依靠经济发展来促进城市就业增加,以解决农村剩余人口在城市中的生产与生活问题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在生产力过剩而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本就十分困难,却要中国城市再吸收5亿的农村剩余人口,这不是在给社会添乱,给城市发展增加负担么?

    农村剩余人口的城市化,实际上并不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多大的消费提升。有能力在城市买房并能很好生产与生活的,早就已经实现;没有能力的,即便通过征地补偿,其所拥有的财富也不足以在城市里买房、置业。单纯向城市注入新的农村剩余人口,在消费力上,长期而言,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有限的,其所带来的消费增加都不足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中国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0%,但因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9倍,因而贡献了全部居民消费支出的75%左右。显然,农村剩余人口的消费力并不高,仅有的一点征地补偿收入能够买得起住房就不错了。因此,城市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得依靠城市自身市民的收入增加来解决。

    要想让新增农村剩余人口拥有和原城市人口一样的消费力,无疑得依靠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让这些城市新人拥有足够收入才行。这些城市新人要能够具有消费力,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不仅要购买城市里的房子,还要长期在城市中消费才行。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如果这些城市新人没有收入来源,就没有办法在城市中长期消费。因此,解决这庞大农村剩余人口的收入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问题。解决了就是好事,解决不了就是灾难。可以说,在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也有人说,这庞大农村剩余人口还可以为城市经济提供丰富劳动力,从而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在中国,有价值的农村劳动力基本都已经进入城市。在城市中的2亿农民工基本都是农村的纯劳动力。留守在农村的,一般都是这些农民工的父母、子女,在农村可以从事一些简单的农业和家庭劳动,却无法也不胜任城市的高体力、高智力劳动。现在农村剩余的这5亿剩余劳动力,许多都是些老弱病残、儿童、妇女。因此,想依靠农村剩余的这5亿人口来为城市经济注入新的劳动力,是有点期望太高了。

    而且,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太低了,工人们想要买房、置业、消费却无钱。在此情况下,继续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劳动力,必将进一步降低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更加不利于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劳动力不足或成本太高的问题,而是生产力过剩,劳动阶层收入过低,从而导致社会无力消费的问题。这种企图以注入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发展城市经济的思路明显是不正确的。

    在农村剩余人口并不足以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消费和劳动力利好的情况下,要想继续吸纳这庞大的剩余人口,以实现城镇化目标,必须还得依靠现有的经济发展才行。结合西方国家的产业与就业结构来看,中国社会制造业发达并严重过剩,但服务业严重滞后。在2001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非农业就业人口中,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美国是63.9%,英国是73.4%,法国是74.1%,德国是64.7%,日本是63.9%。而在中国在2005年服务业劳动就业率仅有30%多,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大部分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世界发达国家服务业多数都达到三个70%的水平,即服务业产值占70%左右,GDP增长的70%来自于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吸纳了70%的就业人口。显然,大力发展服务业是中国城镇化得以成功的关键。

    然而,服务业的发展却是以居民普遍拥有较高收入为前提和基础的。只有居民的收入水平较高,服务业才有深入、扩大化的发展需求。服务业与居民收入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只有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促进中国服务业的深入发展。而服务业发展了,才能吸收更多的人口就业,才能提升城市的居民收入。只有首先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确保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的情况下,中国服务业才能逐步发展起来。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现代服务业一般是在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造业高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服务化”的新趋向,其产品的高附加值中,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来源于服务,而不是制造。制造企业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会逐渐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越来越利用分工更为专业、功能更为强大的服务性业务来整合自身的技术平台和服务平台,以进一步做强自己的核心事业。这样,就增加了对服务性业务的投入和使用,产生了对服务的大量需求,从而才能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壮大。

    显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以企业和居民的需求为前提的。因此,提高居民收入,促进企业发展成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关键。而企业发展又是以居民收入的提高为前提的,没有居民消费的增加也就没有企业的发展。因此,提升现有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服务业发展的需要。2011年9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要坚持持生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并重、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并举,大力发展各种支持生产、便民利民、增加就业的服务业态,重点培育现代物流、设计咨询、电子商务、健康服务等新的服务业态,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

    然而中国靠什么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现在的企业还在埋怨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如果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那企业怎样继续发展?显然,在现实中,居民工资收入和企业利润需求之间有一个悖逆的关系,正是这种悖逆的关系在制约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在没有解决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这种悖逆关系之前,城市经济是不可能良好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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