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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转载]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馅饼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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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9 14:35:36 | 显示全部楼层
而且,城市人口的增加是要消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现在中国城市自身的公共服务资源与体系本就不够发达,许多市民的社会保障都不到位,收入与生活水平低下,那里还有资源可供新增农村剩余人口使用与分享的?农民进城阻力重重的原因不仅是农民收入水平低,也是城市自身的资源不够丰富的结果。城市连自身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都难以解决,何来公共资源去解决新增农村剩余人口的生活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具名的专家就曾指出:“虽然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质量并不高,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约2亿左右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却不是市民的农民工,因此发展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有质量的城镇化。”在当前中国的这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下,即便让现有的这2亿农民工成为市民都颇为困难,还想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5亿农村剩余人口?不敢想象。

    问题的危险关键在于,这种城市化似乎是要准备以土地制度改革和所谓资本下乡为突破口的。自从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是最大红利,城镇化是未来中国最大消费点和经济增长来源,并将城镇化作为未来执政的重点之后,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土地制度改革,而我们国家更是迅速作出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把标准增加十倍甚至上不设限的决定。显然,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资本下乡,以及接下来的资本圈地运动似乎已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贫穷落后的农民,由于对贫穷的厌恶,对金钱的渴望,加上文化水平低,将明显倾向于快速变卖自己的土地,获得一定的“巨额”财富。因此,农村剩余人口的释放必然是以一种加速度进行的。然而这所谓的巨额财富其实甚至买不起城市里的一套简单住宅,加上暴富之后的非理性消费,大量的失地农民们势必将又迅速变为无产者。而我们的现有城市经济却又无法为其解决基本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届时,这些人的活路在那里?

    因此,这种以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为特征的所谓城镇化,实质是一个陷阱,一种为了资本的特殊巨额利益,而不顾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行为。这种城镇化,只是实现了资本的巨额利益,却必然导致普通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导致中国社会的动乱与纷争。一些人借国家欲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城镇化的契机,胡说什么:“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制度是城镇化的最大障碍,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即是农村土地改革。加速推进城市化,既可以提振消费需求,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于中国新领导人来说,没有比城镇化更好的方式来‘稳增长促和谐’了”,完全是狗屁不通、颠倒黑白的说法,明显是别有用心的。

    实际上,城镇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不宜于文革运动式的强力开发。简单、片面的强推城镇化,有如拔苗助长,只会让社会在稳定发展中夭折,却不会为社会带来任何好处与进步。这种以土地改革和资本下乡为特征的城镇化实质只是为资本圈地撕开的大口子,口子一开势必如大坝绝堤,洪水将冲垮整个中国社会!
 楼主| 发表于 2013-1-10 14:26:24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应解决民生问题

陈锡文表示,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是改善农业、农村、农民状况的巨大的杠杆。我国也将是世界上最艰难、最漫长的城镇化国家之一,我国今后的城镇化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重视解决民生问题,更加自觉、理性的推进。

城镇化需要解决农民的地位和出路。近些年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建设,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

“十二五”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就是要在“十二五”期末城镇化率达到51.5%,2010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7.5%,就是说在今后五年中城镇化率每年要提高0.8%。

陈锡文认为,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8%的任务不难实现。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13%,2000年城镇化率是36.2%,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47.5%。但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很多人是“被城市化”的,一些专家最尖锐的批评是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却被统计为城镇居民,比如进入城镇务工的一亿五千万农民没有城镇居民的权利和待遇,但是却被统计为市民。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国家都是按居住地统计,但是我国有复杂的情况。

陈锡文表示,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降低12%才能真正反映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是35%左右。

第二,低成本的城镇化推进不可持续,它会使经济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我国的快速城镇化与低成本推进有直接关系,包括低地价、低工资和大量污染排放的低成本治理。过去一两万元就可以从农民手里征地,现在越来越难,还易引发群体事件,造成社会不安定。农民工工资也在一直走高。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不允许污染随便排放。

陈锡文认为,应该客观理性的分析我国的城镇化。城镇化对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来说,已经是一种改善的生活状态,住房在改善,环境在改善。但是对农民来说,以往的城镇化是土地被拿走了,房子被拆掉了,进城后还没有应有的权益。

2000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尽管当时对这个提法的争议很大,但是人们普遍认识到巨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一定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持久不竭的动力,并且中国的城镇化要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的道路。

但是在十年之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没有协调发展,还是大中城市在发展,农民也没有顺利地转为市民。陈锡文对此解释说,第一,2000年前后在进行国企改革,城市的就业问题突出。第二,当时进行房改,停止分配福利房。第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摆在决策者面前现实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住房、社保问题。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实力大步推进城镇化,让农民进城的。城镇化本质转移农村人口,而能真正转移多少人口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陈锡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的城镇化的三次波折:

第一次,建国后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建设156项大工程,大量的农民进城。到60年代初,遇到了三年最困难时期,城镇化步伐不仅停了下来,还发生了逆转。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很多人都得上山下乡,这是逆城市化进程的。

第三次,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很多企业拿不到出口订单,沿海的企业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的状态,当时至少有两千万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岗位,返回农村。

陈锡文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在60年就经历了三次波折,城镇化能否顺利进行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只是着眼于漂亮城市的建设,而没有更多地去解决民生问题和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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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0 14:26:53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我总感觉里面有些猫腻。后来,想到楼房的居住期限,才想到这问题。
过去,有宅基地,农民可以几辈子都住同一房子里,不用交任何费用。可是,如果城镇化,农民的楼房估计只能有七十年的使用期限。七十年以后,就要花大钱买楼了。这样一来,房地产又能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了。
另外,过去农村人口增加,在村里就能分到一份宅基地,可以花几万不到,盖一处宅子。以后,这样的事情就没有了。没有政策说,以后,如果农村有新生人口,还会分到一处宅子,或优惠的楼房。所以,未来的农民生活一定很苦。十年或二十年就会看出来。

表面上,农民从平房到楼屋,实现了一大步的跨越。许多农民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以后的事,很少有人想清楚。实际上,政府只用一处楼房,用极小的代价,就买下了农民永远的土地使用权。农民失去的太多了。只是大部分人被骗了还不知道。
想想从1921年,中共对农村和农民的剥夺和利用,到现在可以说是彻底了。城镇化的出现,让农民最终一无所有地从土地上走出来。

城镇化是世界大趋势。中国农民必须要城镇化。但城镇化如何走,如何体现公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走法。而且,我们的城镇化过程中,伴着政府对利益的攫取,为巩固政权服务。立场和出发点摆在这里,再加上体制的僵化而贪婪,估计城镇化肯定不会是双赢之路。
 楼主| 发表于 2013-1-10 14:28:08 | 显示全部楼层
贺雪峰:反对积极城市化战略
      
  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农村小农经营的部分,一是进城务工的部分。离开其中任何一块,农民的日子都不好过。若大量农民进城买房或者搬到贫民区去,他们的收入只剩下务工收入,他们生活的贫困就会增加。

  若农民的进城不再可逆,他们势必更加依赖城市的就业机会。而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一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口减少,沿海加工企业的倒闭是必然的。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经济中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具备的特有的安全机制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中国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应对大的危机的能力。最终,就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我反对通过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或者建贫民区来推进积极的城市化战略,而主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城乡互动的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不是人为地阻止农民进城,而是认为切切不要人为地制造农民进城的积极条件。

 全家进城 日子更穷

  从农民角度看,农民无疑是有着进城积极性的。大量农民脱离农业进城务工经商,只要条件许可,农民更是渴望到城里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这正是当前已有大量农民不在村里建房而到城市买房的原因。不过,农民在做决策时总会有些犹豫,就是进城容易生活难。他们即使进城买了房子,他们能在城市住得下来吗?住下来能生活好吗?

  假设农民在城里买了房子,或至少有贫民区可住,从而全家老少都进城享受城市生活来了,他们的处境将会如何?我们来看看。

  进城农民的一家老少,其在城里的支出肯定要比在农村大,因为城市生活比农村昂贵,农村很多东西是免费的,城里的任何东西都得花钱买。

  再来看收入。进城农民能够买得起的商品房,只可能是内地小城市的房子,他们不可能买得起沿海大中城市的商品房。这些内地小城市的务工经商机会不多,且尤其是务工收入较少。相对来讲,沿海大中城市务工机会多,收入相对高。若进城家庭满足于在小城市务工,他们的收入就会比之前在沿海所得更少。其结果可能是进城后务工收入更少了。收入少而支出多,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困难。

  进城后,一家老少可以全家出动赚取收入,可以让老人帮人看门,让小孩去捡破烂。城里的破烂的确是比农村多。若只有几户农民全家搬进县城,县城看门、捡破烂的机会就会有。若农民进城买房已经成为潮流,则城里显然就没有那么多的看门和捡破烂的机会,因此农民进城后想通过全家老少出动增加收入的机会并不多。

  相反,在未进城时,农村老人和小孩在家种田还是可以赚些收入。在农村,老年人是不存在退休一说的,只要还能动,他们总要做些事情。小孩子至少可以做些喂猪养鸡的家务。当前农村人均耕地很少,农业劳动强度不高,几个不能外出的老人和妇女同志就可以勉强对付。

  不要小看了这些老头老太太对付的小农经营,他们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往往还可以解决全家的肉禽蛋奶问题,解决全家的粮食供给问题,可以应付家中一般性的开支。也因此,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所赚回来的打工钱,就成了一家一年来净赚的收入。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收入结构中,外出务工与在家务农收入各占一半。正是务农的收入,使农民可以将外出务工收入作为一年的净收入积攒下来,或者在村里修建楼房,或者到县城购买商品房。

  一旦全家老少进城了,则务农的那一半收入就没有了。进城务工收入维持一家老少的城市生活,就越来越捉襟见肘。进城一家老少终于明白,仅仅靠务工收入不足于支撑一家老少的城市生活。城里生活反而不如农村生活舒适。

  若农民在县城买了商品房,又到沿海务工,则农民进城就显得滑稽。因为他们将一家老少搬到生活费用昂贵的城里,自己却到沿海务工以勉强维持一家人在城里的糊口生活。一年又一年,一分钱都无法积攒下来。而之前在农村,外出务工是可以攒钱的,也就是可以攒下一些未来的希望和宏大的志向。
 可能失去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

  农民进城的问题之二是,若农民已经全家搬到城市,他们事实上就彻底脱离了农村,就再也没有可能返回农村了。若如此,事情就会变得麻烦。

  众所周之,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极高,且中国经济结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利润低,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口减少,沿海加工企业的倒闭是必然的。这样,在沿海和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就会大幅度减少。

  现在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他们失去城市的就业,他们也可以回到村庄,过至少可以保障温饱的生活。其实,这正是中国目前能够在经济外向程度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效应对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甚至是中国目前社会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秘密。

  而若农民的进城不再可逆,农民不再能够从农业中获取他们的另一半收入,他们势必更加依赖城市的就业机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就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经济中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具备的特有的安全机制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中国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应对大的危机的能力。最终,就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 14:37:03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是房地产祸国殃民的继续

     

    中国房地产业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违法犯罪的基础上。因此,中国房地产业一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东西,注定了它的祸国殃民的本质。

    推行把房地产当做支柱产业的错误政策,并且纵容房地产的恶性膨胀,已经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使得中国政治败坏、经济溃烂、文化崩塌、社会堕落。正如储建国先生所说:“十年房地产运动让执政党的腐败更加根深蒂固,而且明目张胆。它是一场政治灾难,也是一场文明灾难。”
  
    铸成这样一个局面,简直是滔天大罪啊!

    极其不幸的是,中国还要在这条邪路上狂奔  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就是房地产祸国殃民的继续。

    把城镇化当做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极其荒谬和极端不负责任的。

    首先,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的结果带来了城镇化,城镇化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和动力。这相当于天亮带来了公鸡的鸣叫,公鸡的鸣叫是天亮的结果,但公鸡的鸣叫绝不是天亮的原因和动力。把城镇化当做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动力乃是倒果为因,就相当于把公鸡鸣叫当做天亮的动力一样,是极其荒谬的。

    其次,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亟需提升产业竞争力,这才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此外,中国经济已经在房地产祸国殃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把城镇化当做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继续把中国经济引向烧水泥、垒砖头的低级水平,继续房地产祸国殃民的道路,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1-14 10:42: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专家:改革土地制度可让中国多数家庭住独栋房屋2013年01月14日06:51  南方新闻网

  南都讯 记者黄怡 实习生周世玲“有人说,欧美人居住的独栋房子我们是没有资格住的,这种想法相当糊涂,”上周六,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分享“农地产权改革与城镇化模式选择”话题。他建议改革土地制度,调整城市规划思维,让中国多数家庭拥有独栋房。

  “独栋房屋带来平和感、富足感”

  党国英说,中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不高,但是居住区的人口密度高。城市规划一般将居住区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压在25%以下。“人口密度越高,对人身心健康负面影响就越大”,党国英说,人口密集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私密空间的压榨。
  党国英认为,让大部分中国家庭拥有独栋房屋的社会意义重大。“拥有独栋房屋并对房基地拥有所有权的情形下,人们更易建立财产主人的心态,同时产生平和感、富足感。如果中国70%的家庭拥有带有一定面积院落的独栋房屋,社会心态将有显著不同”。

  “多数家庭住独栋房屋完全有可能”

  党国英说,几乎全社会都认为,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要集中居住,而且集中度要很高。但是仔细想一想,这是非常糊涂的。

  “如果对独栋房子的面积做限制,一个家庭用160平米来造房子,一亩地可以解决四户人家。1亿亩可以做4亿户。用1亿亩来解决独栋房子的问题,行不行呢?”

  党国英举例说,一座城市原来的住宅区用地为25 .1%,调整为独栋住宅区占30%,低密度楼房住宅区占地8%,加起来就是38%,可以让多数中产家庭住上独栋住宅。同时将公共机构用地从8.85%调整到5%,公共绿地从16.62%降低到8%。如此一来,独栋住宅的绿地可以补充公共绿地的不足,完全可以不损害城市的绿化。党国英说,自己曾拿这个想法与规划专家印证,只要改革目前的土地制度,调整规划思路,同时解决土地财政等问题,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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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4 11:33:06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型城镇化  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支点
              
  编者按 岁末年初,以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的改革之音逐渐高亢。“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从**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并进行了重点部署。这向国内外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撬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球1/5人口的生活品质,是中国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然而,新型城镇化并非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就蓝图,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出现的诸多问题:城市急速扩张、农民被迫上楼、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破坏……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半月谈记者分赴江苏、浙江、四川、山西、河南、江西等地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听取广大群众、业界专家以及政府官员踊跃建言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对忽视进城农民权益、制造“城市边缘人”的做法说不,让农业转移人口顺利转化为市民;应该维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财富成为进城农民生存发展的长久支撑;应该大力拓展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让新老城镇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农民市民化:变“边缘人”为“主体人”

  不少人认为城镇化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身份的转化,事实上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面对的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如何拆除各类政策“屏障”,使其享受到住房、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市民化待遇。

  应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未来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的回答开宗明义:“中国下一步的城镇化绝对不能走以前城镇化的老路,要解决农民进城问题,就要从‘物的城镇化’转移到‘人的城镇化’,而‘物的城镇化’一定要服务于‘人的城镇化’。”

  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谭克俭认为,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进,城镇化的主体  农民,应该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谭克俭说:“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口层次跨度较大,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要鼓励多样性的城镇化形态成为发展的主流。”

  “实现城镇化的核心因素是人,这要求尽快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补齐‘人的城镇化’水平低、质量差的短板。”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以城镇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该移居城镇还是守望田园?一位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表示:“地方政府应当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迫。”近年来,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人上楼了,但鸡鸭羊却不能上楼,农民没钱交卫生费、物业费,有的宁愿睡在羊圈里也不愿住在楼房里。

  “要防止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提醒,近年来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采取行政手段迫使农民“上楼”,征用农地。这种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静思考、科学抉择和合理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修鞋的、卖菜的和房地产老板都应该在城市得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刘道兴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也接触到了不少留在乡村就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农民,何宗汉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55岁的何宗汉是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东榆镇槐树村人。“过去,我们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泥巴水。环境太差,养老太难。”何宗汉说,3年前他本打算卖掉家业,离开槐树村去投奔在海南三亚的两个女儿。不过老何还没动身,槐树村就已变了样。

  如今的槐树村,土坯房没了,一座座漂亮的楼房拔地而起;水泥通村路直达农家小院,宽阔的村民活动广场美观大气,还配套有公共体育设施;蔬菜大棚、乡村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精明的何宗汉在家里一楼开了个小型超市,其余楼层开发做农家乐,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现在,何宗汉不光自己不愿去三亚,还把小女儿和女婿从三亚叫回来照看生意。

  拆除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屏障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阻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障碍,然而,仅仅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谭克俭认为,目前亟须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政策调整,包括城市公共管理政策、劳动与社会保障政策等。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表示:“让农民变市民,就要让进城务工的农民享受到同市民一样的待遇,让他们在城市有房住、有活干、有学上、生病了有医保、失业了有社保,这样才会安居乐业。”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我国有不少地方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无论是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还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都存在严重缺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士曾多次表示,如果以农民工实际享受的待遇衡量,目前纳入统计的城镇居民中,至少有1/4的人口没能充分享受市民待遇。

  上蔡县是河南省南部一个拥有13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大约有30多万人外出务工就业。在上蔡县第一初中,记者了解到,该校每个班少则百人,多则120余人,老师讲课时必须使用麦克风。

  “此现象并非只在上蔡县,在河南全省各县城都普遍存在。”河南省一位教育界人士分析,造成县城中小学拥挤的原因主要是不完全的城市化。近几年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农村学校减少,大城市教育成本又高,农民工子女只能聚集到县城上学,客观上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除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外,还有住房、医疗、社保等问题让农民工无法在城市扎根。如何能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有专家建议,破除政策障碍,首先要建立以居住地为基本单元的人口管理和服务体制,将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其次,推进免费居住证制度,办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在子女就学、各种公共服务上与当地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第三,要分类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逐步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居住地有序落户。

  推进新型城镇化应防止“拔苗助长”

  “当前,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土地的城镇化已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剑平教授说,现阶段的城市发展多采用低密度、分散化方式,城市规模和占用土地面积迅速扩大。

  据统计,2000年至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0%多,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同期人均建设用地133平方米,超过国家规定限额3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表示,一些地方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目、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从而大搞扩城、造城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说,如果说多造点房子、多修点路、多建几座摩天大楼就算城镇化,这样的理解太肤浅了。新型城镇化必须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不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更关注人们的生活品质。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家们表示,一定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城镇化建设,走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半月谈内部版》2013年第1期,记者 李钧德 梁晓飞 蔡玉高 王政)
 楼主| 发表于 2013-1-14 11:33:49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权益市场化:开启城乡之间的财富之门
     土地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少专家呼吁,应加快推进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确定价格补偿,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征用过程中,可允许农民以土地和房产出租、入股,使他们得到足够的补偿,让土地继续为失地农民提供生存发展、增收致富的长久支撑。新型城镇化,应该用土地为农民开启一扇财富之门。

     要让失地农民成为获益主体

     采访中,一位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却很少获益。甚至可以说,个别地方的城镇化就是对农民不断盘剥的过程。”

     “地王”不断刷新,地价不断攀高,推动商品房价格大幅上升……这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的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生财之道,用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拿到土地,再经过拍卖,以高出成本数倍甚至十多倍的价格转手卖出,从中赚取巨额收益。

    江苏淮安的失地农民朱海成告诉半月谈记者:“当时政府征地时给我们的价格是1亩地1万多元,家里所有的地一共才不到10万元,这些钱根本维持不了生活。”

     南京市建邺区的拆迁户黄胜利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记者,尽管拆迁时通过市场评估给了他一个补偿价,但实际上政府将土地拆迁后的拍卖所得远远高于拆迁成本,这对拆迁户而言并不公平。

     城镇化围绕土地必定产生大量的投资和建设,这就需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农民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

     在2012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发布会上,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郑凌志表示,在近年来出台的各项土地政策中,都首先强调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的用益物权,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

     2011年12月,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要切实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确定增减挂钩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农村重大事项议事制度,依法听证、公示;凡集体组织和农民不同意的,不得强行开展;严禁强拆强建,严禁强迫农民住高楼。

     “推进新型城镇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必须跟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说,要实现农民土地财产可股份化、可交易化,让进城农民有机会将农村的财产变现和交易,从而在城市能够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

    拧紧土地融资阀门

     要想新型城镇化不再走“经营土地”的老路,就必须转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权威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机构都承担了融资功能,以贷款方式取得的土地储备资金用于股权投资、出借和市政设施建设等。虽然这种模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但这种模式既不合规,更存在风险。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汪德华指出,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魔法杖”。这种融资机制是“成就”与“争议”的结合体,它既给城镇建设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也使得以房价高企为代表的社会问题越来越难以承受。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经营土地获利,政府成了市场主体,以管理手段实现经营目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要求土地储备融资要严格执行年度融资规模控制卡管理;土地储备机构贷款不得用于城市建设及其他与土地储备业务无关项目。

     汪德华表示,发展市政债将成为化解城镇化融资难的突破口。市政债是国际通行且公平的筹资手段,它是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把城镇化建设未来收益平移到目前来使用,将来再逐步偿还。这将有利于缓解土地财政模式的收入冲动,解决地方融资过程中平台公司隐性负债问题。

     探索土地权益市场化,从确权开始

     当前进行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被视为保障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权益的重要手段,其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

     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对于现行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修改,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相关专家认为,这不仅对于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也将为新型城镇化铺平道路。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将土地要素与产业资本、农业企业有效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能,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显化土地资产价值。

     浙江省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通过城乡土地统筹,实现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让农民在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也能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土地红利。

     土地权益市场化的改革千头万绪,但首先应从产权明晰开始。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被认为是围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最近,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元山镇中岭村村民罗正祥领到三本产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有了这些证,罗正祥就可以在农村信用社以农村产权作为抵押进行贷款,也可以和全村其他人一起将村里的农用地整合起来,引入社会资本进行现代农业项目开发。(《半月谈内部版》2013年第1期,记者 蔡玉高 梁晓飞 侯大伟 杨迪)

新型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到底应该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集约用地之路,保障资源长久支撑

     由于中国的耕地资源有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说,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用地粗放浪费现象却依然突出。一些城市新区建设盲目扩张,部分工业园区重复布局,这种粗放的用地方式更加剧了我国的用地矛盾。

     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时,不顾自身财力,不顾土地等资源的承载力,已经造成很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说,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一些地方出现“睡城”现象,每天早晚高峰,有数十万人在同一时间往返十几甚至几十公里上下班。

     “更有甚者,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粗放式占用大量土地,其危害比单宗违法用地事件更为恶劣。”

     业内专家表示,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土地资源的粗放方式必须得到改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说,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政策。

     针对此,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要基本建立起符合本地区特点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体系,积极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加大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逐级分解落实“十二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下降30%的目标任务。

     在节约集约用地过程中,加强规划、提高产业聚集度和用地强度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还需注意防止走偏。一些地方将推动农民转为高层、多层居住作为集约利用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却忽视了农业的产业特点和农民的就业问题,结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我国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盲目撤并村庄、将农民赶上楼,以为可以节约很多耕地。须知许多农民虽已上楼,但还在务农,上楼后农机具、粮食、种子和肥料等没有地方堆放,只能堆在楼下绿地中。农民种地是一种循环经济,如果一味赶农民上楼,不仅造成农业循环链断裂,而且还忽视了庭院经济的收益。

     专家表示,土地是农民的核心权益,在集约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视保障农民的权益,才能为城镇化利用土地资源提供长久支撑。

     走绿色低碳城镇化之路,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城镇化的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将为绿色人居、建筑节能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佐军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这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推动建筑的低碳化、节能化,建设生态城市。

     仇保兴表示,生态城市是系统地降低城市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通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小区、绿色产业等,共同构建生态城市。

    同时,仇保兴提醒,我国地形非常复杂,气候条件差异大,不同地方的生态城市应该因地制宜,像绿色建筑一样应具有当地气候适应性,需要立足于当地实际,这就要求生态城市的模式是多样化的。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一窝蜂上,不能搞一刀切。

     实现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还需注意成本问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一些地方发展低碳城镇的模式存在成本太高、不易推广的问题,并且容易被形式化。单纯追求视觉方面的绿色、低碳效果,不能从根本上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国外经验表明,实现低碳发展要把握三个因素:政府引导、市场作用、正确的消费观念。

     在建设新型生态城市群过程中,黑龙江垦区大打“低碳牌”,建成100多座低碳城镇。该区域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注重配套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灯、节水及绿色交通设施,取缔小锅炉、小烟囱,大力引进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等供暖新技术,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使百姓过上低碳生活。

     走智能城镇化之路,让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智能化发展被确定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之一,这一面向未来的提法激发了人们对于智慧城市的想象空间。

     据专家介绍,智慧城市可以使人们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城市运转更高效、更敏捷、更低碳,涉及面包括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人们可以用手机移动接收和发送关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信息,看病、上班、出差、休闲都变得轻松愉快,而城市也随之更加智能、绿色、高效、美丽。

     令人欣喜的是,智能化城镇正在走向现实。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着手开展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这些文件指出,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超过50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

     “让城市做到真正的智能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城市需要两三年,有的城市需要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业内人士、IBM大中华区副总裁范宇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有远景、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而且要结合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来实施。此外,在信息网络方面,国家要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从长期来看,智慧城市建设在政府投入支撑下将保持高速增长,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管理、城市安防、医疗信息化等领域前景广阔。据业内人士估算,随着我国更多城市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十二五”期间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会带来2万亿元的产业发展机会。(《半月谈内部版》2013年第1期,记者 王永霞 梁晓飞 王政 郭强)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1:34:50 | 显示全部楼层
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新农村”建设陷阱:投资商被套牢
邹昌波 于 2013/1/13 17:27:0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黑恶势力拍得土地,却拒不缴纳出让金。邀建筑商投资共同开发,却中途违约独吞售房款  这就是发生在淮滨县新农村建设中的咄咄怪事。

“没想到来淮滨投资,却上了个这么大的圈套。”2012年12月27日,建筑商宋春红告诉记者。

淮滨县地处信阳东北,与安徽搭界。该县王家岗乡的王岗村有2500多人口,人均耕地1.5亩,是镇政府所在地。2007年,王岗村新农村建设启动,当年4月12日,王岗村村委主任王成东的妹夫赵玉春,与固始县(淮滨县的邻县,信阳市所辖)建筑商宋春红等人签订《联合开发合同》。

该合同约定由赵玉春提供土地,办理一切手续,并负责上述费用;而宋春红等人负责房屋施工,并承担施工费用。双方按照房屋销售利润对半分成。

合同签订当天,王家岗乡政府又与赵玉春和宋春红等人签订协议,前者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招商引资方,将相关地块委托给赵、宋等人所有。

之前,为安置受淮河水灾的移民,王岗村和附近的吴岗村腾出了不少耕地。如吴岗村就腾出了47亩耕地,国家按每亩七千元的价格给予补偿。后来,移民另行择地安置了,这些腾出来的土地被村民复耕,赵玉春等人就瞄上了这些地。

2007年9月底,吴岗村民、70岁的李守娥目睹了这一辈子没见过的恐怖场面:100多壮汉,统一穿运动鞋、戴白色安全帽、手拿棍子站在她家的地头,有人开始拉线、丈量,李守娥因补偿价格过低上前理论,结果头部被打伤住院多天。

最后,赵玉春等人征得王岗村和相邻的吴岗村153亩土地。2007年9月29日,这些土地中极少部分(19229.76平方米,折合29亩多)被淮滨县国土局挂牌拍卖,由王伍以357万元购买。

王伍是淮滨县交通局运管所的干部,据传王岗村委主任王成东与之过从甚厚。竞买后,王伍却一直未缴纳357万元的土地出让金。而这些情况建筑商一方的宋春红都被蒙在鼓里。

2007年9月底,新农村社区开工,至当年11月,宋累计投入200多万元,2007年11月,因未缴纳出让金导致证照不齐,该项目被勒令停工。

停工后,自2008年开始,赵玉春、王成东等人开始公开向社会出售地皮和待建房屋。

“建到一半儿的房茬子(指待建房屋),一间卖到4、5万元。没有任何合法手续,你把钱给我,我给你打个条。”一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位村民买了一套有三间房的房屋,价格19万多元。

据记者调查,至2012年底,赵玉春一方已私自出售近40套房屋,附近的村民大都不明就里,他们的房屋“产权”仅是一张付款的白条。至于所得收益,王成东、赵玉春和王伍如何分成,尚未明了。但宋春红一方确实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售房款”。

2011年,王伍以涉嫌多种刑事犯罪被淮滨县检察院批捕,2012年9月,信阳市中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非法经营等判处王伍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三万元。

因王伍未缴土地出让金问题,导致淮滨县国土局及王家岗乡政府多名工作人员被调查。淮滨县委一位负责人士告诉记者,相关部门正与宋春红协商,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采访期间,记者注意到,与宋春红等人开发“新农村”项目一路之隔,是“吴岗新农村社区”项目,该项目业已圈好土地,公告称:“是2010年度省政府批准新农村建设村点,总建设面积74838.6平方米,需投入资金6700万元,计划安置村民300户。”该社区建在耕地之内,村民称这块耕地是被以荒地的形式上报,从而取得了淮滨县颁发的规划手续。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3:48:21 | 显示全部楼层
罗小朋:地方自治的中国路径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1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11年05月23日

  地方自治在中国和美国所遭受的命运截然不同,这种反差既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同时与中国的历史有关。

  中国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政治大一统的国家理念,这种理念不承认地方主权。

  《诗经》中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理念的经典概括。虽然自周以来,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对政治大一统的信仰,始终主导中国人的政治思维,直到清末,中国才开始从西方引进地方自治的理念。

  清末和民初,中国模仿西方推行地方自治,不过还是没能逃脱改朝换代。1927年至1949年,中国发生了两次武力重建大一统。

  那一段历史,留下的是许多冲突和动荡的集体记忆,而将致力于地方和社会自治的人士及其业绩,变为尘封的记忆。

  今天,有心人开始发掘这些尘封的记忆,其背景是中国当下深刻的治理危机,让许多人得出与清末有识之士同样的结论:地方自治是社会自治的基础,也是法治和民主的基础。

  因此,地方自治是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难关,探寻地方自治的中国路径,是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挑战。

  自治的历史经验

  求解地方自治的中国路径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清末和民国的地方自治为什么不能成功?

  我的理解是,由于中国缺乏地方自治的传统,直接模仿西方住民自决的地方自治模式,存在难以控制的风险。在中国推行地方自治的最大难题是,如何防止这一过程引发中央政治权威的严重流失,从而导致全面的社会失序和国家解体?

  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使中国的现代化陷入某种困境。当中央的政治权威还有效力时,当权者不愿支持地方自治;而当中央的政治权威被社会矛盾和危机严重削弱时,地方自治也搞不成了,因为中央权威的日渐式微和社会危机的爆发,激活了中国人造反夺权的历史文化基因。

  在历史上,造反夺权是中国政治大一统内生的集体行动机制,其正当性甚至得到传统儒家天命观的认可。

  历史上,造反夺权的功能就是改朝换代,恢复政治大一统的活力。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造反传统从来也不支持地方自治。

  当代中国强调中央集权,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的地方和基层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中央通过掌控地方竞争来推动建设乌托邦社会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激进试验,代价极其惨重,但中国也由此获得了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制度能力。

  3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决策者们把地方竞争引向了经济市场化的理性目标,取得了成功。

  但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能继续利用中央引导的地方竞争机制,去推动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我以为这是值得去尝试的。

  求解地方自治

  我的基本思路是,中国要走出严重的治理危机和社会危机,需要在中央政府的主持下,发展契约化的地方间关系。契约化的地方间关系可望促成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能力的内生机制,这一过程同时也为改造和提升中央政府的职能创造了空间,因此可有效地克服中央权威流失和社会失序的风险。

  该思路的基本逻辑是,由于中国地区发展高度不平衡,同时缺乏地方自治的传统,实现地方自治不能靠单纯的分权。

  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只有主动帮助内地建立稳固的自治基础,自己才可能实现自治。只要内地没有建立稳固的自治基础,沿海和大城市就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移民压力,因而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

  具体设想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的社会福利水平与内地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挂钩,以法定形式保证中国地区内权利平等,地区间的社会福利差距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法律还应明确,发达地区和城市不仅要以上缴收入的形式履行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义务,还需通过直接投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来履行义务。

  因此,需要全面改造目前的地方对口支援机制。

  地方政府符合规定的援助支出可以抵扣上缴中央的税收。受援方则有权选择援助方和援助方式,包括不接受直接援助,而选择利用中央转移支付自主建设本地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

  由此建构一种多向选择的契约化的地方间合作与援助机制。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建构相关的激励和司法体制,保证地方间契约关系的发展在统一法治下促进地方和社会自治,推动政治民主。

  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沿海和大城市在经济和社会援助的成效,成本方面展开长期竞争,尤其要鼓励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对内地和农村提供长期的教育、卫生、司法等多种公共服务援助,鼓励创新,降低各种公共服务成本,提高社会自治和自助能力。

  与援助内地的义务相对应,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有权制定控制外地移民的相关法律,同时建立地方间的双向移民机制。

  与此相配合,发展地方间福利权利的交易机制。鼓励发达地区聘用受援地人员参加援助工作,并凭业绩获得援助方居民同等的福利权利。

  建立地方之间输入劳工的协商机制,外地劳工的权利得到输入和输出两地政府的可靠保障。

  鼓励大城市在外地建立直属经济特区,在这些特区内的人员可享受与发达区相同的身份权利,包括政治权利;鼓励大城市把部分人口和产业转移到这些特区,比如教育机构和养老院,允许转移人员保留原地的福利和政治权利。

  以上思路是基于中国的本土经验,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正在促成一种新的社会常态,来自不同政治共同体,因而具有不同身份权利的人,工作和生活在同一城市,同一地区。

  以上海为例,常住人口中既有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也有来自港台地区的同胞,还有外国人员。这说明技术变迁超越了传统的权利安排,中国需要按照开放的思路来建构地方的权利体系及空间关联机制。

  20年来,亿万农民工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多数农民工并没有因此获得平等权利,这种不公正必须得到纠正。常识和理论告诉我们,没有地方和社会的自治,公民的迁徙自由与普遍的社会保障在激励上不能兼容。

  因此,中国要建构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地区间公共资源转移和人员流动机制来纠正历史的不公正,同时推动地方和社会自治。

  这个地方自治的路径设想是基于这一理念,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建立在自治体的集体自由之上,而缺乏地方自治传统的中国,只有通过地方间的互助,才能让个人从地方和社会自治的发展中获得真正自由。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5:46:59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农村城市化”一词,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刘振邦是一位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他说,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谓之“化”,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城市了,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因此,这样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他说:“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所走的一段最大的弯路。法国在农村城市化的引导下,耕地每年减少1%以上,农村荒芜。这种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到了70年代,就彻底否定了农村城市化的提法。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份报刊杂志和经济学理论中,都不再提农村城市化,而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就是产销一体化,也就是说,城里需要什么食品,农村就生产什么,加工什么。比如,城里需要奶制品,农民就养奶牛,而养奶牛产前、产中、产后可分出若干行业,产业多起来了,农民自然就从粮食生产上转移出去了,而不一定非得造个城才能让农民转移出去。……一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将农村城市化改为农村城镇化。他们认为这既充分重视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切实地从我国国情出发。以往我国形成的城市体系,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少,城乡脱节,缺少小城镇中介,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受限制。在农村城镇化体系中,既有少量农村流动人口通过社会流动进入大中城市,又以建设中小城市和县镇、乡镇为重点,使城乡更好地结合起来,起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农村城市化有内涵上的深广性,有层次上的逐升性,有过程上的递进性,有形式上的多样性等。农村城镇化等都只是农村城市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环,是农村城市化的各种形式或内容中的一种或一个层次,不能以偏概全。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远大目标,是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科学诉求,是一个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丰富、深刻而复杂的体系。 ”(2008-01-0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马德华:《城市化与文明化  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之“辨”与“择”》)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楼主| 发表于 2013-1-15 16:19: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主流经济学家不要拿着错误的理论来忽悠社会大众
ytliangxf 于 2013/1/14 17:53:3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主流经济学家都引用西方国家70%-80%以上的城市化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只有城市(镇)化才能救中国,王建算了一笔账: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大概增加了1亿城市人口,与之相对应,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52万亿元。从实际测算看,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还会引来几十万元潜在消费。按照2007年的城市人口计算,如果城市人口翻一番,中国大陆的消费总额有望翻番,即每年可增加10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额。彼时,中国大陆的出口额约为9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城市人口增加1倍,就是一分钱不出口,内需也能把这一块吃掉。”王建说。

    坚持城镇化观点的主流经济学家常识性错误在于:一是只看到城镇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而忽略了城镇化所新增的生产能力,并且提高城镇化水平所新增的生产能力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新增城镇人口坐在家里只消费不生产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办不到。二是没有看到随着科技创新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械替代人工是大势所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所需人员和人工逐步减少。我们常见挖掘机、叉车等的应用就节省了大量人工。希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能摒弃浮躁安心研究真心来做学问,不要拿着错误肤浅的理论来忽悠社会大众,博取一时之虚名!

    从《山东寿光:“中国蔬菜之乡”深陷农残疑云》《速成鸡45天喂十几种药防病 养殖户称不敢吃自己养的鸡》《江西空心村调查:有村庄仅剩一个人 着火没人救》《明天,谁来种地?》这些公开报道中,我们可看到一方面中国农村的萧条衰败,已经没有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化学污染日益严重,食品质量令人堪忧,西方工业化模式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世界,中国发展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经济学是研究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所以经济问题应该从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方面分析。工业方面,第一、社会发展自从剩余产品出现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社会的人借助生产工具形成的综合生产和供给能力远大于他自身的综合需求和消费能力,由此形成的社会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供需失衡是西方国家历次经济危机的根源。第二、工业生产基本上不受季节、气候和天气的限制可24小时生产,也就是说生产和供给能力可无限扩张,社会生产供给的增长速度会远大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所以不管政府如何人为扩内需总是远远满足不了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中国钢铁、家电、汽车等行业就是明证。第三、政府投资只是在项目建设期间有社会消费需求,但最终结果是直接或间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拿修路来说,在施工过程中会对钢铁、水泥、机械设备等行业形成一定的社会需求,但道路畅通后运输能力提高就会间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修路的最终结果和最终目的不会永远停留在在修路的过程中。2009年4万亿投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生产能力而不是消费能力,反而加重了经济的供需失衡。第四、城市服务业像“毛”一样依附于工业这张“皮”而不能单独存在,只有高效、高附加值的工业才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西方国家先有发达的工业以后才有发达的服务业,而不是相反。离开工业发展服务业只是一厢情愿的空谈。第五、随着科技创新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械替代人工是大势所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所需人员和人工逐步减少。综上所述,因为没有只消费不生产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工业化、城镇化虽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消费需求但同时会形成更强大的生产能力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应该注重质量而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比例,本次的世界金融危机和历次的世界经济危机都证明西方工业化模式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世界。中国经济一方面工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老板跑路企业倒闭,一方面城市盲目扩张许多耕地被毁,农村人去房空,粮油大量进口,中国由粮食出口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由于化肥、农药和激素的大量使用造成化学污染使土地的肥力下降,食品质量让人堪忧,同时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等人为问题也层出不穷。中国现在最大的内需不是房子、车子而是放心优质的食品,中国人现在需要吃得饱和吃得好。

    中国实体经济供需失衡和产能过剩的现状全社会已经达成共识,24个产业部门里面有21个产业过剩,并有220多种产品世界第一。在不发生世界性战争和全球性自然灾害情况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是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的需求,这需要时间。二是压缩现有工业过剩的生产能力,使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由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发展有机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在吃得饱的前提下,追求吃的好。因为农业要受季节和气候的限制并且效率和品质难两全,提高品质必定降低效率。

    科技领先和不断的科技创新是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基础。2008年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靠强征土地、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缩减社会福利和剥削劳工来发展低水平、低附加值工业的城市化道路走不通。结合我国国情和多丘陵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经济要走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道路,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科技创新和高效、高附加值工业需要的才是大学生。食品安全、每年春运、农民工子女教育、社会治安和社会就业等问题可迎刃而解。另外,广阔分散的农村比人口集中的城市更有益于社会稳定,20年前的政治风波广大农村是相对稳定的。

    修修补补不是改革,面对世界复杂的经济形势,需要领导人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的魄力,民众信心来自领导人的魄力! 危机关头更需要的是领导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决断,不要把时机都浪费在会议和研究中!困难时期更要体现社会公平,只有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下,上下才能同心同德共度时艰,举国之力十年时间而某某功屡禁不绝,我看不少人是被不公的社会现实推向对立面,不平则鸣而已!只要公平社会自然稳定,全能神之类邪教也不会产生和发展,更不需要巨大的花费来强力维稳,没有公平不会有正确的决策,没有公平改革也没有希望!2008年底的一篇《世界金融危机根源及解决办法》有更详细的论述。

    愿与社会各界朋友共同交流,我的电子邮箱:liangxfxf@163.com

    山东烟台

    梁希峰
 楼主| 发表于 2013-1-23 16:52:30 | 显示全部楼层
继续城镇化只是负担而非红利,注定落空
       有一种好政策叫放开束缚。
       有一种红利叫自由。

     高层寄希望于继续城镇化来拉动经济。
     这似乎有点道理,居住在城镇会增加很多消费和就业。
     不过有个四川内江的人跟我说了个事,村里过去几年电器普及很普遍,一件商品只要有一户人买,很快70%的家庭就会买,从彩电到洗衣机、冰箱和空调,这说明电器类的消费已经普及,即使城镇化,也只有更新换代的需要。
     中国城镇化比例有很大争议,一种认为大部分人已经居住在城市(镇),可是这只是把流动人口计算在内的,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所在城市提供的任何福利  义务教育、失业、医疗保障,廉租房。他们最大的期盼就是一张春节回家的火车票。
     在此同时,三、四线城市的中心区学校爆满,七、八十人一个班。
     为什么说继续城镇化对政府来说只是负担不是红利?
      继续城镇化如果还有政府什么事,那就是为流动人口建配套学校,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建立医疗和失业保障。
      过去30年农村人中的精英已经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了城市化,他们买了房,入了户,这些人或成为富豪,比如深圳京基集团老板,或当个体户,最差的也有一技之长,年收入一、二十万。
     剩下还没城市化的都是农村中的泛泛之流,他们买不起房子。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已经结束,农业用地改变属性成为高附加值的工业、商业用地的城市化也已经结束,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已经足够,无论是剩余农村的人和大城市回流的人要在三、四线城市居住的房子已经远远超过需求。这些城市有很多成栋的自建房只有3、4个人居住,曾经有人家里楼上被精神病人住了半个月都不知道  因为从来不上去。
    大城市附近晒太阳的地也多得是(连地铁都建好了),只要把这些土地开发就足够进一步城市化。
    以效仿发达国家技术的工业化也已经结束,一般工业品生产  服装、鞋子、电器的产能都过剩。
    在目前体制下,希望政府为流动人口建配套学校、医院是与虎谋皮,所以继续城镇化注定落空。
    当然中国经济也不是说没救了,最终还是必须尊重个人的发展欲望,废除户口、计划生育这些反人性的东西。
    在我看来,购房入户虽然有点不公平,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市场经济倒逼僵化体制进步的途径之一,未来要变被动为主动,人家给广州扫了十几年的地,不给个户口说不过去吧?至于我这种高学历的,你不给户口也难不倒我,对于广州来说,我这种人少几百个还没什么,少几百个扫大街的城市都臭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1-25 14:56:01 | 显示全部楼层
房地产正在深度绑架中国(2013-01-23 12:11:42)  
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商品行为,企业发展并不是看谁的管理水平高,谁的资金实力雄厚,最终要看的是谁拥有的权力资源最多,或者背后的靠山最硬。



重商主义制度兴起时期主要集中在15-19世纪,成为当时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政策。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成为其主义的经典国家。重商主义制度即:“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其各方面都由“全能”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暴利,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重商主义制度下,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这就是其制度的根本目的。在此目的驱使下,政府给予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实践证明,这种看似庞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营企业发展极为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官商勾结、权钱腐败现象滋生并越来越严重;第三是与政府勾结的利益集团最终绑架了国家经济。



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反思重商主义,却意外发现在国内某些行业,尤其房地产业,无论外表形式或内在本质,都和重商主义存在众多天然耦合,在房地产领域,地方政府重商主义痕迹无处不在。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对房地产进行干预,实施宏观调控成为常态,尤其在商品房最重要的生产元素国有土地环节上,地方政府成为绝对垄断者;在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一家企业没有很硬的政府背景,想从事房地产开发基本上不可能。



在房地产领域,政府与民争利现象无处不在: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改变土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改变容积率,权钱交易随处可见。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商品行为,企业发展并不是看谁的管理水平高,谁的资金实力雄厚,最终要看谁拥有的权力资源多,或者背后的靠山更强硬。



对于中国的房地产企业领导者来说,如何赢得特权,并勾搭上权力掌控者为己服务,是企业能否强大的关键。在房地产领域有这样一句话,不懂政治的人,绝对不要去搞房地产,此言绝非噱头,而是房企生存核心之要义所在。只要拥有房地产相关领域特权,就能够赢得最佳资源和享受最好服务,为了持续这种特权并使利益最大化,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这其中甚至包括国家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公关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结交权贵比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要重要千倍。



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这是重商主义灵魂所在,但政府终究不是企业,为了达此目的,必须寻求和他们目标一致的利益集团共同完成“宏图大业。”上世纪90年代,GDP增速作为一种潜在但非常流行的政治激励机制,深刻的影响着地方官员的行为。为了改善城市面貌和GDP发展,地方官员可谓绞尽脑汁。而房地产的出现,彻底消除了“GDP增长之惑”。因为房地产像魔术师一样可以快速“变出GDP”来。事实已经证明,当房地产和GDP被地方政府强行挂钩之后,房地产就不再仅仅是房地产,而是繁荣、政绩甚至是政治的代名词,房地产成为重商主义者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万能钥匙。

那么房地产是如何创造GDP神话的,我们不妨来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房地产生产消费流程很简单,政府拍卖土地,开发商竞拍后开发,市民购买商品房。假设土地成本每平米3000元,施工费1000元,销售价格7000元。那么GDP数额为3000+1000+3000=7000元,这就意味着房价越高、成交量越大,房地产创造的GDP就越大。一套房子价值上百万,如果依靠萝卜、白菜拉动GDP,恐怕要种几万亩才能解决问题吧。



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这也是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的最坚强保障。在合法的犯罪面前,上帝也无能为力,而地方政府为了最大化获取利益,依靠制度性掠夺为最佳渠道。我国的宪法和民法通则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即全体人民对城市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因此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应当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然而在现行的房地产制度下,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收入没有回到全体人民手里,而在各级地方政府“国有土地储备中心”的垄断下,流进地方政府的腰包里。“卖地”收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名副其实“第二财政。”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卖掉了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但最终却把银子装进自己的口袋,任其挥霍。这难道不是一种光天化日下的赤裸掠夺。



冥冥中重商主义制度成为中国房地产的庇护神。在房地产带动GDP增长的“盛宴中”,地方政府是当仁不让的最大受益者。没有付出任何经济或精神成本。土地减少、银行坏账、资源枯竭及贫富差距拉大都与地方政府无关,因为上述代价有各自的承担者,而地方政府则是永不担责的“甩手掌柜”。这就喻示着地方政府是房地产领域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的越大,后者的收益就越大,至于成本则永远是不可思议的“零”。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使得房地产成为政府眼里的“宠儿,”而房地产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正踏向一条非理性、极端的毁灭之路。



而在地方政府眼里,无限热爱和支持房地产发展,是非常符合“经济理性”的,也是难以遏制的,这种疯狂不仅源自房地产带来的巨大收益,更是一种获取政治博弈胜利的资本。



再次强调,重商主义者要想实现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就必须依赖所勾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要获取大量收益,就必须依赖房地产。在房地产这场大戏中,如果地方政府是无本万利的,那么开发商则是一本万利者,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第二受益者。长期以来,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同乘一条船,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狼与狈的勾结关系。



虽然二者密不可分,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二者都获取了暴利,但政府是没有成本的,而开发商是有成本的,这就是官与商的根本区别,所以现行体制下,商永远服从官是绝对真理。一旦市场出现危机,或失去了官方支持,开发商就会受到严重的摧残。因此对于开发商来说,要保护好自己,就必须做好两点:一是千方百计的讨好官方,并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二是把大家捆绑到一条船上。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再加之开发商极强的黏附效应,房地产成为官商勾结最紧密、权钱腐败最严重的行业就一点都不足为奇了。



在重商主义制度下,拥有特权,就能够赢得最佳资源和享受最好服务。但保持这种特权并使利益长期最大化,就注定要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甚至包括部分国家利益。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眼里,房地产是一棵永不枯竭的“摇钱树”,让既得利益集团收获了巨大财富、良好政绩和政治资本。但常识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财富都一定有其出处。不是剥削身边的人就是透支未来。



换言之,中国房地产创造的天量财富不是凭空产出,其背后一定有一个或多个埋单者,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首先来分析一下国家利益的损失,在房地产逐渐走向疯狂,房价脱离民生本性时,国家不仅要单独承担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的严重浪费,更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财富分配失衡、强拆民怨孳生等一系列隐形的政治信用成本。而面对这些,地方政府可以选择逃离,但中央政府责无旁贷。



人类国家史证明,当经济发展影响国家稳定时,政府就会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对于房地产正在上演的疯狂,一旦超过中央政府忍耐的极限,就会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扭转困局。这种手法虽然有效,但将对经济体产生严重创伤,代价极其惨重。



纵观重商主义制度国家的历史,与政府勾结的利益集团最终绑架了国家经济,从而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政党更替,这样的教训令世人警醒。而今天有关中国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舆论甚嚣尘上,此言绝非空穴来风。两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先生则一语惊人:“房地产业已成中国经济直接命脉。”这等于是一种变相承认。遗憾的是,我们面对危局,房地产市场疯狂依然在上演,房价飞涨、央企和地方国企正在全面进军房地产,垄断在加剧,可以说绑架正在向纵深发展。



其次在房地产盛宴中,农民和未购房者成为最大的输家。对于尚未购房的人来说,飞涨的房价已经构成了一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大众的实际购房能力严重贬值。而由于保障住房的严重缺失,使得老百姓只能走商品房这条独木桥,因此中国产生了一种新兴阶层,这就是房奴一族。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百万富翁,在飞涨的房价面前,由于害怕房价继续上涨,民众产生了恐慌性的购买情绪。为了购得一套房产,往往要付出两个家庭三代人的财富,还要透支未来,方能实现住房梦想。在房地产的狂热中,实质上无时不刻地发生着财富急剧再分配的故事。中国房地产已成为大众财富的榨汁机,富人积聚财富的永动机,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正在上演。



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对于已购房者也并非好事,由于房价快速上涨,拥有房产则意味着财富增加。但实质上这种财富并不靠谱,因为账面资产可能随时因为房价暴跌、长期利率上升而由大变小、由小变无,虚拟的赢家可能在顷刻之间就变为实实在在的输家,而百万家产家庭可能很快就沦为“负资产”一族。这种情况虽然在国内尚未发生,但在我们的近邻日本以及香港,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真实的发生过。有人甚至嘲讽:“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香港却发明了负资产家庭。”当然在房地产高速发展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依靠炒房套现获取了巨额利润,但绝大多数购房者,尤其是自住型为代表成为牺牲品却是谁也无法掩盖的现实。



在重商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在转变过程中,国家和其认可的既得利益集团收获了巨大财富,但农民则成为工业化的最大牺牲品。今天的中国正在依托房地产进行城市化,但在大众的视野中,购房人和即将购房的群体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输家,其实在人们视觉死角,还有一群农民被忽视。在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中,农民完全是个局外人,但农民却是房地产最隐蔽和最大输家。按照当前的土地法律,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丧失的土地利益非常惊人。



地方政府作为土地贩子,以低廉价格从农民手里征得土地,然后以数倍甚至数10倍的价格转手,而土地收益大多被注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这一切与农民毫不相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被征用土地将近1亿亩,保守计算,如果每亩土地收益农民损失5万元,那么农民土地收益损失就高达5万亿。与此数字相比,中国农民在1978年之前由于价格“剪刀差”所失去的7800亿,真正是小巫见大巫。农民,无疑是中国房地产博弈的一个被遗忘的失败者。正是通过房地产对农民和城市中产阶层的巧取豪夺,才实现了今天的富国穷民。



客观上理解重商主义,当重商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论,我们看到的就是国进民退、官商勾结、既得利益集团瓜分民众财富并绑架一国经济。这种结果注定重商主义要退出历史舞台,最终走向没落。纵观今天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地方政府的操控下,正成为绑架中国经济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这不仅是一个单纯行业,更是政绩和政治的化身。政府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房地产领域,中国房地产近10年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史。所以,当我们认清这一点,如果还继续研究“行业周期性规律”或预测“房价涨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愚蠢了,而是一种缺乏常识的表现。
 楼主| 发表于 2013-1-29 16:51:4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城镇化红利论的来源及理论依据

2012-12-31《厉以宁:解读新改革的新红利机会》: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时产生的新红利,包括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

首先,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会有不同的优势。在发展初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自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便丧失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可以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来形成比较优势。

其次,所谓新的资源红利,就是除土地、矿产这些旧的资源红利外,开始依托新的科学技术来开发利用原来无法利用的空间、物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开发新能源等等。

最后,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和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前进。……我们可以这么看:从农村承包制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全国农民多积极呀,这是什么积极性呢?吃饱肚子,不能整天挨饿,承包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是当时的积极性。……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另外,要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城市化率,西欧国家在80%以上,美国就更高了,达到了90%以上。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城市化率约在80%,将有12亿人进城,没有空间了。

2012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厉以宁: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我认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2012年12月18日中国企业家《厉以宁:中国发展到现在改革红利还没有用完》:厉以宁认为,“展望今后十年,第一个问题,发展优势的创造。现在经常流行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资源红利,土地越来越少了,第三改革红利,原有的改革措施,作用已经发挥完了。这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所以很多企业家老在问,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这样一句话,向东南亚转移吧,向其它国家转移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它都有当时的优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优势就没有了,但是重要的是发展优势在于创造,我们要创造新的优势。  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呢?为了“替代旧的红利”。旧的红利用完了,土地占光了,房地产陷入困境,“资源红利”用完了;廉价劳动力没了,东莞等的代工暴利时代完结了,“人口红利”用完了;中小型国企卖得差不多了,大型国企人民大众又不让买了,官爷无处继续空手套白狼发横财了,私有化政策的“改革红利”用光了。那就必须寻找替代。用什么来替代呢?城镇化,也就是西方的农村城市化。把耕地给占了,土地有了(比以前还多),廉价劳动力有了(六亿农民啊!可怕不?)这就是新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其来源都是改革红利  城镇化改革。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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