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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馅饼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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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9 16:53:00 | 显示全部楼层
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12月9日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构成。中国不能学西欧,走反城市化道路。”

  老城区城镇化是指,改建多年形成的棚户区、工厂外迁区,使之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商业区和服务区。新城区指开发区、实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新农村建设。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改变农村土地产权现状使其流转起来是新城镇化的关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建设,以防新城镇化变成热钱去农村“圈地”的借口。

  城乡资本差别在扩大

  对于中国红利缺失的论调,厉以宁明确表态反对:“改革红利是中国最大红利。当旧的改革红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有新的、重要的改革措施及时推进,只有新制度才能保证新人口红利和新资源红利。”

  厉以宁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正是技工时代的开始。而当东南亚国家技工成长起来后,我国从技工时代转高级技工、专业化人才。

  相对于旧资源红利而言,新的资源红利主要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

  中国需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中国扩大内需靠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厉以宁问道。

  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个要素比较,农村和城市差别很大。城市占优势,农村居于劣势。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始终存在,一代一代累积下来城乡资本差别扩大。

  “举个例子,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有了房产证我要创业一抵押,钱到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承包地、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能抵押不能转让,连出租都很困难,农民没有物质资本。除了名义上的集体所有权外,没有任何意义。”厉以宁如是说。

  增加农民物资资本

  怎样让农民持有物质资本呢?

  厉以宁认为,最重要的是推进土地确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三权三证。即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民在宅基地上所盖的房屋的房产权,然后给三权发证。

  厉以宁说:“国家应保护农民土地不可侵犯,便于土地流转。农民在农村金融发达的地区可以试点抵押贷款。”

  此外,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配套建设,否则农村和县城始终不会成为城镇化的有吸引力的地方。

  厉以宁表示,城里学校国家投资多,经费足,师资力量强,设备也很齐全;农村的孩子上学,校舍差、设备差、师资力量又不足,农民工儿子还是农民工。“未来应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均衡化,对农村教育进行改革。”

  而社会资本的差距在于,城里人进入市场总可以找到资源,而农村一个山沟里全穷人,谁也没有能力进入市场。“应鼓励农村人出去闯,扶持和保护小微企业。要学习温州人当初的做法,鼓励农民出来,让他们在市场中去摸爬滚打、拼搏、创业。”

  “中国贫富差距还体现在收入分配不公。西方国家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缩小差别。我国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为什么?城乡社会保障待遇不同、教育经费分配、医疗资源的分配都不相同。”厉以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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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9 16:53:31 | 显示全部楼层
厉先生是一位向来对中国时局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大师。这次也一样,城镇化红利论一出,便一呼百应。现在我们来归纳厉先生此论的逻辑依据,概而言之,厉先生城镇化红利论建立在如下论点之上:

其一,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化,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外需不足的限制,扩大内需是必然出路。

其二、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率还很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率不断上升是必然的趋势。

其三、虽然在西方国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我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城镇化应有独特的发展路径。

其四、在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相比,消费水平相差很大,城镇化增大城镇居民总量,显然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

我们认为厉先生的理论建基于以上论点之上。从理论上说,作为一家之言,是成立的。但此论总的来说,还是粗线条的,存在很多疑点需要作进一步论证、厘清。还未达到能指导实践的水平。下文我们将研究此论的种种存疑。.
 楼主| 发表于 2013-1-29 16:54:4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城镇化红利论存疑多多

1、城镇化和转变发展模式的关系

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已成了当前中国朝野的共识。显然转变发展模式是一项关涉中国未来的长远的国策。如果不能成功地转变发展模式,中国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或称之“拉美陷阱”,“刘易斯拐点”。何谓转变发展模式?包括两大维度:转变粗放式发展为集约型发展,转变投资驱动型发展为消费驱动型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问题也很多,如分配不公等。正是因为我们一直走着一条投资驱动增长之路。当然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明白了,并警醒了问题的严重性。笔者记得很多年前就有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依然由投资驱动增长。何以至此?这只能证明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码事,并且不能不怀疑有关决策者的能力和人格。

驱动经济增长的无外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显然出口是一个外生变量,由外国的购买力决定。虽然一些出口激励政策能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但在欧美由于债务危机大大缩减购买力的情况下,目前我国出口能拓扩的空间不大。投资在过去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在向外型经济体中,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推动的,目前由于出口衰退,缩减了相应投资需求。而国内最大的房地产投资需求,又面临严重的泡沫和政治问题。看来,纯国内投资需求只能在公共服务领域拓展了。

最后,只剰下消费需求这驾马车了。在过去30多年来,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是最弱的。对一个大国来说,这的确是不正常的、不可思议的,但事实正是如此。而现在出口和投资都存在极强的外在约束,也许现在正是我国经济增长回归常轨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在认识之上,而在怎样才能实现。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张旗豉地提倡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其中就包括由投资需求驱动转变为消费需求驱动,但总无法实现。原因何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众所周知,要使消费需求驱动成为可能,必须使社会总购买力的增长领先经济增长,并且消费信心处于超强状态。这又关涉到分配结构和相关的社会结构。而目前我国的分配结构是极不合理的,两贫富分化极为严重,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富豪们的消费是时尚消费,挥霍消费。而这些奢侈品大多是外国生产的,对国内产品不形成购买力。相反我国大多数公民购买力却不足,并且还要面对医疗、教育、住房的沉重负担,提振不了消费信心。可见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是一项长期的艰臣的任务,也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除此没有他途。

其实,怎样才能成功地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这并非是无解的理论难题。世界上已有成功先例。放眼世界,任何成功的大国的经济增长都是由消费驱动增长的,仅仅中国是特例,绝无仅有。因此,我们只要透彻地研究弄清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就能事半功倍。特别要研究美国的经验,不竟美国在短短的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人类从来没有过的辉煌。在此笔者不惧浅漏,把我多年来观察研究所获得的初步成果奉献给各位,并以此就教于各位大方。

笔者认为,以美国为例,一个成功的以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体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其一、劳工和消费者必须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其实,在民主国家中,由于利益的多元化,社会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而民主政治为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讨价还价的平台。在他们反复博弈中,必有妥协、折中。因此他们之间的博弈最终不会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种有纳什均衡的博弈,即最终各方和谐共处。而代表全国大多数人利益的集团便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如工会、消费者协会等等。因此背离大多数国民利益的增长方式不可能长久存在。

其二、国家建立一套公平高效的税收制度。如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制,高比率的遗产税制等等。

其三、国家有完善公正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弱势群体的一定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

其四、有强大而高效的金融体系。从而能推动股市不断升涨,使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社会消费力也相应增长,并领先经济增长,驱动经济增长。实际上,股市不断走牛是美国经济的特色,也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此中的重要性显然未被我国精英所认识,或者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然而,其重要性十分明显易见。如上所述,股市不断走牛是增长社会财富,提高社会消费力的有效途径;并且有利于壮大社会的中产阶级。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最后,吸引外国资本流入,有虹吸作用。从而坐享其成,分享他人成果。

其五、一个受约束的清廉公正高效的政府。尽量消除社会中经济租的存在,并尽量压缩可寻租的空间。因此资本的超额利润只能从创新创造中寻找、索取。

总之转变发展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简而言之:消费驱动下激化社会创新创造,从而驱动经济增长。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弄清楚城镇化和转变发展模式的关系了。厉先生所论述的城镇化红利说,依然是一种投资驱动增长的发展模式。从短期来看,也许能解决经济发展中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最大的负面问题是,可能进一步强化我国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的路径依赖;并进一步加深现有的社会矛盾。我们不能不警醒。
 楼主| 发表于 2013-1-29 16:55:45 | 显示全部楼层
2、“日本失陷”、“拉美陷阱”的成因与城镇化红利论

我们先看怎样才能做大蛋糕。此中关涉两大学问,即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据说其中最具解释力的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和优美的形式。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由科技进步推动,而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

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有多大的阐释力呢?我们先看一个实例,再下结论。在此以日本为例。众所周知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陷入衰退,至今没有走出泥潭。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大力推行科技振兴战略,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照理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产值也很高,并且政府大力推动科技发展下,如果科学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那么其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至少不低于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可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能解释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其实也不能解释“拉美陷阱”。

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经受无数次的检验,成了公认的真理。当然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社会的创新创造力并非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事实上,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体系。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回答钱老: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技术的帅才》(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当然并非说,要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完全西化。我们曾发现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此机制足够激励创新创造。

而日本和我国一样是官本位的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那么意味着我国人民习惯于屈服和服从,因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民的创新因子。并且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即在这样的价值观系统中,人们无法从创新中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创新充满着风险和艰苦,如果能从寻租中获取财富或能从紧跟中和服从中获得权力,那么从事创新并非明智之举。这样的社会创新力永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便是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为了全面解释日本经济由奇迹而转化为长期衰退,下面我们介绍一个新增长理论。

大道至简,我们的理论由中华文化中阴阳相作用的原理悟化而来。

我们先介绍两个概念。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这一概念源自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括科学技术创新,经济领域的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另一概念是,单位社会产品成本。这一概念属于经济学常识范畴,无需多说。

我们再定义两个变量:w,为单位社会产品中由创新所生成的价值的增长率;c,为单位社会产品所耗费的成本的增长率。

现在我们构造阴阳两极,即分别以w为半径画圆和以c为半径画圆。称之为w圆和c圆。此中w圆为阳极,c圆为阴极。经济体系运行就是这对阴阳两极相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如果w圆能覆盖c圆,即阳强阴弱;那么这一经济体系健康运行,不断增长,反之就停滞和衰退。

显然,我们的理论既能解释“日本失陷”,“拉美陷阱”;以及世界上所有发生的经济奇迹。读者不妨试试。

我们的理论有没有隐含假设呢?违法广告是肯定的。此中有一前提条件:社会是稳定的,不生动乱。即是说,这一社会不能突破公平正义的底线;不能权力独大或资本独大,对弱势群体掠夺;不能贪污腐化,贫富两极分化。

行文至此,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本质关系已十分明了。即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为什么日本长期“经济失陷”呢?根本的原因在于,创新力成长很慢,而成本暴增。成本暴增源于日元在美国的压力下过度升值;房地产等固定资本价值也暴升,促使工资也大幅度增长。

因此要保持经济健康有效增长,政府应该和能做些什么?政府要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政府要做的和能做的,无非如下两大方面:一、严控社会成本,避免过度增长。具体说来,要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严控资本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精简政府,保持适度税率。二、培育社会的创新力,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
行文至此,自然能明白城镇化在此中的作用了。总之,城镇化无助于培育社会的创新力,却能大幅增大社会生产成本。此中的道理不言而明。.
 楼主| 发表于 2013-1-29 16:57:33 | 显示全部楼层
3、城市化自有规律,城镇化红利论还需自完其说

众所周知,在西方经济学中城市化并非主要论题和研究对象。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了,自然伴生城市化。并非相反,由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可见,城镇化红利论是厉先生独创。当然任何理论都要自完其说,不然独创变为臆想。厉先生的城镇化红利论也不例外。

纵观人类发展史,城市化源于如下几种动力:

其一、工业化驱动和产业集群效应。即某一工业产业在某一建立后,相关联的产业和辅助产业也相应发展起来,形成了产业群。这些产业有紧密的关联度,便是所谓的产业集群效应。此后公共服务业也相应发展起来,一个新的城市便形成了。

其二、某一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如交通枢纽等等。因此有条件成为贸易的集散地。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即人流物流达到一定规模时,城市化在这一地区进行了。

其三、政治中心也是城市化动力。

当然作为中国经济学大师,厉先生明白这些道理。他也明确指出:在西方城市化是一个自然进程。实际上他的城镇化红利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上,当然厉先生还要详尽论证,才能自完其说。

现在我们把眼光转向中国3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在这30多年来,我国有一条明晰的工业化伴生城市化的过程。珠三角和长三角成功地崛起两大城市群。就珠三角来说,城市化由两大动力推动。其一、乡镇企业崛起并形成集群效应,推动城市化。如佛山、中山等。其二、三来一补加工企业集中发展,推生了城市化,如东莞等地。如果把眼光转向广东非珠三角地区,就会发现,由于没有工业化推动,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这些地区也只能担当向珠三角输出劳力的角色,而本地区却成了“候鸟的栖息地”。即在这30多年来,广东城市化集中于珠三角地区,而其他地区依然贫穷落后。至于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原因也如此。如浙江,乡镇企业崛起,形成小商品产业群,从而推动城市化。

但在近十年,中国却走另外一条城市化道路,即房地产业推动的城市化道路。总的来说,这种城市化道路是不成功的。放眼当今中国,在全国性狂炒房产地产之后,中国二、三线城市已经出现了“鬼域”,如营口、常州和鄂尔多斯等等。然而这条房地产业推动的城市化道路和当前的城镇化红利论同根同源,倡导者都是这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笔者记得厉先生也是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的规划者和鼓吹者。目前房地产业已成了中华之痛。因此这些大师应该作深刻反思了。

当今中国的最大悲哀,就是人人不负责任,成了没有责任的国度。特别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师智囊,或不学无术,或身上所怀之术纰漏百出,或营营于私利、为最大化自己人生效用,竟敢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误国误民。本来人类社会极其复杂,而社会科学理论都建立在简化的假设之上,因此无法全面阐释社会,当然也无法建构社会,即指导社会实践;充其量只能从某个角度对人类社会某个局部进行透视、解释,恰如井底之蛙观天、瞎子摸象。但我国这些大师连建立这样的理论的能力也没有,而仅仅学了西方一些有关的理论,又无力消化,一知半解,却当成万灵之药,并自视为国医。国人不能不警醒!

魏喆民,经济硕士,民间学者。对当前房改和教改,有首倡之功。深谙谋略论和博弈论。常用网名:石..
 楼主| 发表于 2013-1-29 16:58:20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我们将土地都交给大小资本,中国人的小命就交到资本手里了,粮食价格会涨到了天上,这样“集约经营”了,是“大农场了”是“现代化”了,但这些农民去哪里。这可是它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地方啊,千万不能再做中国人搭台,跨国资本唱戏的傻事了,中国人有权利生存在这块土地上,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地方。
  如果强令农民上楼,哪粮食怎么晾晒、农具怎么放、家畜怎么养、桔杆往哪放。这样还是农民吗?
“发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很重要,如果消灭了农民,资本立马就实现了“高效率”“大农场”但哪还是中国人的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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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9 17:22:1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海南省陵水县新大敦村,以前他们住的环境见上图; 城镇化他们都搬新家了,现在他们住宅可见下二图:1000多栋灰色的房子,每个间隔仅几英尺远 。

 楼主| 发表于 2013-1-30 14:59:28 | 显示全部楼层
辜胜阻:新型城镇化的难点是人的城镇化
    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新型城镇化有什么特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城镇化研究的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


  基本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至少要10年

  记者:城镇化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辜胜阻:城镇化是中国下一个10年的最大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精神确立的“城镇化新政”,不仅标志着我国改革的新起点、传递着平等的新理念,更预示着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红利。有专家预测,未来的消费需求会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

  记者: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

  辜胜阻: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重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半城镇化”问题。这一次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特点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对于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来说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 38%。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近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新城镇化的重大标志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从户籍制度的不平等走向社会公平。

  记者: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有哪些特点?

  辜胜阻:当前推进城镇转移人口市民化有三大特点:一是面大量广有长期性。现在有近2.5亿农民工,未来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基本解决农民工中存量和增量的市民化至少要用10年时间。二是高成本。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 50万亿元的成本。三是难点在于稳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市民化的坚实基础是要有就业机会。要营造良好创业环境,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

  城镇化要防“有城市无产业”、“有速度无质量”、“大城市病”、“半城镇化”和“房地产化”

  记者: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辜胜阻:城镇化趋利避害要“五防”。一防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避免城镇化“拉美化陷阱”而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坚持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二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味追求城镇化高速度和规模扩张,要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方针。三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而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城镇化不能背离“美丽中国”而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四防城市市民  农民工新二元结构的长期固化,避免“钟摆式”“候鸟型”城乡人口流动导致的“半城镇化”的过高社会代价。五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土地财政而使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城镇居民的消费被过高房价和房租挤出。

  让进城者能安居乐业,实现安居梦、创业梦和市民梦“三大梦想”

  记者:您曾经提出城镇化应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不能搞“空城计”和农民“被上楼”。请您具体阐述一下推进城镇化与扩大就业的关系。

  辜胜阻:新型城镇化的难点在于让进城人口有稳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市民化的坚实基础是要有就业机会。没有产业基础的城镇化只是唱“空城计”。要把城镇化这一“最大潜力”变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关键是让进城者有创业和就业的机会,能安居乐业,实现安居梦、创业梦和市民梦“三大梦想”。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倒逼机制,迫使沿海和大城市农民工回归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达到“吸引一人返乡创业,带动一批人就业致富”的效果。当前,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为此,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建立要素集聚机制,促进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的地域集聚以形成坚实的产业基础;要高度重视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在城镇化中的作用,依靠广大民众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发展民营经济和“草根经济”;要通过减税、减费,营造良好创业环境,降低创业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通过金融制度创新,让农民工能用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解决其创业和置业所需资金。

  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是新城镇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记者: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需要重点做好哪几项工作?

  辜胜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这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县市管理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

  一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嵌入户籍制度之中的二元制度,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户籍制度构筑了两种身份在利益上的严重不平等。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户籍制度改革要分类指导,因城而异:特大城市不可能一时完全放开,但可以推进农民工在一些领域与市民同权,中等城市则应积极放开,小城市、县城等更是可完全放开。

  二要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加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土地资本化进程。

  三要推动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支持城镇化建设。

  四要推动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努力使城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降低入学门槛,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要改革县市管理体制,扩权强县,做大县城,适当增加新的城市,发展一批发展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中小城市。

  均衡城镇化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实现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并重

  记者: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如何有效预防“城市病”?

  辜胜阻:这一次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城镇化要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方针,提高质量,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城镇化存在诸多失衡和不可持续问题。当前我国城镇化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发展明显不足。与大城市、特大城市过度发展伴随的是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用水紧缺等众多“大城市病”,城镇化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风险。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量”的扩大,更要重视“质”的提高,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

  城镇化只有均衡协调才能健康可持续。均衡城镇化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发展城市群推进城市化,二是通过做大县城实施农村城镇化,实现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并重。发展城市群推进城市化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加强城市群内交通、通讯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智慧城市”推动内涵型城市化发展。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要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重点依托县城发展县域城市,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引导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分流。
 楼主| 发表于 2013-2-7 16:15:3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和美国的城市化之对比

中国一位高官据说在游历美国后,感到非常失望,临走前大发感慨,说美国算什么现代化国家?整个就是一个大农场、大花园而已,根本没有中国那些外表亮丽的高楼大厦来的气派。这官员其实说的不算太错,从他的角度看问题,真可能是这样。

问一般美国佬,他们不会把都市的繁华喧嚣,作为美国最值得自豪的地方。看美国各州、各城市介绍自己的旅游片,刻意着墨的,不是高楼大厦。美国的城里人只要有能力,都会在远郊购买度假、退休的房产。中国官员和许多民众不知道,美国人对城市没有崇拜和期待的心理,人们如果愿意,拔脚就可以成为城里人。所有正常的社会,都没有“户籍”的概念。

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许多人在思考新的增长引擎,城镇化被认为是一个动力,可以扩大内需。《人民日报》说今年中国经济萌发质变,据他们“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增加1万多元。可是,如果农民工的月收入才1000来元,每年消费1万意味着他必须把所有的收入都花掉,一个子儿不剩,才能合乎党的要求。中国的城镇化,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它能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吗?

什么是所谓的城市化

城市化(Urbanization)也称城镇化、都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在城市聚集、乡村转变为城市(镇)的过程。对当今社会来说,这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生产力发展,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城镇数量增加,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城市化的主要标志,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城市用地扩大。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200年间,西方国家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70%到90%之间。当然,发达国家的人住在乡村,并不意味着他是农民。比方美国人口25%住在乡村,但只有3%的人口是真正的农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出现了市郊化(suburbanization)及远郊化(exurbanization),即大批居民从市中心地迁往郊区、远郊。发达的交通工具使移居郊区成为可能。据联合国估计,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住在城市之内。联合国的城市化趋势报告表明,世界城市人口持续上升,农村人口持续下降。1950年,世界人口的70%在农村,30%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70%在城市,30%在农村。

中国的城市化

中共建政前30年,中国的城市化非常缓慢。同期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由28%上升到41%,发展中国家由16%上升到30%,中国仅由11%上升到19%。原因在于,中共刻意阻挡城市化的自然进程,他们把农民拴在土地之上,以维持其高压统治,并制造了城乡的巨大差别。中共甚至逆天而行搞“反城市化”  如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乡差别导致中国的“二元社会”,城乡隔离、相互封闭,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1978年以后,城乡壁垒松动,因为国人的创业精神在被压抑了几十年之后,终于迸发了出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小城镇迅速扩张,农村人口也就地“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发轫,实际上是中国农民解放自己,通过乡镇企业的路,自己冲过来的。中国农民用行动说,你不让进城?我就自己创造新的城镇!

因为中国农民的创举和逆势而为的草根性行动,中国的城市规划,不得不采取“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县制度,地级市数量迅速增加。80年代中“撤社建乡”,建制镇数量大增,县级市也迅速增加。

虽然官方报告说2011年的城镇化率是51.27%。但中国的城市化跟世界各国相比,其实是“伪城市化”。城市化的质量不高,上亿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却没有成为城市市民,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

再者,中国城市化布局混乱、扩张盲目,不顾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中国600多座城市有400多缺水,其中100座严重缺水。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房租昂贵、失业上升,已经开始浮现。

美国的城市化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跟其它发达国家一样,很早就完成了。2010年人口普查表明,美国人继续喜欢低密度的生活方式,郊区(suburbs)和远郊(exurbs)比市中心的人口增长要快。美国城市人口(urban)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四分之一居住在乡下(rural)。但城市人口的大多数都住在郊区,不到一半在中心城。

1800年代,工业化导致美国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许多制造业工人被迫住在城里。城市拥挤,用水和下水道都有问题,卫生状况差,水源经常污染。烧煤油的火炉导致的火灾,会让上百居民一夜间无家可归。1906年,作家 辛克莱(Upton Sinclair)写了本小说叫《城市丛林》(Jungle),描述了屠宰厂工人的生活,不但工作条件糟,他们切割包装的肉类也很糟。小说出版后引起轰动,当局不得不通过法律,美国食品工业从此变清洁了。

美国内战之后,城市拔地而起,摩天大楼和交通系统使城市越变越大。1870年时,只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到1900年就有六个,包括三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纽约、芝加哥、费城。来美国的新移民也涌向大城市的贫民区。“中国城”、“唐人街”就是那时兴盛起来的。除了“中国城”(Chinatown),美国城市还有“小意大利”(Little Italy)、“小波希米亚”(Little Bohemia)、“德国城”(Germantown)等各族裔聚集的地方。

中美城市化的对比

中美城市化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政府好大喜功的推动,后者是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在一窝蜂的城市(镇)化之后,中国民众开始质问,为什么要城镇化?城镇化是为了百姓的幸福,还是为了面子工程?城镇化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还是对农民的再次掠夺?城镇化仓促推进,是党官政绩的需要,还是社会统筹发展的最佳路线?还有,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吗?

城镇化并不一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许多拉美和南亚国家,经济停滞不前,但城市化率却仍在提升。城市化本身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未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城镇化率提高,将有相当数量农村人口转到城市,按中国目前就业的状况,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些新增的劳动力。看看日本、韩国农民针对世贸组织(WTO)、泛太平洋协定(TPP)的抗议,就不难意识到,中国农村怎么还能继续“城市化”呢?城市就业消化不了,农村也会劳务短缺。中国没法实施美式大规模、全面机械化的农业作业。放弃手工作业,7亿农民去哪里讨生活?

说城镇化导致购房消费,也像天方夜谭。统计显示,农民工在城镇的自有住房拥有率是0.7%。高房价城市居民都难以负担,农民工哪来的购买力?日本与韩国等成为发达国家后,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贫富差距普遍缩小,基尼系数不到0.4,日本和台湾甚至低于0.3。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6,过去20年的城市化导致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继续放任,城市化不但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


作者:谢田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楼主| 发表于 2013-2-16 15:17:07 | 显示全部楼层
环保部绿叶杂志:中国农业的生态化图景作者:蒋高明


中国农业的生态化图景



蒋高明



本文于2013年2月1日发表于《绿叶》杂志1&2合刊(总第175期): 100-106.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掌握了改造自然的强大武器,农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农业以无机能的大量投入为标志,使用上千上万的化学合成物质;生命科学的尖端成果,如转基因技术也“入侵”农业。当前,“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构成现代农业的六大要素。然而,人类在通过上述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土壤、地下水和空气被污染,地力下降,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六要素”变成现代农业的“六大害”。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粮食作物获得了大幅度增产。但是,农民并未从中获得更多的受益,相反,农业收入呈直线下降势头。农业“六要素”和大量进口粮食,强力挤压中国农业的利润空间。中国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严重受挫,纷纷弃耕进城务工。美国等国家高额补贴下的进口粮食由此更得以补充入中国粮食市场,如此恶性循环,中国粮食安全堪忧。



一、中国粮食供应能力不容乐观



有关部门一方面宣布粮食九连增,一方面又大量进口粮食。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到底是多少呢?我们有没有突破粮食安全警戒线?



中国曾实现了农业自给自足,但是,最近30年来,中国的农业开始进入沦陷状态,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严重现实。有关部门在主流媒体上宣布:中国的 “主要粮食自给率仍稳定在警戒线95%以上”;“就进口总量来看,玉米、小麦、大米这三种粮食的进口量占国内产量比重不足2%”,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信号。因为,他们在统计粮食时,并没有包括大豆和其它粗粮在内。国家统计局对粮食的定义很清楚:“粮食除包括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及其他杂粮外,还包括薯类和豆类”。众所周知,中国大豆进口量已超过消费量的80%,相等于用了2亿亩耕地来生产大豆。我们压缩了大豆、高粱、谷类、薯类的种植面积,才满足了 “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的假象,如果将进口大豆算在内,我们还那么自信么?



事实是什么呢?2012年我国进口小麦、大豆、粗粮、稻米分别为300,450,6300,240万吨,合计7290万吨,进口量占国产量的2.5%, 2.1%, 500%和1.7%。中国进口粮食与国产粮食的比例14.8%,即自给率为85.2%,突破警戒线几乎10个百分点(95%-85.2%=9.8%)。即便不考虑大豆进口,中国的大米、小麦和玉米进口占产量比,也超出了有关部门所说的2%。我国粮食自给率的警戒线早已被突破,我国粮食生产已初步进入沦陷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粮食沦陷中,植物油料尤其大豆产业首当其冲。2011年,中国大豆进口占国产比为409%,而2012年就高达500%了;植物油进口占国产比2011年为105%,2012年为116%。中国进口植物油几乎都是由美国、巴西、阿根廷提供的,都是以转基因的大豆与油菜油为主的。且不说这些食品自身的质量安全问题,单从数量上看,人家一旦停止了进口,中国就需要拿出自己的耕地来生产,到时候我们的主粮小麦、水稻、玉米势必产量大跌,粮食供应将严重不足。



对于中国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粮食消耗的基数都是极大的,粮食进口占粮食国产比例的百分之一就意味着百万吨粮食,超越10%就意味着上千万吨粮食。任何超越总供应的消耗,都意味着动用国家战略储备或国防储备,那局势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安全。我们知道,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粮食短缺1个月就足以让社会乃至国家产生激烈的震荡了。



二、美国为什么赔本出售给中国粮食?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产品是比核武器更重要的,今后的战争肯定不是正面战场上的厮杀,谁也不会轻易首先按动核开关,除非人类共同灭亡。但另外一场“核”战争,即发生在细胞核内的转基因战争,则是非常隐蔽的,它有着高科技的美丽外衣,有强大的资本游说集团,有国内外的被收买的专家教授鼓吹手,一旦这场生物核战争打起来,对于毫无防范的中国人来讲都是致命的。他们不会等中国人按动核武器按钮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力气了  中国人吃饭的权利已经没有了。看看当今中国的种业、蔬菜,大豆,猪肉,鸡肉,甚至自来水都被人家控制,转基因作物偷偷摸摸地在中国布局,就知道我们输的有多惨。



美国的所谓现代农业是亏本的,没有政府的大量补贴,美国农场主根本就不能生存。美国的农业产值才3046亿美元,而农业补贴居然高达1092亿美元,占农业产值的1/3强!为什么美国政府倒贴金钱支援中国的农业呢?美国转基因大豆到岸价比中国本土的还低,因为美国政府给予了补贴。美国3亿多人,最多生产2亿吨粮就能满足其奢侈需求了,政府为什么赔钱多生产1亿吨粮食供应国际粮食市场呢?其中中国是最大的买主。天下有这样的美事吗?美国人要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吗?要知道,在美国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美国欠中国的3万亿美元不还,大量印美元使其贬值;中国人的几百吨黄金放在美国取不回来,而他们却倒贴钱给中国进口粮食,这其中的战略意图不得不防。美国在军事、航空航天、通讯等等领域的一切高科技对中国实行最严格的封锁,而唯有转基因这个高科技却不远万里送货上门,还派洋专家到中国来游说,连《科学》的主编也进中南海去游说我们的高层领导,科学家当起外交官来,难道这些都不能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吗?



三、中美搞农业现代化国情不同



目前,言必称美国的中国主流农学家,一切向美国看齐,在农业问题上也不甘落后,甚至主粮转基因也要超越美国,率先在全球实现水稻转基因化。殊不知,中国和美国在现代农业问题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是没美国人少地多,中国人多地少。美国有29亿亩耕地,中国18亿亩,且中国的耕地质量远不如美国;美国3亿多人,不到中国的零头。即使如此,中国生产粮食5.8亿吨,美国生产3亿吨,可见中国目前的农业方式并不是落后的。



        二是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更少,其比例不到总人口的2%,而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50%。中美这一国情差异决定了两国农业出路是不一样的,中国依靠的是人勤地产,精耕细作,而美国大量依赖机械,依赖转基因的那样的高科技,以环境和人体健康为代价生产粮食。



        三是美国的土地可以轮休,如一旦出现转基因污染可以通过自然平衡而逐渐减缓(当然,这依然有巨大的环境代价),而中国的土地不能闲着,需要不断生产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



        四是美国的农业以商品生产为主,生产多少视国际市场而定,不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并可通过粮食这一特殊武器对他国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控制;中国粮食生产以满足国内消费为主,一旦总量下降,就会造成粮食恐慌。



        五是美国政府对少量的种植户采取大量现金补贴,才使得其农产品具有价格优势(美国人用中国人的钱补贴美国农民打败中国);而中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农民受益不大;美国补助给农业的资金大部分能够落到农民头上(美国法律严格,谁也不敢打农业补贴资金的主意),而中国补贴给农业的资金绝大部分被层层截留,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的资金非常少。



       六是美国人以动物蛋白为主,中国人以植物蛋白为主。美国人生产的转基因大豆主要有两个用途,留在国内做饲料喂鸡喂牲口;出口到中国作为油料和豆制品给中国人吃。大豆是中国人植物蛋白的主要来源,我国国产大豆产业崩溃,给国人健康安全亮起了红灯。我国国民健康素质下降,与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含草甘膦农药残留的粮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



        七是在美国发展高科技生物技术农业,种植转基因作物可以留500米隔离带,而在中国几乎做不到。我国耕地分散,一些偏远山区连平整的大块土地都没有,显然不可能对转基因作物实施隔离,基因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八是美国人懒惰,农业历史短,对新技术依赖度高,发展生态农业困难;中国人勤劳,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具备发展生态健康农业的天然条件。



        有了上面的几大不同,中国农学家鼓动政府大力推广充满生态与健康风险的现代化农业尤其转基因农业,继续走工业化农业的弯路,就有专家误国之嫌。
 楼主| 发表于 2013-2-16 15:17:3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中国未来农业方向是生态化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未来农业只能走“用地养地”、“精耕细作”、配合一定现代化设备和生态技术的生态农业。但是,中国的生态农业被长期忽视甚至被压制。“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不打农药会颗粒无收”,这些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不实之词,严重影响了决策者发展生态农业的决心。



作物不打农药就颗粒无收吗?我们做过不用任何化学物质处理的生态农业实验,包括极端实验,即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甚至不用有机肥,在这样环境下庄稼竞争不过杂草,但并非颗粒无收,害虫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杂草。当然,这是生态学的极端实验,傻子也不会真去这么干的,是几个处理中的其中一个而已。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改用有机肥,不杀害虫改用天敌控制的办法恢复生态平衡,恢复养分平衡,将低产田变成了吨粮田。这个实验已经坚持7年了,一些科研成果将以严谨的科学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我们实践的是可持续的环境友好的农业,是用健康的办法,在健康的环境下生产健康的食品。



按照我们的办法推广的,即去除农药化肥农膜,产量变化并不是像挺转专家说的那样“颗粒无收”,“会饿死人”。在河南安阳,我们有1万亩的大面积有机农业推广田。用物理+生物的方法控制虫害,在布局农田电力网络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1000亩左右的成本费不足10万元,而每年的农药费用至少10万元,还不包括大量的人力和农民生病后的健康代价。国家如果要发展生态农业,或者企业愿意做,生态农业技术是能够做到的。



农田是人类改变自然生态系统而来的,在人类开辟农田之前,昆虫早就在那里了,有多少害虫,相应地也就有多少益虫,同时还有多少益鸟,现在人类给某些次级消费者昆虫安上“害”罪名,用大量农药乃至转基因对其灭杀,逼迫害虫进化,同时灭杀大量的益虫与益鸟,逼迫农民放弃种田,让各类商业公司从中牟利,农田环境能不越来越恶化吗?生态学的办法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样的成果推广开来,许多环节将赚不到钱,包括农药商、化肥商、农膜商、转基因公司、医院、制药厂、医院、火葬场、墓地经营者、科学基金管理者,他们极力否定生态农业的成果就不难理解了。生态农业的思路将被各个环节夺走的利益还给生态健康食品的农民,稳定一支种田大军,在源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我国18亿亩耕地中,高产稳产田约占三分之一,中低产田占近三分之二。如果用生态学的办法,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把低产田变成高产田,这是生态循环的,不是用一个单一的技术。用农学家培育的常规种子,将农业重点放在土地整理上,恢复农田基础设施,在山东、河南、河北、湖广、四川盆地、江苏、安徽等土地平整和热量资源丰富的地区,用大量有机肥培育地力,实现吨粮田,仅需6亿亩耕地,就能够生产出6亿吨粮食,超过目前全国的粮食产量,还保护了人类生存环境,保护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五、就地城镇化、农民专业化

   

在人的去留问题上,建议不要发展英美那样的大城市化,而发展就地城市化。将村落发展成为微型城市,农户散落在农田中,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这样的话,可以杜绝食物生产的多种危害,同时带动粮食生产、食品加工花卉、宠物生产、休闲、物流、农业观光、生态旅游、养老、保险、教育、金融、电信,等等产业的深入发展,带动大学生就业。



目前全国一窝蜂似的城镇化,依然没有摆脱“房地产”的阴影。据笔者了解,山东某些县市搞的城镇化,已经进军农村,是以消灭农村为目的的。他们首先在老的村庄附近盖楼,也不管农民情愿不情愿,将原宅基地作价,在新楼没有盖好的前提下,每家补助7000元/年就将农民的房子强行拆除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得不到现金补助,其回报就是100-120平方米的回迁楼房(至少6层)。而新楼占据的是良田,农民平房腾出的土地被开发商出售了,或继续搞房地产。这样的城镇化继续加大了耕地压力,农民上楼后无法从事农业生产。



我们理解的城镇化是原位的,即政府可帮助农民统一解决自来水、污水、垃圾处理、燃气、网络、电力、电话、银行、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而农民不必上楼,既然节约了土地,又方便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稳定一支种粮大军,在源头保障粮食安全。让更多的人口分布在食物生产的第一线,避免了大城市化带来的让少数人养活多数人的现象。在食品生产、运输、加工、消费各个环节减少有害物质使用,从而使已有的城市化人口得到较为满意的食品。

      

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政府必须重新审视依赖美国等国家廉价粮食(充满风险的转基因粮食)供应的做法,发展适度的合作化,将农业补贴资金直接与粮食产量挂钩,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完善监管机制。在技术上,除保留少量的化肥外,抛弃或限制“六大害”技术的应用,应用生态农作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让耕者有其利,从而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农民是种地好手,进城谋生是舍本求末。中国的粮食安全靠妇女、老人满足,长期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大化肥、大农药、转基因是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且昂贵逼出来的路子。我国的优势是人多,人民勤劳朴实。我们舍弃了自身优势,牺牲了乡村生态环境,换回来的是国民很难再吃上放心食品了。城里人想花高价钱买放心食品,但是,放心食品从哪里来呢?



正确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这些活就是为13.6 亿人生产放心食品,农民职业化,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周末和假期,同时担任修复退化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重任,恢复日益衰败的乡村道德和乡村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理应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认可,并从经济上给予补偿。



国家正在推进的城市化必须以农民为本,发展低成本的就地城镇化,将几百万的村庄整体提升现代化水平,解决农民教育、医疗、养老、生老病死等现实问题,将生态农业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公益产业来发展,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互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659751.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3-2-16 15:49:37 | 显示全部楼层
发改委称城镇化将推人地挂钩新政防以地生钱 www.capitalweek.com.cn
..对于作为城镇化核心问题的土地制度,《规划》指出,按照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土地存量的原则,创新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有效化解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需求和耕地资源保护的矛盾。【证券网】(综合报道)地方两会收官在即,城镇化成为各地两会上的焦点。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十年总体规划也已下发地方,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城镇化“摊大饼”方式不同,此次城镇化更强调“人”,其中特别提出探索实行“人地挂钩”政策,以推进更有质量的城镇化。

《经济参考报》日前获悉,由发改委牵头,包括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在内的十多个部委共同参与编制的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  《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下称《规划》)已经编制完成。

据了解,对于作为城镇化核心问题的土地制度,《规划》指出,按照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土地存量的原则,创新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有效化解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需求和耕地资源保护的矛盾。

《规划》指出,在扩大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本地区农村建设用地减少规模相挂钩的试点经验范围的基础上,探索实行“人地挂钩”的政策,即城乡之间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规模相挂钩,地区之间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外来人口定居的规模相挂钩。

“现在各地做城市土地规划时虽然也把自身的人口增长作为一个大目标,但实现人口增长是为了‘地’而不是真正为了‘人’。”中国农业大学土地利用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凤荣告诉该报,此前包括重庆、成都在内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试点,在市场上交易建设用地的指标,也只是为了把土地拿过来,并没有真正和人挂钩。

张凤荣指出,城市的建设用地增加了,产业发展了,但大量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城市户口,只留下劳动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社会保障却被甩到了原来的输出地,这是典型的发达地区剥夺欠发达地区。同时,如果土地城镇化了而人口没有城镇化,将来还会造成土地的闲置和浪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接受该报采访时分析说,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1.27%,据此计算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亿,但是,2011年年底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是9.3亿,这意味着城镇人口数量仅为4.2亿,因此,我国城镇化水平至少要减掉三分之一。

乔润令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城镇化建设和推进过程当中,农村建设用地总量不减反增,这说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远快于吸纳人口的速度。

“现在地方政府争要建设用地指标,但‘要地’是为了‘以地变钱’,为获得更多增值收益,并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因此,如果真正能够实现建设用地指标和人结合起来,将能够扼制各地‘摊大饼式’的盲目城镇化。”张凤荣说。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

事实上,河南省已开始在“人地挂钩”方面先行先试。此前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有关部门正抓紧制订“人地挂钩”具体实施方案,在确保耕地不减少,不影响农业和粮食的同时,通过综合的土地整治来支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

在盘活“存量”土地方面,《规划》还指出,强化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控制,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强化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标准控制,提高工业项目用地产出强度和容积率门槛。与此同时,建立闲置土地利用、低效利用土地二次开发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提升城镇存量土地开发利用强度。

另外,《规划》提出还应合理控制城市用地规模。按照密度1万人每平方公里的标准条款城市群新增用地,建立城市群内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调剂机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小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合理保证生活用地,提高生态用地比例,优先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用地。

“我们需要的不是出现越来越多的特大城市,而应是小城市集群。”乔润令认为,只有城镇城市集群化,生活、居住、工作都得以解决并走向富足,才能使越来越多的人留在自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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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18 17:18:52 | 显示全部楼层
厉以宁:未来十年 办好6件大事
要了解今后十年中国的经济动向,就必须了解现在或十年内,经济方面正在或即将产生哪些趋势性变化。我认为,要把握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走向,就要办好6件事。

  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6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迟到的改革,对中国的意义非常深远。中国现有耕地18亿亩,林地25亿亩,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国有的林地。因为现在是包山到户,林权70年不变,意味着可以今天种树给孙子们砍,所以现在福建、湖南、江西、云南,还有北方的一些试点农村种树热火朝天,家里有山的农民全上山了,林间可以养鸡、种蘑菇、种中药材。在湖南,现在山上都种油茶树。茶油是一种很好的食用油,既解决了农民收入提高问题,又满足了市场对食用油的需要,而且保护了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起来了,还解决了大批劳动力,并且林地和林木可以抵押,解决了农民的资金问题。

  二、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加快符合国家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并且能解决很多问题。如果说每年城镇化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十年会提高十个百分点,这样就把城镇化率从45%提到55% 60%之间。每年一个百分点,会有2000万农民进城,他们主要进入到县城和比较大一些的城镇,这就需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公共服务设施、水电建设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全世界罕有,因此城镇化的推行将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

  三、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如果中国不搞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新技术应用,在国际市场上是行不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将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那么,自主创新的技术突破口在哪里?根据中科院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新能源。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新能源将带动整个汽车行业改造。新材料。新材料将影响机器装备制造业的改造和房地产业的改造。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不完全是医学方面的,它对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制药业都有影响。环保产业。现在的环保已经不仅仅是不能生产有毒的产品,就连二氧化碳也不能多排。如果不注意发展低碳经济,我们的产品就很难出口了。

  四、创造条件促进民间投资。大量劳动力的就业,仍然要靠民营企业。近期上市的创业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创业板最大的作用是鼓励了民间投资和民间创业,这个影响在今后十年都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就业要靠大量劳动密集的行业来解决,要靠民营企业来解决。

  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既是扩大内需的保证,也是社会稳定的保证。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如果逐步推进,在今后十年之内,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中国扩大内需,老百姓却不敢消费,养老、生病住医院、孩子上大学等等,都需要钱,所以只有高储蓄。这个保障体制搞好了,不但内需扩大了,而且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很重要。

  六、能否打破中国的经济怪圈。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投资热,信贷随之膨胀,信贷膨胀以后出现产能过剩,然后又通货膨胀,然后中央又紧缩,一紧缩经济又困难,随后又出现投资热……这么多年老在这个怪圈里转。那么怎么来打破经济怪圈呢?经济怪圈主要是体制问题,所以关键是体制改革,是投资决策体制改革。投资决策的体制应该是市场主导的,而不能是官员拍板算数。
 楼主| 发表于 2013-2-18 17: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许小年: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扩张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虽然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3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20年!

  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左右。

  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家长可以提供营养,但不能打鸡血、喂激素,操控孩子的生长过程。同理,政府也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人,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回顾过去的历史,对我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农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长期束缚在故乡和故土上的宝贵生产要素  劳动力  开始自由流动,经过乡村副业和乡镇企业,最终进入了城镇工商业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城镇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农业剩余的大幅度增加。古往今来,世界上城市扩张的制约因素都是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减去维持农村人口自身所需后的剩余。我国明、清时期的城市规模小于前代的宋朝,原因就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减少,导致城市规模的萎缩。建国后实行至今的户籍制度,其初衷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

  农业改革彻底打破城市扩张的这个瓶颈制约因素,“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的“大锅饭”让位于真正的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单位土地产出随之增加,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城镇的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变为多余。幸好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了城镇经济改革,快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及时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收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释放出原材料、能源、机器设备,民营企业由此在市场上获得了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在这个资源从农村到城镇、从国有到民营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既没有政府规划,也没有政策扶持和指导。政府做的只是打破计划体制,一只“看不见的手”   市场  无声无息而又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城镇的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指导了城乡资源的流动与组合。这里所说的价格信号不仅指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包括资本回报率和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

  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企业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力图实现成本最小的投入品组合。这导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农民一定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无心插柳柳成荫”,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一个结果。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顾“傻子瓜子”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设想当初若无小平同志的过问,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见,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将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民营企业,进城的农民到哪里去就业呢?那时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而且没有计划指标,不能擅自雇人。如果没有那时的民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今天的城镇化率又会是多少呢?

  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企业与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聚集效应越来越显著,城镇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产生聚集效应的,依然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城镇的聚集效应

  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至少可以产生下列几项效应。

  1.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厂房、设备、办公楼等。企业的产量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出上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产品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需要众多的员工,大型企业不可能建在农村,只能设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城镇因此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2.社会分工效应。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以现实中的缝针生产为例,说明专业化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将缝针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磨尖、钻孔、抛光等几道工序,和一个工人从事所有的加工相比,每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可增加产量数十倍。在长期的专业化工作中,技工积累了知识,不断改进操作技巧,其效率远远超过样样都干而无一精通的多面手。不仅如此,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工序有利于机器的应用。制造能够完成所有工序的机器,不仅设计难度大,而且成本也会很高,在单个操作工序上实现机械化就容易得多。如同企业内部的分工,社会上企业之间的分工也可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言而喻,企业内部分工以工人聚集在工厂为前提,而社会上的专业化分工则需要工厂在某一地区内的聚集。毫不奇怪,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工厂诞生在城市,城市的扩张又为更大规模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楼主| 发表于 2013-2-18 17:22:52 | 显示全部楼层
3.节省交易成本。人口和企业的聚集缩短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距离,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汇集和传递的速度在城镇地区大大加快,便利了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企业更容易发现协作厂家、客户以及所需要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也更容易找到有效的用途,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

  4.技术溢出效应。企业与人口的聚集有助于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与扩散,经济学中统称为“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东南沿海,可以看到相似产品和企业扎堆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打火机之乡”、“皮具之乡”、“电器之乡”等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就是溢出效应的具体体现。

  5.启发和激发创新。人多了聚在一起,为思想的碰撞创造了机会,在相互启发和激发中产生新想法、新主意,产生创新的最初火花。创新的三要素为思想、研发和融资,分别对应高校、企业和投资基金。这三个创新的主体也聚集在城市。三者之间的密切交流与频繁互动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城市因此成为了创新的基地和创新企业的摇篮。

  我们再次强调,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员,因为官员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掌握这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不知道企业之间应该怎样分工和协作,不知道哪些企业需要什么资源才能创新成功;他们也不知道农民进城后到哪里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效应是企业与个人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由价格信号指导,经历无数次试错,通过市场上自愿交易而实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需求和技术的不断变动,今天的资源最优组合和最佳聚集效应到明天就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了。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调整资源组合与博弈策略,这些实时并且往往是随机的调整更不是官员所能预见和操作的。硬要规划不可预见的未来,结果只能是空话和废话。

  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职责是:(1)放松管制,减少干预,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2)公正执法,保障市场自愿交易的顺利进行;(3)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围绕这三项职能,我们简要讨论几个和城镇化相关的改革问题。

  若干具体的改革

  1.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改革解决,不能以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为名,继续保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2.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18亿亩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这项改革不仅可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城镇房价,有助于城镇职工安家,而且将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益从政府转移到农民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在城里租房、买房,进入并且真正融入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目前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要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就必须平衡已经相当紧张的地方财政,否则就有可能因土地收入的减少而引发地方性的财政危机。

  3.以节流和强化民众监督为主,平衡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财政改革的重点不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钱,而是政府和民众如何分钱,民众如何监督政府花钱。地方财政日益依赖土地收入,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减少,而是支出膨胀乃至失控。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并没有减少,但支出特别是投资和人员薪金的支出急剧增加,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大致而言,预算内收入仅够养人,投资主要靠卖地收入。若不削减开支,强化对开支的监督和制衡,再开发多少财源也不够用,况且开源势必增加企业和民众负担。

  4.减少和解除管制,取消对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性限制。一方面,放松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机构可根据收益和风险平衡的原则,自行参与城镇化建设,政府以利息补贴等方式适当引导;另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和国有垄断行业,允许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入,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5.广泛吸收各种民间资金,在政府的主持下,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低成本医院、中小学校、城市街道和公交,以及少量的廉租房。未来城镇民众的居住主要靠市场解决,而无法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大包大揽的保障房上。政府既无足够的资金和管理能力,也不可能预见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聚集地点。保障房很可能建成没人住,而有人愿意去住的,又可能在行政性分配过程中产生大量寻租腐败。不要用新加坡或香港作为保障房方案的依据,几百万人和上亿人的住房供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除了规模小、管理难度低,廉洁的政府也是新、港模式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6.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停止按行政级别分配公共资源,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超大城市。人口向首都等大城市集中的一个原因是优惠的公共资源,例如学校和医院。

  7.探索新型的城市治理方式和管理体制,新体制的核心是市民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以及行政管理的公开和透明。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衡,地方财政预算难以平衡,官员腐败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害就是不治之症。在新型的城市治理机制下,政府的职能不再是经济建设,而应转向以提供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为主。

  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形成城镇,城镇聚集效应在市场上得到实现,或许用“城市化”这个词能够比“城镇化”更好地表达笔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城市由“城”和“市”组成,“市”为效率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反过来“城”也促进“市”的扩大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市” 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仅仅是“城”的守夜人。只讲“城”不讲“市”,就抽掉了城镇化的精髓。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城镇神话。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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