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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馅饼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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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2-20 17:12:30 | 显示全部楼层
继续城镇化短期只是负担而非红利,注定落空
       有一种好政策叫放开束缚。
       有一种红利叫自由。

     高层寄希望于继续城镇化来拉动经济。
     这似乎有点道理,居住在城镇会增加很多消费和就业。
     不过有个四川内江的人跟我说了个事,村里过去几年电器普及很普遍,一件商品只要有一户人买,很快70%的家庭就会买,从彩电到洗衣机、冰箱和空调,这说明电器类的消费已经普及,即使城镇化,也只有更新换代的需要。
     中国城镇化比例有很大争议,一种认为大部分人已经居住在城市(镇),可是这只是把流动人口计算在内的,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所在城市提供的任何福利  义务教育、失业、医疗保障,廉租房。他们最大的期盼就是一张春节回家的火车票。
     在此同时,三、四线城市的中心区学校爆满,七、八十人一个班。
     为什么说继续城镇化对政府来说只是负担不是红利?
      继续城镇化如果还有政府什么事,那就是为流动人口建配套学校,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建立医疗和失业保障。
      过去30年农村人中的精英已经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了城市化,他们买了房,入了户,这些人或成为富豪,比如深圳京基集团老板,或当个体户,最差的也有一技之长,年收入一、二十万。
     剩下还没城市化的都是农村中的泛泛之流,他们买不起房子。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已经结束,农业用地改变属性成为高附加值的工业、商业用地的城市化也已经结束,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已经足够,无论是剩余农村的人和大城市回流的人要在三、四线城市居住的房子已经远远超过需求。这些城市有很多成栋的自建房只有3、4个人居住,曾经有人家里楼上被精神病人住了半个月都不知道  因为从来不上去。
    大城市附近晒太阳的地也多得是(连地铁都建好了),只要把这些土地开发就足够进一步城市化。
    以效仿发达国家技术的工业化也已经结束,一般工业品生产  服装、鞋子、电器的产能都过剩。
    在目前体制下,希望政府为流动人口建配套学校、医院是与虎谋皮,所以继续城镇化注定落空。
    城市化在短期只是负担是因为之前欠下的债要还,而当基础设施建好,流动人口减少改善了社会治安,今日农民工子女因提高教育程度成为更优秀的劳动力,对长期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目前的措施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中国经济不是说没救了,最终还是必须尊重个人的发展欲望,废除户口、计划生育这些反人性的东西。
    在我看来,购房入户虽然有点不公平,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市场经济倒逼僵化体制进步的途径之一,未来要变被动为主动,人家给广州扫了十几年的地,不给个户口说不过去吧?至于我这种高学历的,你不给户口也难不倒我,对于广州来说,我这种人少几百个还没什么,少几百个扫大街的城市都臭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2-22 16:54:02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不能再搞成圈地卖地

最近春节回家听到家乡的人说政府正想拆迁并居,大小官员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的准备搭乘“城镇化”的快车大干一场,仔细一听无非还是以各种名义圈地占地,还是走的“土地财政”的老路子。
有的以“旅游区”的旗号,有的以建“全国最大XX基地”的“开发区”的名义,还有的将城区规划改大,无限扩张,有的县慎至都将整个县域都规划成了城区,以便它们征地方便。
现在搞什么全域城镇化,各个乡镇都建城,更多的是以建城的名义掠夺农民的土地从中渔利。
比如有的地区按国务院发改委公布的区域规划用地图上是禁止开发的农业区,但照样将全区的近2/3的土地规划成了城区,再加上各乡镇的城区,几乎没有种粮的耕地了,如果允许这样下去,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没有可耕地了,只有所谓的“城区、开发区、旅游区”了,这样怎么得了。
比如我们这个地区历来是全国的产粮大县,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得天独厚,多少年来为国家贡献了大量优质的粮食,但是近年来城区面积一扩再扩,无限扩展,规划一再改变,现在的城市规划已经占全县近一半以上的土地,再加上它们搞什么“旅游区”开发区“县域的可耕地面积只有以前的1/3了。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我们以后怎么生存,我奉劝当政的各级政府不能再这样搞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2-25 17:48:59 | 显示全部楼层
华生: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与路径
    城镇化模式应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与反思。2013年作为新型城镇化开始起步的时刻,如何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其路径安排至关重要


  2013年所制定的施政思路将对未来多年的中国经济政策构成路径依赖,未来12个月可以视为今后5到10年中国经济政策主线的定调之年。新一届政府将如何起步,能否找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并切实有效推进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未来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多数人的城镇化


  有西方经济学家说过,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城镇化之路更是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战略选择。目前来看,经济方面对新一届政府最主要的考验,正是那些跟城镇化关联的土地问题、户籍问题、分配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将新的经济增长路径定位于新型城镇化是十分正确的。


  将城镇化定位于扩大内需、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仅仅是第一步。如何走好城镇化之路,其路径选择面临更多挑战,目前仍然存在较多争议。


  过去的城镇化,建立在土地财政的路径之上,资本成为最大获益者。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或者土地抵押获得资金,通过农民工进城解决劳动力供给,将几项生产要素机械堆加后,便置换成一座座高楼大厦,随之而来的是房价大幅上涨。如此得到的城镇化率,与大多数居民的实际利益脱节。


  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以往的城镇化,而应是以人为本,实现多数人的城镇化。可以说,对城镇化路径的不同选择,决定着未来的经济政策能否真正推陈出新。


  推进路径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重新审视城镇化的推进路径。这就需要做好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搞清楚一个问题:城镇化的过程中谁是主体?城市的发展为谁服务?只有搞清楚主体,才能知道政策该怎么调整。


  多年来,城镇化积累了一个巨大的欠账。外来进城人口目前已有约2亿人,他们在城市工作很多年,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已经安居。但实际情况是没有安居、没有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这2亿人的身后,是他们的家属,其中包括8000万留守儿童。因此,粗略来算,欠账应该是4亿人的安居、社保和公共服务费用。


  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自身现有的户籍人口,还包括外来人口。


  现在针对城镇化所推进的改革,围绕的主体存在错位。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角,是大量进城的农民,因此相应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制度,应围绕这一群体进行全面调整。这种调整要进行复杂的制度设计。


  现在人们谈的土地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要把钱给城郊和城中村的农民。上述受益者,基本上都集中在富裕城市周边的近郊和城中村。


  现在学界与舆论都强调,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捍卫农民的权利。但是这个所谓的“农民”已经偷换了概念,是指城中村或城郊的农民,根本不是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大多数进城务工农民,其土地都在中西部地区、在山里。近郊和城中村的这批农民暴富,并不会解决大量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问题。


  分配创造红利


  在搞清楚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之后,对于财政收支、土地、户籍等一系列问题都应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其背后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城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与财富如何分配,是否能够普惠于民,普惠于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将成为新型城镇化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好的分配格局将保障城市的稳定,激发城市的活力,为经济增长创造可持续的红利。


  现在谈到分配问题,多数人着眼于收入。实际上,中国的分配问题是财产性收入差距太大,而不是工资收入。因此,城镇化过程中的分配问题,不是简单地提高农民工工资。


  眼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不比城市人低多少,但财产性收入却相差巨大,享受的财政支出因身份不同而差别巨大。近几年,一线工人工资年均涨幅大约20%,资方面临快速提高的劳动力成本。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改善多少,企业却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


  从长远来看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减少土地财政等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推动财产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这些税种都是调节财产存量的,但是推进阻力很大。


  从目前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角度来看,政策的核心是要把城市化的成本降下来。土地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属性,要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追求更多的资本增值。也就是说,包括教育、保障房、水利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都要从这里出钱,而不是仅仅提取一定比例。


  还应解决好财政体制歧视性分配问题。包括医疗、学校、社会保障在内的财政支出不应向户籍人口特殊倾斜,而是在居民间合理分配。


  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分配布局,才能有空间吸引更多的人在城市稳定生活与工作。这些不断在城市安居的人口,才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源泉。


  高成本的土地财政模式


  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主要依靠卖商住用地来聚集资金搞城镇化,造成城镇化的成本特别高。


  土地财政在过去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要想继续健康地走下去,并切实起到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就必须要跳出这个模式。


  中央各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中国的安排跟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中央政府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然后中央再对地方进行转移支付。


  当下,不少地方就像一个个的经营主体,与企业家一样,获取资金的欲望永远都满足不了。多年来,依靠土地财政最严重的地区,往往是富裕之地,而它们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并没有做到位。


  因此,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说,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资金如何分配、究竟应该为谁服务。未来主要应看财政收入分配问题,能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道路和突破口。


  (本刊记者范若虹、刘明霞采访整理。财经国家周刊)
 楼主| 发表于 2013-3-1 12:15: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要再炒城镇化这碗剩饭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我以《世界金融危机根源及解决办法》和《某种意义上世界金融危机救了中国》为题发文,最早系统的提出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和生产相对过剩,中国靠强征土地、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缩减社会福利和剥削劳工来发展低水平、低附加值工业的城镇化道路走不通,结合我国国情和多丘陵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经济要走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道路。可惜未得到官方的重视,2009年4万亿投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工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社会的消费能力,反而加重了经济的供需失衡,中国错过一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现在,中国光伏产业全军覆没,钢铁行业全面亏损,2012年前11个月中国进口了7000多万吨粮食,中国58%以上的石油需进口,85%以上的大豆需进口。

    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军队的鹰派和少壮派不惜一战。自古战争打的是钱粮,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何保障粮食和石油运输安全和自给能力是国防的关键,否则不战自乱。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城镇化虽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消费需求但同时会形成更强大的生产能力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没有只消费不生产的城镇化。中国人民的4万亿学费不能白交,中国发展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要再炒城镇化这碗剩饭。下面详细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从《山东寿光:“中国蔬菜之乡”深陷农残疑云》《速成鸡45天喂十几种药防病 养殖户称不敢吃自己养的鸡》《江西空心村调查:有村庄仅剩一个人 着火没人救》《明天,谁来种地?》这些公开报道中,我们可看到一方面中国农村的萧条衰败,已经没有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化学污染日益严重,食品质量令人堪忧,本次的世界金融危机和历次的世界经济危机都证明西方工业化模式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世界,中国发展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主流经济学家都引用西方国家70%-80%以上的城市化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只有城市(镇)化才能救中国,王建算了一笔账: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大概增加了1亿城市人口,与之相对应,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52万亿元。从实际测算看,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还会引来几十万元潜在消费。按照2007年的城市人口计算,如果城市人口翻一番,中国大陆的消费总额有望翻番,即每年可增加10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额。彼时,中国大陆的出口额约为9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城市人口增加1倍,就是一分钱不出口,内需也能把这一块吃掉。”王建说。

    坚持城镇化观点的主流经济学家常识性错误在于:一是只看到城镇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而忽略了城镇化所新增的生产能力,并且提高城镇化水平所新增的生产能力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新增城镇人口坐在家里只消费不生产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办不到。二是没有看到随着科技创新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械替代人工是大势所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所需人员和人工逐步减少。我们常见挖掘机、叉车等的应用就节省了大量人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根本不需要很多人员。

    经济学是研究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所以经济问题应该从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方面分析。工业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自从剩余产品出现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社会的人借助生产工具形成的综合生产和供给能力远大于他自身的综合需求和消费能力,由此形成的社会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供需失衡是西方国家历次经济危机的根源。

    第二、工业生产基本上不受季节、气候和天气的限制可24小时生产,也就是说生产和供给能力可无限扩张,社会生产供给的增长速度会远大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所以不管政府如何人为扩内需总是远远满足不了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大家都见过加班加点的生产,谁见过加班加点的消费?

    第三、政府投资只是在项目建设期间有社会消费需求,但最终结果是直接或间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拿修路来说,在施工过程中会对钢铁、水泥、机械设备等行业形成一定的社会需求,但道路畅通后运输能力提高就会间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修路的最终结果和最终目的不会永远停留在在修路的过程中。2009年4万亿投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工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社会的消费能力,反而加重了经济的供需失衡。

    第四、城市服务业像“毛”一样依附于工业这张“皮”而不能单独存在,只有高效、高附加值的工业才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西方国家先有发达的工业以后才有发达的服务业,而不是相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工业发展服务业只是一厢情愿的空谈。

    第五、随着科技创新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械替代人工是大势所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所需人员和人工逐步减少。我们常见挖掘机、叉车等的应用就节省了大量人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根本不需要很多人员。

    综上所述,因为没有只消费不生产的城镇化,城镇化虽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消费需求但同时会形成更强大的生产能力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中国城镇化的道路应该注重质量而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比例。中国经济一方面工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老板跑路企业倒闭,一方面城市盲目扩张许多耕地被毁,农村人去房空,粮油大量进口,根据海关统计,2012年1-11月份,中国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作物的进口数量合计是1077.5万吨,同比增长了294.5%,进口大豆5249万吨,同比增长11.4%,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达85%以上,中国由粮食出口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由于化肥、农药和激素的大量使用造成化学污染使土地的肥力下降,食品质量让人堪忧,同时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等人为问题也层出不穷。中国现在最大的内需不是房子、车子而是放心优质的食品,中国人现在需要吃得饱和吃得好。
 楼主| 发表于 2013-3-1 12:15: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实体经济供需失衡和产能过剩的现状全社会已经达成共识,24个产业部门里面有21个产业过剩,并有220多种产品世界第一。在不发生世界性战争和全球性自然灾害情况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是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的需求,这需要时间。二是压缩现有工业过剩的生产能力,使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由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发展有机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在吃得饱的前提下,追求吃的好。因为农业要受季节和气候的限制并且效率和品质难两全,提高品质必定降低效率。

    科技领先和不断的科技创新是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基础,2008年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靠强征土地、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缩减社会福利和剥削劳工来发展低水平、低附加值工业的城市化道路走不通。结合我国国情和多丘陵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经济要走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道路。

    一、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科技创新和高效、高附加值工业需要的是大学生,发展两头压缩中间制造业过剩的产能适合我国现阶段的人力资源结构。

    二、精耕细作能提高农田的有效耕种面积和有效产量。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丘陵、梯田、地头、地尾、地边等都要弃耕,同时机械化收割收获也有不可避免的浪费,农业机械化只是节省了人工对提高耕种面积和粮食产量没有任何益处,精耕细作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多丘陵的地理自然环境。在这里声明一点,精耕细作并不排斥科技和机械化,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田间地头和机械化的不足,人工来补充,不能抛荒弃耕和避免收获的浪费。

    三、种植养殖结合能形成小型的生态循环系统,施用有机肥减少化肥的使用,能增强农作物的抗病性就可减少农药的使用,能生产出高品质的有机农产品。农业为中国人提供绿色有机食品,国民体质的增强就能增加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减少对药品的依赖,减少不知名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也会减轻了医保体系的压力,种植养殖结合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社会效益。另外,化学肥料对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已经到了极限,而且化肥对农作物提供的营养并不全面。中国所有耕地的营养成分中普遍是氮磷钾过剩,有机质不足,同样的田间管理施用有机肥和少量化肥的农作物比单纯大量施用化肥的农作物抗病性强、产量高和质量好,在北方苹果和葡萄的对比试验中效果很明显,不用仪器凭感官就可判断出来。

    四、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发展道路,食品安全、每年春运、留守儿童、社会治安和社会就业等问题可迎刃而解。同时,广阔分散的农村比人口集中的城市更有益于社会稳定,20年前的政治风波广大农村是相对稳定的。

    五、只有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小而精高品质的特点才能与美国机械化超级农场式的农业进行差异化竞争,否则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永远落后。政策适合,农业、农民、农村不但不是国家的负担,还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引擎,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如中国的荷兰设施农业以及法国的葡萄酒和香水傲视全球,对我们就是很好的启示!

    六、世界工厂是中国再给世界打工,也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和奴役,消耗资源、污染环境、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业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下游,并时常遭到国外的双反调查,打工经济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人宰割。科技创新能创造新的需求,引领世界的发展。中国崛起要靠科技创新和高效高附加值的工业,打工经济和荒废农业的低水平城镇化没有出路。

    配合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发展道路必须进行相应的土地政策调整和基层政府机构改革。

    一、土地政策调整要抑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停止城市扩张征地,放弃中国低水平的城镇化道路。精英的城市,大众的乡村,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借鉴中国古代的以工代赈改革现行的低保制度,采取相应政策,使城市中失业人员和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向农业转移,使没有能力消费有机农产品的市民向农业转移来生产有机农产品。同时也不要使返乡的农民工无事可做,坐吃山空。这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田园式有机农业中家禽牲畜的散养自然生长、人造有机肥改良农田土壤、农村水利等基础建设都需大量的劳动力,关键在我们要组织和利用好,天生万物,皆有所用,大致广宇,小至微尘,大用小用,贵在其用。

    二、基层稳则国家稳,与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政府机构大部门体制改革相配套的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我的看法是合并自然村,实行行政大村制,将村正式纳入国家的行政系统。同时取消乡镇一级地方政府,但不裁减一人,其党政人员两人一组轮流休息住村任职,实行8小时工作24小时值班制,以此来加强基层领导。县直接管村,缩短行政环节提高效率,这样避免基层工作人员都挤在党政大院内喝茶、看报勾心斗角,同时也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需裁员,滥竽充数者会主动请辞。同时,中央、省、市、县各级机构也要抽调人员分批轮流住村任职,同样是两人一组,住村工作一个月,回家休息一个月与亲人团聚,每逢国家的假期,家属孩子也可到村里来与亲人团聚,真正体验农家的苦与乐,城市长大的各级干部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此以两年为期分批轮换,谁也不会有怨言。这样既加强了基层领导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解决了政府机构改革的人员安置问题。条件时机成熟时再取消地区级政府,最终形成省、县、村三级地方政府机构的格局。广东乌坎事件中副省长带队驻村效果举世公认,这些好的做法应该坚持和推广,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局势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国的人民公仆才亡羊补牢!

    中国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也可采取教师、医生分批轮流下乡的办法来取消城乡差别。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在农忙时节党政干部、军人和学生都下乡支农,经过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才逐渐消失,加剧了城乡差别,中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败。所以只有正确的改革才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相反错误的改革和决策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灾难,中国人应该反思为什么从时间上来说不到30年的计划经济改革改了30多年,却问题堆积如山?

    面对世界复杂的经济形势,需要领导人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的魄力,民众信心来自领导人的魄力! 危机关头更需要的是领导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决断,不要把时机都浪费在会议和研究中!困难时期更要体现社会公平,只有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下,上下才能同心同德共度时艰,举国之力十年时间而某某功屡禁不绝,我看不少人是被不公的社会现实推向对立面,不平则鸣而已!只要公平,社会自然稳定,全能神之类邪教也不会产生和发展,更不需要巨大的花费来强力维稳,没有公平不会有正确的决策,没有公平改革也没有希望!

    愿与社会各界朋友共同交流,我的电子邮箱:liangxfxf@163.com

    山东烟台

    梁希峰
 楼主| 发表于 2013-3-1 13:51:56 | 显示全部楼层
春节观感:十字路口的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2013年2月18日
    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节人口大规模流动,给了客居大城市者观察家乡(一般为中小城市与农村)的机会。如果将全国各地的回乡见闻汇聚起来,可以形成对中国现状整体上的感性认识。当然,这种短时间的观察和交流可能流于表面或片面,但仍然是窥视中国真相的一个宝贵窗口。

    笔者综合全国各地的春节回乡见闻,来自诸多朋友以及网友,也有本人的家乡感受,得出一些初步的个人主观判断,但区别于正式的调查和研究。

     最直观的判断是,三四线城市(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城市之外的所有地区级市和县城)的房产购买热潮已渐熄灭。有相当部分城市的商品房滞销,这些城市的政府与国有部门人员,大部分拥有多套相当于特供的住房(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单位住宅),也有富人或动迁户大量投资住房的现象,这形成供给过剩和空置现象,虽然很多农村人口在城市置业,但这个过程已经放慢,显然需求高潮已过,空置住宅需要长期消化。在一线城市,还有大量刚需存在,但因房价过高而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住宅大约有1/3左右属于投资并推动了价格上涨,形成了真实居住需求与供给间的断裂,积累泡沫。

     经历缓慢的增长之后,汽车消费迎来了高潮。在三四线城市,私人购车已相当普及并在加速,汽车正在取代地产成为新的消费点。如果说住房是必需的话,汽车消费还有“面子”因素推动。三四线城市旧城区道路规划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行车时代,完全不能适应汽车运行,因此交通反而比大城市更加堵塞。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市都规划和建设了宽阔的新城区,拥堵主要发生在旧城区。行驶成本低的新能源汽车适合在小城市使用,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引导和迎合这种需求。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未来几年可能继续上升,这对中国石油供给、环境治理以及保护耕地带来挑战。

     子女教育是与住房、汽车消费并列的三大消费之一,这也是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县城、县城去市区等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大规模并校,农村学生上学成本上涨(午餐费和校车费),且教育质量非常低,大部分有钱人都为孩子寻找最好的学校,学区房和借读费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读书无用论”也大有市场,因为大学生就业困难,也找不到好工作,工资收入甚至可能低于农民工和小经营者。对于教育的两极态度或许表明中国的教育质量、经济结构都存在问题。

    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品消费能力大幅降低,因为前者吸收了大部分收入和储蓄,甚至透支未来,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们的省吃俭用,只有在节假日或家庭重要活动时才会有“面子消费”。不幸的是,三四线城市由于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周转比较慢,大部分品牌商品价格远高于大城市和电商,最近几年人工和租金的上涨助推了这一趋势。因此,这些城市除了有特色的餐饮业比较繁荣之外,其他商业与服务业并不发达,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三四线城市的商品“去品牌化”(山寨货多),质量较低。

    考虑到住宅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满足,而汽车也逐渐普及,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使国民收入持续增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消费能力将逐步增加和释放,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等也将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依靠国民消费拉动的经济体,而这也正是转型的目标。

     但是,笔者对转型能否成功持悲观态度。因为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都不具有优势产业,经济增长几乎都是依靠建设新城、基础设施、地产开发等投资拉动,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如前所言,中国的地产业开发正随着需求减少而降温,这又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而削弱政府的投资能力。目前,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由于基础设施与新城建设基本完成,这表明政府投资将要面临既无需求、也没能力的困境。因此,无论如何,中国投资拉动从供需双方看,均已动力衰竭。

     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工资大幅上涨发生在2008年后,这不是政府有意为之的政策结果,除了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之外,主要是货币放水的功劳。即为了应对国际危机,中国政府依靠信贷大规模投资吸收过剩产能,并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尽管随后开始执行收缩计划,但货币政策已经被展开的政府投资“绑架”,必须渐进的以“软着陆”方式退出。

     中国很难继续依靠债务和投资推动增长了。因为中国的产能和基础设施已经全面过剩(部分城市在投资地铁),而地产业的市场空间也在收窄。尽管政府致力于有名无实的收入分配改革,但没有经济增长,何谈收入分配的调整。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投资拉动经济,必然会制造通胀、更大的地产泡沫(人们依然会将购房作为保值储备),以及债务(金融)危机。庞大的政府隐性债务、民间愈加混乱的集资、房地产泡沫等几乎是大多数城市的现状,政府是否有勇气、有能力让经济软着陆还是一个疑问。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各地过去数年造新城(包括开发区)运动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由于政府将权力部门向新区搬迁,也带来大规模的公共设施配置与资源的转移。这个过程提供了大量以建筑为主的就业岗位(短工性质)以及各种衍生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新城占用大量耕地以及住房拆迁,让郊区农民得到占用(拆迁)费暴富。但是,这种增长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加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一次性的。一旦完成建设周期,将没有其他产业替代来提供就业。

    更让人忧虑的是,“造城运动”人为地制造了两个世界  破落的老区和现代化的新区。尽管老区暂时保留着商业的繁荣,但随着公共优势资源向新城转移,老区将逐步沦落为“贫民窑”,甚至荒芜。而那些到处圈占的开发区最终也可能被遗弃。这是因为,中国近些年制造业成本的上涨,让污染严重且能偷工减料的小作坊和小工厂有了低成本生存的空间,这些企业大都是三四线城市开发区的客户,也是当地经济增长的工业支柱。毫无疑问,广泛的污染存在于三四线城市和乡村,大部分人的回乡见闻中,普遍惊骇的是癌症患者急剧增加,这显然与污染有关,医疗费用的大幅增加将使得增长变得没有意义。中国必须逐步关闭这些早该淘汰的重污染企业,否则经济转型与环境治理根本无从谈起,这将对三四线城市的经济造成打击。

     笔者并不理解目前政府力推“城镇化”的目的,农民入城是已经启动的缓慢进程,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一个个被弃置的“老城”,农民实际上最有可能成为老区的新主人。笔者认为目前不宜让农民“并村上楼”,因为有能力的家庭均倾向于到公共资源与就业机会多的城市置业,即使在农村也大部分盖了新楼房,“并村上楼”不仅浪费资源,假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尤其是以基础设施与地产投资为主的三四线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和市场萧条,意味着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消失。这时候农民大规模聚集于社区,而不是分散在与耕地临近的村庄,并生活在熟悉的社会关系中,那么,“贫民窟”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应该重点关注的是“飘泊者”,即大量到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区打工的产业工人,以及在大城市就业的异乡人。他们以具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年青人为主,既不愿返乡,(相对于高房价的)低收入水平和户籍制度又不能让其扎根城市,成为进退两难的一群。尽管家乡拥有较低的房价和暂时吸引人的收入水平,能够实现买房买车的愿望,但文明程度较低,让这些人更愿留在大城市。这些人在春节期间很容易被家乡发达起来的人看作失败者。

    羡慕大学生留在大城市有体面工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很多家乡人在财富方面已经追赶上来,甚至生活可能比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还舒服。在过去数年,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是最大的输家,因为他们缓慢上涨的工资赶不上房价和物价的涨幅,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可能还不如农民工收入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回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城市的服务业价格将因人工和租金而持续上涨,中产阶级的日子并不好过。富人则在为移民忙碌,似乎他们比底层民众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悲观。

     当人们为家乡的一些进步而感到惊讶的时候,家乡那些原有的暗淡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占相当比例。在农村,大部分家庭仍然处于贫穷的状态,只有那些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才变得繁荣,西部农民的贫穷更加普遍,那里似乎是被遗忘的世界。而在城市,很多低收入家庭在过去十数年并没有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但承受了通胀,这意味着贫富差距在原本较为平均的三四线城市与农村也开始加大。

     春节社交放大了中国人正在蔓延的某些“品性”,比如攀比、势利以及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人们都在不择手段的努力赚钱,并视贫穷为失败,社会关系变得令人恶心的势利,权力和财富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种炫耀和攀比风气对很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构成了巨大的压迫,刺激他们对社会不公与歧视产生愤怒,其破坏力随时可能被某些群体性事件所点燃和释放。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居民似乎对发动一次打击贪官、黑社会以及为富不仁的有钱人的“文革运动”感兴趣,从谈话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肃清这些人产生的革命快感。

     人们对政治的普遍不满是毫无悬念的,但在最广阔的三四线城市与农村,人们已经普遍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种种不公,并遵循各类“潜规则”生存。因为最近几年卖苦力的底层民众收入快速增长,这种乐观的情绪冲淡了政府腐败与社会不公带来的愤怒。即使自身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大部分人也会以没有社会关系或能力不够而自认倒霉。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很容易给人一种幻觉,即具有公民意识的人在中国很多,事实上,除了发达城市有少部分以青年人为主追求公民权利的人之外,中国绝大部分国民仍然是传统社会的臣民。

     他们几乎都不相信通过政治改革能够实现政治清明,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性中有美好的存在,整个社会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不相信政府会真正改革,因为持续改革的结果是政府权力越来越不受约束,改革不过是权贵获取利益的手段;他们不相信民主会起作用,因为官方媒体总是宣传西方式民主带来的混乱以及中国一盘散沙的现实;他们也不相信社会有公正和正义,因为中国自古至今都是人治的、弱肉强食的社会。

    有理由担心,一旦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下来,贫富差距将急速放大。当普通人失去希望的时候,政府腐败、法治不彰、阶层仇恨、社会不公、价值混乱等问题就酝酿政治与社会危机,就像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末期一样。因此,在经济可能无法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面前,中国最紧迫的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让人人权利平等,遵守法律与规则,让中国人活的有尊严、有灵魂、有信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唯利是图、以邻为壑、弱肉强食,像是未走入现代文明的“野蛮人”。

(注:作者是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楼主| 发表于 2013-3-6 10:57:43 | 显示全部楼层
专家称城镇化就是逆城市化发展2013年03月06日09:34  中国网 我有话说
  主持人:现在大家都在谈城镇化,到底城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表述,应该怎么理解城镇化?

  李昌平:土地的非农化 就是城镇化。温铁军:城镇化是一个城乡融合去大城市化的过程。陈里:再简单点说,农民的市民化。

  主持人:对农民来讲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温铁军: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骑自行车就能非农就业,不用支付极大的转移成本。比如说从四川千里迢迢的跑到广东去打工,几千里的成本都要他自己支付。到那儿如果一旦找不到工,带点钱很快就花光了,这种我们叫做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会因城镇化而大幅下降,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也不必把城乡两套社会保障,非得要拧在一起,因为农村的社会保障的门槛低,农民获取农村的医药社保的代价要小得多。所以,如果要是城镇化,我们说一般是在县以下。

  陈里:农民一旦进入城市,我想除了他的生活习惯,他生活陌生的机能,还有他心理的变化,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会产生。

  主持人:有专家说中国的城镇化是逆城市化的发展,应该是以现有农村发展为起点,避免大量人口进城带来大城市病?

  温铁军:这其实就是我提的。我们一直强调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乡镇企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今天人们讨论的城市化,其实主要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中国曾经在90年代出现过加快城市化地,但是城镇化受到压抑,更多的资本集中在大城市,同时因资本龙头要素的作用,带动其它要素也流向大城市,于是乎出现大城市超前发展,但同期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比如现在的严重污染,特别是大家最近遭受到长时间雾霾的影响,谁都知道这是人口在大城市过量集中所付出的一个代价。

  李昌平:你比方说亚洲四小龙,它的农民进入制造业以后,工作7、8年以后就可以成为市民,因为他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保证他的市民化。我们老家的农民跑到北京来打工,别说7年,就是给他70年,也不能在北京买房子,最终到了50岁的时候又回到他的土地上去。

  所以,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到底是选择以城市化为主,还是以城镇化为主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以城镇化为主。我觉得未来的中国,比方说再过20、30年,大约小城镇以及农村生活有7亿人,还有一部分人在边缘的地带生存,是这么一个格局。

  主持人:农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是不是意味着会失去土地?城镇化是否会造成更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温铁军:恰恰不是这样,其实80年代的城镇化和乡镇企业同步发展的阶段,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大幅度的快于城市收入增长速度,当时已经把城乡之间的差距降到了1:2.8,不像后来90年代,加快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导致农村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都外流,于是乎城乡差别拉大,拉大到新世纪之初,城乡的差别高达1:4.6,甚至有人说已经超过1:6了,这是严重的差别。这个本身变化值得反思。

  李昌平:无论是城市化也好,城镇化也好,都不存在一个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弹性很大,中国的制度决定的,我们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决定的,它有很强的弹性。当城市不能够容纳农民就业的时候,你发现他又会回到小城镇,回到村庄,回到土地上去。只要不推行大规模土地兼并、土地私有化的运动,其实在就业上面,中国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弹性,人们在选择他自己就业的时候有很大的弹性,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的优势,我们千万不可以为了资本家下乡去挣大钱,把这个优势的制度破坏掉了。

  主持人:在西方国家中,有一个大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过城市贫民窟的这种现象,中国情况如何?

  温铁军:90年代,我们出现过准贫民窟,比如说城中村现象,当年北京有温州村、河南村,这些就相当于准贫民窟了,只不过后来被清除了。或者比如从东北那些资源枯竭或者老工业基地转型,这些城市也出现了大量的棚户区,有点类似于解放前上海闸北的棚户区,那些温州村、河南村类似于北京当年龙须沟,这种现象曾经发生过。在2001年以后的国家战略调整中,这些问题相对缓解了。

  李昌平:如果我们把政策调整一下,比如各种公共资源的配置不要向大城市堆,比较均衡的布局。比方说中小城市、小城镇,学校、医院、道路、马路等等这些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这是第一个方面,就不会出现。第二,又回到我前面说的土地制度问题上面,不要搞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不要推行土地的私有化。我觉得把这两条把握住,公共资源配置比较均等,土地制度不要向大规模的兼并、私有化去推进。因为中国是由我们的国民性决定的,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主持人:说到被城镇化,根据您的调查研究,是所有的农民都会愿意被城镇化吗?有没有个人自主选择的权利呢?

  陈里: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城镇化的过程、城镇化的政策,可能会被一些人误读,有所偏差的理解。这两天在微博上,很多网友跟我聊的就是这种被城市化,违背农民的意愿,搞一刀切,搞短平快,我觉得将来城镇化的成败,这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李昌平:这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要规范政府的行为。比如现在很多地方三个村、五个村集中在一个地方变成一个小城镇,就是被城镇化。在这中间得到了什么土地指标,这个地方就可以发展什么大城市,发展什么工业,我就可以用地了。这是不是老百姓要的城镇化呢?这不是,这是政府的行为在推进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城市化的思路去搞农村所谓的城市化呢?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都是政府自己为了创造财政收入或者创造他自己的政绩,他自己搞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们不是说政府不要有作为,政府是要有作为的,但是政府的作为一定要顺民意,一定要按照客观规律去办事情。

  主持人:城镇化是很好的一个方向,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因素会让城镇化跑偏呢?

  温铁军:到现在为止没有认真的反思90年代的导向问题,这是最大的危险。只要你坚持这条以资为本的导向改革发展,一定会被利益集团左右着你的决策的出台,这个东西恰恰是大众最不了解的。

  陈里:方向是对的,城镇化的过程一定不能太快。全国的东南沿海和西北部发展不平衡,不能一刀切,特别不能简单的把城镇化作为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民拆房建新房,简单成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种圈地运动,和英国当年羊圈圈地一样,最后造成社会的动荡。

  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没有可比的,我们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城镇化的问题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李昌平:假如我们把城镇化、城市化作为一个手段,而不是说通过城市化、城镇化增加人们的福利,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话,只是作为追求GDP,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一个手段,我觉得问题很大,有很多房子根本不用来住人,一定是用来住鬼的,并且这个过程中浪费很多资源,会使中国人来来回回在城里、乡里来回折腾、倒腾,如果土地制度还有什么大的折腾,我觉得就很悲观。在这方面,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要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千万不要说我们一天就建成中国的现代化,一天就把工业化、城镇化搞完了。我觉得今天中国就是得了一个快病,什么都要追求快。说句实在话,因为我现在从事新农村建设,每年到很多地方去,很多地方搞城市化,搞小城镇建设,大家并在一起去,很多房子都空在那个地方,造成很多资源浪费。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应该要停顿下来以后好好检讨检讨,理顺我们的思路,再进行统筹安排,可能我们还来得及,有希望。
 楼主| 发表于 2013-3-7 11:08:53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型城镇化的五大战略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最大的引擎。中国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面临最严重的挑战是产能过剩,我们最需要的市场资源是市场需求,城镇化涉及到几十个产业,它可以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有人测算,用城镇化可以推动GDP的增长3到6个百分点。

  二:城镇化是继人口的数量红利以后的最大的发展红利。过去廉价劳动力的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人口数量的红利消失之后要靠人口质量的红利。再一个就是靠改变人口的分布,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城镇化红利。城镇化红利将是未来十年、二十年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红利。

  三:城镇化是实现平等的新理念。两亿多农民工实现了地域的转移,从农村到城市;然后,职业的转变,从农业到非农产业,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化。所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体现在农民工新的社会阶层。新城镇化重点是“人”,也就是要解决“半城镇化”问题,也就是实现让农民工彻底地转移。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户口、户籍,在户籍上有60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福利。应该说,户籍是最不平等的,这一次改革就是要针对户籍推动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四:城镇化是改革再出发的新起点。现在社会期盼改革,城镇化是一个涉及改革最多的领域。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保障房和住房制度的改革等,通过城镇化可以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多方面推动改革。

  五:新型城镇化可以实现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的新布局。雾霾问题使我们看到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城市的城市病集中爆发。新型城镇化就要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城镇布局。特别是强调发展城市圈、城市群,通过城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来实现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来缓解超级城市的人口膨胀的压力。.


新型城镇化的五个误区:

  第一:“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城镇化出现拉美化的陷阱。
       第二:“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一味地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一哄而起搞大跃进,这就会陷进速度至上的陷阱。
       第三:城镇化的“房地产化”。特别要防止地方政府过度地依赖土地财政,用高地价推高房价。
       第四:地方以地生产,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进掠夺式发展的陷阱。
  第五:特大城市的“大城市病”。雾霾,70%、8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这都是一种大城市病。

  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先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这种粗放式的城镇化发展陷阱。

.新型城镇化六个发展方向:
   
一: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就是从偏重物的城镇化、偏重土地的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特别是要强调农民工的市民化。强调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二:新型城镇化要改变城市市民和农民工的二元结构。就是要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要从数量增长型的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的城镇化转变。
    四:要从粗放式的高物耗的城镇发展方式向集约型、低碳、绿色的发展方式转变。
    五:从单纯做大的城市规模向如何做好城市群、诸多中小城市转变,更加重视这个城市的合理布局。
    最后一点,新型城镇化要特别强调产业支撑,四化同步,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要同步发展,不能搞空城计,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
 楼主| 发表于 2013-3-7 11:11:53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更需发展实体经济  完善金融体系

城镇化是内需增加的最大动力所在,而目前的城镇化率虽超过50%,但仅是地域的转移,而非完全城镇化。中国真实城镇化率仅达到三分之一左右。
城镇化不足以推动国内消费需求增加,应该以坚实的实体经济为基础。
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许多实体经济平台名存实亡,转向房地产等快速获利的非实体经济,商业经营者大量移民海外,实业进一步衰退。
目前的民营资本不仅缺乏融资渠道、更是“投资无门”。解决实体经济的“贫血”,必须依赖于打破垄断,让资本有处可投。只有银行等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企业家回归实业精神,中国城镇化才能够真正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五大难点:

  一:分配改革。是要解决好收入分配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既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要防止短期内企业生产成本增长过快,影响企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两难,这是最大的两难。因为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把蛋糕分好就要提高两个比重,要提高劳动报酬在整个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现在大量中小企业的利润又非常薄,所以,企业是非常艰难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企业发展面临着转型的压力。

  二:货币战争。现在的货币战争,怎么样处理好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出口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利用人民币汇率调整来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也要关注出口企业的生存状况,为它们的调整提供一个过渡期。

  三:房产调控。怎么样处理好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另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这一方面,房地产是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它和60多个行业有关,它在投资当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它对GDP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要防止过度依赖房地产这个主业,要减弱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

  四: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要靠价格进行引导。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和物价调控之间的关系。这是第四个“两难”。

  五:通货膨胀。怎么样处理好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相互之间的配合,特别是要防止通货膨胀。现在物价上涨还是比较快。所以当前管理好通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3-3-7 11:16: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策略

当务之急是要为产业升级和打开内需市场做好前期准备,适当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停止补贴资源类产品和高耗能、高污染产品。运用减税政策,合理调控产业结构,抓紧修订提高行业标准,建立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建立金融防火墙,中国现在不缺钱,要限制纯投资型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包括股市、房地产、金融领域、严密监控外资流向),把资本投资型经济转变为技术投资型,外资可以以技术投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市场很大,它们没有不来的理由。现在西方缺的是钱,有技术,我们缺的是核心技术,有的是钱!!
逐步降低美国国债持有率,以前买它们的国债是因为,赚回的大量美元放着贬值,没有太好的投资渠道,现在既然不让捆绑美元了(以前人民币是采取联系汇率,紧盯美元)现在没必要买那么多了,抓紧转化成国内生产力和解决民生。.



刚需,一个骗了十几亿人民的大谎言
  这两天,一个原统计系统的高官,被称作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在一个投资报告会时表示,中国房价仍会平稳上升,未来10年总体是一个看涨趋势。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认为“市场对住房的需求有增无减形成上行压力”。听到这里,我彻底明白了,他讲的是刚需,刚性需求!刚需,是那些无良官员、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们,几十年来,对十几亿中国人民一场“空前的大洗脑”。
  啥叫刚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坐火车从河南郑州要到北京去,火车一路上不停,车到了石家庄,火车上许多人都要到卫生间方便。列车员说,进卫生间一次,100元,想进就掏钱,不进算了,谁要是受不住了拉车箱里罚款一万元。
  我憋得小肚子疼,浑身直打颤,别说100,就是200我也掏,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看到没有?这就是刚需!
  住房,同进卫生间一样,那是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我家有个破电视,是那种大屁股式的,现在都是超薄液晶的了。可那玩艺儿贵,我买不起,可以不买。谁厉害咱不惹,啥贵咱不吃。可我总不能几代人天天睡大马路吧!夏天睡大马路还能凑和,可是一到了冬天,下了大雪,冰冻三尺,我总不还睡大马路吧!
  住房,医疗,教育,这三种东西,不能光用经济观点来分析,也不能光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因为这是民生问题。我总不能天天睡大马路,总不能让孩子不上学,总不能有病不看等着死!利用这三样东西烘托刚需,就是趁火打劫!
  假如你渴得要命,有一口水可以得救。我正好端了一碗水,我对你家人说,这碗水,一万块。要喝你拿钱,不喝算了!你肯定得拿钱,钱比命更值钱。这不也是“刚需”?其实,说起刚需很可气,也很可笑。现在的地方政府,就是握住老百姓的致命东西,把人往死里整!
  谁不需要住房?谁不需要看病?谁家的孩子不要上学?美国有没有这种刚需?日本有没有这种刚需?人家咋不用这折腾自己的人民?
  住房、医疗、教育,不能光用经济学来分析,而要站在民生的角度来分析,这也是个严正的政治问题!说白了,这三种东西,是一个执政集团的责任!要执政为民,这三种东西,不能拿来拉动经济和赚钱。要说刚需,那农民的小麦、大米也是刚需,500百块钱一斤也照样得吃,对不对?也由它疯涨去吧?
  普京曾经说过:“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予人民。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基本东西。”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专家学者,但是听了那众多的“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著名学者”的话,我不得不佩服自己,才是中国真正的学者和专家!为什么?专家学者最重要的不是智慧,而是良心!
  一个仅有智慧而没良心的东西,不仅不是专家学者,而是一个为某些利益集团当代言人的狗!在住房、教育、医疗上,谁再提“市场需求”“刚需”,他就是良心坏透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3-7 11:34:10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惊险一跃


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来说,产业升级与城镇化是两大主导性政策。只有在殖民地经济中,产业升级才会伤害到某些群体的利益。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主权国家中,产业升级显然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所有国人都能从中受益。但是,与产业升级相比,城镇化涉及的范围要宽得多,各种利益群体受到的影响也要复杂得多,其难度自然要高得多。简而言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惊险一跃。

如果将来产业升级的过程较为缓慢甚至逆转,目前大量的血汗工厂或者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像现在一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进城农民的务工收入不会得到多大的提高。《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中国经济出版社)中指出:除了少数城郊农民与沿海地区的农民,目前大多数户籍为农业人口的农民家庭收入可以分成两块。其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微薄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是由农民家庭的老弱病残赚取的;其二是进城打工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是由农民家庭的青壮年赚取的。这两部分收入之间的比例大约是四六开。

此外,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不仅可以赚取一定的经济回报,还能为整个家庭提供稻谷以及肉禽蛋奶的粮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支出。在这个基础之上,打工收入几乎就成了家庭的净收入,大量进城买房的农民家庭恰恰是依靠这部分收入来支持当地的房地产业。正是这种二元化的收入结构,才是今日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中国社会能够保持系统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安全阀。简单地讲,即使进城打工的户口本农民从企业下岗也不存在饿肚子的风险,仍然可以通过农业收入来保证整个家庭保持饱暖不愁的水平。

很多学者以为,只要将进城打工的农民家庭安置上楼,巨大的土地收益就可以保证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也因此而失去土地的家庭过上更为舒适的生活。甚至曾有国内极为知名的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提出,深圳应该划出一块土地,让农民自搭自建,发展出全国第一个贫民区,农民因此可以在这里家庭团聚,落地生根,从而体现出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

种种这样的观点与建议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土地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而只是财富创造的载体。我们所看到的城郊与沿海地区的一些农民家庭因征地补偿而暴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土地本身创造了财富,而是因为土地制度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讲,是农业用地转化为工商业用地的结果,这些所谓的农民所得到的收益其实是分享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经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收益。

包括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在内,全国农用地大约有2亿多亩。如果这些用地统统转化为工商业用地,显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土地只能一直保持为农业用地的状态。因此,只可能是极少数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巨大的征地补偿收益转化为不劳而获的土地食利群体,早已脱离了农民阶层的范畴。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语来描述这一群体的特点,那绝不会是农民这个字眼,我们认为,“地主”、“包租公”或“包租婆”等词语倒更为形象。

如果强行让上亿的老弱病残安置进城,又要给予高额的土地征收补偿以保证其能过上城郊与沿海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准,这几乎是不可能是的。唯一的勉强方法只能是大肆扩张信用,其结果只能是大规模通胀的到来,甚至是恶性通胀。显然这也是不可能与不可行的。

如果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道路伴随着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与土地兼并的过程的话,那么国家的前途将极为坎坷和叵测。以现在中国经济与工业的现状,近3亿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并未在城市立足,他们极为缺乏稳定的就业。一旦农民家庭的老弱病残也脱离农业生产,这些家庭的收入将失去农业收入的保障,其生活成本也将大幅提高。仅仅依靠微薄的打工收入,他们将难以在城镇中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许会有少数进城者可以在这种不良的城镇化过程中暴富,但从整体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必将堕入生活贫困的深渊,中国的城市贫民区不再会是一种担忧而会变成事实。

此外,原先存在的二元化收入结构基础之上的社会稳定安全阀已不存在。一旦经济发生波动,完全依赖于城市工商业的进城农民家庭将受到严重的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将有效的社会保障全面覆盖到全民,到那时,将会出现灾难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恶果。

即便产业升级顺利进行,城镇化的道路也会充满艰险。众所周知,产业升级进行得越为顺利,劳动密集型产业便会越为萎缩,进城农民的工作岗位将随之减少,最终问题将更为严重。这样的情况在拉美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先例。拉美国家的土地高度集中。约1.3%的大地主占有耕地面积71.6%,这些土地较为肥沃,而95%以上的小农则只有小块的贫瘠土地。与此同时,与我们一些学者臆想的不同。拉美国家大地主的大庄园的生产效率极低。据统计,1980-2000年,东亚与北美国家自耕农式的家庭农场的粮食产量增长了150%,年均增长7.5%,而拉美国家大庄园的粮食产量仅增长了60%,年均增长3%不到。

在这一土地制度下,拉美国家尽管采取过各种政策试图一跃成为发达国家。但无论是出口替代的产业升级战略还是自由贸易的低水平扩张战略,都因工作岗位过少或工资过低造成城市高失业率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了大面积的令人谈虎色变的贫民区(一些国家的警察要进入这些贫民区,居然要动用坦克与装甲车,可想其中贫民是过着怎样一种地狱般的生活)。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社会长期动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阻。

由此可见,城镇化必须要结合产业升级与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覆盖的过程循序渐进,决不可以通过一纸行政命令来强行施行。同时,我们不能走大农场、大庄园的道路,让中国农村的土地再次走上私人所有的集中与兼并道路,无论中外的历史都证明这是走不通的。正如2012年12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的,与城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因此要加大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出台各种农业补贴和列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总而言之,城镇化的方向虽然十分正确,但其过程将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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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7 11:35:58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红利之城镇化建设暗藏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明,明年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支持城镇化发展将是积极财政的一大主题,财政大力支持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暗藏怎样的风险?

城镇化发展势在必行

城镇化质量不高加剧贫富对立

贫富差距及其解决,可能不止是近期,也将成为 中远期时间段内,中国政策层面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减轻贫困方面,城镇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措施。当然也不能忽视,城镇化也可能会加重部分人群之间的贫困对比。中国的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所走的路径仍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城镇化也有可能导致某些区域、某些人群重新归于贫困(返贫)。特别是有可能导致部分区域与人群被锁于脱贫状态之中。

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不能解决城镇化资金难题

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社会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支出共计将超过30万亿。 投资需求虽然巨大,但由于卖地收入难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地方政府债务又很重,所以仅以地方政府财政投资将难以完成城镇化这个巨大任务。“土地财政”是地方推进城市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但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建设用地面积的减少导致土地价格走高,再加上征地越来越困难,土地出让金比例将下降,“土地财政”将难以支撑城市建设。

“硬件”进城了“软件”仍下乡 城镇化尚需去伪成真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迅速发展,但由于服务软件没跟上,城镇化似乎有点名不副实。问题的根源在于利益分担,因为会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包括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等各项开支,发达地区在享受外来人口带来劳动力的同 时不愿意设置低门槛以接纳外来人口;而贫困地区对于人口自由转移产生的后果感到担忧,这将会导致大量劳动力迁移到发达地区,进一步削弱本地区经济发展动力。

城镇化建设将面临的财政风险

城镇化成投资主线 挑战地方债务风险

按当前城镇化趋势,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6%。显然城镇化存在相当大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税收形成的财力显然无法满足城镇化建设中的巨大资金需求。毫无疑问,城镇化离不开债务融资,但是债务融资的风险如何控制,成为城镇化对财政体制提 出的又一个重要挑战。

未来城镇化建设最大的风险是盲目造城

推进城镇化的好处显而易见,有测算称10年将推动40万亿元的投资,也并非天方夜谭。但是城镇化将告别低成本扩张和政府投资大力拉动的模式,而更加注重协调和平衡。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就是人为的、盲目的造城运动,使圈地运动愈演愈烈,和农民的冲突就越来越严重,这是人为的风险。

大规模推进新城镇化建设 谨防财政赤字扩张

2013年地方政府存在推动投资和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冲动,可能引发新一轮投资潮。 目前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然而我们却对用财政扩张实现稳增长寄予了太多期望。如果扩大赤字过度,则会造成我国整体财政收支的加速失衡。

城镇化建设须提防土地财政

今后发展“新城镇化”,是继续改革发展的必然之路。问题是,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许多县市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仅去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就高达2.9万亿元。在此背景下,导致地方政府官员疯狂卖地、疯狂囤地之 风盛行,以致一部分剥夺了农民的利益。而今,推行新城镇化,不得不令人提防。

完善适应城镇化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

对于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背后显现出来的财税缺失,需要我们运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财政政策在优化制度环境、干预市场失灵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对于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城镇化目标的实现对公共财政制度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政府间责任划分、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对公共财政提出了新的挑战。

结语

高层、媒体都在大力讨论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与方向;民间舆论场却不断涌现“弦外之音”,表示担心与忧虑。城镇化并非一劳永逸,只有让更多的人与资源、大自然共同分享“城镇化红利”,才能使其真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城镇化建设面临巨额的资金需求,钱从哪来?巨大的资金缺口成为限制城镇化建设的瓶颈,或引发政府债务问题。城镇化建设应坚持质量优于数量的宗旨,如果只为政绩而盲目推进,或将引发财政风险。
 楼主| 发表于 2013-3-11 11:26:41 | 显示全部楼层
学者齐声质疑城镇化 推行不当或成4万亿翻版

     2013年03月10日   来源:和讯网  



  和讯网消息 两会期间,“城镇化”无疑是热议最多的高频词汇之一。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表现出了对于未来中国城镇化中的各种憧憬和向往。然而在3月9日的北京(楼盘),由和讯网主办的2013年两会“布局新型城镇化”沙龙中,参会的的诸多嘉宾都表现出对于城镇化建设的质疑,这无疑为当前过热的情绪浇了一盆理性的冷水。

  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难言完美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首先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和西方的城市化的不同来源做了比较。

  “西方的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市场形成的过程,是因为交通、商业的需求”,霍德明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主要是由政府在主导。历史中人为限制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比例,而且大量的资金最终聚集在城市中。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导致城市摊大饼的现状。

  对于当下的城镇化热情,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认为“我们是把城镇化当成工具了”。他对于城镇化的理解,城镇化是应该给我们“被城镇化”的那些人更多的尊重和自主选择的权利。

  陈及强调,城镇化应该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应该符合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在目前的城镇化概念下,地方政府又重拾了地方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布局的弊病,这其实是“GDP考核的思想在作崇”。

  陈及举例说,目前在城镇化建设中,包括“北上广”都是行政命令式的撤村并镇,不管是否同意一律拆除。然后盖几座楼就让你从村民变成了城里人。他认为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是‘瞎闹腾“,最终将会受到自然和经济规律的惩罚。

  当然,专长于规划的国家信息中心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也对完全市场化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完全市场化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城镇化建设中如果政府能够规划好和引导好,可能会走的更好更快。

  产业规划成为城镇化的重心

  城镇化建设中如何“吸引人、留住人”成为关键一环,否则建设好的城镇只能成为无人问津的“空城”、“鬼城”。因此城镇中必须要有产业布局以此来吸引人才。

  高辉清处长认为,“产业是城镇化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缺少了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将来一定是伪城镇化。”同时没有城镇化的支持,产业的发展也会成为问题,两者应该相互促进。

  而其实在过去的多年城镇化进程中,“千城一面”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随着城镇化热的兴起,很多地方在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有重复布局,集中于热点行业布局的现象,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

  高辉清强调,新型城镇化对于产业规划提出了更好的要求。未来的产业规划一定要透明,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必须参与进来,反复征求专家的意见。一定是各方面各种各样的意见充分交流以后,才能获得比较合乎道理,能够让各方面协调发展的规划。

  陈及教授担心,此轮城镇化如果缺乏长远的布局和透明决策,最终将会带来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以及大量的农田被圈占,造成更多的农民失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接受和讯网专访时表示,其实投资过热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的房价过快上涨和物价反弹,其实就和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有很大关系。如果任由这个苗头发展,2009年数万亿投资拉动内需带来的负面效应或者不可避免。

  城镇化不是给房价上涨的背书

  在所有关于城镇化的讨论中,房价似乎是个难以绕开的话题。从去年**会议提出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以来,连续调控多年的房价又出现了一轮快速上涨。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城镇化和房地产存在在何种关系?

  霍德明教授认为,在城镇化中,有大量的农民要进城定居,存在在刚性需求,肯定要盖房子、建筑。房地产市场肯定要发展。他认为城镇化中房地产(000736,股吧)市场肯定要发展,更不会产生房地产泡沫的问题。

  霍德明教授甚至建议取消地产调控政策,“因为对中国来讲,商品房总共才开始搞了15、16年,在这个阶段如果对房地产做太多的限制是非常不妥当的”。

  “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我们的城镇化已经被房地产完全劫持了”,袁钢明则认为,目前所有人都认为城镇化必然扩大房地产需求,而房地产需求必然推高价格。“我认为完全没有道理”。

  袁钢明教授对于“刚需论”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中国的房价并不是正常需求推动的,而主要是由投资和投机性资金推高上去。“就算我们是高收入者,我是大学教授,我也买不起房子,现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买这么贵房子的需求”。

  长期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曹建海研究员在接受和讯网专访时认为,高房价已经到额危急城镇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地步。目前由于房价高企,大量的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而实体经济则遇到了很大的经营困境。“如果房价不大幅下降,这种局面就没有办法得到扭转。实体经济长期萎缩,何谈城镇化建设?”

转发点评:

城镇化能否成功的关键点有三个:

第一,地方政府不能借口城镇化搞强拆和强占农民土地,地方政府的一切城镇化的决策要事先和农民协商沟通,走民主决策程序,双方自愿,市场化运作。

第二,农民的失地补偿一定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定,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一定要有进城买房和养老保险的钱;

第三,农民失去土地和进程买房生活后一定要有在城里就业谋生的正常手段。

如果上述三点地方政府解决不了,农民担心未来的进城买房、养老和就业的问题,不愿意配合地方政府搞城镇化,那么政府不能像1958年搞大跃进、强迫农民上缴土地证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那样,在21世纪也搞强迫的城镇化。

农村的城镇化谁最有发言权?!不是城里人,也不是政府领导,而是农民。那些已经被城镇化和将要被城镇化的农民。

根据国家的土地法,农村的土地产权性质是集体所有、不是政府和国家所有。根据法律,政府除了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上,是没有强制征地、强制拆迁的权力的。因此政府未经农地的所有者  农民经过村镇内部的集体民主决策程序批准,就强行推动农村的城镇化,在法律程序上属于严重的越权、侵权行为。

可是到现在为止,你看到有这些已经被城镇化和将要被城镇化的农民被代表政府态度的CCTV采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顾虑了吗?!没有!

这些已经被城镇化和将要被城镇化的农民被各级人大和政府在法定场合征求对政府城镇化的意见了吗?!没有!农民又被代表,将被城镇化。
 楼主| 发表于 2013-3-12 18:16:08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不能再强化大城市对资源的占有

  主持人权静:李主任很高兴跟您就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做深入的请教和探讨,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界定一个概念,我们当前这么火热的大家都在说城镇化,城镇化跟城市化是一回事吗,中国目前究竟需要哪个?

  李铁: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问题,很多人对这事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叫城镇化,国外叫城市化,很多人提出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叫城市化。中国和国外不一样,我们现在有7.1亿城镇人口,可是我们只有658个城市,这658个城市都是高等级的,县级市、地级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还有接近两万个镇,平均人口一万多,这一万多的镇区人口在国外也就是城市,像巴西、美国、德国,三四千人口就可以设市。我们设市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这些城市都管着这些镇,大城市管着小城市。如果我们提出城市化,如果在中国这种国情下,很多市长会动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己的城市做大。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大量资源都在城市里,因为它等级最高。如果你提城市化,它就更冠冕堂皇地说城市化是发展城市,只能发展这658个城市。提出城镇化两个概念,第一中国叫镇,实际上这两万个镇也是城市,所以我们叫城镇化,不能在城市发展基础上忽视镇的发展。第二在中国国情下,镇代表着一部分农村人口就地就近的转移,这是很重要的过程,过去叫乡镇企业,大量的工业企业都集中在这里,就地就近转移,也是我们重要的目标,我们既需要城市人口流向大中城市,同时也希望就地就近消纳一部分人口。城镇化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

  主持人权静:曾经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乡镇企业家”这样的说法,但是好像不知道从几何时开始,所有的农村人口出去打工,都向北上广深这些大的城市尤其是向沿海城市涌向,乡镇企业家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陌生了,是什么情况使城市对于资源过渡集中的占有呢?

  李铁:我们想是84年城镇体制改革,我们提出县改市,地改市。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体制就是通过县管市,地管市,是把乡镇资源拿到市里来,我们从95年开始进行改革试点政策,在全国抓了一批镇,试图通过合理的分配,地、县、市、镇,这种行政关系,给镇一级更大的活力,80年代中国整个经济增长靠县以下,我们叫十分天下,县以下占70%,广东、浙江、福建、山东70%靠乡镇企业,那么乡镇企业不光光创造了产值,还创造了税收,税收按道理应该给镇里的,可是我们通过包干、承包这种体制,把大量的资源全部拿到上一级政府。拿到上级政府以后,就意味着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我得到的财政收入来搞我自己的地方,我也可以通过扩大我的权力来发展县级市、地级市,使县级市、地级市发展快,但是乡镇地级资源通过一系列政策把发展活力给丧失了。

  政府要逐步取消农民进城所有制度障碍

  主持人权静:如今我们重提城镇化概念,尤其是强调了镇这个层级,是要再度扭转在资源分配上过渡集中的趋势吗?

  李铁:我们不要局限在镇的概念上,更重要是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问题,对城镇化的理解确实有特别大的反差,企业家理解成投资机会,政府理解为更多的项目开展或者怎么样把城镇做大,城市搞好,学者对城镇化的了解觉得这里有更多的研究内容。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提出城镇化自始至终就一件事情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在中国,有一个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很多人说推进城镇化,是不是政府强力推进?不是。中国有户籍制度,有土地制度,是把人束缚在原来的制度内,我们所谓政府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不是把农村向城镇引进,是在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关系,逐步取消所有的制度障碍,允许农民向城镇迁移过程中,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比如现在我们讲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是他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什么措施来解决他们公共服务问题,我们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进行农民工深化的一系列改革,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这不是推的过程。你想想大量的农民在城里,既得不到社保,也得不到保障房,买房各方面都受到种种限制,是不合理的。所以推进城镇化的概念核心意义是什么?就是把门槛打破!

  改革户籍制度 让流动人口享有市民福利

  主持人权静:说到户籍制度,现在不光是一个政策安排的问题,在户籍制度下的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也有非常强烈的博弈,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在纷纷讨论的京沪籍高考家长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可以看成不同群体之间博弈的典型样本。

  李铁:你提了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来理解城镇化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么多年,我们中国的整个户籍制度实际上把所有的公共福利限制在一个行政区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人住在城里,谁有更多的话语权,谁有更多的决策权,谁是弱势群体。肯定在城市里,特别在大城市,在最重要的城市里居住的人都是有话语权的人,既有媒体人,也有专家,也有学者,也有企业官员。他们是城市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话语权决定政策主导权。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我们提出无数次城镇化政策,可是一直难以落实,就是农民进城,几亿农民工是没有话语权的。我特别注意到在媒体,在各种大的媒体,我们的决策和研究的讨论过程中,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弱势群体,你提的大家仅仅是同情的方式,我们要关怀,要同情,但是没有人希望他们和我们站在一个空间去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这里最核心的要点就是你必须要切割我的利益才能给了他,因为城市财政是既定的,如果我给了既有的居民,这种增长会带来我原有的居民这种经营阶层的增长,既定的福利,可是我再给新增的人口一大块,那一定会动了这块蛋糕,那就会使我原有的利益增长甚至会下降增长幅度下降,或者是总体水平下降,高考就是这样。北京高考高于外地,低于外省一百多分,因为北京所有城市居民适龄的子女都可以享受到北京高考政策,甚至达到100%入学率,可是北京有800万外来人口,如果他们要把他们子女全部迁移到北京,增加了将近40%的人口系数,这个人口系数加上子女教育,等于原有的高考入学率至少下降20%,那有一部分人户籍居民要承担这次改革的利益损失,当然他反对了。高考最关键是孩子命运前途的问题,这个反对,京沪两地都是非常强烈的,这就是利益的考量和利益的平衡。

  主持人权静:打破门槛究竟怎么实施,尤其遇到既得利益阻力的时候。

  李铁:一方面要通过一个操作过程的具体的设计,同时要考虑到承受能力,更重要也符合长远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户籍改革不是一次性简单的,一次两亿全转掉。比如现在北京有800万人口,至少20%是至少迁徙几十年,我相信新浪20%、30%甚至更多的人没有北京户口,这都是我们白领、精英还有很多企业家,还有饭店营业者,饭店包工头,还有小企业家,他们在城里住很多年,都是我们邻居,我们同事,他们为什么不能有户口,所以对这批人,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居住条件,我们可以一次性解决户口,放开就完了。他们已经是市民,为什么不能享受公共服务。

  比如说就业尚不稳定,今天在东边打工,明天再西边打工,今天在这个城市打工,明天在那个城市打工,这种人可以他们的情况,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使他们公共服务逐步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实行均等化了,我们户籍改革利益就没了,但是这是长期的过程,因为实际人口太大了。800多万一下子转户口,财政肯定解决不了,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一批可不可以,可是到现在一批都不解决。

  户籍改革至少开个头,现在在全国各地近来户籍改革的时候,各地都办居住证,非常苛刻严格的条件就是积分,那么这种改革没任何意义。把过去的年龄一笔勾销,现在开始逐步计算,达到劳动模范,达到某种学历,就业年龄多长等等,最后才能办,比国外的绿卡还难,这都是不合理的政策。其实就是解决就业年限,十几年,举家迁徙,一批解决一批,大部分白领不是农民工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不仅仅有两亿多农民工,还有七千万城镇人口,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他们有话语权,所以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对社会是利好,是一次更好的改革开放难得的历史释放的机会。

  
 楼主| 发表于 2013-3-12 18:16: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主持人权静:这背后不同地方政府也存在着利益博弈,中间要中央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同的政府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沿海发达城市更多的是人口的输入省,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城市他们是人口的输出省,让沿海的城市更多拿出他们财政收入解决收入这部分的人口利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怎么协调呢?

  李铁:重庆全改了,沿海地区确实存在着问题,像广东2400万外来人口,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这要改起来就麻烦了。东莞840万人口,本地户籍人口180万,有60万外来人口,全改压力很大。番禺区外来人口将近一半以上,这种情况要改,地方财政承受能力。我们想象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户改的,有些人还希望回家居住,有些希望在中部地区生活成本较低的时候进行居住。第二还要解决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我们在广东调研的时候就涉及到具体问题,比如东莞77%外来民工在民办子弟学校上学,27%的在公办学校,我们去民办学校以后,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政府不能拿出钱补助民办学校,政府老师为什么不到这里就业,来教学。为什么不能给这些孩子不解决义务教育,地方政府讲了,我的教育每年上交中央了。我们财政贡献比较多的省份,已经通过转移支付,我们税收交了中央以后,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给了输出省,涉及到中央是不是要重新调整一下,因为你输出省的人都到这里来打工了,就白拿了义务教育经费,那是不是重新调整一下。

  这里就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分摊机制,中央、省、地、县以及包括企业各都要分摊一部分,这个可能是未来改革想去计算到底怎么来解决这么大批农民工未来的市民化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的户改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将来可能性的财政产业支付重新调整,这个是要进行深入研究的,但是前提是得要做。

  宅基地确权流转是城镇化改革难点

  主持人权静:农民工在进行市民化的时候,怎么去处理他们家乡现有的那块土地,能不能成为他在进入城市之后,在他取得市民化的身份之后,成为他的财产的来源呢?

  李铁:首先这个土地不应该是前置性条件,中央在这个问题很清楚,在户改政策上已经明确了农民进了城以后,就是地不交,这在2011年中央文件,县级市以下的农民进城地不交,意味着土地不是先决条件,就意味着第一步不交,就意味着农民可以保有自己的土地,然后可以自由迁徙。第二怎么进行相应的土地制度改革,来解决土地的流转,宅基地流转的问题。

  主持人权静:很多人在假设说,如果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他家乡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可以某种程度上成为他自己的一种资产或者资源的话,可以帮他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您觉得家乡的那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李铁: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土地物权,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法还不够。对于农民宅基地和承包地,这两块土地使怎么进一步界定,我们现在叫集体土地所有,这里的改革动作比较大,在公有制前提下,使用权是不是可以流转,现在农地流转已经基本开始了,现在大量农民流转,在制度上没有太多的限制。至少在使用权上。可是在宅基地问题上还没有进行突破。我们看宅基地大概两块,第一块近郊区农民和远郊区农民,近郊区农民土地升值欲很高,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转户,以为转户土地所带来的利益不见了。在远郊区农民的土地没有价值,到河北,山区,土地给他,也卖不了多少钱,很多人进了城,包括现在已经成为大学生,分配到城里,在家里有一块地卖不出去,这里怎么变革,需要统筹研究的。但是我想有一个,我们至少可以认定,这个选择权在他自己,而不是通过政府来怎么做,我第一制度上是不是允许你流转,无论是宅基地还是承包地。第二流转的收益归谁,第三是不是在尊重你自愿的前提下流转还是我强迫你流转,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很多矛盾就可以解决。现在不是,流转是看重你的地,给你补偿。这块因为我们有关的流转政策没有进行颁布,所以现在都属于一种补偿低价征地来进行。农村集体土地是公有,但是和城镇用地没有平等的,原因在哪里,当你进行城镇开发的时候,必须把农村集体土地征有国有才能开发,恰恰征用过程中,是不平等的交换,这种不平等的交换意味着政府有权利来干预,甚至来强迫你进行土地的使用转化过程。这个是我们现在导致城乡矛盾,拆迁矛盾频发的很重要的原因。

  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大概有几个过程。第一要进一步探讨城乡用地是不可以同权,第二农民承包地或者宅基地有确定的使用权,第三流转之后,如何流转,政府如何进行干预或者通过税收等等方式,怎么通过法律和各种制度上进一步完善,恐怕是未来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目前看还没有解决,现在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提高征地的补偿标准,可以按市场价,还有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界定存在很大的争议。什么的公益性用地,比如危旧房改造是不是公益性用地,很多人不同意危旧房改造是属于公益性用地,但是政府认为危旧房改造是改善整个小区的居住生活。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讨论,进一步去研究,来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政策,这个事情我想为时已经不远了。

  地方传统思维模式推动城镇化会是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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