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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转载] 中国的城镇化不是馅饼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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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12 18: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主持人权静:我们当谈到城镇化的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意味着一系列的一轮建设,在您刚才的论述当中,我们听出来是围绕着以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改造的问题。

  李铁:最后这30年,我们看到的城镇化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城市建得越来越漂亮,城乡反差越来越大,使农民进城门槛越来越高,最后形成的结果是我们在排斥农民进城,这种环境,特别高档的城市建设的标准,使农民已经没有办法进城了,这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面临三亿,四亿,现在是52.6%,六七亿人口,到了60%,8亿人口,70%是9亿多人口,这么多人口进城了,从事什么样的就业,居住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总结国际上城市化规律和中国不一样,国际城市化规律是和贫民窟相伴随的过程,我们中国不会可能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在广东2400万农民,在北京居住800万外来人口,绝大部分都是城乡结合部,绝大部分住在乡镇村,住在出租屋,住在基础设施特别差的地方,它不是大面积贫民窟,但是小面积的,它也是相对城市,城中村,藏污纳垢的地方,事实上他就是这些低收入农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包括城市里的地下室。在这个过程中,理解城镇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对城里人来讲,对决策者、媒体人来讲,他们想的是如何锦上添花,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堵车,如何解决雾霾,如何解决我们的道路美化、亮化、绿化、生态问题,可是对农民,他们要求就两条,我有没有就业,稳定的就业,我的居住条件怎么改善,我基本的公共服务怎么满足,这就是对城镇化理解的不同导致的偏差。

  主持人权静:在您看来,城镇化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打破在政策上的障碍,使农民更好的以自由的姿态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如果一旦完成这样的步骤,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李铁: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可以计算的过程,现在两亿多农民工,如果我们把他们长期消费行为想转到城里,必须解决他们城市里稳定的,有尊严的一种市民生活。那就是说我们在城里可以享受公共服务,我可以把我的家乡,把我的孩子迁到这里来,我可以把长期消费行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对现在的城里人也只不过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村人,就是我的父辈也可能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是经过两代人转入市民,经过这么长时间转入市里,为什么他们不能。如果他们能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房子盖到北京,盖到上海,或者盖到中等城市或者中小城市或者在这里买房,两亿多,三亿、四亿农民进城以后,即使解决租房和买房的问题,会不会带动房地产需求?一定。如果他们买了房子,意味着是不是我们的住房相关的支撑品的工业幅度,消费会大幅度的增加呢?他们孩子要在城里接受教育,他们要在城里享受医疗,会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增长,也会带动工业支撑品的增长,这种消费需求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他们进城了,几亿农民进城了,集中改善城里基础设施,来解决整个居住生活条件的供给的问题,是不是也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这种投入他会带来我们整个国家内需的增长,这是显而易见的。   

  主持人权静:正如您所说,大家谈到城镇化的时候,真的有诸多的误解,尤其是刚才所说的很多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可能把城镇化理解成新一轮的大量的投资、建设的过程,甚至也有学者说,城镇化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下一轮强劲的引擎可以保证中国未来更长时间的高速的增长的状态,但是也有批评的声音,其实那将带来重复的无效的投资,尤其是运动式的建设可能会是灾难,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李铁:这里可能就存在着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地方的认识,是传统习惯性的认识,他就想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对学者来讲,城镇化就是文明水平的提高,就是锦上添花的过程,当然了,结果和我们想象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制度问题,如果我们还遵循地方的传统思维模式来推动城镇化,当然是一个灾难。前几天去了河北一个县城,县城就8.9万的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十一二万,可是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工业区30平方公里,居住区40平方公里,如此大的浪费,形成如此的城市环境,怎么可能让农民进来呢?

  主持人权静:有人住吗?

  李铁:有人住,十几万人,十几万人,用了七十平方公里,我们现在建设部规定,我们城市应该的理想化的人均占地标准是100平米,他是600多平米,这种资源耗费是巨大的。

  主持人权静:可能就是空城?

  李铁:不是空城,基础设施压力非常大,严重浪费。按照现有的地方官员或者一些学者来理解的城市化,他可能就会走向这个方向,包括现在看到很多中等城市都是这么一个结构,这么一个格局,我们有很多省会城市,中等城市都在这么建设城市。当然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但是他并不了解中央提出这个政策,新型城市化有两个基本要点,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转变,所谓数量型增长,关键是农民市民化这个过程要完成,进城不光就业,要定居,要解决公共服务。第二从粗放型成长向集约型转变,意味着城市发展模式,要从原来的摊大饼式形象化政绩化的工作,转向来解决老百姓生活的问题,解决人口密集提高,解决资源浪费的问题,这两个是中央提出城镇化很重要的观点

  这些经济学家不了解中央政策,是看到了这些现实,他认为所谓城镇化可能就是城市建设,真正中央提出这个东西从没有讲过城市化就是城市建设。讲到城市健康发展,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农民工稳步的市民化进程,包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生态城市,低碳城市。这是中央提出来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3-12 18:21: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主持人权静:可是在中国有很多情况都是这样,中央提出政策的动机总是好的,到了地方执行的层面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歪曲和误解。

  李铁:我们现在提出要改革,要提出推进城镇化措施一系列的改革,恐怕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要解决怎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贯彻落实,当然政策还没有颁布,在研究过程之中,但是它的核心内容和思想不会发生变化的,毕竟我们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是矛盾积累,城市发展出现了扭曲的过程,这些扭曲的过程需要未来政府在未来政策中需要来调整,需要改革,来扭转的。

  主持人权静:您可以想见到的去扭转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官员对于城镇化的理解,和这种建设驱动的措施有哪些?

  李铁:那么这些措施有这么几条,可能是大家都想得到的,第一个怎么样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因为我刚才讲过的所有这些是核心的,农民工市民化。

  主持人权静:我可能没有问清楚啊,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改变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的官员在城镇化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呢,让他们以更多的动力来做跟人相关的一系列工作,而遏制他们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一部分的动力。

  李铁:首先一件事情,政策要点要清晰,指向要明确。

  主持人权静:但是可能利益不一样。

  李铁:这个需要一系列的工作,毕竟我们过去很少对城镇化问题进行正面的阐述,大家也不知道城镇化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过去我们假定政绩观,制度设计可能迫使他向这个方向去做了,比如短期政治,短期行为,几年大拆大建,最后为这个事升官了,如果中央态度很明确了,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目标,有一系列跟进的主政策,用什么样的官,解决什么样城市发展途径模式,当然我想一定会矫正,根本的矫正是不可能的,但是矫正的目标一旦确定之后,一定会发挥作用的。比如这次八条宣布,廉政八条,春节期间就没人大吃大喝,问题要落实。   

  主持人权静:比较有效的一个可能就是靠改变政绩考核的办法。

  李铁:对,这涉及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通过限购限价调房价是政策选择失误

  主持人权静:最后也想听听您在两会期间,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尤其在一系列新政出台之后,这个市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李铁:新政我暂且不做评价,先说房地产市场怎么会出现房价上涨的现象。我们过去对房价上涨确确实实分析还是不够的,举个例子,户改,北京户改为什么这么慢,因为北京公共服务水平太好了,到北京来的,不是仅仅农村人,大量是城市间人口,有很多是省会城市人口,这里最好的就业机会,最好的收入,最好的居住生活环境条件,这种公共服务差距表明了你永远在整个城市服务水准上高于其他城市,当你资源、土地供给需求的时候,地价上涨是必然的。所以第一个问题,由于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导致城市间的差距,意味着房价在不同城市上涨空间上涨幅度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提出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到三四线城市房价明显降低。为什么香港地价这么高?为什么香港房价这么高,香港的房价是北京的三倍因为香港公共服务水平远高于北京,如果按照这种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那北京的房子该涨,为什么不该涨,因为它的公共服务水平远远优于其他城市而且它上涨空间还有,离香港还差好远,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收入分配差距,我们现在很多人统计收入分配差距,按照官方统计标准,如果有10%的高收入人口,1.34亿人高收入人口,它的消费,买房到哪里买,一个在工作所在地买房,第二到最具有升值潜力的地方买房,意味着一定会到北京买房。1.34亿人口,第二套、第三套住房选择地点一定在公共服务好的地方,需求上也会推动房价上涨。第三,最近查了很多房叔房姐,有大量的隐性收入,没有通过合法渠道,他是通过房产洗钱。第四投资渠道,投资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有两个,一个是消费选择,一个是投资选择,这是正常的选择,不能把投资行为作为非正常的选择,你这个社会一定要疏解投资渠道,其实房价上涨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心理预期问题,一个是市场化的问题,市场化的问题重点要解决尊重级差地租房价上涨还有增长的空间。第二要解决低收入人口,解决他的住房渠道。低收入人口解决住房渠道,我们也有问题,我们需要保障房来解决,未来四亿,我们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不能照抄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国情,13.4亿人口,成交率达到9亿人口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通过政府保障来解决住房,我们可以允许他在市场化前提下,去购买住房,如果把这个空间预期给了所有的这些居民,我们在低水平住房中,再提供了好的渠道,我们假设我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则,核心区地价上涨,是不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建立卫星城镇,把轻轨修进去,减少交通障碍,一样可以解决,在东京如此,为什么我们不选择更好的方式,反而通过和户籍制度改革相背离的限购限价方式来强制地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地产价格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选择的失误。

  第二决策层,我们决策有很大的问题在哪里,他所听到的呼声有偏差,这种呼声是不是真的代表了市场的力量,代表了真正的需求,有的是房地产商的呼声,这次看国五条,大量是房地产商反对,高收入者都反对,恰恰这些反对会发生作用,在当时看到房价上涨的时候,要买房的人反对,房价上涨影响政策。网络力量有的时候会出现顺势影响力的时针,恰恰这些时针影响决策,导致决策的方法会产生至少需要进一步调整,现在的政策恐怕要针对房地产上涨的深层次的原因如何进行调整。
 楼主| 发表于 2013-3-12 18:24:30 | 显示全部楼层
笔者按:本文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31卷。所谓“加速城镇化进程”,是倒因为果的伪命题。其本质,是为过剩货币寻求“池子”。历史地看,这无异于打开魔鬼的封印。

      中国所谓的“深化改革”,本质就是深入资本化。在中国深入资本化,就剩下最后一个堡垒了,那就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土地。金融“教徒”的“谶语”很雷人,“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他们将中国的逆向土改称作“最大的红利”,他们所谓的“改革”就是为了分取这个最后的“红利”!他们已经撕下了所有的面具;他们竟然毫无忌惮,公然声称“还剩最后几步了”,他们开始进行最后一搏了。请看仔细了,美国人在中国的金融操作,最近包装成了动人的改革宣言(新年宪政风暴),他们的具体落脚点就是“城镇化”!

      佐行长的意思是,先用中国国企资产做池子。但是,周行长们不敢搞了,继续贱卖国有资产,城里的数亿人会起来造反的。实在没办法了,还是去打中国农民的主意吧。

      五千年来,历史就像是一个车轱辘翻来覆去。一句话,仍然是赤裸裸的大规模土地兼并。未来的结果会有新意吗?不会的,我们将迎来另一场农民起义。多大的天坑也无法活埋数亿农民;倒是数亿农民可以随时埋葬政府。

      中国绝对不能走美国金融资本“设计”的“城镇化”道路。……靠农民卖地增加消费,与卖血下馆子有什么区别?这种败家子式的深化改革意欲何为呢?

     

    天坑与池子

    卢麒元

    西边下雨东边流。

    美国人在滥发货币,中国在为美国滥发的货币提供对冲的资产。货币如水,天量的货币如同洪水,容纳洪水需要一个天大的资产池。有人要用天量的中国资产构筑一个天池。很遗憾,这个天池,将吞噬中国数亿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以,笔者将这个天池称之为天坑。

    金融学具有哲学的特质。信用,是无色无味的,既是经验的,也是先验的。金融是形而上的,天然具有宗教的特征。当金融成为国家之间战略博弈的工具后,金融往往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操作的。当金融资本主义进化成为金融帝国主义之后,金融资本不仅仅要控制财富了,金融资本也要控制意识形态了,金融资本甚至要直接操纵政权了。请不要惊讶,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美国的经济政策高度契合。中美国,不是一个理想,而是冰冷的现实。

    毫无疑问,美国已经成为一统全球金融的帝国。美联储有能力操纵全球货币流通的数量、分布、速度,因而有能力决定全球资产和商品的价格。上帝离我们很远,伯南克却离我们很近,近到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甚至,美联储就站在人民银行之上,伯南克就行走在人民币中间。事实上,美国人要资本化中国的一切。既然是一切,就不仅仅包括公有的中国国有企业,也包括集体所有的中国土地。美国人的金融操作,通过一系列神秘的理论包装进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这一系列的金融操作,都包裹着一面艳丽的旗帜  改革开放。

    美国人的美元,要想成为坚挺的货币,就必须对应同样坚挺的资产。美国人没有足够多的资产去坚挺过剩的美元,他们需要有人提供优质的资产替他们去坚挺美元。于是,他们的目光窥视着拥有庞大资产的中国。于是,一批批中国童子到美国去接受洗礼了(黄皮肤芝加哥男孩);于是,后现代的“金融哲学”悄然潜入中国。最终,这一切演绎成为眼花缭乱的“经济改革”。其实,与其说是金融哲学,不如说是金融宗教。金融“传教士们”们渗透到了中国每一个角落,金融“传教士们”成为新时代的明星,金融“圣经”充塞了华夏视听。最后,神秘诡异的金融宗教终于渗透进了中国的最高殿堂,成为了中国最高决策者的行为指南。中国所谓的“深化改革”,本质就是深入资本化。在中国深入资本化,就剩下最后一个堡垒了,那就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土地。金融“教徒”的“谶语”很雷人,“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他们将中国的逆向土改称作“最大的红利”,他们所谓的“改革”就是为了分取这个最后的“红利”!他们已经撕下了所有的面具;他们竟然毫无忌惮,公然声称“还剩最后几步了”,他们开始进行最后一搏了。请看仔细了,美国人在中国的金融操作,最近包装成了动人的改革宣言(新年宪政风暴),他们的具体落脚点就是“城镇化”!

    何谓城镇化?城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Urban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源于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被用来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程。至20世纪,这一名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多数学者所接受。19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一词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被接受。维基百科给出城市化定义: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变动相适应,使得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此消彼长,同时居民点的建设等物质表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型转化并稳定,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过程被称为城镇化过程。一般城镇化水平的大小是以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评定,数值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请注意这句话:“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句话: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而非原因。换句话说,所谓的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城镇化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经济学指标,那就是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就是区域内城市人口的比率。这个比率,原本是社会自然进化的结果。但是,一旦被人为的推动,就成为了另一场“大跃进”了。中国式的城镇化运动,经济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城镇化将资本化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集体所有的资产,将为中美联动的货币超发行机制提供充裕的物质保障。就终极意义而言,就是为美联储滥发美元提供备兑支付手段。
 楼主| 发表于 2013-3-12 18:25:11 | 显示全部楼层
笔者估计,中国城镇化,仅农村非农业用地,就意味着至少100万亿的集体所有资产将被资本化。如果考虑全部农村土地的资本化,总金额可能高达500万亿的人民币。100万亿资产的资本化,意味着至少可以增发20万亿的人民币,也就意味着可以接纳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100万亿资产资本化的过程,意味着不少于100万亿的M2增长,也意味着不少于50万亿的消费增长。如此看来,7.5%的增长实在是小意思,二十年连续增长也不会是大问题。如果,将来集体所有制土地全部资本化,那将足以解决美元滥发的全部问题。很显然,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意义不在乎中国。资本家们的深化“改革开放”,其实“功夫在诗外”。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乃至于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终于有了物质保障了。要知道,这可是将全体中国农民的集体财产做成“天坑”,此坑将吸纳3万亿美元剩余货币,世界金融尽可以再疯狂宽松五年了。那末,五年之后呢?

    周行长,以致于周行长后面的佐行长,都极度关心那个容纳货币的“池子”。换句话说,周行长和佐行长,费尽千辛万苦,都是在为伯南克同志努力工作。是啊,美联储量化宽松了四轮了,美元水漫金山寺了,需要巨大的“池子”啊。佐行长的意思是,先用中国国企资产做池子。但是,周行长们不敢搞了,继续贱卖国有资产,城里的数亿人会起来造反的。实在没办法了,还是去打中国农民的主意吧。数亿农民,手握天量土地财富,却毫无抗争的能力,正好可以挖一个“天坑”,将他们和他们的财产一道活埋了。用这个“天坑”做一个大“池子”,足以为“上帝”分忧解难了。况且,城里人可以分享农民财产的些许利益,目光短浅的城里人不会集体反对“城镇化”的。于是,“城镇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

    要想让资产持有者与资产分离,就必须让持有资产的人远离他们的资产。“城镇化”用所谓让农民“上楼”的诱惑,让农民永远离开他们生长的土地。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理解土地的价值吗?所谓十倍的价格补偿不是很可笑吗?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今天十倍的价格补偿有意思吗?这三十年来的教训不深刻吗?今天的一亩地的价钱,十年后未必可以换来一袋米!结论是简单而明了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成为政府永远的包袱,而失去了主人的土地将成为金融资本的盛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在耗尽土地赔偿金后,将成为政府永无穷尽的税收负担,那将是远远不止于100万亿的永久性负担。这看似新奇的游戏,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新意。五千年来,历史就像是一个车轱辘翻来覆去。一句话,仍然是赤裸裸的大规模土地兼并。未来的结果会有新意吗?不会的,我们将迎来另一场农民起义。多大的天坑也无法活埋数亿农民;倒是数亿农民可以随时埋葬政府。

    中国的“专家学者”真是太有才了,连原因和结果都敢于颠倒。本来,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可是,中国的工业化太恐怖了,全世界都无法容纳中国的生产能力了,中国的工业化无法无限扩张了,中国的工业化显然不能顺利演化为全国农村的城镇化。于是,“聪明”的中国“专家学者”开始倒立思考了,他们竟然将城镇化说成是工业化的原因了。不能完成工业化而提前完成了城镇化,城镇化了的农民就没有工业可资就业,他们的未来出路在哪里呢?案例当然是有的,全世界提前实现城镇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不是走向贫民窟化。贫民窟化,那不是城镇化,那是将农民赶入人间地狱。请设想,数亿农民,如果实现无差别社保,中国政府将要承担怎样的财政压力?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两倍有可能吗?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提供如此规模的财政支出,中国的经济还有一丝的效率可言吗?一个毫无效率的巨大经济体,难道还有什么竟争力可言吗?一个提前丧失竞争力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可以期待吗?
 楼主| 发表于 2013-3-12 18:26:0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绝对不能走美国金融资本“设计”的“城镇化”道路。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就是共同富裕。所以,中国需要解决社会再分配问题。就经济学理论而言,真正促进全民消费增长,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只能通过均衡社会分配来实现。靠农民卖地增加消费,与卖血下馆子有什么区别?这种败家子式的深化改革意欲何为呢?

    中国是否存在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呢?

    有的,那就是三农三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

    中国农业的工业化,首先要求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农村必须再次走上集体化的道路。领导要做的工作,不是把农民的土地卖掉,而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要让农村基层组织拥有法人资格,要让农村基层组织走上公司化发展的道路。要鼓励人才、知识、管理、资本等稀缺资源下乡,使农副产品不断增加品种,不断提升级别,不断提高附加值,使中国的农业成为现代世界农业的经典范式。农业工业化,要求农村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小岗村的实践,既是一场闹剧,更是一场悲剧。正确的道路,是从大寨大队升级为华西村控股公司。

     

    中国农民的市民化,首先要求政府取消歧视性的户籍管理制度,向农民提供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取消一切歧视农民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农民有权力选择他们的身份,选择他们的居住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必须实现双向选择和自由流动。其次,不能继续掠夺农民的财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侵占了农民高达数十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了,太残忍了。农民市民化,要点在于彻底解决政治歧视和经济掠夺。农民市民化,并不是“上楼”那末简单。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绝对不是人口学意义的上城镇化比率,而是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农民需要的是源于内心的幸福,而绝不仅仅是一本城市户口。当中国的农村拥有了与城市无二无别的现代化水平,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更向往农村生活。笔者曾经着文《知识老年上山下乡》,为什么不让老年人回到青山绿水中去颐养天年?为什么不将养老产业转向农村?为什么不重视中国总人口的战略分布问题?西方经验证明,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是不环保和不经济的。可是,西方派往中国的“经济学家”,却鼓动中国要搞一批人口5000万以上的大都市。超级大都市为主体的国家,在安全上极为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我们绝对不应该追求户口意义上的城市化率水平。我们应该提高农村和农民的幸福指数!

    我国最高决策层必须高度警觉,由西方金融资本推进的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中国挖出一个无底的天坑,那将成为吸纳美元剩余货币最理想的池子。请中国领导人明白,一个如此伟大的民族,去犯如此低级的战略性错误是无法饶恕的!请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经济改革最终要的不是知识,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回归常识,中国经济改革最需要的是良知!

    当然,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哪里?显而易见,中国的发展源泉是管理的进步和科学的进步。具体地说,就是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式的“城镇化”,可以完成上述使命吗?恰恰相反,扭曲资源分配的“城镇化”,仍然是将资源导入房地产的旧思路,将彻底终结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笔者极其痛恨金融资本关于“城镇化”的流氓逻辑,他们意图让农民卖掉土地,暂时换来一点小钱,眼前增加一些消费,形式上拉动一下经济。让农民卖地去为他们拉动经济?这是何等无耻而荒谬的逻辑!

    不搞城镇化可以吗?当然可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社会分配严重扭曲造成的。尤其是消费不足问题,是经典的分配扭曲问题。新的改革之路,在于解决两个分配失衡。

    首先,必须解决国际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中国不要继续贱卖优质资产了。正好相反,中国理应大规模增持全球的优质资产。难道,发达国家不应该用优质资产来换取中国的廉价商品吗?要知道,日本人持有不少于7万亿美元的海外优质资产,美国人持有不少于10万亿美元的海外优质资产,全球富人持有近乎天文数字的海外资产,他们难道不可以卖一点儿海外资产换商品吗?最低限度,他们可以卖掉他们手上的中国资产来换中国商品啊!况且,中国人仅有可怜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人永远也买不穷洋人啊!难道,中国人都傻疯了吗?中国人非要用农民的土地和工农的血泪换取废纸(债券)吗?用一堆废纸,可以实现转型和升级吗?事实上,如果能将“上供”美国的“红利”转移支付给中国农村,将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其次,必须解决国内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中国低效的城市经济已经无法维持了,原因在于“三个太高了”。制度成本太高了;金融成本太高了;要素成本太高了。三个太高了,彻底破坏了中国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导致中国经济效率开始急剧下滑,以致于中国政府要靠“印钱”拉动经济了。正是这“三个太高了”,提前终止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同时阻碍了更进一步的城镇化。当人才、资本、资源逃离了乡村,农民如何进行更进一步的城镇化?简单地说,中国必须开始“分蛋糕”了。如果,就是不解决国内分配失衡问题,任由“三个太高了”恶性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将彻底失败。事实上,中国正在面临人、才、物的转移大潮,农村在向城市转移,城市在向外国转移。都转移了,还发展个屁呀!既然是要搞城镇化,就必须尽快实现崭新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展开一场税政革命,向国内转移!向农村转移!

    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从不复杂。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一向十分复杂。所谓的政府机会主义,不过是另一种的卖国主义。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的时代,极端精英主义只能走向卖国主义。当然,极端精英主义也不是没有后果的,那就是发展出极端的民粹主义。中国人对极端民粹主义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据说,“文革余孽们”人还在、心未死,他们随时会卷起另一场伟大的风暴。值得欣慰的是,精英们也并非都是混蛋,有人还知道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他们是知道极端精英主义最终结局的。

    笔者最后重申,中国真的想要解决分配问题,就需要进行深刻的税政改革!不解决税政问题,一切都将是浮云!由此,笔者想说,中国的改革绝对不是简单地深入资本化,而是遏制全面资本化,实现资本社会化。当今天的西方世界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难道可以忤逆历史发展的潮流吗?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楼主| 发表于 2013-3-13 17:17:45 | 显示全部楼层
伪经济学家与伪经济增长
2005年11月25日 13:29 证券时报     

    如今的时代,经济学俨然已成显学。但是,伪经济学家因此也跟着批量出炉。说偌大中国只有五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是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伪经济学家和伪经济学的泛滥成灾却是不争的事实。



  伪经济学对国家的危害人所共知,但要鉴别出伪经济学家却不那么容易。笔者有个小窍门可供诸位参考,那就是看他是否言必称“内需”。经济增长无疑是当今时代最热门的话题,也是伪经济学家们特别热衷的话题。但是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更不知如何推动实质性经济增长,黔驴技穷之际竟然把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原因归结为所谓“内需不足”,于是言必称“内需”。在拉动内需的口号下,给中国经济开出了一系列荒唐透顶的药方:“假日经济”、“会展经济”、“眼球经济”、“总部经济”、“经营城市”、“教育医疗产业化”、“公务员加薪”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且不说这些政策建议违背了“先有经济增长才有内需增长”的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翻翻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绝不可能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这样拉动内需迈进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其实,就是用膝盖也能想到,如果放放假、加加薪、开开会、刷刷墙、修修路、盖盖房就能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世界上还会有穷国吗?哪个国家做不了这些事情?!

  国际经济学界早有定论:充沛的自然资源与不断的制度创新及技术创新才是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实质增长的根本源泉。近些年来 中国经济实质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就是遭遇到资源瓶颈和创新瓶颈的双重制约。在这种双重制约下,国民实际收入日趋下降,从而导致内需不足。不想办法克服资源瓶颈和创新瓶颈,想靠什么“假日经济”、“眼球经济”、“经营城市”、“ 公务员加薪”来拉动内需、推动增长,实在是本末倒置,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刷刷墙、修修路、盖盖房也能让国民经济在统计数字上飞速增长,但是这种以“面子工程”为主体、重复建设为特征的增长模式除了浪费中国本已经十分稀缺的自然资源,严重损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外,其结果无非是“GDP长得像胡子一样快,而国民收入长得像眉毛一样慢”,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经济增长!

  因此,只要听到哪位经济学家言必称“内需”,把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原因归结为“内需不足”,此人必为伪经济学家无疑。
 楼主| 发表于 2013-3-18 12:24:42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也当避免“收缩的城市”

  吕 鸿 宦 翔

  两会期间,新型城镇化引起热议,很多议案提案针对农村怎样城镇化,农民怎样成市民。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产生的问题不仅在农村,也在城市。“收缩的城市”现象正在全球,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蔓延,对我国城镇化具有借鉴和警示意义。

  【相关报道】:      

  李克强: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代表委员热议新型城镇化如何破题

  今天所指“收缩的城市”,主要是工业化后期,由于去工业化、老龄化、高失业率、资源枯竭等原因,使某些地区城市人口减少,经济活动衰退。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最近以美国底特律、英国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俄罗斯伊万诺沃、德国哈勒和莱比锡4个都市区域为例,在全球范围内对“收缩的城市”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指出了其中的三个成因。

  第一是去工业化。20世纪中叶,英国工业就业开始萎缩,到20世纪末,去工业化在英国蔓延,其中在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的城市群,制造业的萧条给城市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而失业加速了城市人口外流和内部“空心化”。

  第二是郊区化,即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从中心城区向偏僻地带转移。在美国,“收缩的城市”地处大区域的核心地带,尽管大区域的人口和就业并未下降,但这些城市却从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迁移,从而造成中心地区大面积荒芜。区域重组又加剧了中心地区的废弃和边缘地带的发展。城市边缘区域凭借廉价的土地和开放的空间而备受制造业的青睐,导致郊区逐渐代替中心城市。

  第三是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受苏东剧变影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多数城市人口数量锐减、经济下滑、工业停滞甚至结构转型,反工业化、私有化大行其道,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现收缩,只有那些有高利润的原材料工业地区才幸免于新经济浪潮。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认为,为了避免中国未来有可能出现区域性城市群的萎缩,中国的城市规划要未雨绸缪,做好充分准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来应对城市发展、扩张,以避免城市衰退或人口迁出。

  人的城镇化,针对的是所有人,应该充分发挥政府主导战略资源的传统与优势,趋利避害,发展文化事业,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这种城镇化才能不仅避免“粗放的农村”,也避免“收缩的城市”。
 楼主| 发表于 2013-3-18 16:40:28 | 显示全部楼层
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大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问题时,李克强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新华社记者]总理,您好。当前社会上有很多关于城镇化的讨论,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没有必要主动去推进。也有人担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会有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城市贫民阶层。不知道总理怎么看?谢谢。

  [李克强]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我尽量用短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刚才讲到了社会上对城镇化有许多议论,我大都听到了,也很关注。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其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这些议论、担心,我想都是为使城镇化的路走得更好。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我在农村调研的时候,经常和农民们聊天,他们在谈到对未来生活的愿望时,不少人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说是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好的日子。这在过去对农民来说是奢望。现在中国城镇化的大门给农民打开了,农民可以进城从事二三产业,而留在农村的,通过适度规模经营,都可以增收致富。现在每年有一千多万农民转移到城镇,这是必然的趋势。

  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而且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进。在推进过程中,还会遇到并且必须解决各种问题。据说这次两会期间,关于城镇化的建议和提案已经500多件了,还在统计之中,我们将会认真地一一研究,使城镇化能够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谢谢。
 楼主| 发表于 2013-3-19 16:37:23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除了以人为本,中国的城市化还必须考虑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这个因素比较年轻,但非常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从来就是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动力来源。在西方,城市往往发生在一个地区间或者不同国家间、文明间的商贸要地。今天,城市化和城市升级更是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了。

  从全球化谈论城市化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进行。从政治面上看,主要是城市在国家间竞争过程中所能扮演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波全球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全球化不仅造就了新型的国家间的关系或者国际关系,而且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尽管全球化也带来了无穷的问题,例如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异(包括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异和一个特定社会内部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移民浪潮、民族主义勃兴等等,但全球化已经变得不可逆转。

  实际上,自这一波全球化发生以来,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今天,也有很多人主张结合社会反对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来减少全球化的水平。但实际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现在各国都在加紧竞争最优的人、财、物,提升国家的发展水平。竞争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在强化。

  在很大程度上,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既是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再难以不受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中国能够把城市体制改革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当领会到城市体制改革的意义,也可以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找城市体制改革的动力。

  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战略

  首先在国家层面来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拥有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城市。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国际竞争战略。其次,在城市层面,城市当局也有巨大的动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现在的城市居民对城市具有高度的认同,对外在的发展极为敏感,对城市的发展具有超前的视角。这些都必然转化成为他们对城市当局的压力。在亚洲,从香港和新加坡等城市当局所面临的压力,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第三,较之主权国家,城市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优势来进行自我改革。

  一般而言,城市都具有一定的自治程度。民主国家不用说,很多国家的城市都是自治制度。但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很多城市例如地区级以上的政府就拥有了立法权。立法权对改革很重要,这是制度优势。没有立法权,城市体制改革会变得非常困难。此外,城市体制的改革还有其文化优势,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文化认同。较之整体主权国家,城市更有条件来创造一种结合地方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城市文化,从而成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软力量。

  如果结合以人为本、全球化,人们比较容易看到塑造城市认同的重要性。城市化和城市升级离不开人们对城市的认同。说到城市就要说到人的认同问题。城市认同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软力量。城市化成功不成功,主要看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对这一城市的认同。一个城市的居民如果对这个城市认同度很高,那么表明他们的幸福指数高,他们对城市更具有责任感,城市化是成功的。

  但如果人们对这个城市认同度很低,不管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国内生产总值(GDP)大不大,城市化很难说是成功的。再者,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城市认同又有了新的维度,那就是外来人口或者移民尤其是国际移民的城市认同度。全球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包括人、财、物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流动,例如文化和思想。全球化以前也有,但从前的全球化无论从规模和速度上说不可和现代这一波相比拟。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国际性人才的流动性。因此,这里所说的城市认同问题既和人才流动有关,也包括国际人才的城市认同问题。

  与农业社会不同,在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知识经济最为重要。知识经济就需要大量的人才,是人才经济。经济的竞争在很多方面表现为知识的竞争,尤其是在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之后,如果再要上一个台阶,知识的重要性就表现出来。知识的载体是人才,而人才的主要载体是城市。再者,城市本身的管理也需要人才。一个城市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主要是国际化的发展和管理经验,就是能够把那些城市化的国际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统合起来,形成自己系统的城市。在亚洲,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一个城市的人才素质决定了这个城市其他所有方面。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对各个国家都是个难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吸收不到外来的人才,而且连自己的人才都往外跑。很显然,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各个人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都在城市内部竞争,竞争包括职位在内的各种资源。竞争也很激烈,但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分地方化,竞争不仅产生不了人才,反而扼杀人才,淘汰精英。

  在亚洲的很多城市,人才的各方面都做得很不错,不仅培养自己的人才,留住自己的人才,而且也能够吸收和留住外来的人才。这些年来,这些城市都在加大力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各个领域都有。

  强化城市认同对吸引国际人才极为重要

  在吸引人才方面,城市的认同非常重要。人们一直在讲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问题,也就是国家认同问题。国际人才也有国家认同问题。全球化不仅没有减低国家认同,反而在增加和强化国家认同。那么国际化人才如何处理国家认同问题呢?国家认同越强,民族主义情绪就越高,就越具有排外性,就越对国际化人才不利。

  城市也一样。一个城市如果民族主义过于强烈,那么其排他性就越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就越低。尽管在主权国家时代,政治人物避免不了强调民粹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但对城市当局来说,更应当强调的是城市认同而非民族主义。

  实际上,因为城市认同往往强调的是城市文化、生活宜居等方面,城市认同的强化也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并且这种认同往往比民族主义式的政治认同更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从而也更具有生命力。

  如果说国家认同的强化不可避免,那么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城市认同就变得非常重要。对国际人才来说,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城市认同比国家认同来得容易,因为国家认同强调的往往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而城市认同强调的是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所以,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法国,但非常喜欢巴黎;可以不喜欢美国,但可以非常喜欢纽约和洛杉矶;可以不喜欢日本,但可以非常喜欢东京和京都,等等。这就是城市认同。城市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但城市较少政治性,更能适合人的需要。城市是国际人才的主要聚居地。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几个非常包容开放的城市,就会吸引不了国际人才。

  正因为城市的重点在城市文化和生活宜居等方面,城市也一直是和文明相关联的。文明可以说是城市的文明,因为城市是经济交易活动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中心。文明就是从各种不同交易和互动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可以用城市发展程度来衡量。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完全通过政治方法而生存和发展。高品质的城市永远是商业、文化、思想的集聚地。

  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说,城市在一个国家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国家间的经济、金融、知识、社会等关系都是通过城市来维系着的,例如脱离了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理解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城市间的这种关系正在大力促进着城市文化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是城市认同的发展趋势。

  国际人才的流动是这种一体化进程的动力,同时一体化也在推动着国际人才的流动。从这方面说,如果一个城市不能造就具有全球化性质的认同,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应当强调的是,城市的全球化性质并不是说城市文化的全球同质性。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这个城市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这是他在广州、深圳、珠海和顺德等地有关中国城市化研讨会(2012年)几次发言的第一部分。
 楼主| 发表于 2013-3-20 14:16:37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的淡定与焦虑

  记得很久以前,当卡车司机,会光顾一些路边店,那种孤零零的、站在路边的、提供便宜饭菜的店。一次问店老板,为什么不开在村子里,那个村子也是沿路的,店老板说,开在村子里会被叔伯兄弟吃成穷光蛋的。

  后来有了阅历,懂了,这位老板一语说破城镇化的机理。

  淡定的看,城镇化是一种自然过程,以上讲的路边店是作坊的一种类型,显然,作坊在村庄里长不大,村庄不适合作坊,而适合作坊的地点,即便以前是村庄,以后也会变成集镇。可能每个村庄都想变成集镇,但几十个村庄范围中,只会出现一个集镇,那一定是作坊扎堆的地点。

  作坊撑起了集镇,但撑不起城市,尽管城市里还有作坊;撑得起城市的是企业,企业比作坊分工更细,创造财富更多,企业集中的地方,财富积累很快,使得狭小的街道能负担得起行政中枢或宗教场所。

  城市的聚合过程比作坊复杂,有些是集镇升级版的,通常靠近交通枢纽;有的是工业投资版的,通常靠近矿脉;有的行政中枢或宗教场所反作用力版的,通常靠近要塞。十几个集镇,加上一片人口稠密的农村腹地,才会出现一个城市。

  城市并非越大越好,而支撑城市的企业却是越大越好,一个大企业可以伴生出一座城市,比如克拉玛依、攀枝花,而一座不大的城市,可以孵化出一个大企业,比如青岛出了海尔(家用冰箱销量世界第一)、顺德出了格兰仕(微波炉销量世界第一),类似例子很多,其共同特点是,这些竞争型的大企业都是在所在城市(地县)不大的时候才壮大的,都不是在大城市(省会)中诞生的。

  大城市不一定是省会,某些省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县城,大城市通常对周边的城市群落会产生辐射力,诸如上海、广州,改革初期,长三角就有“师傅带老板”(上海师傅带江浙的乡镇企业家)事例,珠三角就有输出“星期天工程师”现象,直到现在,这两个资本中枢仍然通过极其复杂的比价机理调度着远在山东的大棚蔬菜与海南的时鲜瓜果。

  大城市的辐射力来源于自身活力,这是成千上万个小公司繁衍过程;小公司与大企业不同,大企业可以自办食堂、宿舍、健身房,适合落户在城市,甚至可以扎根乡村,而小公司适宜栖息在大城市,小公司不仅养不起食堂、宿舍、健身房,甚至配不起会议室和成品仓库,小公司只能共享大城市的充裕街面资源,比如街角的咖啡屋,又可以是若干小公司的会议室,一百多年前,有一个闲极无聊的人,在咖啡屋里推销了他的汽车发动机四冲程原理;比如后街的车库,又可以是若干小公司的成品仓库,几十年前,有一个精力过剩的人,在车库里钻研出了DOS源代码。

  生生不息的小公司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奇商品和服务。

  以平常心看城镇化,这不是一种级别提升,集镇一定要升到城市,城市一定要升到大城市,而是各个城镇有着各自的定位;这也不是一种自我催肥,集镇地盘一定要越来越大,城市的楼房一定要越来越高,而是街区中经济实体对周边资源的集约利用而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财富;周边资源是关键,一旦枯竭,城镇的级别与规模都失去意义,只剩下人口导出一条活路。比如过去的鲁尔、现在的底特律。

  城镇是有生命的,扬弃后的城镇是原来遗存上的新城镇。

  从更深层看城镇化,这更是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在作坊里,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就算叔伯兄弟也不能白吃白喝;在企业里,一旦确立了雇佣关系,雇主不断挑剔成就了商品做工精良;在公司里,一旦确立了信托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还能分拆,如果你有一间商铺,月租5000元,如果你又擅长经营羊毛衫,月利也是5000元;你会把商铺租给优质客户而不管他经营什么,扛不下月租5000元就果断换人;你还会离开这个所有女人衣柜里都有五六件羊毛衫的街区,到城郊去开拓,以上例子里中所谈到的流动性、选择性与包容性,就是推导城镇运行的最原始冲动。

  城镇化使人从依附到独立。

  以上所描述的自然而然进程,当属“人的城镇化”,然而在现实中,还有一种“人为城镇化”,近年来,各地兴起了造城运动,一些地方的当权者处于焦虑状态,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路要宽”、“楼要高”、“灯要亮”;这种“人为城镇化”的结果现在还不可预知,因为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作参照,但有些动向值得关注。

  “人为城镇化”让一些大城市“摊大饼”,生产要素被陆续挤出,流散到广阔田野,在大城市周边,形成了污染扩散的局面,在大城市的中心,就因城管大大的厉害几乎把入门级商人(摊贩)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些大哥率性干个体户,那些机关干部下海开小公司,已经是电视剧中的古老故事了。

  “人为城镇化”让一些城市变成虚胖的大城市,打这以后,再也没有看到新的“海尔”、“格兰仕”之类的大企业崛起,而一些曾经与海尔、格兰仕比肩的大企业,有的早已豪气不再,有的在市场上玩失踪了;而这种虚胖,往往还伴生着周边大片乡村衰败症状。

  “人为城镇化”让一些集镇破格提拔为“空城”、“鬼城”、“睡城”,这类自然条件本来就不适合当城市的地方当上了城市,要到何年何月才有城市氛围不清楚,而清楚的却是,这类地方无论民间借款还是秩序维护,都孳生着一种令人不安的“亚社会”气息。

  当下,城镇化已经成为使用非常频繁的热词。

  看表象,城镇化是一个能走多远的问题,一些精英看重的正是拆迁与建设所能拉动的GDP 百分点,计算的正是大量农民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资本化后能够拓展的市场空间,而诸如此类的主观愿望,又是基于一种假设性判断,即中国已经过剩的加工业还要继续扩张;看实质,城镇化是一个判断大方向的问题,真的需要客观冷静审视一下,这种“人为城镇化”是否已经逆城镇化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3-21 14:27:5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搞的不是城镇化,而是房地产下乡

征途55 于 2013-3-21 14:14:2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城镇化”这个概念非常有中国特色,它也还不同于城市化(urbanization),乱七八糟的定义起码有几十种,但是有一个特征是通用的,那就是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

    所有的学术论文中所提到的“城市化”都是结果,而非原因。我不相信那么多专家学者看不出来这一点。

    城市化是二三产业在城市得到蓬勃发展,高报酬吸引农业人口进行产业转移的结果,而类似的城镇化也应该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更高的报酬使得农民主动专向企业的结果。

    所以城镇化的一个决定性条件,就是出现大量的民营产业得到兴旺发展。这样说起来,其实城镇化得到最好发展的时代是江朱时代,大量的乡镇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过去的十年里,由于变态的产业金融政策,大量社会资金和资源转向投机性行业,使得相比大型国企,民营企业日益被挤占侵蚀,可以说是逆城市化的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是个啥东西呢?

    总理的导师,国师厉以宁先生就说了:“推进城镇化,土地确权要先行”。我就不明白了,农民愿不愿意去工厂打工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你老惦记着他家的地有多大,值多少钱干啥?

    不过接下来国师的话就很浅显了:

    “城里居民土地是国有的,但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可以转让,可以抵押,而农民的意见却很大,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转让,不能抵押,连出租都困难。”

    “首先,必须要让农民拥有产权。房子、宅基地可以抵押,这样他就可以有第一桶金了;其次,教育资源的分配要均等,一定要分配教育资源;然后,让农民增加社会资源,这是靠自己闯出来的,鼓励他们去闯,让他们到市场拼搏,告诉他们重信用,慢慢他们就起来了。”

    所以首先要让农民可以抵押转让自己的祖房,其次要鼓励这些没有经验,没有知识的农民去转让抵押房子宅基地,然后把钱投到市场去“拼搏”。

    这跟城镇化城市化有一毛钱的关系么?这在搞房地产下乡。看来中国是准备在房地产立国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4-7 16:41:21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克强城镇化改革面临的挑战   

            如果有一剂良药,不仅能让中国的农民在未来自由迁徙入城,看得起病,买得起房,养得起老,还能给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它会是什么?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给出的违法广告是城镇化。自**以来,李克强就城镇化高密度地发表意见,使这三个字成为了一个高频词。部分国内媒体报道,作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经编制完成,城镇化改革呼之欲出,或将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的发展重点。

      李克强对城镇化不陌生。早在90年代中期,李克强在北大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认为,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上佳之选。在河南任省长期间,他提出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谋划中原城市群、振兴小城镇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辽宁执政期间,他推动老工业基地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改造城市棚户区2910万平方米。然而,城镇化是一项综合改革,不仅需要经验丰富的一把手,更需要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多部门合力推进,以及中央的有力支持。因此,如何动员这些力量一起推动城镇化改革,将是李克强和他的国务院团队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国务院要推进城镇化改革,首先将和地方势力进行一番博弈。城镇化所涉及的土地改革,户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将触动以地方政府为首的利益集团。目前,中国出现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一方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土地财政逐渐兴起。为了弥补事权和财权的缺口,地方政府大肆卖地,主导土地利益分配,成了土地受让中的既得利益者。而土地征收与出让价格的巨大“剪刀差”使农民的土地收益受损,缺乏迁移进城的资本,影响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社会福利挂钩,让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无疑将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如何通过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如何让地方政府愿意为户籍制度买单?处理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关系的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都将是李克强团队要啃下的硬骨头。

      除了地方利益集团在改革进程中作梗,地方官员的行为模式也会导致对中央政策的误读。地方官员在一地任期往往只有几年,基于仕途的考虑,他们经常急功近利地追求一些对短期经济发展有利的政策,从而把一些好的经济发展的理念引入歧途。以城镇化为例,李克强曾指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并多次强调要把城镇化和改革联系起来。但许多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于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大建高楼广场,却不能让进城的农民享受市民待遇。这些行为不仅会背离城镇化改革的初衷,也不利于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升迁压力驱使下,地方政府是否从行动上支持国务院的改革也是一个问号。

      国务院内部的关系

      城镇化改革需要国务院各部委合力推进。公安部要推动户籍改革,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人社部要保障农民工享受学前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平等市民待遇;财政部要完善财税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政部要制定新的城镇设镇标准;住建部要落实保障房建设。这些改革措施如何相互协调,改革的政治资源如何分配,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和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主持经济改革时不同,如今同行业的改革方案都由国务院各部门主导,部门利益逐渐凸显。两会后国务院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大部制虽可以通过整合来消除部门间部分权限冲突,但难以消除对同一社会经济事务齐抓共管中产生的冲突。相反,大部制后各部门权力更加集中,如果大部门部长都为各自利益而战,而这些部门利益又与一些专业技术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单靠总理之力难以有效地化解相互之间的冲突和争议。

      要解决国务院部门间的协调问题,不少学者都提到牵头部门的重要性。即将出台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十多个部委共同参与编制。然而从近年的情况看,发改委的工作重点一直在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上,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利益部门。既然是受到部门利益的限制和束缚,就很难站在国务院的角度统筹协调,推进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措施。两会后发改委的职能将转变为“务虚”  搞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研究。但这里又存在一个悖论。如果发改委变成了一个务虚机构,只能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那么它提出的改革方案势必得不到大部门的支持。假如要真正使发改委起到统筹协调推进改革的能力,它又能否在拥有权力的同时而不谋求部门利益?

      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各次重要改革都离不开党的支持。1980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挑起了珠三角改革开放的重担。正是由于得到了邓小平坚定不移的支持,改革措施才得以力排众议顺利推行。90年代朱镕基推行经济改革,在短时间内既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也加强了中央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这其中固然有个人魅力的因素,但也离不开邓小平背后的力挺。此次城镇化改革涉及地方和部门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已经超出了经济体制的范畴,涉及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单靠政府之力,改革将难以深化。除此之外,从中国政治体系的设计来看,国务院总理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调动力不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曾指出,中国目前的政治设计过于分散。由于党实际领导着政府,在中国,没有一个部长是总理可以直接决定的。如果各部领导都以部门利益为重,而总理对人事任免没有决定权,改革也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因此,国务院领导的城镇化改革必须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而在胡锦涛、江泽民等前国家领导人相继淡出政坛的情况下,最可靠的支持只能来源于集体领导制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这种支持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从制度上创造推动城镇化改革的环境,例如转变地方官员的升迁考核模式,从单纯看重经济增长变为重视社会发展。其次,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的成员应就改革的大方向上达成共识,而不是各自为阵,相互否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减少为七人,似乎比之前更有利于就重大问题达成妥协,但其中只有李克强一人有明显的团派身份。此外,普遍被舆论认为是改革派的李源潮和汪洋并未跻身常委。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克强是否能获得这把改革的“尚方宝剑”,还存在一定的变数。

        邰秋卿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楼主| 发表于 2013-4-10 16:28:07 | 显示全部楼层
警惕国际资本逐鹿农村土地

    章林晓

    “城市没能力吸纳走,你却老惦记要农民的地,这不跟过去黄世仁一个意思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全国两会上的坦率直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和共鸣。

    农村土地是资本尚未染指,现今硕果仅存的肥肉之一。相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强征农村土地的血腥,资本刚开始进入农村时或许会显得温情脉脉。然而,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如果对此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就有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悲剧。

    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在当前全球“虚拟经济规模”远大于“实体经济规模”大背景下,引导资本进入农村时,最该警惕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农村土地的虎视眈眈。

    前不久,银监会下发的《关于做好2013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该通知再次强调,支持在法律关系明确地区探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农房等抵(质)押贷款业务。

    此前,央行、银监会等四部门于2010年就曾联合发出《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部门积极配合地方政府改革,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

    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等业务,虽然有关部门大力倡导,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地加以试点推进,可为什么时至今日仍未有大的突破?这关键在于现行法律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和保护。

    《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都明确规定,除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四荒地”的承包权可以抵押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当今中国已走上法治轨道,原先通行无阻的“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的做法,现已越来越没有市场。尽管有关部门一再推行宅基地抵押贷款试点,但基层金融机构依然很少有乐意执行的。

    禁止农民宅基地抵押融资,是对农民利益的真正保护。在现有经济社会条件下,农民的医疗、养老、生活保障制度都不完善,按身份性质和福利性质安排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其实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保障。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同时又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有调查显示,2011年,在进城农民工中,有52%住的是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47%租住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住房。而全部农民工,在其所在地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不足3%。

    如果允许宅基地抵押贷款,那么当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就会丧失该宅基地使用权,就有可能出现大批居无定所、流离失所的农民,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或许有人会说,可修改法律允许农民在丧失宅基地后,再次申请宅基地。问题就在于,现行法律“一户一宅”的规定,既有对农民身份和福利性质的安排,同时也有对18亿亩耕地红线保护的考量。

    没有抵押物就不能贷款,其实并不符合农村金融发展的要求。诚如陈锡文所指出的,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形式都需要抵押物。农民具有地缘和血缘关系,具备信用贷款的社会条件和基础。

    事实上,有关部门早在2007年就已作出规定,农村小额贷款可以信用担保,最高贷款额度发达地区农村可到30万,欠发达地区农村可到5万,同时,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可发放农村小额贷款。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关键在于农村金融改革商业化模式的思维定势。而据专家研究,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又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国家,譬如日本、韩国等,农村金融都是以政策性、合作性金融为主的。

    “除了中国,没什么地方还对资本主义感兴趣了。”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埃齐奥尼这话说得虽有些刻薄,但对我们来说也不无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资本的天性是逐利,而农民需要的是扶助。   

    该文已发《中国房地产报》,发表时略有修改,标题改为《警惕国际资本逐利农村土地》。
 楼主| 发表于 2013-4-10 16:31:54 | 显示全部楼层
集体土地改革最该注意什么?
章林晓
  2011年11月,铜陵市出台《铜陵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了推进铜陵城乡一体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工作目标与任务。
  铜陵《方案》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如对耕地实行分等定级保护,设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和安全保障机制等,在此不再赘述。
  下面,从“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角度出发,简要谈谈该《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需注意的三方面问题,以便提前作好准备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首先,需注意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铜陵《方案》的制度创新之一,是“稳步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流转”。如“集体建设用地经批准,可以出让(租赁、作价出资)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等。
  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除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等四类用地经依法批准可以使用集体土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铜陵《方案》的“稳步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流转”,显然已超越《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这里暂且不说地方的试点不经全国人大批准是否可以随意突破法律底线的问题,这里着重只说说这涉及到的有关公平与效率问题。
  农村土地的主体是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的主体是农民宅基地,从严格意义上讲,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等建设用地的规划和安排,都是围绕着有利于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这个核心的。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当年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绝大多数地方应当说都是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分配农用地的。
  农民宅基地的分配,从现行法律层面来说,也是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来予以分配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就充分体现了福利安排,公平为本的原则。
  铜陵《方案》的“稳步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流转”,显然是以市场配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为目标取向的。众所周知,市场配置资源有别于福利安排,是以效率优先的。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挣脱出来,普遍厌恶“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许多人又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烈呼吁把公平公正放在优先位置,强调“穷人的经济学”。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当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时,如果没有对资本的有效节制,资本的力量会强大到让人不敢想象的程度,往往会造成“强者通吃”的现象。
现在,劳动者是弱势群体,农民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当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引入市场机制,从公平公正的福利性安排转向以注重效率的市场性配置时,在节制资本对弱势农民利益的侵害方面,铜陵《方案》可能还需做些细化工作。
  其次,要厘清农村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根本区别。
  铜陵《方案》中,提出了“按照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培育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等改革目标。这种改革目标的提法,铜陵《方案》不是第一,相信也不会是最后。
  同地、同价、同权,集体建设用地应该享有国有建设用地的同等待遇,这是一些专家学者基于对集体土地产权的维护而提出的,这种说法在象牙塔中的一些专家学者中特别流行。
  这些学者建言,要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并建议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无论是城市规划区内,还是城市规划区外,集体土地都可以入市交易。
  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农村土地的主体是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的主体是农民宅基地,从严格意义上讲,农村建设用地的安排都是是围绕有利于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这个核心的。
  了解土地管理制度的人都知道,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目前世界上土地管理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土地管理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需求与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
  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物权其实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在物权意义上的权能事实上并不完整,最简单地讲,就是集体农用地用于非农业建设必须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不能自行改变用途。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直接入市,须征收为国有土地后方可入市,其目的从本质上说也是为了维护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因为从根本上讲,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安排都是围绕有利于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这个核心,如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就会背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服务农业、以农为本的特征。
  熟悉地价评估理论和实务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宗面积较大的工业用地,虽然其中有很小部分土地是作厂内零售小店或餐饮小店使用的,但是,在地价评估时还是应该整体按照工业用地而不是按照商业用地评估的,因为厂区内的零售小店或餐饮小店一方面占地比例很小,另一方面其毕竟是为本厂工人的生产作辅助服务的。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从总体上讲是围绕着有利于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这个核心的,其价格毫无疑问也是有别于不是以围绕着有利于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这个核心的国有建设用地的。
如果我们不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根本区别,而贸然按照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培育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其实质是对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破坏,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与我们保护农民利益的愿望背道而驰。
  “农民,播殖耕稼者。”严格意义上讲,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才是真正本质意义上的农民,而并非如一些专家学者所理解的户籍为农业户口的人都是农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破坏,对农民意味着什么?
  什么事情都不能只看表面而不看实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自然也不例外。在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区别的认识上,铜陵《方案》可能还需深化。
  最后,应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铜陵《方案》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开发,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建设农民住宅小区。但不得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从事商品房开发建设。”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一方面包括存量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用地),另一方面也包括新增集体建设用地。
  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分配,从现行法律层面来说,是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来予以分配的,是以服务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这个核心的,在这样的分配原则下,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开发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至于新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任何新增的建设用地都必须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这既包括新增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包括新增的集体建设用地。
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每年新增建设用地的总量是有限的,这就譬如一个蛋糕给甲乙两人分,如果甲分多了势必乙少分,如果乙分多了势必甲少分。每年新增建设用地这块蛋糕,如果国有建设用地分多了,则集体建设用地就少分了,如果集体建设用地分多了,则国有建设用地就少分了。
  如果新增集体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建设,则现有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就会土崩瓦解。因为一旦按照集体土地产权完整的思路,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并将其收益归于集体土地所有者,由于入市流转的收益会大大高于土地被征收的收益,土地征收制度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此时,铜陵《方案》所规定的“(集体建设用地)出让收益政府按10%比例提取土地增值金,用于耕地保护和土地整治等工作,其余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优先用于农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从法理上讲,也会完全立不住起脚。
  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农用地到建设用地,仅仅是土地用途的转变,为何会表现出土地价值的极大提升?这关键在于土地从一个相对独立的农用地供需圈转到了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建设用地供需圈。
  从农用地供需圈转到建设用地供需圈,土地价值之所以得到巨大提升,主要在于土地的用途管制。由于政府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供求远较农用地供求紧张,因此,土地一旦从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其价值就能得到巨大提升。
  土地从农用地转到建设用地,其价值提升的前提和基础是农用地的用途管制,以及工商业发展对建设用地产生旺盛需求,这部分提升的价值理应由全社会共同分享,如果全归土地所有者享受,那除培育出一个土地食利集团外,又能带来什么好处?
  美国学者亨利•乔治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认为: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引起的价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和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
  在土地用途管制下,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农民,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而失去了土地用途改变的权利,也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土地用途改变的权利,才使得少量的可以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价格倍增。
在城市郊区或城中村能够享受这些土地收益的农民,其收入和福利凭借土地权利,即便在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下,也早已远超当地绝大多数市民。这些地方农村户口者不愿转为居民户口而居民户口者愿意转为农村户口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如果少数农民可以因为土地用途的改变而获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那对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因承担耕地保护而作出牺牲的绝大多数农民意味着什么? 对广大购买了高房价而变相承担了高税负的市民又意味着什么?
  土地征收制度虽然在一些地方存在着地方政府想方设法从土地谋利的现象,如给农民的补偿太低而拍卖给开发商的价格又太高,但这不是土地征收制度本身的错,而是征收制度本身需作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如果因此因噎废食而断然否定土地征地制度,取而代之以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那出现的问题将会更加多。
  任何改革,不能只顾局部而不管整体,不能只看眼前而不顾长远。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国家的根基,自然尤需慎重。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铜陵《方案》可能需要考虑得更周全一点。
  

  此文应中国土地学会《土地科学动态》之邀而写。《土地科学动态》2012年第二期拟刊发一组关于铜陵改革启示的文章。我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以铜陵《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入手,更多地思考了全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该文2012年4月26日已发《土地科学动态》今年第2期。
 楼主| 发表于 2013-4-10 16:34:38 | 显示全部楼层
集体土地试建公租房应慎行
■中国房地产报 章林晓 2012-2-9

    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并非只是单纯缓解了保障房的供地压力,背后还涉及到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突破,牵涉到社会各方的利益调整,因此,这项政策的试点可能需要慎之又慎。
   
    据媒体报道,1月份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正式披露允许地方经批准后试点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而在此前的2011年12月30日,住建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冯俊在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表示,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盖公租房现在正在试点。

    集体土地试点盖公租房,一方面让社会各界看到了政府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难免让人担忧,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弘扬法治精神的今天,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试点,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除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等四类用地经依法批准可以使用集体土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公租房显然不在可以使用集体土地之列。

    去年1000万套保障房用地,在国土部门的努力下实现了应保尽保。今年700万套保障房用地,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也明确必须应保尽保、尽快供地。在保障房用地可望得到有效保障的背景下,集体土地试点保障房建设,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减轻地方政府在土地和资金方面的负担。

    在宏伟的保障房蓝图面前,地方政府在土地和资金方面的困难可想而知。只是,在想方设法减轻地方土地和资金压力的同时,需不需要对法律保持必要的敬畏和尊重?突破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需不需要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如果行政机关不需严格遵守法律,则其行政权力也就很难受到限制,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又将意味着什么?

    可怕的可能不止于此。集体土地建设公租房与小产权房合法化,从法律角度讲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公租房可以落地于集体土地时,我们是否还有理由去阻止村集体在自己的集体建设用地上兴建小产权房?人家会不会说我们是“只许州官点火不许百姓点灯”?

    过去,小产权房可望转正的传闻,曾屡屡催生小产权房的抢建风潮,让基层相关执法部门疲于奔命。现在,虽然有关部门都声明小产权房不可能因为集体土地试建公租房而转正,但是,这声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预期,可能尚待观察,而由此导致的集体土地的征收困难,则是可想而知的,这其中自然包括廉租房用地。

    而如果允许小产权房合法化,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小产权房同商品房相比,最大的特点是“省钱”。小产权房“省”下了土地出让金,“省”下了大市政配套费、人防费等费用,还“省”下了营业税及附加等相关税费。

    小产权房“省下”的,恰恰就是商品房“贡献”的。地方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费,并将其主要开支于农村土地取得的补偿支出、农业用地的开发整理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最近明确的农田水利建设、教育资金和保障房资金的提取。

    如果小产权房合法化,在当前极有可能危及地方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加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会不会因此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尚不好说,但势必影响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保障房建设。

    集体土地试点保障房建设的目的,原本是为了缓解地方在土地和资金方面的压力,然而,实施的结果恰恰有可能反过来影响保障房的建设。

    更可怕的是,如果集体土地试点保障房建设导致小产权房变相合法化,那么,得到实惠的是非法开发、买卖小产权的“开发商”和购房者,受到伤害的是遵纪守法的开发商和购房者。一个社会如果如此不讲规则地反向激励,那将发展成一个怎样的社会?

    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不能只顾一点而不及其余,集体土地上试建公租房由于牵涉面甚广,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时,可能需要考虑得更周全更前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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