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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中国怎样才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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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0 18:24: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厉以宁:


近年来,有一种论调影响了我们的企业家,也影响了很多人,即中国的红利已经没有了  人口红利没有了,当初是廉价的劳动力给我们创造了人口红利,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资源红利没有了,因为土地都用得差不多了,或者说土地越来越贵了;改革红利没有了,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但是它们的潜力渐尽,使用完了。

    这使得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感到利润空间在逐步缩小,导致信心不足。一部分转移到比我们晚发展的国家去了,比如越南、柬埔寨、印尼等等,因为在那里还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还有一部分就把资金转到了虚拟经济领域,因为实体经济领域准入门槛高,进入不容易,而虚拟经济没有这么高的门槛,什么炒股、炒房子、地下金融等都行;而且实体经济进去后退出难,虚拟经济既可以自由进入,又可以自由退出。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很大的企业,现在只是一个平台,并不从事很多生产,利用各种关系到银行取得贷款,然后在子公司从事地下金融的放贷。这对实体经济是非常有害的。

    另外,资源红利没有了怎么办?改革红利没有了怎么办?这些都困扰着他们。

    但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有新的认识。发展优势的丧失,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不能总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要转型,新的红利才会产生。我们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正在产生。

    新的红利正在产生

    什么是新的人口红利?我们大量的技工已经成长起来,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就是技工时代的开始。东南亚国家的技工水平不如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并不太大,但技工成本比他们低得多。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将来东南亚国家的技工成长起来怎么办,那时候我们又前进了,从技工时代转入高级技工时代,将来再转入专业人才时代。所以说,新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资源红利方面,新的资源红利跟旧的资源红利的区别在哪里?主要在科学技术上。要有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就会产生新的资源红利。比如新能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海水淡化来解决水资源的短缺问题。

    改革红利方面,原有的政策到一定程度以后,潜力自然就发挥得差不多了,就需要有新的改革措施,新的改革措施出来以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自然就会不断产生。

    当前最要紧的五项改革

    当前最要紧的改革是什么?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少一点,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不仅民企,国企也一样。国有企业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经营的企业。国家管什么?管国有资本。管国有资本的配置、考核、运营状况。国有资本的升值不比具体管理一个企业更重要吗?

    还有什么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为什么1979年以后改革进行得这么快?因为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民间蕴藏的积极性靠什么?靠政府发现、调动、规范化,农业承包制就是一个例子。

    这告诉我们,改革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

    民间积极性一调动,整个经济就起来了。所以实体经济的回归,重要的是要增加大家的信心。到国外去投资或转移企业也行,但是要有新的认识,也不要灰心,要知道这不是中国将来的主要方向,主要方向是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它认为,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达到4000~5000美元后就停滞不前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有陷阱,岂止中等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陷阱更普遍,很多国家长期停留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以下,这么多年没发展起来。大约1.2万美元以后,算高收入阶段,很多国家到了1.2万美元以上,还不是一样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南欧的一些国家、日本。

    实体经济发展,靠什么?靠制度创新、产业升级。不仅实体经济要回归,还一定要转型。转型靠什么?真正要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要靠一些强大的企业。要自主创新、要产业升级,就在于市场。中国一定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靠什么?扩大内需靠的,最重要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对农民来说,要增加他的物质资本,让他能够创业,创办小微企业,则必须有三权三证。承包地、宅基地、房子都要有使用权和使用权证。土地确权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不能任意侵占,且便于土地流转,并在农村金融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步推广,这样农民就会富裕了。

    人力资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因为城市的中小学,质量好、师资水平高、设备齐,而农村则不行。所以农民的孩子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跟城市没法比,没有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方面,城里人要进入市场,朋友、亲戚、亲戚的亲戚,总能找人拉一拉、带带路。农村则不行,一个山沟里全是穷人,谁也没有闯过市场,找谁?

    所以,要通过土地确权来解决农村的物质资本问题;通过教育资源有效配置来解决农村的人力资本问题;鼓励农民到社会去闯,鼓励他们办小微企业,慢慢积累来解决农村的社会资本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别,特别是城乡,还有第二个问题:二次分配有问题。西方人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来缩小差别。中国至少到去年为止,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为什么?社会保障的待遇不一样。比如教育经费的分布、文化经费的分布、医疗资源经费的分布,城乡的人均是不一样的,差距都很大。

    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农村才会越来越好。

    此外,城镇化,中国要有中国的特色。在新的改革中,中国不能学西欧。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200多年来把城市弄得,贫民窟、工厂污染等,有钱人就往城外搬,穷人就进城,这是反城市化。中国更不能像它,80%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里,那是不行的。

    中国式的城镇化,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老城区是多年以来形成的,要改造棚户区、工厂外迁,建设适合人居住的商业区、服务区。新城区就是开发区、试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

    如果上述方面都能做到,则我们不仅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来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仍然会不断地前进。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4-1-2 10:04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3-2-20 18:25:16 | 显示全部楼层
太搞笑了,高级技工和高级设备配对的,而且越高级的制造业,就业岗位越少,这是一个金字塔型。

比如:德国是全球制造业的制造工厂,拥有最高级的制造设备和制造业工人。然后德国用高级设备制造出他的产品:中级设备,然后把中级设备卖给中国,中国通过中级设备和中级技工,制造更多的低级设备给本地和出口东盟非洲拉丁美洲南美,这个过程中设备等级降低但产量增加。

造成这个金字塔结构的根源是成本利润,较高等级的设备研发、制造、操作、维护的投入昂贵,必须有更多的产品才能获得自身的回报,是母机,是较低等级设备之母。所以技术工人人数也是呈现金字塔分布,你即使培养出那么多高级技工也没那么多岗位,更何况高级设备都没有怎么培养高级技工啊?

所以把低级技工升级为中级技工,但是就业岗位是不会比低级技工更多的,期间必然增加失业。除非整个产业链的需求发生巨大膨胀,但这种假设不可能,因为中国人口多,没有一个比中国更多人口的国家来给中国打下手,中国就不可能完全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可以升级转型,但是中国转不了。

所以货币无法控制就是死路一条,基本上已经死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2-21 15:35: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最大陷阱
    (原文发表于2月9日【财新网】专栏)

    2012年中国GDP增速为7.8%,是十三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很可能不是经济危机导致的周期性现象,而是永久性的,因为中国正在步步逼近一个结构性变化的转折点: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联合两位亚洲经济学者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Growth Slowdowns Redux】,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和定值美元为计,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收入门槛:第一个门槛为人均GDP1.1万美元;第二个门槛为人均GDP1.5万美元。一旦达到这两个收入门槛,经济增速会显著下降。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129美元,按年均7%的增速计算,中国到2015年将达到第一个收入门槛。

    根据对以往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一个经济体如果经济增速越快,老龄化越严重,投资占GDP比重越高,汇率越倾向于低端制造业出口,贫富差距越大,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经济恶化的势头会越猛。由此看来中国的情况很不妙:

    首先,中国已经开始了日本式的老龄化进程。在过去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二,平均每年增长1.8%。在2015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会越来越快的减少。到了2030年,50岁至64岁劳动力对15岁至29岁劳动力的比率,将超过一又三分之一,几乎是现在的比率的倒挂。

    其次,中国目前的投资占GDP比重接近50%,举世罕见。这种靠催生资产泡沫来推进GDP增长的模式是很难持续的,长期以来“产能过剩,边际投资回报率萎缩,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恶化”等现象如蚁穴般蔓延终将成决堤之势。

    再次,中国的出口依然由低端制造业主导,高科技产品占总出口的权重只有区区27.5%。在汇率倾向于低端制造业出口的情况下,国家整体而言缺乏摆脱廉价劳动力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的动力,就容易慢慢滑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继续高速发展。

    最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达到了0.61,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中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拥有家庭总资产的84.6%,“少数超富家庭拥有绝大多数家庭财富”的现实使得中国的内部消费很难成为增长的引擎,这就迫使遭遇出口瓶颈的中国越加依赖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经济更趋失衡。更重要的是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贫富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综合看来,老龄化人口庞大,贫富差距巨大,沉迷低端制造业固步自封于全球经济食物链底端的中国恐怕很难战胜中等收入陷阱,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和中等收入陷阱艰苦决战的十年,遑论超越美国。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某些阶段像今天的中国一样高速增长,被寄予晋身发达国家的厚望,结果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折戟沉沙。在那么多国家中,只有亚洲四小龙能冲出重围。偌大一个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创造史无前例的世界奇迹。

    关于如何创造奇迹,我在一年前写下的“刘易斯拐点,人才资产危机和中国硬着陆”中得出了和Eichengreen教授一样的结论:提高教育实力,大力发展人才资产。当年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中等收入陷阱苦苦挣扎时韩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正是因为其雄厚的人才资产优势,如今韩国已能向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高端制造业国家叫板。这种经验教训对于今时今日的中国十分宝贵。遗憾的是,中国是个高质量人才严重缺乏的国家。根据麦肯锡《新兴市场人才报告》中国工程和金融方面的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全球化企业的雇用价值。中国大学生往往拥有过度的理论知识而缺乏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人才的生存环境也十分恶劣,因为中国企业过多的把盈利杠杆建立在资本,品牌和关系(Guanxi)之上,严重忽视人才在盈利驱动中的重要性。如果中国能够突破人才资产上的瓶颈,中国就能成功地在全球经济食物链中晋级。而且人才资产的突破还可以创造出一个数量可观的中产阶层,成为缓和贫富差距拉动内需的捷径。中国的贫富差距源于国家对经济资源的过度垄断,权贵资本主义和系统性的腐败,急于扫除这些根深蒂固的弊病会遭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伤筋动骨,社会成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很高。而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银行户头,而是知识/技能,打造人才资产,则不会遭遇这些系统性的阻力,实乃“拨一两而动千斤”的“民富国强”之捷径。

    人才资产也是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最强有力的杠杆,资本将无需严重依赖金融杠杆,企业对公权力寻租的需求也将大大降低,因为公权力可以对资金等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不合理分配,可以对规模,品牌,商业模式进行严重扭曲,但人才资产的优势确是难以抹杀和强制分配的。这也是腐败曾肆虐的韩国的经验。

    中国经济是继续崛起,还是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幻灭,未来十年将是关键之年,千头万绪当从人才资产着手,方是提纲挈领盘活全局之路。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楼主| 发表于 2013-3-7 11:16:40 | 显示全部楼层
操纵全球经济的“四步曲”

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
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的“四步曲”:
  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
   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  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
   第三步:价格市场化。
   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作“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
 楼主| 发表于 2013-3-7 11:26: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收入倍增计划”的隐忧

2月8日,中国国务院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称,“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将年均增长达13%以上”。规划称,“要深入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健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

按此计算,未来5年内中国最低工资有望“倍增”,人均工资亦有望成倍提升。经过30年发展,中国是否已临近“充分就业”阶段(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可谓见仁见智。

日本瑞穗综研的统计显示,在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工资水平的确在提升。刚加入WTO的2001年,中国人平均年收入为15.9万日元,日本为454万日元,收入差距达28.5倍;但到了2010年,中日GDP总量逆转,中国城市地区人口平均年收入增至45万日元,日本降至412万日元,收入差距缩至9.2倍。2005年至2010年,中国城市地区工资年增长率为13.8%,5年内正好增长了约一倍。不过,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79.3万日元)与北京(78.6万日元),和日本收入最低的冲绳县(323万日元)、青森县(338万日元)之间仍差距明显。

单纯从收入水准上比较,中国已大致相当于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  日本在当时出现了“刘易斯拐点”。1960年,笃信凯恩斯主义的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首相,上台后即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认为,“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若劳动者工资水平没有与GDP增长比例同步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实施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在此期间,日本GDP年增长计划目标为7.8%,但实际增长高达11.6%,国民收入年增长达11.5%,两者基本上实现了同步增长。至1967年,日本GDP提前翻了一番,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1968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维持在1.1%至1.3%左右的低水平。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写道,“这些成就让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中日两国“似是而非”,经济结构差异巨大,不能简单照搬日本的经验,但日本无疑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一面镜子。日本的实践说明,当一国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条件时,国民消费与生产同步增长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藏富于民”才是根本的“维稳”之道。如果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速度不匹配,国民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所谓的“中国梦”就将永远只是梦。在经济还持续高增长阶段,尤其是“国富民穷”、中央财政盈余过剩的情况下,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明智之举。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收入倍增”的成本应主要由谁负担。如果将之过多转嫁给企业,大多竞争力不强、且融资困难的中国企业将雪上加霜,中国自主产业的培育将更加困难。对外企而言,劳动力成本快速提升将成为新的“中国风险”(China Risk),这些企业将不可避免寻求规避这种风险。

进一步讲,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单纯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不适度控制通货膨胀,收入倍增的消费效果将大打折扣。日本之所以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源于成功地实施了配套改革。除“收入倍增计划”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完善了工会制度,制定了“劳动三法”(劳动关系法、劳动基准法、工会法),承认并保护“劳动三权”(团结权、协商权、争议权),且在泡沫经济到来前,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积聚了此后抗衡漫长经济停滞的力量。

中国急需的正是包括收入分配、劳工权益保护在内的综合性配套改革,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宜早不宜迟。.
 楼主| 发表于 2013-6-5 18:04:35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民日报谈收入差距:辛苦几十年不如分套房
2013/6/1 11:29:3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阅读提示: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一些行业薪酬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人们盼望革除不合理因素带来的收入鸿沟,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工作一样忙,收入大不同

    ●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的收入“被增长”

    来自安徽农村的王素芬是苏南一家电子装配制造企业的产业工人,这两年,公司连续加薪,月工资从1500多元,涨到了2000多元,但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月收入也只有2500多元。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6元,苏南经济发达地区还会高一些。

    “我不期待每月六七千元的高薪,可是,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是返乡,还是留下来?小王陷入了两难。

    不仅产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不同地域、行业、企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些所谓优势行业,比如金融、通信、电力等行业职工薪酬水平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1。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不仅低于金融业的8.97万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0.51万元、1.03万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月发布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城镇内部。收入越高,其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反之,收入增长速度越慢。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金融学专业的邢娟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干财务工作。由于人少活多,她常常要加班。两年过去了,她的工资从上班之初的3000多元涨到了6000元。和自己比,她觉得还算满意。

    然而,最近一次同学聚会,让邢娟感受到了“行业有别”。邢娟说,同班同学小范毕业后去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强度与她类似,上班之初,月薪也只有3000元。两年过去了,月薪涨到了1.2万元,几乎是她的2倍,这还不算年底的奖金。

    在生活压力下,很多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被平均”、“被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焦虑。

    机制不合理,同工不同酬

    ●造成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体制机制不配套等问题,也有寻租、垄断等非公平因素

    不同行业性质不同、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同,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情理之中。收入水平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的收入也会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还源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体制机制不配套等多种不合理因素。比如,由于用工制度不同,有些人因为身份、编制的不同,干同样的工作,收入却不相同,这就让人感到不公平。

    大专毕业后,陈力扬进入山西太原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员。不过,他虽然走的正规招聘途径,最后签合约时,却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5年来,虽然工作稳定,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与正式编制员工的差距。

    陈力扬和正式工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白班夜班倒班上,半个月轮换一次,但他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正式工比他高出1000多元。

    陈力扬说,除了收入有差距,他和正式工的保险也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保险是三险一金,而正式工全部是五险一金。“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却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工作中出点啥问题呢?这很让人担心。”

    除了劳动关系中福利有别、“同工不同酬”外,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一些企业、机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通过权力寻租、垄断经营等非公平因素,拉大收入差距,也加重了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结。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单位一套房”。6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同学王姝进入了一家国有单位,工资比周妍低一些,但王姝一上班,就以低于市场1/3左右的价格,分到了单位“团购”来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几年下来,虽然周妍的月薪还是比王姝高一些,但由于房价上涨,王姝的家庭财富已相当于周妍的两三倍。

    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有房子,还是没有房子”、“有一套房,还是几套房”,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差别。

    给劳动者“劳动致富”的信心

    ●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

    革除不合理因素带来的收入鸿沟,首先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用财税杠杆有效调节财富的二次分配。

    郭清在北京一家旅游企业做市场开发。12年前,他从湖北老家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城市站住了脚。他认为,目前的个税政策,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而企业的管理层靠绩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个税政策。

    郭清举例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员工,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个税一两百元,公司部门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资,个税也只有几百元。可由于这几年旅游热,市场火,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每年年底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年终奖金,而这都由公司垫付个税,完全是税后收入。像他这样的基层员工,年终奖则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缩小收入差距,财税政策有很大空间。”郭清认为,当前,应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堵住企业为个人垫付个税和混淆个人消费、职务消费的现象,真正发挥个税在“限高、扩中、提低”收入分配结构中的调节作用。

    其次,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保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和补偿。特别是由于“用工双轨制”,同工不同酬,“干同样的工作,拿不一样的工资”,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人,主要由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构成,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95%以上派遣员工派遣期限超过1年,有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龄超过5年,个别企业甚至超过10年。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岗位都是长期性岗位,已背离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范围。改革用工双轨制,促进用工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统一管理,已经不容迟疑。

    第三,抑制垄断行业薪酬增长高等不合理现象,规范高管人员薪酬,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强势拥有国有资源,其资源控制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话语权(主要是商品定价能力)远高于一般企业,在财富分配格局中明显占优势地位。不仅普通劳动者与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国企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 3倍甚至更高。

    对此,一些专家建议,可通过采取提高资源税率、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利润进行合理再分配。

    当然,缩小收入差距,不等于每个人收入的均等化。收入有差距,是按劳分配原则的直接体现。对于部分劳动者取得的合法高收入,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归根到底,面对财富,每个人都要摈弃“不劳而获”的思想,谨记“勤劳致富”的古训,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学知识、长本领。“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这是增收致富的根本。

    观 点

    专家热议:让财富分配更公平更合理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应该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对央企高管的工资,应该设上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要重新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必须坚持鼓励合法致富的原则,这种鼓励的核心在于符合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条件下的合法致富。要让劳动者从一般意义上的“劳有所得”转向“劳有所值”,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必须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全面考虑、统筹协调,平衡好不同群体成员内部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要通过各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加大保障力度,尤其对于农民,实现其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的接近,降低基尼系数。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些个人或群体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这主要与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相关。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现在收入分配体制的两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更为迫切地需要解决。亟须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今天贫富差距看上去的根源是收入差距的增加,但是实际上其深层次源头来自于机会不平等。我们的机会不平等很大的问题是孩子们一开始受教育的时候机会不平等,造成了将来择业的时候机会不平等,择业的机会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
 楼主| 发表于 2013-6-5 18:21:10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清我们的经济
1.没有奇迹,只有闹剧.
  一个作家和一只在键盘上乱窜的鸡,都输岀了文字,从字的数量上看,鸡比作家还要厉害,但鸡输岀的是文学作品吗?
  经济是创造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的活动,如果人们整日忙忙碌碌,生产岀的产品却闲置不用,或是做挖坑填坑之类的无用功,那么这绝对称不上是经济.大量空置的房屋,问题多多的铁公机项目,峻工即废弃的大型工程,巨额的贸易顺差,天量的投资,等等这些,足以说明,我们连经济的门槛都还没有进,我们一直在经济之外.跟经济八杆子都打不着,哪来的"经济奇迹".
  撇开经济的实质,从宏观上看,只要生产的产品得到认领,经济就能够顺利地运转下去.一个只关注GDP的政府,可以通过削弱个人意愿,让政府作为认领的主体,以不讲理的方式,把GDP做得光彩照人.但这样的GDP必定是垃圾GDP,这样的经济己经彻底背离经济的本来意义,它仅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地球改造运动,是政府自编,自导,自演,自我欣赏的一场独角戏,闹剧而已.
  如果GDP是垃圾GDP的话,那么天底下再也没有什么比做大GDP更容易的事了,只需把钱收起来,然后撒岀去就行.越是糟糕的政府,效果会越好,GDP会越亮丽,经济成就会越惊人,因为这样的政府,收钱更狠,撒钱更凶.GDP的确是一个考量政绩的好指标,不过,我们的GDP只能拿来考量政府的劣迹,GDP越大,劣迹会越多越严重.那些官员一直在纳闷:我他妈的整天只想多捞点钱,多搞几个女人,多吃点多喝点,哪有心思工作啊,居然还有惊人的经济成就,突岀的政绩,老子算是撞上大运了,真他妈邪乎!现在真相大白了,那些所谓的经济成就,其实是罪恶.

  2.逃不过"中等收入陷阱".
  后发国家在起步阶段,依靠资本积累,不断地把闲置劳动力武装起来投入到生产中去,资本积累的水平越高,新投入的劳动力就越多,产岀增长就会越快,只要能利用强势把储蓄做大,经济增速就能够逆天.在这个阶段,即使工资水平较低,即使工资并不提高,但工资总额依然会随新増工人领取工资而获得相应的增长,需求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当闲置的劳动力用尽之后,主要依靠资本深化,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产岀,如果这时工资水平不能随产岀的增长而水涨船高的话,那么需求必定萎缩,经济很快无法正常运转,于是,扑通一声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没有高深复杂的理论,非常简单:工资无法提高,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一个不关心民生的强力政府,可以简单粗暴地运用手中无尚的权力,通过创造垃圾GDP的形式,把需求的巨大缺口填平,让经济看似生机勃勃,毫无"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但这样的经济实际上已不叫经济,它已成为把人民推向万丈深渊的怪兽恶魔.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状态下,充分的竞争,降低着产品的价格,进而抬高工资率,工资有一个自动上涨的市场机制,不需要任何非市场化的干预.在一个"口头市场化"的经济中,"黑手"压制着"看不见的手",一个企业的存在并不取决于经济因素,只是因为"牛逼哄哄",只是因为擅长"潜规则",市场力量可以被无视,工资作为一个经济因素,是不需要拿来考量的,想得到增长,门都没有.那种一谈需求就从宏观上考虑,总想到财政政策和货帀政策的人,缺乏对经济的全面了解.工资是构件,是最重要的构件,工资才是架构经济的基础,才是需求的根本,工资是一切经济的岀发点和落脚点,仼何脫离工资的需求努力,都不可能让经济步入正轨,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帀政策只是非常时期的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是一个辅助性的措施,不是常态性的东西.
  工资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是打着发展经济之名,行"反经济"之实的结果.跟大多数人关系不大的经济,那是谁的经济?这样的国家,又是谁的国家?
  市场制度是一个系统,并不是仅仅借鉴它的几个搞法,有名无实地摆几个样子,就成市场经济了.在桔子树上挂几个苹果,甚至是挂几个塑料苹果,就说是苹果树了,多么荒唐可笑啊,这是在制造怪胎啊!人类社会早巳奔离了那种朦胧的"哲学时代",早已摈弃了那种种粗线条式的"想当然",可我们那些落后的主导者们,总只会用那些空洞而不着边际的"中国特色","中囯国情"等字眼,用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上古理论,用哲学的方式解读一切.鹿就是鹿,马就是马,但只要加上那个万能的"中囯特色",鹿就可以是马了,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新版"指鹿为马"早己岀炉.成王败寇的历史,找不到思想演进的丝毫痕迹.我们必须放弃古老的思维,充分运用现代文明的成果,用实证的科学,用运行机理去认识经济,了解社会.

  3."钱多"已成顽疾.
  国民收入由消费和储蓄构成,储蓄则主要以自我投资形成的实物资产形式和通过融资形成的金融债务资产形式存在着.显然,金融债务资产是经济得以运行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具,没有足够的金融债务资产供给,经济则达不到所需的规模,只会处于低迷之中.金融债务资产包括货帀,股票,债劵,外汇储备等,但货帀在其中不能过多,只能适量,否则会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我国的金融极不发达,金融创新不够,融资渠道不畅,货帀以外的其它金融资无法充分地创造岀来,当控制货帀时,金融债务资产的数量就会严重欠缺,经济势必萎缩,但如果要让金融债务资产达到所需的水平,拯救经济,却只能指望货帀,依靠不计后果地大量增加货帀供给,仅此一条有效渠道,别开它法,结果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这是典型的货帀驱动的经济.
  我国的储蓄率很高,金融又处于抑制状态,"钱多"就成为必然.钱多并不代表我们的经济多么发达,我们的人民多么富裕,这只是表明,钱在我们的财富中所占比例太大,而这正是我国高房价,高物价的罪魁祸首.有一种观点认为,投资机会太少,资金找不到岀路,才扑向股市,扑向房市,到处作乱,其实,投资率都那么高了,还能用这些资金再去投资吗?不是资金找不到岀路,而是根本就不该有这些资金,它们本来应该是股票,债劵之类的金融资产,静静地躺着.
  债务危机是不良债务造成的,不是债务本身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债务危机而拒绝债务,消灭债务,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吃饭被卡而否定吃饭,因噎废食.债务是经济所必需的.历史上,那些大量举债的国家都成了发达国家,而避忌举债的国家都落入不发达国家之列.不用去操心债务的最终清算问题,不会有哪一天,人人都不再需要储蓄.只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不停更换,在整体上,债务永远都不会消失,而且只会越来越大.政府可以而且必须大胆地举债,弥补民间的债务缺口,唯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制度,让债务处于良性循环之中,莫让债务资产变成废纸.
  建立一个本来意义上的证劵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钱多"的问题定能根除.但市场制度何时才能真正建立呢?在这之前,"钱多"就是一个顽疾.
 楼主| 发表于 2013-7-23 11:53:54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分同意楼主这个见解,只是当前的情势是:大批勤劳聪明的实业家再也不愿埋头干实业了。中国人不是傻子。那些侵吞私人财产的事件都在企业家的视野中展现,他们都明白了。赚钱的都移民了,带走大批金钱。不赚钱的也就关掉工厂一走了之。这个烂摊子,一片空“鸟巢”,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没有勤劳的工人,我看大趋势是无法扭转的。
温铁军先生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值得一读。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历史上中国的国家经济危机可以向农村转移。如果农民失去土地,这个转移就不会存在了。
我想发展一下温铁军的思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中,美国化解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将“金融风暴”尽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这是美国能够渡过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也是“货币战争”,这里有不少精辟的文章分析到位。我就不必多说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6:29:00 | 显示全部楼层
拉美经济的特点之一:固定汇率

其实讲来讲去,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怎么样?拉美经济最好的国家是阿根廷,巴西。阿根廷的国土面积在拉美国家中算是比较大的,物资比较好。这个国家有个特点,就是99年亚洲金融风暴,包括巴西金融破产,对阿根廷都没有影响。阿根廷都挺过来了,就跟中国一样。亚洲金融风暴,韩国也倒了,印尼、马来西亚也倒了,中国挺过来了,很相近的例子。拉美国家80年代以前经济都不好,后来,阿根廷上台一个新的总统,叫梅内姆,很懂经济。他执行几个政策:固定汇率,跟中国大陆一样,一刀切,阿根廷的货币叫比索,外国资产进来后统统换成比索,不准美元流通。这样一来,外汇储量增加很快。利率统一,由政府控制。采取的政策跟邓小平一样,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发展外资经济。经济增长很快,最高达到9.7%,最低达到7%,中国达到9.3%。阿根廷的经济真的增长的很快,外汇储备增长很快,货币稳定。货币值很稳定的时候,外商觉得投资很好,大量投资。经济增长很好。1999年10月,阿根廷总统梅内姆(Carlos Menem)受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上发表演讲,另一位演讲者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是对梅内姆本人政绩的奖赏,更是阿根廷荣耀的象征。那时候,巴西也倒了,智利也倒了,墨西哥也倒了,只有阿根廷是NO. 1。跟中国的情况类似。

然而,仅仅两年过后,阿根廷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之中,波及面之广,程度之深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2001年12月间,银行存款被冻结,IMF宣布停止救援,经济部长卡瓦略(Domingo Cavallo)和总统德拉鲁阿(De la Rua)相继辞职,阿政府宣布停止支付外债。

2002年1月6日,国会通过《公共紧急状态和汇率体制改革法》,授予新总统杜哈德(Eduardo Duhalde)几乎不受限制的经济权力以应对危机,同时放弃了以1:1的平价钉住美元的货币局体制。随后,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务按规定汇率被强制比索化。2月11日,外汇市场重新开放,比索开始大幅贬值,政府由此从银行和民间掠夺了大量财富。由于政府对私有产权的大规模侵害,私人投资和生产的动力丧失殆尽,精英人才持续外流。而且,假如当局不能迅速重建货币信誉、严格财政约束,曾经使阿根廷人深受其苦达数十年之久的严重通货膨胀会很快来临。仅仅几年时间,阿根廷从荣耀走入了低谷,从宠儿变成了弃儿。


拉美经济的特点之二:引进外资

阿根庭曾经是中国政府学习的榜样,中国曾经排除庞大的访问团去学习他们的经验。从两国对比上看,阿根廷国土面积近278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8位。自然资源相当丰富。2000年GDP为2850亿美元,出口总额仅占GDP总量的10.8%,进口总额占GDP的11.4%。而同时期中国的出口、进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5.9%和23.2%。从国土资源和经济规模来看,阿根廷实际上是一个大国,至少是一个潜在的大国。经济这么好的一个国家,到了2002年出问题了。它采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引进外资,以外资为主然后是固定汇率。

拉美经济的特点之三:积极财政

第三个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跟中国一步一步走的很类似。为什么采取积极财政呢?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拉动不起来的时候,它要扩大投资,它觉得外汇储备多,就大量投资。但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问题了。只要跟阿根廷官员沾亲带故,就都有饭吃,能吃点肉,最起码能喝点肥油汤。这个时候,阿根廷腐败出现。积极财政,就是政府投资,刚才讲了,政府投资大的时候,必然压制私有经济,政府有权力,有势力,私人经济怎么跟它竞争?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效率低,这是几十年的历史和共产主义史都证明了的事情。结果经济往下走,财政税收上不来,政府就不能维持了。它发行的国债多,要还债了,要赋税了,怎么办?阿根廷采取政策,这个政策叫朱镕基给学去了,什么政策呢?就是增加金融交易税,利息要交税,股票也要交税等等。考察团去阿根廷别的没学会,把这个给学会了。结果回来,百姓银行存款利息也交税,股票也交税。这样一来,好像是税收增加了,银行存的钱去投资,但是,国有经济大量强制在那里的时候,私有经济就缺乏空间了,这种空间叫国有经济给压着。大家赚不到钱,私人也不会投资,大家都在看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钱抬高股市。阿根廷政府就用各种政策刺激、抬高股市。就跟前两年,大陆股票高达2400点,涨的很高,产生大量交易后,政府赚交易税,维持政府。

要想维护货币体制的信誉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政府必须严格财政约束。在政府机会主义(state opportunism)和干预主义严重的国家,财政赤字始终是对货币稳定的最大威胁,因为征收通货膨胀税以弥补财政赤字是政府的惯常做法。阿根廷的历史尤其表明了这一点。不难理解,如果政府开支没有节制,财政赤字持续增长,人们就很难相信政府坚决维护货币局体制的诚意。如果经常专案盈余很少或没有盈余,那么只有通过资本专案的盈余来提供储备。为此,当然要保证货币稳定和金融系统的稳健以防止资本外流,更关键的是要吸引不断增加的外资流入。这要求政府在外债总量与GDP规模、政府财政收入之间保持适当比例,以保证自己的偿债能力,毕竟偿债能力是该政府能从国际市场上持续融资的前提条件。

显然,明智的政府应该一方面通过推进自由化改革、改善支撑经济发展的制度架构来激发国内经济的活力,从总供给方面增强经济的效率和实力,从而提高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尽量削减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以避免财政赤字的发生和增长。财政赤字的增长是危险的。尤其要认识到,用扩张财政支出来刺激总需求不可能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但事实上,阿根庭政府确实是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僚和极权成为这个政权的主要特征,“维护稳定”成为这个政权的最重要任务,这点和今日的中共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实施的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一方面(主要是高税收)摧毁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激增,最终使得政府无力支付外债,破坏了货币局体制和金融系统的稳定。   

前IMF权威经济学家穆萨(Michael Mussa)有这样一段经典评论:“………(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阿根廷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对阿根廷来说,这是一个古老的令人沮丧的故事。为了满足各种各样的政治需要和压力,阿根廷(各级)政府形成了花销远远超过税入的持久的倾向。只要能借到钱来支撑其过度开支,不管国内或国外,它在哪里还有信用,它就从哪里借款。当进一步借钱不再可行或可能时,就求助于通货膨胀和(或)公开中止偿还债务以及剥夺债权人。这就是阿方辛总统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且在1990年的超级通货膨胀中登峰造极。细节上稍有差异但实质上完全相同,这也是此前50年中(导致了早期的几次金融危机)不断发生的故事。可以说,在财政事物的管理中,阿根廷政府就像一个慢性酒精中毒者,一旦开始“吸收”赤字支出的政治压力,他就再也难以自制,直到造成相当于醉倒的经济后果。(不幸的是)在过去的10年间,这个故事又一次发生,并且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的最高“成就”………”


拉美经济的特点之四:通货膨胀

到最后,经济还是不行。就跟现在中国一样,股市也跌了,经济内需还是不足,怎么办呢?政府又出一个招,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最简单,政府多印钞票,一印钞票,债就没了,钞票也贬值了。本来你银行存款有100万,一年后,贬了20%,一下剩80万,再过一年,又贬20%,剩下60万不到。贬了几年,政府的负债是没了,你上辈子辛辛苦苦赚的退休的钱只剩30万。阿根廷就这样。它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

从1967年开始至1990年,阿根廷历任政府先后实施了8个经济稳定计划,试图加强财政和货币约束,但均告失败。这段历史清楚表明了该国政府的机会主义和掠夺性动机是何等强烈,由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操纵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何等的危险。通过扩大货币发行量,政府不必经过国会(民众)的正式认可,就可以获取大笔收益以弥补财政赤字;经由恶性通货膨胀,政府可以轻松地把国内债务一笔勾销。

从1985年到1990年间,铸币税收益占了阿政府总财政收入的大约54%,其中在1987年这项指标竟然高达86%。在1987年这项指标竟然高达86%。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情形下,为了稳定货币、恢复经济增长,由梅内姆总统领导的政府于1991年4月1日实施“可兑换计划(Convertibility Plan)”,采用货币局体制,维持比索与美元之间1:1的汇率平价,承诺比索持有者可以按照这一平价不受限制地兑换美元。这一举措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货币供给过程不受本国政治的操纵,杜绝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借用美元的清偿能力来支撑本币的购买力和民众的信任,实质上是借用美元或者说美联储的信誉。

从1991年4月到1998年12月巴西货币贬值之前,“可转换体制”在稳定货币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该方案实施后不到三年,通货膨胀率就从4位数降到了1位数,1993年为7.4%,1994年降为3.9%。货币稳定改善了投资环境,外资大量流入,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逐步解除对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的管制,经济开始强势增长。从1990年到1993年,实际GDP累积增长了28%。最初的复苏过程结束以后,从1993年中到1998中,GDP年均增长率仍然高达4.4%,何况由于受到墨西哥货币危机的冲击,1995年实际GDP比1994年的水平下降了2.8%!同时期,通胀率保持在更低的水平,其中1996年通胀率为0,1998年CPI仅比上年增加了0.9%。无疑,“可转换体制”功不可没。

1994年墨西哥危机发生后,该体制的信誉面临着真正的考验。一方面,民众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影响,美元存款从银行系统大量流出,资本外逃严重,基础货币相应萎缩。另一方面,“可转换体制”的灵活性又比较成功地缓解了部分压力,因为阿根廷央行保有在一定程度上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应付流动性危机的手段,从而免除了货币贬值的必要性,显然有利于支撑人们的信心。

经历了短暂的急剧衰退之后,1995年底阿根廷又恢复了快速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1998年末。正是这些业绩成就了阿根廷的辉煌和荣耀。同一时期,阿根廷出口部门的业绩更为出色。

在1991~1993年间,实际出口总值年均增长1.8%,对GDP的迅速增长贡献不大。然而在1994~1997年间,出口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4.4%,高于其他7个主要拉美国家总体上11.1%的业绩,明显拉动了整个国内经济的成长。可见,在1998年12月巴西货币贬值之前,根本不存在(由于钉住美元导致)比索高估从而影响出口竞争力的问题。

“可兑换体制”并非僵硬的纯粹的货币局体制,保留了一些中央银行的特征。这种灵活性在遭受非对称的外部冲击时发挥了缓冲压力的正面作用,尽管也会削弱人们对货币局体制的信任度。但是,由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系统的储备资产中含有大量本国政府债券(主要是美元债务),一个严重的危险是,一旦政府无力支付债务,金融危机必然发生,“可兑换体制”必将岌岌可危。

实际上,“可兑换体制”后来面对的压力并不是自身缺陷造成的,而主要来源于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停滞不前的自由化改革(如劳动力市场的严格管制)。阿根廷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如果“可兑换体制”在客观上要对危机负一定责任的话,那就是,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手中,它成了方便官僚们从国际市场上低成本借钱以满足其挥霍欲望的工具。但是,这不是“可兑换体制”自身的错,因为它同样能迫使或鼓励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进一步加强财政约束,实施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努力改善支撑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6:30:52 | 显示全部楼层
5 政府私有化补充财政收入,取消社保与医疗保险,雪上加霜 

再看看阿根庭是如何借私有化来增加政府收入的,1991年4月梅内姆总统争取到了议会的认可,大胆启动了货币局体制。尽管开始IMF对此是有疑虑的,但是还是给予了支援。不幸的是,后来梅内姆难以抗拒各种政治压力,该体制逐渐成为政府低成本借款的工具。

在IMF的隐含担保下,由于比索借用了美元的信誉,国际资本开始大量涌入,主要是购买阿根廷政府的美元债券。经由中央银行换成比索之后,政府是如何开销这笔财富的呢?这部分外资几乎没有流向公司融资市场,也没有多少形成了政府的服务性支出(如司法、公共安全、教育,基础设施等)。尽管支援了不少公共工程项目,但大部分资金还是变成了公共部门雇员的薪水和社会保障支出。

  相比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传统上就很高)增加更快,工资率更高,毋庸质疑生产率也更低。这简直是阿根廷人的盛宴,只要他在公共部门就业或通过其他途径与这个特权系统保持着亲近的联系。外资一旦被分配到了政府的受益人手中,大部分被用来购买上好的进口商品,去国外旅游以及投资于国外的硬通货资产。就这样,由政府借进来的外国资本大部分又经由私人渠道流了出去。 但新一轮外资又流进来,加上政府得自私有化改革的收入作为补充,以维持国内货币供求和国际收支的平衡。然而,随着这一过程的持续和重复,外债持续增长,政府开支的增长率也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梅内姆总统从90年代初开始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包括自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是1991年4月实施的“可兑换计划”。
  在1990~1993年期间,经济迅速恢复增长。在此期间,梅内姆还试图削减财政赤字,消除通货膨胀的隐患。意识到削减政府支出会立即招致选民的反对,他选择了提高增值税率(从16%分两次提高到21%)。他还顶住了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坚持出售一批国有企业和公用事业。强劲的经济增长,私有化收益和1993年的布拉迪债务重组都有助于改善财政状况,总的公共债务对GDP的比率在1993年降到了29.2%。 在这点上和以前的江朱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及目前的胡温政府施行的宏观调控政策非常相象。大家只要一对比,马上就看出了中共财政政策走的路线和以前的阿根庭政府是一模一样。没办法啊,不是中国不想走新路,而是社会环境和局势逼着他必须要走老路。

阿根庭从1993年中期开始,经济进入良好的正常增长阶段。然而随着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梅内姆开始难以抗拒贝隆主义者长期形成的要求政府增加福利支出的政治压力。1994年,财政预算开始大幅度增加。1995年,经由政治策略和许多让步,梅内姆成功地再次当选。为了能再次连任(宪法是不允许的),在第二任期里他尽量避免触犯他人以争取政治支援。结果,财政开支和政府债务规模变得难以控制。你们看看,这和当年的江泽民和朱榕基多相似,利益交换嘛。

尽管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对阿根廷经济产生多少负面影响,但毕竟投下了阴影。在IMF的督促下,梅内姆也试图削减政府支出,并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是工会以大规模罢工作为答复,结果作罢。悲剧的种子就是在繁荣时期种下的。从1993年到1998年,经济保持着年均4.4%的增长,而且还得益于私有化的收益,但是阿根廷公共债务对GDP的比率从1993年的29.2%增加到了1998年的41.4%,同期财政赤字总额对GDP的比率增加了12.6%(不含1993年)!而阿根廷政府从未能征收到超过GDP20%的税收。显然,“荣耀”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尚且如此,怎么能指望该政府处于经济衰退的时候能有所收敛呢?

1998年12月以后,阿根廷经济陷入衰退,税收相应减少,同时要求政府增加补偿性福利支出的压力却不断增长,公共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梅内姆要求议会修改宪法为他再次连任总统提供可能性,结果没有成功。在1999年12月德拉鲁阿继任总统,面对着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他选择了错误的对策  大规模增税。2000年1月,政府对于年收入3万比索以上者增加了个人所得税,同时增加了财产税、饮料(酒)税和汽车税费,还对烟草征收特别税。2001年4月生效的所谓《竞争力法》(Competitiveness Law)设立了金融资产交易税。税率最初定为0.25%,后来提高到0.4%。2001年8月,政府又颁布法令把金融交易税提高到了法律许可的最高限  0.6%。此时,阿根廷的增值税率为21%,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税为31.9%,最高收入所得税为35%。你们再看今天的胡温政府,不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增税呀。在几年前,朱榕基就已经开始增税了,连银行利息税都开征了。

相比之下,美国的销售税一般在0~9%之间,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税仅为15.3%,而对银行帐户交易根本不征税。沉重的税务负担严重打击了本来已经有复苏迹象的国内经济,经济衰退加剧,同时刺激了逃税行为。

其中,金融交易税尤其有害,因为它鼓励了银行储户提取现款,用现金进行交易以逃避税收。可想而知,政府税入只会缩减。显然,政府已经无力支付债务。到2001年第三季度,公共债务达到1410亿美元,相当于1994年水平的2倍,但2001年的GDP只比1994年增加了5%(人均GDP实际上下降了)。中国在几年前也是采取了这种策略,这就是施行银行利息税。结果,大家存款收入还要交金融交易税,这和当年的拉美非常相象。在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公共债务那里是当年阿根庭能比的,人家才一千四百亿美元,可是我们中国,早就超过了一万亿美元。中国可是比当年的阿根庭“荣耀”多了。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盛世”啊。

从全面上看,中国目前的状态和阿根庭多么的相象。当年阿根庭出现的问题,今天的中共全都同样存在,而且更严重。中共目前是加税,固定汇率,增加国债,从去年底开始又进行通货膨胀。特别是中共的税收,每年都是以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比例增加,远高于GDP的增长幅度。

政府债务危机威胁着“可兑换体制”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为中央银行的储备中有大量的政府(美元)债券,商业银行的资产中也有不少政府债券和贷款。尽管债务问题在不断恶化,然而在2001年3月卡瓦略再次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以前,比索的信誉和银行系统仍然相对良好。先前,卡瓦略曾经表示,欧元应该在外汇储备中与美元平分秋色以解决储备不足问题,而最终比索应该走向浮动。显然,货币局体制的信誉受到威胁,卡瓦略一上任,银行间比索利率几乎立刻激增,银行存款的流失开始升级。6月份政府采取了更致命的错误决策,货币局体制已经名存实亡。6月19日,卡瓦略宣布实行多轨汇率制,即对于出口部门比索币值低估,对于进口部门币值高估,所有其他交易按照比索对美元1:1的平价。此前,政府对于自由兑换基本上没有实施管制,汇率是单一汇率。对于“可兑换体制”更致命的打击发生在6月25日,国会通过法案批准了经济部长卡瓦略提出的计划,打算把比索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转变为钉住由美元和欧元各占1/2所组成的一篮子货币。阿根廷民众和国外投资者的不信任发展为恐慌,比索利息急升,美元储备加速外流。你们知道未来中共会怎么做吗?草庵居士的狂话先在今天就放这里,中共还会和阿根庭走一样的路,采取多国货币一揽子计划。放弃紧盯美元计划,实行美元,欧元,日元挂钩的一篮子货币。最后的结果,阿根庭就是例子。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6:33:10 | 显示全部楼层
巴西为何沦为市场的弃儿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雷扬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后,巴西经济迅速反弹,2010年增长率达到7.5%,创下25年来最高纪录。然而,到了2013年,巴西经济急转直下,股指下跌25%。三年间,金砖褪色,从市场的宠儿沦为弃儿。巴西怎么了?

   
三年时间,金砖褪色,从市场的宠儿沦为弃儿。巴西怎么了?巴西该怎么办?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后,巴西经济迅速反弹,2010年增长率达到7.5%,创下25年来最高纪录。这一年,巴西GDP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这一年,里约热内卢甲级写字楼的年租金超越曼哈顿,傲视西半球;这一年,一千亿美元外资涌入巴西,各种资产价格齐齐上涨。

    光阴荏苒。到了2013年,在全球主要货币收益排名中,巴西雷亚尔(Real)以-11.67%名列倒数第二。 在全球主要股指中,圣保罗BOVESPA指数下跌25%,敬陪末座,并将习惯了全球垫底的A股挤出末三名。

    三年间,金砖褪色,从市场的宠儿沦为弃儿。巴西怎么了?巴西该怎么办?对于全球新兴市场又有什么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感冒,巴西发烧

    关于拉美经济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句经典的描述:“美国一感冒,拉美就发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最为恰如其分的表述,可谓是“中国一感冒,巴西就发烧”。对于智利、秘鲁、阿根廷等依赖大宗商品开采与出口的国家,这句话同样适用。

   
图一:巴西货币雷亚尔的走势与美国大宗商品研究局金属指数

    巴西以资源立国,出口产品中逾七成是原材料或其初级制成品,而其中占最大比例的则是铁矿石。巴西矿业巨擘淡水河谷(Vale)与澳洲的力拓 (Rio Tinto)、必和必拓(BHP Billion)并列为世界三大铁矿石供应商。过去几年,巴西货币雷亚尔的走势与美国大宗商品研究局金属指数(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 Metal Price Index)一直密切相关(图一)。

    而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前景,对于从有色金属到稀有金属的价格走势影响举足轻重。不仅因为中国是诸多金属产品的世界最大进口国,更因为中国需求构成了新增需求的绝大部分。对于矿产品,在需求迅速增长而供给瓶颈无法于短期内解决的限制下,价格极容易快速上扬。

    巴西汇率的走势搭上了大宗商品和中国经济的快车,巴西对华出口,在过去十年也成倍增长(图二)。难怪,在中国经济放缓,硬着陆担忧挥之不去,钢价低于1994年水平的大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金属价格逐步走软,而巴西整体经济也开始染上了风寒。

   
图二:对华出口占巴西出口总额比例

    (二)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中国放缓通过大宗商品因素传导到巴西实体经济之时,美国经济却逐渐露出复苏曙光:地产价格强劲反弹,就业增长相对迅速。

    自五月以来,美联储已多次表示,将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削减国债购买规模(Tapering)。尽管美国基准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 仍然维持在接近 于零的超低水平,但美国国债收益率 全球金融市场“无风险利率”的基准 将随着购债规模削减而上升。对于金融市场而言,随之而来的将是美元走强,资金由新兴市场回流美国,寻找风险更低,收益却在升高的投资机会。

   
图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与巴西长期利率相关性

    对于面临着实体经济困难的巴西以及众多其他新兴市场而言,这可谓是釜底抽薪。尼克松时代的美国财长康纳利((John Connally)曾经傲慢的表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your problem。)”遗憾的是,四十年过后,这一情况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变。金融市场上的美元资产波动,几乎是立刻传导到新兴市场汇率和利率上,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图三和图四充分说明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变动对巴西汇率、利率的影响。在2013年5月美联储暗示可能削减国债购买规模前,十年美债和巴西长期利率的相关性最高不超过0.4, 在很多时候更是几乎完全无关。

    而五月之后,相关性飙升至0.6-0.8,换言之,十年美债收益率一旦升高,巴西长期利率几乎有八成可能走高。十年美债收益率与雷亚尔的相关性 也升到了0.6以上,换言之,一旦美国利率上扬,雷亚尔有六成多可能走贬。难怪,华尔街新兴市场交易员最近只对美债走势这一个数据感兴趣。

   
图四: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与巴西雷亚尔相关性

    (三)信心比黄金(1401.90, 5.80, 0.42%)更重要

    2008年,当我国遭遇特大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前景晦暗不明的时候,温家宝前总理曾经雄辩地指出,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其实,对于任何国家、任何市场,这句话都适用。

    金融市场具有高度前瞻性,资产价格包含了大量对未来情况的预期。如果市场参与者有信心,即使当前情况不佳,基于对未来转好的预期,资产价格也会上升。反之,即使当前形势大好,如果预期未来增长放缓,资产价格往往也会下跌。巴西面对中美两大国的经济巨变,本已处境艰难,而国内消费者与企业家丧失信 心,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图五)。

   
图五:巴西消费者及制造业信心指数

    信心的丧失源于政府一系列错误的财经政策(详见拙作《褪色金砖启示录》,在此恕不赘述)。举一个小例子,巴西通胀最近一直盘踞在6.5%左右的控制区间上限,而当局为了抗通胀,严令电力、自来水、巴士等政府管制价格不得调涨。

    六月份巴西几大城市拟上调巴士车资,引起民众大规模抗议,政府不得不收回调价方案。如此一来,造成政府管制价格(占CPI权重1/4)与市场决定价格的巨大落差(图六)。这样做,虽然将通胀数据勉强控制在了 6.5%以下,但民众担心管制价格日后补涨、通胀上扬,消费信心依旧不足。企业利润被政府限价牢牢管死,却又得不到相应补贴(巴西财政盈余已比几年前大幅 减少,政府对补贴出手谨慎),对于增加投资小心翼翼。到头来,成了消费者和投资者双输的局面。

   
图六:政府管制价格(占CPI权重1/4)与市场决定价格的巨大落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仅外国资金开始撤出巴西,直奔美元而去,本国投资者也看衰巴西经济前景而渴望硬通货,购买美元(卖出雷亚尔)的积极性大幅上升。

    巴西商品期货交易所(BM&F)数据显示,国内机构投资者美元多头头寸,由年初的100亿美元,猛增至7月底的190亿美元。最近虽然 有所回落,仍然处于170亿美元的高位。外资在卖出雷亚尔,巴西人也在卖出雷亚尔,这样汇率又如何不大幅下跌?决策者们固然可以怪罪美联储,怪罪投机商,但是本国人民信心缺失后的用脚投票,则实实在在给政府的经济政策敲响了警钟。

   
图七:巴西国内投资者美元头寸

    (四)不幸的金砖都是相似的

    苦难的巴西并不孤单,在金砖四国里他有一个更大的难兄  印度。世界上两个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利率高低都不尽相同的国家,货币走势很少会长期趋同。但是印度卢比和巴西雷亚尔的走势,却吻合的令人难以置信(图八)。

   
图八:印度卢比和巴西雷亚尔的走势吻合度令人难以置信。

    或许在急于回流美国的游资眼中,新兴市场已经开始同质化  但凡有通胀高企、增长放缓、经常项目大量赤字、国内企业信心不足的国家,货币几乎无一例外的遭到抛售(土耳其里拉、南非兰特、印尼盾也在其列)。

    其实,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结束挂钩黄金,自由浮动以来,几乎每次美国收紧货币政策,都会带来一波资金回流,风险重新定价的过程,而牺牲者往往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图九)。

   
图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1980 年,沃尔克(Paul Volcker)甫任美联储主席,强力抑制通胀,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20%,不久后拉美金融危机,各国纷纷债务违约,带来失去的十年。1993至1999年间,格林斯潘逐步提高利率,热钱回流,新兴市场陆续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直至2002年阿根廷债务违约,经历了此起彼伏的8年之乱。

    或许唯一一次美国货币紧缩未对新兴市场造成威胁是2004-2006年,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如日中天,迅速增长的大宗商品需求为众多资源出口国带来巨大红利。另一方面,诸多新兴市场经历了90年代的动荡之后,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赋予央行相对独立空间、实行严格的通胀控制措施,抑制财政赤字、采取浮动汇率、积累外汇储备,减少外币债务。

    这一次,世界再没了中国这一救世主,可是这些在宏观经济上行之有效的制度,几乎都还存在(虽然许多错误的政策已经令这些制度的成效打了折扣)。对新兴市场来说,短期要做的,就是切切实实执行好这些制度,恢复市场信心,而不是去干一些在外人眼中称得上黔驴技穷的小修小补(比如印度,为遏制卢比贬值,将国民年换汇额度由20万美元大幅削减至7.5万美元,同时禁止进口平板电视等“高档家电”。在国际投资者眼中,这些措施几乎是一个无计可施政府的绝望挣扎,印度卢比更是应声走贬)。

    长期来看,各国推行新一轮结构改革,刻不容缓。当高盛在2001年首创金砖四国概念的时候,各国都进行了几乎十年的结构改革:中国有朱镕基治下从分税制到国企改革;印度自1991年起在财长曼莫汉-星(ManmohanSingh)领导下大举市场化;巴西94年出台雷亚尔计划稳定通胀,随后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总统进行了一系列国企私有化,激发经济活力;而俄罗斯也经历了10年休克疗法,市场化雏形初具。

    遗憾的是,这十年来,中国没有了朱镕基式的铁碗改革,巴西缺少了当年控制6000%通货膨胀的时不我待,印度85岁的星总理苦撑危局,再也没有了22年前的雄心壮志。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新兴市场再也不能躺在十多年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了。国际投资者已经发出了警讯,何去何从,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文作者介绍: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任金融市场分析师,负责全球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研究,尤擅长新兴市场及外汇策略。)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7:06:21 | 显示全部楼层
蔡慎坤:中国6成科研经费究竟用于何处?
    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发的,60%都用于开会、出差、接待等。这番感慨是现任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在一个公开场合发出的声音。此前,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局长以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因系列贪腐窝案的发生,引发人们对科技系统的强烈关注。王东回应,在科技领域出了这么多事情,肯定与制度有关系。

    王东说,全国各级政府对科研的财政投入都是不小的。而中国企业自主研发为主体的格局尚未形成。至于科研经费如何使用效率才高、如何使用才能拉动国家和地区科技的发展与进步,这是急需改革的方面。“大学的经费,有的是通过关系(获得的),还有一些潜规则,为什么会出事?给了多少,还要返还多少,这就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他说。

    王东认为,一些先进国家比如以色列和瑞典都有很好的体制,彻底改变钱如何发放的问题。是将这些钱都散到每个企业去,还是放到更多的科技服务的平台上,这需要评估。例如将钱投到孵化器上,让所有企业都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

    早在2009年,中国的科研经费即达到1,01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四位。美国当年的科研经费为2,800亿美元,欧盟为1,999亿美元,日本为1,130亿美元。科技部部长万钢今年3月份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表示,近5年来中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实现了每年20%以上的增长,2011年达到8,610亿元,已经高居世界第三位。

    如果以8610亿元来计算,那么当年有5,166亿元被以各种名目挥霍掉了,而没有用于实际的科学研发抑或科技创新。2010年9月,饶毅和施一公两位知名科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专门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文章称,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这篇论文激动了一大批科技界的遗老遗少,导致这两位国际顶尖科学院无缘“两院”院士。

    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上总是没有突破,源于在中国政界很盛行的“种草不种树”理论。这是指一个官员在任期内,在自己的领地大力种植草坪而不种树,种草几个月就能见到显著的成效,而种树却需要很多年,甚至到了该官员任期结束时也见不到,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不考虑民众的长远利益,现在这种风气已全面蔓延到科技界。

    科技创新在中国已经喊了多年,但中国的科技实力以及科技创新之路仍然走得十分艰难。每年投入如此之多的科研经费,却没有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领先科技企业,也没有几款被世界公认的科技产品!原因全在于科研经费被挪用被挥霍了。

    这种现状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中国2012年进口芯片约1,650亿美元,花费金额甚至超过了进口石油。不止是芯片,中国众多领域的核心技术产品都没有自产的能力,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大量进口。再以治理污水为例,过去7年,政府投资5000多亿于污水处理,然而,巨额资金花了,污染还依然存在。原因是没有用科技手段处理污泥,污水处理等于是做做样子,5000多亿污水处理投资也打了水漂。

    科研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所谓科技创新往往是多个学科跨专业跨行业的整合,政府官员并不一定全面理解,正确评估更是困难。为什么类似于造假的“汉芯”一次又一次通过国家评审事件在中国层出不穷?原因就是官员不尊重科学,科研经费没有真正用于科研。

    当知识产权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山寨仿制造假伪劣大行其道,科研经费更多用于吃喝玩乐,又有谁愿意投资去搞科研抑或说又有多少钱用于科研呢?当中国的财富主要来自房地产、地下资源、垄断行业等等这些毫无科技含量的产业时,科研抑或科技创新在中国又有什么推动力呢?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7:12:19 | 显示全部楼层
蔡慎坤:中国靠什么吸引人才造就人才?

9月2日至5日,“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专题培训班在延安干部学院举办。97名来自各大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及部分自主创业的“千人计划”海归人才,汇聚在宝塔山下,接受国情知识培训及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千人计划”实施以来,中组部举行的第三期“国家特聘专家”培训班,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促进海归人才更好创新创业的具体举措。

培训期间,中组部、国资委、教育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领导同志分别就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国企改革、教育改革等专题作了报告。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有关部门司局负责同志分别就国家高新技术项目申报、国家科技项目申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等问题作了介绍,学员们均感“很解渴”。

考虑到大家的“海归”背景,培训还特意邀请钱学森生前秘书涂元季给大家讲授当年钱学森排除万难、毅然回国的感人事迹。
  
几天培训,学员们均感收获很大。通过这次培训,极大鼓舞了学员攻坚克难的斗志。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得跟国外一样好甚至比国外更好,以实际行动为祖国的发展尽一份力。(9月6日《人民日报》)

中国究竟要靠什么吸引人才造就人才甚至留住人才?相信政治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很清楚,延安只是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绝不是当今创新人才的理想去处。中国需要自由的学术氛围、民主的政治体制、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才能让真正的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2005年3月29日,95岁的钱学森在病床上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这位科学家还进一步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人才的。”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又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四年,他三次见到温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中国拥有13亿人口,也拥有上千家高校,每年高校培养的各类人才近千万。然而,真正具有国际视野或影响力的创新人才杰出人才却寥寥无几!最顶尖的清华北大毕业生一旦跻不进官场,就选择出国留学,以至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排名第一第二的即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

而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三十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称,去年中国投资移民该国人数占全部投资移民的62.6%。

福布斯中文网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称,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中国的富有人群把移居海外作为自己的人生向往。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中国。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

《南方日报》8月17日报道,专门研究华侨华人的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显示,留学生不愿回国发展,中国富豪移民海外,中国财富流失他国现象非常严重。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仅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的华人逾450万,对比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4543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

时评学者童大焕疾呼:中国正面临着“人财两空”的困境。他认为:移民多属社会精英,他们带走的不是货币,是真正的财富  他们在竭泽而鱼的发展过程中,将大量社会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了  这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财富。同时,不讲规则、不守法律、不讲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发展逻辑,把人间一切美好的规则和人心也都破坏了。这也是社会最重要的财富!

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当官员们为中国模式津津乐道时,无论是官员还是口头爱国者,都在加速将自已的家人送到丑恶的西方国家,把巨额的黑金财富转移到海外。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对国家缺乏信心或者说没有安全感呢?那是因为中国目前官员贪污制度化、司法腐败正常化、贫富差距急剧化、环境污染日常化、校园斩人普及化、食物安全神话化,这样的和谐盛世,不仅留不下权贵子弟,也留不下富豪或各类人才。

有两个极端的移民案例值得玩味。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北大讲演时,北大中文系女生马楠,曾当面反驳克林顿对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的解释,痛斥美国的人权状况恶劣。马楠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互相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

但时隔两年之后,北大毕业的马楠,却毫不犹豫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留学,并嫁给了一个蓝眼睛、白皮肤的美国人。

2009年夏季,中国出了一本宣扬民族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的书,名曰《中国不高兴》。全书分三个部分:一、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二、中国的主张,三、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结论是: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此书出版后,一度成为各大新华书店的畅销书。而写作此书名利双收的作者,常以爱国者自居的宋晓军,却很快移民办理了美国绿卡!

美国为什么能留住各类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的确值得国人深思,除了自由迁徒的移民政策之外,美国的族群融合、良好的研发条件和宜居环境,稳定的政治体制和科技创新体制都有其魅力之处。美国拥有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这种传统被现代大学继承并确立为基本的办学原则。这样的传统不受任何行政权力的干预和支配,充分体现了对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尊重,体现了对人才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尊重。

中国的发展和强大,需要吸引海归人才甚至世界各地的精英人才,除了修正移民迁徒政策,创造良好的研发条件和宜居环境,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减少行政对学术和科研的干预外,还需要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无论什么肤色、什么国藉、什么民族,只要对科技、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用之才,都应该给予国民待遇,并且敞开胸怀拥抱他们。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5:28:21 | 显示全部楼层
寒竹:中国崛起需跨过愤怒门槛
    最近几年,中国人显得越来越容易愤怒。为了一丁点小事,就大动肝火的冲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公交车上为了一个座位,可以大打出手;飞机上为了座椅背的调节,会以拳头解决;医院里患者对医疗的结果不满,会拔刀相向;交警执法,可招来唾沫和耳光;中国游客在海外动辄发飙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

    有着几千年温良恭俭让传统的中国人,今天到底怎么了?是生活条件恶劣造成的吗?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处于有史以来提高最快的时代。那些在海外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闹事的游客,不大可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的吗?但这些愤怒者的发飙对象,常常都是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总不能说为了争抢公交车座位的打架事件,也是体制的落后或政府的腐败造成的吧?

    对于中国社会充满愤怒情绪的现象,笔者以为,用经济决定论、体制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来解释都是片面的。要理解中国人的愤怒,必须要从转型时代的特殊性来思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后发国家易陷入“愤怒陷阱”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尽管是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飞跃,但通常都会引发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会在转型期内集中涌现,原有的社会平衡机制在众多矛盾冲击下逐渐失效;其次,历史传统在转型中出现短暂的断裂,传统信仰和社会准则被视为进步的枷锁,被社会精英弃之如敝屣,普通民众处于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这么一种繁荣与混乱、进步与沉沦交织的时代,正是狄更斯所讲的最好与最坏、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共存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正是产生愤怒的温床。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愤怒是时代的产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都会经历这种阵痛。但具体到先发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却有巨大的区别。相比较而言,先发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遭受的阵痛要少得多,民众无意识的集体愤怒也远未对社会发展构成威胁。相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先发国家有以下两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首先,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进步过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因都是来自内部。随着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西方先发国家陆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社会转型。由于这种转型通常会经历上百年的时间,各种社会矛盾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化解掉,历史传统的断裂与重建都在漫长的渐变过程中完成。总的说来,先发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遭受的痛苦和孕育出的愤怒情绪,要比后发国家轻得多。

    其次,先发国家由于在时间上占有先机,可以在社会转型期把大量的社会矛盾转移到后发国家,把愤怒的情绪输送到海外。在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宗教迫害的群体输出到了北美大陆;暴力犯罪人员遣送到了澳大利亚;一无所有、但又不甘平庸的人则在全世界所有落后国家中寻找冒险家的乐园。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踏在后发国家的躯体之上完成的,前者转型中的痛苦很多被转移给了后者。

    因此,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般说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被迫卷入的,其动力始于西方先发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发展过程。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直接嫁接到传统的农耕社会、渔猎社会或游牧社会上。所以,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期比西方先发国家要短得多。在许多学者看来,后发国家借助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迅速转型,是一种后发优势。但是,缩短现代化进程时间是一把双刃剑。后发国家借助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可以后发先至,但是快速转型意味着本来两三百年陆续出现的社会矛盾会在几十年间集中爆发,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将呈现出突变状态。相比先发国家自然形成的现代化进程,后发国家这种被动的,时间上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痛苦要大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绝大部分的后发国家来说,世界上早已没有尚未开垦的新大陆,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和愤怒情绪根本找不到对象可以转移。必须承受急剧转型酿下的苦果,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共同命运。

    西方学者在解读后发国家社会转型失败时,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把所有无法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都归结为无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所有后发国家面临的是一个“愤怒陷阱”。由于后发国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被迫转型,由于在时间上高度压缩了现代化的进程,并且只能内部消化所有的矛盾和愤怒,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承受社会转型带来的负面结果而失败。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的非西方国家寥寥可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能跨过转型中的“愤怒陷阱”。一旦社会中无意识的集体愤怒像野火一样蔓延,这种愤怒情绪往往把社会推向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街头革命”、“广场革命”其实并不是从一种旧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飞跃,而是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愤怒宣泄。或者,为了消解无意识的集体愤怒,政府推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福利政策,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最后引发更大的愤怒情绪以及进一步的恶性循环。

    高速转型导致新旧矛盾交织

    作为一个在西方坚船利炮下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中国今天遭受的社会转型痛苦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一样。但是,由于中国是在20世纪中叶经历了革命建国,继之以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又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以革命建国的国家,中国有着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具有的优势,这就是中国的自主性。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革命具有双重性,这场革命既是底层民众推翻上层社会的平民革命,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所以,中国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这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独立后仍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完全的自主性使得社会在转型中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很难在转型中溃散。这当然是中国的优势。

    但是,中国的国情在某些方面又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为复杂。在经历了34年的改革后,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并不仅仅是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时的转型期矛盾,还有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这种新旧矛盾交织的现象使得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愤怒尤为强烈。

    很多人呼吁进一步深化改革,但却常常把目前的问题简单化,把今天中国的问题都归结为改革不够彻底,看成是改革前30年遗留下来而今天尚未解决的旧问题。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从时间上看,从1949年建国到1979年是30年,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是34年,改革开放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改革前的时间。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存在许多严重的社会弊端,那么在34年的改革中难道没有因为改革的失误而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吗?如果说改革前3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严重错误,难道在改革的34年中就没有走过弯路而形成新的问题吗?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将会不得不承认,在教育、医疗、文化、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领域,有许多严重的问题是在近些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今天中国既有改革前30年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在34年的改革中形成的新问题。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愤怒,是有深刻历史、社会根源的。中国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道路,高度压缩了现代化转型的时间。激烈的改革在摧毁旧的社会弊端时,又催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人们极易动怒,社会极为浮躁,其实是很自然的。如果简单地把中国人不高兴、爱发怒,归结为中国的根本制度,归结为中国人的文化或素质,可能会掩盖现实的真相,从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

    接续传统才能抚平愤怒

    如前所述,愤怒的情绪是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是现代化进程中难以消除的社会现象。而中国作为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高度压缩了社会转型的时间,改革前与改革中形成的新旧矛盾集中爆发。这些矛盾每天都刺激着中国人,长此以往,社会心态趋于紧张,人们容易一触就跳,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火冒三丈、大打出手。

    愤怒情绪虽然有其根源,但这并不等于要听之任之,甚至坐视其四处蔓延,进而波及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界、政界和媒体界的有识之士,都应该认真考虑纾解之道。

    从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看,历史传统是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社会愤怒情绪的力量。西方国家在启蒙时代曾经对历史传统,特别是基督教大加挞伐。这种彻底割断历史的行为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法国大革命从反面催生了捍卫传统的保守主义。从埃德蒙•伯克开始,保守主义成为西方社会平衡激进革命思潮的强大力量。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最终都跟传统接轨,没有一个国家能跟传统决裂后转型成功。

    为什么传统能够抚平愤怒的情绪?为什么历史传统能够平衡极端思潮?违法广告在于传统能够给社会提供一种在数百年或数千年中形成的信仰和行为规范。现代化进程虽然会打破旧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但社会最终要重建新的信仰和行为规范,而新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不可能割断历史而凭空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保守主义认为,人类文明是生长起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

    中国在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在一败再败的反抗中丧失了文化自信,中国的知识精英把失败归罪于传统文化,以至于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旧传统。这种对传统的讨伐虽然在救亡图存、发动革命中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效果,而这种负面效果在今天的社会转型中暴露得尤为突出。

    在今天的中国,重建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已经是迫在眉睫。中国以13亿人口之众,以超过西方数倍的速度向现代社会转型,如果没有能够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没有能够规范个人行为的伦理准则,中国就有可能会掉入后发国家的“愤怒陷阱”,整个社会将走向溃散。宏观来看,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就是未来10年,只要平稳地走过这个过渡阶段,今天的社会问题大部分都会得到解决或缓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10年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门槛,越过了这个充满的愤怒的门槛,愤怒的中国人将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中国的知识精英作为历史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应该在这一跨越中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6期)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43:57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在北京几次会议上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点理由: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地位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佣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在中国,工会管吗?有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吗?没有。所以这个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由他来定价格。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行。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

  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人均教育经费和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确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让他住,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律平等,这个很重要。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都是年纪大的,甚至有70-80岁的。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他转移了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不要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三个条件: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五、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实际上这个数字不准,因为这个算法是将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内,而很多农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计算在城镇居民中,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于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二十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走,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如果51%是常住人口,但是实际上城镇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以后或者是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4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的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我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相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其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第二,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现在已经财政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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