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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中国怎样才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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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45: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什么叫投资冲动怪圈?它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举一个例子,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GDP世界第一,远超出英国,但是经济结构不行。在1840年时,英国工业革命从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业化进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国GDP结构符合当时技术进步潮流。英国当时的情况是:钢铁产量上去了,技术设备制造发展了,棉布全是用机器纺织的,其出口的一部分是机器制造的棉布,另一部分是蒸汽机机器设备,交通工具是轮船和火车。反观中国, GDP总量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9.10, -0.09, -0.98%)和手工业品。中国的棉布是手工纺织的棉布,中国的出口是茶叶、瓷器、丝绸、桐油等,从结构上说,中国比英国差很远。

  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着重是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1840年,中国人口总量比英国多得多,但人口结构跟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近代的经济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这是英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而中国虽然人口多,但是结构不行。如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也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考科举,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金融。

  同样,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较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也是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质量提高,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二、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  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利用,而结果对经济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资怪圈中摆脱不开。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今年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多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得了吗?结构调整得了吗?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结果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使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想过经济增长质量吗?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大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贻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应。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到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通过货币进行的,但是过去是没有的。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是通畅的。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对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卷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中国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几个月前闹“钱荒”,原因是什么?因为从统计数据看,M1、M2都是很大的,表示货币流通量多。但却借不到钱,到处在缺钱,闹“钱荒”,这必须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解释。因为中国融资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尽管货币流通大,实际生活中的货币要求、需求比这个还要大。

  因为融资难,在已有货币不够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另有打算。在企业当中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现金为王”,每个企业都要保留一部分现金在手上,现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储备中去了,准备不时之需。造成了一方面M1、M2数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觉经济生活中现金是不足的。这就是中国的情况,若不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判断、制定政策,就一定会出乱。这个问题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过。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51: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包括乡镇企业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怎么改?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第一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职业,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了,老婆孩子带走了,这就变成老鼠窝。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就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了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我看到过一份材料说,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的说法是叫这一类为“鼠族”。

  去年**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还有放炮仗的,情景和当年的土改一样,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谁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谁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没跟我商量,可以告他,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我们问,为什么土地流转加快了?他说,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还有的说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为有证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别明显的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市委调查报告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变为1.9:1。

  从3.1:1变成了1.9:1,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因为他有积极性了。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宅基地归他了,在嘉兴市平湖市,是一个县级市,农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盖了4层楼高的新房,比原来大,比原来好。我们问农民,你住得下那么大吗?他说我哪住得下4层楼房,家里没那么多人。我说那你怎么搞?第一层出租给人家外地来的商人或者本乡的商人,从事商业,开店、开作坊、开饭馆,有房租收了。还剩三层,有一层准备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样。如果对方愿意租二层,那房租高一点,愿意租四层,我自己剩下两层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因为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幸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找农民开会座谈后大体得出了这样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当初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合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每个农民把自己家的地整得又好又能够丰产,所以坏地也变好地了。第二个理由,在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因为用牛耕作,所以有田埂,田埂不算面积,田埂两边被遮住太阳的地方不算面积。现在农民用拖拉机了,土地面积扩大了,田埂取消了,田埂也算面积,也没有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第三个理由,当初承包时候要交农业税,于是农民为了少交农业税,所以都少报。今天土地重新丈量了,刚刚量完就实报了,没有人愿意少报。因为也没有农业税,少报自己吃亏,土地出租,钱少了;土地入股,自己的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报,刚丈完,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样一来,土地面积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要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证明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是种田不用愁。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重庆的长寿区、江津区产柑橘,就有柑橘合作社。它的柑橘跟人家不一样的,是反季节柑橘。人无我有,你不种我种;人有我优,你种我也种,我质量比你好;人优,我反季节。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还有跟农民谈判,在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徐闻县的土地很贫瘠,没有大河,靠水库、台风,所以有时候产量很低。跟农民谈判,你这一亩地产多少粮食,值多少钱?几百块钱。现在你别种了,把田租给我种。我每亩地一年付几百块钱给你。农民想不要我种,我还一年有几百块钱。他说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样付给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这里,根据你的技术水平,根据你的出勤天数,每个月发工资给你,你给我当合同工。农民说这个好啊,于是土地就连成片了。民营企业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种出来,有的种火龙果,有的种荔枝,有的种菠萝。我们到徐闻城外,上万亩的地,一望无际挂一个大牌子,连地名都改了,叫“菠萝的海”。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55:3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

  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人均教育经费和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确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让他住,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律平等,这个很重要。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都是年纪大的,甚至有70-80岁的。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他转移了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不要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三个条件: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五、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实际上这个数字不准,因为这个算法是将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内,而很多农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计算在城镇居民中,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于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二十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走,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如果51%是常住人口,但是实际上城镇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以后或者是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4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的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我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相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其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第二,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现在已经财政破产了。

  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的结果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可供中国参考。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因为美国、西欧的发展都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初具城镇化的规模,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他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我要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这就有吸引力。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建设方式,可供中国参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将新社区放在里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已经是改成社区了,前面就不要加农村,这就是城镇。老百姓迁到这里去,他不会感到跟城市有隔阂。

  我们在湖北调查,就发现农民即使迁到老城区、新城区,他还是融入不到社会,特别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周围人不熟悉。“就近城镇化”,新社区就是城镇的一部分,户口市民化,周围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造城运动,就是将原来是农村的改成新农村,然后改成新社区,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镇,造城镇,这就是解决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城镇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城镇居民有房子可住?居民有房子可住,现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现在城市土地招标只能抬高地价,不断地出现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将来的价钱就一定高。应当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建房,就是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的情况下,谁报价最低就采购谁的。一块地先有人大、政协代表参加定出最合理的价格,在上面要建设什么样标准的房子先公布,谁报价最低。每一个企业就会考虑怎样降低成本,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土地价格越炒越高,这样的话城市住房可以解决。

  而且,房地产政策应当是不限购,只限转卖。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此外,给穷人住的房子,不应该建得很远,应该就近建。楼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众,城市住房问题才能解决。新社区发展起来之后,新社区就是城镇,这样的话新城镇将来也会发展起来。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57:07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国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在最近二十年之内,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确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改革并未到尽头。国有资产改革应该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配置机制的改革,或者是配置体制的改革。国资委下面不要去管具体的企业,国资委下面成立若干个行业性或者是综合性的投资基金公司,任务就是管国有资产的配置。我们平时谈效率,只谈到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说根据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为既定,产出越多越好,这样效率就高,产出为既定的话,投入越少越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出现了另外一种效率,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变,不同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然后进行对比,看谁配置效率最高。资产不断地重组、调整,是为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经济学里引起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过去长期认为在企业中搞人事组织工作的、搞宣传工作的、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列为非生产人员,你们不在生产第一线的,你们对生产效率没有贡献的,这些都是非生产人员。资源配置效率出来之后,看法就不一样了,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是提高了效率。做宣传工作的,是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提高了效率。行政管理人员是将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产生更多的效率。所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今后如果再有人说你们怎样,你可以说那些观点是旧的,是六十年前的观点,现在是讲资源配置效率,都是从事资源配置的。

  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不要在这些领域搞了,退出来,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至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应的董事参加。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一家独大,这样董事会就不是一个声音、一个面孔,就会有争论,而争论有利于效率提高。

  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国有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的企业,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当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没有民营企业,光靠国有企业,你不可能一枝独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赢,双赢对国企、民营都一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来国内市场也一样,不分哪一个产品是中国国企的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这样的话,国企、民企最后达到共赢的格局。

  七、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

  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第一,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要知道民营企业靠产权清晰为主,如果你的产权糊里糊涂的,甚至你当初成立的时候,以各种当时的惯例、当时的情况建成的企业,结果产权始终是不清的,这就对未来造成隐患。产权清楚,你才能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民营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要重视产业升级。比如说产品设计,原材料的选择自主权,节能减排,节约原材料,营销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变化,还有管理的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要忘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在危机之后我们常说抱团过冬,这是对的,大家要抱团互助,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有办法内部协调。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例子,这就是抱团走出去。一个例子是在西欧,中国企业家抱团出去,单个一家企业到冰岛去,人家不要,结果失败了。现在抱团了,好几十家企业一块去,准备投资,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统统都走。第二个例子,中国汽车行业正在谈判,准备进入美国的底特律市场。底特律破产,财政负担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厂房设备,还有一支很强的工程师队伍、设计师队伍。中国的汽车行业准备接管,把他们的设备、厂房全部买下来,把这里开发成中国汽车研发中心,那些工程师、设计师能够起作用的,可以恢复工作就地就业。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八、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微博]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别相信它。真正的陷阱是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顶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多少国家,长期都在最贫穷国家之列。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了,希腊当初越过12000美元时,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界限,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世界银行打电报过去祝贺,后来到了2万多美元时,希腊经济停滞、下降了,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到4万美元人均GDP时就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4万美元左右。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当初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给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现在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现在改就不行了。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别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就出现了极左派,他们提出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就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还是提这样的口号,结果社会就乱了,地下组织、毛派、极左派等等什么派都有,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本来这些国家资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且老百姓的观念是旧的,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全部精力都投这个去了,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足担心。文章从中关村(7.02, -0.31, -4.23%)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来三十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来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在加以突破,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华盛顿邮报》给我们的启示,是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本文根据厉以宁教授9月26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8 17:30:3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本质特征?

    丁咚  文

    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虽然针对的是东亚国家问题,但人们还是将目光转向了那些具有相似性质和特点的国家。其中,南美第二大国阿根廷被认为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20世纪大萧条前夕,阿根廷经济发展经历了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阿根廷成为拉美国家中首屈一指的富国,在世界富国中也据有一席之地。1909年,阿根廷经济位居世界第九;1914年人均收入与德国、荷兰持平,高于瑞典、瑞士和意大利。1922年人均外贸额在世界上排名第3,仅次于荷兰和比利时。

    阿根廷在这一时期的进步和繁荣,一般认为有多方面原因。

    从十九世纪中期后,阿根廷政治趋向于稳定,国家最终实现统一,并大力开展铁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革新,为外国投资和出口型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九世纪下半叶后,新型工业国家对原材料的需求迅速增长,作为前殖民地国家,阿根廷的出口贸易大幅增长,据统计,在1853 1873年间,阿根廷的出口增长7倍,到1893年,又翻了一番。

    鉴于阿根廷国内环境的好转,外国投资也显著增长。1914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阿根廷的公共外债为7.84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则达到32.17亿美元。

    在经济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阿根廷接受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政治格局和模式。它的宪法和政府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原则。政治稳定代替了混乱,并依照最标准的自由主义原则行事,虽然仍保留了东方式专制主义的底蕴。

    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都成为阿根廷经济繁荣的最直接的动力,也为阿根廷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而扩大了国内消费,为经济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一份数据表明,阿根廷当时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化。以1914年为例,人口780万,竟然有大小工业企业4.8万家,雇佣劳动力124.6万!其城市化水平也很高。1869 1914年间阿根廷的城市人口翻了一番,53%的阿根廷人居住在城市,其中25%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享乐。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了电、电话、公共有轨车、覆盖的下水道、铺好的街道、装饰美丽的公园以及受到外国建筑影响的新型建筑物;文学艺术也更加繁盛,出现了像何塞·马莫尔这样的小说大师。

    但阿根廷的繁荣局面随着大萧条的涤荡以及二战结束后阿根廷政府选择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道路,实施国有化政策而结束,并跌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平减指数出现负增长,长期低于1万美元。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8000美元,但2002年又剧降到2000美元,几经反复,又回到2008年的8236美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军人政权倒台后,重新确立了民主体制,阿根廷由国家干预主义的极端转向了彻底自由主义的极端,政府作用和执行能力在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被弱化,大规模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放松规制成为新的潮流。

    但集权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市场成熟度很低,政府管制彻底放松而市场自身调节机制和市场秩序尚未有效建立,导致了财政负担加大、外国资本垄断市场、金融风险凸显、分配不公更趋严重、经常账户赤字加大和国际收支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同时,长期受到保护的民族企业多数还处于发展的幼稚期,难以抵御贸然开放带来的外国企业和外国产品剧烈冲击,大批民族企业破产或被兼并,民族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至今没有完全复苏。

    与此同时,阿根廷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为解决内部问题而引入外部力量,但外部力量的介入带来了更为致命的冲击。一是对外大量举债以弥补国内巨大财政赤字,庞大的公共支出,迫使用巨额的外部贷款填补越来越大的财政窟窿;二是采取联系美元的汇率制度以控制通货膨胀,但阿根廷并不具备足够的外汇储备作为基础;三是对外资彻底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使国家经济命脉落入外国资本手中。它们既降低了国家政府的公信力和调控经济的能力,也使国家丧失了经济主导权,使国家经济过分依存于国际市场。

    基什内尔和其妻子克里斯蒂娜执政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严肃金融纪律,增收节支,鼓励出口;积极解决债务问题,实现有利于阿恢复经济发展的债务重组。随着外部经济环境趋好,阿经济迅速强劲复苏,连续4年实现年均9%左右的快速增长,2011年,阿根廷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达到10640美元。

    从阿根廷的例子中,我们可知:“中等收入陷阱”是对国家发展过程中一种现象的客观描述,虽然只体现于东亚问题的报告中,但对描述世界各国都适用。在那些进入市场化的国家都须面对这样一个阶段:劳动力成本上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劳动力成本上涨和科技创新能力低下的结构性矛盾挑战,从而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后陷入停滞状态。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东亚、中东等国家莫不如是。

    在“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背后的本质因不同经济体而异。“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体),高增长不能持续的原因在不同类型国家(经济体)中的表现也各异。

    换言之,虽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提出的,但却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本质意涵,在表面的经济停滞下富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乃至是上述因素的综合。而且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政策的改革和调整,必须从经济现象看到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本质,从而提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在内的全面性的解决方案。

    阿根廷原本实行地地道道的欧美民主制度,在这一政治体制下,其经济稳定发展,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繁荣,但在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后,随着革命风潮的降临,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导致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并使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一格局作出根本改变后不久,国家经济就又恢复高速发展,人均GDP也回归较高水平。不过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下,阿根廷的外向型经济再遭巨创,直至采取新的改革措施,促使国家初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上述结论的有效佐证。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上一切市场主体的经济体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对于一切市场主体的经济体来说,“中等收入陷阱”都是不可回避的规律性现象,但却可以在采取有效战略和措施下逾越这个阶段。

    由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到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由较低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上升到较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水平,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受限于这个国家或经济体的体制机制元素和发展规模、水平与层级,其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幅度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并非总成正比,当这种差距越明显的时候,就越容易产生“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不断改善这个国家或经济体的体制机制以及发展规模、水平和层级状况,才会为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使其足以支撑劳动力成本上升,创造根本动力和条件。

    阿根廷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它在20世纪的头二十多年里,一直处在当时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但随后由于国家战略的变化,从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泥潭,然而一旦国家战略再次出现调整,又能显著改变既有状况,向着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有力地迈出步伐。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譬如北美、西欧、东亚的日、韩、新加坡都在历史上实现了国家制度和体制的转型,奠定了科技创新以增强竞争力的基础;相反那些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长期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的恶性循环里徘徊,寻找不了一条适切的转型和突破之路。(本文经删节后以《阿根廷的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为题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 )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0:51:01 | 显示全部楼层
96%的人民群众认为,政治腐败“非常严重”

    最近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坐上了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的高铁。当我走进头等车厢时发现,那里仅有一名乘客坐在黑色皮椅上打盹  后来得知他是列车长,他听到有人进来显得特别吃惊。

    西班牙庞大的高铁网络是该国几十年大规模现代化的见证。但行驶在两大城市之间的空荡荡的列车表明该国经济严重低迷。西班牙的麻烦就是欧洲的麻烦。迄今欧元区推出的所有纾困措施都是针对相对较小的国家: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塞浦路斯。但西班牙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该国最终不得不接受纾困的言论再次甚嚣尘上。

    统计数据令人震惊。失业率为26%左右;青年失业率超过50%。预计西班牙经济今年将再次收缩1.5%左右。银行不得不接受纾困,但人们担心,如果经济持续下滑,银行将遭受第二波坏账冲击。西班牙政府大幅削减支出,并放松劳动力市场监管。但今年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依然会保持在6.6%左右,国家债务与GDP的比例将接近90%  这往往被视为危险水平。

    经济危机对西班牙的冲击尤为严重,因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建立民主体制以来,该国一直是最让欧洲感到乐观和振奋的国家。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陷入困境、感觉国家实力下降之际,西班牙却一路高歌猛进。西班牙迅速繁荣起来,在足球、时尚、食品和电影领域成为全球领军者。

    西班牙曾经历过严重的衰退,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也衰退过。但是,以前的牺牲都是有目的的  最初是加入欧盟,随后是加入欧元区。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西班牙似乎再不能确定隧道尽头是否还有希望之光。相反,西班牙的“经济隧道”越来越黑,也越走越长。结果,西班牙人失去了对本国和欧洲机构的信心。

    人们普遍对银行如此草率放贷感到愤慨。这种愤慨尤其集中于银行向缺乏经验的储户不当销售优先股之上  这些投资者本以为他们购买了安全的产品,结果却在银行重组时蒙受重大损失。不可思议的是,与其他地区一样,许多应对此负责的银行家似乎仍然逍遥自在。

    政客们也极不受欢迎。最近的民调显示,96%的西班牙人认为,政治上的腐败“非常严重”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0 10:08:58 | 显示全部楼层
厉以宁:水深了摸不着石头了 怎么前进?
    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双重转型是指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什么是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发展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发展也需要继续,并双双登上新台阶。

    推动双重转型中的八项经验

    两种转型的结合或重叠是没有前例的,也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没有讨论过的。总结1979年至今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国在推行双重转型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把这些经验归纳为以下八项。

    第一,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在双重转型中,重点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要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如果不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限制,中国不仅不可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且中国转型的目标(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也是无法实现的。

    第二,思想先行。在双重转型准备阶段,必须解放思想,清除计划经济理论的影响,否则改革与发展都寸步难行。1978年中国所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进而启动了改革和对外开放。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又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和发展的快车道。因此可以说,中国双重转型在短短的30多年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同“思想先行”是分不开的。

    第三,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在双重转型中,必须把产权问题放在改革的首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模糊、投资主体不确定、投资方的权利和责任不清晰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也是发展的巨大阻力。因此在体制转型中,产权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线;在发展转型中,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动力源(行情,问诊)泉。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权益需要确定,住房产权也需要确定,而且确权工作应当落实到户,这既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能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用于改善生活、扩大再生产和创业。

    第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在双重转型中,一定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缩小地方收入差别的重要途径。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就业是重中之重。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双重转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迫切问题,所以在转型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就业问题。同时,由于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所以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经济增长率过高当然不行,但如果经济增长率偏低,则会产生更大的就业压力。再说,扩大内需同改善民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唯有扩大内需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逐渐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五,必须不断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在双重转型中,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鼓励自主创新。如果自主创新不足,产业迟迟未能升级,企业的竞争力不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必将丧失自己的市场份额,或者又会回到过去依靠资源出口、初级产品出口以获取外汇、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境地,这就难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自主创新的成效既取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取决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激励。人力资源政策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得到更有效的贯彻。

    第六,必须不断提高经济质量。相对于较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环境压力在中国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在双重转型中,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79年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加重要。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除了结构的优化是标志之一之外,还有另一个标志,这就是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资源合理利用和清洁生产。

    第七,城镇化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潜力的投资机会。城镇化率的提高是双重转型的成果,同时也是继续实现双重转型的助推器。提高城镇化率已是大势所趋。城镇化将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潜力的投资机会和扩大内需的机会,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以较高的速度推进。

    第八,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重转型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更主要的是为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包括调动民间资本的潜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应是国家的方针。国家的方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它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进而形成双赢的格局。这既是对经济增长最有利的,也是对社会安定和谐最有利的。

    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

    在中国,双重转型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发展也需要继续,并双双登上新台阶。那么,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仍同过去30多年一样,继续以体制转型来带动发展转型,即继续以改革促进发展,为发展开路。关于这个问题分三个方面来论述。

    其一,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什么是内生力量?这是指一种体制及其所具有的机制所发生的作用。改革就是为了清除新体制或新机制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和阻力。

    什么是外生力量?这是指外界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的某种力量,它从外界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或对经济活动进行刺激,或对经济活动进行抑制。改革就是为了把外生力量的干预减少到正常的程度,不要让外生力量的干预削弱体制及其具有的机制所产生的自我调节作用。

    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已30多年,但内生力量还不健全,主要靠外生力量来调控经济。比如说,我国存在一种“投资冲动怪圈”的现象。从最近几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各个单位都希望加速发展,因此要求增加投资、增加项目、增加信贷,这样,投资加大了,项目增多了,信贷扩张了,经济也就上去了,结果发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发生后,中央政府就依靠外生力量来压抑,地方政府感到困难,财政收入下降,产值下降,企业不振,就业也减少了,中央政府不得已再次启动外生力量调控,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快速增长。如此周而复始,一会儿经济上去了,一会儿经济又紧缩了。这表明内在的机制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外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内在力量。

    继续推进改革,就是要完善体制,让体制所具有的机制发生应有的作用,让外生力量的调控成为辅助性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0 10:32:29 | 显示全部楼层
其二,阶段性成果和目标模式。

    从1979年到现在已30多年,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些仅仅是阶段性成果,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目标模式。我们的目标模式是明确的:从体制转型方面说,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转型方面说,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实现工业化,建立现代化社会,使全国人民走向富裕,使和谐社会得以实现。改革要深化,发展要再接再厉,不可松懈。改革和发展都不可半途而废。中途停止下来,可能前功尽弃。

    经济中很多问题不是靠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的,要靠改革的继续和深化。举一个例子:现在出现了“社会阶层凝固化”现象,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还不如刚改革之时。社会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主要方式。然而现在,“社会阶层凝固化”造成了水平流动特别是垂直流动的渠道的堵塞,这又形成了另一种现象,即“职业世袭化”。比如说,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农民工,孙子以后也可能是农民工,这就是“社会阶层凝固化”和“职业世袭化”的表现。这种情况要通过体制转型才能解决,宏观调控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再说,城乡二元体制至今仍未消失。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围绕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展开,这一改革至今已取得很大进展,当然还有些问题有待于继续解决。虽然城乡二元体制在过去这段时期多少有些松动,但基本上尚未解决。

    城乡二元体制不同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而且今后较长时间内还会存在。但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1958年户口一分为二,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分开了,城乡被隔离开来,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都不得自由迁移。这种划分使得农民处于与城市隔绝的状态,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大大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城市二元体制绝对不是依靠宏观经济调控就能消失的,所以一定要深化改革,才能改变现状。

    总之,阶段性成果就是阶段性成果,它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模式。

    其三,全盘考虑,统筹安排。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必须探索前进。当时有一种很形象化的说法,叫作“摸着石头过河”。这在当时是对的,但现在不够了。为什么?因为水深了,摸不着石头了,怎么前进?假如河底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摸回来了,又该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全盘考虑,统筹安排。改革的领导者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要有战略家的眼光、胆识和魄力。这就是当前不少人所谈论的顶层设计。现在需要全盘考虑、统筹安排的问题很多,包括国有资本配置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金融体制如何改革、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度如何改革等。这些都要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思考和决策。

    当然,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试点仍是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并未过时。但重要的是要从整体上考虑,要有战略眼光。

    宏观调控应以微调和预调为主

    在双重转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政府职能更应正确定位,切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政府要遵循市场规律,不要打乱投资者、消费者、储蓄者的正常预期,宏观调控不宜大升大降、大紧大松、大起大落;否则,会导致经济中出现大量泡沫,经济中的泡沫甚至会突然破裂。这些都会使经济遭到伤害,并使公众对宏观调控失去信心。

    经济运行中会出现运行不正常的预兆,即使政府掌握的信息始终是不完全的,但通过筛选,仍会发现经济运行不正常的预兆。所以今后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当重在微调,并且要尽可能少采取总量调控措施,而要以结构性调控措施为主。与总量调控措施相比,结构性调控措施所引起的震荡较小,效果会更显著。

    今后在宏观调控中,除了应当重在微调外,还应当采取预调措施。宏观调控起始时机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过去,宏观调控起始时机往往滞后,宏观调控结束时机更可能滞后。这两种滞后都会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也会给后续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增加困难。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调控原来只是以调节总需求为目标,这主要适应于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短期调节。自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美国经济发生了滞胀,单纯调节需求不能解决问题,仅仅着眼于短期调节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美国在先,其他国家随后,宏观调控由单纯调节总需求转为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并重,由短期调节转向短期调节与中期调节并重,以及由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这已经成为当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惯用的调控方式,可供我们在双重转型中借鉴。

    在中国,宏观调控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仅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更重要的在于政府没有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认真筛选,从而易于被各地区、各部门汇报的报喜不报忧的假象所迷惑,而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真实情况却不一定能被政府所掌握,这样,宏观调控的时机往往滞后。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政府应当汲取以往的教训,要尽可能掌握经济中的真实情况,并把预调放在重要位置上,做到预调和微调并重。

    最后,还需要谈一谈宏观调控中的限价政策问题。既然我们要继续体制转型,那就必须懂得限价政策的局限性,因为这是破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手段。加之在经济生活中,商品价格总是相互影响的,也是互为成本的。在宏观调控中,有时为了控制某种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采取对该种商品限价的政策。经验表明,限价政策只能短期有效,但给经济带来的损害却是不可低估的,因为限价政策实行的结果是,结构失调现象必然更加突出,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全部商品价格都受到管制,这是做不到的;能够做到的,不过是对某些商品的价格采取限价措施。这样一来,在商品互为成本的条件下,在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可以浮动时,某些商品的价格却被冻结了,那只能使被冻结价格的商品减少供应量,使产业链断裂,使结构更不协调,进而给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资源价格的管制所造成的后果是同样的。资源绝对不可能做到无限供给,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莫不如此。中国劳动力资源虽然比较充足,但如果按年龄、技术工种、专业水平、居住地区来分类,依旧是有限供给的。所以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角度来考察,不能完全按市场需求来制定使用和分配规则,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配额管理。但配额管理的利弊并存,不能随意使用,否则对经济运行不利。配额管理的弊病中还包括了“寻租”活动的盛行,即掌握配额分配的部门和官员易于利用配额分配的权力捞取不正当的利益,而且靠行贿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转让配额指标而获利。配额不一定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实行的,这将会大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并严重挫伤一些企业的积极性。

    当然,资源产品的价格有特殊性,为此,应当考虑到资源有限供给的现实性。配额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起到一定作用。除了要贯彻“公平、公正、公开”三原则,还应看到配额管理的长期效应,即配额制会导致双轨价格制的长期存在,甚至会导致正常的产业链断裂,扭曲结构现状,甚至使结构失调更严重。对于资源产品价格不合理之处,最有效的对策是推进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这一改革,使资源定价趋向合理,才能避免资源价格不合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再一次证实了体制转型在双重转型过程中的首要作用。

    还应当强调,双重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当以有效管理为目标,市场应当以有效运行为目标。有效的政府是指:政府应当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效的市场是指:市场应当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凡是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由政府去做。这样,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就协调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5 14:0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以技术立国,技术力是比GDP更加重要的指标。GDP可能被地震一瞬摧垮,如果技术力还在,则GDP还在。如果技术力被摧毁,多大的GDP也会随风而逝。什么是技术力,有很多指标衡量,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有大量的数据图表。日本学者做学问时比较喜欢比较技术力,这才是经济的根,真正的经济。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也就只会对GDP进行四则运算。

    如果只衡量技术力,那么1945年的日本,1978年的中国,1991年的俄罗斯是先进国家。只是缺少GDP,日本干脆没有。但日本却20年间一跃重新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他细心体会了产经联的策略,或者穿过50年的时空,细读了产经联的群书。中国要做超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打基础和骨骼非常重要,所以倾全力发展基干工业,发展各种尖端技术。在骨骼完善之前人民必须忍耐,抓紧后备人才培育。压制知识分子,打掉一切不合理的杂音,现在消费就是对民族的犯罪。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他洞察了我们民族的弱点,贪小利,忘大志。

    整个20多年中,中国艰难前行,那么得科学,顺利,愚也是最近博览群书才体会到主席良苦用心 ---- 中国要由蛹化蝶。但是,就在中国奋飞的前夕他离开了我们。中国由蛹化蝶竟要至少推迟20年,甚至永远失去了机会。

    问题出在改革开放上。当时已经能够提供消费品,但有技术瓶颈,产能受限制。应该逐步通关,并向外敲诈关键技术,人民继续忍耐,消费带着骨骼逐步完善。应该艰难并痛苦地复制日本蛹化蝶的过程。而我们却急功近利,引进大量外国产品,把骨骼给摧垮了。虽然生活暂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脊柱却垮了,造成我们今天白打工,因为没有关键技术。经济发展遇到的危机,竟然想把基础全盘卖掉,中华崛起就要夭折了吗?贪小利,忘大志!!!

    1945日本再出发,一无所有,但有知识和技术,20年一飞冲天。1949中国再出发,大脑空空,伟大导师给中华民族注入了知识和技术,在即将蛹化蝶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辜负了他对我们的期望,贪小利,忘大志,前途多磨难,不知道会不会夭折。1991俄罗斯再出发,抱着金山压断了脊梁,无数顶尖技术人才流落异国他乡。

    贫穷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财富,才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无论中国今后走向何方,让我们不计较个人恩怨,让我们缅怀带给中华民族无穷宝贵财富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大方向是非常对的,包括人口问题,只要重工业运转起来,技术上来。人的吃穿用,都可以从国外进口,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现代工业社会,所有的财富实际上就是重工业创造的,这种认识,日本人根深蒂固,什么GDP全是白忙。大家吃喝玩乐就可以了,跟本就不需要给外国人当装配工刷盘子。只要中国的重工业优秀了,那么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飞起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年百分之多少。只要重工业足够牛,就是把RMB对$的比价倒过来,大家都没有脾气。老子的GDP就是美国的10倍。在重工业运转起来之前,任何改善生活都是对民族的犯罪,破坏重工业的也都是对民族的犯罪,这是日本人的铁律,也是日本被打倒后还能飞起来的原因,可能是日本所处的环境太恶劣的缘故,一场大地震,全瞎忙。所以日本人能够找出真正经济的原因,受灾后该如何恢复。认为轻工业和服务业能够创造GDP进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好了就可以和别人较量,其实就是个陷阱。

    毛泽东时代的公社非常英明。要积极性干什么,有空读读书,去玩玩不好吗。重工业运转顺了后,拖拉机就可以放出来了。即使来不及设立拖拉机厂,就把拖拉机零件免费或很低的价格发给农民好了,让他们自己按照图纸装,一次装不好,拆了再装,按现在标准都是GDP,然后要拖拉机干活。

    那么按照毛泽东的路走下去。农村很快就会城市化,因为重工业放出基本零件后,人会想出很多方法去排列组合这些零件,设计出千其百怪的东西来,改善生活和生产。做顺了,就可以商品交换,大家的生活会急剧上升。然后,很多中小企业从农村也就诞生了,这些中小企业的竞争,可以迅速提高质量,很快,这些千其百怪的东西就会杀向国际市场,这种千其百怪的东西特别来钱,比大批量的彩电冰箱来钱多了,因为这种东西批量小,有很多盲点,不容易想到。但中国人多,这种专用的怪东西肯定会很多。日本的GDP一大半来自中小企业,愚住的地方就是如此,30年前还是农村,现在却一瞬间工业化了。那些中小企业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有点子就可以了,只要重工业够牛,提供这些基础元件。日本的经济起飞也就是这么回事。

    进一步,还有更牛的。这些中小企业只用很少的原材料就换回很多钱。然后存在重工业的银行里,反正在联合会里大家不分彼此,把钱再补给重工业,更高的技术又给开发出来了,又促进中小企业飞。重工业有足够的资金做后盾,有计划的调整价格,比如说把汽车价格定得很低,去打垮别人的重工业。

    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将有很多商品,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所谓的技术出口,很多人就会存RMB,因为可以买到各种商品和技术,RMB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人民的钱。所谓的银行坏帐根本就不会有问题,因为会有人买单,而且因为有信心,不会挤兑银行。现代工业社会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价值,润滑油而已。所以日本人就认为财富是重工业创造的。从帐面上看重工业亏无所谓。

    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要重工业自负盈亏,其实是打断民族的脊梁。现在经济的问题是求人家来办厂,给人家当装配工,当装配工只是当机器而已,其实是对人的摧残。你这里的人工贵了,外资立马走人,中国经济轰然倒地。其实所谓的金融危机也就这么回事,外国的产经联在倒鬼,他们可是在有计划的进行作战,我们还玩什么靠市场经济提高积极性,义和团斗得过洋枪洋炮吗。

    我们想发展高技术,一看人家的重工业技术怎么这么便宜,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还看到人家重工业负债累累,更不敢发展了。一看人家吃喝玩乐的第三产业创造了巨大GDP,轻工业也创造了不少GDP,中小企业也创造了不少GDP,就认为我们也应该发展这些行业,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创造GDP,改善人民生活,还能进行资本积累。一看到国营的重工业效益不好,就搞减员增效,干脆卖了算了。就是这20多年的所谓经济发展,完全是舍本逐末。加大财政力度改善GDP也没有加到重工业上,帐面GDP好看了,但民族经济的根垮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倒台。
 楼主| 发表于 2013-12-4 09:29:21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中国人不再热心改革?

    赵灵敏



    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得各路专家学者和媒体倾巢而动,从各个角度去阐释它的微言大义。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比比皆是的却是对会议的漠不关心、质疑甚至嘲讽;更有一些人对从虚无缥缈的字里行间去“猜谜”的做法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承诺靠不住,关键是行动。如果各次全会字面上的表态都做得了准的话,中国今天已经不需要改革了,因为所有的改革目标早已经实现了。

    确实,除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和表态,无论是“改善收入分配”还是“让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都很难说是什么新东西,大多是从20年前提到今天仍在提。改革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言辞上的宣示,甚至和那些宣示背道而驰,也难怪人们已经对改革厌倦和不信任了。

    30年前中国人一听到“改革”,大都有莫名的兴奋感,会很自然地把它和希望、美好之类的词联系起来的。事实上改革之初也确实有一种万民拥戴的味道,因为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折腾之后,改革能让绝大部分人受益,自然会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拥护。而且,文革中一轮轮的政治斗争,客观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社会上不存在像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也就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使得一些有权者和亲近权力者,有机会低价囤积国家计划控制内的产品,再以高价在市场出售牟取暴利,人们称之为“官倒”,而普遍民众则承受着价格闯关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这些成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先是国企改革,以企业负担重、经营困难等名义,举国上下“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造成几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很多年龄大、技能不足的下岗工人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国企的领导却基本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照样“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有的甚至又高升他处;有部分厂长经理则通过企业改制,合法地低价买下了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企业主。而在经历了企业化改制的国有企业里,企业和管理层和职工的关系,已经从以往大体平等的同事关系,蜕变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加上工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职工的话语权被大幅压缩,企业的分配和薪酬制度则大幅向管理层倾斜。

    接着是高等教育改革,上大学不再免费,大学里的农家子弟数量不断减少;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看病难、看病贵开始出现;取消福利分房,1998年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要到市场上去解决基本的住房需求,房价开始飙升……

    可以看到,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除了刚开始几年民众得到一点实惠之外,在其余的时间里,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改革”已经成为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合法剥夺和敛财的同义词。各类改革措施或建议,凡有助于当权者减轻甚至摆脱其责任和风险的,都能得到积极有力的贯彻和尝试,而有可能削弱权力或缩小政府干预自由度的,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走样。这样一来,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但在改革中毫发无损,反而通过权力寻租等方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普通民众因为缺乏对改革进程的话语权,而成了利益受损的一方,最终得到的只有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改革当然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如果总是由某一个群体来承担的话,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说有什么正当性。

    改革对普通民众利益长期和堂而皇之的损害,造成的结果就是改革的污名化,和民众对改革的冷漠和恐惧。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从来没有把着力点放在对权力的制约上。一方面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这等于是把狼放在了羊群里,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腐败的大规模蔓延,执政党的应对方式不外乎道德感召,先进性教育,有选择地惩办等几个板斧,一直在内部监督上打转转,在最核心的社会和民众监督方面,则寸功未进,腐败因此成了无法治愈的顽疾;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改革进程,将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改革措施,涂抹上“为人民服务”的色彩,以国家意志来强力保证这些措施的实现,并以此打压所有质疑这种不公正“改革”的人。这种制度性、体制性的腐败,其危害性是贪污受贿等通常意义上的腐败无法比拟的。

    1962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三十周年的画展。在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后,一向口无遮拦的赫鲁晓夫大骂画家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则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这时,赫鲁晓夫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赫鲁晓夫的这番真情告白,揭示了横行70多年的“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实质,也揭示了一切极权国家权力运行的奥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和现实: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时代的政治伦理仍在大行其道,权力的恣意妄为和傲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无处不在。这种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为什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社会却大体稳定;而中国多年来维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举国上下却总担心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在此处着手,而是迷信威权,试图通过政治上进一步集权、经济上适度开放的方式来渡过危机,这种换汤不换药、近乎南辕北辙的改革,也难怪民众不热心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12-4 09:38: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多年来,改革的各项成果被各个权力阶层和利益集团所瓜分,改革的风险却要全体老百姓来承担。改革早已经成为“听证会”,你赞成,要执行;你不赞成,也要执行。民众普遍不看好所谓的改革,所谓惩治腐败,不过是树立一下个人的威权、重新鱼肉百姓而已。敢不敢实行“干部财产公开化、权力运行透明化、各级政府民选化”是真改革和假改革的试金石。

       也为难这届政府了,他们也很辛苦。既要维护权力阶层既得利益,又要安抚百姓让他们看到希望。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历史中,最有效的是“商鞅变法”,其核心是把老百姓当牲口;最严厉惩治腐败的是朱元璋,杀贪官杀到最后,不得不承认:体制不变,贪官是杀不完的,因为体制提供了强大的腐败能源;学西方三权鼎立,民主选举,也被政府忽悠为民众素质太差而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改革,事实上变成了“榨汁机”,无非是让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政府的责任越来越小。拥护改革,几乎等同于拥护股市里“割肉”,拥护自己的房屋被“强拆”,拥护自己的妻女被“三包”,拥护“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读不起书、走不了路”。.


官员已成为政改的反对势力: 社会公平官邸制度,财产公示公平医疗,没人知道都是神马浮云?事实证实改革只要碰到官员必定改不下去,或者干脆停止不改了。坊间流行一句话:中国改革到官为止。想想中国改革初期农村改革,对象是农民城市改革对象是市民;国企改革对象是工人,都他姥姥的一锤子搞定了!

    官僚们要革的命不是自身命,而是老百姓的命!官邸制度,财产公示,公车改革,公平医疗,社会公平,你信吗?反正我信了!  宁可相信鬼,决不可信贪官的嘴,在鬼都会腐败体制下,老百姓没有选票,没有监督的中国官场早已形成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官僚特权阶层集体腐败窝案、早已形成贪得无厌贪图安逸同流合污共同体了 ,还指望在这腐败体制下有什么社会公平,就更别指望发生什么"奇迹"了 ?做梦吧 !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3-12-4 10:09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4-1-2 10:03:16 | 显示全部楼层
财政部副部长:中国经济“现行版”已难以为继
      2014-01-01 15:37:10 来源: 中国**新闻网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既要对“现行版”运行风险深入分析,又要依据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破解发展难题与困境,形成长效动力机制。

    一、风险:我国经济“现行版”已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发展积累的矛盾较多,运行风险加大。

    经济运行效率较低。首先是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土地利用率不断下降,我国城镇人均建设用地从2000年的130平方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方米。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上海只相当于纽约的1/29、香港的1/14。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不高,不仅化肥、水资源浪费严重,还造成土壤污染。

    其次是经济效益较低。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日本的32%。由于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产品附加值整体偏低。多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基本在26% 3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5%左右,美国、德国等超过40%。我国投资效率低下,据测算,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资金投入成本比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时期要高40%之多。我国的投资率已接近50%,有的省份甚至达到80%。这种靠投资支撑的增长已难以为继。

    再次是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大量资源无效或错配导致产能过剩严重。在钢铁、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生产能力的闲置。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产能达到35GW,占全球产能的60%;风电设备产能30GW 35GW,其闲置都在40%以上。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经济依然在增长,主要靠的是庞大的储蓄和高投资率在勉强支撑。

    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升级。我们一般用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新兴产业占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性,这是一个误区。其实,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取决于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农业可以带来高附加值,新兴工业也可能是低附加值。虽然我国经济体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产业结构呈矮化态势,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2011年我国已有220种工业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但基本是低端产品。“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这块挂在我国制造业上的标签,至今未能摘除。产业没有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之分,附加值高低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在出口产品中,中低科技含量产品比重较大。以2011年为例,61%的出口是中低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比重过大,国家不仅要承担出口退税,还隐性承担了社保、资源、环境等巨额成本。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口依存度也在提高,特别是科技、资源的进口依存度日渐攀升。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美国的5%以下。比如,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材料、高档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集成电路芯片、汽车制造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也在提升。这种“两头在外”的结构加大了我国经济的脆弱性。在理论与政策上,把“开放型经济”等同于“外向型经济”也是一个误区,是导致我国外贸质量较低的重要原因。

    区域产业同质化严重。这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上,一些新兴产业也是如此。我国有300个城市发展光伏产业,其中1/3建立了光伏产业基地。主要问题就在于各地产业发展呈排浪式特征,区域间缺少分工合作,致使产业结构效率低下。

    市场缺乏创新动力。创新是经济升级的动力,而创新必须依赖市场主体。据统计,我国科技人员3800多万人,研发人员320多万人,均为全球第一。但企业研发人员过少,且缺乏科研投入积极性。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2.5% 4%的水平;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中心的仅为27.6%,其中不少还是部门“指定”而挂牌的。特别是我国商业模式创新更是凤毛麟角。鱼塘中一条鱼死了,这是偶然事件;倘若多数鱼死了,说明是水的问题。同理,企业普遍缺乏创新意愿,说明我国经济环境、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还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

    二、根源:创新动力弱,路径依赖严重

    我国经济“现行版”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表面看,是因为形成了外延扩张发展路径依赖,而发展路径的依赖,实际上是体制惯性的结果。

    长期的速度追赶,使经济调适机制缺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是必然选择。但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上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多年形成的认识和观念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较高增长率已成为各级政府决策与社会舆论的一个心理关口,大干快上的强烈冲动影响着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实施。经济协调发展的调适机制还有一些空白,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发展的总体协调性和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性,影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升级。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需进一步协调。市场主要是通过价格的发现形成,推动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与配置。价格若受到干扰而扭曲,就会导致资源错配。如工业用地先拍卖、后返款,实际上是零地价;再如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大量成本外化,使资源生产价格不完全。资源廉价使用,市场主体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这些都要求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要发生转变,要由过去冲在一线招商引资、扩大投资,转向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制定标准、保护环境、支持创新等。事实上,经过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要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主地选择投资、选择转型升级的路径。

    科教体制改革滞后。科技、教育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两张皮”。现行科教体制行政化特征明显。科技机构为何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很难根据市场需求作出自主的调整与决策。教育机构也是如此,招多少学生、设置什么样的专业、开设什么课程等,均由教育主管部门审批。一方面是科技市场发育不全,科技成果的转化缺乏有效载体、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是教育绩效低下,花费大量资源培育出来的人才偏离需求,而企业却招不到符合专业技能要求的人才。实践证明,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造成了教育科技资源的错配与浪费,而且使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缺乏人才的支撑。

    产权改革尚需深化,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成熟定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国有经济布局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其发展活力、带动力、影响力日益提升;非国有成份从无到有,成长壮大。毋庸讳言,构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任务远未完成,效率还有待提高。国企是资源、资金与人才的高地,如果经营困难有支持,那么,其创新能力就很难形成,甚至会躺在国家身上寻求保护与支持。因此,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
 楼主| 发表于 2014-1-2 10:03: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出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长效机制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是打造中国改革的升级版,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推动科技创新,实现创新优先的跨越式发展。

    建立战略模式调适机制。一是要变赶超战略为要素优势发展战略。正确认识我国资源能源不足的客观现实,切实降低经济增长对环境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注重借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走比较优势、节约集约、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要变不平衡发展战略为和谐发展战略。要调整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机制,保持各地具有参与竞争与持续发展的基本能力,优化区域结构。三是变出口导向、投资导向型为投资、出口与消费协调拉动发展战略。要转变思想观念,改进政策体系,完善激励机制。四是调整干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破以GDP论英雄,更多考虑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科技创新与民生改善等因素。

    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仅是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的根本保证,也是创新的根本动力。离开市场、离开企业,让创新成为生产力只能是“空中楼阁”。当前首要的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严格约束政府投资直接介入市场微观领域,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公共重大利益项目外,一律由企业自由决策,真正落实“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基本要求。政府主要审核“安评”、“环评”等负外部性问题。其次,要打破产业藩篱,放开市场准入,提升工业化、城镇化质量,创造各种市场主体公平使用要素资源、公平竞争的规范制度环境,推动产业发育与升级。与此同时,政府要把关注点从审批环节转移到监管环节。一方面,让所有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有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和创新的机会;另一方面,改善和加强监管,对于秩序破坏者施以重罚。

    加快要素价格体系改革。要素价格决定市场主体的成本、收益及期望值的高低,对投资、创业、创新具有重大影响。我国产品市场基本形成,而要素市场却被干预过多,集中体现在资源性产品价格及利率、工资等要素价格方面。

    资源性产品价格管制导致价格不完全,市场发现并形成价格的机制失灵。其中,水、天然气、石油、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是重点。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如风电、光电的发展,定价机制是关键。应通过资源税改革、国有资源产权收益制度改革,实现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的市场化,把外部成本和所有者权益体现于价格之中,以真实反映要素稀缺性。

    利率是金融资源价格,事关金融资源配置的信号和配置效率。当前要尽快解决资金价格行政化倾向,消除银行主要靠吃利差的弊端,推动银行融入实体经济,提升银行竞争力和服务创新的能力。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实践证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关键在于银行体制、资本市场等金融领域改革的深化。

    工资是劳动的报酬,也是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应接受劳动市场的基本规则,但政府应加强对劳动市场的监管,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议制,防止资本过度地使用其话语权,损害劳动者权益。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应有之义。尤其是在城镇化提速背景下,公共服务要逐步覆盖所有常住人口,以改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条件。

    重塑创新导向的科教体制。充分调动科教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科教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去行政化,是当前实施科教改革的重要抓手。要建立面向国际、面向市场、面向现代化的科技教育主体,理顺政府与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赋予其更多的科研与教学自主权。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应是方向引导、标准制定、实施监管。

    科技资源配置应体现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导向。通过顶层设计,解决“各自为政、九龙治水”问题。借鉴国际经验,除保基础性公益性科研机构外,其他的应更多地面向市场,创新驱动中的机制安排,应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强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规划。为企业技术创新打造公共平台,由政府投资的大型科研设施应向全社会开放,尽可能降低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成本与风险。

    教育资源配置应以教育公平为导向,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办学作用,激活民办教育,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好基础。教育关乎人的能力发展,也是企业能力、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的前提条件。教育改革应落到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上来,要通过招考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教育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中的支撑作用。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要突出系统设计。面对全球化市场与竞争形势,要真正去行政化,深化人事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推动由“管企业、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组建若干大型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按市场机制优化国有资产配置,以混合所有制方式引领创新发展。对于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可以分类管理,但应当避免制度改革的碎片化。进一步明晰国企和国有资产的使命,为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提供方向。

    加快公共资源的产权改革。对国家所有的各种公共资源进行产权界定,抓紧建立包括自然资源、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公共产权制度。改革“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体制,按照产权形式明确各级政府的权利并进入市场。这是减少经济寻租,促进市场主体行为正常化的条件。如果企业有额外的非经营性利润来源,就会导致经济机会主义盛行。在这种条件下,企业既不愿转变发展模式,也不会致力创新并寻求新的赢利点。总之,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与完善,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与内在的动力机制。

    (作者:王保安 财政部副部长)
 楼主| 发表于 2014-2-24 13:48: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阿根廷:失落的“未来之国”
许多政府都可以从阿根廷的百年衰落史中吸取到教训
2014 年 2 月 18 日 (0) 打印 邮件

image001一个世纪前,当哈罗兹百货公司(Harrods)决定设立第一家海外商场时,它选择了布宜诺斯艾利斯。1914年的阿根廷一枝独秀,被誉为“未来之国”。该国的经济增长在之前四十年里一直快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里拥有极其肥沃的农田、阳光明媚的气候、新的民主政治(男性普选权始于1912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和世界上最香艳的舞蹈。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这里尽情跳着探戈。青年人和雄心勃勃者都在选择阿根廷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徘徊不定。

今天的阿根廷依然有很多惹人喜爱之处,从巴塔哥尼亚景色宜人的野外风光到全球最佳足球运动员利昂内尔·梅西(Lionel Messi)等等,不一而足。阿根廷人可能仍然是全球最漂亮的人群。但是,他们的国家却光彩不再。哈罗兹百货于1998年关闭。阿根廷再次来到新兴市场危机的中心。此次危机的责任可以归咎于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Cristina Fernández)的无能,但她仅仅是众多根本不懂经济的民粹主义总统中的最新一个,在她之前还有胡安(Juan)和艾薇塔·贝隆(Evita Perón)等前任。与德国竞争的事就不提了,就连阿根廷人曾经看不起的智利人和乌拉圭人现在也比他们富裕。这两个国家以及巴西和墨西哥的儿童在国际教育测试中都获得了更好的成绩。

为什么要在这里对一个国家的悲剧喋喋不休呢?人们认为,一个国家可能出现的最糟糕情况就是极权主义当政。而鉴于共产主义的失败,这一情况似乎再也不太可能了。即使印尼爆发革命,该国公民也很难将朝鲜当做效仿对象;马德里和雅典的政府也没有将列宁视为解决其欧元困境的导师。真正的危险是在不经意间成为21世纪的阿根廷。偶然下滑演变成稳步下降并不困难。极端主义并不是导致这一后果的必要因素,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薄弱的制度、本土主义的政客、懒散地依赖少量资产以及固执地拒绝面对现实等,才是罪魁祸首。

“在我狂野不羁的日子里……”

正如其它任何国家一样,阿根廷的故事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没有交好运,其出口拉动型经济饱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也过分依赖其贸易伙伴英国,贝隆家族也是极有魅力的民粹主义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阿根廷也认同“华盛顿共识”,赞成开放市场和私有化,并将比索与美元挂钩。但2001年的经济危机极度惨烈,使得阿根廷人对自由主义改革开始长期持怀疑态度。

然而,厄运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从经济、政治、以及不愿改革的态度等方面看,阿根廷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

在1914年,大宗商品曾是阿根廷最大的优势,但后来它却成为了诅咒。一百年前,该国曾是新技术的先行者(将肉类冷冻出口是当时的杀手级应用),但它却从未试图增加食物的价值(即使在今天,它的烹饪​​也还是围绕将世界上最好的肉拿来烧烤做文章)。贝隆家族建立了一个封闭式经济体,保护了其低效的产业,而智利的将军则在20世纪70年代开放了经济,然后开始领先而去。阿根廷的保护主义破坏了该地区的贸易协定《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费尔南德斯政府不仅征收进口关税,还征收农产品出口税。

阿根廷没有建立所需的制度,来保护其年轻的民主政治不受军队控制,因此,该国开始政变频发。与另一个大宗商品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不同,阿根廷人没能发展出致力于创造并分享财富的强大政党,其政治受贝隆家族控制,并侧重于人格魅力和影响力。该国的最高法院已多次收到非法手段的影响,政治干涉也破坏了统计部门的公信力。贪污盛行,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中,该国排名糟糕无比,位于第106位。制度建设乏人问津且进程缓慢,阿根廷的领导人更喜欢采用权宜之计,如充满魅力的领袖、奇迹般的关税和货币挂钩,而不是采取对学校彻底改革这样的政策。

“名利如梦幻泡影,难把问题解决”

阿根廷的衰落非常平缓。尽管也存在一些严重时期,比如20世纪70年代,但该国并没有遭遇毛泽东或斯大林带来的那些对自然社会剧烈破坏问题。在整个衰落过程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一直在供应特浓咖啡和牛角面包。这样的方式让其问题变得异常危险。

富裕国家也不能免疫阿根廷之病。加州正处在一个稳定发展周期之一,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它是否已不再依赖于全民公决这样的权宜之计,也不清楚其政府是否仍在阻碍私营部门的发展。在欧洲的南部边缘,政府和企业都在以阿根廷式的轻蔑态度回避现实。意大利傲慢地要求评级机构重视其“文化财富”,却不去审视自身棘手的政府财政  听起来完全就是费尔南德斯的口吻。欧盟保护着西班牙和希腊,不让它们掉进封闭经济的漩涡。但是,如果欧元区解体了呢?

然而,更大的危险存在于新兴世界。在新兴世界,很多人正开始将持续繁荣视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有太多国家因大宗商品出口而迅猛增长,但却忽视了制度建设。由于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下降,它们的弱点就可能像阿根廷过去那样暴露出来。民粹主义在许多新兴国家蔓延,宪法被歪曲。再比如,过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贪官污吏掌权、危险地过度关注自我利益  俄罗斯占了其中很多项。但是,即使是巴西都未曾认真对待经济民族主义,而在土耳其,独裁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正在将贝隆夫人与伊斯兰教混合在一起。在亚洲新兴市场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许多地方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仍然是家常便饭。不平等现象正日益激起导致贝隆家族上台的那种愤怒。

阿根廷寓言带来的教训是,运作良好的政府十分重要。或许这一经验教训已为人所知。但很有可能的是,在100年之后,世界将再次回头审视另一个阿根廷,一个陷在过去的未来之国。
 楼主| 发表于 2014-2-27 15:24:5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大时局2014》:中国时局的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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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回复财经学者高连 于 2014/2/27 14:34:1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经济学家吴敬琏一直认为中国是“权贵市场经济”,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影响也甚恶劣,但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权贵市场经济的定义,权贵市场经济,也经常与“权贵资本主义”混用,主要指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私人资本通过向权力阶层靠拢或是直接控制权力来获得利益,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满足两大条件,首先必须是私人资本,其次是私人资本与权力结合获取更大的利益。


  在东南亚或是拉美,特别是东南亚往往是几个强大的家族控制了大部分资本。而所谓的政治竞选也往往是这几个大家族轮流执政,因此这些人在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渗透到商业世界,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它破坏公共服务型的经济和政治理想,其民主制度只是空壳子。这些人在经济上获得偏袒,表现在法律许可的分配、政府补助或特殊的税收优惠等等,又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制造业和服务业非常不发达,人民消费的主要还是未经加工的初级能源和原料,所以极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当今世界,虽然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但其中多数国家并没有顺利实现现代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权贵市场经济”或“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而民主竞选则是这些大家族得以控制国家经济,从而将这些国家导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最直接原因。


  什么样的土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一种形态,既不同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日韩的财阀资本主义和中国国民党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它有着自己的特点。


  权贵资本主义的诞生,虽然主要是政治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还是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一般权贵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初级现代化阶段。其滋生的领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垄断领域,一个是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天然垄断领域比如资源、能源领域、城市公共工程、交通基础设施等。我们可以举例子,比如油田、铁矿等,这些矿藏都具有天然垄断性,从事这些经营的私人资本只要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个开采执照,就可以赚大钱。因此这些领域对他们最重要的不是市场而是获得开采执照,因此天然垄断领域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


  另一个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的就是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这以军工行业为最典型,比如在美国的军工都是私人资本,他们如果在国内销售,政府就是最主要的客户,因此他们必然要向政府靠拢,美国的军火企业向来都是美国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


  在历史上美国这些国家也是权贵资本主义横行,比如政治被一些商业家族控制,甚至商业家族的人直接执掌国家政权,担任诸如财政部长,商业部长等重要职务。但后期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权贵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权贵资本主义的色彩也越来越淡,但即使这样在部分领域仍然带有很强的权贵色彩,比如美国的军工石油行业就是这样,比如美国的布什家族就是典型的石油权贵。代表美国军工利益的美国步枪协会更是权贵云集,但这些领域必然在经济中占据的比例不高,因此现在也没有人将美国看作权贵资本主义了。


  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是发达与最不发达中间的国家。因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服务业、消费业是经济的主体,比如欧洲、美国。而服务业和消费品生产的赢利来源主要靠市场竞争,而不是靠特权,因此这些行业不可能产生权贵资本主义;而在最不发达的经济体,还是农业为主,而农业也是不会权贵资本的领域,比如非洲就属于这种情况。


  而在那些处于中等发达水平的地区比如拉美和东南亚地区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因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尚不发达,国家产业主要分布于资源、能源、基础建设等有关行业,因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存在权贵资本主义吗?


  根据上面的分析,权贵资本主义主义出现在资源、能源领域和政府订单行业,而中国现在早已经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早就过了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是面向市场,直接面向客户和消费者,因此权贵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中国权贵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是八大年代,而到了九十年代制造业兴起后,权贵市场经济自然就消亡了,一切都面向市场,一个要素都已经市场化。而现在东南亚和拉美的经济形态跟中国八十年代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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