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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中国怎样才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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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2-27 15:25: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中国在资源,能源行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资本属于国家,而非有权势的个人,这是与东南亚完全不同的,东南亚的权贵经济都是私人经济,中国确实有部分官员的子女在国企任职,但这仅仅是一部分,中国的国企老总,更多的并非官员子女,而是从基层一点点干上来的,而且这些人都有任期限制,他们在任期内拿相应的报酬,而一旦退休,也就与这些企业一点关系没有了。


  另外中国的国有企业完全听从国家指挥,完全服从国家利益,比如在救灾,经济危机,扶贫,特定行业方面等方面都完全服务于国家利益,而权贵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而且正好相反,他们不但不听国家指挥,反而反过来控制国家,这也是中国的国有经济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他们的权贵经济反而阻碍国家发展的原因。


  总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首先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越来越不可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其次,中国在能源、能源、军工领域的国有经营反而成功避免了权贵资本主义,因此中国不仅不存在什么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是世界上权贵资本主义程度最轻的国家,比美国还要轻。


  权贵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学界发明的一个词汇,而西方媒体从来就没有这样称呼过中国。是他们不知道,或是不会用这个词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中国是权贵市场经济,他们要遵循基本的伦理,不能错用词汇,那么中国经济属于什么类型呢,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模式有个称呼是“国家市场经济”,这样说其实比权贵资本主义更合适,也更准确,中国国有资本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主导性,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并没有得到多少批判,而在金融危机之后被认为是成功的,是应该被模仿的,因此包含美国和欧洲在内都在注重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中国反而成为了西方学习的对象。


  财阀资本主义不是权贵资本主义


  我们看日本、韩国,这两个国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密切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比如企业利用国家的力量开拓海外市场,比如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补贴,但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只是被人们称为财阀资本主义,而非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对于日本的丰田、索尼等企业,决定他们企业业绩的是消费者,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并不是决定企业业绩的最核心因素,这与以政府为客户的军工行业、和必须从政府那里获得执照的能源行业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自然垄断行业私有化反而会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国企并非全部是垄断行业,只有部分处于垄断行业,但是垄断分为天然垄断和人为垄断,天然垄断是没有办法打破的,只能让国有企业从事公益性经营。而不幸的是,中国现在出现了外资垄断的不合理现象,比如很多城市将供水出售给外资水务公司。城市通水系统是典型的天然垄断行业,将这一行业交由外资经营,民众得到的只是一年一个台阶的水价上涨,其余没有从中得到其他任何好处,只会让民众受到更高的价格,劳动受到更大的剥削,其余没有任何好处。


  中国不能人为制造权贵,如果自然垄断行业私营化其结果像东南亚就是,垄断行业外资化其结果就是和拉美一样,无论是东南亚化还是拉美化,都是贵资本主义,中国将城市供水开放给外资,将原煤开采开放给私人资本,都是彻头彻尾都的失败,中国不能再重蹈覆辙。我们不需要将现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刻意新制造出一批石油富豪,电信大鳄、军工大王等,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权贵,而这些人一旦诞生,必然尾大不掉,最后反过来控制国家,我们绝对不能人为的制造权贵。


  中国的东方早报曾经发表过一篇《请停说权贵市场经济》的文章,指出 “权贵市场经济”的走红反映了泛滥的民粹主义情绪。改革年代的受损者、失败者、受伤害者、嫉妒者、失意者、迷惘者、怀疑者、不明真相者,鱼龙混杂,许多都站到了民粹主义的旗帜下,一吐种种怨恨、愤懑和不满。诸多评论人士和专业人士不假思索即使用这个词语,有意无意间迎合了这股思潮,这对于我们认清现实、理性思考、找准改革方向,并无实际帮助,倒是颇为有害。


  变乱人们的思想总是从变乱人们的语言开始,当人们一脑袋混乱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行动中胡作非为。在这个迷雾重重的关头,更需要谨慎使用语词和概念,因为稀缺的理性在此时更为稀缺,狂热的情绪在此时却愈加狂热。拥有话语权的人必须保持审慎和清晰,只有清晰的头脑才有机会赢得光明的未来。
摘自《中国大时局2014》

网址:http://product.dangdang.com/23370325.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4-3-25 09:06:4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10%家庭拥有六成社会总财富
2014年3月25日

 日前,由宜信财富联合《财经》发布的《2014中国财富管理:展望与策略》下简称报告显示,现阶段我国最富有10%家庭拥有社会总财富的60.6%,中国家庭财富的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0.761,资产分布呈现严重不均现象。

  难题何解?报告显示,富裕阶层相比于其他阶层,似乎更加注重财富的保值增值,这似乎给出了一个******。

  报告显示,富裕家庭中金融资产比例高于中产家庭金融资产比例,在金融市场的参与上,富裕家庭在债券、基金、黄金等的参与度和贷款比例也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在各类金融市场中,富裕家庭在股票市场的参与度最高,其次为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不难发现,富裕家庭在进行财富管理时更加成熟,也更加注重对资产进行综合配置。

  对此,宜信公司创始人及CEO唐宁指出,“财富管理源于西方,最开始由私人银行为富人提供财富管理服务,他们相比于其他阶层更加注重财富管理,但是在国内财富管理还属于新兴行业。不过,随着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子行业纷纷获得资管业务牌照,金融市场层次及产品不断丰富创新,出现了很多针对国内大众富裕阶层提供的理财产品,未来,财富管理机构要做更多有特色的产品,和客户需求相匹配、和他的风险偏好以及阶段性目标相匹配的产品,让他们真正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报告指出,中国家庭财富前1%富裕家庭的总资产、净资产、年收入均远高于前5%富裕家庭,在中国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中国家庭资产分布严重不均。

  而在各项资产中,房产比例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其他资产,且其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高于其他资产比例,房地产投资无疑成为了过去几年中国人进行财富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

  “现在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在北京、上海买对了一套房,生活质量拉开一个档次,买对了两套房,生活质量拉开两个档次。”在3月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联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这样说道。

  一套房能带来如此大的差距,不得不让人唏嘘不已,未来,房地产市场走势扑朔迷离,看涨看跌?两会并没有给出明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房地产红利将在未来几年内消耗殆尽,通过投资房地产而快速致富的时代也将一去不复返。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4-6-17 13:34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4-4-2 10:53:31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内报道的习总讲话为啥有点变味?

    2014-04-02 00:50:40

        前两天偶尔看到电视上正播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的录像,也不太长,就看完了。如果没记错,这还是除了习总在党代会上所作报告之外,我唯一一次看完他在另外场合的讲话录像。对于一个研究时事政治的写作者来说,这多少有些不合理。在西方,观察领导人讲话时的表情、肢体动作与轻重缓急的语调,甚至比研究那些千篇一律的文字内容还更有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研究”习惯,我边看录像边观察。

    观察习总讲话的过程中,我发现在阐述中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发展时,他都能以平和、内敛与真诚的语气表达出来,波澜不惊却很有说服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与此同时,我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这篇讲话我不是刚刚在国内新闻网站上看过?当时为啥没有观看录像时的感觉?

    这事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翻看了国内几个大网站播发的第一篇有关习总在法国、德国的演讲报道,同时找到了两场演讲的录像,这一对照,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总结习近平这次欧洲之行的几个我感兴趣的讲话重点大致如下:一,中国奉行和平发展道路,崛起中的中国将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强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二,强调了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甚至“韬光养晦”绝不是权宜之计;三,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持续,顶层设计的“路线图”已经有了;四,不搞事,但也不怕事,“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总还以通俗而很有说服力的句型强调: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当我把几次的讲话录像同国内新闻对讲话第一时间的文字报道对照后,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内官方发布的新闻往往强调的是习老大讲话中比较“强硬的部分”,尤其喜欢以比较强硬的句子作为新闻标题,也会把一些看似“威胁”的语句放进导读。可如果看完讲话录像,就不难发现,和平与合作是习近平始终强调的重点,几乎占到任何讲话的五分之四的内容还要多。这种对原来讲话报道的微妙而关键的“变味”,是内外有别,有意为之?还是我们媒体长期形成的固定风格使然?

    以我在海外生活与工作的经验,习总对外国人的讲话是有针对性,也很有说服力的,因此得到普遍好评与尊重,可外国人不是只听习近平的演讲,也不会忘记观察中国官媒态度与网络舆情啊。

    如果打开中国的官方电视与各大新闻网站,几乎大部分的官媒在高呼现在强大了不用再“韬光养晦”; 与邻居国家的一点小小渔业纠纷,也都能毫无例外地上到头版头条,为民族主义打鸡血似的,充斥中央台国际节目的是要给周边国家一些教训;原本没有变成热点的的领土纠纷,在购买、改装了一艘乌克兰废弃的航空母舰后就突然变得炙手可热,今晚不夺回来就难以安眠一样……你让人家如何相信你这是和平发展?

    对这些媒体培养出来的观众来说,习总的讲话他们肯定不爱看。于是,习总的讲话在国内推出时,也要“包装”一下,弄上咄咄逼人的标题才能吸引眼球?其实我倒认为,习总的讲话不应只针对欧洲人与外国人,最应该听的反而是中国人自己。

    中国没有向外扩张的基因,中国的文明也是以和为贵,正因如此,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在扩张与被扩张中一一灭绝,而中华文明反而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懦弱乎,强大乎,一目了然。可是,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展时代的到来,把世界大趋势变成了扩张与战争。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华文明一下子暴露了固有的不足,弱不禁风,积弱百年而无所适从,一些人开始反思是该当“狼”还是“羊”,希望睡狮醒来后能向世界发出“狮子吼”。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经过百年扩张,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与之后进一步的全球化、民主化与市场化,以及确保互相摧毁的核子武器的诞生,世界历经劫难后终于走上了以和平为主的大道,正如习近平在德国演讲时指出的:“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习总这代领导人对世界潮流,对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要走的路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和平发展甚至当初提出的“韬光养晦”都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因为弱了就“韬光养晦”,就卧薪尝胆,强大了就开始张牙舞爪。如果一百年前那样做还说得过去,那么当今还抱着百年前的心态,别说你强大了会被人灭,也许压根儿就没有强大的机会。

    当然,对照国内的文字报道与眼前的录像,我认为“变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属于比较有性格的领导人,讲话的内容不只是靠文字,也是靠他的演讲风格与肢体语言来传递的。这些可以增强文字感染力的丰富内容到了国内千篇一律的官方媒体上,就自然显得干巴了。为什么西方有性格的领导人动不动就针对一些并不大的事件发表视频演讲,接受电视采访,这样做显然可以传递更丰富的信息,获得更加广泛的理解与认同。

    有鉴于媒体报道后的“变味”,我建议多搞一些习总等领导人活动和讲话的视频,在官媒那些写手远远没有学到老杨头的文字功夫前,这有利于增强国人对领导人的理解,对政策的支持。

    杨恒均 2014.4.1 愚人节 倾情之作

    http://yanghengjun.blog.ifeng.com/article/32358544.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4-4-14 09:34:4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五年被新技术颠覆的十家大公司

    作者:杨硕

   

    巨头很强大,但巨头也很脆弱。看看下面这十家在最近五年被颠覆的大公司吧,它们曾经辉煌一时,成为各自领域的霸主,但当互联网的颠覆浪潮袭来,它们几乎彻底丧失了应变能力,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些案例深刻地说明:巨头们是多么地害怕革命,它们自我革命是找死,不革命是等死,而胜利者属于善于运用新技术与新模式的颠覆者。自我思考一下,你是不是这样的颠覆者?

   

    柯达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不愿放弃既有市场,寄望通过专利保护来阻挡新技术,但终究被数码技术的洪流颠覆。

    柯达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影像产品公司,占有全球2/3的胶卷市场。柯达从来都不缺少技术储备,它曾经站在照相技术的巅峰,拥有一万多项专利技术,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正是柯达于1975年发明的。

    然而,柯达在发明出第一台数码相机后没有重视继续研发,而是妄图通过专利保护把数字影像技术雪藏起来,以保护现有产品。殊不知,一些企业在充分借鉴柯达专利技术的同时,巧妙地绕开了专利保护的障碍,开发出更廉价的数码产品。柯达没有想到,在申请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外,大量数字技术扑面而来,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柯达最终于2012年1月申请破产保护。

   

    NOKIA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当革命性的智能

    手机技术出现后,依然固守传统思维与产品,终于错失良机而江河日下。

    曾几何时,NOKIA几乎就是手机的代名词。它曾经连续14年占据市场份额第一,是当之无愧的移动老大。诺基亚最早提出了智能手机概念,并宣称自己不再是一个手机制造厂,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但是它在理念上照搬了电脑和传统互联网的概念,想要把智能手机做成像电脑一样强大,于是想尽办法要把键盘、鼠标、桌面管理方法都搬到智能机上。

    2007年,苹果iPhone出现了,它用手指替代了实体键盘,独创了平铺桌面,通过App Store拉拢了无数开发者,彻底颠覆了旧有的智能手机概念。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诺基亚本可以学习iOS的UI,重新构建塞班系统,甚至可以全面转向Android,以它的技术积累,很快将在Android阵营里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诺基亚的贵族精神作怪了,它不愿意抄小兄弟苹果的UI,也不愿意投入Android的怀抱,而是选择与难兄难弟微软合作。微软的WP系统相比iOS、Android不具优势,再加上缺少第三方应用,消费者不得不选择其他产品。诺基亚最终无力回天,把自己以7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微软。

   

    《读者文摘》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无法突破原有的商业模式,因此无力应对产业的变革。

    《读者文摘》曾经风行60多个国家,拥有1.3亿读者。然而从2008年开始,它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大幅下滑,最终于2009年8月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它的破产,一方面是因为杂志定位老化,忠诚的老读者不断仙去,而年轻人的阅读习惯更依托于互联网和移动端。另一方面,它的产品结构过于单一,拥有90多份杂志,可以看出它的产业都集中在传统媒体领域,无法突破原有的单纯依靠发行和广告收入的商业模式。当杂志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大幅下滑时,《读者文摘》无力承担巨额负债而倒闭。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平面媒体如果不积极利用新的传播方式,主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只有死路一条。

   

    摩托罗拉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注重以技术推动创新,却忽视消费者的驱动力,未能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研发和营销方式。

    摩托罗拉曾经发明了第一部寻呼机、第一部手机、第一部车载电话。它以技术推动创新,却忽视了消费者的需求。随着社交网络时代的来临,消费者掌握了信息传播权,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这个时代的成功者是那些能认识到消费者的力量,并构建系统来帮助消费者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比如苹果、美国运通、亚马逊。反观摩托罗拉的做法就有很大的问题了:一味在自己认为正确的产品上投入过多资源。过去的辉煌没能挽救摩托罗拉今日的衰落,2011年8月15日,摩托罗拉被谷歌收购。

   

    百代唱片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面对数字音乐冲击,未能突破传统的盈利模式,唱片逐渐沦为艺人的“豪华大名片”。

    百代唱片(EMI)成立于1897年,是真正的百年老店。在留声机、黑胶唱片、卡带以及CD时代,百代一直走在行业前列,是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百代在中国内地的影响力达到巅峰,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其主要的商业模式是通过发行唱片、销售歌曲来盈利。

    但在互联网的数字音乐模式出现后,百代的传统优势一去不复返。在过去,唱片公司就是艺人的老板,但是现在唱片公司的宣传效果可能还不如名人的一条微博转发。历史残酷得没有给这个曾经先后捧出披头士、滚石乐队、王菲、那英的“音乐帝国”一点颜面。2011年2月,百代唱片被花旗集团收购。

   

    瑞星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传统的销售杀毒软件和收费升级模式,被互联网免费杀毒模式颠覆,它不愿自己革命,只能被人革命。

    瑞星曾靠成功的营销方式连续9年蝉联杀毒市场第一,占有率曾超60%。作为收费杀毒市场最大的受益者,瑞星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出售软件、升级收费。当360免费杀毒袭来时,它既没动力推动免费,也没想到会如此致命。

    根据公开信息,2007年,瑞星卖杀毒软件赚了8亿元,是历史最高点;2008年,受360免费杀毒的影响,收入减半;2009年再次减半,甚至出现亏损;2010年年末,360杀毒市场份额高达70%,而瑞星仅剩20%不到。2011年3月,瑞星迫于压力宣布软件免费,但360在免费杀毒市场已经“一家独大”,瑞星至今无法恢复元气。

   

    任天堂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家用游戏机被网游和手游取代,往昔的游戏巨头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

    相信“红白机”、“超级玛丽”、“Game Boy”是不少80后对游戏机的最初印象,任天堂曾经就是电子游戏机的代名词,它的游戏机和游戏曾经席卷全球,现在却连续两年亏损超过300亿日元。

    PC时代并没能终结任天堂的辉煌,它推出的世界上第一台体感游戏机Wii、触控掌机NDS都在那个时代傲视群雄,然而网游和手游的兴起却宣告着任天堂时代的终结。

    手机的计算功能越来越强大,3G甚至4G移动网络正在加速普及,手机又是更符合人们使用习惯的全能型设备,导致手游的崛起成为必然。目前为止,任天堂的主要产品还是家用游戏机WiiU、掌上游戏机3DS以及相关游戏软件。另外,任天堂的经典游戏系列如“超级玛丽”、“塞尔达传说”等也存在着形象老化的危险。昔日的游戏巨头,如今可谓四面楚歌。

   

    天涯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传统BBS难以找到商业模式,流量变现困难,正在被微博、微信等新兴社交工具取代。

    天涯曾被视为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的最大热门,但最近几年,天涯正面临用户活跃度低、创新和转型不佳等难题,在与SNS、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的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

    天涯从社区起家发展成BBS知名品牌,但一直没能找到好的商业模式,如何将流量变现是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12年,天涯宣布重构其社区产品,涵盖手机和PC端,融合轻博客、微博、LBS等互联网产品元素,以应对微博等产品的冲击,同时对社区营销方面也加速整合,但是这一系列举动没有带来太大的转机。从去年起,天涯决定“押宝”旅游电子商务,推出了“天涯客”旅游电子商务平台,这将直面来自携程、艺龙等在线旅游企业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在微博、微信的“围剿”下,留给天涯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微软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当Windows占据了全球绝大多数电脑桌面后,微软已难以转身,甚至不愿创新,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模式被颠覆。

    如果有一天苹果必须放弃iPhone才能挽救自己,它会吗?2011年,全球电脑销量开始下滑,微软也在2012年出现1986年以来的首次亏损。微软是桌面时代的霸主,虽然没有破产或倒闭,但其软件授权收费的商业模式已经被颠覆。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快速演进,消费者开始使用移动设备来处理任务,他们已不再需要最新的PC电脑了。

    对微软来说,Windows和Office这样的核心产品,以及软件授权收费的商业模式,就是它庞大帝国的根基,一切不符合它们利益的创意和产品都会被砍掉。微软前员工史蒂夫·斯通曾这样评价:“Windows就是上帝,对于一些权势人物来说,拥有比PC机更清爽的用户体验的移动设备项目并不重要,他们扼杀了这种努力。”正是这种思想,阻碍了微软的创新。

   

    苏宁

    颠覆指数:★★★

    颠覆原因:零售业的店面模式正在被电商取代,苏宁感到威胁后,选择了自我颠覆。

    电商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家电这种标准化产品,越来越成为京东等电商巨头的口中物。苏宁2012年的财报显示,当年苏宁在海内外置换/关闭连锁店182家,可比店面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2.38%。即便是进驻中国的外资品牌美国百思买、日本山田电机、德国万得城,以将产品定位高端,通过提升购物环境的差异化方式来吸引消费者,也难以逃脱撤离中国市场的命运。

    危机当前,苏宁选择了自我颠覆,从苏宁易购上线的那天起,它的左右手互搏就未曾停止。如今,苏宁终于下定决心,彻底转向线上,把名字也改为苏宁云商。“现在苏宁定位不是实体店也不是电子商务,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苏宁总裁孙为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虽然外界认为,苏宁的转型仍未完全成功,但苏宁正试图摆脱传统零售商的本质。这种勇气,值得钦佩。


    来源:i黑马
 楼主| 发表于 2014-4-18 14:07:07 | 显示全部楼层
互联网创业的南派与北派
作者介绍:丁辰灵,国内知名的互联网电商专家,科技自媒体人。2013年成为DCCI评选的科技自媒体30人。致力研究互联网思维,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等。是强生,中青旅,联想等知名企业的互联网顾问和培训师。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电子工程系,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修读过美国商业证书课程。欢迎关注他微信公共号:丁辰灵

创业的南派和北派

深圳创新谷邀请我参加创新谷举办的移动互联网大会并做一个高峰对话的主持。创新谷是深圳一家颇有名气的孵化器。大会会场坐了三四百人,在深圳估计已经不算少了。若用武侠的标准来看,深圳是南派,北京是北派。南北差异巨大,这样的会如果放在北京人数得至少乘以10倍。

南派务实,北派务虚。

南派喜欢躲在公司干活,北派喜欢聚,资源人脉整合。所以你看凡是媒体属性的互联网公司大都在北京,比如百度,优酷,新浪;消费和电商属性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南方,比如腾讯,阿里,大众点评。

南派屌丝性创业,北派高富帅创业

创新谷移动互联网大会中,知名众筹网站大家投的创始人李群林做创业演讲,分享他创业成功的经历。李群林是老朋友了,他演讲的时候,台下就听到有人忿忿不平的吐槽:李群林这样的也能成功。

如果拿投资界北派的标准来看李群林,无一是处。长的矮小,其貌不扬,说话口齿也不是那么清楚。没有牛逼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创业也没有团队,光杆司令一个。李群林毫不避讳他草根的出身,他说他就是草根创业者,他做的大家投众筹网站就是想服务草根创业者。大部分的草根创业者融资太难了,去找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都是几个月碰一鼻子子灰,浪费时间和精力。这就是李群林,一个从来没做过金融业,没做过投资,做众筹网站的源动力。

大家投自去年9月份正式推广以来不到六个月,实现投资额超过1000万,成功帮助10个项目融资,实际出资人数超过150人。根据我看到的他内部的增长数据,不到一年就可以跻身为亿元俱乐部。而今年2月份,证监会来实地调研,调研完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支持股权众筹发展。

创新谷余波在投资李群林前曾经问过李,怕不怕被扣上非法集资的帽子。李群林说了一句 “要钱没有,烂命则有一条”的回答打动了余波。这也是南北现在创业的差异吧,南方的草根创业者先干起来,而貌似北派现在很多创业越来越高富帅,越来越浮躁,不融个几百上千万则不叫创业。

我这么说不是讲北派创业者都是高富帅,而是即使北派创业者没有很多钱,也往往是先拥有很多社会资源和人脉后才会下海。我常遇到北京朋友回答我为什么不创业时都说:资源不到啊。但是南派创业者往往就是义无反顾的往下跳,纯白手,纯爷们儿。

南派重服务,北派重炒作

李群林演讲完以后来找我,很兴奋的跟我说大家投已经实现投融资过程的全程专业服务,包括:辅导创业者完善商业计划书、投资人催款、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与5年内报税年审所有手续办理、专职律师负责资方和项目方的投资协议协调。

而对于投资人来讲,大家投实现了项目尽职调查报告与term sheet条款的标准化。我去其网站查看了下领头人尽职调查清单,从创始团队学历,工作经历,公司财务数据等一项项罗列,很是专业。

简单来说,大家投变成了一个服务黑匣子,创业者把项目交给大家投网站,只要项目靠谱,就等着两个月后资金到位吧。而对于投资人,只要看准了项目,并愿意出资,那其他的工作也交给大家投统一处理。

这让我想起来去年李在第二轮融资的时候,找我来领投30万人民币,总募资金额300万。30万到不是什么很大的金额,但当时股权众筹市场上炒的火热。北京几乎所有的科技媒体都信誓旦旦他们也要加入这一大潮。这些科技媒体有品牌,有流量,焉是大家投这样的屌丝网站能比。于是我就退缩了,但半年过去了,这些声称有资源有流量的科技媒体没有一家真正介入到众筹。我想这是因为众筹这样为创业者服务的苦活,累活北派的企业不甚擅长有关。北派企业善于营销,善于做流量,资源人脉置换,轻运营和服务。所以咱们老见到媒体报道互联网思维花店,煎饼店,情趣店。然后那些店老板一个个都成为了大众演讲人。现在看来,错过大家投的投资,扼腕叹息。
 楼主| 发表于 2014-4-30 16:13:52 | 显示全部楼层
分析称中国政府企业高储蓄是货币幻觉 实为负债

2014年04月30日 02:28  21世纪经济报道  
      越秀金控副总经理 苏亮瑜

  最近一则中国储蓄率达50%以上,为世界第一,且居民储蓄率稳定于20%左右的讯息,再度引发市场关注,然而,主要依据收入分配等解析中国高储蓄率成因,如同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提出的中国货币迷失,难断其详。

  基于国民经济恒等式,投资为储蓄与净出口之差,即留在国内的净储蓄与投资可相互替换。而双顺差确实给人以混沌:经常项目顺差显示中国是储蓄出口国,资本项目顺差则反映存在储蓄缺口。

  中国高储蓄率是否类似于巴萨效应在中国变异,是个“货币幻觉”?这一判断虽有些“标新立异”,但却是一种可辨识思路。暂不考虑灰色收入等的货币雪藏,通货/存款比率是随支付技术等发展而呈边际递减,且近年来灰色收入房产化是趋势。这预示居民储蓄在整体储蓄中占比稳定在20%左右是正常的,而政府与企业储蓄快速上涨则有些异类。毕竟,自2003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堪称金发女郎,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实际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其储蓄与投资的转换率显著,且中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的进程也最快。

  这预示政府与企业收入存在快速资本沉淀化现象,尤其是2008年以来,政府与企业积累了大量负债,如相关研究显示中国企业负债已达GDP的 200%,政府负债也突飞猛进,这与当前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率不尽吻合。为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政府与企业高储蓄,可能是基于负债转换而来的货币存款,是一种货币幻觉,而非国民收入所展现的真实储蓄,很难尽数变成真实购买力,高盛最近一份研究报告测算去年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42%来自于国际热钱,去年决策层持续倡议盘活存量资产,地方政府与企业债务紧缩,及中国人口老龄化,侧面反映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很可能是贷款衍生存款的负债型存款。

  同时,一季度国际收支虽继续双顺差,但经常项目顺差同比缩水84.8%,对国际收支贡献率仅为5.8%,而资本项目顺差的贡献度达94.2%,再结合2008年后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加速回落等,已反映中国目前很可能面临真实储蓄率不足问题。其实,政府和企业存款与债务紧缩并行不悖,很可能反映这些存款主要源自融资活动现金流,且盘活存量资产的润滑剂很可能来自国际热钱,即国内大量真实储蓄实际或已沉淀化为低效、无效资产。

  而若经常项目净储蓄出口受制人口老龄化,那么国际市场对人民币(6.2582, 0.0003, 0.00%)资产的接受程度,将不再那样热情,因为过去国际投资者青睐人民币资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经常项目能产生持续以美元计价的顺差,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获得美元信用背书,一旦经常项目顺差的美元储蓄趋向回落,将给市场投资者以中国经济孳息能力和边际投资收益率趋降之镜像。这很可能是当前人民币持续贬值的深层原因,且随着人民币持续贬值,国内实体将越发面临外债紧缩风险,如近年来部分政府和企业通过各种手段举借了大量外资。

  鉴于此,目前中国高储蓄率可能并非是基于政府与企业高储蓄,而是长期利率管制等金融抑制、社会保障不健全,乃至住房公积金、社保等高缴费率等背景下,导致居民基于对未来安全忧虑而采取被动的节欲策略,即占总储蓄率20%左右的居民储蓄,恰是中国高储蓄率的核心表现,企业与政府的货币存款则是对居民部门和境外债权人的负债。

  在稳增长下,利率管制等金融抑制幻觉将在短期内不会彻底打破,决策层对人民币贬值也将存在容忍边界,因为稳增长需真实储蓄,而金融压抑承担了强制储蓄功能,人民币汇率的适度稳定有助于吸引外部储蓄。可见,本月中旬对农村地区金融机构降准,接下来不排除会基于区域经济进行定向宽松。
 楼主| 发表于 2014-5-5 14:13:57 | 显示全部楼层
温州炒房、东莞“娼盛”与畸形经济




KCIS观察:抢快钱的畸形的经济发展无疑是不健康的,表面上看经济发展迅猛,但长成的是一个虚胖的巨人,当那些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无法迅速来钱的基础产业长期被冷落,而泡沫产业又膨胀到无以为继时,经济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两大新兴制造业基地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广东的东莞,二是浙江的温州。东莞和温州的制造业有二、三十年的辉煌,之后就逐渐步入由盛转衰的过程。一方面是劳力成本的提高导致商品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外需减少,市场有限、竞争激烈之下,商品价格无法与成本同步提高,甚至不升反降,发展遇到瓶颈。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有报道说,东莞的制造业,十停去了三停,产业工人一年丧失了160万人。温州同样也受到沉重打击,打火机生产甚至几近腰斩。

    发展遭遇瓶颈,本应更加集中精力、财力,专注于企业的发展,才能有所突破,可不管是东莞还是温州的商人似乎并没有如此干劲。温州商人把眼光盯上了来钱快、利润高的炒房、开矿上。温州炒房团赫赫有名,内蒙、山西等地的煤矿重镇频频能见到温州商人的身影。

    东莞人则把色情业玩得风生水起,这个寄生行业不但没有随着东莞制造业的举步维艰而萎靡不振,反而是一枝独秀、繁荣“娼”盛,最近刚揭露出来的东莞的“性都”内幕让人大跌眼镜。

    人的性格各异、背景不一,使人们在谋生、创业、经营的取向上呈现多样性,有人喜欢踏实、稳定的路子,有人喜欢冒风险、赚快钱,有人选择坚守,有人选择多变,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如今中国有那么多的商人冷落制造业,一股脑儿搞快钱,一窝蜂炒房、开矿,甚至不惜大搞违法的色情业,这就很不正常了。

    温州和东莞多是中小私营企业,这些中小商人热衷于搞块钱与官员贪腐有关。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握有对企业的生杀予夺大权,这使贪官有上下其手的机会,就如广东的那个局长说的,“我分分钟能搞垮一个企业。”对贪官而言,要扶持一个企业还是要搞垮它,唯一决定的标准就是该企业能给他多少好处,这就使企业经营者必须选择来钱快,利润高的行业才能生存。古人云,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些中小商人的现状恰恰相反,无恒心者无恒产,企业命脉常握在贪官手里,就不会想无论多艰难都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企业长久支撑、做强做大,留给子孙后代,而是赚了钱就想移民,到贪官的手够不着的地方去,很多人都办有外国护照。既然赚了钱就要走,当然是什么行业好赚就搞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如此这般,冷落费时、费力,利润低、来钱慢的制造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热衷于搞快钱、冷落制造业,热衷于扎根海外的并不止局限于那些中小商人,而是在包括大型国企的经营者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最近刚出事的华润董事长宋林擅长的就是大手笔的矿业并购并从中进行巨额利益输送与自肥,妻女都在美国生活。这些则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找原因。

    制造业是工业的根基。最近央视的一档节目谈到中国空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因为飞机发动机主要还是靠进口。发动机的生产考验的就是制造业的水平,没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国防建设就谈不上世界一流,其他领域也一样。

    如何才会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呢? 2012年《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有一篇文章《浮躁的中国抵制不了日货》很有些启发意义。该文说:“在购买智能手机时,无论买的是哪一款,其中都大量使用了日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如果不愿意使用日本的零部件,那就必须建立起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的半导体企业。中国从几十年前就开始高呼培育半导体企业,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培养出一家世界顶尖级半导体企业。” “半导体是一项竞争激烈的产业,每年最少也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设备投资,还需要多年的研发。而且,这些努力并不一定立竿见影。因此,企业需要具备能够果断做出决策的领导,以及能够应对灵活变化的企业组织。中国之所以没有培育起半导体产业,原因就是没有具备以上条件。企业就算拥有丰厚的资金,如果满脑子只想着马上赚钱,他们选择的往往都是房地产投资之类的投机方式。资金很少会投向半导体之类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盈利的烫手山芋。” “日本有很多制造零部件及其模具的中小企业。在年轻的时候,笔者曾经采访过一家制造生产螺丝时使用的“螺纹切削工具”的日本企业。那是一家员工不足100人的小企业。制造螺纹切削工具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在小小的工厂里,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工作。日系汽车产业的品质,依靠的就是这些零部件的精巧。反观中国,资金都向大企业集中,中小企业因为贷款困难,很容易就会倒闭。如此一来,就积累不到技术。”

    或许中国制造不出世界一流的发动机,就是有许多类似螺丝钉的零部件质量上不去的原因。

    抢快钱的畸形的经济发展无疑是不健康的,表面上看经济发展迅猛,但长成的是一个虚胖的巨人,当那些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无法迅速来钱的基础产业长期被冷落,而泡沫产业又膨胀到无以为继时,经济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了。但是,即使重视与坚持也并不会必然带来高水平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那些生产者倒是投入全部的精力人力和财力进行小商品生产,结果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温州的伪劣商品在全国泛滥。在计划经济时期,也长期偏重于制造业,可不但没能把它做大做强,在改革开放前夕,经济甚至滑入崩溃的边缘。

    这些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也许要从体制上寻找根源,经济发展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两者不能相适应时,经济就会以畸形发展的形式作出反应。 [ 刘少平 ]
 楼主| 发表于 2014-5-6 11:09:34 | 显示全部楼层
比房价下跌更可怕的事情引起网民热议
2014-5-6 10:54:33 发布
    来源:中华论坛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0/44/64/9_1.html

    最近,中国大陆的房价大跌成了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还有比房价下跌更可怕的事情。知名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赵海均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的一篇博文,引起网友的热读和跟帖评论。

    文中称, 〝五一〞小长假,北京楼市在寂静中度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二手房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下跌,在二手房价格跳水的影响下,北京一手房市场发生分化,部分楼盘不得不通过打折的方式〝以价换量〞,而在上海,楼盘降价现象开始蔓延。

    前一段,〝保定副首都〞的概念让保定楼市〝火〞了一把,保定市多个楼盘涨幅一度超三成。然而随着副中心的说法一直未得到官方确认,加之相关功能疏解规划细则未出台,保定副首都的概念也渐渐随之褪色,昙花一现的楼市虚火同时消退。

    作者说,房价下跌对消费者是一件好事儿,对房地产经营公司来说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同时作者提出,不健康的楼市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儿,但经济的深层次原因和其背后有很多东西才是更可怕的。

    作者用搞实业举例说,一位朋友最近创办了一个实体企业,搞食品生产蘑菇酱,产品质量相当好,但是进超市却屡屡碰壁,因为超市中的黑幕太多。现在很多情况下,一种产品能否进超市不是靠产品好坏,百姓的口碑能决定的,更多的是利益问题。一件产品想要进超市必须要层层送礼,要给回扣,里面还有更多的黑幕更可怕。不少连锁超市或大型超市,企业根本不是靠经营赚钱,而是靠收取产品的进场费盈利。现在对于一个大型连锁超市来说,一种商品的进驻需要多个环节,但不是层层把质量关,而是要收取层层回扣。据说,大型超市从生产企业得到的利益超过厂家的25%以上。

    〝入门难〞成了这些实体经济经营者要面对的问题,层层打点必不可少。超市特别是一些大型超市实际上就是一个〝黑社会〞!这些连锁超市企业,不但〝入门难〞,除了打点,回扣,更为可恶的是,企业往往挪用厂家大量的资金,它们的回款一般都在三个月以上。而这些销售额达到几十亿的连锁超市,把大量厂家的资金挪做它用,有的进行房地产开发,有的买一些商铺物业房产,有的进行资金生意放高利贷等等。一些生产厂家本来现在利润就不高,再被超市长期占压资金,还要给商家层层回扣,所以很多搞实体的企业都被拖得半死不活,有苦难言。

    另外,作者还提到,现在的一些大型连锁超市也是腐败的滋生地。最近几年不少大型超市卖出大量购物卡,一些行贿送礼之人直接送一些金额较大的消费卡,由此隐藏的腐败问题可想而知。超市连锁企业,既是腐败滋生的地方,又是隐藏腐败的地方,还是打击中国实体经济的万恶之源。房价虚高与商铺价格高有关,商铺价格与这些企业有关。正是由于这些大型超市大量的现金流被移作他用,不但扰乱着房地产市场,还扰乱着金融市场。中国社会实体经济很难好起来,其中与市场环境恶劣密切相关。

    作者还揭示,过去曾经曝光医药厂家如果想要卖出药品,需要给药店和医院层层回扣,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损害的还是消费者的利益。最近曝光的一些钢铁企业,像海鑫集团,本业是钢铁,结果把银行借来的大量贷款挪作他用,企业老板甚至购买私人飞机奢侈消费等等。不少大牌娱乐明星就是靠不法私营暴富业主和国企垄断企业老板捧红,富的是不法分子,红的是明星,害的是大众百姓。其实很多表面上富起来的一些人完全是由于恶意占用了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

    最后,作者总结说,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潜在的消费市场仍然很大,但是中国经济是大而不强,面临多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黑洞太多,而市场黑洞的关键原因是黑幕太多,市场环境太差。他认为最可怕的是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太恶劣,环境恶劣的背后是文化腐败和文明的没落。

    文章发表后,一天内阅读量达到41766人次,获得许多网友跟帖议论。有网友说:制度不改,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笨牛的传说:很有道理,但是各地的权力阶层未必愿意,那等于割黑权的肉啊!

    网友寄居今日:有深度!其实这种现象已经把有雄心创办实业的人搞得驻足观望,犹豫不前了。生产者成为了绝对弱势,投机者榨取了生产者无尽的劳动价值,掌权者只为了自己的腰包能鼓起来,就胡作非为……如此以往,劳动者不再劳动,生产者不再生产,就让所有的人天天啃纸币去吧。

    网友清醇少妇:权力不为民,民有何法?打着为民幌子,行骗民心之实。超市只是冰山一角

    网友爱很美:反垄断、反暴利都有法律的。但中国法制环境太差,法制被忽视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根源。

    网友老戈:的确如此!想进商超不脱10层皮,休想!而商超的物价不高出厂价的5倍以上,你也站不住脚!追究其原因是:离谱的高房价破坏了整个价格体系,破坏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破坏了人们对价格体系的判断。再深究其原因是:〝一切向钱看〞深入到方方面面,深入到大小企事业单位,深入到官员至百姓,深入到肌肤、骨骼、骨髓、神经。

    网友梦里花:中国的改革真是很难往下走,这是一个烂了心的白菜,不单是百姓可能要放弃,或许世界都在放弃他了,可恨的是,有一伙人,中国能说上话人,宁可烂到底,也要这样搞下去,他是世界革命,中国没得搞了,搞完了,他移民啊,好,那就等他烂下去,让那帮杂种滚出中国

    网友汝勿离:人心下跌比经济更可怕。
 楼主| 发表于 2014-5-9 15:56:27 | 显示全部楼层
诺奖得主:中国的症结在于市场太多政府太少

2014年05月09日 14:17  华尔街见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为中国经济把脉,称中国的问题在于市场太多,政府太少。换句话说,政府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中国应遵循的“成功经济学”是提高税收,增加城镇化、医疗、教育的开支,同时刺激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贫富差距。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微博]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受中国高层器重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曾多次来华参加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斯蒂格利茨此次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1、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政府管的过少。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

  2、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因为这在美国被证明是昂贵且低效的。

  3、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提供教育、医疗、交通、公园等公共品。

  4、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市场不会自我监管,政府应该承担起监管责任。贷款利率的自由化鼓励了剥削贫穷消费者的掠夺性行为。

  5、政府应该通过加税来提高财政收入,具体方法为征收环境税(包括碳排放税)、更为累进的收入税(包括资本利得税)以及房产税,并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

  以下为斯蒂格利茨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评论的原文:

  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以及让如此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经济上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其领导者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对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哪怕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现在,中国正在实施一系列新的根本性改革,而既得利益者已经开始抵制。这次改革者能否再次胜出呢?

  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政府管的太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记住一个关键点,与过去一样,当前这一轮改革不仅仅是对经济进行重构,也是对既得利益进行重构。后者将为未来的改革设定框架,甚至于决定改革是否可能发生。今天,虽然一些高调的措施赢得广泛关注,比如政府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问题。

  30多年前,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市场需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这一点已经实现的了,私人部门比以前要重要得多。而且,现在有一种广泛的共识,认为市场需要在许多国企垄断的领域扮演官方所谓的“关键角色”。但市场在其他板块以及整体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事实上,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政府管的过少(原文:Many of China's problems today stem from too much market and too little government)。换句话说,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

  比如说,环境污染的恶化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已足以与美国并驾齐驱,同时腐败现象在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都大行其道。

  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社会内部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这一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尤其明显。随着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将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向服务和家庭消费,部分问题可能还会恶化。显然,中国的个人消费还有增长空间,但效仿美国人那种挥霍无度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对中国、乃至于这个地球都是一场灾难。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如果碳排放进一步上升,也将威胁全世界。

  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

  中国可以有更好的策略。首要的一点,如果中国将更多的资源用来缓解医疗和教育的巨大不足,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也必将得到改善。在这里,政府应该扮演主导角色,而且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这么做。

  美国的私营医疗体系是昂贵和低效的,相比欧洲国家,花的钱多得多,效果却差得多。中国不应该追求更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系。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提供基础医疗方面迈出了一些重要步伐,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部分人将其与英国模式相提并论,即将私营医疗服务叠加在公共基础医疗之上。相比法国式的政府主导型医疗体系,到底哪一种更优,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采取英国模式,那么关键就在基础医疗的比重。英国的私营医疗部分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公共体系。

  政府要提供公共品

  同样,虽然中国在从制造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201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制造业),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很多行业正在经受产能过剩之苦,没有政府的帮助,要实现有效的、平滑的重组并非易事。

  中国的结构调整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快速的城镇化。要确保城市的宜居性以及具有环境上的可持续性,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提供充分的公共交通、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和公园等公共品。

  金融危机的教训:市场不会自我监管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重大教训,那就是市场不会自我监管。市场总是有产生资产和信贷泡沫的倾向,而且必然会崩溃(通常发生在跨境资本流动突然转向的时候),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美国热衷于去监管化是危机的起因。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去监管的步伐和顺序,但最终的结果同样重要。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导致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储贷危机。贷款利率的自由化鼓励了剥削贫穷消费者的掠夺性行为。银行监管的弱化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增长,只是造成更高的风险。

  应改革税收政策

  不要过分依赖土地财政 我们希望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这是一条充满灾难的路。中国领导者的挑战在于设计一套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有效的监管体系。

  这就要求政府扩大筹资来源。中国的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卖地来获得财政收入是经济中各种扭曲脱节以及大量腐败的根源。实际上,政府应该征收环境税(包括碳排放税)、更为累进的收入税(包括资本利得税)以及房产税,来提高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这可能会损害国企经理人的利益)。

  问题在于,在控制信贷扩张(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突然反转)、全球需求低迷、调整经济结构和大力反腐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实现较快速的增长(显然比过去的高速增长要低)。在其它国家,如此严峻的挑战早已造成瘫痪,而不是进步。中国应遵循的“成功经济学”是显而易见的:提高税收,用来增加城镇化、医疗、教育的开支,可以同时刺激增长、改善环境和降低贫富差距。如果中国的政治家能够实施这一议程,中国和全世界都将受益。
 楼主| 发表于 2014-5-30 10:53:2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太大了
    又到几百万大学生为找工作头痛的时候了,可是,用工荒的确是中国目前的现实。这样的现象似乎不好解释,其实很简单,中国的老板根本不需要大学生,说得更彻底一点,中国的发展根本不需要大学生。我国的工厂靠的是引进技术,仿造产品,用最短的时间收回成本。大学生们如果能屈尊和农民工打成一片,工作有的是。

    中国有今天的成就,必须彻头彻尾地感谢农民。工业发达起来了,农民却没有见到“工业反哺农业”的多少好处。被工业榨干了的农业,农民自然不会认为扛锄头会有光明的前途,于是,他们来到城里,成为了所谓的农民工,可是被“榨取”的命运丝毫没有改变。工厂老板想的是:要大学生干什么,我又不搞产品开发,大学生还得开高薪水,又不好管。农民工多好,工资不高,他们没有社保的意识,而政府只管收税,不管有没有为工人交纳养老保险。

    这样廉价、好欺负的工人在全世界也找不到,而且,地方政府像伺候上帝一样恭敬投资商,哪有吸引不了外资的可能。中国成为低端制造的世界工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刚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开始转型,他们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信息产业长足发展。这些发达国家放弃的制鞋、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找到了中国这块乐土。中国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加上广大农民工的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如今快速发展的30年过去,政府醒悟了,中国速度无法靠侵犯知识产权、低端制造业持续下去。再说今天的农民工也不是20多年前的农民工了,他们学会了找低薪水、无保障的充分理由制造不稳定。中国老板,外国老板,发现中国农民工不好欺骗了。同时,很多公务员发现,农民工的薪水已经赶上他们了。靠低廉价格的优势获得国际竞争的昨天已经过去,可是,中国制造如何转变了中国创造?

    想转变为创造,最需要的是人才,需要花大力气搞教育。可是,中国的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的人才,都想着美国的绿卡,所以,才会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服务于美国的硅谷;留学生们想方设法留在他国。中国成为了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可是,人家的国家,要的不是我们这些脑力平平的人力资源,除了投资移民,人才才是他们最想要的。我们“科教兴国”的这“国”到底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简直是在为人家培养人才!

    像袁隆平这样的杂交水稻之父,在人家的国度,肯定成为了本国最富有的人,在中国领得一个国家级最高科技贡献奖也不过是一本红色证书和500万元人民币。这样的国家,人才不跑才怪  感谢袁老这样的老一辈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党国的事业为重!本土的中国人终于有这么一个莫言领到了诺贝尔奖,但在盗版猖狂的中国,他的书印得再多,也不可能成为富人。再说,中国人又不读书。中国的科技、艺术,都显得那么没有创造力,那么没有希望。这怪谁?

    袁隆平属于体制内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人,但我们还能奢求下一辈的人有如此高的精神境界吗?六七千万在体制内的人一生旱涝保收,除了有升官发财希望的人,多数人在这种没有一点竞争的工作环境里,缺乏激情,没有上进心。他们曾经是中国最善于读书的人,如今的大学生,对体制内安全温暖的怀抱仍然趋之若鹜。这些好用的脑袋进入体制内,犹如泡进一滩死水里,中国靠这些人实现发展转型、实现强国梦,是不可能的了,他们能少贪一点就谢天谢地了。

    国家每年投入多少科技研发经费我不知道,反正想尽早发财到国外享福的众多企业老板们,是不会掏出这种钱来的。但我知道,教育的投入比起“三公经费”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教师的工资不算在内,投入不过区区几百亿。说是科教兴国,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这个最低标准,从1993年至今努力了20年。“三公经费”、财政供养人员却不见减少,哪有更多的钱用于教育,很多地方的教师领不到足额的工资。看一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他们连发一个自创的微信都困难,可见中国农村教育之失败  中国的农村教育,只是让大家认识几个方块字。

    印度的民主和发达的信息产业让世人看到的不是遍地的贫民窟,而是希望。以认识几个方块字为目标的农村教育,不读书的中国人,无法激发人才创造的体制,中国如何转型到新经济的路上,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反正官越大,留在中国的想法越少,他们哪会管将来有什么陷阱等着中国百姓跳进去,也不会管环境好坏。

    (作者:别了还来)
 楼主| 发表于 2014-6-3 09: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台湾人均技术创新能力居然高过以色列!

專利越多證明創造力越高,創造力越高智商就越高!看看下面的表格,聚集了大部分猶太人的以色列國在美國的專利申請量才20000多個,而小小的臺灣卻是80000多個,是它的四倍!說猶太人智商高純粹是胡說八道!中國大陸還沒有睡醒呢,暫且讓小日本領了先!中國大陸一旦全面復蘇,西方白人將完敗!嘿!



在美申請專利數量排名 美國第一 中國臺灣島第七 中國大陸包括香港世界第十八



 楼主| 发表于 2014-6-3 13:44:53 | 显示全部楼层
迈克尔·波特:论社会进步,美国不是第一




    作为美国人,我们总愿意相信自己是全球领导者  毕竟,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排在世界前列。我们习惯性地以为,美国社会在教育、获取信息、个人权利、为公民创造机会等综合指标上,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在新发布的一项衡量多项社会指标的综合性“社会进步指数”中,美国仅排在132个被统计国的第16位,落后于德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大国。

    我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斯科特•斯特恩教授牵头,经过研究与顾问团队的多年努力,推出了首个独立于经济标准的、全面衡量社会成功的新标准“社会进步指数”。我们从三大层面衡量社会进步:一个国家能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能不能为其国民提升生活水平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能不能提供一个让所有人实现最大潜力的良好环境?我们从五十余个方面,严格、细致地建立起模型,尽可能地采用了最完整、最客观的数据,反映132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现状。

   

    2014社会进步指数排名前20的国家

   

    社会进步指标所包含的各项考察指数

    客观标准反映出,美国社会在许多重要方面表现得很不理想。例如我们花在医疗保健上的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但取得的效果却远远不如其他发达国家  看看美国的肥胖率和位列全球第70名的人均预期寿命就能明白这一点。

    在接受基础教育方面,美国排在第39名,低于巴西(第38名),仅比中国(第44名)高一点点。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上学,但其他很多国家在全民教育和人民受教育程度方面做得更好。美国中学的退学辍学率非常高,与智利、乌拉圭等国不相上下。

    在人身安全方面,我们排在第31名,不但落后于加拿大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甚至已被韩国、波兰等国超过。在美国,平均每年每10万人就有11.4个死于交通事故  这个数字在英国仅为3.7  大量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是导致美国社会人身安全仅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处在相同水平的部分原因。

    即使在某些大家都以为美国遥遥领先的地方,实际情况也往往令人沮丧。譬如,美国获取信息和沟通的渠道仅排在第23位。我们虽然建立了一流的信息沟通渠道,但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机会接触和享有这些成果。美国的移动电话保有率在被统计国中仅位列第83。

    社会进步指数脱离经济指标,直接测量一系列社会成就。这使得我们首次能够细致观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进步程度间的关系。过去,我们总是假设经济增长就足以提高社会福祉。通过本项研究我们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与社会进步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但它与线性或自相关关系相差甚远。新西兰位列社会进步排行榜榜首,但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二。

    我们的发现清楚地证明,完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是不完善的。推动社会进步需要一套适合社会的战略,社会进步指数可以帮助各国根据自身情况,优先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即便是新西兰和瑞士这样在榜上名列前茅的国家,它们的成绩单上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这些社会也还有许多进步的机会和空间。

    作为美国人,我们有理由为普及全民教育和免费网络等多项重要的社会进步感到骄傲,但当前的现实是,许多国家已经迎头赶上甚至超过了我们。跟上世界进步的步伐,拓宽社会进步的范围,这都需要美国坚定不移地努力,而我们的脚步显然已经放缓了。

    美国在医疗保健上的得分反映出,社会进步不在于政府花多少钱。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美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形成共识:以市场为基础的商业解决办法,是满足社会需求、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力量。这是我和马克•克拉默在“创造共享价值”研究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如果相关各方能够增进合作、关注结果,我相信美国社会能够重新站在世界之巅。但要攀登高峰,就必须首先认清现实  我们站在低处。

    (注:在该排名中,中国位列第90名。中国的邻国中,日本居首,排名第14,高于美国;韩国第28名;俄罗斯居于第80位。

    本文英文原载《赫芬顿邮报》2014年5月14日,原标题:“CHART: In Terms of Social Progress, America is Not #1 -- It""""s #16”;杨晗轶/译)
 楼主| 发表于 2014-6-17 11:0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樊纲: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福利陷阱
来源: 凯迪社区  

                  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一定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快于还不够中等的,中等收入一定是生产力要到中等水平,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到中等,你的收入到了中等了。你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生产力的提高速度就出问题了。
  真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无非就是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是所有的低收入高收入都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第四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换了一个角度说了一遍。真正的陷阱在一般意义上就是只要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上涨,就是竞争力下降,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低收入国家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贫困陷阱当中出不来,你就不会起飞,现在中等收入的阶段就不能够再进入高收入阶层,你是高收入国家到了这就变成欧洲现在的债务危机。中等收入国家就像拉美的债务危机,高收入国家就像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它反映了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正是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所谓陷阱就是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增长。

  可以反过来说,为什么生产力不上涨,不增高快一点,是供给角度的问题,我说可以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为什么工资提高的快,生产力提高的慢工资提高的也慢前面说了这不是问题,只要工资和生产力相适应竞争力没有丧失。

  所以当你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是我们竞争力提高不快的时候,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生产力提高不快为什么你的工资提高那么快,假如工资提高的不是比你生产力更快的话,你的竞争力不会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过来说所谓的陷阱根本上叫做福利陷阱。

根本上是因为你的工资福利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前面说了我们得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你的竞争力会丧失,假如你的工资福利不提高的比它更快的话。你可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我们可以去努力,从供给层面我们去改进,去创新,去提高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丧失竞争力。

  如果说有陷阱的话就是一般的陷阱,一般的陷阱它的本质是福利陷阱。你回顾拉美的陷阱,回顾拉美的问题,回顾现在欧洲的问题,都是因为拉美当时是在人均GDP 2000美元的时候想要搞人均GDP 20000美元国家的福利制度,社保、养老、医疗,然后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债务危机,出了一系列的事,失去十年又十年。

  发达国家这些年就是工资福利,这个政党要争选票承诺给谁加补贴,那个政党要拉选票承诺给谁要减税。所以如果有陷井,所有这些教训和我们理论上的这些推理,你一个个的推,最基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工资福利上涨幅度快于我们的生产力的提高幅度。

有没有中等收入的问题,有没有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特殊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是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特别容易产生这种陷阱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属于中等收入陷阱。在这里我们作为搞理论的进一步要明确我们的思路,尽量把概念搞清楚,剔除不相关的因素。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就是跟中等收入相关的问题才叫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这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拉过来。最近我跟世行写这篇文章的人辩论了一番。

  我说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他就举了一大堆东西,说国有企业不好,政府干预太多,我说国有企业低收入三十年前就有,这个不是中等收入才有的,政府管制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不是到了中等收入才有的,环境污染,高收入国家过了我们这个阶段你们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到了很高的时候你们才开始清理,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到中等收入这个框里,说中等收入陷阱得有一个什么因素跟中等收入相关才叫中等收入陷阱。

可以说任何陷阱,中国问题多了,你要说中等收入要和中等收入相关我才服气,只有跟中等收入相关的我们才把它拉进来,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福利陷阱这件事,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把不相干的东西抽干净,解释中国的问题把所有的东西拉进来解释。你要解释一个因素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你得抽象把其它的因素剔除掉。

  中国很可能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人老问中国各种因素结合在一块会不会出现危机,我说一个事都可以出现一个危机。比如这两天雾霾,东北那里有了雾霾,弄不好大家如果一折腾社会不安定的话,其它国家的体制真可能出现一次危机,经济增长会停滞,都是相关的。但是我说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如果讲中等收入想想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有什么特殊的因素。

  我前面基本讲的没有什么中等收入特殊的东西,如果说陷阱的话前面的因素是一般性的问题,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收入阶段都会出现竞争力丧失,然后出现经济停滞,出现各种危机。回过头来我们就要仔细分析我们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问题,有没有特殊问题,我说有中等问题。

可以说任何陷阱,中国问题多了,你要说中等收入要和中等收入相关我才服气,只有跟中等收入相关的我们才把它拉进来,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福利陷阱这件事,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把不相干的东西抽干净,解释中国的问题把所有的东西拉进来解释。你要解释一个因素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你得抽象把其它的因素剔除掉。

  中国很可能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人老问中国各种因素结合在一块会不会出现危机,我说一个事都可以出现一个危机。比如这两天雾霾,东北那里有了雾霾,弄不好大家如果一折腾社会不安定的话,其它国家的体制真可能出现一次危机,经济增长会停滞,都是相关的。但是我说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如果讲中等收入想想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有什么特殊的因素。

  我前面基本讲的没有什么中等收入特殊的东西,如果说陷阱的话前面的因素是一般性的问题,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收入阶段都会出现竞争力丧失,然后出现经济停滞,出现各种危机。回过头来我们就要仔细分析我们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问题,有没有特殊问题,我说有中等问题。

可以说任何陷阱,中国问题多了,你要说中等收入要和中等收入相关我才服气,只有跟中等收入相关的我们才把它拉进来,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福利陷阱这件事,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把不相干的东西抽干净,解释中国的问题把所有的东西拉进来解释。你要解释一个因素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你得抽象把其它的因素剔除掉。

  中国很可能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人老问中国各种因素结合在一块会不会出现危机,我说一个事都可以出现一个危机。比如这两天雾霾,东北那里有了雾霾,弄不好大家如果一折腾社会不安定的话,其它国家的体制真可能出现一次危机,经济增长会停滞,都是相关的。但是我说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如果讲中等收入想想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有什么特殊的因素。

  我前面基本讲的没有什么中等收入特殊的东西,如果说陷阱的话前面的因素是一般性的问题,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收入阶段都会出现竞争力丧失,然后出现经济停滞,出现各种危机。回过头来我们就要仔细分析我们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问题,有没有特殊问题,我说有中等问题。

第一,比起我们刚刚告别的低收入阶段,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更大。到了中等收入的时候,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高收入阶层,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当整个经济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收入差距会特别明显,甚至还会继续扩大。以前有个曲线,收入差距最恶化的情况是在收入中等的阶段。

  而且这个时候大家刚刚走出低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是比较均等的时代,社会收入比较均等的贫穷的时代,但是它确实比较平等。到了现在高低收入的问题就很明显了,我们中国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农民没有转移完,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属于低收入阶层。百分之七十是怎么构成的,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农民工,百分之三十是城里人,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生产阶级,有房子有车,再加上高薪阶层。

  今天不讲腐败的问题,高收入阶层可能有一半,再往下走,因为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尽管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在提高,总的来讲低收入的状况一时半时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而且百分之七十是多数人的,一方面看到城市的贵族买奢侈品、出国旅游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贫困低收入阶层面临的窘境也更加明显。经济系数这两年略有下降,这两年特殊原因是因为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保障性的补贴性支出。


也许对经济系数的下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过头来过两年也许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在这时候社会压力对于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社会压力,这种社会的要求特别的大。在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回忆过去美好的旧时光,过去多么平等,过去多么好。过去我很贫穷但是我也很快乐,不断有人在追忆过去,你告别了平等的贫穷的旧时代,进入了差别化的新时代,中等收入。

  你又没到发达国家的高水平阶段,高水平之后有高福利,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这是我们现在羡慕的。作为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天天还拿着跟这些国家在做比较,一方面在回忆美好的旧时光,一方面天天有人在讲人家多好,每个人进了医院国家全包,我记得两次在会上年轻人给我提的问题是比起北欧的高福利社会我觉得很不幸福。天天我们都在比,这也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特殊问题。

  (作者: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4-6-17 13:40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4-9-2 15:16:39 | 显示全部楼层
风青杨:近千万中国富人为什么要移民?
    据澳洲网8月31日报道,有专家近日称,有近1000万中国富人打算移居澳洲,对澳洲人生活方式的向往是他们选在在墨尔本郊区购置房产的重要原因。资深分析师约翰斯顿说:“两大主要原因是澳洲清洁的环境和更好的教育条件。”(9月01日中国新闻网)

    此新闻迅速引发网友广泛热议,有网友调侃道:“不是说好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呢?先富起来的特么全移民了?”还有不少网友感慨说:“贫贱不能移啊!”记得去年十月,著名导演贾樟柯发微博透露:“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坐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当时也曾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你移了么?”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上无法回避的话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起码一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而选择了移民。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面对富豪的迁移,我们不要把爱国联系在一起,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为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富豪,不愿居住在中国。

    一,教育环境好,利于子女成才

    有这样一句描述青岛的老板们移民的话:“青岛10个老板中有3个已经移民,有4个在移民的路上,还有3个打算移民。”有超过58%的投资移民表示:子女教育是他们移民的首要原因。相对于国外,国内的孩子整天在重复做一些他并不感兴趣的计算题,整天处于压抑中。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从小在各种辅导班和学习作业的压迫下,孩子已经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可贵的创造力。

    而移民们希望他们的孩子移民后可以去探寻到内心的自由度,而不是急功近利,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国内教育亚文化的影响下,过早学会察言观色,说一些违心的场面话;他们希望这一代人在社会大环境下无法改变的悲哀,不要再将它延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比如,在国外读大学,学习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一方面,外籍学校在孩子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中,更注重对于孩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西方式教育更倾向于把孩子教育成感情丰富,而且能够学会真实表达真实的个人,而并非一味强调某些功课的应试成绩,这种不那么急功近利的教育,更容易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另一方面,在国外,比如在新西兰,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义务免费教育,即使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孩子也可以自己申请学生贷款,以后再免息偿还,即便一个孩子读到博士,他也可以领取不低于正常工薪阶层的薪资,就是说他即使是依靠读书深造,都能养活自己。

    二,为了国外健康的生活环境

    大多数移民国外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喜欢上了国外的一种生活环境,更是为了在国外“养老”。比如食品质量、空气质量等都比国内要高。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部分富豪的一块心病,比如:关于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和关于地沟油的新闻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国外的医疗体系更完善,很多有钱人愿意花钱买健康。国外的医疗体系比国内要好,这个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

    有人曾这样说:“在加拿大,国家比较成熟了,十几年不变一变,哪里死个人,都是天大的新闻。最受新闻欢迎的内容就是娱乐至死。政治也娱乐。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天大的事都是小事。永远想象不出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在中国,变化太快,每天一个样,每个新闻都让人爆炸。”

    三,投资环境与安全因素

    一位移民加拿大的人曾说其选择移民的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另外,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很多都是要人际关系来解决,隐形的东西太多。为了做成一笔生意,除了要在正常竞争秩序上劳心费神以外,还要另外动多少歪脑筋,才能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如果相关政策能够更加完善,保护企业家的切身利益,竞争机制更加透明,减少潜规则带来的不安全感,谁又愿意背井离乡?

    与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也许他们都很热爱这个国家,也想在发财后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渴望这个时代能尽快进行体制变革,给很多致富试图思源的人创造更适宜生存的阳光、空气、温度和水。不然就有可能导致致富者人人皆有罪的杯具。首富黄光裕的锒铛入狱是耐人寻味的――谁的罪与罚更多呢?

    社会仇富,政策又不稳定,有钱的人谁能有安全感呢?移民到了国外,可以享受到更为安全的保护,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行业,资产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有钱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怀疑来路不明?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都有的“私有欲”,但是,这个想法在国内无法实现。比如想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譬如土地、房子。在国内,是无法满足个人的这种“私有欲”的。“房子说到底是租的,土地也只有使用权。个人是没有财富的完全支配权的,因为,都是公有的。

    四,移民后的其它优惠

    通过移民后的身份转变,很多老板在不放弃中国的挣钱机会的同时,还能获得在发达国家的种种好处。比如,在拿到发达国家的身份以后,来去很多国家可以免签证。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于富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国的方式。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个、120个、130个和122个。

    许多移居美国只为持有绿卡、以便自由往返美中两国的大陆新移民,数年后,都十分自然地希望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护照享有的全球最高礼遇----免签证前往世界150多个国家。华人有旅游、探亲、商务需要的国家基本上都在美国护照免签证国家和地区名单附上。与此相反的是,目前持中国护照前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归属中国特区的香港、澳门等地,都要申请签证或入境许可。

    移民带“移”走了什么?

    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另一个庞大的数字是: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谁掌握了人才,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要想留住精英人才,关键在于留住他们的心,根本在于共建一个公平、正义、诚信、法制的生存环境。只有“软实力”强大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

    不用说,现在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的人,都是现阶段中国的精英。无论哪个国家,精英流失,绝非流出地之福,但是,要想遏制这种移民潮,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给他们安全感。如果一个社会的“心”走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归拢人心,留住人,让人在这个社会生活有尊严,才是社会去“空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文/风青杨  微信号:风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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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22 17:32:52 | 显示全部楼层
年底经济会议用新常态

   经济会议表明从当前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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