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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中国怎样才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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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29 16:17:31 | 显示全部楼层
徐匡迪:

    各位嘉宾、各位同事,刚才李伟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做了很好的关于经济新常态的解读,特别提出关键是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是一个过渡时期,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如果不能引领,变成一个长时期的速度不断下降的话,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今天接着他刚才讲的,创新驱动是实现新常态的关键。这个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两大动力减弱

    新常态是一个换档期,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经历了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经济减速换挡的过程。以日本和韩国为例,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过程,日本的拐点发生在1969年前后,韩国的拐点发生在1988年前后。如果以这两个年份为界,前十年和后十年的速度大概是从10%降到6—7%,前十年日本的增长速度是10.4%,后十年的转化期降到6.3%,韩国由10%降到7.6%。(中国2014年经济增速是7.4%,相比改革开放30年平均速度10%左右,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的降速转档不仅是因为前面3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也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有关系。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推动,一个是靠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一个是靠低成本。刚才李主任讲到,增长最高的一年出口增速达到40%以上,大部分年份出口增速都在20—30%之间,但是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出现之后,由于国际市场的疲软,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增长速度是外贸出口持续下降,去年外贸出口只增长了4.9%,这个增长速度对我们GDP的拉动力是非常小的。

    国内的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持续下降。回想一下80年代我们开始对外开放时,人均月工资400元,因为农民一年只有600—700元,有400元月薪他觉得非常好。90年代前期是月薪600元,90年代中期是月薪800元,现在是2000多元,有的地方到月薪3000元甚至更高,相当于现在是越南劳动力人均工资的5—6倍。现在发展是政府把土地买下来,然后集中给外商,让外商来加工,再招商招不到了,劳动力也招不到了。

    要素、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

    新常态是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型期,***同志(原国务院副总理)在经研中心年会上有一段讲话,我引用一下,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投资驱动逐步转换到创新驱动。一方面是改造老路,摒弃以往过度依赖于消耗资源能源等物质投入、不珍惜环境的高强度投入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开启新路,更多依靠人力资本集约投入、科技创新拉动,迈向质量提升型的发展新阶段。”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一年、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十年、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

    美国的波特教授对后发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提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就是卖东西,卖矿石、出口矿石,同时也包括土地和劳动力,也是要素,搞开发区,你到我这儿来,用我这儿的原料、劳动力,中国在这方面有个新的创造,就是搞“两头在外”。

    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包括基础设施的国内现代化和外国资本投入。

    这两个阶段基本上过去30年我们已经经历了。

    小平同志讲要抓住机遇,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现在再来搞开发区已经晚了,外资也不来了。现在西方的情况在发生变化,欧洲是经济增长乏力,走不出困境,美国由于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现在美国的能源比中国便宜,美国的工业用电相当于人民币(每度)1毛钱,他到中国来劳动力便宜,但是能源贵,我们的工业用电每度0.58元,所以他算下来,再加上由于机器人的普及,不用那么多劳动力,机器人24小时工作,不上厕所不吃饭,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人不停地做,机器人的投入相当于劳动力投入四年就可以收回来,因此我们必须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创新驱动。

    凡是能够进入创新驱动的后进国家或者地区就都上来了,比如中国的台湾,开始时是生产折叠式雨伞。70—80年代以后产业转型做“晶圆代工”,他看到未来的信息化产业需要大量的芯片、元器件,这个东西过去是哪个厂做电脑哪个厂自己做,成本很高,他叫晶圆代工就是半导体、晶体的圆片大量集中起来,然后给全世界供应,所以他现在占全世界的2/3,这个产业估计还可以稳定20—30年。

    现在说台湾什么东西比中国好,就是这个,现在他到大陆来生产,今年也是带过来的,在你这儿只是切割、封装、测试,做后期的事。韩国上来是靠什么?是靠信息化,三星的异军突起,使得韩国整个产业带动起来了。当时他搞新一代的三机合一的手机、电视机、计算机合一时,当时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都说这是不可能的,老百姓不需要这样的产品,太专业化了,结果他下定决心,2005年我到韩国去,他们就说你们有12个重大项目,我们就这一个,举国之力搞这一个,现在只有苹果和他在较量。

    所以我认为,不是什么服务业不服务业的问题,现在国内经济有一种理论,要搞服务业我们就转型了,海边度假、旅游的设施菲律宾非常好,服务业占70—80%,但没有支柱产业,科技创新不了。下面我会讲到习总书记的一段讲话: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颠覆式创新是根本

    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但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十分显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高新技术,创新引领的话,中国的经济就有可能跨越式前进,这是习总书记去年8月18日在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创新,熊彼特创新理论已经出现了40年,他提出的是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包括材料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等等。市场创新最大的特点是美国的亚马逊,就是从网上卖书开始,中国的京东、阿里巴巴实际就是市场创新,买货和卖货的人不见面,不需要超市,大家在网上进行交易。

    在90年代中期,C.M.Christensen提出破坏性创新或者叫颠覆性创新,他把原来的东西都颠覆了。

    比如数码相机,把柯达的那套系统都颠覆了,胶卷没有了,不需要冲洗照片了,都存在相机里了。比如用激光的光盘来替代录音带,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双卡、单卡的录音机,后来光盘出来就把它给淘汰掉了。到了新的时期,液晶显示电视机取代了显像管的电视机。

    安阳彩管厂黎厂长是非常有事业心的,做得非常好,但有一点他做失误了,他到美国去收购了一个显像管厂,那个显像管厂投资6千万,卖给他2千万,他觉得捡了个大漏,非常高兴,到北京来见我,我说你买了上当了,人家是处理给你的,他说是全套设备。他当时的概念是认为中国当时还有5亿7千万农民,只要电视机便宜,不管大小,因为电视管的电视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电子箱,液晶的是很薄的,挂在墙壁上就可以,他说农民不在乎这个,只要便宜,当时液晶电视要2—4万,但是很快液晶电视的费用就降下来了,整个安阳彩管厂就垮掉了,这是颠覆性的创新。

    习主席在去年8月18日讲话中讲到,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是一穷二白,而阿根廷是世界排名前列的经济大国,当时就已经能够制造飞机、火车、汽车,是当时的发达国家。阿根廷曾经进入世界前十名,最高的时候到过第六名,二次大战他不参加打仗,二次大战在欧洲,美国是需要阿根廷的粮食和牛肉,午餐肉和面包,从他这里运到前线去,其他参战国家需要加工汽车、装备,所以产业都转到他这儿,日子很好过。60年过去了,中国的高铁技术、能源技术、大部分制造技术都位居世界前列,阿根廷被远远甩在了后面,飞机、火车、汽车工业都不行。阿根廷不发达吗?阿根廷是很漂亮的,像欧洲国家一样,阿根廷的**踢得那么棒,探戈舞很好看,但是光跳舞、踢**救不了国家。

    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农业由于没有创新,发展受制约。中国的种猪92%要从国外进口,肉鸡100%,肉鸭90%,奶牛95%都需要进口,以奶牛为例我们比较一下,现在中国单产一年一头奶牛产2900公斤,接近3吨,美国是9590公斤,一头奶牛是我们的3倍,欧盟相当于我们的2倍,6200公斤,所以工程院把动物的种业作为我们国家要主攻的创新点。
 楼主| 发表于 2015-1-29 16:18:38 | 显示全部楼层
还有更震撼的,英国的樱桃谷鸭击败了北京鸭,占领了我国肉鸭85%的市场。

    樱桃谷鸭是英国樱桃谷公司从北京引进原种经过70年改良育出的新品种。1950年英国开始系统培育这个鸭,培育出樱桃谷鸭,这个鸭不是传统的北京鸭,英国人重新命名了,是樱桃谷培养出来的,生长比北京鸭快一个月,瘦肉率高、饲料转化率高、抗病力强,1981年中国刚开放时就销到中国来,当时销路还不是很大,没有解决温饱之前我们喜欢吃北京烤鸭皮下那层油,越油吃下去越解馋,后来慢慢口味变了,1991年大规模到中国来推广,现在樱桃谷鸭一年出栏11亿,而北京鸭是800万。北京烤鸭、南京板鸭原料都已经是樱桃谷鸭,99.9%以上,如果各位到北京烤鸭去吃,烤出来的鸭片下来,是有皮的,但下面没有一层白油,瘦肉就是瘦肉,很符合现在大家的口味。由于樱桃谷鸭不卖给中国纯种,贸易量占全球市场70%,祖代种单价是北京鸭10倍,利润十分可观,因此英国女王两次为他颁奖,表彰他的贡献,他就是技术创新。

    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居世界前列。有100多种产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但面临产能过剩、水平不高和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挑战。最明显的就是现在汽车的产量是世界第一,销售量也是世界第一,但是自主品牌的车非常少。我们看到的是还是德国的奥迪、美国的GE、法国的标志。未来20年要改变这个状况必须从创新上来改变,通过创新改变制造业,从科学前沿来说,最有潜力的半导体,现在台湾现在搞的是硅片,硅材料要慢慢变成化合物材料。

    美国两年以前提出来先进材料的计划,材料基因组工程、综合计算材料。我们搞材料的人过去炒菜,淡了加了盐,咸了加点糖,加各种元素,叫“试错法”,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慢慢走向理性化。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智能化服务。过去我们讲产品,产品就是生产,制造业就是生产产品。产品出来你怎么用是你的事,在今后都是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服务。另外是3D打印、生物制造、合成生物学、器官工程,现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的心脏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器官的移植只有两个不行,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脑,心脏有望在十年左右用于临床,今后你的家属如果有心脏病历史,有家族史的,你出生的时候把心脏干细胞保留在那个医院里,如果四五十岁心脏不太好时,等九个月心脏就发育好了,给你移上去,就是你的心脏,再给你工作四五十年,所以未来的科学是非常了不起的。

    制造业将智能化

    未来的物联网和网络技术要服务于制造业,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工业4.0计划,德国人认为,工业1.0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进入工业化社会。工业2.0是20世纪初形成生产线,把零件制造和整机制造分开,零件同样大规模的制造,然后整机在生产线上一个一个配上,从流水线上来生产。工业3.0是出现了电子和信息化技术,机器人逐步代替人类操作。

    工业4.0是未来十年,工业4.0是通过网络技术来决定生产制造过程,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现在我们的流水线也好,机器人也好,是死的,只会做这样的事情,将来可以把它放进去,这辆汽车做这个型号的,下一辆汽车做另外一个型号,现在不行,要换一个型号需要整个调整过来,这个就可以智能化。

    网络的变化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最早是桌面的互联网,就是计算机的互联网,后来是移动的互联网,用WiFi,下一代互联网是泛在网,最后是达到宽带、移动、安全、可信、自治、泛在。桌面互联网主要是数据服务,提供各种数据。移动互联网是提供电信服务,还包括媒体服务,下一代互联网把物联网的服务放上去,然后进入产业服务,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CPS,就是Cyber-Physical System,GPS现在只能翻成通信与计算及控制的结合的网络。

    钱学森先生在1953年被美国人关起来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系统工程论,提出了CYBER的概念,当时翻成中文时,中文的作者问他怎么翻,CYBER是从希腊字母来的,万能的神,当时的意思翻成了赛博,当时中文出版社不同意,这等于是造字了,中国人不能造字,后来讨论是网络,但网络是不全的,现在看来有些超乎网络的概念。我们现在往往很多字要讲中文汉字的字意和英文一样,这种字是错的,如果是音译可能对了,雷达如果翻成汉字是无线电微波探测技术,现在不光是无线电,红外也可以,用雷达是永远不错的。

    我们把计算机翻成Computer,实际上台湾比我们翻的好,叫“电脑”,因为计算机只会计算,而它不是只会计算,可以分析、预测,所以翻“电脑”,将来人工智能上去电脑更好。现在的CPS生产线自动化到计算机控制网络和机器人结合,计算机集成制造,就是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制造等等。现在整个制造业叫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管理,我们过去产品卖出去就不管了,4S店要付钱,它这个是生命周期全管。另外,零配件供应链的管理,还有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企业物质资源的管理,还有客户关系的管理。

    举个例子,制造服务业的时代已经来了,服务业和制造业是融合的,美国有一个First Wind公司,经营者16个风力场,这个公司在GE生产的风力发电机上安装了系列的传感器、控制器和优化软件,可以随时测量温度、风速、叶片的位置和螺距,然后优化,数据量是过去的3—5倍。目前风力场123台风力发电机增加了3%的电能输出,相当于每一台涡轮机一年可以多生产12万度电,而这两个风力场的年收入将直接增加120万美元。

    中国也有利用网络提供运行监测服务的案例,比如矿山安全,过去只测瓦斯和渗水,现在山西的大型矿已经扩展到监测矿山生产的全过程,包括通风量、温度、湿度、一氧化碳的含量、下井人数等,每一个下井的人都有一个发声器。过去矿难发生下面几个人都搞不清楚,现在下去必须要带这个东西。整个监测系统不是煤矿来做,第三方来做,每个收取服务费1毛钱,使大中型的煤矿在山西已经4年没有发生大型矿难了,这就是用技术进步来改变生产方式。

    另外工业单体设备的在线设施和故障诊断系统,我们国家有陕鼓动力集团,大量的火力发电的燃煤锅炉是用他的鼓风机,交售1224台机组服务,测量里面的转速、压力、齿轮、运行的情况,光这个服务年收入就20亿,占整个产品销售的1/3,将过去销售设备的一次性收入扩展为长期的售后服务支持,获得持续收入。这个电厂非常欢迎,他就怕鼓风机坏了,一停机就会停电,停电就是大事故。

    同时电子商务异军突起,推动了商业业态的变化。这也是一个创新,中国所有的制造业上市,到美国做IPO最成功的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B2B、B2C、C2C我就不讲了。中国电子商务规模增长非常快,2014年14万亿的交易额。C2C的交易额14551亿元,有望今后某一个时间电子商务会超过坐商。

    中国的网络零售市场增长速度是全球最高,每年增长120%,现在是世界第二,2011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很快就会和美国接近,因为中国人多。电子商务促使快递业务飞速发展。电子商务在网上买了之后货要送给客户,所以出现了快递业务,2009年快递的接件量是18亿件,2010年达到24亿件,2014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超过120亿件,中国一个人每年接近9件—10件东西是从网上买的。快递的从业人员现在算不清楚,东部沿海地区接近一千万,快递准入的门槛比较低,只要认识路,只要开个电动车就行,电动车还是自己的,所以收的费用比较低,但这些就业门槛取代了过去大规模基本建设造房子的水泥混凝土工人。

    电子商务还通过网络融入金融,正在改变传统的金融业务。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小微企业在电商平台有运营的数据,可以用这个数据为企业提供信贷和担保,因为小微企业没有厂房,大银行不肯给他贷款,他就通过这个。阿里巴巴在网络平台上,小卖家根据自身的这个业务数据就可以贷款,三年来他们累计为22.7万家店铺提供贷款,累计700亿元人民币。我们过去很大一个问题是小微企业贷款怎么解决。

    再就是面向个人用户的金融理财产品和信用支付服务,支付宝 联合基金公司推出余额宝 业务,为网购群体打通了低门槛购买基金理财的渠道,因为银行账户付钱买了东西以后哪怕剩下1块钱都可以进入余额宝,随时可以收回,上线18天,余额宝用户数突破250万,成为国内用户数最大的货币基金,这也是创新,业务发展方式的创新。

    还有专门面向网络经济的金融服务。阿里巴巴、中国平安、腾讯联合起来设立的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好象已经批了,众安把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上的网络消费者联合起来提供保险服务,这三个老板都姓马。
 楼主| 发表于 2015-1-29 16:19: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后我想说一说影响到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大数据和云计算,这是未来非常大的商机。但是,这个商机要读得懂,一半是挑战,一半是机遇。什么叫大数据,互联网每60秒发生的事情是惊人的,苹果应用下载每60秒4.7万次,全球IP网一分钟发送6.39个TB的信件,Focebook发生6百万次访问,这个是由大数据产生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谷歌公司前雇员发现了一个商机就辞职了,创办了一个Climate公司,是气象公司,美国气象局公开数据,从这个数据库里获得几十年的天气数据,把各地的降雨、气温,每个月土壤的情况,历年农作物产量做成一个图表,做成一个软件放到里面,从而预测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农场明年的产量,用这个向用户出售个性化保险,大豆多少产量,玉米多少产量,小麦多少产量,如果没有实现这个预测,破坏了庄稼公司给你赔付,结果最后大获成功,因为他是靠大数据统计的基础,概率很大,也有失算的,但是非常小。获得成功以后谷歌公司就眼馋了,要把他买回来,这个人开始不干,后来不到11亿美元把这个公司卖给了谷歌公司。可能会说这个数据都是美国气象局的,气象局没有做成网络,谷歌公司买回来之后,把这个东西注入到上市公司里面,然后销售股票又收回了12亿,谷歌公司也赚了1个亿。

    GE航空发动机从智能制造向适时服务业延伸。—把传感器安装到所有设备上,不管是燃气轮机还是医院病床,在公司所有工业领域里,GE估计这样的效率机会可能价值1500亿美元,飞机在飞的时候可以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飞,用油是否合理,发动机有没有问题,核磁共振卖给中国或者印度的医院,在做的时候都可以测量。

    上海拒绝阿里之痛:要深化改革

    最后我想说说我对经济新常态的感言:首先我认为要保持新常态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十分不容易的。如果说后发国家从二次大战以后,23个国家想追赶,只有5个国家成功超越了,其他的都没有超越。没有能够进入创新型国家,没有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领域。

    所以宏观经济的换档减速不是自动滑行,不是不需要花力气,现在有些舆论认为现在干部不用吃力,过去招商引资,经济发展,互相考核,很累,我看新常态恐怕更累,要花更大力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难度,我个人认为国内和国际都比粗放型高速增长要大得多得多,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这个观点。

    要跨过新常态这个坎,一是要依靠深化改革、制度创新、激发创业创新和人人创业的活力。

    为什么阿里巴巴能够杭州发展起来,我认为杭州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地方,他们曾经到过上海,上海的委办都不同意,税务局说税怎么收,营业税怎么收,我就听你说,你说卖多少就交多少,他没有想到银行是可以联网的,但是银行系统和财政税收是两个系统。商品质量检测,如果卖假货谁来打击,上海的各个业务部门都很精明,但由于太精明了,不高明,最后这个商机到了浙江。

    杭州是比较开明的,第一,你不要发大的案子,第二,每年营业额要翻番,第三,要用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我现在大学生就业有问题。马云给他保证,现在他用了三万多人的大学生,体制制度创新深化改革,说到底就是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人员创业的活力,如果能做到这两者有可能。按照惯性,还喜欢工厂给加工资。

    二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用网络科技来蜕变传统业态,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并不是工业可以用网络技术,农业、工业、商业都走上信息化、智能化的快车道,实现弯道超车,只有用最新的科技来武装才能弯道超车,使国民经济产生一个质的提升。韩国曾经也搞过芯片,看到台湾赚了这么多钱很眼馋,搞了三年不搞了,因为起步晚了,起点低了,所以没法和他竞争。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弯道超车才能使国民经济产生一个质的提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在新常态下,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还是拉动经济发展的,还要保持一定的投资。不可以随便贬低投资拉动的效应,投资拉动不但是对当前有拉动,而且惠及子孙后代。但是一定要精准投资,不能搞浪费的、没有实效的形象工程。同时要看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在新常态下是将会继续并存的,比如电子商务,网上的交易是非常新的,这是高度的信息化产品,但是快递的物流业又是劳动密集的,每一个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在做快递,没有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所以在整个新常态阶段,在转变的过程中,投资还是稳定经济与就业的重要方面。我们国家今年能够到7.4%,和后一段时间三四季度精准发力是有关系的。

    在经济高速发展后,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也已成为常态。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品没有哪一个是不过剩的,如何消化?如何削减产能,将是新常态阶段中的非常棘手的问题。要通过改造,淘汰落后,同时也涉及到金融业风险,接近2万亿就是2008年以后在银行贷款支持下,国内市场要大兴土木时搞上去,钢产量从5亿吨到了10亿吨,要削减的话60%是银行的钱,银行有信贷风险。另外工业资产处置,工业资产拿来干什么用?不能都作为废铜烂铁,怎么转移?劳动的就业和转移,社会敏感这些大的事情。在新常态的关键时期,除了经济转型以外,处理好这些宏观经济的问题,也是稳定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方面。

    上面这些意见仅仅是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编辑 肖欣欣)
 楼主| 发表于 2015-2-4 16:56:5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在课堂上教授经济科学时,我总是希望让学生们思考财富的源泉。我不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以我喜欢用我的方式来证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只能造成资本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并且由于这个系统内资本过积累的缘故,也会造成原始生产力的枯竭。但是当我在课堂论证我的逻辑的同时,总能看到学生困惑的眼光-虽然他们一样对我保持着礼貌和尊敬-往往在课后的交流中我会找到他们怀疑的来源:对不少学生来说,经济学就是一门致富的学问,是使国民富裕、尤其是能使他们每个家庭都富裕起来的学问。我和学生们还有过关于类似经济学不是金融学的有趣讨论,往往中国学生和法国很多大学生一样都会混淆这两门完全不同的学科。

    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的胜利?

    我绝不是在这里批评中国的年轻人。我只是希望以一个“老外”的身份来理解一个和他们的祖父母甚至父母差别如此之大的一代人。比如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向学生们展示国家干预的必要和一个稳定的政治、安全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还借用希腊危机的例子,向学生展示如果一个国家放弃履行自己该有的最高职责,那么就是个人主义的胜利,而这种个人主义只能是掠夺性和灾难性的。而且,如果有机会和希腊人进行多层面的谈话,我们也会发现希腊人大多都只会关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而国家在哪儿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存在。希腊国家没有能力更加没有意愿改变现状。政府沦为人数庞大的公务人员队伍(人数多到国家行政系统都统计不过来)工资的发放者,最严重的是靠借外债发工资,得过且过,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其实希腊现在的情况,抛开“国际货币无体系”的原因不谈,很大一部分还是大众的个人主义在作祟。

    不少学生也被这样触目惊心的案例震惊。然后我问了如下的问题: 你们在受到如此良好教育的情况下,你们愿意以后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

    除开个别一些政治很正确的回答以外,我也听到更多很直白的回答:只有个人金钱和事业的成功才是重要的。

    寻求短平快的金融投机逻辑

    很少有学生能够从不同的经济思想方面入手对经济学科真正产生兴趣。经济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立即能够获取的快乐,如何简单同时又不付出努力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收益是不少学生的经济学思考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知识技能高超却没有公共利益考量的一代。

    我也好几次被学生问到我对中国的看法。

    我的回答如下:

    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分热情好客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来为其人民教育提供保障,使其人民在文化和智力上都获得发展。不同于巴黎或者很多欧洲、美洲国家大城市,中国城市的街道往往都非常安全。我所接触到的无论是从非洲国家还是从俄罗斯来的同事,也都对中国政府能够为其人民的自由发展提供如此良好的条件羡慕不已。

    当时我们这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是从那些国家的角色已经基本从经济、社会和街道生活中消失的地方到来。无论在欧洲还是美洲,制定一切社会经济政策的只有跨国大企业和背后的金融集团。那些被制定的政策,也只朝着越来越有利于那些最有特权的社会阶层的方向发展。

    我的言论似乎总是会震惊我的学生们,或者说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种幻觉里。社会平等安定的法国、充满企业家和自由精神的美国:总之都是快速成功的典范。而作为世界上头号强国的美国,超过五千万人的三餐和医疗不能保证,很大一部分还需要依靠救济券度日。这个结论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我的很多学生也不相信,至少他们没有看见过。他们整日吞食着各种美剧,剧中的人物开着好车、住在安宁的豪华小区,自然也很少看到街上流浪的流民和大量的真实美国黑人。

    如果要问美国的教育体制是什么,抛开纯粹就是一个培养世袭精英的机器不说,这个系统的结果就是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加占尽优势。至于说理想美国范式的幻觉,通过美剧宣扬美式生活这种软手段能达到目的的话,我还是把话语权留给美国各大城市的街道暴力和**滥用等现象,让它们来说事儿吧。
 楼主| 发表于 2015-2-4 17:35:34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国外文化的陌生

    对国外文化和思想的开放态度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情,并且也能让人学到更多。但是我们不能混淆数量和质量的区别。对美剧的大规模传播和消费其实就是一种智力欺骗行为,这种产品使人变得更加愚蠢,而且其中宣扬的理念(自由、平等)生产国本身都没有遵守。这是一种消费主义的超市亚文化,使人臃肿肥胖。而个人主义就是这些剧集所宣扬的最大道德。

   我发现就算这些年轻人从小受过不错的家庭教育,他们也对国外文化保持极高的仰慕态度,尤其是美国文化—甚至他们在不知道美国文化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已经这样了。美国的大众文化似乎使得中国的年轻人不再有兴趣去理解某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

    另外,作为一个不那么典型法国人来说,我观察到一个十分让我震惊的现象:中国的大学生在文学、艺术、历史等领域的认识似乎几乎都是空白。

    文化和学术的丰富都需要我们在不同领域博采众长,并为之总结。

    如果这些学生都想去认识了解国外的文化,我想他们首先得更好地认识并了解自己的文化,这样才有能力去挑选出国外文化中的精髓并为己所用。

    教育必须着眼国家利益并彰显公共利益之概念

    以钱生钱、个人主义和物质消费主义等等这种国外的亚文化并不是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方式。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些短暂的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

    如果现在沉浸在物质享受中的中国年轻人不知道现在所享有的这一切都是借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和一个强大的、为多数人某福利的发展意愿所造就的话,那么长远来看,中国的未来堪忧。

    自然,个人主义泛滥这是个席卷全球的问题。 但中国的政府和政党目前还能够超出短期经济利益的考量而能够在更大的公共利益层面行动。

    如果中国年轻人现在能够享有这一切,只能说是政府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所赐。

    中国在历史上和所有其它所有皇权国家一样,都有手握大量资源禀赋却在段时间内葬送的经验和教训。

    现在能够行动起来还为时不晚。否则,不管不问,个人主义的泛滥能够毁了一个国家。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中国之外地区很多有思想的年轻人,其实很多都想成长在今天的中国。中国是一个能够为不同的个人提供各种教育和全方位发展条件的国家--希望这一代中国年轻人能够尽早有这个意识。

    (点击下一页,查看法语原文,本文由勃艮第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赵晓天翻译、审校。)
 楼主| 发表于 2015-2-10 17:18:0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经济形成新三驾马车
JameYin 于 2015/2/10 12:03:0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7.4%,应当说依然是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然而,国际上唱衰中国的声音还是闹热起来。有评论甚至断言中国的好日子已经过去。是这样吗?青衫老祖分析后认为,它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犯了片面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毛病。

    它们唱衰中国的原因,无非是因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两个都遇到了新的问题。从外贸这架马车看,全球经济低迷、出口市场不振;美国谋求制造业回流,并企图通过修正贸易规则排挤中国;中国劳动工资普涨,劳动力比较优势下降(正义性下降);等等,导致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遇到新的挑战;从投资这架马车看,中国已经呈现产能过剩的态势,继续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的空间明显收窄。由此,它们便武断的下出结论,中国经济即便不崩溃,也会硬着陆!


    但是,青衫老祖断定,它们会失望,会被时间的巨手扇个“面红耳赤乌眼青”。且不说中国是13亿6千万的人口大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的快速发展期,拥有着无限的消费潜力,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第一拉动力(占50%以上),而且,中国也是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投资需求依然呈刚性状态。更重要的是,目前的中国坚持问题导向,已经形成“短板经济学”,把调整结构、优化增长的着力点放在了弥补短板上,已经形成新三驾马车,足可支撑中国以7%左右的速度再快速增长20年。

    哪三驾马车哪?

    一是军事装备。美国霸道狂妄;日本右翼死灰复燃;中国要加强国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都日,“北斗”加快应用、遥感卫星搞到26号;航母战略实施步伐明显加快,中华神盾等新型战船开始下饺子;空军装备由以三代为主向三代半为主加快更新,四代机、无人机进展振奋人心;导弹型号不断增加,炮射导弹给坦克装上新牙齿。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使中国军事实力和军队战斗力显著提高,而且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之一;

    二是高核高基。也就是高铁、核工业、高新技术和重大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第一高铁大国,运营里程超过全球的50%;新的一年,不仅国内建设要再投8000亿,而且要走出去,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铺路搭桥;核工业,中国已经掌握4代核技术,不仅要自建,还要争取成套出口;高新技术,包括云计算、物联网、四代移动通讯、机器人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智能、量子通讯、导航定位、大飞机等等,需求不可限量;重大基础设施,包括机场、高速公路、城市管网、轨道交通、南水北调、农田改造、智能电网、水库水电等等。所有这些,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是公共服务。随着中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有的城市已经迈入后工业化时代。而当工业化进入中期、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的时候,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业的需求就会显著增加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包括环保、安全、医疗、教育、体育、文化、保健、养老、育幼等等,有的可以通过市场提供,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有的则必须由政府提供,成为公共服务的成长动力。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要建设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投入向公共服务拓展,也就成为大势所趋。

    由上述新“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怎么会停滞、硬着陆甚至崩溃呢?不仅不会,相反,在新三架马车加消费拉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会更加健康。从大的方面说,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服务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现在的50%左右上升到70—80%;从工业结构看,制备制造、高科技制造将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力;从出口结构看,产能出口、成套出口将成为主导;从内外需看,内需拉动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从经济发展结果看,国民福利增加、民生改善、幸福指数提高,将成为“新常态”!
 楼主| 发表于 2015-2-12 14:38:51 | 显示全部楼层
2015,大萧条的开始?

   

   以前总说"万恶的资本家宁愿肯把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喝",现在发现我们被忽悠了......

    文/大猫

    进入2015年后,奶牛养殖户发现,虽然牛奶的收购价格已经跌破成本线,但上门收购牛奶的客户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倒掉辛苦得来的牛奶——这种现象的官方解释是供应过剩。

   

    事实上,从2014年下半年起,即使是中国最短缺的资源——房地产也已经开始供应过剩。不仅仅是中国,国际市场上的石油、金属、粮食、煤炭以及货币均出现供应过剩现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全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仅为2%,创5年新低,而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为负1.9%,已经是连续34个月下跌,“通缩”已经到了眼前。

    脑补一下:美国经济学家费雪(Fisher)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通缩 (Deflation)的概念,指的是整体物价水平持续下降。

    通缩让生产者遭遇冰点

    通缩,那不就是物价便宜了,好事情哦!可是,一般人对于通缩的理解未必正确。通缩时代,如果预期价格会下降,有些购买会推迟,甚至会推迟到下次通胀时期到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作为家庭最重要的资产,房地产的购买时机可能会直接影响家庭财产的结构,而价格是决定购买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说房地产的购买开始下降,消费者停止购买以等待更低的价格,那么上游行业必然深受打击,包括水泥、钢材、玻璃、混凝土、石材、铝材、砖石、五金、苗木等等。如果你说这些行业对我影响不大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看房地产的下游行业:装修装饰、木材、家具、家用电器、纺织、汽车等等也将陷入萧条。

   

    更加可怕的是,由于PPI的下行压力,中国的制造业在利润微薄的今天已经无法再承受订单大幅下降的事实。于是,政府开始救市。基础建设项目虽然暂时缓解了行业的压力,央行放出的大量货币却再也不愿意进入制造业。

    资本市场冰火两重天

    2014年12月1日至5日的一个交易周内,A股成交总量超过4.24万亿元,这个数字超过了2014年三季度的全国财政收入,略高于2013年地方政府4.12万亿元的卖地收入。从交易额可以明显看出资金不愿进入实体,而在投资市场进行投机的危害。

    12月5日一天,沪深两市成交逾1.07万亿元,相当于每秒钟就有1240多万元的资金在股市里易手。过万亿的惊人数字,不仅创下A股史上的单日成交新纪录,也推升上证指数,实现了9.5%的近六年最大单周涨幅。

    专家们惊呼:大牛市终于来了。可是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后的2015年1月19日,沪市创下了单日跌幅记录,盘中跌8.33%,收盘跌了7.7%,大量个股跌停,散户连割肉的机会都没有。

   

    2014年同期,从北方的陕西府谷到南国的柳州,从人间天堂苏州到天府之国成都,从中原腹地的河北邯郸到港口重镇的福建泉州,出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靠信任建立起来的民间借贷在2014年的中国陷入了罕见困境,无力还债与恶意逃债一起形成“跑路潮”,其所到之处,信任荡然难存。

    劳动力市场进入刘易斯拐点

    以制造业的微薄利润再去借贷高利息的民间资本无异是饮鸩止渴,跑路潮早晚要发生,只是没想到来的那么突然,那么汹涌。对制造业来说,已经站在悬崖的边缘,崩塌是迟早发生的事。

    首先是成本大幅增加。制造业的主要成本大致可分为原材料、劳动力和电力三部分。中国一向以劳动力成本低廉著称,可是,中国的中位年龄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20-64岁劳动力2015年后开始负增长,下降速度将超过日本。

    劳动力下降的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全面超过东南亚,新生劳动力大多是独生子女,并不愿意从事一线工人的艰苦工作,农业生产更成为劳动力重灾区。

    2015,中国劳动力红利已经消失,而原材料价格一直高企,只是在2014年下半年才开始大幅下降,电力成本则一向是美国价格便宜。最近,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推行移民改革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数百万非法移民将免于被遣返,这一政策直接拉低了美国的用工成本,来自南美洲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帮助奥巴马实施制造业回归的策略。

    目前,中国制造业直接面临来自东南亚工厂的竞争,未来甚至面临来自美国工厂的竞争,在双面夹击下,未来很难言光明。资金逃离制造业也是看到未来的悲观而自然而然的反应,在制造业萧条的背景下,股市注定是昙花一现,大量四处乱窜的投机资金对经济秩序的破坏愈加明显。

    “刘易斯拐点”,这位发展经济学大师的预言映照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后,在中国大陆找到了21世纪的新范本。以日本为例,学者普遍认为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将日本拖入通缩:“失去的30年”。但人口学家却认为,日本在1990年到达人口拐点,老龄化不可逆转,经济停滞的根源在于人口结构,而不是什么协议。
 楼主| 发表于 2015-2-12 14:39:30 | 显示全部楼层
脑补一下: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1968)——该模型展示了伴随着投资的增长,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经济领域的转移;该模型还展示了,在何种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将趋紧,经济增长将放缓。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人口拐点在2015年到来。

   

    现在终于明白了中国制造业的根本结症所在,中国人口顶峰标志着推动过去三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中国劳动力过剩已经终结。就像当初中国以其庞大的劳动力进入全球经济带来巨大震撼一样,反转将影响深远。

    中等收入陷阱向中国逼近

    同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一样,迫于各种压力,实业开始外流,2014年,中国非金融业对外投资为1029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的两倍。商务部表示:我国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持续了30多年的依赖出口、引资的贸易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而国内的消费需求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艰难增长: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长11.7%,继续回落;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微长3.8%;汽车消费微长6.1%;地产销售相关消费,建筑装潢等消费低迷。

    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经逐步滑至35%以下,为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而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则升至45%以上,为主要经济体中比例最高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预言: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不确定的未来,抑或最好的转型年代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几个欧洲以外的经济体成功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绝大多数位于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

    中国政府已经在行动,未来将通过放开计划生育(尽可能长地保持劳动力的竞争力),拆除城乡壁垒和户口限制,拆除垄断限制,鼓励自由创新等措施来重振经济活力。如果措施得当,那么经济结构再平衡最终将作为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副产品发生,而不必将其当成一个核心目标。

    虽然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严峻,2014年中国GDP增长依然达到了7.4%的水平。

    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的外汇储备、接近20%的存款准备金,资本账户并未完全开放,且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具有很强的干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底气所在。

    在中央通过大力反腐和财税改革后,巨量曾套牢的地方政府债权项目的储蓄资金被释放出来,正确引导这部分资金进入实体而非投机金融,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带动下,贸易市场拓展和出口退税等稳外贸政策将会实施;通过税制改革,以消费退税政策拉动大宗消费支出,实现生产率的提升。如果措施得当,未来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稳稳地走上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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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url=http://web.toutiao.com/a3858554614/?tt_from=weixin_moments&from=timeline&app=news_article&isappinstalled=0&iid=2542233349&ws=8]http://web.toutiao.com/a3858554614/?tt_from=weixin_moments&from=timeline&app=news_article&isappinstalled=0&iid=2542233349&ws=8[/url]
 楼主| 发表于 2015-2-12 14:54: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绝不是什么人口红利。而直接肇因于对用泡沫解决问题的过度偏好和依赖。经济结构中,虚拟部分的疯狂膨胀,使得生产要素的价格全部出现泡沫,直接挤压了一切实体的生存空间,导致实体大面积死亡。导致外资到批量逃离。

旧金山的工业用地成本46美元变动/平方米。而上海大约180美元/平方米,深圳大约210美元/平方米,另外的运输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地缘政治风险成本、政策风险成本的加大等,企业的经营成本不仅比墨西哥、印度、东南亚高许多,甚至已经比美国还高。外企还有什么理由不逃离和转移,何止外资,李嘉诚、王石、王健林等不都在转移吗?

三星、富士康、松下、英特尔、诺基亚、LG、夏普、微软、TDK,大金等也都开始了产业转移。

资本的逃离,产业的转移,直接导致的是外需的崩塌和大几千万的产业工人失去就业岗位,而加上与这些产业配套的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总数更是近亿的令人恐怖的庞大。

政治、经济。。。等一切问题的叠加,2015,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大拐点。

.三星电子将投资约30亿美元在越南建设第二家智能手机厂房,新场地位于越南东北部的太原省。据越南媒体报道,三星今年在越南的总投资已达到约110亿美元。除去此次投资的第二家智能手机工厂,三星电子已有三家下属生产工厂位于越南。

今年2月,富士康签署了一份投资意向书,其将在印尼投资高达10亿美元建设全新生产线。 据悉,这笔 10 亿美元的投资将会落户雅加达该投资计划预计将在未来三至五年内落实完成,其中涵盖的领域包括研发、电子软件设计、制造以及电子产品的组装等生产线。

2013年10月28日,斥资3亿美元的诺基亚手机生产在越南北宁省越南-新加坡工业区正式竣工这个在越南新建的工厂耗时1年半,总面积6.54万平方米。该工厂第一批产品是诺基亚105,其95%的产量出口,5%的产量内销。

2013年4月,松下电器称,该公司将在越南兴建生产插座等线路配线工厂。越南新工厂是松下继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之后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三个生产基地,总投资40亿日元,计划于2014年4月建成投产。

今年2月,韩国驻印度大使李俊揆发言称,印度政府已经向LG、三星等韩国半导体生产商发出在印度建厂的邀请,现在这些厂家正在考虑当中。三星和LG官方并未对此作出评论。根据预测,2020年印度电子产品的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美元,但印度至今为止却没有一家半导体工厂。
2013年2月,LG对外表示,计划在越南海防市投资3亿美元,在2020年前建成40万平方米的生产家电的大型工厂。该工厂有望成为LG电子最大的海外工厂。据悉,LG电子决定在越南建厂的原因是其认为越南市场潜力巨大。

2010年10月,英特尔公司在越南胡志明市投资1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装配和测试工厂,该工厂面积有5个半**场那么大,占地4.6万平方米,是当时英特尔旗下最大的测试和封装工厂,主要对英特尔生产的笔记本和移动设备芯片进行测试和封装。

2014年12月17日,微软宣布将在春节前关闭位于北京及东莞的诺基亚手机工厂。关闭中国工厂后,部分设备被转移到越南河内工厂。


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的外汇储备、接近20%的存款准备金,资本账户并未完全开放,且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具有很强的干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底气所在。

     不知道这些怎么成为转型的底气所在?
     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超过45%,
     国内35%消费只占GDP35%,
     换句话说,总体看,中国这个市场直接拿投资去消费都亏损10%。
     现在是靠外贸撑着,中国市场才免于塌陷。
     外资逃离有双重效应,一是外资流入减少,二是带走外贸份额。相当于内外夹攻。
     所以,可以预见,崩塌会来得很快。一是因为外资逃离的直接后果,二是因为外资逃离有羊群效应。
     天朝外汇管制。外汇储备是外资、外贸的利润。当外资总水平与外贸利润持平,实际上外汇等于零。
     到那时,货币超发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吃。想想吧,过去30年货币超发100倍以上。
     靠印钱的纸上发展,结束了。
     得利的是携款逃离的那些人。
     这些人是谁?看看汇丰银行瑞士分行的名单。
     


松下将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生产从中国转移至位于静冈县和神户市的工厂。

夏普计划在栃木县矢板市工厂和大阪府八尾市工厂分别生产更多机型的液晶电视和冰箱,推进回迁。

日本大金工业公司董事长井上礼之7日表示,计划进一步把投放日本国内市场的家用空调生产从中国迁回位于滋贺县的工厂。

TDK预计也将把部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从中国转移至秋田县等地的工厂。

此外,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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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12 14:58:52 | 显示全部楼层
制造业倒闭潮来袭 “中国制造”面临空前危机
   

宏观经济腾讯财经[微博]2015-02-09 16:54

      制造业大省接连传来了工厂倒闭的消息:诺基亚将关闭北京和东莞工厂,东莞和苏州两地数家万人制造企业破产倒闭,温州的传统制造业每天都有企业在消亡……

    有专门研究中国制造业的人士悲观预测,更密集更大规模的制造业倒闭潮很可能会在2015年1月至2月中旬爆发。因为在春节前夕,正是企业支付供货商货款及员工工资的高峰期。

    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日前撰文指出,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正在遭遇着空前的危机。中国正经历制造产业空心化,鞋子、打火机等引以为傲的产业正在失去光环。需求要素再不改变,中国制造过不了几年将会消失。未来的中国制造,其内涵应更多体现的将是品牌和创新。

    制造业倒闭潮愈演愈烈

    1月10日,有消息称,微软计划春节前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该工厂近期正加快速度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同时,位于北京的微软诺基亚工厂也将同步关停。

    把时间拉回到2014年12月,先是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宣布倒闭,随后联建的兄弟公司,位于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

    据了解,联建科技曾是苹果手机屏幕供应商,后来与小米也有过几年合作,辉煌时有员工两万多人,2014年业务则每况愈下,至倒闭前还有3000多名员工。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两家工厂倒闭时共拥有员工7000人。

    在联建科技宣布倒闭之际,同样位于苏州的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也宣布关门停产,并遣散了大部分员工。闳晖科技主要生产各种手机按键、镁合金手机外壳、汽车音响及其他塑胶零件等,该公司最多时有一万多员工。

    继联胜、万事达、联建之后,手机零件制造商东莞市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欠债1.35亿元跑路,400员工失业。另外,还有东莞一家做杂牌手机的制造企业兆信通讯因资金链断裂倒闭,1000多名员工失业,董事长高民自杀。

    媒体报道称,东莞联胜拖欠供应商2个多月货款共计1.2亿元。东莞奥思睿德老板跑路时欠供货商6000万元货款。兆信通讯董事长甚至在绝命书中直言,兆信的倒闭将导致几家供应商倾家荡产。

    业内人士估计,春节前东莞至少还有上百家大型工厂倒闭或停产。

    面临制造危机的不仅仅是制造业密集的苏州、东莞,还有被称为制造业之都,以生产制造眼镜、鞋子、打火机闻名世界的温州。

    温州现在正在经历着制造产业空心化,鞋子、打火机等引以为傲的产业正在失去光环。往年,温州的鞋厂春节只放一周假,而今年,很多鞋厂距春节前一个月就放假了。小的鞋厂生产线全部停工,大的鞋厂只开通一条生产线维持。

    打火机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受经济环境影响,国外订单减少,国内人工、材料、土地成本逐年上升,企业利润越来越薄,打火机生意越来越难做……去年是温州制造业艰难的一年,制造业利润薄,转投房地产又遭遇地产危机,温州制造业的日子正越来越难。

    曾几何时,“中国制造”曾是国人的骄傲。凭借成本低廉等优势,中国曾一度吸引了不少外商投资中国制造业,人口红利也曾一度支撑了中国经济发展。风云变幻,现在,“中国制造”正在遭遇着空前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中国制造业的前景表示悲观。

    有观点指出,如果中央政府不及时调整现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恐将酿成制造业全线崩溃的悲剧,届时不但会重创经济,大规模的失业潮还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

    危机背后:供需剧变 大而不强

    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企业扎堆,生产水平、制造规模良莠不齐,根据市场优胜汰法则,每年有数十家企业倒闭也不算新鲜事。但此次各制造大省接连出现的企业倒闭却有别于以往,此次企业倒闭的原因值得深思。

    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撰文指出,市场是在不断的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中发展,对制造业也是如此。从供给角度来讲,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是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从需求角度来讲,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现在制造业出现危机,很大情况就是供给与需求发生了变化。

    文章指出,从供给方面看,首先是劳动供给出现不足,如今中国劳动力人口已不能与前几年相比。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正呈现出缩减趋势,15—59岁人口从2011年至2012年缩水66万到9.45亿人,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到2014年已从2011年顶点下降了560万。

    劳动力人口下降,就会影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不足,用工成本就会上升,用工成本高已成为了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

    从需求方面看,中国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投资比例过高问题。据统计,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6.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投资刺激了需求,也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但粗放式,只关注产品的量、规模,而忽视产品的质,生产中不注重技术、不注重创新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

    以联建科技为例,该公司联建科技在给苹果做产品代加工的时候,根据苹果销量增长前景扩大了其生产设备,但这些设备主要用于iPhone4s以前的款式,自去年苹果公司推出了屏幕要求更薄的iPhone5和iPhone6,联建科技的产品便无法适应,最终因其技术落后、良品率太低、成本太高被苹果剔除了供应商之列。

    在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看来,中国制造的问题在于大而不强。“我们的机床占到世界的产量38%,但是我们高档的数控机床基本得靠进口。我们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港口码头上高吨位起重机的钢丝绳得进口。我们的铝产量是世界第一,但是飞机上用的铝我们得进口。我们给每人每年平均做3套半衣服,但是这么大的出口服装基本上都是贴牌。 ”

    姚景源举例说,苹果手机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而我们每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其中49%的利润被美国拿走了。日本拿走了30%多,韩国还拿走了百分之十几,剩下我们中国拿3.63%。 ”

    日前,工信部官网刊发题为“制造强国战略揭开新篇章”的文章,作为2014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工作述评之一。文章提出: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后夹击”的双重挑战,中国要在新的格局中胜出,唯有加快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

    “前后夹击”可谓当前中国制造的精准判断。一方面,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凭借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原本在华的外资企业转移产能,甚至有些中国本土企业也顺势在东南亚建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商业成本的快速增加,原本在华生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还掌控大比例的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和产能。

    中国制造的升级之道

    实际上,中国制造产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微薄不说,产品技术还跟不上市场发展。国内外有很多的现象表明,制造业企业不肯花资本去转型升级,就得面对倒闭的恶梦。

    在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制造的下行压力确实不小。专家指出,虽然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有所衰减,但不必妄自菲薄,通过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我国正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制造业企业只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只要为制造业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就能在未来抢占先机。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在新常态的经济态势下,创新才是经济结构改革的动力。

    他表示,“过去我们在国际化的分工中,基本上处在国际产业链的末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贴牌生产,赚微薄的辛苦费。现在我们要通过国际化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

    姚景源认为,低成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制造业想要在全球市场上拿到话语权,就要勇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提高创新能力,从过去更多地依赖传统优势转变为新的优势,技术优势、科技优势、高素质劳动力优势,以及整个社会的综合配套优势,“只有在这些方面下工夫,才能在国际大品牌中看到更多的中国品牌。 ”姚景源说。

    实际上,中国制造提升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最近到日本开年会归来写了篇《去日本买只马桶盖》的文章风靡网络,他提到中国的中产阶层到日本去买电饭煲、吹风机、马桶盖、保温杯、陶瓷菜刀等商品。这些听起来在“工业1.0”时代就已存在的商品为何能大卖特卖?因为它们更贴心、更好用:电饭煲能煮出粒粒晶莹的米饭,吹风机能让头发干爽且柔滑,甚至马桶盖都能让人如沐春风。

    吴晓波的文章并不是为了宣传电饭煲、马桶盖的,他更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该怎样面对转型困境。在他看来,“中国制造”所推行的、用“市场换技术”的后发战略已经失效了,只有力求技术上的创新,才能抓住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

    吴晓波在自己的文章中解析了中国制造业者目前所面临的痛苦:是成本优势的丧失;渠道优势的瓦解;“不变等死,变则找死”的转型恐惧。

    在吴晓波看来,从电饭煲到马桶盖,都归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但它们是否“日薄西山”、无利可图,完全取决于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不过是靠着成本优势。陷入困境的制造业者,必须力求技术上的锐意创新,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抓住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让理性消费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能够不再越洋去买马桶盖,这才是“中国制造”的明天。

    李光斗也指出,中国制造升级要走品牌化发展路线。他认为,在现代,尤其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简单粗暴”的产品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制造企业要想发展下去,就要走品牌化路线,将产品做到极致。如何做到极致?只有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

    全要素生产效率包含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技术效率以及体制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内容,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量,还要注重质。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也就是对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让制造业进行品牌化的过程。中国制造要想化解目前的危机,唯有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而未来的中国制造,其内涵应更多体现的将是品牌和创新,而不再只是简单地模仿和山寨。(腾讯财经综合)
 楼主| 发表于 2015-2-17 11:05: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城市即将陷入抢人大战
    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正不断丧失其最大的经济资产:人口。

    中国还是人口大国吗?当然,官方统计中国有13亿多人口,仍是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中国缺劳动力吗?

    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绝对供求意义上暂时不缺劳动力,但如果考虑区域、行业,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逐渐严重。今后随着老龄化加剧,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会由结构性的相对短缺走向绝对短缺。

    不过,中国在人口和劳动力方面将面临的困境并不遥远,已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在城乡差别、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代际变更等多种因素之下,中国的结构性人口矛盾十分严重。区域间的人口“非正常”流动与地方经济发展并不匹配。

    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表示,中国经济现在整体上处于投资过剩的状态,很多领域内的产能也是过剩的。但在对于人力资本进行投入这方面,反而是最缺乏、最不够的。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只有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人口净流入,但远比不上北京市40万至80万的年人口流入量。

    按照六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1.03,吉林1.03,辽宁1.0,远低于全国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仅高于北京、上海等极少城市。甚至比基本同纬度的韩国和日本要低,2013年韩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19,日本为1.34。

    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不夸张地说,多年人口净流出加上明显的老龄化,使得东三省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甚至陷入人口危机。

    东北地区的人口净流出显示了经济落后地区面临的人口压力,是否经济发达地区就会坐拥人口流入的“红利”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据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在江苏、浙江、山东胶东半岛、成都平原、珠三角地区的田野调查,我们注意到,在发达地区也存在日趋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及“争夺”人口的问题。

    安邦研究团队在长江中游某市调研时发现,在历史上曾经繁荣一时的该市,面临长三角地区更大城市的“人力虹吸效应”——有技能的人才、普通劳动力、消费能力都向大城市作趋势性的转移。

    在该市繁华的中心城区,人口机械增长率(人口迁出大于人口迁入,有拆迁关系)竟然出现了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再加上商业地产大量供应,使得该区商业服务业这碗粥越搅越稀。

    当地商户向安邦研究人员表示,至少需要人口数量增加一倍(约40万),其消费力才能使现有商业达到繁荣程度。

    中国的城镇化、经济统计以及政绩考核都是基于行政区而进行的,这意味着,中国600多个城市、3000多个县(市)、3万多个乡镇都会各自搞自己的经济发展,搞同质化的经济发展规划、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产业转型、土地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养老地产……

    这意味着许多经济发展政策和措施,都会有数千个甚至数万个同质化的发展模式存在,对于产业资源、企业资源、消费资源、人力资源等都会形成同质化的竞争。

    安邦研究团队在长三角多个城镇调研时了解到,不少镇域的新型城镇规划都需要大量的人口去填满,在镇一级需要引进的人口竟然达到10万-20万级别!

    如果有数千个“经济-城镇-人口”扩张计划同时启动,中国很快就会遇到人口过少、而不是人口过多的问题。

    尤其是多个城镇希望吸引的人口都是有消费力的中产阶级或养老一族,中国从哪里可以一下子找到并新增数亿中产阶级人口呢?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地方政府希望靠修编规划做大人口规模换取用地指标,1990年代各地在规划期限2010年的总体规划中,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加竟然达到20亿人!

    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近十多年来,规模扩张型的城镇化和土地财政愈演愈烈,如果再对各个城市的扩张计划进行加总,在至2020年的发展规划中,各个城市的人口需求恐怕也是以数十亿来计。

    这种情景假设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中国各地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规划,将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资源抢夺大战。如果各地的发展规划都得以落实,中国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恐怕会被消耗殆尽!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即使从现在开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影响也只能等到2030年之后。在短期,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

    此外,蓝皮书指出,中国正逐步踏入人口老龄化通道。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低于4%。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网站称,根据北京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面向中国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的商品及服务市场将于今年达到四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520亿美元),这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约为8%。

    老龄产业预计将于2050年前增至10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一。这将令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老龄市场。

    由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在发布的报告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将成长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

    在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由于老龄化和各地竞争性的发展规划,中国很快会陷入“抢人大战”,只有真正有吸引力和发展活力的地区,才会成为这一轮人口争夺战的获胜者。
 楼主| 发表于 2015-3-6 11:13:51 | 显示全部楼层
看了两会的各项报道,突然感悟到: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会不会掉进去的问题,而是能否跳的出?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是每一个国家从贫穷到富裕的必经阶段,谁也绕不过去。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7200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接下来能否继续发展实现富裕,就看中国是否有能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楼主| 发表于 2015-3-9 17:06:0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制造”需要“工匠精神”
    李光斗  品牌战略专家

     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这就是工匠精神。工匠的核心不是去“制造”什么,而是一种追求卓越的“心态”,而这种精神正是当下中国制造所需要的。

   

    “华丽的中国时代正在展开”,这是韩国《超级中国》纪录片开篇的第一句话。诚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仅经济上突飞猛进,综合国力也有大幅度的提升: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10万亿美元的GDP总额位列世界第二,2014年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将近30%的贡献; APEC会议在北京的召开场面盛大,达沃斯论坛更像是中国的主战场,仿佛中国又回到了鼎盛的大唐、辉煌的大清。天安门阅兵彰显“超级中国”实力,航空母舰的成功出海,更像是我泱泱大国再度崛起的强大信号。

    “幸福”似乎来得太突然。老一辈的人还没来得及享受冰箱、彩电、洗衣机“新三样”的幸福生活,转眼就进入了人人有手机、村村通公路的时代,电脑也早已成为广大农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中国现在的高铁里程更是位居世界第一,去年年底已经达到1.6万公里,今年则有望突破1.8万公里;中国正在加速迈进“高铁时代”,高铁也正在成为中国的新“外交名片”和“形象代表”。我们有底气发问:当今世界,还有什么可以阻挡国运昌盛、经济繁荣的中国,还有什么是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能发生的?!

    秦朝的阿房宫、明朝的紫禁城、清朝的圆明园,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有它的绝对地标,圆明园更堪称是空前绝后的皇家园林,世界少有的建筑奇迹。上至先秦的青铜礼器,下至历朝历代的名人书画,奇珍异宝应有尽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国力强大的中国,现在依然重建不了曾经无比辉煌的圆明园?为什么当初只是作为“水龙头”的十二兽首,如今却会成为世界顶级瑰宝?

    中国有着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陶瓷艺术天下无出其右者;司母戊鼎的铸铜技术、工艺精湛的炼铁技术,穿越千年,依然令人惊叹,越王勾践之宝剑至今仍能吹毛断发;横亘在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坐落在中轴线上宏伟壮丽的紫禁城风姿不减当年。千年历史的沉淀,加上如今盛世的辉煌,难道现在的中国连个小小的圆明园也造不出来吗?中国有着“Copy to China”的称号,在“Copy is Right”的文化熏陶下,纵使无法重新创造,难道还不能“复制”吗?

    “一切手工技艺,皆由口传心授。”正如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与开创者布克所说的那样:“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而这一判断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关于金字塔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的记载截然相反。布克是一位钟表制作大师,他能轻松地制造出日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但是在他因宗教问题被囚禁期间,他却连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也制作不出来。布克后来将这一现象归因为制作钟表时的心情:“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由此他推断能够建造工程浩大、建造精细、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的金字塔的人,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

    这些自由人被称为“工匠”,他们所秉承的信念被称为“工匠精神”。任何人只要有好点子并且有时间去努力实现,就可以被称为工匠,而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往往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这就是工匠精神。工匠的核心不是去“制造”什么,而是一种追求卓越的“心态”,而这种精神正是当下国人所不具备的。

    制造业有一个通律,只有当工人的月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可以造汽车和飞机。因为汽车、飞机这类对安全性要求很高的产品对工人的敬业程度要求很高,稍有闪失,即会埋下日后车祸空难的隐患。笔者曾经去过北京的一家汽车公司,部分工人在汽车制造的过程中态度相当松散,需要人工检测及手工操作的环节都是随便应付。这样的员工除了工资上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幸福指数不高,导致工人带着不满的情绪工作,最终产品质量如何,结果可想而知。

    美国是一个追求工匠精神的国度,然而最近在美国西海岸却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据调查目前这里全职工人的平均年薪高达14.7万美元,而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也才10万美元左右。马云曾经说过,员工离职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钱没给到位,另一个是心委屈了,归根到底就一条——干得不爽。也就是说,工资和幸福指数共同决定了工人的工作状态,工匠精神建立在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之上。

    如今中国工人的人均收入已经比东南亚等国家高出一大截,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最高超过东南亚国家6倍有余,越南劳动者的平均月工资仅为181美元。但工人能不能造出好产品,不仅在于他收入提高了没有,还在于他的幸福感提高了没有。圆明园时代,一个工匠可以凭自己的手艺,一年到头精雕一对石狮子,让家人过上衣食无虞的生活;如今,一个石匠一年打十对石狮子也过不上小康生活;这就是当下中国为什么重修不了圆明园的主因。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中,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在开车的司机已经不再会修车,自行车简单的修理或许都难以胜任,更别说修电脑手机之类的东西了。东莞、苏州制造业的大波倒闭潮,微软、通用汽车、耐克、松下等外企的集体撤资,已经成为对中国制造的强烈警示。背后的原因是整个民族某种精神上的缺失,是中国在经历上下五千年之后,对工匠精神的丧失。如果继续走当前的路子,中国将失去制造大国的优势。“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再也没有惊艳世界的发明。大呼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中国,需要重新找回已经丧失的工匠精神,这才是当下中国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从60%到90%已然优秀,但是从99%到99.99%的态度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但是崇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却遗失了这一优良传统。

    美国在德国的工匠精神的催发下,造就了一批伟大的企业,也使美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反观自己,在一个连首富都认为“这世界上人们最通用的信仰就是钱”的国度里,中国要重新找回“工匠精神”,任重而道远。有“工匠魂”,才能实现“中国梦”。
 楼主| 发表于 2015-5-7 16:21:2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寿龙:把人当工具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从人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学和经济增长政策,就要在政策上加入尊重人的因素,从而避免把人仅仅当作劳动力。

    作者:毛寿龙

    如何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GDP年度增速角度,来思考经济学,来思考经济改革的政策,从治理的角度来思考改革的政策,让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回归人是目的,而不是越来越把人当作工具,是中国未来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走向发达国家的重要选择。

    近日,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认为中国在未来有50%的可能性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楼部长认为,如果能够全面深化改革,在5-10年内推行深化改革的政策,那么中国有可能继续实现中高速增长,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楼部长提供的政策建议是一揽子的,进行农业改革、户籍改革、合理城镇化等等,笔者都非常认同,因为这些改革的目标都是解放劳动力、解放生产力,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从而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

    不过,这些改革政策因为没有在集体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革相配套,其效果依然会大打折扣。

    就解放劳动力的政策来说,楼部长认为,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一系列的改革政策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未来要继续释放农村的劳动力,其方法是减少对农业的补贴,改革户籍制度,还有合理推进城镇化。这的确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也应该是未来合理的政策。但是,因为这些改革的政策一直只是在政策上进行变革,但其内在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政府权力和农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深度的改革,其结果是农民在计划经济时期是经济发展的“工具”,在改革开放时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工具”。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没有把人当目的,而把人当作经济增长的工具,相关分析的理论逻辑也往往存在明显的纰漏。比如有人认为,人口多是红利,年轻是红利,这也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在政府眼里人口多是可以多干活,老年人多是要多消费。但在人的市场里,无论什么人都可能是资源,即使是消费,也是市场的机会,老年人多,意味着老年人的经济,年轻人多意味着是年轻人的经济。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男人比女人生产率高,所以现在男人比女人多就是人口红利。而真正人的市场是,这些因素都可以化为有利因素,只要人放在核心,无论男人、女人,无论小孩、壮男、还是老人,都可能是财富,而不会变成经济增长的负担。

    所以,如何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GDP年度增速角度,来思考经济学,来思考经济改革的政策,从治理的角度来思考改革的政策,让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回归人是目的,而不是越来越把人当作工具,是中国未来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走向发达国家的重要选择。

    从人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学和经济增长政策,就要在政策上加入尊重人的因素,从而避免把人仅仅当作劳动力。

    再回到改革户籍制度,它给每一个人以自由迁徙权,一方面具有经济增长的政策意义,另一方面也有解放人约束权力的制度意义。前者相对来说容易推动,后者来说,仅仅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推进政府的治理结构从权力为本到以人为本,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因此,进一步推动政府的治理体系建设和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水平,实现政府的治道变革,应该可以在激活人的因素的基础上激活政府对于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因素,从而在制度层面确保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楼主| 发表于 2015-5-8 16:51:04 | 显示全部楼层
让马克思告诉某部长,啥才叫“中等收入陷阱”
    光明日报  张宇   2015-05-08 09:34  

    作者:张宇 《光明日报》( 2015年05月06日 15版)

    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综合国力特别是生产力和科技创新力。

    缘起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徘徊停滞而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0年达到4240美元,2014年接近8000美元,已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阶段。据此,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矛盾和挑战,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有鉴于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学的认识。

   

    第一,应当看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分类标准,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在1045至12746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每年世界银行都根据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来修订世界经济体的分类。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分类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有75个(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12746美元),中等收入国家有105个,低收入国家有34个。而在1996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为45个(1994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8956美元),2001年增至50个(1999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266美元),2005年为55个(2003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386美元)。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一些国家,如亚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人均收入接近或超过了一万美元,正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持续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所谓新常态,落入了所谓“高收入陷阱”。由此可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事实和一般规律。

    第二,应当看到,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具体历史的,与所谓的中等收入其实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人均收入这一概念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不反映任何经济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处于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情况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它们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很难用一个空泛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加以解释,否则就会抹杀了矛盾的特殊性,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传统并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经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同步发展,以及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几重重大历史变革的汇集交织,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世所罕见,所具有的历史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也非其他国家可以比肩。因此,把现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相提并论,都列为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对象,虽然对我们有警示作用,但却似猫虎相比,没有意义,无助于我们正确廓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第四,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生产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决定国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收入的平均水平,而是收入的合理分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如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就业困难、创新力缺乏、金融体系脆弱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落后,国家能力孱弱,而与中等收入无关。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落后国家则变成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样就形成了发达与不发达或中心与外围相分割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除少数国家之外(如日本、韩国),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这种不发达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呢?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国家之间,则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都处于支配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地位,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一不平等体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具体表现。

    从不发达国家国家的内部状况来看,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落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使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特殊的困境。马克思当年分析德国问题时曾经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适用于19世纪初德国的情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有重要启示。“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是指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旧社会的残余,如自然经济、城乡分离、君主专制、政教合一、法制松弛等,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指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劳资冲突、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显现。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双重障碍的叠加,再加之于长期受发达国家的支配控制,丧失了自主发展能力,必然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和动荡不安的陷阱。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现象,其实质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宿命,提高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题。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努力和奋斗,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根本之点在于,不断坚持、完善和创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激烈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现阶段,必须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开放而自主、完整而强大的科技体系、产业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财政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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