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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中国怎样才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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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6:29:51 | 显示全部楼层
廖保平:中国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吗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演讲,提到 中国在未来 5 年或 10 年有 50% 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舆论场内引发新一轮热议。

楼继伟预料 中国在未来 5 年或 10 年有 50% 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最初在 2006 年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指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一种尴尬状态: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端产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因而陷入停滞,无法完成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这不仅是学术的总结,也是现实的映照。二战后,拉美、中东和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而只有日本、台湾、韩国等少许几个经济体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大部分经济体「高不成,低不就」,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顿状态,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约为 7485 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能不能跨越世界银行所定的 12000 美元的标准,成败就在数年内见分晓。

印象中,官方极少承认中国有如此之大的概率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楼继伟是作为清华校友和该校兼职教授,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并非官员的「职务发言」,可是楼继伟的官员身份难以淡化,人会将其进行合理的「官方态度」想像。也就是说,至少在官方,一部分官员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表现出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改革的期待。

中国该如何改革,楼继伟提了五个方面,包括减少农业补贴、推动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社保制度等,一个中心意思是要抑制工业化过程中人员成本的过快增长。比如他提出不要总有「战争思维」,可以增加粮食进口,解放更多农民生产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超前」而带来的负面效果提出异议。

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的成本确实很重要,《劳动合同法》中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定,会让企业的直接成本提高了 20% 至 30% ;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进而限制产量扩张,引起过剩劳动供给和失业,总体上影响经济增长。

但坚持「收入公平」的人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定,是在初次分配中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力图缩小收入差距。因为一些学者认为,一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远超出 0.4 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悬殊,形成了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格局,直接导致社会总消费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一方面塔尖的人有钱但消费有限,塔底的人有很大的消费需求,钱包却不给力。内需萎靡不振,外需难以依赖,经济增长必然缺乏动力,长期来看,陷入停滞难以避免。

只是,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定然不是最低工资标准能解决的,它是权力寻租和权力掠夺造成的,当我们看到,一些落马官动辄从家里翻出千万上亿的现金,拿着有十数上百套房子时,我们知道,这根本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可以解释,只能说政治的腐烂,权力的野蛮,极大地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加剧了收入差距。根据王小鲁的研究, 2011 年全国居民灰色收入规模在 6.2 万亿元,约占当年 GDP 的 12% ,经由权力F·B造成的收入差距如此十分惊人,毫无公平可言,这才是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由市场交易本身形成的收入差距具有较大的公平合理性,这样的差距应该是被许可的,政府要做的只是让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让高收入人群自愿地「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激励更多的人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

基于这样的理解,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针对权力的制度改革有多大决心和成效,因为相对于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激发每人的创造更有价值也更迫切。只要人的创造力能激发出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劣势可以转化成优势,经济增长率也才会是增高的、可持续的。

可是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中,权力不仅掠夺财富,而且压制人的创造,因为通过权力而不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必然无法治可言,必然扰乱市场秩序,必然产生F·B,必然不能较好地保障公民权和财产权,必然会剥夺一些人本应公平获得的发展机会,必然大大降低社会的创造活力,必然最终窒息社会的发展。反观二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会发现,没有一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是在制度改革、权力约束上做得较为出色的。

中国经济受到非市场的影响,或者说受到政府、权力的影响远甚至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政治改革之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要再回避根本而只谈表面现象了。从改革而言,上一届政府画饼多过实干,这是失去的十年,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起来,现在需要将推迟的改革进行到底。
 楼主| 发表于 2015-6-23 17:46:35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新常态下,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破解?

    近来中国政策界又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开展了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争论了多年,但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后不久的今天又提了出来,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争论背后的经济状况更不容忽视。主要原因在于去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远远超出了预期。本来“新常态”就是要实现长期平稳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并不容易实现。

    争论的焦点在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而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强调得不多(如果不是被完全忽视的话),那就是,谁是发展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寻找发展的主体,甚至要比界定增长点更为重要。目前,这场争论的经济学家往往过于注重界定增长点,例如产权、投资、出口、技术创新等等那些能够促进经济继续增长的制度或者“潜力”。他们的讨论仅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结果经常导致过分的乐观主义甚至是画饼充饥。要把经济增长点(或者“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还是需要通过发展的主体,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角。就市场经济的本质来说,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可以由发展的主体本身来回答。政府除了规定哪些不能做之外,就由发展的主体自己来寻找增长点,哪里有发展空间,发展的主体最清楚,并非政府或者经济学家所能规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来增长缺乏动力,与改革和发展过于“中央化”是有关联的。中共**之后,对之前改革与发展缺乏顶层设计而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乱象的状况,进行了集权式改革。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集权式的改革顶层设计不仅必须,也属必然。尤其是像法治那样的制度建设,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否则很容易出现无政府状态。

    不过,集权式的改革顶层设计并不代表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唯一的改革与发展主体。中央政府是改革与发展设计的主体,也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主体,例如财政税收、金融货币政策等,但在更多的改革领域,中央政府并非改革主体。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主要有四个改革主体,即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和地方政府。现在的问题在于,除了中央政府,这四个老的主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严重缺乏发展动力。

    民营企业在互联网和金融等少数领域比较活跃外,在其他领域并没有显现发展势头。实际上,民营企业资本“向外走”的势头,要比其在内部增加投资的势头更为强劲。外资方面,尽管大规模撤资的现象并没有发生,但很多外资企业在减少对华投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因为反F·B等原因,基本上处于不作为的状态。现在唯一的亮点在于“众创”这一新现象。不过,尽管“众创”能够比较有效地提供一些就业机会,但对国家整体的产业升级和GDP的增加,不会产生有效的影响。或许,从长远来说,“众创”可以孵化一些高科技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要应付目前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除了“众创”,还必须回头过去促发上述四个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在这些领域,中国是可以通过一些制度改革,来促发这些主体的发展能量。只有把这些主体的能动性发挥出来,才能够把发展的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

    第一,要化解反F·B和改革动力之间的矛盾。反F·B会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人们对这个问题现在有了共识,即从长远来看,反F·B非常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建立在F·B之上。在深度F·B情况下,中国形成了各种经济寡头甚至政治寡头,或者通俗意义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面积反F·B之后构造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即法制和法治,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过,从短期来看,反F·B对经济是有些成本的,人们可以称之为“整顿成本”。问题在于,如何在推进反F·B的同时减少成本。这方面,改革的空间不少,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反F·B要尽量减少对企业运作的负面影响。现在的情况是,一旦一个企业的老总出了问题,整个企业就会停止运作。不能简单把公司老总和公司等同起来。中国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发达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可以参考。

    其次,确立健全的政商关系。不当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和政府官员F·B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源,不过,整治政商关系并不是说不要政商关系。中国所需要的是健康的政商关系。政治人物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而企业家需要政治人物来提供稳定的营商环境,两者之间必然会有关联。在西方民主国家,企业家有合法合理的管道来影响政治,例如政治(选举)捐款、游说、压力集团、公开的政治参与等。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政府有效利用企业家群体,把自身从低度发展提升为发达经济体。现在,这些经济体的政商关系也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中国政商之间的边界在哪里?这是需要研究的,可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

    再次,要大量起用新人。反F·B不仅仅要惩治F·B者,更重要的是要起用清廉者或者不F·B的人。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的运作,领导团队至关重要。反F·B运动清除了大量的F·B者,但在起用新人方面力度并不很大。往往起用的新人大都是那些不作为者,或者没有能力作为,或者不敢作为。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着企业和政府的运作。

    第二个大领域就是要处理好法律和改革之间的矛盾。现在强调改革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这并没有错。不过,改革也往往意味着要冲破现有法律的规定,这就产生改革和现有法律之间的矛盾。这里,有几个方法可以使用。

    其一,要清理旧的法律,修改甚至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减少甚至解除这些不合理法律法规对改革的约束。中国因为一党长期执政,在立法方面,往往只做加法,即立新法,而忽视减法,即修改旧法。任何法律的制定具有时代背景,时代变化,就要对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废除。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已经不合时代需要的法律和法规。尽管有关方面已经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但还没有出现有形的结果。

    其二,要加快分权。自执政以来,无论**还是李克强,一直在强调和呼吁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但至今并没有很大的效应。尽管也有分权,但所分之权,“含金量”不高。今天,大部分权力仍然在官僚机构手中。问题在于,官僚机构已经不作为。官僚本身没有使用权力,社会和企业也没有得到权力,这样就出现了权力闲置的现象。

    其三,法律要保护改革者。在大规模的反F·B运动中,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出现了强劲的“举报风”,就是大家互相揭发。举报很有效,但对建立法治负面冲击很大。因此,对举报行为必须给予法律依据。如果对所有举报者,只有奖励而没有惩罚,就会演变成“******”期间的“互斗”情形,影响整个体制的运作。法律必须规定举报需要有什么条件,举报者也要担负法律责任。如果恶意的举报者不能得到惩罚,他们便毫无责任感。在改革者不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没有干部官员能够有所作为。

    第三个大领域就是要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功效,但要意识到其限度。任何社会,在穷人还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时候,很多政策很容易倾向民粹主义。不过,民粹主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所有政策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执行下去的。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吏治改革。

    其一,要改革工资制度,给官僚体系提供足够的物质刺激。人们经常质疑高薪养廉制度。高薪不一定能养廉,因为人的贪婪是无限度的。但如果官员没有一定的薪资水平,F·B就成为必然。如果官员不能够有体面的生活,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权力寻租行为。中国官员大面积的F·B所累计起来的钱,足够实现“高薪”了。如果实现不了合理的薪资水平,永远跳不出F·B的循环。工资制度方面,中国具有太多的改革空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其官员的基本工资远远少于其它收入;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其官员工资可以连续那么多年不提高。因为工资制度不合理而带来的F·B,所牺牲的不仅是政权,也是全体人民。

    其二,要区分F·B和改革上的一些失误。要容许改革的试错性质。如果规定不能犯任何错误,就等于不容许任何改革。改革必然具有一定的风险,没有风险,哪有改革?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改革能够有效推行下去,是因为当时的改革是可以试错的。在容许改革者试错的情况下,改革者具有动机承担风险。今天的改革执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不容许改革者犯任何错误。并且在反F·B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在犯错误和F·B之间划等号。所以没有官员敢于承担任何风险,没有官员有改革动机。

    其三,要努力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这方面,1980年代有过很好的讨论,但马上被政治化,不了了之。中国传统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官僚体系,但现在反而失去了。政务官可以由政治人物来任命,以形成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团队。政务官必须具有政策创新的能动性和执行力,而事务官也就是一般的公务员则是执行政务官所制定的政策。可以考虑从社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意企业)、学校等直接提拔一批有作为、敢于作为的政务官。这方面已经开始(例如在环保领域),但远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可以称之为“社会培养干部的制度”,不仅关乎于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问题,需要另文讨论。)最近中国高层强调要起用“改革促进派”人才,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不管怎样,今天的中国处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发展仍然是要务,是硬道理。如果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所有存在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发展一旦出现重大问题,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化。诚如**“四个全面”论述所展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仍然是头等大事,深化改革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楼主| 发表于 2015-7-20 17:52:2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未来灿烂但有一丝阴云》,摘编如下:
   
      英国周三刊登文章,认为中国领导人了解如何保持经济的强势增长,但是人口老化问题将会是未来的艰巨难题。
   
      首席经济评论员安纳托尔·科勒斯基刚刚从中国回来,他说,与很多刚从中国回来的人一样,他也很想大声嚷嚷说:“我看到希望和未来了,他们的办法很管用。”
   
      文章说,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虽然中国的经济总值未来十年都不会赶超美国,但是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占了更大的增长份额。”
   
      “因此,寻求新市场的商业活动,寻找新工作的毕业生们,都将发现中国比其他任何地方更有机会。”
   
      科勒斯基预测:“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未来还将继续,而且分量将更重。”
   
      不过,文章着重谈到了中国未来必须克服的巨大经济、政治和社会障碍。
   
      首先,中国尽管有数不清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从没有间断的能源供应、崭新的地铁和高速火车,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额巨大,但是人均却低于俄罗斯、巴西、墨西哥。
   
      “即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也只有美国人的大约四分之一。”
   
      “中国要突破贫困走向真正富裕,必须将经济增长从数量转向质量,转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重视能源和空气,更要重视水资源;转向劳动力的创造性;转向创新、转向投资效率。”
   
      文章认为,以为经济发展可以逐步把专制变成民主的想法证明是错的。
   
      “把中国和印度相比较,民主似乎是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举例来说,自1990年以来,中国修建了30000英里的高速公路,而印度只修了300英里。虽然这两个国家的法律系统可能都存在F·B和不可预期之处,但至少中国人更快就做出了决定,印度固守顺其自然的作风,使法律案件能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中国的一党政治提升了创造力。地方官员受到鼓励在教育、住房、医疗、环境等政策上进行试验。”
   
      文章认为,再过十年,当中国面对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口老化这一最可怕的问题时,政治与经济的冲突将更加严重。
   
     

   
    人口老化将会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科勒斯基预测:“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未来还将继续,而且分量将更重。”
   
    不过,文章着重谈到了中国未来必须克服的巨大经济、政治和社会障碍。
   
    首先,中国尽管有数不清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从没有间断的能源供应、崭新的地铁和高速火车,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额巨大,但是人均却低于俄罗斯、巴西、墨西哥。
   
    “即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也只有美国人的大约四分之一。”
   
    “中国要突破贫困走向真正富裕,必须将经济增长从数量转向质量,转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重视能源和空气,更要重视水资源;转向劳动力的创造性;转向创新、转向投资效率。”
   
    文章认为,以为经济发展可以逐步把专制变成民主的想法证明是错的。
   
    “把中国和印度相比较,民主似乎是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举例来说,自1990年以来,中国修建了30000英里的高速公路,而印度只修了300英里。虽然这两个国家的法律系统可能都存在F·B和不可预期之处,但至少中国人更快就做出了决定,印度固守顺其自然的作风,使法律案件能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中国的一党政治提升了创造力。地方官员受到鼓励在教育、住房、医疗、环境等政策上进行试验。”
   
    文章认为,再过十年,当中国面对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口老化这一最可怕的问题时,政治与经济的冲突将更加严重。
   
    人口老化将会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
 楼主| 发表于 2015-8-3 14:01:42 | 显示全部楼层
人口红利消失临界点:珠三角机器换人成本账

2015年08月03日01:09   21世纪经济报道   


  核心摘要

  东莞市市长袁宝成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机器换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东莞机器换人在解决劳动力短缺的时候、结构性收入的同时,培养出一个机器人产业。”

  本报记者 卜凡 广州、佛山、珠海、东莞、深圳报道

  “你们宿舍有没有WIFI,有没有电脑?”7月21日,美的公司在佛山的中央空调车间里,其车间主任陈贤勇说,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现在招工遇上90后,特别难。

  佛山市市长鲁毅曾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服务过多年。他在接受“粤创粤新”媒体采访团采访时透露,根据佛山社保局调研的数据,佛山春节后的返工率仅为87%。这意味着,年前100个工人上班,年后只有87个工人上班,缺13个工人。鲁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然到来。

  从这一点出发,包括佛山在内的“世界工厂”珠三角,正经历大规模的智能制造升级,让机器人更多地承担流水线上繁重、枯燥的劳动。

  表象上看,这是一股“机器换人”浪潮,但深入其中也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中国从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典型样本。

  我们观察到,“机器换人”或许是不得已的选择,对珠三角而言言,既蕴含着机会,也预示着挑战,转型成功将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东莞、佛山不仅有玩具和陶瓷称雄世界,还有庞大的机器人上下游产业为中国和世界提供智能制造工具,但它的前提条件是,珠三角要及时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重新匹配资源,让科研接近市场,真正实现“创新驱动”。

  机器换人成本账

  为适应新一代劳务工的要求,美的公司在车间装了WIFI,在宿舍还装了空调、电脑,甚至配了健身房。

  即便是这样,对包括美的在内的珠三角制造企业来说,招工还是一年比一年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农民工增长率已经降到了0.1%。而在2010年,这一数字是6%。不出意料,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我国农民工将出现负增长。

  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的话说,中国的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可以说不再是取之不尽的蓄水池。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过去30年,靠廉价劳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已尽。

  用机器代替人工,成为珠三角制造业的现实选择。

  在美的的中央空调车间,一台约三米高的码垛机器人正在按程序把成品从生产线上取下并整齐地堆放在一旁,而堆到一定程度就有小型运输机器人过来把货物运走。

  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该车间一共有25台这样的小型运输机器人,每台至少可以替代一个工人,另外,还有8台机器手。为此,车间一共投入了1700多万。

  而整个美的集团已经累计使用800台的机器人,截至2014年美的集团自动化投资累计投入20多亿元,效率提升15%以上。该公司计划2015-2017年新增机器人1700台,后期每年以30%左右的增幅投入机器人。

  用机器换人划算吗?

  在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佛山某陶瓷企业在喷釉工序上,原来需要10个喷釉工人,每人月工资6000-7000元,一年工厂要支付77万元;而用机器人之后,只需要两个工人,人工费用每年可节省60余万元。

  更重要的是,用了机器人之后,由于精度大大提高,工厂的釉料损失每年可以节省约50万,废品率由原来的5%左右降低到1%,单这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省近600万。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计算,在这一项目上,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和人工生产对比,每年节省综合成本689.6万元。按照机器人设备的产能估算,两套设备可轻松完成年产45万件的喷釉任务,因此设备的投入在1-2年内可收回成本。记者采访了解到,这正是企业可以接受的回收年限。

  但对机器换人而言,除了解决经济性,还有个难点是工厂自身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科教局局长邓国军说,全流程自动化改造不是简单地从国外买回几台机器人就可以实现的,还要求企业有应用研发的人才和能力。

  采访中,美的公司是其中做得较好的。前文中提到的码垛机器人就经过了车间技术人员的改造。该公司的王伟津和左新苗发现进口回来的这台机器人在工作中会出现吸盘脱落或者因吸盘吸力不足导致物品摔落,便通过加长机器人爪子长度等措施,大大改善了这种情况。

  尝到甜头的美的加大了机器人方面的研发投入。据了解,美的正在大力推动产品部件设计的标准化、模块化。同时,美的旗下在香港上市、以零部件为主业的子公司威灵电机,已在开发、生产伺服电机等机器人的零部件。

  此外,佛山市市长鲁毅透露广东省九大科技创新平台之一——华南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也放在了美的。“原来我们考虑是政府直接做,后来我们一想,应该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华南机器人研究院这块牌子就挂在美的研究院。”

  在解决“劳动力短缺”时培育一个机器人产业?

  但显然,更多的制造类企业没有能力自主实施机器人研发及应用改造。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曾对佛山的陶瓷、铝材等行业进行调研后发现,尽管企业进行机器换人的意愿强烈,但遇到的困难普遍是与实际工艺需求对接不上。

  全球知名机器人制造企业ABB集团中国总裁顾纯元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当前“机器换人”浪潮中,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机器人来改变工艺生产流程。“否则企业会发现用了几年之后,招工问题是解决了,但如果不解决制造周期、成本以及整个工艺流程的问题,产品仍然没有竞争力。如果是简单的机器换人,那世界上这个任务早就完成了。”

  顾纯元认为,在这方面,中国的产业是有机会的。

  佛山、东莞等地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显然也看到了这其中的产业机会。

  鲁毅透露,佛山制造业大约需要2万台套工业机器人,但截至2015年6月,实际使用的仅有3000台套,市场空间巨大。为此,佛山着力引进世界机器人制造企业落户,同时加大培育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企业。到今年6月,佛山市内机器人生产、应用、服务的企业有上百家。

  东莞市市长袁宝成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机器换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东莞机器换人在解决劳动力短缺的时候、结构性收入的同时,培养出一个机器人产业。”

  袁宝成说,到目前为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全部在国外,但中国有做进口替代的习惯,先买外国的,我们来模仿制造、消化吸收再创新。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已经聚集起了200多个机器人企业。

  广东泰格威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国内机器人企业沿引进、改良、自主创新路径进化的典型。

  据介绍,该公司成功实现了机器人在不锈钢无痕免打磨工艺上的应用。但公司的目标不仅限于此。其总经理卢新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目前自主研发了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减速器,成本仅相当于进口产品的二十分之一。

  虽然公司研发的这一产品质量还与国外产品有很大差距——泰格威减速器寿命还只有一年多,国外产品可以达到7年,但卢新建还是很为自己的公司自豪。“我们总是有一个前进的过程,但是首先第一点我们打破了国外的封锁,突破了它的核心技术。”

  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卢新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研究减速器需要数学建模,涉及到很多理论,但公司并没有这样的人才,研究进度很慢。后来公司入驻了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借助广东工业大学的科研力量,很快实现研发突破。

  事实上,上文中反复提到的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是佛山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平台。该研究院由广东省科技厅、佛山市、南海区、佛山高新区管委会以及广东工业大学共同建设,是一个开放式、网络化、集聚型的公共服务平台。

  该院不仅牵头开展佛山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需求调研,还成立了佛山市机器人产业创新联盟,不时组织相关企业举办面向不同行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创新对接会。

  更重要的是,研究院还发行“科技券”、“人才券”支持入驻企业引进高端人才,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泰格威的技术问题就是通过“科技券”,委托高校解决的。

  对此,广东工业大学科技处副处长陈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该研究院较好地实现了在高校和企业间的协同创新,一定程度上破解了高校成果转化不足的短板,也真正为珠三角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智力支持,成为了“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关键环节。“但目前这样的平台还很有限,未来需要更多这样能够实现协同创新的新型机构。”
 楼主| 发表于 2015-8-11 11:22:31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民日报刊文:过高福利是经济发展陷阱
2015年08月11日


过高福利是经济发展的陷阱    “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为何会引发危机

  过高福利是经济发展的陷阱(热点辨析)

  高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一度吸引了世人艳羡的目光。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福利国家经济的徘徊不前,逐渐使人们改变了看法。经合组织专门就高福利带来的危机作过研讨,其议题为“危机中的福利国家”。近日发生在希腊的银行挤兑潮,再次引发人们对高福利制度的诟病。那么,高福利何以成了经济发展的陷阱,非但没能促进反而拖累了经济社会发展呢?

  高福利直接影响积累,影响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一个社会要提高消费水平、实行高福利,前提是必须提高生产水平。这里所讲的生产,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也不是单纯扩大生产规模,而是经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提升的扩大再生产。这样的扩大再生产是没有边界的,从而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资料。而这样的扩大再生产必然要求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须有足够的积累。高福利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正确处理消费与积累的关系。

  高福利的资金来源往往是高税收或高负债,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瑞典的高福利靠的是高税收、高财政赤字,希腊的高福利是靠高负债支撑的。以高税收支撑高福利,必然减少企业发展资金,制约企业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拉弗曲线揭示,税率超过一定限度时,企业收入下降,反而导致税收减少,导致高福利难以为继。靠负债支撑福利是寅吃卯粮。由于社会福利水平上调容易下调难,公众很难接受紧缩政策,因而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以致窟窿越来越大,最终酿成债务危机。

  高福利容易产生道德祸因,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和国民惰性。由国家提供的高福利是一种公共品,如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不吃白不吃,因而会埋下道德祸因。具体表现为:高福利下的社会保障资源利用率不高,如公费医疗中药品和其他医疗资源的浪费;一些人本来可以就业而不积极就业,过度享受由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带来的闲暇,以及选择提前退休;过分依赖国家,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积极性和能力弱化;等等。这些现象一旦具有普遍性,社会资源遭到严重浪费,国民精神不再积极向上,就会影响经济发展。

  高福利是一种社会资源再分配,运用过度会挫伤生产积极性。高福利是通过税收进行的社会资源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在现代社会是必要的,但运用过度则会产生明显弊端:一是产生寻租机会,容易导致权力寻租;二是扭曲市场信号。市场分配机制和再分配机制不同,市场机制强调机会均等,而再分配更注重结果平均。平均分配会给人们不好的信号:努力与否是一样的。这就会挫伤生产积极性。也就是说,貌似注重公平的再分配,其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如果实行脱离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更容易阻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我国在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应汲取高福利国家的教训,谋求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是始终咬紧经济发展不放松。只有不断创新、提升产业结构的高质量发展,才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才能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创新、扩大再生产必须有资本积累。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眼前和长远、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地提高福利水平,以稳健的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福利提升。二是强调社会保障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一些西方政客为了选举的需要,超出实际可能去附和选民的诉求,结果民众的诉求越来越高,经济发展能力和后劲被严重削弱,最终损害的还是民众的利益。我们应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社会保障水平是受生产力制约的,只有通过积累、通过发展才能有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三是发挥我国家庭自我保障的传统优势,把自我保障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完善适合国情和发展实际的福利制度和保障体系。

  (李义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楼主| 发表于 2015-8-11 11:23:05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5-8-13 14:44:32 | 显示全部楼层
引进存款保险的主流专家等相关金融主管应引咎辞职!

    [引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19世纪末,美国国会开始讨论存款保险的话题,美国有14个州在1829年到1917年间就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美国是私有制为主导的国家,中国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抄搬套用私有制存款保险制度,就是在积累西化中国的筹码,从而直接及间接为自己谋取更多私有化的资本积累,可恶至极。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银行经营的好坏,那是识人用人制度是否是相对最先进的问题;私有制为主导的国家,是代表私人集团的银行之间恶性竞争的问题,而良性竞争是以理服人为主导的竞争。美国是靠纠集一些利益相关者玩弄鹬蚌相争逐渐“占山为王”的,中国不存在这种仿效美国而复兴之路,所以,如果想复兴就必须以理服人首创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以理服人识人用人。

    哪个国家识人用人制度相对最先进,哪个国家才会成为龙头老大。引进存款保险的主流专家等相关金融主管无一例外都不是凭借品德(智慧)更优秀被选拔的,只凭私人关系来圈定“后备干部”,应该在很小的比例上改变改变,这样中国才会有领先世界各国的伟大复兴。只凭私人关系来圈定“后备干部”,没有关系的靠行贿受贿等潜规则拉关系,这是一角度的F·B根源,这样就不会出现实质的公平、正义。靠同一品德层次“臭味相投”来选拔“后备干部”,这是间接的没有利益监督性冲突的一种私人关系;这部分人看似没有行贿受贿等潜规则嫌疑,但这是间接的没有利益监督性冲突的一种私人关系。

[引用]: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金融保障制度,是指由符合条件的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其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秩序的一种制度。

中国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私人控股、私人开办、外国”银行除外,所有金融机构都是不同形式代表国家的公有制银行,也就是说,不同形式代表国家的公有制银行本身就有完全的保障,“引进存款保险的主流专家等相关金融主管”竟然想换一种“私有制为主导的国家”金融保障制度,抄搬套用私有制存款保险制度,就是在积累西化中国的筹码,从而直接及间接为自己谋取更多私有化的资本积累,可恶至极。

[引用]:截至2011年底,全球已有111个国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政策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成败,尤其是在如今世界各国经济仍然下滑的总体趋势下。在理智选择角度,任何问题都不是赞成的人数越多越正确,因为在理智选择角度任何种类人数中,高手都是少数人,国家“数量”同理。作别的国家的“跟屁虫”,在国际社会老大的照顾下只能成为那种条件下的二流国家,如美国圈养的“日本”等,无非是为了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等圈养的“啸天犬”。所以,如果作别的国家的“跟屁虫”而最终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必然如前苏联下场一样“四分五裂”,让国际社会老大踩在脚下,您不见美国和欧盟“剑指”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俄罗斯?
 楼主| 发表于 2015-8-13 14:48:48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2014年1月,央行在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表示,存款保险制度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中国已全面展开的金融改革的重要环节,在2014年择机推出可能性很大。[14]3月11日,央行行长**表示,存款利率很可能在2014年或2015年放开;张茉楠认为,其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金融防护网的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体制改革,关键是如何选拔一些品德(智慧)优秀的金融行业各级一把手,而不是由如今这些品德(智慧)平庸而学历及资历高的人冒充实质精英。金融体制改革,不是东施效颦地效仿美国等私有制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当然,央行行长**一类人就怕选拔一些品德(智慧)优秀的金融行业各级一把手,从而被迫改变“潜规则”一统金融行业的局面。

[引用]: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优势在于:明确银行倒闭时存款人的赔付额度,稳定存款人的信心;建立专业化机构,以明确的方式迅速、有效地处置有问题银行,节约处置成本;事先进行基金积累,以用于赔付存款人和处置银行;增强银行体系的市场约束,明确银行倒闭时各方责任。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则多见于发展中国家或者国有银行占主导的银行体系中,指国家没有对存款保险做出制度安排,但在银行倒闭时,政府会采取某种形式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因而形成了公众对存款保护的预期。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私有制为主导的国家的所谓存在竞争关系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之间的竞争不应该是美国代表的国际主流的以暴服人为主导的竞争,从而会出现银行倒闭祸乱民心而国家总体劳民伤财的恶性循环局面,如每次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阶段,银行倒闭严重地祸乱民心而国家总体严重地劳民伤财;相反,以理服人为主导的竞争是针对各级银行机构“法人代表”等决策人的品德(智慧)层次的竞争,相对的最大限度避免及解决金融泡沫经济危机,统一规划各银行整体布局,可以以理服人撤销或兼并银行机构,而不是出现银行倒闭,只不过用词上的变化那就会在民心浮动上起到决定性作用,金融重器不可不慎重。以理服人为主导的竞争是针对各级银行机构“法人代表”等决策人的品德(智慧)层次的竞争,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所以,中国应该首创这种更适合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的金融人事制度改革,从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业性试点。以理服人,就是以自相矛盾的错误多少而论胜负,自相矛盾也称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错误程度越小,越是更大程度上体现人类整体实质利益。以理服人为主导的竞争是针对各级银行机构“法人代表”等决策人的品德(智慧)层次的竞争,简易的方法,请见本人的以前写的原创《以品德等为题识人用人的简易方法》。

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危机,到目前还没有见底,也就是说没有触底反弹而解决全球性金融泡沫经济危机,央行行长**一类人就希望中国金融泡沫经济危机更严重?他的言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一类人能看明白上述问题吗?他们的言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大众化智慧层次的“高分低能”的一类人。我本人在《化解金融危机的关键“重大人事改革”》一文中已经论述过这种问题。智慧层次越高,以理服人竞争的程度越大,反之,以暴服人的程度越大,大众化智慧层次就是以暴服人的程度很严重的层次。央行行长**一类人,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一类人,转嫁管理无能,试图保住乌纱帽,竟然以“积累西化中国的筹码”来谋划,不管身后是否“洪水滔天”。

[引用]:主要作用1、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提高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如果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实行该制度的银行资金周转不灵或破产倒闭而不能支付存款人的存款时,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投保银行可从存款保险机构那里获取赔偿或取得资金援助,或被接收,兼并,存款人的存款损失就会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有效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存款保险制度虽然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但它的作用却在事前也有体现,当公众知道银行已实行了该制度,即使银行真的出现问题时,也会得到相应的赔偿,这从心理上给了他们以安全感,从而可有效降低那种极富传染性的恐慌感,进而减少了对银行体系的挤兑。

引进存款保险的主流专家等相关金融主管,在用上述文字误导中国广大民众,他们的试图是按照他们的意图,引进私有制存款保险制度“积累西化中国的筹码”, 央行行长**一类人,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一类人,转嫁管理无能,试图保住乌纱帽,凭借着实质的私人关系网垄断权力的继承,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品德(智慧)层次的竞争,因为几乎所有的或全部高学历、高资历都是靠背诵取得的,媒体竟然吹捧这种人是精英,本人认为称他们为“背诵精英”才属实。央行行长**一类人,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一类人,为什么不直接注明是私有制存款保险制度?因为他们不敢大张旗鼓,只敢用上述一类文字误导中国广大民众,诱骗中国广大民众等上当受骗,可恶至极。对银行体系的大规模挤兑,是银行倒闭制度实行后才会出现的,当今中国不会出现对银行体系的大规模挤兑,因为,中国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私人控股、私人开办、外国”银行除外,所有金融机构都是不同形式代表国家的公有制银行,也就是说,不同形式代表国家的公有制银行本身就有完全的保障。

引用]:由于存款保险机构负有对有问题银行承担保证支付的责任,它必然会对投保银行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一定的监督,管理,从中发现隐患所在,及时提出建议和警告,以确保各银行都会稳健经营,增加了一道金融安全网。

央行行长**一类人,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一类人,已经承认银监会形同虚设,已经承认他们自己品德(智慧)平庸,然而,美国等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智慧选出品德(智慧)相对最优秀的人监管金融等各行各业;也就是说,哪个国家金融等各行各业相对最优秀,关键是哪个国家金融等各行各业是否能够选拔品德(智慧)相对最优秀的“领头羊”,而不是品德(智慧)平庸之辈来监督管理品德(智慧)平庸之辈,从而在国际上及国内实质拉帮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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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8-19 18:01: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拉动内需?我们的财富到哪儿去了?  看完了如下的两个实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看看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就会明白我们今天内需不足的状况是怎么形成的,拉美的贫穷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拚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这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现代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  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膘满肠肥?12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拉动内需?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

    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纺锤形的社会结构。

    我们在做什么?房改、医改、企改、教改、股改,我们的改革正在走向哪里?为什么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

    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  当所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顿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

    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我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富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有些人还跳出来粉饰太平,说什么奢侈中国。哪个大国的经济是靠几个奢侈品的品牌带动起来的?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你要是中国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的品牌的话,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让股改制造的巨量“大小非”横遭劫掠,如今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2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企,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世界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在当初是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

    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  郎咸平与顾雏军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了。于是我们的*、资本、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权,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

    变强大,只有变得强大,你才能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你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所听到。

    (来源:投资银行在线 原文有删减)
 楼主| 发表于 2015-9-1 10:32:07 | 显示全部楼层
童大焕:准备好了吗?中国将面临全线大衰退


四年前的2010年,中国GDP比日本54742亿美元多出4044亿美元,正式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中国人为此着实亢奋了一阵子。随后,英国《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中甚至声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实,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美国花旗银行一份最新的报告则预测印度将在2050年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我们将很快发现,GDP总量世界第二将有可能是当代中国昙花一现的一个巅峰,它完全有可能迅速从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开启一个相当长期的大衰退旅程。

站在2014的时间窗口上向未来眺望,也许英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时代周刊》当年的结论都得改写,因为中国的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已经显而易见地呈现颓势,它们正在全线消失甚至越来越成为未来发展的陷阱,不仅过往的发展速度难以维系,而且我们从决策层到社会各界普遍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和危机的存在,许多人仍然沉浸在大国美梦中不可自拔。随着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波城市化浪潮在20年后结束,中国这头沉睡了百年一直没有真正甦醒的狮子将有可能永远沉沉睡去。最迟20年,中国将要面临的是全线大衰退。这是有别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真正的失去!因为在过往岁月里,我们的自然环境、社会的基础保障、教育的自由、人口增长等等,都已失去太多。不论走到哪里,中国人都堪称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但再怎麽勤劳,也抵不住国内不合理制度安排对人口资源、对人的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美国这样的超发达国家,GDP增速不可能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快,一般维持在2%左右,有时2%都不到。中国过去几十年GDP增速平均每年将近两位数,但若以此来计算未来多少年中国GDP总量将赶超美国成世界第一,无疑只是在做一个简单幼稚的小学算术题。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许多变量,这些变量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以往我们津津乐道自以为豪的「中国模式」,事实上正在遭遇戛然而止的短路风险。

中国过去用降低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用政府投资砸出来的GDP不值得夸耀甚至必将成为今后的包袱。在GDP总量突飞猛进的同时,是人均GDP排在全球 105位的靠后位置,而且,我国货币供给(M2)平均增速将近GDP的2倍,于无声处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其不仅造成国进民退、官富民贫的格局,扼杀了国家创新力,而且「做大做强」的往往是一批扶不起的阿斗。

目前美、中两国GDP分别是167997亿美元和91813亿美元(2013年世界银行统计数字),美国要高出中国近一半。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消息显示:美国2013年人均GDP为51248美元,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2014美国人均收入是43017万美元,中国为7476美元。差距依然巨大。而在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全线衰退之下,未来中国GDP真实增长率将长期处在7%不保的状态。

国企红利消失。中国国企红利过去16年以来一直佔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1998年开始,***通过大幅度「抓大放小、减员增效」裁员近半、两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注资补贴和剥离不良债务、行政力量维护垄断地位等形式,迅速「做大做强」国企。但它终于难逃F·B低效的公地悲剧命运。信力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蒐集的一组数字可堪玩味:「9月1日人民网报道:世界500强公司在2013年间,共有50家公司出现亏损,其中中国大陆16家公司跻身其中,亏损总额高达人民币377亿元。这16家公司全为国企。9月3日传媒网站报道:中国企业家协会资料显示:中国500强企业中,有43家出现严重亏损现象(有19家亏损超过19亿元)。其中42家是国企,只有一家是民企。9月1日,人民网刊出《上半年2030家上市公司获政府补贴,中石油蝉联补贴王》,文中透露:截至2014年4月3日,中国共有1934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报,其中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司有1350家,佔比高达70%,补贴总额为 716亿元。其中中石油又一次以51.74亿元的天量补贴,雄踞十大补贴榜首位,而中石化获得的补贴为7.9亿元,位居第四。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政府财政补贴1258.83亿元。更严峻的现实在于:政府补贴上市公司的数额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递增:2010年为400亿元,2011年为470亿元,2012年为564亿元,2013年为716亿元。当今中国,世界500强和中国企业500强亏损排行榜中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国企;长期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补贴王」,绝大多数也是国企。例如:2013年政府补贴额最大的10家企业,有7家为国有控股企业。2012年A股十大补贴王中,国企佔8 家。」长期以来,我们的国企原来是不断通过垄断价格、财政补贴敲骨吸髓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也许只有彻底揭穿其「官僚资本」的本质,才能加深全社会对它的认识和警醒。

制度红利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奇蹟」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政府公司化,各地方通过降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招商引资,以此支撑起了巨大的投资浪潮。同时政府直接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常常因为过度投资和F·B推高成本而使GDP增量的「奇蹟」单更加鲜艳。但是,接踵而至的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与破坏和类似高铁3.4万亿元滚雪球似的巨额债务将长期困扰中国。我们不选择佔地和投资十分之一于高铁的飞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遗祸千秋的错误决策。并且这样的错误还在坚持:截至2014年6月底,铁总背负各类债务3.43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超64%。全国铁路投资额仅达年度计划三成左右,开工情况并不乐观。

人口红利消失。上世纪50至80年代初的中国人口生育高峰,带来了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但是今天,1980年计划生育第一代出生的孩子都已经 34岁了,接下来进入职场的都是农村二胎城市独生子女一代。高盛集团哈继铭日前指出,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就在2015年,2015年是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中的佔比达到最高点,达到73%,比当年的日本还要高,但是由于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荣母亲政策会使得中国老龄化到来得非常的剧烈、非常的迅猛,劳动力大幅下降,所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很大的挑战。

人口是一切财富之源头和归宿。人口学是经济学最重要、最基本问题之一。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在计划生育、城市化导致生养成本大幅度提高、个人主义、女性独立、不承认城市贫民窟、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权利得不到保障等政策、法律、社会、文化多重因素「十面埋伏」下,中国人口生育率已处在世界最低行列而且仍在下降,远远达不到2.2的世代更替水平。照此下去,80、90、00后的晚年会非常悲惨!

据梁建章、黄文政先生的文章介绍,在过去200年里,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 1950、1980和2013年分别是35.0%、21.8%、22.1%和19.0%,且仍在大幅下降。虽然中国人口现在佔世界的19.0%,但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仅佔世界12.0%。在2.2的正常更替水平下,现有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现行「单独二胎」政策杯水车薪,因为在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的生育意愿迅速下降。截至2014年5月31日,虽然绝大部分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两孩」超过2个月以上,但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只有27.16万对,已批准了24.13万对,仅佔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数量的2.5%。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什麽?日本就是前车之鑑。日本在20世纪50至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连续30年GDP的平均增长超过8%,在1990 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口结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相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日本企业显得保守而迟钝。先是半导体,后是软件、通信行业,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业,日本企业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20几位。美国二战以后的婴儿潮和大规模高等教育投入,使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育了庞大的高素质年轻人口。这些年轻人创造了像微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从90年代开始反超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先锋。(梁建章《中国人可以多生——反思中国人口政策》)
 楼主| 发表于 2015-9-1 10:32:30 | 显示全部楼层
199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曾经高于美国20%左右,现在低10%左右,按购买力计算和香港差不多。日本最大经贸团体研究所认为日本可能在2050年前退出先进国家行列,原因是孩子太少了。

计划生育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政策不论在城市和农村推行,都有可能加剧第二胎的生男现象并有可能因此强化性别比失调。现代科技水平对鑑别生男生女的能力已经非常简单成熟而且廉价。茅于轼先生说:「在香港的朝圣山学会上,一位英国学者Andrea Den Boer研究中国人口中的性别比。由于重男轻女,女婴被打胎,下一代中严重缺乏女性。到2020-30年将有五分之一的中国男人终身不可能结婚。研究说明,男性每有1%找不到对象,暴力犯罪将增加3.7%。这将是中国无法克服的大难题。印度和我们差不多,也是男人太多。」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恶性强姦现象非常出名。

女性的独立对生育率也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女性越独立,生育率越低。一来她不要通过生育确立自己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地位;二来她也不靠生育来养儿防老;三来她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人类传宗接代的事业。城市化和女性独立都会大大降低生育率。因此我们事实上已经到了需要像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补贴生育甚至需要由国家提供把孩子养到18岁的经济支持的时候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中国大陆人口生育率不可避免地下降的同时,是现有青壮年人口尤其是精英人群的海外大移民。薛涌在《中国的海外移民大潮》一文中写道:《华尔街日报》最近在一篇关于中国移民的长篇报道中引用香港一位移民专家的话说,到2020年,离开中国的人累计将有两亿!《华尔街日报》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从来是吸引外来移民的磁石。中国怎麽越是崛起人口越外流?《华尔街日报》采访了若干中国企业家和有关专家,得出这麽一条结论:法制不健全,企业家发家,可钻的空子很多。但是,一旦发起来后,过去让自己受益的制度,就成了对自身利益的威胁。一是这种制度保护不了自己的权益;但更重要的是,从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呆下来还是夜长梦多。

但总体而言,投资移民海外的仍佔少数,佔绝对多数的是留学移民。中国大陆缺乏自由、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大学教育又严重缺乏自由思想——正常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兼容并包百家齐放是基本要求,非如此无以掌握全局视野,非如此无以培养理性思考能力。但65年来独尊马列的灌输式而非启发式教育模式,已经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丧失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大学充塞着连一篇文章逻辑都整不清楚的马列教授,溷乱的思维让阶级斗争和阴谋论支配着人们的灵魂、蒙蔽着人们的心智。

因此,家庭较有经济能力并具备一定学习能力的孩子,纷纷选择出国留学。虽然其中将会有三成多一点的学成归国,但大部分还是会长期滞留国外。这部分人群,恰恰是最具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知识和财富精英。

城市化红利消失。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反城市化政策,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知青下乡、大小三线建设等,这一切使得1978年改革开放逐步释放民众自由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中国城市化迎来井喷和补课效应。由此带动的住房、家电和家具等耐用消费品支出,是支撑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奇蹟」的第二大因素。

但同样因为过去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导,导致中国大地上城市面积扩张远大于人口扩张的局面难以遏制,城市化红利因此有变成城市化陷阱的风险,包括大量高铁沿线建设的「高铁新城」,相当多都有沦为鬼城、空城的危险。2014年全国楼市普遍陷入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滞销局面,银行惜贷是一个方面原因,相当多中小城市的过量供应则是更为本质的原因。

城市化创新红利衰退。城市化带来的创新能力为什麽要从城市化红利中单独提出来?因为它对一个国家的未来起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作用。本来,一个国家在正常的城市化时代,随着年轻人口大量进城,伴随着的往往都是人口聚集带来的创造力爆发,创新能力往往像核聚变一样不可遏止。这是产业由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关键。但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化65年来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到今天还是不正常的,因为政府做出的往往都是逆城市化的干预行动。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下降,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排斥导致年轻一代不敢多生育、同时过多时间和精力被迫用于担心和解决下一代的上学问题、导致他们无心无力安心创新,缺乏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对新一代创新能力的扼杀,精英外流,四位一体,共同窒息着中国城市化的创新能力。它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将是非常致命的。北京在2014年拒绝了上万名外来人口子女上中小学(没有招满也坚决不让招)以后,继续把控人关口前移,2014年9月8日传媒报道,北京再掀「黑幼儿园」关停潮。像这样只顾短期个人政绩和迎合上峰旨意、不顾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做法,古今中外非常罕见。以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作为生育政策不能放松和大城市拒绝外来人口子女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根据********发布的统计公报,1992年全国小学有71.3万所,到2013则减少至21.35万所,减幅达70%以上。大幅度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比如,从1995年到2012年,由于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070万增长到2069万,而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为了控人,北京严厉打击黑幼儿园、严厉禁止民办中小学招收「五证不全」的外来人口子女,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蹟」走的都是粗放、高能耗、高F·B、高投入、高污染、高度两极分化、低效、低工资、低附加值的不归路,创新水平和能力极低。诚如信力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所言:2014年有260家制造业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合计23万亿元,但净利润总计仅为 4623亿元。利润极高的高科技数码电子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方面,中国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西方许多国家,甚至被韩国远甩在后面。而美国则以世界 4.5%的人口,创造了全世界近45%的经济生产力以及40%高科技产品。

美国这一切,惟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解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流动,平等的权利,天下一家的博爱情怀,才会有永恆的创造和奇蹟。否则,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就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好好地利用城市化红利,反而由于一系列不科学、不合理、不自由、不平等的城市化决策,导致了我们红利变陷阱,机遇变挑战。如果一切不改弦更张,彻底回到更自由更平等更市场更法治的发展道路上来,我们将不得不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大衰退。而且最为悲催的是,我们的80、90、00、10后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将被迫承受这种大衰退的后果,但他们却没有力量来参与和改变今天的决策。

我们将许以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这些50后、60后、70后,都准备好了吗?(作者童大焕 独立学者)
 楼主| 发表于 2015-9-1 12:04: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需警惕第三次移民潮:财富黑洞负面影响大

2015-08-30 18:03:35   

  移民浪潮犹如一个财富黑洞,对中国财富增长将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曾发生三次移民浪潮。

  第一次移民浪潮是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战前夕的一百年间,中国迁出人数多达1000万左右。迁出地主要是广东、福建,而迁入地则为东南亚。

  由于这批移民以劳工输出为主,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既有利于减少人口过剩,也有利于增加侨民汇款,以及若干年后的吸引外资,事实上既推动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广东、福建等地的财富增加。


  第二次海外移民浪潮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输出的移民人数大约在400万左右,主要移民形式是家庭团聚、留学、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

  虽然上述移民中有相当比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也有的携带了国内资本移居海外,但是总体上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后的学习成本,在阶段性损失少量人才、资本及相关财富的同时,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同海外的经贸交流,为中国的经济开放,观念的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三次浪潮正在迅速膨胀。与第一次的劳工移民潮和第二次的技术移民浪潮截然不同,当前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以投资移民和教育移民为主。

  大量富人、富二代通过海外投资、海外购房、海外生育、海外就读(中学、大学)等方式持续携带资本流出国境,其中也包含大量携带财产的F·B官员和国企领导的家属。

  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09年获批的投资移民EB5类签证总数,从2008年的1443人猛增至4218人,其中7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而根据加拿大官方统计:2009年投资移民2000人左右,其中中国大陆名额占了超过半数。

  另外,中国迁往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的富人移民也增长迅速。

  在看到中国移民对当地的提高投资、人才引进和技术促进、提升消费和就业等积极影响之后,连原本申请移民难度较高的欧洲,也出现了对中国移民政策松动的迹象。

  比如:因房产价格急剧下跌的西班牙甚至已经在考虑修改移民政策,为买房获得居住权提供便利。很多中国人已经开始关注上述机会。

  与墨西哥等国不同的是,中国移民并不能减少本国的人口压力。墨西哥近千万人现在居住在美国——接近墨西哥人口的10%,不仅总量巨大,且以劳工为主。

  而中国第三次移民浪潮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真正过剩的劳动人口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移民法的限制事实上无法输出,相反严重稀缺的高科技人才、携带财富的富有阶层却是向上述向发达国家移民的主体。

  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人口资源陷阱”阶段,中国都错过了通过移民和劳工输出化解国内矛盾的最佳时机。

  如今中国已经不存在财富增长意义上的总体人口过剩,尤其是东部地区民工荒、全国工资加快上涨的阶段,我们的高端人才、富裕家庭以及F·B官员家属不断携带资本外流。

  据统计,中国赴美的科学和工程博士毕业生滞留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移民的资本携带率及海外购买豪宅、豪车的比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移民。

  虽然中国人口巨大,相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几千万移民的比例并不算高,但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中国的财富削弱效应不可低估。

  如果不从源头解决问题,长此以往,移民浪潮犹如一个财富黑洞,对中国财富增长将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留住财富精英中国必须做什么?

  在经济学中,人被假定为理性经济人。但人其实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动物,出生、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往往在语言、饮食、文化、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某种共同特征,即使在一个国家,不同省份之间人和人的差异都比较大,更不用说不同国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差异。

  因此,在同样的创业、就业和生活环境下,任何人都不愿意背井离乡,移居国外,这不仅因为人的天然惰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本土的群体和文化认同感要显著高于国外任何地区。

  全球化时代,精英们携带巨大财富以移民方式“用脚投票”,除了家庭团聚等因素之外,根本原因在于移民流出国与流入国在制度、环境等软环境方面的巨大差距。

  那些人口流出地区往往是自身制度抑制了经济创造活动,法治化程度比较低,F·B盛行,生活成本较高,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

  而流入国则恰恰相反,是一些政治色彩淡薄,法治化程度高,政府对经济管制较少,人文环境简单,自然环境优美的国家。

  中国近些年移民潮的主体,主要有四部分。

  一是留学结束后先在国外就业,随后移民的。这一群体的移民虽然不会导致大量的财富外流,但由于都是知识精英,因此损失的是看不见的智力软财富,从长远看,这是最大的损失。

  二是企业家及大中型企业里边的高级管理者和技术精英。这一群体的显著特点是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而且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后,仍会在中国继续发展,之所以现在移民主要考虑孩子的教育,未来自身的养老,当然还有对未来中国的忧虑。

  三是演艺界明星,这一群体人数虽少,但拥有的财富却是巨大的,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移民后,绝大多数人的事业还在中国,移民的原因和企业家群体差不多;

  四是F·B官员及其家属,无论从财富角度,还是从其他方面评价,这一群体移民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不同群体移民的原因虽然有差别,但对中国形势的不安全感则是共同的。

  为减少移民对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削弱,中国应该加快改善国内创业环境、就业环境、生活环境,包括:加快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改善政府服务能力,创造公平的创业环境和就业环境;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提高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留住高素质、高资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人才,甚至未来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和技术携带者移民中国。

  以上变革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有些是技术层面问题,有些在短期看来可能是认知层面问题或者利益问题,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些变革其实都可以看成技术问题,或者说通过技术层面的战略调整得以实现。

  为了留住那些对国内软环境失去信心而移走的财富精英、技术精英,中国应该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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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9 16:55: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靠“买买买”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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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回复在城一方 于 2015/9/9 15:55:2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伍隅

    为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观点

    发表于  09/09 06:30  

   

    过去十年间,中国按人口平均消费增长了约8%到9%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继续放缓,很多观察家感叹中国在再平衡方面少有进展。这些人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更快地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发展。他们认为,只有当消费增长变得强势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才能得到遏制,甚至被扭转。

    然而,这种想法背后的逻辑容易误导人们。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随着投资和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在较小程度上,也随着劳动力的增长而增长。消费并不驱动经济增长,消费是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

    例如,家庭消费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约为35%——这在世界任何主要经济体中都是最低的。然而,在过去十年间,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中国按人口平均消费增长了约8%到9%——这比任何发达国家经济中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增长都快了好几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按人口计算消费增长的两倍。但这个增长也不太可能涨得更高了,当经济增长放缓,这个增长值更可能下降。

    那么,重要的是从长计议,把消费增长最大化,而不是着眼于近期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

    很多分析家把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看做是由扭曲的利率和汇率引起的,扭曲的利率和汇率被看做压制了消费而鼓励过分投资。但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份额下降,实际上是大规模成功的城市工业化的结果。

    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表示,把农业生产领域的剩余劳力转到现代工业化经济中,辅以投资增长,结果是快速、但不均衡的经济增长。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到资本密集型城市工业,这个过程提高了公司和企业的利润分成。但这并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说那样,会损害工人的利益,因为工人赚到的钱和消费力都比从前高几倍。国家也从提高的生产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中的得益。

    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并非例外。几十年前,其他东亚经济体进行工业化时经历了相似的情况。在日本、韩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份额在几十年间下降了20到30个百分点——直到下降至最低点,当时这几个经济体达到了高收入水平。那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但是暂时的,这是跟经济的高增长率联在一起的。经济增长不均衡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最终完成向一个更均衡、更成熟经济的转变。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问题的关键是短期需求不足,那么,消费增长就变得很重要。当投资急剧下降,全球贸易处于停滞,中国——跟每个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产能过剩。但这是一个周期性出现的问题,跟长期经济增长无关。

    在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化步伐放缓,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比工业增长更快,这期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实际上在增长——不过增幅不大。这一转变的有些方面不值得提倡,因为它一部分是经济增长放慢导致的。然而,这一转变也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劳动构成,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现在的挑战是通过改革来增强生产力,以维持中等水平的经济增长和个人消费持续增长。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消费的涨落是偶然发生的,不应该被看做一个独立的目的。

    幸运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改革合理到位,中国能从这些可能性中受益。一个更有效的城市化进程是选择之一。目前政策是让劳动力流向较小城市,限制劳动力向几个最大的城市流动。但中国较大城市的生产力更强。一个更受市场驱动的城市化战略会更有效促进这些城市的发展。

    (作者:黄育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楼主| 发表于 2015-9-15 16:25:10 | 显示全部楼层
全球输钱排行中国列第二:去年赌掉近千亿美元
2015年09月15日 10:16 参考消息网  


  核心提示:从输钱总额上来说,中国人输954亿美元比2013年的760亿美元又有了大幅增长。而在十年之前,中国在这一资料上仅仅排名全球第十。

  参考消息网9月15日报道 台媒称,从全球赌业输钱总额上来说,2014年美国仍然以1426亿美元遥遥领先,但其在全球赌博输钱中的所占比例正在下降。中国人以954亿美元在输钱总额上排名第二。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9月45日援引英国《经济学人》文章称,根据预测,2015年的全年产业总额将会下降2.6%,达到4880亿美元,部分原因在于澳门的博彩业收入大幅下降。

  从输钱总额上来说,中国人输954亿美元比2013年的760亿美元又有了大幅增长。而在十年之前,中国在这一资料上仅仅排名全球第十。

  报道称,尽管如此,澳门地区的赌博收入却呈现下降之势:2013年,澳门的博彩收益达到45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8.6%。2014年第一季度,澳门在博彩业的收入为130亿美元,然而2015年第一季度却下降到了80亿美元。
 楼主| 发表于 2015-9-21 17:00: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经济未来要靠独到性优势吃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弘毅投资2015全球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人本身生理上就是有起有落的,所以经济增长也不一定起就是好,落就是坏。关键是要明白为什么起,为什么落。

    没有料到这么快中国的成本优势就没有了

    最近政府在忙十三五规划,我就想刚到北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六五,当时的计划指标是保四增五,GDP保住四个增长点,争取五个增长点,不敢想六以上的事。

    那后来为什么可以到十一、十二、十三个增长点?2007年,最高的季度增长率折成年率是15.1%!中国经济很复杂,你可以看不同的层面,可以看很多不同的数据,但是如果时间非常有限,又希望把握大势,那看什么?就是看中国的成本,同样的东西,你能造我也能造,但我的价格比你低一大截,中国经济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为什么成本低?你关起门来这么多年,老百姓工资比人家低几十倍,所有的要素价格都比别人低得多。你只要比别人会做,比别人价格低,市场就是你的,需求会向你倾斜,拉一把就拉起来了。我总说,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就是两个海平面,过去靠人工筑坝拦着,坝一拆掉,高海拔的水就灌进来了。这个落差的势能释放,支撑了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增长。

    那么今天的新问题是什么呢?反正我是没有料到这么快中国的成本优势就没有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没有了!

    去年8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如果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那中国是96,只比美国低4个点。

    有人会说,工人工资涨得太快。但中国制造的成本不完全是工人的工资,我们的综合成本也在高速增长,这里头很大一块不是市场供求形成的成本增长。我们的综合成本跟发达经济体靠的太近,迅速靠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来最主要的原因。

    中国经济未来要靠独到性优势吃饭

    成本一上去,made in China就贵了,东西贵了一点,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动。为什么?因为中国还没有形成另外一个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在我看来就是两个,一个是成本优势,另一个是独到性优势。你老有别人造不出来的东西,这就是独到性优势,有了这种优势,你的东西贵一点甚至贵很多也没关系。比如苹果手机,这么贵,卖得还这么好,8年时间卖掉7亿部!

    以色列国家不大,但有很多独到性优势,今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受刺激了。举个例子,手机为什么能做这么薄?一个关键问题是解决散热,摩尔定律,芯片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功能越强大,释放的热量就越多,需要的散热设备散热空间就越大。但是以色列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芯片功能提升,热量反而下降。这样才能实现移动通讯,手机才能越做越薄。

    这就是独到性优势,期望中国将来也会有这个优势。但现在中国经济整体而言不是靠独到性优势吃饭,中国经济高增长靠得是made in China,制造业是我们所有行业繁荣的基础,made in China靠的是China price,你会造我也会造,但是我比你便宜。

    现在的新挑战就是这个便宜优势在迅速的消失。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下一步怎么走?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只比中国高四个点,他手里还有独到性优势,中国怎么跟他竞争?

    创新、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你看现在主调就是转型、创新。问题是创新、转型没有那么快。你说创新,这个话好讲,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以色列人解决芯片散热问题,最关键的是一开始的那个想法,为什么大家都一百来斤,我们就没有这个想法?

    追问下去,过程会很长。这次我跟一批企业家去以色列,一个拉比来给我们讲以色列教育对创新的贡献。拉比就是牧师,拉比在犹太民族中的地位比一般信教国家的牧师要高。

    拉比讲了一件事情,在以色列家庭,孩子放学回来,母亲不会问你考了几分,老师教了什么,你学会没有,而是会问孩子,今天你问了问题吗?问了好问题吗?

    我们同行的三四十个人都受刺激了,这趟刺激最大的就是这件事。回去就开始问孩子,你今天问问题了吗?这算种子埋下去了吧,但这个种子能收获吗?也许孩子今天去问问题,明天可能就被掐死,跟老师说的不一样,考试成绩就不行了。而要把整个系统调过来,换成一个敢有想法、不断产生好想法的系统,要多长时间?所以,不是说总理说了要创新,报纸头条登了要创新,就立刻有很多新想法好想法,这个得一天天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那么当下怎么办?只有从经验中研究,才能发现办法。

    比如餐饮业为什么好?八项规定不准吃喝,年初谁看好餐饮业?很多高档餐饮店也真关门了,但是中低端餐饮业起来了。北京金融街那么贵的地段,高档店关门了,外婆家开进去了,吃饭要排队。什么意思?价格低需求量就大。

    再比如为什么电商起来了?因为互联网上买东西价格低。不是说人工低了,人工低了造不出东西来,而是其他方面的费用没有了,没有那么多乱收费和中间环节的费用了。同样的东西,价格便宜,需求就拉动起来了。当然互联网上商品的品质问题一直是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美国日本电商就没那么火?因为他们的便利店精品店没这么贵,他们那里没有这样那样的成本加到头上。所以中国线下商业稀里哗啦,很大程度是线下成本,包括不合理的成本太高,乱收的费太多。

    所以下一步怎么办?把价格调下来,市场就起来了。前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为什么这么火?公司都喜欢去那儿做生意。因为自由贸易区把制度性成本给降下来了。

    我去前海看了一个汽车生意,叫平行贸易。过去为什么中国进口车这么贵呢?关税是一个问题,进口渠道的垄断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的车款,同样的配置,国内外的价钱会差十几万、二十几万。这个平行贸易把这个价差给降低了,于是买车的人排队等着买。给一定的品质、价格低一点,市场就回来了。

    所以经济学角度来看,危机怎么对付?就是调价,靠降低政府服务价格,靠拧掉制度成本把China price找回来。否则价格降不下来,又不能提供独到产品,经济怎么会有出路?我想起柳传志当年的“毛巾拧水”理论,成本就像毛巾里的水,看似干了,使劲拧总还能拧出水来。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还是整个国民经济,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把虚高的成本给拧下来,从而赢得一个过渡期,来支撑创新和转型,支撑更高水平的开放?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主持人刚才说“明天会更好”,我同意,情况坏的时候的确要把未来想得好一点,但是我建议不要把它说出来。要让坏消息飞一会儿,坏消息帮助我们调价。没有坏消息,谁都不会认账。非得有一批人认为熬不到明天了,价格才能下来,才能重建我们的价格优势,才能为我们赢得时间去建立我们的独到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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