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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中国怎样才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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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12 16:35:16 | 显示全部楼层
贺君山

    赞成金兄关于权力与创新关系的论述。并且也认同金兄对中国模式失败的判断[强]

    创新与自由度密切相关,自由的程度越高,创新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权力扩张的社会不可能有创新——因为权力一定指向经济领域,通过限制经济活力来寻求权力牟利的空间,在这样的国度,与权力合作成功概率远高于创新的概率。创新非常难,即使号称最有创新的美国与日本,也经常感到创新乏力

    如果中国要迈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必须回归到它维持一个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的基本功能,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国进民退的过度支配经济的方式来企图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所谓独特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失败

    但是创新是不可能规制的,也不可预测从哪个方面发生,从哪个时候发生,从哪个人、哪个行业发生,现代社会的创新完全不可预测

    但社会可做的是,建立一种健康的激励机制,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使得创新与社会的经济激励有效挂钩,同时提高资源配置的自由度,降低社会信息对流的成本,提高金融的自由度,从而为创新的发生创造社会有效的合作环境

    这样,社会内生的活力会通过这样的激励机制而有效调动,创新就能够在不能预测的某个点、面甚至体里发生——也许即使这样也会没有创新,但这样的社会合作环境,一定是创新最容易发生的空间



金仲兵:

    关于制度与社会创新,有句话说:社会的自由度是和社会的繁荣是成正比的,落后的制度与治理的理念制约了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前因决定了后果,巨大的社会阻力从来没有变动过,那么预期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突破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调动政府之力、国家之力来从事一些政府喜好的项目的开发,然而这些项目的开发离民生过远,只能为政府服务。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数量上达到了1 亿多,但是在人口比例上只有7%-8%,与国际通行的比例相差6-7倍多,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占全民比例是弱小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整体水平和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也是非常非常弱小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多的是以中国的标准来定义的,比如房子,车子,票子,旅游啊等等比较小资的生活。在此就不多说了。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慢慢诞生出一批新的工商阶层,这批工商阶级首先成为了中产阶级,然后他们又带动了一批人,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达到1亿多。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因为土地的公有制,财产的公有制,使得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制度保证,受到打压,在09年经济危机后,中国大约有5-6百万中产阶级移民海外。

    这种情况下,很难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担当和责任感。人性都是相通的,在高压统治下,刚刚诞生的中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暂时选择财富的安全,自身的安全。

    这些中产阶级里面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灰色收入成长起来,我们需要把他们和通过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个人努力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区别对待。

    另外,中国长期实行二元户籍隔离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隔离制度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更严苛---南非是针对另一种族,中国是针对本族,是城乡隔离。其实这是一种文明返祖现象。

    文明返祖现象,就是指人类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的倒退现象。这种返祖现象,使中国在进入工业时代的节点上,一下子退回到奴隶社会。

    贺君山

    对中国目前现实的清晰观察,金兄有着清晰的洞察。我以前曾有一个观点,即人类只有二种文明,一种是等级文明,一种是平等文明,等级文明是通过层级制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文明,层级的划分是通过权力支配他人的程度来决定的,而平等制的文明里,层级的划分是通过资源多少来决定的

    而平等社会里,支配他人的主要力量是资源,而个体是通过对社会服务来获得资源与支配力的,这样的社会,个体要想获得更多的资源,就需要为他人服务,通过高质量的服务来获得资源与支配力。而等级制的社会,支配力是通过权力固化的,这种权力的支配是对人的支配,没有创造力,相反会抑制创造力

    所以平等社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就具有更强大的支配他人的能力,而等级社会,有权力的人才具备对更多他人的支配力

    而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等级社会,这样的社会,通过支配人来获得支配力是一种普遍的方式,而通过创造获得支配力的群体,会发现,他所创造的成果,很大一部分被权力者拿去,从而使得他失去创造的动力

    即使他努力创造,他发现,他的成本也高昂,整个社会因为权力这个怪兽的存在,在一种高成本下运作,这就是中国目前各个行业成本高企、失去竞争力的原因
 楼主| 发表于 2016-6-12 16:37:14 | 显示全部楼层
金仲兵: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诞生,是改革开放促成的,所以说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的社会意义还是重大的。虽然它本身只是一场社会的改良,但是从它的级别、等量上来说,也可以说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带来的社会总收益是巨大的,附属的正面成果是无形的。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松了绑,中国人从改革开放前的奴隶进步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奴才。中国也从奴隶社会进步到奴才社会,这是一个大的文明的跨越。但是我们还要认清楚,我们只是奴才,离真正的公民还差很远。从这一点上来说,还需要权利方面的深化。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官方提出去库存,主要指的是低端产能的生产过剩。在高端产能方面则供给不足,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更加严重。比如:教育,公共设施,地铁,公交等等。

    所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去库存的问题。应该去的是低端产能的库存,需要增加的是高科技层面的“产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产能”,要去除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也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一方面不断加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建设,不断加大道路的建设,楼房的建设,道路的拓宽,公共交通的投入,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却越来越拥堵,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权力过度集中。在文化层面上,称为权力美学或者集权美学。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源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黑洞。

    所以,在加大一线城市的公共建设和服务的同时,强大的吞噬能力也吸引了各个地方的人才蜂拥而至,导致这个地方人越来越多,于是为了适应人员的越来越多,要不断地加大投入,跟滩大饼一样不断扩大城市,形成恶性循环,这才是“首堵“的真正原因。真正的疏堵,就是要把权力分配出去,也就是对权力的一个再分配。

    贺君山

    我认为目前的供给侧的改革基本上还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路,其去库存的方式并不能真正达到。

    我们的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困境,高层应该是黔驴技穷,没有有效的抒困之法。除了滥发货币外,无法找到有效的手段。但滥发货币已经越来越起不到刺激作用了,但负面影响却越来越快地显现出来。

    目前其实除了放权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每一种权力的放弃都是对民间管制的一种减少,会释放出一定的民间活力,从而使得一部分利益沉淀在底层,增加底层的收入

    但是我们却经常听到改革开放面临深水区——其实无非是改革的决策者到了要自己给自己放权的时候了,这个决策当然无法自觉做出——

    但社会经济形式的严峻,社会矛盾的加剧,尤其是现代的信息技术,已经给社会控制的难度提高了许多,中国已经接近不改变就要崩溃的边缘了

    我个人是悲观的,觉得中国很可能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即使我内心一万个不愿意,但也许现实就是这样

    金仲兵:

    关于改革的路径,在经济层面来说,胡温时期所能用到的可用之法已经用完。这是可以定论的。到了习李时代,如果说在经济手段上还想采取一些新的策略,但都毫无新意。克强经济学也好,一路一带也好,都是一些虚无的概念,只是一种提升民心的口号,是一些庞大的数字化经济,最后能不能成型都令人怀疑,对经济发展没有意义。所以,我也同意反方所说的中国现在就是高层除了利用货币政策滥发货币进一步塑造一个完美的数据,没有其他的办法。

    比方说,最近出现了很多关于中国四大行的金融报告,盈利危机的连续报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这个里面预示什么问题?我觉得问题非常严重。

    很多人觉得中国可以发货币来应对危机,但我觉得长期增发货币并不可行。最恶劣的情况,就是发行货币的成本要高于货币面额本身。这时候,发行货币也将失去任何意义。

    经济方面的危机是不是可能预示整个社会的变革?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直接从金融体系表现出来的这种危机,已经可以说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状态---权力正在把人类发明的金融手段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极致面临一个天花板。

    银行危机其实表达的政府债务危机,还有企业债务。在长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在银行不可能持续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未来怎么破这个局?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死局。那么未来是什么?大家可以联想。

    我们一直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高度集权的状态,有一个定律,称之为“贪吃蛇定律”,就是这个体制的头永远要吃自己的尾巴。什么叫自己的尾巴呢?以中国来说,开始吃的是农民,把农民的血榨干了,然后解放一下农民,使他们流亡到城市成为农民工。九几年吃职工,他们的血榨干以后,现在中国的产业工人不存在了,由农民工代替了。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榨今天主题所谈到的中产阶级的血,什么房产税,遗产税等等等等接踵而来,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一种被打压的局面。
 楼主| 发表于 2016-6-12 16:37:39 | 显示全部楼层
贺君山

    中国银行未来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人民银行通过滥发货币来消化他们天文数字的坏帐

    中国的银行基本无法起到货币资源的有效配置功能,只是政府控制经济的一个助手,银行货币必须流向政府规定和允许的方向,民间企业与私人资本基本无法得到银行货款,这也是中国内地频频出现民间集资并崩溃的原因,即大量民间企业基本得不到融资

    从内心上看,我希望中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迈入高收入国家,但我知道,也许我是一厢情愿。

    虽然我们目前中产阶级似乎数量庞大,但其实他们的力量是脆弱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座大山,随时可能掏空他们的积蓄

    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实行政治改革,即大量的释放权力限制的红利,中国可望在短时期内再次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目前各种迹象都无法看到我们政治改革向放权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相反,国企的重要性与控制力却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视——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方向,使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忧虑——也许我们还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在中等收入国家内停滞不前

    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走出这一步,当中国完成他最重要的转型——从特权与等级制文明转向现代平等的文明时,也许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真正成为了可能

    但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个人认为是缘木求鱼,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

    感谢金兄使我今晚受益良多,感谢主持人的支持,感谢群里所有的朋友。我的总结陈词结束。

    金仲兵,掌门传媒《企业与法律》

    首先感谢贺老师。

    我们由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这个点,以点带面来发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相。这个面相对于认识整个中国当前的情况,预测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的话,就以此为话题的基点,可以从现实社会出发,悲观地看到中国甚至没有被称为“拉美化”的资格。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甚至没有拉美化的水平和高度,所以,我觉得中国比拉美化的程度更加严重。

    即,在经过三十年的财富积累之后,我们没有做任何准备就未老先衰了,在经历一个非常严峻的困境,包括福利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产业结构没有真正实现升级,权力结构没有重新分配,而资源环境已经破坏。所以,在此后的若干年当中,要在享受红利的同时,又要进行长期的买单。这个买单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或许从这里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发展陷阱,或者称转型陷阱。这个陷阱如果应对得好,可以跨越,做得不好,就难以自拔。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认定,我觉得,如果认为有这个中等收入社会,那么就有这个陷阱。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不承认这个事实呢?其实,中国同样面临一个陷阱问题,就是长期存在的发展惯性所造成的的不思进取的陷阱。

    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它放大到中国的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社会。我们正是在这个长期的农业文明社会发展的惯性当中不能自拔,最终被工业文明给打败了。当前经过改革开放,觉得似乎建立起一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又成了一种惰性,一种陷阱,也是非常可怕的。

    关于中国未来改革的程序和路径,就是权力重新分配和架构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最终怎样落实?落实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体现在社会制度上,体现在法律条文上。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实现法治的公平。

    我觉得,让法治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让国民有一种公共的意识,培养一种公共的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是在法律约束之内,去规范整个社会的行为,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规范、有序的社会,也同时是一个公平的社会。
 楼主| 发表于 2016-8-9 17:49:0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稻葵: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产收入陷阱值得警惕。所谓中产收入陷阱,指的是那些获得中高水平劳动报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群体,对个人及家庭的前途充满忧虑,对国家的发展失去信心,对社会不公高度敏感。中产收入陷阱会导致国家丧失社会政治发展的稳定器,导致国家迟迟不能迈入成熟稳定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

    李稻葵

    仔细分析,中产收入阶层的焦虑,来自高税负下对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忧虑,来自让人不堪重负的高房价和教育、医疗、养老的高成本。中产收入陷阱中,最令人担心的是,尽管经济整体走高,却更多反映为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及政府税费的增长,夹心的中产阶层备感压迫,心生怨念。

    要突破中产收入陷阱,财政税收方面,应该坚持面向企业和流转环节收税,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及未来可能出台的房产税的税率,减少中产阶层税负及负担感;在主要大城市出台“平租房”等福利保障制度,避免中产阶层在高房价前束手无策;在教育方面应大力减少中小学生的竞争压力和中小学教育的精英化趋势;更重要的是,逐步建立透明公正的社会治理体制,让中产群体拥有社会安全感。

    当今中国,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人均GDP始终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区间而不能增长到12000美元之上,从而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根据我们的长期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构成最大的威胁,因为中国具备那些已经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拥有的三大有利条件,那就是: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的政府、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以及高强度的对外开放。

    相比之下,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中产收入陷阱。

    何谓中产收入陷阱?

    中产收入陷阱指的是,尽管整体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中产阶层的焦虑却难以化解,导致一个国家始终不能跨入成熟的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说,那些获得了稳定的中高水平劳动报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群体,对个人及家庭的前途充满忧虑,对国家的发展失去信心,对社会的不公高度敏感。当这部分人丧失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之时,就会导致社会的不稳,乃至政治上的变故。

    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中产收入陷阱的端倪。最近以来,我孩子的一些同学的家长在忙着办移民,他们担忧的是孩子们不能适应中国高度竞争的中小学教育;我周边的不少朋友,由于担心空气质量对子女健康的影响,也选择了出走;还有一部分家庭,担心未来难以支付高额的医疗、养老费用,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等公共卫生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即便那些还没考虑移民的中产朋友,碰到我经常问的问题也是:人民币会不会长期贬值,家庭资产如何转移到国外。

    凡此种种现象,无非集中反映了中产阶层的焦虑。

    细数中产收入阶层的焦虑

    第一个焦虑点是在高税负的情况下,对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前景的忧虑。中产阶层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工资等劳动收入,而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正是这部分人。我国最高的个税征收比重不仅高达45%,而且当前每月3500元的起征点也非常低,没有任何家庭负担方面的减免。因此,中国的个税事实上就是工资税,往往在个人见到工资收入前就被拿走了,不像许多发达国家有退税的可能。

    第二个焦虑点来自不断攀高的房价。对于80后、90后等加入职场相对较晚的中产阶层而言,大城市的高房价尤其让人不堪重负。这部分人群往往必须依靠父母和亲戚的支持,才能够勉强在大城市购置自己的住房。而那些来自于农村、纯粹依靠个人奋斗在城市安家立命的中产阶层,单靠一己之力几乎不可能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买房。

    第三个焦虑点就是教育和医疗、养老的高成本。教育的高成本尤其体现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些大学前的教育阶段,在这一部分教育支出中,政府所能负担的相当有限。而医疗体系的高成本,更会给那些父母或个人健康状况出现意外的中产阶层带来经济上的灭顶之灾。医疗成本的不断攀升,也加深了中产阶层对于未来养老成本上升的种种忧虑。

    中产收入陷阱最令人担心的后果是,尽管国家整体经济在不断走高,但是却更多反映为高收入阶层的财富以及政府税费的增长。这其中的机理在于,高收入阶层不仅坐拥众多资源和收入渠道,更可以通过无税的资本利得,实现收入的不断增长;而政府则通过强制性税收和收费,在国民经济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与此同时,低收入阶层也可以依赖基础性的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在经济发展中保证自己的收入份额。相比之下,处于夹心位置的中产阶层会备感压迫,因自己的上升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而对社会产生怨念甚至不满。这应当是当今中国需要正视的重大问题。

    如何突破中产收入陷阱?

    首先,从国家财政税收的大格局来看,必须明确调整的方向。目前,政策界、学术界有部分声音认为,财税改革的大方针应该是将间接税转为直接税,但这恐怕并不合理。直接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往往是中产阶层,因为这一阶层的收入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资产相对透明、公开,且主要是劳动工资,而对劳动工资和房产征税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直接税的“板子”往往会端端正正地打在中产阶层的屁股上,增加他们的税收负担感。

    因此,笔者长期呼吁,应该认真借鉴德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国家税收还是要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主要在流转环节征收,征收对象主要是企业,而企业在征税过程中往往可以与政府形成良性循环——缴税多的企业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这些支持又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发展的难题。总而言之,在税收问题上一定要考虑中产阶层的税负以及负担感,宁肯对企业和资本所得者多征一些税,也不应该对中产阶层过度征税。

    其次,在房地产问题上,应该出台一些针对中产阶层的福利保障制度。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各主要大城市,应该为中产阶层提供能够长期租赁的“平租房”,让那些暂时无法购买住房的人,有机会在城市中相对平稳地居住下来。以香港、新加坡为例,当地很多的中小学教师都居住在政府提供的面积适宜、质量中上的公租房中。这使得他们在面对高房价时不会过度焦虑,也不会在高房价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面前感到束手无策。

    在教育方面,要大力减少竞争压力。整体上讲,中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已经出现了相当的精英化趋势,但这不是最好的发展方向。竞争会带来压力,而中产人群往往比其他阶层更重视子女教育,因此,他们也就会成为中小学教育竞争压力的直接承受者。中小学阶段也许应该适当减少竞争性安排,让教育回归本质,淡化教育作为选拔赛的功能。让学生多把精力花在平日的学习上,而不是忙于参加各种竞赛和考试。推进教育非竞争化,既减轻了孩子的压力,也能减轻父母的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应该逐步建立透明公正的社会治理体制。“雷洋”事件到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调查结果,但其社会影响已经充分展现——大批已经或即将迈入中产阶层的人群感到十分焦虑,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行走在马路上、街道上并不安全,就连那些已经进入到“体制内”的中产群体也感到十分不安。所以,在这一类涉及人身安全与自由的重大问题上,应建立公开透明的社会治理制度。在政府监管、警察执法等过程中,应该给予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保障与申诉机会,营造一种公开透明的社会氛围。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产收入陷阱,却需要全社会认真研究。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焦点,尤其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
 楼主| 发表于 2016-10-15 18:20:20 | 显示全部楼层
刘鹤:中国经济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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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眉剑 于 2016/10/15 14:43:1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爱思想  更新时间:2016-10-09 20:26:32

    接到写作邀请,我本能地想到两个题目,一是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描述中看经济发展,二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描述,因为这都与我多年工作联系密切。但发现这些题目的技术性太强,希望找到一个全景性的话题,可以归纳对过去改革开放的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最近我到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和甘肃等地区做了一次关于发展路径的专题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认识不同地区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调研过程中,脑海突然浮现出目前的题目,觉得这个题目让人兴奋,足以概括对以往和未来增长的主要看法。

    一 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同志决然否定了“******”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30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95万亿元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1479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上世纪50年代的40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十位一路跃升到第四位。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转化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从大的方面来说,关键是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在反思“******”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的灾难,没有对“******”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二)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别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撑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各类产权主体的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四)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扩大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五)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六)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楼主| 发表于 2016-10-15 18:2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战略定位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15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15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即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东亚模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海平面上升、陆地面积减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粗放的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过早地出现拐点。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资源可获得能力相匹配。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积累人力资本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楼主| 发表于 2016-10-15 18:21:3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编者注:1986年3月~1991年8月外交部副部长,1991年8月~1994年12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十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最近的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和各种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全面提高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群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声、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三)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拉美的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更为深层次的是,拉美民粹主义严重情节可以由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来解释。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基础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产和恶性循环。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为不同阶层的群体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绪中得以超脱。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能力是教育质量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使之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元贬值、初级产品供给垄断和新兴市场国家需求的结构性扩张,使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全球通胀。在外部震荡引发内部震荡和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的新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和深化金融市场,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楼主| 发表于 2016-10-15 18:23:20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学者的历史责任

    三十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不觉之间几乎到了花甲之年。展望未来,路途还很遥远。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需要跟踪实践变化、归纳和升华为理性表述,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这是经济学界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一)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

    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三十年前的改革之初,中国与其说存在既得利益,不如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价值观念。强大的改革共识创造了增长奇迹。到了今天,新的利益阶层已经出现,得意的群体和失意的群体都希望通过改革获得新机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使思想和政治的复杂程度提高,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的内部改革必然与国际利益不可避免交织一体。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二)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

    三十年来世界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历史一度抛弃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理论独领风骚,但美国次贷危机使得人们认同的理论受到质疑。正像保罗·克鲁格曼较早指出的,萧条经济学正在回归。而耶尔金则指出,历史拐点的出现,将引发一次新的理论创造。中国的成就不是经典理论预言的结果,不是对历史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的复制,总结中国的经验非常重要。作为亲身经历这三十年全过程的一代经济学者,这个任务是无法推卸的。总结的重点可能是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经济学者们冷静下来,研究一些国家由盛到衰和由衰到盛的历史,研究引起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落入陷阱的原因,深刻认识全球化的新特点,对未来发展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转型的主要含义是,由过度依赖外需向更多依赖内需的变化和支撑这一过程的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这是本文第二部分提出三个长期问题的立足点。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通过总体设计推进局部改革的新阶段,这是推进今后中国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英国人以擅长制度设计著称于世,现在则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从全球生产要素价格相对变化的新特点和中国经济的新定位出发,未来改革主要包括调整扭曲的价格和实现结构性良性循环两项内容:首先,要针对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价格扭曲现象不失时机地加快价格改革,使初级产品、土地、劳动力、资本的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均衡的市场供求关系和补偿外部成本,从而使增长具有内生性。其次,要从人的生存和实现社会安全的逻辑出发,抓住四项相互联结的改革:第一,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从初级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继续转移的条件下,加快养老保险体制全国统筹的步伐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第二,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使中央政府有实力承担实现全国社保统筹的能力,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第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发展中小金融,使资本市场可以实现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使各类优质企业特别是中小成长型企业获得可靠的融资渠道。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的市场适应性,使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在完成这些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的制度条件会进一步完善,产业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

    在***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届时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市场规模巨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从现在起到2020年还有12年的时间,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想特别强调三句话:一是需要真正树立全球视野,善于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未来,从正向思维到逆向思维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path dependence);二是必须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把总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的改革方式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求适应性的演化(adaptiviness);三是要果断地把握时机,今天该做的事决不拖到明天(intentionality)。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出版。文章于2008年11月26日和28日分上下两部分刊发于《第一财经日报》,标题为《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楼主| 发表于 2017-5-16 11:11:15 | 显示全部楼层
外国专家:中国2015年的经济放缓还会在2016年继续

    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希望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让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更大。巴黎第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Sandra Poncet就此解释说:“中国当局忠心希望提高工资,因为这会有两个意义:一是,在提高工资的同时,人们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就会对经济给予支持;二是,当企业需要付给员工更高工资的时候,企业就需要进行改革,提高生产力。很明显,这做起来是很难的,所以,有很多国家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实现这一转型:工资增长的过快,生产力的增长却不够,所以,它们就没有了竞争力,最终停留在这个中间水平。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跨过这一特别不稳定的区域,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14:09:26 | 显示全部楼层
英媒: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生机勃勃 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资料图片:2017年6月8日,参观者在科博会上体验虚拟现实设备。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资料图片:2017年6月8日,参观者在科博会上体验虚拟现实设备。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参考消息网7月10日报道 英媒称,虽然无缘前三次工业革命,但中国显然不会缺席正在来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无论是大力推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国家战略,抑或中国本土新兴行业领军者的不断壮大,可以预见中国跻身第四次工业革命潮头不是梦。

  据路透社7月6日报道,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中国也面临着包括如何建立支持鼓励创新机制的政策制度,对创新的监管体系以及容错机制的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痛点和堵点。能否成功跨越显然事关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

  “十三五规划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保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第二个要实现产业发展中高端水平。而要支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必须依赖战略性新兴产业。换句话说,这块如果不能快速成长起来,我们经济的中高速水平也保不住。”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杜平在北京召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称。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费志荣介绍,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部分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4.5个百分点。服务业部分收入增长15.1%,也好于服务业整体水平。

  今年1月到5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3%,比去年同期增速提高1.8个百分点。预计到今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有可能达到10%左右。

  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10万亿元人民币级规模的新支柱。

  报道称,上月底刚刚落幕的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就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新一轮工业革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孕育兴起,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如何扩大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积极影响,确保新一轮颠覆性的技术发展能带来包容性增长,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报道称,根据克劳斯·施瓦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蒸汽机的发明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流水线作业和电力的使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社会和技术指数级进步的推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又开始了。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与信息化,进而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人性化、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

  施瓦布还详细阐述了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物联网、3D打印、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技术变革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刻影响。

  报道称,在传统制造业正面临产能过剩的窘境下,中国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呈现出勃勃生机。

  “行业趋势+国家战略+企业创新的能力是战略性新兴企业或者战略性新兴产品的三大支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忠宏称。

  他指出,去年以来面对经济新常态曾对国内几个城市的企业进行调研,发现这些企业到现在都保持非常良好的势头,在和企业交流过程中他们讲,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这些企业每年都保持20%、30%的增长。究其原因是在行业趋势,国家战略和创新方面结合较好。


  一位长期从事投行业务的高层也感慨,近期到深圳等地看到那些新兴领域的小微企业,觉得的中国经济大有希望。

  有统计数据的146家国家高新区2016年营业收入达28.3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工业总产值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跨过万亿元大关,达1.1407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增至56.2%,科技创新加速突破应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提升。

  报道称,中国目前已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群体性突破,部分产业已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月到5月,新兴领域服务出口累计2845.5亿元,同比增长9.4%,高于整体增速4.8个百分点,占服务出口比重为50.1%,同比提升2.2个百分点。

  报道称,尽管中国有实力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班车,但面对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对现实生活的改变,以及如何鼓励支持发展新兴产业,完善制度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方面显然还有不容忽视的堵点与痛点。

 楼主| 发表于 2017-7-31 12:27: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世界主要经济体失业率比较示意图。目前日本失业率最低,欧洲超过11%。低不是水平,永远4.1%才是真功夫

   
 楼主| 发表于 2017-9-4 17:33:57 | 显示全部楼层
哪些由富转穷的国家

   

    20世纪60年代,缅甸的人均收入在东南亚国家中是数一数二的,大概是泰国的两倍印度尼西亚的四倍,仅略小于马来西亚。

    缅甸那个时候不仅富裕而且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它同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一样,是亚非联盟的创始国之一。但不久之后由于缅甸军事执政团的统治,经济迅速下滑。

    五十年之后的今天,缅甸沦落为东南亚最贫穷的国家,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约为印尼的1/4,甚至赶不上老挝和柬埔寨。

   

    阿根廷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跻身“一等世界”然后跌落宝座的国家,而这仅仅是在85年前。20世纪早期,阿根廷在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中排名第七,国力相当于今天的法国或巴西,但因为军事政变及混乱的经济管理,阿根廷一路滑落至24名,甚至现在被视为“第三世界”国家。100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同巴黎无区别的财力势力,但是现在即使在南美洲也不算顶尖的城市。

   

    瑙鲁(岛),这个很小但是国家命运极具戏剧性的岛国。20世纪六七时年代,岛上丰富的磷酸盐矿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到90年代,磷酸盐矿被开采殆尽,失去资源的瑙鲁立即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现在人均GDP已下滑至2500美元,失业率达到90%,伴随着国民超高的肥胖率和糖尿病患有率。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早期,委内瑞拉的经济实力在南美可谓称雄,持续的经济增长曾一度吸引大量移民者。

    据2013年全球痛苦指数得分排名,委内瑞拉当仁不让,甚至美国传统基金会将178个国家按照经济自由度进行排列,委内瑞拉获得第175名。2013年早期,为了解决物品紧缺的窘境,这个国家决定将货币贬值,而其中缺少的东西包括像卫生纸、牛奶、面粉这类的生活必需品。人民因为缺少厕纸而惶恐不安,政府甚至占据了一家厕纸厂。2013年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升至54.3%,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是拉美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国家之一。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3 15:39:21 | 显示全部楼层
【海外中国人是如何支持祖国建设的】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2013年世界各地通过正规渠道向中国的汇款高达600亿美元,占中国GDP的比例约为1%,平均一个中国人收到46美元。汇往中国的款项,从1995年开始已经增长了6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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