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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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哲学实用版之14


魔主拿起望远镜向前方眺望，只见私有制企业城堡雄伟高大，城墙坚实。

手下问道：“私有制企业在人类的历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可谓根基牢固，城防结实，我们能够攻得下私有制企业城堡吗？”

魔主道：“商品的质量和顾客的购买力决定着商品的价格不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吗？还不是被我杀掉了，并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取而代之吗？私有制企业城堡看似牢固，但要杀之并非难事。你看我带了多少兵来攻城？“

手下向四周一看，吃了一惊，只见半个地球的人都聚集在这，把私有制企业城堡给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手下道：“您真是神通广大，怎么招来这么多人围城，足有亿万之众了。“

魔主道：“本教主有什么做不了的？就算几百年之后，当这些行尸走肉们发现离不开私有制企业而复活它时，也没人敢说我当年是杀错了它，哈哈。。。”

手下道：“不知教主有何法术，能驯服这亿万之众的行尸走肉？”

魔主道：“也没用什么高明的法术，只是一些推理而已。”

手下道：“愿闻其详。”

魔主道：“我用了三个道具:椅子，银子和帽子。来给人类表演等价交换的节目，并告诉人类，商品和货币的互换是一种等价交换，不会出现增值，人类说:这节目太简单了，谁都知道是不会增值的，只有白痴才会认为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会出现增值。”

手下道：“椅子，银子，帽子，放在谁的手里交换都不会出现增值，这是很简单的呀，算什么法术？”

魔主道：“哈哈，这当然是简单了，可是经我一提问，人类全都愣住了，无人敢回答这个提问。”

手下道：“有这回事，太有意思了，是什么提问？”

魔主道：“我说：既然商品和货币的互换是一种等价交换，不会出现增值的，可资本家凭什么能让货币在和商品的交换过程中能发生增值呢？“

手下道：“这个提问是太难了，我也回答不了。”

魔主道：“你又算得了什么，几百年来，亿万人类之中，光经济学家，博士，研究生，理论家，学问家，教授，学者等等，没有2亿也该有1亿吧，他们也全都回答不了，也就都指望我指点迷津了。哈哈。。。”

手下道：‘教主神通广大，神功盖世。“

魔主道：“让我吃惊的是，几千年来，人类对于哲学和经济学是一无所知。”

手下道：“有何为证？”

魔主道：“证据很多，比如，如果我说：质量不决定商品的价格，可能人类都会反对我，可我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可人类竟然都信以为真，而认可我。这是同一个意思的两种不同方式的表述，可人类一无所知。证据太多了，不一一例举了。”

手下道：“难道人类都是白痴吗？怪不得战神常称呼他们为行尸走肉。”

魔主道：“当我发现人类对于哲学和经济学一无所知时，少不了要传授一些基础知识给他们。如：等价交换和非等价交换等等。可人类却说，没见过等价交换和非等价交换。于是，我举了椅子，银子和帽子的等价交换事例和低买高卖的非等价交换事例，并由此推理出商品流通和交换并不会创造价值和增值，然后说资本家无论选择等价交换和非等价交换，都是不能增值的。可资本家都实现了增值。所以，除非资本家买到了一件能增值的商品，而源源不断地掠夺这种增值，而这件特殊的商品就是劳动力。所以，资本家使货币增值的原因就此真相大白，而揭露出资本家的寄生虫的本性。实是人类一害，于是，半个地球的人类都聚集于此来讨伐私有制企业了，不知你能否看出我用了什么魔术没有？”

手下道：“此等推理合理之至，实为千年之佳作，这其中没有发现用什么魔术呀？”

魔主道：“我当然没用魔术，但有一个人说我用了魔术，你们相信谁？”

手下和亿万行尸走肉一起高声道：“只相信教主，教主神功盖世，宇内无敌。”

魔主笑道：“很好，我们现在开始攻城。”

亿万行尸走肉欢声雷动，这时，私有制企业城堡的大门被打开，从城中走出一队人马，为首者是企业家。企业家看见魔主，问道：“你我素不相识，为何前来攻城？‘

魔主道：“为了替天行道，消灭你们这些寄生虫，别以为你换了称呼我就不认识你了，资本家。”

企业家道：“资本家也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上山可承包森林，为国家提供木材，下海能搞养殖业，丰富了人们的菜篮子，还可以为国家出口创汇。开矿山，修公路，造汽车，飞机，电脑，家电，衣服，鞋子，等等，有何不好，让你们喊打喊杀的？”

魔主道：“哈哈，你们剥削了人类几千年，还不承认，还以为我冤枉了你们，这样吧，只要你能回答得了我两个问题，我立马撤兵，放你一条生路，如果，你回答不了的话，你自己了断，省得我们攻城。”

企业家道：“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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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杨小凯

             来源：正来学堂

　　作者简介：杨小凯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任教于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是当代最有成就，也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之一。2004年7月因病去世。

　　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我还觉得他们很难说是值得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让我记录下我读哈耶克著作的感想，与读者分享。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思路很不一样。今天大多数对社会主义进行批评的中国人，多是从社会主义实行以后经济效率不高着眼的。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批判的着眼点却是制度形成的机制。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歪曲降到最小。

　　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上第一个由某些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一个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交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的。

　　在哈耶克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一是在自由社会中，制度和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判断。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却规定谁应该是胜者，什么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具体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试想想，一场球赛如果在未赛前就预定了谁是胜利者，这还有何公平竞争可言?自由社会中并没有一定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定，只有一些竞争的游戏规则，制度的自发发展是基于规则公平的共识，至于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其他制度获胜，是一个无人能预料的事。

　　我读哈耶克的书之前就有一个想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社会主义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各连锁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当时我并未读哈耶克的书，但看了他的书后，才发觉，他的思想涵盖了我的想法，细想起来，我大概是看了弗利德曼等人的书，间接受了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再看看胡平等人讲到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当这种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人们不会自愿地接受市场的惩罚，因而造成改革的困难。看过哈耶克书的人都会发觉，这些思想都是他所首创的。

　　哈耶克指出，在一个自由经济中，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所以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就会十分有效，输了的人无法不认输，因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法与之辩论，也无法抗拒它的惩罚，受罚人也无法责怪任何他人。但社会主义制度却有只看得见的手来执行奖惩，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政府，抱怨奖罚不公平，或不合理。因此，游戏规则无法强制执行，或曰预算约束总是软的。在这种条件下，公平的竞争游戏是无法玩起来的。

　　哈耶克的思想其实与经济学界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主流学派南辕北辙。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所谓科学方法派，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假定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能用数学最大化问题求解，理性经济人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能用一般均衡或对策论(或赛局理论，game theory)来求解。很多这个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往往热衷于用数学模型来证明“市场失灵”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另外一些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经济学家，以数学模型来证明看不见的手的优越。哈耶克的思想与这类想法都不同。他强调对经济理性的迷信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其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世上很多从常理看来非理性的行为，也许对人类社会的知识做出贡献。例如，很多破产的企业，就为成功的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最好放弃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承认自己对经济理性的无知，因而只是追求游戏规则的公平，接受这些游戏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我是一个热衷于模型(包括对策论模型)和新的科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但凭我的直感，我觉得哈耶克的非数学的经济思想，比现有最好的经济数学模型深刻得多。也许数学模型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之后，我们能用非常复杂高深的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哈耶克的假想。遗憾的是，现在用数学模型最纯熟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我看来是思想相当浅薄的一批人。更为可惜的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样一个从浅薄到高深的渐进和积累过程。

　　我是企图用数学来证明哈耶克思想的人。我最近与黄有光教授发表的一本书(见Yang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jzation，1993，North-Holland)，在第15章用一个数学模型证明，完全理性的行为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不能通过各种组织实验(包括试验不是最有效的组织)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因此，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某些非理性行为有可能有助于社会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在此书的第3章，我们用一个序贯对策均衡模型证明，市场制度的功能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恰恰相反，市场制度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使得人们不需要知道其他专业的知识，但却能享受所有专业部门的产品。因此，市场的功能在于，当每人只知道整个社会的信息的极少一部分时，人们却能充分利用这所有部分信息的集合。这正是哈耶克思想精髓之一。按这种思想，如果某个人或政府声称能获得整个社会的信息，因而看出了“市场失灵”，进而加以纠正，此人必是过分狂妄，对市场的功能毫无所知。

　　哈耶克对现代发达国家的制度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对国会立法权的质疑。他认为国会立法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游戏规则有关，例如专利法的通过;另一部分是与社会需要什么有关，例如环境保护法的通过。哈耶克认为，后一部分应属行政当局的政策，而不是属于立法。这两部分的活动应该分开，不应该由一个立法机关来做。其理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关心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应该关心游戏规则的公正;至于参加游戏者个人的不同目标，那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统一的。如果立法当局为社会制定共同目标，并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社会就会走向“被奴役之路”。

　　哈耶克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迷信人类理性和崇拜科学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启发意义。哈耶克认为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理性，而是来自宗教和意识形态。宗教和意识形态不是理性的，但它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也提供了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承诺机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会使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流传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胜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并不是凭理性选择宗教，正如母亲爱孩子不是凭理性一样。但在社会演化过程中，不爱孩子的母亲就会因后代死亡率高而绝种，不利于自发社会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也会灭绝。因此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虽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效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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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名句精选
1.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
　　2.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3.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4.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
　　5.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6.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干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
　　7.无论何处，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虽然标准的提高不久便导致发现社会的最阴暗的污点，而人们不再愿意容忍这些污点，但是或许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从普遍进步中获得显著的好处。
　　8.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9.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10.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11.“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   W·H·张伯伦
　　12.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  埃利·阿列维
　　13.用社会主义一词说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标，把一个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一个终极理想的名词用于一种特定的方法，或许是不公平的。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14.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在各种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明智地选择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它是有关这么做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的争论。
　　15.亚当·斯密：“虽则能够在最高的程序上有利于一个伟大的社会，但却具有这一性质，即对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来说，利润不足以补偿耗费”。
　　16.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
　　17.竞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糟些。或者换一种说法: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18.过去50年中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竞争法则的领域愈来愈受限制，这个历史事实当然是无可争辩的  虽然这种现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夸张了。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后果，还是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政策的后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发展的实际历史强有力地使人想到后者。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下，现代技术的这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广泛领域中垄断的发展不可避免。
　　19.大企业的高效率并未得到证明。被认为是破坏竞争的那种有利条件，在许多领域内并未显示出来，大规模的经济，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也并不一定产生垄断……对效率来说最合适的一种或几种规模，可能在大部分供给量受这种控制的支配以前很久就达到了。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的消灭这个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应当注意，垄断的形成常常是规模大成本低以外种种因素的结果。它通过互相串通的协定而形成并为公开的政策所促进。当这些协定失效和当这些政策扭转过来时，竞争的条件是能够恢复的。
　　20.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21.只有竞争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
　　22.我们认为我们个人排列各种价值的顺序不仅是个人的排列顺序，而是在有理性的人们的自由讨论中，我们会使别人相信我们的顺序是正确的。
　　23.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24.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亚当·斯密
　　25.在共同目标对人们并非一种终极目标而是一种能够用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的地方，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
　　26.在有限途径中选择，多数还是会找得出的;但相信事事都必定有一个多数看法，那就是迷信了。
　　27.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
　　28.如果民主制度决定了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又必定要运用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它必定会变成专断的权力。
　　29.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
　　30.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31.康德：“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32.立法者的权力无限制这一观念，部分地是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结果。它又由于下面这种信念而得到加强，这种信念是: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的话，法治就会被保持下去。然而，这是对于法治意义的完全的误解。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某些人在法律规定上有权按他的方式去行动，但这并没说明法律是否给他权力采取专断行动，或法律是否明白地规定他必须如何行动。很可能，希特勒是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方式获得无限权力的，因而在法律的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但是，谁会因为这种理由而说，在德国仍然盛行着法治呢?
　　33.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34.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形式法律的那种一般规则，而排除那种直接针对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立法。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
　　35.某些产业或活动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来从事的，因此，许多表面上针对一个产业或一个职业阶层的措施实际上是指向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一切极其充分地向所有那些希望了解计划怎样在实际中造成政治后果的人证实了，像“由政府控制产业发展”这种表面上无关痛痒的原则，会为那种歧视和压迫政策提供几乎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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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希莱尔·贝洛克
　　37.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  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
　　38.经济变化往往只能影响我们的需求的边缘或“边际”。有许多事情远比经济上的得失可能影响到的事情来得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受经济波动影响的生活上的舒适品，甚至超过许多生活必需品。和它们相比，“肮脏的金钱”，也就是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拮据一些或是否宽裕一些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
　　39.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对我们比较次要的缘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
　　40.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41.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42.在竞争中，在决定不同的人的命运方面，机会与幸运常常是和技能与先见同样重要的。
　　43.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
　　44.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45.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
　　46.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人们认真想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只是“较大的平等”而已。
　　47.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的人们。
　　48.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
　　49.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50.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托洛茨基于 1937年
　　51.经济保障这一概念与在这个领域内的许多其它用语一样，是不明确的，是含糊其词的，因此，对要求保障的普遍赞同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危险。其实，如果人们在过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保障的话，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
　　52.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这句话说得很好。
　　53.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剥削中，从来没有哪种剥削比一个较不幸的生产者集团中的成员从一个基础稳固的集团那里受到的剥削更恶劣、更残酷的了，而这是对竞争进行“调节”所造成的。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理想为害更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
　　54.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55.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阿克顿勋爵
　　56.罗素说得好，想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
　　57.把权力分裂或分散开来就一定会减少它的绝对量，而竞争制度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支配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制度。
　　58.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但它在私人手中时，决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权力，决不是支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了。
　　59.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掌握和运用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监工的工作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60.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   E·H·卡尔
　　61.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62.要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标准的确是和他们，或者说，至少是和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一直所持有的价值标准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在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认识罢了。
　　63.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正像纳粹的司法部长所作的解释那样，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问它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
　　64.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人民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   《泰晤士报》
　　65.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旨在反对垄断者的措施在事实上却只有助于加强垄断的权力。对垄断利润的每一次袭击，不管它是为了个别集团还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都容易产生新的既得利益，它又反过来会助于垄断的扩张。
　　66.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  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
　　67.反对政府主要目标的大多数人竟然奴役本该自由的人，这是否公正或合理呢?毫无疑问，如果使用强力的话，少数人迫使多数人保留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比多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以最有害的方式迫使少数人与他们同为奴隶要更为公平。那些只寻求自己的正当自由的人，只要他们有权力而且起而反对的人数绝对不足以推翻它，那么他们总是有权利获得这一自由。   约翰·弥尔顿
　　68.我们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并不是我们对物质福利有任何反感，甚或对它的欲望有所收敛，而是相反，我们拒绝承认任何障碍、任何可能有碍欲望之满足的与其它目标的冲突。
　　69.有些人争辩说，我们己经以令人惊骇的程度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量，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如何成功地利用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落后了。如果此话就此打住，那么它是相当对头的。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作出对比并且争辩说，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
　　70.联邦原则是使各个民族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而对他们合理的独立愿望并不加以非分遏止的唯一形式。
　　71.实际上，联邦制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它能够这样来设计:使得大多数有害的计划难于实现，而同时却给值得期望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72.如果都由一个大得远非一般人所能测度或理解的组织所独揽一切权力和作出大多数重要决定，我们将丝毫不能维护和培育民主。
　　73.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小国生存的世界，那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74.只有在一种既保证某些规章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又保证有权执行这些规章的主管当局不把它们用于任何其它目的的真正的法律制度内，小国才能像在国内场合那样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75.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
　　76.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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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货币的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的大概意思就是一只蝴蝶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小黄花上扇动了一下翅膀，于是东京掀起风暴电闪雷鸣，蝴蝶虽然是个严谨的科学词汇，但是现实中人们更喜欢将其看成笑话，因为这中间太多的扑朔迷离，根本无法验证，而在金融货币领域却真实存在着蝴蝶效应，而且有真实的数据可验证。

　　货币领域的蝴蝶效应主要是发生在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之间，狭义货币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钱”，大家都理解，但广义货币的真实含义是很少有人能体会到的，广义货币应该是“可以用的钱”，比如你有一万元，你现在不用，借给朋友用，而朋友也不马上用，又借给另外的朋友用，而另外的朋友又以同样的理由借出去，假如这样一笔钱，被借了三次，那在广义货币上就是四笔钱，也就成了4万元，四个人都拥有这笔钱的使用权，但前提是他们的使用时间不同。也就是1万元的狭义货币创造了4万元的广义货币。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无限借出去呢，从理论上是这样，现实中也是这样借来借去，这种借款利用的是时间差，借款次数越多，越容易出现周转问题，现实中这种互借是通过银行完成，在资本主义早期，这种借款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所以发生了很多危机。

　　现在不允许银行无限借，必须有存款准备金，比如存款准备金为20%，你的一万元只能借出8000，你朋友只能借出64000，你朋友的朋友只能借出5120元，这样就避免了风险。

　　货币乘数的蝴蝶效应

　　那现实中可以借多少次呢，这就是货币乘数，在美国高峰时是12次，中国是5次，美国狭义货币可以放大为12倍的广义货币，中国的狭义货币可以放大为5倍的广义货币。但货币乘数不完全等于借钱次数，因为现在各银行都有存款准备金，因此实际的借钱次数要远大于货币乘数，考虑到存款准备金的影响，美国货币乘数为12，其实这笔钱在现实中被反复借用了几十次，中国的货币乘数为5，说明一笔钱也至少被反复借用七八次。在中国，一个人的钱可以解决七八个人的问题，在美国，一个人的钱可以解决几十个人的用钱问题，这些倍数不算大，但也可以算作微量的蝴蝶效应了。

　　然而广义货币的放大，可不只银行一个渠道，还有债务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所以除了我们以上说是的M2，还可以变成m3，m4等。总之变化越多，蝴蝶效应越大，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蝴蝶效应导致的。然而在杠杆如此之长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多少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货币乘数，货币乘数只要增加一、两倍就远比印刷货币更有效。

　　近日随着安倍的上台，日本也开始大搞量化宽松，《华尔街日报》称这种做法是“货币民族主义”。然而笔者认为，现实中起作用的是广义货币，而不是狭义货币，印刷货币再多都无助于经济复苏，货币主义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

　　消费习惯的蝴蝶效应。

　　同样不同的消费习惯也可以引发这样货币数量的蝴蝶效应，主要体现为现金消费和信用卡消费的区别，中国人喜欢现金消费，如果你从银行取出五千元作为零花钱的时候，银行的放贷能力就被降低了2万5千元，同理你存入银行五千元的时候，银行的放贷能力也会增加2万5千元，而两万多元的短期贷款也许就能拯救一个资金周转不灵的小微企业，如果没有这2万5千元，这个小微企业就可能破产，这就是金融的蝴蝶效应，一个居民的消费习惯就关系到一个小微企业的存亡，每个居民少在手里放一些现金，中国企业就可以贷到更多的资金。因为现金是狭义货币，企业贷款是广义货币。

　　如果用卡消费的话，钱放卡里，卡上的钱，也就归银行所有，你不用的时候银行就可以用来放贷。这些区别很大。银行不仅是帮你保管，还用你的钱进行经营，如果一个国家全部喜欢现金消费，一个国家喜欢用卡消费，这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就是极大的。

　　另外还有很多贪官，他们不敢将钱放银行，或是放家里，或是找个地方埋起来，这都会导致金融紧缩。因为无论是你口袋里的钱还是贪官藏起来的钱，都是狭义货币，是真钱，而这些钱的使用价值是按广义货币来放大的，可见金钱使用上是一个小习惯也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钱币破损的蝴蝶效应

　　同时，货币破损也会导致通货紧缩，我们现在用的是纸币，虽然这些纸的质量比较好，但也不禁用，一张纸币从印刷出来到成为破损的劣币，一般就几年的时间，很难超过十年，中国在九十年代发行的一元纸币都成为了文物，价格翻了几百倍，说明这些纸币绝大部分都破损了，除了在自然使用中破损的钱，还有洗衣服洗掉的，被火烧掉的等中国好像印刷了很多钱，其实这些钱都不存在了，真正流通的也就是近十年走出印刷厂的钱，以前印刷的那些都没了，而发达国家则不同，发达国家居民都生活在城市，都使用信用卡，平时几乎不接触纸币，因此几乎不存在破损。这就导致货币乘数比较大，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基础货币。

　　人民币外流的蝴蝶效应

　　现在中国的人民币出去的多，回来的少，货币缺少回流渠道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造成通货紧缩，流出的都是基础货币，如果按照货币乘数进行放大，那是非常大的量。

　　货币停留在离岸中心等于没回流，2011年下半年起，中国出现了明显货币通缩，一方面是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原因，一方面就是人民币缺乏回流渠道所致。目前境外人民币肯定超过15000亿，因为仅留在香港的就有7000亿元。这至少影响国内银行的放贷规模75000亿。这个规模足可以拯救两次金融危机了，这种影响足以让中国金融体系伤筋动骨。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老外们越来越喜欢人民币，加上中国而这些人民币出去的多，回来的少，导致国内企业家无钱可用，所以从2011年下半年起，中国出现了企业家跳楼潮，企业破产潮，当前虽然在投资刺激下，中国经济又开始回稳，但是如果认识不到根本问题出现在货币的外流上，那根本问题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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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结构主义与中美国新阶段

曾飞

　　笔者在《林毅夫与厉以宁的理论分歧》一文中提醒人们关注中国御用经济学家坑爹的“理论”即将从厉以宁初级阶段向林毅夫高级阶段转变的取向。挑明林毅夫比较优势论,以及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含义及其隐含的祸根。本文进一步描述林毅夫理论在中美国背景下的真实含义：推动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深化，彻底殖民化中国。

　　而对于林毅夫理论的重要地位，2013年03月08日光明日报《厉以宁林毅夫互动纵论经济热点》作了生动的报道：“今天上午，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佳宾云集，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的第二场记者会上，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李毅中、杜鹰、贾治邦六位委员围绕“推动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厉以宁与林毅夫，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回答提问时不时地相互补充，精彩的“林厉互动”，不仅解渴，而且感人。对中国经济的关切之情，在两人的互动中璨然呈现。”

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新殖民主义

　　英帝国的殖民主义，赤裸裸地暴力统治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和北美这两个殖民地，成了帝国经济的主要基础。

　　美国接受英帝国的传统，继续殖民，但也接受了教训，不再赤裸裸地建立殖民地。而是采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控制的新殖民策略。中美国超级融合正是这种比较隐蔽的殖民政策的当代核心内容。也就是形成“中美国”的依附结构：美国把握高端技术当老板，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为美国打工。华尔街资本和美国文化一步步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死死地缠住中国。牢固地确立“中美国”的经济依附和政治依附体制。最近又提出美国高科技＋中国城镇化的新纲领，抛出林毅夫“新结构主义”，就是要把这种经济依附结构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彻底钉死中国。建立如同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印度的帝国经济基础结构，以此挽救病入膏方的美帝国经济危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维护美帝国的世界新殖民体系。

中美国超级融合的初始阶段：美国设计中国制造

　　肯德基挤压北京烤鸭、苹果与富士康是这个时代的象征。

　　扎卡里·卡贝尔在他所著的《中美国》一书中描述道：

　　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发达国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进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例如工人工资压力和工厂的倒闭，却很少注意到这些低成本商品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沃尔玛销售的DVD播放机是美国或德国制造的，那售价怎么可能只有100美元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本节约都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美国很多工人的失业也不能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而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的结果。　　“‘中美国’：文化融合。现在要说的是中国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经济结构转型一样重要，但是它更加难以量化，这就是文化。“中美国”不只是两国经济的融合，更是两国文化的融合。”“贸易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然而商品贸易只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思想交流也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且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不比商品贸易的重要性低。”“还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我要和几位律师朋友在上海南京路商业区的一座新落成的办公大厦里会面。我对那里并不熟悉，所以我走错了楼层。这座办公楼很普通，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办公楼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应该站在一块印有‘华为’字样的金属标牌前。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国”来说却意义非凡。那晚我去大街闲逛，商业街两旁挂满了印有姚明笑脸的巨幅广告牌。这个两米二六的小巨人那时候刚刚进入NBA，在休斯敦火箭队打中锋。而且，那时他也刚刚与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商签订代言合同。火箭队希望得到一个好队员，而耐克公司更是雄心勃勃，它希望姚明能够帮助耐克公司开拓中国消费市场的新领域。华为和耐克，前者是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后者是人尽皆知的运动鞋制造商。中国在邓小平及其后任领导人的改革基础上，逐渐融入新的全球商业体系之中。与此同时，众多美国企业正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中。” “中国经济对全球的主要影响就是改变宏观需求。我期望中国可以降低高达40%的储蓄率，并且希望中国人越来越喜欢西方人的消费模式以及西方国家生产的商品。”

　　在作者看来肯德基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不仅仅是它控制整个肯德基中国店的独特配方，更重要的是它的消费方式，消费文化。它用完全不同于北京烤鸭的消费文化迅速击败了北京烤鸭的消费习俗，占领了市场，特别是改变了中国下一代的饮食文化，打下了长远的文化习俗根基。而苹果-富士康的代工体系，在中国南方，老板-雇工模式和残酷的奴役劳动文化同样取代了新中国国企的自觉劳动文化，而成为主流模式，占据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且迅速向中国西部扩张，这得力于中国官僚文化下的权力支撑。

　　就这样，自由贸易和西方文化之下的所谓超级融合，在美国资本实力的推动下迅速殖民化了中国。但这仅仅是初级阶段，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低级阶段，“九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的初步格局。此后，以华为为代表的思科-华为融合模式就要到来。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当时我应该站在一块印有‘华为’字样的金属标牌前。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国’来说却意义非凡。”相应的文化融合，也就是耐克-姚明文化现象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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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深入阶段：美国品牌中国研制经营

　　姚明与耐克，思科与华为是这个时代的象征。

　　耐克是全球著名的体育用品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生产的体育用品包罗万象：服装、鞋类、运动器材等。耐克商标图案是个小钩子，造型简洁有力，急如闪电，一看就让人想到使用耐克体育用品后所产生的速度和爆发力。耐克一直将激励全世界的每一位运动员并为其献上最好的产品视为光荣的任务。耐克的语言就是运动的语言。耐克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

　　任何一件在中国生产的体育用品，一旦加上了耐克品牌，马上身价百倍，而且主要归耐克所有。这是顶级生物的掠食模式。

　　正如扎卡里·卡贝尔在《中美国》一书中所说的：“‘中美国’不只是两国经济的融合，更是两国文化的融合。”作者关注了耐克－姚明现象和华为现象。

　　耐克－姚明文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极大地张扬了品牌效应，姚明－耐克让中国人深感荣耀和民族自豪，来之不拒是小看了它的作用，简直是以此为傲！于是耐克无论如何昂贵，中国人还是趋之若鹜，宁可弃价廉的国产品而追逐昂贵的洋品牌耐克，心甘情愿地给洋人送钱。如此的新消费文化习俗逐渐在中国形成，特别是此后美国在中国成功培育了一种更加可怕的的消费文化：新兴贵族层的崇洋迷外与炫富文化，譬如舍命追逐洋车、洋酒、洋奶粉直至洋奢侈品用于炫富、长脸的可怕习俗。在日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消费文化。在日本没有类似中国的面子文化，也就难以培养类似的消费文化。以此，耐克在中国市场也就所向无敌，彻底击溃了中国的竞争者。这是就是更高级的融合。美国资本只需要紧紧抓住高科技、消费文化和它们的集中体现“品牌”就可以放手让中国人制造，甚至开发，技术升级，而仍然大获其利。不仅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充分利用中国的高端人力资源，为美国资本服役。这就是林毅夫新结构主义得以推出的现实背景。

　　这种从剧烈对抗到超级融合的战略需要典型地体现在思科与华为的竞争问题上。

　　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 Inc.），简称思科公司或思科，1984年12月正式成立，是互联网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者，其设备和软件产品主要用于连接计算机网络系统，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1986年，Cisco第一台多协议路由器面市。1993年，思科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由1000台路由器连接的网络，由此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竞争方面，思科与华为一直是老对手。2012年10月，美国众议院认定华为和中兴危害其国家安全，而华为在其后的反驳中指出，华为、中兴被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正是思科在背后推波助澜。此刻思科与华为从剧烈对抗开始，在美国资本和文化的阴影下，正力图逐步将其超级融合，形成典型的、隐蔽的老板－打工者结构模式。美国渴望以此新方式控制，遏制中国民营企业的自主的科技发展的趋势，把大量的中国科技人才和科技开发能力至于美国的控制之下。逐渐把中美国的超级融合推向全新的阶段。

　　腾讯科技孙实11月4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份关于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让中国电信(微博)设备商华为拓展北美市场的计划再度受挫。从2005年华为赢得首个欧洲合同开始，7年的时间里，华为已经与全球大部分运营商特别是前50名运营商相继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唯独美国市场久攻不下。 华为总裁任正非在一次半公开场合表示：“华为全球的战略布局，唯一的困难就是美国。”的确，华为这几年在在通往美国市场的道路上，经历了不少风雨。而华为在美国遭遇的一连串打压的背后，其实是商业利益争夺的延伸之战。……华为曾做出预测，到2020年，其全球收入将增长三倍，达到1000亿美元。不过，如果华为无法赢得美国的顶级客户，要实现该目标的难度显然很大。……2007年，思科CEO钱伯斯在中国直言不讳地表示，华为将是思科全球性的噩梦。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华为以及其当时的合资公司华为3Com给思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钱伯斯的担忧变逐渐成了现实，华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思科的想象。目前，华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而今年上半年，华为销售收入达1027亿元(约合162亿美元)，一举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销售额第一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在国内，华为已经被视作全球化最成功的中国企业之一，但在美国，却不得不承受更多全球化压力，这使其始终无法打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内蔓延的一种恐惧情绪，担心华为的介入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本土的竞争，甚至担心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都直接或间接地阻挡了华为的美国战略。但华为一直都没有放弃他的美国梦。业内人士认为，北美电信设备市场主要以美国为主，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也是当前电信设备市场中“盘子”最大、利润最高的市场。在电信设备圈内，也有一种“得美国电信设备市场，得电信设备天下”的说法。此外，加上一直以来美元汇率的波动相对较小，美国运营商的订单普遍数额不菲，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所以美国市场成为设备商必争之地。

　　2012年11月21日北京商报《思科向中兴华为妥协背后：缺乏创新致原地踏步》披露说：在终止同中兴的销售合作关系仅仅一个月后，思科的态度突然大转弯。近日，该公司CEO约翰·钱伯斯日前在第一财季财报电话会议上称，中兴通讯是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思科未来将扩大与中兴通讯的合作，并致力于长期在中国发展。突然示好中兴和华为。上个月，当美国调查中兴、华为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思科被业界猜测为幕后推手。不仅如此，思科还单方面结束了与中兴长达七年之久的合作关系。一连串的事件让思科成为了众矢之的，或许是迫于压力，思科开始向中国厂商示好。在表达了和中兴的关系后，钱伯斯也表示思科与美国国会针对华为发布的产品安全威胁报告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和中国会解决因此引起的冲突，不会爆发贸易战。“思科一直把华为当做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之前的分歧导致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钱伯斯说道，“你们将看到双方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做，对于世界和两国经济都是有利的。这个分歧已经给思科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了压力。”  在美国新超级融合策略之下，思科迫于压力开始改变策略，开始转向和好，不得不走超级融合之路。

　　还有报道说：郭台铭会面任正非：华为战胜思科必须与富士康合作。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代工王富士康，科技公司华为这两家曾经秉持两种截然相反理念的公司，走上了合作的开始。富士康集团掌门人郭台铭近期在富士康集团公司一次内部会议上，透露了他与中国顶级科技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的一次会面，两家公司目前已经就交换机、数据通信等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展开了初步的合作。……台资企业也会转变他们在大陆的管理模式和用工政策，将更多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高端服务链条放到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也会更重视大陆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启用。  代工之王富士康在也正在试探插手这种超级融合。

　　《IT经理世界》封面文章：《华为全面西化中？》则认为：华为成功与思科达成和解的关键点是按国际游戏规则办事。这得益于华为从1998年就开始引入大量国际咨询公司的服务，在组织、管理、流程、财务、人力资源、IT系统、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变革。华为引入IBM的IPD（集成开发管理）系统后，在产品研发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是否违反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是否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企业利益而进行严格的自我检查。这一管理流程的严格执行，保证了华为在技术研发上的“干净”。

　　总之，扎卡里·卡贝尔在《中美国》一书中预示了中国发展之后，简单的老板与打工方式已经难以驾驭中国，需要推出新策略。因此，他成功预测了华为等科技民营企业日后的被超级被融合将是美国新策略的重点，认为“众多美国企业正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之中。”而对于中国国企巨无霸更大的竞争威胁，则美国的策略是与中国的内应配合，对国企实行私有化，彻底瓦解并吞它，因此避而不谈与之超级融合。因此超级融合的主题就仅仅是中国的民企。而联想之类的国企在权力的干预下，很早就自废了技术开发的武功，后来又推行了所谓的国际化路线，自己废了自己，已经对美国构不成威胁。这就是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给中国“林毅夫新结构主义”新策略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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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的要旨

　　 2012年07月06日汤向阳《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指出：在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全球经济学界已经有两版发展经济学，分别是二战后流行的“结构主义”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前者强调政府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等“进口替代”产业；后者则强调市场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但是，这两者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新结构经济学”采纳了“旧结构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机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这一观点，提出了国家应该在发现、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为了具体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林毅夫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提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它们也被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下的发展“食谱”。……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是“增长识别与协调”(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骤：

　　第一步：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其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参照模型。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二十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

　　第二步：如果参照国里已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是已经出现的还是正在出现的)，政府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

　　第三步：如果参照国中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应采取措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这些外资应该来源于第一步中已经识别的被参照国。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新企业；

　　第四步：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民营经济体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支持它们发展壮大；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和形成产业集群；

　　第六步：政府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提供限定期限的税收优惠、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支持。

　　另外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农业至关重要。它可以消除贫困、提供资本和市场。发展农业同样要求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

　　第二：若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希望资源成为其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它就需要管理好这些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带来的部分收益投入到产业结构转型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它的变迁。发展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所有国家在现代经济出现以前都是农业经济；要变成现代国家，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要大幅下降，从原来的90%，变成20%到30%，最后变成发达国家的不到5%；原来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现代国家人口都在城市。结构变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技术、产业、软性制度和基础设施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它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任何经济结构都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指的是它受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的要素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都是特定的，包括其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应该由其特定时间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总预算，包括其劳动力和各种资源等；其次，不同国家拥有的要素禀赋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学分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在于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物质金融资本，因此它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就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它劳动力相对多，所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这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一个国家要在产业上、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其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它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改善。 (根据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北大国际(BiMBA)校友大讲堂”上的演讲及问答整理。)

　　林毅夫教授还认为：[1]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在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应该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国家同样也需要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快经济的产业发展进程。[2]如今的经济发展已不是向亚当斯密时代的产业结构不变、技术不变，而是工业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而且在变迁过程当中，必须改善各种基础设施，这是企业本身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政府协调和改善，以使产业升级顺利进行，或由政府直接来做。总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民营企业、比较优势、新的优势产业、产业升级、发展农业提供资本和市场、有为的政府是几个关键理念。简单说，外商直接投资和民营企业强调的是自由化和私有化，这是贯彻美国给中国的主要药方；比较优势、新的优势产业、产业升级强调的是中美依附关系的基本结构，原先是美国设计中国制造，此后将是美国高科技与品牌，中国研发与经营；发展农业提供资本和市场、有为的政府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利用权力城镇化，提供劳动力与土地等资源，提供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的广大市场，为美国经济做贡献。同时与“一个有为的政府”配合私有化国企，扶植民企，引入外资，彻底殖民化中国经济。

林毅夫理论与中美国超级融合的深化

　　林毅夫何许人也？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从台湾岛登陆到大陆后改现名，并一步步成为官方的智囊人物。林毅夫1952年10月15日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祖籍为福建省漳州市，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5年，台湾国军陆军官校第44期毕业，曾在金门任国民党军连长，后来泅渡逃到厦门；1978年取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将更进一步转变世银与中国的关系。黄卫东《林毅夫，应为中国外汇损失负责的经济学家》指出：我国储备了近2万亿美元，随着美国大量增发美元，准备大幅度贬值美元赖帐，我国的外汇所对应的财富将大幅度缩水，其损失会在短期内达到1万亿美元。而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贬值美元赖帐，近年来，平均每年贬值8％，我们2万亿美元储存8年，就会损失损失一半，达到1万亿美元。我们还无法使用这些美元快速兑现财富。造成今天中国这种尴尬处境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采纳了林极力推荐的比较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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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7年03月听光《林毅夫理论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就指出：林毅夫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根据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个理论，在他所构想的自由世界里，每个人、每个国家只要信守各自的等级秩序地位，强国和弱国、大国和小国、资本家和劳动者、富人和穷人各安其位，就能够自由地在按照这种等级格局中发展构造出一个和谐自由的理想世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设想，每个国家每个地方每个群体只需认清自己的优势所在，并由此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每个部分按照自己的优势做好自己的那份事情，则天下就完美无缺，天下太平美好了。将比较优势理论运用于观察中美经济关系就能发现，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众多，且由于教育文化的相对普及，具备大量一定素质技能的劳动者，所以中国要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中国与美国相比，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方面相对美国较弱，所以中国的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就必然居于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下游地位，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上游地位。即相当于中国居于食物链的下端，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食物链的上端。所以才有九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的故事发生着流传着嘛。 于是乎，美国等西方强国就心安理得地凭借其高端地位不断地瓜分占有更多的利润份额，吸食占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果实。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私有化程度的深入，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内需能力必然日益萎缩，而生产的各种商品则出现严重的相对过剩现象。于是，中国的这些商品必须到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去开阔市场，并且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必然流向美国等这些富裕的西方国家。但对于美国等西方强国来说，其社会内部也是分层的，其社会成员也有穷有富，也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是要从事传统相对低端的商品生产工作的。面对汹涌澎湃的中国低价商品，如果美国等国不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任由中国商品冲击的话，那么美国从事相对低端生产工作的劳动者则必然大量失业，进而也必然会制造导致其社会发生动乱。所以人们常常能够看到美国挥舞贸易保护的大棒，从这里也看到，绝对自由的世界目前是不存在的。但是，各种资本家对于利润的追求是无限的无止境的，只要倒买倒卖中国商品有利可图，则中国商品对世界的冲击就始终存在。在中国商品对美国等西方强国的低端传统产业造成冲击的同时，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则中国自己在高端产业方面则是一败涂地，人才凋零，核心技术空心化，从此益发受制于人，事实上已越来越陷入到一种经济殖民化状态。一方面，美国等强国不断地加强其在高端核心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时又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限制外来商品对本国传统产业的冲击，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中国非常虔诚地奉行比较优势理论，大力发展低端传统产业，而在高端技术产业方面则几乎全面撤退，至于核心技术更是两手空空，在国际经济方面居于受压迫剥削的地位，又加上私有化加剧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严重冲击着社会稳定。另外，对高端技术领域的大面积放弃导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博士生丧失就业科研的平台，不得不造成严重失业，或转业从事大量低端劳动，一些高级人才也只能远赴海外等等现象，中国人才严重凋敝，人才培养提升体制机制崩溃。中国面临严峻的形势和严重的选择！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还是各自为政的现实局面情况下，比较优势理论显然是有利于强国富国的，而对于弱国穷国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深远的灾难。任何第三世界国家若奉行比较优势理论的话，无异于是把自己往西方强国的砧板上奉送的鱼肉。

　　林毅夫之所以需要提出名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理论，是因为依据原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为美国打工的初级模式已经刮净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南方的代工模式血腥而极不人道，代工模式之王苹果-富士康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代工模式随之陷入了用工荒的困境，改革典型几近破产，难以进一步中美“互补”  中国居于食物链的下端，美国居于食物链的上端，吸食中国的经济果实。为了巩固和提升中美国的依附经济结构，需要新的依附方式。那就是在中国继续用城镇化挖掘“人口红利”与“改革红利”，继续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基础上，把依附的内容提升一级，美国控制品牌和高技术，中国提供科技劳动力和经营劳动力，进一步拓广领域，进行产业升级，让中国也为美国当高端打工者。虽然中国打工的级别提升了，但依然是为美国打工，美国是高端掠食者，中国是被掠食者的格局不变。这样就深化了中美国的依附关系，美国得利更大。这样，中美国超级融合就深化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然，林毅夫的理论，不是中国的经济理论，而是美国谋略的理论化表述。人们务必透过利诱看清这个实质。

　　譬如林毅夫的“发展农业同样要求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的策略，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早已经在中国农村致力于农业的升级科技和产品结构，并且得到中国有为政府的强力支持，取得了非凡的“成果”。[财经评论] 《先玉335：美国种子扩张速度惊人》转基因高科技先玉335玉米滚雪球似地推销：带有国外血缘并且产量高的玉米种子并非只有先玉335。在有“美国街”称号的吉林榆树种子商业街上，分布着200多家种子公司。林立密集的广告牌中，有不少在显著位置写着：美国血缘。“加美种子4S”店就是其一。店主介绍，自己卖的玉米种子是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研制，在中国已经试种了五年多，在榆树地区也免费推广了三年，大概占有6000~7000垧地（一垧地合15亩）的份额。“我们的产量比先玉335高，但是先玉335还是占强势，他们至少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她看来，自家店铺开张营业的时间并不算早，“先锋公司的推销人员早在7月就已经下乡了。” 先玉335特殊的推广模式，是其得以在中国农村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晋中农民张俊生记得，2008年时，春耕未到，先玉335的种子推销员就像一夜间从土里钻出来一样，他们走村串户，一茬一茬到农民家里推销。“这些推销员有些就是本村的，还有些是本乡的。” 在部分地区，当种子推销员成了农民致富的新路子。记者在采访时，不时听到一些暴富的神话，“镇上某某一年**种子销售就赚了100万”，村民议论这些时流露出羡慕的眼光。由于种子不再由国家专营，任何个体户都可以卖种子，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一种类似传销的种子销售网在农村铺开。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考察过这种在农村流传的种子销售模式，种子公司或科研机构的利益相关者雇佣的推销人员往往以低价，将外国种子甚至非法种子销售给种子销售点或基层干部群众。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他们走村串户，不遗余力地推销，在农村形成滚雪球效应。  这就是在农业方面所谓的科技升级，可怕的转基因战争。

　　由于美国的这个药方，表面上看似乎有意让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表示这样做对美国有利，表面上看也似乎对中国有利（实质上是美国资本借此完全掌控中国的技术创新力量，也就阻止了中国独立的科技创新实力的真正形成，保障了美国科技的独霸地位），特别对中国官方具有诱惑力，似乎具有“现实性”，也就成了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荐给中国当局的新药方，林毅夫理论就是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荐给中国当局的新药方的具体表述。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来讲，既是继续造成经济损失的危险，也暗含着另一种机会。正确应对美国的计谋，则能抓住历史机遇，快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中国实际上会走向何方，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当权者是美国的奴才还是真正的韬晦者。美国资本、货币、文化和军事的实力是美国继续控制中国的依据。而中国深厚文化和国民的日渐自觉则是中国最终摆脱控制的依据。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执政者的走向也就可能成了打破这种美妙局面的重要砝码，关键则在于敢不敢以国企为主导力量，国企民企并进，独立自主发展技术创新，自主投资科技与高端工农业，同时有策略地利用外资，积极吸收外来科技，壮大自己。此刻执政者执行什么样的方针对中国的兴亡关系重大。国人不可不予关心。

美国超越英国，中国能超越美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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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超越英国，中国能超越美国吗？

　　这种微妙的局面曾经发生在英美之间，如今又发生在中美之间。

　　十七世纪初期，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殖民地。到了18世纪30年代，英国沿北美洲东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居民除英国移民和土著印第安人外，还有来自欧洲其它国家的人，以及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统治。殖民地已经开发了大量的种植园，建立了纺织、炼铁、采矿等多种工业，经济比较繁荣。北美洲东岸的英属殖民地，都由宗主国英国委任总督管治。表面上各殖民地都设有自己的议会，由当地居民推选议员，但议员通过的法律必须由英国国会审批，才能正式生效。随着殖民地的不断开发，开始寻求独立发展，以减少对英国本土的依赖。然而，这却引起了英国当局的不满，因为英国当局希望北美殖民地能继续充当其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的市场，英国当局采取高压政策遏止殖民地经济的自由发展。自十七世纪中期始，英国政府在重商主义的政策引领下，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条款，用来管理殖民地事务。这一政策引起了北美殖民地自由革命风潮。最终爆发革命，诞生了美利坚。


　　2011年02月15日英国国际观点杂志:《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变本加厉》：从经济角度看，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中国发挥着无可争辩的积极作用。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再一次印证这种观点。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可能加剧本已存在的冷战趋势，导致危及人类的政治和军事紧张态势。2010 年中国经济再一次高速增长。如果这种强劲增长势头继续下去，美中经济曲线将很快出现交叉。这使西方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是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一个不同于西方体制的国家首次成为世界一流经济体。但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冷战风险吗？按照结构主义者的国际关系观，一个新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的关系必然变得紧张，即引发所谓实力关系框架内的“零和游戏”。……因此，球在美国一边，美国仍能“左右世界”。他们依旧掌握主动；迄今为止，游戏规则还是由美国来定。他们或者选择一种新姿态，认识到“单极时刻”不过是昙花一现，明智的做法是在集体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和平关系框架。否则，他们将继续愚蠢地试图防止一个在战略上堪与其匹敌的国家的崛起。倘若如此，只能加剧冷战的走向甚至使之更为惨烈。

　　2009年05月0日《陈丕宏：美国是如何超越英国的》：

　　正当英国人为了维系其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地位，表面上洋洋得意，实际上疲于奔命时，美国人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不到半世纪，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发明和专利，包括许多崭新的制造方法与生产流程-从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 (Thomas Edison) 的白炽电灯泡、1894年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 的交流电 (AC：alternating current)、1895年金·吉勒特 (King Gillette) 的一次性剃刀 (disposable razor blade)、到1908年全世界首度量产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T型车等，在在都是物美价廉、改善生计的实用商品，而非抽象空泛的理论。结果，不但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更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

　　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学术界基础和实用性研究也做了重大投资。事实上，今天我们耳熟能祥的麻省理工学院 (1865年创校)、柏克利加州大学 (1868年创校)、斯坦福大学 (1885年创校)、加州理工学院 (1891年创校)等许多的美国顶尖研究性大学 (research university)，都是那段时间在联邦和州政府对研究经费的资助下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与成型的。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更为专注，先后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 (1950成立) 和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 (1958成立)，加码对产、学界的研发创新提供每年近100亿美元 (2008年度经费总合) 的支援－绝大多数美国高等学府的理、工科研究生，不论本国或外国人，都是此类经费的受惠人 (包括本人在内)。50多年来，二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繁多，包括微电子、互联网等有名、成功的商业化实例，成就辉煌，有目共睹，并早已成为其他国家政府资助研发所模拟的标准样板模式。

　　美国在研发创新上的另一巨大优势是其开放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前面提到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研究资助极为慷慨，对受惠研究生的国籍，也不分彼此。全球各地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相对本国节节高升的研究所教育费用，美国学府的一流水平和研究奖学金，往往成为不可抗拒的磁铁。再者，美国移民法鼓励高等人才的就业移民，只要雇主赞助，不难取得工作签证，若干年后可再转为通称绿卡的永久居留，楚才晋用，莫过于此。许多楚才在美国创业，前仆后继：上述尼古拉·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移民、英特尔的创办人安迪·葛洛夫来自匈牙利、谷歌共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出生于俄罗斯、雅虎的杨致远10岁才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类似的移民创业成功案例，多如过江之鲫，不胜繁举，对造就美国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技术领先提供了难以衡量的价值。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尤其是美国人当年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等历史经验更值得注意。中国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不独立自主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发展自己的科技，吸引科技人才，进行创新，大力投资高端工农业，夯实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中国就会失去最宝贵的历史机会。作为执政的政治家或者为民族的兴起发力，成为民族的英雄，或者投靠美国帝国谋取私利，成为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当局者当好自为之！中国日益觉醒的民众正睁大着双眼紧盯着执政者的一举一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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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重大发现
------高木《人类错误与出路》前言------

２１ 世纪已经走过了１２ 年，千禧之夜全世界人民翘首期盼和平繁荣新世纪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可是，２００１ 年９ 月美国就发生了“９·１１”事件、同年１０月北约占领了阿富汗，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２００８ 年美国爆发了金融风暴，２００９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显形，２０１０ 年北非中东阿拉伯之春运动兴起，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政府在北约轰炸中消亡，以及叙利亚动荡、伊朗核危机、朝韩对立、世界各地边境邻海摩擦持续不断，地球资源环境加速枯竭恶化。其实，在这一系列世界性危机的背后，映射出当今人类面临着至今无法求解的五大难题：货币缺少稳固的根基，经济缺少有效的调控手段，才会导致币值不断缩水、物价巨幅波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发生；财富缺少分享机制以及贫富
畸形分化，才会导致民生艰难、社会矛盾激化；缺失真正的民主，才会导致黑金政治和腐败现象盛行；技术进步、劳动效率的提升没有让全体民众共享，才会导致失业率高企；依赖高消费、高投资、高出口才能维持经济链条不断裂，才会导致资源争夺加剧以及环境加速恶化。表面上看，先天残疾的纸币制度似乎是制造世界五大难题的幕后真凶，但是若仔细分析，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当今人类看不清自身的使命，对人类基本矛盾又存在模糊认识，更缺乏有效措施实现责权利明晰和平衡，使得人类正在犯下许多致命错误。对此，在众网友学者的帮助启发下，笔者惶惶然通过本书把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假说、九个政治经济理论发现和两道世界难题呈现给大家，目的是集思广益，尽快寻找到人类新出路。

一个科学假说：地球是外星人实验室，地球人类担负着创建理想地球的宇宙使命。

很久以来，主流教科书一直告诉我们地球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可是考古学家迄今却没有在地球上找到人类完整的进化轨迹，也解释不清散布在地球各地的匪夷所思的史前文明遗迹是什么人创造的；主流教科书一直告诉我们人类是天地间独一无二会用火、会发明、会创造的高等动物，但对地球上屡屡出现的超越人类智慧的ＵＦＯ 等现象却讳莫如深。其实，只要我们假设地球是外星人的实验室，地球人是外星人的实验品，我们地球人正代表着宇宙人族与宇宙文明世界中其他种族高等生物进行着进化竞赛，谁先把本星球建设成人人幸福的理想星球，谁才能回归宇宙文明世界大家庭，那么，困扰人类的种种谜团就能找到合理的违法广告。
但十分遗憾的是，尽管关于地球人类起源于地球古猿的理论疑点重重，但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仍然被当做科学而受到地球人的顶礼膜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越俎代庖充当着统治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在这种主流价值观的误导下，人类不愿意再深究自己的起源，不愿意探究自身是否担负着使命，心甘情愿自贬为动物，把自私贪婪视为天经地义，把信钱仰权、及时行乐当做人生中心点，纷纷怀揣着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投机心态，把追逐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势最大化当做人生乃至国家政府的终极追求目标。但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环境也是脆弱的，因此，为了争夺到有限的地球资源、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废气排放空间、有限的市场份额，世界上每个个人之间，每个企业集团之间，甚至每个国家之间，每个国家联合体之间，都展开了您多我则少、您死我方活的恶性竞争，如果这种现状继续发展下去，也许不用多少年，人类将为自己的过错而遭遇灭顶之灾。因此， 人类只有尽快觉醒，尽快舍弃物欲至上价值观，尽快树立起团结自强才能自救
的宇宙使命观，早日把地球建设成人人幸福快乐的理想地球，才能打开通往宇宙文明世界的大门。

第一理论发现：人类痛苦的主根源是人性欲望无限性与公共资源有限性之矛盾；责权利明晰和平衡是化解人类基本矛盾、实现公平竞争和人类幸福总量最大化的必要途径，人财物联网具备实现责权利明晰和平衡的功能。

在地球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幸福，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生活在彼此依存的各色社会中，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而满足人们各项欲求所必需的物质资源、社会资源、时间资源以及异性资源都是有限的，每一个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又必然充满了痛苦，人们彼此之间会一直存在着你多我则少、你有我则无的竞争关系。由此可见，人性欲望无限性与公共资源有限性之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类痛苦的主根源。
既然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地球人类迫切需要找到一种责任、权力和利益三者明晰和平衡的办法，建立起点公平、过程公正、奖勤罚懒、适度竞争、人道关怀的公平竞争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人类痛苦并不断把人类幸福总量推向最大化。
但是，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近代人类已经走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四条道路，都没能实现人的责权利明晰和平衡，都没能实现人类幸福总量的最大化。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加上人类已有的经验教训，当代人类已经有能力借助互联网建立一种观控人财物实现责权利明晰和平衡的先进制度，这种先进的制度就是以账户唯一、人财物登记、限用现金、网络观控为基本特征的人财物联网。为了尊重人们的隐私和自由，也为了给世人一个逐步认知接受的过程，让系统有一个试错纠错不断完善的过程，人财物联网可以先通过网络社区试行。

第二理论发现：货币的本质是欠条，不出借剩余商品就无法积攒货币，纸币不断贬值的原因是纸币制度存在五大财富漏洞；人财物联网可以堵塞漏洞保持货币币值长期基本稳定。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靠出卖自己的产品或劳动到市场上换取到货币后，再拿货币从市场上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或劳务来维持生存发展的。当我们把自己的产品或劳动“卖”出后握有货币但还没有“买”入商品的时间差期间，实质上就是把财富寄存在了一个巨大且神秘的市场财富储藏库中，并且寄存着的产品或劳务绝大多数随时又被需要这些财富的人及时借走消费去了，货币实质上就是取走财富者留下的欠条。因此，货币的本质是欠条，货币
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有向暂时产出不足者出借剩余商品才能积攒货币。同时，市场财富储藏库还具有报复性特征。
马克思之所以误把货币看做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主要是由于当时技术手段落后，人们相互之间还无法建立可靠的信用体系，人们只能把自己的剩余商品借给有抵押物的人，而黄金白银是人们普遍愿意接受的既有抵押价值又便于储藏、分割、铸造、携带的实物借条，因此，才造成了货币本质是特殊商品的假象。
大家都知道，不劳而获、奖懒罚勤都是责权利不明晰、不平衡、不对等的典型表现，而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纸币制度却天天在上演着不劳而获、奖懒罚勤的骗局。当今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之所以会经常性贬值，就是因为这些用纸币搭建起来的市场财富储藏库先天存在五大漏洞：一是政府及央行等货币发行者可以从市场财富库中不断取走财富后并不承诺归还且无实物做抵押；二是商业银行以及虚拟经济扩张出的纸币量可以经常性地超出实体财富增长量；三是商业银行无法保证债务人借取财富的量在其能归还的限度之内；四是债务人逃废债
务的情况经常发生且很难被追索；五是假币可以从市场财富库中骗取财富等。
同时，市场经济鼓励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纸币和生产资料向少数人手中大量集中，纸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和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为了维持经济链条不断裂，为了增加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必然要额外增加纸币供应量，导致纸币供应量长期超出实体财富增长量，虚假增长的纸币就形成了泡沫。在纸币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劳资分配越悬殊，利润率越高，或者腐败犯罪现象越严重，被富人和贪官储藏沉淀起来的纸币就越多，实体经济的纸币短缺情况就越严重，纸币被迫增发的量就会越大， 每单位纸币包含的水分就越多，市场财富库中无法被追回的实际债务也就越多。因此，在现有的纸币制度环境下，富人和腐败官员追逐货币数量最大化的结果，其实质就是滚雪球般不断催大财政赤字和银行坏账以及铸币税总规模。同样，世界各国对美国贸易出超越多，储备的美元外汇越多，购买的美元债券越多，为美国财政赤字和银行坏账以及美元铸币税无偿埋单的程度也就越高。
也可以说，纸币制度的最大缺陷，就是每个从市场财富库中取走实物财富的社会成员，可以享有获取产品使用价值的利益，可以拥有发行欠条货币的权力，可以不承担归还债务的义务；每个向市场财富库寄存（卖出）剩余产品的社会成员无法享有长久保值财富的利益，难以拥有随时取走等值财富的权力，也可以不承担保证产品质量的义务，因此，纸币制度导致责权利三者严重失衡，货币币值难以稳定，商品质量难以保证。
而人财物联网为基础的人本化电子货币制度，却可以让每个从市场财富库中借取实物财富的社会成员，不仅享有获取产品使用价值的利益，拥有发行欠条货币的权力，同时也要承担归还债务的义务；让每个向市场卖出剩余产品、往市场财富库中寄存财富的社会成员享有长久保值财富的利益，拥有随时取走基本等值财富的权力，同时也要承担保证产品质量的义务，因此，责权利三者就实现了平衡，货币币值就拥有了长期稳定的基础，商品质量就有了可靠保证。或者说，人本化电子货币一是能让每单位货币欠条都有明确具体的债务人且承诺归还，能让每单位货币欠条的价值量都与具体的实物量和具体劳动量相挂钩；二是能让每单位货币量的诞生都与相等量实物财富或劳动的诞生实现同步；三是能让每个债务人借取财富的量都在其归还的限度内；四是能让每个债务人无法逃废债务且可被追索或有实物做抵押并且违规后自愿接受惩罚；五是能让假币退出历史舞台，保证人们寄存到市场财富库中的产品或劳务可以被随时取回并长期基本保值。

第三理论发现：物价之所以经常性巨幅波动，是因为传统的调控手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人财物联网却可以在动态中保持基本物价长期稳定。

除了五大漏洞影响货币币值稳定外，物价还受多种因素制约。若发生了恶意囤积、低效垄断、过度竞争、假冒伪劣、自然灾害、信息诱导、储蓄率高低、货币供应量紧松等现象，都可能导致供需失衡、物价波动。实践证明，政府通过利率、准备金率、税率、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等总量控制措施来管理宏观经济，是极其笨拙和粗放的，无法及时有效地克服经济过冷或过热，面对物价波动永远陷入要么远水难解近渴，要么远水难救近火的被动中。
人财物联网却可以让市场参与者通过唯一账户和网络观控反馈的信息及时了解市场行情，自主科学决断市场行为；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还能对每次交易、每个账户甚至每种商品进行适时观控，可以及时识别恶意囤积、低效垄断、过度竞争和假冒伪劣，继而可进行交易前限制或交易后惩罚；即便是发生了自然灾害或战争，供求总量出现了暂时不平衡，系统也能够适时统计出财产存量，并能对有限的存量财产进行调节甚或计划分配；还能根据实际需要适时
调整货币可供总量，甚至可以针对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单位或个人的货币可供量进行区别调整；能够对每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实施最低最高限价，既能保证价值规律发挥积极作用，又能保证信息诱导等因素不导致价格混乱；还能根据网络观控反馈的信息，避免出现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恶性竞争而比较方便地实施市场准入等措施。在国际贸易上，采用人本化电子货币的基本理念，几个贸易伙伴之间还可以率先建立起用一揽子大宗通用实物商品做最终清偿物的国际区域记账货币，或者通过跨国网络社区直接建立国际人财物联网，从此后，无论是国内基本物价还是国际主要商品价格都不再会出现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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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理论发现：纸币五大职能残缺，人本化电子货币六大职能健全。

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各国纸币不再与任何实物财富相挂钩，各国纸币币值以及物价经常性的处在贬值和波动中，说明纸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已经丧失殆尽；在买卖过程中，由于人们找不出更好的交换媒介，只能勉强让纸币继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但是针对纸币以及信用卡、借记卡、网络银行等电子化纸币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由于纸币贬值物价波动严重，人们往往不敢把手中的货币直接储藏起来，说明纸币的储藏手段也已基本缺失；由于任何一国货币的币值都不稳定，人们往往不知道应采用哪种货币哪种价格进行未来支付，导致支付手段面临空前危机；当今世界缺失超主权世界货币。除此之外，由于纸币制度缺少市场监管职能，致使自由市场往往成为蚊蝇滋生的垃圾场。
而人本化电子货币单位货币价值量，可由货币欠条的发行人承诺兑现的具体劳动时间或具体商品数量来确定，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恒定，因此价值尺度可靠且稳定；由于人本化电子货币无法再转成现金而漏出监管且每笔交易都有据可查，因此，每个公民或法人单位以及政府，都可以借助各种网络工具进行账户操作，安全方便地发挥电子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每单位货币量的增减都与相等量的实物财富或劳动量的增长同步，每个从市场财富库中取走财富的债务人都承诺归还每单位欠条并违规自愿接受惩罚，每个债务人借取财富的量都在其归还的限度内，都无法逃废债务且可被追索或有实物做抵押，因此人本化电子货币基本不再贬值，同时网络观控手段还可保证物价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人们可以放心大胆把手中的货币长期储藏在个人账户上长久保值，储藏职能重现；由于每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长期稳定，因此延期支付功能完备。未来人类可以通过人财物联网网络社区等便于各国大众接受的形式，循序渐进地把人本化电子货币扩展到全世界，实现世界货币的职能；人本化电子货
币还可以观控人财物实现市场参与者责权利明晰和平衡这第六大职能。

第五理论发现：混沌的纸币制度无法实现竞争公平；人财物联网可以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正、奖勤罚懒、惩恶扬善、适度竞争。

人的能力有大小，兴趣爱好有不同，思想觉悟有高低，勤奋的程度也有差别，因此，一个社会存在不同的劳动分工、不同的管理分工、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不同的努力结果和不同的利益阶层既符合客观规律，也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人类只要能找到起点公平、过程公正、奖勤罚懒、惩恶扬善、竞争适度的实现方式，理顺好收入分配关系，也就容易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和谐共赢。
但在纸币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环境中，竞争的起点难以公平，混沌的竞争过程难以实现公正，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勤劳守信者难以致富、浑水摸鱼者大发其财，撑死胆大者饿死胆小者成为常态，致使两级畸形分化不断加剧，恶性竞争不断升级，假冒伪劣甚至腐败犯罪猖獗。
只有到了人财物联网时代，由于任何人都无法逃废债务，因此，凡是拥有潜在还债能力的人，无论他或她是孩子、是青年人还是创业者，无论他或她身在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他或她暂时产出不足，都可以在个人账户上获取相对公平的信用额度，可以从市场财富库中低息甚至无息地借取到满足其小康生活标准的物质产品或服务；在账户唯一网络观控下，几乎任何一笔商业交易都自动生成当事者的交易记录，几乎任何一笔不正常的财产流动都可经授权后被迅速查清来龙去脉，因此，金融欺诈、偷税漏税、逃废债务、克扣工资、权力寻租、金钱求租、假冒伪劣、强取豪夺等行为就会无法规避网络阳光而从源头消失踪影，人间法律也将拥有最有效的执行条件，恶劣的市场环境将得到彻底的治理；由于几乎任何一种权钱交易偷税造假等非法致富渠道都已经被堵死，因此人们就拥有了施展真才实学的宽广舞台，企业之间也进入了比产品、比质量、比科技含量、比劳动效率、比服务水平、比社会效益的实质竞争阶段，哪个企业技术新、规模大、产品好、机制活、利税多、工人福利好，不仅这个企业会获得市场竞争的成功，企业家本人也会获得全社会的真诚尊重，竞争成功者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合法积聚财富，个人账户上或企业账户上的正货币数额越多，说明他缴纳的税收也越多，说明他借给其他社会成员的剩余财富就越多，他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他受社会尊重的程度自然就会越高，并且由于富人账户的货币无法也无须再从事非法的囤积居奇等活动，因此，仇富现象和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同步消失。网络观控系统可以通过各个账户比较方便地汇集到全国的资料，通过对某行业全流程的监控，如申报项目、在建项目、现有生产能力数量有多少、规模有多大、现有生产能力的开工率是多少、利润率有多高，检测出并能防范住行业投资过热和重复投资问题的出现；还可以通过严格控制成熟产品、饱和产品过时工艺的新上项目，保护行业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毛利总体水平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避免出现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恶性竞争。既能实现适度的优胜劣汰，又能避免出现垄断和技术停滞。

第六理论发现：纸币制度缺少财富分享机制导致贫富矛盾尖锐；人财物联网可通过正负货币记账法对财富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分离记账，初级形式的共同富裕可以实现。

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指出，商品具有两重性：一种是使用价值， 表现为实物形态；另一种是价值，表现为货币形态。先富者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财富的货币形态，希望卖出越来越多的商品，拥有越来越多的货币量和成就感，其实很多富人的钱永远花不完；后富者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财富的实物形态，希望拥有生存受教育医疗住房等财富的使用价值部分。其实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冲突。
如果先富者后富者同处在一个无法逃废债务的用正负货币记账法分别记录债权债务关系的，用债权标记财富的价值，用债务标记财富的使用价值，债权债务基本不贬值的，可以让暂时产出不足的后富者获得满足基本生存发展的信用额度的新型货币体系里，那么，先富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的剩余产品的使用价值部分出借给产出暂时不足的后富者及时消费，系统就会在自己的唯一账户上增加正货币数量若干，债务人的账户上就会增加负货币数量若干。如此一来，先富者就获得了财富的价值部分   货币，后富者就获得了财富的使用价值部分   实物产品或服务，两者各取所需，在很大程度上就实现了初级的共同富裕。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说，富人和穷人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当然，更理性的方式是借助人财物联网，逐渐平和地剔除非法暴利、恶意垄断、腐败、剥削、犯罪等导致分配悬殊的非合理因素，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保护并鼓励因为创新、勤奋、守法、守信而带来丰厚收益者，这样，不用无限扩大信用额度债务链条也基本不会断裂，由于每个债务人几乎不用支付利息或者利息很低，再加上轮流上岗等制度实行后就业变得比较容易且收入较高，因此每个债务人在中年前后基本都能还清债务并逐渐在账户开始积累正货币，那
么，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变成现实。

第七理论发现：纸币时代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无法从根源上消除腐败； 人财物联网可以让居于各个阶层的全体人民共同当家做主，让执政成员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

真正的民主应是让居于各个阶层的全体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但是由于财产不登记、账户不唯一、阶层不明晰，现实社会中的民主要么演变成少数人阶层的暴政，要么演变成多数人阶层的暴政。由于公民之间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导致腐败猖獗，道德失衡现象严重。
在人财物联网时代，可用唯一账户显现的实际财产状况划分出阶层归属并合理分配政治席位，并借助网络工具让每个社会成员平等方便地参与网络民主程序，就能构筑起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集思广益全民协商阶层和谐新政体。借助人财物联网，让众望所归者担任政府管理者，让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者名利双收，在网络民意和财产双重监督下让执政成员无法蜕变，在信仰激励下不愿意蜕变。那么，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就会变为真正的现实。同时，还能借助电子信誉账户的黑白记录，让公民相互之间进行公德监督和促进，全面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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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理论发现：技术进步劳动效率的提升没能让全体民众共享是导致失业率高企的主要原因；人财物联网观控下的轮流上岗制度可以实现总就业率和总劳动效率双提升。

在纸币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环境里，失业一般都是五种形态交织共生的结果，比如，随着社会总体劳动效率的提高，机器代替人力的增多，劳动力绝对量过剩情况不断加重；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用工需求量的相对减少；随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结构调整，劳动力供求量出现经常性的不平衡；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对劳动力蓄水池具有依赖性；由于自主创业者面临市场狭小、资金缺乏、黑白盘剥三只猛虎，因此，失业问题就一直是一个长期性的世界性难题。同时，在如何解决就业与如何提高效率这对矛盾问题上，自由市场经济钻入了一个死胡同。
环顾世界，随着技术进步和总体劳动效率的不断提高，生产同样多的物质财富和服务，所需要的劳动总时间已经越来越少，根本不需要全体劳动力同时全时就业，可是，由于纸币制度的缺陷和分配制度的落后，没有就业就没有饭吃，因此人们害怕失业，蜂拥就业。为了创造就业机会，政府不惜进行重复建设，不惜默认市场进行低水平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致使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力量受钳制，导致劳动岗位总体劳动效率提升缓慢甚至相对下降，固定资产闲置和浪费严重，很多在岗劳动力甚至实际上处于隐形失业状态，但企业外仍然有大量的失业人群存在。因此，如何让总就业率和总劳动效率双提升， 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到了人财物联网时代，由于政府可以有效监督企业实施缩短每个劳动力法定上岗时间从而增加社会总就业岗位的轮流上岗制度，相当于让失业工人借用现有企业闲置的设备和时间为自己生产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务；由于非法的财富分配渠道被堵死后以及零利息透支消费启动后，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也就同步得到了有效遏制；由于网络观控下的宏观经济实现了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在低端行业就业的劳动力可成为高端行业的劳动力蓄水池；由于有效需求增加市场扩大、个人账户可透支创业资金、黑白两道消失，因此，造成劳动力相对过剩、绝对过剩、结构性过剩、蓄水池依赖和创业环境恶劣的根源就基本清除，因此每个积极进取的社会成员，经过双向选择后，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谋取到一份基本满意的劳动岗位或创业机会。

第九理论发现：在纸币制度时代只有刺激高消费高投资高出口，经济链条才能不断裂；人财物联网时代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生产，资源争夺环境恶化的加速动力锐减。

在纸币制度时代，财富向少数人手里无序集中使得大众缺钱购物而致使市场有效需求持续性不足，为了避免经济链条断裂，政府不得不积极鼓励甚至刺激奢侈消费、纵容盲目投资和出口，导致资源大量浪费，环境加速恶化，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网络观控制度实施后，不必再通过滥发货币、刺激奢侈消费、发展畸形支柱产业、盲目用破窗理论推高ＧＤＰ 的做法来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是让整个社会逐步进入有实际需求才进行生产的订单经济时代，且可利用唯一账户有效扶持新能源环保产业大发展，任何企业个人若有破坏资源环境的行为都比较容易地通过唯一账户被发现被举报被惩处，因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可能。
（注：本书作者是在发表了数百篇文章，2005年著《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区》、2006年出版《人本化的道途－新型市场经济探索》、2007年新浪论坛经济学人《人本化电子货币是和谐世界的基石》学术擂台、2008年著《地球本应是天堂》、2009年出版《审判格林斯潘》后的于2012年出版了《人类错误与出路》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九大理论新发现和一个科学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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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勇健：博弈论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
经济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巴渝学者，中国百名科技创新优秀青年奖获得者、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金融工程学等研究，著有《博弈论与经济模型》，《无所不在的博弈》，《简明博弈论教程》。译著《策略博弈》等）

博弈论已成基本研究框架

时代周报：过去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6次颁给了博弈论相关理论的研究者，博弈论如此受诺奖青睐的原因是什么？

蒲勇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博弈论的重要性，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博弈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它不仅仅被运用在军事、政治、经济管理方面，在生物、法律、火箭控制、人工智能、语言科学等都有广泛的运用，它还与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相结合，对社会现象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博弈论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策略，它对整个社会的洞察力非常令人震撼，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帮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经济现象，并指导更加有效地制定经济政策。博弈论在经济学的地位，就像18世纪的牛顿力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它是研究人类现象的一个基本框架和一般性方法。

因此，博弈论吸引了大批顶尖经济学家，他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些研究。在当前世界主流经济圈中，如果一位经济学者不去做一些博弈论研究，甚至会被人看不起，会被认为是没有学术水平的。因为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都集中于此，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然也就集中于此。

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说过，“要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必须对博弈论有大致的了解”，这句话在很多博弈论书籍中都被引用。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的很多领域都有贡献，唯独在博弈论方面没有贡献，而这样一个非博弈论研究者说出这样的话，就显得非常令人震撼。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人类行为中有很多复杂深奥、直观上难以捉摸的现象，往往只有通过博弈模型分析才能解读出来。比如大家都关心朝鲜问题，都对其最近的行为匪夷所思，如果我们用博弈论来解释，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博弈论既可以说得很高深，也可以说得很通俗。

时代周报：为什么博弈论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它与古典经济学理论有何不同？

蒲勇健：古典经济学假设人是经济理性的，人的行为是以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为目的。但是，许多人不认可这样的假设，他们强调人的另一面 利他或者对于“公平”的追求。人的行为有些时候并不是完全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要兼顾“公平”，孔融让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实验经济学家近年做了一系列博弈实验，如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信任博弈实验、独裁博弈实验和公共品博弈实验等反复证明，人们在自利偏好之外还具有公平偏好，在追求最大的个人收益时还会关注收益分配结果是否公平，会为了追求更公平的收益分配而放弃部分个人收益。无论是实验经济学还是进化博弈的数字模拟结果，都表明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是不具有普遍现实性的。人在决策的时候不光是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且也会考虑“公平”要素。博弈论已经纳入一些行为科学的发现，行为博弈论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一书中首次提出“无形的手”理论，其认为市场有只“无形的手”，具有自动配置的功能。但随后人们发现，市场仍然存在缺陷，为了使市场最优，需要人为核定市场规则，也需要政府对市场资源做一些配置。古典经济学只能够很好地处理完全竞争性或者完全垄断性市场，像诸如寡头垄断这样的市场就需要博弈论了。而现代经济社会很多时候是寡头垄断的，寡头之间的勾结行为也常见。博弈论适合研究包括串谋，勾结这样一些策略性行为的经济社会现象。2012年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沙普利和罗斯，提出了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化设计理论，挑战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们认为经济学也能像工程学一样，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对资源进行精确计算和配置。

对罗斯，中国经济学家常不知所云

时代周报：你很早就预言他们两位会获奖，也曾在你的著作中专门介绍过他们的理论，能否简要阐述一下。

蒲勇健：在我与香港大学赵耀华博士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模型》中，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市场设计与匹配理论，而且据我所知，我们的这本书是目前唯一一部系统介绍他们成果的中文著作。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我准确预测了他们俩会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理论非常专业艰深，但是很实用，在他们获奖后，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接受媒体采访进行解读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知所云。

简而言之，市场会出现信息不对称，买卖双方对同一商品所了解的信息不同，这时候配置的效果就会显现出来。罗斯曾为美国政府计算市场需要医学院招收多少学生，既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考医学院，又能满足公民对医生资源的期望，让市场达到最优。罗斯认为经济学就像工程学一样，可以套用特定的公式。又比如，捐献肾脏的人的肾，要匹配给某个病人，正好两个人对应了最佳状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来一一对应，这个方法是很复杂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用他们的方法就能迅速完成匹配，这实际上是数学上的优化问题。

又比如找对象，男女都想找到双方满意的人，要利用现有的所有信息最大化，他们不会离婚，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数学上的优化程序，根据这个程序设立一个机制，如何来排队，如何来甄别，操作过程是怎么样的，按照这个过程就可以一一对应。又比如大学招生，某个大学生想报考哪个学校和专业，哪个大学想招什么样的学生，也是一个匹配问题，都可以运用到他们的理论。

时代周报：基于市场设计理论，是否可以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中间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起主导作用？

蒲勇健：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早期的经济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事实上现在的市场已经有了很多垄断，就像列宁说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不是早期的竞争资本主义了，因此很多传统的方法无法去规制它。那么如何去处理这些寡头垄断？如何制定游戏规则，规制这些企业，使其在垄断情况下减少对市场秩序带来的损害，从而提高效率和公平？政府就要去设置游戏规则，这在经济学中叫机制设计，机制设计是2007年的三位诺奖得主提出来的。

机制设计实际上是博弈论的运用，罗斯的理论在美国加州早期的电力行业也用得非常恰当，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市场经济充满垄断和勾结，早期的西方经济学模型已经不适用，只有用博弈论，因此博弈论也成为今天经济学界的主流。在国外读经济学博士，基本就是读博弈论，翻开国外顶尖的经济学杂志，只要是研究微观经济或制度设计的，必然都是博弈论，其他研究实证的，就是用统计的方法，除了这两种，基本上没有别的。

博弈论的兴起和发展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到了垄断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经常要进行博弈，有很多策略性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可以通过博弈论来解决。现在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找好的项目，很多工业园区都在想招商引资，调整自己的产业，如果我们建一个数据库，所有想来中国投资的企业，它们想投什么项目，有什么要求，就进入那个库，反过来，想招商引资的也如此。如果能把匹配理论推广的话，效率就会非常高。但政府官员中懂博弈论的人很少，很多人不知道它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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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博弈论是最好的分析工具

时代周报：经济学家王则柯曾说，博弈论是华人经济学家的短板，这是因为华人经济学者对博弈论的重视程度不够，还是因为博弈论在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蒲勇健：恰好相反，在中国社会，最好的分析工具就是博弈论，因为中国离完全竞争市场还很远。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博弈论大师埃克里·马斯金，就是因为他运用博弈论解释中国和东欧等转型国家的经济，并创造出机制设计理论，现在清华大学的钱颖一等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很多中国和东欧的学生都去哈佛读他的博士，就是想用他的理论去解释本国的经济问题，这些国家处在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既不是完全竞争社会，也不是过去搞计划经济的完全垄断社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博弈论是研究转型社会最好的分析工具。

博弈论的运用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经济学家喜欢用博弈论的模型去解释所观察到的各种经济现象，如用“囚徒困境”去解释为什么商家之间总是会爆发没完没了的价格战，用“智猪博弈”去说明为什么只有大企业才会投入大笔经费开发新产品，而中小企业宁愿跟在大企业身后模仿也不会自行投资技术创新。政府中的上下级之间在经费申请和批拨也常常在玩一种博弈。博弈论的运用可以非常广泛，但政府在很多政策上缺乏博弈论思维，不采纳专家的意见。因为博弈论认为，一个社会的运行前提是要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很多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团队利益最大化。

时代周报：博弈论在国外许多高校是通识教育的课程之一，你在国内也做了很多普及博弈论的工作，包括写书、在百家讲坛讲课等，目前中国博弈论教育普及状况如何？

蒲勇健：在国内，我和王则柯、张维迎教授，应该是最早在中国大学开设博弈论课程的老师。在1994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给博弈论经济学家，我就给博士生开设了博弈论课程，现在的博弈论课程比过去多了很多，基本上985大学的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都有这门课，但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当少，我估计全国有这门课程的高校不会超过80所。而且，开了课是一回事，讲得好又是另一回事。讲博弈论的要求很高，如果照本宣科，学生可能会云里雾里，根本听不懂，所以一定要讲得很生动，要有很多故事来讲解数学模型。如果自己不是有很精深的了解，是讲不出来的。

目前中国懂博弈论的专家不多，能开课的老师就更少了，像重庆大学这么多年，只有我一个人能讲博弈论，一般来讲，任何课程都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能讲的。做博弈论要求知识面很广，一方面要有很深的数学功底，另一方面还要有很好的人文学科背景，如果只有数学功底就会把博弈论讲成应用数学，这样效果不会好。讲博弈论要讲很多案例，讲人的行为，甚至对心理学、生物学都要懂一些，对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要求很高。

现在讲得好博弈论的老师很少，但是想学博弈论的学生很多，这种不对称的现象将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我估计在未来20年左右，博弈论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跟现在国外的情况差不多，懂不懂博弈论将成为甄别一个经济学家水平的标准之一。如果不懂博弈论，人家就不会认为你是经济学圈子里面的人。

时代周报：你如何评价华人经济学家在博弈论方面相对薄弱的现状？

蒲勇健：王则柯教授所说的，博弈论是很多华人经济学家的短板，我同意他的说法。研究博弈论，一方面需要长时间孤独地思考、观察很多深刻的现象，另外一方面需要很好的数学技巧，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因此，写博弈论的文章殊为不易，我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写一篇关于博弈论的文章，但在中国如果几年才写一篇文章，这在学术界是无法立足的。

很多学者功利心太强，觉得发的文章越多越好，都忙着写文章，缺乏长时间的思考，这些文章很多都是没有什么水平的。但国内大学的考核标准，就是发表文章的数量越多越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而研究博弈论是不可能多产的，所以很多人对博弈论敬而远之。可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当代经济学界，判断一个学者是否有水平，就看他能否写博弈论原创性的文章，就是自己构造模型，而不是用人家的模型，如果只是用外国的模型，那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中国目前对博弈论的研究虽说比以前好了一点，但是总体来说，跟国外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与国外的研究相比，我们在构造性方面还很不足，主要还是应用国外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只是应用国外的简单模型，稍微深一些的都很少见。甚至国外顶级的经济学杂志发表的博弈论文章，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连看都看不懂，他们只是名气很大，很会演讲，在学术上不一定很厉害。

张五常教授应该是中国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在他那个学派，所有人都拿了诺奖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拿，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没能把自己的理论建构成博弈论模型，他写文章反对博弈论。如果张五常自己做了模型，他可能早就拿到了，2001年获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理论中，就包含了张五常早年的一些思想。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模型，思想也不够深刻，没有模型，仅仅思想，思想也达不到哈耶克的水平，那么获诺贝尔奖的希望就很小。

中国的很多学者不是很具有追求真理的精神，这跟中国目前浮躁的社会风气有关。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应具备自身的独立性，不能任由时势摆弄、由口号牵着鼻子走、随波逐流。经济学家的思维应超前于现实，经济理论对实践应起到指导作用而不完全是事后的诠释。政治家应从经济学家那里获得智慧，而不是经济学家只是在政治家决策已作出之后，搞点生硬的附会性解说。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工作往往在数十年后才被重视，如科斯之交易成本说出现于1937年，但直到70年代才成热门。愈有分量的工作生命力愈强，浅薄之作往往是过眼烟云。学者官僚化，一举成名、旋即做官、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顽症。为官后常常说些违心话，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知识没有长进，热衷于政策诠释、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