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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稿] 经济学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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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28 11:41:52 | 显示全部楼层
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是指导社会实践的基本理论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而且一直在世界经济学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几百年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回旋,而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产生在这个小小的回旋之中,它并不能代表整个长河主流的方向。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时期其经济背景的特殊性;二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的特殊性。西方经济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是指导社会实践的基本理论。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时期其经济背景的特殊
西方经济学的最初段是重商主义。15 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地理大发现促进了航海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加快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于是,以贸易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的方式获得财富的思想成为当时盛行一时的经济理论。可见,重商主义明显是一种阶段性的理论。
    重商主义之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其经济背景都具有很大的殊殊性。马歇尔、凯恩斯都是英国人,萨缪尔森是美国人,凯恩斯理论和美国新政又有密切联系。马歇尔时期的英国和凯恩斯、萨缪尔森时期的美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新一代的世界霸主。通俗地讲,它们都是世界老大。这使当时的英国和美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它追求的不是稳定发展,长期繁荣,而是如何扩张经济,以加强国力,巩固世界霸主的地位。二是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特权性。他们的特权主要体现在其本币可以作为世界货币流通,这给本国的对外贸易、债务等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种特权使他们经济运行模式与一般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不同,尤其是美国表现得更为突出。
    总之,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地理大发现的早期,发展至今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与经济正常运行时期相比,其形成时期的经济背景有其自身明显的特殊性。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的特殊性
    1、马歇尔与新古典经济学
   马歇尔于1842年出生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青年马歇尔进入剑桥大学时,本来是学习数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后因马歇尔曾走访英国的贫民区,无法忘却他所见到的贫穷和饥饿。尽管他对哲学饶有兴趣,但最后还是选定经济学为专业。毕业后在剑桥大学任教。1880年,他担任英国协会第六小组的主席,正式领导了创建英国经济学会的运动,成为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1890年,他发表了《经济学原理》,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对个人效用观念的强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一是马歇尔在担任英国协会第六组主席期间,有机会大量接触了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类情况。另一方面,他又对英国底层人民有深入的了解。而他自身领导的是英国皇家经济学运动,服务是英国社会,他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帮助和推动英国的经济发展。所以,他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二是马歇尔对经济的研究时期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和发展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间为19世纪70年代 20世纪初。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科学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使世界各地联系更加密切,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商业信息的交流。这个时期,社会经济总的趋势是蓬勃向上的,生产的发展,市场的运行都是较为顺畅的。这给新古典学派理论主张在政策上放任自由奠定了基础。所以,新古典学派理论主张在政策上放任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所需要的经济运行环境。
    2、凯恩斯与凯恩斯理论
凯恩斯1883年生于英格兰,青年时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剑桥大学执教。曾就职英国财政部,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对外财务工作。1919年初,他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凯恩斯虽生活工作在英国,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与美国却有着密切的关系。
    30 年代大危机发生以后,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 86000 家企业破产,5500 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 由危机爆发时的 1044亿美元急降至 1933 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 150 万猛升到 1700 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 1913 年。1933年3月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 32 届总统。他一上任,立即开始实施新政。当时的美国民众强烈要求变革,罗斯福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他针对当时的实际,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派自由放任、全凭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自我调整的对策,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一是整顿金融,下令银行休业整顿,逐步恢复银行的信用,并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贬值以刺激出口;二是调整工业,以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等;三是调整农业,给减耕减产的农户发放经济补贴,提高并稳定农产品价格;四是推行“以工代赈”, 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五是大力兴建公共工程,缓和社会危机,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六是政府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养老金和保险金等;七是建立急救救济署,为人民发放救济金等。
    凯恩斯密切关注着大洋彼岸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及其经验。1934 年夏,凯恩斯访问美国,在接受罗斯福总统会见时,相互交换了如何改变社会经济局势的看法。他赞同并强调了政府支出的作用。在以后时间里,一方面,罗斯福新政推动了凯恩斯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凯恩斯的理论也使罗斯福新政找到了理论依据。罗斯福新政实施3 年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实际上,凯恩斯的理论主要是凯恩斯根据罗斯福新政的实践加以总结的产物。
    3、萨缪尔森与新古典综合派和现代西方经济学
萨缪尔森出生于191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随后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经济学教授。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来到美国战时生产局和战争动员重建办公室任职,并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这些工作使他有机会把经济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得以在实践中检验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时,也使他有条件搜集资料,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当年萨缪尔森的导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权威人士汉森教授。1936年,自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以后,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萨缪尔森的导师汉森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来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后来转而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人,把凯恩斯主义移植到了美国。他不但继承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而且把这种学说理论通俗化,还作了一些补充发展,后来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权威人士之一。萨缪尔森纵观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感到确有可研究之处,于是师生协作,不断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这样,汉森和萨缪尔森便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萨缪尔森对研究凯恩斯主义所做的贡献远比他的导师大得多,被称为美国的凯恩斯。
    萨缪尔森研究的是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情况,服务于美国。在经济理论上他延续和发展了凯恩斯主义,这使他的经济理论基础基本上局限在一个国家和一个人身上。至于二战后他建立新古典综合派,以及70年代“滞胀”出现后,他综合其他学派理论建立现代西方经济学,这都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自身理论遭到质疑后,不得不做出的改变。所以,无论是新古典综合派,还是改名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总体上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延续。
当然,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是,这并不是等我们每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以及在任何一定历史时期研究出来的经济理论都具有特殊性。问题在于研究者是否能够从特殊现象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
    综上所述,马歇尔、凯恩斯和萨缪尔森,他们都是国家机构的官员,代表的是官方经济,服务于国家和政府,研究的主要是如何解决当时英国、美国与众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下出现的具体问题。也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实质上是西方少数国家在特殊时期对解决本国经济运行中特殊问题做法的总结,是受时空和区域影响的局限理论,或者说是特殊时期时特殊人员为解决特殊地方的特殊问题而总结出来的特珠理论,而不是指导整个社会经济实践的基本理论。
 楼主| 发表于 2013-5-23 14:41:23 | 显示全部楼层
托斯丹•凡勃伦(1857 1929)是制度经济学派(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开山鼻祖。凡勃伦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他的父母共有六个孩子,凡勃伦排行老四。凡勃伦在一个比较闭塞的移民社区长大,在那里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乡下生活,与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凡勃伦的英语还是做为第二语言学的。少年时代的凡勃伦就很个别,他酷爱读书,从来不干任何家务活。凡勃伦17岁时,家里把他送进卡尔登学院(Carlton Academy) 读书。这是一所路德教会学院,父母希望他学神学,将来好当个牧师。但凡勃伦的兴趣不在神学,而是在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卡尔登学院,凡勃伦曾受教于边际效用学派大师 贝兹•克拉克(Bates Clark)。在卡尔登学院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后,凡勃伦在一所学院谋得一份教书的差事儿。不幸的是,他工作还不到一年该学院就彻底关闭了。.无奈,凡勃伦随后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继续念书,后来又转到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并于1884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是凡勃伦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与他同时在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然而,凡勃伦不幸得了疟疾,被迫回家休养,这一休养就是七年。在这期间,凡勃伦无所事事,整天除了读书,就是闲逛,闲逛完了,回家接着读书。尽管拥有两个博士学位,凡勃伦总共也没正式工作过几个月,三十多岁了还在家啃老,靠父母养着。后来家里实在受不了,就召开家庭会议,决定敦促凡勃伦出去找工作。凡勃伦终于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在康奈尔大学谋得一份教职,再次开始他的教书生涯。当时接见并决定雇用他的是著名经济学家拉夫林(J. Laurence Laughlin)。第二年,凡勃伦又随拉夫林转到了刚刚成立的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凡勃伦是个非常不称职的教授。尽管知识渊博,他上课跟念经一样,枯燥无味。他上课从不点名,希望班上的学生越少越好。凡勃伦给成绩也极不负责任,有时不管学生的成绩好坏一律给“C”。有一次,一个学生来求情,说需要“A”才能保住奖学金,凡勃伦二话没说就改成“A”,把学生打发走了。凡勃伦的兴趣根本不在学生身上,而在别处。他正在潜心研究和写作。几年后即1899年,凡勃伦发表了《有闲阶级论》这一名著,由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学领域。.
《有闲阶级论》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赖以实现的各种制度(institutions)。凡勃伦不愧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对制度形成的原因一针见血。他指出,制度是由人们的习惯性思维(habitual ways of thinking)形成的,而习惯性思维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所以制度归根结底是受本能支配的。凡勃伦认为,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了人类为达到这种目的而做的努力。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之后,就对人类的活动发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目的就在已经形成的制度中得到实现。.
有闲阶级论》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人类的本能、习惯性思维,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制度进行了深度剖析和无情揭露。人类社会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未开化时代(savage);2)野蛮时代(barbarian);3)手工业时代;和 4)机器化时代。凡勃伦详细论述了在这几个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
凡勃伦认为,人类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后,进一步追求的是荣誉和社会地位。攀比和出人头地是人类的本性。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们互相攀比,不断追逐财富,进而炫耀财富,并由此赢得尊敬、荣誉和社会地位的进化史。.
该书一发表,立即在经济学界和大众引起热烈的争论。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工业化发展速度非常快,工业巨头们通过各种手段攫取巨额的财富。可以说,《有闲阶级论》出版的年代是在垄断寡头肆无忌惮地敛财、恣意挥霍和炫富的时代。敛财大亨(robber baron)J.P.摩根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不欠大众一分钱”。在这种背景下,《有闲阶级论》一出版即被误当成讽刺作品,凡勃伦也随即成为学术界的名星式人物(academic celebrity)。.
我们知道,《有闲阶级论》远非是部讽刺作品。这本书很长,共十四章,信息量太大。本文仅总结和评论前四章,这四章应该是该书的精华,以后有时间再评论其他章节。第一章为序言,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不再赘述。下面总结和评论第二章《财富竞赛》,第三章《炫耀性有闲》,及第四章《炫富性消费》。.
财富竞赛 (Pecuniary Emulation)
在相对安平的未开化社会里,人们互相攀比的具体体现是敬业精神和手艺(workmanship)。大家在劳动中互相比超,看谁是干活好手,而干活最有效率的男人就赢得荣誉和别人的尊敬。到了野蛮时代早期,男人通过狩猎和掠夺来显示才能,并以攫取的战利品如猎物和女人来获得荣誉。为了荣誉,男人根本看不上也不愿去做那些低微、琐碎且默默无闻的差事儿,认为那是该女人干的活。有能耐的男人争相去从事那些能带来荣誉和地位的行当。在野蛮时代初期,这些行当包括做头领、当战士、从事体育活动和主持社典仪式等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特征就是不从事实质性的生产劳动,这些人便形成了第一批所谓的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凡勃伦指出,有闲阶级的产生有两个必要前提:第一,掠夺(如战争和狩猎)是部落生活的一部分;第二,人们的温饱和生计已得到了基本保证,相当一部分成员可以不用从事实质性的生产劳动。
.凡勃伦特别强调,懒惰和游手好闲本身并不构成有闲阶级。有闲阶级必须靠其他方式来攫取财富。例如,部落头领利用职权挪用或占有部落的财产,供个人消费。最早的私有财产就是从别的部落掠夺来的女人,这些女人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或妻子。
.私有财产制度一旦形成,经济生活过程就显示出人们为私有财产而争斗的特性。毫无疑问,人们都想让日子过得更加舒适和安全。但是,人们追求财富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因为财富代表成功、荣誉和社会地位。所以,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类的最基本生存没有什么关系。.
前面提过,有闲阶级因为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敛财的方式是通过掠夺和剥削(exploit)。在有闲阶级内部,人们相互攀比(invidious comparison),进行金钱竞赛,看谁拥有更多的财富。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同时,生活在低下阶层的人无不对有闲阶级垂涎欲滴,千方百计往上爬,挤进有闲阶层。.然而,光敛财还不够,有闲阶级必须想方设法显示他们的财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羡慕和嫉妒,从而获得自豪感和荣誉感。在凡勃伦看来,显示财富的两种典型途径是:炫耀性有闲和炫富性消费。这两种途径构成了所谓的炫耀性挥霍浪费(conspicuous waste)。.
炫耀性有闲 (Conspicuous Leisure)
如果单纯为了金钱竞赛和财富积累,人们会变得勤劳和节俭(industrial and frugal)。对处于低层的广大劳动者来说,他们的生活的确如此。从事生产劳动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干活好手会得到同行的尊敬和模仿。在许多情况下,在劳动中脱颖而出是他们唯一的竞争游戏。但是,富裕阶层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从事实质性生产劳动。人类发展到了野蛮阶段,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便是:只有弱势群体才干体力活,劳动者低人一等,没有任何荣誉和地位。为了引起人们的垂涎,光积累财富是不够的。财富和权力必须显示在众人面前,只有这样才赢得尊重。过有闲的日子是显示财富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有闲阶级似乎向世人显示:看,我不用干活,照样过着悠哉悠哉的好日子。所以,富裕阶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明显地有闲,他们根本不从事生产劳动。
.但是,有闲阶级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能向人们显示他们有闲,所以他们还必须通过其他间接的、持久性的方式来显示。方式之一就是优雅的举止、风度和品位。培养这些花架子需要大量时间,得不停地去实践完善,而且还要耗费大把银子。需要养家糊口的人是没有心思和能力去培养这些不能当饭吃的玩艺的。所以,单从一个人的修养和举止就能断定这个人来自哪个阶级(Manners maketh man)。.
另一个炫耀有闲的间接方式是雇用仆人和侍从。私人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在私有财产制度形成早期,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和附属品,她们不但劳动,还要伺候男人。后来,人类社会又出现了奴隶制。拥有女人和奴隶当然标志财富,但养一帮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仆人则更能凸显财力和地位。这些仆人代表一个特殊的有闲阶层,因为他们也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但是,仆人的有闲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真正有闲,而是用来显示主人的有闲。凡勃伦把这一现象称为**有闲(vicarious leisure)。.
炫富性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炫耀性消费这个词是凡勃伦的独创。人们获得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当然首先是自己消费。但是,光自己消费不够惹人注目,也引不起别人的嫉妒和垂涎。富人们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显示财富,出钱邀请属于同一阶级的竞争对手一起来消费就是其中之一。故有闲阶级的阔人经常主办豪华晚宴和舞会等来招待客人。客人来了吃喝玩乐不说,临走还赠送贵重礼品。节日聚会和庆典最早可能源于庆贺和宗教。后来有闲阶级的宴请和招待也可能出于同一考虑,但它们同时也起着显摆财富的功能,而且通过这种场合来炫富更显得名正言顺。
.当然,有闲阶级内部也有很大差别。比如有些人是通过继承财产和地位而变成有闲阶级的。这些人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继续维持上流社会的生活水准,但他们却继承了有闲阶级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说,尽管缺乏足够的物质保障,贵族血统和习惯也可以遗传给下一代。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祖上有钱有闲但本人却比较贫困的有闲阶层。还有一些人成为有闲阶级上层人士的食客和随从,甚至侍从,这些人构成了**主人消费(vicarious consumption)的有闲阶层。贯穿在不同层次的**有闲和**消费之中的通用规则是,他们必须时刻提醒人们谁是他们的主人。为地位极高的主人服务也是件很值得炫耀的差事。.
 楼主| 发表于 2013-5-23 14:43:15 | 显示全部楼层
炫富性消费不仅限于有闲阶级。不同阶层的成员都把上一阶层的生活方式做为追求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地努力。有时,非有闲阶层的人甚至模仿富人大把消费,试图给人留下他们也趁钱的印象。凡勃伦还对男人对待妻子的态度做了有趣的分析。他指出,上流社会的妻子(至少是大奶)早已成为**有闲和**消费的一员。但是,在许多处于中档阶层的家庭里,男人外出拼命干活养家,妻子却呆在家**休闲和**消费。在凡勃伦眼里,这一点完全解释的通,因为这样做可以让男主人在外面显摆,赢得好名声。.凡勃伦还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炫富性消费是动态的,即人类社会不停地寻求致富和炫富的手段。现代社会里的炫富和“烧钱”方式一抓一大把,就不用我列举和赘述了。
。。。。。。

读《有闲阶级论》,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讽刺口吻,每个人似乎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成为凡勃伦的讥讽对象。但是《有闲阶级论》决非象人们一开始认为的那样是部讽刺文学作品。凡勃伦在书中一点都没有煽情和夸张。相反,该书是部构思严密、逻辑清晰、描述细腻的经济学专著。凡勃伦后来又发表了许多其他著作和论文,使他在经济学里占有独特的地位,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
.在当今的经济学文献和日常用语中,“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已经永久地与凡勃伦连在一起了。此外,后来人们还推出了“凡勃伦商品”(Veblen goods)和“凡勃伦效应”(Veblen effect)等词汇,专门指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描述的现象。凡勃伦的这些论述还为后来(到1970年代才正式发展起来)的信号理论奠定了基础。.
所谓凡勃伦效应,就是指同一种商品,有些人宁愿花高价到专卖店或高档店购买。对这些人来说,出入沃尔玛和刀郎店(dollar stores)是非常不体面的。有些人甚至连那个带有高档商店标志的手提纸袋也不能丢,只要有机会就尽量提着显摆。我们可以看一个现成的例子。在紧靠纽约但属康州的格林威治(Greenwich)镇有个小店铺,专门出售从中国倒腾来的小工艺品。格林威治是全美最富裕的社区之一。刚开始时,工艺品标价十几块,最多也就几十块,但销路并不怎么好。后来店主把价码提高,原来标价十几块的变成几十块,几十块的提高到上百或几百块。店主发现,提价后销路反而上升了。.
凡勃伦商品是凡勃伦效应下的产物。一般商品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即价钱越低,购买量越高,反之亦然。凡勃伦商品则不然。凡勃伦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奢侈程度远远超过其实用功能。例如,我们熟悉的LV包早已超越了做为手提包的功能,人们购买LV包纯粹是为了显摆有钱。另外,只有当价格昂贵得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的时侯,身背LV方能成为富裕的标志和地位的象征。等到普通大众都能买得起时,LV 包就不再代表财富和地位了。所以,凡勃伦商品在一定价格区域内,价格越高销路反而越好。也就是说,凡勃伦商品的需求曲线并不是一味向下倾斜的;在一定区间,需求曲线反而往上倾斜。凡是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买得起的商品和服务,如名贵服装、名牌汽车甚至学费昂贵的贵族学校等等,都属于此类。此外,如果降价,短期内可能会促销,但危险是,未来该商品会失去奢侈品这一地位。所以一般情况下,凡勃伦商品很少降价促销。.
人类是社会动物。人们非常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了积累财富而进行竞赛,继而通过挥霍和浪费来炫耀财富,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凡勃伦看来,互相攀比和出人头地是人类的本性,这一本性必然会影响人们的习惯性思维,而这种习惯性思维最终导致了有闲阶级制度的形成。注意,无所事事、懒惰和游手好闲本身不可能构成有闲阶级。有闲阶级可能整天忙忙碌碌,但他们决不从事生产性或实质性的劳动。有闲阶级必须依靠其他方式来攫取财富。用经济学术语来讲,他们的致富方式就是剥削和寻租。.
 楼主| 发表于 2013-5-28 18:03:03 | 显示全部楼层
资本主义:传销的高级形态

台湾省评论员

    资本主义制度和传销看似风马不相及的东西,其实只要观察仔细一点,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有很多共通点的。下面我列几个相同或者说是相似点给大家看看

    1、两种模式,都是通过人类最原始的贪欲本性创造出来的制度,由于适合人类本性,所以推广起来比较简单现实化,而不用靠政治理念来诉说一个未有实际的梦想。

    2、有严格的利益分配模式,且利益的分配模式都是由上到下,越靠上分配利益越多,人数越少,呈明显的金字塔利益模式。

    3、都因为疯狂挖掘原始贪欲,导致道德的丧失。金字塔利益的方式,都是出了塔尖的利益者,其他的参与者都存在剥削和被剥削两种状态。当然,传销几乎出了原始产品外,他途中是不创造任何商品的,而资本主义大部分在途中都会创造商品,所以说,资本主义是高级形态。

    4、同样需要洗脑:告诉参与者,你有可能变成富人(中产阶级),你为了这个必须要发展下线(不停创业和扩大员工规模),只要你的下线足够多(比你阶级还低的人足够多),你就可以得到利益(可以进行利益剥削)。

    5、洗脑成思想合法化:传销告诉传销下线,这是合法的,并用一些思想教育进行清洗;资本主义直接用国家来洗脑,用新闻媒体告诉大家金钱是万能的,金钱可以让你品德高尚,出入高档场所,可以吸引异性前仆后继,所有东西都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包括良心。而这个制度是公正的,对于每个想富裕的人来说,是民主自由的。

    如果大家能理解上面,那么以看待传销的方式,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理解现在的世界局势,包括如今看似很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

    美国如今是站在世界传销组织的塔尖上利益者,美国不仅是自身国家的塔尖利益者,也是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塔尖利益者。而美国的忠诚同盟们,根据自身的实力排在二线或者三线利益者,当然,由于是美国的同盟者,他们除了是自身国家的二线利益者,也同样是其他更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二三线利益者。

    比如美国攻打伊拉克,目的就是要重新建立伊拉克的传销组织次序,美国的同盟欧洲和日本跟着老大走,打赢了,重建模式下,美国自然是伊拉克品牌传销组织的塔尖利益者。而欧洲和日本则根据自己的实力排在二线或者三线利益者,伊拉克重新扶植的政权自然成了仅次于美欧日之下的四线利益者。伊拉克的利益政权,不仅要被美国剥皮,还要被欧洲和日本再剥皮,可想利益政权需要对本国人民进行多少次剥削才能换得满意的利益收入。

    中国虽然逐步接收了部分资本主义传销模式,但中国执政党一直是中国塔尖利益者,所有吸纳的国外资金,都变成了二线或三线利益者的位置。而这种模式显然让坐惯塔尖并享受塔尖带来的巨大收入的美国很不习惯。而美国进入中国市场,从塔尖变成二线利益,那么美国的同盟者也就等于跟着降了一个级别。但是,在中国发展前几年,美欧日为何反应并不大呢?还是因为资本的贪婪性。毕竟,中国是个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下线规模惊人,资本传销模式带来的利益,享受到的好处自然可以让人暂时忽略自己的位置。

    但随着中国越来越庞大的下线(人口)数量,导致中国自身的利益者从四五六线位置开始慢慢往上爬,影响到了欧美日的位置,而这些爬起来的中国资本家,同样具备资本主义的贪婪性,其他国家的传销网络一样会吸引他们,包括欧美日本身国家固定的地位关系,他们也试图打破。也正是这种利益的影响,使得欧美日几乎在同一时刻开始讨厌中国的资本扩张。

    美国的愿望是,他坐中国的塔尖利益者,中国执政党做次席,于是抛出G2。如果中国同意,那么美国依然是世界塔尖利益者,即使在中国,美国也是如此,而中国执政党失去了本国塔尖利益的代价,换来的仅仅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二线利益,而且这个位置并不是稳定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替代的。

    这种传销模式,唯一安全的只有塔尖利益者。美国作为塔尖利益者,永远不满足于对资本的追逐,而发展总会有停滞的时候。当下线的聚集的血液不够美国吸食,那么二三线的日本和欧洲也会成为美国塔尖的吸食对象(具体形象可以参考倩女幽魂的树妖)。

    欧美日都希望快速拿下新血液血库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血液干涸周期性”症状,所以都想把叙利亚和伊朗这两个血液库。可惜,被美国洗脑的叙利亚反政府军并没有成为战神,叙利亚颠覆受阻,伊朗就成为一滩泡影。欧美日经济都受到影响,憋急了的美国只好拿欧洲来开刀,而日本自从上次被欧美吸食过后,吸管为了方便一直没有拔出,一直流血二十多年。日本长期流血的贫血状态,再吸几下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万般无奈就轮到欧洲一片哀嚎。

    最后,忘记点明了资本主义和传销的最大相同点,现在附上。

    通常陷入传销组织的人都首先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下手,且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煽人泪下,而资本主义也是如此。
 楼主| 发表于 2013-5-30 15:52:2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新增长理论

我们先看怎样才能做大蛋糕。此中关涉两大学问,即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据说其中最具解释力的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和优美的形式。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由科技进步推动,而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

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有多大的阐释力呢?我们先看一个实例,再下结论。在此以日本为例。众所周知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陷入衰退,至今没有走出泥潭。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大力推行科技振兴战略,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照理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产值也很高,并且政府大力推动科技发展下,如果科学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那么其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至少不低于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可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能解释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其实也不能解释“拉美陷阱”。

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经受无数次的检验,成了公认的真理。当然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社会的创新创造力并非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事实上,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体系。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回答钱老: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技术的帅才》(有兴趣请搜索石立刚)。当然并非说,要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完全西化。我们曾发现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详细的论述见笔者的《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此机制足够激励创新创造。

而日本是官本位的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因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民的创新因子。并且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即在这样的价值观系统中,人们无法从创新中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创新充满着风险和艰苦,如果能从寻租中获取财富或能从紧跟中和服从中获得权力,那么从事创新并非明智之举。这样的社会创新力永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便是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为了全面解释日本经济由奇迹而转化为长期衰退,下面我们介绍一个新增长理论。

大道至简,我们的理论由中华文化中阴阳相作用的原理悟化而来。

我们先介绍两个概念。社会的创新创造力,这一概念源自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括科学技术创新,经济领域的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另一概念是,单位社会产品成本。这一概念属于经济学常识范畴,无需多说。

我们再定义两个变量:w,为单位社会产品中由创新所生成的价值的增长率;c,为单位社会产品所耗费的成本的增长率。

现在我们构造阴阳两极,即分别以w为半径画圆和以c为半径画圆。称之为w圆和c圆。此中w圆为阳极,c圆为阴极。经济体系运行就是这对阴阳两极相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如果w圆能覆盖c圆,即阳强阴弱;那么这一经济体系健康运行,不断增长,反之就停滞和衰退。

显然,我们的理论既能解释“日本失陷”,“拉美陷阱”;以及世界上所有发生的经济奇迹。读者不妨试试。

我们的理论有没有隐含假设呢?违法广告是肯定的。此中有一前提条件:社会是稳定的,不生动乱。即是说,这一社会不能突破公平正义的底线;不能权力独大或资本独大,对弱势群体掠夺;不能贪污腐化,贫富两极分化。

行文至此,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本质关系已十分明了。即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楼主| 发表于 2013-5-30 15:54:43 | 显示全部楼层
华盛顿共识与美国发展模式
    近年来,关于华盛顿共识,被中国学术界抄得沸沸扬扬。特别有一些人出于个人的利益或政治目的,硬把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挷在一起来批,并一度占据发言权。由于2008年这次金融风暴起源于美国,而中国在这次风暴中表现突出。似乎美国已经日薄西山,中国才冉冉升起于东方。在这种氛围下,华盛顿共识更名声狼籍。
    
  我们先弄清楚何谓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指一种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济发展策略。最早由美国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提出。他在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为支持雷迪计划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随后于同年11月国际经济会议讨论上获得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的支持。具体来说,包括十方面的内容: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消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自由贸易的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等。
      
  既然称之华盛顿共识,当然必有美国的印迹,也包含山姆大叔自身利益的企求。至于别国照搬照取,付诸于实践,不顾国情,又当别论。
      
  我国学术界不少人认为,无论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践造成的严重问题,还是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转型的重大挫折,都证明华盛顿共识没有世界普适意义。显然把华盛顿共识当作美国发展模式了。这就显现不学无术的肤浅了。
    
      (二)
  美国建国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从一个殖民地国家演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实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实际上美国的发展模式和华盛顿共识大异夦趣。
      
  研究美国的发展模式,首先要研究美国的立国之本。这源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郑重声明,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损害这些目的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新的政府。
      
  事实上,美国几百年的历史正是实现和不断完善这种诺言的历史。即自由和联邦生死相依,永不分离!即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不会灭亡的。这就是美国的发展模式的坚实政治维度。
      
  研究美国的发展模式,必须研究美国开国三杰的思想和对人生价值的体识。在此我们单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据《美国的缔造者》记载,富兰克林,1706--1790,18世纪美国的实业家,科学家,思想家和外交家,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特别重视教育,创办图书馆,组织和创立多个协会,都是为了提高各阶层的文化素质。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名言:“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 ”
      
  我们要特别注意富兰克林一生的角色转换:实业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政治家。这三种角色是并列的,并没有尊卑之分。其实这也是美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即在美国实业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政治家各有其人生价值的体认系统,并非政治家唯我独尊。这便是美国企业家精神旺盛不衰,科学创新力勃兴的原因之一。
      
  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是多元的,即名、利、权各成体系。这样就能避免社会成员人生追求的一致性,避免了独木桥的挤拥。即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人生价值,教授有教授的人生价值,各行各业的成员都有独自的人生价值。那么这个社会是动态有序的,即一种长治久安的社会结构。如果一个社会是官本位级层社会的,名和利归统于权力之上。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由权力系统赋值,离开权力系统的认可,社会成员的人生价值也失去了意义。因此,社会成员中有选择能力的都拥挤在追求权力的独木桥上,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权力博弈。
    
      (三)
  总而言之,美国的发展模式有三宝: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勃兴的创新创造力。三位一体,相辅相成。
      
  关于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上文已有论述。在此只补充一点。美国是一个动态有序的社会,即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上升是有路径的。在公平的教育系统下,只要凭先天的智力和后天的努力,美国穷人的孩子是有机会改变命运的,这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大标志。
      
  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必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博弈的纳什均衡。这又必然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也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信仰。如果实行文化专政和人为的族群割裂,那么便事与愿违。
    
  至于勃兴的创新创造力。笔者已在《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中进行了?讨。总的来说,这根生于西方的文化和信仰。这也使美国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并确保了其强大的科学实力和军事实力,抢占国际产业链上微笑曲线的两端,致使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无法望其背项。
      
  而美国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正是美国发展模式的生命力所在。其中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方面:一方面,政治服务于工商业:在内政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消减社会矛盾,服务于工商业;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也是为其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服务的。另一方面,勃兴的创新创造力确保了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旺盛不衰的企业家精神是更重要的因素。
  
  下面我们听听美国人怎么说,从而印证我们的论述。《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认为超级大国的力量源泉在于其跨国公司。书中写道,这是美国跨国公司(即总部设在美国,但在许多外国生产产品而且往往建立子公司的公司)在外国掀起三次这类的浪潮。第一次开始于内战后,当时一些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公司,如美孚石油公司建立了海外业务。第二次,出现在1950年代,当时重建欧洲吸引在诸如汽车(通用汽车公司为首)和化学(杜邦公司为首)等基础工业部门占统治地位的许多美国公司。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不同。首先,它的主要形式不是制造业和原料加工,而是新技术(如计算机)、服务(保险或会计结算)和零售。虽然第三次浪潮的主体是资本转移而不是产品交换,但产品贸易仍然重要,政治领导人力图通过成立新的地区组织以跟上这场变革。
      
  总之,美国之所以能崛起为一个超级大国,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我们认为上述这些是可复制的,也是本质的因素。
    
 楼主| 发表于 2013-5-30 17:10:45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双超量”理论
   (摘自《新创经济学》)经济的基本内容是商品与货币。多链经济的特点表现为“双超量”,即:商品生产超量和货币发行超量。
    一、“双超量”理论的内容
    1、商品生产超量。在3.3.2节中介绍了社会在科技水平发展时期,商品生产的规律表现为超量生产。这主要是由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不是在什么时期都能导致生产超量的,这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科技水平落后时期,企业往往力不从心,不会出现超量生产;科技水平先进时期,社会高度发达,社会需求大,商品品种多,产业信息灵,挣钱路子广,企业不会只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他们会尽量尝试走更新更好的赚取利润的路子,更不会出现超量生产。所以,只有在社会科技水平发展时期的多链经济模式下,企业既具备了超量生产的条件,一般又没有其它多赚取利润的路子可走,在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就只有通过超量生产试图获得更多的利润。
    2、货币发行超量。在10.3.3节中已讲过:各个国家由于稳定社会的需要而提高劳动者待遇和社会福利等,主要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实现,再加上国际竞争需要等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链型经济时期的货币发行量是超量的。“双超量”既是多链经济的特点,也是多链经济时期,经济运行出现各种问题的直接原因。
     二、“双超量”是“滞胀”出现的真正原因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滞胀”,很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其原因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未出现“滞胀”,而偏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会出现“滞胀”呢?
顺着这个思路,他们自然把焦点集中到了凯恩斯身上,认为都是凯恩斯理论惹的祸。一部分学者还著书立学,发表文章阐述这一观点。因为30年代的世界大危机后,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赤字财政政策对西方国家的影响较大,西方国家已逐步开始实施。二战以后,这些国家的货币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的确,凯恩斯理论确实给“滞胀”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只能说是辅助作用,而不是主要作用或根本作用。换句话说:没有凯恩斯,“滞胀”照样会出现,只是时间上早与晚的问题。
    所以,从经济规律上讲,“滞胀”不是某种因素或某些因素带来的经济现象,而是社会发展一定时期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既然说“滞胀”是社会发展一定时期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那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滞胀”没有出现呢?
在货币超量发行的两个常规因素中,国际竞争的需要主要是在二战之后体现出来的。这一点已经在10.3.3节中讲解过。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货币的新霸主,打开印钞机,大肆印发美元,各国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保护自身利益,只得超量发行货币。
    可见,二战确是“滞胀”的因素之一,但它和凯恩斯理论一样,不是引起“滞胀”的必然因素。同样可以说,没有二战,“滞胀”照样产生。当世界贸易发展到一定时期,国际竞争会逐步加强,各国同样会超发货币以维持自身利益。二战只是促进了“滞胀”的早日到来。
    “滞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上面已经讲过:社会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当今社会正处于第二阶段,即:社会科技发展阶段。在此阶段,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表现为链式经济,链式经济的特点是“双超量”,即商品超量生产和货币超量发行。而“双超量”必然会产生“滞胀”。对于“双超量”产生“滞胀”,我们可以从商品超量生产引起生产停滞和货币超量发行引起通货膨胀两个部分去理解。
    第一部分是超量生产引起生产停滞。经济停滞包括危机期间的生产下降和非危机期间的经济增长缓慢和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大量失业。由于企业扩大规模,投入了大量资金,造成负债过大。而超量生产又使产品积压,无法变现,资金周转不开。一方面,资金链断裂,原材料购买受影响,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积压,不能转化为现金,企业员工不能正常开支,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企业生产受到影响。当这种现象表现突出时,很多企业走向倒闭,社会出现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当这种现象表现轻微时,企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整个社会产值增长缓慢和出现波动。尤其是盲目超量生产如果不注意及时纠正,随着其影响面的扩大,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出现萧条、危机。第二部分是货币超量发行引起通货膨胀。这个道理相对好理解,根据商品货币对应规律,货币量增加,而商品量不变,商品价格必然上涨而出现通货膨胀。
    在“双超量”中,货币超量发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满足国内稳定和国际竞争的需要,这两个因素也是各国共有的常规性因素。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在这两个因素之外,各国自身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特殊因素。但这些因素无论对货币超量发行的推动作用有多大,都不带有 必然性,都是国家管理层造成的。比如,有的国家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采取国家干预、赤字财政,超发货币等。而我国则是由于大量商品出口创汇,再兑换本币,造成货币严重超量发行。
    所以,对于与“滞胀”有关的各种因素,我们要理顺它们的关系,要认清“双超量”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理论认识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认清了这个根本原因,我们在治理“滞胀”时才能抓住关键,号准病脉,对症下药,采取的措施才能有的放矢,切实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楼主| 发表于 2013-6-19 11:04:03 | 显示全部楼层
排除新自由主义干扰,完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体制 (1)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作出了决定。认真研读该《决定》可以发现,文件所描述的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是以市场为基础,以国家计划干预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则通过法律、行政手段保证市场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社会秩序,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通过汇率和关税等手段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如果说与欧美国家的混合经济有所不同的话,不同在于,中国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是希望“股份制”能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国家除了公共管理职能外,还对部分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能。显然,这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二十多年来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确认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这样一个与欧美各国相近又有区别的混合经济体制,这在理论上有着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在主张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一切问题,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而且似乎中国改革的方向也是越来越多地让市场发挥作用,小政府、大社会,小小政府、大大社会,直至政府完全消失。由于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如吴敬琏、厉以宁、樊纲、张维迎、江小涓、林毅夫等在社会上一直非常活跃,似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很大,因而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纯粹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为什么《决定》所确认的改革目标模式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呢?因为市场经济并非像新老自由主义者论证的那样,可以实现交易双方的双赢,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是一种供求平衡的均衡经济。相反,由于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交易结果总是有利于强势方,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直至两极分化;同时,则是一大部分企业被淘汰,少部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规模越来越大,垄断一国乃至全球经济;并且,经济总是处在繁荣和萧条的交替中,或者大量生产资源被配置到过热的产业中,能力闲置,产品过剩;或者产品供不应求,产生暴利和巨富。翻开各国经济史,上述市场经济特征便一目了然。正是因为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特性和两极分化特性,所以国家力量不得不出来干预、调节,减少两极分化,放慢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程,熨平经济周期,并且在本国经济力量处于弱势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使本国企业获得成长壮大的利润空间。因此,欧美国家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都是混合经济体制。

然而,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混合经济体制是难以忍受的。他们认为,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垄断(政府各部门都提供独此一家的服务或管理)存在,就有计划存在,就有权力存在,就有垄断和计划的弊端存在,就有权力寻租存在。如此,则“看不见的手”就是受限制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将继续存在,改革就是不彻底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上的老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作为罪恶的渊薮,其最彻底者甚至把欧美的福利国家也称为“通向奴役之路”。

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就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或者承认改革不彻底,将目标模式定为混合经济,那么,就必须承认国家、计划、垄断、权力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更进一步,则必须承认,“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动地通向社会利益最大化,恶不能自动推动历史进步,这样,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全面瓦解;或者坚持改革彻底化,否认任何国家调控力量的必要,从而抨击混合经济体制。

事实上,任何务实的而不是极端的经济学家,都不仅能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和市场经济的优点,而且能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和计划经济的优点,从而承认有双重缺陷、也有双重优点的混合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当然,由于存在双重缺陷,混合经济体制既不像纯粹的市场经济那样能够得到市场神学的支持,也不像纯粹的计划经济那样,能够得到计划神学的支持。市场神学与计划神学都能够得到大多数头脑简单的人的支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不是以市场排斥计划,或以计划排斥市场,而是如何尽量减少混合经济体制的缺陷,尽可能发挥混合经济体制的优点。这是心态平和的、不走极端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这样一种混合经济体制,的确意味着“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

二、新自由主义对《决定》的影响
混合经济体制需要以混合经济思想作为指导。然而,由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界已经取得主导地位,排斥了混合经济思想的合法性,因此其理论主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决定》的若干表述。如果这些主张得以贯彻,则可能加剧市场内在缺陷,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兹罗列若干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1、完善的经济体制是否存在“体制性障碍”?
《决定》指出,在取得了巨大进展、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同时,也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重要原因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许多体制性障碍”。

这意味着,随着经济体制完善化,“体制性障碍”被克服,各种要素的交易得以自由进行,上述问题就能够解决。然而,这种解释可能没有抓住要害,带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痕迹。一个全国范围自由统一的市场经济完全可能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农民收入进一步减少。一个全球范围自由统一的市场,完全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只有国家承担起向统一市场自由竞争中的失败地区、失败人群、失败产业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责任,只有国家建立起保护本国产业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用大量资金较长期地支持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才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国家资金支持的核心技术开发,以及贸易保护措施,这些完善市场经济的措施,都可能被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体制性障碍”,即国家计划对市场的干预。

2、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前所述,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混合经济体制。然而,《决定》没有提出混合经济体制这一概念,从而给新自由主义者留下了可以借市场经济之名抨击政府干预的漏洞,从而威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合法性。意味深长地是,在实际上提到计划的地方,出现的词汇却是“统筹”、“管理”、“协调”、“规划”等。其实,所有这些词汇的本质特点都是计划,都具有使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性质,都是与市场自发调节相对立的自觉调节。将计划从前门赶出去,又悄悄地从后门拉进来,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从而将计划的功劳归结到市场身上,这是新自由主义者的一贯手法。

名不正,则言不顺。计划、统筹、行政命令的有效运行,有赖于相应的面向全局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价值观的支持,从而与中国**的革命传统相一致。但是,由于多年来“计划”被妖魔化,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和革命传统都被妖魔化了,相应地,则是利己主义价值观被神圣化。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从后门悄悄进来的计划就会与利己主义价值观结合,权钱勾结,放大混合经济体制的双重缺陷。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是国家权力须臾不可离开,不但推动着改革开放进程,而且在每一个时期都起着关键性的社会经济调节作用,但同时与国家权力行使相应的价值观念却被全面破坏,许多党的干部产生信仰危机,“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紧紧跟随“一切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潮流。结果,政府权力加剧而不是缓和了市场内在的两极分化倾向,加剧而不是缓和了市场内在的违法犯罪倾向,加剧而不是缓和了市场内在的经济危机周期,加剧而不是减轻了市场内在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倾向,加剧而不是减轻了对外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人才流失、产业结构和技术的降级倾向。

对于权钱勾结现象,本来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与**的价值观和理想相一致的解释,即党的干部发生信仰危机,从而要求反思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重塑信心和信仰,从而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另一种是威胁**执政合法性的解释,即宣扬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要求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取代了原来党的“理想人”假设,前一种解释就变得苍白无力,后一种解释则日益大行其道。这样,中国**会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重蹈苏东剧变覆辙的危险。
 楼主| 发表于 2013-6-19 11:04:19 | 显示全部楼层
3、股份制能否增强公有制的活力?
从1984年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增强公有制的活力就一直是改革的中心目标。但是,经过近20年的改革后,公有制的活力事实上是下降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拍卖、兼并或破产倒闭,剩下少数的大型国有企业也腐败丛生,活力不足,只是依赖垄断地位维持利润和增长,集体企业则纷纷改为私有企业。

为什么公有制的活力会越改越弱呢?从理论和实践上说,这是对公有制企业的内在特点和规律缺乏把握。公有制企业的活力来自何方?首先是来自公有制企业领导人的国家意识,来自全体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积极性,其次才是来源于个人正当利益的获得,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其主次关系也不容颠倒。如果只强调以个人利益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动力,那么任何公有制经济最后就只能走上效率日损、腐败丛生、倒闭破产之路。

从管理学角度看,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运作,既需要规章制度,也需要企业文化。单纯凭制度只能管束工人层的行为,管束不了管理层的行为。五、六十年代的国有企业只重视企业文化,如铁人王进喜精神,不太重视企业制度的建设,固然有其弊端;八、九十年代则走到另一个极端,丑化乃至彻底抛弃国企文化  即主人翁意识、爱国主义、奉献精神,只依靠制度,只在所有制上做文章,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对这一基本逻辑和事实缺乏清醒的反思,那么剩下的国有企业将继续被各种力量鲸吞、蚕食、瓜分。

更进一步,由于国有企业的政企事实上一直没有分开,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分开,那么,国有企业全部瓦解之时,也将是政府官员完全腐败之日,国家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率先主张股份制的厉以宁先生,在逻辑上不承认国有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在实践上不承认股份制改造对国有经济的毁灭性打击,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必须停职反省,闭门思过。

重倡国有企业文化,用文化和制度两手来重整国有企业活力,搞好国有经济,这是混合经济思想在国有企业管理上的运用。当然,搞好国有企业,并不等于要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政策上、从资金上、从价值评判上,混合经济都应该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同一规则下相互竞争。同理,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混合经济所应提倡和允许的事情。

4、“产权明晰”能够解释现代企业的发展吗?
与新自由主义的解释相反,现代企业的特点恰恰是产权模糊化。市场竞争不断淘汰弱者,发展强者,企业规模不断增大,企业的产权也就日益分散、变动、模糊。上市股份公司的产权看似最明晰,实则最模糊。其产权被分割成数千万份,每时每刻在被交易之中,绝大部分持股者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分红,而是想从股价的波动中获取收益,因此产权最模糊。最典型者如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最大股东只占有2%的股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的西方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企业制度革命,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管理革命。对于大企业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产权明晰”,而是建立一套委托**的治理结构,尽可能确保层层**人能够对委托人负责。而这套委托**机制,其实就是管理制度,更进一步,就是企业内部计划经济运作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鎔基总理早期力主抓管理,是正确的。

除股权分散、变动不居外,还有一层重要因素使股份制企业产权不明晰,即经营者在企业权益增殖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广东爱多公司,股权本来很清楚,胡志标、陈天南、益隆村三方各拥有若干股权。但在实际经营中,胡志标倾其全力,而后两者则坐享其成。当爱多从几万元起家,发展至十几亿元资产的大企业时,只拥有45%股权的胡志标就感到吃了大亏,然后一场产权纠纷上演,爱多公司垮台。

因此,严格地说,产权最明晰的企业是一个人拥有和经营的企业。但这样的企业就很难是大企业。西方现代大企业经营的真正奥秘不是产权明晰,而是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益获得产业垄断地位,委托人和**人分享垄断利润。

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看,这样产权模糊、变化的企业似乎是一天也不能生存的。那么,为什么虽然有的西方大企业的确倒闭了,还有的却在生存和发展呢?事实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凡是发展迅速、健康的西方大企业,在其企业的高层都有很强烈的公司认同感,即有很强烈的公司文化,以弥补其制度的不足。

同样,真正能够促使集体企业发展壮大的,并不是该企业产权多么明晰,而是该集体是否具有凝聚力,是否拥有为大家所信任的领头人。有之,则这样的集体企业就能蓬勃发展,如河南临颖县的南街村;无之,则无论产权再明晰,也要倒闭破产。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集体企业产权明晰化的过程,常常是企业争权夺利,从而企业凝聚力下降的过程。集体企业,乃至任何大企业经营的奥秘都在于,产权都只是有限度明晰,不明晰所产生的问题靠企业文化、团队精神来解决。

因此,过分强调产权明晰,等于让企业无法生产运营,员工无法合作,等于让企业破产倒闭。事实上,正是在强调产权明晰的过程中,苏南模式瓦解了,苏南的集体企业消失了,全国的乡镇企业大部分私有化了,农民工被大批解雇了。现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寥寥无几,再强调产权明晰有可能全部死亡。
 楼主| 发表于 2013-6-19 11:05:24 | 显示全部楼层
5、企业办社会,究竟是“包袱”还是优势?

在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下,企业就应该只考虑利润,不考虑住房、医疗、教育等所谓社会事务。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小企业本来就无力办社会。因此,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来的。在这种舆论下,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纷纷甩包袱,让职工直接面对市场化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体制。

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思路。如果企业向职工支付工资,让职工到市场上去购房、看病、上学,不但支付实际的建筑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还要支付建筑利润、医疗利润、教育利润,工资势必很高,而职工的生活水平却不一定高。更有甚者,如果职工所购的住房远离厂区,还必须要有高昂的交通成本。小企业无力办学校、建住房,这些事务必须交给市场来完成。但大企业则可以发挥人员聚集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用较低的工资和较高的福利使员工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企业,同时还可以节约企业的总支出,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斯坦福大学正在大规模兴建教师住宅,与中国大学的货币化分房趋势形成颇具讽刺意义的对照。

更重要的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大企业办社会还能够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职工爱厂如家,其实际作用远远超过职工持股。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看上去是很虚的东西,实际上却可以减少企业各环节的跑冒滴漏,弥补制度的缺陷,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远离城市的大企业里,如湖北二汽、上海金山石化等,如果企业不办社会,那么结果必然是企业的后勤部门摇身一变,权钱勾结,掠夺职工并不丰厚的工资收入,使职工怨声载道,离心离德,最终促使企业倒闭。

6、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哪种效率高?
本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各有利弊。总的来说,银行间接融资是各国融资的主渠道,美、日、欧皆然。相对而言,美国的直接融资比例较高,而欧洲和日本的直接融资比例较低。从融资性质来说,银行的融资带有较强的计划性,靠分布全国各地的、统一管理的储蓄所,以低利率吸纳小额储蓄,然后由银行而不是储户决定是否贷款给某个企业或项目。股票或公司债券融资则市场性较强,资金拥有者直接决定投资哪家企业或项目。哪种融资体系的效率更高呢?一般来说,是银行间接融资的成本低、效率高。即使银行有一个可观的存贷差收入,对于借款者来说,其向广大的小投资者所付的利率和筹资成本之和将高于银行利率。对于小投资者来说,即使借款人所付利率高于银行,但由于其风险较大,也不如以低利率存在银行。这正是近年来银行存款利率虽然不断下降,但存款总额却不断上升的原因。因此,除非银行管理混乱、腐败盛行,银行间接融资体系能够实现储户、借款人和银行的三赢,正如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可以大幅度降低单位产品的采购、制造、销售等各项成本一样。

但是,近十年来,扩大直接融资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直接融资符合自由市场的经济理念,可以消除银行这个金融垄断角色,实现资金供需双方的直接交易。直接融资的主张者似乎一点也不知道企业计划日益取代市场交易网络的经济发展史。

当然,直接融资的主张者现在经常强调银行的低效率:投资屡屡失误,呆坏账率上升,储户存款利率低等等。但是直接融资就没有问题吗?事实上,在银行坏帐上升的同时,作为直接融资的主渠道的股市,其融资能力近来也大大下降了。股市的红利远远低于银行利率,股份公司包装上市,误导股民,圈走股民大量金钱,股市作为不负责任的提款机的臭名远扬。至于公司债券市场,根据美国的经验,比股市的风险更大。

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抛弃坏帐累累的银行,寻找风险和失误更大的直接融资体系,不如下决心整顿银行,建立一个以健全的银行作为主渠道的融资体系。如果政府对解决银行呆帐坏问题,本质上是腐败问题,没有信心,从原则上说,就是对自身的执政能力没有信心。我担心,这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者把自己对政府的天然不信任强加给了政府。

7、关于放宽对跨境资本限制
新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在《决定》中也得到了体现:“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这种表述意味着,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资本流动自由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目标之一。但是,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资本流动自由化,意味着政府丧失使用货币政策作为调节本国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手段,听任本国经济任由世界经济风浪支配,特别是一小撮金融投机家的支配。90年代,日本希望降低利率来扩大内需时,本国资金反而流出国境,追逐国际利率的最高值,从而使本国经济复苏无力,陷入长期萧条。事实上,非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学表明,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A、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B、汇率的稳定性;C、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把资本自由流动作为不可变更的目标,则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导致汇率不稳定;如果要保持汇率稳定,则货币政策就不能独立。中国究竟是要把资本自由流动作为优先目标呢?还是要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作为优先目标?违法广告是显然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改革开放产生了一批不法暴富者,如果加快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的步伐,则客观上将给这批暴富者的资金外逃畅开大门,从而使中国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群暴富者正在不惜牺牲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用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包装,把他们的不法利益合法化的企图写进党的文件。

8、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
最鲜明地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特色的表达是:“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

我赞成统一国内市场,但是,其前提是国家财政必须而且能够对市场经济中的失败地区、失败人群提供社会保障网。这样,既可以享受市场竞争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好处,又能够避免贫富两极的过度分化,避免地区差距的不断拉大,还可以通过将新兴产业配置到落后地区逐步增强落后地区的造血能力,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的相对平衡。但是,如果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国完全可能成为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地区,美国或欧洲的财政部会向中国提供转移支付吗?如果不能,中国就必须保护自己的市场,保护自己的企业和就业,就不能撤销贸易保护措施,就不能一切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要求办事。

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必须在能够保护本国企业成长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外资引进得越多,本国企业倒闭得越多,失业人口就会大量增长,中国经济命脉就将越来越多地操纵在外资手中,中国的经济主权、金融主权进而政治主权就有丢失的危险,中国经济就将成为依附型经济。更进一步,随着失业人口和地区的扩展,中国国内政治就将产生重大动荡,就有可能进入美国宣称的所谓“失败国家”行列。

新自由主义者根本看不到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特性,缺乏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的长远关注,从本质上讲,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代言人。
 楼主| 发表于 2013-6-19 11:05:45 | 显示全部楼层
9、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自由市场经济效率至上、不顾公平,按照市场规则分配财富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正因为如此,政府才被呼唤出来,起到纠正市场片面性、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公平是政府的首要责任。这两者共同起作用,可能会形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局面,也可能会形成“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局面,这取决于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对比。

也就是说,在混合经济体制中,政府是负责公平的,而市场是负责效率的。懂得这一点,就不会在政府工作方针中写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这意味着政府越权,将市场的职能写进了政府的报告。

事实上,正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正是由于政府和市场同时追求效率,结果中国社会的公平就得不到兼顾,经济落入了两极分化、通货紧缩的境地,反过来损害了效率。一方面是大量的穷人买不起东西,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库存规模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才能够扩大内需,才能够实现企业利润,即只有公平,才有效率。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懂得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仍然坚持将他们“效率优先”的私货写进以主张公平为己任的中国**的文件,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有意思的是,为了回避两极分化的现实,文件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表述:“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哪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是富人吗?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确也够大的,穷的富人只有百万资产,富的富人有百亿资产。还是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城里穷人年收入近万,乡下穷人年收入不满一千。显然,人们真正关心的是贫富两极的收入差距过大,这正是政府和市场一起抓效率的结果。

10、关于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体制改革既没有能够追踪世界科技前沿,也没有能够服务于产业结构升级,科研项目分散化、小型化、重复化,科研资金不但严重短缺,而且没有用好。赶超型的科研需要的是集中力量攻关,而新自由主义的科研改革思路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一原则,结果,就是20多年来没有象样的科研成果产生,各主要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方手中。承认这一基本事实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前提。

然而,新自由主义不承认集中力量攻关的必要,要求“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事实上,由于中国企业都挤在低附加值低技术的市场上,利润微薄,力量分散,单独一家企业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如此改革的结果,必然是在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漂亮口号下,进一步丧失掌握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只讲机制,不讲实力。然而真实的市场竞争首先要求的是实力,而不是机制。因此,一旦落到现实竞争层面,新自由主义者便束手无策。

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标题下,我们看不到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原因恐怕是,经过前些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后,各层次教育都走向了市场化、产业化,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讲了。教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则是最受社会诟病的。在实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欧美国家,大部分教育经费都是由国家出的,公民不但可以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公民甚至可以享受免费高等教育。教育市场化中断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造成了社会的深刻分裂,降低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可能会成为孕育恐怖主义的温床。因此,必须认真反思前一段时期的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教育改革思路。

三、排除新自由主义干扰,学会驾驭市场经济
所谓新自由主义,新在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上。老自由主义,即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前十分流行,是西方经济学的正统。该学说认为市场是自动均衡的,供给本身产生需求,供需总是平衡的,不可能产生经济危机。因此,除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充当守夜人,政府对经济活动越少介入越好。但是,随着大萧条的持续,这种经济信仰被动摇了。凯恩斯认为,市场不是自动均衡和稳定的,必须要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上的反周期调节,才能够使微观的市场机制顺利发挥作用,而调节的主要手法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将“看不见的手”置于“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之下,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神话,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经济自主权,因而遭到象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这样的亲大资本的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但是,从二战结束后至70年代初,各国民主政治蓬勃发展,工人运动壮大,大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力下降,因此新自由主义处于冬眠期,蛰伏在为数寥寥的几个研究所里,一出来活动就遭到经济学界主流派的批驳和嘲弄。但是,从70年代初期起,随着资本得以追逐最低成本,跨境自由流动,大资本成功地击败了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力量,新自由主义逐渐又兴盛起来。到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得到里根和撒切尔的支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掌握了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发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和反政府管制的浪潮。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甚至挟其权势,取得了经济学界的主导权。

当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将大批留学生派往西方之际,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如日中天之时。因此,80年代留学西方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教导。回国后,他们参与改革开放进程,逐渐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界,进而影响了公共舆论。其中一些人还登堂入室,以经济学家之名向中央宣讲新自由主义观点,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改革的进程甚至方向,将为西方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越来越多地塞进了中国**的中央文件。

认识市场经济的双重特性,才能驾驭市场经济。然而,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完美化、极端化了,只见市场经济的好处,不见市场经济的弊端。结果,执政党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失去理论和实践上的防范,不是驾驭了市场经济,而是被市场经济所驾驭,渐渐地偏离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部分党的干部从共产主义信仰转换成新自由主义信仰,傍外资、傍大款,权钱勾结,掠夺国家财富,使执政党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反而受新自由主义误导,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过一段进步后,又走了一段弯路,走向了市场万能论的极端,使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乃至军事安全都受到威胁。

怎么办?理论上的误区还要从理论上解开。过去,我们神化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固然需要反思。今天,神化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同样也需要反思。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混合经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政府计划、法律和行政则起主导性作用。与此相应,在价值观念上,既承认利己主义的现实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又强调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先进性,至少在政府官员、公共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中重建与混合经济相应的理论和价值体系,使制度约束能够得到道德文化约束的支撑,法治能够得到德治的支撑,从而从根本上建立起与革命精神和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培养驾驭市场经济的信心和能力。

这样,大部分政府官员就能够抵御住物质诱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混合市场经济的双重缺陷就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的避免,而其双重优点则能够得到较充分地发挥。这样,前些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能够为混合经济体制所继承,其所走过的弯路就能够成为我们调整方向继续前进的教训和营养。这样,中国经济的大船才有可能避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险滩恶浪,到达民富国强的彼岸。

最近一个时期,拉美国家纷纷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其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受此国际思潮影响,中国领导人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有所警惕、有所绸缪。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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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4 14:53:54 | 显示全部楼层
林毅夫:靠消费将使中国经济陷入危机
时间:2013年07月03日 00:51:16 中财网  
  尽管中国已经是在世界各地以抢购奢侈品闻名的国家,但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数字,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7.7%。这远远低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65%到75%。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称要“转变经济模式,从由出口带动,转向国内消费是关键”。这也是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宣布的中心目标。“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国家需要继续开放市场,促进国内消费,”他说。
  人们对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有恐惧。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670十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令人想到二十年前的日本。
  因此,当中国的最突出和最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警告说,“中国经济目前只能依靠投资拉动,依靠消费的经济政策可能将中国引入灾难”的时候,外界不免感到惊讶。
  “谁主张中国经济应该依靠消费,事实上谁就把中国推向了危机。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是因为过度投资。”他说。
  后续的辩论
  林的言论重新掀起了有关中国经济模式和是否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辩论。
  汇丰银行驻香港经济学家唐娜(音译)说,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鼓励消费,而是保持在当前的经济模式,风险将会更大。
  中国经济学家常健是巴克莱银行在香港的董事,他也称林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少数人的观点。
  “我认为他的方向是有点反了,我们想看到中国发展方向,是一个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应该减少中央政府领导和指挥。”
  “中国目前的消费水平比任何其他经济发达或发达程度相似的发展中经济体低很多的。”高路易(音译)是苏格兰皇家银行香港经济学家,也是林任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期的高级经济师,他也声称,中国必须改变其增长模式。
  “我在世行时期也有过类似的讨论,中国不能继续增加其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当然,消费拉动的确也存在风险,“我不认同利用信用卡等鼓励超前消费的金融产品来刺激消费,但中国绝对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财.经.网.)
 楼主| 发表于 2013-7-4 15:01:17 | 显示全部楼层
林毅夫,应为中国外汇损失负责的经济学家  

黄卫东  

   

我国储备了近2万亿美元,随着美国大量增发美元,准备大幅度贬值美元赖帐,我国的外汇所对应的财富将大幅度缩水,其损失会在短期内达到1万亿美元。而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贬值美元赖帐,近年来,平均每年贬值8%,我们2万亿美元储存8年,就会损失损失一半,达到1万亿美元。我们还无法使用这些美元快速兑现财富。造成今天中国这种尴尬处境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采纳了林极力推荐的比较优势理论。  

林所提倡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不同商品的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林认为,“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过来,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 林反对赶超战略,认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不会导致中国永远落后,永远停留在比较低的产业层次上。相反,遵循这种发展战略会使我国资本快速积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程度逐渐降低,随着资源禀赋的变动可以不断从国外引进现成而较先进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为压低老百姓工资,牺牲环境资源,压低土地费用等,拼命加大出口,积累美元,就可以买到技术,实现现代化。  

我们今天已经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我们能买来技术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如既往,对中国封锁技术。以市场换技术也是完全失败的。市场让给西方,使自己的企业市场流失而倒闭,从而所掌握的技术也消失。垄断技术意味着超额利润,从自私出发的西方如何会放弃自己的利润。只有自己发展技术,才能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从而发展自己。  

我们拼命压低自己的老百姓工资,最近十年,民工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以极低价格出卖自己的资源和环境,我们有占世界85%以上的稀土资源,却低价出售。整个国家环境已完全恶化。人口密集地区湖泊基本污染,无法使用。北方河流大多干枯,有水时,也都是污水,严重恶化了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  

由于压低老百姓收入,国内购买力低下,我们的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40%供应国外,国家还采用出口退税等方式加大出口,导致出口产品在国外价格高于国内。牺牲老百姓,不过增加了一些外汇储备。采用这种方式所增加的生产能力,主要属于外资企业,虽然生产能力在中国土地上,然而资产并不属于中国人,而是属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联盟。其物质财富的处置权也是属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些出口企业所使用的技术也属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其关键设备和关键原材料也大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生产的。其市场也是在西方国家。这一切经济活动,除了中国人免费提供劳动之外(为什么这么说,请参见附录3),与中国其实没有多少关系。连中国银行手里的2万亿美元也是属于这些企业的,正如温加宝总理所说:这些美元是银行的债务。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与中国人民有何关系?  

现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减少进口,这些面向出口的外资企业就产品积压,工人失业。愚蠢的经济学家们还在误导政府,加大贷款力度,支持这些与中国人们无关,却不断剥削中国人们血汗的企业,等着这些企业倒闭后,给中国的银行带来大量无法偿还的债务,让中国人民承担损失。  

正是压低老百姓收入,导致国内市场容量小,从而无法依靠国内市场增加生产能力,发展经济。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国家采用林所推荐的的比较优势理论,不断压低劳动力工资,使工资占gdp百分比年年下降,从30年前占GDP比例50%以上,下降到目前35%左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大于60-80%的水平。在这种理论误导下,中国不增加劳动者收入,使国内消费很低,导致生产和消费严重不平衡,严重依赖美国市场。  

现在保存美元会使我们的财富不断损失,然而,减少美元不是一件简单事情。美元首先是企业的,不是国家的。企业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些美元的,因为国内老百姓没有购买力。国内的低价产品,国内都大量积压,如何能销售国外发达国家的高价商品,况且当初国家通过出口退税资助企业低价出口商品获得美元,进口没有国家资助,进口商品价格高,国内物价低。大量增加使用美元进口商品就会导致企业亏损倒闭。  

林作为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所提意见大多是误导。例如,林毅夫认为,”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由于东部地区的发展优势是制造业,东部大力发展制造业,就会逐渐退出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生产,转而从中部和西部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从而拉动中部和西部的发展”(http://www.blogchina.com/20080118463957.html)。东部地区退出农业是非常危险的观点。东部长江三角洲平原、江淮平原和华北平原是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基地,退出农业,我国粮食安全难以保证。参见附录1  

林还在石油上误导国人。去年6月石油价格升到最高每桶140美元附近时,林毅夫(在2008-06-9日)说:“随着需求减少和产量增加,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可能在3年到5年后从现在的价格降到每桶104至108美元“ (当时报纸报道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612/05072270614.shtml,博客中国林毅夫的博客http://vip.bokee.com/20080612551331.html)。我们都知道,石油价格很快下降,今年石油价格始终低于每桶50美元。当时国内石油行业受误导,大量进口石油,损失巨大。  

经济学理论还很不成熟,还不能预测经济活动,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常识。在曼昆《经济学原理》和弗里德曼《经济学》教材中,都清楚的交待,不同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很少相同,还说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也就是说,人们因利益的不同,而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观点。林先生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应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们呼吁林先生对自己在2008年六月预测石油价格误导国人一事,给国人作出合理的解释(附录2)。至今无回应。2008年我们国家发生的诸多事件,2008年我国成了多事之秋(附录5),你能联想到其中会存在某种联系。西方人以为它们这些伎俩,会导致中国动乱。善良的人们啊,应早日认清西方资本家贪婪本质。.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6:47: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布坎南
发表于:2013-03-25 20:33:07

         詹姆斯·M·布坎南是我个人所尊崇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他所倡导的公共选择理论主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40年来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完全不变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明确地提出有关公共经济的一般理论的一种努力”。

  2001年春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遇见乔治.梅森大学布坎南中心的大卫·方德教授。交谈中我表示很希望能有机会拜访布坎南教授,所幸如愿以偿。那时,82岁高龄的布坎南教授,身体十分健壮。事后我才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美国海军中服役5年。怪不得他的身板如此挺直,颇有军人风度。

  与布坎南见面,交谈中他突然问我是否知道一位中国学者,说他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曾到布坎南中心做过访问研究。当他凭记忆写出这位学者的姓名(有两个字母拼错了)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是杨小凯。

  一晃11年过去了,今年1月9日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研究期间突然得知布坎南教授逝世的消息,震惊之余又觉释然。毕竟是93岁的老人了,平静而几无痛苦地离开应当是一种福分。布坎南大师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认真阅读、理解并积极应用这些宝贵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希望能够对中国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价值坚守人是价值的唯一来源

  布坎南认为,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等)与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  政治利益或个人效用,即使他们有可能反映“公共利益”的愿望,而这种愿望也不过只是许多愿望之一。

  因此,民主社会中的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而公共选择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力图证明,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理由或条件。因为政治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采取不同的具体政治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行为。

  布坎南首先是一位契约论者,认为任何政治实体的成员都是契约参与者,有平等的政策抉择的权利;他又是一位宪法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必须要有宪法作为保证,同时宪法也要适应民主的内在要求。布坎南强调指出,只有在个人自由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在有效的政治平等(这是民主发挥作用的原则)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民主”才能具有评价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宪法的条文规定能约束或限制集体政治行动的规模和程度,政治平等才能得到保证。

  为真正民主理论提供基础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把个人看作价值的唯一来源。假使存在或据推测存在非个人主义的价值来源,民主政治程序最多只能成为探明此种独立价值的一组可能有用的工具,而不比其他几个可供选择的工具更有效率。

  分析原则公民自愿赞同

  布坎南将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之间的类比扩展到更加深远的领域。市场行为主要建立在自愿赞同的基础之上,而商品与服务的交易引发市场交易中的各个行为者之间的互利。然而,市场体系的一个前提是保护所有权和契约协议之实现的法律体系之建立。

  以此类推,政治体系也许也会被看作是一种建立在自愿赞同基础上的体系。

  布坎南很早就构建了一种建立在一致赞同原则基础上的公共领域与政治决策的理论。在此视野下政治过程首先成为一种旨在获得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而不是一种对个人之间资源再分配的手段。然而由于达成决策的高昂成本,一致赞同原则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在相互赞同之高水平基础上做出决策的成本,不得不与个人所面临的成本(大多数人的决策与其相反)相权衡。因此,在考虑到对规范有关各种问题的未来决策之规则的根本决策,与这些决策本身予以区分就变得势在必行。

  一旦自愿赞同的政治规则被采纳,有关实质性问题的结果往往就由政治体系的内部机制所给定。因此这样的政治规则的设计以及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就凸显出其重要性。试图规劝政治家或者影响特定问题的结果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对于任何给定的规则体系而言,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的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布坎南本人曾坦言自己很清楚,作为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跨越了学科边界。促使他这样做的,不仅是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还因为他相信旁观者清,局外人参与局内人之间的探讨同样能够为诸多学科做出贡献。

  布坎南的贡献

  1986年10月16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86年度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M·布坎南教授,以表彰他在经济决策与公共经济学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经济与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宪政基础开发方面的贡献)。布坎南将从个人之间的相互交易中所派生出来的收益概念转移到政治决策的范畴,政治过程由此成为旨在获得相互利益的合作之手段。但是这种过程的结果取决于“博弈的规则”,即在宽泛意义上的宪法。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缺乏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而现代福利理论往往依赖于一种前提:即公共权威能够应用相对机械化的方法来矫正不同类型的所谓“市场失灵”。稳定化政策(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还是货币主义的)假定政治权威致力于获得特定的宏观经济或社会经济目标(与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增长率相关)。布坎南与公共选择学派的其他学者没有接受这个有关政治生活的简化观点,他们寻求对于政治行为的阐释(类似于那些用来分析市场行为的阐释)。布坎南持续和顽强地强调根本性规则,以及把政治体系作为一种为获取互利的交易过程而加以应用的深远意义。

  因此,由个人组成的政府权力机构,不应被看成是具有天然公益性的,以服务大众利益为唯一目标的非人格化圣洁公器。政治行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视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以达成协议与合意结果的过程,含有追逐利益之交易的性质。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以“经济人”的假定作为分析利器,探讨在政治(市场)领域中经济人行为如何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尤其是对政府行为的集体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

  2013年1月9日,93岁的布坎南离世。

  【新书简评】

  个人主义者布坎南

  作为经济学家而得到广泛认知的布坎南也是跨越多学科领域的社会思想家,他在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作之一是《自由的界限》(TheLimitsofLiberty),在该书中布坎南不仅涉及“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中自由的基础、立宪契约、立宪后契约、延长契约以及“被统治”的悖论,而且探究了作为公共资本的法律、惩罚困境和利维坦的威胁,最后提出要超越实用主义,展示社会改革的前景。

  如果读者有兴趣深入了解布坎南的思想及其方法论,我愿推荐阅读一套由自由基金会1999年出版的篇幅长达20卷的布坎南选集(TheCollectedWorksofJamesM.Buchanan)。翻开这套选集中的第一卷《宪政自由的逻辑基础》(TheLogicalFoundationofConstitutionalLiberty),我们看到引论中的“优于耕耘”和“经济学家应当做什么?”在第二章“没有浪漫的政治”中,收入“没有浪漫的政治:实证性公共选择理论及其规范性应用之概述”、“政治、政策与庇古边际”、“投票中的个人选择与市场”、“社会选择、民主与自由市场”、“寻租与寻利”这5篇重要文章。

  布坎南承认自己在基本价值观上依然是一位个人主义者、宪政主义者、契约论者、民主派。他也承认从本体论  方法论意义上说,他所秉承的研究方法是十足个人主义式的,同时他所强调的一点是,个人自由的主导地位是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必然要求,而绝非源于某些社会哲学家的主观价值判断。

  布坎南抨击了犬儒主义者的道德败坏,对于他们甘愿做没有愿景和信仰的人并对变革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发出质问:难道我们不应尽责地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仅仅因为悲观的预测而放弃努力?难道我们不能承认变革是有可能的吗?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6:59:02 | 显示全部楼层
财产与公平
资本与主义(理论反思之二)
决定社会去向及荣衰的根本理论问题
高伟梧
   
    为了探索社会的科学发展道路,必须正本清源,理论反思。
                                           任仲夷

    我们过去的核心理论是三句话:私有财产造成社会不公;因此须消灭私有制;因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一句话是对的,私人占有财产差别的扩大是造成社会不公的动因和表现,然而逻辑推理出:因此必须消灭普遍存在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却是错了。为何?因为私有财产就是说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财产是主体能够从国获得利益的权利。土地森林、矿山河流,房子衣饰固然给人带来经济利益,就是知识技能以及美貌声誉都可以得到经济收益或者精神享受。所以有有形财产,还有无形财产,精神财产,知识产权,就是不仅有身外的财产,也有身内的财产,财产是与生命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说财产是无赋的自然权利,即所谓天赋人权。生物是个体生命存在,所有生物尤其是高等动物,必须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地域和物质条件,人更不能没有物质精神的财产。而且,天生人就是千差万别,有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历史机遇和自身条件,所占有的财产就不可能完全相同的。财产本性是性私,族群也会有族群的公共财富,然而,即使一国共有,也是一国之私,要是全人类共有如公海,太空也就不成为财产了。
    既然私有财产是天赋的自然权利,社会制度只能是建立在财产主要是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社会公平只能是存在私有财产前提条件的公平,社会不可能有消灭私有财产的公平,此是乌托邦,不可实现的,硬要这样做,不顾一切,只能扰乱社会,人民遭殃,这已经为20世纪世界史中国所验证。这也不是说人们对财产完全无能为力,应当让私有财产无限制的自由发展展。追求社会公平是人类的理想和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群体的根本特点,然而,社会公平到底属于社会权利,对自然权利来说属于第二性。
    这样社会公平只能相对的,共同富裕不是一样富裕,要求全无差别的绝对公平结果造成绝对贫困,少数人特权,更大的私有。其次实现社会公平不能毕其功与一役,靠爆力剥夺一次就把社会刮平。社会不公是历史形成的,历史积累的问题必须历史解决,就是要有一个长时期调整,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个调整也不会终止的。
    否认私有财产的开赋人权,把社会公平放在自然权利之上,对社会私有财产,所谓私有制发起全面的爆力功击,这是极左思潮的起源。
    从近代世界思想文化发展史和世界政治发展史来看,英国先把私有财产神圣化。在公元17世纪,英国人在财产是天然权利上取得共识,与自然相关的整个思想体系在克伦威尔的革命和“光荣革命”中得到应用,产生财产与自然相关连的新颖政治理念,认为财产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而后来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和法规,这种思想与态度也就通过殖民开拓,传授到美洲去。英国所影响的北欧和美加,内部未动摇过这个私有财产的经济基石,除了外战,社会一直是稳定的发展。
    持相反认识与态度的是法国,虽然18世纪的法国有个对革命者影响巨大的重农学派,承认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1789年5月议会起草了《怨言集》把自己和财产看做是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同年8月,国民议会还通过了《人权宣言》宣告财产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始初承认财产权利是“民事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的卢梭,却转过来在《社会契约论》里反对自己原财产的观点,说财产是“人为造成的”,开始发动对个人财产的攻击,后来就有每天都开读“社会契约论”的罗伯斯庇尔带领的雅各宾派以及在其后的激进分子,对私有财产制度发展正面进攻,巴黎公社就是废除私有制的革命实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正是来源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列宁把“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发扬光大而且付之实践,这深深影响了俄罗期、东欧而至东方诸国的现代史。俄罗斯土地阔,资源丰盛、原始时代土地自由开垦耕种,森林为社会共有的,原始共产思想一直在民众胸海延续,后来,所有社会财富为帝国所有,民众没有完全财产所有权,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是由他们在政府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国家不保障财产,农民不拥有土地,村可耕地是村社会的公共财产,农奴制一直延入现代史,自由权利的观念淡薄;民粹主义,东正教等等,此都是俄罗斯为列宁主义提供的文化基础。
      中国接受列宁主义是很自然的,当时的辱国丧权刺激了知识精英的激进思潮,更有植根于几千年历史传统土壤的文化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四海之滨莫非皇臣”,所有人都是皇族奴仆,不可能有完全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为富不仁”“不犯寡犯不均”“均贫富共富贵”,贫苦游民就不断吃大户劫富济贫,总要重新分配私人财产,不断产生周期性的大规模农民暴动。中国的士大后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一直在的追求着大同理想,更是同共产主义一拍即合。受中国影响的东方文化国家也是很容易接受这种极左的思想。
        然而,消灭私有理想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没收交公,全部归国家集体所有,只进行私产变成公产的第一步,远未实现彻底消灭所有财产的最后步骤,就经济崩溃,滋长特权,列宁主义贯彻愈彻底,就愈加灾难,不能不回头重来,带头的还是始作俑者俄罗斯老大哥。
       财产来自个体生命生存和发展需要,人同动物一样有占有欲贪婪,还有成就欲,荣誉欲领袖欲,要消灭人性私心就只有消灭人类。人也有不同的天赋对人类社会有不同奉献。财产的创造与积累是社会文明的基础,现代的产权法人制度更能提高效率与效益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绝对的公平只能是绝对的平均主义,牺牲了效率,养懒汉阻碍上进,也是不公平。产生邪恶,引起争斗甚至战争,这不是财产本身,而是人们的认识和态度错误。私有财产不能消灭,但能规范、引导和调控。(1)通过政府的社会的调节克服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2)限制财产的使用、收益和处置权能,使财产所有权者不能利用财产伤害社会公益和阻碍社会进步;(3)提高私有者对财产的社会认识,更多的回报社会,为民众谋福利。
       人类应有足够的聪明才智,通过法律的和平的手段来克服财产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在财产与公平上取得平衡,建立愈益完善的社会制度。人类正在面临一个最根本的转变,就是联合起来协同发展,把人与自然的矛盾看成第一位,减少内耗,将力量用来改善环境,应对自然的变化,而不再不顾一切的争斗的残杀。进入文明历史还是很短暂,人类还是在幼年期,一定能更健康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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