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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稿] 经济学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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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24 14:48:54 | 显示全部楼层
邓聿文:从“克强指数”到“克强经济学”
《中国经营报》2013年6月29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任百天,媒体生造一个专有名字  “克强经济学”  来形容他的“百日新政”。媒体在冠以“克强经济学”的称呼时是否受到日本首相“安倍经济学”的启发不得而知,却确实反映这位大国总理对经济的治理不同于其前任的独特一面。简单地说,“克强经济学”的特点或者核心,就是放松市场、管住政府。

    “克强指数”由来

    李克强在这百日中,对经济似乎实行无为而治。按照中国政治的传统,换届之年,新政府上台后,为显示政绩,一般会掀起一轮大投资。何况,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已陷入低谷,新政府是有理由为防经济下滑而放松银根,出台刺激政策的。很多地方政府就在这么做。但至少对中央政府来说,没有看到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

    与对经济无为而治相映照的是,李克强用“减法”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在三月份答记者问时,李克强承诺新政府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目前已进行了两轮。李克强还明确本届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李克强同时表示要削减政府开支,并约法三章。这些都显示李克强在做减法。

    李克强百日中的上述行动,说明了他作为大国总理与其前几任不同的一面。这种不同,其实要推到其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所谓“克强指数”,即是对李克强治理思路的一种反映。“克强指数”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于2010年推出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它源于李克强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来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该指数是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的结合。

    与GDP的统计相比,由于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涉及电网、铁路、银行的具体业绩核算,与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并无干涉,近乎没有作假掺水的空间和动机,故而所取得的具体数据更为真实,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经济走势。在中国经济数据存在很大水分的情况下,“克强指数”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判断中国经济的方法。

    当然,“克强指数”也有其内在缺陷。它主要针对的是现代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对农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而言,若参照“耗电量”和“铁路货运量”指标,则很难充分反映。另外,在中国的融资体系里,银行贷款只占50%。如果完全用银行贷款来反映信贷,则存在低估的可能,特别是对于众多融资难的小微企业而言,因其往往难以取得银行贷款,用“贷款发放量”指标来衡量亦很难充分反映其运营状况。尽管有这些缺陷,但瑕不掩瑜,可以作为中国现有统计的一个补充和参考。

    面对的问题

    中国经济在经过30余年的高增长后,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高投资、低成本和高流动性的增长惯性或路径。但是,一方面,在经济总量做大后,要维持相同或相似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和货币扩张,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即使同比增加投资,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其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只会递减。不仅如此,刺激政策也会带来资产价格的暴涨,催高生产成本,致使企业利润越来越薄,逐渐丧失价格竞争力,这是中国外需萎缩的一大重要原因。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没有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没有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和增长?这正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目前可谓到了这样一个增长瓶颈的时候。对此,李克强的违法广告是,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和制度升级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李克强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同时,推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推进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

    李克强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从眼下来说,他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如何把泛滥的流动性驱赶到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在中间环节,以创新名义进行套利。这就是金融改革的任务。在日前发生的银行短期流动性危机中,作为“央妈”的央行是有很多手段和政策工具出手挽救的,如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以及降息等,但央行居然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出“无动于衷”,目的就是要借“钱荒”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因为此次银行间资金面的紧张,主要问题出在银行套利资金庞大和期限错配上。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流动性都进入了投资和投机领域,致使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率不断放大,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的操作下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这使“影子银行”大行其道的同时,也使风险不断积聚。此外,过度膨胀的银行信贷体系也易形成风险。此种情况下,央行若放水支持银行渡过“钱荒”,虽然能解银行燃眉之急,但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银行的“杠杆化”,且随美国经济的复苏,资金回流美国的速度加快,央行投放的资金最终会流向美国。

    所以,央行需要顶住银行短期流动性紧张的压力,将在中间环节的套利资金和期限错配的金融资源驱赶到实体经济,这就必须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是依靠市场机制,而非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资,去实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具体到金融改革,就是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的调节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以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为此,李克强在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

    “影子银行”的活跃,虽然会造成金融风险,但亦说明现有金融体系效率之低。“克强经济学”从解决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入手,可谓思路正确。不过,改革是长期的事情,在具体实施时,需要考量对相关领域的影响,避免产生的震动太大。如对商业银行,紧缩信贷,去杠杆化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渐收紧,要仔细权衡,避免因措施过激而导致股市连续暴跌、挤兑、大面积停贷现象的发生。上述三种情况若出现一种,在当前都将是重大事件,若三者形成共振,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危机。所以,在对银行去杠杆化时,需要把握火候和力度,不应制造人为危机。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明白央行最近对银行“钱荒”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从早先强调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到日前更多关注平抑短期异常波动,稳定市场预期,这背后的催化因素,就是股市的暴跌。

    从“克强指数”到“克强经济学”,反映李克强本人的经济治理和发展思路日渐深化和清晰。面对着积重难返的中国经济,“克强经济学”要获得成功,非锲而不舍地按照简政放权,发挥市场优势的思路和方向,推进长期的大力度的改革举措不可。
 楼主| 发表于 2013-7-24 15:34:24 | 显示全部楼层
沈建光:克强经济学改革阻力将异常强大

李克强经济学更类似供给学派,有别于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来调节需求端的传统凯恩斯学派。当然,改革必将触动利益群体,改革阻力也异常强大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沈建光;本文转自新浪财经

  李克强经济学更类似供给学派,有别于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来调节需求端的传统凯恩斯学派。当然,改革必将触动利益群体,改革阻力也异常强大。

  正如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答中外记者问中所讲的,未来对待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尽管未来改革之路艰难,但笔者预计,经济体制改革有望突破,通过完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控制,释放改革红利,为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自今年3月李克强出任总理以来,一系列新政接踵而至,包括取消行政审批、金融改革与去杠杆化、新型城镇化等陆续推出,市场用“李克强经济学”定义其全新的施政纲领。当然,对于李克强经济学的讨论百家争鸣,如南方周末发文将“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简要概括为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巴克莱银行则认为“李克强经济学”即“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三大重要支柱。

  而在笔者看来,笔者倾向将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定义为:理顺要素价格、打破准入限制以及涉足改革深水区。

  之所以把要素价格改革看做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一大支柱,主要原因是当前中国诸多要素价格仍然处于严重的非市场化状态,具体体现在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资源价格(土地、水电、煤、石油、天然气)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笔者预计,在李克强执政的十年内,有望在理顺要素市场价格方面有所突破。

  这可能也与李克强学历背景有关。作为首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总理以及对市场化改革作出卓越贡献的厉以宁教授的学生,相信李克强总理在其经济学理论形成之始便认可了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完成资金价格市场化,即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早在过去十年间,央行行长周小川便一直致力于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包括汇率方面,2005年7月,央行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宣布人民币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去年4月,央行宣布将人民币即期汇率波幅区间扩大至正负1%。

  而利率市场化方面,除贷款利率下限与存款利率上限仍有限制之外,其他利率市场化,包括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市场化都已经完成。去年6月,央行同时扩大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的浮动幅度,标志了推动利率市场化实质性的一步。而近期,国债期货重新回归资本市场,有望年内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等也可以看做是对利率市场化的侧面推进。因此,笔者认为,周小川此次连任央行行长会将其改革作风持续,中国有望在近三年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跃和汇率走向浮动。

  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二大支柱是打破准入限制,具体包括简化行政审批、放松投资限制、放开户籍管制等等。毕竟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手段人为的降低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严重束缚了市场的发展。

  简政放权方面,李克强出任伊始便宣布承诺本届政府内取消和下放近600个项目,并提要求各部门按季度列出工作时间表,简化程序,限时办结。截至目前,其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164项,已经完成近30%。

  另外,新型城镇化是李克强出任以来又一关键词汇,但一直以来,受户籍制度限制,进城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加剧了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矛盾。预计李克强执政期间,户籍制度有望得到实质性的突破。日前,国务院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城镇化报告首次明晰了未来中国各类城市的户籍改革路线,即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等。

  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三支柱或许可以称之为改革的升级版,即从供给端入手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具体包括产权改革、政府改革、土地流转政策、财税体制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生产主体改革、生产方式改革、生产结构改革等在内的改革深水区。

  笔者认为,土地和财政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土地政策改革方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五年内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而实现各类农村土地进行确权是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未来重点将转向如何实现流转,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等方面。

  而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为李克强总理提供支持的本届财政部长楼继伟曾经参与设计了1994年的税制改革,同样是市场化改革的坚定推动者。因此,楼继伟重回财政部也将带动未来十年财税体制改革破冰。笔者预计未来财政改革将突破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税收改革,包括营业税改增值税、房地产税推行至全国、个人所得税减免、资源税改革;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三是政府债务的发行,包括政府债券市场、评级完善等;四是养老金体系。

  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由财科所贾康,发改委徐林,人行姚玉栋等牵头组织的"中国新供给经济理论研究会"的研讨会,其研究成果?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改革中加快实现“中国梦”进程的政策建议?,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上述各领域做了详细的阐述,可以说是为李克强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总之,笔者认为,李克强经济学更类似供给学派,有别于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来调节需求端的传统凯恩斯学派。当然,改革必将触动利益群体,改革阻力也异常强大。

  但正如正如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答中外记者问中所讲的,未来对待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尽管未来改革之路艰难,但笔者预计,经济体制改革有望突破,通过完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控制,释放改革红利,为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本文作者介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
 楼主| 发表于 2013-7-25 14:08:05 | 显示全部楼层
新京报:统筹施策是克强经济学的方法论2013年07月24日 02:39  新京报  我有话说(724人参与)
  ■ 观察家

  如果说不刺激、去杠杆和调结构,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那么统筹施策就是“李克强经济学”的方法论,直接关乎基本思想的执行效果。

  关注当前经济形势系列评论之二

  近日,李克强总理先后主持召开了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和经济形势专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李克强总理“定调”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新思路。其中提到“在宏观政策框架内,各种措施要统筹使用。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时,主推调结构、促改革;当经济运行逼近上下限时,要以稳增长、控风险为主,同时兼顾调结构、促改革”。

  过去,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策执行层面,稳增长、控风险和调结构、促改革,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因为稳增长、控风险就意味着“保投资”,放松财政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而调结构、促改革势必要压制政府投资,实施中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大幅释放改革红利,给民间资本和市场主体以更多的活力。

  现在,设定区间管理的新思路,不再“一刀切”地稳增长或者调结构,而是统筹施策,审时度势。

  如果说不刺激、去杠杆和调结构,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那么统筹施策就是“李克强经济学”的方法论,直接关乎基本思想的执行效果。这直接关系将来宏观调控怎么去调、什么时候去调、该调什么,以及短期与长远政策之间如何合理变轨、自然衔接。

  统筹施策,也就是说,调结构、促改革,必须是以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为前提。唯有经济增长不触及下限,调结构、促改革才可能有稳定的环境,推进也更容易一些。而当宏观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甚至滑出增长的区间下限,那么就必须止住下滑态势,以稳增长和控风险为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强调要“同时兼顾调结构、促改革”。

  以此观之,区间管理最终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调结构、促改革。而稳增长、控风险,则主要是为调结构、促改革奠定良好的大环境。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而“稳增长、控风险,调结构、促改革”在不同条件下的变位,也意味着将来即便需要刺激,也会相当温和、灵活、有针对性。而非,当经济快下滑到下限区间的时候,不得不依赖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继续走政府投资和天量信贷主导的经济增长老路子。各界或许也不必再对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抱有幻想。即使有局部的政策刺激迹象,也主要是着眼于民生需求,为了稳住增长下限。

  说到底,统筹施策,本质上是在以系统的思维考虑问题,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仍处于合理区间的中国经济来说,进一步加大调结构、促改革的力度,确实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以统筹施策为“方法论”,或许中国经济的运行会更为妥当  既能完成调结构的战略大计,也能让经济实现更健康的增长。

  □新京报评论员 倪金节
 楼主| 发表于 2013-7-25 18: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政经八卦:克强经济学的误区

井底望天

先讲一下,最近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上,对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的几点评论。这个词汇,原来是在巴克利干活的三个老中,折腾出来的。象安倍经济学有三只箭一样,克强经济学,也是有三大块。
第一块,就是“没有刺激”。
安倍经济学,搞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重放水,但是克强经济学,两样都不干。在5月13日,小强同学说了,刺激的机会不大,政府主导的投资也没有多大空间。看来,在中国,和美国一样,经济刺激,已经是一个负面的词汇了。当然原因不一样,在美国,当初的经济刺激,大家都认为规模太小,而在中国,现在大家都认为规模太大。其实,我看两种看法,都是事后诸葛亮,好像都是事情发生多年后,挺有本事的样子。
第二块,是去杠杆。目前的情况,就是中国的信用扩张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其实大家看我的《花开花落》和《梦幻泡影》里面,我好像讨论过,什么样的国债是对经济好,什么样是对经济差。其中主要看法,就是如果你债务扩张,带来的GDP增长更高,就是正面的。比如你债券扩张1块钱,GDP增长了1块5。这个是好的信用扩张。
那么要是你的债券扩张了1块钱,GDP增长了5毛钱,这个就是坏的信用扩张。看来中国目前已经到这个拐点了。
我还记得,当初我提议中央开始压制房地产,其中就提到如果习李两位,在北戴河会议上,不出声,让人家继续容忍房地产泡沫,象吸星大法一样,来吸掉你的经济刺激,那么人家到时候退休,你上来的时候,就没有政策空间可以用了。有兴趣的同学,应该把那篇文章,找出来,再读下哈。现在看来确实,刺激的空间和效果,都没有多大的腾挪余地。目前计算的全社会信用,就是包括贷款、公司债券、房地产贷款等等的总数,是190%的GDP。
目前小强同学是想降低这个比例,所以大家看到6月底的央行动作,就知道了。后面我会说到,小强同学的方法,其实是不对的,呵呵。
第三块,就是结构改革。
这块就是蛮有意思的。
小强同学说了一句话,叫做“改革就是最大的红利”,呵呵。改革,就是一个大花瓶,啥花儿草儿,都可以往里面插哈。
大家知道的,估计就是啥土地流转啊,利率市场化啊,资本帐户开放啊,汽油、天然气、电力价格放开啊,等等。当然这次的大花瓶里面,有多少东东,是要等秋天的三中全会了。
经济学人的同学,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学家,有两个主要批评。其实和我的观点比较相似。
第一个,就是所谓没有阵痛,就没有改革成效。
这种提法,总是让我想起“休克疗法”的东东。通常吹嘘这种玩意的王八蛋,都是让别人去休克,让别人去阵痛,又不是丫自己去休克和阵痛。
想想当初老朱在东北乱搞国企倒闭,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搞出多少黑社会,多少妓女,就知道,这种玩意不是啥好东西。经济学人同学的看法,就是你不支持搞政府投资主导的铁公鸡等大型工程,俺没意见。但是如果经济继续走弱,你是可以考虑,給人家退退税收啊,多点民生支出嘛。
当然小强同学也考虑了这两招,这个还是值得表扬的哈。但是目前的一个误区,就是在中国太多狗屁经济学家,把刺激作为改革的反面。仿佛你一刺激,就不会改革了。好像就是微观经济的改变,必须要有宏观经济的痛苦,作为必须的代价。
而且一谈改革,就要老百姓受苦。这种看法,就是胡扯淡。
其实就是说,你如果对目前的财政支出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改变支出的构成。比如三公消费收敛一下,你不要喝茅台,喝点二锅头嘛。那么挤出来的支出,可以去搞社保哈。这种情况下,其实增加一些支出,也不是问题。
同时,你的经济在转型的过程中,也是可以扩张的嘛。
比如中国的经济,以前是过度依赖于外贸出口。
但是过去5年,中国的外贸占GDP的38%,降低到26%,同时经济还是平均增长了9%哈。
在信用扩张上面,中央担忧是正确的。
因为上次我们介绍过BIS的同学们搞的研究,其中谈到了一个信用差距。就是你的信用占GDP的比重,和长期的趋势线的差距。
如果这个差距超过10%,那么3年后,就会出现问题。经济学人的计算,中国现在的情况是14%。
因为看历史的例子,这个早期预警系统正确的机率,是85%,所以是应该重视的。但是如果你的贷款,是去了消费贷款,那么对内需的增长,是正面的。就是说,对GDP增长是正面的。或者你的贷款,去了企业的经营扩张,那么对GDP的增长也是正面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你的信用,是去了房子和土地,那就没啥正面帮助了。
所以你如果只打击信用增长的总规模,而不是专门打击房地产部分,可能最后结果,就是总规模下来了,其中下得最多的,反而是前面那两个。最后要是搞成信用总规模等于房地产贷款总规模,你就玩完了。
注意这个房地产贷款,不是指的买房子的同学的贷款,那个是属于消费贷款类的。这个指的是房地产商在现有的土地和房地产上买卖的贷款。这种区别对待,才是压缩信贷规模的关键。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开始,改革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好像啥事情,只要一改革,马上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哈。
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是人民生活更好,而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开放而开放。
(7月12日补充:看到了这么一段东西,大家了解一下。
(转)今日下午参加了与一个国务院专家的交流活动,具体观点应该能够代表当前决策者的想法,供参考:
1、下周国务院常务会议非常重要,将对上半年经济形势进行总结,对下半年政策取向做出重要决定,然后提交常委会讨论。这次会议将是近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2、经济形势的判断: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在预期之内;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存在失速风险。
3、目前广泛流传的“克强经济学”有误,新一届政府同样重视经济增速。特别是,年初定下的7.5%的经济增速目标要力保,这是政治问题,除非发生较大的危机。如不能完成7.5%的目标,则明年需要在人大会议上做出解释,对于处于开局之年的新一届政府而言,是不愿意发生这种情况的。常委会的经济形势研讨会由之前的半年度和年度调整到今年的季度,显示重视程度的提高,增长速度依然很重要。
4、从整体的政策基调上看,应该是大稳小动。对增长的重视程度将开始加大,如果不调整政策,增速会跌到7%以下。投资方面,找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方向很难,只能多方面发力。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等调整的余地都不大,主要是考虑社会舆论。
5、政策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1)投资会在一些点上加大力度,棚户区改造、铁路投资(仍有空间,特别是中西部,相比公路运输有优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等)、宽带提速和4G建设、节能环保、技术改造等。(2)改善消费环境,增加消费点,如信息消费、服务消费、电子商务消费、旅游休闲度假(恢复五一长假)等。
6、特别是技术改造,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对企业推出技改补贴政策,对投资的拉动倍数达到13倍,并且符合总理升级版的政策思路,800亿技改贴息能带动上万亿投资。
7、近期提出的运用沉淀资金也有空间。各部委单位的沉淀资金要运起来,有预测认为这部分资金有3万亿,可能会出台规定,这部分资金现在不用,以后就冻结。
8、融资平台:国务院的态度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9、财政上:中央政府状况好一些、地方政府压力大。
10、环保方面,短期会由于财政支出压力投入难以保证,但长期是个大方向。
11、城镇化规划在紧锣密鼓的做,三中全会前后推出。
这个就是批评小强,调整不一定必须要阵痛。.
 楼主| 发表于 2013-7-30 16:08:32 | 显示全部楼层
林毅夫:看空中国的人错了
 本周一中国外交部安排的记者见面会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驳斥了近来外界盛传的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预计今后二十年GDP增长将在7.5-8%,因为相信中国政府能成功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放缓时采取反周期措施。
  林毅夫称,过去三十三年来,对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隔一阵子就会出现,而且不少人还很看重这种预测。但我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将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7.5%到8%。除了对政府改革和反周期措施有信心,林毅夫还指出,中国仍有赶超发达国家的技术潜力和“后发优势”。以购买力来说,中国国民2008年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国民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和韩国1977年的国民收入水平。
  林毅夫认为,今后七年增长7.3%是政府的底线,而达到这个增长水平需要在2010-2020年内使中国家庭收入翻倍。除了审计署将组织审计政府性债务,中国政府近来也推出了一些刺激措施。
  上周,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将出台一些微小企业减税措施。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加大了铁路投资规模,比原定规划目标的2.8万亿元增加0.5万亿元。
  环保部还在牵头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处长汪涛透露,预计整个行动计划的投入将达到1.7万亿元。林毅夫认为这一计划也会帮助推动增长。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中国今年增长在7.5%左右,但他们认为中国仍有经济下滑风险,因为目前中国仍是投资驱动型,但已经负债水平很高,无法为新项目融资就会影响经济发展。金融时报指出,近几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对增长速度放慢的宽容态度在经受考验,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比他们预想的还慢。
  李克强总理本月也强调要稳定增长。新华社文章称,李克强总理指出,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当经济运行逼近上下限时,宏观政策要侧重稳增长或防通胀,与调结构、促改革的中长期措施相结合,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楼主| 发表于 2013-7-30 16:39:42 | 显示全部楼层
林毅夫先生极力推崇的大规模政府投资计划,固然可以保持中国GDP持续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神话的延续,但是,林毅夫先生显然忽视了中国乃至世界为此付出的代价以及带来的深重灾难!为了推动GDP增长,中国只能疯狂的增发货币,中国的货币总量已接近GDP的2倍,而负债累累的美国,货币总量也只占GDP的70%。1990年中国货币总量只有1.5万亿,到2012年年底可能逾100万亿。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的M2增长了60倍,同期美国只增长1.99倍。

靠货币注水的GDP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人民的危害,现在仅仅体现在通货膨胀和物价房价上涨等方面,对资源的掠夺、对环境的破坏、对贪腐的纵容、对公平的践踏、对弱者的蔑视、对野蛮的赞美,最终将会导致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而牺牲的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大案要案告诉我们,权贵们转移到境外的资金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大官小官都在纷纷向境外转移资金转移财产,他们在拚命掏空中国的同时,却在残酷的掠夺苦待自已的人民。

不可否认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使少数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然而,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各阶层甚至是利益集团的质疑甚至挑战。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正成为一种趋势。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甚至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富豪们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于前者来说,社会不公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是常见的不满,而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个体乃至群体的上访和维权。对于后者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表达没有信心的一个方式就是用脚投票  跑路和移民。
   
2011年中国9.3%的GDP增幅中,至少有5个百分点来自于政府拉动的投资,这意味着未来只有继续投资道路、桥梁、住宅以及别墅、高楼大厦和大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中国才能保持GDP持续的高增长。面对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林毅夫先生并没有开给中央政府新的药方。所谓财政投资的救市举措,无外乎再一次把更多的钱投到完全不值得投资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将给貌似强大的官僚银行体系留下更多的坏账窟窿,最终将把中国经济推向深渊。

2008年金融危机时政府匆忙推出4万亿投资盛宴,整个银行体系向各类基础设施项目和政府融资平台提供了20多万亿的信贷支持和融资担保。资金泛滥固然可以保持GDP增长,但随之出现的物价快速上升、通货膨胀,让没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大多数国人苦不堪言!而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腐败已经不是暗流涌动,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公开的必要成本。有专家曾披露,在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中,腐败成本保守估计在30%以上,看看铁道部数以千亿的投资,被丁书苗这个女人背后操纵就可以想象各地各行各业存在的腐败有多严重!腐败导致的投资黑洞和银行坏账窟窿,最终会由谁来买单?

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政府已背负着高达10.7万亿地方债,今年是集中还款期,而地方政府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还债来源的占了债务的37.9%,土地收入一旦枯竭,地方政府就得纷纷破产。由于统计数据混乱,外界很难了解真实的债务情况,中金、花旗等分析机构曾经分析,到2011年底仅地方债务已超过12万亿元。如果再加上高悬的、没有进入统计数据的隐性债务,真实的负债水平已经占到GDP的70%~80%,即高达23万亿元~27万亿元之间。

过去的十年,地方政府权力急骤膨胀,原本体制赋予的地方的权力就不小,而中央政府这十年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约束基本处于失控无序状态,形形色色的权力外延和超越限定的权力侵占,促使各地出现你追我赶比拚投资的高潮,不仅大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并用强拆暴力来大规模改造城市建造城市,大建开发区工业园科技园,让亢奋的GDP一再刷新记录,为了GDP,官员们可以拆掉刚建的大楼,可以重复修建同一条马路,可以拆掉刚建的大桥,可以重复修建同一个广场……目的就是编项目编故事把财政的钱花出去,不管这钱值不值得花!于是,百年大计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笑话,如果一幢楼可以使用百年,如果一座桥可以使用百年,如果一条路可以使用百年,一茬又一茬的官员拿什么去搏政绩?又编什么故事说给官员听?

在任官员在位时都热衷于建新区建新城,结果一个城市四分五裂,不同的书记不同的市长给城市留下不同的烂摊子,动辄投资数亿元的豪华楼宇彼彼皆是,后任者往往又要另起炉灶疯狂举债,压根儿就没想到如何偿还,为了集聚政绩,不惜一切手段搞什么大规划、大场面、大手笔、大形象,大举债,结果必然是大掠夺、大腐败、大破坏、大窟窿、大崩溃!

空头大师查诺斯警告,中国用投资支撑的经济将面临崩溃,而不是如林毅夫等经济学家预测的持续繁荣。查诺斯并不理会中国的GDP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同样的整告也来自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她坦承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GDP的高增长都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来推动的,这意味着,没有货币超发,中国经济数据不可能如此光鲜亮丽。中国对货币超发带来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每次应对经济减速,央行祭出的法宝都是货币刺激,1992-1993年、1998-1999年、2002-2003年用的全是这招,2009-2010年甚至时至今日用的还是这招,20年来货币总量膨胀了60倍!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到了该认真反思的时候,大规模刺激计划大规模举债并不是灵丹妙药,GDP也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和平安!当务之急,是调整收入分配体制,遏制腐败泛滥,减税减负减少政府投资减少官员挥霍,把财政盈余把财政开支真正用于民生,用于提高全民的社保医保福祉,用于低收入者的住房建设,让人民收入普遍增长让人民真正安居乐业……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楼主| 发表于 2013-8-1 14:39:39 | 显示全部楼层
谢国忠:下个十年中国将会出现很多伟大的企业
    任何泡沫的产生都是由于过度的货币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另外一个附加情况是其稳定的汇率。当一国经济开始腾飞,且美元疲软时,这两个条件就会同时出现。

    泡沫破裂后,对商人的激励机制也会发生变化。利润会转向那些致力于制造更好商品的商人,而不是仅坐拥土地的人。我相信,下个十年中国将会出现很多伟大的企业。即使是房地产行业也会得到改善。没有泡沫,房地产行业就将和其他行业一样,依靠建造高质量的房屋获利,而不是靠提供赌博的筹码。

    接下来的几个月可能会发生一些诸如信托产品违约这样的金融事故。但它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随着土地泡沫的收缩,由此导致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下调可以通过促进出口和消费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伴随一些金融事故的发生,恐慌感或将蔓延。但这种影响将是短暂的。中国的土地泡沫基本上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金融现象。负面影响将只存在于一个规模较小,但是极具话语权的人群中。要最大程度地减少房市泡沫破灭带来的恐慌,中央政府应马上着手制定应急预案,让信托产品、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序退出。

  政府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民众恐慌时期,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失败的金融产品或机构。这将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进而妨碍其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资金。这些改革肩负着重新恢复中国经济平衡和启动新增长周期的重任。若中国摆脱泡沫经济,重启改革开放,那么其前景将异常光明。

  土地泡沫开始收缩

  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间经历了土地价格的飞速上涨。这一部分可以归结于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收入和生产力增长,但是大部分上涨是一种泡沫现象。虽然期间家庭收入翻了三倍,但是同期平均土地价格增长了超过30倍。不论接下来收入增加多少,都不足以解释当前如此高的土地价格。供应不足也不是理由,因为中国并不缺土地。快速的城镇化使得土地需求相对人口来说较小。可持续的土地价格应该仅为当前价格的20%-30%。

  任何泡沫的产生都是由于过度的货币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另外一个附加情况是其稳定的汇率。当一国经济开始腾飞,且美元疲软时,这两个条件就会同时出现。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90年代的东南亚都出现过这种情况。过去十年轮到中国。美元价值在2002年触顶,之后持续下跌,同期中国经济开始起步。中国加入WTO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这些条件让中国在十年间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19%,同时汇率持续上升。1994年以前,虽然中国经历了快速的货币总量增长,但货币处于贬值状态。

  中国的土地泡沫收缩的原因与其他地区如出一辙。首先,加入WTO后带来的井喷式生产力增长正在消失。中国的出口正在面对一个饱和的全球市场。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必须来自于提高附加值,而不是单纯数量上的扩张;其次,美元正在强势回归。这两个因素将造成货币增长迅速放缓。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在2014年很有可能会不足10%,为之前十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土地泡沫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来支持。货币供应放缓必将导致泡沫破裂。

  未来五年地价下行

  中国房地产市场将会经历日本和台湾式的渐进调整,而非香港或者东南亚式的急速下跌。1998年,东南亚的银行向西方银行借了大量短期美元债务。当债务无法向后滚动,这些国家不得不大幅提高本国实际利率,压缩国内信贷来偿还外国债权人的债务。实际利率激增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与之相比,日本和台湾土地价格在1992年达到顶峰后,面临的压力就小得多,因为它们并没有短期外国债务。这两地的土地价格在之后呈阶梯状的下跌,即在价格和成交数量上每次都比之前降低。

  中国的土地市场去年达到了一个拐点。原因在于:(1)基于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达到了极限;(2)美国经济和美元开始复苏。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市场的复苏,就是熊市里的一场反弹。现在开始了第二个回合。就像日本和台湾,中国房市每一轮的下跌,价格和成交量的高点和低位都将低于以前。中国的土地价格最早将于2017年触底。地价何时触底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成功调整其增长模式。若没有改革,资金仍用来维持违约的金融产品、破产的开发商及地方政府,土地价格下跌将会持续更长时间。在价格触顶20年后,日本的土地价格就仍在下跌。这是给那些认为时间可以让任何市场恢复的人的很好的一课。

  泡沫破裂有益经济体

  与中国房市泡沫相关的债务大多存在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身上。家庭部门的债务总量仅为GDP的三分之一,而2008年美国和1992年日本泡沫破裂时,债务水平都接近GDP的100%。从全局角度看,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会扩大中国家庭部门的需求。房地产价格下降将会降低存款需求。

  中国正在经历蓝领劳动力的大面积短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会加剧这种短缺。这是通胀的主要来源之一。伴随房市降温而来的蓝领劳动力需求减少,将不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这也有助于降低劳动力市场的通胀压力。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将会得到加强。成本上涨已造成一些行业转移到东南亚。成本上涨的主要来源是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因为工资需求主要是由房地产价格驱动的。随着房地产泡沫的收缩,出口行业向海外转移的趋势必将放缓,可能还会发生逆转。

  另一个不显著却异常重要的因素是心理的变化。房地产泡沫让人们不再相信辛勤工作的价值,反而鼓励投机和腐败行为。大家都知道有条致富的捷径,即拥有土地,然后坐等其升值。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异常繁荣的大背景下,极少中国企业创立知名品牌或开发出核心技术的最重要因素。

  泡沫破裂后,对商人的激励机制也会发生变化。利润会转向那些致力于制造更好商品的商人,而不是仅坐拥土地的人。我相信,下个十年中国将会出现很多伟大的企业。即使是房地产行业也会得到改善。没有泡沫,房地产行业就将和其他行业一样,依靠建造高质量的房屋获利,而不是靠提供赌博的筹码。

    金融风险可被抑制

  传染效应是金融危机的最可怕之处。当某个产品或机构破产,投资者或储户会竞相退出所有类似产品。滚雪球效应会导致运作良好的公司同样破产,进而摧毁整个经济体。但在中国这种风险目前还较小。

    以土地为依托的信托产品最容易崩溃,但这种崩溃对实体经济只会产生非常微弱的影响。借款公司通常只拥有一块土地,因此对实体经济的连锁效应十分有限。此类产品的投资者都是高净值人士,他们在购买产品前就已知晓存在的风险。对于经济体的最大风险在于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通常情况下,银行是信托贷款的优先债权人,如果数量众多的信托贷款同时破产,它们的清算后价值恐怕连优先债权人的损失都弥补不了。当某个信托产品违约,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应尽快介入。使用诸如债转股这一手段就能快速抑制风险。原所有者应当被逐出,或其权利被显著稀释,投资者则应成为股东。久而久之,这会为需要一定时间的清算过程赢得时间。

  金融失败最大的影响在于地方政府收入的缩减。中国的信贷增长  以贷款或房地产收入的形式  大都进入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支出下降,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房价下跌导致的家庭部门购买力上升,将减轻这一负面影响。地方政府支出减少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也可能提升中国出口的竞争力。这实际上是重新平衡中国经济的必经之路。

  恐慌下纾困将是大错特错

  一旦出现大量金融失败,恐慌情绪就会渗透整个经济体。对经济全面崩溃的恐惧将促使政府不加选择地援助投资者。实际上,夸大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来敦促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纾困,只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正是这些人创造出经济泡沫,却想要套取政府资金援助。当一部分信托产品出现违约  这很可能在几个月内发生,大范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说法一定会涌现。中央政府如果仓促援助,将是大错特错。政府应给它一些时间,整体局势就会平息。如果金融监管者能在短期内制定出应急预案,风险就将得到抑制,若金融监管者目前无法着手制定应急预案,他们也不应一看到若干金融失败就草率做出纾困决定。

  中国的下一轮增长取决于不断提升的生产力和劳动收入。改革需要大量资金,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教育和科研。如果巨量的资金都被用于解决泡沫经济的遗留问题,那么中国的未来将会陷入困境。

  泡沫破裂,经济起飞

  有人认为,房地产泡沫对中国的经济繁荣来说必不可少,这是无稽之谈。过去十年,房地产行业规模相对经济体规模日渐庞大,而且它大多是在消耗资源,没有提高总的生产效率。房地产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若房市衰退,中国经济可能暂时受挫,但总的生产力却会提高。随后的收入增加也会带来更可持续的经济繁荣。

  而且,经济泡沫迟早会破裂。政府纾困只会推迟其破裂的时间,正如中国政府在2008年所做的一样。泡沫越晚破裂,其破裂时带来的危害就越大。中国经济当下受挫,正是由于2008年时的举措。

  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吸收泡沫破裂将带来的所有不良贷款  这也许会高达20万亿元-30万亿元,但泡沫经济或已造成年均5万亿元的损失。中国可以花四到五年时间解决泡沫经济所产生的遗留问题。后泡沫时代的改革催生的生产力提高,还将会带来每年2万亿元-3万亿元的收益。因此后泡沫时代的经济完全恢复将可能在三年内完成。

  日本在其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未能恢复其经济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人均收入已居世界前列。中国仍是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生产力持续提高的难度并不大。在2030年之前,排除通货膨胀因素,中国人均收入将可能达到20000美元,使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楼主| 发表于 2013-8-1 14:43:34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 刘孝天
  中国的台湾模式:改革派王者归来,中国经济破而后立.
  中国的未来只有两种模式:苏联模式,台湾模式.苏联模式是高度集权无视规律计划经济,台湾模式是高度放权遵循规律市场经济.中国当前是苏联模式主导,却致力于向台湾模式转型.
  改革的成败决定转型的成败,转型的成败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若转型失败,必然重滔苏联之覆辙,拖无可拖危机总爆发,经济危机席卷中国政治危机此起彼伏.中国若转型成功,必然走上台湾之路,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爆发,政治危机可控中国实现和平过渡,在短暂危机洗礼之后迈向富强之路.
  中国的民主之路之所以坎坷,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民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经济没有达到某种高度民主只能是镜中水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生产力落后,决定落后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必然应运而生.以前是中国生产力不足,民主一直流于形式.如今中国生产力发展,唯有民主才能促进进一步发展.只有民主才能限制权力,只有民主才能缩小贫富差距,只有民主才能扩大内需,只有民主才能振兴消费,只有民主才能国泰民安.尽管改革一直饶过民主,但民主却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苏联模式黔驴技穷,台湾模式应运而生.苏联模式是计划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苏联解体早已证明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的改良也未能让苏联模式更加久远.如今变相的计划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已经使中国陷入无从发展的死局.计划经济使经济越来越畸形,政府主导经济使经济越来越失去发展动力.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发展模式应运而生.中国政府痛定思痛,已有转型市场经济放弃政府主导经济之意,也就是转型为台湾模式的思路初成.
  若台湾模式转型成功,中国将实现和平过渡.汇率或许会保持稳定,换美元可能收效甚微.房价必然暴跌,豪赌房产的必然倾家荡产.大宗商品必然持续下跌,回归正常的市场价位.股市必然长期熊市,因为股市透支了太多未来.实体经济逐步复活,资金从疯狂投机中败退,回归正常的商品生产.台湾模式就是市场模式,市场模式就是让尘归尘土归土,该破产的破产该倒闭的倒闭,该涨价的涨价该降价的降价,经济回归常态价格回归合理经济健康持续的良性发展.
  世界是波动的,有涨必有跌,大涨必大跌,暴涨必暴跌.涨跌中和才能均衡,大涨大跌中和才能均衡,暴涨暴跌中和才能均衡.均衡之后才能重新发展,均衡之后才能良性发展.

  货币派黯然离去,改革派王者归来!
  世界是波动的,没有永恒的正确.应运而生,顺势而强,逆势而亡.任何事物都难逃兴衰之更替,生死之轮回.
  极端是麻烦的源泉,极端是毁灭的先兆.极端处于矛盾破裂的边缘,趋向均衡矛盾得以维系,延续失衡矛盾走向破裂.物极必反,要么主动走向均衡,要么被动走向均衡.事物在趋向均衡中走向失衡,在失衡中趋向均衡.是故对立统一,波动前行.
  货币派主张以货币调节经济.货币调节立竿见影,是故过去十年倍受推崇.美国美联储风光无限,左右经济,QE不断.欧盟宽松依然,债务缠身,货币彰显.中国货币泛滥,问题重重,也能高速发展.货币政策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慢性毒药,不能化解矛盾只能缓解阵痛.注定只能是一时之计,而不是长久之策.
  改革派主张以改革调节经济.推行改革伤筋动骨,是故过去十年难以推进.世界各国口喊改革,却重操旧业.看似改革,实则用货币政策缓解,改革难有实质突破.经济危机是结构性危机,不是货币政策可以化解.注定改革虽然阻力重重,但也终会来到.
  货币派黯然离去,改革派王者归来!货币派已经黔驴技穷,持续的货币超发,将世界经济推向了滞胀的深渊.货币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当前已经接近无助经济增长助推通胀高企的状态.货币宽松接近极限,物极必反,是到了货币回归常态的节点.货币回归常态,经济依然要发展,改革成为仅有的选择,不改革在滞胀中衰落,改革或许还能重新崛起.
  未来十年,是改革的十年.经济的成败取决于改革的成败.或者在改革中衰落,或者在改革中兴起.世界兴起改革之潮流,大浪淘沙,淘汰无能之劣徒留下真正的英雄.
  一切都是浮云,利益集团不足道尔!要命要钱,大多都会舍财保命.政权也是如此,当政权面临危机,一切阻力都不是阻力.遇佛杀佛,遇魔杀魔.古代皇权相争还手足相残,何况没有多大关联的利益集团?
  改革派王者归来,铁血政策尸横遍野.中国经济不破不立,必然是先破后立.改革派会首先着手刺破泡沫,使经济回归常态.房价万年涨,不过是一时笑话.未来不仅可能会加息,而且房产税必然全面推行.也许还会放开土地政策,放开小产权房.钢做的泡沫会变的弱不禁风.
  中国经济泡沫破裂,破产潮失业潮来临.能拖则拖,一旦拖无可拖,改革也许如疾风骤雨般呼啸而来!重病缠身而必须治疗,必然是忍痛疗伤.政权也不例外,政权根基动摇,会向自己忍痛开刀.慈禧太后还预备立宪,何况当今中国?公务员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甚至政治改革都会有序推行逐步展开.
  事物的发展,看似偶然其实必然.改革是大势所趋,不改革只是还能拖延.一旦不能再拖,真正的改革也许会出乎意料的到来.机会在绝望中诞生,转机在绝望中到来.不相信改革的时候,改革也许真的到来.不相信房价会跌的时候,房价往往会真正下跌.
  希望开始诞生,寒冬即将到来.破而后立,先死后生,在黎明之前必须经历寒冬.公务员改革大量公务员失业,事业单位改革大量事业单位职员失业,国企改革大量国企产权移位人员变动,收入分配改革大量社会财富转移.旧的利益集团也许会没落,新的利益集团会诞生.改革必然伴随剧烈的利益冲突,必然伴随铁血政策.顺者昌盛,逆者遭殃.不过真正的改革,是牺牲利益集团造福普罗大众.昔日受益的人会受损,昔日得利的人会回吐.妄图破坏或挣扎的,可能面临严刑峻法的惩罚.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是未来的改革方向.加强法治建设,保护私人财产,营造良好经商环境,稳定发展民营经济是未来的主要方向.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会加速推进..
 楼主| 发表于 2013-8-2 18:17:23 | 显示全部楼层
伪经济学家与伪经济增长
2005年11月25日 13:29 证券时报     

    如今的时代,经济学俨然已成显学。但是,伪经济学家因此也跟着批量出炉。说偌大中国只有五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是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伪经济学家和伪经济学的泛滥成灾却是不争的事实。



  伪经济学对国家的危害人所共知,但要鉴别出伪经济学家却不那么容易。笔者有个小窍门可供诸位参考,那就是看他是否言必称“内需”。经济增长无疑是当今时代最热门的话题,也是伪经济学家们特别热衷的话题。但是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更不知如何推动实质性经济增长,黔驴技穷之际竟然把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原因归结为所谓“内需不足”,于是言必称“内需”。在拉动内需的口号下,给中国经济开出了一系列荒唐透顶的药方:“假日经济”、“会展经济”、“眼球经济”、“总部经济”、“经营城市”、“教育医疗产业化”、“公务员加薪”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且不说这些政策建议违背了“先有经济增长才有内需增长”的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翻翻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绝不可能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这样拉动内需迈进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其实,就是用膝盖也能想到,如果放放假、加加薪、开开会、刷刷墙、修修路、盖盖房就能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世界上还会有穷国吗?哪个国家做不了这些事情?!

  国际经济学界早有定论:充沛的自然资源与不断的制度创新及技术创新才是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实质增长的根本源泉。近些年来 中国经济实质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就是遭遇到资源瓶颈和创新瓶颈的双重制约。在这种双重制约下,国民实际收入日趋下降,从而导致内需不足。不想办法克服资源瓶颈和创新瓶颈,想靠什么“假日经济”、“眼球经济”、“经营城市”、“ 公务员加薪”来拉动内需、推动增长,实在是本末倒置,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刷刷墙、修修路、盖盖房也能让国民经济在统计数字上飞速增长,但是这种以“面子工程”为主体、重复建设为特征的增长模式除了浪费中国本已经十分稀缺的自然资源,严重损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外,其结果无非是“GDP长得像胡子一样快,而国民收入长得像眉毛一样慢”,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经济增长!

  因此,只要听到哪位经济学家言必称“内需”,把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原因归结为“内需不足”,此人必为伪经济学家无疑。
 楼主| 发表于 2013-8-2 18:20:4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军: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再增长20年
http://www.huanqiu.com 2012-04-19 09:14 文汇报



张军 经济学家


  [2012年3月15日我应邀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深度讲座”上作了一个演讲,《文汇报》的“每周讲演”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该演讲的部分内容。这里摘录其中的一些片段,因为讨论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条件,特冠以“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再增长20年?”的题目。]


  到目前为止,少有人对2020年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持反对意见,我们暂且认为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不过我要与大家再讨论的是,2020年之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能再增长多久?


  我们知道,即使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和美国持平了,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很低的,大概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上海和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假设今天的世界银行的标准在未来不变,那么以15000美元来衡量,到2020年,中国还是一个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国家,而且仍低于东亚四小龙的收入水平。从收敛假说来思考,我们还有快速增长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在哪里呢?这个空间可以维持多久的高增长呢?老实说,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让我结合一些参数来大体讨论一个违法广告吧。


  首先,目前作为中上等收入的国家,中国未来依然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到2010年的年底,中国资本存量大约是GDP的两倍多,差不多是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我们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就更低了。2010年中国人均的资本存量只有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不到韩国的20%。即使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以铁路为例,按照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在2015年将达到12万公里,也仅仅是美国22万公里的一半。现在的9万公里铁路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要达到5万公里的里程也要到2015年。我们过去20年加快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但按照密度来算,中国现在仍低于整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是他们的70%。而在中国的内地,这个密度更低。再看城市轨道交通。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可是现在80%的城市是没有地铁的,现在的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的地区。从这个意义来讲,即使在2020年之后,中国的投资空间依然很大,经济可改善的余地依然很大。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即使整体上进入了中上等收入的阶段,但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赶超”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如果沿海人均GDP是1.2万美元,内地平均是6000美元,再假设内地有9%的增长率,沿海有5%的增长率,可以匡算出,内地大概需要20年才能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到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慢下来,但不会太低(如5%)。我认为平均而言再维持10年的6-7%是完全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东亚经济在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水平以后都保持过较快的增长,国际上有先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善空间。


  为什么我对中国经济从现在起继续维持20年的较快增长有信心呢?除了以上的分析要点之外,也许还可以观察一些参数的变化趋势推算出来。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的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我们都知道,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它的增长重心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过程中,它的劳动力也就随之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也不例外。在过去30年里,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现在,农业的附加值占GDP大约10%左右,未来还将会缓慢下降,有研究估计,到2030年会下降到5-7%,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可以预料,按照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来估计,农业劳动力占比从现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从而接近农业附加值占GDP份额,至少还要20几年。


  从另一个参数来讨论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这个参数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的未来变化。去年有一个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国家统计局说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率从20%几到现在的50%,用了3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点,一个点的背后是1000多万人成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70%,从现在起也还需要20年时间。因此,我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了,之后应该有不少于10年的空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这可以算作一个经验证据。


  以上的讨论还只是给出了未来持续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不一定充分。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中国未来的较快增长是否再可能,未来是否具备再增长的能力?特别是,在需求条件上,中国未来是否可能释放和维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否在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的升级。对于这些问题,今天我只能简单谈一下我的看法。我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来讨论,一个是关于未来的国内需求条件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消费需求和储蓄率的变化,另一个是关于技术进步和未来产业升级的问题。因为这个两个问题都与现在倍受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关,所以,我下面的讨论也有助于回答中国为什么不太可能跌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首先讨论关于维持未来较快增长的需求条件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要提出来讨论,是因为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所谓“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的严重不足。基于对当前需求不足的判断,多数人认为消费萎缩使得中国未来不足以再维持再增长,相反,增长即将“熄火”。


  坦率地说,消费占比的下降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谜团。因为从数据上看,中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并不慢,这不仅因为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都超过了17%,也因为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增长更快,即使扣除价格因素,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也看不出存在显著的落差。不仅如此,最近Subramanian教授提到,如果把中国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消费增长做一个对照就发现,在相似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的人均消费的增长显著好于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所以,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过去10年会出现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从官方数据上看,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比如在房屋私有化率高达90%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也承认缺乏足够可靠的历史资料来估算“虚拟租金”。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的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


  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应该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高增长和高积累的阶段,GDP里面每年要拿出更多的部分去投资,搞建设,为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当然,就算我们相信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的释放表示悲观。


  
 楼主| 发表于 2013-8-2 18:20:56 | 显示全部楼层
无论过去消费的占比是否出现下降趋势,我相信未来的消费占比一定会不断提高,因为首先,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不可避免;其次,城市化的进程将不断释放住房消费的能量;第三,城市化的进程伴随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均等化,将大力推动未来服务消费的进一步增长;第三,随着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也会带动大量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


  未来消费占比持续提高的结论还可以从国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中推断出来。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情况来看,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储蓄率上升转而下降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转变有关系,因为人口红利的存在会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人口红利的减退将降低国民储蓄率。根据已有的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和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一个妇女平均生1.6个孩子,出生率是很低的。普查还发现,中国有1.776亿人口是在60岁以上,就是说中国将与东亚经济一样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越老龄化,国民储蓄率就会越低。实际上,如果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模式来推算,中国的主要储蓄者(也就是35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比例的峰值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这意味着国民储蓄率的最高值也就在这几年见顶了,之后只会降下来而不会持续上升。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定会逐步下降,不可能持续维持目前大概30%的水平。不仅家庭储蓄率要开始下降,而且因为老龄化将迫使政府的收入中要有更多的钱用于社会保障、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消费项目,不能更多地用于经济建设,这必然会降低政府的公共储蓄率,提高政府公共消费的占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15到20年的时间,这对中国经济收敛于高收入发达国家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看,我认为,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太可能高于5%,虽然到那时消费需求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接下来我再讨论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问题。技术和产业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提升到15000美元,甚至再到20000-30000美元的水平,必然要依赖其间的技术和产业持续的升级换代。有意思的是,目前多数人较为悲观,很多人担心中国在未来未必能拥有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出现这样的担忧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意,看到过去30年中国的技术进步还主要依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还不足;即使已经成为贸易大国,我们出口品的附加值率总体还不高。但问题是,看到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差距,是否因此就断定中国难以在未来保持较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势头呢?我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可取。正确的思维方法是观察中国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走过来的路径是否大体正常,中国的道路是否遵循了一般的经验规律。正常的思维是,在很多方面,中国不会例外。而例外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扭曲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和产业的升级与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反观过去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即使在贸易领域,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中。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odrik教授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就曾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构成几乎与法国一样,从出口品的技术复杂性来推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比现在高出三倍才对。的确,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相似的那些国家,其人均GDP 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Yang 等人2009年的研究同样发现,1980 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Amiti 和Freund在2010年通过比较1992 年和2005 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发现,农产品和纺织服装占中国出口额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计算机及其它电子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则大幅上升。Wang 和Wei在2010年的一个研究中把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G3 国家出口而中国没有出口的产品种类从1996 年的101 种下降到2005 年的83 种,分别占所有产品种数的2.44%和1.97%。


  我不否认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的提高部分会因为加工出口占比较高而有所高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加工出口的占比多年来是在下降中。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是平的,技术进步与贸易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分工为主了,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不再是过去那种完全靠自己关门做研发的模式来推进。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靠引进技术,特别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进行消化,最后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就是符合经验规律的正道。即使在加工贸易领域,看上去是用别人的技术,或者消化别人的技术,能做好这个也是不简单的,不要以为别人的技术转移过来就可以帮助实现自己的技术进步。很多经验研究发现,国外的技术转移过来,能够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并取得带动技术本土化的效果,自己必须是要具备良好的研发基础和消化能力的。不可否认,得益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显然略胜一筹。


  我们最近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利用2008年海关的贸易数据和工业普查的数据测算了100多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率,也就是出口价值中的国内附加值所占的比重。根据我们的估算结果,由行业加权的2008 年中国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为67.78%。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比重的含义,我们找到了2011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出版的WTO 和日本亚洲研究所(IDE-JETRO)合作研究贸易模式变化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使用IDE-JETRO 编制的涵盖9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印尼、韩国、台湾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的亚洲投入产出报表(AIO)2008 年的数据,估算出的9个经济体贸易加权的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率值平均为72%。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为42%,中国台湾为53%;韩国为63%,泰国约为65%。顺便说一下,根据他们的估计,中国大陆为63%,与我们的估算结果很接近,高于新加坡和台湾,与韩国和泰国相似。这说明,我们现在出口品中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已不算落后,反应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绩。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日本2008年的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率相当接近,大约为85%左右。这说明,相对于发达的工业化经济而言,新兴工业化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出口附加值率总体而言还相对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意味着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还有待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能力,特别是提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附加值率,持续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


  从国家层面来看,过去10多年,中国自上而下的科技发展和鼓励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也将大力提升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对于未来20年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OECD的经验来看,研发投入占GDP要达到1%的水平通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但越过1%就会加速,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科技起飞”。以研发投入占GDP超过1%这个标准来定义,中国已经进入到科技起飞的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已经在1.7%,并很快提高入到2%。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大概为6%,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了。根据2006年国务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的估计,到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从现在的1.7%将达到2.5%,并将进口技术的比重从现在的50%强下降到30%。规划还预测,中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3%将会达到15%以上。现在看来,中国在通讯领域里的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已经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前几年中国通讯与信息部门制定的一些技术标准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甚至抗议,这说明未来的前沿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已指日可待。


  所以,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我们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我相信我们在技术阶梯上就能够快速上移,产业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很有希望的。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2-04/2636419.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3-8-5 17:45:21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宏观的研究目的
二寅 于 2013/8/5

南京财经大学的卢映西教授的论证有些问题,人类消费能力无限,但须有所克制,然而新宏观赞同她下面的结论: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对于人类社会本来应该是个有利因素。假如是相反的情况,即生产能力小于消费能力,那我们的社会就真的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这可以成为合作的起点。
新宏观研究的就是生产过剩,不是把它们消灭掉,消耗掉,而是变成储备生态林、发明创造、艺术品,从而改善环境、储藏资源、养活智力人才,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节俭悖论。
凯恩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节俭是正当的,能使人致富,经济发展;
然而凯恩斯却从宏观角度论证节俭使经济陷入萧条。
两者都对,但都片面,一个关注微观,一个宏观。
但凯恩斯没有发现经济危机的真正制约因素是顶级投资缺乏利润空间,其根源是因为中间加工利润和储蓄导致的债务危机。
新宏观成功地解释了这一经济悖论,并指出储备需求是解决储蓄难题的方案。
因此,凯恩斯是伟大的宏观经济学家,因为他首次站在了宏观之上,但只是半个。



全球编码第一经济定律
生产力越发达  社会财富就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政府就越要注重一次分配 二次分配的公平正义

全球编码第二经济定律
生产力越发达
第三产业就越繁荣 就越需要协调发展

全球编码第三经济定律
货币财富再分配不可以从金字塔顶端向下渗透,应该直接注入金字塔底端。
而且不能无偿注入,必需以行动环保为代价获得
这样 社会经济运行状况 才能有良性循环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3-8-6 15:41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3-8-6 16:49:16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学革命:从稀缺性假设到双约束假设  由贫困问题引入的新视角
作者:卢映西 发布时间:2013-08-05 来源:草根网
生产过剩从有利因素沦为罪魁祸首,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杰作”。只有彻底抛弃这种错误的经济学,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基础上,以双约束假设为逻辑起点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把罪魁祸首重新还原为有利因素,进而开辟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制度变革的新方向。

  摘要:贫困或者贫富分化,是个千古难题。我们之所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着一个尚未被充分揭露的基础性错误:它的稀缺性假设是根本不合实际的。这个错误完全掩盖了生产过剩的真相。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基础上,从与稀缺性假设针锋相对的双约束假设出发,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生产过剩→失业→贫困”因果关系链,把千古难题还原为简单问题。
  关键词:贫困 稀缺性假设 双约束假设 生产过剩
  一、现实的困境
  从2011年9月开始,“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球。而在此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占领抗议,英国发生了伦敦的街头骚乱。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扩大的现实使一大批年轻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满挫折与不满。这样的状况彰显出一个冷峻的事实:贫困,这个人类社会的千古难题,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代,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对此,目前在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恐怕难辞其咎。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均衡的经济体制,即所有物品和劳务都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有关各方都能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贫困问题根本无法放入这样“完美”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讨论,更遑论得到解决。对于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其实都很清楚。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其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承认:“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1]
  又如,另一部著名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哈佛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2011年11月在遭到部分学生罢课抗议后,也对这些学生表示理解,说自己非常支持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但眼下,“我们还不知道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2]
  随着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在西方世界蔚然成风,在2012年1月底举行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活动中,来自华尔街的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对经济学无法解释贫富差距问题表示了遗憾,承认“我们善于创造一系列单位来衡量贫富差距的程度,但却没有一套理论或是分析方法,来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3]
  以上情形充分说明:对于贫富分化这一千古难题,直到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无法解释问题的成因,更无法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只有另辟蹊径,从根本上改变寻找解决方案的方向,才有可能在人的平等、尊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新制度。
  要改变寻找解决方案的方向,可能意味着要颠覆传统的、主流的理论框架。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界有着某种独特的优越性,因为我们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一种是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中国逐渐扎下根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种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但这种优越性也是一柄双刃剑,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面对问题明显无力招架的今天,如果志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无法拿出针对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那么中国经济学界的羞辱将更甚于外国同行,况且现实已经令我们十分难堪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援引的贫富分布数据,在美国,顶层20%的平均收入是底层20%的8.4倍;英国为7.2倍;德国为4.3倍;而在中国,这一数字高达12.2倍![4]也就是说,在贫富分化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然而希望之光已经出现。程恩富教授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07年提出了一个“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5]本文将论证,从这一假设出发,我们就可以推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解决贫困、失业等经济难题开辟新的理论空间。
  二、基本假设上的较量
  自从欧几里得在其名著《几何原本》中构建出一个近乎完美的逻辑体系以来,学术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任何借助逻辑推理建立的理论体系都必须以一组基本假设(公理)为基础,在这个体系中,除基本假设以外的每一个结论都可用基本假设通过形式逻辑推导出来,但基本假设本身是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理论体系所涉领域中无数实践经验的总结,不能在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找到反例。如果在未来的经验中出现反例,整个理论体系将被证伪。例如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其中一个基本假设是“光速是宇宙中的最高速度”,如果将来发现了比光速更高的速度,这个理论的根基就动摇了。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数学化的理论体系,但只要我们以公理化逻辑体系的基本要求去衡量,马上就会露出许多破绽。例如已有很多文献说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世界中的反例俯拾即是。本文要说的是,它的另一个基本假设(稀缺性假设)中的问题其实更为致命。
  稀缺性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这种说法似乎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符,以至于有的经济学教科书能够底气十足地反问:“一个简单的智力实验可以证明这点:假如所有社会成员都被要求开出他们在无限收入下所想购买的物品和服务的清单,你认为这些清单还会有结尾吗?”[6]由稀缺性假设揭示的“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这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只能是一种“有限-无限”的模式。这个模式的含义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只能生产出有限的消费品(包括服务,下同),但人们想要占有和消费的消费品却是无限的。
  这样的稀缺性假设,以及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目前仍在全世界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上作为主流知识传授着,很少有人能看出这种主流知识中其实包含着一个很低级的思维误区。
  揭示这个误区只需捅破一层纸:“资源”是属于客观范畴的事物,而“欲望”则属于主观范畴。如此一来,思维误区的破绽就很明显了:属于对立范畴的事物怎么能直接比较呢?知道只有同质的事物相比较才有意义,这是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训练的学者们应有的基本素质。至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基础上就埋藏着逻辑混乱,所以毫不奇怪,接下来的许多荒谬观点  例如认为不同商品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  居然也被主流学者糊里糊涂地笑纳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8-6 16:50:55 | 显示全部楼层
只有在同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例如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如果两边都限定在主观范畴,用生产欲望与消费欲望相比,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人们的生产欲望也是无限的。大跃进年代的大炼钢铁和放高产卫星,正是这种无限生产欲望的反映。生产和消费的欲望都是无限的,哪有什么稀缺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把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都限制在客观范畴进行比较,结果是什么?因为“能力”这个范畴是客观的,我们就用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进行比较。有限的资源决定了生产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人的消费能力能不能无限扩张?下面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常识可知,消费能力的扩张有三大制约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
  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正如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所说的“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对任何一种消费品而言,消费过程中的生理约束都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递减原理也是以承认消费中的生理约束为前提的。就是说,由于存在生理约束,人们对每一种消费品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我们可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掌握的正确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早已注意到,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一样,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7]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的理论含义。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合著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在谈到时间的替代(trade-off)问题时,这样说道:“以时间的稀缺性这一重要事实为例,人们可用于从事不同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8]两位作者同样没有意识到,这个重要事实足以颠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
  由贝克尔的观点,任何消费品的消费过程都需要耗费一定时间;由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的观点,人们从事消费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人们不可能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即消费能力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
  因此,在消费能力面临的三大约束中,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是硬约束,其自然规定性决定了这两种约束是无法通过主观意志或制度变革从根本上突破的。预算约束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约束。在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预算约束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直接原因,但不是限制消费能力无限扩张的硬约束。即使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收入,或者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摆脱了预算约束,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仍然是有限的。
  至此,我们完全证明了“消费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张”这个命题。或者说,我们通过“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这对客观范畴的比较,发现真实世界的生产与消费的模式是“有限-有限”,而不是由稀缺性假设推导出来的“有限-无限”。
  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实践中,大跃进时期曾出现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错误,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混淆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误以为欲望有多大能力也会有多大。现在我们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稀缺性假设到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无限”模式,走的也是欲望有多大能力也会有多大的路子。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我们早已纠正,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同一档次的低级错误至今仍未被充分认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如此低级的错误习焉不察?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会经常遭遇误导性干扰。上面我们已经严格论证了消费能力有限,但“无限欲望”论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确实有一种物品,人们不但有占有它的无限欲望,也有能力实现无限占有。这种物品就是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不是具体的消费品,所以只能被占有而不能被消费。正是对货币的无限欲望,而不是对消费品的无限欲望,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也正是生产规模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有限消费能力的矛盾,最终使得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常识。对货币的欲望与对一般消费品的欲望,二者虽有本质区别,但也容易混淆,学者们一不留神就会掉进稀缺性假设的思维误区而不能自拔。
  绕开误区就能看得很清楚,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臆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换句话说,建立在不合实际的稀缺性假设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只是一种与现实世界隔膜很深的学问,它研究的基本上都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也有类似的发现:“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这只手并不存在。现在很少有人会认为,银行经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福祉。”[9]
  脱离实际的学问必然是无用的学问,因此我们每天都能在财经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但对解决贫困这样的千古难题无能为力,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复苏问题也同样一筹莫展。
  实际上,无论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和消费的真实模式都只能是“有限-有限”。这本来不是什么复杂问题,而只是个常识问题。这个常识就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论是生产能力还是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另一个常识是:在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中,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谬误。谬误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的、错误的反映,是与真理相对立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认识论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号入座。
  揭露谬误之后再看程恩富教授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才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假设与稀缺性假设针锋相对,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显然,这样的假设在实践中是找不到反例的,是真正符合实际的假设,正好可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的逻辑前提。以这样符合实际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理论。
 楼主| 发表于 2013-8-6 16:51: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生产过剩→失业→贫困
  前面说过,消费能力的生理、时间约束属于具有自然规定性的硬约束,适用于所有社会经济制度。预算约束则是一种制度性约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  按曾在西方世界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的说法就是“99%”  直接感受到的主要约束。贫富分化的现实,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消费能力的扩张还远未触及生理、时间约束时就被预算约束束缚住了,生产能力的扩张还远未触及资源约束时就被消费能力束缚住了。其实这个问题马克思早有论述:“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0]这个“绝对的消费能力”的界限就是由上述“硬约束”造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相对过剩现象  商品滞销与消费不足共存  则是由制度性约束造成的。
  如果不考虑在预算约束下极难扩张的消费能力,生产能力本可以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轻易地实现大幅扩张。这种状况,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的“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1]就是说,在“有限-有限”模式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就会发现由于有扩张难易程度的明显差别,经济中一直存在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倾向。换言之,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更为准确的实际呈现,是“大-小”模式。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二者的差距就是生产过剩。简而言之就是:
  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生产过剩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生产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生产组织的效率越来越高,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不仅是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且两者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我们通过双约束假设→“有限-有限”模式→“大-小”模式,解释了生产过剩现象何以成为现代经济的常态,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缝对接。在经济思想史上,对生产过剩研究最为深入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通过稀缺性假设→“有限-无限”模式,把人们引入完全无视现代经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死胡同。也就是说,以对生产过剩的认识为标志,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前者直面现实,后者掩盖真相。
  那么,生产过剩与前面提出的贫困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有不少学者受到稀缺性假设的影响,以为贫困的原因是生产不足,所以要解决贫困问题先要“做大蛋糕”。问题是,现代社会的蛋糕已经比中世纪大了不知多少倍,为什么贫困现象仍不能根除?如果从生产过剩的角度看这些问题,我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生产过剩的角度看,现代市场经济的病根正是生产过剩,而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偏偏缺乏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机制。主流经济学完全无视生产过剩现象的存在,当然既不可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更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生产过剩问题不解决,那么生产能力越大,问题就越严重,最后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终极表现形式。在过去信息技术比较落后的时代,在没达到危机程度时,生产过剩往往表现为产品的大量积压,甚至经常发生类似“倒牛奶”那样耸人听闻的事件。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产品大量积压甚至不得不销毁的事情比以前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能力闲置的普遍化,即产能过剩。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产能过剩的一种特殊形式:失业,即劳动力闲置。主流经济学对失业问题多有论述,但无一切中肯綮,原因在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对。生产过剩才是失业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恩格斯早有论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12]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针对失业和贫困现象常常用两套不同的措施来处理。失业率上升时,政府可能会出台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以促进就业。应对贫困现象,则主要靠政府财政上的二次分配制度,再以民间的慈善事业为补充。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失业与贫困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实际上略加分析便知:一个人如果失业了,没了收入来源,必然陷入贫困。反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而且收入足够过上小康生活,贫困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失业与贫困构成一对因果关系,完整的因果关系链是这样的:
  生产过剩→失业→贫困
  就是说,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贫困的最终原因是生产过剩,而不是生产不足  这是学者们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一出错就会陷入关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无谓争论。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早就有人认识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说过:“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13]
  于是,消除贫困不能指望“分蛋糕”的办法  这办法西方发达国家尝试过,高税收高福利,治标不治本。治本的办法必须直指病根,科学合理地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如上所述,所谓生产过剩,就是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相当用一大桶水倒满一只小桶,应该是很容易解决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要用双约束假设代替稀缺性假设,从资源稀缺的角度转换到生产过剩的角度来观察经济现象,我们就能把一个千古难题转变为一个简单问题,从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肯定是存在的。这个结论,相当于数学中的存在性定理。从我们过去的实践中已经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确实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个办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除了这个旧办法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如果要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就必须证明生产过剩问题解决办法是独一无二的(类似于数学中的唯一性定理)。从直觉上看,这个唯一性定理不可能成立,因为用一大桶水倒满一只小桶应该有无数多种办法。在这无数多种办法中找到最理想的一种,即最优化,才是我们要面对的真问题。
  四、结语
  生产过剩是社会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常态。从常识上说,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对于人类社会本来应该是个有利因素。假如是相反的情况,即生产能力小于消费能力,那我们的社会就真的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一个低级的思维误区把人们引入歧途,从而看不到现实世界生产过剩的真相,误导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不过,任何以障眼法掩盖真相的企图都只能是欲盖弥彰。正如我们在本文看到的,生产过剩在不被主流理论承认的情况下只好以扭曲、变态的方式顽强地展示它的存在,成为令人头痛的失业、贫困乃至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生产过剩从有利因素沦为罪魁祸首,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杰作”。只有彻底抛弃这种错误的经济学,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基础上,以双约束假设为逻辑起点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把罪魁祸首重新还原为有利因素,进而开辟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制度变革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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