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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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
本文系作者林毅夫教授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在见诸纸媒的时候有所删减，以下是林毅夫教授发表在金融城个人博客上的发言全文：

    在这场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辩论中，我是一个旁观者，也是一个啦啦队员，而不是运动员。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逾越的一个门槛，也可能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门槛。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这个门槛逾越不好，很可能使原本发展很好的经济突然发生崩溃性危机。

    基于此，我非常关心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我要恭喜在这场辩论中正反两方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讲道理、摆事实的客观、理性的争论。对重大问题在国内非常需要有这么理性的讨论。

    作为啦啦队员听正反两方隔空辩论时，我对几篇文章和论点拍手叫好，后来发现我拍手叫好的都是反方，包括余永定、张明、张涛的文章。我就谈谈在做啦啦队员时，为何我只为反方的论点拍手叫好。

    增长因素并非资本账户开放

    我这几年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我力推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转型和变迁的过程，这些要靠投资，投资需要资本。

    从理论上看，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回报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低，流动到发展中国家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有利的，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的回报率会较高，所以也是好的。这样的自由流动应该是双赢的，受欢迎的。不过诺奖获得者卢卡斯根据观察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际是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到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而非相反，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谜题。

    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经济发展应该比发达国家快。从经验实证来看，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仅有13个经济体发展比较好，取得了每年7%及以上、持续了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增长委员会的研究，这13个表现卓越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征。其中的一个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实际上这13个经济体在快速发展时，由于自身储蓄率非常高，高投资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国内的积累。最明显的就是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不但管制资本的短期流动受管制，而且，外债和外资都不欢迎。

    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资本相对短缺，自己也能够积累足够的资本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最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个可能的前提是什么？

    对此，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给予了解释，那就是在每一个时点上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样所形成的产业就会有竞争优势，占有国际国内最大的市场，享有最高的利润和最多的剩余，而且，投资回报率会最高。剩余多了，可积累的资金就多，投资回报率高，积累的意愿就高，资本积累就快，可以支撑的投资项目就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会加快。

    资本账户开放三领域的利弊分析

    从上述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账户开放包含三个主要领域：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另一个是国内银行跟国外银行的借贷或者是国内企业直接到国际上举债；第三是短期以证券投资为主的资本流动。

    从这三大类来看，外国直接投资直接投资于实体经济，对资本的积累、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升级有直接贡献，可以直接推动结构变迁、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不存在通过借短债进行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term mismatch），或还债时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错配（currencymismatch）问题。而且，外国直接投资还会带进技术、管理、国外市场等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益处。

    因此，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国防安全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考虑，在资本账户开放中，外国直接投资利远大于弊。从实证经验看，新加坡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非常好。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对我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很大。

    允许金融机构或企业到国外举债回到国内来使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似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帮助。但是，经济有周期波动，即使投资于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时收益会减少，用外币来还本付息就会有困难。

    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时面临的这是这个问题，投资按比较优势进行，且是外向型的，原本发展得很好。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减少，经济下滑，韩国也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在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韩国又差点遭遇同样的命运，后来靠跟美国签订货币互换而避免了危机。

    而且，国家也很难保证本国银行或企业会将国外借贷用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有时会投资于赶超型的产业，或是投机性的房地产、股票市场，或是用于支持消费信贷的扩张。如果国内生产力水平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有限，甚至不提高，到了需要还本付息时就会出现期限错配、货币错配等一系列问题而爆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南欧和东欧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允许银行或企业向国外举债，虽然能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增加，经济出现短暂的繁荣，但这种繁荣通常以危机的爆发收场。考虑到结构的问题，允许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到国外举债总的来讲弊大于利。

    短期的资本流动，这种资金由于期限考虑，一般是进入到流动性较强及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不投入实体经济，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且，流入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容易导致股市和房市泡沫。

    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入，也会带来真实汇率的升值。这种升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汇率没有管制，自由浮动汇率下，名义汇率上升，导致真实利率上升；另一种是，汇率有管制，大量资金流进，兑换成本币，外汇积累增加的同时货币增发，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真实汇率上升，出口竞争力就下降，经济放缓，短期流入的这些投机性的资本就会以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难以支撑而开始唱空该国，导致大量资金流出。

    所以，这种短期资金流动除了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弊大利少。

    资本账户开放导致经济波动频繁

    资本账户开放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提出来的议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崩溃之前，也就是1971年之前，实际上所有的国家，包括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实行资本账户管制。

    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也要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发行以美元为储备，在这种状况之下，一个国家如果允许资本输出，不管是以前面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进行，可以发行的货币都会减少，就会有通货紧缩的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失业率会上升。所以，大部分的国家不愿意资本流出，资本账户也就不能开放。

    为什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资本账户开放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主要论调？

    因为，美国作为储备货币的主要发行国，是其他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获益者。过去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要控制资本外流，因为资本外流也许会带来资本投资收益的提高，对资本的所有者或许有利，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通货紧缩的压力。所以，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对资本的外流要进行控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联储采取的是盯住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也就是当有资本外流时，货币发行不必跟黄金挂钩，美联储可以增发货币，维持经济稳定，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所以，美国就放松了对货币资本外流的控制。

    在那种状况之下，华尔街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积极推动者。因为，投资银行家可以大量到国际上套利，为了套利，华尔街的投行家还推动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降低管制，允许高杆杠的运作，也就是提高金融机构自己创造货币的能力，使金融机构能够增加套利的资金和利润。

    结果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扩张最快、而且利润最多的就是华尔街，在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华尔街那几家投行、金融机构雇佣的人数非常少，但是所赚到的利润是美国整个经济中总利润的40%。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资本账户开放最主要的受益者是华尔街。从我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是按美国财政部定的调来唱的，所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也就从资本账户管制的倡导者变为资本账户开放的推动者。

    在美国学界提出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中，一般资本是同质的，没有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的区分。在那样的理论模型中不会有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的问题，也没有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用货币虚拟资本去换取非储备货币国的真实产品和服务的利益不对称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资本禀赋的差异。

    资本账户开放在这样的理论模型中对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有了这些理论，华尔街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上就变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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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也跟着附和？除了理论认识的偏颇之外，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人积极推动资本账户开放。通常就是可以直接借钱回到国内来套利的金融机构，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金融机构，它们或以很低的利息在国外大量借贷，再以高利率到国内转贷；或者以较国内低的利率在国外借钱，到国内投资，短期扩张比较快；或赚取高额佣金，帮助国内企业到国外发行股票或债券，帮助国外的基金到国内来进行股市和房市投资。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资本账户开放以后的结果怎么样？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利润不断膨胀，由于有货币政策的主动性，以及作为储备货币国不会有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问题，经济出现了所谓的大缓和（greatmoderation）。后来由于金融自由化、因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过度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房地产泡沫，导致家庭的过度消费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之后就爆发了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但是，即使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由于是主要储备货币国，不会有货币危机和期限错配的危机，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在发达国家中受损最小。可是对那些资本账户没有管制的发展中国家又怎样呢？如果他们的汇率是完全自由浮动，在那种状况之下，资金的大进大出，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拉丁美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有汇率管制，当有大量资金流入时，国内的外汇储备和货币发行都会增加，经济会繁荣，当资金大量流出，为了稳定汇率，就要动用外汇储备，外汇用光时就爆发危机，那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

    所以总的来讲，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华尔街、美国金融学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资本账户开放后，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更为频繁，危机发生更多。

    支持资本账户开放的理由不成立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不要讨论资本账户开放？作为学者，我先要讨论资本账户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不同的资本账户开放中，谁是主要受益者？谁是主要推动者？

    如果发展中国家对于以上提到的三种类型的资本账户都不开放，只要经济发展轨迹是正确的，自己的资本积累就足够支撑自己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需要。那些发展最好的，真正缩小了跟发达国家差距的，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少数几个经济体，在变成高收入之前，资本账户都没开放。尤其是跨境借贷和短期的资本流动弊远大于弊，应该严格控制而不要开放，要开放的顶多也只是外国直接投资。

    其次，我不同意所谓“条件比我们差的国家都开放了，我们有何理由不开放？”那些国家是开放了，但经济发展得不如我们好，为什么我们也要开放？

    我同意盛司长所强调的我们不能照搬现成的理论，如他所言，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确实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提出的，在现在可能不完全适用。但是，美国金融学界提出的新理论缺乏结构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同样不适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我们不应该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我们应该自己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提出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理论，这样才不会跟着别人的音乐跳舞。

    但是，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央行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美国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着美国的论调唱和；美元又是主要储备货币，而且美国有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如果中国不开放资本账户，人民银行是首当其冲的。

    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法避免与美国的直接交锋，因为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本配置，所以理不直则气不壮，面对美国政府和国际基金组织的压力时，我们已经是理亏了，人民银行是承受这种压力的第一线。

    其次，有那么多的短期投机性资本到处流窜，无孔不入，给宏观经济管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尤其是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自由浮动，维护货币政策自主权很艰难。所以我可以体会为什么央行会采取倾向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态度。

    但是盛松成司长用来支持资本账户开放的几个理由，大概都不成立。

    第一个理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时候准备的程度比我们还低。这不是理由。我们应该问的是，这些国家开放以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准备的程度高，就能够避免危机吗？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我不敢说一定会出现危机，但是不能简单说别人的条件比我们差的时候都已经开放了，我们为什么不敢开放？而且，从韩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还很大。

    首先，我们推行的是双轨制改革，有很多扭曲没有消除，还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跟改革不到位有关。其次，跟发展阶段也有关。即使我们变成全世界最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对此作了不少研究，认为国家金融结构的深化跟发展水平相关，因为不同的收入水平代表产业水平、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是不一样的。

    发达国家那种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并不完全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本身在金融结构上就是扭曲的，既然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么高，如果采用那样的结构，大量资金流进、流出会给经济造成过度的波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会相当高。当然，这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然而，比较我国和俄罗斯以及东欧转型国家的情形，违法广告应该是很明显的。

    另外，时机上更是不合适。因为在未来五年、十年，发达国家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的迷失的十年、二十年，经济发展非常疲软、失业率非常高、政府债务的积累非常快。比如，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似乎有所改善，但那是统计失业率。因为在美国劳动力失业后只要一个月不积极找工作，就被统计为退出劳动力市场，不计入失业统计，所以如果把处于就业年龄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加进去，失业率还是很高的。政府债台高筑，为了减轻政府举新债还旧债的成本，发达国家一定会采用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其他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尤其像中国这样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资本账户不设防的话，短期流动资本就很快进入，大进的结果必然是大出，经济就会出现大的波动，甚至是危机的爆发。 最后，是不是可以先开放，不行再收回来？实际的情形是开放以后再想收回来，国内国外的既得利益者会群起而反对。泰国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政府想加强管制时，国内、国外马上群起而攻之，政府只好放弃，结果只能在危机爆发后进行改正。所以，资本账户的开放通常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只要开放就很难收回来。 所以，作为学者，不能把资本账户开放作为研究的前提，那样等于接受了现有的、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为了发达国家且主要是华尔街利益的理论。所以，我们要自己提出理论，把资本账户各项内容是否开放的利弊以及受益方和受害方研究清楚，这样，当面对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或在国际谈判桌上面对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压力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明哪些账户可以开放、哪些账户不能开放。

    （林毅夫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本文是作者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由作者整理成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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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对于初窥门径的人，不失是一本补足常识，构建完整认知体系的好教材。最为难能可贵的，这本教材幽默诙谐，通俗易懂，同时不失理论的严谨性。其问世之初便成为世界诸多国家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程也就不足为奇。  

    曼昆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奇才，却并非完人。在他的教材中，到处充斥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顶礼膜拜。我们现在反思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秩序构建与发展，与学界遍布的这种学派思潮脱不开干系。在阅读中，作者零星表示的对格林斯潘的推崇，与当下格的臭名昭著，倒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比照。  

    《喧嚣的九十年代》作为大师斯蒂格利茨的畅销书，或许无法完整展现给我们造成金融危机的制度脉络。但是梳理他提供给我们的末节，确实会展现给我们另一套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被誉为最有前瞻性、最富有资本主义良知的理论。  

    斯蒂格利茨的这本书面对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而生，如今拿出来重读，其对美国制度、经济泡沫的批判以及对信托责任的呼吁，与今天我们面临的经济课题如出一辙。笔者很遗憾的认为，不是斯蒂格利茨拥有无上的预测能力，只是许多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解决。  

    如果打算寻找一本读物，去了解金融危机对国内的影响，郎咸平的《郎咸平说：谁都逃不过金融危机》确实是不错的选择。诸如贪婪的华尔街、复杂的金融创新、关联交易等花哨的词语，大都是美国人的玩意，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比这要“低端”的多。  

    郎咸平的这本书，最出彩的无非是将复杂的金融创新简单化、模型化，甚至一个门外汉读毕，会迅速实现对金融危机比较科学的认知。在阅读过程中，没有叫人眼花缭乱的专业名词，只有阅读的快感。郎咸平一直在炮制这种理论，自然这本书不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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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金融改革自由化埋葬民族复兴中国梦！
       经济篇：21世纪的中国与西方都需要经济改革奔向共富

                                      文 / 刘浩锋

     关键词：金融改革 资本自由化 习李新政 克强经济学 天道经济学 中国梦

    摘要：西方那多拿诺奖的经济学家，可是你看见西方化解过一次经济危机么？从来就没有！为何科斯觉悟后声言西方现有经济学都是飘在空中的理论，与刘某的“天道经济学”思想挑战被西方诩为世界华人经济学家第一的邹恒甫的名文  “基础失衡悖论:西方经济学虚拟的基础”  遥相呼应。为何，那多西方经济学家还是看不到危机的根本！而我们的领导人只能听凭洋人一派胡言祸害民生朝政呢？有人天生是奴才，见不得我一再颠覆了西方学术指出他爹洋人的荒谬。有人不看我的理论是认为我似乎掌握了真理似的，论门太高调，姿态让他们无法仰视，因为他们从来不仰望星空。他们不知道，我不仅掌握了真理，我与生俱来在人间就是澄清荒谬传播真理，中华文化复兴的是宇宙科学  真理  的学问，这对西方局部有效的小聪明证伪之学我没法低调。

    我一再科学论证指出：西方经济学只顾个人利益、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至上，而罔顾社会整体长远利益，因此，对于维护社会整体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价值从来都是抵触的！我看“克强经济学”不要被洋人的美言明捧暗杀所迷惑了，而是要学习民族文化大智慧，学习天道经济学。

    金融就是价值流通。传统金融概念是研究货币资金流通的学科。而现代金融本质就是经营活动的资本化过程。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西方定义指资本市场的运营，资产的供给与定价。其基本内容包括有效率的市场，风险与收益，替代与套利，期权定价和公司金融。金融产品的种类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广，其中主要包括：会计、财务、投资学、银行学、证券学、保险学、信托学等等。金融对象是货币。由货币制度所规范的货币流通具有垫支性、周转性和增值性；金融方式是以借贷为主的信用方式为代表。金融市场就是以货币资金及衍生品作为交易的市场。而金融稳定，美国经济学家米什金(Mishkin，1998)认为源于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能有效提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会而不会产生大动荡的金融体系。

      社会主义国家金融与资本主义金融各执一端

    西方金融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工具，金融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本质运作与西方市场经济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金融与资本主义金融各有优缺点。首先社会主义金融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人性基础是公善论，价值基础是追求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而要实现这个核心价值目标，它最好的模式就是依照前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大一统”的金融模式。它的优点即是集中统一，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它的弊端也是计划经济的弊端，统得过多过死，不利于调动各银行的积极性，不顾及个体与局部短期利益，抑制了对国民经济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金融体系缺乏活力。

    而资本主义金融作为西方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人性基础是私恶论，价值基础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实现这个核心价值目标，它最好的模式就是推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局部看来充满公平正义，放纵投机倒把。它的优点即是金融机构多元活力，流动性强。它的缺点即是金融鳄鱼在市场博弈兴风作浪，不利于宏观调控，不顾及社会集体与整体长远利益，金融体系活力过强亦不可避免导致两极分化，爆发周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又丧失了整体的公平正义。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金融与资本主义金融是各执一端，彼此对立。显然，如何摆脱各自的短板，综合吸取对方的优点，是金融的科学发展道路。这个新金融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整体公平正义有利于宏观调控的，也同时兼顾个体与局部的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

    从1929年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范围波及全球。它的价值基础就是公然的金融鳄鱼对金融市场的兴风作浪豪抢掠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看起来危机源于委托-**关系太长并且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扭曲，交易人已经忽视了交易的最终价值能否收回，较长的**关系最终导致银行流动资金回笼不足而破产。而那些投资贷款买房者也面临无人交易的困局，信心骤然下跌。实质上，危机的根由这是西方文化自性危机所在，它追求个人短期局部利益至上而罔顾整体长远利益，它的这种思维模式与方法论必然忽略了最终价值能否收回，而是尽可能创造短期的现实利益。这种格局下必然最终导致整体系统的崩盘。

    再看看所有的西方金融产品的属性基本都是这样一种禀性，最后推动社会整体的分化格局。只顾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至上，如果迷信这种金融理念与金融秩序，人类永远跳不出这种以自由竞争的名义让狼群吞噬羊群的恶性循环的悲剧。它根本意义上与社会主义追求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是悖逆的。如果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迷信这种金融理念与秩序，照搬西方金融，那么必然会导致和平演变  对自身合法性的颠覆。这种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一旦引起别国他族在动荡分裂中觉醒，就会引发战争与世界大乱。因此，西方经济学与西方金融秩序亟待改革以自救。

     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金融价值是怎样的？

    那么，科学发展的金融事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与秩序呢？

    导致社会主义金融与资本主义金融这种对立的关系，其实是我们依赖的主流形式逻辑工具的局限所导致的。这种逻辑工具无法处理彼此对立的矛盾系统。是一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格局。而中国文化的核心智慧太极图天道法则即是接纳对立互补矛盾关系的逻辑系统，中国文化从根救起的重心之一即是从这个根上复兴可以处理矛盾、综合各方，实现多样统一、多方共和、和谐世界的逻辑工具与思维方式。它能够完成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表述，也是能完成中国文化的西方化，引领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国文化的真谛所在。

    如果说，接纳矛盾的逻辑工具与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那么与之相配套的是中国文化“利人利己、互补均衡”、“天人合一”的核心价值。“利人利己、互补均衡”是俗世的人伦道德行为基础， “天人合一”则是所有主流宗教的核心智慧，是生命科学、心灵科学、宇宙科学。西方把宇宙人格化称谓上帝，即是对中国文化认定宇宙是大生命的诠释；“同心圆重构一一对应的几何原理”与“两个无穷集合一一对应”的数学原理证明了，人作为小生命唯有和宇宙大生命的心灵精神一致才能实现合一。佛学的菩提心、耶学的博爱心、回学的大慈悲心、儒学的大爱心、道学的无为心，都是追求个体与宇宙整体的合一，从而实现个体的成长。好比个体要服从领袖，局部要服从整体，地方要服从大局才能获得系统的稳定一样，个体生命要成长为宇宙星辰大生命也是这样的道理。这是中国文化复兴从心救起的关键所在。它的政治化就是圣贤教化人心向善的德政。而西方价值的政治化就是约束人性私恶的宪政，德政与宪政阴阳互补相辅相成，才是政治科学发展标本兼治之道。

    《和学》第五卷《经济科学原理》就是依托天道辩证逻辑工具与辩证价值而构建起来的经济学。它的数学基础是无需假设而普遍有效的“球容积圆面积最大”。由于它的逻辑工具是普遍有效的，能够接纳矛盾维护系统整体的均衡发展，所以，它是一种转危为安救国救民的经济学。西方金融秩序既然导致周期失衡分化危机，那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金融秩序，包括金融理念、金融产品设计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把握一个核心的法则就是，经济学家对资金流通的载体货币、黄金、外汇、汇票、股票、期货、债券、保单等有价证券等进行产品设计与盈利模式设计时候，要摆脱短期局部利益至上的暴利价值，而是要寻找一种稳定合理增长的空间，避免走向极端引起金融秩序的大起大落。

     现有金融改革在饮鸩止渴助推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的话，那么，可以负责任的说，现有的中国金融改革正在背弃这个方向，它正在加速助推国家经济结构与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根据“球容积圆面积最大”普遍有效的数学原理，金融改革只有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公正，实现均衡发展，才是最科学的。如果不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维护局部利益最大化，加速社会失衡与分化缔造混乱社会，那就是走邪路。如果我们要真诚贯彻18大中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如果我们不挂羊头卖狗肉，知行割裂，那么，可以肯定的说，现在中国的金融改革是背离科学发展道路的。

    反观改革开放的中国金融改革发现，我们恰恰在这方面是忽略了。在根本的价值取向与金融盈利模式设计上，我们基本上是西方复制品。比如信用卡的高利息制度。轰动全国的案例，欧陨因为透支了民生银行信用卡6万元未还，没想到欠款雪球越滚越大，在3年时间里，他还了12万余元后，还欠下银行7万余元的本金和滞纳金。银行的还款是按比例计算的，如不足额还款，银行将按日利率万分之五全额计息，且计复利。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刘琳律师认为，银行依据与持卡人签署的领卡合约收取复利，与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相抵触。1996年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对信用卡透支利息的计算方法作了规定，透支产生利息不应再计算复利。但民生银行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不惜设置霸王条款。此外，刘琳认为，滞纳金是在已有罚息的前提下，再行计算的，有重复处罚之嫌。可是，民生银行搬出的理由就是“国际惯例”做挡箭牌。 这个例子说明我们的金融产品设计在抄袭西方，利益过度失衡就是损人利己、损社会利己，长远看就是损害国家与自己的根本利益。那样做迟早会导致中国两极分化与民众离心离德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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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金融改革，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所有的金融产品的盈利模式，是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冲突。悖逆的一定要纠偏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均衡发展的。信用卡这项产品的盈利设计就是典型的只顾银行短期利益，而不顾及他人与社会利益，最后必然导致银行与人民是一种涸泽而渔的博弈关系，而不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着眼整体长远、合理盈利的鱼水关系。

    中国股市也存在巨大的问题，同一支股票，国内购买股票的股东没有红利，而国外的股东就分派红利。这一点，股市的制度设计比西方还要野蛮。但中国股市和基金交易有比西方先进的地方，就是采取了“T+1”的交易方式，当日买进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避免了极度投机行为。

    可是，在诸多经济与金融决策上，我们发现悖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没有实现科学发展，最后也会破坏和谐社会进程。中国的金融机构能大规模廉价出让吸纳西方家族金融资金，就是不走群众路线，发动国内民众集资入股让百姓获利；中国可以慷慨买美国债，就是不走群众路线，去真情实意帮助下岗工人，到处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民心焉能不离心离德。毫无疑问，中国金融需要改革。但金融改革是以是否增进社会主义的义理性、巩固**的领导作为基础，而不是放纵逐利挖空社会主义的义理性，从灵魂与物质形态上颠覆公天下的**圣贤精神，自己将自己放逐于人民。

    资本项目自由化将埋葬中国梦

    近期，关于金融改革是否放开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后一道大门，何时选择放开，这关系到民族前途与国家安危！它实质上根本反应了经济学家不同的立场，背后折射出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如果不加以澄清立场，似乎与西方加紧推进“做空中国”的战略遥相呼应。

    历史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有利于金融强者金融鳄鱼对金融市场进行掠夺的利剑。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也就是要消除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各项目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兑换限制、区域限制、补贴及课税等，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资本项目开放通常伴随紧缩性的宏观政策，还应采取结构性经济改革配套方案，为开放资本项目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伴随市场对外扩张进行的。最初来自金融鳄鱼对内掠夺一空后与对外商业贸易拓展市场的需求。对于金融鳄鱼而言，狭窄的国内市场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空间越大、越自由化的市场，他们才更能够通过投机倒把兴风作浪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我们总是看到，资本项目自由化总是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会使他国经济遭受更多国际资本的冲击,乃至爆发区域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二战后初期，作为世界大战互毁中浑水摸鱼渔翁得利受益最大化的美国、加拿大、瑞士等都采取相对自由的资本项目。但对于经历了世界大战急需恢复元气的国际市场而言这个过程进展比较缓慢。直至20世纪80年代货币自由兑换进程才加快。

    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 出现较快金融自由化进程。墨西哥曾经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了债务危机,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严格控制。1989年为吸引外资对资本项目逐步放松管制，随之墨西哥外债迅猛增长,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愈加严重。1994年墨西哥宣布比索实行自动浮动导致外汇市场危机, 外汇市场危机波及股票市场酿成一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危机。

    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几乎垄断了世界的学术话语权，各国的知识精英大多在西方精神笼罩下思考，而看不出这背后发生的真相。这种学术盲从的崇洋媚外心理，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亚洲国家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数量从不断下降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对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不断加速推进。1997年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货币贬值、外汇市场动荡、股市暴跌、失业严重、资金大量外逃、外汇储备急剧流失、企业及银行纷纷倒闭,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 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而西方金融鳄鱼包装奖掖的西方经济学家为了搪塞掩饰，给扮演金融鳄鱼的国际游资解脱，将这个罪责归于这些国家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过程中,金融自由化程度不高而引起的。这是典型的金融学术霸权。西方教师爷掌握了话语权可以指鹿为马、愚弄世界极具讽刺意味的丑剧。现在，他们准备用来对付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政权的**。

    因此，正值国内大造愚弄推进中国开放资本项目之际，我想完全有义务向习总书记与李总理陈述如下分析与动议。资本项目自由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是不可避免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资本项目自由化要实现真正的世界各国共赢跨越周期金融危机需要什么条件作为基础？资本项目自由化，中国在何等情境下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赢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与避免被西方金融鳄鱼粉碎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这需要从长计议。

    要看清这个问题，我们既要看大局与整体，分析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当前的中国所处的国际视眼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环境，如果本国处于各种失衡危机之中，那么，资本项目自由化只会给与国家致命一击。就好比一个身患各种重病身体浮肿的人，突然还要严重抽血出去，不死即残。我们也要看局部与细节分析国内的政治态势、经济情势、金融生态、社会舆论（民众心理与民心向背）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得出科学的结论。

    从大局与整体上看，政治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于退守的阶段。在地缘政治上，由于美国为了实现其世界霸权的利益不断教唆挑拨中国的四邻，对中国复兴从政治上进行了U型包围；这样既可以确保美国“公开持有”的12万亿美元国债里，有近5万亿国债继续可以藏在各国中央银行的保险库里的。同时，还可以给在华的精英代言人继续实施离间分化中国政治的图谋提高士气。这个包围同时还包括军事与外交、文化上的包围。在经济上，中国加入WTO事实上已经上了人家的船。这条船的掌舵者是西方强国，虽然，他们也一直标榜平等与共赢，但他们灵魂深处是局部利益至上的理性人认知，是弱肉强食、恶竞互损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国要怎样从这条互损循环的破船上实现反弱为强反宾为主最后实现互利共赢的格局，需要新思想新理念与合纵连横缔造和谐世界的国际新战略。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内外有不少所谓公知学者吹响了“做空中国”的口号，并在海内外媒体造谣中国经济危机已经引爆云云。与此同时，某个著名的研究中心的砖家配合急进，要求尽快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化。这里给习李当局预设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一旦在这个时候放开，西方的阴谋就要得逞。中国就只能按照西方人给预设的顶层设计路径，推进中国走向和平演变的解体分裂，沦为西方奴役下的附庸国。18大中央精神要求既不走僵硬老路也不走资本主义邪路的科学发展之路就会与民族复兴中国梦就会随之烟消云散。这个解体是如何进行的呢？或者说这个阴谋陷阱在哪呢？

    现在对于处心积虑要瓦解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势力而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个东风就是撕裂中国的口子，点燃危机的引信！以便引爆中国国内的全面危机。让民情失去理智，成为席卷一切的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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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西方发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在中国被西方政治洗脑黑白不分、被西方学术诱导泡沫经济高企、通货膨胀严重、民情离心离德之时，很可能是一道撕裂的口子。

    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出将会有增无减。资本流动更为便利，资本外逃的成本降低。一些只顾自己利益最大化、崇拜西方理性人的企业家基于规避国内风险等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会加大。在《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市场开放》议题上，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担忧地表示“现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充分把资本项目开放，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把储蓄当中相当一部分换成外汇，现在有50万亿人民币存款，10%换成外币，一下走出对中国冲击多大?有人认为冲击无所谓，可以逼着我们改革是另外一回事。”余先生也看到了这里预设的一个阴谋，那就是倒逼着中国走西方道路。

    与此同时，国内流动性降低之时，正是金融鳄鱼更多外资进入之际，以便大规模便利的进一步控制一些关涉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撬动中国泡沫经济走向高位，然后像炒股一样，猛然抽走资金，迅速的摔落。

    国务院 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它折射出了现代经济战争温水煮青蛙战略。他们甚至对关涉生命安全的水资源、大豆作物、食用油等基本民生资源进行了控制。而水资源对于西方美国而言，仍然由国家控制。中科院2012披露了中国GDP的60%被西方拿走了，由此可见他们对中国行业经济的渗透操控达到了何等惊心动魄的地步。难道还不让真正想救党国的民族精英觉醒么？

    同时，金融鳄鱼必然掀起外汇市场、国内股市的大起大落，早已被西方股份控制了的各路学术传媒一边继续捧抬西方物色扮演公知的“文化洋奴”与“狗腿子砖家”诱导民意，一边鼓动大肆造谣抹黑党国领袖形象颠覆社会主义义理，最后将所有的罪责矛头指向中共与社会主义制度，以便进一步恶化舆情诱导民情点燃民众怒火；那些平时四处维权，对百姓小恩小惠实藏乱华居心的各种西方代言人开始跳出来号召民众走向街头对抗或公开要求对话按照西方制度实施宪政转型。这个时候，西方操控边疆分裂势力不断扩大群体性暴力更具有警示意义，不断威胁习李当局。

   显然，金融改革，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所有的金融产品的盈利模式，是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冲突。悖逆的一定要纠偏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均衡发展的。信用卡这项产品的盈利设计就是典型的只顾银行短期利益，而不顾及他人与社会利益，最后必然导致银行与人民是一种涸泽而渔的博弈关系，而不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着眼整体长远、合理盈利的鱼水关系。

    中国股市也存在巨大的问题，同一支股票，国内购买股票的股东没有红利，而国外的股东就分派红利。这一点，股市的制度设计比西方还要野蛮。但中国股市和基金交易有比西方先进的地方，就是采取了“T+1”的交易方式，当日买进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避免了极度投机行为。

    可是，在诸多经济与金融决策上，我们发现悖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没有实现科学发展，最后也会破坏和谐社会进程。中国的金融机构能大规模廉价出让吸纳西方家族金融资金，就是不走群众路线，发动国内民众集资入股让百姓获利；中国可以慷慨买美国债，就是不走群众路线，去真情实意帮助下岗工人，到处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民心焉能不离心离德。毫无疑问，中国金融需要改革。但金融改革是以是否增进社会主义的义理性、巩固**的领导作为基础，而不是放纵逐利挖空社会主义的义理性，从灵魂与物质形态上颠覆公天下的**圣贤精神，自己将自己放逐于人民。

    资本项目自由化将埋葬中国梦

    近期，关于金融改革是否放开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后一道大门，何时选择放开，这关系到民族前途与国家安危！它实质上根本反应了经济学家不同的立场，背后折射出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如果不加以澄清立场，似乎与西方加紧推进“做空中国”的战略遥相呼应。

    历史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有利于金融强者金融鳄鱼对金融市场进行掠夺的利剑。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也就是要消除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各项目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兑换限制、区域限制、补贴及课税等，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资本项目开放通常伴随紧缩性的宏观政策，还应采取结构性经济改革配套方案，为开放资本项目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伴随市场对外扩张进行的。最初来自金融鳄鱼对内掠夺一空后与对外商业贸易拓展市场的需求。对于金融鳄鱼而言，狭窄的国内市场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空间越大、越自由化的市场，他们才更能够通过投机倒把兴风作浪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我们总是看到，资本项目自由化总是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会使他国经济遭受更多国际资本的冲击,乃至爆发区域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二战后初期，作为世界大战互毁中浑水摸鱼渔翁得利受益最大化的美国、加拿大、瑞士等都采取相对自由的资本项目。但对于经历了世界大战急需恢复元气的国际市场而言这个过程进展比较缓慢。直至20世纪80年代货币自由兑换进程才加快。

    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 出现较快金融自由化进程。墨西哥曾经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了债务危机,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严格控制。1989年为吸引外资对资本项目逐步放松管制，随之墨西哥外债迅猛增长,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愈加严重。1994年墨西哥宣布比索实行自动浮动导致外汇市场危机, 外汇市场危机波及股票市场酿成一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危机。

    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几乎垄断了世界的学术话语权，各国的知识精英大多在西方精神笼罩下思考，而看不出这背后发生的真相。这种学术盲从的崇洋媚外心理，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亚洲国家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数量从不断下降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对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不断加速推进。1997年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货币贬值、外汇市场动荡、股市暴跌、失业严重、资金大量外逃、外汇储备急剧流失、企业及银行纷纷倒闭,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 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而西方金融鳄鱼包装奖掖的西方经济学家为了搪塞掩饰，给扮演金融鳄鱼的国际游资解脱，将这个罪责归于这些国家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过程中,金融自由化程度不高而引起的。这是典型的金融学术霸权。西方教师爷掌握了话语权可以指鹿为马、愚弄世界极具讽刺意味的丑剧。现在，他们准备用来对付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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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值国内大造愚弄推进中国开放资本项目之际，我想完全有义务向习总书记与李总理陈述如下分析与动议。资本项目自由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是不可避免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资本项目自由化要实现真正的世界各国共赢跨越周期金融危机需要什么条件作为基础？资本项目自由化，中国在何等情境下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赢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与避免被西方金融鳄鱼粉碎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这需要从长计议。

    要看清这个问题，我们既要看大局与整体，分析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当前的中国所处的国际视眼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环境，如果本国处于各种失衡危机之中，那么，资本项目自由化只会给与国家致命一击。就好比一个身患各种重病身体浮肿的人，突然还要严重抽血出去，不死即残。我们也要看局部与细节分析国内的政治态势、经济情势、金融生态、社会舆论（民众心理与民心向背）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得出科学的结论。

    从大局与整体上看，政治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于退守的阶段。在地缘政治上，由于美国为了实现其世界霸权的利益不断教唆挑拨中国的四邻，对中国复兴从政治上进行了U型包围；这样既可以确保美国“公开持有”的12万亿美元国债里，有近5万亿国债继续可以藏在各国中央银行的保险库里的。同时，还可以给在华的精英代言人继续实施离间分化中国政治的图谋提高士气。这个包围同时还包括军事与外交、文化上的包围。在经济上，中国加入WTO事实上已经上了人家的船。这条船的掌舵者是西方强国，虽然，他们也一直标榜平等与共赢，但他们灵魂深处是局部利益至上的理性人认知，是弱肉强食、恶竞互损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国要怎样从这条互损循环的破船上实现反弱为强反宾为主最后实现互利共赢的格局，需要新思想新理念与合纵连横缔造和谐世界的国际新战略。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内外有不少所谓公知学者吹响了“做空中国”的口号，并在海内外媒体造谣中国经济危机已经引爆云云。与此同时，某个著名的研究中心的砖家配合急进，要求尽快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化。这里给习李当局预设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一旦在这个时候放开，西方的阴谋就要得逞。中国就只能按照西方人给预设的顶层设计路径，推进中国走向和平演变的解体分裂，沦为西方奴役下的附庸国。18大中央精神要求既不走僵硬老路也不走资本主义邪路的科学发展之路就会与民族复兴中国梦就会随之烟消云散。这个解体是如何进行的呢？或者说这个阴谋陷阱在哪呢？

    现在对于处心积虑要瓦解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势力而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个东风就是撕裂中国的口子，点燃危机的引信！以便引爆中国国内的全面危机。让民情失去理智，成为席卷一切的洪水猛兽。

    现在，西方发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在中国被西方政治洗脑黑白不分、被西方学术诱导泡沫经济高企、通货膨胀严重、民情离心离德之时，很可能是一道撕裂的口子。

    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出将会有增无减。资本流动更为便利，资本外逃的成本降低。一些只顾自己利益最大化、崇拜西方理性人的企业家基于规避国内风险等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会加大。在《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市场开放》议题上，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担忧地表示“现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充分把资本项目开放，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把储蓄当中相当一部分换成外汇，现在有50万亿人民币存款，10%换成外币，一下走出对中国冲击多大?有人认为冲击无所谓，可以逼着我们改革是另外一回事。”余先生也看到了这里预设的一个阴谋，那就是倒逼着中国走西方道路。

    与此同时，国内流动性降低之时，正是金融鳄鱼更多外资进入之际，以便大规模便利的进一步控制一些关涉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撬动中国泡沫经济走向高位，然后像炒股一样，猛然抽走资金，迅速的摔落。

    国务院 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它折射出了现代经济战争温水煮青蛙战略。他们甚至对关涉生命安全的水资源、大豆作物、食用油等基本民生资源进行了控制。而水资源对于西方美国而言，仍然由国家控制。中科院2012披露了中国GDP的60%被西方拿走了，由此可见他们对中国行业经济的渗透操控达到了何等惊心动魄的地步。难道还不让真正想救党国的民族精英觉醒么？

    同时，金融鳄鱼必然掀起外汇市场、国内股市的大起大落，早已被西方股份控制了的各路学术传媒一边继续捧抬西方物色扮演公知的“文化洋奴”与“狗腿子砖家”诱导民意，一边鼓动大肆造谣抹黑党国领袖形象颠覆社会主义义理，最后将所有的罪责矛头指向中共与社会主义制度，以便进一步恶化舆情诱导民情点燃民众怒火；那些平时四处维权，对百姓小恩小惠实藏乱华居心的各种西方代言人开始跳出来号召民众走向街头对抗或公开要求对话按照西方制度实施宪政转型。这个时候，西方操控边疆分裂势力不断扩大群体性暴力更具有警示意义，不断威胁习李当局。

    显然，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本国财产外流使得国家税收、财政收入的减少，于是不得不用通货膨胀来填补财政缺口。庞大的资金合法外流，让更多的贪官与不法企业资产规避国内风险，导致本国资本项目逆差扩大。而指望经常项目的顺差来弥补资本外逃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不现实的。一般而言，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政府不得不对外举债加剧国家债务，尤其是给已经天文数字大的地方债务盐上加霜。这时候，学术传媒一定会站出来配合西方主子指责，一切罪责在于党国腐败贪婪与社会主义制度。

    此时，国际资本会看中是时机大量撤离，本国外汇储备减少，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外汇市场上外币供不应求，本国货币贬值；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必然引发严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触动政治危机与社会恶性变革。

    拉丁美洲80年代曾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随后就发生了严重国家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源于大量外资和国内资金挤兑抽逃，在短短数月，其外汇储备由170亿美元猛降至65亿美元，比索也随之急剧贬值40%。导致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大量国际游资撤走泰铢贬值，为了抑制货币过度贬值，泰国政府动用了所有外汇储备，但此时国内资本对本国金融丢失信心，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恶果既方便金融鳄鱼来兴风作浪，也方便国内大规模资本外逃，导致泰铢更大幅度贬值，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到此即可清晰明白了，为何那多外资在处心积虑推高中国的房价与物价。包括当代艺术也是这样的一个国际阴谋，这已经得到了验证。

    因此，如果不考虑金融自由化历史的经验与西方在中国日益勒紧脖子的布局，中国将输的很惨。民族复兴中国梦就将永远成为遥遥无期兑现的笑话。民族自信民族尊严都将彻底沦丧，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东亚病夫。什么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都将统统被被西方粉碎在脚下。

       民族复兴需要真正文化自信重建金融学术与世界金融秩序

    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要求“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将金融体制改革列为“2013年大力推进年度重点改革”。这其中就包括“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研究推动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而由中金公司研究部联席主管黄海洲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诚君执笔的一份题为《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建议，“制定并公布人民币可兑换的路线图、时间表，明确2015年末实现可兑换。”

    我想，如果我们的金融改革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为了迎合西方经济制度与给西方金融鳄鱼提供美好的人民币食品，我国的金融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就必须幡然觉醒，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力挽狂澜拯危救难才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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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西方反华战略实施，曾因准确预测“一旦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必将出兵朝鲜” 而一炮走红的美国兰德公司，近来再次做出惊人预测“2020年中国将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迷信西方个人私利至上的理性人价值而心灵中毒文化中毒，又因为迷信分税制改革，利益分配失衡导致陷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企业与社会、企业与自然到处博弈互损、恶性竞争的困境之中。而中华民族公天下的圣贤道统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道统已经全然放弃，这个罪因在西方。可是，你看看兰德公司却来反咬一口愚化民众，说“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这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通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

    他们以恶人先告状的心态指责“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高唱“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而事实上，世界金融危机都是西方这种描上脂粉的市场强盗、金融鳄鱼干下的坏事，现在却要积极出来标榜代表美德，将受害者嘲弄。就像一个女人被骗奸，反而遭到强奸犯指责为婊子一样。这种荒谬绝伦地强权金融应该在21世纪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彻底埋葬。

    众所周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嘲弄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现在，中华文化复兴蓬勃开展之际，中国已经有了超越西方的学说的《和学》思想体系。用数理辩证逻辑泰斗、中国人民大学博导赵总宽教授等的评价即是“它是对西方学术的颠覆重建与拓展提升。”可是，我们的学术传媒已经被西方范式洗脑定型丧失自我反省能力了。通过运用天道辩证逻辑工具，建立在普遍有效数学原理“球容积圆面积最大”基础上的《心力伦理科学原理》、《经济科学原理》、《政治科学原理》、《宇宙生命科学原理》等书，虽然有逻辑学泰斗赵总宽教授的高度评价与做总序，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献科学出版社、国家行政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燕山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商务出版社、管理科学出版社都以缺乏学术把握能力、“丧失文化自信”而抵触出版。洋人看不起中国人无所谓。中国人在学术上麻木不仁自己看不起自己，则是自暴自弃。 胡总书记要求“文化创新突破一切藩篱”，中央再三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可是我们的文化出版变为了金钱的奴役，我们的学术不是食古不化就是空洞呻吟，大多是误人子弟的垃圾！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张少雄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体制内只培养才，而不培养有独立思辨能力的人，从老庄、孔子到民国大师，中国的学术进步，从来都是由体制外的、有独立思辨能力的自由学者创造，体制内所培养出来的才所写的学术论文或理论书籍，起码百分之九十五是垃圾。”

    最近的金融改革中，西方抛出了个“克强经济学”，被国内传媒奉若神明。所谓“克强经济学”强调结构调整盘活存量资本！局部看这没什么错。但从国家经济整体看，其改革之法不得要领。因为，仅仅强调这个盘活存量资本的结构调整，而看不到从大局化解中国两极分化危机的治本之策，则危机依然会越来越严重。 结构调整停留在高端，虽然避免继续扩张性财政投入增加泡沫与通胀的老路，但落实到基层就是主要给失衡畸变经济体中的企业与资本家输送营养！在既有的企业管理利益分配模式中，劳苦大众增益不多，而且被高房价高物价给抵消了！

    如果忽略了劳资利益分配在产权上的结构重新调整，不能遵循“局部合理差异，多样互补共赢、整体均衡圆满”原则，那么就不能落实到最基础层面，市场生产与市场消费处于割裂状态，违背了天道宇宙科学法则的“动态均衡”模型，经济增长就缺乏强劲持久的后力而走向崩盘！它最多能让行业经济暂时缓解困境。长远而言，不想方设法抓住这次结构调整的机会落实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的调整！任由两极分化继续下去而无能为力，在如今已经消费乏力的情况下，又加上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再好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大半是无用功！

    西方那多拿诺奖的经济学家，可是你看见西方化解过一次经济危机么？从来就没有！为何科斯觉悟后声言西方现有经济学都是飘在空中的理论，与刘某的“天道经济学”思想挑战被西方诩为世界华人经济学家第一的邹恒甫的名文  “基础失衡悖论:西方经济学虚拟的基础”  遥相呼应。为何，那多西方经济学家还是看不到危机的根本！而我们的领导人只能听凭洋人一派胡言祸害民生朝政呢？有人天生是奴才，见不得我一再颠覆了西方学术指出他爹洋人的荒谬。有人不看我的理论是认为我似乎掌握了真理似的，论门太高调，姿态让他们无法仰视，因为他们从来不仰望星空。他们不知道，我不仅掌握了真理，我与生俱来在人间就是澄清荒谬传播真理，中华文化复兴的是宇宙科学  真理  的学问，这对西方局部有效的小聪明证伪之学我没法低调。

    我一再科学论证指出：西方经济学只顾个人利益、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至上，而罔顾社会整体长远利益，因此，对于维护社会整体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价值从来都是抵触的！我看“克强经济学”不要被洋人的美言明捧暗杀所迷惑了，而是要学习民族文化大智慧，学习天道经济学。

    如果习李新政再不抓住历史的机遇，为社会主义增强其义理性基础，切实通过企业产权微调实现“多样互补、整体均衡”的科学圆满的利益分配结构，那么，刘某可以大胆预言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在中国爆发，其后患无穷波及政治危机，严重损害国运，而民族复兴中国梦将成为千古笑话！

    那么，怎么才能打破当前西方主导下的金融秩序，才能避免社会主义中国沉船的厄运呢？

    首先是需要重建金融学术理论，推广基于天道宇宙法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道金融学，（参见刘浩锋著：《经济科学原理》，未出版）抛弃西方这套为金融鳄鱼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掠夺提供土壤的经济学理论。其次，从技术层面上衔接，逐渐转化传统的金融理念与金融秩序，夯实国家经济基础，确保自身强壮有力；三，中国需要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深受亚洲金融危机毒害的泰国等东南亚诸国进行说服，重建亚洲和谐共赢的金融秩序进而延伸全球。四，联盟合力重建“利人利己、互补均衡”道德基础上的金融秩序，对西方金融鳄鱼的国际资金运作进行约束，界定恶意投机倒把炒作的标准与惩处机制，凡是如索罗斯恶意炒作的，一律无条件冻结其资金和采取国际维权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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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经济学启蒙：道德沦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的错？

      答中国青年报《道德沦落不是市场经济的错》一文

    文/  刘浩锋

    前不久，《 中国青年报》（2013年05月15日02版）发表了龙科先生的《道德沦落不是市场经济的错》一文，开篇即说道德沦落不是市场经济的错，最后落脚的证据是西方成熟的市场社会如何好，观点鲜明，从西方经济学的语系范畴而言似乎言之凿凿，但用中华文化的天道普遍法则与辩证思维观照，则发现实乃空中楼阁，视域境界有待提升。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异在哪

    首先，龙科混肴了一个概念，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没有说清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两者有很大的差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追求的资本家局部效益的最大化而罔顾社会整体效益，所以，它总是导致周期经济危机与整体利益最小化的悖论；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时代就说的很清楚，要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富。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开放就算失败了，也等于说搞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也就失败了，是走了邪路。这是18大的精神。中国不能走僵硬的老路，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邪路。从而，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完成西方市场经济的中国本土化问题。用中国文化思维改造西方市场经济学，使之为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服务。问题出在，中国主流的经济学丧失了反省超越的能力。陷入西方经济学的精神笼控之中。身不由己的成为西方文化殖民实现西方利益最大化的棋子。面对中国当今严峻的两极分化现状，它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在颠覆自身的社会主义义理基础。这就是从经济形态上进行和平演变。关键是学理上未能如刘奇葆先生说的，创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而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结果，对西方我们并未吃透，以为在西方留学几年就万事大吉了，可以服务人民了，须不知仅仅是一知半解误国误民，结果就是任人宰割。去年，中科院披露：GDP百分之六十都被外国人拿走了。这是学界的悲剧写照，更是国家之悲剧。泱泱中华岂无人才乎？非也！是有贤才而不用，用局部利益的旧权威压制，既满足自己的一己至上的私欲，又满足西方人的利益需求，他们将民族国家利益当做是空而大的无用说辞。所以，最近习总书记说，“要正确认识和坚定维护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全党全国团结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如果真是贯彻习总书记的要求，处处从大局着想，怎么会有贤士在野而任由满朝不堪大用之人继续误导朝政加速恶化呢？！

    西方市场经济陷入周期经济危机是一双短命破鞋

    其二，脚与鞋的问题。道德是脚，鞋是市场经济。正因为龙科先生没有澄清以上概念，基础性虚拟导致脚与鞋的关系是没有根基的。首先，西方市场经济是鞋子吗？西方人一直没有解决周期两极分化的经济危机问题。是鞋子也是一双短命破鞋。破鞋是哥德尔不完性定理证明的，依赖形式逻辑基本工具建立起来的西方市场经济学体系是“不完备”的。这个破鞋就是不断的坏掉又修补。总是大摇大摆的剧烈晃动。1929年，西方平均十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1929年放纵投机倒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导致了美国经济危机饿死上百万人口，胡佛总统因此下台，罗斯福新政用社会主义手段进行了干预，才出现凯恩斯主义。但此后，西方经济危机并未消停，每年平均8 9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只是，西方经济危机爆发，他们通过殖民扩张来化解内在的危机，用赤裸裸的牺牲他国民族利益来填平西方资本家财阀的贪欲。他们甚至使海盗合法化，灭绝人性的鸦片输出也是正当化。近现代历史，西方通过对东方诸国的收刮掠夺满足西方两极分化的沟壑。龙科先生不看整体只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今的局部现象，缺乏足够的视眼。最近习总书记说“善于观大势、谋大事。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相互联系的，只有眼界非常宽阔，正确认识和积极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和国家面临的大事，才能把握工作主动权，跟上时代前进步伐，推动事业顺利发展。”真是提得非常及时。

    从而，硬要用鞋子比喻西方市场经济，那么这鞋子也是用十年就断底的鞋子。西方人的脚合适尖脚鞋，东方人的脚喜欢圆脚邪。客观上，龙科先生的比喻非常不恰当。因为，东西方民族文化在世俗层面的人性与主流价值设定截然不同，好比是阴阳关系。西方经济政治艺术共同的价值基础是沿用欧洲文艺复兴后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与理性价值，虽然，后现代已经埋葬了这些价值，但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上，依然在艰难支撑。他的根本特征是人性本恶与个人主义。上帝死亡后，个人成为新的上帝。个人理性至上，个人利益最大化至上，个人自由至上，一切围绕利己的价值设置都是合理的。批判主义传统来自于对人性恶的时时防范提醒。既然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损人利己也是可以接受的，这就为狡猾人的投机倒把、骗子的横行、恶人行恶、贪官以权谋私损公利己等都提供了伦理基础。虽然西方国家也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重视集体主义精神，但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主体灵魂。这就是阳中有阴的关系。但很显然，个人主义势单力薄，他们抬出了“平等、自由”。平等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形式平等”，事实上有钱人与穷人从来在政治经济上就缺乏“实质平等”。而自由，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形式自由”，缺乏的是“实质自由”，形式自由是西方御用学者虚拟的；实质自由有赖于精神上的均衡互利道德主义与物质上的共富基础。请问，如果允许狼群的自由，允许房地产官商勾结哄抬房价的自由，哪有人民大众的自由？绝大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大家唯一的自由就是不得不沦为终身房奴，子孙只有被压迫剥削的自由。这样，客观上，它为狼群吞噬羊群提供了伦理基础。所以，中国的道德沦丧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错。中国的前途在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我们恰恰缺乏成熟系统的本土化的市场经济理论。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西方浇灌扶植的复制品。

    而东方的人性与价值设定从夏以前的黄帝尧舜禹，人性本善的，政治讲究的是公天下的圣贤。即使夏朝走向私天下的时代后，皇帝也是以天下为大家庭的大伦理进行经营，它要求君王要爱民如子。歌功颂德传统来自于对人性善的时时肯定与宣扬。但君王失道如夏桀商纣者，必然丢失天下。后世儒家整理为“仁治”，仁是阴阳和合之意，仁治是人人互爱、君臣互爱的政治。唐李世民比喻为“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毛泽东思想将之继承，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因此，它是崇尚集体主义大家庭伦理的。虽然中国也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精神，如庄子以及竹林七贤等。这就是阴中有阳的关系。但集体主义是东方文化的主体灵魂。它推崇的政治价值是公天下的圣贤。科举制度也是以德才兼备为核心，强调孝道与清廉为政，效仿古之圣贤王道。因此，市场经济要实现中国化改造，就必须从价值基础重塑开始。西方经济理性人要置换为道德理性人。西方注重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至上，罔顾他人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陷入周期两极分化的毛病要得到纠错，使之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对立统一起来，才是最科学圆满的。但是，西方学界依赖排斥矛盾关系的形式逻辑工具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西方政治经济文艺周期危机无解，只能任由恶性循环不断。在微观经济学层面，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轼）是局部有效的规则。它的推广运用，恰恰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畸形，陷入两极分化的整体利益最小化悖论。他的缺陷根基形成根由恰恰是依赖局部有效、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形式逻辑工具，它不法胜任复杂性系统的需求。

    客观上，西方文明的困境要求中华文化复兴拓展提升之。因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智慧太极图蕴含的天道辩证逻辑是彻底接纳矛盾、普遍有效的工具，它符合复杂性系统，能够对立统一，实现多样互补、整体均衡的共赢圆满格局。从而，西方市场经济的中国化，本质上是需要天道逻辑对之进行系统的梳理与重建。天道经济学即是对西方经济学的颠覆与重建，也是拓展与提升。

    那么，人性的本源是什么？依据太极图原理，人性的本源是圆满的天性，西方称神性，印度称佛性法性，实质乃生命之光性。中华文化追求天人合一，就是追求在此岸世界的人性回归到光明的天性。因为宇宙一切众生最终都会走向消亡。量子力学证明，一切正反物质相遇湮灭为光。一切又从光那里产生。一切回归于光。这光的物理与数学表征都是0。它是超越善恶的大圆满之性。0还是真理的数学表达。不需要任何假设，它蕴含着普遍有效的宇宙科学“球容积圆面积最大”。无论政治权力还是经济资源配置要最大化就是要符合这个真理。符合了这个真理就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畸形失衡与系统崩盘。有人误以为1+1=2是真理，这是有条件的。它只能机械反应静止的事物关系。男女结婚生了十个小孩，社会学运算的结果是12。它不能和事实一一对应。解决了人性的基础问题，那么人性的善恶问题是辩证统一的。不知恶焉知善，不知善焉知恶呢？所以老子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善恶互相转化。只有大圆满的格局才是超越善恶的。宇宙大作一人，无善无恶矣。佛教《华严经》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学佛的基础首先是皈依诸佛发菩提心，这菩提心就是大圆满心，是实现“天人合一”的道心，它的数学基础是同心圆同构，无穷集合一一对应，证明它是宇宙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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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天道辩证逻辑可以成功实现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与集体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综合圆满。集体只有建立在个人联合基础上才是真正的集体；个人只有依赖于集体才是真正的个人。个人即是个体的，也是家庭社会的，更是宇宙的。每个集体都是更高层阶的个体。每个个体都蕴含着更小层阶的集体。传统社会主义的缺陷是集体主义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至上忽略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资本主义的缺陷是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至上忽略了集体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运用中华文化复兴的理论成果“天道辩证逻辑工具”，完成他们的差异互补、整体均衡的综合统一。这样的文明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满足真理标准的、最圆满的真正普世文明。

    从而，天道经济学提出：要实现共富目标，首先在于要共产。共产不是传统忽略了个体意义与资本家利益的实质官有官产，而是建立在个体产权遵循“合理差异互补，整体均衡圆满”原理上的联合，实现资本家与劳工利益、少数人与多数人利益、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远的综合结构共赢模式，也就是邓小平说的，社会没有极富极贫，日子普遍好过。这就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法论与逻辑工具。国有企业凡是转制的要遵循这个原理才能避免两极分化的格局，才是真正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巩固社会主义义理基础的，才能真正实践捍卫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引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中国梦。

    流动性陷阱与国务院对策凸显亟待加强应对能力

    三，谈一下中国最近爆发的流动性陷阱与国务院对策凸显亟待加强应对能力。胡总书记曾在纪念中国**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党执政兴国面临 “四大危险”，其一叫“能力不足的危险”。李克强总理领导的国务院智囊现在可能正遭遇这种状况。银行闹钱荒，证明什么呢？证明以往国有银行一直是中央银行维系。虽然漏洞重重，贪腐重重。但只要中央银行不崩溃消失，再发N次次贷危机，西方也是很难搬倒中国的。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国企与国家金融在作为中坚力量。只有私有化的企业才会像墙头草一样，一见国际金融波澜就心惊肉跳的变异，始终是以自己狭隘的利益至上而做出行动。所以，中国绝对不能搞彻底私有化。一旦彻底私有化，中国的财阀无法跟西方共济会抗衡，只能做附庸，连同党国与民族命运做陪嫁。

    资本主义的美联储是家族银行控股，但社会主义是国家银行，全民银行。工行突然闹钱荒恐怕是一种带有政治目的“做作”。目的，无非是让海外共济会财团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金融，同时，让国内贪腐财团合法进入金融领域，是一种变相洗钱也是一种彻底从经济基础上动摇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历史与现实中的银行都具有嫌贫爱富的品质，它为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客观上加速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与分配结构已经处于两极分化走向大危机爆发的临界点了。李克强的作法不管是否认识到危机的可能，但客观上是给财阀提供更安全的掏空中国经济的途径。因此，工行钱荒是一种政治作秀。它仅仅是制造一个口食，要让大规模的不义之财强势进入金融系统。所谓盘活“货币存量”是一个看似能站立的学术理由，但经不住推敲的。存量货币在少数人手里控制，他们的盘活在短期内有利于缓解问题，但长远依然会加剧国家危机，只是等到那时，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得不变颜色了。

    所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让民间的钱，成为金融一部分。有人统计出，5月13日到6月19日，短短38天时间内李克强三度提及激活货币存量。既然是让民间的钱，国务院应该合理引导广大民众集资进入实现真正的共产股权制度。要避免传统改制中的只有少数人控股助推两极分化的方式。如果只是少数人参与金融机构重组，那么，可以肯定这些所谓少数人和真正的草根民间没有丁点关系。李克强要盘活存量货币思路是对的。但贯彻方针的具体做法违背了科学发展观。因为，他这样做只有利于少数人进入金融重组，这些少数财团最后是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利益最大化者，而广大人民依然被这些嫌贫爱富的金融机构所奴役驱使，不利于国家经济整体与长远的健康发展。这是与18大精神追求共富路线是相违背的。因此，我要在这里郑重指出来，以提供给国务院作出修正。与此类似的，包括前一阵的铁路改革，“形成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支线铁路、城际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所有权、经营权率先向社会资本开放，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既有干线铁路。”如果我们不摆脱由少数人去支配股权收益的旧的民营化方式，那么，它与社会主义追求共富的目标格格不入，而是使之方便的掌控公共资源为个人谋取暴利，这种做法总是加速社会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是违背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追求共富的经济决策。

    为何会作出这种思路呢？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李克强以及诸多自由派经济学们既有的思维惯性所形成的。与他们的人格与立场无关。要说，是近代至今乃至是500年来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结果。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缺乏了反省创新能力。按照西方的逻辑与价值认知，腐败有利于加速转制私有化。那个著名的曹破产不是大言“人间正道私有化”，不惜鼓励腐败么？为腐败的伦理张目真是千古奇谈。但他们是西方文化殖民的受害者，沦为西方学术复制品的代价。由此，他们基本的逻辑分析工具与思维方式、价值认知已经被熏染定型了。而此时，如果左派朋友看不到这个层面，总是与右派死死对抗，国内政治处于严重的派性斗争，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彻底中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诡计了。民族内耗渔翁得利者是谁？初中生都知道违法广告。所以，我希望右派朋友早日觉醒，更期待左派朋友能够从这个高度上看待，大家要和气相处，团结一致共同寻找对策才是摆脱西方陷阱的共赢道路。

    那么，怎么样的金融与铁路改革才能避免加速两极分化格局，推动存量货币的流动，又有利于广大人民的福利，实现共富呢？这就需要复兴天道文化，理解太极图原理所蕴含的本体论、方法论、逻辑论、价值论、生命论的五位一体。运用普遍有效的辩证逻辑工具，这一民族与时俱进发展的逻辑工具，以及“合理差异互补、整体均衡圆满”的综合方法论重建经济学体系。资源配置只有满足了普遍有效的“球容积圆面积最大原理”，才能实现个体利益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与集体利益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辩证统一，达至真正的共赢圆满。

    对于中国经济现在处于的悖论状态。传统的逻辑思维方式已经无法化解。这个完全可以从数理上获得证明。形式逻辑一旦遭遇悖论，它只有不断扩大系统范畴，这个过程并不是真正化解矛盾，而是扩延了矛盾放大了矛盾，使之在更大系统更高层面更深层次出现尖锐的矛盾。这种思维方式，导致西方政治与经济、文艺都是对外扩张的殖民，并导致世界大战。从物质土地殖民到鸦片商品殖民到文化殖民，从硬件到软件不断输出，从控制土地掠夺到控制产业掠夺到控制进入掠夺到控制心脑掠夺，掠夺的范围越来越深广，越来越惊心动魄。

    所以，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现在遭遇了一个悖论困境。他与他的老师以及智囊群体就其知识结构而言，已经丧失了化解危机的能力亟待从民族文化中认识真理普遍法则拓展提升之。不给银行输血吧，流动性陷阱爆发，会引导金融危机、股市危机，进而威胁到实体经济，导致社会动荡与政治动荡，立即休克。继续输血吧，银行的投资行为继续加大两极分化的蔓延，是饮鸩止渴；李克强最近坦承：“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刺激空间已不大。”那么，这种危机处理不好，不可避免的会如期降临。然而，中国有多少媒体人士是清醒的呢？大多被洗脑了，清醒者极为罕见。

    流动性匮乏折射很多人大政协企业家代表不爱国只爱钱

    四，谈一下流动性如何匮乏的问题。资本主义理性灌输给人们只顾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念头，通过各种方式捞到钱的人们从来不会去想民族国家利益这些被时代贬为“空而大”的价值了，这也是西方后现代文化对一切传统中心价值的解构嘲弄造成的社会心理在个体内心的反应。虽然他们在媒体面前往往表现的比谁都积极，慈善公益也不少做，鳄鱼的眼泪也经常挥洒，政协人大的位置占据了不少，但他们并不真正爱国，所以有人披露了政协委员76.77%、人大代表57.47%都有外国护照或绿卡。有数据显示，80%以上厅局级干部拥有外国护照。2010年立案的外逃贪官转移金额为2378.2亿人民币。中国的权利和财富大部分为外国所有。而进入体制他们也只是为了更好的追利，官方则为了笼络人心维护稳定暂时的一团和气的大好局面。须不知，官方的作法为他们的不爱国作为提供了保护伞与便利。而他们心理的红旗早已倒下。

    中国现在的富人的财富大多数都是西方经济学、管理学诱导创造的不义之财。一个最为隐秘的是“投资隐性公开掠夺”。静态设置自然资源、精神资源、原材料与工薪价格，一次性投资置换对他人资源、精神资源、公共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的长期与终身的占有，导致财富在少数人手里迅速聚集，出现垄断经济，财富配置整体分化，社会畸形长出肿瘤。

    再就是，去看看各个大学的MBA课程与各种琳琅满目的总裁培训部，乱七八糟的金融课程，还有什么长江商学院，教授传授给学生的就是如何规避现有的规则牟利，如何逃税如何玩弄资本，如何上市圈钱，总之，就是如何创造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乃至如何制造陷阱使人学坏。而他们是西方经济学权威，他们是中国经济改革秩序的参与者，他们的话语权和实际发生的经济政策存在天然的关系。你看看国务院各个智囊机构都是有何独创学术成果的人，基本上是西方的传声筒而已，看看他们的知识结构就一目了然。

    看看今天绑架中国经济的价格虚高的房地产与黑幕重重的股市。多少人被房市所奴役？收入不是大多给了房贷就是白卷交给了股市。房地产与股市都是资本大鳄的吸金器，它们源源不断的将底层大众辛苦挣的资本不断吸入自己的腰包。只有极少数在这种博弈中投机取巧能够获得创造自己的天地。然后呢，依靠地产股市以及能源矿产大发特发的人们吸聚了足够多的资源就移民海外，并将资产转移海外，一些人又以外资身份转投国内，一般通过在瑞士银行设立基本账户，然后在本土设立内资公司一般账户，又回国投资。大部分税收不再国内。国内泛滥的金融理财国际投资，大多是给贪官污吏洗钱转账，通过建立一对一的服务关系，往往将大额的资金以购买人寿保险的方式，将钱保值。往往一个十几万、几十万的保险，可以花上几百万、几千万、上亿购买。然后他们可以拿这些在海外进行各种投资。即使东窗事发，投入保险公司的钱是受法律保护无法追还的。贪官出狱后依然是富翁。正是这种公司、地下钱庄的运作，将巨额的资金转给了海外，形成流动性萎缩。国内这种公司很多，国务院对这种机构熟视无睹乎？从而，盘活存量货币的美好愿景也可能是变成真实的噱头而已。希望李克强总理以及智囊们真正完整把握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文化的自性危机所在，从中华文化复兴的诸多理论成果中找到引领自己提升的智慧，从而胜利超越。否则，李克强总理的作为只能沿着西方人预设路线越滑越深，给后人与民族留下深重的耻辱！最后，迫使社会主义不得不改变颜色，掉入和平演变的历史悲剧。这与18大中央精神，以及习总书记一心救党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格格不入的。

    期待李克强总理与国务院诸智囊先生们猛然觉醒，始终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中坚，协调均衡发展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推动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和谐互补的可持续发展！

    2013年6月26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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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我不敢说中国资本项目管制是为贪污，但无疑养着一群人

    最近几位朋友问中国应否放开资本项目，说一些北京学者有保留。管制资本项目是外汇管制的一个重点，二十五年前弗里德曼和我就力促北京放开，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放呢？

    资本项目（capital account，翻为「账目」可能较恰当）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项目（又称经常项目，包括物品与服务的进出口）之外的账目，主要是资金的进出口。国际收支平衡表看似湛深，其实全部可从物品与服务的角度看，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发表《从权利角度看国际收支平衡表》，解释清楚了。那是没有什么深度的自欺欺人的学问，同学们可在网上找到那篇写得真相大白的文章。

    朋友问资本项目应否放开，是问中国应否让资金自由进出口。我的第一层违法广告是浅的：如果中国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项目不放开冇得搞。为何如此浅得不用解释，但重要的是事实：古往今来凡是有点眉目的国际金融中心必定放开资本项目，即是必定容许资金自由进出口。

    若问：如果放开资本项目，中国的资金外流会增加吗？违法广告是：当然会。但资金进口也会增加。一负一正，哪方较大要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会怎样变，事前难以猜测，因为牵涉到几个弹性系数。

    再问：中国放开资本项目，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会大幅上升吗？违法广告是：不会，因为投资设厂的进口资金有好一部分已经有容许撤出的安排。

    再问：外资到中国买楼、买股票及做小生意会否大幅增加？违法广告是：会，但有多大很难估计，因为这些事项现有的途径五花八门，我没有调查过，但听也听得天旋地转了。放开资本项目会清除这些门路，方便了无知、小胆的老外，而什么地下钱庄的生意会受损，但不会关门。为什么钱庄不会关门是老人家的秘密。

    最后问：放开资本账目会增加资金外流，是会大幅地增加这外流吗？违法广告是：不会，因为大量的资金外流早就出现了。大约六年前，美国公布的中国资金进口数字远比北京公布的资金出口美国的数字为大，而跟着源自神州的资金把加拿大的房价炒到天上去，主要是豪宅；再跟着是炒起美国旧金山及纽约的物业，也主要是豪宅。这些为数不菲的资金外流要讲门路，或是要讲关系。没有关系的穷人当然不易搞，但穷人根本没有钱，跟他们说什么资本项目是跟夏虫语冰。

    一九九六年在某会议上我随意讲了二十分钟关于贪污的话，被录了音，翻成文稿，弗里德曼读后频呼精彩，但问：你怎可以证实你的贪污理论是对的呢？该稿发表时题为《一个简单的贪污一般理论》。该理论说：没有管制不会有贪污，而管制是为了方便贪污才出现，也是为了维护贪污的持续而持续的。我举诸多实例，皆过瘾，所以该短文可读，而其中令行家朋友拍案的是中国禁止恐龙蛋出口的例子。

    我不敢说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管制是为了方便贪污，但可以肯定：这管制增加了不少投资者的麻烦，而增加了的手续或门路程序无疑是养着一群人。放开资本项目，让资金自由进出，会养着另一群人。哪一群比较大，收入比较多，也牵涉到几个不同的弹性系数，无从估计。然而，这放开换来的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办得其法对国家的整体贡献是非常庞大的。

    经济学可以有湛深的话题，也可以因为某些人的利益而被故弄玄虚。二者不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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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与革大师的主张，关联到对国际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更核心的认识问题。
国际经济学原则上是一门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学科。
但是，当面对现实问题时，宏观经济学及派生出来的经济政策学还要不要？如果不认为有国家存在，国民经济概念也不成立，微观经济学足已，全部金融，实体经济都完全开放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样才能激发出最大的经济活力。
传统的经济学中，经济运行中的国家这个概念并不被抛弃，新古典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自由主义者）都没有抛弃国家这个概念，对无边际的国际化进行了批驳，强调了经济运行与企业经营的区别。其实，完全资本项目的开放，实质上就是把经济运行变成企业经营了。
我们该重实体经济，还是重金融那？
自国货币后面挂美元为称呼的地区或国家，都是有明确道路选择的违法广告。新加坡等小国就是如此，他们就是重金融（重商思想的来源，建金融中心）。也可以看到史密斯，凯恩斯的故乡英国人却保守地守住英镑，不愿意同欧元合并。其实，就是为了保住英国经济的独立运行。
况且，从内生角度看，传统上长三角的城市都是依靠内生成长的，当下，政府主导，投资为主的城市真的会有生命力吗？但也不是光通过利息自由化，资源合理分配就能救活他们的。
我想，全世界90%的经济学家会更看重实体经济，认为实体比金融更重要一些的。
不赞成学香港，新加坡，并不是反对改革，能运用正常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把国家正常化那是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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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研究范式(讨论稿)*

李 健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433)　



　　内容提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范畴和研究目的决定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非常广泛。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一直变化着，并将继续变化、深化和扩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一直变化并将继续变化。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普适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经济学教育急待改革和优化。

　　关键词：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 研究范畴 研究范式


一、问题背景

　　近年来，现代经济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实际上都遭受到了一些质疑。 [①] 田国强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以下简称《分析框架》）一文，该文更完整的版本实际上在2004年末即在网上广泛传播，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反响。钱颖一（2002）、许成纲（2002）、林毅夫（2001，2005）等的相关文献也高屋建瓴，对国内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有非常大的促进，影响深远。另外，樊刚（1995）、崔之元（1995）、张曙光（1996）、汪丁丁（2001）、陆懋祖(2004)、陈平（2005）、余斌（2004,2005）、刘国光（2005）、邹恒甫（2004,2005）、雷鼎鸣（2005）、张五常（2005）、陈志武（2005,2006）等学者均对相关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两方面都事实上形成了某种交锋。毫无疑问，对相关问题做足够的清理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我们难以知道自己在究竟哪个层面上分析问题、讨论问题，难免盲人摸象，同时对研究范式的使用也会大受束缚。由于所涉问题意义重大，尤其是过去一年多来的热烈争论显示出相关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明晰，因此本文不揣冒昧，就相关问题再做进一步的商榷和辨析，抛砖引玉，供学界批评和参考。

　　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涉猎领域广泛，问题层次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层面，子学科众多。经济学特定的研究内容、研究范畴和研究目的，对应着现有分析技术条件下特定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适宜性以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亚领域”以及“亚亚领域”通常对应着不同的研究内容和不同的研究目的，它们需要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与之适应和匹配。科学史和现代科学哲学告诉我们，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是为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服务，而不是相反。因此，在讨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先讨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二、关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经济学。学界对于经济学（研究）如何界定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是“范畴派”，即研究某些特定问题才是经济学；另外一种是“范式派”，即以一系列特定的术语用一些特定的方法研究问题才算是经济学（雷鼎鸣,2005）。分析起来，这两种界定方式都有失偏颇。但如果一定要在这两者之中挑选一个，“范畴派”或许更合适一些，因为纵观经济学两三百年的发展史，当初研究的问题今天大多可以依然继续研究，虽然有向纵深发展，变化相对并不大，但是研究范式却是斗转星移，变化极大，若以此为判据，大概每过二三十年就得修订一回经济学的定义，学科定义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将因此荡然无存。经济学这种“研究范畴相对稳定”、“研究范式变换不定”的演进特点相信未来一百年也将依然如此。

　　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同样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马歇尔（1890）在其巨著《经济学原理》中这样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曼昆（2004）在其《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高度肯定马歇尔将经济学界定为“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同时他更简明地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界定为“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曼昆这种界定与萨缪尔森在其第十七版《经济学》教科书反复修改后的界定非常相近。萨缪尔森（2003）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

　　可以明确的是，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内容的确切界限，学术界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今后也不可能有完全统一的认定。上述三种界定应该是目前经济学界的主流界定，但事实上它们都存在瑕疵和不足。例如，马歇尔强调经济学是“研究人的学问”、“研究人类行为的动机”意义重大，在微观层面的外延宽度相对不错，但未做特指，这种界定难与同样也会研究“人”以及“人的动机”的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更严格、更具包容力和针对性的说法至少可以进化为“经济学是研究主体为获得更大效用满足的行为（以及行为对象）的运行规律的学问”。

　　强调经济学要研究“行为的动机”也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学对人的动机以至行为的研究与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有何区别？更确切地说，在诸多相关问题上经济学与它们的出发点、分界线以及着重点有什么区别？现代经济学有相当多的内容属于对特定主体在特定心理结构支配下的行为表象的研究。市场里的货币（数量、运行速度和路径等）、价格、商品数量以及其他特定形式的契约达成和实施等，都是社会行为表象中的一些特例和局部表象，它们都包含于社会总体的行为表象。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更象是一门行为科学而非心理科学 [②] ，虽然它必然基础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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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对于“主体行为的对象”的研究有时候会过度专注，以至到只见“物”难见“人”的地步。但作为经济学，它所研究的诸多的“物”（包括信息）的背后必须或明或暗地有人与之关联，经济学这种对“连接着人的物”的研究由此区别于物理学或化学那样的纯粹的对物的研究。

　　更进一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触角实际已经不局限于个体的人以及人类社会群体。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已经延伸到了动物界其他物种，尤其是高等动物。并且相关研究发现，由于各种动物特殊的“偏好”、“有限理性”以及“自利性抉择”，各种动物的（经济）行为表象非常有趣，有些高等动物（如猿猴）的某些经济行为特征甚至与人类非常接近。总之，现代经济学完全有能力对猿猴、大象、狼、海豚、鲸鱼等动物个体或群体进行毫不牵强的经济学分析，其中包括对动物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制度和契约的经济学分析。这些“动物经济学”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甚至可以一定程度地帮助我们克服诸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知盲点。

　　萨缪尔森和曼昆的界定特别强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由于社会至少是二人以上的多主体系统，所以此类界定均存在瑕疵。经济学不单研究（人类以至动物）社会，也研究单独的个体  理想的单人系统中的鲁滨逊行为（例如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在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实际都在不同时候处于程度不同的鲁滨逊状态并伴随有各种鲁滨逊行为。显然，萨缪尔森及曼昆的界定社会性太强而个体性不足。另外，他们的界定很大程度是“资源配置”式的，虽然这种界定已经可以允许从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往外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但它局限在“资源配置”这一并不具有普遍包容力的视角使得一些经济学研究的归属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例如，有些宏观经济学问题与“人类一般生活事务”以及“如何管理稀缺资源”的联系相对间接而遥远，如研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甚至是“汇率或利率变动对一国不同主体有怎样的影响”这样相对远离“人类一般生活事务”或“如何管理稀缺资源”的经济学问题，此外也包括诸如对战争、复仇、宗教等相对特殊的活动的经济学分析，等等，不胜枚举。萨缪尔森《经济学》更早期版本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则强调经济学是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这类界定无疑更为狭隘。显然，经济学不单研究市场经济系统，也研究而研究非市场经济系统  完全的计划系统。当然，在理论上，如果将市场界定为特定环境中或将发生缔约或制度形成活动的主体群，并将制度与契约之间总难以合理界定的分界拆除，完全计划系统转变为千姿百态的广义市场系统的一个特例。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学界通常习惯把（狭义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地并列。

　　顺带指出，“马歇尔界定”特别强调经济学“主要”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这个“主要”虽然或许值得商榷，但强调经济学要研究“行为的动机”意义重大。过去一百余年中（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各种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以及神经学、精神病学）长足发展，并在广泛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趋势就是研究人的一切活动。人类一切活动背后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心理以至行为。但实际情况是经济学对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并不充分。经济学急待提升其研究对象  “经济人”的偏好函数和行为特征的真实度。丹尼尔·卡尼曼因为把心理学有效研究结合到经济学中进而将不确定条件下的人们的感受、偏好和决策问题向前推了一步，弗农·史密斯因为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经验经济分析方面的杰出表现，二人分享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加里·贝克尔因为对人类一般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方面的特殊贡献而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行为经济学（尤其是行为金融学）近年来有长足发展态势。这些都是难得的转变。

　　但在绝大多数时候，效用函数（或更表象的偏好函数）对于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实际上都依然是“深度的灰箱”，因此对个体真实效用函数（或更表象的偏好函数）特征的探密性研究本身意义重大，它是经济研究最直接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以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两位研究者所关注的不确定性问题为例，不确定性是个体在现实抉择活动中普遍面临的问题，确定是不确定的特例  主观概率极高的不确定，确定非常稀罕，不确定遍地皆是，但个体面对不确定性事件（例如收入流）到底如何反应，效用几何，在形形色色的不确定与确定之间到底如何偏好，是极端的难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许多经济学问题（尤其是金融学领域），属于基石性难题。毫无疑问，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函数只是一种无奈的假定，它直接基础于独立性公理的成立，但是“对不确定的偏好次序与既有资产状况无关”的独立性公理远离真实是显而易见的，破坏性反例俯首皆是。该问题的较好解决还有无数艰巨的工作要做。可以肯定地说，该问题的较好解决一定还对应着一次甚至几次经济学诺奖。这种对真实的效用函数或偏好函数的探密性研究理所当然地归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这一领域的研究甚至可以包括过去几年兴起的、以奚恺元等为重要推进者的幸福经济学（Hedonomics）。此外，国内汪丁丁等学者近年来强调经济学对神经 [③] 和精神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人不单是“物质的人”，更是“精神的人”。宗教以及精神的修炼可以理解为对主体效用函数和偏好函数的修炼和优化。现实中的个体效用函数、“自以为是的效用函数”、偏好函数以至目标函数都可能随时间而变化。效用函数或偏好函数的改变也可以导致效用的显著增进或衰减。经济学对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极其欠缺。

　　对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狭隘理解，导致一些人针对经济学对人类一切行为和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做“经济学帝国主义”指责。这种指责不仅来自经济学以外，也来自一些固执地认为经济学研究对象仅局限于诸如商品和市场等范畴的经济学人。但是，这些指责无力阻挡现代经济学对几乎所有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进行以坚实逻辑基础为支持的剖析。事实上，这也正是过去几十年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田国强在《分析框架》中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并如何权衡取舍选择的学问。”这种不提“社会”且宏观和微观兼顾的界定方式规避了曼昆界定和萨缪尔森界定不能针对鲁滨逊经济的瑕疵，但它依然把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局限于人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的严格划分标准，究竟什么是“经济现象”和“非经济现象”的严格划分标准，又将成为一个新的、很容易引起争议并且难有一致认同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个体所有的有意行为以及潜意识的习惯性行为 [④] 均属于经济行为，因为这些行为都是主体为达到、实现和满足各种有意无意的目的，进而获得效用满足。这就是说，人类（以至动物）一切个体行为（其中也夹杂一些无意识行为）、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现象都属于广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小到衣、食、住、行、性、爱情、婚姻、家庭、学习、工作、娱乐、购物、投资等一般行为，大到公共抉择、政治、战争、复仇、行善、审美、哲学思考、宗教等一切活动，这些行为和现象皆可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不存在“非经济行为”或“非经济现象”。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有较充分的理由和合理性。这也是过去几十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变得如此庞大复杂的重要原因。回头而观之，前述“马歇尔界定”还存在另一瑕疵：对“非一般生活事务”既缺乏明确性，也缺乏针对性。

　　另外，《分析框架》一文的界定还高明于前述诸多界定的一点是，它强调经济学也研究“（行为）现象”，因此更具包容力。如前文所述，马歇尔、萨缪尔森和曼昆的界定相对比较偏微观，并且对某些社会现象也缺乏足够而直接的包容，狭隘性和局限性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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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观现代经济学的主体部分会发现，以价格理论为主体和主源的微观理论以至各个方向上的局部膨胀和延伸，以及凯恩斯所开创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它们所覆盖的人类行为是有限的。安德鲁·肖特（1981）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价格理论（货币金融理论与之紧密相关）一直被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在研究和讲授，但是价格类契约仅仅只是万千类契约(制度)中的一类，价格理论因此实际只是制度与契约理论的局部理论。罗纳德·科斯等学者也持相近观点，即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仅仅只是制度与契约理论的一个局部理论，而不是相反。此外，还有大量的非契约类行为也毫不牵强地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例如完全可以对违法、犯罪、军事和战争等行为和现象进行有效的经济学分析。

　　总之，虽然过去几十年至今现代经济学正在如宇宙大爆炸一样向各个可能的方向飞速突进，但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学术无禁区。只要是人的行为，以及与人的行为和苦乐紧密相关的问题，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经济学莫不可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辨析并非奢望确切给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内容（虽然或许可以做到更确切），而是希望明确，它远比我们通常所以为的大得多，丰富得多，并且经济学（以及其他任何学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它们因诸多的原因历史地变化着，难因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可以做的工作只是预测、顺应和推进。

三、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目的

　　人的有意行为自然意味着有特定目的。经济分析的目的因人、因研究内容、因研究背景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经济学研究也可以没有特别目的，研究人的行为和各种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如此本身就是目的，即所谓“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或曰“经验研究”  研究“真实世界究竟是怎样运行的（以及为什么是那样运行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一些人以为实证分析就一定得是数学化、模型化，没有数学或形式化模型就一定是“非实证”的，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数学化、模型化等与实证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可以完全是建立在一系列与现实极端背离的假定之上的逻辑推演，这不但不是实证，而恰恰是“非实证”；反之，没有任何数学或形式化模型的研究，也可以实证性非常强，因为它可能正是在分析和研究“真实世界究竟是怎样运行的（以及为什么是那样运行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相对应。实证分析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相关关系必须经过谨慎而充分的逻辑检查才可上升为因果关系。此外，经济学总有许多重要的因素无法被数量化处理。

　　另一类研究则（或）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带有诸多的目的，这些目的可能是希望在不破坏既有制度和契约框架前提下研究如何采取最佳的策略和行动（其中包含合作博弈）；也可能是在既有的制度和契约要破坏的前提下研究如何非暴力地促成制度（契约）以某种方式生成某种新型态，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用满足；还可能是研究在特定的条件下，主体如何采取包括偷盗、抢劫和战争等一切非契约化行为在内的诸多策略和行为，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用满足（其中包含非合作博弈）。第一类并不涉及到“给出新的制度或契约”问题；第三类则可能是完全的非市场化、非契约化行为。但经济学并非不能分析它们。因此，田国强《分析框架》一文所强调的包括给出制度安排在内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在这里并不完全适用， [⑤] 《分析框架》一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更大程度上是机制设计领域（即第二类研究）的常用分析范式，虽然它占有相当的比重（一般政策研究以及管理咨询方案的设计等这类大量的“形而下”的研究活动均属此列）。当然，以上三类经济分析一般都需要尽可能充分的实证分析作为研究之基础。

　　对某些中观问题或宏观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分为对将要分析的对象（个体、环境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做或现实或理论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的逻辑演绎以及对分析结果或许有的经验验证等三个方面，第三方面工作的实证性最强，它必然包括对第一方面内容以及推演结果的综合实证，由此验证的逻辑推导工作的正确性，或者检验模型或许存在的漏洞。但这并不是说，一次经济学研究一定要上述三方面都具备才完整（能够作到当然最好）。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分工已经非常细密，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篇经济学论文可能仅就某一特定问题侧重第一、第二两部分做研究，也可能只有第三部分  纯粹实证检验，还可能仅为第一部分做准备工作，例如仅对现实的主体（对待特定风险的真实态度或“消费-储蓄”抉择）和诸多主体性组织（如企业或家庭）究竟如何运行做研究。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常见形态，不必苛求面面俱到，但须有足够清楚的交代  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层面的工作。有的研究甚至将这三方面的工作揉在一起进行，夹叙夹议，难分彼此，这种分析范式并非不可，但往往不容易被检验和讨论，复杂问题尤其如此。

　　另外，有人认为，经济学不研究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应该怎样行为”这类规范性问题。这是错误的。规范研究是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内容。重要的是规范研究必须要有特定的规范标准，没有标准则无所谓规范。规范标准的产生是外生的，任意给定的，不必有什么道理或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基于自利和最大效用的策略及行为分析，甚至也可以被认为是特殊的规范分析，此时规范的标准就是效用函数或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规范分析并不排斥数学化、模型化、理论化。同时顺带澄清，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也并非互补地并列，既存在“既非实证又非规范”的经济分析，也存在建立在大量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规范经济分析。

　　举例而言，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关于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怎样地研究怎样的经济学问题一直有争论。其实，从某种角度讲，这很大程度不应该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术问题来讨论，它更主要是一个现实的公共选择问题（公共财政支出问题）  纳税人提供的经费在经济学教学科研领域应该如何支出，如何“导向”。显然，不同的规范标准，衍生出来的政策方向可能会大相径庭。如果以国际上目前本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准为规范之标尺，违法广告是显见的；如果以国家（尤其是执政党）主导意识形态（实际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为据，又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如果两者存在冲突，究竟以谁为现实的规范标尺呢？即便强调国家意识形态，这一工作究竟是放在执政党的党校完成还是放在一般大学里完成？即便是在一般大学，究竟是放在政治思想课上完成还是放在的经济学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完成？这些问题，值得纳税人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公民慎重考虑的。总之，相关问题需要通过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公共问题解决逻辑来解决，而不是其他途径或方式。而如果是在国内学术界这个松散的俱乐部中以国际上目前本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准为规范之标尺讨论该问题，也应该逐步分解和明晰一系列的“子标尺”，否则讨论依然难有成效。至于学者在“学术自由”范围内的自主选择，则是个人权利，他人所无权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