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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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现代经济学的范式与方法

　　特定的经济学问题所对应的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决定着应该使用怎样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才相对更合适，更有效。前者是目的，是“主”；后者是工具，是“客”。

　　“范式”（Paradigme）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后被各个学科广泛使用，虽然并没有一致而确切的定义，但大体上是指在某一具体科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比较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研究者群体所大致认同并经常使用的（科学）观念、理论基础、理论出发点（假定）、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的综合，尤其侧重于一系列常用的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因此，严格说来，研究方法包含于研究范式。作为科学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者，库恩认为，科学其实无所谓真理，科学革命主要表现为范式的转换，范式就如同衣服，合适就穿，什么合适穿什么，不再合适就换，不必一直固守。库恩的“范式”思想和科学史观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均有非常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库恩的历史主义范式观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物理学）还可以有些争议的话，在经济学领域则具有极好的针对性。纵观经济学两三百年的发展史，甚至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有效的研究范式，相反，每一次研究范式的扬弃都是经济学的革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五十年、一百年，经济学的发展将会依然如此演进。

　　以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例，从最开始的总量分析、个量分析、均量分析到边际分析，从局部均衡分析到一般均衡分析，以及后来的计量分析、博弈分析，每一次更替和扬弃都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次革命，同时自然也对应着经济学本身的一场革命。这里的扬弃不是说完全的抛弃，而是对某一些问题有了比以往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在今天，总量分析、均量分析、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分析等依然在使用，并且相信再过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依然如此。而借鉴物理学、生物学、气象学等诸多学科的分析工具研究某些经济学问题，有时候也可能效果奇佳。例如，借用复杂科学中的相关分析工具（如“混沌”）研究诸如金融市场这类复杂巨系统的某些问题，可能远比通常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包括博弈分析）更为有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这类似乎特别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讥为异端并排斥之。

　　在实证研究领域，计量分析在过去几十年中长足发展，各种计量方法非常丰富，获得经济学诺奖无数。但英文“Econometrics” [⑥] 更合适的中文翻译应该是“经济计量学”而非“计量经济学”。即Econometrics主要是一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方法，而非经济学理论。计量技术之于经济学，类似CT技术或核磁共振技术之于医学，它们都只是提供了一种更加有力的实证手段，即使做得再漂亮，它们与全面综合的诊断以至“开药方”还是有相当的质的差别。

　　综观田国强《分析框架》全文，它很大程度上在试图给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但如前文所述，《分析框架》提出的研究范式，更多地是机制设计理论领域的研究范式。机制设计理论以及制度分析可以理解为对价格理论（包括局部均衡分析以及一般均衡分析）的扩展，即前者包容后者，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意义上说，田国强的五段论对以往的主流经济学的大多数问题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科斯等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指微观部分），但对于许多宏观问题，以及前述对真实效用函数和偏好函数本身的研究等，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力，这是自然的，因为从来就不存在并且估计也永远不可能存在针对一切经济学问题皆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关于这一点，一个直观的理解可以类比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从微观、超微观到中观、宏观以至宇观，各个领域（如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医学、生物学等）问题相差极大，研究范式千奇百怪，我们怎么能够奢望用一种研究范式解决一切问题呢？简单以气象学为例，其重要的微观基础自然离不开分子、原子、电子的运动，但是如果局限于研究分子、原子、电子的运动规律的工具和方法，则很难把握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气象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多人系统甚至人口庞大的国家或社会的科学，问题也从微观到中观、宏观，各个层面，也有无数的领域，我们又怎么能够奢望找到一种研究范式有效针对一切问题呢？

　　另外，库恩在晚年特别强调“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⑦] ，并认为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范式”。不可通约是指对于同一研究对象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系或范式之间不可互译，不可比较。库恩认为，“不可通约性必定是科学知识的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革命的观点中的重要因素。”这也即是说，在经济学这样研究内容极端庞杂、问题层次多样化的学科内，各个子学科领域实际上都会有自己的体系和研究范式，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经济学这个包含宏观问题、中观问题、微观问题的超大领域中追求完全的通约，只要各种特定的“微分析范式”合适于特定领域和特定问题就好，尤其不应为了维持既有理论体系的相对完整和高通约性而扼杀“异端”，不容许一些领域研究范式的单兵独进。我们不必也无力要求经济学只存在一种统一的、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一切只是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及其对应的微体系之间哪怕是补丁重重也没有关系，到一定时候自然会有新的更适合的范式和相应的体系出现。对于所谓的“异端”，无数的科学史实表明，“异端”完全可能正对应着一个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演进方向。纵观经济学史，后来成为主流的东西一开始几乎都被旧有的主流斥为“异端”。不合理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自会被淘汰，淡忘。科学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有更多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可供选择。当然，追求更高的通约性也可能成为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一如爱因斯坦晚年之追求，但科学发展有其本身的逻辑，很大程度上它如何演进并不以研究者的一相情愿为转移。

　　这就是说，在对待经济学的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问题上，一个开放的心态远比保守的心态更加有益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而宽容地看待各种研究范式的竞争以至“新陈代谢”，对科学发展会更合宜，也更少犯错误。科学研究始终只是一个过程。现实的经济学研究只是经济学演进过程中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环节，不要奢望提供什么终极真理，虽然我们可以为提供尽可能更加具有现实解释力和直观认同的理论而不懈努力。我们能够做的是对各个特定领域的未来演进方向和路径形成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并且促进这种演进，尽量避免做昙花一现的徒劳，更不要抱残守缺，抱住一些鲜有多少理论进化意义的教条不放，做鸵鸟埋首沙堆，拒绝面对任何质疑，拒绝学习任何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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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假定

　　经济学与其他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主要是人类行为（现象）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问题。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往往在广义自利人等诸多或清晰或潜在的假定或条件下，研究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人的行为以及为什么会综合出来如此世间万象。

　　由于现实条件复杂以及难于接近和刻画真实等限制，现代经济学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在一系列假定之上演绎的。这些假定有的离现实比较接近，有的则可能远离现实，甚至与现实根本相背，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假定零交易成本、完全信息、完全理性、确知未来、效用函数确切、制度规则外生且固定不变等等。这遭到许多的批评，甚至包括来自经济学内部一些大家的批评，例如科斯、张五常等崇尚“研究真实世界”的学者讥讽那些建立在诸多远离现实的假定之上的经济学分析为“黑板经济学”。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仅仅只是科学研究一个必经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其意义并不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关于现实个体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经济学知识，而在于提供一系列不断接近真实的标杆和基准（许成钢，2002），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很难一下子就建立出在各个方面都极端逼近真实的理论体系或模型，并且在一系列特别的假定（包括潜在假定）之下，相关的推演过程本身一般无错，并且它便于逻辑检验，对错易判，而且这也符合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的“科学必须是可被证伪的”原则，即不可被证伪的大多是信念或迷信，而不是科学。相对而言，后一种认识更深刻一些，合理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太长久、太过于沉湎于这种远离真实的“工具主义”游戏。科斯等人的指责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忽视理论的假定（尤其是潜在假定）和局限盲目将这些分析的结论作为“知识”甚至“真理”来学习、传播，而这也确实是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没有真正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人非常易犯的错误，这自然也是现代经济学一直招致一些人猛烈攻击的重要原因。其实，同样的东西，关键在你怎么样对待，如果将过程性的东西当作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知识甚至真理，谬误自然开始降临。

　　当然，反对者会说，如果不是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知识甚至真理，搞那么多“不中用”的东西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深刻的科学哲学问题。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接触真理，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过程，一些无奈而渐进地把握真实世界的工具，除了不断地改进假定以吻合现实状况进而分析并验证相应结果，我们有更好的路径吗？在某些问题上或许有，例如适当放弃建模的方便和漂亮度，直接逼近真实地进行描述现实的研究，即所谓“描述主义”。但是，如果放弃逻辑分析，如何能够保证直接的现象描述就是真实世界的演进脉络。现代经济学这条“不断改进假定、论证过程相对严密”的大路并没有充分理由要完全放弃。在这一点上，现代经济学唯一可以被指责的是，假定条件逼近真实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慢；唯一可以被质疑的是，是否为了能够模型化、数学化、有结论以及形式上的过分美丽做了太多有背于现实的扭曲。

　　经济学分析特定问题，会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假定或条件。许多经济学分析都或明显或隐含地包括以下一些或有微小差异的基础假定：（1）个体在根本上总是自利的（这一点很容易引起争议，本文随后稍做分析）；（2）个体为满足自利目的会有各种（计算）抉择和相应的行为活动；（3）个体的抉择行为总是需要资源支持（这些资源至少包括身心资源、时间、信息或知识，信息是否有成本以及是否充分、对称另论）；（4）可资利用的资源几乎总是有限的（现有资源在不同的主体间如何瓜分是否被清晰约定和认同另论）；（5）个体总处于特定的环境中（技术环境和制度契约环境等），等等。总体而言，经济学的各种假定和条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所分析的主体（身心资源状况、效用函数或更表象化的偏好函数等）的假定，第二类是对外部客观环境的假定，第三类是对各个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假定以及各个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假定。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一些人仅仅将其理解为自利人，这是一种误解，“经济人”实际上是“自利人”与 “（完全或有限）理性人”的综合。“经济人假定”是经济学的头号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比它更重要。

　　关于自利假定，有一些学者提出批判，认为它存在巨大漏洞  因为人类（甚至动物）存在大量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有人甚至列举自我牺牲行为，例如各种并不鲜见的自杀式暴力行为，并由此认为经济学存在巨大漏洞，认为现代经济学解释不了这类行为。这其实是巨大的误解。事实上，任何自然人主体，除非心智完全瘫痪错乱，其任何有意之行为，都是以使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为最终目的。一般意义的自利，例如在市场上斤斤计较，甚至包括不惜通过各种损人利己之方式，节省成本或获取更大收益，以使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之类的行为，自不殆言。利他主义行为、自残行为甚至自杀式暴力行为表面上与自利人假设有冲突，但实际上，自虐、“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损人不利己”（这实际并非真的“不利己”，只是换一种途径而已）、牺牲自己以让自己在意的人更快乐的一般利他主义行为、半癫狂状态下的自残行为以及与他人同归于尽以图获得特殊快感的自杀式行为等，只要是主体有意而为之，都一定可以毫不牵强地解析到深刻的、本质上的自利  为了让（行为人）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或者“两害相权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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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中，诸如“父母对待子女”式的利他主义意识和利他主义行为非常普遍。它们本质上都是通过“利他”以“利己”。如果不让“利他”，利他行为主体会觉得更痛苦，效用水平会下降。在特定条件下，行为主体会认为，作出某种 “利他行为”、自残行为甚至自杀式暴力行为比不作这样的行为可以让自己获得相对更大的效用满足（至于实际的行为结果是否真的如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且毫无疑问，最初的“以为”与最后的“结果”不会总是完全一致，但这不能改变“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是行为人的初衷这一事实），因此我们怎么能够说主体努力让自己的效用水平更高的行为不是自利的呢？

　　这也就是说，利他行为无论是出自真诚还是虚伪，都只是过程、手段和途径，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都无一例外地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大效用满足”。“利他”最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就是“通过利他以利己”。因此，马歇尔等诸多学者所认为的“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 [⑧] ，实际并不能成立。因为有利他之类的“特殊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结构将比不考虑这些行为和过程性动机更显复杂。

　　总之，个体自利假定是非常贴近现实的。自利假定对过程和手段意义的利他和自虐行为具有完全的解释能力。那些认为自利假定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进而指责以此为基石的现代经济学存在巨大漏洞的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一点是个体的理性假定。经济学分析，几乎从来不假定并研究主体完全非理性的极端罕见情形，那更大程度上是心理学、行为科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范畴，经济学当然可以借用和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经济学的理性更大程度是指计算理性而非哲学推理理性（邓宏图，2003），虽然很多情况下我们难以给出计算理性与哲学理性的截然分界线。自西蒙（1956）提出有限理性以后，经济学界非常清楚，完全理性只是非常理想的假定，在不同的问题上它与现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距离。需要指出，计算理性与信息是否充分、是否对称、是否有成本等是完全两回事。在理论上，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有成本等假定完全可以与完全（或有限）理性假定共处而无冲突。但目前经济学分析一般都极少考虑实际的理性计算以至更一般的抉择行为总需要成本这一现实。

　　一些人认为，理性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最大利益，获得最大效用满足。这也是误解。理性不是指最大化或最优化，而是指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计算实现自身潜在最大可能的效用满足的计算能力、抉择能力。事实上，严格分析起来，如果将身心状况也算计在内，将主体的有限知识、对未来不确切预知、有限的计算能力以及计算和抉择总是需要耗费身心资源和成本等考虑在内，个体的所有行为都非常接近于特定约束下的“最优化”。“有限理性”是一个模糊的说法。我们需要落实的是在特定条件下主体究竟具有怎样的计算能力，并就主体在怎样的条件下愿意使用怎样水平的计算能力作出具体假定或分析。

　　至于其他假定，例如主体在各个抉择时点上“自以为是的效用函数”（或目标函数）是怎样固定或变化的，怎样地知识有限，信息的拥有状况具体如何，相关主体在信息掌握上是否对称，怎样确切程度地拥有怎样的资源，主体对相关情况未来如何变化的预知能力以及愿意花费多少资源用于优化自己的预知等，与理性假定一样，“尽可能接近真实”这个总体方向固然总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有限的分析能力限制，我们不得不有所放弃，我们必须得以能够展开分析为前提，否则就没有办法研究问题。展开分析的深度以及分析能够得到多少结果，往往与前提假设如何设定紧密相关。好的假定与差的假定的区分在于是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是否与真实世界存在不是太大的差异和失真，以及能否有足够多的展开、推演和结论。如何取舍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研究的艺术或技术，而非科学。

　　关于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合宜的解读是，它实际是基石于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一预设公理（假定）之上的一系列演绎。由于预设公理（假定）可以不需要证明也无可证明  根据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又被翻译为“不完备定理”），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永远存在不可真正证明的命题，自洽的体系无所谓对错 [⑨] ，问题只在于预设公理是否更好地与现实经验和感受吻合。对本问题而言，关于预设公理的现实合理性，虽然不同的人可以任意表述实际只有他自己才知晓的真实感受，但全球学术界迄今一百多年的演进历史需要我们正视，同时它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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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教育

　　前面已经谈到，只要是与人有关的问题，经济学莫不可以研究；也莫不可以出于任何目的去研究经济学或经济问题；研究范式只要好用、有效就行，不应该有任何清规戒律。这些论述似乎很容易让人觉得太过宽松，太过开放，太无章法，让人无所适从。其实绝非如此。这种宽松和开放在经济学入门教学中可能会存在问题，但绝不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任何问题。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学教学虽然二者紧密关联，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宽松和开放会给科学发展带去阻挠。

　　关于如何刻画和提炼现实并建立比较好分析的模型和分析框架，以及如何检验推演结论与现实是否吻合，类似田国强的《分析框架》、钱颖一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以及林毅夫的《经济学方法论》等诸多文章以至书籍已经谈得很多，也谈得很好。不言而喻，特定的局部领域（甚至特定问题）的有效研究范式，应当更主要地由当下该领域（甚至该问题）前沿学者沙龙性讨论并给出动态性建议。这不再赘言。这里仍要再次强调的是它们的基础，即经济分析的对象  经济人以及由经济人构成的主体性组织，诸如家庭、企业、政府、俱乐部等应当有更真实的刻画和提炼。正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所强调的那样  “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 提升真实性主要在于主体、环境以及彼此间的关系。主体方面包括主体的身心资源、心理模式、自以为是的效用函数甚至更表象化的偏好函数和行为特征。由于经济学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那里吸取和借鉴的成果太少，主体本身的真实性提升相对困难，但任何经济学研究，即使它再宏观，实际上都不能没有行为主体，主体假定的真实性高低直接决定相关分析“思维游戏”成分的高低。由此可见对主体本身的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在这种意义上说，相对数学之于经济学，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更加基础，更加加普遍需要，因而也更加重要。事实上，近十年来，行为经济学（尤其是行为金融学）、实验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精神经济学等领域蓬勃发展，预计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并逐步改变经济学“经济人就是远离真实世界的人”的现状。在主体性组织方面，无论是家庭、企业、俱乐部还是政府，对它们的研究过去几十年也事实上大有进展，只是这些进展与对上述诸多进展一样，并没有很好地、很及时地反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

　　经济学教育一直十分尴尬。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为何如此运转，经济学研究人以及人类社会为何如此行为和运转，但由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极端复杂性、人们所处环境的极端复杂性以及人类社会的极端复杂性等诸多原因，经济学并没有物理学那样丰富的、相对成熟、客观而稳定的“经济学知识” [⑩] 。经济学教学究竟选择呈现哪些并不十分成熟可靠的“经济学知识”和无可避免的某种程度的“思维游戏”，以怎样的方式和逻辑脉络（菜单内容、次序及相应的详略安排）呈现，一直都是一项巨大挑战。在某一局部领域是很好的经济学家未必是一个能很好把握现代经济学发展脉络的经济学家，更未必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教育家。经济学这种“粗陋”甚至让一些人质疑它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全世界都有大量的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抱怨，现有的经济学教科书所承载的“经济学知识”太少，太远离真实世界。经济学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本人以为，以合适的方式提升现实性，对经济史以及必要的数学工具的强化，对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更多的借鉴，应该是一般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改进方向。

七、简要总结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广泛，并且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学问题层次复杂多样。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多样。不同的研究目的和不同的经济学问题需要不同的研究范式与之适应和匹配。因此，经济学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好的研究范式。对待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需要开放的、历史的心态。经济学的教育需要不断改革和优化。更注重现实针对性和现实应用性，以及对经济史、心理科学、行为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相关数学工具的更多引入，应该是经济学专业教学的重要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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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科在美国

  作者： 钱颖一　 　

    本文将介绍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情况。由于美国代表了目前全世界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前沿，了解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情况，对于如何参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在世界上是独特的。追溯历史，是在20世纪初从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演变过来的。当时美国主流大学（比如东部的常青藤大学）的教育只重视人文知识，并不强调研究。在美国最先开创现代研究生教育的两所大学是芝加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美国的博士教育模式  这里讲的是经济学  与欧洲的就很不同了。但是欧洲也有特例，比如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它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此外，它的经济学硕士项目亦很有名）。

    近年来，欧洲的不少大学在试图改革，向美国模式靠拢。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欧洲大陆两个地方由从美国回去的经济学家办起了“特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传统方式，师资主要招聘美国毕业的博士，用英语教学，移植美国的考试、淘汰方式培养经济学博士。欧洲的其它大学中尽管也有归国的留美学生，但由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数不够多，还谈不上在整体上推行美国的经济学教学模式。

    一个是位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欧洲空中客车集团总部所在城市）。拉丰（Jean-Jacque s Laffont）教授在70年代末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后回法国。先是在巴黎大学，试图推行改革，但阻力太大。后回到家乡图卢兹，在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内办起一个“特区”，后来发展成为研究所。90年代中，梯若（Jean Tirole）教授辞去MIT的教职加盟拉丰的研究所，大大壮大了其实力。目前它们已有一二十名国际知名的教授，它们培养的博士可以角逐美国的经济学学术职位。它已成为一个受到国际承认的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

    另一个是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Pompeu Fapa大学。这所大学1990年才建立，几乎与香港科技大同时建立。马斯可莱尔（Andreu Mas-Colell）教授90年代中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后回到故乡主办它的经济系。这个系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学生来自欧洲和拉美各国，用英语教学。这是继图卢兹之后又一个按照美国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办学，并逐渐受到国际经济学界承认的教学研究机构。

    一、美国大学中经济学科的设置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国内的大学通常设经济学院，而美国的大学都是设经济系。经济系通常设在文理学院内（也有少数设在管理学院内的）。文理学院一般分三个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人文部。国内习惯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统称为文科。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是很不一样的。人文主要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而社会科学主要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在一所大学内，文理学院是大学的核心，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是因为文理学院的主要教学对象是本科生和博士生，前者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对象，而博士的培养与科研密切相关。所以文理学院是任何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学术核心。这个核心之外是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主要的有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这些职业学院通常只招研究生（也有例外，特别是工学院）。美国不少大学的管理（商）学院是研究生院，没有本科生。如果本科想念管理（商）的话，可以主修经济学。

经济学不仅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而且在一所大学里也是举足轻重的学科。所谓重要是说，相对其它学科而言，它的教授人数比较多，主修的学生也比较多。经济系在文理学院里是大系。相对而言，经济学科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会被认为是最“成熟的”学科，这也增强了经济系在整个学校中的地位。

    那么，经济系内部又是怎样的呢？在美国，一个系是一个行政单位。虽然经济学科内有多个分学科，但经济系内并不正式划教数研室，只是有一些组织比较松散的“领域”（field），比如，宏观、理论、计量、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和金融等等。通常每一个领域每周有一次研讨会（workshop或seminar），请校内和校外的教授来讲论文，比如宏观研讨会、发展经济学研讨会等等。如果某人经常去某个研讨会，那末他就会被认为是那个领域的了。由于任何人可以参加多个研讨会，他可以同时属于多个领域。

    管理（商）学院中的经济学科是怎样的呢？以往美国的商学院以教学为主要任务，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较好的商学院对研究越来越重视了。一般商学院内设有多个小组（group），如金融、会计、市场营销、组织行为、管理、信息技术等。有的商学院里也有经济学小组（economics group），通常远不如经济系的师资力量强，但个别的商学院中的经济组特别强。需要注意的是，商学院中的经济组与有些大学设在商学院中的经济系是不同的，前者面向MBA，后者面向本科生。商学院的某个领域研究好不好，首先看它招不招博士生。

商学院的首要任务是培养MBA。培养博士是为教授研究教学提供辅助，优异毕业生则成为师资来源。商学院中的博士班（所有小组累加起来）通常比经济系的小。MBA需要学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因此，商学院中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主，教学注重实用。MBA学生是不同的群体，他们交了很高的学费，是来学技能的。MBA学生听不懂的话，他们说你教的不好；而本科生或博士生听不懂的话，他们说自己学的不好。因此，对教授来说，教MBA学生要比教本科生、博士生花更多的时间。

    比较国内和国外对经济学科内的领域设置，需要特别澄清什么是金融学的问题。我发现国内和国外对金融学（finance）这一领域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国内学生说他是学金融的，到了国外会发现他学的在那里不被称为金融。相反，在国外是学的金融，在国内又可能不叫金融。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需要仔细地分析。

    首先，国内所说的金融是指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指的是货币银行学（money and banking）。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是当时的金融学的主要内容。人民银行说我们是搞金融的，意思是搞货币银行。第二部分指的是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研究的是国际收支、汇率等问题。改革开放后，凡是以“国际”打头的专业招生分数都非常高的，更不要说加上金融二学了。这两部分合起来是国内所指的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宏观金融”。有趣的是，这两部分在国外都不叫做finance（金融）。

而国外称为finance的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在计划经济下它被称为公司财务。一说公司财务，人们就会把它跟会计联在一起，似乎只是做做表格。之所以应把corporate finance译成公司金融而不译成公司财务，就是因为它的实际内容远远超出财务，还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融资，包括股权／债权结构、收购合并等，这在计划经济下是没有的；二是公司治理问题，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它是对证券市场里不同金融工具和其衍生物价格的研究。这两部分台起来是国外所指finance，即金融。为了避免混乱，我们且称之为“微观金融”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便清楚了。国内学生说自己是金融专业的，他们指的是宏观金融，但是按国外的说法，这一部分不叫finance（金融），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这些领域。国外说的finance（金融），一定指的是微观金融。在美国，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通常设在经济系，而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通常设在管理（商）学院。

经济系也会有一些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因为这一领域与微观经济学，特别是产权和激励理论，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很多研究公司金融的教授都是经济系毕业的。北京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学生，按照国内的说法当然是学金融的。但是在美国，他们学的就不叫金融了。可见在金融这一领域，国内和国外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

    讲经济学科设置不能不谈及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我是数学系本科毕业的，后来转学经济学，我想从这个经历谈谈这一关系。数学对经济学非常有用，而且越来越有用，但是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只是经济学的工具，数学与经济学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我们用数学工具帮助做经济学的分析。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但是多数的，主要的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的想法决定一篇文章，而不是数学推导。整体上讲，国内的大学数学水平普遍很高。相比之下，美国大多数大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当差，但是他们的经济学直觉（economic intuition）却很好。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不是数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不是科学，而物理是科学。物理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两者都是科学，其理论都必须经过经验数据的检验。而数学是不需要用数据来检验的。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还是不可相比的，原因是经济学无法象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60年代时经济学家过分乐观，以为有了计量方法，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可以检验了，象物理学了。现在发现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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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

    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主要是大学本科生和博士生教育，而硕士生教育并不重要。如果说美国的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话，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却已形成一套独特的、逐渐向全世界流传的模式。从课程设置、考试筛选、到论文指导，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的成功使得美国在经济学教育上在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美国模式值得认真研究、借鉴。

    1．考大学不报考专业，考博士不报考导师

    国内的惯例是考大学报考专业，考博士报考导师。这是沿用苏联的体制。比如，考本科报考国际金融专业，考研究生、博士生报考某某博导的。在美国，考本科不报考专业，考研究生也不报考导师。在美国，本科生考的是学校，本科生招生委员会是全校统一的，有一个校招生办公室。学生入校一年以后，再去选择主修专业（major）。但主修专业并不具体到诸如国际金融、财政学、保险学这样的分学科，而只是在经济学、政治学、数学等大类中选。

    在美国，“研究生”（graduate student）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统称。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经济系的研究生教育通常不设硕士项目，只设博士项目，而它们颁发的硕士学位只是通向博士学位过程中的“过程学位”。因此，在研究型大学里没有“考研”、“考博”之分。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助理教授不是国内意义上的“助教”，而是货真价实的“博导”，因为助理教授有资格指导博士论文，一个博士生选择助理教授做论文委员会主席也是可以的。

如果一所大学只有学士或硕士学位，那么就不是研究型大学。按国内的说法，只有“博士点”的才是研究型大学。而在美国的非研究型大学里，确实有以硕士为“终极学位”（terminal degree）的经济学硕士项目，要念一、两年。

    在美国的大学，报考博士是考这个学校的经济学博士项目（Ph．D．
program），既不是考某某专业，也不是考某某人的博士。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考过我的博士，尽管我带过不少博士生。在培养博士的模式上，我们可以拿美国与欧洲做比较。欧洲通常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和我国基本相同。而美国在博士生教育上有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是一种大生产的模式，像批量生产汽车一样，而不是师傅带徒弟的小作坊式的。两种模式，各有利弊。

欧洲模式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某个学生确实很出色，导师的个人关怀可以多些。但是实践证明美国模式，总体上有优越性，好处是博士生前期培养是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保证基本质量，同大批量生产汽车是一个道理。而后期专业定向后又能得到数个教授的个人指导。因此，在美国，报考项目而不报考导师是有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的。

    2．本科生教育

    美国的经济学本科教育，一年级实行通才教育，即学生必修公共课如各国文化、历史、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等，代表一个受教育的人应当具有的知识。一年级经济学原理也是作为公共课上的，往往是一个学期，有时是两个学期。二年级选主修专业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必修中级宏观、中级微观、计量经济学（包括概率统计）、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完成以后要求修两门领域课，如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组织、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一般都是应用性的领域。

    本科教育通常分两轨：一是普通轨，一是优等轨（honors）。普通轨的学生一般不需要写毕业论文。而优等轨的学生水平较高，要求分数高一些，有时为他们单独开一些课，比如，介于中级微观和高级微观之间的微观经济学。优等轨的学生要写毕业论文。他们的论文比较规范，特别是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中。这是因为他们有一流的经济学家指导做研究，这一点让其它国家较难效仿。

其它国家可以把课程开全，开好。但是，指导学生做规范的研究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毫不奇怪，中国和俄国的学生在美国学校中，往往课程学得很好，但是开始做研究时常遇到很大困难，觉得无处着手。一个基本原因是他们在本国受的本科教育中，通常来说，做经济学研究这一部分或是空白的，或是不规范的。

3．博士生教育

    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的经济系的博士项目每年招大约20 30名学生。第一年是标准化课程，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每一门课要上一年。这些课程的考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课程结束之后，大约在5月、6月或8月、9月，有一个综合性考试（又称资格考试），考这二门的内容。这是在美国念博士的第一关。一般给两次机会，第一次考不过，还可以考第二次。

这将决定你是否可以继续学习。这是作为一个博士生基本知识的考试，通常得分B以上才能通过。考卷上不写名字只写代号，以保障评卷时没有偏向。考分也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考试是要淘汰人的，有时刷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与此相比，很多欧洲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教育中没有这种考试。

    第二年选两个领域的专业课，一年后也要考试通过这两个领域。由于是分领域，这一阶段的考试人数就比较少了，方式也多种多样，可以闭卷也可以口试。可以看出，头两年的教育模式是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它的目的是要求学生在写论文以前都受到一致的基本训练，并达到一个基本的专业标准。 这一年的考试不像上一年那么严格。

    第三年起就要开始写论文了。在美国，学生要找导师，导师也找学生，是“双向选择”，有一个“内部市场”。学生并不是找定一个导师，通常要找三个导师成立论文委员会，当然主席是主要导师。比如你想写一篇理论上借助博弈论工具来研究中国改革的论文，那么你可以找一个研究博弈论的，找一个研究转轨经济学的，再找一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充分利用所有这些人的优势，又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这种“市场搜寻”方式也可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惑，有时中国学生不知该怎么办，因为国内那种一个导师对一个学生的关系显得比较简单。

    论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理论的（theoretical），一类是实证的（empirical）。你要写理论的，你就必须有新模型、新结果。如果写实证的，你就必须有新数据或新方法、新发现。仅仅是新观点、新思路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具体结果。论文答辩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和国内不太一样。在欧洲和国内，博士论文答辩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要把外面的人请来。

这一点美国不一样，没有仪式。重要的是你的导师们决定你能不能答辩，他说你还没准备好，你就不能答辩。有的学校则要先通过“论文预答辩”（thesis proposal）。而论文答辩本身只是个形式，贴个布告，谁爱来谁来。多数情况下除了几位导师以外，没人来。美国的约束机制不是在论文答辩上面。一是靠答辩前导师们的把关，二是靠事后的市场机制，学生毕业求职时，由市场来检验质量。

    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已经非常规范了。不管是哪个大学，只要是主要的研究型大学，课程要求、淘汰机制、论文写作，就其模式而言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当然，教授和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在不同学校是不一样的。这种博士生的筛选模式已经向全世界推广，因为它的竞争力明显比师父带徒弟的强。即便英国模式（个人关怀型）偶尔也会培养出几个天才，但平均而言，美国的模式是最具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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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生毕业后的求职过程

    一般来说，博士生毕业后首选学术界。这和国内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尽管作教授的薪水与非学术界相比不是特别高，但也许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人们会更偏好其他因素，例如较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周围有才智的同事，可以更好的作研究。“intellectual”――“智识”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这样一群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与国内不一样的，即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一般是不留校的，这只是一种文化，觉得应该经常换换环境，以体现市场价值。

    新博士的就业市场在美国是一套非常规范的程序。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是一段非常集中的找工作时间，从面试到最后签约固定学校，都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每年10月以后，学校首先将博士毕业生进行内部分类，把选择学术界的学生集中一起。11月，开始投放简历，发出相关材料。一个人的简历尤其是毕业论文决定他得到面试机会的多少，教授的推荐信也起很大的作用。

但面试后推荐信就不起很大作用了，主要看你在面试中的表现。在就业市场中，有来自全世界的许多院校来寻觅师资。面试主要在次年1月份，届时正逢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召开，学术气氛很浓重。时间大概是半小时，主要要求在几分钟内简单阐述一下论文的内容以及其中的贡献，然后是今后有什么研究构想，能教什么课。通过面试，接下来是校园访问，为期1个月。

期间主要进行论文演讲，准聘用学校的所有教授都去听讲，然后是个别交谈。访问结束后全体教授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聘用。受聘协商在2月到3月，此时双方协定具体的工资，待遇，课程安排等。如果一个博士生同时收到几份聘书，就有资本讨价还价了。

    四、 经济学家的学术职业道路

    在美国，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有博士项目。并且，教授职位在研究型大学是具有“博导”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是教授，无论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都可以带博士生。美国的经济学中没有博士后制度，与国内不同。博士生毕业后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大约3－4年，之后可能被评为助理教授，如果表现突出，可能被授予“终身轨”助理教授；第二个合同也是3－4年，期满后参与“终身轨”助理教授的评定。在美国的学术进职中，与中国很不同的是，它重视终身衔的评定，如能得到终身衔，便是很高的荣誉。而中国，则是副教授到正教授的跨越，这一步非常艰难。在美国一般被评上正教授的，便具有终身衔。

    五、经济学家的非学术道路

    非学术界主要指非赢利组织和商业机构。前者包括国际组织、美国政府等，后者包括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经济学家在这些组织机构中同样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只是工作环境有差异，并且研究带有商业性。

    六、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事项

    中国学生申请出国学习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是对经济学有兴趣，有的是为了将来转到工商管理或其他专业，有的只是为了出国。本节谈一谈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学位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知己知彼

    每年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经济系收到的中国学生申请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过去的七、八年间，我在经济系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发现每年500份申请表中约有150份是中国学生的。很多学校不招收直接从中国申请的学生，原因很简单，信息不对称。如果某些学校历年连续直接从中国招收学生的话，你就会发现一定是系里有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教授。一个美国教授判断远在中国的学生是很困难的。比如让我来决定一个委内瑞拉的学生是否应被录取，我也很难判断。

申请者常感到非常困惑，不知如何申请才有效。同样，看申请表的人也感到非常困惑，不知怎么挑选。两边都有信息不对称问题。通常录取的最终决定权在一个由四五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一个教授在百忙之中，看一份申请表不超过几分钟。你可能觉得挺冤枉，准备了这么半天，这么快就看完了。但是没办法，这么多表格，看得很辛苦。

    由于现在美国大学中来自中国的教授逐渐增多，因此录取中国学生时，通常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使他们不在招生委员会里。这就需要引起国内申请人的注意。因为这些人对国内学校的情况很清楚，对申请中的技巧也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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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从国内申请

    过去几年中，我看过几百份国内来的申请表。我觉得国内学生恐怕过高地估计了GRE分数的重要性。如果GRE分数太差，可能有问题，但是在2000以上就不大说明问题了。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学生的英语会话和写作能力与GRE分数（如果在2000以上的话）基本无关。这是我的看法，可能别人不这么看。录取时看的几个分数中，GRE是一个因素，但现在它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小了，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远高于其他的国际学生。大学本科成绩（特别是国内名校的）是挺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硬信息，特别是几门关键课程的成绩，像数学、统计、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等。

    推荐信理应是最重要的，但国内的推荐信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内容空洞。无非是说这个学生非常用功，特别聪明，这些词没有什么信息量。具体地描述和比较，往往提供的信息量更大。如果我知道的一位教授写到，“这个学生是五年来我所推荐的所有出国学生中最好的（或第几好的）学生，我过去推荐的学生现在在美国的某某大学学习或工作”，这样的一句话就非常有信息量。

    说来奇怪，“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是合有相当多的信息的。而现在有公司专门帮助申请人包装，甚至是一条龙服务，但是从那里出来的东西多是套话，没有什么内容。比如，前两年是说我们家祖宗三代，我爷爷就没赶上上大学，因为是战乱，我父亲没上大学，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家只有我才上了大学，到你们大学是我的梦想。这两年又变了，开始先来一段诗，比如海明威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信息。

我觉得，写个人陈述应简明扼要。你要设身处地想美国人看那么复杂的东西很费劲，也没那么多时间。若你说你是山西考第二名考到北京大学的，美国教授没有概念。若你说你是省里100万考生中的第三名，就清楚多了。除了说高考成绩外，还应谈你在大学的特别经历，以及对今后学习、研究的具体想法。至少要有一、两处闪光点，这样才会引起注意。

另外，附上一些多余的资料，例如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未必奏效，有时适得其反，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信息是对教授口味的。曾经有学生写文章大量援引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却不清楚现在这些教授已经不读他们的文章了。

    3．关于转学

    一般来讲，转学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得到美国教授的新的推荐信。如果继续用国内的老的推荐信，学校就会有所怀疑。中国学生在申请转学时的一大顾虑是担心美国教授因不愿意看到刚来的学生走而不写好的推荐信。因此中国学生很不好意思去找美国教授写信。如果仍使用国内的推荐信，会被误解在目前的学校表现不佳。其实，不必不好意思，一般来说美国教授比较通情达理。你可以提两种理由。

一是专业理由，可说自己的研究兴趣与这里教授的强项不太一致。你也可以提个人理由，比如女朋友或男朋友在别的城市。如果是这两种理由，经常数授会说“尽管我很不愿意让你走，但我仍然愿意推荐”。但要注意，如果你想去读顺MBA，作为在学术界工作的教授，是会有点看法的，因为那是“职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而非学术学位。但我很少听说某个教授因不愿意让一个学生走而把他说得不好的。

    4．为什么女生申请的成功比例远大于男生

    这些年的一个事实是，国内的女生申请的成功比例远大于男生。如果从100份申请表中不看性别地挑出五份最好的话，恐怕都会是女生。女生的成绩单、个人陈述各方面往往超过男生。我在这里特别提请男生注意。过去总是说女生只是会考试，做研究就不如男生了。事实上，近几年来在美国的中国女生的博士论文水平不亚于，甚至可能超过男生。在我看来，这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女生的英语一般较男生好，因此与导师的交流也较畅通，所以在研究上容易上轨道。

第二个原因是较深层次的。一些在国内学经济学的男生往往想做大战略、大问题，出国后不容易转变思路，安下心来做具体问题。这不仅浪费了宝贵时间，而且还容易给导师留一些不好的印象。而女生往往一开始就踏踏实实找数据，做模型，论文很快上路，进展也快，自然又给导师留下好印象。加上较高的话言和交流能力，她们在美国找工作时，比中国来的男生就有优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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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
《东岳论丛》2004年9期


??林老师：今天早上我们来进行方法论的对话，这个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谈方法论，有必要在学期末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在方法论上的想法，另一方面加深同学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让大家对经济学学习、研究、运用的方法论有更好的理解，以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很感谢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等同学所做的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讨论。
　　
　　盛柳刚：谢谢林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经济学方法论？现在我们谈经济学方法论时，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林老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所谈的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林老师：应该是你谈的几个方面都包括，但我自己最侧重的是怎么样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和理论创新的方法。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要多读前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我们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还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所以，我在方法论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方法与原则的探讨。
　　
　　盛柳刚：在我成为您的学生的这一年之内，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们详谈方法论，为什么您觉得方法论那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超越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强调方法论是否有类似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林老师是否想借方法论来反对中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同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林老师：我强调方法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经常看到不少学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现象，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于我国。就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我所以和各位一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希望各位成为会运用理论，会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是从二战之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了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九十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1979年诺奖获得者，曾经对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的考察，他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我觉得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群少数人，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祸害。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又推动社会进步。
　　第三方面，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因为从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写毕业论文到现在，我经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引起争论，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起来，即使开始时极少数的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我的观点，我发现还是我提出的理论比较经的起时间的考验，而且，时间越长，越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由于我个人提出的大部分看法与主流看法不一样，所以我在接受或摒弃现有的理论以及怎么样提出新的理论上有些体会，我作为老师，抱着野人献曝的心理，我走过来了，也实践了，觉得这些方法是可行的，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学会这些方法，少走弯路。我对各位同学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希望各位掌握好方法，利用时代给予各位的机会，在二十一世纪成为领导经济学思潮发展的大师。中国有句话，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提出新理论、大理论的素材，我希望各位能够掌握好烹调的方法，做出好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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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柳刚：刚才您谈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我个人觉得萨克斯他们在倡导休克疗法的时候，有个潜在的理念是“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在西方产生的这套基于个人理性的理论，应该可以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林老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的研究体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比如，上课时我常讲的一个小故事，根据许多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在原始社会人跟人交换经常是把要交换的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树林里面，这种看似原始的交换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理性的，因为原始社会剩余少，要交换的东西很少，人也很少，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有人来交换，如果需要人站在东西旁边等的话，就把一个劳动力绑在那里了，如果躲在树林后，跟你交换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躲在那里，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释放出来。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东西被拿走，人家不留下等价的东西，所以，原始社会里通常还有一项制度安排，也就是如果东西被拿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东西，就会千里追杀去报仇，由于有了这种很重的惩罚，东西被白白拿走的概率就会大量减少，所以，这种千里追杀的制度安排也是理性的。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做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资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同样是理性人的选择，现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古代那样了，现在社会的生产水平高，高度分工，要交换的东西多，频率高，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开店，店主看着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买者不给钱，顶多不卖东西给他，或者东西被偷了，店主可以去报警，要警察惩罚他，不用像过去那样费时费力冒着千难万险去千里追杀。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常的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盛柳刚：我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何谓理论？何谓经济学理论？我们应该根据概念、对象范畴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上来界定经济学理论？还有既然理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那么一个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具备哪些特征？
　　
　　林老师：理论，不管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逻辑体系，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并不是现象本身。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所揭示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经济学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什么是经济现象呢？从广义的定义来说，凡是牵涉到“选择“的现象，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那个？都是经济现象。经济学理论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考察一切现象的出发点，用中国的哲学概念来说就是本体。但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既然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或者说是自洽的，也就是理论模型中所揭示的因，经过某种机制导致理论所要解释的果，一个理论只有内部逻辑是一致的，才能说明理论模型中的几个变量是有因果关系的。其次，经济理论不是简单的逻辑游戏，经济理论是要解释经济现象的，因此经济理论的逻辑推论必须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也就是理论推论和经验现象的外洽。这是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盛柳刚：您提到的关于内部逻辑一致性，让我想到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数学的使用保证了经济学理论的内部逻辑性，但隐隐然有喧宾夺主之势，林老师如何看待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以及经济学数学化的观点？
　　
　　林老师：逻辑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应该讲大部分经济现象即使不用数学也能讲清楚它的因果关系，但是数学有它的好处，因为数学是最严谨的一种形式逻辑，尤其有不少人在运用语言时逻辑容易不严谨。但是数学是手段不是目的，它能帮助我们把逻辑关系一步步推演下来，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而且经济学应用数学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如说某个企业在从事生产时，在不同的产量区段，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在解释某一特定经济现象时，可能只是和其中的一个区段有关，如果用某一特定的数学函数将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写出来，是比较严谨的（rigorous），但是，很难找到函数的每个区段都和实际生产的每一个区段的特性都一致的函数，结果有可能本来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用了数学后，得不到明确的关系，另外也经常必须用非常特殊形式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才能得到所要的结果。就是在数学的严谨性和有用性（relevance ）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 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
　　自50年代以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特别多，有不少学生、甚至学者经常搞不清楚为什么经济学中数学应用那么多，我想最早在应用数学时无非是希望使经济学的理论更严谨一些，但是现在确实出现了不用数学就很难在好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很难进入主流经济学界的情形，产生这种现象，我认为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相对成熟、稳定，新的经济现象不多，但是作经济研究的人很多，在美国各行各业的经济学家有5万多，单单在大学教书的就有一万多，尤其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必须不断写论文，可是又没有多少新的问题可以研究，因此大部分的人会倾向于比技巧。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典的文学发展，比如说唐诗宋词，早期唐诗宋词非常有生命力，有一定的格式，然而不是特别重视对仗和音律，但是人类社会可以描述的感情是有限的，早期的大诗人、大词家把可以描述的感情大多已经表达出来了，后来的人没有那么多感情可以表述，慢慢开始讲技巧，而缺乏了作为诗词生命的情感。我觉得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也有这个情形。早期的亚当·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经济学家，用语言论述已经把西方社会主要的经济现象讨论得很清楚，可以讨论的新的现象越来越少，现在如果只把亚当斯密等过去的大经济学家讨论过的问题，用语言重说一遍，不会成为亚当·斯密，那么，怎么比较哪个学者比较好呢，只好比数学技巧，去做从数学来看越复杂、越漂亮的模型。第二方面，数学也是一个门槛。要想成为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必须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好的杂志必须有个挑选文章的标准，一般在没有很多新的问题可以讨论时，就只能用数学的严谨和艰难作为挑选的标准，所以数学就变成一个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但是实际上真正好的经济学家内心明白，数学是工具不是目的，你用足够的工具来表述你要讲的问题就可以了。我以前讲过，八十年代十个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到九十年代还在用数学的唯一一个就是泰勒尔，最近我的一个朋友黄海洲跟我讲现在泰勒尔也开始不用数学了，他最近发表的论文都用很简单的数学，不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用很深的数学。这个例子说明数学的地位，数学确实可以把用语言逻辑不容易说严谨的问题说得很严谨，但是，有时候用数学本身也变成一个负担，因为要描述的现象是几个主要变量在某一点上的关系，如果用数学不见得正好能表示出来，所以用数学也要付出一定代价。
　　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各位在当学生时要尽力学好数学工具，拿到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但是各位也不要把手段误认为目的，要有能力运用数学，但不要成为数学的奴隶。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以便更好地了解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如果为了数学而作些和社会经济现象无关的模型，那么不如去研究数学，这也是为何在八十年代数理经济学达到最高峰时，当时十个数理模型用得最好、最闪耀的年轻经济学家，到了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都只用很简单的数学的原因。当然一位经济学家要用很简单的数学来构建理论模型，并能够在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影响，必须有能力发现重要的经济现象以及直接了解现象背后的最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能力，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去芜存精，构建能解释现象而且简单易懂的模型。所以各位同学在学好数学工具的同时，也要学会以理性人作为出发点来观察现象，直接抓住现象背后的主要变量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的能力。尤其，只有学会了这种能力才能面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给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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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晓霞：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用数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比较自然科学而言。
　　
　　林老师：这个我不同意，从物理学来看，经济学所用数学是很简单的，但是从数学家的角度来看，物理学中的数学也是比较简单的。经济理论无非是揭示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逻辑。数学不是经济学，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其实逻辑性强的人不用数学，只用语言也能把这种因果关系讲清楚的。而且，一方面，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复杂，比如说物理现象，其影响因素容易控制，因此物理现象的规律性比较明显，用数学比较好表示，但是，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经常有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在内，是不是真正能用数学模型来把这些复杂多变的因素都包括在内是有问题的，至少现有的数学工具还不够使用。另一方面，理论模型无非是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应该是越简单越好。虽然对于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但是有的变量的影响很大，有的变量的影响较小，省略掉不重要的因素，不影响我们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的解释和预测，如果把不重要的因素省略掉，只保留最重要的变量，所需要的数学就相当简单。这在物理学也是一样，例如重力加速度的公式，如果在真空条件下，公式很简单，但如果要把空气阻力加进去，就需要知道空气的密度、湿度、温度等的影响，这样的公式就会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要预测铅球从比萨斜塔掉下来的速度来说，前者就够了，所以，在物理学中也不是数学越复杂越好，在经济学中也是这样。当然，要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就要求经济学家有从成千上万可能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变量中直接认识出最重要的变量的直觉能力，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这种能力上，这也使得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运用带有艺术的成分。

李远芳: 既然现在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很多发生在中国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它还是主流呢？这是不是体现了某种学术潜规则？
　　
　　林老师：我想应该是这样，这些主流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那么它确实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制度安排不完全一样，因此，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和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在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见得是最优，也就是现有的主流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了解，没有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这方面他们有先天劣势，容易认为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也就适用。而且这不只是主流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态度，其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经常也有这种态度，当发展中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去看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怎么解释，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那就从书上去找另外一个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我为何要在这堂课上一再强调方法论的问题的原因。产生这种现象是大部分人把理论当成真理，常常认为在一个地方适用的理论会放之四海而皆准。要克服这一点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是值得重视的，《道德经》第一章就讲“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一个已经讲出来的、写在纸上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它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第三十八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任何已经写出来的理论都是对“道“在先前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开始变成愚笨的人，所以《老子》讲，要成为一个好的学者或者一个悟道的人必须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心里不能执著于任何现有的理论，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但是任何现象都是“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决策者在一定条件下理性的选择的结果，背后都一定有经济学的道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不断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理论模型来，要做到“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个“有“指的是对“道“的表现形式的把握、认识，“徼“是“道“的表现形式的边界。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现象的观察中实现常“有“，也就是做到把握经济逻辑在这个现象是如何表现的。由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本身是生生不息的，同样的，经济理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变动不居。例如，我常讲的，在一个社会中任何决策者的选择都要受到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的约束，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决策者都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资本就会得到最快速的积累，那么在上一期的最佳选择到了下一期就不再是最佳的，所以，任何现象都是道的作用都可以认识所以是“有“，而认识了以后，由于“道“运动，不能把过去的认识直接套用所以又变成“无“，“有“和“无“都是“道“的作用，一般人不容易认识，所以，“同谓之玄“，而真正把握“道“的方法是做到“玄之又玄“，也就是要从“常无“做到“常有“，从“常有“再做到“常无“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把握住生生不息的“道“的作用，所以《老子》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一再讲方法论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受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前识“的束缚，让大家学会直接认识经济现象，一方面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一方面提出真正能够指导我国的转型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
　　
　　史晓霞：Heckman 上次来做演讲的时候说，“问题的产生在于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而问题的解决在于现在和过去的相似性“，他认为这句话体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个矛盾，林老师您怎么看这句话中体现的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
　　
　　林老师：Heckman所说的“相似性“指的是什么？“不一样“指的是什么？他说的“相似性“指的是“理性“，不管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都是决策者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所作的理性的选择的结果，“理性“是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本体“，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相似的。“不一样“指的是条件的不同，所以，理性的选择在不同的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现有的理论不能直接运用，必须根据这些新的条件来构建新的理论，问题的最终解决则在于改变限制条件让决策者在新的限制条件下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这又是一样的。所以理论的产生是来自于“不相似性“，不相似性是讲条件的不相似，但问题的解决是相似的，只有按理性的原则来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向前进，
　　Heckman的这个说法跟禅宗和心学很多说法是一样的。任何成为理论体系的知识都有“本体“的部分和本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运用“的部分，“本体“是不变的，“运用“是常变的。要成为一个学科的好的学者对于这个学科的“本体“必须常“有“、常“知“，对于“运用“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有“和过去的“知“上。用禅宗和王阳明心学的话来讲，就是“有而不有谓之真有，知而不知谓之真知“，这两句话中的第一个“有“和“知“是对本体的认识，第二个“有“和“知“则是“本体“的道理在特定条件下的运用，其实Heckman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李荻：在应用数学还是语言研究的问题上，我们存在一个困境，即如果用语言，容易不精确，但如果应用数学，则受到数学发展的限制，一般只有在良好性质的假设下才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结论（甚至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确定的结论），所以容易为了得到结论而设定假设，而这样的假设很可能与现实相差很大，因此我想问，如何平衡“不精确的准确性“和“有偏差的精确性“的问题？
　　
　　林老师：首先我认为语言也可以很严谨，只是大部分人用的不严谨。第二，标准都是一样的，无论用语言还是数学，要求内部逻辑一致，一环扣一环，而且推论必须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用数学必须把所有条件说清楚，推导一步紧接一步，自己比较不会不严谨，别人也容易检查是否不严谨，有它的优点。但是确实像你说的，用数学也有一定的代价，例如，预算固定，价格下跌，那么对某一商品的需求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相对价格效应、一个收入效用，相对价格效应必然是正的，但是，收入效应可以是正的（一般商品），也可以是负的（Giffen商品），所以，除非经济学家自己对这种商品的收入效应的特性做了事先的规定，单从数学模型来说，价格下跌对这个商品需求的影响是正是负是无法确定的，如果经济学家能做这样的事先规定，代表不用数学经济学家也已经知道价格下跌对商品的需求的影响，那么使用数学和不使用数学其实没有什么差异，因为两者靠的都是经济学家的直觉判断。而且，经济学家如果能够对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能够有很好的直觉判断，那么经济理论无非讲有关的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做了决策者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要考虑的主要是所得效应（所得效应决定决策者的选择范围）和相对价格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决定不同选择的机会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用语言也能把这个选择的逻辑讲得很清楚、很严谨的。其实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数理模型的论文，在前言或是结语都必须把数理推导的逻辑用语言重复说明一遍的。我认为不管用语言或用数学都不能有“不精确的准确性“和“有偏差的精确性“。如果像你说的，为了得到结论而设定和现实相差很大的假设，那么，这样的理论模型即使主要的结论和要解释的经验现象是一致的，模型的其他推论则会被其他经验现象所证伪，一个理论模型只有在各种推论都不被已知的现象证伪时，才是可以暂时接受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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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有没有根本的区别？
　　
　　林老师：不管社会科学的理论还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它们的相同性在于因果性。因果关系必须非常严谨，我觉得在这点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差别，经济学或者说任何社会科学也没有差别，都在讲因果关系，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科学解释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中各个变量本身没有自发的意识，而社会现象要解释的是人，是决策者，而人会受很多主观意志的影响，所以比自然科学的现象更复杂。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现象本身，都只是解释现象的工具，只要求能够解释现象的主要特征，所以只是在阐述几个很简单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把理论模型中的变量限定到几个主要变量的话，它的因果关系也就容易说清楚，而且也容易用数学模型来表示，如果包含很多变量时，数学就会很复杂，在物理学的理论模型中如果把所有可能有关的变量都包括进去的话，也会变得很复杂，以至于没有办法用数学来表示。经济学也是这样，把变量放多了，变量的影响有正的有负的，正的影响和负的影响同时存在的话，到最后可能得出都是不确定的结果，但是我们观察到的任何实际的现象都是确定的。这里难以把握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正的因素影响比较大，以至可以把负的因素舍掉，反之亦然。举例说，最近我跟杨小凯争论关于国际贸易现象和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几种解释不同的贸易为什么产生的理论，开始时李嘉图是从技术的不同来解释，俄林是从要素禀赋的不同来解释，克鲁格曼用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来解释，这几种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贸易的产生。通常在以技术不同来解释贸易的模型中，一般假设要素禀赋相同；用要素禀赋解释贸易时一般假定技术相同，不存在规模经济；用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时，一般假定要素禀赋相同。这种情形下，真实的贸易现象到底是哪个原因比较重要？可能都有影响，但最重要的是哪个呢？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那可能要素禀赋的作用比较重要，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是资金稀缺的国家，发达国家是资金密集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办法靠专业分工和规模报酬在资本很密集的产品上比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低，基本不可能，因为资本很稀缺的情形下，除非政府干预，资本价格肯定比较贵，发展中国家能达到的规模报酬发达国家一定能达到，同样达到最优的规模报酬和专业分工，发达国家的资本比较便宜，那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比较便宜。在这种状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主要靠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来解释的。但是如果要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同样的发展程度，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当然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就小了；而任何国家的资本不是无限多的，因此它不可能在每种产品上都达到最优的规模，那么同一发展程度的不同的国家可以在不同的产品上达到最优规模经济，从而就会有不同的专业分工，因此可以靠专业分工的不同来进行贸易。所以在要解释的现象的模型中应该放入什么变量，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尤其一个经济学家希望提出的理论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希望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就必须掌握在模型中应该放什么变量的能力。当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具有这个能力，才能以理论来推动社会和国家进步。当然发展中国家都想成为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有资本很密集的产业，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去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就只能靠政府的保护、补贴，那么，市场的作用就要受到干预，我跟杨小凯的争论，不仅是理论的争论，其实是有现实意义的。贸易现象并非不能用专业分工来解释，在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这是重要的原因，但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靠专业分工违背比较优势来和发达国竞争则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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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我们探讨的是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现在我想问的是中国与主流经济学中的数学的应用，是不是中国和世界还有相当的差距？
　　
　　林老师：数学是一种人力资本，目前国内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掌握数学，包括我自己。我到芝加哥大学去的时候，只知道微分，即使微分也只知道一阶微分，二阶微分就经常搞错。国内经济学界在数学上的运用和国际经济学界确实还有差距，所以，你们应该把数学学好。但是数学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目的。你们要掌握数学工具，这样才较容易在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被国外一流的经济学家接受。不过，当你们过了门槛，成了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时候，就不能让数学来限制你们的思维，要不断地发掘新的现象，到那时能够用一般均衡，就用一般均衡，不容易用一般均衡表达的时候，就用局部均衡。现在Shleifer的文章，就经常只用一两个等式把最重要的关系表示出来，连解也不解了，但是这样的文章仍然可以在很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为什么？固然是因为他有名，更主要的是他研究的是重要的别人尚未解释、或解释得不到位的现象。所以，你们要掌握数学，但不要为了数学而数学。
　　
　　罗宏：鉴于国内经济学科发展颇不规范的现状，林老师您在国内与他人讨论的过程中，会不会有感到比较无奈的情形？您对中国经济学科规范性的建设有何设想和建议？
　　
　　林老师：这里我讲一个故事，英国到印度殖民的时候，有一个鞋厂派了两个推销员去推销鞋子，一个回来说，印度那里的人都不穿鞋子，如果每个人都买一双，那该是多大的市场，另一个说，印度那里的人都不穿鞋子，所以一点希望都没有。你说的也就是这种现象。我一向是很乐观的。比如说，我和很多人争论，其实他们要是有比较好的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训练的话，很多问题只要稍加讨论就很清楚的，如果继续讨论，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更深入，但是现在的讨论基本上是在同一水平上重复进行。因此我很强调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的方法，对于不同的理论观点应该如何争论，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方式来讲喜欢或是不喜欢一个理论。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讲，目前这种情况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由于多数人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无法进行理论上的创新，这样你们如果掌握好方法论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就很多。所以一方面看起来很无奈，另一个方面这是很好的机会。
　　对于中国经济学科的建设，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们过去的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的政策。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他们就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出论据来支持，所以，马克思说过的话，列宁说过的话，他们的脑筋中必须像百科全书一样记住，才是一位好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讲，严谨的含义是很准确的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来解释政府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很多就不是马列的原话可以解释的了，但是，我不希望年轻的这一代学生虽然不再从马列主义的经典中找根据，却反过来从西方的经济学著作里找根据。如果从国外的经济理论里找根据，就失去对理论发展做贡献的大好机会。我相信好的方法到最后大家还是会接受的，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这种比较严谨，能够依据新现象，进行理论创新的方法。
　　
　　李远芳：我想问两个问题：您讲经济学的方法论，是讲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他认为最好的，我们根据这个“体“做出理论来解释现象，然后放到现实中去检验，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理论与现实相符，那么就是被证实了，也可以说如果与现实不符，就是证伪了，您觉得理论是被证实还是被证伪？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问题，如果根据经济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将犯罪看作最大化的结果，您认为呢？
　　
　　林老师：第一点是说证实好还是证伪好？我接受波普的说法，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一个理论的推论和被解释的现象一致，只能说暂时可以接受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而不能说这个理论被证实了，认为理论被证实容易把理论当作真理，以为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不被证伪这种态度和“道可道非常道“的态度接近，理论不是真理，在决策者是理性的本体论下，每一个决策都会改变下个决策的条件，所以有可能到下个阶段，或是在另外一个环境下就不能用它来解释了。以国际贸易为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贸易，我觉得用要素禀赋解释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是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否可以用要素禀赋来解释，如果进口自然资源，因为我国的自然资源比较稀缺，还可以用要素禀赋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是跟一个自然资源同样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更可能的是必须用专业分工、规模报酬来解释。所以这里就不是证实，而是不被证伪，也就是用“常无“的心态来对待现有的理论。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接受贝克尔的看法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的科学，以决策者是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理性的决策者所要最大化的目标可以各式各样，可以收益最大化、可以选择风险规避，可以选择内心的满足，也可以选择社会责任等。根据这样的理解，罪犯的行为同样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如果监督比较严、或是惩罚比较严重，犯罪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同样是理性的选择的结果。所以凡是涉及决策者的选择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
　　
　　颜建晔: 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一条准则就是“假设的不相关性“，他认为只要理论的预测与现实一致，那么理论的基础假设是否真实就不是重要的，然而科斯的方法论（至少在一些人看来）却是主张找一个“易于处理但却真实的假设“，这里面是否有矛盾之处？
　　
　　林老师：首先，理论肯定不是真实的世界本身，因为理论只是分析几个变量的关系而已，而真实世界的变量是成千上万的。弗里德曼讲不能从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本身，主要原因是理论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变动趋势的工具。由于是工具，理论必须相对简单，而且，在能达到同样功能的理论中是越简单越好。所谓不能用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的真实性，主要是指经济学中有许多标准的简单化假设，例如信息是充分的，竞争是完全的，他所说的是这一类经济学的假设，而不是寻常的假设，弗里德曼也举了几个例子，例如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真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每个厂商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价格都有一定的影响。到底要不要接受完全竞争的假设？剑桥学派在三四十年代认为没有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就致力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研究。引入不完全竞争之后，模型变得非常复杂，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例如供需变动对价格的影响，和完全竞争的结论基本一致。既然完全竞争的理论结论和不完全竞争的理论结论没有什么差异，那在理论模型里引入不完全竞争这种和现实较接近但是理论模型大为复杂的假设有什么意义？可是，是不是不完全竞争这个概念就一定要被抛弃呢？那就要看要解释的现象是什么，如果完全竞争的假设不能够解释、预测所观察到的现象时，就要把不完全竞争的因素放在理论模型里。在理论模型中的假设越接近现实就越复杂，要复杂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理论模型是否能够解释、预测所观察到的现象。弗里德曼举的一个物理学的例子能帮我们理解他的这个命题的意义：我们知道海平面的气压每一英寸是15磅，如果把一个铅球从二十层楼上往下丢，基本可以假设这个铅球在真空中运动没有空气阻力，以 的公式就可以预测它往下掉的每一点的速度。如果把羽毛从二十层楼往下丢，那么，假设是真空就有问题。即使是铅球，从两万英尺的高空往下丢，也同样不能假设是真空，没有空气的阻力。也就是说，不能够从约束条件是不是真实本身来说这个理论是不是对现象有解释力。在能解释现象时，理论越简单越好，就像一个地图，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那么复杂，可能跟地球一样重了，所以必须简化，但是简化到什么程度？简化到你能够解释现象为止，这就要求我们做理论工作时不能在书斋里面做，必须对真实世界有一定了解。其实我觉得弗里德曼讲的跟科斯讲的是同一个道理，科斯讲假设必须具有真实性又易于处理。大气是真空的假定是易于处理的，但是是否具有真实性，则决定于要解释的问题，而不决定于这个假定本身，如果解释铅球从20层楼掉下来，这个假定就是真实的，如果解释羽毛，或是铅球从2万英尺的高空掉下来，这个假设就不是真实的。由于理论的假设要易于处理，因此，就不要求越真实越好，例如解释铅球从20层楼的高空往下掉，就不要求把空气的阻力放在铅球往下掉的计算公式中，这样做虽然较真实但就不易于处理。
　　
　　盛柳刚：现实很复杂，我们如何判断理论与现实一致呢？对于竞争性的理论，我们如何判断优劣？比如通货紧缩的例子，您强调投资过度导致生产能力过剩是主要原因，宋国青老师认为是债务链条的加速作用。
　　
　　林老师：有时候一个经济现象是可以有好几个理论来解释的，这些理论有些是互补性的，两个理论都是正确地，这是经常有的，当然一个理论所强调的因的贡献可能会比另外的一个理论所强调的因大一点。有些理论则是竞争性的，所谓竞争性就是这两个理论的推论跟要解释的现象都是一致的，比如在通货紧缩的理论里面，不论是投资过度导致供大于求造成物价下降，还是债务链条造成需求下降，导致供大于求造成物价下降，两者的机制都导致物价下降，但是这两个不见得是互补的理论，因为一个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造成供给过剩，一个是供给不变，需求下降，造成供给过剩。当有竞争性的理论时，怎么办？这里要求理论的每一个推论跟要解释的相关现象都一致。如果是需求突然下降造成供大于求的话，那么，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是负的，因为我们知道，不计政府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如果是债务链条造成的通货紧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会下降，增长速度就会是负的，或是接近为零。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消费需求的下降，也没有看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下降，相反每年有7-8%的增长。如果是债务链条的原因，消费需求也应该下降。一个好的理论的每一个推论都应该跟我们已经知道的现象一致，这样的理论才是比较好的理论，因为第一，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第二，一个理论所提出的是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这个理论的所有推论跟这个现象相关的现象都应该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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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柳刚：科斯主张找一个“易于处理但却realistic的假设“，这里的realistic 是不是逼真而不是事实本身？
　　
　　林老师：没错，理论模型不是真实社会，真实社会里有成千上万的变量，每个理论模型都只保留几个变量而已。所以理论本身决不是真实的社会，这一点要清楚。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在这里要加入多少变量，复杂到什么程度？并不是越复杂越好，其实越简单的理论越好，但是又不能简单到不能解释我们要解释的现象。在理论模型中要包含哪些变量，你必须对要解释的现象有深入的了解。同样是贸易，要解释发达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贸易，还是要解释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贸易，或是发展中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所要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是不一样的。比如交易成本，你要解释不同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把交易成本放进去，然后交易成本的变动会导致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出现，但是要解释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交易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用放进去的。
　　
　　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您也提到经济学的范畴，我想问的就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您经常提到的经济学的“体“。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什么？还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第三个就是您怎么看待其他社会科学称经济学搞帝国主义的看法？
　　
　　林老师：我想经济学的“体“的本身就是把各种社会经济理论抽象掉之后，它们之间剩下的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点是一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做出他所认为是最佳的选择，也就是理性人的假设，这就是经济学的“体“。也就是因为经济学有这个“体“，它才能跟其他社会学科相区别。比如说社会学或是政治学，研究方式跟一个人在有选择的时候，他做最好的选择这一点不同。社会学它讲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会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一问题。但如果他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个人如何做选择，或是群体怎么形成的话，这时经济学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加里·贝克尔在芝大既是经济系的教授也是社会系的教授。其次，政治学一开始就是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只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当然会有一套理论体系，可是如果研究决策者怎样做选择，怎样决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也对他们有相当大的解释力。我想因为社会现象的产生，经常有人的主观能动的因素在内，所以，经济学家使用的这种研究出发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传统上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范畴里的许多和人的选择有关的现象。因为只要牵涉到人，都会牵涉到人的选择，经济学家能够使用比较系统的、比较深入的、发展比较完善的逻辑体系来解释这些现象，而且也确实能够比较好的提出可以证伪的理论假说，所以它的应用范围也就越来越广，“侵犯“到传统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我想这就是经济学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原因。
　　
　　盛柳刚：我看加里·贝克和乔治·斯蒂格勒那篇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假设偏好的稳定性，为什么要加这个假设？现在行为经济学和试验经济学对偏好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个人的偏好有时候是不稳定的，您觉得这会动摇经济学的基础吗？
　　
　　林老师：我看这主要是如何理解人追求的是什么，在效用函数中所要最大化的是什么。如果从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出发来看问题，那么偏好是稳定的。比如加里·贝克在他的那篇文章里提到的冬天人们希望有暖气，夏天人们希望有冷气，如果认为人追求的是暖气或冷气来看，偏好肯定是要变的，你不会在冬天开暖气，在夏天也开暖气，偏好是改变了。但如果我们追求是舒适，那么偏好没改变，冬天的时候需要暖气才舒适，夏天的时候需要冷气才舒适。贝克的例子让我想起了在《传习录》里王阳明和他的学生的一段对话，他的一位得意门生学生徐爱问到：“孝有那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说“冬温夏凊“标准是什么。王阳明回答这是孝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为了让父母舒适，冬天的时候，就要先跑到床铺里面，把床被睡暖了以后，才请父母亲进来睡，这是冬温，夏天的时候，先把席擦得凉凉的，擦得干干净净的，才请父母亲进来睡，这是夏凊。这不是夏天和冬天的孝的偏好不同，这是在夏天和冬天让父母舒适的方式不一样，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孝。我同意贝克的看法，偏好是否改变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进入到效用函数里面的变量是具体的东西，还是属于人的最基本的需求的因素，如果是后者，偏好是不变的。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经常不容易直接观察到，而最基本需求的满足经常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手段，这些具体手段会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如上述所举的气候的变化，或是个人自己的财富、年龄等的变化，而必须有所变动，才能最好地满足最基本的需求。而且，人的最基本需求也不只一项，在各项最基本需求之间也有替代，如财富和社会尊重，一个人的财富多了，财富的边际效用会下降，而社会尊重的边际效用会提高，或是，社会的情况发生外生变化，例如天灾人祸，使在这一个时点上，从事社会公益带来的社会尊重提高，那么，一个理性的人也会在那个时点舍财行善，所以，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只最大化财富而已。但是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和一般理论模型中，为了易于操作、易于衡量，通常把中间的手段变量作为最大化的目标，而且，只最大化一个目标，例如，利润最大化。那么，就会发现有些现象你不能解释，例如在某种情况下，有些人会为了社会公益而放弃利润，于是，就让人认为这是偏好变了。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模型，其实任何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模型，都只是人类行为本身的某一侧面的一个剪影，而不是人类行为本身，在佛经里，如来经常告诫他的弟子，佛所说法，如指月的手，帮助大家看到月，但是不要把手指当作月，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也一样是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经济社会行为的手指。现在行为经济学中所发现的偏好的不稳定是把满足人类最基本需求的中间、手段变量作为人类需求的最基本因素的结果。
　　
　　宛圆渊：这一点我有点疑问，如果假设偏好是稳定的，但同时可以假设和偏好相关的“生产函数“是不稳定的，还有就是直接假设偏好在变，这两种变化是不是相互替代的？
　　
　　林老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经济学是人的选择的行为的科学，那么，从人的选择的最基本的动机出发来建立的理论体系，对人的行为会有最大的解释力，贝克的贡献就在这一点上。传统上，经济学把利润、收入、消费等“经济变量“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就只局限在生产、消费等领域，贝克把人的最基本需求的满足作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这样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就扩大到社会、政治范畴。其次，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才能建立起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如果，一个理论体系中没有不变的东西，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各个子理论之间的内部逻辑就经常会不自洽。其实，任何大的理论体系都是以一个不变的终极行为动机为目标，而其他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则是可变的。例如孔子的儒家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仁“上，仁是不变的，所以，“仁者乐山“。合乎仁的行为就是“义“，知道那些行为是合乎义的、是可以实现“仁“的目标的，就是“智“。由于情况条件不同，达到“仁“的行为方式也就不同，所以，智者的行为像水一样，是要经常变化的，所以，“智者乐水“，水是绕着山转的，因此，“仁者静，智者动“。斯蒂格勒和贝克在他们1977年讨论偏好不变的那篇著名文章的德文标题“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的中文正是“不动如山“。最后，到底是假设偏好是稳定不变的，而偏好的“生产函数“是可变的好呢，还是直接假定偏好是可变的好？应该从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目标为何来断定，经济理论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以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利的一个工具，从这个目标来看，哪一种假设方式比较好？如果直接假定人的偏好是可变的话，很多现象用偏好变了一句话就解释了，由于偏好不可直接观察，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人的行为的变化，并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对人的行为改变的原因的了解，也不能增加我们预测人的行为、或改变人的行为的能力。例如，如果我们假设人追求舒适的偏好不变，摄氏20度是最舒适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决策者有暖气和冷气两种选择时，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预测，如果是低于20度，我知道他会要暖气，如果是高于20度，他会开冷气。如果偏好本身是可变的，没有一个不变的目标，手段的变化就难于预测。所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假定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动机，也就是偏好是不变的，而达到行为目标的手段是随内外在的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变动的，这样的假设方式比较好。
　　
　　盛柳刚：林老师刚才您提到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我想问的是经济学理性是指什么呢？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最近罗伯特·希勒出版了《非理性繁荣》，您对这些对人类理性假设的修正有何看法？
　　
　　林老师：我个人所认为的经济学的理性是指“一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做出他所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在了解这个定义时，有必要对“最佳选择“前的几个关键限定词给予特别的说明：第一，“一个人“说明“理性“与否是从做出选择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衡量的，而非从他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而且，即使所做的选择是关系到群体的公共事务，是否理性是就决策者“自己“而非群体的角度来做判断的。第二，“决策的时候“说明理性指的是决策当时的情况而言，情况变了，最佳的选择也可能改变，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当时的决策是理性的。当然，一个决策者考虑的不只是即期的利益，也会根据当时的各种条件、状况、过去的经验等，对未来有所预期，而把对未来的可能影响也放在当时的考虑之中。第三，“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说明理性与否是就决策者当时的认知而定，而且，仅就当事人可以选择的各种可能方案的比较而言，选择范围以外的方案不是决策者可以有的选择，所以，并不在考虑或比较之内。每个决策者的选择范围会受他自己的认知的影响，认知一方面决定于决策者所拥有的信息，一方面决定于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选择的范围还会受决策者的预算、时间、能力，以及外在的相关群体、制度的条件、政府的政策、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差异。第四，“所认为“说明理性是根据当事人自己对各个可选方案的长短期相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而言，这个比较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知识、信息、经验的积累，或是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上述对理性的理解是比较接近西蒙所主张的有界理性的，因为，我所谓的最佳选择是就决策当事人所认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他所认为的最佳方案而言，而非客观存在的所有可能方案中的最佳方案。但是，在实际构建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时，到底是假定有界理性好，还是假定无界理性好？一般说来无界理性的模型较简单，就像在物理学中，假定落体是在真空中运动一样，如果用无界理性就能很好地解释、预测现象，那么，就无需引进有界理性的假定。如果用无界理性的假定无法解释、预测现象，那么，在构建理论模型时有两种策略：首先，可以假定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而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无限的；如果这个策略不成功，再放松信息处理能力是无限的假定。中国有句俗语“杀鸡焉用牛刀“，理论模型只是说明现象的一种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越简单的工具越好。
　　至于《非理性繁荣》一书所讨论的美国股市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决策当时的情况和事后的情况，以及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有差异而引起的。就股票市场上的每个人而言，在决策“当时“的选择是最佳的。也就是因为个人在某一时点上的最佳选择，事后可能不是最佳的，以及对个人来讲是最佳的，对社会来讲可能不是最佳的，才使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如此有趣、如此充满挑战。同时，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途径去创造一个能使个人理性的选择和社会理性相一致的社会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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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柳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在做经济研究时，如果只看经济现象，往往会犯盲人摸象的毛病，只见一斑而不见全豹，而陷入“支离“的倾向，但如果先看理论的话，往往把理论绝对化，而陷入“空疏“的困境，我们如何防范这两种倾向呢？
　　
　　林老师：我先来谈如何避免“空疏“，再来谈如何避免“支离“。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在说明，人们如何做选择，而选择又会受到决策者的认知、内外在条件的制约，所以，在某一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就不是最佳的。用老子的话来说，“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之道，但这个道的表现形式是会随着决策者的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任何一个现有的理论虽然是理性的本体的一种表现，但不是理性本身，因此，不是“常道“。如果误把现有的理论当作“常道“,那么，就会犯了不讲条件的空疏的弊病。《老子》中有一段话，对此有非常精彩的批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所谓“前识“就是对“道“在先前的条件下所表现的形式的认识，也就是现有的理论，它反映了“道“，但不是“道“本身，所以是“道之华“，如果把“道之华“绝对化作为道本身，就是愚笨的开始。所以，我们在学习现有理论时，必须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作为一种前识来对待，它“都对都不对“，“都对“因为它是理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的表现，“都不对“因为决策者所面临的条件是不断在变动的，它不是“理性“本身。如果能这样来理解理论，在观察一个现象、解释一个现象时，就会以“常无“的心态，直接去了解现象，从现象揭示它背后产生的原因，就能达到《老子》里所讲的“以观其妙“的境界。可是，我们多数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考虑解释现象时，经常从现有的理论出发，结果就犯了前识者的弊病。
　　“常无“是每一位开创理论新思潮的大师所共有的思维特性，不仅老子强调这点，孔子也同样强调这点，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以这种常无的心态，如何来了解现象？孔子接下来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也就是要善于发问、善于比较、善于归纳，就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来说，第一，要很快认识到在这个现象中谁是主要的决策者，政府、企业、或是消费者？第二，这个主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达到这个目标所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那些可能的选择方案？第三，每个可选择的方案的特性、相对的成本和效益是什么。如果能这样，应该就不难直接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形成原因、机制是什么。在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原因、机制之后，再跟现有的理论做比较，这样才能不被现有的理论所束缚，也才能对理论的发展做贡献。
　　其次，谈如何避免“支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决策者在一定的内外在条件的前提下，做出的最佳选择，那么，这样的最优都是局部最优的，而不是全体最优的，这些局部最优的理论的共同点是都是“理性“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了解到任何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共同性，那么，就不至于有盲人摸象，无法从局部去认识本体的“支离“的弊病。在学习经济学时，如果对“理性“已经有了很好的把握，能够自如地从决策者的最佳选择的角度出发观察社会、经济现象，那么，下功夫的着力点应该是去了解各种可能成为决策的限制条件的各种外在社会、经济变量和各种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在分析、解释新的现象时，只要了解了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也就了解决策者在那些条件下的最佳选择是什么了。但是，在对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还不能运用自如时，则应该从学现有的理论为入手点来理解“理性“的运用之妙。就像要成为一位好的画家，必须掌握线条、结构、比例、色彩，这些基本理论讲起来不难，就只有那几点，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位初学绘画的人，在这些基本原则还没有运用自如前，通常要经过一段临摹大师的绘画的阶段，临摹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如何掌握、运用那些绘画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为了学会画大师画过的画。同样，经济学家学习现有的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大师们是如何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学会运用这种分析、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而不是为了学会运用过去的大师所提出来的理论。如果能以这样的出发点来学习现有的理论，虽然每个现有的理论都是“树“，都是《老子》所说的“前识“，但会从树见到林，而不会“只见树，不见林“，会由“前识“认识到“道“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