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分权”话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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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03-08 11:51:38

　　中国的事从来都难办，政治尤甚。长期以来，承认权力需要制衡都成了禁区，不许谈，更不许讨论。殊不知，古人的制度也有权力的制衡，否则怎么会有行政、监察和兵权的各自独立与相互牵制（从秦始皇开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足鼎立），怎么会有相权的分割，怎么会有一责多任的官制。我们之所以称古代为专制体制，只是在制度安排上，没有设计对皇权的制约而已（实际的制约也有，比如，皇帝的政治权威之外，还存在一个名叫孔子的理论权威）。现在好了，行政改革已经启动，深圳开始实行行政分权的试点。于是，学界一片叫好，即使对政府最不满的人也以为，至少人家已经承认了权力需要制衡，怎么说也是个进步。

　　行政分权，尤其是地方行政分权是进步吗？否。至少从制度上讲，这只是古已有之的旧货色。中央一级的行政分权，从魏晋实行三省制实际上从制度上开始确立，中书省草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这一制度到了隋唐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三省长官，同为宰相，最高行政首脑被一分为三。至于地方行政的分权，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朱元璋打天下，继承了蒙古人留下的行省制度，为了担心如此大区域的地方长官尾大不掉，改掉元代的行中书省体制，变为三司并立，主管民政财政的布政使司，主管刑政和监察的按察使司和主管兵政的都指挥使司。三司平级，各不相属，不仅事权分割而交叉，而且还在制度安排上鼓励各司长官互相纠弹，以收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之效。

　　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显然是没有如朱元璋的如意算盘。三司三权分立，互相牵制固然有之，但那是办正经事的时候；相互监督也有，那是在彼此闹翻挟私报复的时候。更多的情况是，有捞好处的时候则彼此心照不宣，甚至相互勾结；有难办事务的时候，互相推诿，用脚说话，踢皮球。行政分权的结果，不仅造成了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而且对地方官营私舞弊也没有多少抑制的作用。所以，明朝从建国之始，就不断地向地方上派遣巡按御史，考察吏治，干巡也巡不明白，只有在老百姓的戏剧里，八府巡按才能够肃清吏治，惩治贪官。最后地方普遍地出现危机，只能派出集监察官和军事长官为一身的巡抚与总督，凌驾三司之上，于是体制又回到了地方行政专权的老路上。

　　人们总是设想三权分立可以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滥用。但是，大家似乎忘了，三权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勾结达成某种默契。相互勾结的交易成本虽然高一点（一般也就是初次成本较高，一旦形成某种隐性制度，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但收益却也非常之高，而且从长远看，操作顺当，也合乎人情或者说官情。所以，凡发达的民主国家，不仅三权之间在制度设计上就安排许多彼此交易的障碍，而且关键是这些国家都存在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存在发达而且代表各方利益的传媒。也就是说，在三权分立的背后，还存在第四甚至第五权，有这些权力在背后盯着，政治只能在尽可能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黑幕交易做起来太难。

　　至于地方行政层面上的分权，好像其最大的意义，莫过于防止地方权力的过大，对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无疑是有用的。凡是前代地方尾大不掉的，下一代往往就要安排分权的制度，宋代矫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军阀专权之弊，每一级地方官都派出若干同级官员，比如府一级，并设知府、同知和通判等等，将权力分割，彼此牵制。明代的三司体制，实际上也是对元代庞大的行中书省的一种矫枉。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没有遏止腐败的原意，但一进入操作环节，这种原意也就灰飞烟灭了。中国的官僚虽然内部派系纷纭，但他们对于自己的总体利益一向都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虽然姓氏各异，地望不同，但却同属于上流社会。没有官，就谈不上绅，没有做官得到的利益，就构不成上流社会（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有变动的）。所以，无论制度安排怎样的合理，都不会真正对官员获取好处制造真正的障碍，如果有障碍的话，也会被在制度运作中消化掉。因为那个社会没有独立的媒体，更没有市民社会。乡绅主导的乡村社会虽然会对官吏的过分横暴有所阻碍，但注意，只是过分横暴而已。从根本上说，乡绅与官僚并不是对立的两个阶层，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在古代社会，对于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说，在忠诚与效率之间，一般都向忠诚一侧倾斜，尤其是当中央政府感到自己控制力减弱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尽管地方行政分权明摆着会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运转不灵，但它却依然可以忍受，大不了在事情紧急的时候，采取一些临时的应急措施来弥补。反正社会慢慢腾腾地往前走，不讲效率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高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效率是这个社会的生命（记得深圳的座右铭就是：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如果我们的行政改革只是强化了中央的权力，而牺牲掉的却是地方行政的效率，对消除腐败防止权力的滥用也没有多少效用，那么，这种改革是不是进步只有天知道。事实上，仅仅承认权力的制衡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这就叫进步的话，那么只能说我们以前的某些认识，还停留在秦始皇之前。

　　我们总觉得自己早就走出了中世纪，已经可以跟发达的欧美踮起脚来比高低，其实呢，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跟古人其实还是没有多少分别。

　　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做的第一步，首先是给人们自由，给人们经营的自由，按自己喜欢而且可能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自由，说话而且有地方表达的自由，保障人们的私有财产，保障其取得和保存以及再生产的权利。我看，还是将这一步迈踏实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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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分权制衡的来历和经验
发表于：2012-02-14 17:32:20

  关于党的自身制度的改革问题，我想引用胡耀邦的一段谈话。
    胡耀邦曾痛心地说：“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个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在表决前，她说自己心脏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绝举手，真是难能可贵。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党本身的改革是关键，也是难于起步的难点，不能操之过急。十年、二十年后，这些问题总会提上会议桌的。”注①
    胡耀邦讲这番话的时候是1988年，10年、20年之后的1998年、2008年，党的制度改革问题仍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中国**今年就要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到了把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了。
     
    一． 早期国际共运的分权制衡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组织系统自下而上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同盟的领导体制实行分权制衡：
    一、各级领导自下而上选举产生，不由上级委任。
    二、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三、全盟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每年8月举行。
    四、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遇紧急情况由中央委员会召集非常代表大会。注②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三个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其中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都设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它们留下了正规的章程可供后人借鉴。
    1871年马克思亲自执笔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注③第3、4、5条规定：“每年召开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地。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
    “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要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共产国际章程第4、5条规定：“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的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只有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共产国际纲领。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纲领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
    “世界代表大会选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它只对代表大会负责。”注④
    这些文件充分反映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的领导体制是“代议制”。掌握决策权的是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无论叫总委员会还是叫执行委员会）则是掌握执行权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要对决策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决策机关实行年会制，即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执行机关的工作，牢牢地把握大方向。按照这种优良传统，执行机关有错必纠，很难越权脱轨、自作主张，决策权与执行权便能实现有效的分权制衡，推动国际共运蓬勃发展。
    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分权制衡的领导体制，延续到列宁时代，也延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改名为**）。
    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4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召开，每年一次。”1917年十月革命后，虽然当时国内外环境依然十分恶劣，但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始终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在1918年到1923年间共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
    党代会年会制的目的在于保证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不过，由于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其权力中心的地位往往会被中央委员会或其他机构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就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33条特别强调：“遇紧急情况由中央委员会召集非常代表大会”作为年会制的补充。列宁坚持了这种做法，并开创了党的“代表会议”制度的形式。党的代表会议由党中央召集各省委和各民族地区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其规模和职权比党的代表大会小一些。俄国**1919年12月规定，党代表会议每3个月开一次；1921年规定每年开两次；1922年规定在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一次，目的是避免党代表大会权力流失到党的中央委员会去，以防喧宾夺主。
    在党的建设中，列宁一贯认为，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党的决策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过度集权，除了中央委员会分设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之外，还特意规定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使如此，列宁仍然很不放心。在列宁的倡议下，1920年俄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其中第十九条指出：“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列宁想把党的监察制度发展成为分权制衡机制。
    晚年的列宁集中思考和探索了俄国**如何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他以口授的方式写下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等著作。
    显然，列宁是想将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一律置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制衡的思路，这种思想如果能够贯彻始终，对于保证**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列宁的这一探索随着他的逝世而中断。尔后，已经担任俄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逐步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为日后苏共和苏联的垮台留下了隐患，同时也贻害了其他**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
     
    二. 集权制害了**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把俄国**全国代表大会的年会制越拉越长，由每年开会改为2年一次、3年一次、4年一次，甚至十多年都不开党代表大会，斯大林控制的俄共中央便长时期无须向党代会报告工作和接受审议了。另一方面在人事上架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于1934年修改党章，把专门监督党中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改为专门监督下级地方党组织是否执行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于是，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列宁时代所建立的党代表大会（及党代表会议）行使决策权、中央委员会行使执行权、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这样一种分权制衡制度，终于被高度集权的体制取代，走上了一条惨烈悲壮的不归路。
    破坏权力制衡，将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最积极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列宁原先的同事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皮达可夫等等被作为“人民公敌”处以死刑。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
    据1988年4月17日苏联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的共计有5000万人，约占苏联人口总数四分之一。
    斯大林大规模“肃反”的程序是：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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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集权制与新中国的三大人祸
     
    先回顾一下中国**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
    “一大”  1921年
    “二大”  1922年
    “三大”  1923年
    “四大”  1925年
    “五大”  1927年
    “六大”  1928年
    “七大”  1945年
    “八大”  1956年
    “九大”  1969年
    “十大”  1973年
    “十一大”  1977年
    “十二大”  1982年
    “十三大”  1987年
    “十四大”  1992年
    “十五大”  1997年
    “十六大”  2002年
    “十七大”  2007年
    从这张时间表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六大”之前，中国**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按照共产国际的优良传统，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八年开了六次。而在1928年“六大”之后，直到1945年才开“七大”，中间隔了长达17年，这期间共产国际还多次发电报催促中共中央该开党代会了。
    中国**1945年“七大”之后，直到1956年才开“八大”，中间又隔了11年。“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和年会制，即党代会每届任期5年，每年举行一次。这个规定后来又落空了。1958年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就再也没有八大三次会议了，直到1969年才召开“九大”。此时离1956年的“八大”，已相距13年之遥了。这13年是不是没有什么党国大事需要代表大会来决策呢？请看令人痛心的史实：
      1957年搞了一场反右派的“阳谋”。到底打了多少右派？统计口径不一。有的说是55万，有的说是300多万。注⑤总而言之，反右派这件事不算小吧，到底该不该搞？应当如何搞？这场运动为什么会扩大化，为何99.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打错了？这个错误是不是**领导的？当然是。这个错误是不是在集权体制下造成的？当然是。这件大事在事前未经党代表大会决策，事后未见党代表大会审议。
      从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开始，全国反右倾，在干部中打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政策左上加左，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年内全国饿死数千万人。此事事前未经党代表大会决策，事后也未见党代表大会审议，甚至长时期向全党全国人民封锁饿死人的信息，还要人民歌颂三面红旗。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未经执政党中国**的全国代表大会决策。据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这场古今中外的空前浩劫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的1/9，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注⑥ 此外，大中小学将近10年不能正常上课，全国停止招考研究生达12年之久。
    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中共“八大”以来，党代表大会未能按规定行使决策权，未能按规定制约执行权，未能有效发挥监督权，是与反右派、大饥荒和“文革”这三大人祸联系在一起的。
     
    四． 分权制衡之必要
     
    斯大林的集权体制建立并贻害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尤其是个人迷信盛行之后，制造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的主体是党的上层领导人，全体党员都应当服从某一个领袖，一人可以凌驾于百万千万人之上。而2007年中国**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要求“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
    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肯定，这是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正如君主国以君王为主体、民主国家以公民为主体一样，民主型的政党也必须以党员为主体。
    民主型政党正是因为建立在党员为主体的基础上，所以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党员选举产生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行使全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而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工作机构和监督机构则分别掌握执行权和监督权。于是，党内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便成了普遍规律。
    实际上当今世界不仅现代政党制度、现代国家制度必须实行分权制衡，而且现代企业，以及各类官方非官方机构、盈利非盈利组织，都是如此。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无论对企业领袖，还是对党和国家的领袖，仅仅凭主观上相信其公心或能力，是靠不住的。办事业，还是需要制度的制约力作保障。
    譬如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至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周、朱、刘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文革”还会发生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如果能够实行，将是一种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在决策权与执行权合一的体制下，中共中央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策的过程中，即使已经发现饿死了许多人，也不愿及时修改自己作出的“高举三面伟大红旗”的决策，反倒要打击彭德怀等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同志，以维护毛泽东“英明决策”的面子。这也是搞“议行合一”，没有分权制衡所导致的悲哀。
    痛定思痛，太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推动人们不得不思考分权制衡问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得很明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能休止。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⑦
    是的，分权制衡，说透了就是要用权力制约权力，使两种（或多种）权力达成平衡，以利于社会发展，减少人为的体制灾难。
     
    注① ：《百年潮》杂志 2000年 第一期《88年冬：与耀邦同志谈心》
    注②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选读》
    注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注④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
    注⑤ ：《炎黄春秋》杂志 2009年 第二期《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注⑥ ：见安徽人民出版社《沉冤昭雪  平反冤假错案》1998年第1版
    注⑦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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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强权是万恶之源？
发表于：2011-10-01 10:08:28
天堂茶话第三十章  霸道之道
为什么强权是万恶之源？
刘军宁
　　强权与专制的害处，是把暴力日常化、制度化。迷信用强权征服天下，统治天下，以暴易暴，永无休止，这种强权的逻辑是人类的万恶之源
　　孔子：我最近读了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生物政治学的东西，读后颇为迷惑。我得到的印象是：强权才是永恒的公理。这是违背我的良知的。可他们又说这是科学的结论。
　　老子：有些达尔文主义是这么主张的。他们逻辑是：如果适者生存、强存弱汰是生物的法则，那么，要生存，就必须强大；要强大，就必须有强权。
　　孔子：这正是他们的看法。我把这种看法简单总结一下：人类的祖先曾经像猴子、猩猩、狒狒、长臂猿等灵长动物那样过着群居生活。灵长动物的社会通常是围绕着一个作为首领的统治者而组织起来的。以猴子为例，猴群就是猴子们团结在以“猴王”为核心的周围来结群生活的。猴王作为首领，其地位是靠强权获得的，也是靠强权维持的。在武力争斗中，猴王凭借自己出色的强力击败了所有的挑战者。这样的首领至高无上，直到年老体衰，才被更强大的挑战者击败并取代。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社会与猴群十分相似。猴群有猴王，人群有君王，都是王朝政治。在中国，王朝的更迭方式与猴群首领的更迭方式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以暴易暴。可见，以强权为本位的人类政治制度是符合进化规律的统治形式，因而也是正当的，合乎科学的。用中国人熟悉的政治观念来表达，统治权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无有他者。
　　老子：这些人是在为强权政治披上生物学的科学外衣。在他们看来，目前世界上存在着的强权政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完全是合乎自然、合乎科学的。他们中一些人甚至根据达尔文连续进化学说推测出，专制暴政将永远存在下去。
　　不过，我的看法与这些人不同。灵长动物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人类光明的未来。我们不仅看到猿猴社会中的成员甘受专制统治的一面，也看到这种社会中的反抗一时一刻也未停止过。每个专制的猴王最终都被暴力推翻，并沦为离群索居的孤魂而不得善终。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暴力来更迭。从猿猴社会到今天的专制政权都历来如此。这个事实揭示的倒不是专制政权的永恒性，而是人类反抗专制精神的永恒性。猿猴依靠猴王统治，是为了抵御天敌以换取安全。猴王权力的更迭即便可能是流血的，却不大可能是致命的，更不会大规模地残害无辜者。古今中外的专制政权与强权政治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这种政权便取代了猛兽，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猿猴过专制生活是为了最大限度获得生存机会，而现代的专制政权是要最大限度地剥夺人类的生存机会。后者与前者相比较，在性质上已发生了根本嬗变。前者是生存的工具，后者已成为生存的敌人。
　　孔子：您是在说强权不合天道吧？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却说，“物竞天择，强者生存”是万物进化的铁律。到底，谁是正确的呢？
　　老子：我认为，人类要想求得生存就必须尽快地彻底抛弃专制暴政，戒绝强权政治，去寻找能帮助人类生存下去的新的政治形式。这个新的政治形式已经被发现，并且在愈来愈多的地方成功地运转起来。这就是避免了以暴易暴的自由民主政体。它代表着把人类从以猿猴社会那种野蛮的强权政治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文明趋势，从而大大提高人类生存机会和人类文明的整体水平。民主政治不仅在国内实现了持久的和平，而且至少实现了民主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多，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从进化学说的角度看，在人类政治进化过程中，那些最能帮助人类适应新的环境，并增加人类整体生存机会的政治形式，将通过自然选择被保留下来。今日的民主政治正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做出的抉择。这才是自猿猴社会以来的政治进化规律所揭示的真正内涵。依我看，这正是天道的意图。
　　孔子：为什么强权不合天道？
　　老子：人类是为天道所生，是天道的造物。强权毁灭人类，因此必为天道所不容。战争是一个毁灭性的事业，必然造成巨大损失和灾难。以武力逞强天下是野蛮的霸权行径，必遭报应。以力服人，人必不服，一旦势头逆转，强权者必遭噩运。所以，靠强权夺天下，靠暴力霸天下，都是天道所不容的。
　　孔子：中国人的传统看法是，可以马上夺天下，不可以马上坐天下。您的意思，马上夺天下也是不可以的？
　　老子：如我以前说过的，武力上的胜利不构成获得统治权的正当性。用枪杆子夺天下不能自动生成永远坐天下的权利。军事成就不能转化为政治资本。强权与专制的害处，是把这些暴力日常化、制度化。如果给马上夺天下开绿灯，那就是给暴力与内战开绿灯，给“暴力霸天下”开绿灯。
　　孔子：可是，从马上夺取天下的统治者们，也同样抗拒别人用武力夺取他们的天下。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也是反对暴力的。这种看法跟您的是否有相似之处？
　　老子：当权者对暴力夺权当然是极端抵制的，甚至不惜以命相拼。但是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强权的、暴力的逻辑。当权者的这种逻辑是：除非你能用暴力夺取我的江山，否则我是不会拱手相送的。我为打江山付出了多少性命的代价，你就要拿更多的性命来换，这事没有商量。迷信用强权征服天下，统治天下，以暴易暴，永无休止，这种强权的逻辑是人类的万恶之源。
　　孔子：为什么说强权是万恶之源？我更熟悉的说法，是万恶淫为首。
　　老子：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随便可以讲的。私欲不是万恶之源。金钱不是万恶之源。这是都是个人的事情，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大规模的伤害。但是有一句话是必须讲的：强权才是万恶之源。这是天道给我们上的最重要一课。恶是一种坏的品质，一种造成伤害、悲痛、不幸和灾难的东西。潘恩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最好的政府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必要的恶，而最坏的政府则是不可饶恕的恶。”乔治·华盛顿说：政府不是理性，不是优雅，是强力。强权与恶是我们的生活中最最不想要的两个东西，与个人的自由生活是格格不入的。战争常常使人想到国家与国家间的冲突。但是，在强权之下，战争往往是内战，是对民众的战争。在我看来，对外的战争与对内的暴政是专制的两面。强权就是意味着对内对外、时时处处处于战争状态，因而是最恶性的政权与政体。专制的特点就是向国内和国外、国人和世人，展示武力，滥用强权。
　　我觉得，天道不能容忍人像猴子那样生活。猴子没有能力自我杀绝，甚至很少杀死同类。人类不仅掌握了大规模杀死同类的手段，而且有能力灭绝人类自身。如果人类还停留在猴子那样的阶段，那么实行以猴王为中心的强权政治，某种程度也许上还算合理。但是，现在人类已经回不去了，因此建立在猴王的强权之上的政治制度，也应该一去不复返了。天道一定明白，人类不再付得起自我杀戮、自我灭绝的代价了。人类应该知道，只有皈依天道，人类才有更好的未来！
　　天道章句之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主事者若要依靠天道来治理国家，
　　就不应该是以强权征服统治天下，
　　动辄用兵用强，必遭报应。
　　兵荒之后，荆棘丛生。
　　大战之后，必有灾年。
　　即便有正当的理由，也要及时罢休，
　　不能以武力逞强斗狠。
　　即使取胜，也不要自矜其功，
　　有了战果，也不去炫夸居傲，
　　胜算在握，也不要自以为是，
　　达到目的，应是出于不得已，
　　及时果断，但不去好胜逞强。
　　逞强到头，便是走向衰朽，
　　因为强权不合天道。
　　凡是不符合于天道，
　　迟早必将消亡衰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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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重新思考礼乐社会 重新思考礼乐社会
发表于：2012-09-25 11:31:15
我们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也正在进入一个礼乐重建的大时代。不论政治如何演进，礼乐重建都是未来两三代人应予面对的核心议程。初步完成礼乐重建，社会秩序才能够稳定下来，中国文明才可言复兴，中国人也才能赢得世人尊敬。本文将对礼乐之当代含义、礼乐重建之必要性及基本原则，略作探讨。


礼乐即文明


人因礼乐而成人，共同体因礼乐而联结、而繁荣。无礼乐，则无秩序，也就无文明。这是古圣先贤之共识。《礼记·乐记》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恶，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人需借助于他人、借助于外物而生存并追求幸福，如性，如衣、食、房、车，如权力、金钱。然而，若欲望没有节制，则必将被物所支配，人化物，也即人异化为物，此物化之人必疯狂追求物欲。若此种行为模式普遍化，则人与人之间将进入丛林状态，人人处于恐惧、焦虑、不安中，既无幸福，更无秩序，也就无文明可言。

共同体欲进入和维持文明状态，就必须以规则节制各人之物欲，协调人际关系。这样的规则，古人称之“礼乐”。然则，何为礼？何为乐？《汉书·礼乐志》：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

古代之礼无所不包，无往不在，大体可分两类：经礼、仪礼。以现代术语言，前者为规范特定关系中各方权利--义务之法律规则体系，甚至包括宪法；后者则是更为日常性，因而内容极为繁富之礼仪、礼俗。

然不管何种礼，礼之基本功能都是“别”，也即，确定公、私生活不同场合中各人角色、地位、义务及权利，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行为模式。礼的目的是“定分止争”：若每个人都明乎自己本分，尽自己本分，即可不争而和。《论语·学而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礼在人际分、别的目的，正是为了和。和者，协调也。和就是处在不同地位、扮演不同角色的人相互协调，以最低成本合作，共享合作收益。故真正的和一定是因不同而和，和而依然不同。

但“礼胜则离”，若只有礼之分、别，则人必倾向于生分，斤斤计较，逐渐丧失斯密所说的通情能力，蜕化为“理性经济人”。如此，则人必相互防范，导致合作成本不断上升，以至于无法维持而解体，此所谓“离”。故礼之外还需乐。乐主同，主亲，诉诸人之情感，拉近人际距离。如此，人产生和保持合作之情感意向。故礼、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乐记》云：“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古人之所谓乐，范围极为广泛，如《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最原始的乐是无辞之声，进而产生有辞之歌，辞即是诗，《诗经》三百篇皆可以歌。伴奏有乐器，演唱伴以舞蹈。这才构成完整的乐。《乐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三代之乐多用于公共场合：首先用于宗庙祭祀，以和人神；其次用于朝觐、射礼等场合，以正节奏；再次用于君臣、君民、主宾之宴饮、飨食，以合人情。不过，三代封建时代，人们皆生活于小型共同体中，故公、私生活没有截然界限。故可谓乐无所不在。且此公共生活，固然由君子主导，庶民亦有机会全体参与，故乐无人不包，如乡饮酒礼就是全体乡民参与，君、臣、民同乐。

由此可以看出，礼乐就是塑造和维系人际间合宜关系之规则、规范、纽带，礼乐就是健全而优美之生活之形式，私的生活、公的生活。它不是随便什么生活方式，人总在生活，但有的时候是蝇营狗苟，没有尊严可言；有的时候相互伤害，人人焦虑而不安。礼乐则本乎天道，依乎人心，人人精心维护，而形成好的、优雅的、高贵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中，在这样的世界上，“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

共同的礼乐之覆盖范围，决定着共同体之规模。华夏共同体之形成即始于普适的华夏礼乐之形成，尧、舜与同时代圣贤之伟大就在于制作了普适于“天下”之礼乐。

因此，华夏三代古典文明就是礼乐文明。这些礼乐就是古人所说“文”。礼乐之文上揆之天之文，也即天道；下缘民情，而成人之文，家、国、天下等共同体之文。这些文在内为规则、制度，在外为衣裳、车旗、宗彝、乐器等名器，谓进退、周旋之仪节。“华夏”一词中，夏者，大也；华者，服章华美也。正是礼乐之文，把华夏与蛮夷戎狄区别开始，而华夏正是依靠“文德”吸引四裔。

故而，文让人、让家、国光明，此即“文明”。没有礼乐，即无文明，就是野蛮。实际上，没有礼乐，没有文，人的生存将充满不确定性。礼乐之大用，就在于“定命”，稳定个体之自然生命与共同体之人造生命。健全的个体与繁荣的共同体，以礼乐为“身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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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崩坏、重建之往复


周公建立经典封建制，制礼作乐，华夏礼乐文明达至巅峰。《汉书·礼乐志》：

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些并非虚语，由《诗经》、《左传》、《国语》等文献可见周代礼乐文明之盛况。正是礼乐塑造了周代之君子自重、高贵之品德，与优雅、得体之风度。《论语·泰伯篇》所载孔子的话说明了君子养成之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不过，再完美的礼乐也有崩坏之可能，孔子就生活于礼崩乐坏之时代。礼界定各人之名分，《论语》则记载了鲁侯僭越纣王、强势卿大夫僭越公侯之礼的诸多事情。伴随着礼制败坏，周的政治秩序解体。伴随着乐制败坏，人的精神趋向粗鄙，如《乐记》所说，人心放纵，相互侵凌，世间重回丛林状态。因为礼崩乐坏，中国也就从春秋之争霸，跌入战国之厮杀，一路堕落到秦制之野蛮化。

不过，在此堕落大潮中，一股重建礼乐的力量也在悄然兴起。这就是儒家。孔子之伟大抱负正是重建礼乐。

孔子第一大历史性功绩正在于收集、整理、删定礼乐，从此礼乐可道、可传、可学。孔子又以此教导平民子弟习礼乐，而形成儒生群体。儒生群体从社会各个层面努力，重建礼乐，其著名者为叔孙通为汉家制礼。更为重要的礼乐重建发生在基层社会，此为董仲舒所说的“更化”。到汉代中期，上自皇家、经由儒家士大夫群体、下至基层社会，社会各阶层皆有其礼乐，礼乐基本重建。

这不是简单的恢复。三代礼乐多局限于上层君子群体，周秦之变的关键是平民化，孔子以礼乐教授平民子弟，也就打开平民群体礼乐化之过程。因此，儒门重建礼乐的过程，实际上是礼乐下传普及于更为广泛的社会。

礼乐重建之结果是形成士族。关于士族权威之终极依据，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这样说：

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

先生此处所描述者，不仅仅是西汉以降至东汉士族之生存形态，也是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士族生存之常态。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谨守礼法。他们构成社会的中坚。他们谨守礼乐，也以礼乐统合社会，维持文化、社会与政治秩序。

不过，到唐代，士族中心的汉晋体制面临危机。其间原因很多，汉晋体制本身趋向败坏，北方蛮族入侵也冲击北方固有礼乐。唐室为强化权力，打压士族，比如著名的《氏族志》重定事件。同样为了这个原因，唐室崇奉道教、佛教，轻忽儒家。武则天在礼法传家的士族之外，另开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新兴进士群体缺乏礼法意识，而享有权力。这个群体在皇权支持下与士族斗争，导致社会丧失领导者。凡此种种因素，导致另一次礼崩乐坏。其结果就是中唐以后以迄五代的社会秩序大混乱。

重建礼乐，正是宋儒之核心问题意识。今人对宋儒之学，多关注于其心性之论。宋儒生活在一个进一步平民化的社会，宋儒欲养成君子，不能不强调内心之自觉。不过，宋儒当然十分清楚，仅此对君子而言不够，更无法在庶民中达成善治。在心性自觉外，也必须重建礼乐。健全的宋儒必同时重视两者，比如，理学创始人二程曾致力于制礼，关学代表张载，如《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所言：

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患近世丧祭无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变，祀先之礼袭用流俗，于是一循古礼为倡，教童子以洒埽应对；女子未嫁者，使观祭祀，纳酒浆，以养逊弟，就成德。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于是，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同门蓝田吕大钧首立《乡约》，旨在重建基层礼俗。

对重建礼乐作为最大贡献者，乃是朱子。今人皆以朱子为思想家，然朱子实乃宋明社会之创制立法者，宋明社会之礼乐体系，正以朱子《家礼》为本。

面对士族体制崩溃、社会再度平民化之大势，朱子《家礼》以“祠堂”开篇。从前之家庙仅限于上层社会，如今之祠堂则普及于平民。于是，分散的平民族群得以确立其信仰之象征。借此信仰，宗族得以成立与稳固。以祠堂为中心，基层社会被组织起来，人心有所归宿，婚丧嫁娶皆有法度。

宋明社会之乐也同样平民化，最可注意者为戏曲。戏曲就是平民之乐，融文学、音乐、歌唱、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因素于一炉，其形态与三代之乐十分接近。戏曲创作者、表演者、观赏者多为底层文人、新兴商人、城乡普通民众，传播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价值，教化民众，以“正人心、明人伦、务本分、一道德、厚风俗、扶世教、补世道”。

这一宋明礼乐体制延续千年，至20世纪，在内外因素冲击下崩坏。今日中国处于史上可见之第三期礼崩乐坏中。

礼乐之崩坏表现在公、私生活各个方面，比如，今天，知礼、守礼者微乎其微，尤其是中青年，基本上生活在无礼无仪之状态。在全球化时代，大陆人之无礼，也已成为一个国际现象。若服章者，精英以西装为礼服，在校少年儿童皆穿肥大邋遢之劣质运动服。至于大学园中内，有人谓，“男生穿得像农民工，女生穿得像小姐”。至于乐，今天惟有郑、卫之音，而黄钟大吕、雅颂之音难寻，宋明之乐  戏曲，也日渐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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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重建，正当其时


每一轮的礼崩乐坏始于精英之败坏，这一轮也不例外。尤其是占据话语主导权的现代知识分子，如同战国之游士、唐代之进士，积极摧毁礼乐。

百年前，现代知识分子大肆攻击“礼教吃人”，判定戏曲愚昧，刻意摧毁国民固有之礼、乐。其态度一如战国时代之法家，唯一的不同是冠以“民主与科学”之名义。在20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与权力密切配合，积极投入针对传统礼乐的战争。

据说，摧毁固有礼乐，即可建立现代文明。这当然只是幻想。知识分子得到的是野蛮，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他们呼天抢地，而今，对世道之败坏，同样作痛心疾首状。

奇怪的是，对于一切重建礼乐之努力，现代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又不以为然，多数时候是恶语相向。他们再度如同法家，迷上了制度：据说，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制度变革是决定性因素的，也是唯一正确道路。重建礼乐则是倒退。他们认为，现代性就是每个人张扬个性，礼乐则束缚这个神话般的个性。

但是，一转脸，这些知识分子对台湾之优美风俗，又感叹不已。对于英国的绅士风度、对西洋之乐，也歆羡不已。

知识分子中多重自我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无知，对现代社会秩序之生成与维护机理，对现代西方演变过程之无知。实际上，西方在早期现代经历过一次礼乐重建。

西方历史同样经历过礼崩乐坏、礼乐重建之往复：希腊礼乐盛极一时，难免走向衰亡；随之兴起罗马文明，也即罗马礼乐，经过几百年繁盛，蛮族将其扫荡殆尽。10世纪之后则形成封建的、基督教之礼乐体系，所谓骑士风度、贵族精神，以及西洋音乐，正出自于此。

不过，从15世纪始，此一礼乐体系开始面临冲击而陷入危机。首先是政治上的冲击：主权国家制度冲击贵族制度，贵族主导的礼乐体系陷入危机，而中世纪礼乐是由世俗、宗教规则承载的。18世纪始，此一礼乐体系又面临经济上的冲击：工业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地理格局之变动即城市化，导致社会之平民化，形成市民阶级。他们脱离原来的封建的共同体，而生活于相互之间陌生的城市。他们没有贵族之礼乐，相互之间的关系难以清楚界定。

在此背景下，欧洲自然地出现了礼乐重建。宗教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礼乐重建的基本组成部分，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教堂为陌生人提供了重建公共生活的空间。在世俗社会中，市民阶级对于贵族之优雅充满向往，模仿贵族礼仪。此一历史过程导致贵族礼仪实现了一次平民化转型。18世纪英国学界关于good manners、civility的议论，体现的正是礼乐重建之焦虑与想象。新兴市民阶级试图构建优美而得体之生活形式。莫扎特的音乐似乎就标志着市民阶级之乐的重建。

总之，欧洲的城市化过程固然破坏了中世纪的礼乐体系，然而，一套新兴礼乐体系也被人们构建出来。在美国，20世纪形成的中产阶级同样经历过一轮礼乐重建。因此，欧美社会固然是现代的，但现代绝不意味着自然的放纵。相反，越是在相互陌生的现代社会，礼乐的作用也许更为紧要。这是现代的隐秘逻辑。

对西方了解不多的知识分子好谈西人之个性解放，然而，凡与西人交往者都会发现，西人十分在乎礼，比起大陆人，西人更为知礼、明礼、守礼。西人讲究礼仪、坚守职业、社会伦理，信守合同、法律，这些其实均在礼乐之范畴中。现代社会绝非无礼无乐，若真如此，现代社会不可能维系。稳定而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就是由礼乐维系的，现代社会自有其礼乐，只不过，它略不同于五百年、一千年之礼乐而已。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对西人“贵族风度”的向往，表明人们至少认为，有礼是一种荣耀。于是，在经历对中国礼乐之百年怀疑、破坏之后，礼乐之当代重建事业终于展开了。

此一轮礼乐重建大体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模仿西洋礼乐。官、学精英多热衷于此。其实，过去百年，精英毫不留情地摧毁原有礼乐，其目的就是全盘引入西洋礼乐。西方是现代的，而现代是好的，中国当学习西方，自当学习西洋礼乐。此一礼乐西洋化过程在20世纪中期被打断，80年代之后重启。当时，穿西服是开放的文化和政治象征。西洋礼乐被普适化，精英们以洋为荣。

另一个方向则是复古，恢复中国之古典礼乐。具有这种意识的人较少，但因其反潮流，而引起了较多关注。比如，过去十年来兴起的“汉服”运动。孟母堂主人周应之创建的“诗礼春秋”品牌，则试图推进汉服之现代转型。伴随着儒教概念提出，有一批人士致力于恢复祭孔之仪；与此相关，有些地方零星出现古典成人礼。

伴随着中国之世界地位的变化，过去十年间，上述两种进路之间出现了微妙的逆转。更多人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希望立足于中国传统，重建中国式礼乐，以重建健全优美之现代的中国式生活方式。然则，此一礼乐重建，当依循何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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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重建之原则


当代之礼乐重建头绪纷繁，或可大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当依据中华传统重建国家礼仪体系。比如，国家领导人祭圣王，祭孔。制作国乐，参照古代礼服，设计各类官员在正式场合之礼服。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对于安邦定国、深思明辨、技艺特出之君子，予以表彰。最近，杭州表彰王斌为“革命烈士”，引起很多争议，显示了重新设计国家荣誉制度之必要性。

其次，重建国民生活方方面面之礼仪。比如，制作婚、丧、嫁、娶之礼。为已成公共假日之清明、中秋、春节设计仪节。设计国民礼服，制作人生成长各个阶段之礼等等。

可以说，礼乐重建，其实就是公、私生活方式之修葺、美化，就是文明之光大。然则，如何重建礼乐？今日不乏主张复古者。其用意值得同情，在礼崩乐坏之时，复古者的努力也可以将古礼之知识带入当下，从而有助于发现礼之意、礼之本。不过，真正能被国民普通认同、从而具有化民成俗之用的礼乐，必因时而制。圣贤正作如是观。《论语·为政篇》：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礼乐重建之基本原则就是“因”中有所损、有所益。所因者，仁、义、礼、智、信之五常，“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十“人义”等等普适之价值观：普适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也普适于中国、外国。所损益者，如正朔、服色、仪节等等，当因时而进行改作。只有通过后者之改作，才能让礼乐顺乎人心，普适而永恒之价值才得以存身，并塑造人，塑造秩序。制不损益，道反而可能让人疏远而晦暗。

宋明儒在进一步平民化的背景下，对礼乐重建之原则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朱子《家礼》序言提出一个基本思考范式，分礼为本、文两个层面。本就是伦常，就是人义；文就是仪节。礼之本需以文呈现，故无文则无本。现代人总是倾向于忽视文，斥文为虚伪。其实，孔子时代就已出现类似观念：《论语·八佾篇》：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而这正是礼崩乐坏之观念表现。对此，子贡的一段批评是十分有力的，《论语·颜渊篇》：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若无得体之礼文，则人自身粗鄙，人与人之间的合宜关系也无从表现。

然而，礼文又不可一味复古。《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记载，朱子明确指出：“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周代君子固可承受繁复之礼文，但当时就有“礼不下庶人”之说，礼不能为庶人所承担，今日之平民更断无可能。故复古礼用意虽美，但不具有可行性。

当然，重建礼乐，也不可纯任创新，而是“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所谓大体，就是本，就是“谨名分，崇敬爱”之基本精神。然则，此所谓大体存在于古礼之中，因此，欲重建礼乐就不能不精研古礼，从中体认人伦纲常。

朱子于上文提出“就今人所行之礼删修”，又云：“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朱子语类》卷八十四）朱子于此提到两个重要字眼：礼与俗。民众自有其俗，习焉而不察。志在重建礼乐之君子，其实亦习染于此俗。此俗或善或恶，或得体或鄙陋。然不论如何，君子不可无视于习俗，不可有为民立法之自负。正确的态度是，以谦卑姿态，面对习俗；以自己所体认的礼之“本”，对习俗予以反思；以古礼可行于今之文，对此予以修葺、补充。

由朱子的思考与实践，或可确定重建礼乐之中道原则：据古礼之意，因一代之俗，参前世之仪，制今日之礼。

子曰：“富而好礼。”中国已富，富裕的中国人缺少礼乐，而缺礼少乐，就难以享有优美、得体而令人宁静之生活，也难以得到他人之尊重。故在当代中国，礼乐重建乃是大势所趋。

而今日礼乐重建之情境，与孔子、董子时代，与程朱时代，基本接近：社会之平民化，表现为中产阶级之兴起和扩大；所不同者，本轮礼乐重建，在城市化框架内展开，城市为礼乐重建之重点。这一点，是前两轮礼乐重建中未出现的。西方倒是有过城市化背景下的礼乐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本轮礼乐重建，西洋现代历史确实可以给礼乐重建以诸多启发，甚至一些礼文也可移入。不过，礼乐者，“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系乎中国之道而出乎中国人之心，故合宜的礼乐重建之道是，立定文明主体性意识，在自身文明脉络中则天道、参古仪、缘民情、作新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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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未来改革要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未来改革要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发表于：2012-09-25 10:19:35

　　“今后必须转变到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围绕老百姓民生来发展经济。”这是陈志武教授对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基本判断。但陈志武也明白，长期以来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导致中国不会以产生内需的制度改革起步，而是在不改变根本制度前提下先引进外需，由外需启动国内增长并挑战、松动既有利益格局。这样做就形成对外需的依赖而内需总缺少动力。外需带来的早期增长培植了既得利益群体，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因此，未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前提是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的体制性变革。

　　权力金字塔结构导致分配不公

　　在2010年，北京平均1.7万人口就有一人进北大或清华，而湖南等省是平均30万到40万人口才有一人进这两所大学。即使同是北京人或湖南人，谁能进、谁不能进又取决于谁有“硬关系”。

　　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进民退。

　　现有制度安排是民企困境的根源

　　《中国经营报》：当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有哪些？如果有排序的话，最紧迫的应该是什么？

　　陈志武：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是需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进民退。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做企业开餐馆的也随时受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威胁，日子很难过了。

　　政府权力加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在过去四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经济体系安排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而且使有限的金融资本和资源过多地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国企，给中国社会埋下许多后患。

　　近来中国经济数据继续走弱，特别是民企状况不好。一般认为是欧美经济所致，其实更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新《劳动法》以及各地不断升高的最低工资，这些愿望当然很好，但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也压缩了就业空间；二是不受制约地增长的企业税负；三是继续强化的国进民退和行政审批障碍。在这三大因素挤压下，民企怎能有活下去的空间？所以，现在和未来的经济下行是体制所致，而不是别的。如果要改变，就必须从体制上下手，从约束政府权力开始。

　　《中国经营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要想走出现在的经济困境，必须撬动中小企业的活力，即实行所谓的国退民进，你的观点是什么？

　　陈志武：这个目标肯定是对的，现在的就业增长80%至90%都靠中小微企业，这些年的经济活力也主要来自中小企业，没有它们就难以有增长。可问题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国退民进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愿望难以实现倒不是中央没有愿望、没有决心，而是根本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只要经济由政府主导，只要国企还存在、还是国企，只要政府权力不受太多制约，民企就难有更大的空间，就必然经常性地受到挤压，就必然国进民退。过去出了“民企36条”，后来又有“民企新36条”，但结果呢？还是国进民退，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继续上升。所以，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在于国企的民有化改革。

　　《中国经营报》：制约中国发展内需的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国民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对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你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是给政府那部分太高，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去掉通胀因素后），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那么，在社会个体之间，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重要因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你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必须从这一点开始，从减少权力在机会分配中的作用开始，这是源头。否则，单纯从税法上改革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公正，也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最高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好”，地区市“第三好”，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六十年后，中国各行各业形成了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也能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是怎样的？中国现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微观层面又会带来哪些问题？

　　陈志武：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教育、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从微观层面看，不同群体的机会很不同，而机会的不同必然导致收入的不同、财富水平的不同。比如，能够进北大和清华，意味着从此做人上人的机会就高于别人了，在2010年，北京平均1.7万人口就有一人进北大或清华，而湖南等省是平均30万到40万人口才有一人进这两所大学。即使同是北京人或湖南人，谁能进、谁不能进又取决于谁有“硬关系”，又涉及到权力。这种入学机会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公民的收入差距。大家都知道金融业收入高，尤其是私人股权基金业致富容易，可是，不管什么背景的大学生、青年研究生都有同样机会进入这些行业找到工作，或进去创业吗？即使能进入创业，有同样机会得到同样的融资或投资机会吗？

　　所以，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根本性改革也离不开体制改革，离不开制约政府权力和减少政府对各类资源的管制。

　　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亟须体制性突破

　　我们必须从政府主导经济转变到由市场主导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从什么都管的状态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财产权、财富从以政府所有为主，通过民有化改革转变到以私有、民有为主。

　　《中国经营报》：中国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合未来中国的？

　　陈志武：许多人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了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决定了城镇化真正转为增长动力的激励；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权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能否有发展的基础和权利；第三，是否终止户籍制度，这决定了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到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了城镇化后的城镇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资产收益带来的消费潜力转为经济增长能量。

　　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制约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物质供给不足、产能太少，是短缺经济，所以，那时需要靠投资、靠扩大生产解决短缺，增长就自然靠投资带动，那很正常，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是有道理的。所以，一直到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金融资源基本控制在政府手里，甚至连项目和行业准入也由行政部门掌握，这些都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因为这些控制权、支配权提高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好戏也有结尾的时候，到现在，是产能严重过剩了，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这时消费需求是主要的瓶颈口。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今后必须转变到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围绕老百姓民生来发展经济。为了实现这种转型，我们必须从政府主导经济转变到由市场主导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从什么都管的状态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财产权、财富从以政府所有为主，通过民有化改革转变到以私有、民有为主。这些改革转型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前提。

　　
　　陈志武：政治改革已经没时间等了，再晚就迟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透明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会迫使国企和各行政部门回到应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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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在参加江苏代表团会议时表示:“习总书记最近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你的决策是不是经过程序?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要依法行政。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不让权力跑出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赋权。”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笼子应是制度的笼子、民主的笼子、公开的笼子,像金鱼缸里的鱼一样看得见,而不是暗箱。”  全国人大代表、舟山市市长周国辉。

不要去盼什么英明之主,而要去争一个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不要跪什么青天官员,而要去争一个可监督问责官员的制度。不要歌颂什么伟大领袖,而要去争一个可选举弹劾权者的制度。不要说什么拥护感谢,而要去争一个可言论迁徙自由的制度。不要等什么英雄勇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 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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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发布时间:2013-01-24 09:49 作者:刘军宁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412次　　最近，宪政正在成为热门话题，关于“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讨论牵动朝野。在讨论“什么是宪政”时，我说过，宪政就是限政，就是驯化统治者，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这篇文章则重点谈谈宪政是如何驯化统治者的，或者说，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统治的权力与政府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化人类普通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机器，对任意发作野性的人进行武力强制。历史一再表明，由于手中掌握着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因为，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君王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暴力来更迭。人类社会中行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专制暴政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在这样的专制暴政之下，关在笼子里的不是权力，而是民众。直到有效地驯服统治者的手段发明之前，人们对统治者们的野性几乎束手无策。要么是以暴易暴，陷于恶性循环，要么是无力的道德说教。

　　如何驯服统治权在握的统治者？一旦他们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类在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过程中所留下的三座重大的里程碑。

　　第一座里程碑：用法律束缚君王。公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第二座里程碑：用民权限制君权。公元1688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第三座里程碑：用权力制衡权力。公元178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成文宪法，确立了实行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到了19世纪20年代，自2000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宪政民主的浪潮，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的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经过三次民主化浪潮，宪政民主作为驯服政治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牢固的确立。

　　宪政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对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

　　历史证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专横权力的野性所挣脱，故必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让野蛮的专横权力就范。这个法律就是承载宪政精神的宪法。用这样的宪法把权力送进牢笼并加以限制与约束的政治实践就是宪政。只有靠宪政，靠能够有效制衡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靠每个人都去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才能降服、驯化统治者。而宪法是这些降服驯化手段的关键。坏的宪法是一部整容过的法律僵尸，任凭统治者违宪作恶，它也不会有丝毫的反应。好的宪法，是一部活的宪法，一旦有统治者违宪，它就自我行动，让违宪者不能得逞。专政之下，宪法是纵容统治者滥权的死宪法；宪政之下，宪法是降服统治者的活宪法

　　宪政驯服权力的主要手段有三：第一个手段是，划出权力的禁区并让公民与民间力量来参政督政。宪政通过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以及公民的人身权来划出一块政府权力绝对不得进入的领域从而大大缩小了政府权力的活动范围。不仅如此，宪政还赋予公民一系列的政治权利能保障公民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自由办报、组党结社来主动地限制、监督政权的权力。

　　第二个手段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权力。宪政通过确立法治来对权力加以法律的约束，确保政府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宪政的本质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参见《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斯科特?戈登着）。宪政还通过保障司法独立，实行违宪审查来确保统治者的意志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个手段，是分权制衡，用权力来制衡权力。宪政通过宪法把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一起关进宪政的牢笼，一个笼子里面关上三头权力之兽，让他们互相抗衡、相互制约。宪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权限，通常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权必须是分立的，应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一个部门无权撤销另一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一个部门去行使。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也是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的制度。

　　上述三种手段通过合力把权力关进了宪政的牢笼，使任何掌权者不再能为所欲为。宪政民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宪政民主的确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而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公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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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2日在中国**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核心内容得到广为传播，并迅速成为报纸和网络热议的对像。据悉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美国总统布什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除此之外，他还在演讲中大声将自己的总结奉献给世界：“这个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美国人的观念里，政府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怪物，因为他太过强大，以至于强大到民众难于驾驭。它掌控着至高无上的国家机器，它可以轻而易举的动用军队、法庭、警察等等暴力机关，来消除不利于国家利益的事和人。一旦哪个小人物触犯了政府认定的国家利益，他便要遭到灭顶之灾的危险，因为小人物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他根本就不是和整个强大国家机器对抗的手。



所以，除了把权利拥有者关进笼子里外，至今为止，人类还沒有想出别的办法来约束他们。如果把统治者比作狮子，那么被统治者就只是各顾各的绵羊，所以随时会成为狮虎的牺牲品。翻开历史，我们看看，罗马帝国暴君尼禄一生恶贯满盈，他的信条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秦始皇为死后继续行使皇权，逼迫三十万苦役花费十年时间为其修建陵寝。中国的皇帝在自己尽享天下 的同时，竟发明了太监这样一个灭绝人性职业并延续近两千年。希特勒打着优化种族的幌子，竟把六百万犹太人送进了焚尸炉……不受制约的统治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



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无数实践证明：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就是驯服统治者，把他们关进笼子里。1799年有两个人死了。一个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挺有名气。美国华盛顿，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权力关进笼子，从而成为了世界伟人。中国的乾隆皇帝呢？他花费60年，在中国实行了保甲制，禁止百姓自由迁移，将民众关进了笼子里。



而在近代中国，并非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先例。香港人靠法制和媒体监督政府，而台湾人则是把公权力管住了，让公务员变成了服务员，人民成了大爷，让公权力成了孙子。所以台湾的龙应台说：不要去盼什么英明之主，而要去争一个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不要跪什么青天官员，而要去争一个可监督问责官员的制度。不要歌颂什么伟大领袖，而要去争一个可选举弹劾权者的制度。不要说什么拥护感谢，而要去争一个可言论迁徙自由的制度。不要等什么英雄勇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



有人说这太过于理想化，那么我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三步：①把冰箱门打开。②把大象放进去。③把冰箱门关上。那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需要几步？一样：①把笼子门打开。②把权力放进去。③把笼子门关上。但权力会乖乖进去吗？当权力拥有者意识到他不会永远拥有权力，自己及家人也随时会被强权伤害时他就会。而现在，他正在笼子门口犹豫！（文/风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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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作者:智慧侠2 于 2013-01-03 21:36:30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先说一则外国旧事: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之后，就把罪犯送到澳洲去开荒。英国政府雇佣私人船只运送犯人，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多运多赚钱。可是罪犯的死亡率非常之高，平均超过了百分之十，最严重的一艘船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三十七。政府官员绞尽脑汁想降低罪犯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限制装船数量等等，却都实施不下去。最后，他们将付款方式变换了一下：由根据上船的人数付费改为根据下船的人数付费。船东只有将人活着送达澳洲，才能赚到运送费用。新政策一出炉，罪犯死亡率立竿见影地降到了百分之一左右。后来船东为了提高生存率还在船上配备了医生。

对这一亊件, 很多人的解读是:这是政府是对生命的尊重，即使是罪犯，也要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船上的基本生活条件。罪犯的无辜死亡也是要追究责任的！ 我从制度设定上看问题,认为上述解读只说对一半,另一半则是如何制定好的制度,确保罪犯在输送过程中的生命安全,顺利到达澳洲去开荒劳改,能使政府一举两得.

当下最热的反腐问题,决策者的根本办法就两条:惩治和预防.前者就是查处,打击,治标;后者是制度的建设，完善,治本.现在有一种思想倾向,认为只有不断重拳出击,以"打"为主,才能震慑住腐败分子. 这里就先析"以打为主"的风险问题:

一是从"古"看,明朝朱元璋开始惩治腐败严刑峻法到食肉寝皮，可是他很快发现这样也不能根治越来越多的腐败，继续下去臣心背离，同样会危及大明江山，于是改变了策略。

二是从"今"看,当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严惩警察腐败，三年间两百多名警员入狱，最终导致1977年香港警员上街冲击廉署。在此压力下，港督当夜颁布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港督为了让廉署这个重要机构生存下去，做出的一次艰难但正确的让步.

三是从"外"看,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以身作则，在腐败积重难返的韩国闪电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中，数千名官员受到惩处，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部门长官、空军和海军总长等高官显要，一度造成政局恐慌。而当年东欧的剧变,就是从反腐之风直捣执政党老巢开始的.

显然,反腐败重在预防而非是单一的打击,必须贯彻"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方针.决不搞"群众运动".不然,后果只能是"不反腐败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贸然重手也会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重蹈当年东欧剧变的复辙。

再析制度的建设问题:当年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制.我回到四川当知青的农村采访,原来的生产队长对我说:"这下可好了,烟锅巴落到脚背上,勤快的,懒的一下子都跳起来了,我再也不去敲钟催大家出工了." 看来,制度的确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最直接的工具，重要性不可否认.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人的坏念头受到抑制，而坏的制度会让人的好愿望四处碰壁.

然而，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制度是人创造的，制度更是靠人去维护的。 我国在反腐问题上是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但是为什么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无非是有这么几点：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反腐无法纳入法制化制度化；二是人情大于和高于法律和制度，在法律制度面前无法体现人人平等；三是掌握法律、制度的人本身也不干净，打铁自身不硬，锤子怎么落得下去打得准？

再深究其根源,我认为在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一直主张“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当统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当最大的统治者，反过来，谁当了最大统治者，谁就是最仁的人，万一不是，就要想方设法教他成为最大的仁者，当天下德行的榜样。在这种“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剥夺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权力,也不讲监督制约。一来所谓监督一般是没权的、权小的对有权的、权大的人的监督，可这些没权的、权小的人比不上有权的、权大的人仁义，他们不配监督，只要服从仁人的领导就行了；二来以下监上非礼，非礼即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东西。这样，事情的关键就是找一个以及一帮高尚的仁人当头儿，告他跟他们说只做好事，甭干坏事就结了，而不是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啥的制约头儿，叫他、他们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干坏事。“仁人政治”为后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因此, 制度建设的根本内容就是重法制,轻人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法学家孟德斯鸠有个著名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1799年,有两个人死了。 一个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 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挺有名气。 美国华盛顿， 二百多年前就提出“把统治者关进笼子” 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权力关进笼子，从而成为了世界伟人。 中国的乾隆皇帝呢？他花费60年，在中国实行了保甲制，禁止百姓自由迁移，将民众关进了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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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一是在立法上制定和完善让权力只能在阳光下运作的法律法规;

二是政务完全公开透明.这方面要向在香港政府看齐.香港政府的权力运作和决策必须向公众告知，并有一套规范的程序。假如政府要做某件事情，需要公示它的理由、过程，经得起立法会的提问。如果香港社会发生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就有立法会议员向若干政府官员提出紧急质询。政府官员会就做过的或还没做到的工作进行客观真实的描述、检讨。这里所说的“客观真实”是指所答必是所问，包括通过提供数据、事例，去说服向他们提问的议员。在此过程中，香港任一名公民和媒体都可以到场旁听。一般而言，由于公权力已有一套程序发送信息、解答疑问，传媒对于政治“黑箱”里面的事情无需过分好奇；更重要的是，公权力本身是在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框架中运作，一般也无需媒体花大力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揭黑打假”。因此，香港传媒的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担当信息告知的角色，没有哪个媒体能独家拿到骇人听闻的“猛料”。

三是完善"党管干部"的制度,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起码要有"一票"的权力.同时,加强人事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约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

四是重视社团和民间的反腐力量.反腐是全民意志，不能单纯指望职能部门，要把腐败言行置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进行揭露、批判、监督，并且还要发动群众，长期持久地掀起一场人民反腐抗败的斗争。

五是通过网络立法,鼓励和保护公民能有效利用网络反腐.网络工具,目前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网络的规范化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虽然网络目前是否能作为纪检监察的有效工具还值得研究,但我认为，通过网络反腐与其他形式的反腐最大的区别就是透明度不同。网络能够使问题彻底暴光，而纪检部门反腐确透明度太弱，凭权力操控的空间很大，许多被保驾的官员就是例子。如何保护公民能有效利用网络反腐,也是网络立法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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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2013-01-24 14:54                               （本文已发表在财经网2013年1月24日）

     笔者曾在《为何习近平深圳行获普遍赞誉》（2012年12月11日发表于财经网）一文中指出“民众普遍期待能加快推进权力结构改革，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并且指出“习总书记的深圳之行，不仅表达了要进行权力结构改革的决心，而且也向人民展现了自觉取缔特权、将权力关进笼子和与人民亲密接触、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行动。从而让大众看到了中国取缔特权、构建起新型权力结构的希望。”庆幸的是，笔者的这一提法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应和认同。在2013年1月22日中国**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应该说，习总书记的讲话为中国遏制权力腐败和改善权力行使吹响了总号角。然而，要让权力者自己束缚权力之手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却是千百年来人类所面临的一个真正困难的事情。面对此难题，我们不禁会问：怎样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呢？笔者非圣人，不敢妄言自己通晓破解这个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的不二法门。不过，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和思考权力问题的青年学者，我愿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以期抛砖引玉，激发大家参与到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辨中。在我看来，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必须做好以下事情：

    一是革新理念。理念（思想）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人始终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在论述理念的重要性时，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人的思想观念。” 英格尔斯同样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育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而张维迎则在《什么改变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力和理念。
       在面对“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难题时，同样离不开理念的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制度的形成与落地，任何行为的习惯化，必然要有一定程度上的理念革新和普及作为前提。在理念革新上：一方面，作为掌权者，必须要认识到：（1）“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和世界大趋势，任何企图突破权力笼子的行为终将会受到惩戒。（2）“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仅对社会大众是有益的，对于掌权者自身也是利大于弊的。（3）只有放权、分权和限权，形成良好的权力结构，才有可能“把权力关进笼子”。（4）只有自觉束缚权力的贪婪之手，才有可能得到人民认同和长期执政。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大众，必须要认识到：（1）“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并非掌权者单方面的事情，而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要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你就得行动，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同时，不媚权、不贪权。记住：在一个奴才成群、多数人成为麻木不仁的旁观者和沉默的大多数的国度，是不可能“把权力关进笼子”的。（2）要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别指望罗马能一天就建成，也别指望中国能短时间就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因此，我们必须坚韧而明确的通过制度建设和权力结构优化来实现这一目标。（3）依靠暴力和革命是不可能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只有通过改革和非暴力的争取才能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二是完善制度。制度在人类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大师Acemoglu和诺思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走向失败而另一些国家会走向繁荣时，强调指出，是制度差异！而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得依靠制度。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对所有人---不管是掌权者还是平民---都具有普遍性强制力和约束力；同时，制度是一种承诺机制，如果掌权者不按制度办事，突破制度的束缚，其性质就是背信弃诺。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长期的历史中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探索，终于发现和总结出了许多有助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1）民主宪政。民主宪政能强有力地约束来自政府的暴行，将政府这只怪兽锁入笼中，防止政府走向暴政或者成为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工具。（2）竞争性市场经济制度。人类发展史已证明：私人财产权对于约束公权力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竞争性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增加民众自由、促进社会平等和政治进步的源泉。（3）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实践历史来看，财产申报制犹如一把利刃，直刺腐败者的要害，为推动各国的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4）媒体舆论开放制度。新闻媒体和舆论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对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至关重要。任何企图钳制媒体舆论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行为，都只会增加权力的滥用。从中国微博反腐的浪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还有多种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约束权力的制度。然而，就中国的现实而言，约束权力之手、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制度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还离人民的期待很远，许多制度亟需完善。如，我们的宪法，还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如，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许多缺失，离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民主和宪政还很远；如，我们还没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如，我们的问责制度还有许多缺陷；如，我国还存在许多经济上的垄断，垄断国有企业享受着超国民的特权，成为阻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力量；如，我们的新闻媒体还受到诸多管制……
    三是重构权力。权力结构状况如何对于能否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至关重要。就人类历史而言，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最有效方式。在权力失衡时：（1）无法生成 “包容型制度”，只会生成“萃取型制度”。这是因为：如果权力失衡，主体间是不平等的，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由强势利益集团决定，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强势集团的利益。（2）导致制度失守。如果一个人或群体具有垄断性的权力，那么此时制度对于他或他们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制度失守也就成为必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广泛存在的制度失守现象看出。（3）导致规则型社会无法形成。权力缺乏制衡时，权势者的承诺往往是不可置信的；统治者承诺的不可置信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抑制规则型合约的拓展使用和市场的发育。（4）激发权力腐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权力失衡时，一个社会将不可避免的走向权力寻租腐败的不归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当前的中国，重构权力结构较之制度建设更为重要和紧迫。在重构权力结构方面：一要进一步从宪法上明确公权力的使用原则、使用程序、使用范围、使用责任；二要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构建起实质民主和宪政制度；三要进一步推进限权改革，缩小政府、国有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四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放权、分权改革，包括向公民、向地方政府、向社会、向媒体放权和分权；五要增加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制衡；六要重构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权力分配；七要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四是践行承诺。说一千道一万，“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还要落实到行动上。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执政党和领导人的行动表率。在中国，执政党是关键。如果执政党和领导人对中国的权力结构和权力使用问题视而不见，或者没有敢于推动权力结构改革的勇气，或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只有承诺、没有行动”，那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漂浮在梦境中；而且，民众也会越来越失望，并在失望中丧失信心和耐性。只有执政党和领导人言出必行，用智慧和行动，大胆而稳妥地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真正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承诺落实到行动中，让广大民众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才会真正震慑权力滥用者，才能得到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从而获得“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力量源泉，也才能真正建立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良性制度和行为习惯。为此，执政党和领导人有必要在加强反腐的同时，着手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真正还权于民，让人民真正成为权力的拥有者、监督者和对“权力僭越人”的审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