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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原创] “行政分权”话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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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14 14:38:09 | 显示全部楼层
权力与秘密的危险结合



                                徐 贲




今年是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百岁冥诞,去年是水门事件40周年,田纳西州的前美国参议员汤普森(Fred Thompson)发表了他的历史回顾,《水门事件的教训》(The Lessons of Watergate)。水门事件调查时,他才不过30来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田纳西州“乡下律师”。他被任命为“水门委员会”的共和党检察官,水门丑闻的调查最后使得尼克松辞去总统的职务,也使得这一事件中的几十位共和党参与者锒铛入狱,其中包括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N. Mitchell), 汤普森当年的委任状就是由米切尔签署的。

汤普森在文章中说,水门事件的主要教训是权力的傲慢,“又一次证明了阿克顿的话是对的,权力就是腐败。自以为是的老年人,他们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下属,都以为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他们以为自己掌握着权力,就可以非法窃听、跟踪政敌”。汤普森看到的这个教训中包含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权力与秘密。腐败的权力不仅是滥用权力,而且是偷偷地做。由于运用权力的目的和手段都见不得人,所以必须秘密进行;而恰恰是偷偷地做,以为没有人知道,因此更加有持无恐,无所不为,滥用权力。

伦理哲学家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Secrets)一书中特别讨论了权力与秘密的关系。她认为,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权力”应该与他说过的另一句话结合起来理解。阿克顿说,“每一件秘密的事情都会变质,即便是正义的行政也不例外。任何一件不容讨论,不能公开的事情都是不保险的”。博克说,阿克顿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警告,“秘密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是极端危险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秘密都带有腐败和非理性的危险。如果他们对别人有不寻常的权力,而权力又是秘密运用的,那么滥用权力的诱惑就会非常之大”。

主子对奴隶、雇主对员工、上司对下属都可能以秘密的手段来滥用权力,这已经足以造成很大的危害。如果政府、政党以秘密的手段来滥用权力,那就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掌权者们所保守的不再是个人秘密,而是集体秘密。博克指出,个人秘密与集体秘密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保守秘密的方式,而保守集体秘密的方式必定会使集体的滥用权力比个人的在政治上更加腐败,在道德上更加邪恶。

集体秘密如果不是一种守不住的秘密,也一定是最难保守的秘密。美国开国先贤富兰克林说过,三个人保守一个秘密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其中的两个死掉。也就是说,个人保守秘密的动机对于保守集体秘密是远远不够的。在有集体秘密的人群中,必然有出卖和背叛的可能,因此,必须运用极端的手段才能维护集体秘密,其中最不可缺少的便是强制。

加入集体秘密,秘密的政党、组织、计划、行动,都需要有某种组织化的程序。最常见的便是加入者必须要有介绍人,介绍是一种担保的形式,如果发生出卖和背叛,那么有关的介绍人就难辞其咎。介绍加入后的另一个必要程序是组织考验和审查,以确保加入者的可靠。再就是在加入时必须宣誓效忠,包括承诺愿意接受叛变的惩罚。对变节者和叛变者必须予以尽可能严厉的处罚和惩治,这叫做“纪律处分”。这种惩治会比对敌人更加凶狠无情。因此,在有集体秘密的组织中,权力最大,最不受制约的就是负责审查和监视自己成员忠诚和可靠的“特别任务”部门。博克说,由于担心保密泄漏和防止敌人的渗透(窥视机密),集体秘密的组织往往会忙于吞噬它自己的成员,而把它原来的行动目的抛到一边。

一个集体既然要固守某些秘密,就一定有许多事情是不能让民众或“外人”知道的。这样的秘密集体,包括政党、政府或者二者合一的统治集团,往往会陷入一种类似与“囚徒困境”的处境,博克称之为“分享的困境”(sharedpredicament)。分享的困境指的是,知道集体秘密内情的那些“自己人”是共同行动的,他们不会同生死,但会同进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所做的是“集体决定”,很难发挥个人自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作用,也不愿意承担有风险的个人责任。

集体决定让每一个“分享者”都可以参与决策,但又不必对决策像个人那样承担责任。由于决策是在绝对“内部”的保密中进行的,决策者们之间分歧的重要性会变得微不足道,但是,任何分歧本身却又都会成为绝对不能向外泄漏的最高机密。而且,他们对有风险的决策会采取“转移风险”(riskshift)的做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击鼓传花”。最困难的决定往往会留给下一任的“自己人”去解决,如此一再拖延,直到实在没有办法,或者风险已经变得极小时为止。然而,由于参加决策者们无需承担个人责任,集体决定又可能是非常草率的。

对于这两种情况,博克写道,“秘密会削弱集体决定中的个人责任感,造成各种推诿或贸然行动,包括那种做无谓冒险的贸然判断”。先是贸然行动,事情发生后又推诿扯皮,根本找不到必须承担责任的个人,这种情况在权力与秘密结合的地方屡屡发生。为过去的灾难事件道歉并承担责任因此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博克指出,“长期的秘密集体行动会滋生腐败,并使腐败扩散”,“权力与秘密结合的时间越久,腐败和腐败扩散就越严重”。这样的权力也会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越害怕被外人“夺”走,因此总是用“夺权”这样的阴谋论去看待可能的权力变化。权力与秘密的结合使得权力被“集体私有化”了,权力完全被属于一个小集团的少数人所掌控,一方面,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配分享权力,另一方面,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想尽办法来保住这个权力。如此拥有的权力是不可能具有公开性和透明度的。

水门事件是美国人所经历过的最黑暗,最具教训意义的权力与秘密的危险结合。所幸它在美国并没有成功,也没有造成长久的伤害。在人类历史上,权力与秘密的危险结合,它所带来的许多灾难要远比水门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严重得多。13世纪的西方有圣费姆会 (Holy Vehm),中国明朝有锦衣卫和东厂,20世纪的人类更是经历了像纳粹盖世太保、前苏联克格勃、前东德的史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那样把权力与秘密的结合推向极致的恐怖统治。对这类权力加秘密的邪恶统治,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汲取这类历史教训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楼主| 发表于 2013-3-14 14:46:51 | 显示全部楼层
唐志军:怎样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Acemoglu和诺思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走向失败而另一些国家会走向繁荣时,强调指出,是制度差异!而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得依靠制度:民主宪政、竞争性市场经济制度、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媒体舆论开放制度
  在2013年1月22日中国**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应该说,习总书记的讲话为中国遏制权力腐败和改善权力行使吹响了总号角。然而,要让权力者自己束缚权力之手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却是千百年来人类所面临的一个真正困难的事情。面对此难题,我们不禁会问:怎样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呢?笔者不敢妄言自己通晓破解这个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的不二法门。不过,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和思考权力问题的青年学者,我愿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以期抛砖引玉,激发大家参与到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辨中。在我看来,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必须做好以下事情:

  一是革新理念。理念(思想)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人始终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在论述理念的重要性时,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人的思想观念。”英格尔斯同样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育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而张维迎则在《什么改变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力和理念。

  在面对“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难题时,同样离不开理念的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制度的形成与落地,任何行为的习惯化,必然要有一定程度上的理念革新和普及作为前提。在理念革新上:一方面,作为掌权者,必须要认识到:(1)“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和世界大趋势,任何企图突破权力笼子的行为终将会受到惩戒。(2)“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仅对社会大众是有益的,对于掌权者自身也是利大于弊的。(3)只有放权、分权和限权,形成良好的权力结构,才有可能“把权力关进笼子”。(4)只有自觉束缚权力的贪婪之手,才有可能得到人民认同和长期执政。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大众,必须要认识到:(1)“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并非掌权者单方面的事情,而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要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你就得行动,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同时,不媚权、不贪权。记住:在一个奴才成群、多数人成为麻木不仁的旁观者和沉默的大多数的国度,是不可能“把权力关进笼子”的。(2)要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别指望罗马能一天就建成,也别指望中国能短时间就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因此,我们必须坚韧而明确的通过制度建设和权力结构优化来实现这一目标。(3)依靠暴力和革命是不可能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只有通过改革和非暴力的争取才能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二是完善制度。制度在人类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大师Acemoglu和诺思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走向失败而另一些国家会走向繁荣时,强调指出,是制度差异!而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得依靠制度。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对所有人--不管是掌权者还是平民--都具有普遍性强制力和约束力;同时,制度是一种承诺机制,如果掌权者不按制度办事,突破制度的束缚,其性质就是背信弃诺。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长期的历史中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探索,终于发现和总结出了许多有助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1)民主宪政。民主宪政能强有力地约束来自政府的暴行,将政府这只怪兽锁入笼中,防止政府走向暴政或者成为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工具。(2)竞争性市场经济制度。人类发展史已证明:私人财产权对于约束公权力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竞争性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增加民众自由、促进社会平等和政治进步的源泉。(3)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实践历史来看,财产申报制犹如一把利刃,直刺腐败者的要害,为推动各国的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4)媒体舆论开放制度。新闻媒体和舆论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对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至关重要。任何企图钳制媒体舆论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行为,都只会增加权力的滥用。从中国微博反腐的浪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还有多种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约束权力的制度。然而,就中国的现实而言,约束权力之手、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制度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还离人民的期待很远,许多制度亟需完善。如,我们的宪法,还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如,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许多缺失,离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民主和宪政还很远;如,我们还没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如,我们的问责制度还有许多缺陷;如,我国还存在许多经济上的垄断,垄断国有企业享受着超国民的特权,成为阻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力量;如,我们的新闻媒体还受到诸多管制……

  三是重构权力。权力结构状况如何对于能否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至关重要。就人类历史而言,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最有效方式。在权力失衡时:(1)无法生成“包容型制度”,只会生成“萃取型制度”。这是因为:如果权力失衡,主体间是不平等的,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由强势利益集团决定,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强势集团的利益。(2)导致制度失守。如果一个人或群体具有垄断性的权力,那么此时制度对于他或他们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制度失守也就成为必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广泛存在的制度失守现象看出。(3)导致规则型社会无法形成。权力缺乏制衡时,权势者的承诺往往是不可置信的;统治者承诺的不可置信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抑制规则型合约的拓展使用和市场的发育。(4)激发权力腐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权力失衡时,一个社会将不可避免的走向权力寻租腐败的不归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当前的中国,重构权力结构较之制度建设更为重要和紧迫。在重构权力结构方面:一要进一步从宪法上明确公权力的使用原则、使用程序、使用范围、使用责任;二要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构建起实质民主和宪政制度;三要进一步推进限权改革,缩小政府、国有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四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放权、分权改革,包括向公民、向地方政府、向社会、向媒体放权和分权;五要增加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制衡;六要重构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权力分配;七要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四是践行承诺。说一千道一万,“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还要落实到行动上。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执政党和领导人的行动表率。在中国,执政党是关键。如果执政党和领导人对中国的权力结构和权力使用问题视而不见,或者没有敢于推动权力结构改革的勇气,或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只有承诺、没有行动”,那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漂浮在梦境中;而且,民众也会越来越失望,并在失望中丧失信心和耐性。只有执政党和领导人言出必行,用智慧和行动,大胆而稳妥地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真正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承诺落实到行动中,让广大民众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才会真正震慑权力滥用者,才能得到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从而获得“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力量源泉,也才能真正建立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良性制度和行为习惯。为此,执政党和领导人有必要在加强反腐的同时,着手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真正还权于民,让人民真正成为权力的拥有者、监督者和对“权力僭越人”的审判者。

  唐志军为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6:31:34 | 显示全部楼层
潘维:维稳之道,在于能办小事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组织是扁平的,与人民打成一片,有一个词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扁平的组织在革命之后逐渐变成科层化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要办大事。办“大事”需要科层制,但也破坏了自然社区,办不成“小事”让维稳恶化。要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作者提供了一种方案,这一设想是否可行,以及是否还有其它的方案可寻,留待读者们进一步思考。

目前的群体事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我敢说80%都是因为“小事”。不是因为他们没资格选总理,选省长,甚至选县长,我们自己心里应该很明白,每一个人手中的那张票,哪怕是选总理或者选总书记,它的分量无限趋近于零,甭管别人怎么跟你说选票多么神圣。因此,他们不是因为那张票“造反”,而是因为一些小事,身边直接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

我的思考就是把事情分为“大事”和“小事”。对政府科层系统而言,人民生活的具体事必然是“小事”,也只能是“小事”。但发展是硬道理,规划和落实经济发展才是科层系统的“大事”。

今天有些人根据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开始胡扯,认为稳定局面恶化是因为中国到了深水区。我记得十多年前就有人跟我说,中国进入了深水区,什么是深水区?先是说人均GDP一千美元时就到深水区,现在又有人说是到四千美元、五千美元,可到了八千美元,还乱,也还是深水区,那一万六千美元是不是?最后发现美国人均GDP快到四万美元了,也动乱。2011年,先是“阿拉伯之春”,接着是“欧洲之秋”,再接下来是“美国之冬”。人均GDP数量级与利益分化及利益冲突的所谓“必然关系”纯属虚构,环顾世界,无论在人均GDP哪个数量级上,都有稳定和不稳定的国家。

也有人说不稳定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看一看村民为什么造反?群体性事件中把政府大楼烧了,车也烧了,抱着领导人要跳崖,是因为政府发低保,村里一共三千人,结果只有一百人能享受,其余两千九百人就不干了,吵起来。新加坡是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或者说是基尼系数最坏的地方,但是稳稳当当,最近发布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又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国家,但是它保持高速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列。

也有人说是因为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问题,不好好给老百姓办事。他们已经“五加二、白加黑”了,天天加班,还说要他们继续努力。问题是基层绝大多数公务员一辈子只能指望干到副科级,也就是乡镇副乡(镇)长、县局级的副局长,这些人凭什么要天天玩命干、把每一件事当自己的事干?我们常说人民的小事不是小事,都是自己的事,怎么可能都是自己的事呢?他的事就是他的事,我的事就是我的事。对基层公务员来说,上级让办的都是大事,服从上级,做好上级交办的事,才是自己的事,人民出现的事都是鸡毛蒜皮小事,不关自己的事,除非拆迁等大事,否则怎么可能是我的事?

还有人说不稳定是因为腐败导致的,有一点但不多。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群体性事件,实际不是因为腐败导致。“想发财的别当官,想当官的别发财”,这话我们觉得很正当,关键是当官的是否也认为自己不该发财?当官的能不能够不发财?我同事的结论是这违反人性,不可能。今天很多人入党,想做公务员也是为将来能发财,既要当官也还要发财。保障当官的生活水平高于本地平均水平,不发财了,他们可不可以?你们考虑,我没有违法广告。

当年中国**人是与人民紧密打成一片的。有一个故事,一位省委宣传部部长,因为被他的下属勤务人员举报,用公家信封写家信,就下台了。今天听着是天方夜谭,在我们长大的那个年代,这不是天方夜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江苏苏南做博士论文调查,乡镇的一位司机对我说,“我们这的乡(镇)长不敢贪污,他贪污我都可以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6:51:05 | 显示全部楼层
腐败的大爆发没有多长时间,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以为腐败都是政治体制惹的祸,但是政治体制没变,结果腐败问题日益严重。

最近天天讨论什么民主、法治,什么顶层设计,好像几个聪明人设计一下,就能解决,其实天天嚷嚷的人最腐败。

中共组织从扁平化到科层化就是为办大事

官僚机构是干什么的?官僚机构是干大事的。而中国**人过去非常强调小事,在革命战争时期,要求全体干部战士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两件事情:第一,缸满院净,给民众把水缸挑满,把院子扫干净;第二,为村里的贫苦人民排忧解难。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讲的是**军队到东北,在黑龙江扎下根,那有很多土匪,因此派小分队去剿匪。有一个叫李勇奇的农民,给小分队带路去抓土匪,对于一个农民来说,他凭什么带**去剿匪?那是很危险的事,土匪知道谁带路后,会把他的一家人杀掉,就因为小分队的一位护士把李勇奇母亲的病治好,因此他给**带路。这就叫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

那时候中国**的组织是扁平的,与人民打成一片,有一个词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扁平的组织在革命之后逐渐变成科层化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要办大事。

革命很简单,就是推翻政权,任务和目标单一。毛泽东就很讨厌科层化、官僚化,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党怎么能不跟人民在一起?沾染一身官气,如果要是压迫人民,高高在上的话,还革命干什么?总有一天咱们也会被革命。但是,毛泽东不理解另外一件事情,扁平的组织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依靠科层化、专业化、知识化的队伍,才能办成大事。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解放军起初没有军衔,但照样能打赢仗,包括连美国一块打,如果搞军衔制,大家都为了当将军、少校,那士兵为谁打仗?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一直处在混乱状态。

今天,如果要修高铁、港口、飞机场就需要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理性化,总体标志就叫做科层化。也就是说管理部门分得越来越细,主管下级的副职也相应增多,一层接一层,产生很多层级,正因如此,我们能够办成大事。

而毛泽东时代不行,办大事只能靠最科层化的机构,也就是军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拨乱反正”,开始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市场化、理性化、科层化,都来了,这几个层次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意思。中国办成很多大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世界上创造出一个奇迹。

科层化弄垮自然社区 使小事办不成维稳恶化

但是,我们的小事,人们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真的解决不了了。小事都是在自然社区中,市场化、科层化把自然社区弄垮了。另外,为办一些大事,比如计划生育,基层党支部书记、村长不愿意干,就给钱让他干,发工资,从此,本来是非官员的自然社区领袖,变成准官员。30年前有成百万个自然村,现在减少到四、五十万个,自然社区变成行政社区,行政社区领导都拿政府高额补贴,不给钱是不干的。最后,因为分田分地,各种企业的私有化,村社经济基础也没有了,自然社区彻底崩溃。

自然社区崩溃后的结果是“人民”没有了,只有个人。人民的权力(power)和权益(rights)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依照西学就叫“民主”,什么民主?选举民主,除了选举民主什么也没有了。什么叫选举民主?也就是在基层每三年选一次,几分钟的投票,你的全部参与就被限制在选个“主子”。

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以后,中国的人民民主就出现一大步倒退。有人说可以海选了,大家民主了,可选个“主子”怎么就是民主?传统上人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全都没有了,有人还以此为自豪,称有了基层民主。大家注意,中国历朝历代都讲究村民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村民自治,什么叫村民自治?最首先的一条就是村民自己决定自己选谁,怎么选,以及当多久。

现在按照法律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委员后,第二天人家就出去打工,不能换,三年以后再说。因此,村民委员会就形同虚设,选个村长,村长就变成独裁者,而且还换不了,怎么选上的?多数决定,怎么多数决定?大家都心知肚明,少则十万、二十万,多则一百万、二百万,甚至更多。

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从西学来的吗?其实,美国各州选总统的办法都不一样。中国选个村长,全中国都必须一样,你觉得是民主还是不民主?是违反还是符合宪法的村民自治精神?而且,违反了传统,这就是民主的大倒退。

还不仅如此,走到今天,已经到了极限。各地党政文件、报纸中都出现“网格化管理”,所有政府干部都要下基层,布成一个一个网格,一个或几个官员负责一个网格,保证这个地区不出事。而且,是什么人干这些?就是那些基层升迁永远没希望的人,最多到副科级。历朝历代都不是这样子的,我认为网格化管理已经达到把人民权力和权益蔑视到最低的层次,这是民主的最大倒退。

中国的民主在传统上是以自然社区为基础,人民参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物业问题,现在居委会不组织,党也不组织,政府也不组织,谁都不愿意惹这块麻烦事,没人愿意把人民、社区重新组织起来。只要组织起来,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用不着政府。

政府是办大事的机构,亿万原子化了的个人(不是人民),去找政府每一个部门办事,而政府根本办不了。政府可以在一年之内修一条高速公路,但是三年也清不走高速公路边的垃圾,他不知道垃圾该归谁管,大家互相踢皮球,大事能办,小事办不了,因为人民再也没有办法组织起来了。在我小时候,没有物业公司,居委会的老太太早上就出来吆喝大家扫院子,没有哪家人好意思不派人出来扫。每年到夏天,甚至每两周都要熏一次蚊子,全大院都出来熏。社区很“坚强”,没有小偷,他们进不来,有个老太太守在那就是不一样,也不需要物业费。

今天靠市场,政府觉得整个事人民办不了,然后就承包给公司,公司以盈利为目的。这样我们的社会就变得非常浮夸,人民想参与却参与无门。结果就是人民与科层体系离心,人民不满,政府把大事都办了,办得漂漂亮亮,但是人民依旧心存怨恨。

我没有用民主法治这种大型的西学来论述,就用“大事”“小事”概念。小事办不成,维稳问题就急剧恶化。小事本来都应该由人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8:16:4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为何不能像西方那样办小事

西方国家怎么办小事?他们有法律主义传统,官司一打什么都解决了,谁都服从,甭管官司判得合理不合理,人民都接受,这是一种文化、基因。中国人没这种基因,是世界上最不遵守规矩的群体。什么叫特权?特权就是破坏规矩,我们的最大希望就是当官后能够得到特权和破坏规矩的权力。

另外,西方信教传统有几千年,教会是可以解决小事的,社区有教会,大家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讨论问题。教会衰落后出现公共图书馆,还有集体聚会,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议论。比如我居住的美国小城一万人,出几个代表,在公共图书馆中聚会,有人提议修一修图书馆的房子,钱怎么办?最终决定境内所有加油站每加仑汽油加一分钱,让加油站代领,两年后图书馆的房子修好。因为国家不给钱,就社区自己决定。西方还有阶级传统,也就是市民社会,甭管什么利益集团都抱团,抱团以后就开始办事。

但是,中国小农一盘散沙,头脑很狭隘。在西方你会发现作为学生如果不参加个会,根本就是这个学校的垃圾。可在中国,讲究君子不党,你要参加个什么会,必定有什么目的,大家都会想,你是不是要给自己的资历加一笔,或者当不了这个会的会长就不玩了。

中国与西方不一样,中国是社区传统,自然社区。在自然村内,谁知书达理、供养老人、做事公道、不欺负小姓人家,大家就推举他当领袖。如果有人念了书,弄个什么举人、秀才回来,一定让他当领袖,甭管他姓什么。这适合中国,选贤任能,自然村规模特别小,就擅长办小事,每个人、每一户人家都能参与,到祠堂中一起议论事情。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绅,中国归这帮人管,政府就可以很小。

后来新中国成立,**在城市建立单位制度,单位什么都管,直到今天单位依然给大家提供一定程度的住房补贴。否则,北大教员怎么能有住房?要不然可以提高学费,四年学费提高到一百万,北大招到三千本科生仍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样的话学生们就都成了有钱人的孩子。所以,单位制不是靠市场,也不是纯靠国家,国家怎么能包13亿人?单位制就是社区制度,有自己的医疗、食堂、学校,集体互助,这就是中华传统。

政府知道自己管不了,因此就支持社区自助。今天的政府以法定的庞大行政村为基础,管理成千人家,出了事的乌坎村有两万多人口,对比我在美国住的那个城市,根本就是两个市。政府凭什么有权力用行政手段去合并别人的村?就是官比民大,宁愿要人民成为个人。我们总是说以人为本,为什么不以民为本?想一想,我们还缺个人主义吗?

西方人说要启蒙,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靠神活着。启蒙就是鼓励一点物质主义和自私自利而已,别听他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启蒙就两件事:一是鼓励从精神主义、信神主义到物质主义;二是鼓励从集体主义到自私自利。他们说“上帝死了”,对中国来说神从来没活过。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化的基层政权面对了无组织的个人和家庭,因此就出现有组织的政府和无组织的人民,组织就断裂了。中国**执政的前30年是以自然社区为基础,人民公社的大队就是自然社区,而不是以行政社区为基础,不随便合村并镇。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8: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传统基层社区不是政府下级 政府无权干涉

传统自然社区的第一个特点是规模小,擅长办小事。第二个特点是权力大,真正自治。

宗族祠堂就是扁平的社区组织,不是科层,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更不是政府的下级,不像今天似的,镇政府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呼来喝去。有一年某省要对村干部进行考核,凭什么?至少在法律上他们不是政府的下级,不照层级发工资,也不能晋升乡(镇)长,他们就是人民领袖而已。

传统的扁平组织有威望,携祖宗之威,还有部分土地做经济基础,特别是有政府的坚定支持,不干涉社区。社区司法是中华法系的一个最基本特点。苏东坡做县长时,白天上山到庙里找人谈诗,晚上到西湖找妓女喝酒、唱歌,什么时候办公?没工作可办,因为大多数事情在社区里就都解决了,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小政府。

中国的社区是血缘社区,今天是虚拟的血缘,在单位也要按大家庭方式,说国家是大家庭。西方怎么治国?分成无数阶级和利益集团,于是有了契约,哪个集团、阶级权力大就让他来管理国家,契约内容可以变,要么按血缘,要么按枪杆子,要么按金钱。今天普通的契约是数人头,看谁带的人多。

中国不是靠契约,是靠治家,治国如治家。每一个社区是一个扩大了的小家庭,虚拟的家庭就是国家。历朝历代都奉行一个根本原则,以孝悌治天下,意识形态和社区、家庭是一样的。与西方相比,这是两种行政体系,可以说中国社区的权力大,真正自治。

第三,乡绅有双重认同,双重立场。为什么他们能够稳坐乡绅之位?因为政府支持,所以他们一只脚站在政府利益方面,如果老百姓不合理,就代表政府把老百姓摆平;如果政府不公平,就代表社区利益打败政府。因此,社区真出领袖,不单是今天,当年刘邦、朱元璋可都是社区领袖,直接从社区领袖造反,那是接地气的一帮人。

乡绅是双重领袖,但从不拿政府工钱,替政府办事,所以得到政府支持。而且,政府也知道,政府办不了社区的小事,管不了这些事情,因此让社区自己来管,人民来管。

人民的参与在中国过去历史上是很多的,参与就是民主,就是人民民主,在这一点上,不亚于西方国家。别看书本上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给判了死刑,“专制”两字,但是我们就这么生生不息活下来,活到今天。

中国的民主与选举民主不一样,选举三年、四年才选一次,三分钟,划个票就结束,没你什么事了。中国不是这样,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人民是要参与的,社区至上,有权力,而且有权益,因为我们是按社区组织起来,依据某种血缘,或者虚拟的血缘关系。就像今天相互都叫师姐、师弟,给长辈叫叔叔、阿姨,再长一辈爷爷、奶奶,但谁是你爷爷、奶奶?我们就这么叫,虚拟的血缘关系,像一个大家庭,50多岁的老太太也敢给20多岁的小姑娘叫大姐。

缺少了基本的社区,就缺少了基本的集体认同,没有集体认同,哪还有什么叫公德?有一位领导人说,看来社会这么走下去不行,恐怕还要重新鼓励集体主义,后来我就回了一句话,没有了集体哪来的集体主义。

所以,要恢复社区,恢复单位。国家认同也是这样,没有社区认同怎么会有国家认同?不爱家乡怎么会爱国家?日本的爱国主义情绪特别重,因为它有社区传统,是先爱家乡,层层递进,所以特别结实。如果社区没有了,爱国就变得没根基,特别脆弱。于是大家开始争论,今天你是卖国贼,明天他又成了爱国贼。德国也是这样,统一得最晚,但国家认同感最强,因为社区特别强,多重认同比单重认同要强大得多,坚固得多。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社区的特点,自治的基层政权(指人民自治组织,现今的居委会和村支两委)而不是基层政府(指科层体系的最底层,现今的街道和乡镇管理机构),就成为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主要朝代一朝平均300年,美国从内战算起才150年,英国300年之内已经从兴到衰走了一个轮回。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8:17:3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丧失办小事能力:行政化社区与群众间出现断裂

中国是怎么丧失了办小事的能力?社区有一个跌宕起伏过程。

第一,乡绅和宗庙、宗法开始堕落。一是因为南美洲的粮食作物的引入,玉米、白薯在高原旱地都可成长,人数随之激增,可一旦出现天灾就成百万流民,流民就把各地社区住满。太平天国很多人就是流民。二是外来入侵,朝廷稀里糊涂就垮了,朝廷一垮各种功名跟着垮,社区也就垮了,因此都变成土豪劣绅,一会儿跟军阀,一会儿跟国民党,一会儿又跟帝国主义,反正总有要投靠的。

第二,现代扁平组织勃兴,取代宗法扁平组织。到革命时期,在**领导下,强调婚姻平等、人人平等,尊老爱幼,新的规矩取代了原有内容。扁平组织一下冒起来,组织得特别严密,比传统社区严密得多。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年都被组织起来,再加上一个党支部,建在村上,自然社区变得极其坚强,对革命形成有利支持。

第三,现代扁平组织威风八面。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努力依靠自然社区,做成几乎所有的事情。大家可能知道晏阳初等办学校,费了半辈子力量建学校。**说每个村都必须建立学校,一分钱也不出,结果就建起来了,每个村都有学校。今天改革开放出了那么多的农民工,大家能写会算,这在世界上极其显见。可是当时几乎没出什么教育经费,政府不出,农民自己出,**把它们组织起来,“三提五统”中就有教育统筹。农民什么都能干,连苍蝇和老鼠都管。

现在到处都是地下工厂,造假奶等,在社区中就这么干,非法生产,引发食品安全等一堆问题。可那个时代没有这种事情,别说非法生产,就是外国经过高级训练的特工都进不去社区,那是很厉害的自然社区。

第四,激烈抵抗科层化。随着建设的发展,中国逐步科层化。科层化以后就开始有人民造反,工人开始抗议,毛泽东都看到了,于是毛泽东开始激烈抵抗科层化,这就是文革。

毛泽东要把**变成扁平组织,扁平到什么程度?扁平到让工人农民直接当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当大官。我去过大寨,见过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她当年在文革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扁平到她没钱买县政府食堂的饭票,在县里开会,没钱买饭票,骑车回家吃饭,吃完饭再回县里开会。吴桂贤(编者注:纺织系统全国劳动模范,在文革期间被推上政治舞台,1973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当副总理开会时,以为茶水是免费的,拿起来就喝,喝完后有人找她要两分钱,可是她拿的是纺织工人的工资,喝不起这茶,因此以后就喝白水,不让放茶叶。

毛泽东让**变得扁平化,与人民在一起,但是做不到。毛泽东未能理解科层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于是就有了十年浩劫。

最后一个阶段,科层化突飞猛进,扁平的自然社区组织解体。有组织的行政化社区与无组织的群众之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组织断裂,行政社区组织动员能力越来越差,威信越来越低,与社区人们的矛盾越来越多,人们当然会日益丧失对政府的感情和信任,于是就催生“维稳”问题。小事办不好,大事也会越来越难办。
 楼主| 发表于 2013-3-15 18:18:10 | 显示全部楼层
什么时候能恢复社区传统 国家就有了希望

今天走到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要恢复社区传统。政府科层机构管大事,社区人民要重新组织起来,自己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恢复社区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有着重大的根本性意义。

中国**要给予政策支持,需要主动承担起组织人民的责任,同时要选拔社区领袖,还需要公益组织在技术上给以指导。因为**员已经忘了怎么组织人民,离开人民太久了。

在恢复社区传统时,也需要基层政权,因为合村并镇以后,已经成为准政府,变成基层政府。由基层政府来连接基层政权,经由基层政权联接科层体系。

社区自治组织不是以阶级为背景的西方式市民会社,它就是社区,虚拟或实在的血缘社区,乡村的或城市的社区,以及城市的单位。

国家与政府两分是西方的说法,中国的说法类似阴阳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统社会的乡绅从来就是亦官亦民,说不清楚是官还是民。你看现在学校各学院的院长到底是官还是民?我们连庙都有级别,说这是处级的庙,那是局级的。当下是阳盛阴衰,政府太大,人民完全没组织了,所以说由基层政权连接。

我也不想用什么民主法治的西学来讲这些基本道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疼就肯定哪不通。上下不通就是我们今天的基本症结,官僚体制办大事,人民要办小事,两家互不通。官僚体制办不了小事,而人民也办不了小事,全找政府办小事,然后政府就逼着自己的公务员天天办小事。而公务员体制是下边听从上面,办大事的地方办不了小事。因此,就有了周易中的“否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在“泰卦”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一心,国家就永远打不倒,你能打败别人,别人永远打不败你,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路线。只要党和群众在一起,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叫人民民主,人民至上,政府就是公仆。

用很通俗的话讲,自然社区到底有什么权力?比如在政策层面上,政府拿了人民的税钱就要给人民办事,政府花钱有三种办法。

第一,人民缺什么,国家就给什么,这叫国家主义。

第二,人民缺什么,国家承包给公司来干,比如保安公司、清洁公司,社会企业等等,这叫市场主义。让市场来做,公司会拿走一部分钱作为自己的运作经费以及自己利润。

第三,人民缺什么,国家把钱拿出来,至于花在什么上面,以及怎么花,由社区决定,这叫社区至上,也叫阴上阳下。社区至上就是人民来决定怎么花钱,用多少,以及先后次序。

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政府就可以专心致志做政府的事情。政府也可以减肥,行政开支也可下降,而人民也有了自己的参与感。

什么叫人民民主?不是做高铁的主,也不是做三峡大坝的主,更不是做外交政策的主。那都是专家,几个专家说自己没参与,因此就说这不民主,等他参与了,而另外的没参与,还是一样觉得不民主。真正的问题不在这些地方,而是与我直接利益有关的事情我做主,让我们来参与,也就是自然社区的事情自己做主,我来雇保安公司,也比你给我雇保安公司强。这样人民有参与感,有热情。

有人说养老由政府来包,不,人民天然应该有这个责任感,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想收买人心,到最后会破产的,13亿人的养老你养得起吗?而且贫富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补贴的是富人,穷人呢?要人民自己来解决社区的福利。

像拆迁等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社区内部的利益调整解决。今天的个人主义,“钉子户”遍地都是,结果大事也干不成。

人民不信任政府的结果是什么?PX那么好的项目,中国离居住社区的距离,比日本PX项目与城市的距离远得多,那是我们在重化工中唯一还落后的一个项目,而且非常关键,为什么做不成?说破天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政府失去人民信任。因此,把社区组织起来就是对政治体制的重新调整。但是我们知道,组织社区是非常难的。

我记得北京市民政局的人与我们谈过这个话题,怎么才能让老百姓参加社区居委会选举,我说为什么把注意力都放到选举上,把社区分小点,恢复到过去退休老人负责管理的形式,天天总想选个领头的干什么,我一个也不认识。过去社区老太太没事就敲门跟你聊聊天,谈谈心,做做思想工作。今天我根本不知道社区在哪,一个大楼300户人没一个社区,没一个居委会。他们说居委会可大了,上万人,我说你别跟我胡扯,我认不得他,他也没空到我这儿来,他就是官,给你服务,不是给我服务,我选他干什么。因此,大家都不参与是很正常的。

另一方面,你也会发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难组织起来的人。我做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农村问题研究,有本事让他们改造一下厕所,修条村里的小道。中国农民是最难组织的人。世界上最难的事是什么?组织中国农民。恰恰就因为中国**有了组织中国农民的本事,在世界上才能够强大起来。大家以为**过时了,结果没想到弄出一个大奇迹。苏联崩溃,中国崛起了。大家这才知道,原来苏联**与中国**不是一回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建社区非常艰难,同时,这件事又非常伟大。它意味着继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意味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意味着**在中国的希望。事实上,我国当前维稳问题的根源就是党政体系科层化和扁平的自然社区组织解体,由于科层化,党政体系办小事的能力日益退化,有心无力,而自然社区组织解体,科层体系无法与家庭或个人对接。于是,潜规则盛行,维权与维稳成为悖论。什么时候我们能恢复阴上阳下,恢复社区至上,恢复社区主义,我们国家就有了希望。 分享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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