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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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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1 16:03: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上篇)

   
     [日期:2008-10-07] 来源:南方都市报

   
     编者按定于10月9日至12日举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聚焦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土地制度、粮食安全、城乡一体化等热点议题届时均有望给出新说法。这当中,土地制度变革尤受瞩目,而近段时间学界亦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未来土地产权是该私有化还是集体化?又要怎样的私有化或集体化?土地真的能够作为农民的最后保障吗?诸如此类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报今明两天连续刊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的长文,试图对此作出回答,敬请垂注。
   
    在新的思想解放形势下,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可能将进一步讨论土地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近来的土地讨论和政策变化,以探讨未来的方向。
   
    关于过去否定"土地私有"的理由
   
    有朋友说:他并不反对土地私有化,但是他认为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土地首先集体所有,然后再到私人所有。他认为我是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因此征求我的看法。
   
    我对他说:其实我以往在土地问题上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驳论,而不是立论。我觉得现在的土地问题和其他很多问题一样,仅仅说什么私有、公有是意义不大的。因为你讲公有,就有一个所谓"公"是什么的问题,同样要说私有,也有怎么私有的问题。
   
    以前的主流意见否定土地私有制,我觉得其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
   
    但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我已经写过不少研究著述,指出我国传统时代土地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集中;租佃制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发达;因租佃制导致的收入不均程度更有限,远非当时社会不公、社会危机的主因;当时如果说有"土地兼并",其动力主要也不是什么"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而是政治性特权;所谓土地在一个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来越集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来越集中的两个"趋势"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民变"与"佃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民变"并非"佃变"的升级与扩大,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与租佃制并无多少联系,其诉求也与佃农基本无关;把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革命解释为土改者与反土改者的斗争难以成立;甚至广而古今中外,在没有专制"圈地"的情况下初始平均的小农社会仅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经济过程变成"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危机社会,这种例子还从未有过。
   
    还有人说土地不能归农民私有,是因为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说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讲不能让它私有,我觉得这也是极荒唐的,道理我已经多次讲过。
   
    但是你要说,我就是主张土地私有,这个也很难说。讨论这个问题时张晓山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他说,有人之所以主张把地权交给农民,是为了遏制"圈地运动",因为土地不是农民的,有权势者不用向农民买,通过"征"的方式想抢走就抢走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我们就把土地宣布为农民的私产又能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承认土地私有权,但是我们承认城市住房的私有权,人们是有房产证的,但是政府要" 征"那不还是照样征吗?也没有说因为它是私有的就只能自由购买了。
   
    而且从法律来讲,的确也没有哪个国家在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允许对土地完全采取自由交易的做法。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由于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用地,国家会跟你协商,但最终协商不成功的话也不会允许你任意漫天要价的。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国家都有一个我们称为"征地权",或者更法律化一点,"最终定价权".如果你漫天要价,基于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有最终定价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可以"征".既然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规则,而我们国家事实上对已经私有的住房也是要征就征的。那么,土地私有权是不是能够真正起到为农民保住土地的作用,恐怕也值得讨论。因此地权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目前来讲,我觉得如果离开政治、法律体制的改革,任何"所有制"方案都很难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征地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这里我要讲,重庆的钉子户事件之后,包括江平先生在内不少人都指出,为公共利益征地,其实在宪政国家、私有制国家都有其例,而且举出新伦敦案例等。我觉得这没错,但是有一点,在认定公共利益方面,这些国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为公共利益而征地,而在于公共利益到底怎么认定。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条件下,限制产权自由的具体程序是什么。这是我们跟这些国家最大的不同。
   
    在许多西方国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制,但是公共利益对土地产权的干预和限制,一般来讲都比其他形式的财产要大。这在经济上其实是基于土地财产的一个独特属性,就是它有区位的垄断性。也就是说,其他财产可以有替代,因而就有竞争,比如说我要买房子,你不卖我可以买别人的。但区位往往就没有这个可能,有些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我记得好像是弗里德曼还是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私有产权通常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限制。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比如说一个沙漠之国,如果它有唯一的一眼泉水,假如泉水所在的这块地是私有的,那么,这个私有显然就不能是自由的。因为泉水是唯一的,他就可以漫天要价。那的确是比较麻烦。
   
    这个问题在农业时代不突出,因为对于农地来讲,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的土地,可替代性就大得多,很多地方都可以种粮食。而且就生产粮食这个功能来讲,差别很大的土地也能互相替代:你以为你这土地特别肥沃就奇货可居?你这一亩能产两千,我就到别处买四亩亩产五百的,不就替代了?但是,土地进入非农利用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工程用地的时候,土地主要的价值因素就不是肥沃、生产率等,而是其独特的区位,而这些区位往往又不可替代。这个情况下占有土地的人如果任意要价,那的确会导致重大公共利益受损。
   
    有人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在公共利益方面有具体的限定,比如在产权法中应该列举什么叫做公共利益,比如说盖政府大楼叫公共利益,如果盖商品房就不叫公共利益……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种列举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什么叫"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个可以"客观"列举的范畴。" 公共利益"老实说很大程度是"公共"主观认定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新伦敦案例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营利性企业要用这块地,但是新伦敦的市民都认为应该让这个企业进来,因为,新伦敦原来是美国的一个潜艇基地,它原来的产业链条主要是为这个基地服务的,但冷战结束后基地取消了,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很多人无法就业。因此,当地人普遍认为应该招商引资来改善就业,那么这个招商引资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性行为了,政府要用这块地来安置这个企业,显然也不仅仅是对企业有利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营利性的企业用地,你都不能说仅仅是商业行为,无需公共干预。相反,如果是盖一座政府大楼,是不是就一定是公共利益呢?也很难说。现在政府盖豪华大楼,老百姓对这种行为的利益认同往往还不如对盖商品房的认同。你怎么能断言这一定就是公共利益呢?所以我觉得界定" 公共利益"的唯一办法其实就是民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你就无法界定清楚公共利益。你要"客观"地划定什么叫公共利益,通过划定一二三四来列举,我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6:03:44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然,即便因公共利益也不能随便拿个人做牺牲,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是四步:第一步,确定这用地是不是公共利益。比如我们要征地盖一所公立医院,就要举行广泛的听证,在议会中讨论,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很长时间,从这个角度讲,民主的确是不太有效率。我对此深有感触,我在哈佛的时候,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装配线广场"(Assembly Square),原来是通用公司在当地设的一个大型汽车总装线,后来美国制造业衰退,这个地方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停产了,停产后这块地就空着。就为了这块地怎么利用,一直讨论了十几年,到我走的时候都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有人认为应该盖廉租房,有人认为应该建商业中心,还有人认为它就在米斯提克河边,基于生态的考虑,就应该让它空在那里……没有讨论出结果。要说是太没效率了。但是有一点,一旦这个讨论有了结果,那就大家确定这是公共利益了。哪怕就是引进一个营利性企业,也是公共利益。否则哪怕是政府办公楼也不是。
   
    第二步,就是自由交易尝试。即使是公共利益,也没有理由说就是要侵犯个人的所有权、强制个人做出"牺牲".先要跟你做交易,看能否达成购地意愿。如果这个价格双方都认为合理,那当然就解决了问题。如果谈不拢怎么办?比如出现个钉子户,他漫天要价,而且这个价格显然不合理,怎么办?
   
    第三步,请个中介的评估机构给出一个价格,既不是政府,也不是钉子户本身,是中立的第三方,他出来评估这块土地到底值多少钱,不能漫天要价。第三步做出后,这个价格双方都接受,就成交。如果双方仍不能接受,当然假定是钉子户不能接受,钉子户认为他的房子还值更多的钱,那怎么办?
   
    第四步,还要讨论所谓的替代方案选择,就是考虑不用他这块地怎样,可不可以换个地方?替代方案选择又要经过讨论。如果结果是替代方案不可行,或者代价太大有损公益,原来方案还是要执行。到了这一步,公权力就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了。这是最后一步。这种情况下钉子户还要漫天要价,别说政府,公众和舆论也不会同情他。通常也就不会有什么钉子户了。但前面这些个程序在我们的体制下几乎都是缺位的,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仅仅在产权法上"客观"界定,能起什么作用呢?中国能制订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征地的法律吗?世界上没有这种法律,中国就算承认私有制,也不可能把私有制搞到这种地步。但只要允许征地权,就有一个权力怎么行使、公益由谁认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产权"问题了。
   
    "集体化"与"被集体化"的区别更重要
   
    所以土地问题并不能简单的一个"私有"就能了结。但是要说"集体所有"那就更麻烦。我始终认为,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对立很可能是个假问题。如果要说真的有对立,我觉得"集体化"和"被集体化"倒是非常严重的对立,而且是根本性的对立。"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远远大于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区别。什么叫"集体"?我自己干叫"单干",大家一起干叫"集体",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构不成对立。只要大家愿意集体一起干,在哪一个"私有制国家"会阻碍这种做法呢?就是在美国,大家真想要集体干活也没有人说不行的。我讲过,当年美国是个全球社会主义者都很喜欢的地方,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跑到美国去做实验的,如欧文、卡贝等。从来没人禁止他们。如果最后搞不下去了,那是他们自己后来不能合作,自己散伙了,没有别人不让你搞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集体不是你想搞,而是别人把你关进去,那和"集体主义"是最没关系的。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维辛算不算"集体"?奥斯维辛的苦力显然不是"单干户",他们在一起干活,但你能说它是个"集体企业"吗?如果这一大堆囚犯算"集体"的话,那么把他们关在一起需要不需要什么"集体主义"呢?当然不需要。老实说,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是不需要有集体主义的,反而是这些人要逃出来需要集体主义,这些人如果各顾各,根本就逃不出来。
   
    "小岗悖论"其实不悖
   
    前段时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有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叫做"小岗悖论".他说,小岗18个农民集体按血手印冒风险搞包产到户,这个事情在逻辑上很荒谬:假如小岗的农民真能那么团结齐心签订"生死文书",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干活呢?他们在一起干活都要互相算计,偷懒、出工不出力,那又怎么能在这个事关坐牢的事情上那么齐心?他说"用集体主义精神去脱离一个集体"是个悖论。我说这怎么是个悖论呢?这根本就不是悖论。关键在于:人民公社是农民"集体主义"的产物吗?我当时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逻辑上无疑是成立的:把犹太人赶进奥斯维辛完全不需要他们有什么" 集体主义",相反,他们越各顾各越容易被赶进去。但是这些人如果要"逃离索比堡"(我们都看过那个电视剧),那倒是需要集体主义的。各顾各你能逃得出去?
   
    在人民公社时代,我觉得农民的"集体主义"就表现在"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有的生产队有对付的办法,就是自己另搞一本账目,产量本来比较高我们报得很低,剩下来的部分就大家分掉,这样上面就不能拿走。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很多地方都行不通,就是因为村民心不够齐。只要有一个人告密,这种事情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有些地方人饿死了,而牛却活了下来,因为我们国家有个"私杀耕牛罪",没有政府同意你是不能杀牛的。大饥荒时一些生产队干部不忍心大家饿死,杀了牛救饥,结果被判了刑。这些人最冤枉,因为他们名义上是为" 私杀耕牛"而坐牢,而不是为包产到户而坐牢。所以后来包产到户平反时,这些人也没有得到平反。我认识的原广西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他当年就是因为对大跃进有意见成了"极右",罢官后又被抓去劳改,在广西的石榴河农场,他结识了40多个私杀耕牛犯,都是生产队长,因为杀牛救饥被抓去坐牢的。后来王定平反了,而且很风光,因为后来证明包产到户是正确的,他还跟别人争谁是包产到户的发明人。但那些"私杀耕牛犯"都没有平反,他为之唏嘘不已。然而,这种生产队长当时很少,就因为要冒坐牢的风险,大家不齐心谁敢干?你担风险别人搭便车还是小事,如果有人图赏告密,你就完了。
   
    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地方仓库里明明有粮,但农民就在仓库周围大量饿死。这是什么原因?现在的解释是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宁可自己饿死也不去动公家的粮食。哪有这回事啊!三年困难时期吃什么的都有,道德约束力其实已经荡然无存。那个时候造成大家在仓库外面被饿死的原因,就是大家不能齐心,各顾各,没人敢打开仓库,尽管如果有人开了仓大家都会"搭便车",但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所以我觉得,"被集体化"能够搞成的最基本原因就是农民缺少集体主义。农民真有集体主义,"被集体化"就很难搞。我曾在历史上注意过这样一个现象,苏联搞全盘集体化时,农民的反抗很厉害,比中国厉害得多,后来有人写了本书叫《斯大林的农民战争》,说苏联当时为了平息农民的反抗,最多时出动过三万多正规军,连飞机大炮都用上,死了很多人,最后集体化搞得非常惨烈,农民几乎把大牲畜都杀光了,集体化后苏联的农业也大伤元气,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的时候都没有翻过身来。但是,集体化还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样可以从农民那里把尽量多的粮食弄来,维持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6:05:04 | 显示全部楼层
因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搞集体化的时候,派到中国的一些苏联专家是反对的。这里要插一句,1929年苏联在全盘集体化的讨论中,当时斯大林曾有一个讲话,他针对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中的一个断言,《法德农民问题》讲农民既是劳动者也是私有者,因此农民问题很难解决,他是劳动者,你不能剥夺他;但他是私有者,又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怎么办?那只能耐心等待。恩格斯的说法,可能要等几代人,要不断耐心说服。斯大林就说,我们用不着这样。为什么?他说恩格斯太保守,因为他看到的是西欧的农民,西欧的农民的确是小私有者,但是我们俄国的农民是有集体主义传统的。的确,俄国历史上就有村社传统。俄国历史上土地就是公有的,一直实行村社制。不但有村社制,还有所谓的劳动组合传统,比如说修水利、修仓库,都是集体。劳动组合的俄语是Artely,这是个古俄语单词,后来苏联搞集体农庄时制定了一个章程,就叫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可见俄国农民是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因此斯大林说俄国农民和西欧农民不一样,西欧农民是私有者,俄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集体主义传统,所以我们不需要像恩格斯讲的那样谨慎,我们可以搞得快一点。可是斯大林搞全盘集体化仍然遭到了农民非常强烈的抵抗。
   
    那些苏联专家经历过这些事,到了中国就规劝说,你看我们俄国的农民本来有集体主义传统,搞集体化尚且这么困难;中国农民本来就是一小二私的,从来没有农村公社这种玩意,现在从一小二私要跳到一大二公,不是很冒险吗?我们当初搞很难,你们这么搞就更难。但后来毛泽东没听,还是搞了。这个集体化当然毛病很多,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毛泽东还是很了解中国国情,他搞集体化要比苏联顺利得多。尽管农民也有不满,但是并没有出现苏联那种农民大规模抵抗的现象。当时1955年、1956年也有过所谓的农潮,但规模都很小,应该说很顺利。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变成一大二公很容易,有集体主义传统的俄国农民搞集体化反而更难呢?我觉得道理很简单,如果小岗村的农民1958年就齐心协力立下那个"生死文书","被集体化"会那么容易吗?
   
    其实分析一下1955年、1956年的中国农潮,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55年农潮,最大规模的农潮(当然也都不能跟俄国的规模相比),几乎都是发生在历史上"族庙公产"所占比重很大的地方。中国在土改以前,东南沿海一带族田很多,珠江三角洲就是个典型,福建、浙江都是这样,苏南也是这样。宗族很发达,有很多公共资产,这些地方农民有比较强的小共同体认同,当年较大的农潮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些地方。广东的灵山事件、永宁事件、曹埠事件,浙江的仙居事件,江苏的泰县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些地方。中国古代就有个传统特点,这种东西东南沿海很多,但是内地很少,长江中游族庙公产就少了,到了黄河流域基本就是纯"私有",就连祠堂都很少。宗族、族谱、族庙公产都很少,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私田".但是那些地方搞"被集体化"反而最容易,也没发生什么农潮。所以我觉得,"被集体化"和农民的一盘散沙是最契合的,农民越是一盘散沙,越容易"被集体化".农民真要有点集体精神,被集体化反而很难。
   
    所以要说"集体所有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中国现在能有真正的"集体"吗?中国农民有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相信是有的。但是第二,假如有,如今的体制能允许吗?我觉得,如今的体制宁可允许私有制,也不能允许这种集体。因此我觉得讲什么先集体化后私有化,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的朋友有句话,"慎谈土地私有制",我赞成。但我觉得他也要讲"慎谈集体",甚至更要慎谈。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集体,往往就是"被集体化".集体与个体的差别其实不大,打个比方,就像在股市上"吃进"(入股)和"抛出"(退出)的差别。但"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差别,就大多了!
   
    土地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当下在中国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制的理由,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乐观的理由,说私有制可以使土地的配置更有效率,土地的自由交易可以使土地发挥最大的作用;还有一种比较悲观的理由,我称之为消极的理由,说土地私有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遏制官员圈地。既然是我的东西,你就要跟我做交易,不能抢。我认为当前中国土地私有制如果有意义的话,主要在我讲的后一个理由上有意义。前一个理由,现代经济学上很难证明这一点,土地自由交易是不是比征地在所谓的土地有效利用上一定是更好?我觉得这倒很难说。
   
    现在明摆着,如果土地要规模经营的话,用"圈地"来集中土地实行规模经营比向一家家农户购买土地进行规模经营要简单得多,容易得多。在世界范围内,"土地兼并"规模比较大的话,一般都不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都是多少要靠"超经济强制"的办法。有些人说中国能够如此快速地大修高速公路,就是因为"征地的优越性",这话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我这个说法出来后,美国的文贯中教授写了文章商榷。他同意我的一些看法,但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他说,其实土地私有、自由交易还是最有利于效率,但是我们对效率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不是说一定量土地能产生最多的收益就是效率,而是土地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愿望,土地和劳动能够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效率。如果土地私有化后搞规模经营更困难了,按照文教授的说法,这恰恰是效率提高的表现,因为这就可以减少无地农民。
   
    我对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不同意,因为我恰恰是这么主张的:如果土地私有制实行,很可能是妨碍了土地兼并,而不是促进了土地兼并。但是在经济学上,一个要素的"效率"往往不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的,一个要素的效率就是指这个要素本身带来的收益最大化。比如我们讲资金的使用效率,肯定是指单位资金投入的回报率,肯定不是指这个资金投入能安排多少人就业。我们通常讲土地的使用效率,肯定也是这样,不是指同样的土地能安排多少人就业,而是指用同样的土地能不能实现最低的投入最高的产出。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交易是不是最有效率,的确是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把地权交给农民,至少会使有权势者任意抢农民土地的现象受到更多的障碍。他不能想抢就抢了。我觉得当今中国农村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自从税费制度改革以后,农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
   
    因此,在新时代,我认为土地私有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各种方案中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案,我认为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一,我不认为土地私有、自由交易就可以像某些人讲的那样,消灭小农现象,使得土地转入规模经营。恰恰相反,我认为土地私有,如果使农民有拒绝卖地的权利的话,很可能这个规模经营不会更快。但是这个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在非农就业的渠道还没有打开之前,单纯从土地效率着眼,把农民赶走,带来的问题会更多。所以文教授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效率问题,只能说是公平问题,在目前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土地私有制在促进公平上有它的意义。当然能促进公平,不见得就同样促进效率。
   
    慎谈"集体"
   
    但是在公平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把宝都押在它上面。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是土地私有制,权势者想征还是能征的。实际上,从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角度,不可能指望有一种法律是完全制止征地的,就是西方国家也没有。我觉得土地私有制会使圈地比现在更困难,但是能否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也很难说。但是我觉得总比以"被集体化"的方式剥夺农民的地权是一个进步。在这一点上应该这样考虑这个问题。
   
    李昌平讲的集体化我完全赞同,前提是要有真正的集体。要实现这一点,我觉得比土地私有制还要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李昌平这个主张,还不如把土地先交给农民,再由农民决定是不是集体化,是不是把土地再重新归大堆。如果按他的说法,先集体,那这是个什么样的集体呢?假如先个人,再由农民自由组成集体,那是真正的集体。先搞一个官方的集体,那这个集体本身就是最反集体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6:05:23 | 显示全部楼层
而且事实证明,中国农民的一盘散沙就是由这种"被集体化"造成的。中国农民在历史上还是有相当浓厚的集体主义传统的,尽管这种集体很可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契约背景下的集体主义传统,很可能是带有家族特征的。但是总而言之,要比现在的一盘散沙状态好。传统农村很多公共事务还是有人管的,现在农村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公共事务都没人管,集体化、人民公社取消以后,很多地方完全没有任何人管公共事务。我原来插队的地方有些村子,我在1996年回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现象,村子外面搭了一些小草棚子,里面摆着农民准备的寿材。我觉得很奇怪,过去农民都是把寿材摆在自家屋后的。后来进了村发现,这些年村里农民盖房子完全没有任何规则,把当初的公共空间都盖满了,晒场也没有了,操场也没了,连村中的路也堵了大半,一旦死了人寿材都抬不出来,他只好把寿材先存放在村子外。到了这种地步,传统农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嘛。这的确是个问题,现在农村一盘散沙已经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但这种现象,我觉得恰恰就是长期"被集体化"造成的,因为这种体制的前提就是,除了官方组织资源外,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资源。搞了几十年,老百姓几乎任何民间的组织资源都没有了。一旦政府不管了,就完全是一盘散沙。在这种情况下要讲先集体化,而且他这个集体化又不是"被集体化",我觉得那很难。
   
    总之,现在一些人对土地归农民私有的最主要的两种批评,我觉得都是不能成立的。一位朋友跑到拉美、印度转了一圈,说那里的土地问题都很尖锐,这都是因为土地私有制造成的,我们千万不能让农民有地权。但我觉得恰恰这两个例子最足以说明土地兼并是怎么回事。
   
    外国经验的启示
   
    以往人们对印度土地集中的一个解释是说,印度是一个古代东方国家,在英国人到那里之前,是实行所谓的"农村公社". 如果大家看过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大概就会有印象。很多英国人都说,印度在前殖民时代是实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是国家的。英国人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废除了莫卧尔王朝,他们认为他们继承了莫卧尔王朝的权利,就是说这里的土地成了英国人的了。然后英国人把他们的土地给了"基层干部",在印度讲叫"包税人",为政府征税的。我们史书上按印地语翻译成"柴明达尔",英属印度主要的土地制度就是"柴明达尔制度",所谓"柴明达尔",就是英国人在当地找了一些人给政府征税,英国人把土地交给他们,因为土地本来就控制在国家手里头。原来控制在莫卧尔王朝手里,现在英国政府取代了莫卧尔王朝,他就继承了这个权利。印度的地主,形成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个就是"柴明达尔制度",一个就是所谓"莱脱瓦尔制度",所谓"莱脱瓦尔制度",就是政府不把土地交给具体包税人,而是政府自己作为地主,以国有土地的名义,农民都是国家的佃农,向国家收地,然后政府的一些地方官吏就逐渐从政府官员变成土地所有者。但不管是" 莱脱瓦尔制度"还是"柴明达尔制度",显然都不是小农私有、自由买卖形成的。
   
    但这是传统的说法,印度独立以后,很多学者做了一些考证,他们提出了新的说法,他们说"古代东方"本来就是英国殖民史学制造的一个假象,按照现在一些印度史学家的说法,殖民时代以前,印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农村公社,也没有什么土地国有,当时印度是存在小农私有制度的,恰恰是英国人为了从印度人那里抢土地方便,制造了这样一个神话:印度原来是实行土地国有制的,这个国就是莫卧尔王朝,现在我们取代了莫卧尔王朝,土地就是我们的,我们想给谁就给谁。这个说法恰恰足以说明造成目前印度这种土地不均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英国人为了抢印度人的土地,制造了一个国有制的谎言,或者用国有的名义抢了印度农民的土地。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英国人当时承认印度的人民都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然后我通过交易的办法从一家一户的农民那里买地,能不能造成印度现在的这种局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管按照原来欧洲人的说法  原来就是公有制,后来因为一些特权者化公为私,变成现在这种状况,还是按照现在印度人的说法  原来并不是公有,而是英国人为了抢土地制造了一个公有制  这两个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我们都不能把印度的土地集中看成是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的结果。
   
    印度是这样,拉美就更是这样。其实,拉美现在的大地产都是殖民征服的结果,殖民征服的结果当然不是自由交易产生的。而且我们知道,印度不知道他们原来是不是土地国有制,但印加帝国却是土地国有制,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印加帝国是土地国有制,殖民者征服了印加帝国,就把土地都霸占了。实际上当代的土地分布,墨西哥可能是全世界土地最集中的地方,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是0.96,那几乎是基尼系数的最高值了。但是墨西哥的土地集中,可以说和自由交易没有任何关系。而这些国家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  虽然自由交易并不是土地改革,你不能指望自由交易会使土地平均,这个是不可能的,自由交易是不可能交易出一个均田制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案例都表明,在土地高度集中的这些国家,实行土地私有、自由交易以后,土地集中的程度都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尽管它下降的速度并不快,左派仍然很有意见,认为这个国家仍然存在严重的土地问题,比如印度,比如拉美,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的土地问题还很严重,而且这些人还在呼吁要土改什么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是谁都不否定的,这些国家在这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下降,都是在趋向于分散。比如墨西哥,上世纪30年代几乎国家所有的土地都在少数的大公司手里,几乎没有小农。现在的墨西哥,原来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是0.96,现在是0.69,仍然很集中,但比以前分散一些了。印度也是一样,在上世纪50年代是0.69,现在大概0.5,也是出现了小农化的趋势。因此,我觉得说土地私有会造成土地集中,这是个很大的谎言。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原来土地是均田的,绝对平均,那么自由交易肯定会打破这种绝对平等,不能指望均田制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下去。但是自由交易形成的土地不均,在速度上和程度上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出现由于政治权力造成的像印度、拉美那种局面。我们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远远不像历史学家渲染的那样,似乎土改以前,中国除了地主、佃户就没有自耕农,这是个极大的误解。中国在传统时代土地当然不是均田的,不是"耕者有其田"的,但是与其他民族横向比较,中国在传统时代就是个土地比较分散的国家。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集中。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
   
    "土地兼并"是怎么回事
   
    另外,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比较集中,像印度、拉美一样,也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自由交易,这从我们党的宣传都看得出来。我们党经常宣传,刘文彩如何看上了农民的一块土地,要买,农民不干,然后据说刘文彩就利用他哥或者他弟,反正就是官场上的关系,去迫害这个农民,把他抓去坐牢,然后霸占这个农民的土地。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如果实行自由交易原则,他就拿不到这块土地。
   
    2000年江西出现"蒋巷事件",就是广东的一家公司跑到江西蒋巷镇,一下子圈了五万亩土地搞规模经营,江西和广东都大捧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当地的农民闹得很厉害,因为他们圈地后没有给农民任何补偿。名义上是"租"了土地  因为土地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但是他不是跟农民租的,而是跟当地政府租的,把租金给了政府,政府用这笔钱去抵扣农民的各种负担,农民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后来农民就闹得很厉害,中央电视台也报了,成了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我就想,这个家伙如果跑到鄱阳湖去向几万农民买土地,他要买到猴年马月啊?他可不可能一下子就拿到五万亩土地去干这种事呢?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我觉得,所谓土地私有会造成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说法是我们的历史学以前制造的一大误解,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如果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话),跟土地兼并基本上没有关系,基本上都是农民和官府的矛盾。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土地自由交易"而过分担忧。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7:28:45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公有制是中国创造发展奇迹的最大奥秘之一

时间:2011年11月29日 08时44分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柯缇祖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以约占世界7%的耕地资源将占世界22%的人口整体带入现代化进程,并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广泛探讨。然而,在各种分析和研究中,对中国土地公有制的作用远远重视不够。

  一、大规模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首要生产资料,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是从工业化起步的。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吸引着经济资源向城市集中,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化提供了持久动力。而城市化又使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推进着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支柱,既是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无论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离不开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首先,工业化的启动及其进程依赖于对土地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条件,既是工业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工业经济的基本投入要素。没有土地及土地提供的资源,人类就不能进行工业生产活动。发展现代工业,一方面需要集中连片的建设用地,通过产业集聚获得规模效应,有着对土地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直接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大量原料投入和能源供应,主要通过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持续开发来满足,这又会对土地资源形成巨大的间接需求。

  其次,在工业化带动下,现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要求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形成巨大需求。城市化不仅对交通运输、电力供应、供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产生需求,而且要求商业、金融、教育、卫生等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而一旦现代化城市建立起来,其生产上的成本优势和生活上的便利条件又会进一步增强对周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加速自身的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人口规模的扩大,还是城市产业的发展,都意味着对土地需求的持续增加。

  其三,工业和城市功能有不断向外围扩展的趋势,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不断扩大。从经济因素看,由于产业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价不断上升,迫使单位土地面积收益较低的企业和居民逐渐外迁,在城郊形成新的工业区和居住区。从技术因素看,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大大缩小了市中心与城郊的发展差距,使得城市外围也具备了相对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从环境因素看,产业和人口在市中心的集聚带来了住房、交通拥挤等城市病,引起了城市居民向城市外围的反向流动,带动了远郊区房地产业的繁荣。从文化因素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在文化、休闲、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城市的概念不断延伸,城市在地域空间上不断扩展,从而形成对土地资源的持续旺盛的开发需求。

  二、土地私有制只会延滞而不会促进现代化进程

  土地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而土地为谁所有、由谁支配与如何使用,则对现代化进程发挥着延滞或促进的根本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一些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收获了现代化进程延滞的苦果。

  (一)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大批失地农民,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例。15世纪末,因毛纺工业的发展及羊毛价格的上涨,养羊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他们的公地及份地,改作私有牧场。从1688年起,英国政府公开支持圈地,先后颁布了4000多个圈地法令,圈地运动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赶出家园,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上演了一幕幕“羊吃人”的历史活剧。

  在北美新大陆,资本家为攫取最大利润,也通过暴力与屠杀将印第安人驱除于土地。直到1887年,美国国会迫于社会压力才通过了《道斯法案》,对印第安人实行土地个人所有的分配制度,希望以此结束血腥的掠夺。然而,法案颁布后,贪婪的资本家和土地投机商却凭借着土地所有权经验和法律知识,从印第安人手中“名正言顺”地拿走了更多的土地。

  有一种观点认为,土地私有制最有利于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不管哪个历史时期,也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农民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只看眼前利益,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体制下,依靠农业勉强生存的大量小农必然在权贵与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下失去土地。而土地私有制为资本家掠夺农民开辟了合法途径,成为暴力强占或廉价收买土地的制度基础。

  失地农民除一小部分在资本家的农场中出卖劳动力外,大部分被迫涌向城市。他们没有生产资料与资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无法完成相应的职业转换,只能长时间地游离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之外。这种情况表明,土地私有制必然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浪费与闲置,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

  (二)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农村经济凋敝,使农业发展长期落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按照系统论原理,社会经济的各产业与各部门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协调发展。而奉行土地私有制的拉美地区,在20世纪初约占农民数量1.5%的大地主控制着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例如墨西哥,不到200个大庄园主占有了全国1/4的土地,而95%的农民却无地可种。由于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拉美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直到1980年,拉美广大农村仍沿袭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全地区有1.3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60%。

  土地私有制在制造着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也使拉美一些国家的农村经济坠入了凋敝与荒凉。拉美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农业生产资源,土地肥沃、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全地区适宜耕种的土地达5.75亿公顷,人均可耕地达1.42公顷,人均耕地处于世界前列,但却无法为自己提供足够的粮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4-1992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几乎都依赖粮食进口。

  农村经济的凋敝必然将大量的失地农民赶入城市,导致拉美地区畸形的城市化。2000年,阿根廷城市人口占89.16%、巴西79.19%、墨西哥75.14%、乌拉圭93.17%,这种极高的城市化率绝非现代化的标志。恰恰相反,畸形的城市化大大超过了工业化速度,政府无法为居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同时超负荷的人口规模又给城市建设与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造成了城市贫民窟的不断衍生与扩大。

  从根本上看,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这一现象背后,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本质特征。农业与工业发展的不匹配,破坏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与停止。因为,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就需要回过头来重新“补课”,这无疑是现代化进程的徘徊与推迟。

  (三)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高昂的制度成本和巨大的社会代价。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在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带动下,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由于工农业利润的差异,从而吸引生产要素与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集聚,最终完成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但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的集聚与城市人口的集中往往是在权力与资本“联盟”的驱动下完成的。发展规律不被遵守,历史进程遭到人为打断,资本主义社会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制度成本。

  例如印度,在人口持续增加和土地集中趋势的压力下,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到城市谋生。由于工业化进程缓慢,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再加上种姓等歧视性制度,导致印度在资源分配、社会服务和就业机会上极端不平等,大批农民无法转变为市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最后生活保障,在印度形成了严重的“惜地”现象,这必然推动地价不断上涨,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力,阻碍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切断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道路,使现代化目标变得遥不可及,其制度成本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无力承受的。

  土地私有制还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创伤。从经济学角度看,土地是公共品,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这就决定了土地问题不能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否则极易出现土地兼并集中,加剧城市盲目扩展与人口贫困并存等社会问题。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印度贫困人口总数达3.72亿,比1994年多出近1亿,数以亿计的城镇居民栖身于贫民窟。如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至今约有6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贫民窟里严重缺乏自来水供应、电力、厕所等基本设施,路面污秽不堪,苍蝇蚊子乱飞,各种传染病频发。

  事实足以证明:土地私有制不能提供实现和保证农民利益的制度基础,因而难以有效解决土地开发利用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代化难题,它延缓而不是促进了现代化进程。

  当然,欧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不容忽视,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是以整个世界成为其工业品市场为条件的,更是以牺牲全球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不是土地私有制带来的奇迹,而是依靠资本的全球扩展,将自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额成本转嫁给了全人类。对于后起的大多数国家来讲,这样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探索和谐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我们面临的崭新课题。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7:29: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公有制是当代中国生产关系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着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跨过了土地开发利用与劳动力转移的“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

  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最鲜明的特征是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家能够根据发展需要,合理调控土地开发利用规模,有序推进现代化进程。土地公有制具有私有制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一是土地开发有规划。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3次编制全国土地总体规划,提出了有关保护耕地、优化用地结构、加强生态建设等约束性指标体系和预期性指标体系,初步建立起了土地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二是土地利用有管理。为加强土地管理,中国设立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相继颁布实施《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不断加大对闲置土地的专项治理整顿,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土地资源管理机制。三是土地使用有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公有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国家在坚持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采用拍卖、招标、协议等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逐渐形成了能够真实反映土地价值的流转市场。四是失地农民生活有保障。政府对失地农民,一方面实行经济补偿和安置补助,一方面重视做好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工作,同时将他们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其基本生活有着落。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人均土地资源相当稀缺,远远低于亚洲户均1公顷的水平。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瓶颈制约更为严重。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不仅没有因土地紧缺而迟滞现代化,反而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工业化率从71.8%上升到89.8%,城市化率从17.9%上升到49.68%。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动性从1960 1973年间的0.07上升到1996 2006年间的0.20,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事实表明,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低成本高效率地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需求,从制度上保障了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发挥土地公有制优势,放开城乡土地供给,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城镇个体私营企业大量涌现,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支撑下,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创办经济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大量吸引外来投资特别是海外投资,推动了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之所以对投资有吸引力,除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企业聚集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外,更重要的在于用地机制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在低成本土地资源供给下,各类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遍地开花,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是造就“中国制造”世界地位的重要因素。

  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我国城市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不断增强,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经济发展早期,征地相对容易,成本低而效率高。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产业的快速集聚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提出了对基础设施建设与住宅投资的“井喷”式需求,使得土地价格不断上升。面对这一情况,我国凭借土地公有制,从战略上科学规划国土资源,着力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在有效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的同时,大力探索形成了符合市场经济的新型投融资渠道,一方面为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提供了更高的利益补偿,另一方面使城市建设所需资金问题迎刃而解,不仅大大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而且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华大地上,一座座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片片居民住宅错落有致,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10亿人口,8亿是农民。到2009年底,累计有3.4亿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市。这么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和转移就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更为宝贵的是,如此规模的人口迁移,不仅没有出现农村经济的凋敝,反而实现了粮食增产的七连贯;在城市不仅没有出现贫民窟,反而实现了人们的安居乐业。究其根本,这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土地公有制,把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作为惠农强农的政策基石,为农民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生产资料,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发展需要,使他们进城能就业、回乡能种田、生活有保障。可以想象,在农民仍占多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必将是农村社会冲突与城市贫困化的同步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其激烈程度会比任何国家更为严重。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伴生了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在征地拆迁中侵害农民利益问题时有发生。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必须高度重视,综合施策加以解决,但这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流。事实的基本方面是,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超常发展,创造了和谐崛起的奇迹。当然,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建成惠及13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还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土地公有制为基本立足点和重要支撑,开创更加辉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7:47:33 | 显示全部楼层
方绍伟:土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
----中国地权的政治逻辑

    同“老虎顶上拔毛”和“火神庙里点灯”一样,“太岁头上动土”也是中国民间的一大禁忌。为什么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因为,太岁星木星每12年绕太阳转一圈,它每一年在天上的位置,地下对应的就有一个太岁出现。民间传说,盖房兴土时门不能正对着它的星位,不然,地上的太岁就会动怒降灾,人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观察中国土地该不该私有化的争论已经多年了,很长时间没有提笔“动土”,因为,我一直在考虑土地私有化正反论据之外的另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在农民利益、土地效率和财产权利等等问题之外,土地非私有化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在目前的中国,土地私有化的逻辑打不过土地非私有化的逻辑,这背后的政治逻辑究竟是个什么逻辑?

  所以,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一个实证问题,题目中的“不能私有化”是指“不能实现私有化”,不是指“不能主张私有化”,即是“土地为什么不让私有化”而不是“土地为什么不该私有化”。

  1. 问题的起点:连你都是我的!

  回顾历史,理解中国土地制度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何解读这句人所共知的话呢?一般都会从“皇权”的“超经济权力”去理解,但“超经济权力”的解读还是太抽象,需要被“再解读”。“土地私有”就是“地是你的”,然后还可以再加上一句:“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可是中国的“国王”会这么说:“地是你的?连你都是我的,谈什么地是你的?”

  西方基督教徒的信仰是,大家都是上帝的。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中国人的“上帝”是多元的,中国人没有最高的神祗,所以中国人心中的最高权威不在天国而在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天子”或“皇帝”。中国皇帝可以对儒教、道教、佛教的地位进行排序,这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中国的“土地管理”跟“信仰管理”是并列的,是“古已有之”。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西方和中国的区别,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和“连你都是我的”之间的区别。中国的古时与今日的区别只在于,在古时,“连你都是我的”是“显规则”,在今日,“连你都是我的”是“潜规则”(如“事业接班人”的提法)。当然,政府对地权的限制和征用也是各国的惯例,但同样是惯例,背后的政治文化却是绝然不同的。

  在讨论地权问题时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提法:大规模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土地私有制只会延滞而不会促进现代化进程,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高昂的制度成本和巨大的社会代价,等等。我这里决不是为了讨论“皇家主义”或“官家主义”好不好和对谁好,但上述提法的“国家口气”是明显的。对这个问题敏感,就是对中国地权的政治逻辑有“一点就通”的前提。

  2. 从“井田制”说起

  中国古代的国有土地制度开始于“井田制”。尽管学界对“井田制”的史实仍有争议,但“井田制”可以被看成是2006年之前有“农业税”的“土地承包制”的“先驱”,因为“井田制”的基本特点,也是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纳税义务的使用权。

  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一切土地属于国家,至少“书面上”如此。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的《谷梁传》里讲:“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领主把井田分给“国人”和“野人”耕种,私田收成归耕户所有,耕户以“劳役地租”的“分成”形式耕种公田,公田收入归封邑贵族;领主要向国家交纳贡赋,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但可以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传继井田。

  春秋时期,铁器和牛耕的应用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井田制之外的私田大增。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4年,鲁国为“扩大税基”而实行了“初税亩”,承认私田,废除井田,对所有土地实行“十一而税”的统一征税,开启了中国农业税的先河。公元前350年,秦国商鞅的第二次变革也“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开始了按户籍计口授田的“名田制”。

  表面上,秦汉时期的名田制与三代时期的井田制,区别是“公私产权”的不同,实质上的区别则在于“土地占用”权能之外的“土地转让”,“连你都是我的”这一条并没有大的变化。当然,除非是碰到了“满门抄斩”之类的倒霉事,对私人土地的直接剥夺还是少见的,所以“连你都是我的”这一条,更多的就体现在“兵役劳役”、“苛捐杂税”和“私产保护质量”上。政府可能也想轻徭薄赋,可一旦骄奢淫逸没了着落,横征暴敛就不得不取而代之。更明确地说,这种“子民逻辑”就是政府权力大、拿得多,同时政府可能又责任小、保护少。为了对付兵祸盗匪和衙役盘剥,后来的乡里自保竟呈现出某种“高度自治”的假象,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发达的“府兵家丁”和“镖局”的“功夫文化”。

  “王莽篡汉”之后实行的“王田制”,企图通过土地国有和禁止土地买卖去消除土地兼并之害,却不幸成为中国土地史上恢复古制(井田制)和废除“土地转让”的第一次重大失败。曹魏之后,有军屯和民屯之分的“屯田制”在战乱中兴起,“屯田制”实际上成为一种 “公私分成”的暂时制度。

  西晋太康元年颁布了“占田制”,它从社会等级的角度对占田和劳力数量进行了限制。到了南北朝,北魏实行了“均田制”,将国有土地分为露田、麻田、桑田和宅地四种(唐代则有口分田与永业田)。北魏和隋唐朝推行了“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形成了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兵农合一“府兵制”的三位一体。租庸调制的“租”是粮租,“调”是绢绵布麻,“役”是徭役,“庸”是以调代役。随着盛唐时期人口的增加,出现了少田户和免税户,加上特批的土地转让,土地兼并和田少逃税并存,导致均田名存实亡,租庸调制也就失去了基础。“安史之乱”后,把土地、农民和租税捆绑在一起的国有土地制度终于被“两税制”取代。

  取代“均田制”的“两税制”与取代“井田制”的“名田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让“始作俑者”唐德宗的宰相杨炎与商鞅一样名垂青史。“两税制”的税分夏、秋两次征收,主要原则是:战国以来人丁为主的赋税变为按土地和财产征地税和户税;量出制入,元额不减,定额分摊,丁额力役不废(后来北宋王安石曾以“募役法”改良);商人按收入的1/30征税。

  由于不再限制土地兼并,中国此后的土地兼并规模也就只受到“富不过三代”的家产平分习俗的限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与此不同)。宋朝开始进一步放松了抑制兼并的政策,随后,契约佃租(分成制和定租制)、永佃制(所有权同耕作权分离)等逐渐普及。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清朝康熙之后的“摊丁入亩”,最终完成了唐代“两税法”以来“取消徭役”和“税归于地”的历史进程,也由于“税随地增”而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但明清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农民的负担往往在每次税费改革后下降一段时间,而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积累莫返之害”的“黄宗羲定律”。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7:47:49 | 显示全部楼层
3,中国地制的核心问题

  古代中国“井田制”和“均田制”的官田制度,都没能阻止土地的买卖和兼并,这一方面与战争、人口的增减和荒地的开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租税的导向和政府的控制能力有关。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古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财政收入,不是地权的国有还是私有。国家在乎的是地上的钱和粮,不是地里的劳作和地权的纠葛。正因如此,“税归于地”和“地归于私”几乎是两个并列发展的历史趋势。近代中国出现过雍正朝的局部井田试验以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划,但土地私有的历史直到新中国的集体化之后才告终结。

  “税归于地”实际上是国家降低征税费用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显示了农耕社会的土地在税源上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土地的“不动产”性质有利于防止“走人逃租”,降低了征税费用(跑了和尚跑不了“地”)。尽管农民仍然有徭役(兵役及劳役)的负担,但国家控制了钱,也就等于控制了人力。所以,在表面上农民人身逐步自由的背后,隐含的是农民不可能脱离土地而生存的自然制约。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重农抑商就是必然的财税政策选择。

  新中国的土地“集体制”一方面是“井田制”和“均田制”之后的第三次土地国有化浪潮,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主义崇拜”与“公有意识形态”发生奇特结合的产物。当代中国的“集体土地”实际上是“变相的国有土地”,因为“集体”根本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除了一定的用益权之外,“集体”之间不能自由转让土地,土地买卖实际上由各级政府部门垄断,连农村的“小产权房”也依然处在非法之列。“国家主义”与“公有崇拜”的结合意味着,政府对土地产权的控制,实际上只是“全能政府”或“举国体制”下的种种控制机制之一,地权控制只是与户籍控制、金融控制、产业控制和言论控制并列而存的一种国家控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地权的逻辑”,存在的只是“政权的逻辑”或“地权的政治逻辑”。

  如果说古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财政收入,那么,当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则已经不再是国家财政收入,而是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中的一步棋,是牵动粮食安全、产业发展、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力的一个环节。所以,当代中国的土地产权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农民利益、土地效率或财产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政治问题,是一个农民的“小道理”不得不服从国家的“大道理”的问题,是一个个人发展服从国家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市场经济被纳入计划体系的“举国体制”问题。换言之,地权问题之所以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之后依然不变,那仅仅是因为过去“被计划的是国家经济”,现在“被计划的是国家发展”,即从忙于阶级斗争到忙于GDP,户籍控制、金融控制、产业控制和言论控制的道理也如此。

  所以,“土地私有化”运动表面上只是一个“地权问题”,本质上却是触动了“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原则问题”。因此,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支持“土地私有化”的理由,都仅仅是“地权问题”的经济理由,根本没有涉及“地权问题”的政治理由。这正是“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小道理”一直在服从“政治大道理”的原因。

  立场决定视角,视角决定态度。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我这里不是在支持或反对“土地私有化”,我关心的是一个更有本质意义的问题,我是在讨论“土地私有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什么问题。事实表明,“连你都是我的”的逻辑并没有消失,“土地私有化”问题本质上就是“太岁头上动土”的问题。

  4,地权控制的政治逻辑

  土地、资本、人力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三大基本要素,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而是生产要素本身自由流动的经济。当今中国的地权控制、金融垄断、户籍管理(始于1958年)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是产品导向而不是要素导向的市场经济。地权控制的状况,体现的是政府议事日程中轻重缓急的排序状况。透过地权控制及其结果的细节,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政府安排轻重缓急的政治逻辑。

  国家地权控制的一个疑问是:中国工业服务业的“私人所有制”可以不断地发展,为什么农业中的土地却只能承包而不能私有化呢?在当今中国,包括农业在内的第一产业所占的GDP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工业50%、服务业40%),国有经济在GDP的比重也已经不到40%,所以不搞“土地私有化”肯定主要不是“公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经济的理由动不了土地国有,意识形态又不是土地国有的主要原因,那么,不搞“土地私有化”的秘密就必然是“政治的理由”。

  “稳定压倒一切”说的就是“政治的理由”。金融(包括利率、汇率、货币可兑换性)垄断是为了稳定,户籍管理是为了稳定,地权控制同样是为了稳定。要去稳定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党的政权。地权问题不是“产业比重”和“所有制比重”问题,地权问题是九亿农村人口的“人口比重”问题。

  “人口比重”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地权私有化的必然经济结果是趋向于高效和集中的土地规模经营,这当然意味着如今的“官家土地财政”和“廉价圈地造城”会被更加疯狂的“私有圈地运动”所取代,也当然意味着如今的“进城打工潮”会被更加单向“人口城市化”所取代,更意味着十亿农村人口的就业、劳保、医教、住房、治安等问题的突然大转移。十三亿人口有九亿在农村务农不是事,有九亿在城市无所事事就是政权稳定的大坏事了。人口结构问题也是计划生育政策不会大变的根本原因。

  在当代中国的三大矛盾中,“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都可以想办法缓解,唯有“反党矛盾”最怕一个在城市无所事事的九亿人口。所以,土地不能私有化的逻辑很简单:官心可控,民心难测;宁忍腐败,不忍失控。农民利益、土地效率、财产权利、贪污腐败(如因地权腐败而同时被处死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再如广东乌坎村轰轰烈烈的“反圈在圈地运动”)等等不满都可忍,唯有社会失控不可忍,权力失控不可忍。“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不稳定时政权的一切都会被压倒”。一句话,地权问题不是农业问题,地权问题也不是农村问题,地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从来都是中国历代政权的稳定问题。

  关于低效农业的问题,有一个估计认为,当下中国农业劳动绝对数仍为3亿人,即以世界40%农业劳动力低效地养活着世界约7%的城市人口。与此对应的稳定问题则更致命,邓小平说:“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同样我们可以说:九亿多人摆脱了农村,就不能不革命。反蒋时期**给农民分地是为了动员革命,现在不把地权还给农民是为了避免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人,会害怕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会害怕“中国城市很快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会害怕“大规模的贫民窟将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威胁”(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会害怕农民“往往只看眼前利益”,会害怕“大量小农必然在权贵与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下失去土地”,会害怕“拉美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中国发生,会害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柯缇祖“土地公有制是中国创造发展奇迹的最大奥秘之一”,《红旗文稿》,2011-11-29)。

  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我认为从经济学方面讨论中国地权是一个有益的思路,但却是一个不得要领的思路,因为中国的地权问题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中国的地权问题是一个制度经济学问题。不理解“家长制谋划”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的地权问题。中国的地权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要么继续承包,要么“太岁头上动土”。.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7:52:3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的王朝更迭,有多种原因分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土地的聚与散”。每个王朝的初期,统治阶级都吸取上一个王朝的失败教训,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作为农业社会的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的过于集中,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最主要依靠,这样以来,一方面形成强大的地主阶层,另一方面形成庞大的流民阶层,这两个阶层都不利于皇权稳定,于是乎社会危机也就随之到来。开国君主都是乱世枭雄,个个深谙此道,开国之初,一个重要的举措便是尽可能地使土地均等化,并结合采取一些减轻徭役赋税政策,让利于民,使人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便形成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然而,在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土地兼并的趋势始终存在,无论是王莽的“托古改制”,还是王安石的“变法”都不能扭转这一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土地一直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村虽然实行了“大包干”,但土地性质一直没有改变,十七大以后,曾经有人鼓吹要搞土地私有化,然而,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土地只能有序流转,不能搞私有化。因为一旦私有化,仍然存在着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必将影响到政局稳定。


   对维稳的大局来看,土地私有是可怕的,土地私有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黑社会将被养虎为患,农民将在黑社会和财政税收的双重挤压下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政治版图的真实变革。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8:02:13 | 显示全部楼层
目前全球人均耕地少的国家也有尝试私有化的,基本不成功。带来很多社会负效应。
土地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蕴含着伦理传承问题,极其复杂。
况且目前关于土地方面的经济理论,都无法指导私有化进程。


在国际大财团面前。土地私有化就是牵羊饲虎。

靠土地动员农民夺取江山,又把土地变成抽取民间财富的提款机,所谓成也土地,恐怕败也土地。太岁头上现在已经是乌云压顶,那一声惊雷相信你方先生看以看得到。
文中所论“连你都是我的”在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到达过,那是太祖时期才短暂实现的,至于所谓的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史学上的一般共识是至少从宋代以后根本就没有过,相反,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散,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所谓“土地兼并”趋势其实只是又一个意识形态的骗局而已。


土地问题比较复杂,如果从国家含义上来说,土地是国土,属领土,所有权应为国有。但如果从公民的含义上来说,土地属生产、生活资料,公民应有使用权、继承权,具体,法律应作出具体规定。.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8:02:32 | 显示全部楼层
鼓吹土地私有化背后的资本阴谋
  
  作者:王世保
  
  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是个巨型的农业社会,历史上每当全国各地的地主大规模地兼并土地时,都会使得广大农民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继而导致民不聊生,引发社会大动荡的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引发的周期性恶果。土地私有化在我国历史上一直难以阻止地主对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和对广大农民利益的双重盘剥,“平均地权”在私有制的社会制度里成为了广大农民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一改过去的农村集体合作制,实行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并禁止土地转让,才保证了我国广大农村家家有田种,户户有余粮,实现了我们先辈们“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
  
  但是随着二十世纪末中国工商业的私有化改革不断深入,贪婪的资本家和具有嗜血本性的国内外私有资本在分割中国工业经济的同时,又开始把触角伸向了稳定的广大农村社会。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依靠玩弄概念打着为农民争取地权的幌子四处散播土地私有化的谎言,他们力图通过各种途径来改变中国现有的农业政策,去打开禁止资本肆意践踏农业社会和农民利益的大门,继而满足国内外私有资本对中国农业早已垂涎三尺的贪婪欲望。
  
  为了保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捍卫现有的农业政策,阻止国内外私有资本去大规模地兼并农村土地,继而阻止弱势农民群体转化为一无所有的凄惨的农奴境地,我们需要透过那些资产阶级经济文士依靠玩弄概念去美化土地私有制的大量谎言,看清他们的真正意图,进而唤醒广大农民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
  
  一、土地私有化能够“还地与民”是欺蒙农民的谎言
  
  资产阶级经济文士为了在中国让土地私有化再一次批上合法与正当的外衣,就不断地依靠玩弄一些欺骗农民和世人的学术概念去美化土地私有化,让那些农民认为他们是在为其利益作想。然而,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他们美化土地私有化的谎言,就不难发现这些谎言的荒诞和欺蒙之处。
  
  诸如陈志武、秦晖等一批资产阶级经济文士提出在现有的公有制下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广大农民不能作自由处置自己土地的主人,所以中国要实行土地私有制,这样既能保证“还权与民”,还能让农民真正发家致富。一句话,他们把实行土地私有制美化为保护农民的权益。
  
  那么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真的没有让广大农民作为自己田地的主人吗?实行土地私有制真的象这些资产阶级文士所宣称的是“还地于民”、“保护农民权益”吗?
  
  资产经济学者认为那些分散承包的土地是归集体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是官有的,农民并没有拥有土地。这种说法初看起来象那么回事,但是经不起本质性的推敲。集体是由这些农民组成的,它只是一个空虚的概念,集体所有要最终通过每一个农民所有体现出来,而家庭承包责任制正是把这个集体所有权分散到每一个农户承包下来,使得每一家农户都有田耕种。由于禁止转让,三十年的承包期到期后仍然要继续延续承包,而且各个农户可以在自家承包的田地上自主耕种,只要不改变其承包土地的现有用途。这种长期的土地使用权实质上就等于是农民拥有了其承包土地的所有权,只是为了避免土地被他人兼并而不能买卖。因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而实际的所有权仍然归还到这些农民手中。
  
  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通过分散农村的土地经营权和禁止土地流转能够保证土地被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民,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资源。这里的公有只是名义上的所有,虽然是名义上的所有却有重要的作用,即它能保证经过一定时期后依据各个地区的人口和土地状况把土地集中起来再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户中,这使得农村新增人口能够及时地拥有土地资源。
  
  农民需要吃饭,他们拥有土地不是用来交易的,而是用来生产粮食的,只要他们能长期地自主地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进行耕种,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拥有了这块土地的产权。那些资产阶级文士玩弄着各种手段和学术概念指责农民没有地权无非就是指农民们不能把自己拥有的田地象买卖自家的牲口一样拿到市场上交易,而这一点恰是保证农民“平均地权”的必须。
  
  那些资产阶级经济文士甚至污蔑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导致农民承包的田地归为官有,所以给予了地方官员对土地具有更大的支配权。这事实上也是一种玩弄概念的欺骗手法。在没有大的公共工程需要征地时,由于各村的土地被长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农户自主耕种,一般村级行政人员是无权干涉农民种地的,谈何这些田地归为官有?
  
  他们甚至还经常指责土地集体所有容易导致地方官员损害农民的权益。这种情况事实上更多的发生在城市边缘的农村地区,即城市周边很多地区的农民土地被强征强卖,但这仍然是私有资本侵蚀的结果。城市的私有资本为了占有土地,首先去腐化地方公共权力,导致地方政府的腐败,继而损及广大农民的利益,这不是土地公有的错,归根结底还是资本的嗜血本性和地方行政官员的贪污腐化所导致的。
  
  土地私有后,广大农民名义上拥有了土地所有权,但是国家却再也不能禁止这些土地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土地一旦能够作为私人财物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土地的兼并就开始了,那些分散的田地必然会被强势资本吸附而集中,于是就会有大量的农民土地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被强迫卖掉。尤其是在农村,资本更容易利用恶霸、地方宗族势力和被腐化的地方公共权力一道去掠夺广大农民的地产。
  
  农民们一旦以土地私有换来名义上的所有权,就会很快在市场上以廉价贱卖给农业资本家,继而丧失自主耕种的土地。因此,土地私有化不但不能维护农民的权益,还会为资本掠夺广大农民的权益打开了大门,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
  
  所有权既包括了使用权,也包括了自由处置权(比如自由买卖、改变土地用途)。无论是公有制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土地私有,农民实际上都拥有土地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而这一点是对农民至关重要的。只是公有制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名义上的公有废除了农民对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即自由交易权和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但这却保证了广大农村社会的“平均地权”和国家的粮食安全,这是必须的。
  
  因此,只有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才是广大农民权益的最好的保障。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8:03:09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土地私有化”的真实意图是为国内外私有资本圈地提供便利途径
  
  为了保证“平均地权”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名义上的公有限制了实际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去自由地处置自己的田地,广大农民虽然不能自由交易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田地上自主耕种,他们实际上就是自己土地的主人。那么资产阶级经济文士为何对这一点视而不见,还要一再攻击现有的土地经营制度,大肆地美化土地私有制,倡导中国的农业经营制度再次回到旧社会或者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土地私有制呢?
  
  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他们真实的意图,即土地一旦名义上私有化后,就给广大农民赋予了土地的任意处置权,广大农民对自己的土地不仅可以改变用途,还可以拿到市场上自由交易。有人说:农民可以把自己的土地象其他财产一样拿到市场上自由交易那不是很好吗?资产阶级经济文士正是利用这一点在欺蒙世人。他们倡导土地私有制正是需要农民的土地能够拿到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同时也可以随意改变其用途,这是国内外私有资本能够吸附大规模农村土地的前提。
  
  那些资产阶级经济文士为了欺骗广大农民,向他们喊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即“让每一个农民都当一回地主”,这句话无疑于“此地无银三百两”,表明的就是国内外私有资本的真实意图。土地私有化只是一个起点,但在这个起点过后,就是国内外私有资本依附着被腐化掉的地方公共权力对广大农民土地的肆意兼并,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国内外私有资本摇身一变成为少数的农业资本家占据着绝大数的农业财富,而大量的农民重新回到解放前依靠为地主打工的赤贫状态。“让每一位农民都当上地主”最终导致的就是国内外私有资本和少数农民当了地主,而绝大多数处在弱势的农民成为了无地的农奴。因此,“让每一个农民都当一回地主”就是一个典型的祸国殃民的陷阱。
  
  因此,那些资产阶级文士打着为农民利益着想的幌子对“土地私有化”大肆美化,无非是要把土地私有化作为起点,让农民的土地从禁止转让的禁令中解放出来进入市场交易,然后再由大量的国内外的私有资本加以疯狂地攫取。
  
  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我们先辈们“平均地权”的千年梦想,这是中国**最重要的革命果实,它保证了全国9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安定的幸福生活。我们绝不允许那些资产阶级经济文士站在资本的角度上任意强奸广大农民的意愿,利用土地私有化把他们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8:05:50 | 显示全部楼层
 慎言农村土地私有化
李昌平

  地方有不少官员主张土地私有化,专家、学者中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也大有人在。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在于土地公有制,认为只有土地私有化了,农民就有了产权、有了人权、有了一切,国家就有活力了,就可以进入一个理想世界了。
  我在许多场合都表明我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担心,为此,招致很多人善意的批评。我的担心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农民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私有化的要求。
  我到过很多地方的农村,在我与农民的交往中,没有听到、见到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要求。我认为,农村土地私有还是公有,是继续搞家庭经营还是股份合作经营还是其他形式的经营,应该由农民自己选择。实践证明,农民自己的选择往往比精英的英明抉择要高明的多。
  第二、现有农村土地制度并不影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有人说:如果土地不私有化,土地就流转不起来,就无法搞规模经营。
  农民回答说:在现有制度下只要种地能挣钱,土地使用权就自然会流转起来。内蒙的大兴安岭地区的农民对我说,他们有了一个土地流转的好办法:进城的农民可以用自家的责任田作抵押,每亩可以得到5000元的进城发展的资金,抵押期一般为十年,村长是交易的裁决人。出资人在十年内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而进城人则享有无偿使用5000元资金的权利,实际上是一亩地的租金交换5000元资金的利息。十年期满,双方“完璧归赵”,也可以再次交易。在这种产权的交易过程中,也自然发展出了土地使用权交易的中介组织  土地信用合作社,对进城不再回来的农民,其原承包权通过村土地信用社收归村集体。为什么大兴安岭地区的农村能发展出这样的土地流转模式呢?因为土地负担较轻,每亩负担才20元,土地使用权有较高的收益,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愿有偿转让;像中原地区,土地负担重,土地使用权往往是负收益,土地的使用权自然无法实现自愿有偿交易。因此,现有的土地制度并不影响土地的流转,影响土地流转的是与土地相关的税费负担政策。中国农村是不是一定要搞像国外农场那样的规模经营呢?是不是搞了规模经营就可以有更高的效益呢?
  中国现在每年新增1100万人,保持8%的经济增长,每年只能从农村转移800万人进城就业生活。40年后,中国农村的人口依然还有8亿多,人均耕地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平,所以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经济的长期现实的选择。在未来4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数始终保持4亿以上,而实际只需要1。2亿劳动力,因此,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并不一定能降低成本、增加土地产出。相反,据我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种地500亩的家庭农场比种地5亩的农户的单位面积产出要低15%。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的优势,这个还不能丢。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私有化、规模化、集约化?
  第三、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有其相应的制度建立必要的环境条件,在权力集团化、个人化、私有化的农村社会里何以公正的推行土地私有化?在国有企业明晰产权的过程中,大量的事实是“富了方丈穷了庙,大多数和尚下岗了”。工人是有组织的,且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被权力与资本合谋得一无所有,何况一盘散沙的农民?!更为要命的是全国农村集体有几千亿的债务,债主主要是干部和干部的亲朋,如果允许土地私有化,必然是先拿土地还干部及其亲朋的债,农民能分到什么?我一直以为农村债务、特别是干部债主化是农村一个十分严重的、不能回避重大经济政治问题。所以,我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对农村债务的形成过程、结构、危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我是希望全社会对底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理性的选择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可惜,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如果国家允许农村土地私有化,很多干部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地主,很多农民很快会成为无地游民,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农村社会拖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3亿多,现在,如果只要允许出现30亩的地主,也就是一户兼并三户的土地,将有6亿多农民成为无地游民。一个国家有世界1/9人口的无地游民,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啊!
  第四、现阶段土地私有化不仅不能给农民第一桶金,相反,正好给了资本家一次扩张和掠夺农民的机会。主张私有化的人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农民有了土地的处置,就能够获得发展的第一桶金。然而,在农地负担重、农业收入低、绝大多数农民穷的情况下允许土地买卖,在很多地方一户农民的土地所卖到的钱可能不够一个孩子上大学的学费、一个难产产妇在地市一级医院住院的费用。当一个贫困的农民面对孩子要上大学、病号要住院时,除了“自愿”低价出卖土地外,他还有别的自由选择吗?《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先生在和农民座谈时,提出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方案征求农民意见,农民的回答是土地不能私有、不能买卖。农民不同意土地私有化的理由是“老子赌博、抽烟、喝酒败掉了土地,那儿子怎么办?”“允许土地买卖,肯定有少数人成为地主,多数人成为无地游民,那不是又要打地主分田地了吗?”我在农村调查时特别关注了土地的买卖价格。在东北人少地多、亩均负担在50元,亩均年收入200-300元的地方,农民认为一亩土地卖4000元比较合理。在中原农民负担较重、亩均年收入100元以内的地方,农民认为一亩土地卖2000-3000元合理。在农民负担过重,亩均年收入低微甚至是负数的地方,农民对土地的感情非常复杂,少数人认为土地不值什么钱,谁要给谁,但希望能留下后人的宅基地,多数人认为土地是安身立命之所,虽然卖不到几个钱,但卖与不卖应该交给后人处理。城市郊区的农民对土地的价格预期一般会比郊外的农民高出10倍以上。因此,现阶段土地私有化正好给资本的扩张创造了机会。
  第五、 土地是一个特殊的蛋糕  做不大且越来越小的蛋糕,是不可以多次分配的,经济学的蛋糕理论是不适用的。这种稀缺性决定土地不能当作一般的商品和生产资料来分配。温铁军先生的“农地在中国的最基本的功能是社会保障功能”的观点经常受到批判,批判者说,当大量的农民失地、失业后,我们可以把农民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中国,怎么能建立起8亿农民的现代社保体系。不说咱们中国做不到,我们转移6亿农民给美国,经济总量9倍于我们的美国佬恐怕也无能为力!既然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8亿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可以买卖呢?如果土地可以买卖,那城里人的社保是不是也允许买卖呢?
  第六、任何一个制度的确立,只有当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时,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分田单干”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因为“分田单干”后劳动者积极性提高了,每亩能增加300斤产量,尽管“分田单干”也要支付成本  管理成本增加,但收益减成本是一个正数,这是新制度建立起来的根本原因。如果现在搞土地私有化,谁说清楚了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个人、生产方式还是那个生产方式,难道把承包制改成私有制就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我要问: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条件下,为什么就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呢?
  第七、站在五千年历史的长河中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人对中国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完成了中国漫长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核心即是土地革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革命运动大多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目标的,而毛泽东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并没有停止,随后中国**人又建立起了土地公有制度,至此土地革命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上个世纪后期以来,在中国农村经常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反抗,但这种反抗只是以反贪减负为主要目标,是局部的“有限革命”,当打倒了乡村贪官,这种“有限革命”就结束了。假如中国的土地制度真的回到了上世纪的30年代的私有制,中国就必然出现众多的非法生存者,整个社会就会长期处于一个不安定状态,当条件成熟时必然演化成无地农民革命运动。因此,中国维持和完善现存的土地公有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几千年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迟迟得不到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每一次农民革命运动,都是一次以土地为核心的财富的洗牌,每一次这样的洗牌,都彻底的破坏农业经济基础,而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和农村市场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制度的萌芽也必然荡然无存。假如中国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革命运动,国民经济的墙角  农业经济受到彻底破坏,中国农村的惨状不言自明,而建立在农业经济和农村市场之上城市的经济必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如此,城市将有无数的人死于饥饿。
  农民革命和城市革命不同在于,农民革命是地权平均化的大洗牌,动摇的是国民经济大厦的基石。城市革命是集团和个人要求民主政治权力平均化的大洗牌,动摇的是腐朽的落后的政治集团的权力基础,其对经济的破坏力较农民革命小得多得多。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果不能完成农民革命,就不可能强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搞农村土地私有化是开历史倒车。人多地少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不同于别国的现代化道路。
  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同“过去”相比,基本相同,依然是那些“山”,唯一不同之处即是土地公有。如果富人还要打穷人的土地的主意,那中国就无法告别革命的时代。
  第八、现有的土地制度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当然不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农业用地改为非农业用地的增值收益分配不公问题,是以城郊为主的局部土地农转非问题,不应该上升为全局的土地制度问题。
  有人说,中国的吃、穿、用、行、住五大产业中,前四大产业的成功人事是值得佩服和尊敬的,惟独房地产业的成功人事不值得尊敬。因为前四大产业是充分竞争的产业,房地产业是一个依靠权力垄断瓜分土地增值收益的行业,城市的每一栋高楼底下都有血汗和尸骨。这样的话虽然尖刻了一些,但很深刻。有人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土地私有化。但仔细的想想,被征用的一片地是一个人所有具有谈判的能力还是十个人所有更具有谈判能力呢?
  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值得商榷:有人以为被征用的土地的增值收益应该全部归原来使用或所有这片土地的农民享有。难道全民共建城市所带来的土地增值仅归少数人占有合理吗?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增值收益是巨大的,每年都以数千亿计。这部分增值收益必须通过立法分配,要把增值的相当部分用于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
  解决农民的土地收益被社会强势利益集团侵占的最有效办法是两个,一个是立法保护农民,另一个是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扩大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力,让农民能自己保护自己。如果没有这两条,土地私有化只会使农民更加弱势。有了这两条,土地私有化还有多大的意义呢?值得注意的时,有很多人在开解决“三农”药方时,既主张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又主张搞“地主制”,这是要命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8:11:0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不认为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人就比支持土地私有化的人笨,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人不过是认为,今天国家得对人民负责  如果打算变动什么政策的话,而支持土地私有化的人则认为过去你就没管过,今天也不须你操心。
  土地私有化,中国城市拉美化尤其是象印度一样是必然的,如果你不反对你居住的城市50%的人口是住在贫民窟的木板房的话,就不应当支持反对土地私有化。


耕者无其田: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卢克·埃里克森(LUKE ERICKSON)
  
  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辩论
  
  中国农村最近出现了针对现行土地政策的抗议活动,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西方主流报纸《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都对中国农民的抗议活动进行了报道。美国的农村发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和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持续支持中国及其它国家的土地私有化,也对这些报道进行了政策分析,并认为私有化是消除贫困与社会不稳定的解决方式。
  
  农村土地私有化要求的动因何在?为何能产生如此热烈的讨论与众多人士的广泛关注?在中国,经过流血斗争已经建立起一种最佳发展模式。在这一发展模式背景下,这些问题的违法广告远远超出土地私有化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并对以经济增长促发展的公理提出挑战。然而,对于为了谁而发展、谁在促进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发展所要达到何种目标这些关键问题,在热烈的讨论中却几乎没有提及。
  
 
  西方主流媒体文章乌托邦式的分析与卡托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观点一致,认为土地私有化、土地集中到少数优秀农民手中以及多数农民城镇化,将会提高农村地区的效率和生产,促进国家的总体发展,最终实现繁荣昌盛。这一观点建立在对美国发展模式的线性和有限的分析之上,表明了他们几乎不了解中国迥然不同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显示出这些观点背后的政治设想与企图。
  
  与新自由主义的宣传相反,私有化带来的土地丧失并非“穷人的选择”、“落后地区的实践”、“有限的人力资本”等此类辞藻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竞争动力,在应用到全世界的农村社会时,一定会使得农民迅速出售其土地,并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剥夺了多数人的唯一生存之本。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倡导国家不对社会福利进行投资,农民愈加贫困的背景之下,情况更是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土地私有化不是承诺“耕者有其田”,而恰好相反,将会导致“耕者无其田”的最终结果。这便是新自由主义所谓“土改”的悖论。事实证明,这种“土地改革”与世界上多数穷人的利益形成直接冲突。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是新自由主义精心设计的理论观点,重视不均衡分布的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剩,财富同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实,这种理论没有正确理解广义的社会协调发展。假如对社会发展重新定义,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指标,还应包含生活是否有保障,能否获得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也许人们对土地私有化的评估完全不同。如果这种重新定义还包含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清洁的环境、参与社会关爱、个人与群体的发展机遇以及个人的自主权力,那么新自由主义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范式所存在的不足就会更加清晰。
  
  中国土地私有化极有可能带来负面的结果,城市和农村的多数民众将更加贫困,更加依赖这些土地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富裕和有权势的精英人士。通过土地私有化而强制实施脱离实际的自由市场计划,不仅将使中国的贫民和环境遭受灾难,而且整个世界都无法幸免。尽管世界大声呼吁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实践,世界依然如故。这就是事实!
  
  虽然土地私有化被奉为农村贫困的解决方式,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会带来大量的农民失地、土地集中、社会分化加剧、农民加速向城市迁移、城市贫困加剧以及城市工资下降等后果。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因此土地私有化过程可能将导致全球工作和环境水平的下降。贫穷的失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法避免遭到中国以及世界的精英阶层的掠夺。土地私有化可以增强中国作为世界资本工业平台的吸引力,但从长远来看,却几乎无法提高农民和工人的利益。
  
  我们应对那些要求土地私有化人士的思想根源保持清醒的认识。土地私有化明显损害多数中国农民的基本生活安全,但却清楚地表明,农村和城市的少数人可以从农村土地私有化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土地私有化的压力不是来自多数农民,而是来自想从中渔利的新兴政治和经济精英。这些精英人士主动曲解农民通过获取土地来保障基本生活安全的急切呼吁,极力推动新圈地运动和均分剩余的集体财产,以加速全球资本积累,但他们却声称这是自下而上的所谓“农民运动”。
  
  工业和房地产亿万富翁的出现令人目不暇接,20世纪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中国,但这一切并非源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现行中国发展道路。相反,那些通过原始积累而聚集了财富的人士引导与影响了资本和财富的流动方向,同时也造就了农民的最终贫困和软弱。把工业资产和稀缺土地的使用权揽入私人手中,使得国家财富实现历史性的转移,从而使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迅速从一个最平均的社会转变为贫富差距最大的社会之一。限制农转非、城市棚户区的扩大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逐渐荒凉,导致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农村的骚动与抗议不断增加。目前,私有化还在不断扩大,我们还能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吗?
  
  非法瓜分集体资产为何能写进法律并作为正确的发展方式?然而,为何不能在农村和城市的权贵中查处违法之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盗取土地和其它资产,把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政府若能进行查处,将有助于重新加强保护农民的立法,防止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阻止农民在胁迫之下一次性低价出售有限的个人或集体资产。
  
  在出售终生赖以生存的土地过程中,农民们很少几次能保证得到土地出售款项的公平分配。并且,土地出售应当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监控,以避免滥用职权与土地流失。然而,中国几乎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在一些城市郊区土地出售依法进行,但最终的利益却被几位操作者获得,多数农民只能看着他们的生活遭到破坏。近20年来,中国不断爆发反对非法占有土地的活动。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不是土地的全部私有化,而是起诉那些滥用职权破坏长远社会发展利益的权贵们。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8:11:50 | 显示全部楼层
案例研究: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罗伊•普罗斯特曼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尤其是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Roy Prosterman)长期支持中国土地私有化。农村发展研究所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在中国推动土地私有化仍有其既定目标  保护中国与世界精英阶层的利益。农村发展研究所在中国青睐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策制定者,并声援西方主流媒体支持自由化的观点。
  
  然而,尽管农村发展研究所声称“代表农民的心声”,却无法转移人们的视线,不去关注他们曾通过恐怖和右翼敢死队推行的“村寨和平计划”(village pacification)。40年来,农村发展研究所正是通过这样的计划确立了自己的声誉。这些计划给世界农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加上农村研究所对这些计划进行玩世不恭地阐述,清楚表明该所与其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的思想立场和他们的最终目标。
  
  罗伊•普罗斯特曼是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法学教授。他在设计和完成美国政府主导的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土地改革”计划中建立起农村研究所。这一“土地改革”计划在每一地方推行时,都被公认带有农村恐怖的性质。任何反对该计划的人士都被当作左派的同情者,因而可以合法地通过杀戮进行消灭,但此计划却被描述为“立场中立 ”。如此的“土地改革”计划曾是稳定战争中广大农村地区的主要内容,也是地缘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应当真正关注的是,谁从农村发展研究所推行的“村寨和平计划”与“土地改革”中收益?在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推行的计划臭名昭著,明显失败。越战期间(1968-1973),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参与了所谓的土地改革。在实施“凤凰行动”(Operation Phoenix)的地区,农民被限制在铁丝网后的“和平村寨”中以及被“焦土”军事战略清洗过的区域。美国支持的傀儡政权被最终推翻后,普罗斯特曼的计划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在菲律宾,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在美国支持的马科斯独裁政权(1970-1980)的授意下,推行土地改革计划,但他们反对试图改革少数家庭控制绝大多数土地的任何提议。马科斯政权中由美国培训的军事和准军事武装通过非司法程序的杀戮和迫害,恐吓反对人士,以保证这些改革计划的成功。在萨尔瓦多(1980-1984)里根支持的军事独裁政权执政期间,右翼准军事敢死队对持有不同观点或支持农民自决的组织者进行暗杀,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才完成了土地改革计划并使之制度化。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能阻止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宣扬在此三国获得了成功。农村研究所竟然虚伪地声称,自己在这些土改运动中起到了历史性作用,是一个追求社会和经济正义的组织。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提及他们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的军事干预联系密切,并且经常通过暴力和恐怖对抗世界各地的农民运动。
  
  假如农村研究所与自己过去的行为保持距离,那可另当别论。但是,恰好相反,他们声称目前的立场与观点只是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正。现在,这种修正主义的论调已蔓延至中国,声言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推动中国政府制定30年的土地租赁政策以及土地权利法案,为超过4亿的中国农民争取土地权利。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中,他们是中国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外国顾问。更有甚者,农村研究所声称,40年来他们把通过土地私有化推动农民的进步视为己任,世界近1/16的人口曾经得到农村研究所的帮助。其实,农村研究所只有 23名员工,但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通过倡导私有化竭力为农民争取土地权利。
  
  我们应清楚认识,农村研究所的土地改革计划自开始起就反对世界范围内贫苦农民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运动。在此方面,普罗斯特曼甚至走得更远。他以各种必要的方式支持一些最腐败、凶残、独裁、反对民主的政权,而这些政权代表的根本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家精英阶层的利益以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普罗斯特曼愿意接受任何政治骗子的支助。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土地改革清楚表明普罗斯特曼与农村研究所的本质和动机。对于普罗斯特曼而言,土地改革就是安抚农民,以对抗社会主义运动。
  
  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负责人,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越战期间,他是普罗斯特曼的上司,领导实施“凤凰行动”中的“村寨和平计划”。他们俩都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由于“村寨和平计划”实施的范围“太小、太迟”。但是,普罗斯特曼并不仅仅是科尔比的代言人,而是积极倡导和参与实施“凤凰行动”以及“大规模的迫害与暗杀”,并在菲律宾和萨尔瓦多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为“凤凰行动”寻找法律依据时,普罗斯特曼提议使用所谓的“土地改革计划 ”,并借用列宁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实现自己完全相反的政治目标。
  
  美国在越南失败5年后,普罗斯特曼开始负责中央情报局在萨尔瓦多的“耕者有其田”的项目,但他在萨尔瓦多的计划同样不得人心。1968年,中央情报局打着土地改革的旗号,成立“萨尔瓦多公共联盟 ”(Salvadorean Communal Union),对农民组织和工会进行渗透,以“平息社会骚乱”。普罗斯特曼继续依靠萨尔瓦多的社会暴力组织推行他的农村和平项目。
  
  目前,农村研究所对印尼和印度的土地改革提出建议,用“微型田地”(micro-plots)收买农民。农村研究所指出,在印度只需要把不到1%的耕地重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改革所需土地部分来自公共土地,不足部分可从市场购买。这一建议的目的是缓和农民要求自决的政治愿望,保证控制绝大部分良田的印度贵族的利益不受损害。由于印度各地广泛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已经直接威胁现有国家政权的安危,这才是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微型田地”计划真正关注的重点。农村研究所类似的建议也得到印尼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支持,政府动用财政分配少量土地给多数农民,保护国家最富有家族继续拥有绝大部分土地。
  
  普罗斯特曼现在设计的政治观点更加精明,好像农民自己在呼吁土地私有化。其实,他的设计还是继续通过“村寨和平计划”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农村研究所和普罗斯特曼花了两年时间在中国组织和寻找农民的抗议呼声,充当他们新和平计划的宣传点。他们的这种行为不足为奇,因为如此的秘密行动完全符合研究所成立之初与中央情报局的那种密切联系。
  
  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通过中国的政策专家推行他们已修正的和平计划。他们认为,中国土地私有化会将推动民主自由和劳动生产率;土地公有制是一种失败制度的最后遗迹,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农村困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完善。同时,我们不应对普罗斯特曼与其支持者的狂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应该是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当现实与他的理论不相吻合时,他们认为现实存在问题,而他们的理论没有问题。农村研究所先前在越南、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目前在中国、印度和印尼,总是歪曲、隐瞒事实,顽固推行自己并不周详的计划。
  
  个人的成败与阶级的成败相对立构成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的主要观点和立场。根据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个人成功与广泛的阶级和社会利益完全对抗。显然,普罗斯特曼在试图剥夺中国多数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去研究农村贫困的结构因素,却竭力支持重新产生不平等的体制与方式,使农民在农村危机中相互竞争土地,从而破坏农民的团结。普罗斯特曼的政策欲分化而非团结农民,缓和而非解决矛盾。他避免提及结构转型,只把贫苦农民作为极端保守势力,根本没有兴趣增强集体的力量。
  
  普罗斯特曼和农村研究所对土地问题的分析缺乏历史依据与结构分析,没有涉及导致农民贫困的主要行为体、体制和历史因素。他们以私有财产权为分析框架,认为只需建立机制和法律框架支持土地市场化就能实现农民的解放,却不去关注土地私有化以外产生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其它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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