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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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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8:12:33 | 显示全部楼层
辩论的重要性
  
  农村研究所、金融时报、卡托研究所以及其它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对中国国内相关议题辩论将产生多少作用?尽管土地改革计划给农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是这一观点还是会引起那些深爱此理论以及在土地改革中受益人士的共鸣。中国目前主要关注农村的稳定与巩固政权的合法性,避免触及土地私有化问题。但是,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却提出以私有化来尝试解决三农问题。私有化对少数精英阶层具有吸引力,可以大规模聚敛财富与资本,最终导致土地和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然而,新自由主义者却以华丽的辞藻进行宣传,此类计划可以保证农民获取土地权利,丝毫不去提及在世界各地惨败的历史经历。
  
  林毅夫最近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知识分子与政策制定者在中国的力量和影响。1993年,林毅夫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说,牺牲上亿农民工的利益是目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最终将会从关注弱势群体的政策中受益。目前,中国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已超过2亿,转型的矛盾与中国目前的现状表明,林毅夫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几乎没有得到修正。对于林毅夫和其他中国政策制定者而言,土地私有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终选择。
  
  假如土地私有化得以实现,那将加剧广大农民的失地状况。为了获得医疗、教育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他们被迫出售赖以生存的田地。农村现今的权贵(村干部及其家族和朋友)通过土地私有化进一步增强农村的原始积累。与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相同,他们会逐渐成为新的地主阶级。此外,土地开发、基础工程建设以及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空间,稀有的土地资源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多数农民更加贫困。随着农民贫困的加剧以及失地导致社会福利不断恶化,农民走投无路,只有涌入城市。即使找不到工作,他们也无法回到农村赖以活命的土地。
  
  农民被剥夺生存选择权,只好接受最危险的工作,几乎丧失所有权利。同时,这也会产生对仅存土地的过度使用,导致环境恶化、森林砍伐以及草场被毁等恶果。农民被迫到边远地区违法开垦土地,而国家会以环保的名义立法进行干预,禁止农民的这种行为。但是,拥有大量土地的权贵们的“科学管理模式”成为土地私有化经济中的楷模,法律也予以承认。在如此奇特的悖论中,土地改革的受害者却成为罪犯,被剥夺正常公民权利,进而被边缘化。当人们只剩下劳动力出卖时,失地农民便失去了现在他们仅有的生存之本,也几乎丧失了全部权利,更加贫困与走投无路。
  
  结论
  
  中国的农村危机将会继续挑战国家的合法性,也会对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扩大将迫使国家在农村地区采取强硬措施,以应付不断出现的抗议与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虽然中国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贫民阶层,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中国农村的前景依然黯淡。此外,中国目前政策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农村资源配置有限以及城市财富对农村的再分配太少。
  
  中国的惠农政策目前几乎没有解决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无法阻止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尽管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以推动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地方政府仍然要提供免费教育、医保和其它服务。地方干部经常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为这些服务筹集经费,有时只好廉价出售集体土地资源。这种一次性交易虽然利润丰厚,但却无法取代提供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保障所需的长期投资。
  
  尽管惠农政策回应了农民关心的问题,但是假如中国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就会存在产生另外一次革命的危险。即使农民能从发展中得到利益,他们也是最后获益之人。鉴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痛苦,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土地私有化之路将会给所有相关人士创造双赢的局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几亿最贫穷、最易受到冲击的农民在世界的转型中失败,中国也不会例外。
  
  精英阶层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真实本质是“耕者无其田”。揭露土地私有化本质是重新审视中国农村未来发展之路的第一步,中国农村不能依靠失败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与市场的作用来解决农村危机。中国农民正在采取集体行动来追寻一种不同的未来。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党员、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都应当以适当的方式支持这一社会正义运动。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8:15:46 | 显示全部楼层
俄罗斯的土地私有化


当然,在中国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地国有化制度,其改变亦非朝夕之功。如果考察一下俄罗斯与东欧的土地私有化之路,当知此言不虚。

在前苏联时代,俄罗斯农业的主要特征是土地归国家所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其经营和管理,都是国家统一部署,农民和城里的工人没什么两样。苏联解体后,私有化浪潮迅速席卷城市,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转眼成了私人企业主的个人资产。

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则要慢得多。解体后两年,1993年,俄罗斯通过新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者可自由掌握、使用和处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与此同时,由于俄共及其联盟政党的反对,俄罗斯一直没有通过有关公民土地所有权实施机制的细则,这使得土地买卖无章可循,成为一纸空文。

直到2002年6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才通过一项《流通法》,允许自由买卖农用土地。这已经是苏联解体十年多之后了,俄罗斯才真正完成土地私有化。当然,这是历史性事件,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在土地所有权改革问题上迈出的最大一步。

俄罗斯土地私有化主要是农地私有化。这里的关键在于“流通”,在于“自由买卖”。离开了市场交易,界定产权本身并不能具有独立的经济意义。界定产权是为了市场交易,同时也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产权才能够真正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界定。在缺乏市场交易的情况下,这种所有权并没有真正实现。由于1993年宪法只承认土地私有权,不承认土地流通权,结果是形成了土地有其主,但却无人耕种,大面积撂荒的局面。因为土地要素不能进入流通,农业生产者既不能以土地作抵押获得信贷,不愿意也无法确保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得到回报,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土地所有者只不过是受短期行为支配的土地承包人。然而,一旦有了流通市场,土地产权就成了真实的产权,农民就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了。于是,它釜底抽薪,解决了过去的土地黑市问题,同时,还开辟了大农业企业的广阔发展情景。土地私有化以及土地流通市场形成后,已经大大加速了俄罗斯农业的高速发展。

因为倘若俄罗斯人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可以任意处置土地,他反而摆脱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的地位。因为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有权卖掉土地;即使不卖,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于是,他的束缚解脱了,可以自由流动,甚至永久移民了。一句话,他成自由人了。法国当年的现代化起飞,就是靠拿破仑的《法典》,因为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了自由民,人身依附关系就没有了,城市化才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中国,倘若再加上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那么,一个城市化的历史浪潮必将涌起,赋有独立意志的流动迁徙的广大自由民势将重现塑造中国的现代城乡结构。

左派常常警告土地私有化的严重后果。他们断言,一旦土地私有化市场化,土地就会极度兼并,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依,失去生存的凭藉。耕地急剧缩减,粮食、蔬菜开始短缺,大饥荒将迅速弥漫……。可惜的是,左派们所描绘的那幅恐怖图景并未在俄罗斯出现,而仅仅是他们的想象  对俄罗斯的想象,也是对中国的想象。然而,今天的俄罗斯,在土地私有化五年之后,基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已日益呈现现代社会形态,为进一步起飞奠立了可持续的基地与架构。既如此,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向何处扎根呢?


“毛纲解钮”: 从下而上逼出土地私有化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动力来自下面,来自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带来的驱迫力。而俄罗斯,其动力主要来自上层,来自政治转型后上层的政治决断。前述中国的“小产权”潮流就是来自基层动力之一例。此外,中国部分地区(譬如重庆)进行的城乡一体化统筹试验,客观上也正在给土地私有化输入动力。

在重庆进行的城乡一体化统筹试验的专家们看来,重庆最有可能的突破是在土地私有化方面。农村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基本方向。在他们看来,解决土地产权的问题是迟早的事情。但为避免社会震荡,建议应分步实施,。当前的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土地经营权的入股即是明确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如果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化,承认他们的土地价值和属性,则重庆和成都的三农问题将迎刃而解。目前重庆一般一个家庭有四五亩土地,如果市场化一般价格都这20万左右,一个家庭变卖土地可获得100多万。这样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城乡统筹首先应该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开发银行已经在重庆做过一些试点,开展一些半私有化的手段来解决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的问题。但显然还不彻底。中国要真正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成为被国际社会接纳的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要完成对土地资源的市场性整合,土地的产权界定和私有是一个势不可免的历程。这是市场的逻辑,也是历史的逻辑。

然而在中国,土地私有化是意识形态禁忌,同时又是触动庞大利益集团财源的禁忌,因此土地制度的变迁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极其强大的国内外的经济动力、社会压力和政治考量的综合作用,是绝难成功的。

这一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同时也是政治过程。正如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王纲解钮”、皇朝崩解的巨变一样,今天,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处于“共纲解钮”或称“毛纲解钮”的重大变迁中。而土地私有化正是这一变迁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然而,这一问题在学界并未达成强大的共识。左翼朋友不愿意面对中国变迁的这一趋势,语含讥讽,嘲笑“与世界接轨”。某些朋友,譬如甘阳,甚至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经过“通(孔子-毛泽东-邓小平)三统”进而缔造“儒家社会主义”,譬如“中国目前经济成就的非凡性”加上“中共1949年以来统治的前30年与后30年的连续性”等,从而正当化中共六十年统治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合法化毛泽东祸国殃民二十七年的历史,刻意回避统制型经济解体及财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挖空心思地把非毛化的经济成绩用来为毛泽东背书。

但不幸的是,由于违逆人性逻辑{甘阳等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绝然不同的人性},其“论证”与预言,总难免失败命运。譬如,甘阳认为,以所谓集体所有制为标志的苏南模式那类“乡镇企业具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 alternative。”他认为“乡土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道路,因而竭力推崇“苏南模式”,贬低赋有私营企业特点的“温州模式”。( 见《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第5页)。很可惜,不几年,那种所有制不清的苏南模式很快就输给了并趋向了以私有制为基底的“温州模式”(见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于是,他们所谓的那种“文明创新”很快就向“旧文明”缴了械。而他所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独特”文明特性,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原则,关键是不允许农民改变身份。中国社会半个世纪最基本的事实,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城乡二元化,全部人口分成了‘有城市户口者’和‘农民’两个等级,他们在居住、求职、受教育、医疗、福利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决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见 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

他们无视毛式共产主义彻底扫荡私有制所导致的文明毁灭、田园荒芜、饿殍遍野的空前灾难,无视毛式公有制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仅仅抓住毛在计划上不像苏俄一样实施得那样中央化那样严密,而是把同属国有制下地方政府分得一部分中央部委的权力和权利,看成天大的事件,看成比小岗村人立密约分田单干导致的联产承包制,看成比私营企业崛起、外资合资企业的大规模进入、经济特区的自由港政策、加入WTO体系、产权交易、《物权法》出台、私有财产获得宪法权利等……上述所有迈向市场经济步骤还要重大的事件。而所有上述这些制度变迁,正是毛泽东集中政治能量去攻击的目标  “资本主义”。他们唯独回避的是:产权制度的变迁,市场因素的引入。

但是形势比人强,甘阳等实质上在一步步后退:先是,捧苏南模式、贬温州模式,失败了;于是,抵制中国加入WTO(见 陈奎德:《并非「零和游戏」   兼与甘阳〈评朱熔基访美的失误与问题〉一文商榷》),又失败了;再是,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情急之时,甚至大骂出口,为人所笑,再败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精神虽然可嘉,然而中国之进入文明人类的体系,中国人财产的获得保障,中国土地的私有化,均如长河之东去,势难阻挡。纵观历史,环顾全球,“毛纲解钮”之大势,不是发明几套有违常识的怪异说词就能遏制住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4-11 18: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志武: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如果这四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

现在讨论农村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大家都喜欢以“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来判断方案的可不可取,所以,也总拿不存在的“十全十美”的方案作为参照的对象。

土地私有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私有制经验证明  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获益最多。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我自己家还在湖南农村,有哥哥弟弟在那里务农。我们不能再拿农民去试验什么“第三条道路”,而应该在世界各国已经试验过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选择一种。看看今天成功的国家里,有哪个是以公有制成功的呢?违法广告不言自明。

有些“圈圈”应该碰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

如果这四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这就好像去找最好的救命医生,同时又先规定这些医生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药方与药品。甚至说,“他们大多数不是专家,只是十足的白痴!”我们反倒应该问问自己:是真的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只为了自己以及权贵的政治前途,借农民的话题为既得利益说说而已?

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以及其成功恰恰说明一点: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这样的基本原则:农民自己比官员更会对自己负责,农民自己比官员更知道什么、以及怎样做,对自己、对后代更好。

照这一理念继续走下去,下一步只能是把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个人,这才可彻底发挥出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也可以让农民自愿、自发地形成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经济自助体,也可让他们自发“计划生育”等等。如果没有土地产权私有,这些自发的行为都很难。相反地,以生育为例,现在的制度反倒变相鼓励多生。我所了解的农民,谁都比官僚们更负责任、更为自己的后代着想。

如果不通过土地私有等改革尽最大可能发挥农民自然的责任感,让个人的空间尽可能达到最大,那么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事事靠国家,也只能事事怪国家。

与此同时,农民只是官方指令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只能听命于官的安排,也任由官的摆布。一方面我们说官员的权力太大、太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又把对农民最要命的东西  土地权控制在官的手中,这让农民的腰怎么能挺得直?解决官员权力过大的最起码的办法,是减少他们手中能控制的资源,把土地权还给农民。

十全十美、让每个农民都好的方案是等不到的。不能因为几个不负责任的农民,就要求所有负责任的农民都付出代价。

制度问题严重有人说,上面的“几个圈圈都不存在‘不可碰’的假设,实际上这几个问题在80年代就开始碰了”,这可能是我与他们理解的重要差别之一,我讲的核心是对行政权力、对官员权力的实质性制约。而他们讲的“土地私有公有在学界有争论,但全国农村的实践没有什么争论”,“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统一,在80年代在很多县市就开始了”,以及“土地的兼并和转让在贵州进行了20年了”,这些都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

在政治组织对村、对基层的绝对领导没有改变之前,如果在这些尝试中问题不出现,那反倒奇怪了。

这些实验都没有形成气候一点不令人吃惊。那么,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在那“几个圈圈”上做文章呢?只要行政权力(官权)、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到实质性制约,那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起初对改善农民收入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举例说,前些年在农村试验过的农村信用社,当时允许他们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去运作,政府放手不干预,这听起来不错。可是,当掌握大权的村长、乡长、村支部书记、乡支部书记开始写条子,要这些乡村信用社为其关系户提供贷款时,这些乡村信用社就不好办了。如果遵命就意味着不良贷款、信用社未来可能要垮;如果不遵命,信用社今后的存在资格可能要泡汤。

这些权力当然还掌控着许多其他。只要这种权力结构还在,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农民的致富空间都会非常有限。什么做起来都是四不象。

阻碍农民致富、阻碍农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碍之一是现存的权力结构,而土地公有不仅没削弱官权,反而加强了,使官权掌握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如果是这样,减弱官权的违法广告之一,不就是把土地权还给农民自己吗?

如果有些农民选择把地卖掉然后进城生活,这又有什么错呢?如果我们真的在为他们的权益与福利而努力的话,那么看到他们境况的改进理所当然是令人高兴的。有人可能会说这对留在农村的人不公。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一方面留在农村的人可以有更高的人均耕地面积,他们的生产力可以提高,有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改进;另一方面这些农民也有权选择把地卖掉进城。要知道,改变中国农民收入的必然出路只能是让相当多的农民进城,改为非农。

道理很简单,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是不会因农业的增长而增长,但非农需求却无止境,新的技术创造新需求。因此,如果农民选择把地卖掉进城生活,我们应该恭喜他们,那才是我们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因此,不能再保留维护行政权力、维护城乡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维护城乡和地区间发展机会不平等的公有产权基础了,“还产于民”才对。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却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导致这种局面又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公有。

有一点是显然的:在腐败盛行的社会里,规避腐败的首要方法是把腐败所能碰到的资源减到最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腐败盛行,同时你又把所有的资源和土地交给他们控制,那么没办法在世界上找到比这更糟糕的组合了。

在中国农村,现在掌握在官权手里的资源有两大块:第一,公有的土地;第二,他们不受约束的行政摊派、各类名目的税费权力以及行政审批权。只要这两块还不变,农民的鼻子只能被官权牵着走,“还权于民”和“以民为本”都不可能。

上面讲的第一块资源  公有土地  如果能通过土地私有,那么那些官权就少了牵着农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了。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但如果像在一些地方试验的那样,只有名义上的“私有产权”而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话,那么真正的“私有产权”会很难,因为行政权力可随时侵犯你的产权。

因此,官权是问题中的最关键之处。这一点就涉及到政治与组织行政架构这个最关键之处。实际上,只要官员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任何意在制约官权的努力都难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尝试最终都难以成功的原因。因此,我个人认为,行政的领导权首先要退回到县这一级(就像中国历代皇权都到县一级为止一样),让乡村权力真正由农民选举的人担任。实现“乡镇自治”。   
 楼主| 发表于 2013-4-12 16:48:09 | 显示全部楼层
建立“新型土地”制度


  建立“新型土地”制度,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为艰巨的历史重任。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聚焦的最为敏感问题。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所环绕的主题,实质就是土地的制度设计问题。任何想绕过此问题或试图肢解开此问题,以求破解城镇化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客观上已经受到传统发展路径制约:从模式看,出口后劲乏力,投资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低效率与脆弱性的问题,内需在短时间内无法起到拉动全局的作用;从周期看,面临新的高折旧提取周期,前期的基础性建设项目又要进入追加投资期,这对企业效益与宏观效益的增收,都将同步产生严重影响;从矛盾看,解决就业是当前也是今后长期的主要任务,解决方法只有一个,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离开高速度发展,诸多矛盾都将聚集,很难寻求解决机会。


  从规律看,要实现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依靠适度通胀;二是依靠资产增值。中国4万亿刺激措施的出台,从对比效益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3倍,但是它在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的份额从9.3%降到了6.6%,快速增长速度并没有得到回报,自2009年年底以来,中国企业的总市值下跌了9%,而美国表现最好的股票上涨了31%。这说明中国实际上已经透支了第一个方法。选择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无奈之举,但是即便如此,目前也只能被迫放弃前者,去选择“资产增值”方法来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可以预见,在被动性实施“资产增值”方法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将会迭创新高,其绝对值将远高于其他产业GDP的平均值。由此将进一步调整人们追逐“土地资源”的偏好,这无疑将会推动土地资源大步走向“过度集中”。


  站在明天回看今天,可以发现:这种聚集风险的“过度集中”,“恰好”是今天的制度设计者们正在积极铺设,甚至动用舆论工具在刻意提倡的  “土地配置市场化”与“土地流转规模化”已经成为下轮改革的主题。


  不可否认,促进“土地配置市场化”与“土地流转规模化”,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发展乃至搞活农村经济等诸多宏伟目标的基础性条件。但是盘活土地资源必然触及“土地确权”问题,也就是说,土地制度的调整,将必然导致中国未来农村出现向三个不同方向演变的结果:


  一是现农民通过“维系性命的土地要素”来交换并得到在未来城镇生活的所需,即赢得“滋补未来新生活的全过程”,农民以“土地换身份”,实现了与城市人的“同富贵”,政府通过“资源换空间”,实现了城镇化的良性发展;


  二是现农民通过“土地要素”的交换,以失去“地权”为条件,换得农民就地“上楼”,农民仅获得小康生活的“标签”,而交换的另一方则赢取含有“地权”的“土地要素”,成为因整合土地而成巨富的利益集团。之后,农民将无奈的再次“沦为”利益集团所雇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雇农”;


  三是现农民在“土地要素”的交易方式、定价原则、交换结果皆为被动的情形之下,被动将自己的“命根子”交给利益方,换得名义上的城镇身份,但最终落得房屋买不起、工作无着落的“城镇游民”。


  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们早已将后面两种农民的身份转换定位为:是实现城镇化过程中不幸落入的“中等陷阱”。但是,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充足的理由,站在历史的远郊来聚焦到今天的镜头,我们不得不深感疑惑:为什么从理论准备到制度设计,不去做争取第一种结果的努力呢?没错,改革允许出现差错,摸着石头过河也允许支付成本。但是,在将土地资源的转换利益究竟让位于贫困一方,还是利益一方的核心性原则上,秤砣终究是要做出选择的。


  放眼望去,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利益集团攫取出的高尔夫球场、开发区,比比皆是;在地权紧张的时下,地方土地财政膨胀出的鬼城、小产权,无处不在。土地资源的价值,在中国只有通过管理者手中控制,才能由“指标”、“价格”、“规模”、“土地性质转换”等不同层级的权限,实现价值的增值。


  土地制度如何设计,是将土地从农民手中“赎买”后再全面实施土地资源的市场化(私有化)配置;还是有条件的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全面国有化;再是在国有体系下继续实施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配置”;管理权的选择方式,是向在现有地权拥有方倾斜,还是向索取地权的利益放倾斜,亦或是增加自己的“权利地租效益”。


  土地问题是聚集中国所有问题的核心,由它衍生出的地租,就目前农民个体而言,其全部意义包含农民生存的全部成本:房屋、生活费用、工作。在这轮事关土地制度的改革的设计中,任何先抛开对农民手中土地进行确权,而图其利的做法,都将产生事与愿违的结局。


  今天看,土地制度的设计与管理权的选择方式,无论行将做出何种选择,都将深深刺痛各方的利益。与其说改革是发展的巨大红利,还不如说,此次城镇化建设将是各利益方攫取中国国家公共红利的最后一次晚宴!
 楼主| 发表于 2013-4-12 16:52:12 | 显示全部楼层
实施“社会改造”工程


  实施“社会改造”工程,这将是贯穿中国城镇化建设始终,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浩瀚改造工程。也许有人追问:城镇化建设是硬件工程,原本就与文化不搭界,而且至今聚焦城镇化议题者,皆远离文化主题,今天何故将两者强牵于一起?要知道,物质文明的发达与落后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这已构成中国地域文化的又一独特特征。要想改变这一落后的社会现状,必须在推动中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快实施社会结构的改造工程。


  “文化革命”的喧嚣声早已远离中国,当今天的人们抛开政治的思维惯式,尝试着用冷静客观的方式去舔舐它时,腾然间却发现了历史新意。对于经受当年“文革”洗礼的“知青们”,即便是今天去让他们自己评价那段刻骨铭心的阅历,也往往多冠之以“磨难”、“坎坷”等之类加以形容,很少有人将“功绩”佩戴在他们胸前。然而今天,历史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看待他们此生曾经付出的、并且已经为历史所镌刻的伟大的功绩  那就是他们曾经自觉地、毫无怨言地推动了上世纪中国广大农村的落后社会结构的升级。


  在那场倡导于上世纪50年代、全面推开于60年代、轰轰烈烈历时2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总数超过2000万人的知识青年,参加了那场震惊世界的、也是亘古未有的、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改造的巨大实践活动。他们到农村去,带着消灭“三大差别”的政治理想,却真正实践了“改造社会”的诺言。


  从鲁迅笔下剪去辫子的“阿Q”、到巴金笔下投河的“鸣凤”、再到李准笔下的“李双双”,各位主人公沿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的脉络,展示农村社会结构的演进。但是客观讲,所有来自推动农村变化的实践,均未有“文化革命”时期广大“知青们”所带动的社会变革更猛烈、更具有进步意义。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习近平、李克强,都曾经亲历这场深入社会底层的实践运动,更深知社会改造工程的意义与艰巨性。

  当历史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今天所能看到的,仍然是探露着凹陷与差距的社会现状。农村因文化建设乏力,导致价值引力丧失;因教育培训存在盲区,出现社会恶旧之习倒流;因社会管理效率低下,致使社会基层结构稳定性差。改进“三大不足”,已经就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所必须担负的社会改造的重任。
  

  这“三大不足”正在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一个巨大的危险:断层和沉降。农民工,为追求“城镇化”生活,他们由最初的在外打工挣钱、返乡娶妻生子,逐步演变为“携妻带子”在城市打工求生,这其中有很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明确拒绝返乡务农。目前城乡间的联系,所能够看到的是,过年期间的“携家返乡”,再过一段时间,给乡下家人“汇款”将成为一种“联系方式”。拒绝返乡和拒绝务农,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正在出现的巨大危机,它犹如社会结构出现断层和沉降,已经成为“二元结构”社会长期被固化、沉积,以至于被反报复所形成的一种趋势。


  今天的城镇化,已经名符其实的带来“中国第三次社会变革”。无论你承认与否,它都将以磅礴之势,扫荡旧的沉渣,剔除落后的羁绊,推动历史的前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它好比是一个经历惯暖冬的人们,习惯与惰性无时不再提醒人们:再拖沓一步就是春天。但是,严酷现实将会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教训明天的人们:严寒才刚刚开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介绍: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长期从事国家战略和空间规划的研究。著有《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形战略》、《资源空间论》等著作,建立《资源空间学》。)
 楼主| 发表于 2013-4-12 18:09:38 | 显示全部楼层
茅于轼:允许土地自由交易的好处

2012年11月22日 07:00 来源: 中国企业家网

  中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得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中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中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other said;;
     信口开河也能作为立论的依据,这是著名“学家”的学术态度吗?“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有什么根据?是专家调查来的,还是有某个出处。至少也得亮出来啊!地主很富有不能代表整个农民阶层富有偷改慨念这也是学术态度吗?“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如果让单个的农户面对强势的房地产商地价会压得很低,那么凭什么农户又能因土地致富?如果自由买卖的地价同样可以提得很高,那么又凭什么房价会因地价暴跌而下跌?这两项自相矛盾。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如此专家!!!不过可以预料的是农用土地不可能都用作房地产,因此大部分土地的价值不会高于现在流转的价格。在自由市场中强势一方压低价格会有各种手段,也可能是一文不值,形同撂荒地。但是房地产商不可能不利润最大化所以房价也许会更高,只是地产商可以吃尽了所有的价差罢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4-23 17:29: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专家:土地出让金应用于城镇配套设施建设2013年04月23日00:48  中国经济周刊

  城镇的扩张使原来城郊的农民变成了市民,但这些人并没有因此而失业,而是顺利地转为从事工商业或第三产业,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增长。

  刘宏长

  到2011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3%,若要达到80%的城镇化率目标,则意味着从2012年开始还有近3.89亿的农村人口要进城。以每平方公里居住1万人计算,我国的城镇化还要占用约0.58亿亩土地。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国家提出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而到2010年底,我国的耕地面积就只剩18.26亿亩。

  城镇化的土地需求如何满足?随之而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又如何筹集?农民变成了市民,又将如何在城市中找到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呢?

  三招化解城镇化难题

  实际上,对这些问题,实践已经有了明确的违法广告。

  城镇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农民富裕化的过程。

  江西省赣州市是个农业大市,728万农村户籍人口,人均只有0.64亩耕地。依靠这有限的耕地,农民很难致富。要使农民富起来,农业变得有利可图,农村的土地就必须实行“三化”(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这意味着大批农民将进城务工经商。城镇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了城镇,反而促进农业“三化”成为可能。

  例如,赣州市上犹县曾经因为修建水库,导致耕地减少,由此直接降低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伴随着近年来的城镇化,这里的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成功提高了自身的收入,也极大化解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城镇的扩张使原来城郊的农民变成了市民,但这些人并没有因此而失业,而是顺利地转为从事工商业或第三产业,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增长。

  近几年,赣州的工商企业几乎年年出现“用工荒”,企业的用工成本急剧上升。有媒体报道:今年春节假期后赣州各行各业用工缺口大增。月嫂等家政服务人员更成了紧俏的职业,月薪最高甚至达到6000元,比当地普通公务员的月薪高出一倍多。

  城郊农民市民化的群体当中,还有一部分农民因征地拆迁补偿而致富,一户人家获得了几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补偿。这些农民将多余的空房出租,获得了长期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有的农民还利用补偿款进行投资,当上了老板,收入大幅提高。

  城镇化提高了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

  城镇化是城镇面积的扩张,虽然要占用大量的土地,但城镇化的进程却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例如,90平方米的土地,在农村只能解决一户农民的居住问题,在城市就可以解决几户、十几户甚至几十户居民的住房问题。由于农民迁往城镇,一些自然村寨往往出现空置现象。经过整治,可以让这些村寨恢复成耕地或森林。

  地处武夷山主脉的江西省石城县张坑村,原有1700多人,分别居住在几十个自然村或屋场。他们耕作的都是一亩几十丘的陡坡梯田。为了确保稻田的光照,每年都要砍伐稻田旁的大量树木。为满足新增人口的土地需要,他们不时还要毁林开荒。

  伴随着近十年来的城镇化进程,这里的大部分农户正逐步迁往城镇,目前只剩下二三百人。经过整治,多数陡坡梯田已经退耕还林,恢复森林原貌。

  由于城镇的规模效应,在城镇进行包括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电视通信、废水处理、垃圾处理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学校、医院、文化艺术场所等等公共设施建设,都要比在分散的农村进行投资效率更高。

  在山区,由于农民居住分散,一个自然村设立一个教学点,一个教师、一个教室同时上几个年级的课。随着城镇化和农民居住的相对集中,这样的教学点正在逐步撤销或合并。这不但节省了财政开支和社会资源,而且提高了教育质量。

  城镇的扩张要占用土地,但土地不等于耕地。以赣州市为例,城市扩张所占的土地绝大部分是丘陵荒坡。这些丘陵荒坡并不种庄稼,并不会威胁到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而空置的自然村庄经过整治,都能改造成上好的耕地。这样一减一加,反而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和粮食的安全,而且有利于农村自然生态的恢复和改善。

  土地出让金当用于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需要多方面的投入,包括住房和就业场所的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等。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实践证明,这些资金都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在整个城镇化的过程中筹集。

  工商企业等就业场所建设的投入,可以由工商企业解决了,政府不必掏腰包。80%的居民住房需求可以由居民通过房地产市场得到满足,还有20%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可以由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保障房建设来满足。保障房的建设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

  剩下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又如何解决?办法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政府通过出让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取土地出让金再投入到上述两种配套设施的建设。目前备受攻击的所谓“土地财政”制度,恰恰是为上述两种配套设施建设提供了合理的资金来源。

  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主要不是因为政府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是因为未经开发的土地需要上述的配套设施建设才能转变为城镇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有完善了这两种配套设施建设,商品房才具有居住的价值。因此,城镇国有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应用于上述两种配套设施建设,而不应该挪作他用。

  城镇化还需顺势而为和正确引导

  从全国城镇化的进展来看,总体上是健康的,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的地方不考虑城市发展的产业支撑能力和自然生态容量,将城市框架拉大到不切实际的地步;有的地方在城市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这些都可能使地方政府形成巨大的债务风险;有的地方只重视城镇化的硬件建设,而忽视城镇社区人文建设、户籍制度的改革、新市民的培训就业。
  城镇化只是为农业“三化”提供了可能,而并没有使之成为现实。目前,除县城关镇外,一般集镇、乡、村没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即使它们有少量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会层层上缴,无法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

  城镇化是中国的大趋势,但我们要避免走欧洲城镇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要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城市病”: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立体污染、贫民窟、社会矛盾加剧,也要避免出现房屋空置率过高、城市规划滞后、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

  因此,我们对城镇化既要顺势而为,又要加以正确的引导,通过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管理,使城镇化朝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前进。

  所谓顺势而为又正确引导,就是要认清城镇化的客观必然性,认清城镇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认清城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进一步扫清制约城镇化发展的观念和制度障碍。

  (作者系江西省赣州市规划建设局调研员)
 楼主| 发表于 2013-4-26 16:2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郎咸平:土地改革下一步 如何让城市反哺农村?
    2013年全国特别是一线城市土地市场迎来一个开门红,来自上海一家房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北上广深十大典型城市1月土地出让面积达到了2602万平方米,出现一年来的首次正增长,而是增幅高达77%。而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全国范围内的“征地运动”恐怕才刚刚开始。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土地革命”。我曾在《财经郎眼07》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不断地征用土地,已经扩张到了农村这个地方。那么是否能够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运作,让城市来反哺农民?我的朋友王福重在他的新书《公平中国》中也指出,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应该以农民利益为本。

  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些城里人跑到农村去是不是能够带动农村的发展?比如说德国,德国就有很多这种中小的城镇。还有当年韩国的“新村运动”。还有日本, 美国前总统卡特去日本访问的时候,说你们日本为什么没有农村呢?陪同的人告诉他,沿途许多景观都是农村啊。原来日本无论是从建筑景观、基础建设还是从民众 的穿衣打扮上,城市和农村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日本的农民很富裕,他们的收入是城市人的几倍。

  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的,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一个是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的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 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另一个就是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这个情况之下,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 关的案件。

  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学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一旦搞土地私有化,你晓得什么结果吗?土地迅速增值,它的涨幅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千。中国的“城市 化”自古以来就是征地的开始,比如说早期北宋的开封,人口近百万,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就是征地来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 上的,怎么可能私有化呀?

  在东部沿海城市,包括浙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势必就是因为土地的诱惑。以及后来的西南地区城市化模式被媒体解读为土地换户籍,也是跟土地相关。这 是否意味着在这背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需要一场二次改革?其实“城市化”就是在做土地改革。如果说西南地区是很成功的话,那它也不可能复制到其他地方。

  西南地区的模式跟广东模式各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提出来做个简单讨论。它推出一个地票制度,就是说为了避免侵占耕地,因此开发商也好,政府也好,只要建房子, 就必须先买地票。那地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城郊,还是在更偏远的农村,都无所谓,如果你想拿城市户口,就必须放弃宅基地,你要把它复耕为农 地,复耕一亩农地给你一亩地票。开发商想开发地产,就必须先买地票,而这个地票一律公开竞价。2010年4月份,一亩地票卖到14.4万块,全部归农民。因此偏远地区的农民也有动力了。就是说这个“城市化”的好处不是只让城郊区的农民享有,而是透过地票制度可以让更偏远农村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到。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广东也有一个深圳模式,它是2009年12月份推出的一个新办法,就是城中村就地改造,村民选出自己的代表,选出自己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搞股份有限公司,直接跟开发商谈判。

  这种农用地征用方式是一种企业化、集体化的运作模式。村长一般都是董事长,村民当股东。除了跟开发商谈判,村里还可以自己盖,盖了以后,透过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分给村民,这样农民也能够享受到“城市化”的好处。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应该推动的既不是西南地区的模式,也不是深圳模式,因为讲得很清楚,我们大部分城 市既不像西南那样是个大农村,也不像深圳那样缺乏土地。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综合,就是说考虑透过某种形式的,把深圳这样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像西南这样地票制度 综合起来,结合当地的情况,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总之,不能再想以前那样了。

  单打独斗不如联合起来闯市场。可以像深圳一样搞股份有限公司,比如说你这边有1000亩的土地,怎么开发呢?就是由你们所选出来的董事长跟总经理负责跟政府谈判,跟开发商谈判,然后利益就归于你们这一批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比如说工农产品“剪刀差”,城里人享受着廉价的农产品。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城市是时候来反哺农民。

  所以我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可以考虑做一个西南地区的模式跟广东模式的结合。至于该怎么详细做,不是我该想的问题。我只提出一个思路,按照这个思维,摸索一个适合自己的区域做某种程度的改变。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如何让城市来反哺农村。如何透过土地政策,让城市反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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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26 16:23:05 | 显示全部楼层
农民可以自由卖土地的时候,也是好日子到了头的时候。
2012/12/12 17:32:5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现在天天有人建议农民把土地卖了换点纸币,而且还美名说这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自古以来,农民都是最朴素的群体,容易受人骗。这到不是说农民笨,而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农民从早到晚与土地道交道,天天接触的是不言不语农作物,长期在如此的自然环境中,不知不觉养成了朴实本分的性格,这就造成了他们容易被人骗的局面。现在市井小人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农民的土地,农民能负否经得起他们的诱骗实在让人担心。
   要想农民重视自己的土地,首先要让他们看一靠没有土地的人是什么处境,让事实来警醒农民。这事实就是现在城市里面没有土地低层民众, 现在城市里面的贫民的处境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城市的贫民他们家家有失业的,年纪青年人失业,年纪大也失业,许许多多的人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找不到工作,即便有工作也是最低工资(一千多元一个月)。而更可恶的是在城市里面连吃低保都要开后门,找工作更加要靠关系。现在大报小报莫名其妙天天吵着说养老金不够,要延长退休年龄。明白人一看便知道,这是想赖帐,想没了老百姓的养老金。从以上的情况可以清楚的看出,城市里面的平民的生活处境是何等的悲惨。
   现在的普通城市人与生活在奴隶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一无所有,他们苦就苦在没有土地。现在的农民如果把土地卖了,要不了几年后就会与城市里面的平民一样走投无路,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纸币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农民要小心,不要被纸币把自己的土地给骗走。纸币可以永远印不光,但是土地是不会再生的。
   现在城市(上海)里面的蔬菜要几元一斤(一般的要3  4元),如果土地集中少数人手上,用不了几年粮食与蔬菜价格就会翻几个跟头的大涨,到时候老百姓恐怕连蔬菜都吃不起了。
    有人可能要说:你没有土地才说土地很重要。告诉你们老子土地有着呢,面积虽然不大, 只有一亩左右。上个月有人出90万想买我的土地,被我拒绝了。老子就是不卖,老子就是等钱用也不会卖,除非他们来抢。
现在有钱人个个手上有大堆纸币,而这些纸币又天天在贬值,他们日夜担心的是这些纸币财富不能让子孙世代享用,于是迫不及待的要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永远不贬值的土地,以解决子孙万代的后顾之忧,所以他们日夜盼望着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只要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些有钱人包括贪官污吏就会毫不犹豫的将手中的纸币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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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26 16:24:33 | 显示全部楼层
其次,要严格、透明地管理土地出让金的收支,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介入,做一本明明白白的土地收支账目,并向外公布和披露。

笔者曾从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将2001年至2011年上半年的全国土地出让金进行了加总,结果是101196亿元。但这10万亿元究竟用于何处却是一笔糊涂账,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规定要将不低于10%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可实际这些土地出让金并未用在这些指定的用途上,而是转化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而且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在不断提高,从2001年的16.6%提升到2010年的76.6%。于是,土地财政成了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的依赖,为了满足地方政府的花销,卖地行为就自然变本加厉。因此,透明管理和做一本公开的账目非常必要,否则征地补偿提高的再多也未必能让失地农民获益,反而高价卖地会更加疯狂。

第三,必须要打破土地财政格局,房地产调控要从调控土地价格开始。

如果不改变土地财政的格局,地方政府继续高价卖地,让地方政府自行调控房价必然会沦为“空调”。但要改变土地财政格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上出现了不匹配,加上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比较“模糊”,用于保障房项目、安居工程项目等资金严重不足,土地出让金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或“私房钱”,如果这种格局不进行及时调整,则很难从根本上去解决土地财政的格局。因此,要从根子上解决这种矛盾就得进行深层次的财税体制改革,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分配比例和分配方式,同时地方政府要精兵简政,减少三公消费,让财政收支透明化。

我曾建议将土地出让的程序和出让金账户从地方政府剥离出来,建一个全国性的土地公开交易平台,将土地转让信息公开,接受各方监督,然后将收来的土地出让金放入中央财政专设的省级土地出让金账户,由中央财政暂作保管,然后根据地方政府申请的保障房项目、安居工程项目和符合土地出让金使用的项目再专款专用。这样既可以保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以起到对土地出让金收支的监督作用,也可以避免地方政府沦为“经济人”,斩断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链条,避免我国国土资源被地方政府过度变卖和开发。
 楼主| 发表于 2013-5-4 11:52:51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六个中国”看土地制度改革

第一是“美丽中国”。先谈一个公式:人+公地=掠夺资源。“人+土地”不一定形成对资源的掠夺,但是“人+公地”就会。在少人、无人的地方,可以实行土地公有制。但是多人的地方,若加上公地,要防止资源的掠夺,就一定要付出很高的制度成本。

中国实行公地制度,又有十多亿的人口,有没有掠夺资源这个问题存在呢?在我看来,比比皆是。比如说城市极低的经济密度,这就是对资源的掠夺。中国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所产生的G D P大概是日本的1/10,土地浪费严重。中国有大规模的违章建筑,在欧美国家几乎看不到违章建筑。违章建筑严重破坏了中国城市景观,甚至在北京的一些非常著名的地方至今还有违章建筑,拆不了。还有不断扩展的“空心村”,现在全国平均水平估计在30%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村庄里有很多房屋,院落、房屋挂着锁头,一年四季基本上没有人住。

中国社会有一个重要特点:“围墙社会”。公安部、商务部前面有围墙,北大、清华等各个大学都是围墙,围墙社会严重破坏了城市景观。欧美地区的围墙是非常少的,在伦敦,除了古堡有老围墙之外,连白金汉宫的围墙也非常小,小到仪仗队要活动的时候必须在围墙的外面,首相办公的地方是没有围墙的。为什么说“围墙社会”也是对资源的掠夺呢?把这个地方围起来,不允许别人使用,有门卫,要进去就会有人干涉。还有无审美水平的景观设计,但中国无审美水平的景观设计还有很多。地表污染、地下污染让人触目惊心,秀美风景地带多被公共部门独占。

第二是关于“富裕中国”,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富。首先是恩格尔系数低。一个国家国民的富裕,一定意味着低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家庭支出中用于食品的支出。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概是35%左右。一般发达的西方国家,恩格尔系数都在15%以下。富裕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恩格尔系数低,说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国民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够解决吃饭问题。

同时,恩格尔系数低意味着国民创新活力足。创新来自劳动者,劳动者能够尽可能地按照自愿、兴趣原则选择职业,才能创新。吃饭问题解决了,选择职业出于兴趣爱好,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才能找到创新的持久动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高农业劳动效率,而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跟土地制度息息相关。

中国当前农业生产成本比较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1%。这跟土地制度有什么关系呢?规模对成本的影响很大。通过土地的整理,可以增加15%的优质土地,通过村庄整理,可增加5%优质耕地,通过规模经营,则可以影响80%以上的农业生产成本。在江苏调研时一个农民跟我说,如果他承包的这块地租期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十五年以上,他可以自己整理这一块土地,而且整理的费用不用政府拿钱,就可以将土地的租金提高10%- 20%。为什么不能将租期由5年提到15年呢?这就跟土地制度有关系。恩格尔系数要下降,必须要改革土地制度。

富裕中国还有一个标志,这就是中产阶级要成为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要有安身立命的财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好的环境里有独栋房屋,或与此等价的金融资产。这是欧美国家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们的穷人一般是住在楼房里。如果对独栋房子的面积做限制,一个家庭用160平米来造房子,以100平米为地基盖房子,二层就是200平米,60平米作为院子,一亩地可以解决四户人家的独栋房子。如果是1亿亩,可以做4亿户,一户人家假定是4口人,16亿人口,4亿个家庭,用1亿亩来解决他们独栋房子的问题,行不行呢?原来认为做不到,缺地。真的缺吗?

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不是允许中国多数家庭能够有独栋房屋呢?有关部门法规不允许,它们有容积率指标。

第三是“健康中国”。这个问题主流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干脆不关注,健康分为“主动健康”和“被动健康”。“主动健康”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营养,一个是人口密度。前面已经讲过,吃饭成本降低了才有可能提高营养水平,这跟土地制度有关系。人口密度为什么跟健康有关系呢?这个问题目前被严重忽视了。

我特意查阅了资料,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人口密度越高,人的心态越不好,脾气差,人际关系不友好。这种心理上的紧张,会影响到生理上的问题,导致易患病。中国从城市平均密度来说其实不高,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大概是1万人左右。可是中国城市居住区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城市中的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房屋的设计,也就是城市规划,一般将居住区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压在25%以下。欧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不容易看到,欧美的中小城市,你去找市政府大楼可能找不到,因为没有显著的标志,楼房跟周围居民的住宅没有什么差别。北京密度最高的一个社区,就是在北五环外天通苑,每平方公里5万人。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希望大家住得密一些,可以不开车,要绿色、环保、低碳。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人该买车还是要买,甚至买车的冲动超过欧美国家,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是人性使然。

中国人在飞机上吵架、打架,因为心情不好。欧美人说中国人不会笑,怎么会笑呢,因为心情压抑、紧张,一个单元里对面住的是谁你也不知道,如果人口密度低的话你会主动地拜访。到了边远的西藏、新疆,不用问什么民族,他看见你就会笑。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私密空间的压榨,保持戒备。这个问题被我们忽视了,现在中国人认为吃饭是头等大事,心理生理的健康都不必要。

第四是“平等中国”。不是绝对的平等,我指的是公共领域的平等,面对基本的公共资源要平等。土地制度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办法吗?也没有。中国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是多少呢?有一些人讲在中国建立一个土地私有制,比如说城市土地,大家的住房是70年的使用权,好了,70年到期之后肯定是合同仍然有效,可能再来一个70年,甚至不收费,所以说这种土地其实就是私有的。这个说法我认为不对。为什么不对?即使说70年到期之后,不收费续这个合同,这个土地也不是私有的,因为无法分割哪一块土地是你的,因为住的是楼房,充其量是这个社区共同占有土地,它是“社区公有制”,这种社区公有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卖房子就意味着你可以退出,不像中国的集体经济很难退出,所以其实它不是私有制。农村的农民对宅基地拥有一种类似土地私有权,充其量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权利的可靠程度高吗?也不是。

第五是“自由中国”。它与土地制度的关系更密切。的确,没有无边界的自由。人的生活可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在私人领域不受干涉,到了公共领域自由要受到约束。自由的前提和保障是公正原则,最大的公正原则是公共领域的平等,私人领域不要讲平等,但在公共领域讲平等。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公权大量侵占了私权,公权只应该在公共权力领域使用,无论什么制度,都不应该干预私权。

最后一个是“民主中国”。中国一定要树立一个理念,“自由”先于“民主”,一定要在私人领域去维护我私有权利,而这个私有权利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对土地的拥有。未来要建立“民主中国”,就是要有一个私人的空间,要让自由成为民主的前提,要让官方、官员的权力“含金量”变小,尽可能地小,这些都跟土地制度有关系。

建立和维护多元土地所有制

这六个方面,每一个都跟土地制度有非常大的关系。

根据这六个方面,土地制度改革要做到四点,当然都是我个人化的说法。

首先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相混合的多元土地制度。这里做一个粗略的判断,具有公共性的,私人不便拥有的土地,实行国民公有制,这样的土地大概占国土面积的83%。具有较强社区公共性的土地,可以实行社区或者是集体公有产权制度,这样的土地大概也占国土面积的1%。

中国现在的农地大概是20亿亩,官方说的是18点多亿亩。这近20亿亩土地其实公共性很弱、私人性比较强。它们再加上城市还有一些独栋住宅,这样的地加起来是16%。

建立多元的土地所有制,其实还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就是这里的83%加1%。真正要实行土地私有制的是16%。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建立土地私有制。这个做法意义重大。不是不赞成公有制,中国大概84%的国土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仅仅是16%的国土可以搞土地私有制。过去对公有制的意义讲得多,对私有制则主要是批判。

黄世仁和杨白劳这个故事主要是用来批判私有制,如果土地归黄世仁拥有的话,就说这是很恶的制度,土地归杨白劳就好,但归杨白劳还不是私有制吗?这里要转一个弯,罪恶不是私有制本身,恰恰是对私有制的破坏,不公正地掠夺人家的私有财产,才是罪恶。

第二,要让多数中国家庭有可能拥有一块地,住独栋房屋。需求上就不说了,心理、生理上的,西方人有独栋房子的需求,中国人也有。现在的问题错误地认为中国缺地。上面已经分析了,要让中国人住上独栋别墅,一亿亩土地就够了。我也有一个梦想,就是高官能接受这样的观点。

第三,要“集体产权”,不要“集体经济”。集体产权在法理上也可被称为“社区共同共有产权”。这种产权形式自古以来就存在,例如,社区道路、社区宗教设施、基于宗法关系的祭祖设施、社区公学、社区公地(通常以低租金租给穷人)等等。这种集体产权,通常只涉及社区的公共生活,与社区的平等和秩序有关,而与社区农户的经济活动无关,所以,它不能等同于集体经济。

中国传统集体经济的特点有四:一,资产由一个社区的成员共同所有,成员退出社区时不能将资产量化分割后带走,使成员事实上没有退出权。二,社区共有资产不仅包括了经济学所定义的“公共物品”,更包括了经济学所定义的“私人物品”。三,社区共有资产的处分权事实上掌握在社区领导人手里,社区领导人由社区成员选举产生。四,在传统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中,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交织在一起,属于私人物品的经营性资产所产生的收益通常会被用来支付社区公共需求。

从理论上说,集体产权有其存在的根据,甚至可以说它会伴随人类社会永久存在。但集体经济则完全不同,它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产物。我们需要集体产权,但不需要集体经济。集体产权具有合理性,并不等于集体经济具有合理性,这个新理念需要树立起来。

第四,要建立“产权明晰,用途管制;市场主导,竞争定价”的土地市场。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这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说的话,说得非常好。后面还有八个字“节约集约、严格管理”,我把那八个字改为“市场主导、竞争定价”,我希望土地管理法涉及到竞争交易的话,就是这16个字。节约集约、严格管理这本身不是改革的举措,而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要做到这些,中央政府主要做三件事:建立和维护多元土地所有制;耕地保护是要加强,而不是不要;在“增减挂钩”政策框架下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增长。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巩固,甚至红线边缘还要扩大。这点我跟茅于轼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他认为耕地红线保护不必要,我认为用途管制是必须的,我个人看法要加强耕地保护,干脆就用“农业保护区制度”将农田保护制度取代掉。

地方政府做什么?首先要解决规划民主化、法制化问题。有地方的同志说,我们这个地方新书记来了还是没有来,就看街上有没有人砍树,一旦有人砍树我们就知道肯定是新的书记来了。“规划规划,书记画画”,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一定要解决规划民主化、法制化问题,规划就是地方法规,西方国家的土地规划实践都是这样,规划是法规,不能随便乱动的,要动就一定要经过民主程序。
 楼主| 发表于 2013-5-23 14:52:49 | 显示全部楼层
城镇化探寻  专访经济学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

    第1页:农民早就已经就业很多年,不让人家落户 第2页:北大放在苏北小城镇,去的人会很多 第3页:必须先从土地财政动刀

    [提要]华生: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一直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但主要是靠“卖地财政”发展,就是地方政府靠卖土地推动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我碰到过好多地方官员说,卖地就像办了一个印钞厂,想办事没钱,卖两块地就行了。现在之所以一听说重视城镇化,各地就准备大搞基建,房地产开发商也跃跃欲试。 [网友有话说][更多精彩内容]

    编者注:华生系东南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本文是华生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实录

    现在的问题不是农民没有就业就进城,而是人家早就已经就业很多年了,但不让人家安居、不让人家落户

    记者(以下简称“记”):**以后,“新型城镇化”的话题引发热议。尤其是最近人们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而李克强总理的博士论文题目则是《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都事关城镇化这一重要命题。怎么理解城镇化对于当今中国的意义?

    华生(以下简称“华”):在某种意义上,城镇化或国际上说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必由之路。没有一个农业社会能够实现现代化,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城镇化的过程,经历了从农民社会走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同样的道理,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经由城镇化的完成来实现。但要看到,欧美所有人口加起来都没有中国的人多,而他们的城市化经过了几百年的漫长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13亿人的城镇化绝对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探索,甚至具有世界性意义,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才会将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并称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大家看到,新一代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就像李克强总理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新型城镇化呢?这说明过去的路子,不管当时起了什么作用,现在已经弊大于利,不可持续。如果要沿着原来的道路走,**就不会强调“新型”二字了。所以这个提法本身就给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就是要改革,要转型。

    记:国家战略层面的思路和方向非常明确了,但许多观察人士也指出,目前推进城镇化具体过程中,似乎一些说法和做法并不清晰?

    华:确实还很不清晰。一方面要搞“人的城镇化”,一方面又已出现“人为造城”;一方面使劲喊发展中小城镇,一方面又要面对大量人口往大城市跑的现实;一方面要搞新型的城镇化,一方面各地还在大搞拿地卖地的旧土地城镇化。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自然会产生认识上的混乱。怕就怕,喊的是新口号,做的还是老事情,所以才出现那么多的自相矛盾。

    记:先要搞清楚过去的路子是什么?

    华: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一直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但主要是靠“卖地财政”发展,就是地方政府靠卖土地推动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我碰到过好多地方官员说,卖地就像办了一个印钞厂,想办事没钱,卖两块地就行了。现在之所以一听说重视城镇化,各地就准备大搞基建,房地产开发商也跃跃欲试,这种思维其实还是旧城镇化的思维,这跟官方对于土地财政的态度不明朗是有直接关系的。

    什么才是城镇化?简单说就是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落户的过程。我当年从农村进工厂,有了城市户口,记得人家说我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父辈,不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吗?

    旧城镇化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政府征收了土地,却没有把农民变成市民。从数字上看,中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45%以上,农业总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已不足10%。世界上一般国家到这个阶段的城市化率都会达到60%-65%左右,而我国名义城镇化率才刚过52%,实际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35%。

    更直观地说,为什么会有农民工这个称谓?这说明农民进城是以就业为前提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就业就进城,而是人家早就已经就业很多年了,你却不让人家安居、不让人家落户。

    记:这会带来什么问题?

    华:首先经济上就会有问题,人口不城镇化,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这些人消费能力不提高,你经济发展就没有后劲啊。特别是劳动力素质不升级,经济怎么升级?退一步说,现在这样的情况也不能持续,一代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二代农民工已经没干过农活了,回不去。他们如果落不下,那将来麻烦大了。还有大批90年代以来出生的农村人口,农村已经不分地,又进不了城,容易导致流民现象。所以现在才要强调新型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说的就是怎么通过体制机制改变,回到为这些城镇化的主体服务上来。

    原先只在城市和城郊的拆迁,现在闹到了广大乡村

    记:过去这些年来,呼吁捍卫农民权利的声音并不少。

    华:现在学界和舆论都强调,要把利益分给农民。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笼统地说把好处还给农民,但到底是要还给哪些农民?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农民”已经偷换了概念,往往指的是城中村或城郊被动城市化的农民,根本不是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大多数进城务工农民,其土地都在中西部地区、在山里。近郊和城中村的这批农民暴富,并不会解决大量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问题。

    换句话说,城镇化意义上的农民,跟你现在给土地利益的城郊的农民,其实不是一个农民的概念。过去20多年来城郊失地农民只占农民总人口的2%~3%,而城镇化意味着一个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要进城,但他们的地你又不需要,所以高额补偿只有那2%~3%的农民拿得到,大多数进城打工的农民拿不到。所谓城镇化利益分配最大的难点,难就难在这儿。

    记:有一种呼声比较高的解决方案认为,当前城镇化的症结在于农村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但土地却不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出现了农地入市、集体土地自由流转等建议,从而让农民原先占用的乡村土地和他们要去落户的城市非农土地完成一个转化,以此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你怎么看?

    华:关于这种思路,最低端的建议就是土地私有化嘛。问题是,我们鼓励农地入市,到底是鼓励哪里的农地入市?如果只允许城郊的农村集体土地入市,那么对全国的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推向全国,那么暴涨的只会是城郊的土地,因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就是不值钱。越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土地价格分化就越严重。我查了资料,现在美国、欧洲的农村土地也就是几千元人民币一亩。台湾地区也有“农地如粪土,市地是黄金”的说法。而我们进城打工、迁徙到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大多数都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他们老家的土地是廉价的,永远都不值钱。房地产商拿地总强调“位置、位置、位置”,北京密云的地和天安门的地能是一个价吗?在市场经济下是不可能的。现在之所以不敢让卖宅基地,就是怕他这边进不了城安不了居,那边又失去了土地,这等于是在人为制造流民。所以说改革要在逻辑上有先后顺序,土地自由流转的前提必须是先把外来人口进城的成本降下来,让他们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记:这些年来其他的改革举措也有不少,比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下面的反应好像很热烈。

    华:因为这个挂钩可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所以地方政府很欢迎。但是应当看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挂来挂去,还是土地与土地挂钩,和人及人的城镇化并没有什么关系。从这一点说,这个增减挂钩并未触及根本,而且是把双刃剑。它带来的消极作用表现在,本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只是打城郊土地的主意,现在他们对远郊乡村的土地特别是村庄这样的宅基地也感兴趣了,因为可以用乡村建设用地作为指标去换城郊的土地搞开发,这个非常危险。原先只在城市和城郊的拆迁,现在闹到了广大乡村。这样就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地方强迫农民上楼的现象,就是把农民的村庄合并,几个并一个,过去搞新农村建设时叫新农村,现在搞城镇化叫新型社区。总之就是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增减挂钩后就可以到城市的边上再把农地搞成建设用地。

    记:但似乎地方政府都把搞新型社区当成了燃眉之急?

    华:非要把原本住得好好的农民并起来,这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急”。这是什么城镇化?这不是城镇化!你把他们人为搞到农村的楼上以后,种地?不好种了。打工?当地没工可打。要知道,今后20年还会有几亿人口要离开农村,这些硬造的楼和集中的居民点将来大部分还会人去楼空,这在城镇化发展的大布局上将是更大规模的资源浪费。这笔大账不能不算。

    记:你的意思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农民新建住房相应向更大的居住点包括当地村镇上集中是可以的,但当有了为拿到宅基地建设指标这个利益推动之后,这种集中就很难是完全自愿和合理的?

    华:《焦点访谈》曝光了山东单县要几个村庄合并拆新房赶农民上楼,并挖掘出其动力和根源就是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节省出近500亩土地的指标,最后的结论是地方把经给念歪了。我觉得调查得很好,但结论错了。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个许多人叫好的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上。首先你这个挂钩和市场经济无关,是人为造出来的行政指标挂钩。其次你这个挂钩有错误的利益导向,所以地方政府就和开发商勾结起来为了这个利益去赶农民上楼。

    现在中国面临的紧迫情况是,几亿农民工及其他外来人口在就业地无处可居,我们不去集中财力物力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反过来却把还在家乡正常务农的农民先行甚至强行并村,要人家上楼,硬造新村、新区、新城,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你地方政府怎么知道在那里就能造出个村、造出个城来呢?
 楼主| 发表于 2013-5-23 15:47:44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财政转型决定改革命运

中国“土地财政”如何转型以及成功与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成败。
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不经历一番剧痛是不可能的,这对各地的经济承受力、忍耐力,都是严峻的考验。当前首要的是推动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地方政府寻找替代财源,真正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
曾经为我国各地方政府创造出巨大资本盛宴的“土地财政模式”, 近两年来,随着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不断攀升已越来越难以为继,正面临重要拐点。中国“土地财政”如何转型以及成功与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成败。
在中国,“土地财政”有较强的制度成因和路径依赖。回溯起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彻底,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层财政的困难,表现为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下移,造成了财政收支的不匹配。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而地方财政支出则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一升一降,形成了严重的两级政府“财政收支倒挂”。
再看“土地财政”的内部结构,也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平衡性包括“总量平衡,结构平衡,过程平衡”等方面。首先,土地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大,表现出总量不平衡性。其次,土地出让金占土地收入比重过大,表现出结构不平衡性。土地收入中税、费、租的比例严重失调,不仅影响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弱化了政府的监管力度。最后,在流转环节与保有环节上,过于偏重流转环节,表现出过程的不平衡性,并且占大头的土地出让金属于流转环节,更拉大了两个环节的收入差距。这种重流转轻保有的格局,强化了“一次性收费”的效应,不公平性,不可持续的特征表现明显。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比较明确,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外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从预算角度来看,我国的分税制在实施中并未取消预算外资金,当税收收入增长难以弥补大量支出的压力时,面对财政赤字,各级地方政府通常总会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来增加可支配的财力。2003 年以来,“土地财政”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从2003年到2012年,土地转让金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0%,2010年最高曾达到72%。
在土地出让金可使地方政府将以后50年至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充足的手段多卖地、快卖地、早卖地、贱卖地,甚至不惜顶风违法用地。2011年,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发布的第4号国家土地督察公告称:“有的省份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已逼近规划目标,有的省份耕地后备资源不足”;“13个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超过一万亩。”而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关。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融资“以小博大”,不断加剧金融、财政风险,通过设立地方融资平台等方式推动地方投资建设,保持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和各项投资项目支出,也积累了庞大的债务规模和融资利息偿还金。
金融危机以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中国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率。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随之不断攀升。例如东南沿海的一些县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每年高达数百亿元,财政投入仅占10% ,土地出让金约占30%左右,60%靠土地抵押从银行贷款融资。国家审计署2011年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67109.51亿元,而地方政府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达25473.51亿元。
与此同时,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战略提速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据相关测算,“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催生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将达30万亿。根据预算草案,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合计11.5427万亿元,支出总量为11.8927万亿,收支差额达3500亿元。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如此巨额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一直是个悬着的大难题。
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落地”以及土地拆迁成本的大幅上升,土地出让收入的不断减少使得与土地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降。以2012 年为例,地方名义财政收入总规模达13.82 万亿,其中地方本级财政收入6.11 万亿,占比44%。当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其中净收入占比仅为5.9%,加上土地相关税收收入,2012年政府土地相关净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0%,比10年前31.7%的峰值水平有显著的下降。
而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实现土地财政的全面转型,不经历一番剧痛是不可能的,这对各地的经济承受力、忍耐力,都是艰巨的考验。当前首要的是推动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匹配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方政府寻找替代财源,真正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最核心的内容,是建立以物业税为主体税种,以营业税、房地产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为辅助税种,以企业所得税为共享税种的地方税体系。
此外,还须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力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未来,中央政府允许合格的地方政府在市场上公开发行市政债或许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2011年10月,为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就已在试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了,这可以视作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问题是,如果地方政府的偿债资金来源依然建立在“土地财政”上,那就说明风险仍然没有消弭。许多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是可以自行发债的,而偿债资金的来源是地方政府自行开征的地方税收,这是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我们的地方政府也能走上这条路吗?
 楼主| 发表于 2013-5-23 15:55:30 | 显示全部楼层
政府房企博弈多年  全国数万亿土地增值税蒸发

近日,律师李劲松在研究了多家上市房地产企业的年报之后得出结论,29家上市房地产企业拖欠土地增值税640亿元。这一消息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到目前为止,只有华远地产、万科对此进行了回应,两家公司的说法基本一致,他们认为李劲松误读了财务报表。不过,李劲松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实在是看不惯有些开发商得了便宜还卖乖,他们没有依法履行他们的法律义务。”
被点名的这29家房地产企业是否真的拖欠了土地增值税?是否还有更多的房地产企业也存在这样的行为?遗憾的是,尽管这条新闻已经引发了社会关注,但目前国家税务部门尚未就此公开回应。
不过,如果将时间拉长会发现,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争议巨大的问题,税务部门与房地产企业之间已经博弈多年。

税务部门与房地产商掰腕子

土地增值税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出售建筑物时所产生的价格增值量征收的税种。按照我国目前的税法规定,土地增值税采取四级累进税率,最低一档的税率为30%,最高一档的税率为60%。也就是说,随着增值额在允许扣除的项目金额中所占比例的提高,税率不断提高。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税率为3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税率达60%。
在我国,这个税种最早出现于1994年,当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
按照这个条例,征收土地增值税是为了规范土地、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合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维护国家权益。
1994年,我国的土地出让基本上还都是采取划拨的方式,取得土地的企业、单位基本上没有多少拿地成本,土地的增值收益相对较大。而在1992、1993年,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投机情况严重,国家土地资金收益大量流失。可以说,这个条例的出台正是为了扭转这个局面。
四级累进税率的征收模式就是在这个条例中确定,并保留至今。条例规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均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都应当缴纳土地增值税。
为了保证这个条例的落实,1994年1月1日,还出台了24条的实施细则,其中对如何计算增值额、如何扣除费用、什么样的情况免征等等具体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
“这个税种的出发点是好的,政府试图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规范土地市场,但现实的大环境却无法让这个税种达到目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汪利娜告诉记者,房地产企业自然不愿意缴纳这笔税款,想尽办法打通政府关节。而对税务机关来说,这个税种的征收非常复杂,导致征收不顺。
各种各样的避税措施纷纷出现。有的开发商将整块土地化成几小块,分期开发,一拖就是10年。因为开发周期越长越不容易算清应税额度;有的开发商取得预售许可证多年,但捂盘惜售;有的开发商在项目结束之后马上将公司撤销,让税务部门找不到纳税人。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土地增值税的征收总额一直都不大,其在土地收益中的占比也一直很小。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税务部门。
2006年12月底,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税务部门严格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比如规定对取得销售(预售)许可证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房地产项目,要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而按照土地增值税条例,房地产项目结束之后才清算土地增值税。
2010年5月,国税总局再次发文,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工作,文件中再次增加对开发商避税的应对措施。
国税总局两次发文都对市场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也引来众多开发商的集体抗议。
2007年,上海一个房地产理事会曾上书上海市政府,对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提意见,认为是对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打击。
税务部门与房地产企业数次掰腕子,似乎并没有讨到多少便宜。
2010年,曾有学者根据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公开数据计算出,近10年来全国已纳土地增值税税额仅占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额的1.29%。而开发商应缴的土地增值税额应占其楼盘销售收入的15%至30%。按照这样的算法,全国流失的土地增值税高达数万亿元。
不过,这个算法并没有得到税务部门的肯定,但税务部门至今也没有公开说明土地增值税究竟是否足额征收。公众能看到的是,税务部门多次下文要求清算,但清算的结果如何?目前还未看到公开的权威信息。

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制度不健全

按照土地增值税条例,这个税种最低税率30%,最高60%,是四级累进税率。但在各地的实际征收中,这个征收方式基本没有落实。
那么,各地是如何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各地一般是按普通住宅、非普通住宅、别墅、度假村等级,按销售收入的1%~5%预征率进行预计征收。等到项目结束后,再由开发商自查自补。很少听到有地方是严格按照四级累进税率进行土地增值税征收的。
一位证券分析师介绍,上市房地产企业基本上是按照1%的预征率来计提土地增值税的。
“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制度不健全,房地产开发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增值也是一直在变化的。”汪利娜告诉记者,地方税务部门很难征收这个税,最后就采取预征的方式,在开发商立项的时候就预先算一个数,先征收一部分,然后等项目结束了才清算。但开发商不断跟政府讨价还价。政府部门也是如此,在财政收入丰盈的时候就会让步,手头缺钱的时候就会让企业多交一些。
正是这种讨价还价,让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变成了一本糊涂账。在汪利娜看来,这中间有太多的漏洞可以钻,房地产企业到底漏了多少土地增值税,可能税务部门自己都不清楚。
张开顺是北京致通振业税务师事务所的专业税务师,他为多家房地产企业进行过税务规划培训。在他看来,造成土地增值税征收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税种本身。
“这个税太过复杂,不仅对房地产企业来说复杂,对税务部门来说同样复杂。”张开顺说,房地产开发周期长,一般情况下3年都算快的,长的能有十几年。而土地增值税恰恰是要在整体项目结束之后才能征收,在这期间,房价是在不断变化的,企业的成本也在不断变化,要征收土地增值税,就要算清楚增值了多少,还要算清楚哪些成本是应该扣除的。这样的工作需要专业的团队才有可能完成,一般的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可能都弄不清楚。地方税务部门也没有精力去做这样的核算。
在另外一个层面,房地产企业必然是趋利的主体,天然就有避税的冲动。
“房地产企业没有愿意足额缴纳土地增值税的,也没有哪家企业愿意早交税,都是拖到最后一刻才交。”张开顺说,如果严格执行四级累进税率,土地增值税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税种,会对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造成巨大影响。但大部分房地产企业都跟政府关系很好,很多房地产企业在项目结束后还有一部分土地增值税没有交。
当然,也有企业被税务部门要求清算的。据张开顺介绍,当税务部门实在算不清楚,而又坚持进行清算的时候,往往会根据行业标准算出一个数字让企业交税,但这个数往往会导致企业喊冤,因为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有不少规模较小的房地产企业在遇到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时候干脆选择跑路,让税务部门找不到。
“企业和税务部门对这个税种都很头疼,双方都觉得别扭。”张开顺说,企业肯定不愿多交税,税务部门要证明企业没有足额交税还需要拿出证据,费时费力。

土地增值税何去何从

律师李劲松点名29家房地产企业拖欠土地增值税后,多名专家都对此发表了看法,但至今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判断这29家企业是否真的拖欠了巨额税款。
张开顺告诉记者,上市房地产企业公开的应交未交的土地增值税数目基本上都是各地税务部门默许的,如果税务部门认为这些企业有问题,完全可以根据这些企业的年报要求企业交税,但现在看不到这种情况。
财经评论员、注册税务师李宁对此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房地产企业在逃避社会责任。在李宁看来,近年来,针对房地产行业的税收,由于税种复杂,加上房地产企业滚动开发等特点,实际上很多房地产企业并未按照税法的规定实现应缴尽缴,房地产企业偷逃税款现象比较普遍。这也是近年来房地产调控失败的一个因素。
在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看来,土地增值税清算与针对个人的二手房转让个税相似,规定早就有,但实施起来太过困难。
看起来,这似乎又是一个执行成本很高的税收政策。那么,是继续这个税种的征收,还是换个思路、换个方法?
张开顺认为,“长远看,恐怕土地增值税只是一个过渡期的税种,肯定会被别的税种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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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3 17:45:50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直接税收增速超土地出让金

过去几年,来自房地产业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印花税收入,增速都超过税收整体增速的幅度增长。以上几个税种,财税部门没有将来自房地产业的收入单独公布。
据学者测算,2012年房地产业贡献的税收收入将超过1.5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15%。近三年,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增收额所占比重超过35%。
2003年~2012年,房地产业税收增幅远高于总税收增幅,也远高于房价涨幅,有两大原因,一是房地产调控持续扩大征税范围,二是逐步提高税率水平。
具体措施是,政府动用多税种覆盖整个房地产业,包括土地交易、房地产开发建设、新房出售、二手房交易等全过程,对各环节、各交易主体用多税种交叉叠加征税,这样重复征税是房地产业税收超过总税收增速的根本原因。
对于房地产税费制度,中央早已确定了降低建设及交易环节税费负担,在保有环节增加税负的目标。
今年1月11日,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表示,去年全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稳中有增,存量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加大,全国土地出让合同价款2.69万亿元。这一数字低于2011年的3.15万亿元,与2010年的2.7万亿元基本持平。
以地方为例,2012年北京市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为950.78亿元,同比减少了9.88%。而江西、天津两省份的土地使用权则较2011年小幅增长,增长的幅度均未超过两个百分点。

地方财政收入单靠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土地出让收入一直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不仅能够带来直接的土地出让金,还能间接地带来大量房地产行业的税收,征地拆迁补偿支出增加的同时,中央政府对土地出让收益的支出方向作出更多规定,这正在制约地方政府自主投资的能力。
目前土地出让收入须支付四项法定支出:自2004年起,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不低于15%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自2008年起,土地出让收益不低于10%的比例用于保障性住房;自2011年起,土地出让收益还要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按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地方“土地出让金”地位下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31%,比2011年降低了7%。土地出让金收入2.69万亿元,下降15%,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8418亿元,比上年下降14.3%。
自2012年8月份以来,多城市开始大批量出让土地,温州一次性推出几年推地量的总和,武汉单日土地成交额创三年来最高纪录,杭州创出了单日土地量最大的一次出让,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均有动作。一日吸金数十上百亿的土地拍卖,无疑打造土地市场火爆景观,引发政府财政吃紧、土地财政卷土重来的种种议论。
地方官员均否认此举与地方财政“吃紧”有关。武汉国土资源局一位官员表示,推地跟政府财政无关,就是为了完成国家土地供应指标,也是让市场供需方信息对称。城市里有这些地,过去也一样在推,却没有这么大的关注度。杭州国土资源局一位官员也表示,我们是按照国家政策推地,并不是所谓的集中推地。
“地方大规模卖地仍是土地财政的延续,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着难以撇清的关系。”地产经理黄韬认为,实体经济很难一下子复苏,卖地最直接快捷,而且效益比较好,其他的财政收入来源像税收、消费,相对来说刺激起来太慢,一些地方政府等不及。
而土地财政的强大惯性,也让有关人士担心对实体经济会造成挤压。“温州实体经济因为信贷危机以来受到重创,非常低迷,这造成搞实业的可能拿不到地,拿到地的不一定搞实业。”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一个已形成的各方共识是,地方靠卖土地维系高速发展,搞大规模的建设,已是一种落后的增长方式。
地产分析师顾海波表示,稳增长只能靠调结构,而不是靠房地产。由各方合谋推波助澜形成的房地产泡沫,造成实体经济的萎缩,以及其他行业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土地财政显然不能持续,仍然依赖土地财政,会引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悲观预期。对于各地大力推地之举,在开发商手里有大量的囤积土地,国家法律规定,土地囤积超过两年未加开发,应加以收回,再次拍卖。对此规定若严格执行,土地供应会大量增加,不能像现在一样,有多少地卖多少地,透支未来的土地资源。
土地财政的负面影响已人所共知,土地财政难以持续也已成共识。

土地财政须向税收方向过渡

2011年审计署在对地方性债务进行审计时发现,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5万亿元,占政府债务的38%。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
“地方政府这几年财政风险很大。非税收入占比过高,增加了财政收入的不稳定因素,外加政府债务风险将集中体现。”易居研究院研究员刘卫卫表示,再加上新国五条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不确定性,如果今年房地产市场走势持续低迷,则地方财政收入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指出,过于依赖土地抵押融资,这种“寅吃卯粮”的收支格局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不断累积。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较大。通过完善土地增值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开征房地产税,土地资产收益潜力逐步释放,经济发展对一次性出让土地的依赖将逐步降低。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土地直接的税收目前已有较大增长,2012年已达1万亿元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说,逐步培养税源、形成新的税收土地财政是应该考虑的重要方向。”
“解决土地财政依赖的根本出路是要解决财税体制方面的问题,给地方划定一些税种,将来房地产税将作为地方的税种,房产税是用来取代地方土地出让金减少后的地方税源。有了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就不需要靠卖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表示。
2012年房地产税收收入首破万亿元,达10128亿元,比2011年上升了23.2%,是2001年的20倍。从统计报告看,房地产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16.6%,创历史新高。如果再加上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中的房地产行业的贡献,这一比重还将大幅提升。
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20%的增值交易税收政策有待于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出台执行细则,但不可否认,政策一旦执行起来,将会持续地增加地方税收收入。”
房价上涨不只是因为投资、投机客的炒房行为,不只是开发商的赢利体系,单靠调控远远不能降房价,应从土地财政的源头治起,政府只有从土地收益的利益链中脱离出来,才有理清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思路的可能,因为土地成本及一些灰色成本将支撑着房价,即便是如何进行调控,房价也只有上涨的可能。
“即使地方再不情愿,房产税试点扩大也是大势所趋,否则中国不可能脱离土地财政。”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认为。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比如,在中央财政对地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可以结合资源税改革等,为地方开辟一些新的税源;并在税收增量返还和一些税源的分税比例上,多向地方和基层倾斜。只有地方政府的“财源”广了,税收的根基牢了,才能有效解决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发展才能更健康、更和谐。

结语:“土地财政”与“楼市调控”的目标是相悖的,不改革“土地财政”的城市经营模式,“楼市调控”的民生目标就恐难实现,还需淡化房地产行业的“经济支柱“定位,转变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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