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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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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4 18:30:59 | 显示全部楼层
走出《雅典宪章》时代

  1976年,因成功领导费城市中心复兴计划而被《时代》周刊列为封面人物的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埃德蒙·倍根(EdmundN.Bacon)在《城市设计》一书中写道:“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

  1989年,倍根访问北京,对那时尚大量留存的老北京城市空间赞不绝口。“50年后石油消耗完了,北京还能运转,而美国的城市则不能。”他说,“四合院是把开放空间做在里面,美国是把开放空间做在外面,北京的方式很好。”

  在倍根看来,紧凑、宜于步行、公共交通与高密度人口相匹配的老北京,在运行上不需要消耗太多的能源,因而是良性的城市形态。而美国的城市太松散了,公共交通搞不起来,过度依赖小汽车,这非常脆弱。

  回到美国,倍根准备召开一次学术会议,讨论50年之后的城市形态。他邀请北京市有关方面与会,建议最好拍一段录像正面介绍北京的经验,却未能如愿。那时,北京规划部门的人士并不能理解倍根的意思,大家一直觉得密度高不是一件好事,一直强调要疏散城市的功能,拍一段录像也让他们感到费事,所以,没有派人参加倍根的会议。

  这则故事所代表的观念上的冲突,为今天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写下注脚。正是在那时,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大幕因1988年宪法修正案提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而被拉开。至2010年,中国的城市数量达到657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125个。可这些城市皆以美国的“汽车城市”为蓝本,致力于拆除紧凑的老街区,以摊大饼方式向外扩张。

  在中美高地耗城市发展模式的背后,是1933年《雅典宪章》的逻辑。

  1910年代,福特公司以流水线生产T型汽车,小汽车开始进入家庭,传统城市如何与之适应便成问题。1933年8月,由现代主义建筑先驱、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主导的“现代建筑国际会议”拟定《雅典宪章》,提出:“我们实在需要一个新的街道系统,以应现代交通工具的需要。”这个新的街道系统,概而言之,就是“大马路+大街坊”。

  《雅典宪章》称:“各种街道应根据不同的功能分成交通要道、住宅区街道、商业区街道、工业区街道等等”,“行车速率亦为道路分类的因素,以决定为快行车辆行驶之用或为慢行车辆之用”,“住宅区应该计划成安全舒适方便宁静的邻里单位”。

  所谓“邻里单位”,就是今日流行于中国内地的门禁式住宅小区之“祖”,它以小学校为中心,以其服务半径确定街坊的大小,成功地将传统城市的小街坊扩为大街坊,将“窄而密”的街道变为“宽而稀”的马路。在后一种路网中,临街商业消失了,逛街的乐趣消失了,人们变得不愿走路,车进车出的大型购物中心便应运而生。

  1949年,美国国会颁布住房法,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城市更新得以在全国实施,意在将宽大的高速公路延伸到城市中心,以规模巨大的步行广场以及高耸、闪亮的玻璃大楼代替人们熟悉的、亲切的邻里街区,这正是《雅典宪章》展示的蓝图。

  美国大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有许多被拆迁者、历史保护主义者提出反对意见,还有一些人反对公共资金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面对激烈的社会矛盾,1973年,尼克松政府中止了城市更新计划。此后,建筑与规划学界对《雅典宪章》所代表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

  1977年,国际建筑协会《马丘比丘宪章》写下如此判词:“《雅典宪章》设想,城市规划的目的是综合四项基本的社会功能  居住、工作、游息和交通,而规划就是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这就引出了把城市划分为各种分区或几个组成部分的做法,于是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这一错误的后果在许多新城市中都可看到。”

  《马丘比丘宪章》进一步指出:“这些新城市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城市生活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雅典宪章》很显然把交通看成为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且含蓄地认为交通首先决定于作为个人运输工具的汽车。44年来的经验证明,道路分类、增加车行道和设计各种交叉口方案等方面根本不存在最理想的解决方法。所以,将来城区交通的政策显然应当是使私人汽车从属于公共运输系统的发展”。

  此后,西方国家不断探索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规划模式。大家发现,公共交通最能适应传统城市的高密度路网,并能刺激复合型街区的发育,使城市更加紧凑、第三产业空间倍增、能源消耗大大降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规划界1996年出台了主张向老城市学习的《新都市主义宪章》,2002年出台了《明智增长的政策指南》,将发展公共交通、建设紧凑型城市、规划宜于步行的环境、鼓励混合使用等作为城市规划的原则。

  被遗忘的《马丘比丘宪章》

  1979年,中国城市规划学者陈占祥将《马丘比丘宪章》全文译出,发表在《城市规划研究》杂志上,并配以评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雅典宪章》存在着不少理论上的根本缺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曾出现规模较大的居住区建筑,如美国圣路易的依格罗、英国伦敦的罗汉姆以及早期的新城建设等等。在实践中,人们对这些早期的理论观点开始怀疑,到60年代,基本上放弃了这种设计思想。”

  1950年与陈占祥共同起草首都规划之“梁陈方案”,即《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是《雅典宪章》的提倡者。1951年,梁思成和他的妻子、另一位建筑学家林徽因为《雅典宪章》的中译本作序,认为这个大纲可被誉为一个技术“良方”,它针对了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因为资本主义的盲目发展,加上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以后的生活和现代交通工具,而造成的紊乱的城市体形。

  彼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尚不能预见在城市里过度满足小汽车的需要而导致的后果。1963年10月,梁思成以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访问巴西,参观了刚刚建成的巴西新都  巴西利亚,后者遵循的正是《雅典宪章》的规划原则,却让梁思成深感不适。

  “Brasilia(巴西利亚)的初步印象是荒凉半毛之地。”梁思成在日记中写道,“红土,无大树,许多大楼,尤其是PalaceHotel(皇宫酒店),更孤单。道路宽广,高级路面,全是立体交叉,建筑单调。诗曰:飞临巴西里,‘皇后’在湖边。狂风平地起,四顾无人烟。东道杳如鬼,游客更非仙。参观既无路,睡觉各争先”,“在Brasilia的总印象是:建筑师的游戏,不顾经济,标新立异,形式主义,铺张浪费之尤。如此下去,通货膨胀将无止境”。

  刊登在1979年《城市规划研究》杂志上的《马丘比丘宪章》译文,代表了中国学者对《雅典宪章》的继续反思,却未对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成长的中国城市空间形态产生正面影响。

  原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延续的仍是《雅典宪章》的逻辑。《道路规范》开宗明义地写道:“城市道路网规划应适应城市用地扩展,并有利于向机动化和快速交通的方向发展。”它并未指明“机动化”和“快速交通”的主体应该是小汽车还是公共交通,其结果,正如《马丘比丘宪章》对《雅典宪章》的批评  “含蓄地认为交通首先决定于作为个人运输工具的汽车”。于是,中国的城市有了两个由小汽车主导的郊区化:一个是“适应城市用地扩展”的外部郊区化,一个是“有利于向机动化和快速交通的方向发展”的内部郊区化,上海浦东的陆家嘴便是后一类型的代表。

  “在浦东,没有任何是为了人的,除非他们有车。”苏解放发表评论,“陆家嘴本应该致力于创造一个24小时不间歇的商业区,配有地下停车场,并与换乘公交一体化。然而,我们看到的非但不是一个由居住区、零售中心和游客服务设施构成的混合地带,而是孤立的办公塔楼、不知会把人引向何方的大而不当的人行道,和主宰一切的机动车。陆家嘴这种糟糕的模式不但对整个浦东,甚至对中国的其他城市都造成了影响。上海曾有机会从全世界城市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来创造陆家嘴和浦东,可他们没有做到。”
  认识到此种模式对资源与机会的巨大浪费,2010年,上海市有关部门历时两年建成“小陆家嘴二层步行连廊”,试图以“空中走廊”的方式将那一带被汽车拉散的写字楼联系起来。可是,要让人愿意在连廊上走路,就必须高密度地安排可逛之处。于是,与架空步行系统融为一体的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的服务设施“东方浮庭”被插建于地铁站的上盖。这也暗示了在陆家嘴  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地段  还存在相当可观的土地盘活空间。

  陆家嘴对存量土地“挖潜”的尝试,将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它对中国其他城市示范的高地耗模式?形势并不明朗。目前,中国的市长们仍在《雅典宪章》的逻辑里忙碌,他们辛辛苦苦地从中央政府那里争来建设用地指标,去征收农民的土地,然后,又“大大方方”地将它们低效率地“挥霍”掉。

  中国用来养活人类1/5人口的耕地尚存18.2亿亩,不及全球耕地面积的9%。中国低密度蔓延的城市,已逼近18亿亩耕地保护的红线。“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不能还在高地耗的车轮上横冲直撞。□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10:21: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专家称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致高房价难破
2013-06-25 07:34:56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北京) 

近期,国家审计署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比例高达95%。2012年6000亿的土地出让净收入连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


近期,国家审计署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比例高达95%。2012年6000亿的土地出让净收入连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德炳︱北京报道

虽然国家审计署在6月10日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下称“《审计结果》”)中谈到土地财政时言简意赅,但与2010年审计署对全国地方债的全面审计对比,最新数据表明了几个现实:2010年底,政府性债务大约有40%要靠土地收益来偿还,而现在,部分地区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高度依赖于土地收益;但与此同时,土地出让收入增幅在下降,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偿债需求,偿债压力正进一步加大。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土地财政成了地方债的救命稻草,由此也使得高房价居高不下、泡沫难破,但土地财政模式正逐渐进入低潮,地方债危机爆发风险日益加剧,而一旦地方不能根本开源节流解决债务问题,那么债务危机的爆发恐将不再是一句空话了。

抽样调查95%省会、

直辖市靠土地偿债

《审计结果》虽然不是我国地方债的全貌,但该审计调查抽取样本为15个省、3个直辖市本级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覆盖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省级地区和省会城市,采集样本较广泛,具有代表性。

审计署“抽查”发现,部分地方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增长。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7746.97亿元,占这些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的54.64%,比2010年增长1183.97亿元,占比提高3.61个百分点。换言之,不少地方都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

值得警惕的是,审计报告中的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比例高达95%。

记者采访发现,今年上半年,在楼市调控重压之下,地方政府依然掀起了一轮卖地高潮,各地“地王”频出,据知情人士透露,原因就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增大,而不得不多卖地。从宏观面来看,最近几年,土地出让收入都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1/4~1/3;而对于很多三四线城市而言,其土地出让收入能占到地方财政的一半。

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使高房价更难破

这就是最近十余年来愈演愈烈的土地财政。有人称之为美酒、有人称之为毒药,无论如何,土地财政已经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从数年前的千亿元级滚到了如今的3万亿元级。

据国土资源部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面积32.28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即土地出让总收入)2.69万亿元,同比分别减少3.3%和14.7%。其中,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面积29.30万公顷,占出让总面积的90.8%;出让合同价款2.55万亿元,占出让合同总价款的94.8%。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一是还债渠道过于狭窄,对于部分产业经济发展不顺畅、地方财政收入机制不健全的地方,土地资源成为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二是目前土地收入较易获得,由于地方政府是地方土地的唯一供给者,因此在获取土地出让金方面并非难事;三是目前对于地方债的运作仍未成熟,地方政府容易钻制度的漏洞,从而可以实现以土地收入作为偿还担保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微博]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大半的债务要靠土地财政来偿还,充分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已经被土地财政绑架了,而这显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当前房价泡沫越吹越大,但地方政府并没有刺破泡沫的决心,结果房价越调越高。

近年来,中央屡次出手调控楼市,2008年甚至一度抑制住了房价上涨的势头,但2008年底,多个地方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政策,分析人士指出,就是因为土地财政作祟。

严跃进指出,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无疑会带来一系列危害。第一,土地财政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惰性和腐败。在无需大的成本时,过于依赖土地收入,而不会在其他收入方面寻求突破。第二,地方政府会将自己逼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依靠土地财政固然能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但是在目前控制房价与打压地王的情况下,“面粉贵于面包”又会增加控制房价的难度。第三,土地财政滋生出的风险,最终会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从地方政府到开发商,再到普通百姓,实际上有环环相扣的利益关系。这种模式下,最终会肥了政府、便宜了开发商,却苦了百姓。

土地财政终有尽头

尽管如此,受财税体制和偿还地方债等因素影响,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来看,土地财政依然难以遏制,不少地方政府仍然会坚持吃土地饭。记者采访发现,无论是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均可发现地方政府依然不停地储备土地。近年来,河南平坟事件、河北曲周铲麦地事件等,均有地方政府收储土地的影子。而且,相比于过去几年,当下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  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介入程度也越来越深。

一位业内人士甚至指出,至少未来5年,土地财政难以退出。

但在另一方面,土地财政对于地方债的贡献能力,却未必越来越给力。

《审计结果》显示,由于2012年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地方偿债压力加大: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土地出让收入比2010年减少135.08亿元,降低2.83%,扣除成本性支出和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各项收入后的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减少179.56亿元,降低8.82%。这些地区2012年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73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

数据说明,上述地方政府2012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尚不足以偿还其对应债务,即“入不敷出”。

从全国层面来看,如果按照今年4月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预测,目前,全国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预计超过20万亿元。结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地方债融资渠道,即使按利率较低成本较小的银行贷款来计算,则全国性的地方债仅一年利息支出就高达1.2万亿元(按一年期贷款利率6%)。

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情况》数据测算,2012年实际使用土地出让收益接近6000亿元。土地出让净收入连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


“事实上,很多地方并不是单纯被地方债压垮了,仅仅地方债的利息就压垮了一些地方政府。”上述业内人士透露,近年来地方政府逐渐迎来偿债高峰,在有些一二线城市,按正常节奏推地已经不能满足偿还债务需要,而不得不多推出优质地块,结果便是地王频出。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开源节流,而卖地模式终有尽头,届时地方债将迎来巨大危机。

严跃进表示,土地收入将越来越表现出两个突出问题:一、收入不够。在如此庞大的地方债规模下,尤其是旧债偿还期陆续到达时,当前的土地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偿还的胃口。二、土地出让的收入机制不长效。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同时城市规划进程也不允许无节制地开发各类土地,这样土地收入终有枯竭的时候。

届时,一些城市将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04:25 | 显示全部楼层
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
发表于:2013-06-07 10:06:11

     一九八○--八一年间推敲中国的去向时,我知道「包产到户」开始在内地的农业兴起,看来重要,但混乱,转变频密,不是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中国要到一九八三年在农业兴起的「包干到户」才在承包合约上有明确的眉目。「干」是指三项政府征收,固定的,一般看为税,我认为是租,而包干合约的转让出现,称「转包」--后者称呼今天还存在。

  改约转制通道绝佳

  非常感谢港大同事蔡俊华。他把自己收集多年的关于中国农业的承包责任制的发展资料全部给我参考,让我只用两个星期写好《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信报》发表。当时我已经知道自己一九八一年推断的中国去向是推对了。

  早在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看到一本共产中国的关于合约法律的书,奇怪没有私人财产的国家会有合约法律。当时跟斯蒂格勒与德姆塞茨提到该书,他们认为可能是纸上谈兵,没有用场。我见该书很厚,认为没有用场不会花那么多的笔墨写出来。蔡俊华提供的资料证实合约早在共产中国存在。其含意重要:中国的权利结构改革可从修改合约这通道走,绝佳,因为不仅可以避免另一次流血革命,而且修改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是稳定的。

  协助顶级调查失败

  一九八五年,查济民先生给港大提供一些研究金,让我雇用由深圳政府选出来的三位青年作助手,调查中国的工业承包合约。不可能有更好的研究条件:要求任何合约样本与企业资料,凡求必有。天下没有其他国家的政府会这样协助学术研究。这项研究一败涂地,因为我拿到的工业承包合约频频变换。那是改革发展的初期,政府上头与工厂下头争论频密,没有定案,而学者是不应该参与这些争论的。这个时期我的中国研究可没有交白卷:一九八七年六月我出版《再论中国》,据说是当时最多北京朋友阅读的外地经济书--该书及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的前途》各被北京翻印了二千本,指明是内部阅读的。

  一九八四年我知道内地的工业有「层层承包」这回事,不以为奇,属外间的判上判安排(称subcontract),当时的香港及美国皆普及。一九八六年,北京的朋友安排我到那里的首都钢铁厂的宿舍住了几天,考查他们的工业承包,没有收获;跟着他们带我跑杭州,跑温州,也没有收获。是说研究上没有,但认识的干部朋友为国家的拼搏使我知道当时外间的负面评论一律有偏见。

  工业承包柳暗花明

  今天回顾,工业承包从来没有在中国成功过。跟农业承包相比,工业有两项难以解决的困难。其一是工厂属国家,其中的厂房、工具、机械设备等需要维修保养,也需要久不久增加投资,要哪方出钱呢?还有,产品、工具甚至机械皆可给工人偷去,要谁负责呢?农业没有这些困难,属国家的主要是土地,而农户的成员是一家人,只要承包合约年期够长,再投资是农户的事。是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再投资或维修保养的钱,在工业承包政府与厂方常有争议,近于无从解决。

  其二,除了有政府维护着垄断权利的,当时的国企工厂一律亏蚀。进入九十年代,这些工厂的工具、机械等折旧折到零,而又因为国家职工不容易解散,有些工厂免费送出去也没有人要。我当时建议国企工厂实行股份化,把股份赠送给员工。也难成事,因为股份化要有钱赚,有收入,才有可为。后来股份化成功地在某些有收入的国企推出,但主要是靠政府维护某程度的垄断。是的,九十年代中国国营的亏蚀工厂的困难,不是需要的再投资--没有谁要挽救无可救药的--而是厂内的工人一律是国家职工,不补偿不能解散。当时北京补贴这些工厂,叫苦叫出声来。

  柳暗花明,二○○○年中国通缩终结,地价上升。这上升是挽救亏蚀国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协助关门,因为地价够高容易补偿国家职工退役。尤其是昔日的旧厂通常建在城市热闹地带,只要政府容许改用途,投资买厂可以把工厂转到郊区去。偷龙转凤,长沙是有名的例子。买厂其实是买地,不难找到投资的人。其实为地而买厂的投资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现,跟着的地价下跌使下了注的损手。另一方面,补偿解散职工没有政府出手不易达成协议。

  地区干部是地主吗?

  八十年代后期,我听到承包责任制伸展到地方政府的运作去,也听到地方政府与北京上头在财政上常有争议。不认为学者要跟进。九十年代中期我听到工业的层层承包被引用到大小层面不同的地区去,今天回顾当时应该跟进,但没有。

  重要的发现是一九九七年。该年到昆山去为家族的一间在香港亏蚀的小厂找地盘,遇到不同地区干部的「争客」情况的激烈我前所未见。当时中国的地区竞争大家早有所闻,而地区竞争不是中国独有。但昆山之行我的感受很特别:只要投资者考虑下注,什么条件皆可商量,档次不同的干部说同样的话,而投资者有什么独特的要求,不出几天一定有答复。干部仿佛是「地主」,怎么可能呢?

  我要到二○○四年初才知道,地区干部果然是地主!证据是土地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晰地落在县政府的手上,而土地的收入权益是有着明确的地区层面的界定。是分成制,每层的分成率有别,是层层分成。土地的所有权还属国家,但这对土地的使用效率毫无影响--英国的经验如是,香港的经验也如是。

  没有业权的竞争对发展无足轻重

  虽然行内朋友认为我的英语文字清楚,他们有时误解了我。二○○八年为科斯写好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下称《中国制度》),详细地分析县际竞争,行内朋友不少说:地区之间的竞争举世皆然,有什么奇怪了?他们提出英年早逝的Charles Tiebout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关于美国不同地区的互相竞争与财政问题那篇大名文章,以为我不知道。Tiebout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该校的研究生,当然知道。关键问题是:参与竞争的人有或没有跟竞争有关的业权是两回事。我开一间小食店,业权是我的,要跟隔邻的小食店竞争;你是我的朋友,为我的店子打气、拉客,不可能跟店子是你的那么卖力!

  本来我不要回应行内一些朋友的质疑:地区竞争到处都有,所以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但最近读科斯与王宁合着的《变革中国》,其中提到我说的县际竞争,说不同的地区层面也有竞争。科斯与王宁没有错,但他们看不到我要说的重点:竞争者没有业权,这竞争对经济发展基本上无足轻重!

  权利界定地区清晰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是这样说的: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多加了一层竞争是经济奇迹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

  在文中我没有说县政府是土地的业主,为恐引起无谓的争议,但从使用权、转让权(即议定及授予土地使用的权力)及收入权,县受到的权利界定皆清楚。这些跟作为土地的业主是没有分别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清楚,不用再说。要说的是土地收入的权利界定,主要是投资者、县政府与上头市政府这三者之间。全部是以分成合约处理。我的调查止于二○○七年,之后没有跟进。至于市与省、省与北京的分成我也没有调查,虽然这层层分成显然存在。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04:36 | 显示全部楼层
收入分成有方程式

  只谈工业用地,因为变化最多,也最有趣。中国的工业用地不少是从农地改过来的,新的全部皆是。二○○七年,县政府收地补偿与改进约人民币十多万一亩,档次不俗,一般水平高于美国。改进了的工业用地可以由县政府卖出去也可以送出去,弹性高,主要看投资设厂的人会给县的整体带来什么利益,包括经济学说的外部性考虑。如果卖地有价,县的分成通常超过地价的一半,余下的交上层。不同地区的县有不同的卖地分成率。

  引进投资县干部有奖金,可以看作经纪佣金,不同地区的百分率不同,而这百分率一般是早期高于后期的。分成奖金是按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资金打进了银行才算。说不得笑,我知道在某黄金地区的黄金时期,一个招徕有道的干部累积了几个亿人民币奖金。

  最重要的县收入是增值税,即是工业产品扣除原料成本的所值而抽的一个百分率,一九九四年初起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这百分之十七的增值分成率,县所得是其中的四分之一,即是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后者分成率也是全国划一的。

  租与税的分别重要

  这就带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最近(二○一三)北京提出把增值税扩展的性质我没有跟进,但我调查县际竞争时发现,中国工业的增值税明显是租,不是税。在本卷第二章第八节我分析了租与税的分别,主要有三点。一、租金是基于一些指定的资产权利的转让来收取的,例如厂房或土地--税没有资产转让的指定。二、租是使用资产的人有权不参与,即是有权不租--税没有这个选择。三、租是凡使用有关资产就要交,不管有没有钱赚。

  这里含意着的是一个尴尬的问题。经济学者历来反对抽高税,可没有反对收高租。斯密当年落笔打三更,把佃农分成收的租作为政府抽税看。我今天认为,那些所谓自由经济学派反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有点糊涂。使用资源,不管业主是谁,不交租是缺少了通过市场引导资源的使用,虽然你称租为税我不会跟你打官司。有经济效率的资源使用不一定要通过市场,但如果选择市场的引导,租值极大化是效率极大化。至于资源使用者交出去的租(或税)会怎样花是另一回事。

  商场比喻与地价调校

  上文提出的租与税的分别重要,因为前者是直接地联系着资源的使用,其升或降是资源使用效率的量度。通过增值税的分成处理,加上县与上头的层层分成,无效率的资源使用所有的人都会受损。所有的人因而关注着县干部选择的投资者会带来什么贡献。

  在《中国制度》文内我提到,中国的县可以作为企业看,而适合的比喻是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租用商场的客户可以比喻为县的投资者。商场收的基本固定租金可以看为县收的地价,而商场收的分成租金可以比喻为增值税。商场的大业主选租客(县干部选投资者),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县也如是),而有号召力的租客(投资者),商场(县)会给予不少优惠条件。二○○六年底中国有二千八百六十个县(商场),互相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我在《佃农理论》提及,佃农分成地主要监察农民的操作,因为产出愈少地主的分成收入愈低。县干部对投资者的操作关心也如是,提供协助的意向也因为分成而增加了。二○○四年底,以佃农分成的思维解释中国的县际竞争时,一个难题困扰了我几个月。佃农的分成率变化多,但中国的增值税(分成也)却是全国一致为百分之十七,怎可以有效率呢?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起作研究生时读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使我想到县政府可以在地价上作调整。跟着的考查不仅知道不同的投资者付出的地价变化大,而且遇到上佳的投资者县政府可以把改进了的土地免费送出去。我也知道一些上选的投资者可能获得几年退还增值税的待遇。

  经济解释的威力

  推断与解释有事前或事后之分,理论可以一样,处理方法不一定相同。事前抑或事后比较困难要看面对的问题了。一九六七年写《佃农理论》时我没有合约样本在手,但推断佃农合约会指定农户的非土地要素投入。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找到佃农合约的真实样本,证实我一年前的推断。

  二○○四至二○○七年考查中国的县际竞争,我从干部朋友中获得几份他们跟投资者签订的合约样本,县提供的土地与投资者的非土地投入的指定,跟当年在芝大见到的佃农合约一样。属分成合约,只是增值税率(即分成率)全国划一,不需要提及。土地与非土地投入的指定支持着增值税是租而不是税之见--最近(二○一三)增值税的扩展有没有改变了性质我没有跟进。

苹果会掉到地上吗?昔日牛顿说会,提出了解释。这是科学。分成合约会指定双方的投入吗?当年我说会,提出了解释,推断的准确性跟牛顿推断苹果下跌一样。这也是科学。科学解释有时简单,有时复杂,有时湛深,有时简单却湛深。追求真理是一种乐趣,往往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结语

  一九六七年写好《佃农理论》的论文,二○○七年写好《中国制度》的初稿,相隔刚好四十年。要是当年我没有解通佃农分成之谜,四十年后我不可能解通那在人类历史上算是特别而又重要的中国制度的经济密码。当年我只用一个晚上就解开了佃农分成之谜,但中国的经济制度我要花上三年才破案。后者,不少内地朋友给我提供一手资料,我由衷感激。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这些朋友的贡献不可或缺。

  中国的地区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促成土地的效率使用及协助财富累积,史无前例,发展中国家要拜中国为师。但如果土地已经是私人财产,中国的制度是不能仿效的。中国的持久高速增长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可惜北京的朋友似乎不重视这制度,没有悉心地修改一些细节。更不幸是二○○八年初北京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使曾经严厉执行该法的工业重镇的优势一去不返。该合同法是从西方抄回来的,而且是百鸟归巢地抄。中国人一般聪明,该合同法他们凭自己的智商想不出来!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44: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农民在土改中纳了“投名状”
发表于:2013-04-18 20:06:53

        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战争”,但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因素吗?国共两党分野是土地改革者和反土地改革者的分野吗?内战期间国民党失人心,**得人心是因为分了土地吗?这场内战以**胜利告终,这与土改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共双方都不太重视“土地问题”

       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显然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土改政策要比国民党激进得多。但如果依土地问题分析当时中国各支力量的话,国民党绝不是最保守的。国民党当然是反对暴力土改,但是它的意识形态中还是有所谓“平均地权”的内容。尽管很多人指出,因为国民党基层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因此贯彻这个意识形态有很多阻力,但是不管怎么说,国民党的理论中有这个意识形态。当时认为连和平土改都不必要的保守势力是第三方,所谓的第三方,就是在国民党和**之外的势力,比如民盟。民盟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自由主义者,一部分是传统文化本位派。资本主义经济学强调维护产权,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没收土地这种做法肯定反对;传统文化本位派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认为传统乡村非常美好、和谐,有德高望重乡绅,按照儒家的伦理把这个乡村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乡绅用**的话叫做土豪劣绅,而土豪劣绅这个词在国民党的语汇中也同样在使用。所以在土地问题上,**最激进,国民党次之,第三方最保守。

       从1943年到1947年,国共两党为了解决他们的纠纷,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谈判,他们谈了许多问题,核心问题就两个,“一个是政权,一个是军队”,无非是**可以有多少军队,**可以占几把交椅。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当时国共两党都认同,区别在于**认为先搞政治民主化再搞军队国家化,就是国民党要先放弃一党专政我才能考虑我的军队怎么处理的问题;而国民党的理论是先搞军队国家化再搞政治民主化,**要先把军队交出来,然后我才开始搞民主选举。双方就在这个问题上争得不亦乐乎。除此之外还争了很多问题,甚至国共两党之间花了很长时间探讨怎么治理黄河。1943年到1947年国共谈判的文件有几百万字之多,一个字都没有谈土地问题。

        中共土改学的不是马克思经典中国的“土改”是学习列宁经验,而非马克思主义。1861年,俄国搞了一次私有化。这次私有化是典型的权贵私有化。用国家权力将农村公社最好的一部分土地割出来交给了权贵。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搞了一次MBO(管理者收购)。当然,1861年的改革从方向上讲是进步的,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给农民自由、把土地解脱出来。但是过程很不公平,这当然就会遗留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典马克思主义假设资本主义会消灭小农,待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以后,小农变成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在这种基础上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专制的国家搞土地国有化就是恢复“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非常反动的行为。普列汉诺夫曾经讲:“如果按照民粹派的做法搞人民专制,然后由国家把土地控制起来,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犹如古代中华帝国和秘鲁帝国。”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强调“一定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阶段,”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呼吁资本主义热烈的程度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要高。

       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更是所谓的“警察式私有化”,就是把1861年以后剩下来这一部分农村公社也解体掉,这就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这种不满被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就此马克思主义者就展开了一场讨论:如何看待农民的不满。农民反对斯托雷平私有化,从本质上看是“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马克思的理论是“农村公社应该解体”.但是农民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解体方式是剥夺农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列宁便看准了农民的情绪是可以利用的,因此他主张摆脱教条“跟民粹派抢潮头”.

        俄国土改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功劳1917年,布尔什维克并不控制农村,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城市党,甚至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士兵党。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农村没有多少力量。革命在农村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现在的材料显示:“87%的土地分配是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前由农民自发完成,所谓农民自发就是基本上是由农村公社来搞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建立政权时,土地已经分完了。农民不懂什么地主、贫农的阶级划分,更没有搞你死我活,只是把土地拿回来就是了。通过这样一场土改,俄国形成了传统农村公社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讲得简单点,俄国农村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斯托雷平改革以前的状态,绝大部分土地是属于农村公社所有,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什么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直到1927年,俄国农村还有95%的土地属于农村公社,私有土地很少,农民集体主义非常发达,这种农民的集体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国家对农民的要求对立,布尔什维克要搞的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就是国家把农村控制起来,农村中的粮食可以随意调走,他要做到的是这一点,他为此就要搞集体农庄。1929年的集体化搞得非常血腥,俄国农民对集体化的抵抗是非常之惨烈的,有人称之为“斯大林的农民战争”,俄国把一百多万富农给流放了。有人说这是极左,从今天看起来也不能简单那么讲,当时之所以搞得那么惨烈,的确和农民的反抗很强烈有关系。为了摧毁这种传统集体主义,要建立官方集体主义,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农村展开阶级斗争。在俄国阶级斗争不是土改时搞的,而是集体化的时候搞的。

        1929年的农村革命,实际就是一次在农村中展开阶级斗争,瓦解乡村传统认同,清除民间组织资源,建立高度科层化官方控制体系。这套农村改造模式在俄国不是和土改同时进行,而是和集体化同时进行。但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了。中国地主绝大多数是2000年私有制下形成的老百姓,只不过是比较富。普通农村和平民地主之间本来怨恨并不大。这与俄国的情况不一样。当时俄国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舆论已经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传到了中国,然后由中国去发动中国的农民对农民进行流血斗争,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的革命史。

        国民党为“抗战”把农民得罪光了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不喜欢国民党,同情**,是抗战期间非常突出的现象。在抗战之前,农民在国共之间的倾向性并不是非常明显,这也是土地革命没有成功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农民的矛盾的确变得很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横征暴敛急剧增加。抗战期间国民党财政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抗战以前国民党的财政基本上是靠东南沿海通商城市,那个时候田赋属于地方财政,中央财政是不拿的,但是抗战就不一样了,东南沿海国民党原来一些财政基础都没有了,国民党把它的全部负担移到农村。而且为了解决战时财政问题,抗战刚一开始就实行所谓“田赋收入归中央”,而且为了田赋增收,开始扩张乡村组织,搞了很多基层干部。那时候国民党的基层干部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和**搞的农民运动一样,搞“痞子运动”,搞一些很横的人管农村,可以想像这些农村干部做了什么事,主要就是要钱、要粮、要命。当时乡村中有头有脸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种事,因此国民党基层干部跟农民关系的确很坏。

       曾经有人统计了民国时期三千多起农民骚乱,绝大部分跟地主地租没有多大关系,都是跟国家的行为有关系,都是跟基层干部的腐败、敲诈勒索、贪污公款有关,一直到土改的时候还是这样。我们党发动“土改”让农民诉苦,看农民诉苦的材料就会发现,绝大部分诉苦诉的并不是周扒皮收了我的地租,基本上诉的都是官府的苦,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所谓的政治压迫,所谓政治压迫就是国家的横征暴敛,而地主经济剥削这种诉苦案件是很少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打仗会增加农民负担,**也要打仗,而且**打仗负担也是来自于农民,为什么农民同情**而反对国民党?农民对**最初的好印象就是因为**比国民党清廉,统治成本要低。

        就全国而言,内战期间**统治区农民负担平均比国民党统治区更重,因为**统治区毕竟比较小,而且穷的地方比较多,国统区地面比较大,还包括江南那些富裕的地方。但是,中国国家财政统一调配能力是很差的,很难从一个地方征收资源用于另外一个地方,而当时国共内战主要涉及地区,比如华北、山东、苏北、陕西、山西,国共两党农村基础都差不多,大家都就地征粮,老百姓还是欢迎**,原因是国民党比较腐败,统治成本比**要高。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44:29 | 显示全部楼层
暴力土改叫农民纳“投名状”

        通过打仗来夺取天下,仅仅讲民心向背很重要吗?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讲讲可以,真的要落实在什么条件下才真正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呢?只有民主选举。比如我认为**比国民党好,选举时我就会投**一票。但如果是国共两党打仗,即使我认为**比国民党好,我愿不愿意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战胜者一方与其说要赢得民心,不如说要尽量动员资源。战争胜负归根到底是动员力,不取决于哪一方得到的好感更多,而是取决于哪一方能够为你玩命的人更多。我愿意投你一票,未见得愿为你“抛头颅洒热血”,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虽然老百姓同情**,厌恶国民党,这一点不需要土改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要做到高强度的动员,这个同情是不够的。为了动员资源,就必须要“土改”,这时候的土改含义就不是平分土地了。

        有人做过统计,整个土改运动中70%的流血是发生在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抗战时期**没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平负担。总而言之,还是要把地主基本上剥夺了,只不过不搞暴力阶级斗争。到了1946、1947年的时候,土地已经是非常之分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区土改,几乎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

         很多材料显示,晋绥边区土改流血比较厉害,说那里是康生主持的,所以极左。康生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坏人,因此他搞的土改就比较好说。可是我们要知道,晋绥边区绝不是最左的,绝不是流血最多的。晋冀鲁豫地区土改也是村村死人。说晋绥边区的土改是康生搞的,毛主席不知道,这怎么能服人呢?晋绥边区跟陕甘宁边区只有一河之隔,晋绥边区的两个人就是毛主席派出去的,一个是毛主席的大秘书,一个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当时,《人民日报》在土改动员时曾经登有一个案例,说的是辉县二区南平乐村。这个地方已经搞过好几轮了,都认为搞得差不多了,但是还不够,有几家地主没有斗。最有意思的是说:“如经地(经营地主)张自如,人三口种地产量二一石,每人平均七石,比全村平均数多百分之五。”就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经地丁国平,人九口,地五十一亩四,其实经地丁国平人均收入连平均都达不到,因为通过张自如的例子可以算出平均值,“但是他家的生活不错,因为他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师,儿子当教员,每月有一笔工资,儿媳妇戴着首饰,穿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就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断地查、不断地斗,一定要斗死人。每个村都建立了各项数字统计表,统计显示了群众打死人的数量和斗争果实分配表。斗争果实中土地是很少的。如河南这个土改点,全村两千多亩土地中只有161亩是胜利果实,也就是说有7.2%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可就在这个113户的小村庄就有七个人被群众打死。吴村6000多亩土地,只有500多亩是斗争果实,但是这个村被打死20个人,其中地主14个,还有5个是特务,1个是恶霸,在这个斗争当中有18%的人逃亡了。

        老区土改出现的逃亡是非常严重的,国共双方都有统计数字,我在台湾看过国民党方面的统计数字,数字差不多,大约是20%.这场土改运动的结果是斗死了2%的人,斗跑了20%的人,这20%的人逃到国民党那里,大家想想会造成什么样后果?这些人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还乡团”.在国民党称他们为匪区难民,怎么对待他们是非常头疼的事。国民党有人主张是武装这批人,支持他们打回去,他们可以成为国军的群众基础,可以提供各种情报等等。后来经过讨论,这个计划被否决了。国民党觉得如果这样做就得罪了80%的人,反而很糟糕。后来的结果证明国民党很失策,不支持这20%的人,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但是如果支持这20%的人,你就和80%的人站在对立面。国民党最后没有组织他们还乡,让他们自谋出路,结果这些人很多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流离失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变成了国民党的反对势力。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么地步呢?一个4075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25人,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地主,四个人是富农,其中有10个叫做恶霸中农,有9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332户,被斗争1201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862人,其中真积极分子271人。在打死5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在土改中分的是谁的土地呢?一部分是地主土地,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分掉农村中的族庙公产,把传统农村中作为传统认同象征的社区公有土地彻底消灭,实现百分之百的土地私有化。这样土改以后的中国农村就变成百分之百的小农私有制。

       1929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搞集体农庄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要流血成河,付出惨重代价才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小二私”,完全没有集体主义的背景下,却很容易从“一小二私”变成了“一大二公”.俄国1929年集体化的时候爆发了很多农民暴乱,仅仅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就有70万人,苏联出动了大量正规军,出动了飞机、坦克,还出现了红军哗变。但是,中国在集体化过程当中却要平静得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土改中的你死我活,一个方面提供了高强度动员机制,把组织资源高度的一元化;另一方面,把传统的乡村认同一扫而空,使得乡村社会彻底丧失了自主治理能力,以至于到了1960年出现饿死几千万人还基本维持平静。
 楼主| 发表于 2013-7-11 18:41:17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土地与城市化
于 2013/7/11 16:24:5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为了能增加政府从土地出售中所获得的收入,美国国会于1796年制定了新的土地法,规定每英亩的最低地价为2美元,最小的售地数还是640英亩,也没有最大售地数的规定。但是,它的付款方式发生了改变,购地者在30天内付清购地款项的二分之一后,其余的一半在年内付清即可。虽然有了这种变相的贷款,但是土地的销售量并没有出现令人惊奇的变化,相反,它甚至是令人失望的,1800年,政府出售的土地只有67000英亩。 这种不合时宜的政策注定不会存在太久,1800年,新的土地法《哈里森土地法》获得通过。虽然最低地价还是原来的每英亩2美元,但是其规定的最小售地数较以前降低了,只要购买320英亩就可以了。而且,其规定的购地款项支付较1796年的土地法更宽松,购地者首次只要在30天内支付购地款项的四分之一即可,其余的可在接下来的3年内付清。为了更好地管理土地出售这类事宜,1812年,联邦政府设立了全国土地总办公室,专职管理土地的测量和出售。新土地法通过后,其对土地出售的推动作用很快就显示出来,到1818年,政府共出售了350万英亩土地。


在随后几十年中,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几个土地法令,虽然取消了对购地者的信贷支持,但是每英亩的最低地价降低了,只要1.25美元,而且,所要求的最小购地数先是减至80英亩,后来减至40英亩。一般来说,土地要在政府测量后才能出卖,但是,一些急于得到土地的拓荒者,往往抢在政府进行土地测量之前,将一些好的地段占据。这令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这些人的行为增加了土地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如果纵容他们的这种行为,则会使那些按规则行事的人得不到好土地。最终,国会承认了这种权力,于1830年通过了一项有限先买权条例,允许擅自占地者最多购买160英亩土地。1841年,《公地优先购买权总法》获得通过,规定在拍卖土地之前,拓荒者对他使用的土地可以优先买进,每英亩的价格为1.25美元,最少要买40英亩,最多可以买160英亩。 此外,为了处理那些价值低于最低地价、又为私人地产所包围的土地,国会于1854年通过了《等级法》,规定公共土地过了十年未能售出的,可按每英亩1美元购买,未售出的时间越长,价格就越低,30年后,就按每英亩12.5美分的低价出售。这些法令对土地市场的刺激是惊人的,19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出售了将近5000万英亩的土地,面积相当于1个半纽约州。


对美国的土地市场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数1862年通过的《宅地法》。该法令规定:“任何人只要是一家之主,年满21岁,是美国公民或声明将要申请成为美国公民”,都能免费获得政府土地160英亩,只需缴纳10美元的登记费。唯一的要求是,申请人应在分得的土地上至少居住5年,并且耕种其中的一部分土地。 《宅地法》通过后,1863年到1900年,将近有150万人登记申请免费土地,我们可以推算,通过这种方式流入美国土地市场的土地也是非常惊人的。


由此可见,通过政府出售流入美国土地市场的土地,加上政府向铁路公司赠与的土地,以及在美国市场上可以流通的退伍军人土地证书,共同在美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土地市场。这些土地是可以自由交易的,既可以用来建农场,也可以用来建城市,这为美国城市化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论美国快速城市化的原因(上))
张荣耀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11:19:11 | 显示全部楼层
房地产与股票千年战争史

    一部千年世界史就是一部房地产与股票千年战争史。

    中國搞千年房地产,结果是固守东亚大陆,王朝更迭,而不能走出去一步。

    欧洲各国搞封建,买卖土地者死,结果搞出个股票,对外扩张,工业社会产生。

    什么是差距,这就是差距。

    到现在,中国又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选择房地产,面临几千年保守循环,死!选择股票,对外扩张 ,对内竞争,生!

    从这个层面看,封建社会是伟大的。

    何为封建,封土建国也。

    中国自秦统一天下后,就消灭了封建,成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中央专制帝国,这就已经不是封建了。而春秋战国的封建时期,产生诸子百家学说,让中国人用了两千年。

    欧洲跨越中世纪后,才产生封建国家。封建禁止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来源只有一个,就是王室分封。因此欧洲的剩余资本只能从经商外战中找出路,这才是诞生西方工业文明的关键。

    封建社会有两个伟大成果:一个是近代诞生的西方工业文明,一个是两千年前诞生的中国中央专制社会。

    封建社会何以产生如此伟大的成果,原因在于封建社会是多国自由竞争社会。这和现在企业间自由竞争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过国家间竞争更加不择手段,更加无所不用其极而已。

    扩大来看,当今地球村依然是个封建社会。

    往小了看,房地产会让中国经济进入几千年来的死循环。

    什么国家才依赖房地产,只有那些靠外国军队保护的殖民地国家才依赖房地产。如回归前的香港,如受美国保护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地方的剩余资本无出路,所以沉淀于房地产。

    再说最近的,不能搞土地自由流通买卖。

    原因是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广大农民的土地封建制度。正是这一土地封建制度大大促成了30多年来中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如果土地自由流通,全社会积累的资金就会全部投入到土地投机中。这是一种最无技术含量,最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负能量投机。中国会由此导向几千年封闭落后,最终崩溃的老路。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17:34:08 | 显示全部楼层
【 土 地 财 阀 】阻断了真实的 城市化之路

土地是农民的第一桶金,城市化从土地开始,土地改革从确权开始。农民土地不确权,不仅无法得到土地溢价,也无法得到使用权流转收益。

到目前为止的城市化土地改革,形成了铁板一块的土地财阀。土地财阀造成伪城市化,也阻截了中产收入阶层晋身、中国消费提升的路径。

最大的获利者是地方政府以及低价获得优质区块土地资源的企业与个人。管清友先生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年鉴》所列举的数据,不算土地税收、非税收入与抵押贷款,逐年列举了从1989年到2010年的土地成交价格、地方财政收入及比例三部分内容,计算出全国卖地收入21年间从4.5亿元人民币飙到3万亿元人民币,涨了6732倍;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也从2003年的1799.12亿元,上升至2010年的1.05万亿元,8年上涨了4.8倍。

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2011年,中国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面积33.39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3.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6%。据重点城市的官方土地出让情况报告显示,2011年土地出让累计上缴财政专户1079亿元,扣除土地储备等成本后净收益621亿元,以土地出让净收益50% 计,2011年土地纯收益估计达到1.5万亿元左右。

另一部分土地财阀则是拥有部分土地处置权,并在土地出售价与补贴价之间获得收益的权势群体。从享有特殊政策获得土地溢价的房地产企业,到垄断基层权力的村官,均在其中。

今年11月,一篇题为《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的网络帖子直指现任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周伟思,称其任职期间,非法变卖霸占村委会集体土地,拥有个人资产包括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部,是“一个拥有20 亿资产的村主任”。发帖人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的周祖杰,在发帖前和其他九位村民花了两个月时间调查取证。

此事正在取证过程中,但窥斑见豹可以得知在土地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权势,拥有除政府之外最大的土地溢价,基层的财富秩序正在溃败。这些土地财阀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垄断了中国的财富。这些食利阶层对于实体经济、对于创新经济毫无兴趣,只对食利的空间感兴趣。

土地财阀阻断了真实的城市化之路,而陷入伪城市化陷阱。

“十二五”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在“十二五”期末城镇化率达到51.5%,2010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7.5%,就是说在今后五年中城镇化率每年要提高0.8%。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降低12%才能真正反映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是35%左右。很多并未享受到均等社会保障、没有户籍的1亿多农民工被统计到城市化的数据当中。失地农民如果失去工作技能或者失去健康,将成为城乡两地的边缘人。

另一方面,房贷一直是中国城镇居民最主要的负债,房产资产价格上升时负债并非负担,一旦房价下跌就会成为“负翁”。中国城镇化中产收入阶层的人数在增加,但是据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公布的数据,中产收入阶层中中下阶层占了68.5%,这些人稍不留神,就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替补。
为了打散土地财阀,中国政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土地确权。

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方向,为了让农村集体土地能够直接参与市场交易,获得“同地同价”的市场价值,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土地权属清晰成为当务之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力争用三年时间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据国土资源部通报,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率达到78%,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率达到85%,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率达到80%。截至今年7月底,有7个省确权发证率不足5成。财政已经为土地确权工作批复经费83.55亿元。

作为推进不力的惩罚措施,国土资源部提出,凡是到2012年底未按时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当地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土地征收审批暂停,农村土地整治项目不予立项。业内人士认为,此举相当于扼住了地方供地闸门,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命脉,因此将对地方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惩罚是致命的,如果执行到位,地方的卖地财政将受到致命打击。

作为试点地区的成都,从2003年10月22号试点开始,截止到2011年年底,已完成全市255个乡镇(街办)、2622个村(社区)、3万多个村民小组、170余万农户的确权登记发证,累计颁发《集体土地所有证》3.5万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76.5万本,《集体土地使用证》167.2万本,除存在权属争议等允许暂缓确权的类型外,全部实现了“应确尽确”。包括没有确权到户的土地、房屋,比如村道路、沟渠等,凡是集体的,也都量化、分摊到每一户。凭集体土地股权证,村民就有权享用集体土地上的收益。

确权之后的经验表明,由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有了依据,土地租金上升,政府农业补贴发放更加精准。但确权没有改变以下现实:农村土地产权交易中农民获得的收益并不清晰,没有自治组织能够代表农民发声。事实上,在重庆等地的土地产权改革过程中,通过土地置换,农民所获得的收益并不多。所谓“确实权、颁铁证”,只有拥有土地完整收益、拥有土地处置权才叫铁证,不然,还是一张废纸。

农村土地确权是个基础工作,农民拥有的权益并不清晰。确权之后要征地,是否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在确权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农民自治组织,是否有必要延续,作为农民代表在土地资产收益中争取农民的权益?闲置土地是否要分给失地农民?仅有确权还不够,还必须拥有土地改革的后续措施,否则,确权不过是传统税改的前奏,与明末万历时期的一条鞭法相去不远。

未来《土地管理法》修订有必要在土地所有权属收益分配、土地使用权流转收益、政府征地权等方面,做出更加明确的界定。

结合日本、台湾地区的土改经验,考虑到中国大陆地区的特色,闲置土地必须让度给缺乏原始积累的农民,延续成都在土地确权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具有草根民主特色的村民议事会,让农民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代言人与处理机构。

打散土地财阀,在中国内地并不表现为大地主,而是制约拥有土地财产分配权的机构与个人,建立大致公平、透明的利益博弈渠道。
 楼主| 发表于 2013-7-24 14:46:25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流转要梳理一下土地政策的流变
于 2013/7/23 11:55:2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土地流转”一词理解起来比较费劲,可能是想规避土地买卖说法的麻烦,只解释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其实,包括土地在内,任何物品的使用权让渡早已了一个专用名词叫租赁,土地使用权流转20年或叫转让20年,实质上就是土地租赁20年。

  人类社会,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土地交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土地交易主要承载形式有土地买卖,还有土地租赁、入股、典当、赠与或交换等。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有四部宪法,前三部宪法里,土地私有与土地国有并存,既然有私有,土地买卖理所当然,只是到了1982年以后,土地买卖才变得格外敏感。

  以第一部宪法(1954)为例,有三处提到“土地”,其中2处涉及权属,一是“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可以证明,当时农村土地是私有制。二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这说明了,当时城乡土地有非国有的,所以才要“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非国有不等于私有,其中还有无主等其他类型。第二部宪法(1975)与第三部宪法(1978)中关于土地的界定与第一部宪法基本相同。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有土地主要来源于没收旧中国官僚资本土地,清理城乡无主土地、荒地,以及对一些拥有超大面积者予以“社会主义改造”(征收超出部分),公允讲,这种一次性的改造,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按年度重课不动产税是异曲同工,性质都是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均贫富”。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在大大小小城市的老城厢或城关镇,有着大量的居民老宅。房子是私房,土地是民地,非主流私人房地产交易,成为主流福利分房的补充,至今,一些居民家中还收藏着当年政府颁发的“土地房屋所有证”。前辈们的理论是,凡个人自住的,就属于“生活资料”,不属于“生产资料”,用不着“社会主义改造”,只要按章缴税,就受到国家保护,这种保护在“文革”期间出过偏差,对自住有余用于出租的,予以管制。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农村开始是农民拥有私人土地,后来集体化,农民是携带私人的土地与农具加入集体,有集体就有个体的名分,还有明确的自留地与宅基地。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成功构建了初具规模的配套齐全的工业体系,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伴随工业化而形成的城镇化是非常实体的,不带虚拟的,当时的土地政策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匹配。

  1982年,在土地政策上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第四部宪法(1982)中有关“土地”有6处,其中2处涉及权属,一是“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二是“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可以认为,在土地问题上的“一大二公”是从此开始的,即“文革”结束后的第6年开始的,略带“文革”遗风,与当年开放改革初期氛围并不合拍。

  1988年,第四部宪法经过修订,有关“土地”有7处,其中3处涉及权属,新增的最关键的1处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宪法中尽管没有明确由“谁”转让给“谁”,但实际操作中,人们逐步看清,是由政府把土地租出去若干年,这就是香港租界的“土地批租”模式,这种模式在世界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

  在随后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在土地政策上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理论上,已经彻底否定土地私有制,并提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而实践中,踏踏实实开展着私房落政的细致复杂工作,这成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新成果。

  中国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市场导向与竞争态势调动起人们创造财富的巨大能量,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土地政策上依然是计划导向,政府独家计划拆迁、计划市政配套、计划“招拍挂”,所谓楼市有价无市,只有一家土地批租者,没有丝毫的市场导向与竞争态势,伴随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了类似于重复抽税的高房价,逐步形成了类似香港租界的土地财政,虚拟经济虚火旺盛已经阻碍着实体经济扎实发展,这些问题的根子就是土地,由于土地问题格外敏感,有关部门企图绕开土地问题来解决楼市问题,结果“十年九调控,全都不管用”。

  尽管目前把作为生活资料的零星土地都搞到了“一大二公”的极致,土地归属理论上已经被冻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土地交易还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城郊的小产权房到处都是,农田上的以租代征厂房遍地开花,诸如这种禁止私人土地买卖或叫流转的鸵鸟政策,倒逼着土地黑市的活跃,土地黑市是野蛮的无序的法外的,其中伴生着抛荒、污染现象,其中充斥着侵占、欺诈行为。

  毫不夸张地讲,绕开土地问题,其他问题无解。最近,高层屡次提及土地确权与土地流转等问题,这让人们重新看到了未来出台土地新政的希望,土地问题极其复杂而牵扯面大,要避免出现很容易出现的非左即右的思维方式,从目前“一大二公”的一个极端,走向“全盘私有化”的另一个极端,国有土地有国有土地的公益成分,私有土地有私有土地的效率优势,两者是可以并存的、互补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7-31 14:23:01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财政:肆意违法犯罪,残酷掠夺百姓



      今天,饱受“高房价”盘剥荼毒祸害的中国人已经十分清楚,遍布中华大地的形形色色的“天价房”,名义上是开发商“开”出来的,但幕后的真正推手和最大黑手,其实就是打着“人民政府”旗号、唱着“为人民服务”高调的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所以在实质上,高房价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就是高房价。“高房价  土地财政”这一畸形化的“政商利益耦合体”,正是今天中国社会种种乱象及变态化的渊薮之一,揭露批驳“高房价  土地财政”这一畸形化的“政商利益耦合体”的万般罪恶,正是观照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最佳切入点。  

      那么,“高房价  土地财政”这一畸形“政商利益耦合体”的罪恶及其本质主要有哪些呢?本人不揣浅陋,试数其一二如下:

      罪恶之一:肆意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城市土地是属于全民所有的,也就是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全体中国人民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享有城市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全体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然而,土地财政却野蛮地剥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城市土地,却被地方政府卖掉,成为地方政府为自己发放高工资、享受高福利、进行高消费的资金来源。仆人卖掉了主人的财富,却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为自己盖起豪华办公大楼,买进豪华进口汽车,喝上天价洋酒,抽起天价香烟。。。。。。从此过上了花天酒地的日子。而主人却陷入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死不起人的困境。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冤!

        罪恶之二:搜刮抢夺民脂民膏的最大、最隐蔽也最有效的工具。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于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中央财政优先分配了公共税收的绝大部分,彻底摆脱了建国以来中央政府维持运转长期仰赖于地方财政的尴尬被动局面。从此,增长乏术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越来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为了支撑由于贪占、腐败、吃喝、浪费以及机构人员膨胀所导致的行政成本无节制的恶性抬高,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无不为钱的问题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苦苦挣扎。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先进地区”最先从“土地”中找到了灵感,发现了这根最能敛财生财的“救命稻草”。他们十分清楚:土地不仅是有限的稀缺资源,更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生存载体。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住房梦,要建房就必须要有土地。于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将敛财、生财的目光瞄向了“土地  住房”这一最简单、最方便、最直接、最有效、最见效、最巧妙而又最隐蔽的搜刮民脂民膏的创收模式。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看来,税收你中央可以以改革的名义拿走最大头,但土地总在我的手上,你总拿不走吧?于是乎,一种美其名曰“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应运而生了。于是乎,各地纷起效尤,大拆大建大拍大卖,地价、房价节节攀升,地方财源随之万泉奔涌滚滚而来。到了今天,中国人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其中的奥妙:被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百般吹嘘粉饰掩盖的所谓“经营城市”,其实质就是通过“卖地”来搜刮掠夺每一位中国老百姓的财富。这种搜刮是以这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的:政府想卖地就必须要有人买,而买地者则必须要能赚钱才可能卖地。于是,“政府  开发商”这对坚定稳固的“利益同盟体”诞生了!开放商大胆去政府手上竞拍土地开发商品房;政府则通过禁止单位集资建房和民间自建住房,逼迫老百姓向开发商购买住房。同时,政府通过修建道路、林荫、学校、公共服务设施等,千方百计帮助开发商卖房。这样,通过房地产开发商之手,中国各级政府巧妙地搜刮老百姓的财富,填补了财政黑洞,害苦了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值得一提的是,最初,不明就里蒙在鼓里的中国人只知道把气撒在罪恶的房地产开发商身上,认为只是他们的贪婪和贪得无厌才推高了中国城市的房价,忽视了真正的和最大的幕后推手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房地产商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是真正的替罪羊。经过二十年来的发展,“政府  开发商”、“土地财政  高房价”这对政商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利益共同体,已经再也分割不开来了。因为他们分割不开,注定中国的高房价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人民除了望房价兴叹之外徒呼奈何!

        罪恶之三:颠覆了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和本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行国家政权的,是以人民的名义称呼的各级“人民政府”。然而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一个以搜刮抢夺人民为能事、对人民施以敲骨吸髓的剥削的政府,岂能再称之为“人民政府”?事实上,为了尽快的和最大限度的搜刮人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仅不遗余力的扩大城市用地,不遗余力的推高地价、房价,而且想尽一切办法把老百姓从合法拥有的住房中驱赶出去,由它低价收购,再高价倒卖,达到搜刮民脂民膏的目的。为了搜刮人民,各级地方政府几乎都到了胆大妄为、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罪恶滔天的地步。他们早已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人民政府”的称号。而中国人民围绕“土地财政  高房价”所进行的种种抗争也反复证明,这个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人民也早已唾弃了这样一个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千方百计搜刮盘剥人民的“人民政府”。当人民已饱受盘剥搜刮之荼毒祸害的时候,这个国家政权的性质事实上早已被彻底颠覆了!

        罪恶之四:加剧官员贪腐和政治黑暗。如前所述,土地既然是财富之母,那么,那些握有批地、发证、决策兴修道路、桥梁、公园、学校等一切方便开发商卖房变现的大小官员就拥有了权力寻租的绝好资本。事实上,从官员不择手段、不加掩饰、不惜一切代价征地拆迁、尽心尽力百般服务和呵护房地产开发商的丑恶嘴脸就可以看出,没有形形色色的幕后交易行贿受贿索贿,党的官员极力维护开发商利益的积极性是绝对不可能有的。正是“土地财政  高房价”这一畸形“政商利益耦合体”,造成了越来越狠、越来越黑、越来越空前庞大的贪官队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政治黑暗腐朽和黑暗。

        罪恶之五:加剧中国经济泡沫化、空心化,加剧通货膨胀。“高房价  土地财政”不仅来钱快,省时省事省心省力,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问题,而且可以瞬间造福、暴富手握权柄的党政官员。这样一种一举多得的“发展模式”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和鼓励各级地方政府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于推高地价、房价,根本无心于搞实体经济。同时,房地产业一家独大、一枝独秀的畸形发展状况,又挤占了银行信贷,榨干了老百姓有限的全部银行储蓄,无心也无力于其他消费,形成并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和空心化。而地价、房价的无节制攀升,又刺激了物价水平快速上扬,导致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让老百姓的财富进一步缩水。

        罪恶之六:扭曲中国传统人伦道德和社会价值取向。众所周知,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和生活保障,但天价房的残酷现实却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望而却步。于是,围绕着住房问题,中国人的婚恋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等等等,皆随着高房价而发生着更古未有的裂变和扭曲。为了房子,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相残、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缺德无耻等等光怪陆离的现象层出不穷、不一而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维系的优秀传统和价值观荡然无存,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正无可挽回的快速向下沉沦。这种沉沦和堕落又与政治黑暗和官僚队伍的全面腐败堕落耦合在一起,将这个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楼主| 发表于 2013-8-2 18:14: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东大研副教授川岛博之:在中国,土地开发已赚不到钱

    【日经BP社报道】中国虽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依然是一个“农民大国”。在超过13亿的人口中,有9亿多是农村户口。作为农业专家,中国一直是我研究的对象。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步入长期低迷。位于权力中枢的7人(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恐怕也无力摆脱这一局面。

    在过去30年间,中国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发展。这除了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因素之外,最具决定意义的,还是让土地“生钱”的机制。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基本都归地方政府所有。占田修路、在周边开发高级公寓和购物中心  通过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地方政府尽情地扩大了收入,土地开发简直成了要什么来什么的“万宝槌”。

    那么,中国的地价(土地使用费)总额是多少?因为没有确切的数据,我根据各省的城市面积等数据进行了推算,结果是265.7万亿元,这一数额相当于中国GDP的6倍。而一般来说,地价总额应当与该国的GDP相同,最多也只是2倍左右。鉴于泡沫时代日本也曾达到过GDP的4.4倍,所以说中国的土地价格处于泡沫状态应该没错。

    中国地价开始异常飙升是在雷曼危机之后。在对欧美出口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依然坚持争取8%增长的“保八”方针。为了今后的仕途,地方政府官员必须要达成目标。因此,即使工业部门低迷、消费增长停滞,也要想尽办法拉动GDP。要想做到“合情合理”,只有进行可抬升GDP的土地开发这一条路可走。

    而最终得到的却是一座座“鬼城”。在郊外平地而起的高级公寓群几乎空无一人。在每一座地方城市,都能看到豪华气派的政府大楼和国际会展中心。无视需求的荒唐开发“批量生产”出了这样的浪费。

    而支撑着这些开发的资金,就是靠如今成了问题的“影子银行”筹措来的。今后,开发计划夭折的情况估计还会不断浮出水面。

    但是,地方政府是不是将就此破产?我觉得不会。因为中央会投入公共资金救市。相应的,必然会接二连三地有制造出大量坏账的地方官员受到整治。

    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挥动“万宝槌”。地方政府一旦收敛投资,中国经济必将急转直下。毕竟中国GDP增长大约一半靠的是投资。虽然具体情况还要看中央整治的力度,但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长期的低迷期。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0:16:03 | 显示全部楼层
8月2日,凤凰网综合报道华尔街日报新闻《世行为中国经济设计全面改革蓝图》,指出“世界银行正在汇总提议中国对一家大型银行实施私有化并允许农民出售土地的各种广泛建议”。

  不久,凤凰网该篇报道及其余网站转载即被删除,只能在少数冷门网站上,通过搜索“土地私有化”、“银行私有化”找到不完整信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也无法访问。

  以下为搜索到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世行为中国经济设计全面改革蓝图》原文截图:

 

  (链接:》》》)



  以下为凤凰网报道《外媒:世行应李克强邀请参与设计中国经济改革蓝图》原文截图:

  

  (链接: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 ... p;ct=clnk&gl=cn )

  这则各大主流媒体避免提及的新闻有几个关键点:

世行建议一、国有银行私有化,允许外资银行进入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据参与相关计划的官员称,世界银行正在考虑提议对中国主要国有银行中的一家银行进行私有化。”

  “一位官员表示,中国可以选择对哪一家银行进行私有化。这位官员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两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中国银行的国际覆盖面非常广,而对于交通银行来说,截至2012年年底,政府对交通银行的持股比例已降至26.5%左右(但政府依然是该行最大的股东)。 中国银行对此不予置评,交通银行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要求。 ”

  “中国目前存在一些私营银行,但这些银行的规模要显著小于大型国有银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Vernon Henderson称,这项提议的主旨是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让银行更多地为股东负责。 Henderson也参与了世界银行的这个项目。 ”

  此前,2012年的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曾提出  
  “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带有国有金融机构主导、政府强烈干预的特点,利率仍然没有实现正式的市场化,间接金融市场和直接金融市场都存在过多和不必要的政府管制从而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

  所以:

  “在接下来的20年中,应该对金融部门进行决定性的、全面和配套的改革,而不是把问题拖延到将来。”

  “第一项议题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更大程度地通过利率而非数量控制来出清信贷市场。”

  “与之并行的措施……对银行的治理结构进行全面检查,对现有的金融机构的国有制的功能、执行机构和操作实践进行反思,并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失败教训。国有金融机构应该加快股权多元化的进程,国有股的比重可以降低。”

  ……

  (《2030年的中国》中文版链接: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3/08/304632.html)

  对当时世行提出的“金融改革”方案,学者卢麒元评论道:
  “世行所谓的金融改革,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市场化,其意图都是打破中国政府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为国际金融资本‘屠城’暗开城门。所谓央行独立性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私有化,不过是为国际金融资本提供‘屠城’的工具而已。”

  (链接: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2/03/290225.html )

  而就在2013年7月20日,媒体报道“中国人民银行19日称,将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将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对此,“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央行的改革政策宣布得太突然了。”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世行建议二、农村土地私有化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另外一项提议,使中国数亿农民能够出售自己的土地;此举目的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整合农业用地。”

  

  世界银行的关于土地改革的建议在《2030年的中国》中是这样描述的:
  “应优先考虑的改革内容包括:采取措施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如落实已做出的将农村土地承包权无限期延长的决定;推广土地确权登记,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第二步改革应包括:改革征地和补偿办法,包括制定地市级、区域级和国家级的土地使用战略规划等。

  ……”

  未来需要开展三方面的改革,之三是:

  “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政策需要改变。一方面应该缩小征地范围、严格征地程序,另一方面应该在严格实行规划控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更多地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在制度上确保建设用地的两种所有制长期并存。”

  据报道,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如下几条:

  第三条第一点: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第五条第一点: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第五条第二点: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

  (报道链接: http://www.moa.gov.cn/ztzl/yhwj2 ... 0130201_3213469.htm http://www.moa.gov.cn/ztzl/yhwj2 ... 0130201_3213465.htm )

  接下来会怎么样?

  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在《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中评论道: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教条得到了惨痛教训  

  “按照西方理论逻辑践行‘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的结果,无一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农村贫困地区游击战,城市贫民窟黑帮泛滥,甚至走向恐怖主义。”

  “最典型的如印度。印度与中国同属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耕地占比和人均耕地都多于中国,农业自然条件也优于中国。但是,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自由流转给印度带来的,一方面是地主和种植园主土地所有制条件下有1/3农民没有土地,另一方面出现了农村游击队和城市贫民窟。”

  “再看墨西哥。早在100年前,西方人在墨西哥推进殖民化,造成土著人口大幅度减少,因而墨西哥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墨西哥爆发了革命,随后又进行了激进的卡德纳斯改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问世,加快了墨西哥重新开启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集中的进程,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反抗  恰帕斯州长达10年的农民游击队。”

  就是这样,“令人不解的是,因照搬‘私有化+市场化’教条而失败的经验比比皆是,而理论界的不少学者却依然对其深信不疑。”

  (链接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annong/2009/09/61373.html )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5:12:10 | 显示全部楼层
陈锡文:城镇化中的粮、地、人(摘录)

  我感觉到现在大家对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有一点偏颇,比较多地着眼于土地权益人的权利,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有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我们过去太不注重对权益人的保护。失地农民得不到法律的补偿,长远的生计没有保障,城市里面居民的房屋被征收也有这样的问题,反映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公权对私权的侵犯过多。所以矫枉就会过正,于是更多的人去谈论怎么保障土地权益人的权利。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讨论土地制度的改革,不管将来方向怎么样,甚至把它改成私有制  其实到国外去,到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去看,私有制是一个基本现象,基本都是私有的  但私有了就不需要用途管制了吗?同样需要。

  土地权益人的权益和政府对土地的用途管制,这两种权益的平衡,就是私权和公权之间的平衡,它又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规划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公开的、透明的。因为人们都是根据规划来确定土地的用途,从而决定土地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土地的价格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规划性。一道红线划下来,这儿的土地不许用于建筑,只能用于农作。农地卖一千遍,规划不改,还是农地,价格的升值便是有限的。但是,过去根本就不能用在农业生产,完全是不毛之地,规划下来可以搞建设,马上土地价格就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因此,规划是在现代社会中决定土地价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么重要一个东西怎么来决定,当然应当广泛地征求社会意见来决定。

  在2006年,我专门到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土地制度,从征地到规划到物业税都考察。我到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县里具体看他规划的形成和规划的分批过程。我了解到,最好的土地,如果作为农地来卖的话,5000美元一英亩(约合6亩地),但是如果作为建设用地,底价20万美元,相差40倍。所以这样的利益关系格局要让少数人来搞,那这个社会非出大问题不可。当地政府是很清楚的,请了各个方面的专家来制定一个初始的规划,制定出来之后放在县议会的大厅,公布两个月以上任何人都可以来提意见,最后由议会投票决定,一旦投票决定这就成为了事实。


  所以我想,当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非常热烈,我觉得对推进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非常必要。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在讨论土地制度的过程中,尤其是经济学界,既要看到土地的一般商品属性,还要看到土地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自然资源,它必须受到用途管制的管理,这两者不能偏废。

  土地制度中讨论得比较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土地的征收,这是被诟病最多的一个制度。大家打开《土地管理法》看看第47条,这是改了3次之后才改成这样的。它规定,农民得到的土地的各种名目的补偿,最高限额是这块土地被征收之前,平均3年年产出的30倍,中国种粮食的土地最好可以打1吨粮,按照这样来算,1吨粮2000斤,按照现在的平均价格算,大概是2500元。30倍就是75000元。如果是农地,以它的原用途来征收,按照现有的法律最多补你这么多,但实际上很少有农田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大部分农民只能补到两三万元。两三万怎么能保证他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怎么能保证他长远生计有保障?所以这样的征地制度诟病很多。很多人批评侵犯了农民权利,要求改革征地制度,于是很多人提出来能不能让农民的土地直接进入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

  这就必须联系刚才讲的第一点,用途管制。即使将来实现了某些土地可以不向农民征收,但并不是说农民自己想拿地进入市场就可以进入市场,进入建设用地必须符合规划,不符合规划进去就不行。也有人说,这种做法是不是对农民的所有权或者农村集体所有权的歧视,我觉得并不是,这是用途管制,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农业最发达的美国也是一样,农场地那么多,但是政府只批准在你自有的土地上建生产生活必需的自用建筑。如果说我在农场上盖一个旅馆,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审批制度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即使是我们有朝一日实现土地不通过政府而由农民直接拿它进入市场,和开发商交易,你还是要清楚,绝大多数农民进不了市场,因为规划不允许。

  土地不同的用途决定它的价格。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农民的抱怨。前两天“地王”一亩地卖出了多少钱,征了我的地才补给我多少钱,所以农民就很气。但是实际问题是什么呢?“地王”往往是出在商贸用地或者住宅用地,所以它的价格高。所以在城市大规模扩张过程中,大面积地征收土地,要综合性地规划,一定要形成对农民土地征收的综合区片价格。现在,要想征个地盖写字楼,老百姓愿意给;要征地修马路,他就不愿意给。所以就面临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阶段,这些都是要征收的。所以只有统一征收过来,才可能做综合性规划,才可能最后确定综合性的区片规划。一对一的对着你的地用途是什么,有的人就可以暴富,有的人不仅拿不到钱,可能还要倒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基本采取区片征收的办法。比较典型的像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这个过程,而且还在进行中。这样就是为了形成合理的规划,为了能够产出综合区片地价。但是要有个底线,价格基本上要跟市场价差不多,要保证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农村土地被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是一个富裕农民的过程,这事就好办。
  所以征地制度要不要改,我觉得要改,补偿标准也要改,但是怎么改是个问题。农地经规划批准转化建设用地之后,它的增值受益部分到底怎么分配是一个问题,改革用地制度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老是以超低价格向工业企业供地,那我们培育不出好企业来。工业企业第一拼命压低地价,第二拼命要土地的规模越大越好,因为不值钱当然越大越好。但是如果将来城市发展了,过去的开发区慢慢变成市区,要调整规划,你想把地再拿回来,这个代价就不得了。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企业,他们不管生意能不能赚钱,反正地拿住了就保证不会赔钱,这个是主要的。因此,超低价格的工业用地,对于工业的转型非常不利,培育不出具有世界一流竞争性的企业。
  所以征地制度一定要改,而且要从两头改,既要改征地,还要改用地。
 楼主| 发表于 2013-8-12 16:31:20 | 显示全部楼层
宅基地镇内流转开启新一轮土地改革
根据广东省法制办公布的《广东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送审稿)》,农民一户一宅之外的农村房屋,均可进行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宅基地流转将不再局限于转户农民。这比年初时公布的《广东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又进了一步,当时《规划》已经提出宅基地可在集体内流转,但要求这种流转仅限于农民户口调离原乡镇之后才能进行。其实,省内有农村在试点推行宅基地在镇内流转的说法早有传闻,只是这次是在全省的层面可能正式地全面推开。这可以看做是新一轮土地改革的开启。

  首先,宅基地流转有利于盘活宅基地资源。《办法》一方面重申严禁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附着物,另一方面又允许符合宅基地“一户一宅”申请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同意,可以购买本镇区域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房屋,并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一直以来,宅基地被视为农民福利,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等因素,明确禁止农村宅基地入市。然而,在广东等沿海区域,宅基地私下交易已较普遍。更有甚者,许多农户一户不止一处宅基地。据统计广州农村有1/3的农户拥有不止一处宅基地,而且六成的集体存量建设用地没能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整个城市又面临建设用地指标短缺。《办法》放松宅基地在更大范围内流转,有利于平衡和调剂镇内各村用地的不均衡状况。

  其次,宅基地流转是广东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先行一步的有益尝试。广东省早在2007年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拟放开对农民宅基地上市流转的限制,但没有获得中央的支持。各种改革中,土地制度改革进展最微,也是中央监管最严的领域。近年全国各地都有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呼声和尝试,尤其是重庆等地的“地票制”最为系统,也最受关注。前些时候在深圳尝试农村工业用地流转的基础上,被列为城乡统筹土地管理制度创新试点城市的广州提出也要试行“地票制”,而在广东省城镇化规划中也提出宅基地可以在集体内流转,至此似乎表明,广东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口选在了宅基地的盘活上。

  其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仅涉及宅基地、集体经济用地、承包地等,还涉及小产权房和违章建筑的清理等。但相对来说,宅基地是一个较容易突破的口子。如果这项改革能顺利推进,其他一些改革措施相信也会逐步地出台。

  再次,土地改革是制度改革更是观念改革。《办法》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出售依法取得的一户一宅之外的农村房屋,同时也明确严禁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附着物。显然,这些条件只能理解为“半市场化”,即村民只能出售拥有的多余的宅基地,而不能出售唯一的宅基地。也就是,要么离开农村完全进城,可以流转唯一的宅基地;要么留在农村必须“有根”,这就是起码有一处宅基地。总之不能出现“无宅基地的农民”。

  不让城里人来买宅基地,显然是担心城里人来“掠夺”宅基地乃至农地,至少是防止城里人来炒高农村地价。但私下里城里人来村里“种屋”的情况比比皆是,为的是博以后的拆迁。至于租住农村宅基地盖农庄、庄园等也大有人在。这样来看,土地改革仍任重道远。

来源:《中国房地产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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