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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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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3 17:53:42 | 显示全部楼层
的确,要说绝对的土地私有权有弊病的话,那决不是什么农民自由卖地会造成“土地兼并”和“无地则反”,而是相反,由于土地私有条件下农民难以被赶走,一些特殊区位的地权私有如果绝对化,确实可能影响公共设施建设与国土整治。正因如此,如今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还是比对其他财产私有权的限制多,而公共干预的保留也比对其他私有财产的干预大。原则上只要通过民主法治程序真正证明是基于重大公益目的,西方政府也是可以征地的,亦即在以合理价格达不成购地协议时,国家为公益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以免区位垄断者无限要价。只是在民主法治条件下,他们行使这种权力的制约条件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很苛刻。因此滥用这种权力大搞“圈地运动”是不可能的。但在我们这里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我曾说:限制农民地权如果说有理由,也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在缺少此种前提的情况下,地权归农就应该比西方的条件下更有必要,或者说强调农民地权在中国当今条件下比之在西方,肯定是利更多、弊更少。

  应该说,随着税费改革后土地问题的尖锐化,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的确为遏制“圈地运动”做了许多努力。尤其是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土地新政”、“土地革命”、“8·31大限”,在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方面应当说是作用不小。“8·31大限”以后,土地政策调整重心似乎从控制规模转向了调整“补偿费”。这既是因为两年来几次低价征地引起重大事件的刺激,也体现了新近三农政策强调对农民多予少取的精神。面对地方政府“村改居”、“租代征”、“整化零”等变相圈地策略,中央又连续出手,于2006年推出地政部门“垂直管理”,2007年出台“土地督察”制,这些新动向又被称为“土地改革”。

  我是赞成地政垂直化的,因为它有助于国土整治。可是地政“中央集权”虽有利于国土整治,但是否有利于维护农民权益?这在如今宏观体制的约束下很值得怀疑。1994年财政中央集权,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恶化而不是改善了农民处境。如今乡镇上的“七所八站”当初都是垂直化改革的结果,现在却被认为是比“四套班子”更难对付的汲取机器。“块块”可能坑农,“条条”就不会坑农或者坑农更甚?

  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现行体制下“官民”之间缺少委托**机制,权责不对应、权大责小的状态难以改变。这种机制下官员个人牟利当然是问题,但政府聚敛的危害更大。为升官邀宠而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追求“增长”、“引资”、政府圈钱“经营城市”  这些做法的严重危害,远甚于官员个人贪污;而这些做法导致的“圈地运动”,更不是制止(如果能制止的话)受贿批地就能够遏制得住的。只要“地权归官不归农,政府圈地即圈钱”的状况不变,要求它自己监督自己、自己严格控制自己,这是不可能的。

  其实,工业化、城市化要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事。土地政策的目的不是不占地,从根本上讲也不是为了少占地,而是为了:(1)从全局利益看尽量提高用地效率,改善国土整治;(2)在这一过程中维护涉地各方的权益,消除或缓解社会矛盾。前一点可以寄望于垂直化改革,而后一点只能寄望于农民权利的保障。

  中国土地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耕地减少的趋势无法扭转(搞工业化就难免如此),农民的分化不断加剧(市场经济是难免有分化的),而在于这种失地和分化的性质恶劣,无论从社会主义还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讲,都完全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人们以防止兼并为理由拒绝地权归农,但在地权不归农的情况下兼并却愈演愈烈,等到积重难返之后再考虑地权改革,地权归农的操作难度就更大,引起社会震动的风险也会增加。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恶性循环。

  四、以维护农民权利为核心,推进地权改革

  我认为今天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数量要减少,农民的权利要提高。农民权利提高的一个主要标尺是土地问题;农民的数量是喜剧性减少还是悲剧性减少,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并不能归结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问题。李昌平先生曾主张“慎言土地私有制”,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个说法。私有制有各种各样,我当然不能同意那种以专制权力“跑马圈地”、赶走农民而造就地主的私有制。但慎言并非不言,在起点平等基础上形成的农民土地所有制,我认为没有理由反对。同样,我认为也应该“慎言集体”,农民行使自由结社权而形成的自治集体,如农会、合作社及股份制联合体之类,当然是多多益善。但身份性、强制性的官式“集体”,往往是农民权利的损害者,的确是“慎言”的好。

  土地私有制的真正弊病,就是私有权如果绝对化,可能会妨碍公益建设和国土整治。因此,对私有地权的公共干预多于其他产权,这在市场经济中也是通例。但是这种干预要真正合乎公益,需要以政治民主来保证。而在没有这种保证,因而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地权归农就更为重要、不可或缺,其可能的弊病只会更小,不会更大;而地权归官的害处绝对是更大,不会更小。

  目前中国农民的地权不仅远远扯不上什么绝对化,而且达不到起码的要求:不仅谈不上所有权,而且使用权也往往有名无实。农民只是在别人的特许下“使用着”土地,不仅没有产权,而且佃权也很不可靠;不要说永佃,就是有限佃期也无法保证。这样的地权状况不要说经济上达到积极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很难,就是政治上达到消极的防危机配置也还很勉强。经常失控的“圈地运动”、频繁发生的土地冲突就是证明。我曾说过,在农业时代,土地问题其实并非中国的主要乱源;而在如今的非农业时代,土地问题却倒成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因此,保护农民的地权必须从最基本的“底线”做起。首先那些意识形态上已非禁忌、纸面上也已承认允诺的权利,应当尽快落实。例如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应该得到切实尊重,需要从农民手中得到使用权的有关方面,应该学会向农民“购买”而不是“征收”这种权利。如果国家规定开发商拥有90年的土地使用权,那么他们应当向农民购买其中的30年,再向政府购买其余的60年  不是说由官员做主卖了再把地价的三分之一给农民,而是两者都应该遵循合意原则,像“土地新政”那样实行公开拍卖。农民和官员一样,作为卖方有权说“不”。如果达不成合意而要强征,那就要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而不是仅凭官员意志)充分证明该项用地的公益性。否则,只有在农民的使用权期满后才能征用  就像租约期满后地主才能易佃一样。

  在商业性开发上,向农民买地当然比强征农民的地来得公平。要防止农民(主要是发达地区、城郊、城中村等高价区位的农民)获得的卖地收益过高,可以开征地价累进税,那也比低价强征土地要好。即便是公益性开发,也没有理由拿农民做牺牲。公益也是利益,利益应当摆平,把农民作为交易方仍然比单纯向农民行使权力更正当。如果为避免农民漫天要价损害公益而需要限制其交易权,这种限制则应当与“公权力”本身的公共性(民主性)相对应,以防止其为某些强势利益集团所用。

  所以,地权改革说难很难,说易其实也很易,它与其说需要政府做很多事,不如说恰恰是省了政府很多事:它只要切实尊重已被承认的农民土地使用权,就是大大突破了。进一步地,至少在农地方面,应当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土地农转非问题上,农民也应当有受限的所有权)。至于农民是以集体还是以农户方式拥有这种地权,可以因地制宜,让各村农民自行选择。那种不管农民愿意与否,地权必须归集体而且必须归官办(即行政性)集体的规定应当打破。过去因为这种规定,导致征地款堂而皇之地被集体官员拿走而失地农民往往被无情剥夺。现在,在确认地款归农之后,应该是承认地权归农的时候了。

  农民应该有权选择“集体所有”还是“农户所有”。选择“农户所有”的以后还可以联合起来,选择“集体所有”的也应当留有退出机制。如果选择农户所有,也应该让他们选择实现的方式:是承认现状呢,还是“调整一次,然后稳定”?无论哪种办法,本来都不难操作,这种调整在现行土地制度中也是有规定的,在现状离平等起点不太远的情况下它不会引起什么震动。但如果那种权力玩弄土地的状况持续下去,未来权力兼并导致既成事实后就很麻烦了,所以改革虽然应该慎重,但却不宜久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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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农民学,改革与现代化研究。代表作品:《农民中国》、《传统十论》、《十年沧桑》等。

来源:《绿叶》2008年第11期      来源日期:2008-12-1
 楼主| 发表于 2013-9-3 18:19:35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私有化  资本发起的最后一场战役



作者:空灵道人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用同一个逻辑完成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个逻辑就是“否定国家统筹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主张用资本的力量(它的另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 代名词的说法是“市场”)来引导社会的发展”,我们用这个逻辑终结了农村合作化的可能,瓦解了国企的社会价值,市场化了本属于公共资源或具有公共资源意义的医疗、教育、房产,加快了开放金融的步伐和力度。当这一切都已成定局或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了的时候,国内和国际资本及其**人,开始把目标瞄向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大,对我们而言也是最后的战略性资源:土地,这些人以“市场经济需要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和“保护农民权益”为口号,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土地私有化”造势活动。清华大学的秦晖、蔡继明以及耶鲁大学的陈志武等学者,最近两年或通过长篇累牍地撰文,或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大肆推销他们的“土 地私有化”观念,他们的行文逻辑,基本都是从已引起国内学术界反思的“市场经济”这个前提出发,从一个侧面阐述私有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根本不谈及资本 意图、土地私有化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以及我们民族需要花多大代价来承受这个后果、是否能承受这个后果等问题。





06年6月,秦晖在《经济观察报》连发两篇文章,都是近万字的长篇大论,谈论土地私有化问题,这两篇文章的很多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当时我很想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名字都取好了-   《十问秦晖》,后来他参加由《南方农村报》主办的三农问题研讨,我看了他的照片,说了句“秦晖长得象个坏人”,随后,在看了《南方都市报》对他的 专访后,我才知道我那句话非常不礼貌,非常失礼,老刀孤陋寡闻,不知秦晖教授患有眼疾,心里很惭愧,所以这文章也一直没着手写,今天借这机会,向秦晖教授道个歉,并谈论一下土地私有化的意图及其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





秦晖教授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增加农民收益,从而解决三农问题。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所谓市场经济的价格波动原则,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只有极少部分土地能进入市场交易,由于相对紧缺,所以导致地价极高,但是,当私有化将所有土地的交易完全合法化后,由于市场供应量几乎是无限度增大,供求关系换位,必然导致土地价格急剧下滑,有年轻学者曾计算过,按照耕地本来的价值推算,国内的耕地售价每亩平均不会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私有化并不能提高土地交易价格,从而增加农民收益。单从市场价格这个角度而言,土地私有化将必然导致地价下滑。





而用私有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三农问题与土地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国内产业结构性失衡和基层政府对农民征收过多费用有关,农民穷的问题绝不是土地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也不是由农民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农业和工业产值的差距不可能从农业自身得到解决,这已经是个常识,没有哪一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变过程,是依靠农业自身来解决这个矛盾的,而都无一例外需要启动国家调控功能,通过补贴农业达到二者相对平衡。此外,导致农民权益没得到保护的原因在于具体的管理机制,而不是土地所有形式,私有化并不可能让这个管理机制自动变好。私有化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利器,在整个社会的管理、政府行为没得到很好规治的情况下,一张产权证并不能改变农民利益受损的处境,不说历史上有名的“羊吃人”(这是在私有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悲剧),就说当下发生在城市里的撤迁,由于行政权没得到完善和规治,不少撤迁户手里握着的产权证,并没有保障他们获得应有的收益。





秦晖教授文章还有不少奇怪的,逻辑不通甚至自我设定的错误观点,比如用一两个官员极其典型违背政策的观点来指代政府立场,认为私有化不会带来土地集中和兼并,甚至声称解放后土地集中程度最高等等。





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强调得最多的,是“私有化(明晰产权)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私有化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不被剥夺”。尤其是最后一点,从现实 的一个侧面看可以得到相当部分人的同情,就是说当前的所有制形式不能很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他可以罗列大量的事实证据证明这个观点。





但 是,这个判断有一个逻辑错误,就是有意或无意把管理模式和所有制形式两者混淆了,比如导致农民受损的是管理模式,他们提出的“病因”和开的“药方”瞄准的 却是“所有制形式”。当前我们的土地所有形式并非不明晰,如果土地所有权真的不明晰,那么也就不可能发生黑龙江和河南的农民“收复失地”的举动。导致农民的土地收益被掠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管理模式和行为模式存在缺陷,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区别,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在最近30年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国企就这样瓜分掉了,房地产就这样市场化了,金融就这样赔本引进战略伙伴了,现在他们用同样的逻辑进入土地领域。而且一些媒体也乐于给他们提供场地来宣扬他们的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媒体成了资本谋取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工具。
 楼主| 发表于 2013-9-3 18:19:46 | 显示全部楼层
按照土地私有化这个逻辑,一旦土地私有化后,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从耕地这块来看,中国现有的耕地18亿亩,这18亿亩59%集中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10%在西北,这些土地都很平整,适合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而且事实上,机械化耕作几十年前在上述地区曾具有一定规模: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是78年以前,我国东北有60%以上耕地实行了机械化耕作,新疆是80%,华北平原也是60%左右。





私有化为土地自由交易提供了合法性,而资本一旦可以进入这个领域,它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它的逻辑是什么?利润最大化,而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它就会按照它的最高效率来配置它的生产要素,这个效率按美国70年代的水平估算,一个农业工人可以轻松耕作3000亩土地,18亿亩中的这百分之70,需要多少人就可以完成整个作业?按照资本的逻辑,土地私有化后,实际农业人口只需要不到一亿。而现在我国的实际农业人口还有7亿多,剩下的这6亿多怎么办?当然资本不会管这个,现在我们对农业已经开始补贴,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资本一旦完成了交易,它就不会再承担任何额外的社会责任。而我们的社会是否有相对充足的机会吸纳这些被挤出来的人口?没有。





不要以为国内资本没有能力完成这种大规模的兼并,经过三十年的累积,国内私人资本已经相当雄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粗略计算过,仅仅由于第一次分配的不合理,这三十年资本方就额外拿走了本属于劳动方的8万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不缺钱,非常充裕,这也可以从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窥到一点端倪,最近几年,我们虽然一再采取“紧缩银根”控制投资,但投资热却无法降温,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内资本市场中的私人资本数额庞大,资本的所有权变了,以前是国家主导,现在大量货币在私人手上,所以用紧缩银根这招搞宏观调控就不那么灵了,再加上开了国际金融这个口子,国际资本跟国内资本已经有了游刃有余的结合方式,资本的力量更不可小觑。





单从效率上讲,土地兼并能带来效率提高,这非常符合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发展原则,很多被新自由主义描绘的市场经济洗了三十年脑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学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一趋势和进步、发展联系在一起,但也许我们在此需要回到一个简单的问题面前,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是为资本创造效率还是为国民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我们需要追问我们是否又在犯一个错误  是否在用资本意志取代民生需求?而要满足我们的民生需求,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按照资本的逻辑来主导中国的进一 步转型?比如完成土地私有化。





匈牙利是如此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不同群体给予这个国家的结论非常值得玩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 2007年把这个资源和产业绝大部分为外国资本瓜分掉了的国家吹捧成了发达国家。认为它的转型非常成功,而大多数具有民族立场的经济学家则一致认为匈牙利的转型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个悲剧具体到耕地这块的情形是这样―――-短短几年时间,匈牙利的主要耕地区  西北部地区的80%的耕地都集中到了外国人 手上。





在大多数国企被瓦解,金融“坚定不移”地加大了开放力度,甚至连军工也开始转制的情形下,土地私有化称得上是资本在中国发起的最后一次大战役,这个战役一旦按照资本的意志完成,国际国内的剩余资本在中国就又有了一个庞大的角逐空间,这也许确实可以给中国再带来10到1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我们为此要付出的代价也许就太大了,土地私有化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基本价值就相对彻底瓦解掉了。若想再行改变(几乎是必然的),可能就只有一条出路了:流血。





甚至比流血更悲壮,因为我国应该在2015-2020年就会迎来一个世界从所未有的“丁字形结构”的社会,这个“丁字 形结构”是什么?是我们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性变化,现在我们是多数人在创造财富,养活小部分人,但独生子女的一代步入中年后,这个情况就会 发生逆转    - 整个社会是少数人干活,养活不能干活的大多数:一对夫妻得养活两对老人,一到两个小孩。这个时候,指望资本来承担一些额外的责任是不现实的,资本其实从来都具有比专制更彻底的特权,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利益,资本按市场原则完成了交易,就算履行了社会责任,而这个丁字形结构,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一个生存压力异常沉重的未来,需要去承担一个前无古人的沉重负担,而从此前我们的改革设计看,我们还没有考虑好如何为这个局面买单的事,我们该怎么为这个局势买单?依靠资本吗?按照资本的逻辑它不会管你这个,不用说这个,比它更小儿科的“新劳动法”,只不过为劳动者增加了一点儿权力(远远没到位),就遭受到资本方及其**者数年的围追堵截。这样的局势最后只能是社会和政府承担,无论你对这个政府怎么看,持什么态度,但最后这些事情都得由它来具体承担着,但是资本这几十年来把我们国家最大的收益拿走了,它一直在,也一直会用它的逻辑说话,所以如果私有化一旦施行,我对未来的局势判断是非常悲观的,我会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前景将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发生。





农村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农村不能按照现在的路往下走了,但更不应该用 “私有化”的方式去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土地权益问题,鼓吹私有化的人只从西方经济理论出发,侃侃而谈私有化的必要性,但几乎不涉及私有化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以及我们为这些后果必须支付的代价,所以我说他们的言论是对这个民族不负责任,是在不计后果、厚颜无耻地为各类正急于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的私人资本说话。 分享到   0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1:28: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股市从来就不缺乏炒作题材,近日“土改概念股”突然风生水起。

  什么叫“土改概念股”,据股评家解释,土地流转新政将试点,持有大量土地的上市公司,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必将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

  那么,什么叫土地流转?

  稍懂一点土地的人都知道,土地有两个特性,第一,不可再生性,第二,不可移动性,土地流转这个说法,显然有悖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试问,怎样才能使成片的土地从东边流转到西边呢?

  其实谁都明白,土地流转说白了不是土地在流转,而是拥有土地或使用土地的人在流转,前者叫土地买卖,后者叫土地出租或转租,土地流转的真正意思就是土地交易,它还应该包括土地的入股、抵押、典当、交换、赠予等,再试问,土地交易为什么偏要绕个弯子说成是土地流转,这会让五百年以后的人们很费解的。

  当下,谈起土地交易确实有点障碍,从1982年起,中国土地理论上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注意是1982年,即“文革”结束后的第6年;而此前,一些城市的老城厢或城关镇的老宅下土地归私人所有,政府还颁发过“土地房屋所有证”。1982年中国土地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土地交易成为敏感词,因为只要有交易,一些土地不免还会流转到私人手中,土地私有化是禁区,据说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土地兼并,土地大规模兼并会导致农民起义,教课书上的标准违法广告就是这样说的。

  关于土地流转有三句大实话。

  第一句,作为“生活资料”的土地有点像裤衩。土地可以是生活资料也可以是生产资料,人们在土地上造屋子初衷是安居乐业,开展生产活动,也包括人的自身生产或叫“造人运动”,类似这样的生活资料还有裤衩,裤衩的遮蔽和防护作用也有助于人们繁衍后代,人们讨论裤衩的姓公姓私问题没啥意思,作为生活资料的零星土地本来是也本该是私有的。

  第二句,一部分土地私有与土地兼并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中国历史上确有大规模土地兼并现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不动产税与遗产税这两样“非暴力均贫富”的东西。如果有,一位富人兼并了十万亩土地,累进的不动产税会让他吃不了吐出来,高额的遗产税会让他的大宗土地重新变成官地,相信这位富人不是傻瓜,他才不肯自掏腰包帮助官府义务开展征地工作,他的大量财力和过剩精力只能也只有去开拓海外空间或去探索科技领域。

  第三句,如果土地交易是正常的那么拆迁就是不正常的。土地交易你情我愿,你愿意买,我愿意卖,交易就成功了;你愿意买,我不愿意卖,我就是喜欢住在这个地方,出价再高也没有意义,不交易总可以吧。而拆迁是建立在香港式的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不是你的,只要列入拆迁地块,你走也得走,不走就以公共的名义强迁你。

  尊重土地的不可移动性,最好直说“土地交易”,而不要含糊不清的说“土地流转”;尊重土地的不可再生性,疯炒“土改概念股”的时候,想一想“18亿亩红线”,这可能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线。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17:39:16 | 显示全部楼层
美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的十大忠告
    凤凰财经讯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官方网站今晨发布消息称,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去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科斯生前曾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科斯: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  多数情况都是农民  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科斯: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科斯: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科斯: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科斯: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科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违法广告,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违法广告,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2008年7月14~18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17:57:53 | 显示全部楼层
城市规划替罪“圈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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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洪桥 彭金凤 北京 上海报道   2005-8-11 15:23:26  

    全国即将展开第三轮土地规划消息公布之际,舆论再一次发起寻找“圈地运动”幕后真凶行动,这一次倒霉的是城市规划。
    本月,国土资源部公布全国土地规划编修的计划,并指出很多城市规划超越土地规划,警告要防止地方政府利用城市规划变相“圈地”。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舆论已经开始了对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的矛盾问题的讨论,从《城市规划建设造成圈地热》和《土地规划跟谁走?》这样类似的媒体报道标题我们可以看出,舆论似乎进一步确定了城市规划对圈地应负首要责任。
    土地整顿和规划针对土地资源浪费,但土地资源浪费的核心原因由城市规划一手造成?在采访中城市规划专家对这样简单的推理持不同意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杨保军指出,土地集约利用最终要靠市场杠杆来完成,行政指定集约利用效果值得忧虑。
城市规划是首恶?
    作为一个规划师,年轻的张宁最近有点不爽,用他的话说就是:“苗头有点不对。”他的不爽来自于媒体,来自于一种无形的压力,最近对城市规划的批评越来越多,规划师想当然的也是难免逃脱干系,“城市规划是圈地运动的首恶,那我们就是帮凶了?”
    从城市美容师到帮凶的角色转换的确不容易让人接受,估计眼下不爽的也绝不仅仅是张宁一人,因为城市规划正在经受挑战和检讨。这个挑战不是来自于城市规划本身的内部学术之争,而是来自外部,来自于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之争。
    7月份,国土资源部宣布开展第三轮土地规划,并对各城市规划上报国土资源部审核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三轮规划的主要目的针对以前的土地过度浪费进行严格管理,以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与此同时建设部也下文,要求各地建设部门加强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和衔接,强调城市总体规划中建设用地的规模、范围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应一致。
    那么国土部门在土地规划编修中如何调整城市规划关系,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大量超出用地指标的省份城市规划是否将因此重新调整?为此记者联络了相关省份国土资源局,浙江省国土资源厅规划处朱处长称,“浙江和上海一样都是试点省市,原本是按试点的要求在做,但现在因为中央新规划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出来,所以现在也找不到方向了,只能等中央具体的规划出来,我们再继续做。”上海和江苏国土资源部门亦同样强调目前只是前期准备工作,因此不愿意发表任何看法。
    在这些政策展开同时,城市规划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董光器在一个论坛上说:“城市总体规划已被指责成是一个‘圈地工具’。”
    杨保军对目前出现的情况表示理解,他认为,之前修编的土地规划就是为了保护耕地,但是几年之后耕地就少了1亿亩,上一轮规划失败了就要寻找原因,“这个逻辑很清楚,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无规划非法占用耕地,要么就是有规划,按照规划占用,那么规划就是有问题的。”显然,有问题的规划不是城市规划就是土地规划。
    杨保军确认,寻找上一轮土地规划失败原因,检讨城市规划,争论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矛盾在学术界内部已经将近一年。争论不仅关心失败原因还对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从属关系与地位进行了探讨。据了解,早在去年5月,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出来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关系颠倒是“先蹬鞋子后穿袜”。
   当时,国土资源部一位司长就提出,“从规划角度,首先要画一个大圈子,这就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然后在大圈里面画具体的小圈子,这就是城市规划。”




政府定位转向
    城市规划帮助圈地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稍微了解建设项目审批手续的人都知道,尽管之前国土资源部门不够强势,但是法定的程序是无可回避的,大批的开发区和其他建设项目首先是想办法修改土地规划。不经过土地部门审核的项目固然有,但绝不是大量土地被圈占的惟一原因。此外,先通过城市规划再求修改土地规划的迂回路线也是可采用的办法之一,但恐怕也未必占主流。不过,当时的情形与现在有所不同,国土资源部门还没有实现垂直化管理。
    对于目前争论的结果和舆论的导向,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表示不能赞同,“从学科理念上讲,土地规划优先是不恰当的”。黄顺江的分析是,土地规划首先为国民经济服务。上世纪70年代我国就有国土规划,在农业为主的时代,它的作用性很强效果明显。90年代以来城市和城镇主导经济地位的突出,广大地域开始为城市和城镇服务,城市主导经济是必然的,城市战略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相比较而言,土地规划是基于土地自然条件的判断,缺乏预测性。
    城市规划立足于城市发展,土地规划立足于约束和保障,由于城市规划的偏大导致中央相应增强约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怎样约束,约束效果如何却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
    严格管理土地制度在1996年就提出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整顿先后有3轮之多,每次都是采用最严格的政策,但是每次整顿之后圈地问题就立刻卷土重来。其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地方政府利益分配和保护耕地的矛盾得不到解决。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对杨保军表示他的不理解,“我们的粮食都被污染了,我们从东北进大米好了,非要保留我们这几百亩地,对国家来说能解决多大问题?”
    地方政府很难站在全局观念上重视土地规划问题,但是在地方政府收益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圈地运动只能循环往复。据了解,为了保证土地集约利用,有国土部门提出用投资密度来作为测算的量化标准。比如说,每亩地投资额达不到2000万元该土地就不能通过审批,这样的措施普通人动脑筋想想就能找出对策了,无非是在账户上先投入2000万,审批通过后再撤出资金。
    那如何才可能让地方政府转变定位?
    目前,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商业税收,要发展工商业就要拉投资项目,就会牺牲土地。“如果收入来源于不动产税,我想地方政府可能对占地就不感兴趣了”,杨保军说。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财产税,土地和房产的增值是政府收入增加的保障。不动产税的确立使得政府的定位向服务转换,服务于土地而不是浪费和污染土地以求税收的增加。
    “我们现在是来个老板就有一堆市长来盛情欢迎,要是税制转换了,那个时候市长可能不会欢迎反而担心:这个项目是不是会污染环境,让我们城市的土地和房产贬值啊?”杨保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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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1 10:37:0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位是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先生,大家欢迎!郭老师1931年出生,今年82岁高龄。1949年参加工作后,一直没有离开过三农战线,始终关注三农问题,参加过很多重大理论和热点问题的研究,提出的很多建议得到中央农业部的批示。1996年以来,积极为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奔波,多次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呼吁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等,提出"关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建议"。1996年,他创办了研究"三农"的内部刊物《通讯》,连续13年共刊载1642篇文章,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曾获农业部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荣获全国生态农业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优秀老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09年9月,被农业部表彰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向您致敬!

  第二位嘉宾是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先生,大家欢迎!今年85岁高龄(掌声)。1950年金陵大学毕业进农业部土地利用局工作,1982年进农业部土地管理局,1986年进国家土地管理局,任规划司副司长,1990年离休。现中国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国土资源分会土地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主要在土地资源、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制度和政策,对郑老师表示敬意。

  第三位点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陶然教授。200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从事兼职研究工作;2003-200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财政、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目前致力于经济转轨与经济增长,以及中国农村税费、要素流动、收入增长和分配与政府管制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中心兼职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资深研究员以及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还有两位嘉宾分别是《南方都市报》资深记者李响先生,新浪网新闻中心高级编辑巴士广先生。

  按照既定程序先花5分钟把土地政策的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主讲嘉宾主讲。

  中国的土地问题涉及到每个人的命运,如果农民土地放开,城市的房价马上下降,那土地有什么样的历史?

  一、六十年土地国运

  1950年土地集体化。新中国成立的第271天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次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很高兴,当时**革命的口号就是“老乡,等革命成功以后给你分田地”。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初级社是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农民以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集体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份红相结合。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提出:分批分期地由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

  1958 年在高级社基础上大力发展以乡为单位、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

  1962 年为巩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稳定农业生产,采取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模式。农村形成了以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统一、集体土地无偿使用为主要特征的农地产权制度。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围在破草屋昏暗煤油灯下,面对一张手书的契约,神情紧张地一个个按下血红的手印,并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所以中国的革命基本上都是土地革命。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权分离:农户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所以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户的,经营权还可以是别人的。一个土地上有三个权利人。

  二、制度现状

  今朝法律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主要界定。《土地管理法》中规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村民委员会对集体土地只有管理权,没有经营权。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土地管理法律相关规定存在矛盾。

  但法律层面出现了问题。即集体是谁?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所有成员?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所有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内的领导干部?

  《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

  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其第五节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规定: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就是温总理说的红线,实际红线根本保不住,我在县里工作过,八几年县里立一个石碑:这是保护基本农田。实际没有用,立一个钢碑都没有用。过了几年全是一片工业。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征地。《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征地制度要求:所有非农建设必须使用国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必须经由国家征收变成国家所有后才能进入非农建设领域。

  《土地管理法》将宅基地定义为农村建设用地。“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它将农民宅基地上的住房(宅基地随住房一并转让)的受让对象限制为本集体内的农户,并重申了目前的法律规定。北京的画家村以前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北京郊区大量的房子空着,很多很漂亮的四合院全闲在那儿,在城里想住上别墅要花几百万几千万。

  三、聚焦新一号文件

  农地流转如何推而不乱?流转最麻烦的地方在哪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在我们家还有土地,我们家土地闲着,因为我到北京来了。北京的土地也闲着,因为到安徽去了。人和地分离非常严重,如果可以把安徽的地卖掉,北京人把北京的地卖掉,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人地分离的问题就在这儿。

  当前农地确权应格外慎重,因为土地问题弄不好就是一个大麻烦。土地流转的前提是确权,法院同志告诉我们不确权没纠纷,一确权纠纷全来了。为什么?确权就准备卖,我自己分析过,现在国家有几十万亿的贷款政府还不了,物价往上涨怎么办?货币上来以后,要使物价还不涨的唯一方法是投入大量的商品,把什么样的商品投进去?把土地投进去,山投进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自愿、依法、有偿的方式,引导农民的土地去流转(流转的前提一定要确权,不确权没有办法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是会涌现出一大批的专业大户,甚至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还有一些工商企业,这样的话形成这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果土地不向市民开放,城市的资本不进农村,如果要进,农村的土地向市民开放。

  目前农村土地补偿金不落实,政府拿2万块钱拿地,20万卖出去。重庆黄奇帆说,我们重庆挺好的,以地卖钱赚了6000多亿。网上说这6000多亿都是农民的血汗钱。这样的说法,估计以后不容许,在房产税退出来以后,估计要农民的补偿到位。我就介绍到这儿,下面有请黄小虎先生主讲,大家欢迎!

  黄小虎:我先说一下,因为通知我来开会,没有通知我来主讲,所以我没有做任何准备,只是说有一个城镇化和农村土地问题的会让我来参加一下,以为只是参与讨论讨论、座谈座谈,不知道是这样一个形式,所以说明一下,因为没有准备就不能讲得有条理。另外,我就这个题目谈一点我自己的理解。农村土地一个是农地,一个是建设用地。农地有它的特殊性,建设用地也有它的特殊性。农地的改革郭司长最权威,整个80年代的改革怎么走过来的,郭司长参与其中,并且对政策的制定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个人对农地问题过去也曾研究过,但最近一二十年侧重于建设用地,所以我今天不笼统的讲农地了,就具体讲农村的建设用地。要真正讲农地最权威的还是郭司长。因不知道论坛的具体要求,讲多少时间也不知道(主持人:你讲20分钟、30分钟,你看情况,没有压力)还是有压力,比较仓促。来听说这个题目是“城镇化与农村土地制度”,按照这个东西梳理了一些,到这里看了一下是“流转、确权与农地改革”,有点懵了,找不到北。所以我重点谈谈征地制度。

  我们国家征地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这些年社会各界都比较关注,希望能取得突破,但至少上一届政府十年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我们现在的讨论基本停留在十年前的讨论水平上,就是十年前提出的问题,上一届政府十年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关于征地制度改革,具体来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这一块。它的弊端大体上:一是征地范围过宽;二是补偿标准过低;三是安置途径过窄,把农民的地征后,对于失地农民安置途径过窄;四是征地程序不透明不够规范,公众参与程度很低。大体上是这四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这四方面的问题是表象,其核心问题跟另一个制度即政府经营土地制度连在一起,因为政府经营土地又加上种种的制度因素纠缠在一起,使得地方政府在地方的发展上过分依赖于征地,所谓土地财政,我们讲的土地财政就是征地卖地,建立在对增量的土地的依赖上。西方国家也是土地财政,但跟我们不一样,政府不经营土地,政府是对存量土地征税,通常的叫法是财产税,有的叫地产税,你有一栋房子,下面肯定有一块地,政府对房子和地,地上地下物征税,经过评估以后征收,这个税年年征,所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而我们的办法是什么?靠政府征地,政府卖地,一次性的收入,收入花完以后怎么办?上一任领导把地以70年把使用权卖出去,新上来的领导要做事没钱怎么办?继续征地卖地。所以我们的征地制度是政府经营土地。政府经营土地制度也不是谁说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以及各种因素碰撞以后形成的,80年代推行市场经济的改革到90年代初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土地作为一个生产因素也应该通过市场来配置。所以80年代成立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就开始在全国推城市土地的有偿使用,因为城市土地国家所有,这是宪法规定的。

  但在推的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即管地的又卖地。这也有历史形成过程,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因为在当时,我记得在9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土地管理部门又管地、又卖地不合适。我曾把这个意见跟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局长讲过这可能是有问题的。他跟我说你的意见对,有道理,但现在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在推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甚至中央的一些政府部门不愿意接受。比如北京市,北京市一直到2000年左右还没有实行有偿土地,原来是什么办法?张百发管城建的,张百发管地,把地划拨给城建公司,城建公司这儿修一条路,那儿盖一座桥,这儿建一个广场,那儿盖一个宾馆,这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觉得很顺,叫“实物地租”,虽然没有有偿使用,其实你给交地租,他认为你搞有偿使用,就是脱裤子放屁白费一道手续,北京市就不执行。不光是北京市,全国很多地方,当时的建设部也不接受,土地建设部长期管,推行有偿使用不可能,所以在推的过程中很困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再找一个部门来经营,只能是谁来推谁来管谁来经营,是这么形成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9-11 10:49:51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局面什么时候才彻底改变?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了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管土地由副部级变为正部级,权威由此不一样。过去之所以推不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北京是正部级,比正部级还高,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土地管理局副部单位推一个东西就得执行?这是无法摆在桌面上的话,但在官场上属于潜规则。国土部成立后就不一样了,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再是这次改革,类似张百发这样的干部通通下去了,新上来的干部没有那种牛逼劲儿了(现场笑),不敢跟国土部叫板了。所以1998年以后才在全国确立真正的土地有偿制度。这时国土部门管理部门既管地又卖地的地弊端就出来了,再加上90年代实行分税制,财政分税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90年代末中央提出城镇化战略,城镇化战略真正实施在1998年以后,1998年新上的干部大干快上要实现城镇化,但因分税制地方财政很紧张,突然发现土地制度可以做文章。之前国家土地管理局的领导们到底下做工作:土地有偿使用对你们有好处,你看深圳一卖地就卖多少钱。以此做工作推这个工作,结果1998年一下就推开了。但从那时开始政府经营土地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历史过程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要改为什么那么难?难在哪儿?你说我们的干部都是坏干部,恐怕也不能这么说,主要是在各方面作用下形成一个发展模式、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后有它的惯性,分税制搞得地方财政很紧张,但事权并没有减少,既要干这个又要干那个,最后从土地上找到出路  征地卖地,这笔钱还不是财政拨款,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格局一旦形成后,要改它,等于是要动他的命根子,所以阻力很大,各方面都有阻力。用地部门,比如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都是大用地户,对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很有意见。地方要动改革征地制度,一改,提高补偿标准,政府的钱就少了;要容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等于政府不能征地了,无地可卖了,牵动就大了,在其它方面改革没有动的情况下,这条确实很难。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局,政府经营土地与征地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和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这些年城镇化飞速发展主要是靠各级政府直接推动,不是政府引导、社会参与,而是政府直接用政府的资金投入推动。整个干部考核体制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你要一动这个,牵动面就很大。局面形成不是一天两天,但一旦形成就有惯性,改起来比较困难。
  现在的问题是不改行不行?再这么继续拖下去行不行?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我认为不改不行,必须改,为什么?因为这十几年城市化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征地征农民的地,补偿很低,又没有合适的安置,于是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我们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有很大的再利用潜力,结果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城市这一块何院长也讲了,如果允许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房价肯定下来。但现在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不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商品房,客观上使开发商形成了自然垄断,价格就他说了算。开发商做的事,集体都可以做,开发商请人搞设计,请人来施工,请人来管理,就是一个中介服务,这个事集体就不能干吗?我觉得集体建设用地不用开发商介入,完全可以自己做这些事,如此可以大大增加住宅供应。由于集体在城乡结合部,地价不可能上得很高,所以房价也就不可能很高。房子问题以及其它问题在这里就不讲了,主要讲土地问题,跟土地制度有关系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改可能牵扯到很多的利益链条,不改这些利益链条可能保住了,但我们还能继续这样下去吗?我个人研究的结论是继续不下去。最近陶然也有很多研究,待会儿他可以讲讲。
  现在的征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弊端大体上有几方面:第一,损害农民的利益,妨碍农民土地财产权通过市场来实现,阻碍了农民自主的参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现在农民等着你被城市化,你把我城市化,自己想用土地发展二三产业,政策法律不允许,等于限制农民自主的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于是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产生社会矛盾。现在的暴力冲突很多围绕着土地问题,60%以上的上访是土地问题,所以它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第二,城市居民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从社会发展来看透支未来。土地财政靠卖地,拿着将来的钱搞今天的建设,土地财政如此,土地金融更是如此。土地财政的风险好歹是全社会来承担的,土地金融风险就集中在政府身上,拿地抵押融资,然后搞建设。现在很多干部已经形成这种思维:我要搞什么项目没钱就征地卖地,然后拿地去抵押,这个钱谁还不是我的事。如此发展下去非常危险,我们前几年十几万亿的地方债,绝大部分都是土地金融。干部队伍带来的种种问题,既管地又卖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市场秩序怎么可能公平?不可能公平。为什么社会矛盾那么尖锐,那么多的暴力执法、强拆?原因就为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运用管理手段谋取经营的利益,这就导致社会冲突,导致整个市场秩序混乱。
  还有,政府层级之间出现问题,中央一级、省一级手里没有土地,主要着眼于管理。但到了市一级,不管多大的市,北京市还是任何一个小县市,手里都有土地,都要经营。当经营和管理发生冲突时,可以断定一定是管理服从经营。所以中国的宏观调控基本上是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跟西方的调控不一样。西方的宏观调控是政府政策调控市场主体,我们的调控是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违法的主体都是地方政府。
  另外,时间久了,政府的行为会发生扭曲。这些年城市发展确实很快,但问题也很多,特别是这一轮所谓的城市化过程。说开发区热,我觉得还好,因为开发区重点发展实体经济。但这一轮城市的发展,现在还不好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但起码我看到的问题是大量的楼堂馆所,最突出的是政府办公楼,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到任何地方去看,不管是发达地区、落后地区,这个地方最漂亮的、最中心的、最豪华的建筑肯定是政府办公楼。我曾去过一个8万人的县,县城只有2万人,政府办公楼门前有一个大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县局办公楼七、八千平米,局长办公室比部长办公室还要大,局办公楼旁边还建了一个网球馆(红土,从法国进口),据我了解北京市只有一个这样的球场,而县就建了这样一个网球馆。我问他们“对社会开放吗?”“不开放。”“多少人打球?”“五、六个人吧。”这样的风气搞下去,干部队伍就要出大问题,等于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纪检、监察、投资、机关管理、国土对这种事哪一个部门事都不管,为什么?因为用的钱不是上级拨款,从哪儿来的钱?土地而来。如果这个问题不改,干部队伍的性质就要起变化,一开始时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的发展需要建一个什么项目,大家缺点钱,想办法征一点地,卖一点地。现在情况变了,干部上台口气不一样了,脑子里想什么就干什么,不管是否科学,只要想干,这样把我们整个干部队伍败坏掉了。
  第三,保护耕地、保护资源是扯淡。靠增量土地搞建设,就得不断征地卖地,于是要走外延扩张的路。保护耕地就是要控制他不占用好地,但能控制住吗?在利益驱动之下,我认为“保护耕地”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所谓生命线、红线没有用,保不住。为什么保不住?根子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的耕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有一个内在的扩张动力,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些年为了保护耕地花了大量的钱来做,我认为这些钱都是白花的,没有用,最后没有办法就做一点数字游戏。这说得可能有点极端,但我个人确实这么看这件事。所以损害群众利益、透支未来、耕地保护、节约集约都是空话,为什么?因为这是机制造成的。这些问题再继续下去,政权的合法性就要受到挑战,代表谁的利益?如果农民的利益都不能保护,还说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吗?农民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农民的利益都不能代表,这个政权代表谁?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制度必须要改。
  现在改这个制度的时机、基本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一是经过30年的发展,政府财力相对雄厚,支出的潜力也相当大,仔细看看政府花的很多钱是冤枉钱,完全可以不花,完全可以拿来解决用于农民的问题。
  二是经过30年的外延扩张的发展,现在全国所有城市,无论大小,一律走的是一条路,即外延扩张。北京现在要建7环了,按现在的模式,将来还得要建8环。可事实上,我们这个土地利用极其粗放,单位的产出、容积率、建地率都很粗放,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地方可以这么说:即使不再征地了,我们现有的土地完全可以容纳未来的发展。这个话可能说得有点绝对,但我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大体判断。一个是城市土地粗放利用,一个是农村土地。中国的城市化是农民不能在城市里落地的城市化。城市的这块地用着,农村那块地也占着,所以出现城乡建设用地双扩张的局面,这很不正常,本身就反映了城市化里有很大的水分。而如果要解决得好,城市化可以节约土地,因为城市的土地集约度比较高,农村土地相对粗放,人转到城市,农村土地可以节约出来复垦为耕地。所以真正的城市化最终结果应该节约土地,而现在的中国没有做到,没有做到的本身说明有潜力。
  三是这些年由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土地管理部门、社会各界、政府做了很多改革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只不过这些经验没有得到制度的认可,没有上身到法律层面,但各级各界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例子很多,时间关系就不举例说明了。党中央这些年来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已经提得越来越明确,要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了,中央精神有了,但这些年没有得到认真贯彻,由于有中央的精神,所以各个地方就搞了很多试验,很多地方搞了很多试点和试验,依据的都是中央精神,经验的积累相当可以。包括相关的改革,比如干部制度、考核制度、财务制度、财政体制的改革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现在需要做的是从某一点突破,牵一发而动全身,推动整个改革。如果现在都不动,大家都在那儿等,所以我个人认为土地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转变整个发展方式的一个突破口。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3-9-11 11:01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3-9-11 10:51: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主持人:你去过(现场笑),还有网球场,真想不到,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感谢黄小虎理事长。下面有请郭司长点评,大家欢迎!

  郭书田:点评很难说得上,我想刚才小虎讲的几个问题牵涉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能要有重大调整,现在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既管理土地又经营土地,而且是垄断性的征收征用的土地。讲得很深入,我赞成。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土地流失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依地生财,土地财政的问题也解决不了。1995年耕地面积19.5亿亩,经过十几年的城市化,剩下18.3亿亩,净减了1.2亿亩,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耕地的减少还会继续下去。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18亿亩耕地红线保不住,可能在数字上造假,不真实,土地的流失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土地财政,财税体制也需要相应的加以改革。2009年土地出让金是1.4万亿,2010年变成2.9万亿,一年翻一番,很可怕。2011年3.3万亿,2012年3.6万亿。土地的流失形成的土地征收或者销售的差价收益属地方政府,给农民补偿不是补偿多少就到农民那里,而是经过几个层次的分解。土地经营收入,70%是开发商的,30%是给地方农民,30%里农民真正得到补偿不超过10%,所以农民利益的损失最大。我补充这么一点。

  下面花部分时间就农地范围做一点个人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讲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农民问题。3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一次谈话里就谈到“谁赢得农民谁就能够取得胜利”,历史实践证明确实如此。那怎么才能够赢得农民?谁能解决的土地问题谁就可以赢得农民。所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现在可以讲农民问题是我们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不仅是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根本在什么地方?根本在土地。土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核心是土地的产权问题,土地究竟是谁的?谁说了算。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讨论来讨论去,从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政法大学是研究法律的,我建议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从宪法到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是一样的表述。除了国有土地之外,农村土地是乡农民集体所有,也可以理解成农民共同所有。虽然经营和管理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这个法律需要很好地反复研究。我参与了这个过程,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大包干以后,有的村子没有合作组织,所以写了“或”。实际这么写后,主体变成村民委员会。而村民委员会相当于人民公社大队,按照原来《人民公社》60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相当于村民小组。但这有很大问题,写村民自治组织可以,包括两个城市,包括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现在运作土地管理过程中,相当于人民公社大队,静悄悄的把我们所有制拔高了,比60条时扩大了,这都是历史经验教训。修改法律时要考虑。

  从这里面可以研究一个问题:产权的主体是农民,不是集体经济组织,不是村委会,更不是基层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只能作为经营的管理主体,而不是产权主体。所以要把产权主体和经营管理主体区别开,把产权主体还给农民(掌声),不解决这个问题,土地流失问题始终解决不了。谁能当家作主?农民的土地是农民当家作主,不是村委会的主任、党支部书记、合作社主任当家作主。所以我梳理了一、二、三、四、五、六:

  一是要解决明确土地产权的主体是农民。产权的主体不是经营的主体,不是管理的主体,而是归农民,这是我们研究农地制度改革最基本的原则和前提,离开这个原则和前提必然会走偏方向。这条不解决,其它无法解决。

  二是农民应该有双重的身份,两个身份:一个是劳动者,这个大家没有异议;一个是应该认可他是有产者。土地是有产者的基本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只讲劳动者,人民公社时就是劳动者,自留地还要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农产品的交易也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那时叫“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所以应该恢复农民的有产者,恢复他有产者的地位。这个有产者不是资本家、地主有产者那个意思,劳动者的有产者问题要解决好。

  三是农地改革制度有“三化”:资源的资产化,资产的资本化,资本的股权化。这是地方经验的总结,主要是苏南、苏州一带创造出来的。土地是资源、是资产,把它资本化、股权化。通过“三化”,提高“三率”:土地产出率、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创造制度的前提。

  四是农业现代化的“四化”。现在农业现代化跟过去农业现代化的概念不一样,50年代龙也现代化是“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现在是“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四化)。“十二五”规划特别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什么这么讲?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不但没有出现农业现代化,而且出现新的“三化”:农业兼业化、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农村空心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对于这样的现象不能麻木不仁,要看到问题的尖锐性。这样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怎么回答?不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这样的情况要高度警惕。所以要解决好工业化、城镇化,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按照“四化”的要求来安排。

  五是新兴的经营主体,五个。十一届三中全会讲的是“三个”: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又加了两个:龙头村企业、股份合作。五个新兴的经营主体。这五个分别在各地都出现比较好的典型,可拿出来作为示范。我认为这五个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融合的,其中能贯穿到五个当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最后一个:股份合作。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农业现代化时,经营主体这5个主体,把“股份合作”摆在第一,我为这个事情专门写了一个意见给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值得关注。现在苏州、无锡等地的股份合作有土地的股份合作和社区股份合作,把合作制的优势和股份制的优势两个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值得我们关注。

  六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还权给农民,使农民获得“六权”:知情话语权、决策参与权、资产组织权、收益分配权、民主监督权、关于人员的选择权。这六权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农地制度改革使农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实现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

  我梳理了六点:第一,产权的主体归农民。第二,农民是新劳动者、有产者。第三,“三化”:资源的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权化。第四,农业的“四化”。现在讲经营主体有“四化”: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组织化,这是**提出来的。第五,五个主体互相渗透。第六,农民的六项权利。这6项决定落到农民身上,经济的发展也好,社会的稳定也好,包括党的执政地位也好,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务院常务会议完后,我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信,在这里简要地读一下,供大家参考:

 
 楼主| 发表于 2013-9-11 10:51:47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到4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开展现代化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很高兴,特别是在创新经营体制中,把股份合作社列为首位十分重要。我关注农民这项创造20多年,深感把股份制和合作制的两项优势融为一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对传统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重大改革,是共有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利益之间结合的有效形式,是使农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制度保证。苏州市通过知心股份合作制,农民股权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38%(全国只有3%,比全国多十倍),土地流转50%以上,全国土地流转10%多一点。昆山是天下第一县,2400多亿的GDP,600多亿财政收入,其城乡收入的差别大大缩小到1.7:1,这比较好,全国最好时期1984年1.7:1,以后逐步扩大。最近三年,虽然农村的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城市,但绝对差仍然很大,这三年3.3:1,3.2:1,3.1:1还是很高。为此建议在深入总结各地实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使其健康发展。从1991年开始连续跟踪这个问题,到今年3月,做出研究。我讲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按希望政法大学、媒体关注这些新鲜事物,关注农民重大的创造,农民自己解决当家作主的问题,或者能够通过财产权的获得增加财产性的收入,最后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谢谢!

  主持人:感谢郭老!实际一切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所有权问题。所有权问题解决清楚了,一切问题都明白了。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合法性问题。集体所有制搞了几十年搞回去了,革命了,革几十年命,正当性有问题了。

  郭书田: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提出要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这很好。现在我们眼睛要向下,有效实现形式在基层里已经有所成就,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为什么不重视?90年代我曾看到这个新鲜事物,农业部发了一个条例性东西,然后给人大常委建议立法,人大常委也列入立法计划里,六四以后认识上有一些不同,搁浅,现在还是搁浅状态,希望就这个问题尽快立法。

  主持人:再次郭司长!下面有请郑司长给我们做点评,大家欢迎!

  郑振源:土地制度改革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时间关系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即建设城乡里面的土地市场问题。十七大提出要完善基本经济体制,健全宪政市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互相促进的新格局,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对土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十七大已经很明确的提出了。但在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建设中没有进展,原因在哪里?我想:

  第一,《土地管理法》与《物权法》虽然规定了两种土地形式的公有制,但两种公有制产权不平等,建国以来土地产权制度有过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土改,把地主所有制改掉了,改成农民小土地私有制。第二次1953 1962年,把农民小土地私有制改成集体所有制。1956 1982年把城市土地改成国有土地。第三次从改革开放开始,这次改革的特点把所有权跟使用权分离,所有权还是公有的,使用权分离出来,可以给私有。在集体土地上,设定了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土地给农户个体私有。在国有土地上,设定建设使用权,把国有土地给各种阶级层使用,这一下子就解决了土地所有被使用的矛盾,大大提高了土地生产率。集体土地上,包产到户一来还只是四年时间,1980 1984年一下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在国有土地上,建设使用权可以给各种经济上使用,2003 2012年,出让土地建设使用权收入了15.4万亿土地出让金,这笔钱刨掉征地补偿成本、历次开发成本后,地方政府净捞5万亿的土地出让金收益,这5万亿的出让金收益60%用于城市建设上,还有在教育基金和水利建设上。而且土地还可以抵押,抵押贷款。去年,2012年的统计,土地抵押贷款是6万亿,这一大低成本的资金大大促进了我们城市化建设。1978年到现在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50%,用20年时间走完英国50年走的路。改革成效非常大。但是建立在土地公有私用上,集体土地产权没有得到平等保护,表现在三个地方:

  一是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因此政府就可以出一个公文,划一条城市界线,所有城市土地国有化,集体土地全部国有化。82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那时城市只有240个,现在有666个城市,新增的400个城市,土地原来只是承包制的集体土地,一下子变成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受到政府的无偿剥夺,没有得到保护。

  二是现行的土地法取消了集体土地设定和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国有土地可以把它的建设使用权出让,可以赚钱。集体土地不行,规定了集体土地禁止出租出让用于非农建设,没有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出让使用权的权利。如此,集体农民不可能参与城市化建设,不能分享城镇化建设的好处、利益,这疏忽了集体土地的权益。

  三是农民可以拥有宅基地使用权,但只能使用,不能出让、出租你的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即便我在城里打工了,农村房子不住,不能出让,只能空着,造成大量的空心村。城市居民,地不能卖掉。农民进城没有资本,住不起城里的房,拖了人口城市化的后腿。有些城市居民需要到农村工作,农村教师或者搬到农村去的画家,或者到农村去养老也不能拿到地。

  因为这三个不平等,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城乡土地建设市场建设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土地市场。《土地管理法》跟《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了土地市场的规则,但这个市场是政府高度垄断的市场:市场交易规模受政府规定每年下达的指标所限制,每年只有2/3的国有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而且交易是在两个分割的土地市场上交易:二是公益用地市场上,公益用地市场上政府定价,协议出让。地方政府拿到指标以后,首先把指标给开发区,给招商引资引过来的项目用。为了争取项目、多取项目在我这个市县落地,将地价定得很低,低价出让。工业企业可以拿到廉价的土地,当然不会节约利用,因为地来得便宜,招商土地粗放利用。二是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刨掉公益用地的市场指标后,剩下的指标用在房地产市场上。所以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限量供应招拍挂交易的市场,与公益市场完全是两个形式。一方面剩下来的建设用地指标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有意识的半饥饿供应,如此可抬高地价、出让金,弥补公益用地上的钱,于是造成地价高,房价高,水涨船高,高到大家买不起房子的地步。

  我有一个统计数字,2003-2012年,国土资源部有统计数的8年内,工矿用地全国平均出让的单价,一亩地是9万7,工业量有101万顷土地,占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43%。每年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指标43%在工业用地上,因为地价便宜。住宅用地的单价是56万,是工业用地的6倍,占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17.2%。在住宅用地中,普通商品房用地价格更高,每亩62万,供应量更少,只有17.8%。这样的土地市场,因为政府过度干预,贱卖工业用地,贵卖住宅用地,资源误配,工业用地土地分配的土地资源过多,住房用地资源少,造成房价高涨的根本性原因。

  为了落实十七大市场化建设的要求,为了保证人口的城镇化,为了保证房地产价格能够降下来,这个制度必须改革。改革的办法:第一,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现在有些同志提出要提高土地国有化,土地私有化,这两条都走不通。土地全部国有化,农民不答应;私有化**不答应。好的出路就是土地公有私用,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出路。但要做到完善改革,需要做到平等保护集体土地产权:一是要删除《宪法》第10条:“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城市土地可以国有也可以集体所有,城市可以建设在国有土地上也可以建设在集体土地上,为什么不行?让集体土地能够城市建设。二是修改《土地管理法》43、63条,《物权法》135条,“赋予集体土地设定和处分使用权的权利,允许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接受城乡规划指导和土地用途分区的规则限制的前提下,自主平等的进入土地市场”。三是修改《土地管理法》62、63条和《物权法》153条,要赋予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人自主处分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所以产权制度要做这三个改革。

  第二,要制定集体土地入市的规则。《城市房地产土地管理法》要改,改成“房地产土地管理法”,把“城市”两个字去掉,使法扩大到适用于集体土地。还要去掉撤销限制集体土地优势的三道门槛:一是要合法批准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才能落实。合法批准的集体建设用地有多少?浙江做了一个调查,只占集体建设用地的2.6%,2.6%的集体建设用地允许落实等于不让落实,这道门槛应该去掉。二是城市建设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不能入市,征用以后才能搞圈内建设,圈外的可以,但圈外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用多少?没有多少。这样集体所有也不能入市。三是集体土地不能进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降不下来,人口城镇化实现不了,这应该去掉。只有允许集体土地全面落实,在规划指导下,才能够形成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第三,加强集体土地入市的规划管理和税收管理。集体土地入市不应该是自由市场,要加强入市的规划管理和税收管理,加强规划管理不能用现在的规划去管,现在是指标控制的规划,而到乡镇根本没有指标,也就不能促使。所以规划要改成公众参与式的规划。而什么是公众参与式的规划,今天没有什么时间谈,以后有机会再谈。加强税收管理,集体土地入市应该缴纳与国有土地同等的税收,以税收作为调控集体土地入市的主要手段,有契税、经营税。如果是城市的经营建设,应该交城市维护建设费。假如是占用耕地,应该交耕地占有税,通过税收管理集体土地入市。

  第四,改革财税制度,建立一个给地方事权相匹配的地税体系。

  要实现以上改革,建设城乡统一最大的阻力是集体土地入市,市场一建设,出让金少了。现在地方政府出让金到什么程度?除了城市建设、水利建设、教育基金以外,还有地方上欠的10万亿的地方债里,其中有25000亿用出让金还,没有出让金还,地方政府垮台,银行破产,这是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能够建设城乡土地,必须进行财税改革,使地方上有一个稳定收入的、跟事权相分配的地税体系,如此我们的土地制度才改得动。我就说这些,谢谢!

  
 楼主| 发表于 2013-9-11 10:52:21 | 显示全部楼层
主持人:感谢郑振源,85岁高龄头脑还这么清晰,证明政府官员头脑都是很清楚的,只要一退下来都讲真话。

  郑振源:政府官员在那个位置必须这样做,现在的制度规定他必须这样做。

  主持人:感谢!

  郑振源:周永康当部长时天天讲保护耕地,一到市场去他就要讲“开发区”。

  主持人:再次感谢郑老!下面有请陶然教授做点评,大家欢迎!

  陶然:我简单说几句,先做一个判断,现在不赶快动,一两年内,中国房地产泡沫随时崩盘,会有很大问题。现在看地方政府做的工作,基本上从沿海地区开始,90年代末,各个地方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跨后,地方政府开始招商引资。大家可以看出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以更低的价格将绝大部分工业用地出让出去,低价征地要先花钱,土地还要进行所谓的三通一平、七通一平、十通一平,这些基础设施要花钱。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让出去的价格,基本完全无法覆盖征地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地方政府做这个事情,怎么样把钱捞回来?一是企业给地方交一些增值税,30%多一点能到地方。这部分钱基本捞不回来他前面借的钱,主要是通过制造业的发展带动本地服务业的发展,否则很难有就业、有税收一系列的东西,就不会对服务业需求。而服务业给地方政府交的营业税和商业、住宅业用地出让金,这个循环一定要先借钱,把商业、服务业、住宅业拉动起来,最后通过商租出让金还这比贷款。而且增值税对地方政府来说是预算内,主要用来吃饭。包括给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的老师、医生吃饭,搞建设完全靠预算外。这个模式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给制造业优惠条件,包括企业廉价的劳动力,放松劳动管制和环境管制,给企业降低成本,但成本由全社会来承担,比如劳工没有保险,缺乏劳动的安全,环境随便污染,失地农民补偿比较低,以全社会为代价满足地方政府税收的需求,再配合中国人民币汇率压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强大。这个模式从2008 2012年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轮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外贸出口,出口导向型的外贸;二是房地产,地方政府通过垄断,限量供应商住用地,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用地是全国性买方市场,房地产用地是每个城市卖市场,一个土地不卖,通过饥饿疗法,北京市非常拥挤,但朝阳、海淀区大量的土地就是不卖,因为过快的卖,对产品最大化来说不划算,一定要使用饥饿疗法。这个模式在2008 2012年间带来非常大的增长,但也带来很大的问题环境和污染,与一定程度的房地产泡沫,高速增长,税收非常强盛。

  2009年因为国际经济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不当的财政信贷刺激政策,而且当时说得很清楚,很多报纸讲一定要避免日本房地产泡沫崩盘的困局,但我们做得比日本还要糟糕。日本房地产之所以形成泡沫化,是日元在80年代一直被压低,跟中国一样,为了促进出口,为什么促进出口?是因为我们开发区不断再建,于是借钱,而钱还不掉,中央政府也因为能从制造业的发展里拿到增值税75%,希望搞上去,所以中央和地方合力把人民币汇率升值,所以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2005年人民币汇率被迫不断升值,其实应该早升,否则外汇储备积累就不会到3万亿、到现在的情况,到美国随便做一个量化宽松,你挣了啥,污染,矛盾都留在国内,挣的钱归美国,你的钱被稀释掉。这里面有经济学逻辑,中央和地方在过程里能够获得财政收益最大化。1988年,日元在美国压迫下,不得不一年内升值100%,这是向正确方向的举动,因为贸易顺差非常大,对日本也是不利的,有利于出口,但不利于进口,包括日本的进口产品贵很多。日元升值100%以后,日本经济马上面临紧期,日本跟中国一样,正好在这一段时期政府财政和银行里的金融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政府慌不择路,害怕经济不稳定,大规模采取财政和信贷刺激政策。这时是改革最好的时候,应该推动国内垄断部门的改革,让经济里的流动性进到这些部门里。因为这时出口一旦被压制后,产能明显过剩,再释放出大量的货币,财政的信贷刺激一定会导致钱涌到房地产部门,形成严重的泡沫化。中国跟日本情况完全一样,当时政府说沉着分析、冷静应对,结果做出了超出日本的政策(现场笑)。中国房地产在各县城市严重泡沫化,2009 2010年时期跟日本一模一样,比日本更糟的是日元升值了100%,人民币升值了20%-30%,所以日本制造企业基本外迁到东南亚,中国2009年很多企业内迁,中西部大量建开发区,很多企业没有外迁,迁到内地地区。2009年以后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制造业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内地地区和沿海欠发达地区大规模建设工业开发区,表面上看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因为产能已经过剩,还建开发区,怎会有企业过来?最后证明也是这样的。

  但为何还要建?两个原因:一是房地产泡沫化。因为房地产泡沫化,一线城市限购限贷后,很多地产商和炒房者跑到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的房地产业确实有增长,除了二、三线,四、五线城市的房价在一两年内涨了100 200左右,给地方政府一个幻觉:房地产市场非常好,以后没问题,可以大规模搞建设,所以他们建新城区。二是反正是中央要大家刺激内需,钱都从国有银行里借,低息贷款,谁不借谁是傻瓜,借以后还不了,中央银行不可能看他倒闭,所以没关系。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财政幻觉和国有银行贷款造成的道德风险导致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翻了一倍,从5万亿到10万亿。但这些投资基本都是无效的。而且无效投资为两个,房地产上升后,很多二、三线城市盖大量的楼,大家觉得反正没有投资机会,就去买楼,刺激房地产商再盖,根本吸收不了,很多已经卖了,很多人买了,还有很多仍在建,这以后一定是大规模的浪费。房地产市场预期一旦改变,房子抛都抛不掉。

  现在的局面是地方政府不断通过投融资平台借钱,中央发现不行,赶快控制,地方政府跟投资公司合作,再去借钱,风险越来高度,利息越高,是一个逆向选择问题。还有很多房地产商因为资金链短缺也去高价借钱,搞房地产,大家想撑过这个时间,哪天房地产价再起来。但北京的房价过去十年涨了7-8倍,大部分城市涨了3 4倍,这一定会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爆炸式的崩还是不要糟糕崩的问题。中央发现这个问题,要求控制各融资平台,下一步地方政府反映,如果都借不来钱后,商住用地在限量供应,想把价格搞高一点,如果没有钱还债,就会加快。不过房地产商手上还有很多平台,只要某些事件一出现,开始抛的话,越来越多的城市就会开始。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不一样,股票市场会跌停、放血,房地产市场崩根本没有人敢接,会跌得非常惨。这是未来中国两三年要面临的情况。

  
 楼主| 发表于 2013-9-11 10:52:38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很难保证中国不发生社会动乱,有三类:一类是2亿农民工里1亿是80后,没有种过地,不会回家。二是几千万失地农民,这些农民跟政府闹,大部分有工作,没工作的肯定找政府,因为地被你拿走了。三类是大学毕业生,每年六、七百万,没有很好就业,有些人现在刚刚毕业没有找到工作,在啃老,但不可能永远啃下去,想找工作,如果发现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事情会非常麻烦。所以改革迫在眉睫,要改的话,都不见得能缓解。比如我们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黄老师、郑老师说到入市,二、三线城市,一入市房地产市场马上就崩溃了,在一线城市赶快做,把整个预期消掉,然后拉动入市,逐渐把增长拉回来一点,房子先盖起来的就盖出租房,不能是商品房,如果盖商品房,会给房地产市场形成很大的冲击,盖出租房,告诉大家十年以后可以买。先给2亿农民工解决出租房问题,十年以后可以买下来,让夫妻和子女可以团聚在城市里,孩子可以上公立学校,这本身可以拉动增长,因为有需求。盖房子是最简单的事情,去深圳看农民盖的小产房非常结实,房地产成为中国所有人的痛,说明是很糟糕的局面,改革一定要进行,如果不进行,这个局面会急转直下,全世界没有不破的房地产泡沫,未来经济肯定会非常困难,只不过差别是比较困难还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局面就很不好说了。

  这个改革就我个人判断,未来两三年很难实现,因为地方政府会坚决反对。改革的顺序也很重要,政府一般会做那些比较容易改的改,比如资本账户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是利率有所提高,利差缩小,这实际都是加速中国走向金融危机的措施。地方政府欠了很多债,低效率的投资很多,把金融系统放开,里面的钱并不会冲到有回报的部门,因为行业里所有的垄断,除垄断行业以外还有电信、石油、医疗行业,这些行业若不放开,单放开金融体制只会导致这些钱进一步冲到没有回报的部门,很多部门是借债还债,把利息搞高。因为原来利率很低,利率高后,地方政府债务、央企的债务,2009-2013年做成无效投资,债务马上会显性化,马上会变成银行的大量贷款。资本账户更危险,开始做一些,把钱转出去,提供方式。现在改革的顺序很重要,80年代在搞,现在还在搞这样的事,恰恰在做相反的事。如果按这个方法改,很快就会完了,这样的局面正在出现。一两年前我说这样的事没人相信我,现在很多人很悲观,但还没有看到政府大规模改的决心。还有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光改没有用,如果不把土地制度放开使房价慢慢降下来,改户籍制度根本改变不了。现在真不是说要慢慢来的问题,而是不改就可能危及到一些问题。我就讲这些,谢谢!

  主持人:陶然老师讲得特别紧迫,他讲的紧迫感一点不虚,我做一个印证。我从宜春回来,市里小区的房子只有1/5的住户,还在盖房,盖什么房?把农民四合院利用,盖房,逼农民往楼房里住。为了卖他的房产,把农民的房子拿掉,结果农民本身可以在四合院种点菜,住在楼房里没钱买菜了。好像北京比较坚挺,每个房子入住率比较高一点,但下面的城市很麻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最近股票大跌,是否跟你说的危机判断有关系,“春江水暖鸭先知”,出现危机了,国际资本先跑,所以这次跌不是正常的跌,习总书记刚访问美国股票就跌了,这是什么意思?(现场笑)三年前我在微博上写:坚决长期全面看空中国股市。陶然还说到如果中国出现房地产暴跌,中国社会一定范围的风波很难避免。我们这些人都怕剧烈的改变,所以陶老师说现在适当的释放农村土地市场。还谈到一点,政府被绑架银行被绑架,现在房价这么高,很多都是贷款贷还的,3万块钱贷了300万买房子,放跌到2万,不要了,也不还贷了,退你了。银行拿一套、两套房子可以处置,但若拿100万套房子怎么处置?银行还要成立一个物业公司自己管房子?如此麻烦就大了,于是整个恶性循环全来了,风险很大。还有一个问题,最近讨论宪政问题,大家以为是意识形态问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企业家看下面干什么,到现在还说搞不搞宪政,企业家没有信心,走人。我们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在微博上说说而已,资本家直接再见,拜拜,这与股市下跌、资本逃离有很大关系,钱到哪里去了?房价涨不上去,股价也涨不上去,钱去哪里?可能与钱往外流有很大关系。
 楼主| 发表于 2013-9-11 11:02:31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具体怎么改,我也有一些意见:第一,彻底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征地制度改革核心有两条:一是必须征用农民土地的,比如公益性、基础性项目确实需要征用的,要参照市场的地价给农民以补偿,使得被征地农民能够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去年以及国务院报人大常委会审批《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核心一条就是把原来按农业产值的倍数确定补偿标准改为公平补偿。但我没有看到文本,不好多说公平补偿,可听到当时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在人大常委会上接受质询时说,原来的补偿没有考虑到供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区位因素,我认为这个话就是市场原则,参照市场标准来补偿。这个问题在人大常委会上虽然没通过,但据说有代表质疑没有规定上限。这个说法本身说明他对市场经济不懂。市场经济地家不是你想要多高就要多高,从理论上是地租的资本化,实际来说是相邻地块的中间价,不是你想要多高就多高。市场地价其实有一个上限,也有一个下限。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认为是站在计划经济的角度来谈的。按市场价补偿很显然是要跟农民谈判,等于要赋予农民谈判地位,后面征地程序都要从这儿来考虑。

  二是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公益性的建设用地可以不进入,经营性的建设用地必须允许进入,进入市场就等于允许农民自主的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通过参与进程能够分享到城市文明。报的方案里,这条口没开,等于我征了你的地,可以给你补偿,可以享受了。没有被征土地的农民,那个地不能动,不能进入市场,所以还是等着你进入城市化。这样的改革单纯改征地不改不征的地,恐怕是不行的,一定要允许农民的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性项目不征,要允许他自发的进入市场,政府可以加强管理。

  宅基地,按一户一宅确权后,允许上市交易,对购买方的身份不要限制。但一户多宅,超出部分不予登记,等于不受法律保护。同样的,有人要买子,是买有证的还是买没证的?肯定买有证的。有证的遇到拆迁了,国家可以补偿;没证的,对不起。我不赞成现在的办法去查,查了拆,查不过来,就用法律保护来引导农民的行为,允许宅基地上市。对于建设用地要同时开征财产税。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开了财产税以后,把政府的财政建立在存量土地之上,农民符合标准的宅基地,农民的可以免征。但你卖出去了,城里人买了,有人买了第二处,对不起,就要交财产税。用这样的办法逐渐建立市场秩序。

  第二,把经营土地的职能从土地管理部门分解出去,现在土地管理部门既管地又卖地,要把它分解出去,怎么分解?这就不详细展开了。

  第三,实行统一的土地登记制度。现在明确了,但具体实施还有很多问题,今天上午有记者采访,我跟他讲,统一登记,如果规划体系不调查,调查不能够统一,统一登记很难实施。为什么?因为登记的信息掌握在各个部门,如果土地分类标准不一致,各部门的信息就没法统一,下一步要进一步去做。

  改革相关的财税体制,改革规划体制。现在的土地利用规划、政府制定规划,政府可以改规划,一点用都没有。我主张政府没有权力批准规划,批准规划的权力要交给人大,政府就是执行规划。现在为了批地找你批规划,一批规划马上提出改规划,这是实际工作当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但如果规划由人大来批准,人大一批准就等于成为法律,政府没有权力来改规划,可能对政府行为有很大约束。例外,规划体系也有很大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从长远来看要建立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限制发展地区、禁止发展地区里的土地也有发展权。在发展地区,你的土地可以允许发展,你想加大你的开发强度时,必须到禁止发展的地区农民那里购买土地发展权,才能加大你的开发力度。这是美国的做法,事实证明对耕地保护很有效。等于说,我光种地的人可以出售我的开发权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使得大家基本处在一个生活水平线上。同时,发展权一旦卖出了,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来保护用好你这个耕地,可以增加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美国是这个办法,事实证明很有效,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适时考虑。另外,对政府的土地融资行为要加以清理和制止,土地融资对政府严格来说是法治建设的一大败笔,法律里有出让土地可以抵押的规定,没有未经出让的土地也可以抵押的规定,政府征地后,地没有出让,按照《行政许可法》,等于政府没有允许你,你就不能做。可我们现在红红火火做了十几年,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应该加以清理、纠正。
 楼主| 发表于 2013-9-17 09:31: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土地流转不的
李非ABC 于 2013-9-7 10:15:58

   关于土地流转,本人在十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土地能够自由买卖将是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但十几年后,经过中国房地产炒作的事实,和看了有关学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才发现中国的土地不应该自由买卖,否则将陷入中国几千年王朝衰落的轮回,丧失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一点,一般人不用看别的,看中国如何疯狂炒作房地产就知道了。如果土地自由买卖,那土地将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人最理想的投机标的物,所有资本进入土地炒作,那所有其它工商业就陷入萧条,也就谈不上工业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将会丧失,土地炒作能提供一年翻倍的收益,那也就无人再关注土地本身的农业产出收益了,粮食危机将接踵而至,中国将陷入1959年到1961年那样的大饥荒中,甚至可能更惨,这一次将要饿死的就不是乡下人了,而是大城市中的大批城里人。关于这个问题,附本人在猫眼发过的文章《房地产与股票千年战争史》
   
房地产与股票千年战争史

    一部千年世界史就是一部房地产与股票千年战争史。

    中國搞千年房地产,结果是固守东亚大陆,王朝更迭,而不能走出去一步。

    欧洲各国搞封建,买卖土地者死,结果搞出个股票,对外扩张,工业社会产生。

    什么是差距,这就是差距。

    到现在,中国又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选择房地产,面临几千年保守循环,死!选择股票,对外扩张 ,对内竞争,生!

    从这个层面看,封建社会是伟大的。

    何为封建,封土建国也。

    中国自秦统一天下后,就消灭了封建,成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中央专制帝国,这就已经不是封建了。而春秋战国的封建时期,产生诸子百家学说,让中国人用了两千年。

    欧洲跨越中世纪后,才产生封建国家。由于封建,就禁止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来源只有一个,就是王室对贵族的分封。因此欧洲的剩余资本只能从经商外战中找出路,这才是诞生西方工业文明的关键。

    封建社会有两个伟大成果:一个是近代诞生的西方工业文明,一个是两千年前诞生的中国中央专制社会。

    封建社会何以产生如此伟大的成果,原因在于封建社会是多国自由竞争社会。这和现在企业间自由竞争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过国家间竞争更加不择手段,更加无所不用其极而已。

    扩大来看,当今地球村依然是个封建社会。

    往小了看,房地产会让中国经济进入几千年来的死循环。

    什么国家才依赖房地产,只有那些靠外国军队保护的殖民地国家才依赖房地产。如回归前的香港,如受美国保护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地方的剩余资本无出路,不能转化为国防军工行业,所以沉淀于房地产。

    再说最近的,不能搞土地自由流通买卖。

    原因是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广大农民的最公平温和的土地封建制度。正是这一土地封建制度大大促成了30多年来中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如果土地自由流通,全社会积累的资金就会全部投入到土地投机中。这是一种最无技术含量,最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负能量投机。中国会由此导向几千年封闭落后,最终崩溃的老路。
 楼主| 发表于 2013-9-17 09:35:16 | 显示全部楼层
要知道这个,还真需要学习。原先我也以为土地集中后,大地主也要耕种,失地农民会成为大地主的雇农,不致于走投无路。但后来看了有关学者的长文,引经据典指出,中国历朝历代末期,社会资本积聚到一定程度后,有钱人都大举投资炒作土地,而且是从良田开始炒作,按当时合同、官府文书等考证,一亩土地价格在高峰时可以翻三倍,当年转手数次。故古代有“千年田八百主”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良田撂荒现象出现。所以,失地农民想当雇农而不得,成为流民。全社会粮食产量在正常年头大幅减少,社会动乱发生,农民起义蜂起云涌。看现在房地产炒作现像,大量房主几十套、几百套,而且空置,两者加以印证,所以我相信这种说法。而且从现在中国人炒房地产的劲头,可知农田一旦陷入炒作,人们一定会更疯狂。按中国人几千年买田置地的传统观念,一定会认为这个财富更实在。天下长期太平,社会资本不断积累,但最终财富体现到原本就存在的土地上,土地并不增加,农业产出反而大幅降低,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不得进步到工业社会的根本原因。.

古代农业税是最主要的税收,也就是工商业无论状况好坏都不会对财政造成较大的影响。现代社会即使把全部农业产值都征了税也不够财政支出的零头,因为中国不是新西兰。如果真的发生炒作土地十分严重,使得工商业难以运行并且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极端状况政府不会不管的。
土地是绝对不可能搬走的财产,囤积居奇的风险比能搬走的财产大得多。
这主要涉及粮食安全问题。中国13亿人口,靠别国养活不了。粮食生产又特殊,一年最多3季产出,一旦出事,政府调整也需要时间,看现在的房地产,就知道调控时间了。在此期间,就是国内、国际粮价飞涨,大量饿死穷人的事情就出现了,社会就陷入动乱。.


黑龙江农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际上也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现有几百亩地的家庭农场都是经流转,长期租种其它家庭转包的土地,这一点,在本山小品种都反映出来了。北方大范围农机收割播种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就说明干这件事有收益,总得看不赔钱,不然当事者也不会干。个别赔钱的也肯定有。买地不种炒着玩,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当然没有,我另有专文说明原因。西方没有炒作土地的观念传统,否则,西方也不会走出去发展,做做生意,当当海盗,占领点殖民地,搞搞武装侵略,这才是西方的传统。中国不一样,中国几千年传统观念就是买田置业,这不会改变。一旦准许土地自由买卖,最热心的参与者一定会是那些当今的亿万富豪,他们会几万亩,几百万亩,甚至几千万亩的买卖,而且这种买卖一旦进行,土地会频繁易手,古代有土地一年易手三次以上的考古记录。在现代社会,有电子交易,土地可能创下一年易手数百次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人耕种一季作物时间内说不清田主是谁的田地吗?所以我说中国现有土地制度是一种公平的准封建制,正是这种土地准封建制才创造了和西方发展初期封建社会类似的,促进和逼迫工商业发展的环境,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基础。现有土地制度确实被不断蚕食,但蚕食可以争取时间,继续维持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基础环境。一旦中国高中端工业,金融业有了走出去的能力,中国有控制全球部分地区的能力,那时可以大规模海外耕种,届时土地自然可以向西方那样自由流转,对经济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了,但这个第一要时间,至少十年以上,第二要看中国发展,像现在这种长膘的发展肯定不行,要长肉,长爪牙,有打出去的能力。.


中国不能搞土地私有的根源,在于人口压力!中国一搞土地私有,马上就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被排挤出土地,变成流民,成为农民战争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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