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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中国城管变革三城记:城管正面形象渐行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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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21 08:34: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8年04月20日10:33 法制日报

  如今的淮安街头,早上有放心早餐,晚上有“好滋味”晚点,平时有便民服务车,这些统一包装、统一标识的摊点被市民称为淮安市的“马路风景”。


  在以往媒体的报道中,城管通常是以负面形象见诸报端。

  城管执法难、矛盾多、形象差的问题,屡屡在城管的“粗暴执法以及被管对象的暴力抗法事件中凸现。

  北京城管血案,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法理激辩;湖南天门事件之后,城管的存废更是受到了拷问。

  而近日,出现在百 度百科有关“城管”的新解更是让城管感到腹背受敌。

  城管   ①名词:“专门欺压……的黑社会组织”。②形容词:形容“残暴、血腥、恐怖”。③动词:等同于“打、砸、抢”……

  该词条的解释震撼了城管人,也引发了新一轮有关城管执法的大讨论:如何在中国进入矛盾凸显期的历史阶段,在城市化改造过程中,在“依法行政”实践中,又能融入和谐社会的理念,让更多的民众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城管真的如此不堪吗?带着种种疑问,4月10日起,记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

  在江苏淮安、山东聊城和山东德州等城市,记者发现,城管正在努力改变自身形象,并在当地的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淮安 “城管电台”把城市装进雷达网

  如今的淮安街头,早上有放心早餐,晚上有“好滋味”晚点,平时有便民服务车,这些统一包装、统一标识的摊点被市民称为淮安市的“马路风景”。

  文/图 法制网记者 朱雨晨

  提起如今的淮安,市民王艳(化名)像许许多多淮安人一样感触颇深:“淮安市的变化,城管功不可没。”

  在淮安人过去的印象中,淮安城管很“霸道”。身为法官的王艳,在处理了一起城管与小摊贩的案件之后感慨道:“虽然城管胜诉了,但我始终认为城管的素质很差!”

  但此后,淮安城管的一些变化,让市民发现,城管变了   在“百姓是天,为民管理”的理念下,淮安城管尝试了“亲民、长效、和谐”为核心价值的“九变”工作实践。淮安人最终改变了对城管的老看法。

  方法一变,局面大变:城管态度柔和了,市场秩序井然了,也极大方便了市民生活,取得了商贩、市民、政府都满意的一举三得效果。

  “来城管部门工作后,通过访谈和调研给我启迪的是:百姓给了权力,就当为民负责。城市管理先要解决为谁管理的问题。只有把百姓的利益牢牢放在首位,用弱势思维去管理城市,才能获得百姓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进而实现健康、稳定、有序的和谐共荣局面。”淮安市城管局副局长、城管执法支队长周耀清说。

  3.5亿掀起城市环境整治红盖头

  受总公司苏食集团委托,5年前,朱建喜到淮安与城管支队共创苏食放心早餐工程。

  “那时候这里又脏又乱又差。”朱建喜回忆,乍一到淮安,他差点拂袖而去,对这个城市几乎失去了信心。

  事实上,此时的淮安已掀起了整治城市环境的红盖头。这一年,王艳离开淮安去求学。

  “当时甚至想以后不回来了。”王艳说。但正是置身淮安之外,才让她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淮安的变化。

  走在昔日熟悉的街头,王艳一次次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泥泞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垃圾成山的地方已是绿草茵茵;临街乱搭乱建的“肿瘤”也奇迹般消失了……

  王艳不知道,这几年,政府把钱都花在了这些“看不见形象”的“小事”上。

  投入2亿元,改造2000多条背街后巷、200多个生活大院、城中村;投入5亿元,改造城市管网系统;在街头安置4000多个果壳箱、1000多座生活垃圾收集房……

  市民的“方便问题”曾是淮安市区的大难题。

  于是,淮安市政府筹集1.5亿元,建成522座公厕,改造100多座公厕。北京路小游园的100余平方米新公厕,甚至成了附近居民的骄傲。

  保洁员陈桂英说,“原来就两个小厕所,上厕所要排队。前年,市里花了20万元,建成新公厕,老人们直夸政府贴心!”

  此后,淮安还相继新建和续建了10多个景区公园,多个市民休闲广场和80多个城市小游园。

  通过努力,“淮安城市安静,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朱建喜由衷地说。
 楼主| 发表于 2008-4-21 08:35:08 | 显示全部楼层
方法一变 局面大变

  细心的淮安市民发现,往日淮安街头常常上演的“猫与老鼠”的游戏,现在再也看不到了。并非“老鼠”小摊小贩没有了,相反,他们堂而皇之地在街头摆起了柜台,而“猫”则和他们结成了朋友。

  “城市管理的热点,就是处理好城市‘面子’和百姓‘肚子’的关系。”如何变两难为双赢?周耀清说,堵不如疏,政府只要给摊贩出路,规划好摊位,管理好摊位,“肚皮”与“脸皮”自能两美。

  卖早点、卖水果、修车,淮安城管部门花了两年多时间,为各类摊贩规划好摊位。

  为了彻底改变城市摊点“乱、脏”的现象,淮安市城管执法支队在全省率先推出“放心早餐”工程,引进、扶持苏食集团在市区设立了250多个统一制式的“便民早餐车”。这些早餐车经营者都是下岗失业及“4050”人员。

  残疾人周万顺原在路边开作坊,每天蒸几笼包子卖。通过城管执法支队的便民帮扶工程,几年下来,“周三包子”不仅有了自己的店面,还有了11个销售网点,日营业额近万元,带动了几十个下岗工人再就业。

  50岁的王玉琴,丈夫在10年前因车祸丧生,丢下她孤儿寡母,居无定所,全靠她在路边称体重、卖水果为生。

  “我和城管打游击,他们来了,我就跑,东西被没收了好几十次。可我能怎么办,不卖叫我们娘俩怎么活?”城管执法支队了解情况之后,协调她所在的居委会搭建了临时棚子,帮她解决了住处。又给她免费发放了便民售货车。

  如今,在乐园街广场有了固定摊位的她,脸上露出了笑容,见人就夸:“城管好,城管是我的大恩人!”

  淮安市城管执法支队还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筹集资金300多万元,投入统一制式的新式三轮车,供下岗失业人员租用。统一制作了600多辆便民修理车、修鞋车,120多套统一制式的大排档亭棚,免费赠送给需要从业的人员。

  城市管理 长效为本

  “这种美好的局面能维持多久?”2005年学成归来的王艳,像许多淮安人一样担心眼前美好的城市丽景会突然变成泡影。

  他们的担心,高瞻远瞩的城市管理者早就注意到了。为此,他们创立了长效综合管理机制,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实施管理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将分散在市直部门的涉及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职能,统一切块到各区政府,实行属地管理,相关管理经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同步划转到位,有力地调动了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城市管理过程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莫过于拆除违法建设了。

  淮安几年来由于运用了“亲情”拆违,措施得当,拆除了80多万平方米的违法建设,没有发生一起集体上访、恶性事件和拆迁户无住房的事情。

  虽然如此,拆除终究治标不治本。

  周耀清在借鉴了省内外10多个城市整治违法建设的经验后,改变思路,创造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工作制度,重抓源头,标本兼治,将防治违法建设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建立了责任保证金、经济奖惩、奖励基金和行政责任追究等一套完善的防违工作制度,有效地控制违法建设的发生。

  管好一个100平方公里、90万人口的城市,“突击”只能保一时“脸皮”光鲜,必须靠制度,靠队伍,靠人民。

  城市环卫保洁,一岗两人,从早4点到晚10点,18小时滚动作业,覆盖全市610万平方米的各类街道。居民说,门外大街比自家院子还干净!环卫工丁训丽说:“垃圾没有休息,我们当然不休息!”

  “您好,您上午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淮安城管电台是全国第二家城管电台,每天播出19小时。

  它把每个市民变成城管的“耳朵”、“眼睛”,把城市装进“雷达网”,把政府效能推进公众视线。电台24小时接受投诉,责任部门一周内必须给予答复。20多个职能部门派出联络人,第一时间在电台发布新政新规。

  淮安变化背后离不开城管队伍的变化。

  当不少城市城管部门对“万人评机关”讳莫如深时,在淮安78个市直单位中,城管局的群众满意率却逐年提高,2006年升到第11位。97%的市民认为城管成效显著,市容市貌令人满意。
 楼主| 发表于 2008-4-21 08:35:40 | 显示全部楼层
聊城 “弱势执法”赢得好口碑

  法制网记者 朱雨晨

  “肖局长,恭喜啊,你们执法局获得了聊城市百姓口碑最佳单位。”当聊城市文明办把这个消息告诉肖居智时,肖局长以为别人拿他来寻开心,苦笑着说:“别开玩笑了!”

  从组建到得奖,不过短短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山东省聊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就从口碑最差变成了口碑最佳?反差如此之大,肖居智觉得绝对不可能。

  “颁奖的时候我都没去,不相信!”肖居智回忆,甚至当奖牌送到他办公室时,他还是不敢相信。

  组建执法局之前,原聊城市城管监察支队已有7年的历史。“过去,那是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当时的城管在百姓眼里形象很差,老百姓意见很大。”

  肖居智说,他走马上任伊始,市有关领导便对他说,新组建的行政执法局,首要的就是要解决过去光堵不疏的问题,采用堵疏结合的办法,打造一支为民执法、文明执法的铁军,着力破解社会的矛盾焦点难题,树立新的文明执法形象。

  市领导语重心长的一番话,深深印在了肖居智的心里。

  改变城管形象

  如何才能改变城管执法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这是摆在以肖居智为首的行政执法局面前的最大难题。

  在广泛调研,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行政执法局领导班子逐渐统一了思想:城市是市长的,也是百姓的;城市要脸面,百姓要吃饭;而执法局要做的就是为百姓服务好。

  之后,执法局一改过去简单的罚没扣做法,向服务型转变,把百姓满意作为评判工作的第一标准。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他们坚持了“三个结合”,即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疏导与治理相结合。对违法行为人他们做到,一告知,二教育,三处罚,首次违法免处罚,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现在的城管,感觉是在为我们服务,就像一家人一样。”在古楼北大街经营水果店的张老板说。

  以前张老板在路边摆摊,对执法局的工作并不理解,觉得靠力气挣点钱,不偷不抢就不犯法。经过执法局做工作,还有局长的一封信,“这不,他们帮我租了间房,现在我是合法经营户,再也不用东跑西躲了,应该感谢局长兄弟。”

  观念转变,方法也跟着转变。执法局将过去语气生硬、具有强制约束力且易引起群众反感的通告、告知,变成语句温和、动情感人的“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由行政命令转换为友情协商,缓和了气氛,化解了管理相对人的抵触情绪。

  聊城百货大楼地处繁华地段,周围有多家大型商场,竞争激烈。为了在促销中争得商机,聊城百货大楼频繁使用高音喇叭进行宣传,严重影响了周围群众的生产生活,扰乱了周围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执法局以公开信的形式致函该公司,在肯定他们为聊城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指出其促销方式严重违反了有关规定,执法局有责任进行查处。

  “他们总经理一看到信,就说执法局多负责啊,你们快点把那喇叭给我拿下来。”两年来,类似这种不用执法局下处罚通知书,就自行纠正违法行为的事情还有很多。

  贴心服务赢得最佳口碑

  城区三轮运营车的成功取缔,可以说是聊城执法局成功执法的一个缩影。

  “按照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由市执法局牵头对城区内非法运营三轮车、摩的进行集中整治和取缔工作。这向来是个大难题。该怎么做才能让老百姓理解,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打赢这一仗?”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和深思熟虑,一个成熟的实施方案在肖居智心中形成,即“换位思考,弱势执法,解开心结,逐本求源,政策保障”。

  在经过充分的听证会之后,以肖居智为主任的综合整治办公室开始行动。

  “我们进行了半个月的宣传,将宣传单、告知书发到了全城4000名三轮车主的手中。宣传明确规定,截至2006年7月1日,取缔城区所有的三轮运营车,劝告非法运营车自动退出运营。”

  宣传不到一个月,近3000辆非法运营车自觉退出了城区运营市场。同时,执法局严查不听劝阻继续从事非法运营的三轮车。经过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对于有运营牌照的三轮车车主,肖居智建议政府实行收回补偿。在此过程中,考虑到三轮车主的切身利益,执法局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放在了首位。

  在肖居智的努力协调下,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为部分车主办理了低保;解决了困难家庭子女的上学难题;为三轮车业主转行提供优惠政策……

  对于非法运营者,执法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耐心细致地工作,使许多问题得到了完满解决。

  70多岁的东阿县顾官屯乡张老汉,无儿无女,从事三轮车非法运营多年,车被扣后想不通。经过执法局与其所在的乡政府协调,安置他进了敬老院,过起了安定幸福的晚年。

  在整个治理和取缔三轮车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没有激发矛盾。许多三轮车车主甚至和执法局队员成了朋友。

  用贴心的服务,聊城行政执法局最终赢得“百姓口碑最佳单位”这块金字招牌。
 楼主| 发表于 2008-4-21 08:36:07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州 “大城管”格局初步建立

  法制网记者 朱雨晨

  在以前,一提起德州,人们自然就想到德州扒鸡。现如今,再提德州,当地人讨论更多的是德州城管执法局的四个“三位一体”的执法模式。

  城管难,城管执法更难。如何走出一条既科学有效又符合当前发展实际的路子,是困扰各地执法局的难题。但这个难题在山东省德州市城管执法局得以突破。

  自成立以来,德州市城管执法局初步建立起四个“三位一体”的先进管理模式,从职能界定、队伍建设、执法实践、协调机制四个方面着手,创新依法行政体制和工作机制,走出了一条契合当地实际的城管执法新路子。并得到了国家建设部和国内同行的一致认可,被誉为“德州模式”。国家建设部并建议在全国中小城市推广此模式。“这样的城管我们喜欢。”德州市民由衷地说。

  界定职能

  在我国很多城市,城管执法的职能配置都存在着行政处罚权与管理权分离的现象。

  德州城管执法局局长赵春雨指出,作为城市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如果不再承担行政处罚以外的其他行政管理职能,两者缺乏配合,就会造成以罚代管或工作扯皮的局面。因此,开展城市管理工作,界定职能是关键。

  2005年建局之初,德州市委、市政府便对城管执法职能界定、单位筹建、队伍组建给予了大力支持。由此,德州市城管执法局实现了管理、执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职能一步到位。

  德州执法局主要职责有三:一是管理维护任务,包括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市政设施等七大管理任务;二是执法处罚任务,行使市容环境卫生、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使规划、环保、公安等相关部门的部分行政处罚权;三是行政许可及其他执法权。

  赵春雨认为,管理、执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三位一体”的模式使管理和执法部门形成合力,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走上了良性轨道。

  建设“三官一员”队伍

  德州城管执法局以“三官一员”(形象像军官,执法像警官,办案像法官,服务像勤务员)的标准强化队伍。在队伍建设上,德州执法局最大的特点是成立了德州市公安局城管执法警察支队,由10名正式警察组成,同时配备了20名协警。

  德州市公安局城管执法警察支队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城管执法中心工作深入调研,在依法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针对各单位执法区域广、执法范围宽、易发生阻碍执法及暴力抗法等情况,实行了以24小时值勤和重点时段在景区开展治安巡逻为主的工作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职能,保障了城管执法工作顺利开展。2007年,城警支队共接警150余次,处警120余次,调解执法纠纷200余人次。

  赵春雨说:“实践证明,城管和警察协同执法,既可对违章者形成震慑,又可随时调处城管执法中的各种纠纷,积极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增进了市民对城管执法工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减少矛盾纠纷、构建和谐城管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样的城管我们喜欢”

  赵春雨说:“要避免执法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必须重视城市管理中的执法和监督,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行,保证依法行政,防止徇私枉法,以言代法的行为。”

  在市政府法制办的大力支持下,德州市城管执法局一次性出台了《德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暂行办法》、《德州市城市灯光亮化管理办法》、《德州市城市风景区和广场管理办法》、《德州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等12个规范性文件,并进行宣传,为依法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联合德州市德城区法院建立了申请强制执行等司法配合制度,专门对拒不服从城管行政处罚者实施强制执行,快速稳妥地解决了城管执法中的难题。

  三年来,德州市城管执法局共办理一般程序案件1300起,简易程序案件40602起,结案率96%,没有出现一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案件。

  构建“大城管”“大执法”格局

  从2005年成立以来,执法局先后通过“理顺年”、“规范年”、“提高年”的建设,实现了全局系统11个二级单位的内部协调配合。在外部,与人事、财政、审计、物价等部门建立了协调配合制度。

  该局还以构建“大城管”、“大执法”格局为主,市区一体,实行管理重心下移。目前,市、区、街、居“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体系初步建立。

  经过三年的实践检验,四个“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符合德州实际,推动了城管执法工作上台阶,德州市城市管理工作呈现出明显变化。一是管理执法效能有了新提高,逐步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二是城管执法队伍的形象有了明显变化;三是市区面貌有了一个新变化。很多市民都说,如今的德州城“天更蓝了,街更净了,水更清了,路更畅了,绿地更多了”。
 楼主| 发表于 2008-4-24 09:10:20 | 显示全部楼层
城管像一只“反政府宣传队”

      近两三年,我的母亲对政府越来越有亲切感,这种亲切感,不是别人引导或强加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这几年里,她多年来处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身份发生了改变,在年近六十岁的她办了社保医保,不再像以往那样,感觉自己漂起在没有着落,而且以往她所厌恶和仇恨的扒房拉牛式的收双金款的场面,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而消失了。在她看来,许多惠民的政策,虽然还没完全见效,但杆已立起了,方向也是正确的,那见影也是迟早的事。
  母亲乐观的情绪一直保持着,即使在肉价油价狂涨,股票指数狂跌,很多人已有各种想法和说法的时候,她也没有改变,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么大个国家,十三亿张嘴连在一起,比海还大,每天要吞掉多少东西啊?政府也不容易啊!
  就在我认为她老人家这辈子铁定不会再说政府一句不是,并会要求我们也不要乱说乱动的时候,她老人家却突然发飙了,而且说了一大堆平时我们在她面前提都不能提的话,这些话都涉及政府形象,显见是受了什么刺激。待她平静下来,细问原因,才知道她上街时,亲眼看到了城管“执法”场面。
  关于城管的各种传说,广播和电视以及口口相传得太多了,她老人家并非没有耳闻,但真正在几米之外亲眼看到一辆印着“执法”大字的飞车冲到惊恐的菜贩面前,杀出七八号孔武有力的壮士,勇猛地抓起小贩的秤,甩飞车上命根子般的菜,提着小贩的衣领高喊:“打不死你”之类的豪言壮语时,那直观真实的场面,纯粹就是一次街头活报。街上所有的眼睛,都看到了这样一副场景,而且,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在大街上上演。
  这种直观的表演,其效果是直接而恶劣的,对于像我母亲这种经过多年单一信息教育,已非常单纯的头脑来说,这就是一场恃强凌弱的霸王戏,而城管们车上的“执法”二字,代表的就是政府。至少,在此情此景之下,他们代表着政府,虽然这种“代表”从来没有名正言顺过,而且他们所执的“法”也一直存疑,他们中的某些人的素质,是否有资格代表“政府”,都需打个大问号。但在多数平日不直接与“政府”打交道,对“政府”没有直观感受的普通小老百姓来说,他们的举动,直接代表着“政府”,而某一个城管的好和坏,在某一群人眼中,就可能是政府的好和坏。
  试想,如果每一支城管小分队每天在街上上演几次与普通市民的世界观不符的“行为艺术”,会对政府的形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不敢说别人怎么样,但至少我发现,我那位对政府敬若神明的母亲,在看了那一出戏之后,心里发生了巨大的冲击感。这种冲击感怕影响和效力如何,没有人做出评估,而政府一点一滴努力做的许多工作,会因为一些老鼠屎一样的“执法”行为而大打折扣。
  记得有一位老革命家回忆自己年轻时决定弃学参军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看了宣传队在街上表演“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活报剧,于群情激愤中选择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道路。现在,这样的“宣传队”在街上不多见了,而这样刺激民众情绪的鼓动式情景剧也越来越少了,希望城管,不要来填补这样的空白,成为激发民众对政府不满的“宣传队”。

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ichuanzengying
发表于 2008-6-26 16:37:57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啊    太好了 找了很久了
发表于 2008-6-26 16:54:35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啊    太好了 找了很久了
发表于 2010-9-29 17:42:47 | 显示全部楼层
挺好 ,西部城市更应如此
 楼主| 发表于 2010-11-17 11:34:25 | 显示全部楼层
论政府的优劣评价体系

1、政府的优劣评价体系与社会公众的评价有差异,尤其是在对一些灾难、事故的原因分析处理和相关人员评价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这个问题日益突出,到底是政府的评价体系有问题,还是社会公众的评价盲目,值得深思。
2、政府的优劣评价体系对人来说往往注重典型意义、灾难和事故发生后的表现。而典型也是事先划好条条框框的、或被重点推举的人员,默默干实事的人很少成为“典型”的。注重灾难和事故发生后的表现,本是出于社会稳定的大局,但同时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  从灾难如何发生变成了如何救灾,这样或许可以免除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责任。
3、目前的政府优劣评价体系,不利于预防灾难和事故的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发展。事发后的抢险救援英雄人物应该大力表彰,但同时用了几年、十几年心血默默无闻地避免和降低灾难损失和事故发生的人们也应该受到褒奖,从社会推进的角度说,他们受到的奖励应该更大,比如512大地震刘汉小学的建造者、比如枣桑中学的校长等等。但由于焦点被转移,或其它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被忽略了。
4、对人如此,对一个地区也应如此。在同等灾难条件下,那个地区、单位、工厂、学校没有损失或损失小,就说明那个地方的领导、群众做得好。不发生问题或发生问题后损失少,应该成为优劣评价的基本原则。对2008年初的雪灾政府没有作出评价,对地震和旱灾能否评价一翻?否则,我们怎么能真正优胜劣汰?怎么能真正激励人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又怎么能避免下次灾难和事故的损失?
5、雪灾、地震、大旱、水灾等等往往归于天灾,矿难也归于地质因素,总之,每当出了灾难都突出正面,少有总结提高和今后预防,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但在我国还经常犯同样错误。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不说,抗灾抢险投入的资金、人力、财力物力巨大,十几年下来恐怕是天文数字。
6、矿难、油库大火、化工厂爆炸、高楼火灾均为人祸,要从中吸取教训,从而避免下次再发生,对灾难请不要再当救灾正面典型宣传了。
 楼主| 发表于 2012-8-6 12:26:4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
发表于:2012-03-09 17:12:47

 
 印度首都德里街边神情愉快的小贩。从车窗抢拍

  尼泊尔世界遗产景点的小摊贩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这里说的“城管”是狭义的,老百姓望文生义条件反射般想到的,是专门对付街边巷尾地摊或游动小贩(广州话“走鬼”)的那种“大盖帽”。

  广义的“城管”即“城市管理”,行政机构全名是“城市管理执法局”。我这两天读新闻,广州番禺市城管局负责人称会江村居民“5000人联名意见书只能算一张反对票”,被网民“拍砖”,始知垃圾焚烧厂选址这种事也归“城管”管,我还想当然以为这是市政规划或环保部门管的事呢。

  据《中国青年报》5月18日述评《谁给脱缰城管套上笼头》一文介绍:1997年为了节约执法成本,根据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综合执法部门”,集中执行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从那时起,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机构;例如北京,城管部门拥有14项职能,300多项执法权;但是,“城管”代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执法,却缺少具体的授权法条,也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广义的“城管”无疑是必需的。像《中国青年报》那篇文章提到的北京城管人员郭欣做的那些事,在马路上堵截漏污水的泔水车、到居民区里劝说居民把放在公共绿地上的大白菜搬回家、劝说服装厂修理快塌下来的广告牌、处罚在路上违法散发小广告的人,诸如此类,总是要人管的。管的人不叫“城管”,叫“巡警”或别人什么名称,还不是一样?

  狭义的专门对付流动摊贩的“城管”,并非1997年后才有。上世纪律80年代初,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工作时,区市政建设科(后来区直机构都升格叫局)就下设有城管队,主要任务就是在街头扫荡无证摆摊的,掀摊撵人、没收秤筐就是常用办法。

  “城管”发展到今天,与“强拆”并列为两大热点新闻源,隔三差五就有搅动舆论沸沸扬扬的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若以戏剧为喻,大体有三类。一是悲剧:沈阳下岗工人、街头摆摊卖烧烤的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队员案二审,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事双方的家庭都由此陷入困境。

  二是悲喜剧或正剧:如这些天被传为佳话的,成都街头,一个卖杨梅的老大爷,杆秤被城管折断,杨梅也撒了一地,一群 路见不平,挺身上前挡住执法车,坚持要城管协管员向老大爷道歉。谁说中国人冷漠呢?

  三是喜剧:城管与摊贩的猫与老鼠游戏,每天都在上演。通常城管人员奉行“穷寇勿追”的原则,吓跑就收手;“走鬼”互相关照“打游击”;路人也有帮他们通风报信的。这两天网上在热炒“法国小贩卖烧饼遇到城管照样跑(有图)”,说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几个法国留学生在学校门口推着三轮车摆了个小摊卖法式薄饼,在遇上城管后落荒而逃,围观的同学把此事写成帖子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这个法国薄饼摊一夜之间在网上爆红,很多网友都表示要去尝一尝“大战城管的法国烧饼。”

  所谓“人心向背”是不言而喻的。何以“人民城管为人民”,“人民”却不领情,这帮大学生还跟着起哄?

  由法国留学生小贩,想起我在几年前的巴黎所见。埃菲尔铁塔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那里既有端冲锋枪的反恐特警三人一组在巡逻,也有供人观赏的帅哥骏马骑警,同时也有摆地摊的小贩。塞纳河两岸更有小商品工艺品摊。在我们住的卫星镇上,更有学生早上卖花的地摊。没有见到“城管”模样的制服出现过,这种自发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呢?

  去年在印度首都德里,正是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前夕,我们乘坐的汽车遇红灯停下来,我看身边挑担的游动小贩神情极其轻松,一对老友一样的人相遇,聊得很开心,我赶紧把他们拍下来了。今年3月28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观“世遗”景点斯瓦扬布拉佛寺,见到一个挑鸟笼的男子在景区跟随我们,一位女记者给他钱他不要,原来他不是要钱而是卖鸟供人放生的。也不见景区的工作人员撵他。更有,也是“世遗”景点的加德满都王宫广场,收门票估计只收外国人的,我们坐人力车进去也没见守门人,而里面熙熙攘攘,简直就是一个集市,卖什么的摊点都有,除了卖古董的摆在一起,卖蔬菜水果米面的好像根本就没人管。但是,他们似乎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这样的场景,使我想到城市的“市”,本来就是集市,水陆码头给人们做交易谋生形成的。至于“城”,除了皇上住的紫禁城,也应该是有市坊的;集市固然没有“城管”,那么《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首都开封城里,有“城管”吗?

  好像也没有呀。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单位制、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过来,已经没有了社会自治,没有了对社会自治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们被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所说的“权力美学”浸染的太久,太过看重整齐划一和表面秩序,而将“看上去很美”看得高于底层人的生存权?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社会自治的思路(并不排斥政府作用,黑帮占“码头”收保护费之类就要靠政府强力取缔)被否定了,那就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法》,规范“城管”的执法行为吧。

  2011/05/25
 楼主| 发表于 2012-8-16 11:04:00 | 显示全部楼层
许斌:对城管“给政策”就是授予霸权
龚波,生前在深圳市做城管,但真正的“老板”却并非是深圳市城管局、深圳市政府。却原来,2007年起,该市就已经以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在全市配备使用城市协管员。龚波所在的公司便是采取“围标”的方式得到了特定街道的城管外包业务,然后大肆收取“保护费”。龚波本人在一次与摊主的冲突中被刺死,一度被渲染为英雄,还曾经被所在公司申请“革命烈士”称号。(8月7日《山东商报》)



在焦点事件发生后,关于“城管外包”政策的去留问题,参照深圳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的说法,也是“已经在基层调研并且出了方案正在上报,不能笼统说取消”,“根本没有说要取消,只是提到要加强管理”,就是很可能会继续“给政策”。(8月14日《新快报》)



所谓“给政策”,是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就是给予特定部门、群体、个人在特定范围内使用公权力的自由。且这种自由不仅逾越在公权力运行的伦理之外,往往还逾越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体系之外。前者譬如营建免费的主要道路体系本来是公共财政不容推卸的责任,特别在财政收入总额庞大、增速惊人、占GDP比例很高同时,竟然大搞“收费公路”,将道路建设市场化,向纳税人收“买路钱”,至于全世界的收费公路主要在中国,就是违背了公权力运行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本的伦理。后者譬如龚波这一种情况。



特别是后一种情况,根源所在,不仅在于财政收支不规范,至于收入规模庞大却相当部分被挥霍,甚至不仅在于牟利之心太切,至于要急吼吼地开辟新的收费渠道,更在于内部管理失控,至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而不得不采取编制约束,只承认编制内人员是正式工作人员,问题却是尽管编制庞大,吃饭的人多,却总是做事的人少,只好大量使用编制外人员,以应付日常工作需要。



众所周知,财政单位实行对编制外人员的“血汗用工”方式,却依然能够有吸引力,一个原因在于诱,就是承诺给进入编制的机会,另一个原因就是“给政策”。龚波属于后一种情况。即在账面上,深圳城管龚波的收入是2000来元,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流水线上的工人还可以依靠玩命加班来增加收入,而城管龚波,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几乎连加班的机会都没有,他总是要生活的,他有机会将手中的权力变现。龚波去做城管,他所在的公司“围标”争取这一业务,未必是初衷良善,未必不是看中了将权力变现的机会,但换一个角度说,“政府”在“给政策”之先,早应该预见了这种情况的必然发生。在相当程度上,“给政策”就意味着送霸权,是用心险恶的。



结果正是龚波如果暂时被认定为做了好事,譬如在他被渲染为英雄时,就荣誉不仅归于他个人,更归于特定部门、整个公权力,而一旦反过来,当恶性事件发生,则必定耻辱全归个人,对于特定部门、整个公权力不过是“临时工干的”。但在具体事件中,具体工作本来就外包给了临时工龚波、市场化企业,好与坏都只可能是他们干的,而特殊利益却绝不仅是、主要不是他们得到了,恶行中确实有无奈处。



如果权力是不受约束的,如果财政收支就是混乱、随意的,实际上,无论深圳市或者其他任何一座城市、一个地方,或者会改变“给政策”的具体方式,譬如不再全盘外包,而换作直接招聘大量协管员、临时工等,但本质不会变。即通过不断“给政策”扩张权力、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必要性支出,以满足混乱、随意地支出的需要,在延续内部管理失控、特殊利益泛滥同时,暂时避免系统风险。在此前提下,纵然全部使用编制内人员,其牟利之心的切,其牟利之行的恶,与大量使用编制外人员相比,未必会有什么区别。



反之,则不仅权力运行规范,不仅社会运行成本大幅降低,人民生活更加轻松、更加幸福,能够有尊严,更是如龚波这样的人,如果他有心向善,那么他堂堂正正地工作,就必定有相对体面的收入,会拥有平实生活的美丽。换一个时空,换一种可能,不知道具体如龚波究竟会怎样选择,但尽最大可能保证他诚实工作、幸福而有尊严生活的可能,在现代社会是制度的境界。我们之中许许多多人的人生道路上,天堂或者地狱本来只一线之隔。
 楼主| 发表于 2012-9-27 15:08:18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对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和紧迫感;

  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幸福百姓、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从宏观入手并坚持将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公安、城管的事情,它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政府怎样转型?转型怎样进行?这都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只有搞好社会管理创新,才能搞好政府转型,只有政府转型牢牢地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十多”敲警钟,

  改善社会管理刻不容缓

  社会管理,就是要对社会构成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推进和管理的行为过程。它包括了协调社会关系、关注社会民生、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保障、搞好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内容。

  就当前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超过英、法、德和日本,进入了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严重的腐败现象,而致社会上怪象百出,社会的稳定和谐受到了冲击,“安居乐业”受到了挑战。

  特别是“民仇官”、“贫仇富”、“弱忌强”和“官压民”、“富欺贫”、“强凌弱”等各种行为及心理,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和社会乱象百出。有群众议论说社会上有“二十多”:交通事故多、诈骗绑架多、偷盗抢劫多、拐卖妇女儿童多、工伤与职业病多、卖淫嫖娼多、赌博行为多、行贿腐败多、买官卖官多、制假售假多、食品安全问题多、住房困难多、残疾人群多、讨钱要饭多、留守儿童多、孤寡老人多、“四二一”家庭多、无业可就多、低收入人群多、群体事件多。

  这“二十多”既是以往社会管理有不当之处造成的,也是当下和今后的社会管理必须解决的。对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强烈的紧迫感  不认真搞好社会管理,“二十多”现象不得到遏制,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就无法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会落空。

  多“水治”,少“刀治”

  根据笔者调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部署后,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并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创新办法多治标不治本,并立足“把群众管起来”的老路子。例如,广东一所不到3000人的学校,发生校园血案之后,该学校增加了4个警员、8个保安,并增设98个探头,一年的运行开支增加60多万元。又如,在湖南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提出的口号是“社会管理社区化”,把政府应该管的事放到社区去,要给社区加钱、加人、加房、加设备,看架势似乎要形成新的一级政府……总结以上的管理创新,无外乎加强对群众的“管”,把每个人都“看”起来。这样做既不利于人的自由和发展,又耗钱、耗物,给社会增加负担,很值得商榷和讨论。

  如不立足于治本,任何治标的办法都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创新社会管理必须重视“水治”(善治),力争减少“刀制”(恶制),“刀制”手段过多,会造成矛盾的深化、积累,会使事物走向反面。解放初,中国共产党刚刚主政,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企图死灰复燃,多方组织力量对新政权进行颠覆、破坏,放火、投毒、暗杀的猖狂行为不断出现,对此,我们必须用严格的管制措施把敌人的可能行为压下去,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容不得丝毫含糊。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群体事件,基本上不是阶级敌人操纵的;相反,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社会管理不当或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腐败行为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今天的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立足幸福百姓,化解社会矛盾”。一旦社会矛盾都在源头解决,治标的问题就会降到最低范围,“刀制”的使用也就会降到最低。
  
  我们现在的管理,往往是出一次问题,就管理从严一次  人力不够加人,资金不够加资金,设备不够加设备。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内保经费大量增加。这种情况下,社会群体事件只会有增无减,出现“越维稳越不稳,越管制问题越多,越严管矛盾越大”的恶性循环。一些地方政府派人常驻北京拦截上访,甚至在北京设立黑监狱对付上访人员就是这种循环的表现。这样做不仅不能化解社会矛盾,反而只能使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管理一定要克服“管制”的惯性,真正把幸福广大百姓、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当今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管群众”到“群众管”

  当今很多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和被激化,在笔者看来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均收入差距明显扩大造成的,穷人太多,生活没有出路的太多,被逼无奈不怕走向绝路的人太多,给社会埋下了隐患,这也是前面提到的“二十多”乱象的根本诱因;二是一些政府部门和管理人员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没能从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常常是为了升官发财,只求GDP增长,导致了一些项目决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了百姓利益;三是社会管理的不作为、乱作为,不体察民情造成的。从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出的两件事,能感到有关方面的不作为:一则报道是一位叫李文哲的同志,近些年收养150名流浪儿童,对他们进行耐心教育和帮助,后来这些孩子中有50多名考上了大学,有的还念了研究生  李文哲做的很多事本来该是收容站所等部门做的;另一则报道与银行有关  有的银行明知现在的磁条卡不安全,会给储户带来被盗风险(有人信用卡不离身,却被盗刷几十万元),却不予解决,解释的理由居然是改为安全的芯片卡要多花钱,银行不愿投入。这也是典型的不作为。

  要想搞好社会管理创新,笔者认为在政府转变职能中,一定要从宏观入手认真解决好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一要做好均衡发展,推进“共同富裕”;二要真正做好反腐倡廉,重视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的利益;三要促进社会管理部门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外就是要使社会管理由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

  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正如毛泽东1945年给黄炎培谈话时所讲,我们的政权要避开60年的周期率,防止人亡政息,就必须用好群众路线的法宝,只有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路子才能搞好社会管理创新。

  江苏睢宁和河南安阳的殷墟区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安阳殷墟区李南沈书记认为,“群众不听我们的,是因为我们没听群众的。群众要上访,是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证”。他们提出了“放权于民、还权于民、恢复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的口号。例如,殷墟区开门搞党建,在基层组织内实施了“四个60%”,一是发展党员,群众赞成票低于60%不发展;二是评议党员,60%群众不满意就视为不合格党员;三是干部考核时,群众满意度低于60%的,为不合格干部;四是党支部换届时,群众信任票低于60%,不列入意向人选。殷墟区在抓经济、搞城管、处理信访和落实低保方面同样依靠群众参与,多听群众意见,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由此可见,社会管理创新,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管群众转变为群众管,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血脉和灵魂,是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更大成绩的根本保证。.来自: 凯迪社区
 楼主| 发表于 2012-10-8 11:02:24 | 显示全部楼层
献花执法:如此的“示爱”很“屌丝”
文/知风



商户将经营物品摆到店外,属于违规经营,城管上前纠正,临走时还送上一枝鲜花。这是武汉洪山区城管部门最新尝试的“献花执法”。(10月7日《武汉晨报》)



“献花”和“执法”合二为一,因其释义上的相背,就给人一种“掐死你的温柔”的感觉  因为,即使把城管执法视作合法的行政执法,将其职能宽泛到“执法具有主动性和单方意志性、执法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性”,也无法在执法这个“动作”里演绎出献花的“姿势”。然而,确实不能用某种“阴险”来解读洪山区城管部门的“献花执法”,因为,这是他们受到了“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启发。



事实也是如此。继“眼神执法”这种高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执法手段后,武汉城管还引进了赏心悦目的“ 执法团”。在这个基础上配以“献花执法”,可谓一脉相承、相得益彰。不得不承认的是,武汉在美化城管形象上,确实动足了脑筋,花足了心思。从追求文明执法的目标来看,似乎无可厚非。



为何一种既可以动口,必要时也可动手的执法,会演变出比“君子动口不动手”更“绅士”的“眼神执法”?为何执法还要模仿某些行业用 调节气氛?又为何主要是起到规制和惩戒作用的执法,要辅以“献花”这个敬重的礼仪?至少给笔者的感觉是,城管执法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在用一种极端,恶补自身的缺陷。结合城管给人们的既定形象,看到城管的“献花执法”,即使以最善意的眼光视之:如此的“示爱”很“屌丝”。



有媒体称“屌丝”是渴望获得社会的认可但又不知道怎么去生活的人。结合武汉城管在执法过程中的一系列尝试,不难看出其对改变自身形象的努力,这应该是基于渴望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但从“目光”、“ ”和“献花”的种种“尝试”中,又反映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改变和美化自己的形象。所以,洪山区城管部门的“献花执法”,看上去就像屌丝敢于大庭广众之下拦住 下跪献花一样,让人感到诧异。



用屌丝向 下跪献花示爱比喻城管的“献花执法”,是出于人们对城管的普遍评价的语境。不仅如此,从城管“献花执法”这种有悖于“执法精神”的“礼节”中,反映出城管对执法对象的心虚和歉意。如果城管执法是正当的,过程是合法的,那么,商户被纠正的行为就是违法的,何须献花致敬?对这种过分的热情,在正常的人情世故下,特别是在当前的城管和商户的对立情绪下,只能看做对商户所谓“违规经营”的判定是城管的单方面意志,或者是出于某种任务要求的不得已而为之。城管这个具有先天优势的“高富帅”,作出“屌丝”般的殷勤姿态,别说商户“过意不去”,就是看客也“随时受不了”。



很明显,武汉城管的“眼神执法”是想撇清暴力执法;“ 执法团”是想缓和既成的对立情绪;“献花执法”更想让商户感到“过意不去”。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城管这支执法队伍的不堪现状的被动极端作为。而用一个极端来弥补或掩盖另一个极端,终究不是回归正途的路径。不说别的,就当“ ”得知“屌丝”的鲜花也是用她的钱买的,这份鄙夷就可能变成厌恶了。



相关新闻链接:http://news.qq.com/a/20121007/000016.htm
 楼主| 发表于 2012-11-5 11:28:42 | 显示全部楼层
英国城管的反问令人震撼
    皮卡迪利广场是英国伦敦的一条著名商业街。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每天游客十多万人。人们看到那繁华商业区里有一些不伦不类的小帐篷,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过得有滋有味。他们不怕影响奥运会形象吗?有游客问广场市政管理人员乔治•安德鲁。安德鲁听了,反问道:怕影响形象,难道让我们将这些流浪人员赶走?他们不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吗?我们有什么权利将他们赶走?(据《中国老年》2012年21期文章《包容才显胸襟和气魄》)
    不知问话的游客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在中国城管人员治下,那自然不用反问  还不是一跺脚的事?城管撵得做小买卖谋生的人们抱头鼠窜的事国人天天见。人们还记得,为了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深圳当局清查出八万名“治安高危人员”,直接遣送出境。
    文章还提到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的一件事。伦敦奥运会沙滩排球场开始准备建在皮卡迪利广场,那就要拆掉那里的一些帐篷,会影响流浪人员的休息。后来反复论证,最终临时建到了首相官邸旁,赛后随即拆除。市长说:影响首相办公没关系,可要影响了那些流浪人员生活和休息,他们可要走上街头抗议,那我可要头疼了。
    流浪汉也能游行示威抗议,也有选票,官员就不敢把他们看成草芥,看成“屁”。英国城管竟然把流浪汉看做兄弟姐妹,够中国人震撼的。
    在笔者看来,这哪里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包容”“胸襟”的事,是平等的权利!不同的态度,源自不同种类国家官权、民权的差异,是人权的问题。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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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7 21:10: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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