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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顶层设计and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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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18:4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是一个以党建国的革命党。不同于孙中山对革命过程中的革命党德性败坏的担忧,中国**在革命过程中经受住了德性的考验。但是,中国**执政以后,掌握了分配全国资源的大权。这个时候,中国**不得不应对一个难题:在争夺全国政权的时候,指责掌握资源者未能公平分配资源,轮到自己掌握分配资源的国家权力的时候,却很难将资源公平地分配给社会公众。而且由于以党建国的理想主义遭遇了以党治国的现实主义的严峻挑战,党化国家体制的运作日益应付不了市场经济兴起之后的庞大利益分配问题。腐败的丛生、贫富的悬殊,不仅显现出执政党理想主义的失落,也体现了执政党现实主义倾向与整个社会追逐利益之间正面的冲突。于是,改革的一切问题,最后都聚焦在执政党的改革上面。经济体制改革做大了利益、社会体制的改革促成了公民自治、文化体制的改革促使公民精神觉醒,结果都会落到政治体制的分享权力上面。缺乏权力分享,前述成就都根基不牢。在转型陷阱呈现出来的时候,国家变革的问题,瞬间聚焦在权力分享、权力录用和权力公正问题上。超越转型陷阱的主动变革,不能再在经济体制的边缘问题上游走,也不能在社会体制上虚与委蛇地退让,更不能再在文化体制上以功能的多元应付。不在政治体制上分享国家权力,不开放权力录用机制,不体现国家权力的法治化、公正性运作精神,国家就会陷入争夺权力的全面危机:领导集团内部会出现争夺权力的明争暗斗,整个社会会在权钱勾连的机制中寻租弄权。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由此可以想见。

  超越转型陷阱的主动改革,就是围绕党化国家转轨展开的政治体制全面“更化”。所谓硬碰硬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就难在它针对的是执政党自身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而不是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方式方法选择。在主动改革的国家预案中,切割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是决定主动改革能否收到重建国家秩序效果的决定性问题。唯有如此,国家才能迈向向心运作的善政良治轨道。



  在主动改革中,党国关系分离是为头等大事。分离党国关系,就是要将政党放置到宪法之下活动。[4]国家由此成为超越任何个人与组织的公器。国家的权力规则仅仅由宪法提供,而不由政治组织供应。国家不被政党的政治意志捆绑,而受法治条规的约束。任何政党不能谋求控制国家的超强权势,不能处在任何其他个人与组织之上。政党都应该成为议会政党。

  其次,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必须处理好军文关系。军文关系的核心,是执政党组织与军事组织之间的制度性疏离。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军队是由政党组织起来的。因此,谁控制一支强大的军队,谁就能控制国家权力。但这样结构起来的国家权力机制,始终逃不出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武力主义陷阱。军事暴力机器是国家重器,不能掌握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组织手中。否则国家权力在根本上就不能立于公平的地位。切割政党与军队的关系,将军事暴力归属于国家管控,从而免除公民个人与组织机构对国家暴力的恐惧感,让恐惧感转换成为安全感,国家秩序自然就有保证。

  再次,理顺党政关系,建立政党派出行政精英执掌政府权力的机制。政党派出行政精英执掌政府权力有两种思路:一是政党派出行政精英掌握国家日常资源,行使政府权力之后,这些行政精英不再代表党派意志,而成为国家日常权力的行使者,对国家所有公民负责。二是政党派出行政精英之后,继续秉承政党意志,按照政党利益所向行使行政权力。行政人员只向政党负责。前者是现代国家的党政关系结构,后者是党化国家的党政关系机制。中国的主动改革,就是要从后一种机制,转变为前一种结构。这样,政府管理才能超越传统的统治模式,进入多元治理主体共治的公共管理新境界。国家权力的运作效率,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复次,需要将党企、党资、党群、党社等混为一谈的机制,逐一切割开来。企业组织本来是按照价格逻辑运转的经济组织,但在中国,企业组织内部外生出一个执政党的政党组织。这样就将企业组织的性质转变成经济与政治组织混生的复杂结构。经济组织的绩效自然明显下降。如果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政党组织的规模与职能都较大,直接构成追求经济效率的企业组织的威胁性机制,其间的磨合成本之高,远在人们的想象之外。因此,党企关系的分割,成为中国主动改革以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党资关系,即表面上体现的政资关系,也是必须切割的一对关系。当国家资本在政党组织的政治意志控制之下时,资本运作的效益之低,人所共见。资本逻辑历来被中国执政党的理念逻辑所敌视。当资本被政治组织控制或驾驭的时候,它无法按照资本的增值逻辑运行。释放资本的增值能量,就必须将资本从政党的监禁中解放出来。党群关系需要切割,是因为政党组织与社会团体组织性质不同。政党组织通吃社会组织之后,便将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高度政治化了。结果这些群团组织不是去组织对象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是放弃群团的特殊利益,去追逐执政党的政治意志。群团的社会功能因此丧失。在切割政党与群团组织的关系后,这些社会团体就能真正发挥组织社会的功能,促使社会构成稳定而强大国家的厚重底盘。党社关系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常常被当作政社关系来处理。在中国的党化国家结构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政府根本是一个影子性的机构,背后的操盘手是执政党。执政党对社会的关系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关系。不论是社会思潮、社会组织、还是日常生活,执政党都要一贯到底控制起来。因此中国社会丧失了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只有将中国社会从执政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社会才会从病入膏肓的病态中恢复健康状态,不致于陷入与其他社会存在要素相互为恶的竞争状态。
超越转型陷阱的主动改革,是一个系统谋划、理性推进、渐显效果的进程。它是一个纳入改革进程中的诸要素相互磨合,逐渐凸显出来的良性局面。这需要在其中活动的诸主体具有高度的理性行为精神、稳定的社会心理与互利互惠的行动取向。关键的问题,自然是控制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必须具有供给政治希望的能力。只要执政党提供给人们希望,国人看到国家朝向立宪民主的现代政治转型,国人的理性精神、稳定心理与互利互惠心态,就自然会生长出来。如果国人只看到执政党不容商榷地独占国家权力,社会就难以进入理性的轨道,只会流于利益的恶性争夺。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19:29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直面革命:国家如何应对崩盘局面

  维持现状的政治决断,主动变革的政治抉择,都可能导致革命。革命就是国家主权的转移,现行政治体系的颠覆,既定社会秩序的混乱,既有轨制的打乱重来。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当然都是畏惧革命的。但不等于说不掌权的其他社会阶层,就很欢迎革命。即使是社会底层民众,在革命中和革命后也可能不会受惠。因此,他们不见得天然就是革命的中坚力量。革命是一场社会的大变动,谁也无法预期自己在革命动荡后会有什么收获。革命确实会产生新生的政治统治集团,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整个国家。但这样的集团如果将革命精神火种撒播到整个社会,社会就会处在不断革命的氛围当中。一方面,国家秩序回复不到革命前的状态;另一方面,新生统治集团也可能无法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至于革命是不是可以实现革命煽动者、组织者的愿望,将卷入革命大潮之中的民众、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心怀的向上流动期盼加以兑现,那也不是革命本身能够保证的问题。革命之谓革命,就在于它的无法预估。

  在现代政治史上,革命一直是政治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关于革命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有两部书值得转型中国认真对待。一是俄国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二是法国人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列宁的书,对今天中国执政党当初组织革命有着正当化的作用,但却对转型中国潜蛰的革命具有催化的效果。托克维尔的书,对试图防止革命的掌权者是一剂清心良药,对处在革命危险中的转型中国选择激化革命还是化解革命的道路,具有极大的警醒作用。前者伸张摧毁既有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主张,认定革命是实现旧国家变成新国家的唯一手段,也是最后摧毁国家机器的决定性手段。后者的主张恰恰相反,认为革命并不解决旧社会、旧制度的弊端,仅仅是表达人们不满现实的政治期望的一种方式。两相比较,前者吟唱的是革命颂歌,后者低叹的是革命挽歌。但不能不看到的是,后者的影响力不如前者。在一个转型社会的艰难困苦时期,人们更指望通过一次性革命,解决社会政治难题。那种寄希望于渐进改良,让社会现状得到改善的主张,于是处在缓不济急的尴尬状态。

  列宁的号召力十分巨大。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因此,国家就成为革命的对象。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自行消亡,除非借助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它才会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对革命论说的价值不大。但他对革命发生条件及其目的的论说,对今天中国处理革命难题,具有明显的启发作用:首先,既然革命是消除阶级压迫的手段,那么,只要阶级、阶层甚至社会集团存在,革命就无法彻底消逝,革命就会卷土重来。问题只是看被压迫阶级对自己的处境是否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其次,只要国家存在,就证明阶级压迫还在发酵。除非真正建立起促使国家自行消亡的无产阶级国家,国家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于是,革命就会在不断的循环中袭击压制性的国家。再次,既然国家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本身的存在,就证明社会矛盾层出不穷,难于协调,革命的可能性便深深潜藏其中。国家统治者化解革命的能力,就受到内在限制。当代中国显然不仅存在国家,而且在不断能强化国家功能。这证明国家的压迫作用不仅没有降低,相反还在加强。国家与革命的循环性否定关系,就不能不成为搅扰人们秩序思维的核心性政治因素。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便是发动革命的人士致力动员的对象,也是革命得以掀动起来倚重的社会力量。

  托克维尔对革命的论述正好构成列宁论述的反面。托克维尔本人并不简单地反对革命。他指出,“大革命的业绩”,就是“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旧制度的崩溃并不是革命的成果。不是大革命,这一制度也会坍塌,只不过是逐渐的、缓慢的倒掉,而不会是瞬间发生的事情。大革命不过让旧制度在短时间迅即全面崩解而已。对于法国大革命研究而言,托克维尔提出的三个惊天之问,足以让拒斥革命的当权者和社会公众沉潜反思、慧心质问:大革命为什么在法国繁荣的时候发生?大革命为什么在行政改革的时候出现?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国家致力减轻民众负担之际?这对一切变迁社会、转型国家,都是时时叩击人们心灵深处的沉重之问。混乱的致富与只想维护秩序的政府,是法国在繁荣之时发生革命的重要推手。当既定的利益不足以感动人们的时候,新秩序就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目标,革命也就呼之欲出。托克维尔考察法国革命前的一段历史后强调,“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尤其是国家启动的改革仅仅与官员利益密切相关,而人民完全被排挤在权力分享的大门之外,任何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感召力都会荡然无存。加之行政权总是想将施政的不足诿过于人,因此政府的权威会逐渐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社会的同情普遍远离政府,绝对偏向社会底层民众,全社会的道德激情因此激活。社会同情成为点燃底层革命烈火的引子。政府为了灭火,不惜将个人利益作为首要敌人,并且以暴力偏好对待和处置权利诉求。规则被高高悬搁起来,人民受到反规则的革命教育。改革就这样输给革命。“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他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当权者进行一场具有教益的、化解革命的教育。与列宁不一样,他没有对革命的无条件颂扬。相反,他对革命怀抱敌意。革命并不能解决它所承诺解决的问题,甚至参与革命的大众,在革命后的日子之艰难困苦,还要甚于革命之前。但革命就像一个吸食鸦片的人,当其上瘾以后,再想戒掉烟瘾,就是万分困难的事情。革命一旦启动,革命的发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书籍已经提供了理论,人民负责实践”,革命没有什么绝对远离发展社会的规律可言,它逐渐蕴积,瞬间爆发。革命的机制不是给人明确信号之后才形成并发生的。

  中国借由改革开放,化解了1976年形成的某种革命危机。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残缺不全的、局部的社会政治改良--国家权力没有按照立宪民主制度重组,权力的分享极不均衡;社会公众的期待日复一日高涨,但满足的可能性却在下降。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利对峙的因素逐渐累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局面,早就为人所诟病。但二十余年,这样的局面不仅没有改观,相反愈来愈显得沉疴难医。加之国家权力主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希望尚未崭露,维持现状的政治心理日渐厚重,中国早就陷入了所谓“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危险处境。有论者指出,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在此之下,中国社会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面对这样的形势,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这里的言说,是在一种比较的关系结构中凸显出来的:假如改革走向深入,革命就可以化解;如果改革停顿,维持权贵资本主义局面,革命将会发生。究竟是革命主导中国变局,还是改革引导中国发展,国家前景之别,就在一念之间。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中国发生革命,将是由于国家的当权者、市场的企业家和社会公众之间离心离德,维持不了基本的团结,并且都认为只能交由一场革命来解决中国改革已经解决不了的问题的结果。这是国家的离心运作与向心运作两种力量拉锯运作导致的结局:当国家离心运作的力量大于向心运作的力量,并具有挣破国家约束的客观能力的时候,革命就会将国家推向一个天翻地覆的境地;当国家的向心运作得到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的支持,足以抵挡离心运作力量的时候,国家的秩序维护与持续发展,就变得可以期望。但革命形势形成之际,后者的力量往往无法与前者的劲道匹敌。



  中国是在列宁主义的革命论指引下,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的。但是,列宁主义的建国原则,一旦反过来作用于已经掌握国家权力的前列宁主义行动者和政治组织,革命的正当性和聚焦力将相当强烈。因为这让当政党无法寻求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理论解释。它只好由人们借助自己曾经熟练利用的革命理论来对付自己。中国有必要跳出这一怪圈。能不能跳出这一怪圈的前提条件,就是掌握中国国家权力的领导者与领导集团,有没有决心处理列宁主义循环式作用于自己的改革难题。如果统治集团涣散无力,甚至根本就无法凝聚成为聚合性改革的政治意志,那么革命就将成为可能。托克维尔就此对中国领导人与领导集团,具有耳提面命的效用。
中国会出现革命,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在收拾人心的呼吁声中,论者已经指出人心的散失。这意味着国家不再具有整合人心、保证国家认同的能力。这也就显示了国家制度的底线效能已经缺乏保障。论者直言不讳地警告当局,“不能再沉湎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地位的提高,应当看到,贪腐、改革步伐的缓慢或者停滞不前、民主建设的相对滞后、一些官员的骄纵蛮横,确实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人心。”如果人心散了,任由当局做出多么巨大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都将付诸东流。在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下,革命会像飓风一样,迅即成型。

  直面革命,化解国家危机,需要以大智大勇重启改革,并且成功地回应托克维尔严厉质疑的三大问题。在中国的表面繁荣中,如何将世道人心与追逐财富的关系相对均衡起来,促使中国社会走出利欲熏心的生物性逐利主义泥淖,已经成为化解危机的首要难题。这当然需要率先矫正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仅仅以欲望政治作为统治合法性基础的政治基调。社会公众的逐利心理,是仅仅追逐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政治组织塑造出来的。这样的组织,在运作时一定会表现为对掌握国家权力之外的所有事务不予真正关心的特征。执政组织的掌权利欲,与社会公众的唯利是图,是一个逐利社会相互支撑、沆瀣一气的精神特质。一旦整个国家都在追逐利益的机制中运思和行动,这样的国家就缺乏内在的凝聚力量,它之走向溃败,绝对不会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因此,在化解国家危机的当下,必须克制欲望政治对中国的国家扼制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就要重新转向禁欲主义的政治。以中国曾经经历过的禁欲主义,即文革式的国家统治策略,来缓解国家的危机,无异于缘木求鱼。在一味鼓励公众追名逐利和理性引导公民欲望之间,实现巧妙的平衡,是最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这就要看国家权力的执掌者,是不是具有平等与公民相处的政治能力了。因为只有国家与公民平等相处,他们各自的欲望才会浮现有效节制的可能性。

  同时,在启动改革的过程中,不再行走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僵化道路上。化解国家危机的改革,一定是将所有政治领导人与政治组织纳入改革的范围,才足以奏效的事情。为此,需要垄断性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勇敢地放弃独占国家权力的垄断政治定位,促成国家权力理性分享的局面。由此解决国家权力独占导致的统治者与统治集团的私心之绝对自利心态,让公天下成为中国政治正常化的原动力。藉此促使那些具有政治雄心的个人与组织,理性地参与政治分肥,而不是无可奈何地郁积革命情绪,指望经过革命的风卷残云,自己一把夺得国家权力。一个理性分享权力的国家,国家处在政治组织之间理性竞争掌权机会的状态中;一个理性分享国家权力的社会,个人都有出任国家职位的开放机会。如此,他们就不会陷入除了反对国家,便无法介入国家政治过程的极端政治处境。为了不让国家、社会与市场碎片化,依法打通三个领域之间的自由流动渠道,对于塑造三个领域中活动着的个体理性,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这样促使他们知晓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中发挥作用方式的重大差异,以及不同领域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难处。

  再者,中国要避免溃败,必须解决由执政党一厢情愿施政的机制困局:执政党决定何种事务是国家事务、如何由国家权力进行利益分配、怎样实现国家权力至上权威性的认同,不能再作为整个国家必须无条件响应的运作机制。只要军队、政府、社会、企业、群团等机制都还由执政党全方位、刚性化控制,执政党的施政就很难实现理性化的目标。即使执政党很想为民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与机会,民众买账的不会是越多,只能是越少。因为封闭的一党执政的国家权力机制,会造成执政者无法清晰了解民众需要的尴尬状况。民众的社会分层,其需要分化得更为细密。这是一个高度统一起来的现代超级大型政党所无法指望深切了解清楚的事情。犹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况一样。当国家试图为民众做好事的时候,结果却是无规则地释放了民众的欲望,但国家事实上却不能满足它释放出来的民众欲望。民众对国家的不满、怨恨、敌视和反叛情绪因此与日俱增。终于,形成了颠覆国家的革命形势。在民众欲望的满足上,通过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重空间谋求民众欲望有条件满足的结果,是一个国家有序运作的客观要求。唯有如此,革命情绪才不容易被煽动起来。国家、社会与市场才能成功维持其作用边界,不至于陷入各自崩溃、终至全面溃败的可怖局面。国家一旦将自己放在急遽膨化民众欲望的位置上,成为国家庞氏骗局的制造者,那么国家就是自寻死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即此理。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20:48 | 显示全部楼层
五、以民主改革缓解国家危机

  中国今天的形势,与法国大革命前20年的形势,庶几相近。这从两个角度体现出来:一是国家的客观局势,大致相同。中国经过30余年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实力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大地刺激了国家领导人与统治集团的国家雄心,促使他们给出了国家发展更为宏伟的蓝图。从30年前寻求GDP总量的翻番,到10年前寻求人均GDP数量的翻番,再到当下承诺居民收入翻番,国家对自己的能力自信达到人难想象的顶峰。但繁荣的经济形势不是公正的制度运作成果,而是执政党权宜政策与民众辛勤劳作的产物。因此,国家愈是繁荣,社会稳定就愈是缺乏保障。不说是权钱勾结、腐败丛生,公众群体性反抗事件频频发生,即使是国家善意为公众承诺的事宜,公众已经不太买账。为此,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公共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尴尬的是,这使中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贡献了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的治国事例。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双方,对这样的国家处境了然于心。但是,国家为此做出的改革努力,远远落后在公众的期待值后面。国家总是回避决定全国局势的重大改革事项。政府改革成为掩盖更为重要改革的遮羞布。即使是政府改革,结构性举措甚少,技巧性重组甚多。结果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绩效,在这种改革中不是提高了,而是明显下降了。这招致了人们的政治不满。当国家在公众对贫富分化、权钱勾结表现出严重不满,而且诉诸社会运动寻求改变的时候,做出了调整财富分配结构的承诺。但是,公众在欲望政治中养成的难以满足的各种渴望,岂是国家所可以满足得了的。这个时候,国家不得不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以期为底层民众制造公平印象。但精英的奶酪一旦被触动,他们就会惊慌失措地弃国而去。国家失去了创造财富的企业家阶层的支持、失去了思想学术界精英的精神生产、失去了政治-行政精英维护国家权威的认同,国家用什么资源去讨好底层公众呢?这是一个明显的两难之局。

  在这种处境中,国家自然不敢骤然启动刮骨疗毒的改革。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当然知道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改革从何下手,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预期效果?又如何可以有效避免因不当改革造成国家溃败呢?国家就此陷入改而进不得,不改却退不得的窘境。对国家这种两难处境表示同情的学者,已经提出了所谓国家不是畏惧民主,只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断言:“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有人认为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稍加分析便发现仅此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时既得利益将丧失殆尽,故即使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也不会拒绝改革。也有人认为缘于执政党出现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气和改革热情,不敢触及民主政治,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初看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则不然。**并非天生反民主……我们因民主而产生和发展,却又因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为什么?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论者在这一断定的基础上,确立了建构新政治观以解决国家发展的政治困局的思路。而新政治观的要素,一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四是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五是形成与新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系统。总而言之,新政治观就是希望在现有政治框架中,解决中国遭遇的政治难题。这谈何容易。

  必须承认的是,当代中国已经陷入了结构性的危机。解决这种结构性危机,初期完全可以行进在渐进性改革的道路上,逐渐将可以组合的社会诸要素盘活,从而刺激陷入绝境的计划经济,促其转轨,焕发出市场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这样的改革缺乏对现代政经目标的深切认识和理性认同,改革不过是在保证国家基本制度不做修正的基础上,以经济利益产出机制的能量,来证明既定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就给所谓中国的结构之病,下出了功能修补的温补之药。在施政的初期,这样的调适性救治,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但愈近改革的攻坚阶段,这类权宜性的功能化改革,就愈是无法真正将改革推进到现代的规范状态、实现中国的全面转型。就此而言,中国官方可能确实不怕民主,但确实在理论上对规范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之成为中国改革主题的挑战准备不好。原因很简单,超越曾经主导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大民主,是一个选择。但中国现有机制却容纳不了立宪民主政治。这样的政治定势,使现有机制体制中人士无从做好理论准备与心理准备。它与执掌国家权力的人们熟稔于心的大民主,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它需要经过极具挑战性的观念革命,才可以锲入国家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大脑,才能落定立宪民主的国家政治目标。

  中国的改革推动中国的转型。但中国的改革是没有愿景的权宜性变迁。启动改革的初期,改革设计者心中思念的仅仅是如何走出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困境。国家的现代规范构成要素,是一个生活在完全封闭的中国社会的领导者所不了解的。一种惠民与自救的朴素愿望引导的早期中国改革,也就完全没有进行事前的国家变革之沙盘推演的必要。只是在权宜性改革推向纵深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举措难再奏效以后,主导改革的国家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才陡然发现,改革已经不能照其初期那样实现“瞎猫撞上死老鼠”的预期。相反,改革的预期目标与最后结果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这个时候,改革的动力确实在流失之中。改革动力的流失,不是主导改革的党国领导人与领导集团个人品质导致的。改革难于推进,首先是因为缺乏愿景的改革,不再具有吸引人们投入其中的魅力;同时也是因为改革走到了改革改革者的地步,主导改革的人与领导集团心生迟疑,对改革的风险与收益不再成竹在胸。加之改革纵深处的举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呼应要求之高,出乎人们的想象。改革因此陷入停顿状态。改革逐渐成为社会的纯粹号召方式,而不是推进社会现代变迁、国家现代转轨的运作机制。
中国改革的困境,需要对国家转型进行全面的沙盘推演。这样的推演,是为了对改革的种种不同进路、时间刻度、推动进程、相关变化和最终后果了然于心。这样的了然于心,不只是针对官方而言的,也是针对民间而言的。对官方来讲,此前站在独享国家权力视角对改革做出的筹划,已经不再能够维持。分享权力的改革,也是一种胸有成竹的表现;它给主导改革的党国领导人与领导集团以政治安全感与政治自信心。缺乏政治安全与自信,改革的主导者就会步履迟缓,被改革进程抛向滞后位置,成为时代变迁的窘迫尾随者。在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显现出来之后,主导改革的党国领导人与领导集团,必须站在现代政治的高度,重新思考国家发展的前途与命运;必须承接现代政治理念、制度安排与运作模式。真正树立分享国家权力的现代民主观念,重新反思独享国家权力的非民主政治意识,再次筹划无政治前提条件地推动国家现代转型的宏大事务。国家转型的沙盘推演,成为众所公认的重要改革筹划事宜。对民间来讲,改革是不是了然于心,关系到他们对改革的参与还是拒斥的态度选择问题,也关系到他们对政党国家的接受还是反对的问题,更关系到对改革究竟是热情以对还是冷漠相待的问题。如果国家转型只是一场让普通公众付出代价、甚少收获、几近剥夺的转变过程,他们秉持抵制和反抗的姿态,采取抗拒和反对的行动,就完全在情理之中。除非国家转型带给人们以前行希望,他们才会焕发热情,积极投入其中。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21:04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转型的沙盘推演,是一个在明确国家转型最终目标,即明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河对岸风景之后,进行的步步逼近的仿真性演练。国家转型的目标模式,早就由先行的现代国家凸显出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互动性机制,是典型的现代国家运行机制。民主政治,不是为中国人曾经熟悉的那种大众直接民主。那是一种以政治恐怖引导的古代民主模式。这样的民主模式,不再适应规模巨大、结构复杂、运作精巧的现代国家。现代民主是立宪民主。这是一种基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旨在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民主制度。这样的民主体制,是保证公民对国家认同的政治前提;也是保证国家权力皈依伏法运转的政治基础。其运行的机制,就是按照体现公民共同政治意志的宪法,安排所有国家事务。国家不再寻求全面的权力控制,也不再寻求对社会的高压限制、对经济资源的绝对垄断。这样的现代国家体制,在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尤其是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有着最简洁明了的政治原则阐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着最明确有效的经济原则伸张。而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人们基于对现代国家政治机制的清楚认识,开始强调,立宪民主制度的建构,关乎国家的最高利益。因此,不管政党国家的领导人与领导集团是欢迎还是反感宪政民主制度,它都是走出改革困境,进入改革顺境必予认定和实施的政治体制。在国家转型的沙盘推演中,当局者和公众都必须对立宪民主制度的宗教与信仰自由、思想与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司法独立与宪法审查加以认取。否则,国家就会丧失政治改革的大目标。改革自然就会走向茫无目标的瞎摸乱撞境地。

  围绕这样的政治转型目标,一切与之适应的政治机制,应当悉加保护,予以激活。行宪,成为这类需要保护和激活的最重要政治机制。恰如论者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可以不假外求,真正行宪,就足以有效推进。“真正行宪就是政改”。前述各种不符合宪政的国家制度安排,都必须按照宪政制度的要求,进行重新的沙盘演练,促使他们各自回归立宪民主国家的常态位置。因为这样的改革只是以回归常态确立原则,改革不会具有过强的挑战性。实施久已承诺的政治框架制度,完全能够免除改革的惊心动魄,完全能够坐实现代国家的规范体制机制。与宪政最为适应的市场经济、多元文化,在中国的既有改革实践中,理论上已经坐实。在国家转型的沙盘推演中,只需要将坐实的现代经济与文化形式,与宪政制度进行搭配性试验,促使现代国家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适应、积极互动,就足以致功。

  中国改革的关键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是立宪民主政体的建构。在国家转型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市场经济已为国家权力当局与普通公众广泛认可、充分接受和积极参与。如何将市场经济坐实到一个规范的平台上,是经济领域的转型要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政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逐渐松动,已经让渡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空间。近30年思想市场的竞争性运作,已经让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非权力博弈关系建立起来了。只要国家不追求重新统一意识形态,这种思想的繁荣局面,就可以为国家转型提供足够的观念动力。不过需要指出,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配置上,三者的磨合过程才刚刚开始。在国家转型的纵深阶段,还会经历不少的磨难,才足以落实到相互适应的规范状态。其中,民主政治导向的改革,对市场经济的规范化走向、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型运行,具有决定作用。对此,只要从产权的落实与思想自由的文化繁荣对二者的决定性意义上,可以得到印证。

  中国国家转型处在一个胶着阶段。这极易造成国家发展的进退失据。这是一种国家危机。国家危机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暴露无遗的显性形式,二是部分暴露的隐性形式。在显性形式上,中国的国家转型并没有呈现出爆发危机的多少标志。但在隐性形式上,中国的国家危机已经酝酿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不曾减缓,一直处在激化的累进过程。这是国家转型沙盘演练处理的维持现状、主动变革与直面革命的三种情景所要面对的国家处境。执政党领导人直接点出的执政者面对的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显示出执政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危机应对张力。在社会公众的情绪日益不稳的情况下,国家权力自身遭遇严峻挑战,意味着国家-社会面临同样的危机处境。国家转型必须理性而紧迫地筹划。国家转型的沙盘演练,就此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现实上的针对性、操作上的应用性、后果上的有效性。这样的演练,不是票友的兴趣使然,而是国家处境的需要。

  (相关简介: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限于篇幅,文章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苏联剧变过程之中以及剧变之后的状态,堪为典型。今日苏共(俄共)的政治处境,尤其说明一个仅仅只想维持现状的政党,在丧失自己掌握的国家权力之后,会出现一种多么糟糕的政党态势。苏共(俄共)的这一演变,不能被解读为执政党一股脑维持政权对它的政治操控权具有怎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只能被解读为一个固守现状的执政党丧失政权的失势结局。参见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相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国家在拒绝改革情形中离心运作的示意图。国家、社会与市场,以及三者的人格载体--掌权者、企业家和普通公众,都偏离国家团结和谋求发展的目标,让国家的政治聚合能力处于下降状态。

  [3] 在主动改革情形中中国向心运作的示意图。国家、社会与市场,以及三者的人格载体--掌权者、企业家和普通公众,都围绕国家团结和谋求正常发展的目标,实施其日常行为与展开理想追求。

  [4] 2002年胡锦涛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以贯之地强调,任何个人与组织都必须在宪法之下活动。这里的个人,最重要的涵项是国家领导人;这里的组织,最重要的涵项则是执政党中国**。因为两者是决定能不能将所有个人与组织纳入宪法之下的决定性因素。

  [5] 在革命形势中国家崩溃情形示意图。国家、社会与市场,以及三者的人格载体--掌权者、企业家和普通公众,离心力与向心力相互拉扯,造成机构的组织能力散失,人心不稳,各失基准,有效的自我约束与相互约束的边界虚化。最终,国家丧失自我维持的内聚力,陷入崩溃的境地。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34:34 | 显示全部楼层
顶层设计要靠基层“给力”
发表于:2013-04-23 17:03:04

        最近几个月,在国内主流媒体上一个提法频繁地出现,并引起广泛的关注  “改革方案需要顶层设计”。我认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方案在设计过程中虽然必须“顶层”作业,但是,如果在设计图里,这类方案没把“基层”置于关键的功能地位,那么可以百分之百地预言,这类改革方案不论制定得如何引人入胜,多半会沦为纸上谈兵、水中捞月、昙花一现,过若干年月之后,再一次博得人们的惋惜长叹。

  读者诸君中若有人对这个开场白质疑,那我就要提请阁下花费几天乃至几周的时间,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约35年的曲直历程翻阅回顾一番,你就会一目了然:凡是那些把基层参与紧紧扣入其中的改革方案,一定导致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多方面细微而又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即便这样的方案制定和推出之初看起来并不十分耀眼。而那些只局限于“顶层”作用、“基层”缺位的改革方案,无论说得怎样头头是道,大体上都属于“中央空调”  上面说得到,下面没做到。

  国际学术界从事比较社会研究的大师,不管是白皮肤还是黄皮肤还是黑皮肤的,都会给学生们强调(本人无数次地被强调)一点:在中国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里,一个经久不息的制度常量  也就是说贯穿很多世代、渗透不同政权体制的深层要素  乃是“精英政治”(elitepolitics),这个“精英”主要指的就是行政系统里能够拍板决策的官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来的政策设计都属于“顶层”作业,它们大多数都起不到它们声称要达到的正面效果,根本原因就是“基层”被排斥在外,发不了“功”。

  现任“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的秦晓同志,在我们小型研讨会上发过的众多言论中,最叫我难忘的就是他的这段妙语:邓小平当年发动改革时那句“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朴实无华,却具有那么大的威力,关键就在于邓小平是号召全国人民不论务农务工在城在乡有文化没文化,统统都可以去“摸石头”,所以就“摸”出一片新天地来,立马改变了全局。而越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越是只让普通老百姓“被摸”,于是新观念、新思路、新做法、新体制就越来越少见了。因此,中国的改革事业,只有千军万马都主动参与摸索新路子,才有广阔的前景和无限的活力。

  让我们再以最近的廉政建设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基层更给力”的道理。全世界都看到,中共**以来中国在反腐败领域里出现的势头如此强劲,关键乃是普通中国公民可以运用多种多样的渠道,特别是通过微博,举报贪污受贿、不明巨额财产的具体人和事。而在这之前,在多数地方,反腐败基本上是“空对空导弹”,上面讲“如何如何”大力反腐败,往下却少有具体实在的强力动作。普通老百姓“被满意”,难以积极参与举报嫌疑和追踪证据,反而常沦为有权有势者的打击报复对象。

  最近几个月来的新形势证明,普通中国公民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有力的监督官员和清除腐败的“牙齿”,而且免费提供优质服务。只要中纪委长期倚靠这些免费的公民服务,中国的廉政建设一定会希望大增,因为普通老百姓是腐败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和目击者,有心、有意、有信息、有韧性主动参与反腐败。

  看几起实例,诸如陕西省神木县的“房姐”龚爱爱之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随后接连传出的“房叔”、“房婶”、“房妹”和“房祖宗”的消息,等等,这类事件得以曝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互联网发生的变化。以前类似的传言都有,但很难和具体的地点和人名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般听到这些消息时都把它当作是民间的传说。

  但**以后出现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很多涉及低层或中层官员不明财产的消息可以在微博上停留很长时间不被删掉,得以有许多细节跟进,有助于纪律检查部门和司法机关进一步立案追查核实直至处理。这才是最重要的区别。

  微博在**以后所起的作用,超过了过去很多年里地方反腐败机构加起来所起到的作用。这从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证明:“基层”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是多么至关重要!中国实在是太大,地域实在是太广,层级实在是太复杂,官员实在是太众多,利益实在是太错综,无论“顶层”是多么的尽心尽力去限制下属、清除腐败,也管不过来。只有各地区各单位的“基层”积极介入、主动卖力,才能使一个好的廉政建设政策或法规,产生实际的威力、明显的效果。

  微博只是自下而上的廉政建设的一种手段,还有其他手段也相当有效。其中一个重要的反腐机制是设立常规的官方网站,把反腐廉政系统对过去两三年内收到的自下而上的举报事例的处理进展,尽可能反馈给公众,如:有多少已立案调查?多少已被处理?这样的公开网站是法律保障的透明窗口,让反腐系统工作的中下层公务员把他们看到和处理的具体案例,可以进行对照;进一步让普通公民把他们看到和举报的具体案例作对照核实。通过这种对反腐具体进展的及时透明的反馈,构成体制内外密切的双向互动。

  全球经验都证明,反腐廉政建设不管在多么发达的国家,如果仅靠几个本系统的专业人员是无法收集和核实巨量信息的。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更是如此,必须把“顶层作业”即自上而下的监控,建立在“基层参与”即自下而上的监督之上。这两个过程越是有透明度,就越是有效。这种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法制办法,在韩国等地方也被证明比老办法更有效。

  一句话,在目前的中国,反腐若只是违法广告的“特权”行为,就很难取得持续稳固的成果。更进一步,如果中国的“顶层”让“基层”参与反腐败的做法延续下去,逐渐形成一套稳定的廉政建设制度,那就会影响全中国的一切领域,包括经济在内。那对中国的制度转型、社会进步、民生改善、政治进步、军队建设、文化道德、教育科技乃至对外关系,统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乃是千秋大业。

  从今以后的十年里,不仅在反腐败的领域,在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  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环保的、技术的、行政的、政治的  无数的中国公民,包括很年轻的干部、很有公共责任心的专家学者,都期待着中国最高层在政策制定和贯彻实施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注意和依赖持续的自下而上的“给力”,而不是老把注意力放在自上而下的“单行道”上。两百年来中国一波又一波的维新、改良、改革的漫长曲折历史反复昭示:少了“基层”参与,再好的“顶层”设计也不管用。
 楼主| 发表于 2013-7-9 17:50:55 | 显示全部楼层
信力建: 古今中外的变革总设计师们
发表于:2013-03-05 10:19:51

刘军宁最近撰文称:“邓小平不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旧体制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少了几道,但是松绑的道路依然很艰巨,而且一些松开的绳索正在重新被绑上。”总许可师的提法很有新意,也非常贴切,下面介绍古今中外几位领导变革的总设计师的事迹,供各方参考,我还是希望发生由上而下的变革,那样社会成本最小。
李悝:
李悝是孔子再传弟子,生活于战国初年。战国以前,周朝实行分封诸侯,诸侯再分各家,治权与地权合一。年代一久远,诸侯势力大过周天子,各家势力大过诸侯,开始还维持礼节性的尊卑关系,后来这也维持不下去了。孔子时代鲁公轻慢周天子,“三桓”轻慢鲁公,孔子气得去职周游列国。战国时代是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的,魏国开国之君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他比孔子幸运多了。其时晋的旧贵族已清除干净,魏的新贵族还很稚嫩,这给了李悝施展抱负的绝佳机会。李悝首先分解治权与地权,封建主只能收地租,辖区民众的管治权交给国君任命的贤能之臣,这就是郡县制。魏国地狭人稠,李悝将公地放领,以土地私有制激励农民垦荒和精耕细作。李悝编制中国了首部成文法典《法经》,从封建主那里上收审判权,在全国范围统一刑罚标准,便于农民在魏国境内自由流动,选择最适宜的土地耕种,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魏国的改革立竿见影,秦楚分别邀请李悝的师弟商鞅和吴起前往主持改革,但两国旧贵族势力太大,两人都因为得罪既得利益集团而被杀害,但是迫于群雄竞争的外部压力,两国的郡县制改革成果保持了下来,最后以秦汉一统推广至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郡县制之所以优胜于封建制,在于使农民摆脱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这在欧洲直到近代才逐步实现。
托马斯·潘恩:
华盛顿、亚当斯、富兰克林等人是搭建美国联邦的施工队长,托马斯·潘恩才是总设计师。英美文化中既有强大的保守传统,也有激进主义传统,基督教就是激进主义的。过去英美贫寒子弟的启蒙教育多半在教会中完成,所以每个英美人心中都有激进主义的种子,成年以后被生活经验逐渐打磨成保守主义。英美激进主义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潘恩,他和法国的卢梭一样,早期都是加尔们教派信徒。托马斯•潘恩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当税吏时写成《税吏事件》一书,获得富兰克林赏识。1774年富兰克林介绍他到北美当杂志编辑,正逢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不久,殖民地反英斗争刚刚开始,当时的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仅仅要求参政、议政权。1775年莱克星顿枪声打响,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尚未提出独立的要求。如果就此打住,即使战争胜利,美国的地位也跟加拿大、澳大利亚差不多,政治独立,仍奉英国王室为君主。就在这时,1776年1月,潘恩的《常识》出版,他以上帝的口吻宣称:“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在该书的感召下,彻底改变独立战争形势。他在书中拟定了新国家的国名United States,设计了州权为主体的联邦制。后来美国宪法条文主要参照他这本书制定,政体贯彻“法律就是国王”的精神,美国总统相当于“首相”,最高大法官才是美国的“君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政体,其意义仅次于郡县制。
佛朗哥将军: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将军以83岁的高龄病故。这位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扶持下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在支持者倒台之后独立支撑三十年,得以善终,可谓奇迹。佛朗哥去世的时候,世人还想象不到西班牙未来的路子怎么走,从未料到那会又是一个奇迹。西班牙自十八世纪起就是法国的附庸,法国大革命革了波旁王朝的命,波旁家族在西班牙的统治却延续至20世纪。西班牙内战是法国大革命余绪,支持君主制的佛朗哥将军击败共和军之后,没有立即恢复君主制,而是维持了数十年军事独裁体制,直到去世才还政波旁家族。这时候,国际风向已转,人权成为价值准则,君主制不再是众矢之的,年轻国王波澜不兴的完成了社会转型。西班牙和平转型的设计师无疑是佛朗哥将军,他虽然没有创造新的政体,但他以自己的去世带走了独裁,也带走了仇恨,让年轻国王和千万国民卸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事后看来,西班牙和平转型开启了天鹅绒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的序幕。
李登辉:
蒋经国与邓小平类似,是位总许可师,1987年开放戒严不久就撒手人间,之后的社会转型全由李登辉一手导演。李登辉是台湾籍客家人,先后留学日美,执教台大。1946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新民主义读书会”,随后加入中共,1947年228事变之后自首。1965年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1972年被蒋经国延揽入阁,主推台湾农业现代化。1978年任台北市长,两年后升任台湾省主席,两年后再升副总统,堪称“直升机”干部。当初谁也没有料到这位长相忠厚的学者型官僚,能够掌控台湾转型全程。他在任时精心栽培反对党,分化瓦解国民党各派力量,一心一意创造政党轮替的条件,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声誉和政治前途,让民进党不过半数胜选,又在关键时刻“叛党”。待陈水扁连任两届之后,又转而支持国民党赢得大选。短时间内两次政党轮替,而社会不出现混乱,在全球所有转型国家当中表现最佳,彻底打消了岛内外对华人文化与民主制度兼容性的怀疑。
戈尔巴乔夫:
苏联是列宁按照圣经价值观和梵蒂冈架构建立起来的国家,那里没有君王,没有世袭,人人畅谈理想,不闻铜臭,可是那里也没有人权,面包短缺,温情难觅。斯大林打倒坚持列宁路线的托洛茨基,将苏联转向国家主义,世界革命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斯大林的策略是挑动他国内乱和仇外,成功策化中日、日美战争,使苏联崛起为超级大国,三分地球有其一,这一招在美国成为西方盟主之后不好使了。赫鲁晓夫接班,试图以“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三和方针打破东西方僵局,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效率信心满满,未对体制作任何调整,难免在竞争中输给美国。勃列日涅夫回归斯大林路线,输出革命而不亲自参与革命,以此消耗美国实力,撑起苏联的超级大国形象,但那个年代一切都是假的,勃氏有句大白话:“靠工资谁也活不了”。家门口的一场亲自上阵的阿富汗战争,终于将苏联的虚弱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是一个内外形象皆已坍塌的苏联,面对中美联手包围的国际局势,苏联不能再以核武库来打肿脸充金胖子,只能改革体制以挖掘内部潜力。戈尔巴乔夫要么改,要么不改,不改等死,改的话别无选择,只能废除梵蒂冈架构,回归世俗的政治制度。戈尔巴乔夫设计的路线并未因他下台而终结,叶利钦、普京帮戈尔巴乔夫走完了转型过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不再为食品短缺和环境污染烦恼,成为适宜生活的国家。
中国的宗教极端势力微弱,民风纯良,勤劳务实,民族仇恨远不如西班牙、苏联等国,中国的省界历史悠久,争议不大。中国有成熟的47年宪法和实践样本,在郡县制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多层次联邦制堪称完美,制度改革的目标是现成的,只需要编写转型步骤。可惜几十年的逆淘汰机制使上层缺乏通达之人,精英在民间。不转型也能混日子,可惜开创千年基业的大好良机,眼看着白白浪费掉。
 楼主| 发表于 2013-7-12 09:44:29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城镇化规划风险:土地城镇化远超人的城镇化2013年07月12日02:43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纪睿坤   

    实习记者 杨 雪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了解到,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在全国19个省市调研时发现,近年来,不少城市都在大规模发展新城、新区,在不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特点的情况下,盲目复制和模仿了大量商业地产项目。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表示,这些地方的商业地产市场正面临过剩风险。

  一位接近住建部的人士表示,各地的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市化,部分地方政府存在盲目扩张的情况,商业地产过剩的情况,尤其在三四线城市的商业地产过剩的情况较为普遍,目前国家层面城镇化方案中,也在研究如何加强规划控制。

  规划控制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中国城镇化水平预计在2020年达到60%左右。

  在韩俊看来,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西部的城镇化过程的投资机会将更为明显。

  银泰置地成都银城置业总经理郑勇强在成都银泰中心推介会上表示,成都的基础设施承载是按照容纳1800万人口来规划的。目前成都城镇人口800多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蕴含的机会非常大。

  据郑透露。银泰在成都投资了一些商业中心、写字楼等项目,经过核算,收益率反而要比在东部地区要高。以成都银泰中心为例,项目位于成都中轴线天府大道与金融城绿轴交汇处, 74万平方米体量,由5栋超高层塔楼及超大型高端商业裙楼组成,是成都金融城三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城市综合体项目。物业出租回报率比北京还高。

  不过,韩俊亦认为。城镇化过程中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将带来城镇人口的大幅攀升。

  据其判断,当城镇化率峰值将在70%到75%之间,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将新增城镇人口3亿人。

  在巨大的数字后,也存在诸多问题,韩俊表示,如果在本轮城镇化下,与其相关的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户籍制度和融资机制跟不上,城镇化所蕴含的内需潜力难以充分释放,人口城镇化建设更是难以跟上土地城镇化建设。

  实际上,据本报记者了解,有关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如何协调发展,是本轮城镇化解决的重点,并被《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重点提及。

  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称,城镇化的土地和人口等问题,区域经济中的大、中、小型城市等各种因素,都必须协调起来配套发展。而城市集群,则是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最可行途径,随之而来的各种配套措施也将以城市集群为中心展开,规划先行。

  商业地产过剩严重

  中国房协副会长朱中一日前在“首届中国商业地产新趋势论坛”上表示,在城镇规模结构的不合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等问题的背景下,将很大程度上抑制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房地产开发过量问题突出。
  实际上,在各地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市化,部分地方政府存在盲目扩张的情况,商业地产过剩尤其三四线城市的商业地产过剩的情况较为普遍。

  “这些地方的商业地产市场眼前正面临着过剩的风险,与之相关的招商引资乱象也正愈演愈烈。”乔润令如是说。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商业地产尤其是城市综合体的开发过程中,盲目追求高端化定位的思路也备受诟病。

  乔润令表示,我们现在并不需要那么多高档的城市综合体,目前中国的消费人群已经高度分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所以北京、上海的商业地产标准并不能成为全国的标准,标准过高,消费跟不上,最后只能是浪费。

  以贵州为例,乔润令表示,据其了解,贵州要建100个城市综合体,但贵州较为贫穷,人均收入不高,很难支撑这么庞大的消费人群。

  上述接近住建部人士透露,目前城镇化方案中,也在研究如何加强规划控制。
 楼主| 发表于 2013-7-29 16:22:27 | 显示全部楼层
吴敬琏:今年最紧迫的任务是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
2013年06月03日 15:07  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单项突进的改革难于奏效,但面对目前的问题和矛盾,若四面出击,又会分散力量。

  近年来,中国走到了新十字路口,一方面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活力使经济蒸蒸日上,一方面又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一段时期里,“中国模式论”非常流行,认为经济崛起的原因是依靠强势政府,用海量投资来实现高速度的增长,认为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才能创造高铁建设等“奇迹”,认为社会出现的种种乱象,是因为“举国体制”执行得不够彻底等等。这些认识并没有揭示出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

  其实,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是改革,社会出问题是因为改革尚未取得完全成功。当前的症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中国经济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含旧的计划经济因素,行政权力过多介入经济活动。**报告对“中国向何处去”给出明确回答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但是,宣布决心推进改革,仅仅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还在于“改什么”和“怎样改”。我认为,今年最紧迫的任务是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这已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

  从世界来看,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通过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自发形成和试错过程。而我国是一个后起国家,因此,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精心“设计”。从技术上说,现代市场经济是非常复杂、巨大和精巧的系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红军中流行一个说法叫“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可是现在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双“高档皮鞋”,就不能“边打边像”。

  从利益关系上说,现在各部门都在制定本部门的“顶层设计”,但是由部门和地方分别进行“顶层设计”,多多少少会向自己的权力、利益倾斜。如果把这些按本位利益和想法设计的“高层设计”和“地方设计”拼凑成“顶层设计”,那么就失去了“顶层设计”的本意。



  所以,要贯彻落实**报告提出的“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精神,推进改革进程,就需要一个超脱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机构,而且是中央直属的权威机构来统筹。改革注定伴随着异常复杂的利益博弈。单项突进的改革难于奏效,但面对目前的问题和矛盾,若四面出击,又会分散力量。该从何处下手,要如何突破?我认为,挑选出有关键意义、彼此关系紧密的改革项目,形成“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项目推进,这种方式成本最小,阻力最小,风险最小。

  在进行总体规划的时候,最好是发动社会各领域人士采取问题导向的办法,从各个领域现有的主要问题入手,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体制性原因。然后,不是针对病象、病症,采取对症治疗的办法取得短期疗效,而是在分清楚问题和造成问题的体制基础上,针对病根、病原,铲除产生这些问题的体制基础。建议启动一些大众关心、成效易见的改革项目,提高政府的信任度,聚集改革人气;同时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最终使得系统化改革方案顺利出台。
 楼主| 发表于 2013-8-6 15:39:59 | 显示全部楼层
徐斌: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将会非常惨烈
    关于城镇化的系列文章,今年以来一直写,这两个月因为各种原因停下来了,今天开始续上。我们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城镇化进程,其实就是人财物在空间布局上重新调整而已。由之前的分散转为集中,最后表现在地图上就是一片一片的空间扎堆现象。推动这一过程的逻辑和动力,我在以前的帖子论述得非常充分了。这里仅仅讲述一下老龄化社会来临,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这可能是终结中国第一轮城镇化进程的催命符。

    在论及城镇化进程时,人们常说,中国城镇化率从1998年26%一路高歌猛进,直到70%左右,才会停止。2012年按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城镇化率高达51%,所以同志们一下子欢呼雀跃起来,哇,后面还有好几个涨停嘛,哈哈,中国经济有得玩了。确实,城镇化率的空间,预示中国经济后劲和潜力不能被低估,但另一方面,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劳动效率最高的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基本已经转移到城镇了。你指望城镇化率从28%一口气涨到70%以上,中间没任何调整,几乎不可能。根据欧美城镇化进程经验看,这其中有明显的康吉拉耶夫周期,也就是56年左右时间,这中间又分两个小周期,大致为22~23年左右,呈现典型库兹涅兹周期形态--实际上就是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周期。一国完整的城镇化进程,其实是两代农村人和小城镇人向大中城市迁徙的过程,你指望一代人之内完成这个进程,似乎不靠谱。

    好了,这就牵扯到老年化社会的问题了。对于国民经济而言,人口结构问题,其实资源在时间上配置比例状态而已。我们生老病死,每个阶段都对应着不同的经济活动:16~18之前,我们都是父母管吃管住管学费,这是纯粹消耗,但对于父母而言,这却是投资;走上工作岗位娶妻生子之后,我们得赚钱养家,一部分抚养孩子,一部分消费掉,一部分存起来以备日后之需,这个阶段,投资消费储蓄都是同时进行的;到退休了,基本就是纯粹消费者,吃喝拉撒一直到死。当我们谈论老龄化社会来临的问题,其实是说,我们社会的储蓄资金开始少了,用于未来投资的资金少了,可抚养的孩子,也开始少了,整个经济活动开始萎缩下来了。生者寡,食者众,经济如何不下来?城镇化是资源空间上的配置比例调整过程,而老龄化社会是经济资源在时间上的比例调整过程,将这两个过程背后逻辑搞明白,就可以推测出,在2015年前后几年内,肯定会出现一个滞胀时期,然后就面临一轮通缩萧条时期。至于时间长短,不好说,但这个趋势似乎不可避免。

    以下简单说明这个推理过程:任何一个大的人群迁徙到城镇的过程,必然是以一场科技和农业革命作为基础;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率大幅提升,使得城镇经济能容纳下农业革命后的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人均实际收入提升,导致对房屋需求急剧增长,这又导致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繁荣,相关行业繁荣催发城镇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一旦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萎缩,人口老龄化,结果经济繁荣所需的高储蓄消失,导致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投资活动萎缩,外加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消费需求萎缩,使得经济萧条自然出现;在法币时代,政治家们有压力也有动力也有能力,不惜一切代价延缓经济萧条到来,因此货币宽松刺激是必然的政策选择,这必然会导致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时期出现,一直到信用危机崩盘为止。

    就中国而言,2015年可能是一个坎,这个坎,是中国老龄化社会来临的转折点,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客观事实。在此之前,中国农村青壮年转移城镇的过程,基本差不多了。劳动力供应总量的枯竭和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急剧萎缩,导致从2015年前后的某个时点开始,楼市到股市一直到玉石艺术品等诸多资产市场崩盘。资产市场崩盘引发又一轮经济破产清盘活动,导致新一轮经济萎缩,最后形成经济萧条,这是自2001年以来的超级经济繁荣周期的一次清算,也是对1998年以来至今第一轮城镇化进程的句号。

    必须明白一点的,就是自2001年至今中国经济繁荣周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各种利多因素交叠在一起共振形成的结果,这种繁荣,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有了。单从人口年龄结构上看,这是60后、70后、80后三代生育高峰期形成的青壮年劳动力一起干活努力的结果,但由于三十年来计划生育的结果,使得经济资源在时间上配置调整非常剧烈,这预示着中国2015年前后几年的楼市股市等其他资本市场调整程度会非常惨烈,中国经济萎缩和通缩程度将会史无前例。但在此之前,政治家们为了延缓必然到来的调整,一直使用货币刺激的手段,这不是只有中国这么干,差不多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的政治家们都这么干。全球政治家们在货币问题上通力合作的结果,就是在今后两年内必然出现一个高通胀低增长的趋势。

    简单一句话,滞胀可能是全球性现象,但通缩和大萧条可能是中国经济独有的,因为之前爽得太长了。高潮那么长,不应期也短不了。

    作者系网易博客专栏作家
 楼主| 发表于 2013-8-6 17:34:20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中国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
    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城市化处处有陷阱。如何避免中国城市化的种种陷阱呢?这是顶层设计问题,就中国现实来说,至少可以做如下几方面的事情。

    城市化首先需要重新丈量土地。近现代国家的最基本标志,就是对人口的统计和对土地的丈量。中国人口统计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但土地没有。建国之后,土 改的时候做过一次;改革开始实行农村生产承包制后,做过一次。现在很多年没有做了,对土地数量,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认识不一致。近二十多年,中国 的土地制度尽管没有多少变化,但土地的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人们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农用地、商用地、工业用地、公用地、宅基地等等,也不清楚是谁掌握 着土地资源,是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开发商、军队?这些都需要搞清楚。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些问题都是糊涂账。但这些糊涂账里面隐含着多少腐败,多少的 社会不公平,多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呢?重新丈量土地既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也可以有效监督城市化,减少社会风险。

    其次,城市化不能过于抽象,对现有城市要分类,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政策。至少可以把中国的城市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 州等。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城市已经过度扩张,过度城市化。尽管高楼大厦多了起来,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也可以媲美发达国家,但不难发现城市的很多方面还不 像城市。例如,这些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了出现了“城中村”。“城中村”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就是在没有解决好农村人口的情况下,先城市化了。同时,在这 类城市,包括城市管理在内的“软件”还远远不足,需要大力发展和强化。对这类城市,再提“城市化”显得毫无意义。这类城市应当强调城市升级。亚洲的很多城 市例如新加坡、首尔等都在搞城市的整体升级,中国可以向这些城市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

    第二,对二、三线城市,城市化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二、三城市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有待于改进。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往一线城市跑, 不想去二、三线城市,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各项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和一线城市的差异实在太大。因为一线城市的拥挤,现在政府鼓励年轻人往二、三线城市去,但如 果二、三城市的软硬条件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情况很难得到改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二、三线城市建设不仅在于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软件城 市体制改革。如果不能两者并进,很难吸引人才,这些城市还是发展不起来。

    第三,在城乡结合部,可以大力进行现在所说的城镇化。城镇化主要会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城镇化的重要性就在于城乡结合部这一特点。1980年代,当费孝 通先生等提倡“小城镇”建设的时候,主要指的就是这类城镇建设。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小城镇建设不再得到强调,这并不是说,小城镇建设不重要了。中国 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会居住在小城镇。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居住在小城镇。在小城镇建设被忽 视了二十多年之后,这一波城市化有必要再一次强调小城镇建设。现在把从前的“城市化”的提法改为“城镇化”,是有这方面意思的。

    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载体

    第四,农村的现代化。在任何社会,城市化有一个限度。从发达的OECD国家来看,城市化率为70%左右,并且这70%的人口很多都在向往着过乡下的生 活。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2%左右,离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一段距离。但城市化率一旦接近65%,农村的附加值就会遽然增加。所以,中国在推进城 市化的时候,也应该正式提出“保护农村”了。

    中国历来把农村和“落后”等同起来,这和欧洲的城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城市化比较早,但欧洲的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一直是同时进行的,并且欧洲人一 直把农村视为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载体,不可随意破坏。这种情况到今天从来没有变化过。越是城市化,人们越是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在亚洲,日本对农村和农 业的保护,在很多年里是政府的重中之重。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建设也做得非常好,成为亚洲的一个典范。这方面,中国一直是一个反例。无论是毛泽东时代 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牺牲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的。这是因为现代化强调的是经济面,所以从前的提法是“农业的现代化”。其实, 比较科学的提法应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

    直到中共十六大之后,在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时期,才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 念。这应当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之后,高层又进一步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政策概念。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政策话语里面,这 些早先的政策话语消失了。现在要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有必要把这些话语重新提出来,并且提到更高的程度。要意识到,城市化绝对不是消灭农村。但如果不明确 提出“保护农村”的概念,各级政府还是会继续把城市化理解成为消灭农村,把农民赶出土地。

    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者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城市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可以产生GDP(国内生产总值),并且是好的GDP,同时又可以提升城市的品质,改善城市的治理。有几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尤其重要。

    首要的是要通过户口制度的改革把农民工融入城市。大规模农民工的存在,和改革开放以来光强调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有关。农民工问题已经到了不得 不解决的地步。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工二代已经成为农民工主体,第三代也已经开始。第一代农民工有过农村生活的经验,一旦没有了城市工作,他们可以回到农 村,继续他们的生活。但第二代大多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毫无农村生活经验,要他们回去农村,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对第三代农民工来说,这种可能性更小了。 如果城市不能消化他们,这个群体便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实际上,二代农民工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他们和城市居民的小孩一同成长,接受差不 多的概念,但在现实社会,他们和城市居民的权利有多大的差别!这只有这个群体本身才能感受得到。如果城市继续歧视他们,城市必然会受到他们的惩罚。

    土地制度改革保护农村

    与此相关的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首要是保护农村,保护名义上的土地拥有者农民的利益。现在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 集体土地所有制可以说农村所有问题的根源,不仅在农村内部产生着无穷的冲突,而且也产生着农村和外部之间的冲突。就内部来说,矛盾在于,任何一个集体的土 地量是固定的,但集体的规模是不固定的。生老病死、婚嫁等都会改变集体的规模。一旦规模改变,土地就要从某种程度上进行再分配,而再分配必然在这个集体内 部产生利益冲突。就外部而言,表面上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拥有者,但拥有者往往享受不到实质性的利益,获得土地利益的是农村集体的领导者(农村权势人物,不管 是任命的还是选举产生的)、上级政府、开发商等外部成员。这就产生了农民和这些角色之间的巨大矛盾。不可否认,农村的大部分冲突都是和土地有关的。

    如何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可以在私有化和集体化之间做一个妥协。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私有 化之后可能被地方政府、开发商等外部角色所支配,导致土地的大量囤积。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和使用权的私有化(或者家庭化)。国家可以通 过经济补偿的形式,宣布集体土地的国有化,也就是国家向农民集体购买土地。这里可以向台湾学到很多经验。再次,在宣布国有化的同时,也宣布土地使用权的私 有化(或者家庭化)。当然,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家庭化)也可以分步走。例如首先可以发给农民宅基地产权证,而后处理其他类型的集体土地问题。

    为什么要使用权的私有化(或者家庭化)?这个改革需要导引出两个结果,一是通过土地的流转实现土地的集约化,二是通过土地的流转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居民 化。土地如果不能流转,土地的集约化不可能。经验表明,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有利于集约化。尽管大多地方,农村土地使用权是私有化的,但现在使用权的私有化 时限过短,农民很难有长远利益的考量。使用权的私有化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是永久的。同样,土地如果不能流转,农民工很难真正城市居民化。很多农民工实际 上早已经生活在城市,但因为家乡的一块土地没有流转出去,其很难放弃农民的身份。只有流转出去了,他们才会真正加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不仅如此,土地的 流转能够减少农村土地的浪费,满足城市化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必须指出的是,土地的流转必须和户口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

    除了土地和户口制度改革,城市化更要遏制地方政府搞城市行政升级的冲动。不仅不能再继续搞城市行政界别升级,而且要走相反的道路,就是要通过城市行政 体制改革,大大缩短城市的行政层级和政府规模。中国传统数千年大多数时候只有三级政府,并且证明三级政府的制度非常有效。城市体制改革应当为努力回归三级 政府。例如,可以在前些年“省管县”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地级市和县的平等化。目前的“省管县”制度只表现在经济财政上,但可以发展到包括人事任命的所有方 面。如果实现了地级市和县的平等化,就等于少了一级政府。又如可以对计划单列市进行改革,有计划地把它们转型成为直辖市,增加省级单位。

    城市改革更可以缩短一个城市内部的行政层级。中国大多数城市无论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还是地级市,都存在着三、四级政府。但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只有 一级政府,并且这些城市无论从城市建设还是治理,都比中国高效。中国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做些改革呢?广东的一些县级市已经取消了乡镇政府,把其转变成为县 (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是提供服务的机构。就是说,县级政府已经回归到传统,变成了基层政府。其他地方也可以这么做。

    同时,城市官僚机构规模也需要大大缩小。党政两套班子的关系需要处理好。广东顺德改革表明,在县这一级,党政合一(或者党政合署办公)是有可能的。此 外,几乎现在所有的事业单位包括医院、大学、研究机构等等,都可以转化成为社会组织。广东学新加坡和香港,建设法定机构,就是在努力往这方面发展。实际 上,事业单位转化成为法定机构,阻力并不在地方,而在于上级和中央。这些都是城市体制的软件改革,有利于大大减少城市官僚机构,实现城市是市民的城市的目 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是没有城市化。恰恰相反,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相当迅速。城市人口从1999年的约32%左右提高到2011年的51%。这个速度不 能说不快。人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城市化简单高扩张阶段已经过去,正如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一样。中国所缺少的是城市精致化。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的 城市化会继续进行,也必须继续进行,但绝对不是从前那样的以GDP为中心的简单扩张,而是通过城市体制改革的城市精致化。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具有实质 性的城市体制改革,而是继续搞GDP和简单扩张,城市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这不仅会促成中国社会过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会导致长期的社会不稳定,甚 至政治不稳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顶层设计所必须把握的就是城市化的方向,而绝对不是追求城市化所产生的GDP。GDP必须是城市体制改革的产 物,而非党政官员追求的结果。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0:18:06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华网报道,2012年11月28日,李克强在北京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就深化中国与世行合作等交换了意见。李克强当时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这些都需要国际视野和世界经验,这有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方愿与世行就城镇化开展联合研究,吸收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参与,做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

  (报道链接:[ur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45128.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45128.htm[/url] )

  

本文来源:[url=http://www.wyzxwk.com/article/elite/2013/08/304633.html]http://www.wyzxwk.com/article/elite/2013/08/304633.html[/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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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6:51:51 | 显示全部楼层
顶层设计是什么货色?




    某些人一直宣称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那么,顶层设计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要看清“顶层设计”是什么货色,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回顾一下30年来的改革,就可以看清“顶层设计”的丑恶本质。

    30年来的改革,“顶层设计”究竟设计出什么东西了呢?

    一、砸碎了百姓的铁饭碗,却给官员打造了合金钢饭碗

    “顶层设计”砸碎了百姓的铁饭碗,几千万工人下岗。但是,官员们的铁饭碗不仅没有砸碎,反而端上了合金钢的饭碗,比铁饭碗还要坚固。官员们拿着高工资,享受高福利,进行高消费,吃喝嫖赌全报销,毫无下岗之忧,并且犯罪撤职后还可以复出,重新做官。

    二、剥夺了百姓的住房福利,却给官员们保留了住房福利

    “顶层设计”剥夺了百姓的住房福利,将百姓驱赶到商品房市场,百姓要以市场价格购买住房。但是,“顶层设计”却给官员们保留了住房福利,官员们可以享受福利房,以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购买住房。

    三、剥夺了百姓的医疗福利,却给官员们保留了免费医疗

    “顶层设计”剥夺了百姓的医疗福利,令百姓看不起病,一场大病拖垮一个家庭。但是,“顶层设计”却给官员们保留了免费医疗,免费的同时,还要享受高级豪华病房。  

    。。。。。。

    至此,“顶层设计”的丑恶本质已经暴露无遗  “顶层设计”就是官僚贪腐集团打着改革的旗号,为自己牟取非法暴利的借口!

    现在,他们又高喊“顶层设计”的口号,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又要设计出什么东西呢?

    违法广告很简单:“顶层设计”就是要借助“改革”的深化,把他们牟取的非法暴利合法化!!!

    中国的人民大众不应当被“顶层设计”的口号所迷惑,而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改革,不应当顶层设计,恰恰相反,而应当底层决定  由人民大众来决定改革的重大事项!!!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7:27:13 | 显示全部楼层
胡舒立:户籍改革的成本账
   

    金秋在望,需要为即将到来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做深入思考。其中,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户籍改革当属重点。因其“一头连着土地、一头连着福利”,户籍改革涉及面甚广,进展缓慢,目前仍停留在地方有限试点的层面。现在需要中央政府坚定决心,统筹规划,全面推进。

    是项改革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人口红利”衰减,社会紧张加剧。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人力资源才可能更好更快地流向效率更高的地区和领域,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户籍改革,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通过的重大关口。

    是项改革很难,因为户籍制度已嵌入中国社会肌理。这一建立于1958年的制度,不仅是一种社会管理工具,还与多项城市独有的社会福利相捆绑。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大规模流动,户籍本身的社会管理功能已经大为弱化;但近十年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居民公共福利体系逐步建立,无形中又加深了城乡和地区不同户籍持有者的地位差距;此外,许多地方农村土地价格提升,城乡一体化加速,也增加了户籍改革的复杂性。

    是项改革全面推进,需要建立共识。应当明确,加速公共福利与户籍的脱钩,建立以实际居住地为主体实行人口管理及相应福利安排的制度,应当是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为此,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社保等社会制度深化改革。改革不仅要清历史账,还要算现实账和未来账。这必然深刻触及固化的庞大既得利益,对改革者构成重大挑战。

    过往一二十年,户籍改革也曾取得某些进展,但中央政府主要停留在一般布置层面,实际则主导权交给了地方。

    早在2001年,“全面推进小城镇户改”即已提上议程,却并未“全面落实”;至2011年,“国办9号文”再提分类推进户改,进展仍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外来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小城镇,放开落户限制至今未能进入当地政府视线。今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负责人重申了户改路径: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这种梯度放开的思路虽然清晰,但如果继续由地方政府选择性操作,其前景难以乐观。

    说到底,户籍制度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户籍改革不可能单靠地方政府来推动,其成本也无法全由地方政府承担。中央政府应领衔制定直面问题、切入要点的顶层设计方案,并当仁不让在未来改革推进中领衔操作。

    应当承认,户籍改革成本不菲。过往分散的改革试点中,不少城市曾推出“买房”、投资、“人才”等差别待遇的“快车道”,意在为当地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实效,但这显然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土地换户口”也一时在多地兴起,终因伤及农民利益而被叫停。显然,未来真正推动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政府需要付出真金白银。得花多少钱?谁来出钱?成为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

    学者们已经对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有不同估算,大体算来,单一成本在10万元左右。按学者陈金永的测算,如果分15年完成户籍改革,每年成本是北京奥运会的五分之一,政府财力完全可以承受。户改红利显然大于各类运动会,故改革应当提速,所需年限可以缩短。

    迄今为止,局部户改的成本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也是改革逡巡的重要原因。最近有消息称,搁浅多年的“居住证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有望在年内出台。在这项由公安部牵头制定的“办法”中,居民所享受的权益分为国家和城市两个层面,其中,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属国家层面,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可以享受。这虽然只是户改的阶段性安排,但中央政府可能承担部分改革成本的政策动向令人关注。

    无疑,未来全面户改的成本,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其中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在实践中,如何合理安排户改节奏,理清各级政府职责,并建立相应的与事权相符的成本分摊机制至关重要。

    目前官方更认可的户改思路,强调从小城镇起步。不过,在中国一如世界各国,正是大都市能够凭借资本、人力资源、物流和信息等方面的规模优势,聚集最大规模的新移民;过往大城市以户籍设限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并不成功,而各级政府竭力引导人口落户的小城市又缺乏吸引力。

    接下来,应从两头做起:一方面在加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上做实事,一方面要求特大城市、大城市对业已稳定就业、居住的人口做出落户安排或承诺。此外,农村地区亦不应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只有通过加大资源投入的反哺,加快土地制度等相关改革,提高农业生产力,人口的跨地区、跨产业的转移才有依托。这一切,需要中央政府及早做出统筹安排。

    改革须分段推进、假以时日,最终目标应当是取消现存户籍制,让所有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获得完全的、无差别的迁徙自由和居住权利。这是《宪法》(1954年)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文章来源:财新《新世纪》)
 楼主| 发表于 2013-8-14 17:51:43 | 显示全部楼层
叶檀:如何制约中国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垂直领导的直接诱因。

国家审计局垂直领导后,审计局获得独立性,自前审计局长李金华开始,人们相信审计结果也许没有全部公开,但不会夹杂可恶的谎言,因此更受信任;与此相反,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屡被质疑,统计数据受到地方政府的左右,GDP赶英超美,工业产值花团锦簇,税收与投资回报一团糟,因此很多人呼吁,统计局应该学习审计署,实行中央垂直领导,由国家统计局一竿子插到底,财政单独列支,以防止地方官员对统计数据大做手脚,让数据变成离常识万里的笑话。

这样的逻辑表面无懈可击,实际上很可怕,以此类推,地方政府有可能对工业企业做手脚,所以国资等系统需要垂直领导;有可能对计生数据做手脚,所以各地计生委需要垂直管理,推而广之,几乎所有的部门都需要垂直管理。

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地方政府在任何方面都信誉扫地,因此需要以垂直领导的方式,请出最上层的大家长,才能无远弗届、烛照四方,监管到位。地方政府天生是不可信的,中央政府才可信。这样的逻辑其实禁不住反推,如果地方政府如此的不可信,那么,他们的顶头上司又能好到哪里去?

地方政府不可信,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罪魁。当地方政府一方面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一方面大肆卖地、办银行、招商引资、入股企业时,这两重身份形成了尖锐的戏剧性的冲突,民众无法相信一个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会是可信的守夜人,耗子怎么可能不吃腥,一桩桩的拆迁案、城管伤人案,甚至让人产生黑社会化的联想,失望之余,只能呼唤守夜人的看管者好好看管住自己的下属。就像祈求玉皇大帝派天兵捉拿弼马温、希望观音菩萨收妖是一个道理。

地方政府公司化大行其道,与GDP作为官员上升的阶梯有关,也与公司化曾经的高效率有关,一纸令下一切搞定,半年之间新城出现,三年之间地铁遍地,地方政府公司化一度被视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形之有效的最大法宝,有别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老牛拖破车式的基建速度。

地方政府掌握资源,地区之间残酷竞争,于是乎,地方官员成为最忙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与招商进驻的企业家眉来眼去,这不正符合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的特质吗?中国三十年的长足发展,地方政府公司化、官员领头搞经济就是最大的窍门。

一个个地方政府如同一家家公司,经营之道大抵相同,卖地生财、大搞基建,发展新城,招商引资,农民上楼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任何产能过剩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没有本质区别,一个又一个面貌相同的城市源源不断的被复制出来,千城一面在所难免。

与民营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地方政府公司不必考虑效率与投资回报率,不必考虑成本,这使得公司化之后的地方政府一味做大、不管效率,一味生产不管产能,一夜倒退到改革之前。GDP就是政绩,就是能力,比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大大不如,比央企高管的考核机制更不如,起码央企还要看资产回报。最典型的案例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闭着眼睛建新城、新城建成变鬼城,某大城市目前在建与已建成的商业物业,以目前的去化率,需要消化50左右的时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新城就是政绩,只要不在自己手上彻底崩盘就行。

投资回报率创出新低,说明地方政府一根筯式的GDP考核到了尽头。在7月27日召开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小组双周学术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发布,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该数据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曾稳定在8%~10%,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上述数据说明,目前的大部分投资是亏损投资,负债率高,产能过剩严重,投资越多,效率越低,收益越差。

情况如此严重,必须压缩产能,地方政府的标准违法广告是:一些行业产能的确过剩、的确需要压缩,不过本地情况特殊  至于怎么特殊,那就是各自表述:比如,本地经济落后就靠钢铁解决就业与税收支撑经济;又如,电解铝虽然产能过剩,但是本地盛产煤炭,已有完整铝产业链,其他地方可以压缩,本地绝对不可压缩。

这些口实与许多商业物业的开发商如出一辙:其他商业物业或许过剩或许遇冷,本公司楼盘绝对不会,因为本公司拥有其他公司所不具备的地价、有商业地段优势以及创新的经营模式。事实上,仔细追究,大家干的活大同小异。

追根究底,这是赌徒的侥幸心理,有以往的投资经验,产能过剩行业相信过剩是假的,新一轮城镇化投资绝对能够消化目前产能,而开发商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常人常见的错觉,不过,民营企业、个人投资者亏损有边界,而掌握资源的人,就会躺在错觉上睡大觉,面对事实都不愿意承认失败。赌徒掌管公司,结果是输掉底裤;拥有赌资而又迷信GDP的赌徒,会把宝押在GDP上,而不是投资回报上。

更要命的是,地方政府不必管投资成本。建设新城负债累累,此次审计署几万人对地方债进行大审计,从中央深入到乡镇,相信会有较为全面的结果。外部成本如环境污染、污染得病率,更加不会放上心上。2004年前后的GDP考核,简直激起地方政府众怒,如过街老鼠很快不见了踪影。

地方政府公司化,公司运作赌徒化,地方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负面效应越来越大。这不纯粹是地方政府的错,这是考核机制的整体失误,主管者谁也脱不了干系。地方政府并不是天生撒谎精,而是在酱缸文化中陶醉已久,不觉其秽了。

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政府彻底退出,二是增加考核指标,让地方政府从赌徒回归正常CEO角色,靠法律约束政府。

第一条路了则了矣,却不现实,以中国的权力架构,和既有的发展模式,政府彻底退出根本不可能,建议采取折衷方式,让地方政府退出经营性市场,增加对地方政府的效率与成本考核指标,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约束住赌徒的恐惧与贪婪。

不改变考核机制,以垂直管理撇开地方政府是可笑的,到时候,我们会抨击发改委、财政部等,发现还是让地方政府回归来得更市场、更公平一点,而不是一切让皇上裁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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