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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顶层设计and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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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22 14:16:18 | 显示全部楼层
权威失落下的权威主义

国人热衷于谈论主义,谈论对错要用主义做注脚,谈论善恶也要贴上主义的标签。笔者在此也凑凑热闹,谈谈权威主义。在当今时代,权威主义的确生不蓬时,因为现在正是知识信息化的时代。总的来说,知识信息时代的基本特性是:第一,知识传播更广泛,知识获得更易。第二,知识越来越专业、细分。而世界越来越复杂,因此专家和精英的分量越来越轻,越来越无足轻重。第三,知识、创新创造力成为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第四,权威被弱化,民主越来越强化,成为历史潮流。第五,民权在觉醒,民意汇聚,并汇成不可抵挡的力量。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以1990年为划分界限,前一时期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思想为指导,后一时期奉行权威主义。前一时期改革的总模式是:从时间上,由农村到城市,渐次推进;而空间上,由点到面,创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并由沿海地区先试验,成功后再全国推行。显然这深得了社会实践的精髓。众所周知,政治家或政治理论家追求自我实现,并不是依靠自我奋斗,和科学家、工程师不一样;而需要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即把他们所信仰的主义具体化于国策之中,施行全国。如果成功了,他们便立了万世不朽之大功,极大化了人生价值。如果失败了,所诱发的灾难无法估量,无辜的人民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相反他们往往毫发不损。可见邓公完全是以“天下为公”之心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这一模式也深得中华大智慧: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那么为什么权威主义又能在中国兴起,成为中国真正的主义?当然权威主义在中国兴起并非偶然的。其必然性居于两大原因:其一、由于上世纪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迫使中国精英更加重视政治稳定,因此权威主义在中国有了需求。其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得到广泛的认同,成了当今中国的权威理论。因此西方经济学为权威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西方经济学完全是解释性的,即对西方的现实经济进行实证分析;并没有构建功能,因为脱离西方社会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信仰,这些理论未必成立。更详细的认证请见笔者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后一阶段的改革已经20多年,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研究了。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不顾禁忌,就会发现,虽然奉行权威主义,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对权威的政府。具体上说,朱镕基政府是相对有权威的。记得上届政府有人叹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朱镕基的权威建立在成功治理三角债之上,这充分显示出了他过人的才能;而他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人格也令国人诚服,因此他权威就成功确立了。并且这20多年来,成绩很大,但问题也很大。最大的成绩是,引领中国加入世贸,使中国纳入世界这一大经济系统中,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众所周知,中国人均自然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而人力资源具有绝对优势。因此中国加入世贸后,能利用自然资源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具有绝对优势,促使经济高速增长。这是朱镕基政府的功劳。而最大的败笔在于房地产、教育、医疗改革。这三大领域已被国人称为新三座大山,成了当今中国民怨之源。总之,从实践的效果上看,权威主义大失所望,并未能引领中国完成改革大业。

那么原因何在?笔者曾研究过顶层设计的可行性问题,发现在理论上权威主义同样面临顶层设计所面临的问题。其实,顶层设计正是权威主义的产物,即顶层设计是权威主义对改革规划的具体化。

而顶层设计若可行,还必须满足其他条件。也许有人认为顶层设计是无条件的,绝对正确的。那就值得认真商榷了。但笔者认为是有条件的。理由如下:

第一,必须有大才,才能担负这一历史使命。这样问题就来了。什么是人才?什么是大才?先看看我们祖先是怎样鉴别的:“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显然这一人才标准是德智统一的,更重德行,缺德便是不肖之徒。请精英们自相对照,便可掂量出自己的斤两了。而目前精英之所以被国人鄙视,原因就是身上没有德的基因。显然人才是个大问题。

第二,顶层设计原是工程领域的专有名词,意指总体的综合的设计,包括对技术的考量,也在经济上进行评估,是一种先进的设计方法。但如果要移植到人类社会,必须先研究明白如下的问题:一、工程领域是一个了然的世界,如果技术上遇到问题,也可以借助实验方法来解决。而人类社会复杂得多了,有利益冲突,也有信念冲突,并且不能进行实验。总之人类社会不仅是物的世界,还有精神世界。二、是否存在设计者的利益诉求呢?的确令人十分担忧,因为目前精英和广大群众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方面,人民称之为砖渣、叫兽。另一方面,精英给人民群众贴上悔辱性标签:暴民和民粹主义。显然委托人和**人之间有信任危机。三、十多亿人的命运,由少数人决定并不符合时代精神,由民作主的潮流。

第三,历史经验并不能证明,少数精英的才智能超过全体的人民群众。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完全出乎决策者的意料,现在的经济学也无法解释。显然这些乡镇企业的生产要素生成于经济改革之前,但当农民的束缚被解除后,便使这些生产要素快速集结,形成巨大的生产力。此中揭示一个真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行行出状元,独裁的代价是停滞落后。其实,社会发展千头万绪,任何天才也无法代替全体人民的智慧。

第四,社会发展都是一个自生的,渐进的过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则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任何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换言之,世界从来不是什么现成的理论设计出来的,社会发展伴随着理论发展。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就是想设计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果却适得其反。

第五,顶层设计依据什么理论?而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抽象假设之上,以特定的视角透视人类社会,以偏概全。所以哲人说:“生活是常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以变动的世界去就不变的理论,恰如削足适履,显然不是明哲之举。况且,自然有自然的逻辑,人类行为也自有其理性逻辑。人类理性建立在行动  反应这样的反馈系统基础上,即行动  新的认知,或经验教训  修正行动,这样一个反应系统。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理性的本质。因此社会科学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只有良知才是永恒的。

第六,必须明确责任,即如果失败了,谁负责?因为政治家或政治理论家追求自我实现,并不是依靠自我奋斗,这和科学家、工程师不一样;而需要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即把他们所信仰的主义具体化于国策之中,施行全国。如果成功了,他们便立了万世不朽之大功,极大化了人生价值。如果失败了,所诱发的灾难无法估量,无辜的人民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相反他们往往毫发不损。

总之,改革关涉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关涉到十三亿多人的切身利益,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汇聚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通力合作,同舟共济。不可轻信!不可轻为!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6:56:33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中国改革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读者乍看这一题目,也许不以为然。其实,中国学术界一直未能弄清楚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真谛,误以为摸着石头过河是在缺失成熟的系统化理论之下的便宜之策,至多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所以我国精英更崇尚顶层设计,自以为自己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再不需要庸人自扰,饱受摸索之苦,就可按西方现成的理论画瓢,一举而就。事实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以1990年为划分界限,前一时期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思想为指导,后一时期奉行权威主义。前一时期改革的总模式是:从时间上,由农村到城市,渐次推进;而空间上,由点到面,创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并由沿海地区先试验,成功后再全国推行。总的来说,前期的改革是成功的。农村改革非常成功,束缚农民的桎梏被打碎后,暴发出惊天动地的创造力,崛起了巨大的产业  乡镇企业。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育改革也是成功的,恢复高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既是深得民心之举,也是有益于社会进步之举。

后一阶段的改革已经20多年,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研究了。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不顾禁忌,就会发现,虽然奉行权威主义,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对权威的政府。具体上说,朱镕基政府是相对有权威的。记得上届政府有人叹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朱镕基的权威建立在成功治理三角债之上,这充分显示出了他过人的才能;而他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人格也令国人诚服,因此他权威就成功确立了。总的来说,这20多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也很大。最大的成绩是,引领中国加入世贸,使中国纳入世界这一大经济系统中,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众所周知,中国人均自然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而人力资源具有绝对优势。因此中国加入世贸后,能利用世界自然资源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所具有绝对优势,促使经济高速增长。这是朱镕基政府的功劳。而最大的败笔在于房地产、教育、医疗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这三大领域已被国人称为新三座大山,成了当今中国民怨之源。总之,从实践的效果上看,权威主义大失所望,并未能引领中国完成改革大业。前后两个时期改革的根本差别是:前期先试,成功后,再全国推行;后期先设定目标,后全面推行。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中国深陷困局之中,完全是后期不当的改革的产物。如果我们直面中国的现状,不能不触目惊心:泛化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贫富严重分化;信仰缺失,道德沦陷;污染极度严重,国民生存面临威胁;社会矛盾被激化,中国成了一个大火药库。更致命的是,曾被边缘化的极左思潮重新获得广大中下层国民的支持,大有重新崛起之势。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即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更多的话事权。这样中国社会迟早会裂解为左、右两大阵营。如果他们之间不能求解出最大公约数和交集,而汲汲于自己的私利,那么他们的博弈必然是一种囚徒困境的博弈,即都是输家,没有赢家,并且陷入一种无法打破的自锁状态。最终致使中国也无法走出目前的困局。更有甚者,如果任由发展,中国左、右两派必然由利益之争演变成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历来都是血淋淋的零和博弈。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权力斗争的零和博弈才有可能转变为存在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详细的认证请见笔者的《《君主论》的王权博弈》。(要透彻了解中国,请搜索石立刚,阅读石立刚)。然而,中国不能走出左、右两派的囚徒困境博弈,就不会成为民主国家。这便是中国活生生的现实。如果无视这一现实,必将是瞎折腾。

现在我们来研究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究竟有那些核心要素?具体包括:其一、局部先试,成功后再全国推行;其二、改革没有设定的目标,一切因时因地制宜。其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让实践成果说话;其四、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和社会制度的创立者,也是实践成果的分享者。即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体,也是社会主人。

的确,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种智慧,一种政治谋略。理论和智慧有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理论是可以学习的、传承的,而智慧不能。道理很简单。如果智慧能传承,孔明、刘基的后代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了,其实不然。读几本理论教科书,不足为奇;这些东西你能学会,别人也能,并且这些都不是政治智慧,不足安邦治国。我国在邓小平逝世后,出了一本《邓小平理论》。我们不妨设问:《邓小平理论》是否囊括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要回答这个问题,读者尽可比较成书前后的社会现实,就有了准确的违法广告,无需笔者多说。

其实,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成功,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并非偶然的。下文我们研究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成功的必然性因素。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摸着石头过河深得中华大智慧。一部《易经》的精髓就在于知变易。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治道,必须因时因地制宜,因时局而化,只能在实践中摸索。老子更说得直白明了: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再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想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众所周知,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抽象假设之上,以特定的视角透视人类社会,以偏概全。所以哲人说:“生活是常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以变动的世界去就不变的理论,恰如削足适履,显然不是明哲之举。况且,自然有自然的逻辑,人类行为也自有其理性逻辑。人类理性建立在行动  反应这样的反馈系统基础上,即行动  新的认知,或经验教训  修正行动,这样一个反应系统。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理性的本质。因此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只有良知才是永恒的。所以治国之道从来就没有现成的,必须从实践中寻找。

最后,摸着石头过河实是一项高明的政治谋略。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在实践中应用。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有利于改革能在教条和迷信中突破而出。另一方面,在对改革没有共识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有利于单边突破。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分歧中走出来的,归功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想。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就意味着,允许有异议、有保留意见、允许观望,但让我在小范围内先试,让事实说话,失败了也无关大局,成功再向全国推进。可见摸着石头过河是化解改革阻力的最高政治谋略。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6:57:37 | 显示全部楼层
“摸石头过河”,让理论走开!

邓公小平先生离开我们六年了。在这六年中,我们常常思念着这位把我们领进一个新时代的伟人,时时想起这位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当年的谆谆教诲,反复学习《邓小平文选》。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邓公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曾与毛泽东朱德他们一起打下一个新中国,也不是在于他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而是他的实事求是,特别是他的“摸石头过河”论。

“摸”论第一次把政治家从精神领袖的神坛上请了下来。政治家就是政治家,至多是个行政首长,而没有必要成为一个理论家。由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政教合一的社会,皇帝既是国家首脑行政长官,又是圣人天子。而人们都习惯于在圣人的指点下生活。圣人们总是以“非礼莫…”的警示告诫人们,可以做这,不可以做那。生活的一切模式都由圣人为你设计好了,你在圣人的光辉路线指引下,“小车不倒只管推”,就可以“从胜利走向胜利”。

而“摸”论却提示我们,与平民百姓一样,行政长官的政策也不是得了上天的指点(天机)而成为“最高指示”的,他也不一定能了解什么“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行政过程中的方针政策,也是“摸石头过河”的实践,并不是属于“XX主义”、“XX思想”类的先验的“XX理论”。

由于政治家没有了理论家的灵光,也就失却了精神领袖的威权。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没有伟人的时代。既然谁都可以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那么谁谁已经发现了什么“社会发展规律”之类的神话随即宣告破灭。谁的话都只是一种参考,一种警示,而不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由于告别了伟人,没有了伟人的指指点点,唠唠叨叨,人人都可以自己去发现一些什么。在向理想的彼岸摸索着前进的过程中,每当你摸到一块新的石头,就可以宣告一个新的发现,或许这块石头离成功的彼岸近了一步,于是后续的人群便向你所处的方向靠拢了,你就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一份贡献;或许你又倒回去了,也没关系,你告诉了人们,别往这边走,人群便向你的反方向继续摸索前进,你也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一份教训。在这个过程中,人人都是真理的发现者,人人都是“理论家”:都可以谈自己摸到石头的经验或教训。这些相对的真理给别人以启示,于是人们对到达成功彼岸的经验又多了几分,信心又足了几分,前途又光明了几分。

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模式,人的精神面貌就在这不断的摸索中改变,变得更乐于探索创新;社会也就在这不断的摸索中进步,更接近于我们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在摸索中前进,也更觉得自豪,生活也更有意义  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了伟人的感觉。这就是邓公“摸石头过河”的伟大之处: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伟大起来。

在邓公时代,理论是“务虚”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理论务虚会议”的字样见诸报端。不管是白猫理论还是黑猫理论,都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即能否捉住老鼠的检验才能确定它是否好理论。甚至邓公还明确地说过“不讨论”,即让理论走开。这就是“摸石头过河”论的真谛所在。

2003年12月
 楼主| 发表于 2013-8-29 10:38:49 | 显示全部楼层
童大焕: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及经验教训
    随着新任总理李克强首提“新型城镇化”,这个词几乎一夜之间成为热词,但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里也有一千种“新型城镇化”。其实“城镇化”和“城市化”都来自于塞尔达于1867年的著作《城市化的理论问题》一书中所提的概念:urbanization。对于外国人来说,城镇化和城市化完全就是一个意思。但是放在中国这个户籍二元性质、很多人心里有着强烈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区域均衡发展乌托邦情结”的国家和时代,“城市化”和“城镇化”就有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巨大差异。

    即使对于“新型城镇化”有一个基本共识:“人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乡居民同等国民待遇化”,但在不同的对于“城镇化”概念理解的差异之下,这一“基本共识”也会分崩离析,导向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政策选择和完全不同的行为后果!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理解,有人主张大中小城市均衡协调式发展,有人主张大城市群带动周边小卫星城式,有人认为新就新在要由传统的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粗放型向节约型发展,还有人认为重点在解决中低收入人群和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

    厉以宁和程志强主编的《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汇编了一些学者对此话题的阐述和一些地方官员的经验总结。厉以宁在序言中就什么是“新城镇化”给出了明确定义  “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江潘和王怀豫在其文章《浅析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新型城市化》一文中则更加干脆地说:“新型城镇化指的就是就地城镇化”。其与传统城市化概念的核心区别在于:发展和提升城镇功能,就地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问题。这样,大城市病也解决了、城乡差别也变小了、留守儿童问题也缓解了,面包有了,牛奶也有了,连春运时期的火车,都再也不会那么挤了……

    2013年8月,住建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开展全国重点镇增补调整工作的通知》,决定对2004年公布的全国现有1887个重点镇进行增补调整。此次增补调整的目标是各县(市)至少有1个重点发展镇列为全国重点镇,并使全国重点镇成为今后各地各有关部门扶持小城镇发展的优先支持对象。预计新名单中,我国重点镇将增至2500个以上。全国重点镇增补调整名单计划于2014年4月前公布。

    据说重点发展小城镇有利于有效转移农村人口和缓解大中城市压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利于增强服务城市和辐射农村的功能,推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但是,这种按行政建制分配指标的办法很让人担忧,因为城市化本身就是对行政疆域和僵化管理体制的突破。尤其是,重点发展中小城镇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创造发明,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开始就是从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起步,最后被事实证明行不通,乡镇企业因为产权不明、效率低下、过度竞争、破坏环境而纷纷破产倒闭,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除了大中城市周边之外,大多因产业和人口聚集程度不够而无法实现自身的循环造血功能。靠行政力量输血的小城镇,就像靠透析的尿毒症人,是无法健康和长远的。

    通过产业转移产业引导实现“就地城镇化”的设想要多美好有多美好,但一方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口的自然流动总是不以理论家和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尤其是我们发现,除了低端劳动力之外,中高端劳动力要想获得基本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基本上要突破百万城市人口线,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城市化的“人文社会线”,越大的城市竞争越自由公平。另一方面,以为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安排在十里八里之外的镇上就能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试图撒胡椒面的产业布局明显违背经济常识  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依托于大型城市的不均衡发展、依托于人和财富聚集产生的“聚变效应”。即便现有17000个乡镇到处都建工业开工厂,其物流成本和人力资源都将使得经济处于低效状态,而它造成的生态和环境破坏更是人类的灾难。

       研究表明,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能实现自我循环发展。我国建制镇有17000多个,人口超过10万人的仅有56个,且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江重要产业带,也就是大城市周边经济比较好的地方。大部分的小城镇很小,1/3的小城镇人口不到5000人。如果重点镇制度行之有效,那为什么1887个重点镇里,十年来仍然只有56个人口超十万并且都分布在大城市周边?说明这种重点镇制度是无效的,甚至有可能效果适得其反,与城市化规律相悖。我国小城镇人口占整个城镇人口的比重最高时也仅仅为27%,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些欧美国家,但他们有更好的土地和矿山产权制度安排,保证了城市化过程中的财富和文明向村镇回流。

    中国人似乎特别健忘,健忘是因为缺乏对历史的反思和反省,所以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个问题上跌倒。回顾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历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逆城市化的计划经济时代

    1949年到1978年,在这段比较粗线条画出来的计算时间内,整体上是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政策上严厉禁止农民进城,严格的计划经济也使进城农民无处觅食,同时,城市就业艰难直接导致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逆城市化。这段时间内,因为不能城市化导致农民为了生存过度开垦、知青“战天斗地”、大炼钢铁乱砍滥伐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荒漠化面积增加300多万平方公里。1981年,我国城镇化率仅20%。

    第二阶段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阶段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百废待兴的中国迎来了小工商业自我觉醒和自我发展的一个过程,“文革”结束前后,农村不少地方就地办起了社队企业,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1984年,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由此,我国农村经济迅速繁荣,直接影响就是小城镇的飞速发展。这也是政府所希望的,即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楼主| 发表于 2013-8-29 10:39:03 | 显示全部楼层
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时,就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984年1月,国务院发布《城市规划条例》,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确认了这一方针。

    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家乡江苏省吴江县进行农村调查时,发现原本凋敝的小城镇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而重新勃兴。费孝通判断这将是我国农村又一次大变革的开始。他把相关思考写成《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四篇文章,陆续刊发于《瞭望》新闻周刊,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所主张的“小城镇、大战略”思想,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镇化乃至于今天的主流思想之一。

    但是费孝通忽视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他的故乡江苏一带历来有经商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依托长三角都市圈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群,苏南经验根本无法在全国复制。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也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周边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甚至硕果仅存,其它地方的都相继没落甚至消亡。“离土不离乡”实际上是一种低级的、初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它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小城镇、大战略”的城镇化思路越来越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989年,国家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但即使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乃至于今天,“小城镇、大战略”的具体实践却并未消失。这一提法的出现主要是不希望大量人口聚集在大城市,避免出现某些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贫民窟”。

    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问题。当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发展乡镇企业是一个重大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也是一个大战略。”(《人民日报》1998-10-08第1版)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调整乡镇企业结构,推进小城镇建设。”

    从以上过程看出,第二阶段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自我发展,很快被决策层出纳入了新的计划思维。但这期间,由于政府缺乏直接推动的工具和推手,乡镇企业和城镇化更多还是处于自我发展的缓慢过程中。

    第三阶段现代工业和房地产双轮驱动的阶段

    1997年政府土地储备制度建立, 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道路开启,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三股力量为工业化、城市化注入史无前例的强大动力,“经营城市”如火如荼,“招商引资”竞争白热化,城市化速度空前。期间数亿农民工进城打工,打工收入占到全国农民总收入的九成。资料显示,1981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20%,20年后的2000年达到了36%,到2011年时城市人口历史性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3%。1981年的水分我认为不太大,因为那时城门乍开,城市就业容纳能力有限。2011年的数字则水分比较大,扣除2.6亿左右农民工,实有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

    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政府强力主导,速度超级快,从而有了“中国经济奇迹”的美誉。

    这段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摆脱了“小城镇大战略”的制度设计,如脱缰的野马在各级政府的竞争中迅速飞奔。珠三角城市群等沿海地区因为优良的地理位置和人口聚集、观念超前等优势,各种资源纷纷汇集于此,形成以出口导向型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工业化,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推进了沿海地区城镇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呈现出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的格局,并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城市带、城市群的出现,是最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的显著特征。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官员短期政绩催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固然是优点,却也留下粗放、低质低效等后遗症。政府降低土地、环境价格招商引资,成本都转嫁到房地产头上,导致房价居高不下;政府举债式发展,无度举债,又催生货币超发,全面抬升物价房价。而举凡政府主导的各种事项,不论招商引资工业化,还是大兴土木城镇化,都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留下大量产能过剩供应过剩的“浓墨重彩”。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化严重超前甚至永久过剩于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工业产能大量过剩。二是空间城镇化率严重超前甚至过剩于人口城镇化率,导致鬼城空城层出不穷。

    我们以47%的工业化率对应35%的真实城市化率,全球平均以26%的工业化率对应70%以上的城市化率,发达国家甚至以20%以内的工业化率对应70%、80%的城市化率。更严峻的问题是环境破坏与污染,有可能几代人都完成不了修复环境的重任。当地行政部门在对城市进行规划时,多不顾及当地的生态环境,如中国665个城市中,有将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大约有200个城市严重缺水,这样去扩张城市,引进产业,无疑是竭泽而渔。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90%以上城市水域已经严重污染。

    第四阶段房地产单轮驱动的阶段

    这个阶段恐怕很难划出确切的时间表,因为它从一开始几乎就是和第三阶段相伴相随。一些资源秉赋、地理位置不那么优越、观念不那么开放的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招商引资条件,于是把房地产作为支撑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几乎惟一救命稻草。这类地区包括“环首都经济圈”的一些边远河北小城镇,更大量的是遍布神州大地小城镇的“自我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沿海城市遭受冲击,工业过剩危机全面浮出水面,加上以往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渐趋衰减,过去30年中造就了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工业化模式受到挑战,城市的房地产驱动更加显性化。

    过度房地产化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虽然比过度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要轻得多  过度房地产化更多的是占用耕地和土地硬化,过度工业化则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但过度房地产化造成的土地浪费和资金浪费,也是对国民经济和财富的巨大浪费和损失。

    根据国土资源部2013年初披露的信息,过去8年,我们的城市住宅用地供应增量是人口增量的3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表示,据调研,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附近都要搞一个新区,其规划占地和人口甚至于远远超过老城区。现在不止鄂尔多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鬼城”的现象,即使北京和天津之间也有空城。一些城市的房地产项目空置率达40%-60%,有些中西部城市的项目空置率更高达70%-80%。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之下,借助推进城镇化之名,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产业支撑,没有人流物流集聚,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乔润令看来,我国很多地区的“城市供给”已经过剩,“有城无业,有城无市,有城无人”的“三无”现象严重。(人民网.2013年8月7日)

    李迅雷《中国的城镇化或酿成大错》一文中写道:“造城运动”带来的是城镇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据来自卫星遥感图像的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而另一方面,最近10年间城镇新增常住人口不足50%,且从2000年开始,中国城市建成区的使用效率开始下降。它表现为,单位面积内GDP的增势明显减缓,且这10年间所扩张的面积中68.7%来自耕地,这是对农业和环境的极大破坏。

    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全面进入工业过剩、房地产局部短缺整体过剩的时代,必须进入新的农业、工业、房地产精细化时代及服务业自由发展和驱动时代。当前靠工业化和地方政府“造城运动”双轮驱动的城镇化,已经难以持续下去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8-29 10:46:43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总结的很好。
这样的城镇化是落入了总供给会自动创造总需求的思路陷阱。
地方政府通过举债,供给出来的城镇其实价格又是奇高,完全脱离了市场交易价格,企业也不去,人当然也没有。在珠三角,虽有企业先行,三来一补,人口导入先前还算是比较成功,其实也有靠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而维持过来的。
总而言之,钱化的也不是地方。以国民为本的社会政策严重落后,企业也缺乏公平竞争的平台。政府过度引导资金走向工业化,房地产化。过度看重低质量的生产力,这种行为的结果都无法持续发展的。分配方面,投资与消费不比配,服务业其实也是很难发展的,结果只能回到财政再出动创造有效需求再造房子的困境中去。.
 楼主| 发表于 2013-8-30 11:49:07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中国改革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读者乍看这一题目,也许不以为然。其实,中国学术界一直未能弄清楚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真谛,误以为摸着石头过河是在缺失成熟的系统化理论之下的便宜之策,至多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所以我国精英更崇尚顶层设计,自以为自己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再不需要庸人自扰,饱受摸索之苦,就可按西方现成的理论画瓢,一举而就。事实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以1990年为划分界限,前一时期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思想为指导,后一时期奉行权威主义。前一时期改革的总模式是:从时间上,由农村到城市,渐次推进;而空间上,由点到面,创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并由沿海地区先试验,成功后再全国推行。总的来说,前期的改革是成功的。农村改革非常成功,束缚农民的桎梏被打碎后,暴发出惊天动地的创造力,崛起了巨大的产业  乡镇企业。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育改革也是成功的,恢复高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既是深得民心之举,也是有益于社会进步之举。

后一阶段的改革已经20多年,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研究了。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不顾禁忌,就会发现,虽然奉行权威主义,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对权威的政府。具体上说,朱镕基政府是相对有权威的。记得上届政府有人叹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朱镕基的权威建立在成功治理三角债之上,这充分显示出了他过人的才能;而他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人格也令国人诚服,因此他权威就成功确立了。总的来说,这20多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也很大。最大的成绩是,引领中国加入世贸,使中国纳入世界这一大经济系统中,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众所周知,中国人均自然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而人力资源具有绝对优势。因此中国加入世贸后,能利用世界自然资源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所具有绝对优势,促使经济高速增长。这是朱镕基政府的功劳。而最大的败笔在于房地产、教育、医疗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这三大领域已被国人称为新三座大山,成了当今中国民怨之源。总之,从实践的效果上看,权威主义大失所望,并未能引领中国完成改革大业。前后两个时期改革的根本差别是:前期先试,成功后,再全国推行;后期先设定目标,后全面推行。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中国深陷困局之中,完全是后期不当的改革的产物。如果我们直面中国的现状,不能不触目惊心:泛化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贫富严重分化;信仰缺失,道德沦陷;污染极度严重,国民生存面临威胁;社会矛盾被激化,中国成了一个大火药库。更致命的是,曾被边缘化的极左思潮重新获得广大中下层国民的支持,大有重新崛起之势。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即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更多的话事权。这样中国社会迟早会裂解为左、右两大阵营。如果他们之间不能求解出最大公约数和交集,而汲汲于自己的私利,那么他们的博弈必然是一种囚徒困境的博弈,即都是输家,没有赢家,并且陷入一种无法打破的自锁状态。最终致使中国也无法走出目前的困局。更有甚者,如果任由发展,中国左、右两派必然由利益之争演变成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历来都是血淋淋的零和博弈。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权力斗争的零和博弈才有可能转变为存在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详细的认证请见笔者的《《君主论》的王权博弈》。(要透彻了解中国,请搜索石立刚,阅读石立刚)。然而,中国不能走出左、右两派的囚徒困境博弈,就不会成为民主国家。这便是中国活生生的现实。如果无视这一现实,必将是瞎折腾。

现在我们来研究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究竟有那些核心要素?具体包括:其一、局部先试,成功后再全国推行;其二、改革没有设定的目标,一切因时因地制宜。其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让实践成果说话;其四、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和社会制度的创立者,也是实践成果的分享者。即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体,也是社会主人。

的确,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种智慧,一种政治谋略。理论和智慧有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理论是可以学习的、传承的,而智慧不能。道理很简单。如果智慧能传承,孔明、刘基的后代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了,其实不然。读几本理论教科书,不足为奇;这些东西你能学会,别人也能,并且这些都不是政治智慧,不足安邦治国。我国在邓小平逝世后,出了一本《邓小平理论》。我们不妨设问:《邓小平理论》是否囊括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要回答这个问题,读者尽可比较成书前后的社会现实,就有了准确的违法广告,无需笔者多说。

其实,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成功,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并非偶然的。下文我们研究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成功的必然性因素。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摸着石头过河深得中华大智慧。一部《易经》的精髓就在于知变易。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治道,必须因时因地制宜,因时局而化,只能在实践中摸索。老子更说得直白明了: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再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想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众所周知,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抽象假设之上,以特定的视角透视人类社会,以偏概全。所以哲人说:“生活是常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以变动的世界去就不变的理论,恰如削足适履,显然不是明哲之举。况且,自然有自然的逻辑,人类行为也自有其理性逻辑。人类理性建立在行动  反应这样的反馈系统基础上,即行动  新的认知,或经验教训  修正行动,这样一个反应系统。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理性的本质。因此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只有良知才是永恒的。所以治国之道从来就没有现成的,必须从实践中寻找。

最后,摸着石头过河实是一项高明的政治谋略。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在实践中应用。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有利于改革能在教条和迷信中突破而出。另一方面,在对改革没有共识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有利于单边突破。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分歧中走出来的,归功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想。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就意味着,允许有异议、有保留意见、允许观望,但让我在小范围内先试,让事实说话,失败了也无关大局,成功再向全国推进。可见摸着石头过河是化解改革阻力的最高政治谋略。
 楼主| 发表于 2013-9-4 17:47:07 | 显示全部楼层
林中鴷 运动式治国应当休矣

我国体制源于原苏联,其突出特点是高度集权,整个国家高度行政化和机械化;与这种体制相配套的政府工作方法,便是开展各种运动。
建国后,我国党和政府相继开展了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增产节约、学雷锋、抗美援朝、大跃进、四清、三反五反、文革、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运动。据
美国学者马德森归纳,从建国到毛泽东逝世,26年共开展全国性运动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则更是多出十倍。
改革开放至今,虽然各种运动有所减少,但涛声依旧,仍然目不暇接。例如从上到下的招商引资、“三讲”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扫黄打黑、整治污染、打击法轮功、解放思想大讨论、安全生产运动等等等等。
运动治党和运动治国,已成为党和政府的常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包括动员部署、查摆问题、采取措施、督导检查、集中整治、扫尾总结等环节。其他非运动式的工作,也大都具有运动的色彩和特征。开会贯穿于整个运动全过程,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总结出“工作就是开会”,可见运动泛滥之态势。
运动式的工作方法与国家体制密切相关。我国体制行政化、机械化特征凸显,整个政府运行和社会运转往往依赖上级指令,上边没有部署,下面便无所适从。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每年年初总有一系列的层层开会和文件转发;地方权限不够完整,且官员行为短期化心态严重,年中遇到各种社会问题,下级也无法或不会去主动解决,而是等待上级指令和部署。
对运动式工作方法的依赖,还有另外的深层原因。我国官员靠任命、权力少制约、司法欠独立、新闻难监督、民意作用微。普遍的不负责任,是我国官场的一大顽症和突出特点。官员们经常忙碌于开会发文、迎来送往、招商引资和追求政绩,很难沉下心来,去认真对待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于是乎各种问题便会逐步萌芽、生长、扩散、深化,到了一定时候,影响大了,危害严重了,积重难返了,就不得不来个运动而集中整治。通过整治,问题会暂时收敛,于是见好就收,宣布这次运动取得了明显成效,然后再转战其他问题和运动。
运动式治理很难解决根本问题。每次运动的开展,往往启动于问题严重的严峻时刻,这时治标措施见效快、看得见,能够彰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所以往往得到青睐而信手拈来;而治本措施似乎与问题没啥关联,远水不解近渴,费力不讨好,因此常常被人遗忘或忽视。治标措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会造成诸多副作用。运动过后,所针对的问题便会东山再起,继而故态复萌,从而形成问题严峻→运动开始→问题收敛→运动结束→问题严峻的周期性循环。伴随着不断的反腐而腐败又在不断蔓延和深化,接连不断的安全生产事件及其治理整顿,社会治安比较良好与形势恶化的不断交替,都是这种循环往复的真实写照。
运动式治理害处甚多。一是非常低效,事倍功半。二是浪费严重,得不偿失。每个运动都会有层层的开会动员、繁复的文件来往、穿梭式的检查汇报、聚焦式的采访报道、隆重的迎来送往……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成本极其高昂。三是大的运动往往成为中心工作而压倒一切,其他问题都会靠边站而难以顾及,加上政府管得过宽又难以管好,于是造成各种问题此起彼伏,让人应接不暇。有人将政府称为“消防队员”,非常生动而形象。四是养成了地方官员的惰政心态。有了问题不去积极主动研究解决,而是患上了被动依赖症,等待上级发号施令搞集中整治,放任问题存在和蔓延。五是助长各种形式主义。真正的问题不下狠心不用真功甚难解决,于是地方官员热心于弄虚作假,虚以应付,搞点花架子,整点假数字,认认真真走过场,热热闹闹稿形式。
当前我国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例如腐败蔓延、道德沦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收入差距、民生艰难、就业困难、安全事故、强制拆迁、司法不公、政府失信等等,有的已经威胁党的执政根基。这些问题已经不能继续拖延,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社会治理很复杂,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采取治本措施。治本措施细水长流,虽然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和长久之道。真正的治本之策,一是权力制约,让其只能行善,不得胡来;二是民主竞选,迫使官员珍惜机会、执政为民;让无心和无能之辈告别官场;三是健全法治,司法独立,让官员不敢渎职,混天度日;四是新闻自由,对官员们实行强有力的监督,让他们谨小慎微,减少作秀,认真履责,践行诺言。四是地方自治,激发地方官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扩大其作为空间。这些治本之策,恰是宪政民主的应有之义。这些措施虽然治本,但却会给官员造成压力、无奈和不适,因而会遭到他们本能的抵制,这也是治本措施难以采取的深层原因。但这关系到祖国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和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呢?有什么私心杂念不可抛弃呢?
运动式治理应当休矣!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加快宪政民主改革。如此,我们的明天才会美好,我们的梦想才能成真!!
 楼主| 发表于 2013-9-10 14:44:38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地方政府、企业和中国的制度创新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制度创新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在今天各方面的改革都遇到极大阻力的情况下,如何赋权这三大主体继续承担体制创新的责任呢?这里先讨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作用。

地方政府指的是省政府以下的所有地方政府,包括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政府。这些层级政府的体制创新能力很不一样。经验地看,省和县这两级最为重要,最具有动力。近年来,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都在做体制创新的实践,在各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广东包括经济上的产业升级、以分权社会为主线的社会管理的全方位体制创新。江苏的党内民主实践。浙江的省管县制度。其中,县一级的改革最为现实,广东的顺德、南海、珠海等地方的改革充满着无限的动力。即使是政治上具有很大争议的重庆,其城市化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体制创新。

地方创新具有很大的动力机制。有两个因素推动着地方政府去创新。首先是政治上的动机,即升级考核。现在地方官员之间充满着竞争,要有竞争力,他们必须有所作为。第二,地方的一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直接面对社会经济问题。它们不能像中间层政府例如地区级政府,可以不用直接面对问题或者可以回避问题。在老制度和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一线政府官员必须寻找新制度和新方法。

但是,如果与1980年代作比较,今天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在下降,并且下降得很快。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顶层能力的下降,也就是顶层防止和减少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制度创新进行阻碍甚至否定的能力。1980年代,地方充满创新动力,这和当时中央顶层强人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是以邓小平为中心的改革者,一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地方创新,通过分权给予地方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也有能力给于地方创新有效的政治保护。对地方创新,当时中央高层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每次争论之后,地方创新总是受到肯定。

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顶层对地方创新鼓励不足,支持不足,更不能保护地方创新。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集权。集权不是顶层的集权,而是中央官僚机构的集权。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对地方创新很不利。实际上,地方上越来越多的创新,往往被中央官僚机构(而非顶层)所否决。现在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否决”的局面。地方上的创新经常被中央官僚机构名正言顺地否决,而中央官僚结构的一些政策,地方政府也想方设法地不执行,实际上也是“否决”。

现在的中央政策多出自中央官僚机构,但很多这样的政策,实际上不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地方政府的抵制并不难理解。地方创新不行,但也不想执行不符合地方需要的政策,那地方官员在做什么?很多地方官员都在疲于奔命,做一些中央硬性规定必须做到的事情,例如维稳、防止老百姓上访等等。尽管地方官员做得很辛苦,但实际上的情况则是越来越糟糕。如果让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现在地方政府官员面临两大矛盾。其一是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必须执行上级的政策,得罪社会;其二,政策很难执行下去,他们又要得罪上级。

地方政府被“妖魔化”

在很大程度上,一线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被“妖魔化”的。在老百姓眼中,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是坏的;在中央政府眼中,老百姓是好的,问题就出在地方官员。这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老百姓,没有人去追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种认知很可能是假性的。地方一线政府和官员必须直面社会层面的问题,要管理和控制这些问题,他们不得不和老百姓发生冲突。而中央官府则远离民众,不用直接处理社会层面的问题。老百姓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感知当然有不同。尤其是现在很多硬性的政策,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官僚机构所制订,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地方政府在硬性执行过程中,和社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还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都在加速激化。很显然,这种局面很难持续下去。怎么办?还是要回到鼓励和保护地方体制创新和改革的道路。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顶层要减少和防止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第二,要推动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尤其是地级市和其所管辖的县或县级市关系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地级市已经成为县政改革的阻力。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在现行体制内,地级市具有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有效推进地级市本身的改革。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省管县制度现在只陷于经济财政方面,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可以推广到包括人事干部等方方面面,这个可以切断地级市对县政的干预。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改革方法。恢复和赋权省、县两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和能力,可以为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也是突破现行中央地方关系僵局的关键。

企业是体制创新的又一主体。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改革方法,就是在国有企业既得利益之外,赋予非国有部门体制创新的空间和能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如果没有那一波国有企业改革,很难想象国有企业可以从1990年代初的大面积亏损转型成为盈利,或者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型成为市场导向型的管理模式。

不过,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盈利,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其中一大根源。

如何改革?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要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不太现实。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限制垄断、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也是有可能的。但要对这些部门实行无论是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改革,还是左派所提倡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国有部门,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从经济上说更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有效的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部门的发展,通过非国有部门新利益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等到非国有部门壮大起来,再对国有部门进行改革。

要扶持非国有部门,中央政府能够做什么?在邓小平时代,主要是分权。当时,中央政府不富裕,不能给非国有部们很大的财政支持,中央政府所能给的就是政策。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央政府不仅要继续分权,而且更要(财政上)赋权给非国有部门。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为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创新创造制度条件。在这些领域,中央政府尤其是顶层掌握着实质性的权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的制约。

财税政策支持中小私有企业

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非常不利于非国有部门的体制创新。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业。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积极效果。

首先有助于企业的创新。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大多数技术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在西方,现在所有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在经济领域,并不是企业越大,创新能力越高。企业越大,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但更多的投入,和创新的效率并不成正比。中小企业较之大型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环境,因此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在经验层面,中小企业的创新要比大企业更有效。因此,西方各国都制订反垄断法,其背后的理性就是:企业做大了,就会倾向于通过垄断来盈利,从而扼杀竞争,扼杀企业的创新。很多人早就意识到,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的低下。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花大力气支持中小型企业,培植它们的创新能力。

其次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和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有部门的大扩张有关。国有企业大肆侵入本来由民营企业所占据的空间,导致了民营企业空间的萎缩,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通过财政税收扶持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来赋权企业的体制创新。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央政府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首先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难改变。但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并不等于个别银行的垄断。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引入市场化和引入竞争机制。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极其低下,竞争更是谈不上。

更重要的是,金融业也必须向民间开放,大力鼓励和促进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现在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些年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国有银行要支持中小企业,但并没有什么结果。这是制度设计的原因。要国有大型银行去支持中小企业并不符合经济逻辑,因为国有银行根本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动机去支持中小企业,更不用说是微型企业了。如果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法,强制国有银行去这样做,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非正式的民间融资渠道和制度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处于非法状态。只要有这个需求,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都一直会存在下去。但因为缺少政府的监管,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经常导致严重的问题,演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对政府来说,一是要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二要加紧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又能在资本市场上加强竞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效率。只有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而只有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起来了,社会结构才会有改善的希望。
 楼主| 发表于 2013-9-10 14:59: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这“顶层设计”,而“普世公知”们宁可毁灭世界,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顶层设计”。这不仅因为靠“理论”吃饭的人必须如此,而且因为“普世公知”们完全心知肚明:自己干的一切后果太严重、责任太大太可怕了  把十三亿老百姓变成了“改革代价”,当初赌咒发誓许诺的“先富带后富”、“一包就灵”、“一私就灵”、“共同奔小康”等弥天大谎根本不可能兑现;靠自己的“顶层设计”根本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任何人只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不追究问题的根源,就不可能不追查到自己的“顶层设计”,就不可能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当初他们轻松愉快挥洒自如地决策“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必须牺牲一代人”、把上亿人的生存幸福一笔勾销时,他们虽然根本就没打算有朝一日会面对这一切的后果、承担决策的责任,但自己心中不可能不清楚自己把老百姓害得有多惨,不可能不清楚自己多招老百姓的仇恨。只要想到可能面临无数受害者仇恨的目光,他们岂能不胆颤心惊?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4:25:56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洪波:改革的瓶颈
2013-9-16 23:23:4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一度常听说“顶层设计”,现在常听说“壮士断腕”。“路线图”、“时间表”等等,一些以往只在国际新闻中听过的词汇,现在也已用上。与改革有关的言说在变化,言说中的信号被解读,但期待是不是一致呢?

    例如“顶层设计”,没有看到过权威解释。这个建筑学上的用语,原本简单,就是设计房屋的顶层。用在改革之中,却是可以有各种含义的。由顶层来设计,对顶层进行设计,为了顶层而设计,从顶层开始设计,这些都可以叫顶层设计吧,所说的是哪一种?

    顶层是什么,顶层是谁,谁来设计,由谁认可?少数人设计多数人,多数人设计少数人,大家的事大家办,顶层设计中间层和底层,中间层和底层设计顶层,“专家设计”,“决策者设计”,“人民设计”,“公众设计”……越琢磨,不明白之处越多。

    听到顶层设计,有人欢欣不己,也有人觉得设计之事跟自己没有了关系,自己只是接受设计的结果而己,但你、我、他各自心目中的顶层设计,不说是不是同一个方案,首先是不是指的同一回事?

    最近,清华大学出了一份退休延迟发放养老金的方案,女性50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照旧,但直到65岁才发放养老金,此间生活可靠男当园丁女洗衣维持,报道称这是“顶层设计”的方案之一,已提供参考。如果这就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还能让几人欢欣,又会令多少人胆寒?

    “壮士断腕”,是很有力量感的,也显示改革的雄心。但壮士是谁,又要断谁的腕呢?以壮士之力,断谁的腕应该都可以。断别人的腕,未必需要勇气,只要有一股狠气就可以了;但断自己的腕,则是需要勇气的。改革是利益再分配,再分配必有得失,以及得失的多少。壮士为谁的得失而焦虑,为谁的得失而辗转反侧呢?壮士要断自己的腕,割掉自己的利益,还要要断别人的腕?是先明确要被断掉的腕在哪里,还是指着任何一只被断的腕说,这就是我要断的腕?壮士以社会中哪一部分为自己的手腕,断起来会感到疼痛?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人所共知。因而改革要破除利益集团的阻挠。但利益集团在哪里?在已经进行的改革中,多少人已经有过利益上的失去?他们大概是有利益而无集团的,处在散在的状态,所以不待“进入深水区”,就改到位了。那也有改革之难,但主要是面临改革的人们自己的困难,而非改革本身之难。现在,利益者已是集团性的力量,触动起来就难了,这算是改革遇到了对手吗,或者这些利益集团已经与壮士联系为一体,是壮士的臂腕,而壮士又准备断掉其利益吗?壮士断腕的所指到底是什么呢?

    我看到一个以医改为例的分析,指利益团体怎样影响政策。医改涉及医药全流程,这里既有医药全业内的个体,也有业内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名流,还有各种行业协会,积极参与政策讨论,政府也开辟各种渠道倾听意见。社会名流表达意见,行业协会提供数据、信息和方案设想,决策酝酿期其利益诉求能够得到表达。医药协会有能力达成与媒体的合作,从而形成舆论焦点,发起公共辩争,引起决策重视。

    各种行业性的研讨会,邀请行业内企业家、学者及部门官员或智囊参加。企业或行业协会资助研究机构形成政策方案,受助者则投桃报李,以“第三方”身份表达医药行业意见甚至参与方案评估。行业协会领袖有私交、论坛、大型展会等机会当面向决策者建言。利益团体还组织“上书”,有时可联合上百家、几百家企业、数十家地方行业协会。

    通过各级“两会”中来自医药领域的代表委员提交议案、提案、建议案,影响决策者行为。私营、中外合资、合作以及股份制医院和企业可通过工商联或一些特殊渠道反映意见。

    假如说,上面就是利益集团的一个例子,那么“壮士断腕”将会怎么去断,又真的能断得了吗,壮士有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壮士或者壮士所属的群体本身是否有利益,有臂腕,是否也准备去一刀断掉呢?

    改革要推进,这是共识;改革要触动利益,这也是共识;改革要有路线图,这也可以是共识。但改革要触动谁的利益,利益集团在哪里,哪些利益集团应该被触动,路线图要走到哪里,改革要由谁设计、设计谁、谁认可,哪些利益是壮士的膀臂,断腕的刀指向什么……回答恐怕千差万别。人民或者民众在改革中切实而非概念化的位置,又该在何处?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5:31:25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你要知道的十件事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王志浩

    我们将列举出10点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及我们对2013年改革方案整体规划的预计。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新一轮改革方案意义重大,且随着未来数月方案细则的公布,新一轮改革方案将提振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少有一点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类似,那就是关键的改革都已经开始。

    中国**中央委员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今年11月举行。我们预期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这次会议将制定出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整体规划。社会各界翘首以待,期望改革顶层设计对若干宏观经济问题能有重大突破。

    本报告中,我们将列举出10点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及我们对2013年改革方案整体规划的预计。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新一轮改革方案意义重大,且随着未来数月方案细则的公布,新一轮改革方案将提振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如果整体规划缺乏新意,无疑将令人失望。

    1. 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经济政策蓝图

    中国**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在此期间,中央委员会将召开若干次重要会议(全会),就重大政策决议进行讨论和投票。其中,一些全会主要关于思想建设及宣传领域,而三中全会通常聚焦于经济。

    除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大会报告国家现状及党的议程以外,三中全会通常还会通过至少一项有关经济方面的重要文件。这一文件也可能涉及其它领域,同时三中全会有时也会通过政治、法律和民生方面的决议(但这些决议并不总是会公开发布)。这些文件的名称也许并不引人注目,如上一次三中全会(2008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关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的正式准备工作开始于今年年初。准备工作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起草程序,包含数百个机构递交背景资料、初稿以及审核意见。整个夏季,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国的高层领导们或许一直在翻阅并讨论这些关于经济问题的初稿。

    2. 这是一次党的会议,制定出党的文件

    重大决议由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即中央委员会做出,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后者选举出政治局常委。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重要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会经济文件的起草。涉及其他领域(如政治、 法律等)全会文件的的起草统筹由党内其他相应的高层机构负责。

    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指引并形成其后的政府(国务院)政策决策和规划。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于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完全认同并彼此协作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充分的证据表明事实正是如此。

    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官员也紧密参与到全会文件的的准备工作中。各相关部委和官方机构参与十八界三中全会经济报告的准备工作,如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各部委提供决策建议。

    3. 某些三中全会影响深远

    最常提及的一次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次会议标志着改革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通过很少具体的决议或改革细则,其重要意义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

    1976至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最高领导层试图恢复中央计划经济以刺激经济增长。目标方案已经起草,投资计划已经设定,产量和价格单均以准备就绪。当时的重工业是命脉,涉及石油、钢铁及能源的约120个大型工程项目被选作引领经济复苏的先导。原本计划通过大幅增长石油出口而获得外汇收入用于支付进口所需的工程设备。然而,当1978年中国实际石油蕴藏状况变得清晰之后(石油储藏量远远少于预估),这项计划在1978年不了了之。当时120项投资计划预算投入为120亿美元,但1978年中国的总出口才仅仅100亿美元。

    在那一年,邓小平(他1975年经济改革计划中的很多内容成为后来改革思路的基础)对华国锋任总理的领导层提出批评,并进行了一定的高层人事变动。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获得了胜利:华事实上偏离了权力中心,一个全新的经济改革战略提出并获通过。随后陈云也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抓经济工作,并选择农业(而非工业)作为他的工作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农产品(6.96, 0.13, 1.90%)收购价格提高,人民公社悄然解散,家庭得以种植自己的土地并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具有争议的政策  允许农民自由耕种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并未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下面我们还将会提到这一点)。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全会(如1978年12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3年11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都在年末召开。让我们共同期盼今年11月份的全会也将依循惯例。

    4. 某些三中全会令人稍感失望

    1978年三中全会因促生了真正的变革而令人弹冠相庆,而2003年三中全会却被许多人认为以失败告终。2003年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当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聚焦于经济“扭转失衡”及推动农村发展。我们认为随后的两个五年任期不应被认为是一个“丢失的十年”。

    2003至2013年间,农村地区发展取得了重大改善,社会保障基础得以重建,全国各地都获得发展,真正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然而,与江泽民/朱镕基主政时期(1989-2003)相比,胡温在任期间没有实现大的制度改革。相反,21世纪初的中国发展仍由国企、城市住房建设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入世(WTO)改革所推动。2003年三中全会文件中指出的许多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随后,中央政府于2008至2010年间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时间过长加剧了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关于2003年三中全会没有产生真正变革的原因迄今仍在探讨,对于当前执政者而言,可能的教训有三:宏大的政策目标须有详尽的规划细则支撑;执行机构(国务院领导班子)必须紧密参与;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层之间的相互协调至关重要。

    5. 我们预期2013年的三中全会将宣告重大改变

    2013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趋向于上述两种先例中的哪一种?我们并不奢望它能够实现1978年那样的根本性转变,也相信它不会像2003年那样令人失望。我们的信心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习和李在经济政策上彼此认同,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我们认为习在党内拥有足够的力量推行艰难的变革,这一点其上任或许难以企及。

    全会议程经过广泛的思考及调查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起到重要作用。

    改革者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如周小川(央行)、楼继伟(财政部)、刘鹤(国家发改委),这应会有助于减轻反对的声音,尽管部门内部可能还会有阻力。

    地方政府或会赞成改革议程的某些方面,例如,很多省份眼馋新近宣布的上海金融自由贸易区政策。

    6. 我们期待全会提出大的原则,而非细节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并不是讨论诸如房产税征收水平、应当拨出多少资金用于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未来五年哪些国企应当被私有化等细枝末节的地方。上述这些细节可以放在筹备阶段讨论,同时国家各部委或许已有自己的计划(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全会的关键在于给出清晰的改革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随后的政策细节并为其提供全方位理论支持。

    没有颁布改革细节或许会让使那些期待重大突破的人感到失望。然而与此相反,我们预期全会文件中的一或两个关键词将会被作为改革指导方针强调并广泛讨论。之前媒体报道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分析人士将仔细研究报告文件以评估市场在改革中能够获得多高的地位。这样一旦党的领导层提出观点,政府部门就能明白如何开展工作。

    7. 政府体制改革或许也会成为2013年全会的焦点

    “给我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阿基米德如是说。我们猜测李克强总理也认同这一点。从近期我们在北京与学界交流的情况看,我们认为2012至2013年改革派对改革战略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如何产生自我推动式改革  即政策改变能够为增长模式的其他改变创造动力。

    我们相信这里的“杠杆”是政府体制改革。我们希望本次全会通过的文件在能够有一章节涵盖如下题目:

    精简政府机购。中国目前的五级行政体系中,每一级拥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及人员编制。过去几年在900多个县镇推行的试点将这一体系由五级精简为三级 (中央、省、县)。在这一领域,浙江省走在前列。精简政府裁减无用的重复职能部门并节省开支。

    中央或将逐步压缩市辖区和乡镇政府的预算自主权并逐渐推广至全国。一旦这些地方预算由中央其他政府部门管控,浪费性支出应会减少。我们注意到山东省正着手这方面的尝试。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自2013年9月起,山东省政府将允许县保留大部分新收缴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在此之前,全省所有税收都由省、市辖区和乡镇依据固定比率分享。该项政策意在加强当地政府的财权,提供资金用于当地公共服务支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目前基本由最低一级政府县级政府承担),然后逐渐降低对中间级政府的资金投入。山东省现由郭树清主政,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同周小川、楼继伟共事。

    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主政山东省时所倡导的,该项改革的核心在于扭转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局面。据报道,国务院已批准若干项取消行政审批及许可要求。随着审批权力的削减,腐败的机会自然下降。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5:32: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来源。为保证县级政府能拥有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这或许需要允许地方获得税收(热议的房产税背后的考虑),同时割断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外很多学者提出将地方政府当前的部分事权上移中央财政,例如如果中央政府在初高中教育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至少,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地方的资金拨付,鼓励地方将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保体系。

    创建受约束的预算制度,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中国的政府预算普遍不够细致。并且常常滞后,缺乏预算监督机制。当前对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些好的建议包括:

    更为详实、透明的预算(“想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先看下你的财政状况吧”);建立中期财政规划,这样一来当地政府不得不为未来负债建立预算;进行政府资产审计(我们对地方政府资产的了解程度甚至低于对地方政府负债的了解程度);建立政府支出的独立评估体系;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这一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看来,官员绩效考核必须由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政府服务质量。

    清理当前及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 推出,包括债务规模、还款来源、担保以及债务股本比等。相关数据将由财政部负责检验并监督。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看来已初显成效,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

     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与其通过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开展基建,不如思考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建中来。这需要通过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明确的合同来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化。

    上述措施背后的核心思路,是限制地方一级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精简公务人员数量、制约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推动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支出。所有这些都将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8. 国企改革仍是敏感话题,可能不会明确出现在今年的全会文件。

    最近一次触发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全会是1993年召开的三中全会。该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它为民营企业的成长打开了一扇门,小型国有企业被出售,大型国有企业经历整合、上市,变得更加强大。

    1993年全会对1989年之后陷入停顿的经济改革势头的重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邓小平注视的目光下,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指出“在国家控制下的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一个基本因素”,这标志着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划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我们并不奢望国企改革的议题能够在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被明确讨论。这一问题太过敏感。

    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将是一项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而不是能够在会议文件中描述或简单直面就可解决的难题。问题的思路在于要改变国企的经营环境,国企要么适者生存,要么被淘汰。诸如提高公共服务价格、打击产能过剩(通过让银行远离某些行业)、推动利率改革以及对私人资本开放铁路、医疗等行业以引入竞争等政策都将改变当前国企优越的经营环境。

    压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迫使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资产。首批出售的酒店、商场及写字楼已然开始;我们预期第二波出售资产将涉及工业资产。将反腐调查拓展至更多行业(如医药、石油化工和电信等)或许将为更深层次的国企改革打开一扇门。为增强竞争力创造更大空间的举措(例如,通过中美双边贸易协定或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同样推动着国企改革的进程。

    本次全会可能的结果(也是改革者的目标)是国企改革将不动声色地由其他改革间接推动。渐进式国企改革唯一的问题在于往往耗时过长,且结果无法预测。

    9. 总书记可能会在全会前夕赴地方考察调研,强调政策重点

    2008年10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聚焦于农村土地改革。2008年9月份,胡锦涛总书记走访了安徽省小岗村,该村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首次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下农民得以有效地经营自己的土地)。

    胡锦涛告诉当地村民,它们的土地经营权将“长期不变”,但当前政府鼓励农地流转出租。当前10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鼓励土地 流转、商业化种植、农业集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民工纳入城镇户籍等。

    今年,有关允许交易出售农村“建设”用地(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房)的话题激起了热烈讨论。激进一些的观点主张允许这类土地出售或出租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 企业,所得土地出让款直接返还到农民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似乎愿意到各地考察调研(我们还注意到经常没有人打雨伞)。我们期望今年10月三中全会前夕他会有一次赴地方的考察之行。2012年12月他走访了深圳并明确地将此行与1992年改革前夕邓小平的著名的南方之行联系到一起。

    习近平在此次考察中表示:“中国的改革绝不止步,对外开放绝不止步”,他还表示,“我们应当敢于解决危险路上的困难与风险,敢于打破意识形态的分歧同既有利益对改革的阻挠所构成的屏障”。在习今年10月的考察之行中,人们将期待即将来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面临困难,会选择哪条道路,会拿哪些既得利益开刀。

    10. 改革已然开始

    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少有一点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类似,那就是关键的改革都已经开始。今年年初开始的反腐措施正取得显著成效,行政审批的权力正受到制约,一些价格正在放开(利率、天然气),在经济较长期低迷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并未放松。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这些以初显眉目的改革趋势中扮演催化剂的作用,同时推动更多变革。

    (本文作者介绍: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6:44:57 | 显示全部楼层
卫志民:中国经济要警惕“伪改革”
    中国经济必须“变轨”

    总有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即将陷入危机,但中国的经济至今没有如他们所言,陷入不可恢复的困境。是这些预言家怀有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唱衰中国,还是这些观察家学艺不精,缺乏洞察力?抑或兼而有之?这其实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的健康到底有没有问题?问题有多大?需不需要留院治疗?

    稍具专业水准的中国经济观察家都明白,中国经济如果不“变轨”,继续留在目前的轨道上,它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许多悲观的中国经济观察家的预言都失败了,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仅仅是败在了“时间表”上。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那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彻底的市场经济,一种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这样的一个经济系统,其实现的增长注定是低效率的,常常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如果在这个半政府管制的经济系统中,拥有雄厚资源和充足政策手段的各级政府的权力还得不到民众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各级政府官员可以随意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去自由设计各自“辖区”的经济增长路线图,或为寻租,或为政绩,或为抱负,或二合一,三合一,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六个维度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点像个半拉子过程,如果再不重启,原有的完成部分也可能因为“锈蚀严重”而无法接续建设,要前功尽弃了。

    重新启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常说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在下面六个维度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解除政府经济管制,向民众开放经济机会;积极而富有诚意地创造条件,尽快在竞争性领域把国有经济力量撤出来;调整税收结构,降低平均税负水平,恢复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管理,改变政府管制泛滥、管理不足,“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局面;富有诚意地、主动地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改变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政府停止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提高市场的自由度和竞争性。

    如果不在这六个方面富有诚意地去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最终会化为一种口号,一种表态,一种良好理念的苍白宣示。

    官员腐败与社会稳定

    目前社会舆论对政府官员腐败这个问题的批评自然还是很多,但与二十年前相比,感觉上是越来越缺乏源于价值观层面的激情和义愤了。在行动层面上,越来越多的人从各自的私人生活经验得出了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的结论。认为一个聪明人、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尽最大努力去适应它,利用它,而不是去改变它。我们应该警惕我们的社会变得只能通过追逐权力来改善个人生活品质,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我们经常说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谁又敢说绝大多数有机会、有能力腐败的官员是好的呢?能够腐败,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成功的标志呢!

    世界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一个社会如果发生了系统性的、全面的而非偶发性的腐败现象,必定是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既然系统性腐败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那就只能依靠制度的创新,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创新来解决了。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激进的改革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者。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放弃真诚的改革,就是选择了腐败和革命,也就是选择了暴力与动荡。

    谨防“路径依赖”的风险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方面原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借鉴先发展国家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利用已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省却许多探索的过程,但中国获得的后发优势效应大都体现在技术进步领域,而非制度革新和政策设计层面。

    在政策设计和政策选择方面,一些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似乎更热衷于使用冰袋、镇痛剂、兴奋剂、激素、输血这类见效快的“聪明”办法,急功近利,喜欢扬汤止沸而不愿釜底抽薪,总试图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府微观干预、产业政策这类可以立竿见影但治标不治本的技术性手段去掩盖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努力去维护乃至强化自己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拖延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成熟。

    所以,非到不解决就要出社会稳定问题的时刻,一些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决策者就难以向常识和经济规律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往往是不断积累的问题运行到临界点了,问题堆积的要爆炸了,就开始雷厉风行、多管齐下、暴风骤雨、“史上最严”了。但在这种危急情形下采取的常常是应急式的、见效快的临时措施,常常无法做到标本兼治。既然产生这些问题的体制基础依然存在,所以,就难免经济情势稍有好转,又故态复萌,开始了下一轮的“治乱循环”。总在临界点上舞蹈,总处于到处放火和到处救火的慌乱之中。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模式对管理层是最有利的。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所谓法制的市场经济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显然对宏观经济部门的管理者是不利的。因为在法制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管理者的活动范围会大大缩小,而且那些已经极其有限的权力还要受到严格的监督,难以滥用,失去寻租的空间和制度基础。

    对于管理层来说,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锁定在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阶段,是宏观经济管理者在权力缺乏来自民众有效监管环境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本能的选择。路径依赖,在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道路上越走越远,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碎片化”?

    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凌乱的、碎片化的、被动的和临时对付的特点。中国经济 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到底是什么?这是个问题。

    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是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各个领域的改革、各个层面的改革都应该在同一个虽然可能是粗线条的但却没有结构性错误的大框架下来进行。也就是应该有个整体的规划,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并不是高层人士或高层机构设计的意思,而是一个具有清晰终极目标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民众长远利益和真实要求的整体规划。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项具体的改革,即使是微观层面上的改革,都能构成整个战略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否则,这些具体的改革就有可能要么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要么是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的。

    我们检视一下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我们不断地进行着各种改革与制度创新,总结出数不清的先进经验,但其中的许多经验与创新却非常缺乏生命力,最终只是徒增了一大堆新名词而已。我们的制度建设在很多方面就像我们的城市建设一样,总处于缝缝补补或拆了建、建了拆的折腾中。

    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进程缺乏一个整体规划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个利益集团还没有就改革的最终目标真正达成一致。由于缺乏这个整体规划,我们的改革就显得很凌乱。当然,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涉及到所有领域深层次变革的系统工程,但这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必须在所有的领域同时展开改革,也不意味着完全不能采取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虽然我们不能分两步跨越深渊,但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悬崖!

    经济领域要警惕“伪改革”

    为什么全社会难以就改革的最终目标达成一致呢?可能主要涉及到特殊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制约。任何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都指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特殊利益集团有很大的积极性采用各种“假改革”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或平抑民众对市场化、法制化改革的诉求。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中还有不少人在21世纪的今天还沉迷于把人民–这个国家的主人当作防范的对象,还痴迷于在竞争性经济领域维持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集中力量办大事、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强有力政府、规划许可、限购约谈这些“传统智慧”。甚至会利用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以刺激经济、加强宏观调控、整顿经济秩序的名义把加强政府干预经济、干预市场的能力当作应对经济衰退的手段,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改革离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远。此外,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平静地讨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如果没有自由、平等、放松的讨论,何来共识?

    现实中的许多改革,就是革别人的命,革弱势群体的命。这些形形色色的改革把原本就缺乏安全保障的民众抛入到日趋白热化的生存竞争之中,但政府的权力在这些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和制约,反而日趋扩张和强大。这些“伪改革”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改革的热情,这些“伪改革”的受害者甚至会跑到主张向后看、向后转、反对市场化取向改革的队伍中去。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7:09:54 | 显示全部楼层
走出“制度陷阱”(人民论坛)

    少数人做得好靠自觉,多数人做得好靠制度,好风气离不开好制度的护佑。诸如“认认真真走过场,实实在在说空话,铺张浪费搞接待”之类的作风怪相,仅靠开几次会、搞几回活动肯定无法彻底解决,关键是要建制度。用制度管人、管权、管钱,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一个共识。

    谈到制度,许多人会津津乐道“他山之石”。在瑞士,对“三公消费”有明令约束,向公务员提供旅游、就业机会、演出门票等都被视为贿赂。在新加坡,对公务员收受好处、接受宴请或者参加别人付费的娱乐活动都有详细规定。反之,少了好制度的庇护,即使有清正廉洁的人,往往也会因“劣币驱逐良币”而被逆向淘汰。制度不给力,好人就会吃亏,甚至还可能变坏。

    制度的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制度被“万能化”。有人因此说,在中国,制度很忙。不仅学者教授以研究制度为能事,许多领导干部也话不离制度、事不离制度。在许多人眼里,不仅作风问题,包括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突发事故之类的问题,也一律归因制度弊端,解决措施也全寄望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关注制度已经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人们期待制度“包治百病”,但现实情况往往并不如愿。制度规章一箩筐,却并不见完全奏效。“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政策就是不兑现”。一旦出了事故,制度又被当作反思对象。于是,新一轮的“制度制造”又开始了。国学大师钱穆谈到历代政治得失时说,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繁密化,往往造成前后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容易成为陷阱。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制度建设,更应避开“制度陷阱”。

    制度能否发挥功效,还得看人的作用。制度由人设计,但制度设计的目的不会自动实现,必须通过人的行为实践。偏废了制度执行,制度难免遭遇“稻草人”的尴尬。如果人人为制度鼓与呼,执行时却耍花样,“不把制度当依据,只把制度当工具”,“制度归制度,工作归工作”,那么制度的生命力在设计完成时就耗竭了。因此,要使制度起到实效,就需全力推动制度不走样不打折地执行。这种制度执行力,从深层次上说,就是培育一种认同制度、敬畏制度的文化,让制度和人形成良性互动。文化构成了制度运行的基础,没有文化内核,空有制度一堆,到头来制度也只是在文件中落实、在实际中落空。

    用制度疗治作风痼疾,更需要人与制度的良性互动。自成立至今,我们党从来都十分重视理想信念、精神钙质等精神文化的塑造,为良好作风的形成和维续提供了强大内驱力。如今清除坐大成势的“四风”之弊,同样离不开精神文化的改进和重塑。其中不可或缺的,还是制度文化的培育。当人人把制度从手头嘴边铭刻到心中脑中,当好作风从案头文件落实为行为习惯,制度的优势才能被发挥出来,而制度的弱项也会因精神力量得到补强。

    “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制度不是万能药,也不是独行侠。协同好制度与人的互动关系,作风建设才不会因为落入“制度陷阱”而做无用功。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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