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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顶层设计and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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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6 12:14:39 | 显示全部楼层
创业大讲堂(02):别被数据分析的把戏给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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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回复e路狂飙 于 2013/9/25 9:47:5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核心提示:量化的数字能够给人带来一种信赖感,但也容易造成误导,特别是在一些项目效益分析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在做效益评估的时候,需要考虑一般情况,同时还要顾及各种例外因素和突发事件,甚至后者要予以充分估计,才能保证计划的精准性。

    受西方学术思维影响,数据分析,量化论证已经越来越广泛地渗入到各类项目的评估之中。这本应该属于好事,但却被很多商家用来蒙骗客户及消费者,其中不乏一些名头很响的跨国公司。初次创业者,由于缺乏必要经验,往往会被这些详细繁杂的量化分析折服,看不出什么破绽,只好心服口服地将真金白银拿出来,当项目运作之后,越做越感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但也无可奈何。

    某国际知名品牌,旗下拥有汽车养护连锁项目,制作了一整套非常完备的项目说明和论证材料,给人感觉非常专业和正规,无论是产品性能,还是商务分析,都涉及到大量具体数据。其中有一项分析是这样的,采用他们提供的技术和服务标准,平均下来每天能服务40辆车,按每辆车贡献50元的利润算,每天可以获利2000元,每月的纯利就是60000元,一年下来可达72万元。根据他们论证,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如果运作得当,每年利润突破百万是没有问题的。我在这里也只是大致描述,他们甚至还将利润来源细化到了每一个产品和服务之上。

    表面上看起来,人家是国际大品牌,自然应该相信品牌的力量,其中每一项分析都细致入微,合情合理。如果接受了他们的逻辑,那就恭喜你,您受数字魅力的影响,已经成功落入量化分析的圈套。您从事的可以是店面现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一天服务40辆车意味着什么,就按每天10小时的营业时间算,平均每15分钟就得服务一辆车,而用户前期消费的时间是随机的,排队现象似乎难以避免;按24小时全天候营业算,可利用的时间资源到了极限,也得平均36分钟服务一辆车,时间上已经比较紧凑。单店每天服务40辆车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工作量实际上已经饱和。

    每辆车贡献50元的利润意味着什么?按对半利润来算,每个客户需要消费100元;按三分一的利润算,每个客户需要消费150元。当然也有暴利产品,10多块的进价卖六七十元,但这样产品靠单店零售一个月下来都卖不了多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别说平均每位客户贡献50元的利润,他们每次消费50多元都再正常不过了。

    每月按30天的营业日计算本身也有问题,除却正常的双休日不说,每月肯定会有几日天阴雨下,还有累计至少半个月的春节和中秋假节,每年至少有五十多天的时间不能正常营业,这还没考虑临时应急性事件的发生,比如修路、交通拥堵、线路管制等。

    如果有人真正想运作该项目,日均服务汽车应当按照10-15辆计算,每人次利润贡献按30元计算,一年的正常营业日以300天算比较合理,也就是说,通过努力经营,在较为理想的状态下,每年获得9万到13.5万的毛利是可能的,去掉房租、水电和人员工资,大致能获得纯利5-10万元。当然,这里的计算建立在营业状况较好、地段中等基础之上,如果选择好一点的地段,可能成本还得在此基础上加2-3万元,同时毛利润贡献和客流量也要好一些。值得指出的是,这是一个中位数的算法,事实上能够生存下来的大致也就这么一种情况,我们并不排除有人能比这个经营得更好,但难度很大,比例也要低很多。即使能够赚上5-10万元,很大程度上也是靠自己起早贪黑、吃苦受累得来的。

    这个问题,就跟大学生看待农民工一样。目前在国内很多大中城市,像泥瓦工、木工和腻子工等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工种,每个工都基本在150-200元之间,水平好的自然还要高一些,而且大多当日结清。于是不少大学生和白领感觉到心里不平衡,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自己平时不大看起的农民工,每月的收入竟然4500~6000元,一年下来五到七万。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上太多的人习惯于用月薪和年薪来计算收入,而忽略了日薪的含义。按日薪结算的,基本上就是打零工,这就意味着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他们即使一天挣300元,但不能保证每天都有活干,每个月都有活干。我的一个表哥,在包头做砌墙师傅,水平还算比较可以,每干一天活赚150元,但每年下来也就能做150天左右,中秋过后到过完清明基本动不了工,夏秋季还得考虑天气因素,也难免会有个头疼脑热需要休息的日子,此外仍需考虑工程青黄不接在家等待的情况。因此,他每年下来收入也就两万多块钱,几乎所有的风险还得自己承担,并没有上班族想象中的那么好。

    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不但容易被别人的数据忽悠,而且也容易被自己的数据忽悠。从心理角度讲,只要一个人决定运作某个项目,他肯定是自信的,他认为的中等情况实际上就是最优状况,他那里最保守的估计往往就是最平常的情况。在项目运作之前,这里有一个方法供大家参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自己被自己的数据忽悠。年成本费用(含推广)在你预计的基础上乘2,年收益在你预计的基础上除2,导入周期在你预计的基础上翻番。这样才可能避免由于自己盲目乐观和自信而带来的准备不足,使项目能够真正地坚持下去,不至于前功尽弃。数字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又是一个不能闹着玩的东西,如果你态度不认真悟性不够,他就会牵着你的鼻子走,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

    摘自图书《给你一个公司,你能赚钱吗》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1 17:42:24 | 显示全部楼层
叶檀:中央大收权下如何搞大改革
    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未来十年定调,成为投向市场的最大一颗石子。

    改革是最大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摸着石头过河,最大限制地激发出中国市场活力,即将在十一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普遍认为是改革的深入,人们希望此次全会能够展现改革的勇气与智慧,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市场效率不足、利益分配不公、权贵与暴民共存的现象。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大收权下的大改革之路。权力将一步集中,以寻求庞大之国的改革支撑力。

    迹象背后的逻辑异常清晰。“两杆子”被牢牢掌握,因为技术手段突破封锁线的网络舆论,受到较为严厉的管制。

    地方政府的权力也有可能被大幅削弱,9月4日,《财经》杂志发表《改革再出发》一文,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开始,地方政府权限逐步扩大,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诸侯经济’越来越严重”,让地方政府回归原位,斩断插入市场、经营土地、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之手,厘清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改革重点。

    分税制将得到改进,《财经》文章指出,据悉,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就完善财税体系出台重要政策。上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得到改善,但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走上出售土地经营城市之路。时至今日,已成地方收入主流管道。

    地方政府的权力不会因税收改革得到上升,目前进行的税收改革的重头大戏“营改增”,即将原属地方的营业税转为由国税局征收的增值税,增值税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分享。但增值税主要是装在国税篮中,减少部分的税收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消化,物流等个别行业增加的税收由地方政府进行补贴。从已经试点的地区看,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收入只会下降不会上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只有两个办法摆脱困境,或者,更多地更高价格地出售土地;或者,减少地方政府的福利保障负担与运作成本。

    后者似乎成为改革重点。

    越来越多的猜测包括,中央政府接管部分地方政府的支出职能,比如社会保障、部分医疗保健支出、司法、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方面;允许地方政府正式发行地方债,以取代目前风险难测、暧昧不清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审计署深入到乡镇一级的地方债务审计将近尾声,收拾旧债之后以新的、更加透明的办法发行地方债,出售某些资产偿债,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精简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将中央、省、地、县、乡镇五级政府转为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市场,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地方政府的运作成本。

    如果这些猜测大致属实,则指向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府,弱小、只负责基础社会运转的地方政府,这是对目前体制的破坏性颠覆,也预示着,为了强力推进改革,中国走上了与美国等国家的联邦财政体制根本不同的道路,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中央权力,与改革决心结合在一起。这一体制的好处是,如果改革方向正确将事半功倍,如韩国上世纪5、60年代的改革,成为韩国现代化崛起的根基;这一体制的坏处是,如果改革方向失误,风险将不可逆,全民族很有可能失去未来几十年。考虑到日本、巴西等国的先例,这样的沉沦期并不算久。

    改革迫在眉睫。在摩根大通关于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历数了改革派的重要位置:周小川(央行行长)、楼继伟(财政部部长)和刘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其中,刘鹤实际上相当于11月会议报告起草小组的秘书长,因而在影响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政策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些改革已经在实行过程中。

    9月底挂牌的上海自贸区,从理论上推出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在政府管制经济体中从未得到真正推进,法无禁止即为可行,在上海自贸区,部分审批制退出了经济舞台。这是继今年年初以来,政府削减行政审批制度的延续,5月,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6月,国家发改委取消和下放了26项行政审批事项。即使如此,在金融、船舶运输等领域,未能撼动审批制。

    金融改革如箭在弦,可见的改革包括设立民营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离岸金融更加便利等。但这些改革的风险、对国有低效企业的影响,将是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其他土地、户籍等改革,只能在小范围内顺势而为。

    此次改革如走钢丝,在紧平衡状态下,有时细微的变量,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下述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如土地价格是否会下行将影响地方债能否顺利清偿,如房产税是否会压低地价,如传说中的遗产税是否会煽动移民潮,国有企业的资产如何定价等等。

    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关键转型期的重要会议抱以期待,并予以密切关注,这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粗放式市场化改革之后的一次最重要的革新,这次会议的展示的是尊重市场、设立边界、建立信用、平等博弈,当下的中国能否如上世纪的韩国一样,在强大的中央政府推动下,取得核心必革成功,不取决于权力本身,而取决于附着在核心权力上的理念、执行力与对中外不同道路的洞察。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1:03:56 | 显示全部楼层
会议主持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左一)

    陈剑(主持人):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组委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城市国际发展研究院、北京改革发展研究会承办,投资者报、共识网协办。

    现在有请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先生就改革给我们做一个20分钟的主旨演讲!

    袁绪程:深化六项改革 开发经济潜力

    袁绪程(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我讲两点,一是经济走势,二是改革。

    中国经济的走势,大家都很关注。GDP增速从2007年的13%滑落到去年的7.8%,跌幅不能说不大。今年上半年继续下滑为7.6%。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已成为共识,关键是在什么位置能止住,不再下行,即能否守住7.5%的底线。在几个月前许多人还是很悲观的,所幸的是8月份已经止跌,PMI值已好转,回升到51.0%。今年GDP增速达到预定的目标7.5%或以上,看来是可能的。最近一些投行也纷纷调高了中国GDP估值。但是,明年GDP增速会是怎样呢?会不会保持7.5%或以上的增速呢?很难说。因为GDP增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仍然是原有的刺激模式即加大投入和信贷的结果,而不像是经济结构转型产生了效益。从短期看,比如看半年,GDP增速还是可能向好或趋稳的。但从中长期看,恐怕是个未知数,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讲,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十年内还是有增长空间的。也就是×××总理强调的三点:一是城市化即生产要素的部门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二是改革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三是结构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怎样才能把潜在的经济增长变为实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学术界还是有共识的,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以说,宏观调控只能解决短期经济增长问题,中期要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要靠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内的整体改革。唯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够长期健康平稳较快地发展。

    关于改革问题。海内外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都非常关注并寄以很高的期望。人们普遍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布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给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其实,改革思路早已讨论且有些改革已启动或拟启动,如贷款市场利率的松动,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等等。概括地讲,今年三中全会可能推出六项改革:土地改革及相应的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品价格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推进土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建立和健全土地使用和流转的现代产权制度。即将开始的改革将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推动农村土地交易的市场化,改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的格局。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破除户籍赋权的“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公平,促进农民工变市民,推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户籍改革将分类推进:一是县和大部分地级市将加快放开户籍,让落户人员享受公共服务;二是在大城市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推行居住证制度。

    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简政放权,一是减少行政审批的数量或层次或环节,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引入民间投资,打破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垄断,让这些行业享受“供给需求双重增量”。三是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大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金融改革主要是深化市场改革。一是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通过减少国家持股,提高直接融资和拓宽地方融资渠道等等。二是利率的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按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路径。三是推进汇率市场化。汇率将继续增加汇率弹性,并完善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四是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开放先直接后间接,先增量后存量。

    财税改革一是完善原有的分税制,中央上收事权而不是下放财权,分税制主体不变。二是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倾斜,扩大民生财政支出,压缩行政经费开支。三是税制改革,推动房产税和消费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四是通过增加中央为地方代发债券规模,压缩或控制地方表外融资等方式来化解地方债务问题。

    资源品价格改革主要在能源和公共事业领域,去年以来有所加快,核心是逐步放开价格管制,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并建立有效监管。改革按进度由高到低排序为“煤水油气电运”,按难度由易到难排序为“水煤油气电运”。

    我个人认为,如果能推进上述改革,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增长是可期或有保障的。但我感觉,改革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只能有序推进。

    例如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的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的放开,其中的逻辑关系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最终有赖于资本项目的放开,而资本项目的放开却有赖于国家信用的稳定,国家信用的稳定不仅依赖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有赖于一个民主法治的政治结构为基础。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民主法治体系的建立,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汇率的充分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的彻底放开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再如土地改革,在现有的体制格局下,我感觉土地改革也可能不会大改,只能是中小改革,也就是说有限度的让某些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或者说放开一些管制,在土地征收及增值收益分配上有所改进,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土地财政”,按照世界通行的以税收方式而不是以政府对土地低价强买高价强卖的方式聚集财政资源。土地财政的彻底转型要有相应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配套。改变土地财政的运作方式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也是抑制和消除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的恶性膨胀,影子银行等问题的必要条件。

    总之,能够有效推进或完成上述“六大改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也许有人还有更高的期望值。但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只能是骨感的。饭也只能一口一口吃。不过,就设计而言,应当更宽更高更广一些。如教育、文化体制等社会领域的改革,公共决策体制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等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应有一幅蓝图,恐怕也只能等待来年的高层会议了。谢谢大家!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1:04:29 | 显示全部楼层
胡德平:绿色GDP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出席会议并发言

    胡德平(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各位朋友好!今天的讨论是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讨论,我对经济是外行,我想从历史资料谈一点看法。

    下一轮的改革,中央和政府都非常积极,而且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要进行结构调整,要打造经济的升级版,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有很多好的文件和决议,比如1985年,当时中共中央对于“七五计划”有一些建议,建议明确说从85到90年,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从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进行调整。当时居民消费已经从老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向电视、电冰箱和洗衣机转变。另外还提出了住宅商品化问题、社保问题、汽车工业问题、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等,我觉得这些文件和决议非常好。在这些文件上,和现在不同的就是特别重视民间投资,明确了集资是对的。文件还提出,从86年开始,  GDP增长不要再到两位数字以上,可以降到7%-7.2%水平,为什么呢?因为从两位数降到7.2%,国家的投资就要减少,要给改革、体制转型更宽松的条件。但是,很遗憾的是以后没有按照这个建议去做,现在又提出了内需、消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85年和86年的一些文件和决议还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现在我觉得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绿色GDP的问题,今后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能不能按照绿色GDP进行?如果GDP减去资源消耗,减去治理污染的投资,减去原来的各种成本,得了一个负值,一两年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长期是负值的话,我们的经济发展能不能说是成功的呢?绿色经济和低碳技术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影响的,真要下决心对环境进行治理的话,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这个问题是应该考虑的。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首先能源要低碳、清洁的,各种技术革命大力支持,对风电、太阳能,虽然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但方向是对的。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将会起到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加快步伐。

    环保技术方面,应该加强与国外的紧密合作,很多国家不卖高新技术,尤其是和武器、国防有关的技术,但是在环保方面,我们花钱买一些技术,完全可以和北欧、和欧洲、日本、美国达成很多协议,因为这是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的重金属耕地局部已经达到1000万亩,农业方面我们最大的污染源还是农业化肥和农药,这个应该下力气治理。第二产业中的各种加工业和各种制造业,如果需要整顿的话,发改委应该有相应的指标和要求,不能说只关闭小的企业。小的企业技术水平达到了就应该支持,大的企业如果达不到指标也要限改或者关闭,这才是公平的。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不是没有行政手段,如果行政手段和市场经济能很好地联合起来,会有很多突破,比如美国的反垄断法,如果企业做大垄断了价格和市场,就要被分拆。对我们现在来说,这个也可行。既有行政的手段,又按市场规则来交易。

    最后一点,两个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是从事改革研究的单位,希望这两个单位在自己给政府的有关报告中,把绿色GDP问题提出来,尤其是在北京市的环境保护方面有这个责任。现在北京的车辆已经达到535万,北京的拥堵问题、人口问题、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确实不应阻碍人口的自由迁徙,但是特大城市中总要有些条件,有些门槛,才能发展。北京应该成为我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经济不是不要,但应该搞一些高精尖的产业,发展旅游、高端服务业、食品工业等。谢谢!

    石小敏:危机催生改革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纵观我们的改革,三十多年来,真正大改革,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一次是邓公南巡之后的大开放,这两次改革开放都是在两次大危机的推动进行的。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这两次大危机是三十年来全球史上份量最大的两次危机:一次是打到四人帮以后的政治经济危机,毛那套不行了,搞哪套,行不行要让老百姓认,要让上下都认;第二次是苏联崩溃了,背后一片漆黑,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到底出路何在?当然,苏联一崩,阻力也减少了,原来天天辩论到底要走什么路,你要市场经济,我要改良的斯大林模式。苏联倒台了,这个模式崩了,阻力也少了,才有南巡和又一个十几年的开放。这种改革是危机导致来的,不是红利导致来的,是为了解决危机改了才获得红利,不是为了拿红利去改革。

    第二个感觉,经济在下行。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块儿大。一些出国的朋友,特别出国跟人家讨论中国问题的朋友有一个深刻感觉:半年前出去讨论的都是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而当下都转而讨论中国危机与中国崩溃了。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经济到底向何处去?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目前好在欧美恢复得还不稳定,还不是特别可靠,还在一个缓慢的进展中,而金砖四国里其他三国的日子也都很不好过,甚至还不如中国。执政者现在提出“底线论”,到底这个经济形势怎么走,有没有危机,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经济会不会出现重大危机,“6.20”是不是一次警告,现在基本大家都是围绕着统计数字评价,而搞经济研究的人越来越对统计数字感到怀疑。下面请陈剑教授讲。

    陈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

    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我发言的题目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讲四个问题:

    宏观赋税

    中国企业的宏观赋税确实太重了。按照国务院财政部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宏观赋税达到了40%以上,经合组织(OECD)最高不超过27%,平均就是24%左右。我们要减少赋税,但怎么减?减多少?这次国务院对小微企业进行减负,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此次减负只在40%的宏观赋税中只占了百分之零点几,减负实际意义十分有限,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这几年中国实体经济萎缩,提振乏力,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赋税太重。但是这个赋税重又是和中国的行政成本太高有关。政府行政机构庞大,冗员过多,导致行政成本高昂。此外,政府花钱如流水,无节制,各级人大没有很好的扮演监督作用。这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如果政府转型、职能调整不能取得突破,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取得成效,行政成本也就难以降下来,宏观税负的削减就会形成很大制约。因此要减少宏观税负,让实体经济能够轻装上阵,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环节不可或缺。

    社会改革

    ×××总理说了凡是社会能做的要交给社会。今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又重申这一观点。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虽然这些年中国的社会组织成长有一定进步,但总体来说,“社会”弱小的局面还很难改变,还难以接替政府转型以后转交给社会的大量工作,要推进“社会”的成长,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凡是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需要一个过程。

    对监管部门进行监管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个重要的职能是对市场的监管。但是多年来,监管部门问题不少,有些监管部门严重渎职,甚至有的监管部门领导走上犯罪道路。比如郑筱萸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的时期,监管部门形同虚设,甚至带来混乱。因而,如何对监管部门(如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进行监管,就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对监管部门进行监管,这又与加强社会监督有着密切的关联,需要推进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做到。

    关于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实际是一个被动接受,是一个“不得不”的过程,不情愿但又必须做这样的选择。因而在选择市场经济之后,理论准备尤其不足。对人类几百年形成的市场经济理论,包括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主流的意识形态至今往往采取漠视或不承认的态度。今年9月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思去世了,这是一位对市场经济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他的“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对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至今我们对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和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由于无视仍然争论不休,全球公认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是民有经济,国有企业才是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承担特殊国家职能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如果在这些最基本的原理上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将是裹足不前,很难继续往前推进。而要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用的成果,包括几百年来西方社会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而这也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谢谢大家!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1: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田雪原:淡化GDP并不等于GDP不重要

    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我谈三点意见。

    一、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尽管现在我们要淡化GDP,但是淡化GDP并不等于GDP不重要,问题是过去我们把GDP看得太重了。淡化GDP就要淡化GDP的增长速度;然而速度一降下来,各种叫声便接踵而来,压力增加。怎么样看待当前GDP增长率下行?我认为,应该明确提出是正常的理性回归,因而要坚定不移地实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顺利步入中速增长战略期。社科院经济学部每年都要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在今年的会上我有一个发言,主要讲希望本届中央领导一定要挺住,将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就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

    二、人口红利是否消失。这个问题现在各种说法都有,高唱“消失论”者不乏其人。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人口红利是一条重要的原因,占了很大的权重。我收集了一下,尽管估量有出入,但是大都估计占到1/4到1/3,有的做过详细的论证。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期劳动力最为廉价,在扩张型经济发展当中地位和作用显赫。出口贸易成本低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对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特别是2010年普查数据公布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有人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并且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某财经名嘴,也将中国股市熊罢天下,也归之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的。所谓人口红利,是指15-59岁或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0-14岁少年和60岁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之和占比较低,因而劳动力丰富、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比较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特殊阶段。如以从属比(抚养比)0.5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经历和将经历1990-2030年长达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不过这个人口红利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20年为红利累进增长时期,后20年为红利逐渐衰减时期。也就是说,2010至2030年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过程中--但是减少并不等于消失,真正消失殆尽要到2030年以后。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中国将经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呈倒U型曲线走势。日本、韩国的人口红利也在40年上下,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颇为相似。因此,讲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并不确切。打个比方,春分开始昼长夜短转换,好比进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相应的人口红利。夏至达到峰值,开始步入昼短夜长的转换;但是要达到白昼短于黑夜,则要到秋分以后。整个春分到秋分白昼始终比黑夜要长,都可收到相应的人口红利;只是以夏至作分界,分为之前红利累进增长和之后红利逐步衰减两个阶段而已。

    三、城镇化还是城市化。这个问题大家有一些争论。《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同志来了,7月17日该报在发表我执笔撰写的“以改革创新推动城镇化转型升级”文章时,也发表了洪银兴的文章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以推进不同观点的讨论。我觉得很好。我想谈几个观点:一是“城镇化”是“中国制造”。不过有人讲是1992年某某人士最早提出,实是误传。据笔者所知,最早提出并使用城镇化一词,是1984年的事情。当时世界银行对中国援助前,先进行一番考察并写出考察的背景材料。接待单位财政部同志让我同世行专家进行一次交流,主要谈城市化、老龄化两个问题。世行专家谈了他们考察的情况和看法,提出Urbanization可否译为城镇化。我当时以为,其一,中国处于城市化第一阶段,主流是农村人口向中小城镇转移和集中;其二,政府的城市化方针是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和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有鉴于此,译成城镇化也未尝不可;但这是非规范化的翻译,因为Urbanization系指城市人口占比不断增长的一种过程,城市包括大、中、小,小城市即是镇,没有必要将镇从城市中单提出来。后来由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王慧炯、财政部杨光辉主编的世行对中国考察的背景材料《城镇化:世界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一书,由气象出版社出版,首次使用城镇化一词。

    如今中国城市率达到53%并进入以大为为主S曲线第二阶段,继续沿用城镇化概念容易造成某些方面的误解。在理论层面上,城镇化抽象掉城市化中的“市”,变成城、镇可以脱离“市”而单独存在、自行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城、镇与市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存联系。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从人口学角度观察,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一种过程,是人口的城乡结构问题;从劳动学角度观察,是就业在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和结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观察,是农业、加工业、服务业为主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问题;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是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社会进步问题。不过经济是基础,现代城市化主要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结果;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因为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就是人口和就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社会进步过程。由此可见,在城市扮演特定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角色中,“市”是支撑城市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城镇化把“市”这个最重的经济基础抽象掉,将城、镇与“市”分离开来、割裂起来,这在概念上就违背了以“市”为基础的合理内涵;同时在外延上,也必然失去“市”对城镇规模、地理范畴的自然界定,变成可以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主观的东西。

    在实践层面上,容易混淆正常的城市化与人为造城的界限。甚至出现为城镇化而城镇化,先造城镇、后兴市“倒过来”的城镇化,形成诸多城镇化虚张。诸如城镇化速度虚张,一个时期以来城市化率竞以年平均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城镇化规模虚张,不仅城镇化“大饼”越摊越大,而且越摊越厚,掀起“垂直城市化”热;城镇化人口虚张,目前53%的城镇化率,至少虚张3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化房地产虚张,形成土地超前式城镇化,推动政府土地财政运转超速,成为各种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城镇化质量虚张,特别是城镇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密度低、产业结构落后、污染加剧等最为严重。治理城镇化虚张,需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只有“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只有  “以小为主”才能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及只有城镇化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等。

    刘尚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刘尚希: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仅仅谈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也可以说是经济基础领域的改革,但如果仅仅满足于现状,很多经济问题就无法解决。因此,改革应该放在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的视角来看,确定改革的目标,不能满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目标,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定义,他从经济角度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共同富裕。我们应当评估一下我们现有的体制能不能有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只看它是不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和共同富裕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偏离了这个目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改革很可能就会走偏。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1:05:56 | 显示全部楼层
胡德平等: 展望三中全会

    2013-10-11

  来源: 共识网  http://wqcyx.zfwlxt.com/RDGZ/20131011/75853.html

    所以,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当纳入到怎么有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么一个大方向上,我认为这是很关键的。社会主义如何体现?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研究是很多的,但现在说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是很清楚的。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关注了市场经济本身,对“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有所忽略。所以才导致现在所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这些矛盾和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我认为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大方向。

    从这个角度评估一下当前的改革,它的关键性问题在哪儿?我认为现在来看,现行的体制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一些背离的。并不是我们想背离,而是说这个体制出现了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不由自主的导致了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现在要变成走向共同富裕,这是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个不仅仅是经济放开搞活就可以实现的,它要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被忽视了,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提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违法广告,股份化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对于企业来说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朝着股份化方向前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的问题,通过股份化,让国有企业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国有企业本身改革任务并没有完成,因为涉及到跟国有企业怎么定位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实际现在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除此以外,我觉得比国有企业改革范围更大、更具有基础性的的问题,刚才陈剑会长也谈到了,公有制的问题。两种公有制:一个是国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再就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的积极作用从理论上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和市场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匹配起来的,这两种所有制怎么找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更有效的实现形式?这方面在体制上没有真正的破解,为什么这么说?除了国有企业以外,大家谈到的土地问题、矿产资源等问题,按照宪法规定这些资源归国家所有,我们从计划经济到现在一直在实现国家所有,从法律上来说由国务院代表所有者,实行分级管理。但是实际的状态是什么呢?实际是分级所有、部门所有,以行政权力行使所有人的权利,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可操作的、法律制度化的产权制度,很多腐败问题都和这个交织在一起。很多人都在批评的土地财政也是这个问题。土地财政的背后是什么呢?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的土地是地方政府在出让,矿产资源在谁的地域范围内谁就来处置,这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没有?是不是我们现在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变成了事实上的中央所有制、地方所有制、部门所有制?国有企业分得很清楚,比如央企有地方企业,有市一级企业。但是现在矿产资源、土地这类资源性的资产,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市场?招拍挂的方式,比起行政划拨有很大进步,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产权的有效实现形式,我觉得它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际不是一个观点,或者说实践中我们这方面的探索是不足的。在公有制的背景下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财富是国家所有,但是又要进入市场,又要以市场的方式配置,这个机制怎么建立是一个空白。国有企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营性资产的问题,但是没进入市场状态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性的资产,现在处于谁都在管、谁都不管的状态,在地方来看,在谁的一亩三分地里就是谁的。这与我们的所有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很有关系,我们现在还是延续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办法,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明确提出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也有一个确权问题,这就形成一个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一个观念。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分配差距的扩大是有紧密的关联的,理论上讲,公有制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但是现实来看,公有制却成了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加速器,起了反作用,为什么呢?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一种可操作、可运行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超越传统的所有权的概念,建立一种新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应该是一种新的财产组织形式,国家财产也有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在体制机制上予以实现,但是现在以行政权力履行所有人的权利,问题就很多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分配差距怎么缩小?“**”提出公共资源共享,怎么共享?我们现在的财政收入有多少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财产性收益?我们现在只谈税,说税收占了多少比重,作为公有制国家,国家所有在经济上的实现就是财产收益,财产收益有多少体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里呢?现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看到了分税但是没有分产。中央与地方要不要分产?不分产应该怎样确权?国家作为所有者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委托方式让地方来管理属于国家的财产,象土地、矿产资源等,应该有明确授权。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地方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拿着这些东西搞地方政绩,成为招商引资的补贴的重要资源。地方之间的竞争靠什么?区域之间的竞争靠什么?实际就是靠土地,招商引资零低价,招拍挂再还给投资者。矿产资源也是一样,国家的也好私人的也好,推向市场都能变成GDP,但是这些东西很多变成了投资者的了,这样分配差距能不扩大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真正上升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谈改革的时候很少有人触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集体所有问题,现在谈到城镇化,城镇化问题不仅仅是进城问题、进城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还有农村怎么出村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武汉评了十大优秀农民工,可以解决武汉市户口,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到武汉市,农民在农村有宅基地、承包地、山地、房子,所有这些怎么退出?原来集体组织的成员实现承包,怎么把他的东西利用市场的方式退出这个集体,进入到城市?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农民在农村里,在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中,我们设计的制度好比给农民一个没有底的桶,这个桶没有底,搁在那儿是可以放东西的,但是不能拎起来,拎起来一跑,桶没有底全漏光了。农民在城里打工挣钱在农村盖了房子,改善了生活,但是这些房子他能交易吗?能带走吗?不行的。城乡之间的财富差距更大,城市里的房价一直涨,享受了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农民享受什么?是在贬值,所以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怎么样改革,这是基础性问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完善,要从大的目标走向共同富裕这个方面衡量,所有制改革的问题怎么找到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是不能回避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谢谢大家!

    顾海兵:厘清问题属性 辨出轻重缓急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建议研究会以后讨论一些专门的问题?哪些是专门的问题呢?

    第一个是北京问题。现在有很多现实的小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小中见大,比如说北京汽车摇号,北京公交的价格、水的价格,若干年不调整;低标号的汽油价格很低、停车问题没人讨论,户口上附加的各种福利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北京的问题,不要老说外地。

    第二类问题是一般的问题,不是北京独有的问题,是普遍的问题。比如搞一个工程项目要盖一百个公章,我们能不能只盖一个公章?再比如器官移植问题,现在每年有15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按照传统办法只有1万个可以提供,那些人都在等死,怎么办?所以我一直主张器官移植的市场化,必须走这条路,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就是官员的特权问题,过去有人讲800万干部住在医院里花了多少钱,说数据不对,那正确的数据是多少呢?我们的干部们究竟在医院花了多少钱?现在还存在所谓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到现在没改,一直在推,一直在拖。我觉得这些问题以后应该加大一些研究。

    第三类是基本问题,是本质性问题。市场化的“量”和市场化的“质”是我最近提出的概念,我借鉴了“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我比较赞成现代性这个提法,不太赞成现代化的提法,因为这里有本质的区别。到目前为止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程度非常低,没有高过50%。首先是人的市场化没有做到,所谓党管干部,什么叫做干部?干部的概念本身就是无法琢磨的一个概念,根本说不清楚,把人都管死了,还有什么市场经济?第二是资金,五大国有银行控制了近一半天下,几乎所有银行直接间接的都被党政控制,银行行长是党管干部,都有行政级别,是高官,就算存款利率放开了,作用能有多大?我对中国金融改革一个提法:什么时候中国民间金融能够占到一半以上份额,我们才有资格谈中国金融改革。再看土地,所谓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没有老百姓所有的土地制度,没有土地民有和市场化,哪有土地市场?如果人、资金、土地这些基本经济要素都没有市场化,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怎能达到一半?中国市场化极其艰难,中国金融改革还任重道远!

    最后一个问题,宪法的问题。宪法是根本大法,现在所有的问题都不讨论宪法,过去五年左右动一次,现在十年不动,宪法不改革怎么往前走?所以我建议下一次专题讨论宪法改革。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1:08:19 | 显示全部楼层
胡星斗:发展民营企业  推进市场经济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最近中央在整顿中石油,国资委的主任也被抓,这应当成为终结国进民退的一个机会。中国过去没有搞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遵循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可以说中国经济与政治一直是在反向运动,经济是越来越自由化,但是公权力却在不断扩张。民企长期受到排挤,民企甚至被妖魔化,民企为了自保,也纷纷投靠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中国没有建立宪政制度--约束政府权力的制度,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使得改革开放有可能随时停顿,或者是夭折,私人企业、市场经济随时可能遭到打压或者是可能被颠覆,极左的文革思潮回归,国有化获得了特权派与极左派两个阵营的支持。但是大家都知道国有--我指的是传统的国有,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效率低下,贪腐严重,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国家利益的损失,对私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催生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国家被分利集团化,加剧了分配不公等等。特别是过多的国企孳生了人治,破坏了法治,扼杀了民族的创新精神。特别是我认为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也将压缩人民自由的空间,甚至最终可能取消某些自由,比如最近的网络自由言论受到过度的随意的限制,其实与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都是密切相关的。就像哈耶克所说的“国有是专制的经济基础,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多控制是通往奴役之路”,而且国企伤害了宪法的尊严,损害了政府的信用和诚信,一些地方政府出尔反尔,先是巧舌如簧,引诱民营企业去投资,然后又国有化,一些人称之谓“关门打狗”,强制剥夺或者低价购买民营企业。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案子,包括我最近接触的陕西购买煤矿的一些案子,都是天量的财产,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财产,都被地方政府侵占或者某些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数不胜数。

    一些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利用它的话语权、立法权可以以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轻松地占有国家的资源,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凭借着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经贸委的一个38号文件,就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对石油的开采和销售。但是我认为只有民选的人大有权决定把资源交给谁经营以及利润怎么分配。而目前大多数垄断性国企的垄断资格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当然即使有,有的垄断比如说烟草专卖获得了人大的认可,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缺少民意基础,因此,烟草专卖仍然很难说体现了大多数国民的意愿。日本、韩国都曾经实行烟草专卖,1991年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烟草专卖,到2003年是20多个国家,目前只剩下几个国家,日本、韩国早就废除了落后的烟草专卖的制度。

    由于国有企业定位不清,边界不明,所以它只应当出现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公共产品生产的领域,但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现在国有企业定位成了特权企业,扩张与经营都没有边界。现在,我认为正好是时机,来推动国退民进,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民主法治的基石,否则在中国别谈民主法治;民营企业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保障,依靠国有企业中国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可以说是“永远”,世界上还没有这个例子,哪个国有企业主导的国家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在没有这个例子。所以应当撤销对国有企业垄断的各种文件条例,包括我刚才说的关于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38号文件等等,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垄断的产业;中国还应当大力保护民企产权,因为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关键,也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我们应当来推动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所以我也欢迎在座各位朋友,未来莅临我的“民营企业产权保护论坛”做指导。谢谢大家!

    张立群:当前中国经济在稳增中转型

    张立群(国家发展中心研究员):刚才听大家关于中国经济的很多讨论,很受启发。我主要还是按照这个题目,针对当前经济形势谈一些观点。观察当前经济形势,我想两件事情必须要注意:

    第一,我们过去这四年的政策调整,我把它也作为一个周期,从2009年的一揽子计划推出,2010年、2011年一揽子计划退出,2012年政策转向稳增长,构成了一个政策调整周期。经过2012年到目前稳增长政策的持续,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总体向平稳的方向在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今年7月份、8月份工业增长率连续两个月在提高,包括我们看到投资数据,包括消费数据、外贸出口数据现在都有一个恢复的态势。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政策的效果现在是在显现当中,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平稳增长态势。

    第二,我想应该注意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型,我想我们谈的改革,实际都是围绕着支持中国经济转型来进行的。要有一个制度上支撑来引导企业和每一个人更认真、更负责任的做事情,这样才有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更高品质的服务,生活水平也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所以这个过程真正的能够支持我们有更高水平的制造业,更高水平的服务业的一些制度安排,应当是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什么中国经济出现这个转型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第二是要素成本水平的提高。

    市场供求关系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供不应求,另一种是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市场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市场选择标准很低,供不应求的时候市场选择的重点在于有没有,而不在好不好,这个时候企业很容易扩张的,随便生产什么,很容易卖出去。第二条件是供不应求的市场会给企业提供丰厚的利润,市场供不应求,定价权在企业,所以企业利润丰厚,导致企业有很强的发展动力,2003年以后企业就是24小时加班加点,埋头苦干挣大钱。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能力是比较强的,企业的发展能力和发展动力都很足。这个供不应求的市场会把所有产能都动员起来,把所有资源都动员起来,2003年初的小煤矿发展那么快,就是市场利润吸引的。但是供大于求的市场提供另外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它的选择标准从有没有转到好不好,东西多了我就要选一选,这个时候企业的发展难度加大,现在强调产品或者服务的性价比,而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性价比又必须走质量效益的路线,只有质量不断提高,产品性能或者品质才能不断改善,只有效益不断提高,降价才有空间。性价比这样一个比较迫使企业必须转向质量效益型的发展,这个发展道路比低水平的快速扩张要难得多。所以企业的发展能力现在是阶段性的明显下降。供大于求的市场带来的是微利或者是没有利润的回报,市场供大于求了,竞争首先在价格方面,价格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微利或者没有利润的均衡。所以目前这种均衡就使企业的发展动力大大下降,现在企业说我忙了半天挣不到钱,我就不干了。所以现在企业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都是明显下降的。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内生性的增长能力下降,或者叫做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要素成本水平提高就结束了低成本扩张。现在再搞低成本扩张就要亏损,低成本扩张比较容易,这就是我们讲的“三高一低”的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三高一低”容易就在于“三高一低”的项目都是小项目,比如小钢铁、小火电、小水泥等,这些项目的资金起点要求很低,技术起点要求很低,人的素质起点要求很低,所以有点钱就做起来了。但是恰恰这些小型项目就属于投入产出比很低,污染排放很严重。现在当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矿产资源成本提高了,土地水资源成本提高了,污染排放的收费标准提高以后,这些三高一低的小项目做不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企业的发展能力也是下降的,不是说哪个企业随便现在建一个新项目就能发展起来的,现在发展的门槛客观上是提高了,而且要素成本的提高也挤压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的发展动力。在成本条件、市场条件都发生深刻变化之后,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是明显下降的,这个明显下降决定了潜在经济增长的下降。这次在达沃斯论坛×××总理讲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增长水平的变化我想就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区间的变化。以前我测算过,2003-2007年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区间我们测算应该是10-11%,现在应该在7%-8%之间,目前政策重点之所以努力使实际增长率稳定在7%-8%之间是围绕这个潜在增长率区间在调整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重要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你要适应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的变化,成本条件的变化,企业就必须要转型,必须从低水平、低成本的数量扩张转到一个质量效益型、集约型的增长,这样的转型恰恰是我们制造业的水平、服务业的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台阶,这个台阶如果迈上去了,中国进入到全面小康或者是进入到现代化才有坚实的保障。一个民族如果光会消费而不会生产、不会制造,这个民族没有任何希望的。所以中国真是要达到十几亿人能够过上发达国家的好日子,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制造业,一流的服务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改革的重点可能也要考虑这些,怎么样强化风险责任约束,怎么样强化行政问责,通过责任的强化来约束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级政府更认真、更负责的做事情,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人的综合素质、企业的综合素质就会不断提高。而由此支持的产品的这样一个性价比、服务的性价比就会不断改善,这样的话,也才是我们生活不断提高的一个扎实基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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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6 10:26:32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各地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言,“伪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值得高度警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眼下,当全国各地正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据报道,因农民市民化和土地财产权利挂钩,在部分户籍改革试点城市中,已出现了不少“伪逆城市化”现象。一些农民工反倒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也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享受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红利。

事实上,与上述中国式“伪逆城市化”现象有着明显区别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现象多半出现在少数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其突出表现是,投资方向从大城市转向小城镇与乡村地区,大城市人口逐渐减少、经济衰落,同时这种衰落在大城市的“内城区”显得特别明显,而其周边乡村地区的人口却比以前增加。

“逆城市化”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趋于饱和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压力的日益增大,迫使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从而使市区出现“空心化”,人口呈现负增长,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显然,由于城市化发展趋于饱和而自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又顺势成为解决“城市病”,促进小城镇规划、建设、发展与中心城市“对接”的重要推动力,以实现城乡同发展、共繁荣。

而我国部分城市目前出现的上述“伪逆城市化”现象却另有原因。据报道,不久前,浙江义乌出现“两栖”公务员,200多名公务员竞相将户口迁回农村“当农民”。事实上,类似这种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屡见不鲜。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东部沿海城市较早步入了城市化进程,发展到现在,城市化水平本身已经很高。在此背景下,随着新型城镇化浪潮的到来,周边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有的农村户口甚至牵扯到上百万元的收益。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自然导致东部沿海城市农民不愿意要城市户口,甚至出现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也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伪逆城市化”现象。

除此之外,我国目前还存在第二类“伪逆城市化”现象。在空喊了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迟迟不见进展的情况下,一些城市化并未饱和、承载力并未超标的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现象目前十分普遍,由此导致进城农民因缺少基本的社会保障,难以真正留在城市,进城一段时间后,不得不重返农村。

从近年来各地的实践和国务院的政策来看,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积极稳妥”的思路。2000年,我国全面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落户限制;2011年,全面放开了农民进入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2012年,首次放开地级市户籍,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也在进行探索。

不久前,广州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家庭户”,再次引发人们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加速推进的猜想。此外,河北、辽宁等10多个省区也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

尽管如此,有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改革依旧大量存在“空转”现象,即直接把农民的户籍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生产和生活居住条件。这样的户籍改革自然没有实际意义,从而也使“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以真正落地。

针对第一类“伪逆城市化”现象,公务员想当农民,源自土地的诱惑,虽然在全国并不具普遍性,但反映的是东部一些省份政策管理及权力监督存有漏洞。真正让这些“追逐利益者”出局,还得依赖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一些权力部门手握的可操作资源逐渐取消。

而对于第二类“伪逆城市化”现象,还须尽早加快进行实质性的户籍制度改革。与此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依附在户籍上的社保、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不是公安部门和户籍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户籍真正放开后,更需要社保、财税、土地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真改革,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城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6 12:26: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改革要啃的“硬骨头”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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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回复什锦之吻 于 2013-10-16 9:15:3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这已是中国上下的共识。但什么是改革的“硬骨头”呢?这个问题既像是很清楚,但又实际上挺模糊。

    改革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突破政策限制,比如农村搞联产承包,城市允许设农贸市场,工厂搞绩效考核等等,都需要解放思想。但那些新政策导致的结果和反馈都很清晰,有时甚至是单一的。今天我们常说改革进入深水区,主要“深”在利益的多元和对改革反馈的多元,每一个难题呈现两面性甚至三面性、多面性。

    舆论中常说改革要敢碰利益集团,它们似乎就是改革要啃的“硬骨头”,而且舆论所指的利益集团首先指向一些政府部门以及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行业。但以往的经验显示,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并没有抵制改革的资本,只要国家下了决心,说改也就改了。

    比如“铁老大”很牛,但国家撤销铁道部,似乎并没有比解决乌坎村的问题更难,甚至没有新农村建设中拆陈宝成家房子引起的风波大。

    中国舆论所指的利益集团其实很松散,与西方社会公开而明确的利益集团截然不同。奥巴马的医改就是遭到三大势力的反复打击而至今推行不了。中国的利益集团并没有组织化,国企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它们对改革形不成决定性的阻力。

    中国改革的现实阻力恐怕还是一些客观的东西,而不是对改革的主观抵制。此外过去中国经济的盘子小,改革的切入口很窄,可以就事论事。如今改革的牵动性很强,设计要改一件事,实际触碰的却很可能是一个领域甚至是多个领域。改革的真正“硬骨头”大概是要形成全社会对于解决一个难题获得取舍共识的机制。

    任何稳定的社会都有一些利益固化的倾向,完全打破它必致社会动荡,而放任它就会鼓励社会分化和不公平,因此构建具有弹性、可以不断进行调节的利益机制显然也是改革的“硬骨头”之一。

    中国需要建立方方面面的公平机制,而不是简单的公平。过去各级政府总是强调要办多少件“实事”,这助推了政府“无限责任”的形成。政府的“实事”永远办不完,能否真的由政府搭建框架,充分调动民间做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也是改革需要尝试啃的一个“硬骨头”。

    中国这些年发展很快,但也出了很多问题,舆论对国家缺陷和不足的不满十分强烈。改革的好与不好的确不是绝对的,它既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更取决于国家实际情况与民间期待的对比。中国的社会评价体系显然出了问题,重建一个客观的、官民都高度认同的中国改革评价系统却是很难的一件事。

    不要以为改革的“硬骨头”就是开放汇率、让民营资本进入几个过去由国资占主导的领域、或者抑制住房价等等具体的事情。中国现在最突出的是对难题的看法不一致,感受不一致,而且利益的多元形态很不规则。奥巴马医改所遭遇的混乱好恶局面也有可能成为中国一些改革面临的实情。因此改革不可能追求“满堂彩”,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改革要明确方向,改革者须勇于担当。

    在舆论开放环境下搞改革,这是一份额外的挑战。不仅政府应当对不同声音有承受力,社会今后也要接受在舆论上未必“很好看”的一些改革相貌。中国社会将面临宽容和支持改革的考验。

    中国改革还面临一项持久的挑战,那就是无论怎么改,都不迷失国家政治路线的大方向。这个问题在国家层面解决了,未必等于在社会层面也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围绕这个问题的争执往往费力耗神,会干扰做一些决策时的决心。规律往往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共识越高,它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就越有能力迈大步子。▲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5 12:17:02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建国:

  前面听了几位教授的演讲,让我很有启发,我主要讲中国模式与变革问题。

  第一点我想讲为什么经济模式很重要?如果你看一下中国三十多年前和三十多年后的经济发展和成长,你就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做的就是一件事,把模式改了,改了什么模式?我们叫改革,事实上就是政治体制上没变,经济制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然后第二点,他把两个权利都扩充,第一是人权,以前你不能自由迁徙,还有不能自由择业,还有不能自由创新,这些都放松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人权放松了。还有产权放松了,尤其私有财产。

  这两个权利的放松,就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结构也改变了。但是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就是权利还是中央集权。再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上层,还有权力之间相互不制衡。他就改了这一个,结果就到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描述它,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经济,我们又叫做全控经济。

  当我们讲到这个经济模式的时候,我记得费老讲,到底什么叫经济模式?其实我这几天晚上一直在想就是这个概念,下面我想给经济模式下个定义,什么叫做经济模式呢?可以看成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或者叫做组合。四个战略组合是哪四个战略呢?第一就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必须对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这也是从商业模式借过来的。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他的国民制度定位,必须给制度有一个定位。第三,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他的价值主张,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GDP的创造战略。第四,就是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就是GDP的分配问题。这四个战略的组合构成了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不是战略,而是这四个战略的组合,并且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系统构成的,这是一个定义。

  下面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看中国模式。中国第一点就是价值承诺。如果你看我们国家或者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其实跟西方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照样说人权平等,照样说产权受到保护,照样说为人民服务,照样说执政为民,价值承诺我认为比西方讲的还好,或者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诺。这是第一。

  第二,看中国模式的制度定位,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权,产权,人权是不是平等的?你必须要定位。产权你也要给一个定位,是给它鉴定清楚,保护还是不保护。

  第三,就是权力限制问题,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哪里?来自上层还是下层?必须给它定位。

  第四,权力之间应不应该制衡,是制衡还是不制衡,这四个定位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约束,你要一个模式必须有制度约束。中国后面的财富创造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实行。我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模式,财富分配战略,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制度不允许这么做,你想学也学不到。

  那我们制度定位,第一有特权,人权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也不清楚。第二产权我们界定不清楚,也没有保护。第三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层而不是下层。第四,我们界定的权力不制衡。这种制度定位就给我们第三大战略创造了条件,第三大战略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有几个特点,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需求,需求拉动主要靠投资。政府通过高税收,高费,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经济如果没有前面的制度基础是不可能的,你凭什么收我这么高的税,老百姓不让你收,那你的人权产权都不受保护,他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政府投资发展战略。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出口拉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出口拉动在经济成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最低工资,如果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美日都要游行的,我们不给你游行。就是说只有有这些优势,我们才可以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们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是出口拉动。

  第三就是城市化,这个城市飞速扩张,飞速扩张实际上就是把农村土地,把老房子,棚户区进行改造,变成框架,是变成这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中国模式是走不通的。

  另外,财富的分配战略,我们给你承诺了,一般来说我们要翻几番,要达到小康水平等等,这个就把普通居民的收入,通过高税收高税费变成了国家资本,然后再进行投资拉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财富分配战略就是这么一个战略。国家的投资占了GDP的24%,还有国家与社会资本没有算在里面,也就是大约有60%的GDP被政府和国家花掉了,留下的只有40%给所有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这就导致了我们内需是疲弱的。还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分配制度除了政府拉动大部分以外,政府拉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途径转化成全国资本,我后面会说为什么会做这个转化。所以按照这个道理这个财富收到国家,由国家投资,可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如果将这些资本从国家流到权贵手上,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成权贵资本主义,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变成权贵,贪官,奸商聚集了大量财富,普通老百姓赚的很少,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极大部分人的财富,这个不需要统计数字了。

  这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另外讲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内生矛盾。刚才我们讲我们经济是定位在权力控制经济的,中央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所有的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和资源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受到集权的批准。如果没有权利允许你是进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不管你是要拉项目还是做别的,都需要进行批准,都有管制,所以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污,权钱交易是中国模式的第一规律,它的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第一规律就是贿赂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价格高就流向哪里。这个权钱交易的模式就使得有权力的权贵得到巨大的财富,还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贪官也得到财富。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就变成一个权贵资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就从国家资本主义转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个矛盾。贪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矛盾,也是原因,也是动力。这就造成一个问题,老百姓收入低,房子被抢了,福利低,环境差,我们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还剥夺了环境财富,现在气是毒的,水是毒的,这是马云讲的,也不是我讲的,喝水得肝癌,呼吸得肺癌,所以我们这是剥夺资源损害后代的财富,用我们生活质量来换大量的资本,而这个资本又通过权钱交易转变成权贵的资本,那么我这个模式值不值?我以巨大的成本获得这个财富,值不值得?另外老百姓允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NO,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块很快就会停止,它走不下去。

  最后怎么改革?只有一个字,刚才说权控经济,那首先我们要搞创新,搞资源包容,当然我们要承认改革取得巨大成果,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产生原因是非常可怕的,就是靠贪腐驱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官方是由官员管制的,官员没有动力他就不支持了,这个是我们这个模式不能长远发展的根本原因。怎么改?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利放到老百姓哪里去,叫做返还民权,本来这个权力是老百姓的,你集中了,现在返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智,没有民智就没有民想。如果硬是不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我们都不想走,那么只有走这条路,我就讲完了,谢谢。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8 17:33:05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0 13:42:50 | 显示全部楼层
唯一可以保证国家安宁的改革设计

黄卧云 未分类 浏览次数 (1529) 2013-11-20

从常识上理解的改革是为了不断扩展自由,不断提升人的尊严和价值,通过化解尖锐的利益冲突使国家更加安定。中国的改革却好像是朝着反向运行,越改越做贱人,越改言论的空间越窄;越改社会越不安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当局对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就是国家内政变得更不安全了。根据人们的普遍分析和解读,此处国家安全的含义是对内而言,而不是对外而言。在人们都预感社会大变动将要来临的时候,社会安定就自然地成为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但国家安全委员会既不能保证社会安定,也不能保证权力安全。国家和社会是在动荡中变,还是平稳中变,与政府今后一两年或两三年的改革设计有重要关系,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大变局到来时如何进行政治设计。

最早反对苏联全面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对制度设计表示不信任,发现了优良制度产生的自发秩序原理,即历经长期演化形成一套社会共同遵守的、公平合理的秩序,他的这一洞见已广为人知。我要补充的是,人类设计的制度也有优有劣,只有社会设计才是唯一值得我们信赖的改革设计和政治设计,是唯一确保国家安定的设计。

市场经济无疑是自发秩序,雅典民主、英国宪政也是自发秩序,中国的中央集权、苏联的极权统治、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则是设计的结果。由设计产生的上述三种典型制度中,前两者是权力顶层设计的结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由社会设计的出来。秦始皇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总设计师,他把国家分为许多片区即郡县,实行总经理和经理负责制,皇帝委派丞相总管国家行政事务,同时也委派各级经理到地方代表他进行管理。列宁和斯大林是苏联制度的总设计师,他们先后和共同创造了一种严惩公民、多重集权的制度,在党权高度集中的基础上实行政权高度集中,在政治集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集权。

美国政治制度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设计,但不是来自权力顶层的设计。虽然它以英国制度为蓝本,却仍然是设计的产物。说它是社会设计的结果,是因为社会始终是它的基石:第一,制度设计的中心不是已经形成的权力中心,而是由全社会推举的代表组成,其时北美尚未形成有效的全国政府,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包括华盛顿都是邦联各州的代表,不是一个权力集团。第二,由于第一个原因,代表们不是为自己的权力设计特定的制度,而是为将来的国家权力设计一般性的规则,必须兼顾政府权力的效率和公民权利的保护。第三,设计的最后方案必须交给全国人民批准生效。第四,宪法一经生效就具有永久效力,修宪必须受严格的程序限制,使修改的条款能准确反映人民的意志。中国辛亥革命后未能形成权威的、统一有效的政治设计,是致使国家分裂和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开始是南北分裂,接着是军阀圈地为王,进入乱世社会。

国民幸福依赖于政府的模式,如何设计政府模式,事关大多数人的幸福。规则的设计权直接决定规则所反映和所服务的利益。社会设计和权力顶层设计的区别就是事前规则和事后规则的区别。社会设计是在抓牌之前由所有游戏参与者共同确立规则,这套规则适合所有人,由于有某种“无知之幕”的遮蔽,它会尽力符合公平原则。权力顶层设计是由获取权力的人事后设计制度,是抓牌之后由强势的一方确立规则,它必定有利于制定规则的那一方,制定规则的玩家肯定是永远的赢家,由强势一方建立起来的公平虽然也会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向对方作出某种让步,让对方获得适当的赢牌机会,但这只是为了鼓励对方继续参加游戏,使游戏能够进行下去。

经过过去30年的改革,国人对改革已深感失望。出自于顶层设计的改革没有民众参与,拒绝民众参与。由少数几个改革设计师关门设计的改革无法突破利益的藩篱,包括自我利益的藩篱,也包括各种集团利益的藩篱,不能回应大众对政治和公平的期待和要求。这些改革只是对原有设计的修补和加强,既不是对新事物的全盘吸纳,更不是对旧体制的否定。中国王朝对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它们谈不上原创,只是对秦始皇的体制进行修补,如内部监察制度,特务制度,军机处制度,还有对税收和户口登记制度的不断改革,所有这些改革从来不是要否定秦始皇的制度,相反是为了加强秦始皇的体制,是使秦始皇的体制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苏联体制也进行了改革,第一个改革总设计师毛泽东在苏联体制基础上加进了人民公社和文革两个制度板块,第二个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否定了毛的两个创新板块,同时改掉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不改变政治集权的情况下经济上向社会放权,并降低了政治控制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呈现某种开明专政的特色。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0 13:43:51 |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顶层设计的内在缺陷,即由游戏的一方确立规则,必然要遇到来自另外一方  社会其他成员  的挑战,改革也会显得更加频繁。这种改革更像是当局的自我折腾,而且是无休止的折腾  权力后继者对前任的政策和体制进行改革。毛泽东的个人集权抑制了官僚特权,它的代价是整个社会万马齐喑。特权官僚受到清洗和打击,但普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遭到的打击更大,受的痛苦更深。他的制度体系在他去世后就被大面积更改。邓小平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普通人得到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官员则获得了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经济自由主义的代价是创造了权贵资本主义和触目惊心的腐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制度体系经过江、胡两代中共领导人也难以为继了,邓体系的第三代继承者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随着不满政府的社会力量越来越活跃,党内一再发出党国将亡的危言,如果在政治上继续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权力失控的恐惧将与日俱增。在胡温治理期间,不但“维稳”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政治问题,而且网络上的反对声音日益激烈,实施“开明政治”的资本到此已基本丧失,社会治理进入“抵拢倒拐”时期,因此政策上的回撤不是不可理解,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没有中间道路,毛泽东的个人集权无人能够复活,邓小平的个人权威在威权体制中也不能再现。

古往今来,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像当前这样有着如此复杂又如此庞大的家族利益、集团利益的纠结和缠绕,任何有意义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在这些利益群体面前都会变得无法展开,无所作为。过去20年中急剧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可以说是不改革引起的,也可以说是改革引起的。不改革是政治上不改革,改革是指权势者增加自身利益的改革。这是一个容易引发革命危机的时期,因此新班子一接手大权就通过荐书的形式发起了一场关于革命的讨论,以唤起全党对当下严峻政治形势的警惕。对掌权者是严峻的形势,对社会大众是另一种严峻的形势。对掌权者的严峻之处,是权力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削弱挑战的力量变得十分迫切;对社会大众的严峻之处,是社会公平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建立公平的社会规则已刻不容缓。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狭路相逢,发生激烈碰撞。

古今中外一直存在两类政治,一类是权力斗争和权力控制的政治,社会被置于权力之下,这就是权力政治;一类是社会成员共同寻求公平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以尽量减少社会不公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大众政治。自发的大众政治最终导向民主政治,把权力置于社会之下是其最后目的。大众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初始形态,民主政治是对大众政治的规范。历史上,权力政治和大众政治往往相互交织,当英国国王和贵族在权力斗争中逐步发展起君主立宪制的时候,它的社会成员也在争取更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它先是将国王置于国会之下,最后将国会和权力置于人民之下。在中国,一茬又一茬军事集团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周期性地进行血拼,基层社会则延续着基本不受干扰的自治体系,直到上世纪中期引入苏联体制才将基层自治体系摧毁无遗。

大众政治取代权力政治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不但因为大众对公平的追求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因为由于政治事关所有人的幸福,大众对政治有不可剥夺的发言权。改革是从扩大公民自由开始,而不可能是从打击公民自由开始。权力政治下,一切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护权力的利益,维护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必须限制公民自由。权力作为神不但要规定大众的生活和思想,它还要规定社会的改革。规定社会改革就是规定社会按照权力的意志发展,就是规定社会的未来。但神归结到底不是独立存在之物,更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依靠人的膜拜而存在,一旦人们不再膜拜它,它的神性就失去了。只要权力褪去神性,权力政治的整个基础就要被动摇,而这个过程正在我们社会发生。由漫长的王朝时代培育出来的权力的神性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毛的神性得到加强,达到顶峰,物极必反,此后便是权力神性的持续衰减,现在,它身上的所有神性外衣早就被网民扒去,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副年事已高、相当丑陋的凡胎肉身。

大众政治要由社会来进行设计,只有社会设计才能突破错综复杂的权力集团的利益,才可以集中全社会的智慧,设计方案才得以充分讨论。它比任何顶层设计都会体现出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公平,表达更全面的利益。在可预见的因素中,对未来社会稳定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不能实行有效改革,导致社会冲突最终失去控制,是社会分裂的危险,一是社会失控之后被极端主义所裹挟,是新的极权统治的危险。或许后者才是真正的威胁。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种情况,在人民推翻沙皇政权之后,极端的布尔什维克又推翻了温和的立宪政府。它不是革沙皇专制的命,它革的是立宪的命。社会设计是真正能够符合大众利益、诉诸大多数人理性的设计,一个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权威政治方案是社会稳定的基石,(1)以它作为改革方案,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冲突的强度和烈度;(2)以它作为建立新秩序的方案,能够最大程度地弥合社会分歧。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设计方案一定是一个温和方案,是一个反对极端主义的方案。自由讨论和多数人的理性是遏制极端主义的最好方法:自由讨论是抵达政治真理的必由之路,自由讨论获得的真理将照亮多数人的理性,从而有效地抵制少数人煽动极端主义。极端主义的煽动从来是靠夸张的情感、空洞的言辞和对未来空洞的许诺赢得听众,只有在不允许自由讨论的地方,少数人的煽动才会获得成功。成功抵制极端主义,是社会成功转型、平稳转型至为重要的方面。

http://huangwoyun.blog.21ccom.net/?p=63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5 18:30:10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地产制度

    对于中国城市化的低效率问题,吴敬琏分析称,首要的原因就在于土地产权制度,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拿到从农业转到城市的土地,然后政府、开发商和其他拿到批租土地的人分享这个价差,于是对于政府来说就是土地财政,对于开发商来说则是因为价格的扭曲使得土地的利用非常浪费。

    吴敬琏表示,要应对中国城市化的低效率,地产制度一定要改革,不改革的话很难制止这种恶化。同时还要改变相应的财政体制,重新界定市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取代市场。

    对于土地制度改革,刘守英称,一是要破除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这两种权利不平等的体制,“这两种不同的所有权应该是在规划的前提下有同等进入城市化建设的权利,这样既可以解决权利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建设空间的问题。”

    同时,考虑到未来城市建设资金里土地资金依然要占据很大比重,刘守英建议可以借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采用的“市地重划”这一措施。具体来说,就是用一部分土地来做溢价解决该区域的城市化建设资金来源,另外一部分土地让原土地所有者通过升值来分享城市化的好处。

    另外,土地的真正收益要从现在的归政府转向归社会,也就是土地增值的部分要通过土地增值的税收让全社会来分享。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新奎说,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出口导向引起沿海地区的城市化,第二阶段是通过不断强化基础设施投资造成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国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巨大风险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处于成本和效率赛跑(的阶段),如果你的效率能跑得过成本那就可持续。”
发表于 2013-12-12 16:20:55 | 显示全部楼层
如同行驶在浩瀚荒茫的戈壁,灵霓北堤比预想中的长了很多,它仿佛一条白练,横荡在瓯江口的东海之上。我已翻越千山万水而来,微倦,趴在车窗上,看堤坝两旁在灿烂阳光下闪着层叠的光的远处的海和近处大片大片的滩涂,有短暂的沉默。郑州白癜风医院
这不是记忆中的海。记忆中的海总是海浪轻漾,帆影绰绰,鸥鸟飞掠,偶尔也会有几声清脆而婉转的啼鸣,生动,迤俪。眼前这片海,潮汐已退,海水浑浊沉默,滩涂上挂蛎纵横,渔民正划着泥马快速穿行,空气中漂旋着凝重的咸腥味,开封西京白癜风医院让人眩晕。好在,这里并不是我这次行程的终点,它只是我去目的地洞头的唯一路途,不想多望,我回过头来看他娴熟的驾驶,和他说话,他对我说,山的那边是海。郑州白癜风医院
回想一路车子始终在群山之间迂回展转,就连初听洞头,也以为它位于莽荒的深山,有葱茏的原始森林和幽深神秘的峭峰深壑。慢慢靠近,才知道它是一百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屿列岛,宛如百颗明珠镶嵌在万倾碧波之上。海与岛,它们从未霸占我走过的岁月,却也在我内心的绮丽光影里。河南白癜风医院车子驶出堤坝,转而进入婉转的绕海盘山公路,我再不去看一边的悬崖和海,右侧有连绵起伏的暗绿山峦,木芙蓉和紫薇开出热烈的红色大花,在风中簇簇摇动,低矮的灌木丛中还夹杂着艳丽的百日草,纤细茎枝密密延伸。开封治疗白癜风哪里最好打开车窗,风夹杂着海的咸腥味和山林绿树的点点清新呼啸扑面而来,我看见天空里有姿态各异的白色云团,漂浮着,随风变幻着。车子沿着山路一路行经隧道,大桥,渔村,看路边有临时安置的休憩小亭,闲散集市,洞头,我在秋天的黄昏和浓浓的倦意里抵达。开封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以为荒芜的东岙渔村有些热闹,停车场早已满位,连村口也被行人和商贩堵得严严实实,好不容易才停好车子,只拎着简单的行李走向先前预定的渔家。到底是海边村落,除了抬眼可见的晒着的鱼干,海草,还有鱼网和一些未知名的渔具,古老的渔巷幽长静寂,两旁巨大块石垒砌的二层民房坚固稳笃,当院落一角几株三角梅落入我眼里的时候,我惊讶于它开得如此艳丽,仿佛最僻静的角落一场最热闹的花事,让人瞬间欣喜起来。开封专治白癜风的医院有那些
已近黄昏,此刻的海,会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远道而来的游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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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在画里,站在东岙海滩边上,看着眼前静寂而喧闹的行人与海湾,有片刻的恍惚。仿佛只是年幼时候的一种憧憬,要在落日的余辉里扬帆出海,但我分明听见了海浪翻滚着冲击着海岸的声音,听见了稚声孩童嬉戏追逐的喧闹声,还有身边他的笑。我看他,问,眼前是不是就是让我们从远方奔赴而来的洞头风景?开封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最专业
他笑。未说话。我看得出他眼里的惊喜。
日落。天边有火红的霞光,有漫天奇异的云朵,远处的岛屿渐渐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几艘浅蓝色的渔船安静地停泊在距离岸边不远的海湾里,鸥鸟在低飞,在婉转鸣唱,那是宁静的暮色里一抹让人愉悦的生动。我脱了鞋,走在海滩上,沙子细腻而松软,海浪一波一波涌上来,哗哗哗地拍打着我的双脚,有丝丝入髓的凉意。开封白癜风医院哪家好我没有与孩童一起追逐着海浪奔跑嬉戏,也没有弯身去拣拾海贝,我只看着翻卷的浪花,仿佛在看漫长的人生,潮起,瞬息之后,潮又落。
旧房屋,街市。海湾的一边,依旧是俗气的烟火,海鲜排挡和渔家乐的灯火开始次第亮起,不止屋内,连门外庭院的水泥地上也张罗了一张又一张的桌子,开封治疗白癜风医院上面放着洁净的餐具和纸巾,以及热腾腾的茶水。陌生的笑容,兴奋的话语,说着这个渔村的古旧和繁华,说着季节的变换和海岛的迷人,说着海风吹过,渐渐清凉,心中却装载着看见海走近海的满满的欣喜。开封治疗白癜风最好医院
我站在海边,听着这些尘世烟火的声音,看海浪哗哗地冲击着人工修筑的围堤,以及围堤的边缘修葺一新的木色水泥栏杆,心里是淡淡的欢喜,多好,这个时候,我未曾与尘事相隔遥远,我却和海这般亲近。开封白癜风治疗医院前面不远处是一只灰白色的苍鹭吗?它那么纹丝不动地站在水边,慢慢地涉水张望,一定有猎物,稍一会儿,只见它的头部迅速伸出,便捉住了一条小鱼,随即张开宽大的翅膀,飞跃至空中,又敏捷地伸直细腿,在几声刺耳的尖叫后,从容安静地飞向渐渐幽暗的海面。
远处有灯塔。对面山峦上红的绿的灯亮起。透过眼前的喧闹,我知道,山那边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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