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and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cplanning

美国没有户籍制度为什么没有乱套
2011年02月26日 20:43
来源：南方网
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美国人没有户口，也没有派出所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管理机构，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  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美国社会为何没有乱套？

这次去美国，看到劳伦斯又搬家了。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的第五次搬家。

我是1997年认识劳伦斯的，11年来他搬了5次家，平均2年多点时间就搬一次家，真是够频的。

美国人就是这样，随意搬家，不在乎搬家，甚至热爱搬家。

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美国人没有户口，也没有派出所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管理机构，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  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美国社会为何没有乱套？

美国人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收入不高，一般是租住小房子；收入高点了，就换租大点的房子；有条件供房了，再搬到自己买的房子里；收入再增加了，把买的小房子卖掉再买大房子；再发达了，换到更好的社区更好的房子里去；到老了，房子不会留给子女的，卖掉，再搬到老人公寓里去颐养天年，去天堂以前把信用卡里的美元都花光，没准还透支呢。

美国人换工作也比较频，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州去，甚至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去工作，在美国人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美国人的祖先最先从欧洲移民到北美时，就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现代美国人继承了这个精神，哪里生活好，哪里就是家园。美国有的企业招聘外地员工时，甚至给支付搬家费。

美国人搬家的理由还多呢，哪个地方环境好哪个地方税收少哪个地方学校好哪个地方本族裔人口多哪个地方称心的餐馆多，都会成为搬家的理由。据说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搬十几次家。

美国人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人到了哪里，家就必须迁移到哪里。绝对不可能两地生活，绝对不可以为了事业而不顾家庭的。房子可以换，家可以搬，就是夫妻不能分居，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分离。美国人绝对不理解中国民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境况，他们认为那样太不人道了。

可以肯定，如果有哪个威权总统敢发一个命令剥夺了美国人的迁徙自由，把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强塞给他们，美国人一定会弹劾他的，如果弹劾不成，一定会再打一次独立战争或解放战争。

问题是，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美国人没有户口，也没有派出所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管理机构，他们这样搬来搬去的，那社会不乱套了吗？政府怎么管理呀？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劳伦斯。

劳伦斯对“政府管理”这个概念很反感。他说，谁管理谁呀？政府不是管理公民的，是要为公民服务的，应当是公民管理政府。我每次搬家到一个新地方，都是政府或想进入政府的政客(竞选议员或政府官员的人)上门来请我，一个新到来的公民，去管理他们，而不是他们来管理我。

说的也是。在美国，没有哪个政治家或官员敢认为自己是公民的领导、上级、管理者，也没有哪个公民会买有这种意识的人的帐，想领导人民管理人民的人绝对没有任何机会涉足政治领域，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为选民服务才有机会。

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  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即使时租住的房子，当地政府也会主动找到你，请你行使权利。比如做选民登记，做陪审团候选资格登记等。选举时，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会主动向你寄送竞选资料，寻求你的支持和“管理”。

问题是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户口的转入转出，原居住地政府怎么知道你这个“管理者”走了，新居住地的政府又怎么知道有新“管理者”来了。特别是新政府怎么知道你住在那里，如何了解你的基本情况。你不去政府报到，政府怎么找到你呀。

劳伦斯告诉我，美国的各级政府是从DMV(机动车辆处)那里获得公民信息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驾驶执照，美国关于驾驶执照的规定是，驾驶人员每到一个地方超过15天，就必须到DMV登记，否则会被视为持无效证件驾驶。所以，每个公民搬家了，会到DMV登记变更住所的信息，这样，DMV就有了有驾照人员流入流出的详细信息，当地政府也由此得到了本地居民的流入流出情况。

在美国，驾照就是身份证，乘坐国内飞机要出示驾照，住宾馆要出示驾照，凡是需要身份证明的地方都需要出示驾照。

那么，不会开车没有驾照的人怎么办呢？比如一辈子都不开车的残疾人，或者新移民来的老人等。这一类人就办身份证。身份证也是到DMV去办。在机动车辆处办理身份证，而且身份证的样子与驾照是一样的，对身份证如此不重视，大概只有美国人这样。

美国政府了解公民信息的另一个渠道是居民的社会保障记录。在美国的所有合法居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号码(也翻译为社会安全号码)是唯一的，是从生到死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一个人就业、开工资、缴纳保险、缴税和获得所有的社会保障，都要依据这个号码，这是美国人的福利保障的依据，是命根子。美国人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住所变更手续，以便社会保障部门与自己的联系不中断，给自己的资料能寄到，有好事情不漏掉自己。

美国人挺自私，绝不大公无私。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定位是十分功利主义的。他们绝没有建设一个伟大祖国的雄心壮志，也没有振兴美利坚民族的宏伟愿望，更没有为着后代的美好生活而牺牲今天自己的幸福的献身精神。所以他们从来不认为人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来支配他们带领他们走向未来。他们绝不会以缴税的名义把钱交给另一部分人随意支配。他们把政府看作是“一个人无法做的事情大家不得不凑份子请一些人来做的雇用者们”。政府是他们雇来为全体公民服务的，为全体公民谋取最现实的利益的。政府就是大家凑钱为大家办事的。每个公民出钱了，凑份子了，不仅有权委托各级议会里的议员们代表自己对如何花钱进行审查、批准和监督，而且还必须从交给政府的钱中拿回一块，由政府以社会保障的形式回报给自己。公民交给政府的份子钱如何记录？公民靠什么领取回报？就是社会保障卡里的记录。

所以，美国人的流动情况工作变动情况收入变化情况和缴税缴费情况等都被一清二楚地随时记录着的。无论你到了哪里。

驾照和社会保障卡使得世界上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国家的人口流动情况被随时清楚地掌握着。所以，社会不会失控。

可能有人会说，掌握情况不等于有序。那么多人说搬家就搬家说流动就流动，社会秩序能不乱吗？大家都往大城市跑怎么办？都去经济发达地区怎么办？人口流动不控制不管理不可能不乱套。

但事实上美国没有乱套，自由迁徙随意迁徙甚至是爱好迁徙的美国一点都没有乱套。其实，世界上有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只有区区三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是可以自由迁徙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乱套。

为什么呢？因为自由。在自由的领域里，始终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调节的作用，自由总会比行政控制更有效更合理更自如地调节着供需的平衡，保证着不乱套。

大家都往大城市挤，那里的住房和物价就会提高，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准入的门槛就会越来越高。企业也会选择到新的成本低的地区去发展，如此就会把人流引到新的地区。

再比如荒凉的地方没有人去，当地人自然就会想办法吸引人。美国的内华达州大多是沙漠，工业农业的资源都不行。穷则思变，于是这个州的法律允许办赌场，以赌为诱饵发展旅游业。这个州有两个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和里诺。其中拉斯维加斯是世界级的赌城。美国人在道德领域里非常现实，既然赌博是客观存在的，与其让美国人去摩纳哥的赌场送钱，还不如让全世界的赌徒来美国送钱。如此，荒凉的沙漠里建起了最热闹的都市，不仅赌博业旅游业发展了，拉斯维加斯还成了商业会展中心。

由此可见，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保证不乱套的往往不是控制、管理和强制，而是自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如果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自然主义，就是让自然规律起作用的主义，而不是由人类的空想臆想幻想设想理想来限制人类的自由。

自由挺好。

cplanning

谈谈顶层设计  18届三中全会评述之二

    文/范海辛

    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顶层设计。有人以为，顶层设计就是顶层的精英设计，是当官的设计，底层的老百姓没有发言权。这个理解不对。所谓顶层设计只是一种工作方法，相对于“摸石头”而言。用大白话来说，“摸石头”是烂泥萝卜吃一段，擦一段。顶层设计则是全部洗干净了再吃。也就是说，顶层设计是总体把握的构思、设计，而摸石头则是心中无底，干了再说的“试错法”。用学术语言来说，顶层设计的思维方法是建构理性，而“摸石头”则是演进理性。读过哈耶克著作的都知道，计划经济就是建构理性，市场经济则是演进理性。在我看来，“摸石头”与顶层设计都是我们的思想工具，一个是榔头，一个是锯子，不存在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关键是你要用对地方，你用锯子钉钉子，用榔头锯木头，那不是工具不好，而是使用者的问题。

    【一】

    这次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改30余年来“摸石头”的懒人法，采用了顶层设计这种思维方法，向积存多年的沉疴开刀，引来坊间一片叫好欢迎之声，就连我等思想一贯反动的国粉、社民主义者，也对全会结果表示了审慎的乐观。

    虽然对这60个目标的改革还未付诸实施，许多人还在观望是不是又一次的“说的不做”，我却认为，这次深化改革的60个主攻目标，基本都会实现。因为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指明，虽然还有坎坷，但结果大体可以预期。这是我审慎乐观的缘由。

    那么为何用了顶层设计的方法，就会一反常态，不再忽悠、不再“说的不做”，而是“言必信，行必果”了呢？这要从顶层设计本身说起。顶层设计使用的是一种建构理性。你要设计一个抽水系统，把水从A抽送到B，你就必须使用建构理性，不能一上来全无章法，干起来再说。建构理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把理性再细分为建构与演进，这是哈耶克的学术贡献。理性的本质就是逻辑，这是客观事物因果性规律性的表现。理性的对立面则是感情、经验、传统、神秘等一类事物。因此理性的特徵就是严谨、客观、冷静。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就在于缺乏理性，特别是缺乏产生了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虽然我们传统文化中也有大局观、大局意识，但是缺乏西方的那种严密、严谨、条分缕析的科学理性，我们使用的思想工具大多是原始思维的经验理性。经验理性也有逻辑，但是这个逻辑不严密。譬如西方人所概括的“在此之后，因此之故”（拉丁文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这不仅是西方的经验理性，也是东方的经验理性或经验逻辑。其错误在于，“在此之后”是对事物现象变化的外在描述，而“因此之故”是对事物内在关系的判断。依据事物的外在表象能证明其内在的关系吗？这样的判断有合法性吗？其暗含的逻辑显然是，事物的内在属性与其外在表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这种一致性是无须证明的。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高度一致性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需要专门证明的。

    用“摸石头”的经验理性来解决问题，往往是被动的、盲目的、低效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缺乏整体性、条理性和前瞻性。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一个老问题，引发三个新问题。譬如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问题。这几年随着房地产开发以及城镇化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尖锐了。按照顶层设计的思路来看，就应该放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做一个全盘整体的谋划。但是由于“摸石头”的惯性思维，依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因为征地拆迁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了，哪里就高调维稳、强势维稳。哪里小产权房出事了，就颁布个严禁的条例。有学者指出应该对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物不同权的问题做个全面考量，我们的官员却以实事求是为借口，强调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反对对集体土地问题做顶层设计的解决。

    导致顶层设计被弃置、“摸石头”成为唯一合法适用的方法的，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宣扬的哈耶克、波普尔的演进理性与零敲碎打工程。在这些食洋不化的学者看来，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都是理性主义顶层设计惹的祸、生的蛋。这是理性的自负与僭越，是祸国殃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摸石头”，试错法。实际这是对哈耶克与波普尔的误读。在对待人类整体发展趋势或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规划上，我们的建构理性与顶层设计是不适用的，但是对社会的具体问题，没有建构理性与顶层设计是万万不行的。譬如某个社会的移民问题，养老问题、城市的公共交通问题，这类具体问题应该、也只有使用建构理性、顶层设计来解决。在这类问题上“摸石头”，那才是误国误民。

    马克斯.韦伯在比较了中国的经验主义与西方的理性主义之后说，东方儒家的经验主义是消极适应世界，西方基督徒的理性主义则是积极宰割世界。这其实就是对“摸石头”与顶层设计的历史评价。

    顶层设计实际不会拒绝摸石头的方法，在这次中央提出的60项改革中，总框架定下后，具体细节还是离不开“摸石头”的。

    【二】

    以上回答了为何使用了顶层设计的方法，这次深化改革的60项目标成功可期的原因。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这一届新班子会启用顶层设计的新思维？

    我以为，这个问题要从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际上有一套理论，就是专门研究转型的，称“现代化理论”（Mordernization Theory），有学者又将其称为“发展学”（Developology），因为现代化理论下面的子学科前面都有“发展”做前缀，譬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等。

    从发展政治学来看，所有后发国家在面对现代化这个新事物时，都有着共同表现，而这个表现又与儿童心理成长有着大致相同的发育阶段。具体说来就是懵懂期、说谎期与青春逆反期。反观我国60多年的历史，也大致经历了这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的毛时代，是懵懂期，我们有亩产万斤粮，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文革的全民癫狂。改开之后犹如小孩子学会了说谎，我们叫“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吃了原告吃被告”以及各种“潜规则”。当改开带来实力增长后，又进入了青春逆反期，表现是“中国可以说不”、“五不搞”、“七不提”等。

    小孩子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都要经历上述的三个心理发育阶段，一个国家与民族，面对现代化这个外来的新事物，也必然如此，无论是东正教、印度教、天主教、伊斯兰、儒教等，概莫能外。这个过程就是理性的发育发展过程。为何？因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理性、合理性。汉语“理性”这个词在英语中有两个单词，一个是reason，另一个是rationality。学术上使用的则是rationaiity。理性主义，英语是rationalism，但译成汉语则是理性主义与合理主义两种含义。由此我们可知，理性本身具有合理的含义。

    为何本届新班子会启用顶层设计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这是对前几届班子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说到底，也是理性发育渐趋成熟的表现。我们国家的执政党是从一个革命党转型而来的，这三十年的改开，就是执政者逐渐褪去革命者的戾性，执政者的理性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这30多年来，说谎期、逆反期的问题都一一产生了、暴露了，执政者也从这两个心理发育期中悟到了一些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合理性”。这次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任务以及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无论是市场决定还是废除劳教制度亦或是官邸制度建立，体现的就是合理性。本次全会的可圈可点，也就在于这个“合理性”。

    合理性带来的是效率，无论是集权（成立国安会、司法权力上收）还是民生，都会受惠于西方文化带来的理性、合理性。

cplanning

【三】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理性、合理性？

    有人会说，“你老范这是拍马屁。你看他们，官员财产公布一字不提，延长退休却迫不及待，还不是民不选官，官不为民？”我认为不能简单以道德主义来臧否一切。

    理性、合理性的问题，要放在“道与理”这个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内来审视。我在上海公园演讲中，专门就此反复演讲（见拙帖《道与理  政治学基本框架、上中下》）。我们平常所说的“道理”，实际包含了“道”与“理”两个不同的实体。“道”是方向、目标，“理”则是达到方向、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这次三中全会凸显的理性、合理性，主要属于“理”这部分，与“道”的关系不大。

    道与理都有对错的可能，因此我们有了一个道与理对错的矩阵：

    1、道与理都正确；2、道与理都错；3道正确而理错误；4、理正确而道错误。

    1是欧美的那一套；2是所有后发国家、民族的那一套，包括列宁、老毛以及本拉登、金家王朝；3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4希特勒。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属于道与理都错误的第二种模式。老邓的改开，在价值方向上并无纠正，纠正的只是方式方法、工具手段上的错误。由此带来了效率提高和实力增长。这一次三中全会，只是老邓那一套的深化与继续  方法手段的进一步合理性改进。而在方向目标上，却是基本不变。

    现代化理论的祖师爷马克斯.韦伯，对于道与理的论述与笔者稍有不同。他在比较传统与现代时，提出了两组四个不同理性的对立统一：第一组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统一；第二组是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对立统一。道与理的框架，就相当于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其中“道”相当于韦伯的价值理性，“理”相当于工具理性。韦伯的不足是，他没有经历众多后发民族对现代化的反应，因而其某些结论与实际不符。

    譬如他认为工具理性的掌握无需学习，可以无师自通，而价值理性需要学习。这个结论对西方社会适用，但在非西方社会，尤其对于非西方的各个民族而言，却是错误的。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亚非拉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全面展开，这个现代化转型的60多年历史表明，西方的工具理性，也就是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合理主义，对于非西方民族而言，不是无师自通的，而是需要付出很大成本学习的。举例来说，许多人认为，理性主义、合理主义的两条根本法则：“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这在西方社会似乎人人都无师自通，但在东方社会，却不是如此。至少在中国，大部分人对于两利相衡的取舍能做出正确选择，但在两害相衡时的选择，却是错误的。芝麻与西瓜的两利选择相对容易，而砍头与砍手的两害选择却大部分错误。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末满清王朝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选择。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韦伯的结论：价值理性的改变比工具理性的改变更困难。

    没有工具理性的转变是不行的，但仅有工具理性的转变是不够的。这次三中全会会改革会缓解十多年来的积蓄的危机，但这些改革举措对于危机而言不过是扬汤止沸，要根本化解危机，使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就必须接受普世价值，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

    有人担心，随着方向错误而方法相对正确的改革，中国也许会步希特勒、日本和苏联之后尘，成为21世纪的一个战争策源地。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中国由于文化的不同，会给世界历史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帝国  蜂蚁帝国，一个内部如蜜蜂与蚂蚁那样的金字塔帝国。金字塔的顶部是五百个核心家族，也是帝国的统治者，相当于蜂后蚁后家族。中间则是兵蚁兵蜂集团，也就是现在的体制内或既得利益集团。位于底层的，占人口80-90%的则是工蚁工蜂，也就是现在的利益既失集团，或说是“弱势群体”。体制内的兵蜂兵蚁的任务就是管理压迫底层工蜂工蚁们。这个蜂蚁帝国，也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500个核心家族是人的头脑；手臂则是武士阶层，负责对外防卫与对内镇压；双腿是工农，承担着财富生产的任务。

    但是中国的蜂蚁帝国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最大不同是，这个奉行儒教价值的东方帝国，不会对外侵略，不会步德日苏的后尘，而是一个外媚内压的帝国、一个“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帝国。具体说来是这样的，你们民主的西方是既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做不到怎么办？我们蜂蚁帝国有近十亿工蜂工蚁，他们创造的财富可以支撑你们的高福利低税收，然后西方对东方蜂蚁帝国的基本制度予以默许，并暗中支持这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一个在理性与合理性上做得非常充分的结果。唯一的不合理在普世的终极价值上。

    许多人以为我们中国与西方只是蝌蚪与青蛙的区别，仿佛只要假以时日，只要我们的人均GDP和中产阶级数量达到西方的水平，民主自由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国的蝌蚪就会变成青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以上只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另一可能是，普世价值有夺人心魄之功力，作为普世价值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在中国官方的推动下会在中国各个领域如水银泻地般渗入。譬如，官方此次确立的市场机制的决定地位，就会成为利益既失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博弈的重要工具。官方在这个博弈中，站在哪一方，这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500个核心家族如果能在砍头与砍手的两难选择中作出正确选择，中国才能避免蜂蚁帝国的命运而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2013-11-24

cplanning

2015年01月23日 07:56 AM
张欣：中国密集城镇化进程已近尾声
英国《金融时报》 安德鲁•希尔 达沃斯, 吉密欧 北京报道


SOHO中国(Soho China)首席执行官张欣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见顶。

张欣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的会议间隙表示：“到了现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已经建好了。即便是小城镇也都建好了。因此我认为密集城镇化的进程即将结束。”

由于旗下公司在北京完成多个开发项目，张欣有时被称为“建设北京的女人”。周三，她作为嘉宾，

在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举办的“有影响力女性晚宴”(Women of Impact Dinner)上发表讲话。

出席晚宴的其他客人包括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及其夫人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以及杜邦(DuPont)的柯爱伦(Ellen Kullman)和萨班哲集团(Sabanci Group)的居莱尔•萨班哲(Güler Sabanci)等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张欣在台上接受了记者、晚宴合作主办人蒂娜•布朗(Tina Brown)的采访，后者问到了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张欣表示：“随着城镇化趋于结束，中国经济在放缓。”

然而，中国总理李克强当天早些时候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向听众传达了不同的信息。

根据其发言的官方记录，李克强表示：“鉴于每年有大量农村居民来到城市地区，中国房地产的潜在需求将在相当长时期保持强劲。”

中国周二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大约有10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这让中国的城镇化率接近55%。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放缓至24年来最低水平。本周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从7.1%下调至6.8%，理由是其房地产和投资持续放缓。

许多分析师相信，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去年12月，全国平均房价同比下降4.3%，去年整体销售同比下降7.6%。

但去年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总额仍增长10.5%，这让全国未售住房大量过剩。

周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表示，政府将不再在过度供应问题特别严重的三四线城市建设安置房。

中国政府将开始为家庭提供补贴，帮助他们购买中国多年建设热潮所留下的部分空置房。

中国政府表示，到今年年底，中国在过去5年建设的保障房将达到4600万套。Soho中国等商业地产开发商的狂热投资已经导致中国房地产供应过剩，保障房政策更是恶化了这种局面。

在被问及中国政府的整体改革议程时，张欣表示：“过去20年来只有现在人们不太确定方向：我们要继续改革，继续开放吗？现在出现了非常矛盾的迹象。很难说。”

译者/何黎

cplanning

如何让丝绸之路不只是纸上谈兵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丝绸之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的设想，口号式的政策更是不可行。丝绸之路要成功，既要搞清楚要做什么，更要搞清楚怎么做。

　　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也继续恶化着全球经济结构。全球经济到今天并没有恢复过来，很多经济体仍然处于低迷停滞的状态。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即中速发展阶段，但这只是对中国自己过去的高速发展而言——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发展仍然是高速的。实际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之后，很难再有过去那样的高速发展。保持中速增长，仍然可以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发展经验及其发展能力，已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来实行全球经济再平衡战略。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丝绸之路会成为这一战略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而可行的“抓手”。

　　但是，丝绸之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的设想，口号式的政策更是不可行。丝绸之路要成功，中国既要搞清楚要做什么，更要搞清楚怎么做。没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政策工具，丝绸之路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这方面，中国已经有很多经验教训了。

　　丝绸之路的策略可以从多方面来探讨。从今天的情况来说，至少需要考虑如下这些方面的因素。

　　第一，中国需要以丝绸之路为契机，全面发掘中国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潜在的互补互利机会，全面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及区域经济体之间经济贸易、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第二，有效运用中国在资金、市场、技术、产能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全面分享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为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在推进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第三，全面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营运能力，全面打造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贸据点与生产基地，针对严重产能过剩与那些在国内市场已不具经济效益的产业，进行有秩序的“走出去”，实现对外移转。

　　第四，在全面推进绿能产业、整治环保污染、建设低碳城市与智慧型城市的过程中，积极引导拥有先进技术的欧、美、日跨国企业参与投资与提供设备，让这些跨国企业有机会分享中国城镇建设及经济增长的红利，也刺激国内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第五，在“和平发展”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包容、尊重与发展”的新政策概念，系统整合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代的“不干预政策”和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等理念，形成中国特有的普遍价值观，有别于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和美国的“自由民主”政策概念，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塑造国际文化软实力。

　　多管齐下的政策手段

　　同样，政策工具也是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探讨的。目前来看，中国至少可以考虑如下手段。

　　第一，设置规模大于“世界银行”资本额的“丝绸之路基金”，以及等量规模的“丝绸之路战略投资基金”为配套。前者为回收期长且具有明显外部经济效益的大型基础建设或跨国基础建设网路项目，提供长期性低率融资；后者为大型基础建设所带动的产业投资、自然资源开发、公用事业投资、开发区或造镇计划、以及其他有投资效益的产业合作项目，进行风险投资与战略投资。战略投资基金，同时可以为中国企业取得关键技术与市场通路的国外并购融资，为中国企业整厂输出，与产业供应链整体输出，提供多元融资配套服务。战略性投资基金要扮演政府投资基金的领头羊作用，发挥杠杆作用，带动民间资本与国际游资的汇合，让市场与政府两手都发挥作用。这方面，中国已经设立了一个400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正在启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可以是这个工具的有机部分。

　　第二，可考虑设置中国主导的全球发展智库，并协助各区域的领头羊国家设置协作智库，建立完整的智库跨国合作网络。这些智库协助本国政府，为全球多边体制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区域多边合作体制的设计，进行顶层设计，并为加速丝绸经济带区域整合与双边经济合作，提供政策规划与方案评估。智库也可设置附属咨询顾问机构，为各国政府、融资机构或战略投资人，提供项目评估与可行性评估咨询服务。改革中国国内体制内智库，以便克服所面临的制度制约，也可以考虑利用和强化国内的民间智库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智库也需要随着丝绸之路走出去。所有国内智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缺乏和国外智库的全面交流，进入不了国际的“政策市场”。因此，可以考量在那些作为世界信息集散地和交流中心的关键国家，设立一些能够发挥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智库。这方面，可以学习二战之后美国的做法。通过各种途径，美国能够对欧洲等国的智库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同时美国本身的智库(例如兰德公司)也走向了世界。

　　第三，可考虑建立一个面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人才培训机制”，为各国训练与培育公共治理、经济规划、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人才。内容包括留学培训、海外培训与挂职培训等，让各国政策精英有机会全面与深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培训机构必须具备归纳与提炼中国发展模式的学术研究能力，并发挥跨国发展经验交流平台的作用，让各国有实务经验的政策精英与专家相互切磋，彼此借镜值得推广的政策与体制试验经验，在因地制宜、与时俱进、集思广益的指导思想下，共同探索最适合各国国情的改革策略与政策选择。这方面，包括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在内的机构，可以扮演主导角色。这些机构不仅应当培养国内的干部，其功能应当扩展到培养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实际上，它们已经在履行这方面的功能，只不过需要更加系统化地扩展功能。

　　第四，可考虑设置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社会精英为对象的“新丝路传媒集团”。以财经、旅游、环境、城市及文化议题为主轴，为各国提供一个超越西方视野的跨国资讯与观念传播与分享管道。跨国传媒总部应设置于海外，大量聘用跨国专业人士，同时运作多种主要语言的卫星频道与网路新闻平台，也可配套在海外成立跨国传媒学院，培育具备超越西方视野的传媒人才，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与西方话语权的宰制。

　　配套的体制建设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必须考虑丝绸之路的机构设置问题。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政策机构的设置。这方面，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丝绸之路战略应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导，在深改小组下设置直接向最高领导人负责的高级别“办公室”，建立类似美国“国际开发机构”那样的权力协调机构，负责统筹政策规划与资源分配，协调各部委与各省市，打破现有涉外经济部委各自为政的地盘割据现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对外开发已经得到很快的发展，但机构设置呈现出过于“内部多元化”的局面，外交部、商务部、卫生部、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等等，都承担了不同方面的功能，但它们之间没有协调好，造成效率低下、大量浪费和国际形象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个机构设置在深改小组下，要比设置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效得多。国安会关切的是国家的安全，如果这个机构设置在国安会下面，自然会凸现出其安全战略含义，其他国家就会产生战略上的疑虑。深改小组关切的是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塑造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

　　第二，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沿边、沿岸省份一直争取在丝绸之路领域扮演重要作用，这不可避免，也具有必要性。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些省份是丝绸之路战略的执行工具，而不可以有自己所谓的“丝绸之路战略”。过去几年，一些省份制定了自己的对外战略，例如“桥头堡战略”“西南战略大通道战略”“西进战略”等等。这些政策用语隐含有过多的军事战略意味，往往对周边国家产生“威胁感”。丝绸之路战略必须由中央深改小组全面负责，而地方必须去除这些不恰当的战略用语。即使地方有其本身的丝绸之路战略，但不可和中央的发生严重冲突。

　　第三，执行“全球经济增量再平衡战略”需要有风险管理机制，必须动态考量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各国主权风险，政治互信基础，并务实评估中国影响力的投射范围，以及中国政府的海外护产、护侨的能力极限。在初期，经济资源投入仍应以欧亚大陆周边国家为起点，并以已经建立稳固经济合作基础的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为重心。从现阶段来说，投资方和被投资方的权利风险问题非常突出。在中国资本所及的地方，都出现了劳资、环保、人权等等方面的纠纷。尽管“一路”和“一带”国家大都贫穷，但老百姓的权利意识很强。很多地区的政治也经常出现不稳定局面，政权变更频繁。这些事实往往被中国的企业所忽视。因此，风险评估的功能可以和智库设置结合起来，光有企业和政府本身的评估远远不够，还必须依赖智库的客观、中立的评估。

　　第四，可考虑把目前所确定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在进行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早先所提出的“中国－中亚国家发展银行”等，统筹到“丝绸之路开发基金”的构架内，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以避免不必要的、大量的浪费。

　　像丝绸之路那样大规模的对外项目，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构想一个完美的方案，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根据规划来实施方案。这样的项目都是一边做、一边学的过程。但是如果要少交学费，避免重大失误，就必须储备足够的政策知识，准备好足够的政策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急急忙忙地去推行，就会犯很多错误。尽管中国已经开始了丝绸之路项目，但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cplanning

新型城镇化正式进入落实阶段 两省及62市镇入选
2015-02-05 07:54:03第一财经日报微博作者：王子约 周芳(参与讨论)
  新型城镇化排定“试点战队”两省及62市镇入选

  王子约 周芳 林小昭

  经过长久酝酿后，新型城镇化进程迎来重大突破。国家发改委2月4日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下称“方案”)，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接近高层的人士昨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试点方案调研酝酿已久，各地的准备工作已经十分充分，方案的发布意味着新型城镇化正式进入实质性落实阶段。

  方案显示，这批试点地区于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对于试点的主要任务，方案提出，要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试点名单如何产生

  去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本报从官方人士处获悉，国家发改委最终共收到169个市、县、镇的申报方案。

  方案显示，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央编办、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农业部、央行、银监会等11个部门和有关专家对申报地区的试点工作方案进行了综合评审，最终确定了试点。

  开篇所述知情人士对本报称，根据最初设定的思路，试点将在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中产生，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在实际评审中，评审人员又综合考虑申报地区的工作基础和试点工作方案，同时在整体配比上给予考虑。

  一名中部省份发改委人士昨日告诉本报，各地申报试点的热情都很高，特别是市县地区。他所在的省份七成以上的县市都向省里提交了方案。“我们经过筛选和比对，会选择那些有特点的、基础较好的地区作为试点上报，不会申报过多。”

  据本报记者梳理，每个省份申报的试点数量均在5个以下。

  前述接近高层人士还透露，在每一个级别的同比试点选拔，主要是比对五项任务进行的。“试点不需要五个任务都完成，而是强调特色，评审人员在评审时也特别看重候选地区的突出特点是否和试点任务相符。”

  “金山区是上海的西南门户，无论是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转型机制，还是多元化且可持续的投融资城镇建设机制，包括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等，都有进一步进行试点的条件。”上海金山区委书记李跃旗对本报称，这是上海选择金山区参加全国城镇化试点的原因。

  除了五项任务，昨日发布的方案还特别提到加强部门间政策协同配合，推动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和改革举措率先在试点地区落地，具体包括：完善转移支付办法；省级政府举债使用方向要向试点地区倾斜；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市政基础设施改造、产业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等相关政策，适度向试点地区倾斜。

  地方已有明确工作表

  从昨日发布的内容来看，各地上报的试点方案都列出了时间表。而多个地方有关人士也对本报表示具体工作步骤已经有了部署。

  例如，武汉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日对本报透露，武汉将从三方面开展具体试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和省、市比例分摊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二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投融资机制；三是综合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等体制机制创新。

  根据方案，到2020年，武汉市常住人口达到1200万～130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4%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5%以上。

  上述武汉市发改委负责人称，武汉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等原则，争取到2020年着力解决“3个100万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福建省晋江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士在对本报介绍试点工作时表示，晋江借助社会慈善已经筹集善款超过20亿元，这是晋江在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方面引入社会力量的尝试。

  此外，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晋江提出2017年前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允许农民转为市民后保留“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培育农村新型经济组织，推动集体、个人资产货币化、证券化，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

  “我们现在提的城镇化，不光是外来人口的城镇化，还有本地农民的城镇化。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离开土地后通过保留三权、通过股份制等形式来培育新型集体。”晋江市发改局人士告诉本报，目前晋江正在申请宅基地流转试点，以支撑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目前晋江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也需要土地资源做保障。”

  融资各显申通

  作为一项庞大的长期性工程，如何保证持续的资金流是各地方最大的难题。上述接近高层人士称，在融资问题上，各地方在方案中都列出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政策，显示出了各自的特点。

  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是仅有的两个入选此次试点的建制镇之一，苍南县委书记黄寿龙对媒体说，推进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既是改革机遇，又是发展机遇，要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摸着石子过河，以创新的思路破解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需要突破的土地、资金等难题。

  武汉市提出将放开市场准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一方面争取省级发债资金向该市倾斜；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资金“拨改租”、股权投资等方式充实资本实力，设立城镇化投资基金，强化对具有稳定现金流收入项目的证券化运作；此外，通过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浙江省义乌市则准备积极探索PPP模式融资，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拟出台《义乌市特许经营领域PPP模式投资管理办法》，建立PPP融资项目库。

  根据方案，青岛市将逐步引导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严格用途管制、符合用地规划为前提，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地处西部的四川省泸州市要求着力提高政府性资产和资金使用效率，同时，积极采用BT、BOT、TOT等项目融资方式，筛选部分条件成熟的项目开展PPP试点，动员全社会资金参与城镇化建设。

  前述晋江市发改局人士对本报称，在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晋江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搞投融资机制改革，通过组建国有城建开发公司，融通建设资金，实现运营收益。“借这个机会整合我们的国有平台。”该人士说。

  (记者缪琦李攻陈周锡李秀中对本文亦有贡献)

  附表 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

  指标2012年2020年

  城镇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660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5.345左右

  基本公共服务

  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99

  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新成长劳动力免费接受基本职业技能培训覆盖率(%)≥95

  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66.9≥90

  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9598

  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性住房覆盖率(%)12.5≥23

  基础设施

  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45(2011年数据)60

  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81.790

  城市污水处理率(%)87.395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84.895

  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Mbps)4≥50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72.5100

  资源环境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平方米)≤100

  城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8.713

  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250

  城市建成区绿化率(%)35.738.9

  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比例(%)40.960

  资料来源：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cplanning

顶层设计如此平庸怎不让人冷汗淋漓？

    [原创]点评《厉以宁深度解析：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江南樵夫 于 2016/5/25

    厉以宁深度解析：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2016-05-25 厉以宁 博客日报

   

    ☆最有价值的阅读,从体验博客日报开始

    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

    关于中国经济的下一程，第一个问题要从“新常态”谈起。我们对新常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违背了市场。

    （江南樵夫点评：既然“新常态”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不是说明过去中国经济一直就处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旧常态？厉先生三朝元老，主导中国经济改革、规划、顶层设计数十年，参知决策国家政事，并一手调教当今总理博士学业，堪称红色太师，那么不按规律办事的“旧常态”又是什么人造成的呢？另外厉先生心中的经济规律又是什么样的呢？您后文提到的“通胀与失业并存”、“高投入低就业”的现象为什么不合经典经济学常识却能实际上客观发生？经济规律可以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吗？倘若可以，那么把握即时经济规律就是经济学家的责任，今天回头来说“旧常态”是违背经济规律办事的，那是不是说明过去几十年至少过去十几年我们中国参与国家经济决策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把握住即时经济规律？换言之，他们究竟是无知呢还是渎职？）

    比如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正因如此，我们转入了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

    （江南樵夫点评：究竟是我们主动转入中高速增长还是因为中国经济国内外运行环境恶化而导致的被动衰退？这个问题应该说清楚，如果是主动调低增长率说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再次崛起还有希望。但如果是被动衰落，中国经济的下行速度会加速吗？换言之，中国经济会在短期内从中高速增长突然变成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吗？）

    高速增长带来五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经济效益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我们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是尽量地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问题。

    （江南樵夫点评：厉先生是要把今天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责任推给温jiabao政府吗？清算那刺激内需的四万亿投入？那本届政府这几年的超发货币又算什么呢？而且HuWen不是也力推过国家经济支柱产业从“房地产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吗？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的“文化产业支柱”至今没有建立起来？您的学生Likeqiang总理一上任就按照他当年在您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大刀阔斧推进的“农村城镇化建设”是“房地产经济”产业支柱的延续吗？

    为何三年过去至今仍然举步维艰？XiLi的“农村城镇化”会和HuWen的“文化产业”经济支柱一样半途而废吗？）

    另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的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一般而言，7%甚至6%~7%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重要的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江南樵夫点评：改革开放以来，山寨外国技术曾经是我们的国策，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过程中中央不就向基层下达过一个抢仿一批国外尤其是美国专利产品的通知吗？这个流毒至今祸害深远的发展策略是哪些经济学家的主意？科技领域的剽窃行为因为曾经以国策的形式受到保护甚至鼓励，国人山寨技术的思维惯性和因此而恶化的创新社会环境已经积重难返，现在来谈创新，为时不晚吗？

    一般来说，美国的科技进步是得益于《专利保护法》的，一部严密制定、严格遵守的《专利保护法》使得美国的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它保护美国的创新活力长盛不衰，创新技术领先世界各国，至今保持绝对领先优势。中国虽然也东施效颦制定了《专利法》，但我们有保证法律公正实施的司法制度吗？

    如果以上两点一个也解决不了，厉先生在这里提创新是想继续用高大上的“经济学名词”敷衍塞责忽悠台上的傻小子吗？外国的经济学家恨自己没智慧，我恨中国的经济学家没良心！）

    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第一，要分析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该怎么办?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想办法找出对策。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另外，也应看到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代价过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重复建设，包括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上地方产能过剩等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后遗症。产能过剩的最大问题一个是造成消耗，另一个是浪费资源。前几年我们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没效率的增长。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今天我们的基数和10年前相比，是越来越大的，每增加1%，难度将更大，这样的状况不可持续，所以有一个递减的过程，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

    （江南樵夫点评：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专业技术替国家解决发展问题而不是用自己的浮华知识替政府的过失和恶政洗地。美国的基数大不大？为什么美国经济长期维持百分之三左右的增长？）

    第三，国际市场的不稳定给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它们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比我们低，但是它们的工资便宜。所以，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困难和国际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

    （江南樵夫点评：我们出口、外贸的困境真的主要是日本和东南亚的产品竞争造成的吗？形成中的tpp、ttip，不被承认的市场经济，监守自盗恶意操控的货币政策以及玩了十年都不知道遵守规则的WTO框架内的反倾销算不算？）

    第四，要明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想要扭转局面为何困难重重？结构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形成了这么多过度投资，现在要扭转过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进行结构调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能不能忍受结构调整带来的损失，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坚持不下去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要认识到结构调整的艰巨性。

    （江南樵夫点评：谈了半天厉先生一直都是在谈政府投资么？您的学生Likeqiang总理一直都在谈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厉先生的壮士断腕是什么含义呢？银行又打算核销多少坏账？您能保证这次壮士断腕结构调整之后不会再次“壮士断腕”进行新的结构调整吗？纳税人的国库里究竟储存了多少只“壮士之腕”？

    中国的一切乱象都是“计划”干预的结果。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计划”干预生育人口乱，以“计划”干预文化道德乱，以“计划”干预市场经济乱。

    所谓“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等等……这样的词汇只有中国人才耳熟能详。因为它们体现的仍然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换言之还别说中国经济至今都还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牢笼，中国经济学家脑子里的经济学意识实际上根本都还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窠臼。）

    第五，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能性急，能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比如深圳的，华为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它现在是收成期了，但华为也意识到不能止步，还要继续创新。

    （江南樵夫点评：创新的点评见前面）

    当前有一个话题是“互联网+创新”。互联网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探索，谁都不知道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这是经济学界也难以预料的问题。但这是一种趋势，互联网作用巨大，会呈现出很多新技术，让结构调整变得更为顺利，但是否能拉动经济的发展，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江南樵夫点评：不知当年Likeqiang总理在一家网络融资平台公司按下第一笔网络贷款的确认键时，有没有想到今天中国p2p诈骗成风，p2p网络融资平台几乎全线崩溃的惨淡结局？）

    正因如此，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要坚持两点：一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这一关非过不可;二是技术创新，要走群众创新、创业的道路。思路上要坚定，不要再幻想，也不要老调重谈，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还得讲宏观调控，着重放在定向调控上，因为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的调控，重视微调和预调，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未来，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

cplanning

第三个问题是观念上的转变，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过去讲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高，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多。这个观念在过去是符合情况的，因为中国经济还在比较低的层次上运行，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中国要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和高科技的发展，所以对当下来说，就业问题不是靠大量投资就可以解决的。

    （江南樵夫点评：个人创业能解决铺天盖地的失业人口生存危机吗？经济学家的良心不应该是替政府和有钱人支招牟利，而应该替全社会所有人的福利寻找出路。为什么不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合理性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完善国民的福利保障系统难道不是解决高投入低就业矛盾的最佳途径之一吗？）

    最近我在企业考察，这个企业未来的厂长在工地上向我介绍，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我就问他，你增加了多少就业？他的回答很简单，一个都不增加，还得裁员。我问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投资和过去不一样了，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完全现代化的。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效率是提高的，但不增加就业，原来年纪大的工人被重新安排，有的就退休了，年纪轻一点的工人要再培训，进来以后首先得是一个技术工人，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再问其他的企业，当前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说不是靠高投资解决，而是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创业，创业就增加了就业。还有的把企业很多部门分散开来，一个部门就是一个创新单位，自己有一帮人在里面工作、发展、赚钱。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都有所改变，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也不主张出去打工了。首先是学技术，之后就有更多的地方需要你，还可以创业，甚至回家去创业。所以，民间存在着极大的创业积极性，这就是中国未来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有人预料，20年以后不需要写字楼，完全采取职员在家里办公，因此我们对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这就意味着解决就业未必靠高投入。当然，尽管技术在改进，但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强人力培训还是需要的。

    “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造成的

    第四个问题，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这是新观点。传统观念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太多、消费太旺等导致的需求过大造成的，这种形势下，能够用紧缩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发生了滞胀，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失业，就是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于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论，总需求扩大了就易引发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了就产生失业，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并存的。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找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让他们想办法研究为什么有滞胀，结论是当时出现了两种垄断力量：一种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认为它能控制工人的行动，它坚持一点就是工资必须刚性，就是只能升不能降，工资降了就罢工;还有一种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认为价格是它控制的，所以它有价格的刚性，价格只能升不能降，哪怕将东西倒掉也不能下降。这两种刚性的同时存在，就像小孩玩跷板游戏，经济学家主张去按住小孩，如果两只手把两个小孩全按住，工资和物价就跳不起来。其实，这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但尼克松居然接受了，他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着名的工资冻结、物价管制措施，但是当后来搞不下去，尼克松的政策也就破产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由于问题出在供给上，所以通过创新产生更多新产品，集中创新成果就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于是美国从8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就摆脱了停滞状态，通货膨胀问题也解决了。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目光不能短视。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之前投资过多，需求过大造成的，所以该投资的投资，银行该放低利率的放低利率，才能适应新经济增长。

    "钱荒"怎么来的？我在浙江专门为这个问题走了好几个市考察，它不是货币供应不足，M1(狭义的贷币，即现金+活期存款)、M2(广义的货币，即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的供应都挺多的。"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银行感到民营企业靠不住，贷款收不回来问题就大了，所以就找信得过的国有大企业来贷款，可是这些国有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钱，贷款利率还低，那怎么办呢？把钱转放出去。

    （江南樵夫点评：厉先生，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太师，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可不能信口开河，“钱荒”当然不是货币供应不足，但也绝不是企业库存现金造成的。银行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犯罪机构，管理混乱无理贷款造成的巨额坏账和信贷危机还在其次。这种犯罪加渎职所体现出来的“钱荒”现象正是你厉老先生百思不得其解还要去浙江考察了解的根本原因。北京的农行事件和被西班牙警方刑事调查的中国工商银行西班牙分行事件您难道充耳不闻吗？）

    民营企业贷不到款，就找国有企业分借一部分钱。另外，很多人贷不到就求助于自己人，于是在浙江就流行一句话"现金为王"，就是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把现金拿在手里，有了现金就有了一切，这样资金链不会断，产业链会顺畅，有投资机会就能下手。最终，家家企业都是超正常储备，结果现金储备量大了，以至于M1、M2没变，但还是紧张。

    所以，中国以后如果发生通货膨胀，一定要多方面考虑。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第五个问题，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这是一个新命题。我在河北沧州考察，沧州的肃宁县专做裘皮，有些人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以前裘皮主要卖给俄罗斯，但由于卢布没购买力了，所以肃宁裘皮即使比欧洲便宜得多，俄人也不买。最后，我给他们几句忠告：一是"让产品更具有个性化"。因为当前的消费和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90年代末都属于排浪式消费，赶时髦的，但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消费是个性化的。二是"让服务更人性化"。你和顾客打交道，你板着脸，好像我是对你恩赐一样，那就错了。三是"把品牌打到国外"。目前中国的品牌还没完全建立起来，而品牌是靠多年的产品和质量建立起来的。四是"把消费者留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人们怎么还会出国去买？把消费者留在国内，这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的自贸区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江南樵夫点评：这是个低级的话题，无须厉先生这样本来应该高屋建瓴的大师来说。如果张维迎啊、陈安之啊……说出来可能更符合身份一些。）

    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常给研究生讲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各带一批样品到指定的和尚庙里推销。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卖掉，因为和尚说光头不需要梳子。第二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十把，他跟和尚们说梳子除了梳头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如刮头皮止痒、美容等，所以在和尚庙卖了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卖了几百把，他观察到庙里香客很多，香火很旺，但香客们磕完头后头发有点乱，香灰掉到头发上有点脏，于是他就去找方丈，说庙里香火旺，香客这么热情，庙里应该关心他们，在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梳子，让他们感觉庙里关心他们，他们来得会更勤快。于是他卖出了几百把。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千把，他直接找方丈聊天，说庙里出去办事有人事关系要打通，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可以在木梳上刻上"佛在心中""积善为本"，把它变成了庙里的名片，这样一来他卖出了几千把木梳。

    （江南樵夫点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工商管理方面算得上中国的哈佛了。从他那里毕业的学生活跃在中国社会从政府到企业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我唯一没想到的是他的首任院长和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规划的重要幕僚之一是如此教导他的学生的。我知道中国商人为什么都唯利是图巧取豪夺，中国百姓为什么始终无法进入信用社会的原因了。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真正的教育，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获得幸福的能力。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教育，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受过教育的标准。

    面对美国和中国教育目标如此巨大的文明差别，明明白白的结论，我们还要争辩和西方文明相比我们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丛林世界，还需要绞尽脑汁请这么多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来本末倒置的调整这改革那，盲人瞎马地瞎折腾着去寻找中国发展的未来出路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市场可以创造，市场创造以后产品功能发生了变化，用新功能代替旧功，就能创造市场。今天我们要走出去，一定要让产品增加新功能，让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这样我们才能打开、创造新的市场。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人视角

cplanning

第六个问题，是经济人和社会人的问题。以前所有的经济学书本里谈到的都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说人们是从最低成本、从最大收益考虑的，但今天的世界在发生变化，光讲经济人假设是不够的，社会人假设，就是人不完全从经济人角度考虑，也从社会人考虑。

    比如说有A和B两个地方都可以进行投资，在A投资利润高，成本小，在B投资利润没A那么高，成本还比A大，所以从经济人角度出发，人都会在A投资，但偏偏有人从B考虑，愿意在B投资。为什么在B投资呢？有各种理由，第一个理由是B是我的故乡，我已经发展起来了，有钱了，可故乡还那么穷，我愿意在那里投资办厂，解决下岗问题，这是从故乡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人可能这么想：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上学、工作，人多瞧不起我，说我没出息，于是我离开那里创业了，现在有成绩了，我就回来给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你们眼里那样没出息，我回来办一个大企业，改变你们过去的成见。或者还有一个人过去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做过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今天可能感到内疚、后悔了，而现在自己成功了，就在那里办一个厂，到当地赎罪。

    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人的想法会逐步增加，所以单纯从经济人角度考虑是有限的。

    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的力量

    （江南樵夫点评：不得不说这个的确是厉先生的发明。我们不仅要用政权的力量来干预经济，还要用道德的力量来调节经济？有一年小涛请许小年去中南海，我发文大喝一声说“许小年给我滚出中南海”，因为我不相信已经被计划经济搞得烂七八糟的国民经济突然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猝死。我希望有英明如凯恩斯的经济学家用政府干预的方式先慢慢把被计划搞乱的经济再调整回来。可是现在看起来，以厉先生这样的经济学水准还不如就请许小年先生过来一闷棍先把这盘乱棋打散，和俄罗斯一样，说不定还可以浴火重生。）

    第七个问题是，发现和利用好第三种调节。我们过去讲的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用市场规律调节;后来是政府调节，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调节，用法律法规、政策来调节。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呢?

    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部落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才产生了市场。政府调节更晚，有了国家和政府以后才会产生。但是人类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前，生存和繁衍都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有了市场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在发挥作用，常言道“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小动乱，乡下人往城里跑，投亲靠友，认为城里比较安全，所以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大动乱城里人都往乡下跑，但是大乱的时候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还是存活下来了，社会还在继续发展。没有市场不要紧，没有政府也不要紧，因为还有道德力量调节存在。

    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就是文化调节，文化调节就是每个人都自律，都遵守公共规则。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都促进了人类道德力量的自律，这对我们今后很有用处。

    重视资源配置效应，让国有经济增值

    （江南樵夫点评：厉先生的学生Likeqiang总理和他的前任最大的不同就是满嘴经济学新名词，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无处不是。他头一年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名词就是“资源配置”。想请问一下厉先生，我们今天如此重视的“资源配置”究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为实现的“资源配置”呢，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实现的“资源配置”？预期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卢卡斯说自由竞争环境里的企业老板完全可以预见市场的方向，从而自然实现最合理的资源配置。厉先生觉得在不撤销发改委这个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不打破国企和巨型私企行业垄断的这个常常导致市场失灵的现状之前，单靠你后面提到的人为配置也就是企业管理层面的微观调整可以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资源配置”吗？）

    第八个问题是，重视资源配置效应。多年以来，经济学中研究的生产效用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不变。产出增加生产效率就提高，假定产出不变，投入减少了，也是生产效率提高，所以生产效率是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叫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是既定的，把配置方式调解一下效果也有了，就是用A方式配置产生M效应，用B方式配制产生M+1效应。这个观念出来以后，产生了两种效率并存，生产效率着重在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着重在宏观方面，宏观方面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所以我们今后更要重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比如，国有资产外溢，效率有提高吗？能否把它配置得更好？换一个方式来配置，如果它的效率比现在提高的话，那会增加更多国有资产。

    最后，关于经济的未来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它的变化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二是急剧变化而且可能是加速度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料到30年，特别是50年以后的经济是什么样子。还有蓝领和白领的区别吗？货币的用处还有多大？企业的规模会不会变得很小？将来还有人会买汽车吗？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我们也要想，因为这种经济中的重大变化可能最早就是异想天开的，但异想天开的事或许最终会成为事实。

    （江南樵夫点评：因为不是经济学学者，所以以前很少看厉以宁先生的文章。好事者昨晚发给我厉先生这篇宏文，意在振聋发聩，开我愚智。不看则罢，一看之下，目瞪口呆，略一浏览，竟生点评之意。常人也就算了，但厉先生师徒今天掌我中华经济发展之命脉，如此平庸怎不让人冷汗淋漓，阿弥陀佛！佛祖佑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