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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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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5 13:48: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单士兵、彭兴庭、李承志、肖华、岳粹景、邓昌炉

  ●呼唤一次提升建筑质量的革命
  ●用“灾害经济学”指导灾后重建
  ●“新标准”应管“旧”学校
  ●唐山的“遗憾”应成为镜子
  ●应听一听灾区人民的意见
  ●重建需要“法”作保证
  
  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大灾难,也是一次对全社会的大检阅,它引发人们对诸多领域的深层思考。尤其是在公共建筑质量方面,人们不得不感叹,依托种种潜规则,可以让工程监理成为摆设,但是,谁又能收买下地震呢?我们对灾后重建需要作深度思考。


  呼唤一次提升建筑质量的革命
  围绕中小学校在地震中坍塌毁坏与人员伤亡严重的现象,日前,四川省教育厅拿出了初步调查和评估,重点原因除了强调地震强度过大之外,主要是强调校舍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而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此外,还特别强调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据5月28日《南方日报》)这个来自四川省教育厅的回应,把此前公众强烈关注的那些学校是否属于“豆腐渣工程”问题,直接绕过了。只谈天灾,不及人祸;只谈建筑先天之弊,不言建筑防震可能,这个回应,能否安抚伤亡学生的父母碎心,能得到几许民意的认同,不言自喻。我们不知道,此次地震中还有多少垮楼与质量本身不过关有关。逝者已去,生者保重。而要真正保护好生者,在基础建筑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强调什么建筑的“先天性缺陷”。毕竟,同样是学校,在日本等多灾害的发达国家,人们都把中小学校默认为避难所,因为那里的学校建筑质量和抗灾能力特别高。由此,对于四川地震坍塌的校舍到底是否属于问题建筑,还有多少倒掉的建筑背后存在人情潜规则与种种腐败问题,相关部门必须通过彻查,给出事实真相,来还原社会正义。更重要的是,我们期待,大地震之后,不论是学校医院这类公共建筑,还是住宅小区、都能够进行一次彻底的安全测评,依据既有相关制度,通过质量过滤来进行安全排查。也就是说,当前,在加强建筑质量监管、提高建筑设计理念,完善建筑结构方面,在整个中国,我们都面临着一场必须进行的全方位革命。诚然,在建筑质量的法律保护方面,当前并不缺乏相关的制度文本。问题是,在GDP崇拜以及一些地方政府趋利化的语境下,相关审批是否具备足够的程序正义,值得怀疑;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一些开发商刻意减少钢筋数量,降低原材料的质量标准,而在建筑施工实施过程中,监管却没能到位,甚至一些监理与开发商沆瀣一气。由此导致建筑质量得不到保证,降低了房屋的抗震性。此外,当前在建筑设计标准方面,仍有很多值得弥合的空间。比如,针对地震,专家就认为,当前我们以钢筋水泥为主的钢性结构,在抵御震荡的效果方面,在方便救援者搜救方面,就不如日本等一些国家推广的以拼装为主的柔性结构。当前一些地方建筑抗震设防标准较低,应进行及时修订整改。特别是对于学校,相关部门应考虑到人员相对集中,小学生自救能力较差等原因,来加大力度提高抗震标准。四川省教育厅强调建筑的“先天缺陷”,是一种危险警示。既然基础建筑质量存在的诸多问题,让我们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那么,这些问题就应该得到真正重视,并付之以行动。而真正提高中国基础建筑抗灾能力,就必须彻底祛除在提升基础建筑方面的社会惰性,加大对影响建筑质量的违法行为的司法惩罚力度,通过加大公共财政在保证建筑质量方面的投入,通过及时完善建筑质量标准的制度文本,来及时持续有序地进行。

  来一场强化建筑质量的革命,从建“震不垮的学校”开始,向更多的建筑领域,向更大的范围拓展吧。

  用“灾害经济学”指导重建
  汶川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来评估这次汶川地震的经济损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重建汶川的家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巴曙松日前表示,地震不会改变经济增长趋势。这一切,都与经济学有关。(《人民日报》5月26日)如何用“灾害经济学”指导灾后重建?哈尔滨商业大学的田立教授就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认为可以将各种自然灾害以指数的形式表达,并针对这些指数进行期货方式的交易。此种做法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人类的科技水平还没有达到预报灾害,或者直接抗拒灾害的程度之前,运用金融学手段把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并利用这些衍生手段为经济服务,为社会造福。

  古往今来,各种灾害都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社会现象,总体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灾害的损失却可以降低。在股票、金融市场上,为了规避风险,投资者一般都会采取“投资组合”的方式,将风险不等的股票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购买。灾害经济学,作为一门“负向经济学”,研究的是“负”的经济效益,本质就是一个规避风险的过程。在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灾害一般都有一定的区域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理位置上符合一定的正态分布。这种组合规律告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灾害基金的方式,来分散灾害风险。其次,对灾害的历史性考察表明,灾害经济自身有着明显的周期发展特色。灾害的周期律告诉我们,害与利可以互变。在这次震灾中,温总理多次强调多难兴邦,道理也在于此。以地震为例,世界上还没有过大于8.9级的地震纪录,震灾也有临界点。四川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是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碰撞、啮合的地方,四川应该设防,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充分利用害利互变的规律,让汶川大地震成为一部真正的教科书。

  灾害是宏观的,会对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产生连锁效应,但是,灾害又是微观的,有其具体的承受体,比如企业、家庭和各种社会组织。这些微观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具体行为,又决定和影响着宏观经济这个整体。固然,我们要从宏观层面建立一整套预灾、减灾体系,但企业、家庭和社会组织也应该充分考虑微观的减灾决策。2005年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松花江污染,哈尔滨断水,俄罗斯抗议……原因是应急处理中没有救灾的处理标准。这里面暴露出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相当多的企业等微观组织并没有重视减灾问题。

  “新标准”也应管“老”学校
  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的修订工作已完成初稿。近日,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将联合建设部标准定额司,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召开该建设标准审查会议。(5月28日《京华时报》)

  这次汶川大地震,之所以有众多校舍倒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的建筑在抗震设计方面存在先天性缺陷。提高学校防震标准已经成了社会一致呼声。在这么大的呼声下,有关部门修订《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可以说是顺应民意,也是在吸取汶川大地震的教训。

  我们也相信,有关部门会很快的修订出《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后,恐怕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因为学校建设标准的提高,必然会有很多学校不符合这个标准。

  按照一般的情况,新标准不管以前形成的事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学校不是一般的建筑,它关系到众多学生的安全。在特殊时期,学校还能发挥其他作用。日本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以“学生的生命维系着国家未来”为最高原则,规定学校教学楼必须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从那时起,学校便成为每一个地方最牢固的建筑,自然也成为了地震后灾民的第一避难场所,学校大多有操场,可以作为直升机的停机场。学校,不仅是日本人的教育场所,更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生命保护所由于很多学校都是近些年来建设的,新建的学校相对已有的学校还是少数,如果我们的新标准只适用新建的学校或校舍,那么就有可能使许多现在的学校或校舍成为“危险”建筑。如此新标准发挥的作用恐怕还有限。面对这么重要的建筑和特殊情况,所以,新标准也要管“老”学校。

  如果新标准也要管所有学校,那么我们也不得不面临着这样的一种情况,许多已经建成的学校或校舍需要重建和加固。如此不但工作量大,还需要很大的投入,在很短的时间内,恐怕任何政府都很难做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需要一个校舍补强计划。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学学日本。汶川一震,很多学生娃被瞬间夺走如花般的生命。这一消息给日本政府极大震惊,内阁紧急举行会议,决定由中央财政安排主要资金,争取在5年内完成全国4.5万栋公立中小学校校舍的补强施工,全速推进“校舍补强计划”。

  日本这么发达的国家“校舍补强计划”还需要5年,那么我们“校舍补强计划”恐怕难度会更大。在如此难度下,恐怕没有计划不行,没有计划,只有新标准,光靠一些政府部门自觉,恐怕无论过去多长时间,还会有很多学校不能达标。

  所以,我们期待着《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修订出来后,应该尽快制定类似日本的“校舍补强计划”,并赋予这个计划有法律约束力,各级政府必须按照计划实施,不能有任何拖延。毕竟,一个牢固的学校,关系到千千万万孩子的健康,而千千万万孩子的健康又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为了对他们负责,我们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过分。

  唐山“遗憾”应成为重建镜子
  在近日闭幕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唐山研讨会上,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谈起了唐山震后重建的经验时表示,唐山的灾后重建工作也存在一些遗憾,一是受当时的认识能力和科技水平所限,灾后选择了原地重建,有些地区没有完全避开地震断裂带。二是没有对地震遗址实行完整保护。三是城市规划设计总体水平不高。建议四川地震灾区在恢复重建中,要根据当地地质情况,做好重建的选址工作。(据5月27日《人民网》)唐山在地震后,因为当时面临很多困难,一些外国人曾预言:“唐山将从地球上消失!”但是32年过去,唐山不仅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还快速的成为了一座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成长性的工业化城市,当年唐山大地震震惊了世界,现在这样高速的崛起同样让世人有目共睹。但是因为受当时条件所限,唐山在震后重建留下了三大遗憾,而从现在看来,这三大遗憾也已经成为永远的遗憾,是无法弥补和改变的,而这也正好成了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的一面镜子。

  现在灾后重建已经在汶川紧锣密鼓地展开,北川原震后的县城将成为“大地震的博物馆”,新城将异地重建,而一些急需的服务性设施甚至已经动工。汶川、茂县、理县三个县城的重新规划,而根据地方传来的信息,原重灾县属于山区县,可以选择的平地不多,异地重建几乎没有可能性,而行政合并后,原本面积已经较大的县域面积过大,也不现实,因此原地重建可能是三个县城的惟一选择(据5月27日《南方日报》)。如果原地重建,也就是还建设在“地震断裂带”,虽然重建以后建筑在防震性能上大大加强,但谁又能保证将来在这个“断裂带”上不会出现更大破坏性的地震?

  建筑是“百年大计”,而要建一个新城不仅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而是永久性的。如果把城市再建在易发生强烈地震的地方,尽管因为各方面的改进,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惨剧,但总体上看来还是处在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地震还是一个阴影,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如果说不受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时现在是开放经济,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开放将会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样的城市建成后,必然会对地方的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使城市开放受到很大的局限性。

  既然要重建,就应该尽量防患于未然,运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对这一区域进行全面的勘察,打破行政区域界线,必要时甚至可以对行政区域进行重新划定和整合,统一科学的规划,尽量将城市避开“地震断裂带”,在相对安全的区域重新建设,这不仅是唐山大地震后重建得到的宝贵经验,有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利于地方快速的发展经济,更符合科学的发展观和利于一个新城市的崛起。

  应听一听灾区人民的意见
  灾后重建是涉及灾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事关灾区人民世代创业与生息。重建家园的若干项事宜,不应只是专家独家所言和政府行政定了就行的是,应当听一听灾区人民的意见。诚然,认真总结灾后教训,让人类学会用科学驾御自然,专家的言论不可少;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战胜天灾重建家园,百姓亦期待着政府的更大作为。但缺少了灾区人民的声音,所做出的任何规划无论如何只能解释为专家和政府的一厢情愿。重建家园的主体是灾区人民,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背离这一要义。灾区人民利益诉求的缺位或在人民利益诉求缺位的状态下做出决策,是对灾区人民感情的一种伤害,也是政府灾后施政的一个盲点。

  重建决策,不能领导和专家说了算,把重大事情决策权交给灾区人民,应该成为灾后重建工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政府无论出台什么样的积极措施,做出什么样的决策规划,都应该在灾区人民中进行广泛化的民意调研和最大化的民智集聚。灾后重建工作涉及到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尽早建立开放式重建的决策模式,不仅要考虑科学重建,更要尊重灾区人民的民族习俗和生活习惯,使政府决策最大限度的接受民意的检验。

  让民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唯一途径是实现决策的开放化和民意化。台湾9·21震灾重建的模式或可借鉴,在重建家园的工作中,从不同层面设置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灾民代表组成,灾民代表不得少于5人,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重建工作的决策。特别是在选择是否选址再建和原址再建的重大问题上,绝不能政府和专家说了算,也不能搞政府强迫式搬迁,要通过召开民意听证会的形式,让专家、群众、官员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科学确定最佳方案,让广泛的民意上升为国家意志。只有这样,我们的灾后重建才能更加尊重科学,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

  地震灾区需要依法重建
  面对汶川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我们除了悲伤颤栗,也为那艰巨、复杂、持久的灾后重建深感忧虑。但任何困难都要面对,都得克服。灾区人民必须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灾区的孩子必须走进坚固安全的新学校读书;灾区的整个社会系统必须恢复正常运行。

  那么,如何使艰巨、复杂、持久的重建工作更加有序,高效,质量保证,人心安稳?笔者以为,重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应该尽快为灾区重建提供有力的制度性保障,使重建工作做到有法可依,进行“依法重建”。

  由于灾难突发,伤亡重大,在救灾第一阶段,全国人民无不悲伤和感动,为了抢救废墟中的生命,国家领导人亲赴救灾一线,十几万人民子弟兵不惜一切代价英勇救人,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援救灾。而随着营救工作接近尾声,这种全民参与的非常规行动也将逐渐减弱,灾区重建工作的重担将主要落在国家和灾区各级政府,以及灾民的身上,而且必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繁琐工作,并难免不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如救灾物资分配问题,新建房屋质量问题,灾民生产和就业问题等等。  这时候,就必须有法律和相关制度作保障。

  据了解,我国2003年就开始了《救灾法》的立法工作,其宗旨是加强对“灾害后果”的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只可惜,这一法律至今尝未出台,这对地震灾后重建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遗。

  今年3月份,在提起春节前后的雪灾时,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刘健就强烈建议,国家应加快制定《救灾法》立法进程。他分析说,目前,我国现有的《防震减灾法》、《防洪法》等法律法规作用的范围主要是防洪、防震、抢险等某一领域或行业的灾害管理方面。这些法律没有对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和恢复重建等有关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和救援方面做出规定,而目前主要依靠政策来规范和管理救灾事务,这显然不适应国家关于依法行政的要求。

  如今,面对汶川地震之后无比艰巨复杂而又是长期的重建工作,仅仅依靠现有的《防震减灾法》和一些临时性的政策规范恐怕是不够的。因此,只要有可能,国家应该尽快制定出台《救灾法》。  
发表于 2009-7-26 16:08: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直在找这样的资料,非常感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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