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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之殇:震后羌族文化复苏在艰难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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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11 09:22: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除大量珍贵羌族文化遗址与羌族民俗文物受损之外,一些精通羌族文化的人也在地震中不幸罹难。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  李泽旭(特派记者)

  文物劫难

  嗅着空气中浓重的消毒药水味道,知道距离北川县城又近了一步。

  2008年6月26日上午,黑云压顶,暴雨滚落,坍塌成粉的北川县城处在三重关卡的戒严状态。细心者不难发现,一圈铁栏已将北川县城整个包围。在历经短暂的4日开放之后,北川县政府决定,从2008年6月25日起,对北川县城实行封闭管制。

  绵阳特警大队陈队长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就在6月24日,他们在北川废墟抓到了50个小偷,黄金、电视、冰箱……人赃俱获,“问几下就招了”,这些小偷最后被送到在北川县擂鼓镇办公的北川县公安局。

  除戴着口罩执勤的公安特警、一身白色防化服的防疫部队之外,徘徊着不愿离去的是负重翘首的北川百姓,此外是有任务在身的记者与北川官员。

  大多数人的姿态是伸长脖子往关卡内张望。其实,朦胧雨雾下,能看得清的也只有下县城的那条黄土路与远方的层峦叠嶂。

  “让我进去!”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局副局长林继忠跟把守最后一道关卡的特警理论,他急切地喊,脸红脖子粗,不断扬起手中北川县政府特批的“条子”,上面印章鲜红。

  半小时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进了北川县城,就“5·12”地震遗址博物馆筹建事宜进行现场考察。陪同前往北川的林继忠却被拦下。

  “他们是北京的,我是北川的,我对当地情况熟悉!”林继忠动了怒,终于,他获准通行,大步流星地踏上了下县城的烂泥路。

  这条路,通向静谧的死亡之城。45岁的林继忠并不愿重温这些揪心的场景。5月12日深夜,在曲山小学废墟中刨了8个小时,他终于将小女儿林若思抱在手上,10岁的女儿奄奄一息,腿和手都断了。十几分钟后,孩子永远闭上了眼睛。

  “北川县城死了许多学生,相当于我们断代了”,林继忠哽咽着,沉默。这个看起来总是精神抖擞的羌族汉子抬起头,闭上眼睛,大量的泪水顺着眼角淌下。

  “保护好北川县城地震遗址,就是保护了羌文化”,在北川县城,单霁翔一句话让林继忠印象深刻。林继忠反复说,在北川县城建的地震遗址博物馆理应保持震后真实原貌,以警示后人,例如,在北川县城废墟上注明幸存者的逃生位置并放置他们的图片。生死原本就是一线之隔。

  2008年6月25日,这个炙热的傍晚,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民俗博物馆馆长高泽友正将从北川县城废墟表面抢救出来的300多件档案及馆藏字画分成5箱,送往绵阳市政府资料室暂存,其间斡旋者是四川大禹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德书。北川县城新址未定,这些来自羌族民俗博物馆与禹羌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史资料暂存绵阳市,成为当下最好选择。

  北川县共有805件羌族民俗文物在汶川地震中集体毁灭。“陶器都被震成碎片。很痛惜,这些文物都是无法复制的!”高泽友不断感慨。

  “地震之后,北川县城的地势已经改变了,要确定民俗博物馆综合大楼的位置非常困难”,高泽友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发掘北川县城深埋文物需经级级报批,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我们不可能自己挖到废墟下去找文物,要知道,废墟底下还有很多遇难者”。

  对深埋于地下数十米的羌族文物,44岁的他如数家珍:由木头、竹子、树藤制成的大弩,清代末期的,古羌人用于狩猎之用,仅存一把;一条5米多长、5厘米宽的发辫腰带,清代中期的,由羌寨每位族人捐出头发编成,族人腰痛时可借用,一位羌族土司(封建王朝设置的羌寨管理者,享有世袭特权)辖区内只有一根发辫腰带,“非常珍贵”;羌族祭祀用的罐罐,南北朝的,为羌族土司或羌寨头人的随葬品;竹子、木头、铜、锡等各种材质的油灯,遍布南北朝、唐、宋、明、清;羌人生产、生活用的陶器,遍布汉代与南宋,工艺精湛……

  “毁于一旦的还有一只羌人用的清代瓷碗,国家二级文物,花纹精致;一枚羌寨头人的四方印章,500年前的,晶莹通透,手感温润,用于签订战书或生死状,是一种权力象征,反映了当时羌族组织结构……”林继忠样样数,一连串。

  2007年7月,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民俗博物馆成立。而早在2003年,对羌族民俗文物的收集就已开始,各色羌族民俗文物由文物工作人员从北川县青片乡、片口乡、禹里乡、桃龙乡等关内(北川县西北乡镇)羌寨人家中收集而来,包括地势偏僻的西窝、五龙、尔玛羌寨。

  让高泽友印象清晰的是一块雕刻着羌族牧羊人的汉砖,治城(禹里乡)村民在一次挖地时挖到过两块此类汉砖,等高泽友兴冲冲地跑到村庄时,一块汉砖已碎,他给了村民几百元,小心翼翼地将仅存完好的一块捧回北川县城,存放于民俗博物馆综合大楼库房的汉砖在震后影踪全无,“这种有古羌人的刻画非常少,它真实地反映了古羌人的游牧生活,无价呵!”

  今年4月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已开始,高泽友在羌寨中呆了20多天,普查陈家坝、贯岭、都坝、片口4乡4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状况,“这次普查结果非常好。但这次地震中损毁了三分之一”,北川境内的明朝军事古堡永平堡是其一,永平堡是史上羌汉融合之见证,高泽友解释,明朝中叶为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辖,中央政府在北川设置该军事要塞,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羌族开始逐渐汉化。震后永平堡损毁严重,几成危楼。

  为保存羌族文化,2007年,四川省拨给北川县10万元用于征集羌族民俗实物,北川县号召羌人捐献藏品,不料地震发生,这些羌族文物均遭损毁。

  幸无损毁的是震前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馆藏的123件文物,它们被送至绵阳市博物馆中心库房代管。

  震前,北川有100余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弦、羌历年、许家湾十二花灯为四川省级;绵阳市级有30多条,诸如大禹传说、羊皮端公舞等;县级20多条,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在申报过程中。

  羌族文化的震后复苏在艰难继续。6月初,四川省文化厅发布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建方案》,该文化生态保护区将以茂县为核心,涵盖北川、汶川、理县、平武、松潘等县,同时将保持羌族原有建筑风格、民风习俗、祭祀礼仪,体现羌族文化原生态环境和地质结构特点。

  但更为关键的震后复苏在于人的因素。对训练有素的精通民间艺人在震后的流失,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羌族文化研究专家赵兴武忧心忡忡,不停抽烟的他直言,保护羌族文化,“经济手段必不可少”。

  侥幸被找到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与“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民俗博物馆”两块白底黑字招牌,它们孤零零地被搁在安县安昌镇新华书店的一处空房内,这是幸存文物工作人员的临时办公点。

  “只要有人在,地震对羌族文化造成的损失就能够挽回”,高泽友神色坚定。

  在跟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聊天时,高泽友的面容才渐显悲怆。震后,他先后去过北川县城13次,妻子尸骨未见,最后一次去北川县城时,他四顾茫然,“不知道家在哪一块了。如果不是为了工作、为了抢救资料,我是不想回去的,打击太大了!”(来源:新民周
 楼主| 发表于 2008-7-11 09:23:41 | 显示全部楼层
边缘羌语

  在蜀地版图中,北川、茂县、汶川、理县这条自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区域汇集了中国绝大部分的羌族人口,其中,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羌族人口集中在北川。

  此四地均遭汶川地震重创,死亡与失踪的羌族人口达2万多人,同样受损的还有在此区域内的羌寨与羌族民族建筑。震后,北川与汶川县城均需整体搬迁。

  幸存者在努力活着。让林继忠惋惜的是,除大量珍贵羌族文化遗址与羌族民俗文物受损之外,一些精通羌族文化的人也在地震中不幸罹难。

  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羌语与文化习俗的传承均依靠口口相传。精通羌语的长者、学者,熟知羌族历史文化的端公是羌族文化传承的关键人物。北川县知名羌族文化研究专家谢兴鹏、羌族音乐收集人计学文和羌舞收集人李红果等在此次地震中不幸遇难,给羌族文化传承带来重大损失。在林继忠看来,北川的十几位端公是重要的保护对象。

  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这是目前羌语普及与传承的一大主要障碍。

  北川县城往上有一条公路,延伸至金城尔玛羌寨,蜿蜒的盘山公路让行者望而生畏,如果步行到山顶,得走6个小时到山顶,如果运气好的话,你也许能搭乘农民回寨子的顺风车。

  44岁的杨柳坪村三队队长杨正明很爽快地让记者搭乘了他运送简易房材料的农用三轮上了山寨,在杨正明眼中,金城尔玛羌寨只是一个当地政府修建的旅游点,而现在金城尔玛羌寨的大门也尽数倒塌了。

  车行在这条艰难爬坡的公路上,只感觉全身都在剧烈颠簸。这条公路是2005年修通的,这让山上的羌族人家很方便地跟山下联系与往来,虽然,杨正明他们“只享受了这条公路不到3年”。33岁的羌族妇人杨彩霞穿了一件红色的衣裳,搭乘了杨正明的车,她的头上散发着定型水的香味,“我们已经不会说羌语了”,杨彩霞说。

  杨柳坪村三队60%以上的人口为羌族,已完全汉化。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卖木竹和白家竹,每斤0.3元,现在竹子还在山上,没人买。村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杨正明家的吊脚楼也改造成了砖瓦房,但地震毁坏了水源,村民饮用的还是老井中存的雨水。

  41岁的杨柳坪村四队羌族妇人邓胜清有一套羌服,是县上发的,2003年,北川县派人到村里教跳沙朗(锅庄),邓胜清学会了,尽管开始的时候,她挺害羞的。

  6月23日,北川县科技局羌族工作人员董正玲独自回了趟北川县城,她只带出了3样身家:儿子董沚函的照片、儿子在曲山幼儿园得的小红花和她给儿子绣的两双羌族挑花刺绣鞋垫。

  胖嘟嘟的儿子的各种淘气表情定格在照片中,永是不变的3岁。她还想把她那套红色缎面的羌服找出来,但已不知去向。

  在15岁去安县师范学校念书之前,董正玲都生活在北川县小坝乡酒厂村,她感受到的羌寨是:河流从酒厂村中间流过,空气清冽;吊脚楼蛰伏在浓密森林中,最底下一层是猪圈,楼上住人;到最近的集市要2个多小时,2002年,公路才修到家门前。她的爸爸和爷爷都会讲羌语。

  1992年农历六月初六,禹里乡举行大禹祭祀活动,唱羌歌、跳沙朗,闹腾腾,“羌人将大禹看作祖先”,从那时起,高泽友开始对羌族文化有兴趣,但他也尴尬地发现,自己不过会讲几句简单的羌族日常用语而已,小时候奶奶李朝珍教的羌语,他已遗忘得差不多了,了解羌族文化于他而言充满困难。

  高泽友的故乡北川县禹里乡禹里村位于海拔1200米的山腰,小时候,每逢爷爷高友银卖了漆、买了布,奶奶李朝珍就能给高泽友做件新的羌族斜襟长布衫。初二以前,高泽友都是穿着奶奶做的斜襟长衫和羌族草鞋,爬一个半小时的山去念书。那时,他班上的羌族孩子还都戴着耳朵帽;奶奶跟同辈人聊天时,也用羌语。

  到治城(今禹里乡)念书时,高泽友懂得了“赶时髦”,跟汉族孩子一样,他换上红色土布质地的背心,这让他看上去跟汉族孩子没有两样。从治城中学毕业后,高泽友去了煤矿工作,之后到川西北石油勘探大队,后来回到禹里乡担任林政员、旅游专干。

  找资料、听专家讲座,去羌寨,年迈羌人讲羌语,他记下,收集了一摞羌族酒歌和羌语,用汉字拼出发音,“有空就翻一下。但现在被埋了,很可惜”。

  暂居北川县擂鼓镇灾民安置点的曲山镇东溪沟村羌族妇人李定翠告诉记者,东溪沟村都为羌人,但她们已“讲不来羌语;婆婆会讲羌语、唱羌歌,但死了十多年了”。

  52岁的李定翠不会做羌服,也买不起,腕上银镯是4年前大姑姑送的;她很少在村里跳舞,农活太多,但北川县政府每年会在村上抽调几个人参加唱羌歌、跳锅庄培训。

  北川县文化局副局长林继忠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川县文化馆就开始请来青片乡羌寨的羌民,教北川县城群众唱羌歌、跳锅庄。在他的印象中,上百人集聚在北川县政府前的坝坝里,流光溢彩中,热情的羌歌和锅庄总是从7点多一直沸腾到10点多。

  羌语多为生活中用的口头语,若将汉语文章译成羌语,就需要将口语化的羌语归纳,相当于意译,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在北川县少之又少,31岁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陈仕琼便是为数不多的精通者。

  陈仕琼的故乡在茂县北溪乡杜家坪村,这个羌寨海拔1500米,石砌材质的碉楼严谨地分布于青翠山坡上,隐藏于群山的起伏中;半山腰上,云海翻腾,房屋紧紧相连,集中于一处。这个500多人的羌寨依然羌风浓郁,至今,返乡或跟乡亲对话时,陈仕琼仍要使用羌语;他的羌歌也唱得滚瓜烂熟,“一辈子都忘不了”。

  10岁以前,陈仕琼都是一身过膝羌族长衫,一双绣着云朵与花草的云云鞋踏在弯弯山路上。小学四年级,他沿着蛇行的山路,走路1小时到北溪乡,再坐3小时公共汽车去茂县县城念书,脚底依然是花草生长的云云鞋。后来他将云云鞋和跑鞋搭配着穿,毕竟,对一个男孩子来说,鞋尖微翘、状似小船的云云鞋,跑步不方便。

  1991年,哥哥陈仕海考上达县师专政治系时,姑爷兴奋得很,将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摘下,一把扣在哥哥的手腕上。父母倒上咂酒(用青稞或小麦酿的酒,用管吸咂),兴高采烈地款待乡亲。

  在阿坝州师范学校羌语班就读期间,一次,陈仕琼穿着云云鞋从阿坝州到成都。在阿坝州,穿云云鞋的人到处可见,大家习以为常;但在成都,物以稀为贵,许多路人盯着他的脚看,“很稀罕的样子”。

  1998年,从阿坝州师范学校毕业后,陈仕琼主动要求到偏远的北川县青片乡小学教书,他与他那届羌语班的44位同窗,都致力于为羌族孩子提供羌汉双语教学,让他们更好地接受教育。在那个年代,“一些边远地方的羌寨孩子还听不懂汉语”。

  青片乡的孩子们奔腾的日子,像极了陈仕琼的儿时。男孩子穿着羌族布质长衫,女孩子从头到脚,花开一身,那是飞针走线织就的美丽。孩子们喧闹着,从海拔两三千米的羌寨,蹦跳下山,到青片乡小学接触新的世界。在青片乡执教时,陈仕琼跟当地羌寨孩子讲羌语,他们能互相听懂。

  穷乡僻壤,师资紧缺。陈仕琼教他们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羌人尊师,民风淳朴,孩子们下山时,小手常拽着一捆油绿蔬菜或一溜新鲜猪肉,那是家长千叮万嘱一定要给老师带的。“我深知他们的艰苦。蔬菜可以留下,肉不可以要”,实在推托不过,陈仕琼给孩子一瓶酒,让他们带上山。礼尚往来。

  上世纪90年代,四川省民委为方便羌族地区教学、更好地普及羌语,研究出一套羌汉双语适用本,在茂县、汶川、北川等羌族聚居区推广,这套适用本将羌语用汉语拼音标注出来,并标明羌语词句的汉语注释。比如,羌语将“吉祥如意” 的发音用汉语拼音标示为“na ji vha lu”,孩子们可以按照汉字“那基阿路”的发音来学习这句羌语。

  羌语的结构跟英语近似,属于“宾谓主”结构,比如,羌语中“你吃饭了吗”的发音用汉语拼音标示为“unn suduvha seten mi”,直译后实际的结构在汉语中而言应是,“饭吃了吗你”。

  “羌语分为南部羌语和北部羌语,各自都是完整语系,它们根音大多相同,但发音有变化,两种语系都有失传趋势。南部羌语主要以茂县北溪乡、三农乡、曲谷乡三地为主要基础,阿坝州、北川的羌语语系主要属于南部羌语;茂县、理县、汶川也存在北部羌语”,这套羌汉双语适用本以南部羌语为主,陈仕琼看来,这套教材相当实用。

  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由此成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的北川县急需精通羌语之人,陈仕琼调至北川县工作。他每年至少得给北川县的学生、教师、机关干部、旅游及餐饮服务业者进行3至4期的羌语培训,每期培训至少有300人。参与者相当踊跃。

 
 楼主| 发表于 2008-7-11 09:26:23 |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北川县靠近安县,跟安县经常交易、通婚,目前北川羌语失传严重,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普及”,陈仕琼强调,在北川县城,精通羌语的最多只有二三十人。在交通相对闭塞的青片乡,有少部分孩子会羌语,孩子们也已习惯用汉语交流。

  震前,北川县委、县政府就已意识到普及羌语的重要性,北川县许多中小学校每周都给学生开一至两次羌语课。但这显然还不够。在陈仕琼看来,这种课外活动形式的羌语课需要变成羌族学生的必修课,一个3至5年的细致的羌语保护计划也亟待制定,“我们的培训力量有限,孩子们如果平时不用羌语交流,久而久之就忘了”,羌语普及,要从源头抓起。

  流畅的羌语脱口而出时,眼袋明显的陈仕琼看来既精神又耐心。68岁的母亲与6岁的儿子在地震中罹难,连日忧心的他偶尔才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6月24日回了趟北川县城,家已经垮平了,儿子的照片拿不出来了,真遗憾……

  地震也摧毁了陈仕琼的故乡杜家坪村,那里的碉楼严重坍塌,这个处于搬迁范围的羌族村庄尚不知以后要在何处扎根,陈仕琼也担心地缘、人缘因素的改变对羌族文化传承可能带来的影响。

  端公何在

  从绵阳市出发,车行经江油市、闭门锁户的西羌九黄山猿王洞景区,再经北川县甘溪乡、桂溪乡,公路始往海拔高处延伸,山势险峻。黛色大山似一个被剃坏了的头,东秃一块、西缺一边,那是地震造就的巨大的倾泻式的山体滑坡。手机信号一度中断。

  我们的越野车行进在路上,颠簸得紧,没有任何准备,就看见,沿途不断有孩子从帐篷中飞奔出来,跑到公路沿线站定,齐齐敬礼,一个挨一个,小身体挺得笔直。司机说,孩子们是看见了车前悬挂的“北川县抗震抢险救灾”字样。

  整个北川县陈家坝乡就是一个巨大的灾民安置点,陈家坝小学成了危房,陈家坝乡政府的牌子被挖出来,摆在公路旁露天办公。陈家坝乡,羌人占70%,汉人为10% ,其余为回、藏人,此次地震造成陈家坝乡95% 的房屋震塌毁损,1.3万余人受灾。

  云兴村、太洪村、金鼓村过后,就是红岩村。70岁的陈家坝乡文化站退休职工蒋国斌在红岩村的干女儿家等我们,蒋国斌在西河村的房屋全部倒塌,只能在干女儿家搭建一个简易帐篷居住。

  “锣鼓打得闹腾腾,主家请我接喜神,对天对地拜三拜,飞云走马赴台来。喜神娘娘好风采,八副罗裙双排开,喜神娘娘你从哪里来?我从西方罗曼来……”蒋国斌现场给记者表演了一段“接喜神”端公调,端公唱词本应用羌语,但现在在陈家坝乡许多人都已不会羌语,蒋国斌祖辈都是羌人,但他也不会讲羌语,端公调于是改为用汉语唱。

  1983年,到北川县文教局下设的陈家坝乡文化站工作之后,蒋国斌开始收集诸如接喜神、立庙、除邪安神的等端公调唱词;1999年,蒋国斌跟随年长羌族端公陈兴章学打羊皮鼓,他还组织端公参加北川县的羌族节庆演出,他本人也参与表演打羊皮鼓,“办喜事、丧事不用打羊皮鼓,打羊皮鼓是为请神、给病人安神,有降妖伏魔的意思”。

  他有底子。14岁时,在治城念书;15岁时,跟着父亲在治城打铁;1956年,他进了北川县川剧团,从武生一直唱到文生、丑角,还唱自己创作的川剧金钱板《血战走马岭》,为赞扬明代的羌族头人带领羌人反抗明廷围剿而作。

  “解放之后,端公就没有收过徒弟,连我,都成了最后跟他们学习的人”,蒋国斌感喟,“人而无恒,不可学医巫。想成为端公,就要真心实意地学习”。

  蒋国斌带着记者在一片简易房区域中找寻78岁的羌族端公李昌田,李昌田祖辈都是陈家坝乡老厂村的端公,其父李代云毕生做端公,81岁离世前,已将平生技艺授予三子李昌德、李昌田、李昌元。

  端公也称释比、许,即执行人与鬼、神之间交往的巫师。羌族社会认为,端公是羌族原始宗教的传承人,均为男性。于没有文字的羌族而言,端公口中的叙事诗、唱词或历史传说,组就了鲜活生动的羌族历史,端公因此被看成是具有“法力”,在羌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也是羌民中最权威的民族文化传承者与知识集大成者。

  在一处人头攒动的简易房中,李昌田探出头来,老头精瘦,穿了件发黄的旧衬衣,其貌不扬,有点蔫。从11岁开始,李昌田就跟随父亲学习端公技艺:打羊皮鼓、唱端公调、占卜、采草药……“越学越深,越学越难”,30多岁时,他出师了,“有病人,就去医病;村民家里不顺利,要‘请神’,也要去”,过会儿,他又补充道,真正生大病,还是要去住院的。

  每做一场法事,李昌田都要穿上战裙(打腰裙)和神褂,头戴手掌型的头麻。村民要给答谢礼,不过在李昌田看来,给多少,就算多少;他还得种他的两亩地,以维持生计。在平时,他是普通的劳作者。

  李昌田披了件军绿色的衬衣,带着记者穿越损毁严重的乡政府街道,前往他在双堰村老厂村四组的家。山体滑坡已将回家的公路埋没,“底下还埋了很多人”,李、蒋二位老人叹。

  李家3间瓦房尽数坍塌,裂痕肆行于裸露的水泥墙体上。李昌田最小的儿子、40岁的李胜强胡子拉茬,埋头从自家废墟中将一些稍微值钱的家伙翻出来,背篓、衣服,花花绿绿摊了一地。一条小路蜿蜒上山,即是青葱玉米地。

  两面椭圆形的羊皮鼓、一把有锈渍的石刀,都被李胜强小心拾掇出来,他知道,这是父亲李昌田的宝贝。羊皮鼓是李昌田亲手绷的,“要生皮,不能熟皮”; 石刀传了几代、100多年了。

  蒋国斌在一旁解释,从端公使用的石刀和麻鞭这些工具中可以看出古羌民活动的痕迹,“比如在古代,石刀用于宰杀牲畜、剥皮除毛,麻鞭原是古羌民用来牧羊的”。

  在老厂村村民李昌银眼中,老厂四组近300口人,只有李昌田兄弟3位端公,“村民都很尊敬他们,附近村社的村民有时也请他们过去”。

  但是,端公已不再成为现在羌族年轻人的选择,在他们眼中,端公这种古老神秘的职业似乎应该封存于古书与历史中。李昌田的4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小儿子李胜强选择在山西的一家煤矿做矿工,下矿井充满危险,但对李胜强而言,每月2000元至3000元的薪水是一笔不小收入。“太难了,不肯钻了”,对于没有选择继承父亲的衣钵,李胜强这样解释。

  李昌田的弟弟李昌元在汶川地震中遇难,李昌田形容自己是“死了又活过来”,他辗转江油市,最终的选择依然是折返故土。

  李昌田唱起端公调,敲起羊皮鼓,绕花手势,活灵熟稔。震后,再次接触自己安身立命的家伙,他的精神矍铄起来,话也多了。

  他的石刀,一头是一方尖头铁柄,另一头是一圈铜环,6个铁圈挂在铜环上,“一头可以铲炉灰,一头可以摇”,李昌田摇起叮咚作响的石刀。铿锵有力的唱词吟诵起来,仿佛回到了那个久远年代。
 楼主| 发表于 2008-7-11 09:27:38 | 显示全部楼层

羌衣

  洪水眼看着要漫上来,水势汹涌。母广芬抱起小纸箱,往外飞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觉得费了这么多心血去做这些羌衣,一定要把它们抢出来”。

  
  2008年6月底,在安县安昌镇一个近河的灾民安置点,天蓝色救灾帐篷比邻而居。暑气逼人,38岁的北川县漩坪羌族乡石龙村一组村民母广芬在绣一只包,手势灵动,烟台医疗队的刘妈妈帮母广芬的女儿胡兴梅体检,绣包是为答谢。

  “羌绣本来就麻烦,用心绣,10天到20天才能绣好”,母广芬抿嘴,嘴角跟着上弯,“看,人都走了,我还没绣好”。她是一位面容秀丽的羌族妇人,肤色黝黑,耳上银月珰。

  傍晚,6岁的女儿胡兴梅换上母广芬亲手做的一套羌衣,从帐篷中飞奔出来。这件羌衣,是母广芬在震后逃难中背出来的,鲜艳紫红与耀眼明黄打底,桃红牡丹朵朵盛放,是细心描绘的美丽,寓意吉祥富贵。

  挑花刺绣需缜密思量,母广芬得先在纸上画好样子再开工。光衣服就花费了她4个多月,做搭配的帽子需要1个多月。一针一线,马虎不得。

  抢救羌衣

  5月14日早晨,在距地震2天后,母广芬和丈夫胡敏下山回家,“要给娃娃拿衣服,娃娃冷得不得了”。

  他们居住的这栋两层的砖瓦房是2000年盖的,贷款2万元,今年才还清。一楼已被洪水吞没,前门靠水,后门靠山,他们撬开二楼后门,进去。

  二楼是他们的客厅和卧室,机缘巧合,女儿的两套羌衣、儿子的一套羌衣与丈夫的两件衣服此前就被母广芬收拾在一个小纸箱子中。

  洪水眼看着要漫上来,水势汹涌。母广芬抱起小纸箱,往外飞奔,“也不知怎么回事,只觉得费这么多心血去做这些羌衣,一定要把它们抢出来”。潜意识很强烈。

  1997年,儿子胡飞5岁时,胡敏远赴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的茂县做泥工,母广芬跟着丈夫,去茂县打零工,偶遇一位精通羌绣的左老太太。左老太太会绣七八十种鞋垫,花色各异,在茂县旅游区,这些羌绣鞋垫可卖到20元一双;左老太太还会做云云鞋,鞋面绣花,样式别致,当时可卖到100元一双,销路尚佳。绣羌绣,做羌衣、云云鞋,母广芬跟着左老太太,样样学会,闲暇时绣上几针,成为她的主要爱好。

  他们逃离居所的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当天中午,母广芬家的楼房全部被洪水吞没,“见不到顶了”。

  她依然惦记着那些没拿得出来的东西:11年前在茂县花120元买的一根银项链,一克老银子才2元,“很亮”;给丈夫和儿子做的十几双羌绣鞋垫,每做一双都要十几天;给他们做的3双云云鞋,儿子胡飞说,勾针勾的底,绣花面,妈妈做一双鞋,要一个月……

  “都在家里放着,都没拿出来,来不及了!”母广芬样样数,声声叹,能拿出来的这点羌衣,已是她家的全部财产。

  石龙村世代为羌族聚居地,除少数从外地嫁过来的汉人媳妇外,绝大部分均为羌人。

  生活不易,母广芬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三姐弟中,她是长姐,长姐如母,读到小学二年级时,为挣工分,不得不辍学;13岁时,她和同村小伙胡敏订了娃娃亲,胡敏在湖北宜宾当了两年兵回乡,1989年,他俩成婚时,胡敏找他四舅借了300元钱,婚事是跟他妹妹一起办的,一嫁一娶,减少开支。最窘迫之际,他们“连2元钱都借不到”。但母广芬很坦然,“没钱没关系,只要我老公自己肯学手艺,只要两人关系好”。

  她很懂得将琐碎的小日子操持起来:养了30多只鸡,震前,还在攒钱准备买头猪;跟所有勤勉的羌族妇人一样,她每年会做一两百斤腊肉,挂于房梁,黄酥酥的……丈夫胡敏必须外出打工以维持生计,他做泥匠,倘若干满一个月,能有1500元至2000元收入,这是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2007年,他们夫妇在北川县城打工,胡敏一天挣60元,母广芬挑地砖跟沙子,每天有25元至30元。

  “幸亏今年没在北川县城做”,跟一位乡亲提及这段经历时,母广芬幽幽感慨,有些后怕。

  儿子胡飞常想起那些沸腾的过往,胡飞的羌歌唱得不错,在漩坪中学读初中期间,他学会了跳锅庄(沙朗),北川县政府曾组织漩坪的孩子集中学跳锅庄,胡兴梅也会跳了。

  每逢农历十月初一的羌历年,在北川县城、漩坪乡政府,许多羌人都要穿上传统的羌衣,这时的夜晚是醉人的,族人在坝坝里燃起篝火,空气中弥漫着烤全羊的油香,人们围着火堆唱羌歌、跳锅庄,“有人要跳通宵,人挤人,闹热得很”,母广芬记忆犹新。同样热闹的还有农历六月初六的转山会(祭山会),男女老幼,人声鼎沸,盛装出席。

  在北川羌族自治县北部偏远的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的五龙寨,山高谷狭,羌人在此地世代繁衍,喝咂酒、跳锅庄、敲羊皮鼓等羌族习俗悉数保存,“在五龙寨,许多人都会做羌衣”,胡飞说。但在石龙村,更普及的是绣羌绣鞋垫,像母广芬这样会做羌衣的人,少之又少了。

  迁徙

  离开,成为唯一的选择。

  悲怆的迁徙开始了。5月16日清晨6点,母广芬一家跟随石龙村一组200多号羌族族人,一起往山外走。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留在村中,等待救援。

  出发前,母广芬到2里之外的一处山涧,接了点山泉,又从山上农户家借了个锅,将水烧开,灌在两个捡来的矿泉水瓶中;别人给她的30个煮鸡蛋,她也背上。从家里抢救出来的羌衣,她塞进一个蛇皮袋里,和儿子轮流背着,丈夫抱着女儿。

  一家人上路了。震前通往北川县城的路位于大山底下,此刻已被洪水吞噬,他们必须在密林中探出一条新路。

  有些路段窄到仅能搁下一只脚,泥水四溅,“一步一步,纳着纳着走;走不动的人,咬牙都要走,大家只想着逃命”;山体滑坡厉害之处,不断有塌方发生,“山垮得哗哗响”,一位乡亲负责盯着顶上是否有山石滚落,其余人一个接一个,跟兔子一样,梭过去。这是一支长长的队伍,怕被砸,所有人都不敢靠得太近。

  走到草山沟,母广芬抬头,高山直拔入云,“往山上看,帽子能掉到地上”。他们从一个山脊下来,又转入另一个山脊,似壁虎,贴着岩壁爬行。脚底是万丈深渊,余震不断,地在吼,山在晃,石头轰隆隆地滚落,稍有不慎,即会殒命,“胆子小的人是眯着眼睛,被牵过去的”。

  所有的行李都成为前行负累,人们开始气喘吁吁,边走边扔东西,一些人把外套都甩了,“好多人走路都没法了,没法拿东西,就跑个光人出来”,羌衣不过几斤重,母广芬的步子越来越沉。

  路上开始可以捡到一些吃的了,这些东西,前面的人们是带不走了。母广芬捡到一袋奶粉、6个面包。他们遇到一个外地滞留游客,女子拄一根棍棍,脚底磨出血泡,一瘸一拐,她告诉母广芬,已走了3天,她身穿的裤子是路上捡的,原来那条磨烂了。母广芬给了女子一瓶水、3个鸡蛋。

  水其实是最珍贵的。他们只剩一瓶了,去找小山涧,那里有小股泉水淌下,还算清澈,用手捧着喝,“很多大沟里的水是浑的,乡亲们说,那喝不得,有毒!”

  走到曹家沟,他们碰见进山到村里搜救未撤离群众的解放军,汗流浃背的解放军抢着帮母广芬背女儿胡兴梅,她如何也不肯,“要不得,你们太辛苦了!”推托不过,解放军给了胡兴梅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解放军开始喊话,让群众减重前行。“兵哥劝我说,把衣服甩了吧,下面有的是衣服。我就是舍不得甩,一直背着”,现在扔了,太可惜了,母广芬想。

  翻越5座大山,当晚8点,他们走到了北川县擂鼓镇,黑压压的人群,在路口齐聚,等候前往绵阳市的车辆。2个多小时后,他们被送至永新中学安置点,凌晨2点,他们尚未分到铺盖。需要铺盖的人太多了。胡敏父子在一堆尚未来得及分发的赈灾衣服上和衣而眠;母广芬的脚肿了,她带着女儿,跟母亲挤着躺在一块木板上,她摸了摸那个蛇皮袋,一路艰辛,背出来的羌衣还在,她稍微放了点心。

  6月1日,在他们栖身的这个由彩条编织布搭建的灾民安置点,人们都睡在砖头上架着的木板上。母广芬从蛇皮袋中翻出羌衣,给女儿胡兴梅换上,小女孩登时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胡兴梅和小伙伴唐佳、刘露露边唱儿歌边跳舞,“母鸡母鸡叫咯咯,鸡蛋已生落”,雀跃得很。孩子们的笑脸,弥足珍贵。大人们开始给孩子们鼓掌。3个孩子兴奋得小脸红扑扑。

  “只要一家人都平安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来”,仍在等待安置决定的母广芬说,即使居无定所,她仍热情邀请记者到帐篷中做客。6月初,儿子胡飞去了绵阳市区一家火锅店打工,那里会给他一个月500多元;半个多月后,丈夫胡敏去了永新镇上帮忙装卸救灾物资,9个人卸一车,一共120元。

  故土难舍,羌寨难离,却回不去了。母广芬听说,她们村有可能被整村安置到烟台,也可能到内蒙古……这都没关系,活着,就有希望,就得好好活下去,“国家安排我们在哪里,就是哪里”,她坚定地说,自己会带上羌衣,一起走的。这是跟羌寨仅存的连接,不思量,自难忘。
 楼主| 发表于 2008-7-11 09:28:28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川迁址

  北川的重建在地震不久后就开始了,5月19日,北川县灾后重建工作随着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主体的绵阳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的到来进入实质阶段。

  北川县原县委书记宋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北川新址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性,地质构造必须是稳定的。第二是发展空间,安全和具有发展空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同时,宋明着重强调,北川是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传承羌族文化传统也是新县城重建考虑的重点。这次重建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不仅是恢复建设的机会,也给我们了一个恢复羌族文化的机会,我们在设计我们的建筑规划我们的建设方案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契机。

  经过20多天的实地考察和论证,国家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专家在考察北川的擂鼓镇,安县的永安镇、安昌镇、桑枣镇以及板凳桥5个地方后,把板凳桥列在第一位。目前专家组已将北川新址的初步方案上报国家相关部门,按照国家的规划,将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北川县城恢复重建的目标。

  考虑到安全与城市发展空间同时,作为占有全国羌族总人口1/3的北川县,新县城的重建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板凳桥具有羌族人可以接受的羌族元素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室高级城市规划师孙彤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板凳桥一带从历史上就是羌族活动和聚居的地区,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重建北川县城更有利于羌族文化的传承。目前,专家组在完成灾区重建规划同时,还调研了多个具有浓郁羌族文化特色的山寨,收集整理羌族建筑的元素,为北川新县城和谐融入羌文化元素,延续和强化羌族文脉进行基础准备工作。

  因为羌族是一个山地民族,羌族既喜欢山又喜欢水,他们和山水有非常深厚的渊源,所以既要研究山体,又要构筑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一个水系。

  迁移与融合

  6月29日一早,为数不多的中国羌族文化历史研究者之一,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北川县志的主要撰稿人赵兴武组织40多人的青片乡羌寨民间艺术团赶往北川的青片乡,因为地震造成的道路阻断,他们要乘车绕道六七百公里历经十余个小时才能到达。青片乡是北川县羌族文化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个地方,这里的人许多都还保留着羌族的生活习惯,许多人还会讲羌语。

  “这40多人是地震前就已经培养起来的,震后紧急把他们组织起来。”赵兴武说,“如果不把这些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羌寨民间艺术团稳固住,灾后他们就会散落到全国各地去打工,再想组织就困难了。他们对羌文化的传承有很重要的作用。现在许多羌人不仅不会说羌语,生活习惯也已经逐渐远离羌族,甚至不知道羌族的主要历史与传说。”

  农历十月初一是羌族的新年  羌历年。羌族原始宗教的上坛经典《木姐珠》上说,天神木比塔的幺女儿木姐珠执意下凡与羌族强年斗安珠结婚。临行时,父母给了树种、粮种和牲畜作为陪奁。木姐珠来到凡间后,很快繁衍了人类,所带的树种很快长成了森林,粮种给人间带来了五谷丰登。她怀念父母恩惠,把丰收的硕果、粮食、牲畜摆在原野,向天祝祈。这一天,正好是羌历年十月初一。以后,羌族人民就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节日。

  这一天,羌族各寨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羌族节日盛装,带上祭品、咂酒和食品,聚集到设置在野外的庆祝场地。宰杀山羊祭祀天神,焚烧用纸做成的猛兽模型,以此感谢上天,驱除邪恶。接着,在草坪上围成一个圆圈,载歌载舞,跳喜庆沙朗。

  在北川县科技局工作的董正玲清晰地记得这个许多北川羌族人已说不上来的羌历年传说。因为姑婆是解放前阿坝州里最后一个羌族头人安登邦的妻子,拥有“皇族”血脉的董正玲对羌族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羌绣、羌歌、羌族历史故事和风俗习惯已融入她的血液。但是,董正玲也很遗憾地说,因为北川许多地方羌族汉化严重,许多人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羌族的元素,成为地道的汉人。甚至作为正统的羌族人,董正玲也仅仅会几句羌语。

  35岁的杨邦明全家都是羌族人,但是都不会说一句羌语,生活习惯也与汉人无法区别。家中虽然有许多羌族服装、羌族银饰、介绍羌族的书籍,但这仅仅是妻子的收藏。

  北川震后无奈迁移,大量的羌人将带着痛苦离开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地方。

  “这不是羌人的第一次迁徙。”赵兴武说,“北川作为古羌人的聚集地,它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就是伴随着天灾与人祸的不断迁移与融合。”

  从漩坪乡白泥沟上行几十里,就是白泥乡鲜艳村。鲜艳村半山腰有很多古墓,墓室都用石条或石板镶成,与现代北川的墓葬不同,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蛮坟”。其中一座规模宏大,被称为“蛮王坟”或“羌王坟”。

  这些墓葬来历已鲜为人知,经考证这些石棺墓就是北川羌人祖先的墓穴。据羌族叙事长诗《羌戈大战》记载,岷江和涪江上游地区的早期居民叫戈基人,他们是古羌人的一支。大约两千多年前,生活在西北大草原上的羌人因避天灾和战祸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也来到岷江和涪江上游地区。与戈基人发生冲突,爆发羌戈大战,戈基人战败。

  戈基人生产水平高,很早就懂得农耕,善于治水,西北羌人初到岷江上游时还以游牧为生。他们向戈基人学习农耕技术,很快也进入农业生产阶段。西北羌人与戈基人经过战争与融合逐渐形成今天的北川及阿坝州羌族的先民。

  羌族聚居区峡谷纵深、山脉重重,地势陡峭。而作为羌族人重要聚居形式的羌寨则大多建在陡峭的高半山一带,从山下仰望,高耸的羌碉与依山而建的石楼石房连成一片,形成独特的山寨景观。羌族因而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

  “之所以将羌寨建立在地势险要的溪流峡谷或半山之上,很大程度上是积淀在这个古老民族中的创伤记忆使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羌族史研究权威学者李绍明教授说。

  曾进入羌区考察的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多次调查后发现,“山沟中的传统羌族村寨,大多不在溪河边的冲积台地上,而是在险峻的半山或高山顶上。这是因为一方面过去这儿资源竞争激烈,抢夺严重,暴力不断,羌人们不敢住在难防御的低处;另一方面又是怕低地易受溪河涨水之害。”

  在数千年的生存经验中,天灾和战争给了这个民族太多的创伤记忆。

  “出于国土和民族统一的需要,从唐代到清代的统治者都没有忘记对羌族的统治和同化。”赵兴武说,“清代的羌人被贬称为‘蛮子’,并且不允许参加科举。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许多羌人无奈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身份,称自己为汉人。这是北川羌人汉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

  北川县都坝乡皇帝庙村西面有个山口,名叫箭和垭。传说三国的时候,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成都平原的安宁,在这里和羌人商议,让他们让出一箭之地。达成协议后,诸葛亮却预先派人把剑放置在遥远的松潘草地中,羌人信守诺言,顺着孔明射箭的地方找到了箭头,就向西北方向迁徙,让出了自己的家园。汉人随即来北川,北川境域从此由羌人聚居区变成了汉人聚居区。

  赵兴武说,这一传说和历史事实相距甚远,诸葛亮去世后一千多年的明代,官军在箭和垭修建了一座烽火台,取名绝番墩,在箭和垭以东几百米以外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城堡,取名伏羌堡。单是这些军事设施的名称,也反映出这里直到明代还是羌人聚居区。过去的北川人乐意相信并传播箭和垭的传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传说把北川变成了汉族聚居区,在少数民族遭受歧视压迫的旧社会,把自己说成汉人无疑更利于生存。

  “有人说这次地震给北川县的羌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我对此并不赞同。”赵兴武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地震给北川许多具有羌族特色的建筑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也造成了2万多羌族人口的死亡,但是大量的羌族群众还在,他们是羌族文化传承的直接载体。北川在历史发展中成为羌汉杂糅区域,虽然经过千百年的迁徙、融合、同化,这里的羌族汉化现象非常严重。但是,羌语、羌绣、羌歌等羌文化的代表元素还存在于羌族人群中。因此,羌族文化的传承仅靠在新的居住地加上羌族元素是无法完成的。保存与传承羌文化,羌文化元素在羌人血液中的保持与强化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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