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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应对未来危机的策略:债务为储蓄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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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1 16:12:29 | 显示全部楼层
现代中国研究家津上俊哉:胡乱扩大投资,要政府买单

    2013/07/30 00:00  

   

    【日经BP社报道】雷曼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启动4万亿元巨额经济刺激方案之后,毅然实施了空前的货币宽松政策。现在的货币供应量(M2)已经达到了名义GDP的1.9倍,资金应该是源源不断。然而在中国,利率比通常银行贷款高出5成多的影子银行正在不断膨胀。  

    这表示“利息高也要筹资”的需求正在快速扩大。总而言之,就是“缺钱”。理由很明显,那就是巨额资金一直在不断投向产生不了现金的低效率项目。  

    中国的官方统计显示,在2009~2012年的4年间,投入到“固定资产投资”的金额实际高达109万亿元。进入2009年后,这场巨大的投资热潮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恢复,中国一度被誉为“世界经济的救世主”。但时至今日,其巨大的后遗症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例如,占投资整体1/3的制造业陷入低迷。尤其是胡乱强化设备的材料产业,设备出现严重过剩,产品单价在最近两三年下跌了2~4成。房地产业(占投资整体的1/4)则在盲目建设住宅的地方城市,造出了一座座无人问津的“鬼城”。  

    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占投资整体的1/4)情况最为严重,3~4年间的投资达到了10~15年的量。而且,主要财源是期限为3~5年的债券和投资信托,而回收基础设施投资所需时间至少要以10年为单位。  

    现在,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各行各业各领域当年筹措的资金都已陆续到期。由于大多数投资没有产生足够的现金,因此,为了渡过难关,很多机构和企业都是借了新债还旧债。为了避免违约,向高息债(通过影子银行筹资)求援的机构和企业也不在少数。  

    说到这里,大家或许会觉得中国经济必将迎来混乱,也就是信用泡沫的破灭,但我认为中国能抗得过去。因为不知是好是坏,在这10年间,中国经济正在“重返”以公有制为支柱的道路。例如,中国的银行基本属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公有。而包括领导选派在内,疯狂乱投资的地方政府要听从中央的领导。  

    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央恐怕不能以“贷款人自己负责”为盾牌,拒绝救济债权人(银行),导致地方政府破产,置百姓于困境不顾。  

    也就是说,在现在的中国,大部分的损失最后必定要由中央来“擦屁股”。而中央的经济实力足以投入资金,处理大量的坏账。因此,眼下的混乱不能与过去日本的泡沫破灭等同视之。
 楼主| 发表于 2013-8-1 16:45:09 | 显示全部楼层
童大焕:地方债末路

    底特律破产再次警示中国地方债风险。国务院发特急明电要求全面审计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债,也给了社会一个清晰的预期和预警:击鼓传债游戏到了本届政府手里,不能再做“地方请客,中央埋单”的美梦了。地方债五花八门,且大部分是间接债务,有让企业借钱再借给地方政府用的,有让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个人借钱再借给地方政府用的,还有大量银行表外运行的理财产品,都曲径通幽成了政府地方债。因此,本次审计不可能摸清地方债家底,但给各地方政府打预防针和警告却是结结实实的。

    日前,广州市公布了本级地方债情况。截至2012年末,广州市政府性债务余额1738.37亿元,债务率为99.52%,预计2013年末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为1340.48亿元。记者了解到,1997年初,广州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40.68亿元,到2010年末、2011年末和2012年末,债务余额分别为2474.54亿元、2417.26亿元、1738.37亿元。从数字上看,广州市的地方政府债务从1997年开始,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于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两年有所减少。

    但正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教授所担心的,政府债务的减少会否只是每年债务计算口径的调整原因。他指出,部分融资平台从“融资平台公司”改为“一般类公司”,“究竟这些债务是企业债还是政府债,谁说了算”。

    即使按现在的统计口径,虽然广州政府债务的债务率和偿债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100%债务率和20%的偿债率的警戒线标准,但如果按广州如今常住人口1600万来计算,每个人要掏8378元才能帮广州把这笔债务还清。而且今年还将再举债380亿元。

    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表明,从1979年至今,土地出让收入一直是地方政府主要还债来源。而广州是全国一类大都市,在卖地收入、税收等方面应该还算好或者比较好的,如果摊上人口流出地区,地方债弄不好会成为驴打滚似越滚越多的沉重包袱,因为政府举债的很多项目很难快速产生效益,甚至过度投资导致零收益甚至负收益(本息不断增加),最终会导致地方税收和公共服务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逼迫企业和个人远离政府高负债地区,导致恶性循环。

    过去各地方政府进行举债大竞赛,因为举债人任期有限,无需对债务偿还负责,最终就是由中央来还。中央自己还不了,就超发货币。那种情况下,举债就是赢家不举债就是傻瓜。目前,从中央放开利率到突击审计地方债,这条路基本被堵死,接下来,有历史责任感的地方官员应该开始过紧日子了。否则,举债越多不是发展越快,而是有可能被债务压死。

    有人认为,允许地方政府适度举债融资,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全球53个主要国家中有37 个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从过去经历来看,地方通过各种变通方式进行的地方举债,对于保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起到巨大的作用。所以不能过于妖魔化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不要过于保守的过低的控制地方负债率。还有人认为“地方发债,步伐太小,中国应大力鼓吹而非抑制地方发债,最终形成地方经济自治”。

    但他们不知道南橘北枳的道理。当下中国的状况跟西方国家有两个根本性的不同,一是地方主政官员并非由当地百姓直接选举产生,并没有形成与地方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所以难以排除地方举债为短期政绩服务。二是在以投资为主要任务的政府职能主导下,地方举债大部分将会被用于投资而不是医疗、养老、教育等直接的民生保障。众所周知,投资是永无止境的。如果把民生工程比喻成吃饭,吃得再好也有底;但如果借债用于投资,那么一亿元不嫌少,千亿万亿也不嫌多!而且,政府性投资往往具有天然的过度投资和成本、造价虚高的现象,导致投资回报率偏低甚至亏损。

    控制地方债,各地方要严格将其限定在直接民生保障和部分用于还旧债上面,但更为根本的办法是市场化手段:一是银行市场化,让银行业自担风险把住风险源;二是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破产机制和相应的官员责任机制。只有地方风险地方化解,才能避免积重难返导致全局性系统性风险。

    (来源于:《南方日报》)
 楼主| 发表于 2013-8-1 16:57:27 | 显示全部楼层
汇率波动和通胀无必然的联系
金明厚 于 2013/7/31 9:11:0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汇率贬值,金融砖家齐呼通货膨胀,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
2008年以来,美元持续贬值,欧元兑美元最高时将近1.6,美元兑日元70多,人民币、瑞士法郎、澳元、加元等对美元最大升值超过10%,英镑兑美元升值不多有点类似香港的固定汇率制度。短短几年时间内,美元严重贬值,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吗?从美联储数据看来,通胀在过去一直不是威胁,所以扩大量化宽松、防止通缩、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最优选择。
 楼主| 发表于 2013-8-2 16:41:30 | 显示全部楼层
曹思源:地方政府濒临破产怎么办

    今年7月18日,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申请破产,震惊全美和全世界,同时也吸引了许多中国人关注地方政府破产问题,我试以此文飨读者。

    地方政府债务缠身

    “破产”一词所表达的优胜劣汰、相反相成的哲学寓意,国人是在最近三十年逐步体会出来的。先前不知破产为何物,后来视破产为洪水猛兽;及至1986年12月2日,共和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在一波三折的“议会辩论”中火爆登场,人们渐渐发现它还真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终于见怪不怪。现如今,在七万多家破产企业身旁,又冒出一个“地方政府财政破产”的问题。

    其实,地方政府财政破产案例,国外多有。日本已有过884个地方政府宣告破产;最近日本北海道北部的小镇夕张(Yubari)政府宣布它计划于2009年申请破产,因为该镇政府负债630亿日元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还债能力,其年度财政收入只有45亿日元。

    根据日兴花旗银行(Nikko Citigroup)信贷分析师的计算,日本地方政府借款数额巨大,其未偿还债务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高达34%,而英国和德国在这方面的比例仅为5%,美国也只有13%。

    美国纽约州政府曾多次濒临破产。目前金融风暴之中,纽约州政府又到了破产边缘。

    美国加州南部的橘县曾于1994年12月宣告破产。破产后县政府改组,裁员12%,该县17000名公务员被裁减2000余人;然后不得不紧缩开支,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公共服务项目;最后是由新的县政府就新的还款协议与债权人进行谈判,承诺以未来若干年内的地方税收偿还债务。

    考察美国地方政府破产案件,并非隔岸观火。太平洋此岸亦有此火苗,只不过我们觉察较迟,但国内媒体上也已有所反映。

    据测算,2002年,全国2860个县(市)中,预算赤字县共计706个,占比达到25%;而41040个乡镇政府的负债总额已达到1770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30多万元;我国全部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

    应当说,地方当局在政府职能范围内、在还债能力限度内的举债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譬如某市财政节余财力平均每年只有1亿元,但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建设的整体工程需要投资10亿元,才能一次性配套完工。其中城市道路下面必须预先埋设的给排水、供热、供气、通讯、电力管线等等系统工程,不可能分10年施工,每年挖一次路面。为此,该市政府一次举债9亿元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尔后九年中逐年偿付债务及其利息;同时因投资环境改善带来社会经济效益还能享受税收增加的成果,实乃一大善举。

    目前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债务管理的方案,对地方政府举债的程序和范围有严格的规定。

    但是现在不少地方政府负债沉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越出了政府职能范围,发生了角色错位,由市场经济的服务员,篡位充当市场经济的运动员。有的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投资谋利,投资失败便承担了大量本应属于市场承担的风险,落得负债累累;有的不惜违规,以政府信誉作担保为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方便,在市场风云变幻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损失惨重脱不了干系。山东某乡镇2000年财政收入1136万元,而各种对外担保借款就达1.2亿元。还有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一边大肆举债,一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每到年终,宾馆酒店、施工供货单位的老板就会拿着厚厚一沓“签单”,前往政府各衙门去催债,浩浩荡荡、络绎不绝、蔚为壮观。

    地方政府负债超过了自己的偿付能力,还不起债怎么办?

    从逻辑上说,办法有三个。

    其一,赖债不还。

    譬如说,政府搞开发,拖欠开发商的钱;开发商就拖欠“包工头”的钱、“包工头”则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农民工有的上吊、有的跳楼、有的找国务院总理。其中还真有一位重庆农妇幸运地于2003年10月遇到在地方调研的温家宝,反映自己丈夫的工资被拖欠。更多的民工则没有那么幸运,有的走上了暴力讨债的路子……地方政府赖债已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潜在杀手。

    其二,下级政府欠债由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还钱。

    这是个大锅饭的老办法。地方政府比赛花钱、全国纳税人被迫埋单、中央财政集中承担无限风险的办法,显然也不是长治久安之道。

    其三,最后只有一个合理的办法,就是破产处理。

    逼出一个廉价政府

    俗话说:欠债还钱。还不起债怎么办?  破产。

    由于我国目前的破产法并不涵盖政府机关,因此各级人民法院不可能在这方面执法。地方政府财政濒临破产时的破产程序,作为一种变通办法,性质上属于各方当事人(债权人、债务人)在法院外的自愿调解协商程序。自愿调解协商的基础,是有关当事人对于破产程序的成败利害关系的权衡。成,则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秩序得以维持,政府信誉得到保护。破产事件虽然不幸,合理的破产处理程序却能令人信服。

    如果没有破产程序或破产处理程序失败,债权人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回;地方政府作为濒临破产、赖账不还的债务人威信扫地,地方投资环境恶化、恶名远播,当地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损失都将惨重无比。

    按照各国破产法的共同原理,一个人破产了,其高消费要受到限制,高档消费品(豪宅、汽车等)要拍卖用以还债,但生活必需品(诸如御寒的棉衣等)不能拍卖,破产程序不能剥夺破产债务人的生存资料。

    同理,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地方政府还要生存、工作下去。破产后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廉政,而且还必须廉价。除了警察处理紧急公务需要保留少量公车外,至少80%以上的公车应当拍卖抵债;政府办公当然还需要办公室,但若原先是花园式、宾馆式的办公楼,那毫无疑问要拍卖还债,可以去租用廉价的旅社或收购因有乔迁之喜而腾空的旧居民楼或旧厂房、旧校舍。这样既不扰民,又能大幅节省办公经费,挤出钱来还债。破产之灾也许有助于逼出一个廉价政府。

    问题是,如何按破产程序处理?

    破产的具体程序

    破产的含义并不复杂。债务人不能还债,客观上便处于破产状态。

    这里的债务人,既包括商人,也包括非商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也包括政府。凡是债务人还不起债,人们就可以说他实际上已经陷于破产。对于诸多破产事件该如何处理,则要依破产法的立法状况而论。

    破产法在世界上源远流长数千载,中国从1935年公布破产法算起,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古今中外的破产制度,细节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基本原理大同小异,形成了一套全球普适的破产程序。就破产法的适用范围而言,绝大多数国家涵盖所有债务人,少数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上则只适用于商人或企业。

    譬如说,1935年颁布的中华民国破产法适用于所有债务人,1949年10月1日之后,它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继续有效。中国大陆1986年12月2日诞生的企业破产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后经修改,自2007年6月1日起,企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企业法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也有破产案件,那时没有破产法,就是采取变通方式,按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破产程序处理,各有关当事人均能接受。

    如今,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变通需要。我国现行破产法并没有涵盖企业之外的债务人,更没有制定“地方政府财政破产法”,而某些地方财政丧失偿债能力的现实问题,却已摆在面前。不承认不行,躲也躲不过去,赖也赖不掉,只能积极变通,按破产程序处理,并在逐步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动破产法的修改完善。

    根据破产制度共同原理和我国现实情况,地方政府财政破产程序可以简括为以下五项要点:

    一、债务人(地方政府,下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构成客观上的破产原因。

    债务人一旦停止偿付到期债务,即视为濒临破产;债务人否认自身濒临破产的有效行为只能是及时清偿到期债务。

    二、在出现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债务人、债权人均有权就债务人破产问题向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该级人大常委会指定特别小组协调此项工作。

    三、地方政府破产本身属于地方财政破产,并不等于政府职能破产。任何地方不允许出现无政府状态。地方政府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进行改组、改选的问题,只能根据宪法、选举法、政府组织法等处理。

    四、鉴于破产案件的客观基础是债务人失去偿债能力,因而地方政府破产后,破产债权人不可能得到100%的清偿,破产程序旨在使债务人尽最大可能履行偿债义务,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五、地方政府财政破产程序的主要环节是,债务人拟出还债协议草案(含拍卖资产并以一定年限内的地方税收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等),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在执行还债协议之后,债务人未能清偿的债务宣告豁免,债权债务关系及时了结。

    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要匹配

    我国已经实行分税制,各级财政分灶吃饭,各级债务由本级财政偿还,上级政府不替下级政府还债,也不能为下级政府的债务担保。

    应当说,各级财政各负其责的方向是对的,但要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应当相匹配。现在从全国来看,地方政府享有财权30%,而其承担的各项事务则占70%。钱少事多,让地方政府很为难。地方政府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得不多头抓钱:一是“跑部钱进”,向中央政府大搞公关要钱,这有违分税制的初衷,同时也败坏了中央某些部门的名声;二是变着法子提高地方税费收入,激起民怨,威胁政局的稳定,譬如垄断土地交易,人为割裂城乡房地产市场,蓄意推高房地产价格。就是当今社会一大流弊;其三便是超出偿付能力十倍、百倍地负债。

    若要釜底抽薪、根治弊端,亦需多管齐下。办法之一,就是分税制改革继续往前走,对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科学划分。

    人大应安上“财政破产警报器”

    任何破产案件都分前后两个阶段。破产事实(债务人失去偿债能力,还不起债)发生在前;承认破产,按破产程序清理债权债务在后。如果能设立一个破产预警装置,在前一阶段出现破产苗头的时候就发出警报,采取对策,就可以减少破产事件。那么,警报器安在哪儿好?安在中央政府吗?全国四万多个乡镇政府、两千多个县级政府都靠中央政府拉警报肯定不行。据我看,这个警报器安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最合适。

    地方各级人大本身就有监督和审批本级政府财政的职责,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职责过去履行得很不理想,今后要改进,尤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和管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地方政府债务超负荷以致濒临破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张市长上任后发生的破产事件可能是其前任李市长欠下的巨额债务所致,上一届市人大如果监管到位,就可能及时发现、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至少能使责任比较明确,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选民下次选举市长时心中有数。

    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转型时代,立法往往落后于新形势。有些地方政府财政濒临破产的现实既然已经出现,中国就应抓住时机,探索实施相关的破产程序,使法制建设和更多领域的改革再走一步。
 楼主| 发表于 2013-8-2 16:53:36 | 显示全部楼层
纵容过剩产能的罪魁是谁?

    经过多年压缩过剩产能,至今难有成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称,工业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企业普遍经营困难,亏损面扩大、效益下滑。2012年,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行业企业亏损面分别为28.2%、34.9%、27.8%、35.7%;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别为1.04%、-0.29%、6.63%、0.14%,同比分别降低1.37、3.64、4.68、3.8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2%。

    逆向的激励机制是过剩产能发源地。以GDP考核地方政府官员,地方官员招商引资扩大规模,产能是考核的重点,在考核指标中,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利润、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成本消失不见。

    企业以利润为指标,当一个企业长期亏损就应该倒闭出局,或者经过并购找到合格的经营者,当一个行业处于长期亏损状态,进入该行业的企业数量就会减少。但我国有些行业倒行逆施。

    以电解铝为例。

    2001年,我国的电解铝产量已位列世界第一,200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曾明确提出,今后三年内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改扩建电解铝项目,此后23个总规模774万吨、总投资770亿元的拟建电解铝项目被叫停。结果如何?电解铝产能从2003年的554多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1250万吨,2009年政府宣布不再核准新建、改扩建电解铝项目后,当年电解铝产能出现25%以上的增长,到2010年底产能达到了2300万吨,2011年产能更是超过2500万吨,23个下马项目违规上马。

    为了当地GDP,地方政府给低价地,煤炭大省给予煤矿和优惠电价,税费优惠政策更是不可缺少。电解铝过剩没关系,有低价地撑着,有煤矿撑着。为了地方GDP小钢厂不能关张,为了提升品质,需要扩建新的钢厂,于是,钢产量打到天上。逆淘汰规则在股票市场体现得更明显,以高科技为诱饵,京东方A这样连年亏损的企业屡获生产线所在的地方政府补贴,业绩好转八字没一撇又在最近提出拟定增募集460亿,使近年来融资总额高达726亿元。如果真是高科技企业,请找风险投资者,何必在股市圈钱圈得鬼哭狼嚎。

    不计代价的结果,不仅形成了一个个包罗万象而又同质竞争的山大王式的省域经济体、县域经济体,还使企业出现了劣胜优汰的逆淘汰现象。

    以钢铁行业为例。

    全行业亏损,产量仍在增加。纳入中钢协统计范围内的大中型钢铁企业1-6月份累计实现利润22.6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2.69%。其中6月钢铁业再度出现全行业亏损,纳入钢协统计范围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达6.99亿元。而1-6月份纳入钢协统计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率只有0.13%,6月份降至-0.23%。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累计生产粗钢3.9亿吨,同比增长7.4%,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5.6个百分点。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表示,行业处于逆淘汰。环保较好企业的吨钢环保成本在120-150元人民币,有些基本没环保的钢企,其吨钢环保成本不过20-50元,有的甚至是零,这造成实际上的不公平竞争,环保达标的企业竞争不过环保不达标的企业,按规定给员工缴纳福利金的企业,竞争不过使用“奴工”的企业,于是,环境越来越差,专业人员越来越少,陷入价格战被一分一厘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企业越来越多。

    压缩产能过剩,靠行政手段没用,相反,正是因为地方行政力量的干预、因为银行给予导向型的廉价资金,才导致赔钱企业在市场上占主角。地方政府公司化不仅影响房地产市场,影响地方债务风险,更让中国经济陷入低价低质竞争的循环怪圈。要从根本上压缩产能过剩,必须让政府之手退出市场,抑制地方政府公司化。

    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并持续监管。不管钢厂产能是多少,只要其符合环保要求,符合产品质量要求,按章纳税,政府就没有理由制止其进入市场,政府不必操企业家的心,替工厂资本发愁。只要建立环保门槛,只要让违规企业对环境、民生有所敬畏,市场自然优胜劣汰。

    政府做好监管者,让所有的企业在同样公平的平台上竞争,至于过剩不过剩,由企业家自己去操心。情况必然是,政府不操心,产能反而不过剩了。

    注:营改增,小微贷

    事情悄悄起变化

    用电等数据不支持制造业突然好转

    难道大型企业填写PMI时也讲政治?

    仔细看了楼继伟与肖钢先生的文章

    可以得出大致判断

    坐在空调房里

    听雷声,雨闷住了下不出来

    夹杂着看 与统计书

    大数据时代找好工作

    大学生们还是学会分析数据

    在哪个电子平台,部门都能找到工作

    看到极端案例,不会动辄扯到劣根性

    把统计与叫魂夹杂着看

    看美国人预测总统人选,和清朝中国农村叫魂

    两个时代,太有意思
 楼主| 发表于 2013-8-2 17:06:33 | 显示全部楼层
姚树洁:债务危机与地产泡沫的祸根
    近日,国务院开始比较大的动作,派出多批稽查队伍飞赴各地进行地方债务摸底,旨在搞清楚债务的规模,结构,以及应对措施。

    这是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上台以后的一个重要举措。

    2010年,有报道说,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为10.5万亿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报道却说,地方债务的总额已经高达25万亿元。

    两个不同的数字,到底相信谁?

    那些乐观主义者认为,有人高估地方政府债务,目的是制造紧张气氛,巴不得中国加快陷入经济危机。

    对于那些悲观者来说,他们认为债务的规模深不可测,可能连中央政府都感到害怕。

    是乐观也好,悲观也好,地方的债务大量存在,恐怕是不容置疑的。关键的问题是(1)债务的规模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2)这些债务到底能否引发经济危机?(3)地方债务和目前的房地产过热,也就是房地产泡沫,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网络的民意调查认为,地方债务引起经济危机的概率在不断的加大。90%以上的人认为地方债务主要是用于‘铁公鸡’的建设,与民生没有关系,而且,地方债务的罪魁祸首是地方官员出于‘政绩’的需要。

    另外,地方债务没有账本可查。大家说,地方政府借债,但是,这些债务却没有完全出现在地方政府的账本上面。

    这种有债没有债主的现象,是目前地方债务规模无法摸清的基本特色。例如,如果投资亏损,回报无法还债,没有人能计算出地方政府每年亏损多少钱。大家知道,底特律地方财政只有亏损180亿美元,就必须宣布破产。在中国,亏损180亿美元,对一个中等城市来说,那只是小菜一碟,哪来破产之虑?

    一方面,如果建设项目亏损,政府可以通过资产抵押的形式,或者借新还旧的形式,或者用财政补贴的形式,把债务的规模和亏损的规模掩盖起来。

    另一方面,资产补贴的主要手段是卖地,或者征收公共设施的使用费,例如,路桥费,地产税,物业税,等等。

    卖地,对许多中小城市来说,恐怕是最基本的债务和资产抵押的手段。这是因为中小城市的税收来源不像一线城市那样丰富多彩。

    既然土地是债务的主要抵押形式,也是偿还债务的根本手段,那么地方政府就会想方设法推动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加上国人投资渠道单一,对房地产又情有独钟,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房地产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如果市场能够达成需求双方的平衡,政府卖地,老百姓买房子,就可以不断的推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不断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然而,什么事情,总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程度。原来行得通的路子,不一定可以一直走下去,尤其是不能一直高速度的走下去。开车的人懂得要紧紧的看着前方有没有障碍物,以便及时改变速度与方向,来避免出现意外。

    对搞经济建设的人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不能老是靠卖地和建房子来推进经济建设,没看到前面有可能出现的泡沫和麻烦。鄂尔多斯的教训,温州的教训,还有越来越多城市的教训,都说明一个道理,经济建设需要看好发展方向与发展瓶颈,单一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泡沫,必然导致危机。

    地,总有一天会卖不出去,就像老百姓总有一天不想买房子一样。

    地方债务的不断累积,就是由于土地一直太好卖了。所以,‘铁公鸡’的建设才胆子越来越大,面子工程越铺越广。一旦靠着房地产支撑的这种建设模式无法维持下去,地方债务就失去了保证,失去了偿还的基础。

    国务院这次对地方债务的摸底,目的也是很简单,就是要搞清楚一旦土地难卖,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有多大。

    只有知道规模,才能知道偿还能力,才能知道承担经济风险,以及抗击危机的能力。

    从国务院的动作,大家可能也已经意识到经济结构转型,提高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换一句话说,过去的粗旷形,卖地形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取。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要在减速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硬着陆。

    连考查官员政绩的标准都必须改变,不能以GDP论英雄,应该以可持续发展论英雄,以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论英雄。

    只有发展的观念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地方债务危机,地产泡沫危机,才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主| 发表于 2013-8-2 17:15:01 | 显示全部楼层
罗天昊;改革大业,希望在民间,突破在地方。

    对上峰抱有幻想,并站在上峰角度看地方的思维,导致对地方欠债的普遍非议。

    事实上,地方发债,步伐太小,中国应大力鼓吹而非抑制地方发债,最终形成地方经济自治。

    审计署曾对中国的的地方债务,进行了三次审计,第一次审计是在2011年,通过审计表明,1979年至2010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大约为10万亿。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25%。中国财政部每年报告的中央政府债务则不到GDP的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表示,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很可能更接近于GDP的50%。

    第二次审计在2012年,选取样本有限。而第三次审计则在最近的2013年,本次审计表明,地方债务总额在15万亿-18万亿。而在去年一年,地方债大约为38475.81亿元。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为此,相关部门已经紧急叫停政府平台项目审批和拆借。

    事实上,地方债务,并非洪水猛兽,相反,大规模发债,大规模欠债,将是中国区域经济的一大突破,将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大力支持与鼓励。

    被架在火炉上烤的地方势力

    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拼命投资,乃至最后欠债巨大,其实是变相对上头的普遍不满。

    近十年来,各地如何发展,国家规划的色彩日益浓厚,哪些地方得到扶持,很多不是依靠市场判断,而是根据政治地位排队。比如,最近几年,新区都落户到几个政治地位高的直辖市,后来才逐步扩展,这对于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某种意义上,与国家资源的分布不均有很大关系。有些地方得到了优先眷顾,中央大力扶持,疼爱有加。有些地方却无人问津。本次地方大规模投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以及欠发达地区,其实对于国家的均衡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存在两大经济体系,一是横向的经济,就是区域经济,或者是地方经济,二是纵向的经济,即产业经济。

    目前,中国的两大经济体系,均出现了问题,而根子都在上层。

    就纵向的产业经济而言,从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至今,各级投资几乎都流向了建筑、钢铁、铁路、公路等基础行业和重工行业,而一些主流行业则危机重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纺织、玩具等大量生活消费型企业纷纷倒闭。从企业所有制来说,大规模投资浪潮,主要偏向了各种中央垄断企业以及地方性国有企业。最后的结果,造成了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伤害了中国经济的元气。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产业经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努力方向,发生了重大逆转。

    从横向的区域经济而言,地方投资狂潮,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失误亦是一种修正。谁的官级别大,谁主政的地方获得的资源就多,哪个城市政治级别高,就扶持哪个城市。谁善于哭叫,善于“跑部钱进”,谁就可以得到扶持。从国家层面而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投资,极度不均衡,也极度不公平,这种开小灶,拉偏架的模式,造成了绝大多数地方的极大不满,反正也没有指望了,不如自己搞投资,中央的钱花不到,就借债吧。

    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还一个是势力庞大的垄断央企。

    以央企为代表的垄断势力,日益强大,不断膨胀,不仅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生存空间,亦对地方造成了挤压。造成地方发展权限的收缩。地方对央企的依赖日益加强,出现了大规模的央地联姻。地方发展,受到“外来和尚”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本土经济受到压制。假使在湛江的中石化和宝钢撤退,湛江当下的GDP将下降一半以上。假使央企都撤离滨海新区,滨海新区将遭遇毁灭性重创。

    就财权而言,实行近20年的分税制,使财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地方财政自主权萎缩,到底哪里最需要投资,投资什么项目,地方往往无法决定,还需仰仗中央。特大项目的投资,亦集中在中央一些部门,而中央在全国的财力分配并不均衡,由此,则滋长了跑部钱进的歪风邪气。也助长了按政治地位排队分钱的恶习。集全国之财富,并没有投到最需要的区域,亦没有投到最需要的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活力体现之一,就是地方逐渐拥有比较大的发展自主权,最近几年央企的强势扩张和中央财权的重新集中,事实上削弱了地方自主权,到北京跑项目,远比发展本土经济,培育本土品牌来得快,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种重视大项目而轻视中小企业的风气。本次地方自我发展的强烈冲动,将有效纠正这种风气,壮大地方经济实力,动辄数万亿的投资冲动,将有效稀释国家层面对部分区域和产业的“偏心”,在产业领域,山东魏桥、陕西电力等地方企业,打破了电力领域的垄断,是一个新的动态。未来值得鼓励。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政治地位不高,本地又需要发展,去北京能讨到钱吗?如果讨不到,不自主投资,还有别的出路吗?

    简言之,这十年,中央的收权的结果,不仅造成了官进民退、亦导致了“央进地退”。地方发展动力被束缚,地方积极发债,将打破按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稀释资源错置的祸害,同时,将冲破垄断央企的挟持,逐步形成地方自主发展的传统,掀起地方经济自治的风潮。弱化行政计划,还权于地方。中国需要对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进行重新划定,确立以地方为主的发展体系。

    地方投资更高效 更懂得本地需要

    从投资效率上说,各地依据当地要素禀赋优势,选择特色产业和重点产业,更符合当地需求。亦更具效率。

    我们看看最近几年的地方比较大的投资计划。贵州3万亿多少有点放卫星,但是投入方向倒挺适合当地特点。贵州“国家公园省”的战略定位既彰显了贵州的核心竞争优势,又体现了当地特色。长沙市的投资计划,除了交通和城市设施,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布局;广东则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山西的1万亿,更关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产业再造;重庆的七大产业集群,亦是针对性非常强。

    在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推行之时,十二五规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由此投入方向多在传统产业,而本次的地方自主投资,则可偏重新兴产业。

    此外,本次的地方自主投资风潮,亦将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造成深远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但是,这种模式不能长久。高额投资,以透支未来为代价,投资枯竭的情况即将出现。在此情况下,大力发展大众消费,将成为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约在70%,而中国只有40%,差距巨大。此前,在很多民生领域,最后买单的基本都是地方、企业以及个人。比如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央并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账户,并依照各地发展和收入差异,进行补贴,而是单方面让地方搞,由此户籍改革竟引起全国多数市长反对。各种保险主要是企业和个人承担,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缺位。在此情况下,地方的大规模投资,如果集中在社会保障和内需上,将是功莫大焉。

    事实上,地方上早不乏有识之士。早几年,陕西神木就一度耗13亿巨资推行全民医保,只不过改革推动者郭宝成被明升暗降。而本次地方投资浪潮中,江苏也已经先行一步。去年南京专门发布投资规划,内容涉及10地产,汽车、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体育、及爱与、健康、会展、节假日等10大领域的消费。随着地方投资的不断调整,将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消费领域。同时,在提高民众收入,消除两极分化方面,亦需大量投入,经过此关,中国将完成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消费计划的过程,实现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型。未来中央会默许和鼓励地方的这些变化吗?

    一直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都难以改革,最大的失职就是中央。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预计将有40万亿的巨大投资,而这40万亿,绝不仅仅是为新市民造房子,更大的投资,可能就集中在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去年,国家的八个部委联合调查,结果被调查的100多位市长,统统反对户籍改革。表面看错在地方,实际上根源在中央。为什么?户籍改革背后涉及到的各种福利,大部需要地方政府掏钱,分税制掏空了地方,土地财政又被广泛批评,地方没钱,中央为什么不在公民福利方面进行转移支付?为什么把大高校,大央企都搞到首都一个城市?去年冬天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曾提议,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福利方面的基本账号,而不同城市的差别,再根据当地收入水平调节。人到哪里,这个账号就到哪里,所以,对于任何接受外来人口的地方,外来人口的福利对他们来说就再不是负担。但是,基本的账号,应该是中央出钱,不应该推到地方。中央不出钱,地方当然也怕包袱了。

    而像前任神木书记郭宝成这样有见识的地方派,他们大规模投资社保和民生,大把大把的钱,从哪里来?神木以前是富县,哪些穷地方,如为了民生而举债,是否需要鼓励?

    中央已放火,地方要点灯

    从保增长角度而言,地方大投资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成惯性。在此情况下,任何一任政府都不敢在其任期内降低经济增长预期,以免引起人心浮动。如此,首先中央层面就有对于高速增长的追求。虽然今年被允许增速徘徊在7%左右而不救火,但是,7%的增速拿到全球范围考量,仍然算是高速了。而在现行的考核和官员升迁机制下,地方对于高速增长,亦存在着强大的动力。

    要发展经济,进行产业培育,等待合理的成长,显然并非各地政府最佳选择。而依靠投资驱动,迅速做大经济总量基数,自然成为首选。如此,疯狂投资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潮流。至于以后何以为继,由于中国的任期制,则不为主政者考虑,因为很有可能其时已经升迁调任,或者是光荣退休,实现了安全着陆。

    中央版的四万亿推出,正是上届政府在第二个任期之初,从保增长的角度而言,确实达到了目的,但是,地方换届刚刚完成,他们的任期才开始,中央已经点灯,就难以约束地方普遍放火了。上行下效,你初一,他初二,虽然已经换届,但是惯性还在。

    “三件避弹衣”该用用了。

    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出现了巨大债务。从哪搞钱?

    一个是释放民间力量,一个是释放政府力量。

    释放民间力量,很好理解,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开放民间投资,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这些事情,事实上,中国的民间投资,已经基本与政府投资接近,部分地方已经超过了政府投资。

    释放政府能量,则众说纷纭。多数人集中在发行地方债,不过,此略争议巨大,其实,还有更好的对策。

    地方大员中,不乏经济干才。比如前重庆市长黄奇帆的“三件避弹衣”论,就非常有建设性。

    黄奇帆提出的中国经济的三件避弹衣,分别是外汇贮备,土地贮备,国有企业。

    其中,外汇储备,很多人建议拿出收购国外实体经济,不过难以用于国内,尤其是民生。土地收入,大受诟病,臭名远扬,而且中国房子造的够多了,未来空间已逐步萎缩。剩下一个,大有可为。当下中国的国企实力雄厚,频出地王。未来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意味着巨大的空间,这方面的收入,起码是几十万亿。
 楼主| 发表于 2013-8-5 16:38:46 | 显示全部楼层
衰老的日本,债务压身
周汶 

  花钱靠发债,还债还是靠发债

  2012年末,日本政坛又发生了剧烈变化,宣称要施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同时要对中国更加强硬的安倍晋三上台了,许多人都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中日之间会发生剧烈摩擦。笔者在此力求通过日本年度预算来管中窥豹一一解析与展望日本未来的财政能力,进而推断日本的战略选择。

  去年,日本财政预算破天荒地超过90万亿日元(90.3万亿),而今年,笔者本来认为随着对2011年大震灾灾区临时救济措施的缩减和结束,预算会有小幅收缩,结果2013年度日本财政预算反而增加了2.3万亿日元,达到了92.6万亿日元的高位。

  从结构来看,日本2012年度预算当中,接近一半(44.2万亿)通过国债募集,42.3万亿通过税收筹集,税收首次超过国债收入。而2013年的预算,预计43万亿来自税收,42.8万亿来自国债,情况并无缓解  也就是说,日本离不开国债财政,债务依旧在沿着昔日的轨道膨胀,无法抑制。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2012年度的财政预算当中,日本24%的预算(21.9万亿)是用来偿还到期国债和未到期国债的利息的;2013年也是如此,24%的预算(22.3万亿,其中到期债务为12.3万亿,未到期债务的利息为10万亿)也将用来偿还债款,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积重难返,由此可见一斑!也幸亏现在日本国债的利率很低,所以才能这样勉强地应付过去!

  人尽皆知,欧债危机的发端,就是由于南欧国家大肆借债超过了财政所能支撑的限度,结果濒临破产;而在现在的日本,国债总额累计接近709万亿(平均每个国民要担负大约556万日元),再加上短期债务和地方债务,总量早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亿总额。就负债对比国家GDP的比例而言(日本GDP在50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甚至高于如今已经深陷危机当中的希腊和西班牙!(日本相对GDP的负债率是200%以上,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希腊是170%,西班牙是不到100%)

  毫无疑问,日本多年积累的工业实力和实际资产使日本拥有强大的金融能力,偿债能力比南欧几个国家强不少,但是再怎样,以算术方式增加的日本GDP不可能跑赢指数增加的国债,继续饮鸩止渴下去,日本的偿付能力还能支撑多久?在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的债务大山面前,日本的抱负又用什么来支撑和实现?

  别指望日本真还钱

  另外,今年预算中,社会保障费用再次大幅增长3万亿日元左右(从26.3万亿增加到了29.1万亿),凸显了日本现在面临的一个更加艰巨的难题  人口老龄化。

  从70年代开始,日本的出生率越来越低,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现在的65岁老年人占人口比例为22.8%,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按现在的趋势,预计到了2030-2040年,高龄者比例将占到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其它国家,而总人口将从现在的1.28亿下降到1.1亿左右。可以对比一下,2030年代,中国的人口将达到顶峰,接近15亿左右,即中国依然处于人口增加阶段,虽然中国现在也在面临老龄化问题,但是比之日本,完全就不算个事。

  到了2007年,日本进入了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时代(2011年死亡人口为125万人,比出生人口要多20万人)

  众所周知,老年人所领取的养老金,归根结底依靠尚在工作年龄之中的中青年缴付。在人口极端老龄化情况出现之后,随着老年人比例直线上升,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将进入逐渐萎缩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资金必将日益捉襟见肘,只能用国债填坑。

  有心无力的安倍

  现在我们来看看安倍的战略。

  他的两大主张,一是为了刺激经济,实行无限量的宽松状态,强行推动日元贬值以便提振日本制造业出口  为此要求日本央行无限量对市场投放资金。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很难办到。

  因为,在日本央行无限量对市场投放资金,强行推动贬值的时候,投资者肯定会产生恐慌性情绪,从日元以及日元资产逃离,日本国债的收益率肯定会上涨(希腊和西班牙已有先例),而以现在的庞大债务来看,国债收益率哪怕上涨两三个百分点,日本应偿付的利息就足够压死任何政府。

  而同时超宽松政策对日本的出口的提振作用也靠不住。日本拿不到出口市场仅仅是汇率问题吗?东芝、松下等等日本企业真的只是因为价格太高而在全球海外市场败退?退一步讲,就算发钱能解决问题,在日本不顾一切扩大出口的时候,美国能容忍到什么地步?

  回到文章开头,安倍的最受国人关注的主张是加强日本军事化,同时对中国强硬。可是2013年日本军事防卫预算仅为4.75万亿日元(约相当于560亿美元),和去年的4.71万亿日元相比基本持平,考虑到通胀趋势,实际上有所下降。即便忽略物价因素,这个数字也不到中国军费的一半。就算有某些隐匿支出,也远远难望中国之项背  这样的财力支出是无法承担带头对抗中国的重担的。

  综上可见,日本现在已经陷入了一种不可逆的衰退当中,债务爆炸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都积重难返。其国势衰弱并不是某个政治家的上台或者下野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国大可不必把日本政客们的强硬鼓噪当真,安心按自己的时间表前行即可。
 楼主| 发表于 2013-8-6 16:16:40 | 显示全部楼层
8月1日,全国性地方债审计全面开闸,这也是审计署对地方债务的第二次全面摸底。审计署突然行动的背后,是部分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隐忧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无力还债的现实。

    审计署相关负责人日前透露,此前审计署审计的36 个地区债务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负债率超100%即意味着资不抵债,地方政府的底特律式破产会出现吗?#专家解读地方债#

    哪九座城市?

    这9个省会城市包括谁?

    审计署于6 月份发布36 个地方政府本级债务审计结果,近日审计署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两年来审计的36 个地区债务,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增长率超过20%,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达189%。”但对9个省会城市名字却只字未提。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的不透明性,从市场上现有的资料来推测这个名单难度很大。

    老虎财经整理的数据显示,由于36个地方政府本级债务审计结果的样本中包含15个省本级和相应的15 个省会城市本级,因此有问题的9个省会城市范围被缩小至15个。

    为了大致揣测这9 个“问题省会”的具体名单,统计从公开的债务和财政信息入手,用每个省会城市有发债经历的融资平台总负债或有息负债作为债务率的分子端;用每个省会城市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或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大致等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央的转移支付及补贴)作为债务率的分母端。

    基于老虎财经的口径,在各项算法中,15个目标省会城市中债务压力排名最高的10个为:南京、成都、广州、合肥、昆明、长沙、武汉、哈尔滨、西安和兰州。

    与此同时,路透社近日一篇题为《中国江苏将陷入债务噩梦?》的文章,反映了债务大省江苏正经历的艰难时刻。路透社援引深圳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2012年,江苏省的各级政府占据了中国售出的投资信托基金的30%。通过信托途径,单无锡市就集资了92亿元,该市向信托投资者给出10%的投资回报率,远高于银行贷款约6%的利率。而万德数据显示,去年,江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售出了3430亿元债券,这一数字3倍于广东省的数据。

    “我国不会出现底特律式破产。”8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与前景等情况举行吹风会上,在谈到地方债务问题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作出明确回应,并称我国当前的债务问题为财务困境并非债务危机。不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也坦言,地方负债方式需要改革,地方政府需要长期融资渠道,而最好的方式是发债。同时应对地方债务摸清家底并分类处置。

    城投债发行潜规则

    聂先生近年来一直在做城投债发行工作,在他看来,这是个有很大需求的领域。然而,他也发现,近年来,随着各地城投债发放需求的不断扩张,券商竞争也更加激烈。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讲述了他遇到的郁闷事。

    内蒙古某市城投集团,属于发债主体,也有融资的计划,他和老总有过工作关系,算是有点交情。他第一次打电话谈及此事,老总态度尚好,但提出国开证券已经开始介入了。要求他和其所在的证券公司确认,能否确保在“五一”前发债成功。他得到确认后,老总却说券商已经定了,还是上级领导推荐的。虽然承销业务没有拿到,但目前他仍在联系一些地区发企业债的事宜。

    “一般这种城投债都是要由市长确定券商,就看谁的关系硬了。”他给《中国企业报》记者举了一个他正在研究的案例,2012年12月5日,某市高新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刚发行了12亿元债券,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如今又过了几个月,若还有别的建设项目,就需继续发债,且尚未确定由谁做主承销商,因此对所有券商都是一次机会。“理论上,海通证券会占一些优势,但最终谁会胜出,大家竞争机会其实是平等的。”

    之所以要拿到单,聂先生就是看好了后期高额利润。

    他以10亿元的债券为例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了业务流程。

    城投债券(也叫市政债券)须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地级城市、财政百强县、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投公司、国资公司、交投公司、水务公司有资格申请发行,且发行主体总资产50亿元左右、净资产20亿元左右,信用等级至少AA-。债券的优势是利率低、用款期限长,一般是7年左右还本付息,但对信用要求很高。

    发行城投债券就如同发行股票,发行主体不能自行发债。城投公司必须委托证券公司承销,发债材料也由证券公司协助上报省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审批。

    选聘主承销商,一般是由城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决定,少数情况也有主管副市长拍板。聂先生所推介的是主承销商(至少也是联合主承销商),而不是副主承销商或分销商。确定券商后,券商与城投公司签订《债券承销协议》约定:发行额度、利率、用款期限、承销费(以发行10亿元为例,按照总额10亿元的1.5%,承销费约1500万),一般是约定兜底包销。

    居间人与券商签订《融资服务协议》约定:融资到位后由券商支付服务费(以承销费1500万元为例,咨询服务费用约200万)。

    国家发改委大约需要用至少七八个月核准城投公司的发债申请。

    券商在国家发改委核准之后,用大约一周的时间完成债券发行(即销售),假如在一周内销售不出去,则由券商包销余额(目前全国范围,没发生过债券卖不出去的现象),销售债券取得的10亿元资金,转入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支付券商承销费,券商支付咨询服务费,而这咨询服务费,包括支付相关政府领导等利益人的费用。

    地方债模式反思

    相较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对36个地区的审计而言,此次审计署将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摸底。此次全面审计,也是审计署的第二次全面审计,这次审计的覆盖面将更大,将涉及至县、乡级单位。

    尽管如此,一位浙江省某城市地方融资平台总经理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应该了解地方政府债务怎样形成的。理论上说是2008年世界金融风波时,为了防止GDP下滑太快,投入4万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但是,实际上是我们的上级政府不能正确处理内需、投资、出口三者关系导致,当房地产被调控内需难以拉起,而出口增长又无法实现时,政府只能一级要求一级,以考核等形式抓政府投资,导致政府性负债逐年提高。”他同时表示担心这次审计能否彻底,“上次审计开始是比较认真,将所有政府性债务都拿出来,可是到后来将一些融资平台的债务又减掉了。据说这是各地比较的结果,也有人说是怕不良后果太大,这就是实际负债比那次通报额度大的原因。这一次领导思想有准备吗?也就是说审计结果敢不敢如实通报?各级地方政府债务以什么方式去还?三驾马车如何拉,GDP下降怎么办等,这些都应一起考虑。”
 楼主| 发表于 2013-8-6 17:36:09 | 显示全部楼层
志军:从YX县看县域经济的债务困局
“跑部钱进”的成本非常高,各个部门都需要打点,而且,即便能要到一点钱,其使用效益也由于监管不善而大打折扣;据YX一位知情人介绍,2012年,YX争取到部委和省里的项目发展资金约3个亿,但其运作成本和差旅费等高达2000万元

    在上一篇文章《从YX县看县域经济转型困局》中,我指出,我们的调研结果表明,在YX县的经济发展中存在五大“困局”:即转型困局、债务困局、人才困局、收费困局、审批困局。并分析了其面临的第一个困局--转型困局,今天我分析第二个困局--债务困局。

    从大量的新闻报道和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已经知道地方政府债务是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源泉:不仅其债务量大,而且结构也非常不合理。不过,到县一级政府,其债务情况到底如何?又面临什么债务困局?应该说,目前还鲜有基于调研基础上的学界论述。本文将继续以YX县为案例,来剖析县域经济所隐藏的债务困局。在我看来,YX县的债务困局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与主动负债的困局。2012年,YX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3.82亿元,比上年增长13.3%。但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投资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上的。2012年,YX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4.6亿元(不含农户),增长35%。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就意味着负债的大幅增长。据初步核算,YX县目前的政府性显性债务超过20亿元,较之2011年增长了40%以上。如果加上担保性债务、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负债,则总的债务超过50亿元。而2012年,YX的财政总收入仅为17.03亿元。也就说,YX的政府性债务总负担已远超其收入。但在调研中,当地主政领导告诉我们,为了加快发展,不得不负债--“不负债,就没有发展;负多大的债,就有多大的发展”。他们认为,对于YX这样的欠发达县而言,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民生事业改善,抑或产业发展,都需要大手笔的投入。没有大投入,就没有大发展;而大投入,就需要大负债。不能说,他们说的没有道理,尤其是在地区竞争之下,这种想法既是符合逻辑的,也是无奈的选择。也就是说,为了政绩,为了发展,地方政府官员不得不走向负债之路。可是,他们不知,“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债务的扩张总有到头的一天!

    二是职能扩张与被动负债的困局。政府职能扩张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自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一个很明显的全球性趋势,就是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中国呢?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做的是“减法”,即减少政府的社会职能。但自2003年起,我们又走上了做“加法”之路--市场和社会之手被压制,政府之手不断得以扩张。扩张的结果,必然是财政支出在总支出中占比的不断增加。而在上级考核、地区竞争和辖区居民的要求之下,地方政府职能扩张的被动负债压力就更加显现。他们不仅要承担经济发展的职能和投入,也要承担民生改善的职能和投入。但财力毕竟有限。于是,负债就成为必然、甚至是唯一选择。这个在YX县就表现为,民生支出逐渐增加,而且增度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速。2010年,全县社会保障与就业、城乡社区事务、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建设合计投入财政资金3.56亿元,2011年达到5.52亿元,增长55.06%;2012年,则达到6.43亿元,增长16.49%。而同期的财政总收入只分别增加了40.7%和20.2%。加上其他方面的职能履行,被动负债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三是资产抵押与债务能力的困局。要借债和还债,都得以一定的实力为基础。这种实力一方面体现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其所拥有的资产规模、质量和抵押能力。在财政收入固定的情况下,一县所拥有资产的质量、数量及其被认可度就成为借债能力和还债能力的最大决定因素。为有效拓宽融资渠道,增强融资能力,2012年10月,YX县委、县政府出台《YX县政府融资平台重组方案》,以原城市建设经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母体,组建了YX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截止目前,集团公司总资产规模117亿元,其中抵押物资产约80亿元。已用于银行抵押18.5亿元,下阶段已被A银行、B银行等金融机构锁定抵押物资产价值22.6亿元,未抵押资产38.9亿元。虽然,还有38.9亿元的未抵押资产,但这些剩余资产中城区资产不到3亿元,大部分是位于乡镇的土地及林地资产,这些资产几乎都不被金融机构认可,目前能为融资起作用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其所拥有的融资能力十分有限。而且,受国家对土地审批的趋紧和房地产市场景气度的下降,土地的供给源泉在不断紧缩,作为主要抵押物的风险在不断积聚和增加。

    四是财政权力与债务负担的困局。其实,究其根本而言,造成地方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原因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的不对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了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权力,收入上中央占财政的大部分,但事权上,则地方占大部分。由此,导致地方的财权远远不足以支撑其事务支出。财政分权加上过去1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在加强的、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力度和中央部委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势,中国的纵向控制越来越严重,地方的自主权(也包括市场自由权)尤其是财政收入和项目发展上的自主权被极大的削弱。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政府只能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图生存。但这样又会强化地方对部委、国企、省里的依赖,进一步加剧“跑部钱进”。

    但事实是,从我的调研中,获知“跑部钱进”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各个部门都需要打点,而且,即便能要到一点钱,其使用效益也由于监管不善而大打折扣(据YX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介绍,2012年,YX争取到部委和省里的项目发展资金约3个亿,但其运作成本和差旅费等就高达近2000万元)。于是,为了发展和政绩,地方只能更多地依靠负债。但另一个问题是,即便地方想依靠负债来发展,可其发债的权力也被收归到了中央部委!

    五是负债竞争与债务危机的困局。在中国,地方政府间不仅存在着激烈的GDP竞争,也存在着激烈的债务竞争。主导债务竞争的原因有二:一是债务软约束,即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并不是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中央政府和民众才是;二是政绩考核下的GDP增长压力,即在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为了做大GDP不得不进行负债经营。这种债务竞争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扭转,将很可能将中国拖入像欧洲一样的债务危机中(这一点,中央政府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目前,即便是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也已超过了15万亿元。并且,结构极其不合理,“还长借短”,“借新还旧”是普遍模式。一旦流动性趋紧或预期不好,很容易爆发局部性的债务危机,如鄂尔多斯、神木等地曾发生的那样。就YX而言,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一方面,在发展和民生压力下,它们只能加入债务竞争中,与其他地区竞争银行贷款、公司上市等一切能带来资金的途径;另一方面,它们的负债总额已不小,债务结构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是银行贷款占主要的融资来源;二是短期偿债压力较大;三是以BT项目作为主要融资方式)。

    就全国来说,YX是一个缩影。不过,YX的负债较之许多县域而言,其量既不是很大的,其质也不是很差的。但即便这样,它还是反应了中国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负债困局:一方面,在财权事权不对等,在发展、民生和考核的压力下,在债务软约束的诱惑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陷入负债竞争中;另一方面,过往债务的堆积、发展方式的转型、偿债能力的有限、自主权力的微弱,又使得它们面临巨大的债务之灾。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个困局,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一场风波涛涛的债务危机中;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远!

    何去何从?已到考量主政者智慧和勇气的时候了!

    用什么方式呢?我想,做纵向“减法”和横向“加法”--减少部委和国有企业权力,减少整齐划一和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不是留在中央部委和国有企业,给予地方和市场更多的试验空间和自由--可能是一道必须题!(文章数据来自YX县统计公报(2010-2012),相关部门汇报资料以及与某些领导谈话。)

    唐志军,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通讯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411201。Email:838614649@qq.com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1:29:2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http://vc999.blog.sohu.com/268279997.html?qq-pf-to=pcqq.group

童大焕 2013年6月18日星期二



2012年1月30日,河北省委、省政府专题研究部署加快推进曹妃甸新区开发建设,并要求各相关单位现场表态支持。工商银行唐山分行拒绝表态支持后,唐山市一度要求终止工行在唐山开展业务。之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以停止工行对河北省的全部贷款相要挟,此事才低调收场。

这是当下中国经济危机的典型信号。以为靠政府投资刺激、卖地收入、货币超发可以创造中国奇迹维持所谓经济高增长的宇宙真理派中国模式派们,醒醒吧,别做你们的千秋大梦了!

(2013年)6月16日我看到未经新浪微博认证的网友@武亦文的简体版本  “省委省政府要求工行唐山分行现场表态性发言支持曹妃甸后续信货支持,遭其拒绝现场表态,后要挟不支持唐山工行的发展,工行总行威胁将全停河北全辖贷款。这是银府对决的典型事例”,当即毫不犹豫地连人带文不改一字作了重新发布。我一看就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多糟,也知道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有多糟。它跟我2011年下半年以来对经济形势悲观的判断高度吻合。很多人看中国经济依旧是歌舞升平蒸蒸日上,我看到的却是日落黄昏每况愈下!

我重新发布的这条微博,24小时获得220多万次阅读,转发近4千条。有细心的网友对消息来源作了索引,源自2013年5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题为《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烂尾巨额债务每日利息超千万》。曹妃甸曾经是何等英武神勇,谁会料到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全线进入休克!

位于渤海湾西侧、隶属河北第一经济强市唐山、规划面积380平方公里的曹妃甸工业区,自2003年启动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它不仅承载着唐山城市和产业双重转型的“蓝色之梦”,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河北建设沿海经济强省战略的成败,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

然而,似乎是一夜之间,曹妃甸就从荣耀的巅峰坠落,挣扎于生死边缘:原计划构建的四大支柱产业  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  正在落空,而早期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巨额投入,正迎来偿债高峰期,紧绷的资金链随时有断裂的危险。

“如果曹妃甸能撑过这几年的艰难期,也许还有重新崛起的可能;如果撑不过去,曹妃甸就完了……”多位接受采访的官员和学者表示。

我不认为曹妃甸有多少还魂的可能,在它之前,已经有无数的空城、鬼城、烂尾城被市场之海拍死在沙滩上,根本就没有远航试水的机会。曹妃甸因为投资投得更猛,也只能死得更惨。每日超千万元的还债额,并不是它的全部。曹妃甸的融资结构中,包括银行委托贷款在内的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只占2/3左右,还有1/3是民间融资,其中主要是基金。此外,曹妃甸还有大量的施工方垫资建设。因此,谁也不清楚曹妃甸的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这就跟谁也不清楚今天地方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一模一样。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在《世纪大迁徙》一书中关于政府主导的小城镇建设大跃进造成的空置和浪费,将远远大于计划经济时代“大三线”、“小三线”建设的预言,将会悲哀地被大量新城镇不断猝死所证明!一切“想得很美”的“区域均衡发展”乌托邦也该醒醒了,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自有规律,任何人不可违逆,“宇宙真理”扭转不了市场规律和人类真理。

惠誉认为,中国的信贷规模已达到极限,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通过过度投资促进增长。惠誉高级董事朱夏莲在接受每日电讯的采访时表示:“由信贷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会造成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甚至可能将中国带入日本式的通缩时代。” 惠誉认为,中国的银行可以将任何坏资产转到表外,许多银行承担的房地产业风险并未体现在报表上。“我们从未在大型经济体中见过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这是否可持续,未来六个月将至关重要”。

高血压的病人最容易在毫无征兆满面红光中猝死,经济也一样。靠政府投资刺激、卖地财政、通货膨胀刺激的经济就是打鸡血和高血压。有人说,靠卖地的政府一旦垮台,全体国民买单!必须让这种掠夺发展模式终结!否则不是地方政府完蛋就是老白姓被血洗!我认为,地方政府不会完蛋(他们只管借钱不管还钱),是中央政府和民众会完蛋  不是地方民众,是全体民众。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地方请客中央和百姓买单的增长模式。必须终结。不终结,那就是中央财政扛不住形成中央财政危机;如果把中央财政危机用通胀剥夺百姓的办法转嫁给社会,那就会转化成社会危机,为革命造火药。

在政府信用降至低点的时候,地方债务的证券化已经很难解决债务危机,只有一个软着陆的办法,就是土地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既能吸收过度的流动性,为化解债务的适度通胀承接资金;又能以此切断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融资贷款的供血脐带;还能有效提高社会中低层民众尤其是整个农民阶层的财产性收入水平,提高全社会的抗通胀能力。一发千钧。

今日中国的确已经到了千钧一发时刻。未来是成是败是死是活,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人,是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还是功败垂成遗臭万年,一念之间,善恶分明!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1:43:59 | 显示全部楼层
国际专家:中国经济随时准备连环爆

瑞信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分析员陶冬自去年底起多次提出中国影子银行的巨大风险。最近,他再次发表悲观看法指出,目前中国大陆最大未爆弹是影子银行,因为它与地方债务问题连结,随时拖垮中国经济!“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iken)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Dr. Frank Tian Xie)博士8月5日表示,中国三个巨大的经济危机未爆弹形势恶化,不知哪一个会先爆。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未爆弹随时都会引发连环爆。

日前,陶冬再发警告说:目前中国面临极大信贷危机,影子银行将所有金融风险捆绑在一起,如果出事会起连锁反应,将地方债,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一起引爆,随时拖垮中国经济。谢田教授认为,不只是影子银行,每个“钱”的问题,都会引发资金链断裂的连环爆。


【录音】影子银行是一个,一个是房地产泡沫,一个是地方政府债务,这三个都是非常大;这三个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泡沫,跟中国的国有银行,正规银行也连在一起,所以这三个之间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引发连锁、连环的反应。是不是三个一起暴?不是光三个连环爆,整个中国金融,整个经济连环爆,一个会触动全部的。

陶冬还指出,中国的影子银行危害大过美国衍生产品。他说,“华尔街那么邪恶,也只是卖给机构投资者,但中国却是卖给老百姓。”谢田教授进一步指出,是中国的正腐跟那些贪婪的金融界人士连手一起欺骗了中国的老百姓。
.
【录音】华尔街确实非常贪婪,但是在美国社会,至少还有监管机构,舆论,他发现华尔街干坏事后,许多华尔街老板锒铛入狱,破产,象雷曼兄弟破产。但是,中国呢,不光是卖给老百姓的问题。中国正腐,不但没有帮助老百姓去惩罚那些欺骗作恶的人,实际上是和金融界的人连手在欺骗、压榨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在淫共的制度下根本没有出头的天地,所以中国老百姓确实非常非常可怜的。

同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一场学术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最危险的、最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正腐债,他对地方政府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存有非常大的疑虑。余永定说:“我之所以害怕,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的感觉,我们跟地方正腐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们有没有还债的意愿,有没有还债的能力,我表示怀疑。”谢田教授表示,余永定披露了中国地方正腐债务危机的秘密。

【录音】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没有还债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披露,是现实。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自己背后洪水滔天,大笔借债,大笔投资,大笔基建,从中赚了大财之后,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或者留给中央政府。如果中国两千个地方正腐都这么做,中国现在确实是巨大的危机。

此前,谢田教授曾经公开表示。淫朝的崩溃会从“钱”的问题上开始 。

**理论上应该是密西西比泡沫,而不应该是印钞。
印钞给每个人洗经济澡,一定令人深恶痛绝。
类似密西西比泡沫则比较容易诱发人类的健忘症。
反正所有的人都疯狂了,那就大家都在经济斗兽场里搏杀吧。
虽然最终绝大多数人都会倒霉,但是这是最接近自然法的。
最然这也是不平等,但是和生理的不平等啮合的。
虽然这也可以称之为是邪恶的,但是由于不是粗暴的,可能比较容易使人接受。
更重要的,可以让政府全身而退。
大家不要嘲笑郁金香泡沫了,郁金香泡沫是在黑死病的背景,信贷扩张的推动下形成的,投机客悲喜剧迟早会落幕,荷兰的花卉产业是这次投机的沉淀物。
真正的史诗般的泡沫,郁金香根本无法与之比拟。
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才是有预谋的大手笔。
.
**第 4 楼 天打雷劈计生 2013/8/6 11:33:11  的原帖:
影子银行卖给老百姓的是什么呀?
@知了的夏天 按我理解,影子银行有两大块,一块石银行表外资产,也就是你们说的理财、信托产品。
  另一大块是民间借贷,按我理解民间借贷在金融危机爆过一次,我们老家跑路、自杀的有十几个,很热闹,所以会有4万亿出来打救。
  现在民间借贷仍然很普遍,6月份回老家,一个开小工厂的说起前不久借了20万周转。在外贸继续萎缩的现状下,那个小厂其实很困难。
   但是中国去杠杆主要是政府和企业,个人层面上的负债并不高,这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6:57:05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国利率市场化实践及启示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芮晓恒

    韩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直至改革最终完成前后时间长达17年。从韩国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必须循序渐进,不可“鞭打快牛”。我国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与之比较而言仍不健全,因而更加激进不得。

  
从80年代初韩国开始迈出利率市场化步伐,到最终完成,前后时间长达17年,整个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先讲三个事例。

    笔者刚来韩国不久,随一名朋友去银行网点办理业务。朋友当时准备存一笔定期存款,但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朋友一直在和银行工作人员“讨价还价”商量利率多少。后来经询问朋友,才了解到韩国的利率是市场化的,不仅每家银行的利率可能不一样,每天的利率也可能不一样,就连每位客户从银行得到的利率也不尽相同。“市场决定价格”,这是笔者对利率市场化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场景:2008年10月,正值全球金融风暴席卷韩国之际,笔者偶然在街头看见一个银行的广告,上面写着“一年期存款利率最高7%,欢迎大家存款”。但仅仅两个月过后,笔者惊讶地发现,在同样的地点同一家银行贴出的广告,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降至不到5%,就连一年期贷款利率也是下降到了6%。这意味着两个月前银行以7%吸揽的定期存款全亏本了。

    后来从韩国媒体的报道中得知,由于金融市场动荡,当时许多商业银行的成本收益都出现了倒挂(即:所放出贷款的利率反而低于吸揽的存款利率)。笔者这才真正体会到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风云变幻,“坐着就能生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第三个场景:大概两年多前,一次笔者与一位韩国朋友吃饭,席间朋友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笔者忍不住问他,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存款的一家储蓄银行日前刚刚宣布倒闭。再经仔细了解后发现,由于储蓄银行的存款利率往往高出普通商业银行1-2%,因而许多韩国人尤其是相对较为富裕的人群,往往选择在储蓄银行存定期存款。但储蓄银行一倒闭,尽管有存款保险(韩国的存款保险上限5000万韩元),也只能拿回来一部分。

    不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利率市场化以后就连存银行也可能有风险,因此客户的金融知识水平也得与时俱进才行。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对利率市场化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那么下来言归正传,向大家介绍一下韩国利率市场化具体是如何实施的,效果怎么样,对我国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韩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从80年代初韩国开始迈出利率市场化步伐,到最终完成,前后时间长达17年,整个进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酝酿期(80年代初期至中期)

    以1981年放开企业短期融资商业票据利率为标志,韩国开始推进利率市场化。

    1984年韩国又实施了贷款利率分级制,即银行可以按借款人的信用度执行不同的利率。

    之后又放开了银行间拆借利率的管制和引进了可转让定期存单产品。这些都为之后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式推出积累了经验。

    (二)第一次利率市场化(1988年-1990年)

    1988年12月韩国政府首次提出了明确的利率市场化措施,包括放开除部分政策性贷款以外的所有贷款利率,期限在2年以上的存款利率,以及可转让定期存单、商业票据和公司债的利率等。

    但由于存贷款利率放开的步伐过快,市场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加上1989年初韩国宏观经济环境又开始恶化(房地产价格暴涨、通货膨胀加剧、劳资纠纷增多和出口不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由此带来金融上的连锁反应是市场利率水平的大幅攀升,韩国银行不得不在1989年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干预业已宣布放开的利率,使得之前的利率市场化措施最终成为有名无实,第一次放开利率管制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如此,不受韩国央行“行政指导”约束范围之内的在韩外资金融机构由此实现了真正的利率市场化,这就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倒逼”韩国本土金融机构尽快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

    (三)第二次利率市场化(1991年-1997年)

    进入90年代后,为适应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开放的要求,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增强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呼声再次高涨。在“渐进式”改革基调下,韩国政府于1991年8月公布了一项分四阶段实施的“利率市场化推进计划”,提出了“先贷款后存款、贷款利率先短期后长期、存款利率先长期后短期”的三原则,并强调存款和贷款、不同的金融产品、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的相互平衡,以最大程度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该计划从1991年11月开始陆续付诸实施。

    第一阶段(1991年11月起),主要放开了短期存贷款利率和期限在3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第一阶段取得了成功,为进一步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1993年11月起),放开了除政策性金融以外几乎所有贷款的利率,以及长期存款的利率。这被认为是韩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第三阶段(1994年12月起),除活期存款以外的所有存贷款和金融产品利率均实现放开。至此,事实上韩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宣告利率自由竞争时代的到来。

    第四阶段(1997年开始),逐步放开活期存款利率,从而实现了利率的完全市场化。

    韩国利率市场化的启示

    回顾韩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及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金配置效率的作用逐渐显现,如果对作为资金价(1280.90,-1.60,-0.12%)格的利率长期实行直接管制,就必然限制竞争、降低市场效率、影响金融创新,形成“金融抑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因而,利率最终都要从国家干预逐步过渡到交由市场供需双方来决定。韩国如此,同样属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我国也是如此。

    (二)利率市场化是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必须循序渐进,不可“鞭打快牛”。韩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呈现了以下的特点:第一次利率市场化步伐过快,引起市场剧烈波动,导致挫折;而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后,制定严密而详细的分步骤实施计划,逐步推行,最终获得成功。

    尤其我国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与之比较而言仍不健全,因而也决定了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必须选择逐步放开利率的渐进方式,不可激进。不仅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需要适应,普通金融消费者更需要时间来了解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变化。

    (三)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是利率市场化顺利实施的关键。利率是国民经济的“枢纽价格”,对宏观经济走向影响巨大。韩国第一次利率市场化实施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时机不当,在宏观经济恶化的形势下仍强行推进,使得名义利率随着通货膨胀率而大幅波动,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经济金融环境进一步恶化,最终不得不对业已放开的利率实行再次管制。而此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在经济持续增长、金融效率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较低的经济金融环境中,韩国的第二次利率市场化得以圆满完成。

    (四)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与其他金融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需要完善的金融市场作为支撑,只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创造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提高效率,分散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并不能独立的完成,必须配合其它金融改革,因而深化包括市场准入改革、汇率制度改革等在内的全面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还须防范可能的“副作用”。如前所述,利率市场化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加大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由于韩国金融体系的不健全,金融市场较为脆弱,因而在遭遇金融危机时完全放开的利率带来的冲击远远比大于管制利率,这一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两次危机中都得到了印证。因而,我国也应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防止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间出现过度竞争和过度冒险,引导商业银行加强风险控制能力,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

    (本文作者介绍:金融从业人士,常驻首尔,兼职财经撰稿人。爱阅读、爱思考、爱写作。 )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7:30:52 | 显示全部楼层
余额宝正使马云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用公检法剥夺企业 分分钟的事】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 陈有西称:按现行法律逻辑和罪名,中国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身,量刑搞到死刑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用公检法的力量来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只是分分钟的事。据现行法规,余额宝正使马云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吴英案提醒:生意人十宗罪 都在往监狱的路上

2013年08月07日  07:57
   

    中国生意人一不小心就会锒铛入狱,有人调侃:“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在中国做生意,企业家似乎身处法律的“地雷阵”中,以至于“人人都是带罪之身”。中国生意人的十宗罪,谁能幸运逃脱?

       有人称: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反应出企业家面临复杂的法律环境。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 @陈有西则称:

    按现行法律逻辑和罪名,中国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身,只要经营五到十年,列上五个罪名,量刑搞到死刑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用公检法的力量来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只是分分钟的事。近日有人说,据现行法规,余额宝正使马云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陈有西说,决非危言。仰融,牟其中,顾雏军,兰世立,龚家龙,吴尚澧案的致祸路线,就会知道今日司法在行使着土改打土豪时代民兵连长的功能。

    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则推荐了一篇文章,题为《吴英案提醒:中国生意人的十宗罪》。

    孙大午曾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而受到全社会的瞩目。2003年5月29日,他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被官方诱捕,并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并曾指控其非法持有弹药,两位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与总经理孙德华和集团的财务处长也都被扣留。

    无论外界对他如何评价,他却对自己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

    他说:

    下面这十条罪,都是悬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立法上就似乎是说不清道不明,莫须有却可以有,执法实践中,就可大可小,可有可无。

    我最困惑的就是“非法入罪”。我认为,非法不是违法,违法也不等于犯罪。现代社会的法治: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应禁止,对老百姓来说:法无禁止则自由。非法不仅是一个口袋罪,还是某些特权官员违法执政的通行证。

    在分析了企业家面临的十条罪状后,他同时还提醒同仁:学柳传志先生,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离政治远一点。一旦碰了政治稳定的高压线,某些特权是可以先抓人后找罪名的,

    以下是文章全文,原文刊登于2012年第一期《财经天下》。孙大午进行了相关批注,九个头条也进行了备注提示。

    吴英案提醒:中国生意人十宗罪

    在中国做生意,一不小心你就会锒铛入狱,原因可能是“非法集资”、“抽逃资本”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罪名。近年因此获罪的远有农业企业家孙大午,近有“东阳女富豪”吴英。(九个头条备注:最近的曾成杰)

    中国各个阶层围绕吴英案热议不断,民间甚至发起了一场“救吴英”的行动。经济学家张维迎就认为,吴英案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特权而非权利”的基础之上。张维迎说,“非法集资罪”与当年的“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

    (孙大午批注1:关注吴英案:救吴英就是救自己!吴英的脑袋保住了,其他还可以慢慢理论。)

    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现行法律中还有一些背离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法条。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欧美国家对注册公司基本不设门槛。但中国的《公司法》却对注册资本作了硬性要求。如果你想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需要注资10万元;你的公司要想向社会发行股票,注资额度就提高到500万元;你又想让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那就需要注资3000万元。

    高门槛让一些人退缩,也让另一些人铤而走险。据非官方统计,中国企业有90%注册资本不实。即使你成功设立了企业,由于中国对民间融资严格限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也很容易找上门来。

    也就是说,扎克伯格如果在中国,Facebook也许根本就无法设立,融资也将面临重重障碍。

    商业精英无不为吴英打抱不平,因为类似罪名或许有一天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你如果想在中国做生意,也会身处中国法律的“地雷阵”中。《财经天下》周刊通过采访多位法律界人士,为你梳理出企业经营者应防范的十宗罪。

    (孙大午批注2:民营企业家必须清醒:还有“原罪”的帽子悬着。罪名没落到你身上,不是你做得好,而是你幸运!)

   1、虚报注册资本罪

    《公司法》对注册公司的资本设有门槛。不同门槛对应某个领域的准入证。比如,一家经营性互联网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如果在注册过程中欺骗了主管部门(比如让注册**公司垫资),就会涉嫌此罪。

    量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孙大午批注3:刚起步的企业,注册的资本少一点没坏处,何必多报呢?)

    (九个头条备注:创立公司时,创始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采取各种手段来进行所谓的“规避”,例如找**公司垫资后撤回垫资款、利用“熟人”或“关系”办理假验资、或者是验资完成后将资金撤出等。有些人往往觉得将资金放在公司账户“太麻烦”或者“不太合算”,往往又抱有“反正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心态,觉得法不责众。但如果要责罚,也是随时的事情)

    2、虚假出资罪

    这个罪名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虚假注册资本罪欺骗的是登记主管部门,而虚假出资罪欺骗的是其他股东或债权人。

    量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孙大午批注4:有钱的不会假出资,有权的算“干股”,有钱的要注意替交哦!)

    (九个头条备注:同为创业者易犯的罪名)

    3、抽逃出资罪

    跟虚假出资罪相关,在公司成立后,如果你是公司发起人或股东,除非是经其他股东同意的正常退股,不能把入股的资金、房子、技术专利等转走,否则就涉嫌将注册资金抽逃。

    量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孙大午批注5:有股东补齐兜底就行。)

    4、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

    如果你是一家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可能会涉嫌此罪。

    量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孙大午批注6:低价公开,占便宜在明处。)

    5、私分国有资产罪

    国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则涉嫌此罪。1990年代有国有企业领导人以国有资金为员工买保险(行情 专区),被判获此罪。

    量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孙大午批注7:打报告,获批“公”分就没事了。国企领导不会干此傻事的。)

    (九个头条备注:给职工超额发放奖金,私设小金库等都会涉嫌此罪。)

    6、集资诈骗罪

    如果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向不特定的社会人群募集资金,你就有可能涉嫌集资诈骗罪。由于借款对象的“特定”与“不特定”难以界定,造成了此类犯罪与民间借贷行为界线模糊。

    量刑:起点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孙大午批注8:诈骗是以占有不还为目的。诈骗不可能是真人、真事、真地址、真身份。真人真企业,夸大资产,夸大盈利,包装后贷款、上市、融资,能定他们诈骗吗?欺骗中间还有一个“瞒”字,吴英就是陷入了高利贷陷阱不能自拔了。她想瞒,瞒过一时,她还是要还,想还的呀!)

    (九个头条备注: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称,这是民企的专属罪名。实际上最高可到死刑。近年以此罪被判死刑的,都是民营企业主。被判死刑的湘西吉首房产开发商曾成杰、死缓的浙江本色集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英,其罪名都是集资诈骗罪)

    (九个头条备注:@陈有西点评:曾案同吴英案一样,折射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三大困境:消灭限制私营经济的基础理论环境;公权用刑法手段强制剥夺私企财产的法律环境;以及高度垄断限制私营经济生存空间的金融环境。这三大困境,仅仅用微观的刑罚界限去解读,是无法找到违法广告的。)

    7、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如果你经营一家特许加盟店,对会员许诺以高额回报筹集资金,就可能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当然,还有以支持生态环保、植树造林等为幌子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

    量刑: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同时处2万以上50万以下罚金。

    (孙大午批注9:这一条没人说的清。立法的本意应该是对应金融机构的,现在大量套用在民营企业家身上了。不过,企业运行良好,政府也知道对此条糊涂一点,毕竟95%以上的企业都有自身融资的行为,为了企业发展适量地借款自用是合理合法的。)

    8、高利转贷罪

    如果你的公司从银行(行情 专区)贷出了一笔款,没能立即使用而成为闲散资金,为了减少利息损失,你将这笔贷款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高于银行贷款的利息,就可能涉嫌此罪。

    量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孙大午批注10:企业是不能放贷的,企业之间互惠互利没问题。)

    9、虚报破产罪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仍隐瞒财产、积极转移和处分财产后实施破产,就可能涉嫌此罪。

    量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罚金范围是2万以上20万以下。

    (孙大午批注11:民营企业,不要说假破产,真破产你都走不通,以死谢罪常常是民营企业家的悲壮之举。)

    10、非法经营罪

    如果你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都可能涉嫌此罪。此罪是从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中衍生而来。

    量刑:最低拘役,但没有上限。

    孙大午提醒:学柳传志先生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在改革近乎停滞、中国企业家不安全感激增的大背景下,孙大午说,希望能提醒同仁的是:

    一、稳步发展自己的企业,重品牌,更要重产品,企业做快是本事,做慢才是功夫。

    二、不要得罪政府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中国现状,有些人是可以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挑一顶帽子给你,弄个冤假错案,容易得很。

    三、搞企业,学柳传志先生,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离政治远一点。一旦碰了政治稳定的高压线,某些特权是可以先抓人后找罪名的,官贵民贱,在有些人那里厉害着呢。

    (孙大午批注12:改为违法经营罪就好了,应明确出台“特许经营法”。)
 楼主| 发表于 2013-8-8 17:19:05 | 显示全部楼层
坠崖
  2013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及若干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综述

    第一章  坠崖

    一直以来,我都在大声疾呼:由于国进民退,中国经济正在义无反顾的走向悬崖。这种呼喊在很多时候,并不为民众理解。总有人会认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反正肉烂了在锅里,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经济的规律就是:所有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都会无一例外的走向破产。人类的天性,就是自私和利己。国有经济的本质,是集中民众的财富于少部分手中,并且假定这少部分人会无私的为民众谋福利。这种假定是完全错误的,经不起任何推敲。掌握了民众财富的这少部分人(在中国,这部分人等于权贵),一定会滥用权力,侵占财富,损公肥私,令经济走向崩溃。这是人性的必然,因此也是经济上的必然。历史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历史教训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汉武帝以盐铁专营的国有经济手段彻底取缔私营经济,结果流民四起饿殍遍野,汉代至此由盛而衰。宋代的王安石变法,试图重走汉武帝的老路,结果就是半壁河山沦陷。到了今时今日,这个奉历史为图腾,但历史教科书中却没有一句真话的国家,又走上了相同的坠崖之路。

    简述一下我们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此消彼长的过程。2000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总额为2408亿,民营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总额仅为190亿。国企对民企,维持着绝对优势。到2008年,国企利润总额上升到9064亿,而民企则暴涨到8302万亿,两者已经相差无几,形势也就在这个时刻开始逆转。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国有工业原地踏步,利润总额仅为9287万亿,而民企创造的利润总额,则上升到了9677亿,实现了对国企的全面超越。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国企的利润总额仅增长了2.86倍,而民企则增长了49.93倍!民企的经营活力,是国企的17倍有余。在新世纪带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傲视全球的,是我们的民企,而不是国企!然而,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中国的国家政策开始转向:从扶持民企,转而打压民企、妖魔化民企。这个政府的底线似乎是:民企可以有,但不能超越国企,不能触犯国企的领导地位。

    从2010年开始,民企的增长速度显著放缓。2010年国企创造的利润总额为1.19万亿,民企为1.04万亿;2011年这两者的数据分别为1.35万亿和1.38万亿;2012年分别为1.26和1.49万亿。今年1-5月份,分别为5763亿和6697亿。民企的利润增速仅仅只是略高于国企。相对于2010年之前民企17倍于国企的增速,现在这种并驾齐驱的格局,只意味着一件事:民企的活力在一夜之间被扼杀。它不再具有此前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也不可能再带领中国经济前进。

    中国**,实在是人类历史上运气最好的政党。一开始要被剿灭了,张学良救了它一命;抗战结束后眼看又要被剿灭了,陈诚把伪军部队送了给它;建国后倒行逆施眼看要亡国了,美苏对抗又给了它一条活路;改革开放后搞双轨制,眼看要举国一起饿死了,世界产业分工又给了它制造业,竟然让它就这么富了起来。这一回,在它再一次倒行逆施,搞“国进民退”的当口,在它的坠崖之际,它还能遇到这样的好运气吗?

    长期以来,中国貌似强大的制造业,均是出口导向型企业。靠净出口挣钱,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发动机,没有之一。在这里面,有一条强大的资金链条:企业出口,卖出美元,然后在央行强制兑换为人民币。央行在兑换美元的时候,采取的是直接凭空增发人民币的方式。这是一种逆天的财政安排:中国政府可以不承担任何成本的获取美元,供它自己为所欲为的支配,比如去非洲假装救世主,然后由中国人民集体承担人民币增发引发的通胀恶果。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占款为1.4万亿,当时各项存款余额(M2)为12.4万亿,为了兑换外汇而凭空增发的人民币(即外汇占款),仅占货币总量的11.3%。这种凭空印发人民币的做法虽然扯淡,但这个比值还不算特别离谱。到2012年,外汇占款上涨到25.8万亿,而此时的M2为91.8万亿,这简直就是要命了。这12年里,货币总量增加了79.4万亿,而外汇占款增加了24.4亿,占比高达30.7%。这意味着这12年里,每增发一块钱货币,就有3毛钱是这种逆天的外汇兑换制度造成的,是纯粹的滥发。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造成的货币滥发,譬如莫名其妙的4万亿投资,仅仅外汇占款这一条,就让中国的货币滥发了30%。这条货币滥发链条自改革开放开始,延续至今,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资金放水渠道。整个金融系统,均依附于这条资金链生存。一旦这个链条出现问题,这将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资金紧张,也就是钱荒。

    当然的,在国进民退的背景下,在中国的民营制造业遭受政策的连续打压之下,我们的出口行业越老越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出口形势越来越烂。钱荒,就这么来了。

    请期待第二章  钱荒。

    二、钱荒

    首先,讲一个常识:钱是有成本的,钱是绝对不能凭空印发出来的。随便找张纸,在上面印个数字,就说这是钱,能买东西,那都是痴心妄想。中国古代好多帝王干过这种破事,连秦始皇都干过,发行布币,宣称一块破布的价值等同于多少个铜钱,赤裸裸的掠夺财富,其结果就是秦两世而亡。古代社会,官方发行货币一定是要以贵金属为载体,黄金白银和铜锡,这就是铸币的成本,钱的成本。要省掉这个成本,或者在铸币时用劣质金属替代,一定会引发经济崩溃,令到朝代覆亡。到了今时今日,进入了纸币时代,钱的成本,又是什么呢?

    纸币时代,印钱的成本,是国家信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印刷纸币的流程在理论上大致如下:政府向央行发国债,央行印钱给政府。政府手上有了钱,投资到各个基础领域,改善民生,优化经商环境,于是税收增加。然后政府就拿着税收去还自己欠央行的债。一来二去,纸币印发出来,又被收了回去。货币总量在理论上不会失控,不会有通胀,大家的生活也都能得到改善。在绝大多数国家,货币发行机制都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没有之一。如何确定国债规模、新发行的货币必须投入哪些领域、如何偿还国债,都有极其严格的规程。在这种体制之下,政府如何获得外汇呢?它必须使用自己的财税收入,和我们大家一样,在外汇市场公平兑换,而决不能凭空印刷出纸币来兑换。这种凭空印钱兑换外汇的行为,是最为典型的滥用国家信用,其结果一定是亡国,绝无其它结果。人类历史已经反复确证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抱任何侥幸之心。经济规律,对任何年代的任何政权,无差别的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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