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称华北水源耗尽 专家:南水北调无法解决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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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  一江污水向北流/王维洛

     
    作者：王维洛
   
    南水北调工程“对生态有影响”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于2013年12月通水，中线线工程将于2014年完工。在工程即将竣工时，人们发现这个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缺乏最基础的数据，人们竟然不知道作为水源的汉江到底有多少水可调，不知道北京缺水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水源地污染的确切程度，更不知道水污染何时才能得到治理。工程完工后将要上马一大批补救的后续工程。总之，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并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依据，决策在前，可行性论证在后，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一、南水北调工程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南水北调工程分东线、中线和西线三个工程。东线工程是从扬州江都泵站抽长江水利用大运河向天津和沿途各地输水；中线工程是利用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通过人工明渠向北京和沿途各地输水；西线工程是从雅砻江、大渡河向黄河输水，然后顺黄河东下，为沿途送水。最终调水总量为一千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大流域最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巨型调水工程。
   
    为什么说南水北调工程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南水北调工程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违反科学民主决策程序、领导拍脑袋做决策的那一套；
   
    第二：南水北调工程反映的还是人定胜天的理念，而不是搞可持续发展。南水北调工程是和缺水问题的表面现象做斗争，而不能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南水北调并非到了非调不可、非调就没有生路的地步。
   
    第三：南水北调工程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工程一样是钓鱼工程，造价不断攀升，调水规模将不断扩大。工程完工并不意味工程的结束，而是需要更多、更大的工程来弥补工程所造成的问题。
   
    二、工程即将竣工才发现基础数据没有做好
   
    2013年11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鄂竟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承认，南水北调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没做好。
   
    什么是一个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基本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而言，最基础的数据就是北方缺多少水？为什么缺水？作为水源的长江、汉江到底有多少水？有没有多余的水可供北调？水源地的污染情况如何？水污染能何时得到治理？
   
    2001年北京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打着为北京奥运会提供清洁饮用水的旗号，2001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建设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 的决定，2002年开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这个重大决定时，并没有通过了审查并被批准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决策的依据。直到约七年之后，在 2008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32次常委会议才审议批准了《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
   
    就在决策之前，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移民和分段 输水渠道建设等分工程都已经开工建设了。这是决策在前，可行性研究在后，一个完全颠倒的决策程序，是文化大革命的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测政策的翻版和创新。
   
    例如，中线工程以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作为水源。汉江有多少水可供北调？在中线工程即将结束时还不清楚。根据退休工程师邓联木的资料，1930年到1978年年均入库径流量379亿立方米，1979年到1990年年均433亿立方米，1991年到2002年年均262亿立方米，2003年到2010年年均371亿立方米。以哪个流量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基本数据？鄂竟平不能回答。
   
    世界著名的水资源专家罗宾·克拉克（ROBIN CLARKE）在Water《水》一书中指出，取水量占径流比例越大，造成的水资源管理的问题越大。根据欧洲的经验，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下，不会造成问题；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则会造成严重问题。因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之时，便是汉江河流生态系统死亡之日，如果不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的话。
   
    三、人定胜天还是可持续发展？
   
    《Kollapse》一书的作者贾德.戴蒙认为中国领导向来有人定胜天的观念。他将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和西部大开发这三大巨型工程称为人定胜天思想的具体表现。
   
    “和世界接轨”是一些专家为中国政府注释决策常用的办法，他们列举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调水工程，如美国的、德国的等等。但是他们没有报道最新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包括俄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就放弃了巨型跨流域的调水工程计划。如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大调水工程，前苏联的北水南调工程。这些国家之所以放弃这些跨流域的巨型调水工程，第一是因为认识到工程会带来的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如前苏联的调水工程引起斯维尔河流量减少，使拉多加湖无机盐总量、矿化度、生物性堆积物增加，水质恶化；第二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基本概念就是利用当地的资源，跨流域的调水工程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
   
    四、治标不治本
   
    谈到南水北调工程，就会联系到北京的缺水问题。根据中国专家的算法，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几年前还有300立方米，和以色列相仿，现在减少到只有100立方米。地下水位每年下降90厘米，有些地区地面沉降十二三厘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计划每年为北京提供10亿立方米的水。许多中国专家认为10亿立方米不够，希望立即扩大调水量。
   
    其实北京是中国风水最好的城市之一。和北京在同一纬度上的首都有莫斯科、华沙、柏林、德国原首都波恩等。流经北京的有五大河流，许多地名都和水有关，中央政府的驻地叫中南海，不叫中南沙。永定河原是北京最大的水源，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的第一个水库，总库容22.7亿立方米，可以容纳永定河一年的流量，后又扩大到41.6亿立方米立方米。
   
    中国政府前后在永定河上建了五百多座水库，缚住了苍龙，人战胜了天。可是永定河流入官厅水库的水每年只有2.5亿立方米了，而且还是被污染了的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用。北京缺水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永定河水源的枯竭和污染。如果永定河恢复自然生态和流量，治理流域内的水污染，北京就不缺10亿或者15亿立方米的水了。
   
    北京缺水问题的关键之二在于北京用水的浪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决定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时提出两个原则，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调水。这是两个不错的理念，但是在调水工程完工时，节水没有做到，治污也没有做到。和文化大革命一样，说假话说大话。
   
    既然北京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方，那么北京应该是世界上最节约用水的地方。可是情况正好相反。北京是世界上用水最浪费的城市。德国人均每天生活用水量不到130升，而北京是人均每天300升，是德国的2.5倍以上。
   
    北京的用水在于奢侈用水和浪费用水。北京的高尔夫球场用水、私人游泳池用水、水景房、水景景观、人口滑雪场等用水将消耗南水北调入京水量的一半。
   
    另外三十多年来北京自来水管道渗漏现象一直没有改善，损耗量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如果北京人的生活用水量达到德国的平均水平，每年可以节省近12亿立方米的水。那样既不需要南水北调，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五、一条不归路
   
    为什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完工、中线工程即将完工，中国领导兴奋不起来。
   
    因为这是一条没有前途的不归路，后续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要解决。东线调水渠道与淮河平面相交，治理了三十年的淮河水质一直没有改善，东线水质难以得到保证，天津干脆不要南水北调的水，宁愿用价廉质好的海水淡化水；汉江流域的水污染远远超出估计的程度。淮河流域是中国癌症村最集中的地区，汉江流域也出现了癌症村的分布。通过一江污水向北流可能把癌症村引向北京。
   
    现在不是先治污后调水，而是先调水，留下一大堆难啃的治污任务。汉江被调走这么多水，紧接着就要调水救汉江。救下游、救襄阳等城镇有引江济汉工程和鄂西调水工程；救汉江上游和陕西的关中地区有引江济谓工程。汉江水源不足，必须着手从长江干流、从三峡水库调水，有可能加高三峡大坝，提高三峡水库水位，再次搬迁三峡移民；或者从小江抽水建隧道救汉江。长江中下游要紧急救洞庭湖、救鄱阳湖，建了拦湖大坝。在长江上游要从金沙江调水救雅砻江和大渡河，从金沙江调水救滇中等等。
   
    用不了十几年，长江流域将出现全面缺水，入海流量锐减，海水倒灌，上海、南京缺水。那时只有从雅鲁藏布江、怒江和澜沧江等河流大量调水救长江。而这三条河都是国际河流。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曾经说过：要像防止战争一样减少跨流域调水。意思就是，战争是解决问题最后的手段，跨流域调水也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能不调水就不调，万不得已了才调。
   
    中国政府先决策、后论证，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已经和即将完工，战争早已经打响了。如果中国政府还不改变人定胜天的观念，改变先决策后论证的做法，在这条不归路上继续走下去，后果就是从国内调水走向国际争水，从调水走向战争。
     
    （作者为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水资源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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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实际上已经失败！
以前很多人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南水北调上﹐但是﹐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实际上已经失败﹐投资五千亿﹐工期50年﹐调水仅一百多亿吨的小西线已被否定﹔由于天津﹑河北等省市坚决拒用东线的高价污水﹐淮河﹑山东治污无法解决﹐将使东线成为供水无市场﹑投资无效益﹑工作人员生活无保障的三无工程﹐必然出现“工程完工﹐搁置无用”﹐已经骑虎难下。而被寄予最大希望的中线﹐2010年刚开始40多万移民﹑40多万亩征地工作﹐但进展极为艰难﹐老百姓吸取了当年三门峡﹑丹江口水库移民的悲惨教训﹐顽强抵制﹐而且水质﹑水量都已无法保证。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的汉江发源地的陕西省﹐本身亦为北方缺水大省﹐为解本省缺水之患﹐在南水北调工程推进的同时﹐陕西省也在力推引汉（汉江）济渭（渭河）工程﹐即从汉江源头调水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以解陕西全省缺水燃眉之急﹔与此同时﹐陕西省还在汉江上游的干流﹐进行七级梯坝开发。位于汉水下游的湖北省也在启动引江（长江）济汉（汉江）工程﹔同时也将在汉江中下游干流﹐兴建七级梯坝﹐逐次建坝蓄水﹐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汉江水﹐弥补水源的短缺。如今﹐在整个汉江流域﹐数百座大坝已经屹立﹐为数众多的水电站仍在建造。未来的汉江干流﹐从上游黄金峡到下游兴隆共计一千多公里的江段上﹐将被人工分隔成15段﹐不足百公里就有一座大坝。最密集的襄樊境内﹐不足50公里就将建一座坝。这对汉江本身来说﹐无异于被肢解﹐被称为割据汉江﹑江河寸断。[12] 汉江﹐已经是一条被过度开发的河流。原因只有一个﹕缺水。让一个本身就严重缺水的河流和地区再往外调水﹐实在是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必然受到重重阻挠。因此中线原定2008年通水已经推迟到了2014年﹐现在看来甚至可能已经遥遥无期了﹐而且预计水到北京每吨水价将高达18元。因此严重干渴﹐已经等不及了的北京只好另打主意﹐准备搞海水淡化和大西线﹐但海水淡化耗能多﹑水价高﹐根本出路还在大西线。

另外﹐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都是在长江上作文章﹐并不能增加我国的水资源总量。科学家预计﹐到2020年﹐长江流域将多年平均缺水14亿立方米﹔75％枯水年缺水九亿立方米﹔95％特殊干旱年缺水一百亿立方米﹐缺水率3.8％。在长江自己2020年后都将成为缺水户的情况下﹐还要从那里调走几百亿方水﹐是拆东墙补西墙。东中西三线总计年调水量448亿立方米﹐对于缺水几千亿立方米的北方地区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并不能彻底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如北京到2010年以后将年缺水20~30亿立方米﹐而南水北调北京只能分得12亿立方米水）﹐更不用提解决新疆﹑陕甘宁﹑内蒙等三北地区的严重缺水及沙漠化问题﹑彻底改善北方的生态环境了﹐也不能解决黄河断流问题。因此很多专家对南水北调工程并不看好。南水北调正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南水北调上是很危险的。解决我国水资源危机必须另辟更可靠的水源。要彻底解决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缺水和环境恶化问题﹐必须上大西线。大西线工期5~10年﹐年引水2006~3800亿立方米﹐平均每吨水仅一元多﹐水质优﹑水量丰﹐比起南水北调工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要解决我国西部和北方严重缺水问题﹐只有大西线能够提供充足的水源﹐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上马大西线已经是我国非常紧迫而必要的任务。

另外﹐随着地球气候恶化﹐粮食减产﹐人口增加﹐未来世界粮食供应形势非常严峻。据预测﹐未来“粮食战争”将比“金融战争”﹑“货币战争”更加激烈。粮食和农产品武器化将是常态化战争。现在﹐世界粮食安全已经亮起了三盏红灯﹕一是总量不足。如果世界人口在40年后增加到91亿﹐为养活新增的30亿人口﹐全球粮食产量需要提高70％﹐这将是在目前粮食生产和耕地状况条件下难以企及的目标。二是南北“粮食鸿沟”加深。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后﹐发达国家粮食消费未见明显变化﹐而发展中国家粮价一路攀升﹐亚非拉绝大多数作物产量比原先减少25％。三是连锁反应加剧。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等不啻为粮食问题火上浇油。据预测﹐如果温度升高二摄氏度以上﹐亚非拉低纬度地区的粮食产量跌幅将达到20~40％。粮荒又将带来政治动荡﹑失业剧增等一些并发症﹐2008年粮食危机曾导致海地﹑马达加斯加等爆发骚乱﹐造成流血冲突﹐因粮食问题引发政府下台的事也屡见不鲜。粮食危机犹如一双无形的黑手﹐牢牢扼住发展中国家命运的咽喉。因此﹐粮食安全已经成为一场人类共同面临的“输不起的战争”。

中国的粮食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前不久﹐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在呼和浩特召开的首届中国生态小康论坛上说﹐全球变暖将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应对全球变暖﹐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产量将减少5~10％。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全球和中国农业生产将出现大幅波动﹐粮食供给的不稳定性会增大。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农业气象灾害﹑水资源短缺﹑农业病虫害的发生程度都呈加剧趋势。“在未来20~50年中﹐气候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在现有的种植制度﹑种植品种和生产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下降5~10％。”郑国光说﹐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为满足新增的两亿人口的需求﹐中国每年必须多生产出一亿吨粮食。他说﹐如果考虑到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减产﹐每年还要再多生产3000~5000万吨粮食才能满足需求。按照目前的生产水平﹐至少需要增加1.5亿亩的粮食播种面积﹐而现实情况是﹐中国的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

据预计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需要粮食6400亿公斤﹐届时缺水1300~2600亿立方米。随着工农业和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耕地越来越少﹐18亿亩耕地红线的突破难以避免。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将长期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而13亿人口的大国指望靠进口粮食来养活是绝不可能的。我们的饭碗也决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

2010年7月16日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发表文章分析说﹕2040年时﹐如果亩产不变﹐我国农业仅粮食用耕地缺口至少在七亿亩。从2009年进口的大豆﹑豆油﹑油籽等折算﹐实际上已经净进口了5.78964亿亩种植面积的粮食。2040年时﹐考虑人口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国城镇人均消费粮油当量为498公斤﹐农村为482公斤﹐按照15.5亿人口并各自90％和10％的城乡比例﹐合计总需求为7470万公斤。技术条件不变﹐在现在粮食种植面积和复种率基础上﹐还至少需要增加七亿亩耕地﹐才能满足。届时总的建设需要5.6366亿亩﹐加上粮食用地缺口﹐各种用地供给对需求的缺口将为12.6366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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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水北调”

2009-12-18  作者：吉密欧

　　李德站在故居的废墟中，身后的落日下是她家的祖先坟。在讲述到一家人为给中国政府最新的特大工程项目让路而搬迁的经历时，她失声痛哭。李德的家位于河南省农村，不久就将淹没在一座水库下。这座水库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水利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  的中线渠首。

　　“(政府)口口声声说叫我们去发家致富，”李德哽咽着说道。“看我们(在那儿)多苦，看看那地是啥地。”

　　为了给该水库和输水总干渠让路，共有44万人需要搬迁，李德属于首批移民之列。这条总干渠将把中国南部长江及其支流的水资源运送至干旱的北部平原  以及北京。

　　这项工程带有毛泽东时代妄自尊大的痕迹，与现代中国环境并不十分契合  中国政府正齐心协力，治理本国伤痕累累的环境，推进其绿色革命。

　　对于北京方面而言，为了给一些宏大的面子工程让路而让数十万人搬迁，如今也变得更加困难。随着中国国民更加富有，组织性更强，要求基本权利的行动愈发快捷，中国政府越来越小心，谨防激起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以免发展成为一场更广泛的政治敌对运动。

　　但大部分为科班工程师出身的中国领导人，不顾甚至是内部专家的反对意见，仍坚持推行这项工程。一些内部专家表示，这项工程将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且可能无法实现预定目标。

　　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在工程东线，政府沿着古老京杭大运河修建了40多座巨大的抽水站，将数十亿立方米计的水抽引北送。在1400公里的中线工程，总干渠有一段要从奔腾的黄河河床下的隧洞中穿过。

　　与此同时，工程师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在青藏高原上向西修建一条1000公里的水道。这需要炸通一些世界最高山峰，将水从长江上游调往黄河上游，从而首次将两大流域连接起来。

　　尽管反对声不绝于耳，但中国官场的政治使得领导层不可能中止项目，因为这样会让外界质疑其前任的信誉和**的合法性。不过，或许标志着重大改变的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方面正在重新考虑西线工程的可行性，部分原因在于工程挑战和过高的成本，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政界精英们认识到，以往的特大项目引发了意料之外的后果。

　　南水北调工程是20世纪中国的象征，已经过时了，与现任政府强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基调不符。在西方人听来，“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等名词可能有些抽象，但各级政府一再强调的这些说法，是新官方哲学体系的基石。这些话体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其领导班子的行动决心  从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更可持续、更环保的理念，更合理地分配财富，注重提高7.5亿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与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全球最大水电站项目  三峡大坝一样，南水北调工程是胡锦涛的前任遗留下来的。它得到了最高级别的批准：中国**体制之父  毛泽东本人的认可。

　　1952年，在视察黄河流域期间，这位“伟大舵手”发表了将产生深远影响的言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这或许只是一句即兴之言。但可以肯定，毛泽东的下属对此铭记在心。工程师们开始制定规划，将长江之水引入干旱的北部及逐渐干涸的黄河。不过，直到2002年，胡锦涛的前任才批准了这项工程，工程预算约5000亿元人民币，将此视为自己最后的政绩之一，从而为工程的上马铺平了道路。

　　批评家表示，中国政府支持代价极其高昂的南水北调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了通过保护水资源来应对国内水危机的计划  中国拥有全球22%的人口，但人均水资源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表示：“中国北方之所以会以如此不可持续的方式过度用水，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这项工程，因为政府和民众期望从南方调水能满足短缺。但如果不限制北方的用水，即使南水北调工程增加了供水，仍会面临很大的缺口。”

　　居住着4.4亿人口的华北平原缺水现象最为严重，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462立方米，远远低于联合国人均1000立方米的“重度缺水”标准。在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这一水平仅为292立方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3%。日益严重的污染使水危机进一步恶化  60%受检测的河流和湖泊不适宜饮用或人类接触。

　　然而，尽管水资源短缺，中国人用水却十分浪费。每4美元的经济产出，就需要1立方米的水  大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在北京，有1700多万人处于缺水状态，但浇灌充足的高尔夫球场和水景却比比皆是。中国政府宣布，计划将奥运场馆“鸟巢”转变为冬季运动公园，覆盖逾2万平方米的人造雪。

　　李德和她的邻居处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上。他们感到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让他们从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中搬迁至肮脏的蜗居，以便首都的特权精英们能享受水景和滑雪?

　　目前仅有2.3万人服从了搬迁安排，政府发起了传统的宣传攻势，说服剩下的村民和平搬走。但在英国《金融时报》进行的数十个采访中，那些已经迁走的村民表现得非常愤怒和不满，他们表示，自己拿到的补偿金不够，政府官员对他们的悲惨处境漠不关心。当所有44万新移民都搬迁完毕，家园被摧毁时，他们的愤慨和怒火可能会成倍上升。

　　随着中国民众更加富有，他们也变得更加自信，在反对直接影响到自身生活的工程项目时，也更具组织性。在近来发生的诸多案件中，城市居民成功阻止了政府在自家附近建造化工厂，而在农村地区和更偏远的城市，爆发大规模骚乱和暴力示威的频率近年来急剧上升。政府官员们私下里承认，中国爆发严重社会骚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他们尽力完成工程时面临的最大挑战。

　　尽管如此，计划于2013年竣工的中线和东线工程仍进展顺利。但由于京杭大运河沿线严重的工业及城市污染，东线工程面临着一些难题，有可能延期完工。据知情人士表示，拥有1200万人口、距北京一小时车程的港口城市天津政府已拒绝从东线取水，因为官员们担心水污染太严重，不适合饮用。

　　南水北调一期工程成本估计为2550亿元人民币，批评家表示，这是政府无法彻底叫停工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表示，地方政府官员依赖这些资金来提供就业和经济增长，更不用说还有机会收取回扣。中央政府无法大幅降低工程规模，同时又不会严重削弱自己在下级政府中的权威。

　　面对过高的财政和人力成本却无力叫停，为此，政府已改变了让反对者闭嘴并推进建设的理由。一位前官员表示：“私下里，支持项目的主要理由似乎已简化为其战略重要性，预防战争或其它一些紧急情况。”

　　尽管在2002年，全球变暖问题并不在北京的议程上，更别提1952年最早提出南水北调工程之时，但该工程还是被重新包装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之一。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原因不过是一项政府无法彻底叫停的项目的遮羞布，尽管这项工程已不再适合中国希望变成的那种国家。

　　“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在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后，我们不经选举就上台的领导人不是去承担责任，而是继续推行他们疯狂的梦想，”环保人士戴晴说道。戴晴曾因批评政府领导的对环境的破坏，而被关押在中国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里。“但如果领导人真的相信自己的口号，真的认为现在是时候与自然和谐相处了，那么，可能这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后一个疯狂的特大型项目。”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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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南水北调

　　　   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派潘家铮院土的《九点看法》

　　　　　　　　　　　　　　　　杨树清

　　读罢全文（潘家铮院土的《九点看法》见附文），深感潘院士用心良苦，为
南水北调泼了一些冷水，下了一点清凉剂，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关键问题。在
许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能不为所动，坚持清醒的认识，不能不令人对潘院士
敬业操守肃然起敬。

　　但是，潘院士的九点看法有如隔鞋搔痒的感觉，有些东西虽有触动，但有所
顾虑，没有做到言无不尽。另外，该文可惜没有言及‘海洋水库群方案’，也就
是在各河流入海口以类似于围海造田法营造海洋水库；沿海岸线作渠/ 管道将各
海洋水库相连，实现跨流域调水；各河流建闸和泵站，从海洋水库提水治河道输
往内陆，一举解决洪水威胁和干旱问题( 如江都泵站) 。

　　潘院士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笔者少不更事，所谓初
生牛犊不畏虎，愿替潘院士言尽《九点看法》中未尽之言。不敬和误解之处请潘
院士谅解，错误之处望潘院士及其他网友指正。

　　一问‘南水北调要不要坚持群众路线’

　　潘院士的力作开宗明义地提出南水北调要取信于领导、同行专家和群众。前
水利部长杨振怀也提出南水北调是否要人大批准这一问题。说到底南水北调的工
程费用来自于全民税收，工程的营运成本和水费也要靠人民承担。所以这是一个
与全体中国人民相关的巨大工程，一个人均承担500 元，每户出1500元以上的工
程。既使不举行听证会，起码也应该交由全国人大批准。正如杨前部长所耽心的
：南水北调要几届政府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如果没有人大批准，则缺乏法律效应，
下一届政府完全可以推翻这一决定，使之半途而废，招致巨额浪费。高高在上，
对人民呼声不理不睬是有悖于**员的基本准则，是要不得的官僚主义。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惟一动力，希望南水北调能广泛征求包括民间水利专家
在内的社会意见。目前，国内大多数媒体对南水北调的优越性同声应和，而不同
意见和工程负面影响很少报道，这极不正常。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应当充分相信他们的判断力和权衡利弊的能力。

　　二问‘水利部错了要不要改’

　　潘院士语重心长地告诫参与规划工作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要认真按照水利部
制定的规划原则和思路去处理问题，不要受过去已做工作的影响，不要总是跳不
出老框框、旧方案、原思路，总是认为自己过去做的方案最优、最正确。那样，
就不能得出科学和符合实际的结论。

　　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跳出老框框，旧方案和原思路。但更
深层次的问题是水利部的规划原则和思路本身有没有跳出老框框，旧方案和原思
路。水利部是否总是认为自己的方案最优、最正确？那样，水利部能否得出科学
和符合实际的结论。归众所周知，解决北方缺水问题的老框框、旧方案、原思路
就是在崇山骏岭中钻山打洞、跨河架桥的调水方法。各种方案之间的差别也就在
50步和百步之间，这就是至今难以形成统一意见的根本原因。现在潘院士呼唤的
新方案已经出笼，见强国论坛之两会论坛之笔名为‘东海渤海渔民’系列文章，
提出的海洋水库群方案远优于南水北调，那么水利部能否从自己作起，主动‘跳
出老框框、旧方案、原思路’。

　　如果水利部认为作者言过其实，那么拿出证据批一番，谎言和大话是在阳光
底下，显微镜底下藏不住的。相反如果发现作者所言确实，去接受它又有何妨？
英明的政治家总是能从善如流的。回避绝不是解决争议的方法。

　　三问‘南水北调的理论基础站得住脚吗？

　　北方缺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潘院士说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为主。在开
源中包括开发新的水资源和挖潜两部分，要二者并举，把挖潜放在第一位。且不
说南水北调实施尚需时日，即使实施了，调水量毕竟有限，只能以建设节水型社
会为主要出路。在进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与水资源条件相协调。不能完
全“以需定供”。

　　这里潘院士批判了‘南水北调一通水，北方万事大吉’及‘北方水资源己无
潜可挖’两种错误观点，他非常清楚明白‘南水北调作用非常有限’。实际上，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南水北调的理论基础，因为老百姓自然有权问，拿我们这么
多钱修工程原来只是个花架子，既然北方还有潜可挖，为什么不去挖。

　　首先看节流的潜力。按照中国工程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
报告’(2001 年12月10水信息网) ，在2030年用水高峰，黄淮海流域平水年缺水
150 亿方，枯水年缺水300 亿方，考虑到生态用水以后，黄河以北枯水年缺水为
150 亿方。又据2001年10月6 日新华网，《中国三年完成退耕还林还草两千五百
多万亩》的试点工作。武汉大学王宏硕教授( 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2001年第一
期) 指出：南水北调供水区平均每亩耕地耗水340 方。假定退耕还林一半在黄淮
海流域进行，还林还革后从高耗水的农田到低耗水的生态，每亩耕地可节水170
方，那么，三年的试点工作每年已为黄淮海流域节水200 亿方。光此一项就已经
解决了平水年的缺水问题，枯水年缺水也仅为100 亿方。

　　再看开源的潜力。根据贺伟程教授对1950至1998年黄河水资源情势的分析(
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2000年第7 期) ：黄河平水年入海水流220 亿方，枯水年
为140 亿方，特枯年66亿方。八十年代断流超过30天的8 年中，实测入海淡水量
为为140 至200 亿方。对海河流域而言，海委主任王志民在中国黄淮海流域水问
题研讨会上指出( 海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对策，2001年4 月16日水信息
网) 海河流域的入海水量五十年代年平均为240 亿m3，到八十年代的27亿m3，九
十年代为67亿m3。平水年1998年，入海水量43亿方。

　　综上所述，只要采用海洋水库蓄淡水方案，北方缺水问题就可以完全解决。
这里的开源措施尚未包括‘人工降雨’和水库适量超蓄，深层地下水的开采等方
案。

　　四问‘北方缺水问题有没有夸大’

　　潘院士着重强调：南水北调的综合性数据和结论要能使人信服，切忌用一个
大平均值来包揽一切，这非常具有针对性。在现有的谈到南水北调必要性的文献
中都是统一地以人均水量来说明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一个平
均值包揽一切的作法。钱正英副主席曾就此反问，上海的人均水量与宁厦相当，
难道两者都极端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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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防洪拨款就尽量夸大洪水威胁，为了上调水工程自然地也会夸大缺
水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水利通病。自六十年代起，长江委提交中央的相关文献
中，每次都预言：十年后长江水若不进京，北京生活生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弹
指一挥间，四十年已过去，北京人生活还是好好的。

　　中国工程院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极告》列举了一系列事
实：八十年代水利部预测2000年全国用水量为7096亿方；1994年《中国21世纪人
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预测2000车耗水量为6000亿方，而实际上仅为5566亿方，
高估434 至1530亿方。水利部曾预测1990及2000年山西耗水量为74亿方及95亿方，
实际仅为54亿方和63亿方，高估耗水量导致万家寨工程浪费巨大。

　　这种高估缺水值，以求上工程的情形近年来有所改观。但对北方缺水预估而
言，依旧要警惕少佑，但主要防止多估。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国内国外
一样，自十八世纪以来，一个接一个的警世危言被炮制出来，如煤炭危机，能源
危机、石油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核子武器危机、千年虫危机、水危机等
等。

　　目前，中国工程院的缺水量预测虽然谨慎，但仍然有高估的危险，为什么呢？
中国工程院在预测2030等用水需求时，假定耗水大户农业维持在1997年水平，显
然这没有考虑农村集镇化，农业现代化，节水农业的出现，退耕还林的等新局面。
农业用水目前占总耗水量的80% ，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战略的改变，百分比稍
略降低10% ，整个结论就大不一样。

　　对于全国工业和居民用水量中国工程院预估至2030年将分别比从现在增加一
倍至2000亿方和1100亿方，但是，按照中国水法研究会名誉名长柯礼丹（中国水
利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７日）的研究：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９年我国用水量比１９５
０至１９８０年降低４％，北方的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与１９８０年相比己处于
负增长。１９８９年至今北京市工业用水减少了１２％，６６８个城市用水从１
９９３至１９９７年用水量由２９１亿方减少至２６０亿方（中国工程院中国可
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极告）。据2001年7 月4 日北方网。天津市城区年
供水量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已连续四年走低，年供水量从１９９７年的４. ８７亿
立方米下降到了２０００年的３. ７５亿立方米，尤其是２０００年的供水量降
幅更是高达１４. ４％。

　　所以既使是中国工程院缩水了的预测，耗水量的预测亦极有可能被夸大，连
带的必然是需谨慎看待南水北调的必要性，警惕泡沫。

　　五问‘高水价到底是促进北方经济发展还是窒息北方经济发展’

　　据称：南水北调的一大好处就是能促进北方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对此，笔
者颇不以为然，我一直赞同水资源问题是社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前题，但认为
只有廉价的水资源才是支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否则就走向了目的的反
面。高昂的调水工程必有高水价，必然导致企业、资金人员外流，无异于杀鸡取
蛋。最后同样会出现‘一片孤城万刃山’的败落。过去20年来为什么中国经济能
一枝独秀，说到底：就是有廉价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而日本也是社会稳定，
经济为什么一直走不出底谷，人力资源，自然( 土地、水…) 资源过于昂贵，导
致企业、资金纷纷外流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何维系低廉而充分的水供是我
们应特别关注的。

　　在另一层面而讲，高水价就相当于高税收，在全世界都纷纷减税吸引投资和
人才的今天，如果我们维护高水价，就相当于对全民、对全部企业实施高税收，
结果不难预料  必然与苦果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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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南水北调有可能优先使用当地水资源吗’

　　为协调长江水和当地水的矛盾，潘院士提出了如下原则：当地水和外调水都
是可贵的水资源，要统一考虑，进行合理配置。原则上应是在充分、合理利用当
地水资源的基础上考虑外调，否则，外调愈多，浪费愈甚，污染愈剧。要指望这
点水实现经济大发展是会落空的。

　　也许会落空的就是潘院士这套先进合理的设想，因为南水北调的运作是采用
股份公司制，各地政府都是股东之一，为了赢利，很有可能采用行手段限制当地
水的使用而全力推销长江水。因为当地水不要钱，而长江水可以赢利吗！设想一
下要是北方出现５０至６０年代的长期丰水年，本地水足够用，该公司将去哪里
找钱维持运作。设备运折旧费，渠道清理费由谁出。

　　‘引滦入津’工程于１９８３年完工，去年又要对百多公里长的渠道进行维
修，总值达２４亿元的维费（2001年10月25日新华网）。可以预料，东中两线２
０年后的维修费近８００至１２００亿元。如何筹得？不难想象。

　　七问‘南水北调的使命包括生态环境治理’？

　　潘院士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充分重视。第一、生态环境用水，一定
要给予满足，在耗水量计算中，植被、造林、绿化等需水量必须计入，超采的地
下水必须补回，对地下水的开采利用必须做到在长系列中维持平衡，丰水年回灌，
枯水年临时超采。各河道要在一定季节维持一定流量，不使河道长期断流、萎缩、
淤高和导致河口地区情况恶化。第二、必须解决污水处理问题。特别在水资源短
缺且污染严重的地区，不治污是没有出路的。

　　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千里迢迢从长江调水到北方就为了冲洗海河，则
似乎得不偿失。套用潘院士的一句话：要指望这点水实现生态大改善是会落空的。

　　中国工程院的报告称中线的一部份为生态河和新海河，就是要依此改善北方
生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解决北方生态应该有更省的方法，如笔者提出的生
态原则：严格控制有毒物质排放，对于生活废水和轻度工业废水，一部份净化回
收，中水利用，一部份转为有机肥，有条件的地方向沙漠排污以植草树（如北京
离沙漠前蜂仅百多公里），天津直接向大海排污等。

　　至于河段断流断流，河口淤高，则更是容易解决的事，只要从海洋水库中向
河道上游抽取一小部份的水，循环冲洗河道就可保河不断流，流水不腐。２００
１年淮河爆发大面积污水，根本原因就是河道闸门长期关死，滴水不露，所储之
水变成死水、污水、腐水。正确的作法是闸门敞开小缝，小水常流，上游流光了
再从下游抽上来，如此循环，小水长流，河水自净，水质可以彻保。

　　反观南水北调则是一种挖东墙补西墙的作法，以破坏长江汉江流域，牺牲上
海武汉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作法。

　　八问‘垄断经营的南水北调是否符合社会议的市场经济原则’

　　潘院士强调：南水北调要充分考虑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但是
实际上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局准备采用容量计价法来限制当地水使用。所谓容量计
价法就是不管你用不用长江水，都要交足所分配的定额供水金；在地下水停止开
采数年或数十年后，地下水位就可恢复至开采前的水平。所以华北的百姓将面临
如此尴尬的局面：充沛的当地地表水不给用，饱满而干净的地下水不许用，只有
被迫使用长江水。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衡量，长江水不可能跟当地地表水，地下
水竞争，也不可能与其他方案竞争，如人工降雨，外国水务集团的其他水源供给。
工程正常运行的前提必将是行政保护，垄断经营。水事纷争的出现和苛‘水’猛
如虎的抱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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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问‘南水北调到底应不应该考虑全球变暖及其他问题’

　　潘院士认为：对各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要鲜明点出，不回避。体现了老一辈
科学家的严谨学风。

　　南水北调至少不应该回避全球变暖的影响，新华网消息：中国气候专家指出，
全球气候变暖有可能导致西南季风在未来越过“世界屋脊”，从而使青藏高原乃
至整个中国西部的降水显著增加。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
目前持续升高的温度正在逼近距今3 至4 万年前的间冰期时代的气温。当时，中
国出现了特殊的暖湿气候。

　　据预测，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增加，中国到2050年
气温会比现在上升2.2 摄氏度，青藏高原地区则可能上升2.6 摄氏度。西昆仑山
古里雅的冰芯记录表明，在当时的间冰期时代，青藏高原温度要比现代高4 摄氏
度。对柴达木湖的湖泊沉积的分析则表明，当时温度要高出2 摄氏度。

　　美国加州己将全球变暖纳入水利规划，南水北调不考虑这一影响，实为不智
第二，沧海桑田问题。泥沙雨落地上形成径流，也造成侵蚀，水流沙随，水停沙
落，这是所有沧海变桑田的根本原因。从长江调水则必有南沙北调。而明渠千里
调水，除非槽底全部衬砌，否则要作到两岸无沙进入水中绝非容易。即使衬砌，
由于渠底长期浸泡，经受水流摩擦，所谓水滴石穿，加上山洪、地震、地质变迁
等因素，这些砌缝不到百年将土崩瓦解，泥沙将由渠底进入水中。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东中两线都需途经土质松散、古黄河造地填出的区域，清水流过这些黄沙堆，
将形成另一条黄河。而挟沙水流止于华北及京津，其沙必淤积于华北及京津。工
程运行千年以后，可将5 倍于香港的地方深埋至5 米以下。将淤海造地的泥沙迁
淤于陆地，北京、天津是否有足够的水库来让其淤废呢？

　　第三，南水北调的使用寿命问题不容回避。上述两个问题之外，我国人口总
数在2030年以后将持续减少，北方人均水量将持续增加，有可能导致使寿命小于
100 年，100 年中扣除北方丰水年不需要水，南方干旱无水可供几种情况外，仅
剩下几十年的有效使用期，那么每方水的真正价格将远不止目前公布的单价。

　　第四，东线治污成功的把握有多大，中线遭地震，类似于75.8板桥水库跨坝
的山洪、炮火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能否提出一个量化指标。一条黄河已
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心腹之患，我们很难忍受另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剑。

　　十问‘南水北调是否给新技术、新方案、新思路留下发挥空阔’

　　潘院士极具前瞻地指出：南水北调从启动到实施，跨越时间较长，而现在的
科技发展极快，建议在做各种预测时，适当考虑这一因素，采取较先进的指标、
措施和技术。

　　21世纪是新方法，新思路、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世纪，光采用先进的指标、措
施和技术也代还不够。我们应为他们留下发挥的空间。例如，我们今天宣布南水
北调胜利建成通水，明天英美帝主义却宣布大规模人工控制气象成功，我们怎么
办，不少网友纷纷建议国家认真研究空中调水，不见得个个有神精病吧！人类的
发展都是从梦想天开起步的。一百年前，李鸿章、曾国潘、左宗棠等远见卓识之
士谁能想象到今天的原**威胁，飞机满天、神舟四号登上月球呢！就拿一波三
折的南水北调而言，当初提出的京杭大运河方案，通水又通航，多么诱人。我们
多少先前辈为此皓首穷经奋斗了一辈子，回头看看是否会感触良多。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正视北方缺水问题，正视南水北调工程中的问题，正视
如海洋水库一类的新方法。该提倡的大力提倡，该否定的彻底否定。立足于世界
强国之林的中国，有赖于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更有赖于领导阶层的英明贤能，
虚怀若谷。对于中国水利而言，衷心希望包括潘院士在内的重量级专家与大家交
流，沟通。

　　中国一定能走向繁荣富强，诸君多努力！

　　（文/ 杨树清，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系博士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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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潘院士全文：《关于南水北调的九点看法》

　　南水北调问题已研究了几十年，至今还没有正式全面实施，究其原因，一方
面工程规模宏大，投资集中，正负影响面都极大，国家不易决策；另一方面问题
太复杂，变化因素太多，过去工作中对一些问题、情况还未能摸清说透，以至于
意见分歧，一些方案难以取信于领导、同行专家和群众。

　　关于这一工程，我有如下九点看法。

　　一、关于规划原则和工作思路

　　参与规划工作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要认真按照水利部制定的规划原则和思路
去处理问题，不要受过去已做工作的影响，不要总是跳不出老框框、旧方案、原
思路，总是认为自己过去做的方案最优、最正确。那样，就不能得出科学和符合
实际的结论。

　　二、关于开源和节流的关系

　　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为主，这是十分正确的。在开源中包括开发新的水资
源和挖潜两部分，要二者并举，把挖潜放在第一位。北方地区是缺水地区，且不
说南水北调实施尚需时日，即使实施了，调水量毕竟有限，只能以建设节水型社
会为主要出路。在进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与水资源条件相协调。例如，
不能大量发展耗水工业，必须搞节水农业，城市生活用水只能是低标准的，要在
不增加、少增加供水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和提高产值。总之，不能完全“以需定供”。

　　三、关于全面统筹与局部分析的关系

　　南水北调既要在全流域大系统内统筹考虑，又要分清各局部地区不同的条件，
区别对待。有的地方水资源相对多些，有的地区特别紧缺；有的地区地下水尚有
潜力，有的地区已严重超采；有的地区可利用雨水，有的地区可利用海水；有的
地区容易做到地表水、地下水联调，有的地方无法用调水来解决问题等等。凡此
都要尽量摸清，分别选出最好的配置与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得出全局性结论。
对局部问题摸得愈深愈透，最后的综合性数据和结论就愈能使人信服。切忌用一
个大平均值来包揽一切。

　　四、关于基础数据和基本情况问题

　　对基础数据和基本情况，要调查清楚。数字要确切，预测要合理，所述情况
要符合实际。有疑问要查清，一时弄不清的也要说明，大的水账一定要对得上口
径，没有矛盾和疑点。对现有调水工程的调查资料还可再深入。要针对各界提出
的疑问、主要的分歧意见、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历次会议上专家提出的建议来开
展补充调研工作。

　　五、关于各种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

　　地表径流、地下水、雨水、污水、外调水……都是可贵的水资源，要统一考
虑，结合不同地区情况，分别就工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进行合理配置，找出最优
方案，各类用水必须规定先进的定额。原则上应是在充分、合理利用当地水资源
的基础上考虑外调，否则，外调愈多，浪费愈甚，污染愈剧。不要完全根据过去
的老数据，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调水上，否则，南水北调第一期工程调来的水恐怕
只能还旧账，要指望这点水实现经济大发展是会落空的。

　　六、关于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充分重视。第一、生态环境用水，一定要给予满足，
在耗水量计算中，植被、造林、绿化等需水量必须计入，超采的地下水必须补回，
对地下水的开采利用必须做到在长系列中维持平衡，丰水年回灌，枯水年临时超
采。各河道要在一定季节维持一定流量，不使河道长期断流、萎缩、淤高和导致
河口地区情况恶化。第二、必须解决污水处理问题。特别在水资源短缺且污染严
重的地区，不治污是没有出路的。

　　七、关于政策研究问题

　　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没有合理的、
可行的、严格的政策（有的要立法），要想建立节水型社会，做到水资源的合理
配置布局，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治污问题是不可能的。现在工业、农业和城市用
水存在大量浪费现象，各地各行业都可以自由抽用地下水，没有制约手段，这样
下去，调再多的水进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八、关于方案问题

　　现在可供选择和组合的方案很多，最终形成的方案应当灵活一些，可以组合
（积木式），可以分步分期实施。对于工程量和投资，要认真核算，宁可多估一
些。要使所调的水能真正发挥作用，除了主体工程外，还要有大量的配套和辅助
工程，这都要有明确说法。对各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要鲜明点出，不回避。

　　九、关于新技术利用问题

　　南水北调从启动到实施，跨越时间较长，而现在的科技发展极快，建议在做
各种预测时，适当考虑这一因素，采取较先进的指标、措施和技术。

　　总之，我希望最后形成的方案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可行的，而且是调水
量最少的、代价最低又能满足要求的方案。希望这一方案不仅能满足北方地区水
资源的需求，而且能促进整个社会向节水、文明、清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进步。

　　潘家铮土木工程学家。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国家
电力公司顾问、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和清华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水电站的设计、建设和规划工作，先后参加和主持过黄坛口、流溪河、
新安江、乌溪江、锦屏、磨房沟等大中型水电站的设计和勘察工作，指导龙羊峡、
东江、二滩、小湾、龙滩、三峡等大型水电工程的设计和建设。

　　（文/ 潘家铮作者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来源：中国能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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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于2013年12月通水，中线线工程将于2014年完工。在工程即将竣工时，人们发现这个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缺乏最基础的数据，人们竟然不知道作为水源的汉江到底有多少水可调，不知道北京缺水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水源地污染的确切程度，更不知道水污染何时才能得到治理。工程完工后将要上马一大批补救的后续工程。总之，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并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依据，决策在前，可行性论证在后，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一、工程即将竣工才发现基础数据没有做好

    2013年11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鄂竟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承认，南水北调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没做好。

    什么是一个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基本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而言，最基础的数据就是北方缺多少水？为什么缺水？作为水源的长江、汉江到底有多少水？有没有多余的水可供北调？水源地的污染情况如何？水污染能何时得到治理？

    2001年北京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打着为北京奥运会提供清洁饮用水的旗号，2001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建设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 的决定，2002年开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这个重大决定时，并没有通过了审查并被批准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决策的依据。直到约七年之后，在 2008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32次常委会议才审议批准了《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

    就在决策之前，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移民和分段 输水渠道建设等分工程都已经开工建设了。这是决策在前，可行性研究在后，一个完全颠倒的决策程序，是文化大革命的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测政策的翻版和创新。

    例如，中线工程以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作为水源。汉江有多少水可供北调？在中线工程即将结束时还不清楚。根据退休工程师邓联木的资料，1930年到1978年年均入库径流量379亿立方米，1979年到1990年年均433亿立方米，1991年到2002年年均262亿立方米，2003年到2010年年均371亿立方米。以哪个流量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基本数据？鄂竟平不能回答。

    世界著名的水资源专家罗宾·克拉克（ROBIN CLARKE）在Water《水》一书中指出，取水量占径流比例越大，造成的水资源管理的问题越大。根据欧洲的经验，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下，不会造成问题；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则会造成严重问题。因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之时，便是汉江河流生态系统死亡之日，如果不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的话。

   二、南水北调工程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南水北调工程分东线、中线和西线三个工程。东线工程是从扬州江都泵站抽长江水利用大运河向天津和沿途各地输水；中线工程是利用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通过人工明渠向北京和沿途各地输水；西线工程是从雅砻江、大渡河向黄河输水，然后顺黄河东下，为沿途送水。最终调水总量为一千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大流域最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巨型调水工程。

    为什么说南水北调工程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南水北调工程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违反科学民主决策程序、领导拍脑袋做决策的那一套；

    第二：南水北调工程反映的还是人定胜天的理念，而不是搞可持续发展。南水北调工程是和缺水问题的表面现象做斗争，而不能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南水北调并非到了非调不可、非调就没有生路的地步。

    第三：南水北调工程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工程一样是钓鱼工程，造价不断攀升，调水规模将不断扩大。工程完工并不意味工程的结束，而是需要更多、更大的工程来弥补工程所造成的问题。


    三、人定胜天还是可持续发展？

    《Kollapse》一书的作者贾德.戴蒙认为中国领导向来有人定胜天的观念。他将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和西部大开发这三大巨型工程称为人定胜天思想的具体表现。

    “和世界接轨”是一些专家为中国政府注释决策常用的办法，他们列举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调水工程，如美国的、德国的等等。但是他们没有报道最新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包括俄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就放弃了巨型跨流域的调水工程计划。如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大调水工程，前苏联的北水南调工程。这些国家之所以放弃这些跨流域的巨型调水工程，第一是因为认识到工程会带来的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如前苏联的调水工程引起斯维尔河流量减少，使拉多加湖无机盐总量、矿化度、生物性堆积物增加，水质恶化；第二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基本概念就是利用当地的资源，跨流域的调水工程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

    四、治标不治本

    谈到南水北调工程，就会联系到北京的缺水问题。根据中国专家的算法，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几年前还有300立方米，和以色列相仿，现在减少到只有100立方米。地下水位每年下降90厘米，有些地区地面沉降十二三厘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计划每年为北京提供10亿立方米的水。许多中国专家认为10亿立方米不够，希望立即扩大调水量。

    其实北京是中国风水最好的城市之一。和北京在同一纬度上的首都有莫斯科、华沙、柏林、德国原首都波恩等。流经北京的有五大河流，许多地名都和水有关，中央政府的驻地叫中南海，不叫中南沙。永定河原是北京最大的水源，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的第一个水库，总库容22.7亿立方米，可以容纳永定河一年的流量，后又扩大到41.6亿立方米立方米。

    中国政府前后在永定河上建了五百多座水库，缚住了苍龙，人战胜了天。可是永定河流入官厅水库的水每年只有2.5亿立方米了，而且还是被污染了的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用。北京缺水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永定河水源的枯竭和污染。如果永定河恢复自然生态和流量，治理流域内的水污染，北京就不缺10亿或者15亿立方米的水了。

    北京缺水问题的关键之二在于北京用水的浪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决定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时提出两个原则，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调水。这是两个不错的理念，但是在调水工程完工时，节水没有做到，治污也没有做到。和文化大革命一样，说假话说大话。

    既然北京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方，那么北京应该是世界上最节约用水的地方。可是情况正好相反。北京是世界上用水最浪费的城市。德国人均每天生活用水量不到130升，而北京是人均每天300升，是德国的2.5倍以上。

    北京的用水在于奢侈用水和浪费用水。北京的高尔夫球场用水、私人游泳池用水、水景房、水景景观、人口滑雪场等用水将消耗南水北调入京水量的一半。

    另外三十多年来北京自来水管道渗漏现象一直没有改善，损耗量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如果北京人的生活用水量达到德国的平均水平，每年可以节省近12亿立方米的水。那样既不需要南水北调，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五、一条不归路

    为什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完工、中线工程即将完工，中国领导兴奋不起来。

    因为这是一条没有前途的不归路，后续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要解决。东线调水渠道与淮河平面相交，治理了三十年的淮河水质一直没有改善，东线水质难以得到保证，天津干脆不要南水北调的水，宁愿用价廉质好的海水淡化水；汉江流域的水污染远远超出估计的程度。淮河流域是中国癌症村最集中的地区，汉江流域也出现了癌症村的分布。通过一江污水向北流可能把癌症村引向北京。

    现在不是先治污后调水，而是先调水，留下一大堆难啃的治污任务。汉江被调走这么多水，紧接着就要调水救汉江。救下游、救襄阳等城镇有引江济汉工程和鄂西调水工程；救汉江上游和陕西的关中地区有引江济谓工程。汉江水源不足，必须着手从长江干流、从三峡水库调水，有可能加高三峡大坝，提高三峡水库水位，再次搬迁三峡移民；或者从小江抽水建隧道救汉江。长江中下游要紧急救洞庭湖、救鄱阳湖，建了拦湖大坝。在长江上游要从金沙江调水救雅砻江和大渡河，从金沙江调水救滇中等等。

    用不了十几年，长江流域将出现全面缺水，入海流量锐减，海水倒灌，上海、南京缺水。那时只有从雅鲁藏布江、怒江和澜沧江等河流大量调水救长江。而这三条河都是国际河流。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曾经说过：要像防止战争一样减少跨流域调水。意思就是，战争是解决问题最后的手段，跨流域调水也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能不调水就不调，万不得已了才调。

    中国政府先决策、后论证，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已经和即将完工，战争早已经打响了。如果中国政府还不改变人定胜天的观念，改变先决策后论证的做法，在这条不归路上继续走下去，后果就是从国内调水走向国际争水，从调水走向战争。

    （王维洛为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水资源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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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集体沉默 南水北调比三峡还可怕

    话说人定胜天！听到这句话，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水利工程。目前，中国两大世纪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早已完成、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刚刚正 式通水，中线已经贯通，西线还未开工中。对于如此重大的工程，一直有颇多争议，如修建三峡时，反对意见也非常强烈。三峡建成后，是否会引发干旱、地震等自 然灾害都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而奇怪的是，南水北调工程几乎没有专家反对，顺利开工建成。对南水北调的质疑也远远不如三峡工程。这是很令人奇怪的地方。 两年前，一位旅居德国的国土专家王维洛为大家揭开了南水北调的谜底。以下是某环境杂志记者对旅居德国的国土专家王维洛进行的专访，中国旧闻日报有删节。

    湖北干旱原因是承担了中国两个最大工程

    记者：2011年三峡工程问题为什么这么突出？

    王维洛：今年长江中下游缺水缺得很厉害。从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都缺水，特别是湖北省缺水缺的厉害。国内报导是说，湖北的水库都已经底朝天，没水了，洪湖水浪打浪也没浪了。洪湖水也就剩几十厘米深。就说洪湖现在缺水缺的厉害。

    根本原因是因为湖北省担任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工程  三峡和南水北调工程。其实这两个工程是一个姐妹工程，密不可分，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的源头工程，就是三峡的水源工程。

    三峡工程问题突出的原因，并非像国内宣传的那样是什么三峡派海外黑手搞的，其实是国内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矛盾所引起的。因为干旱现象在湖北和江西已经非常突出了。

    今年对三峡工程干旱问题的治理，首先是江西省提出来的，是省水利厅一些技术人员要搞鄱阳湖拦水大坝工程。为什么要建这个工程？是因为三峡大坝影响了鄱阳湖的蓄水，这么引出来的。

    记者：南水北调工程的方案最初是怎么提出来的？

    王维洛：毛在五十年代时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林一山的一次谈话中同时提出这两项工程。

    毛要建三峡工程是为了防洪，他说要把洪水在三峡卡住，把卡下来的洪水调到北方去，因为中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所以要把水调到北方去，这是毛当时的两个想法。他把两大工程同时给提出来了。

    记者：毛的想法是否可行呢？

    王维洛：毛这个理论是不是存在，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就一定要把南方水调到北方去，另外南方到底是不是水多，为什么说南方水多。

    其实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就不存在着长距离的调水方案。因为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当地资源来发展当地经济，改善当地人民生活。这是可持续性发展的最主要核心。不是说要用外部资源来发展你这里的经济，这不是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

    记者：能解释一下可持续性发展吗？

    王 维洛：可持续性发展开始是几个美国教授提出来的。这个理念后来被联合国接纳，成为世界上未来发展的基本理念叫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说这个发展不是为了你这一 代人而是为了将来，这一代人不应该用下一代人资源的理念，这一代人所制造的问题必须这一代人解决，而不能把这代人的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也就是说不能把帐 欠到下辈子还，这一代干的事情也不能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其实哲学上是很清晰的一种概念。

    说 到底，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南方水多北方水少是自然条件，是地理气候条件所形成的，因为中国的降水是南方多北方少，越往北越少。从历史发展来看水多并不一定就 是好，因为文明是先从北方开始然后到南方，尽管现在说南方的发展也不是太晚，也可以和黄河流域相比。但是中国的发展首先不是长江流域而是黄河流域，然后慢 慢向南发展过来。说北方水少就一定不适合发展，南方水多就一定适合发展，没有这个道理。同样，毛说的北方水少南方水多也一样。

    中国科学家认为，到2030年，长江流域也要成为缺水地区，南方没有水可以向北方调了。

    简 单说，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南方需要的水量比北方要大得多。北方种小麦也是适合了北方的气候条件。在农耕时代就是靠天吃饭，没水的地方偏要去种水稻，那 是种不好。其实五十年代时为什么北方水少，就是当时北方发展水稻搞的，北京和天津种水稻，后来不行又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北方种的水稻好吃。大家都知道 天津小站水稻好吃，但天津北京那是缺水地区，水要用在工业上，种了水稻后，工业和生活缺水，所以后来又取消了种水稻，把水用在了工业和生活上。

    但是今年的干旱，是当时专家预计的2030年要出现的，那么现在2011年就出现了。而且缺的很厉害。就是说也不像人们说的南方水多，长江流域也将进入枯水，中下游缺水缺的很厉害，尤其是湖北省。

    记者：湖北到底有多缺水？

    王维洛：湖北所有水库几乎是底朝天了。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的水库  丹江河水库水位已降到死水位，没有水可以向外排放了。所以当时湖北省要求三峡水库赶紧放水。

    如果当时三峡工程放水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相当可怕的过程，就是说三峡把每天放3000至5000多立方米的水，但是水到了湖北地区马上就被抽上去。

    鄱阳湖快干枯江西省受不了

    记者：为什么今年江西省会为水闹得厉害？

    王 维洛：一般来说河流越往上水位越少，越往下越多，因为支流会把水汇集过来，但是今年就变过来了，上游水量多下游水量少。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抽水工程太厉害 了，水泵太厉害了，把长江的水都抽到支流里去了。所以主流水位越往下游水量越少。所以人为对自然干涉情况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今 年的情况在未来还会重复出现，而且未来在用水问题上的矛盾还会更尖锐，所以这时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考虑南水北调工程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当年就有一个问 题是没有解释的。因为当时毛提出南水北调工程时，他主要讲的是中线方案，他是指从三峡把水调过去，而不是在丹江口把水调过去。要在三峡把洪水卡住，把三峡 的水调到北方去，这是当时毛的想法。

    长江在历史上流量最小时就有3000多立方/每秒，而黄河平均也就几百立方/每秒，两条河相差很多。长江平均年流量每秒是一万多立方。洪水期流量更大，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大概是九万多立方/每秒，万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是十一万多立方/每秒。

    如果回到长江的原始状态，其出海口是个湖，湖面宽是20多公里。唐诗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你会看到那是一条很宽广的河。所以在历史上说长江洪灾很少，而说黄河洪灾的记录就比较多。因为长江下游的蓄水能力很大，所以洪水灾害比较小。

    那讲到今年长江水位少，而抽水就形成了湖北抽水，湖南就没有多少水可抽，那江西就更受不了，因为水位更低，所以鄱阳湖就像长江的水保不住了，因此江西省闹得就特别厉害。

    所以考虑问题时要横着想，不能老想着三峡工程这一点上，还有一个南水北调工程呢，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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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的三个调水路线

    记者：能具体介绍一下南水北调工程吗？

    王维洛：1958年已经批准了三峡工程，具体设想是东线利用大运河，中线利用三峡工程向北方、主要是北京调水。但没能具体实施。重新提出三峡工程是WG时，但被毛亲自否定了。毛死后要想搞三峡的是HGF，他下台后就是D要搞。

    南水北调工程要搞的理由是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为保证2008年南方的水能够调到北京供外国运动员喝，当时就急急忙忙批准了南水北调工程。

    这个工程有三条调水路线，即东线、中线和西线方案。

    东线设想沿着京杭大运河，从长江的扬州向天津、北京方向调水；中线设想从三峡水库向北方调水，丹江口水库作为中间的蓄水；西线设想是从长江的源头向黄河的源头调水。

    西 线方案一直不很确定，也只知道从长江的支流向黄河支流调，但要怎么调，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长江和黄河是发源于一座山，都是源之自 于西藏高原，而且离得很近。当时人们就说在那座山打个隧道把长江黄河连在一起。但实际上，长江的源头上水位低，黄河的水位高，成了倒水位，所以西线重要的 是要把长江源头的水位垫高超过黄河了以后它才能把水流过去。所以当时西线是比较飘渺的一个设想。

    东线方案因大运河已经存在了，当时江苏省一直利用大运河向苏北调水，但水不超过江苏省界内。要往北调，过了黄河以后有个地势问题，在山东有个中间高南北低的地方，中间高，就有个水过中间部份困难，那么就有个提高水位再往北方流这么个问题。

    后 来，人们对东线方案不感兴趣了。为什么呢？因为东线沿江苏往北走要穿过许多城市，大运河的水很脏，水被污染得很严重，最后水是被调到天津了，但天津说不 要，这样的水既不能用也不能喝，所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到了天津以后，因为水质不好而搁置。水是先到天津的，天津和北京的高度相差50米左右，如果水质好的话也被天津先用完了，因此北京对东线方案就更没兴趣。

    所以中国搞工程的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一起搞，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搞大工程，拿到更多的经费。

    中线工程实际情况：都是175米，水怎么流？

    记者：那么中线工程的发展情况呢？

    王维洛：在工程审批过程中有个问题。

    前面讲毛在WG时就否定了三峡工程，当时58年确定了三峡工程蓄水必须是海拔200米以上，现在批准的这个工程蓄水位是海拔175米，现在加高的丹江口水库水位也是175米，就说三峡的水没有办法流到丹江口水库，因为三峡蓄水位太低。

    如果三峡要担负起南水北调中线方案这个过程，就必须抬高蓄水位，从工程上讲这是可能的，不是太难的，大坝也是可以再加高，但现在三峡是海拔175米， 它是没办法再加高了，丹江口水库和三峡是一样的高度，如果按三峡工程的移民组的设想，水是可以流过去的，就是上游是这么高下游也这么高水是会流过去的，但 实际上水往低处流，不会两个一样高时能够流过去，当时三峡工程移民组规划的时候他是一样多的人数，那怎么能一样人数呢？那怎么会一样呢？这样就移民的人数 少吗？

    其 实中国人有个什么问题呢？不善于自己思维，也不会考虑问题，同样一个信息也不会去考虑。有点像东德人，在柏林墙刚倒时那样，有点不适应西德的生活方式，不 会思考问题。中国人老是考虑政府给他解决问题，像工作问题呀，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什么问题发现了有政府会给他解决，不善于从信息当中来分析问题。

    这就是中国人傻，傻到什么程度呢，就说你看过三峡工程的电影是不是？移民的地方都写了175米。

    我让你想一个问题：三峡水库库长600多公里，坝起的地方水位175米，蓄水蓄了175米，重庆的水位也是175米的话，那这个水还流不流？

    记者：那不就没法流了嘛。

    王维洛：所以水就不流了，所以重庆的水位一定要高于坝水位的地方，而且水位高差是根据流量越大高差越大，流量越小水位差越小。

    我们学过，一个物体的动能加上它的位能永远等于它在下面另一点的动能和位能以及它在这段路程当中所消耗的能量相等，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它不会无缘无故出来的。所以水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从175米高层就移动600多公里到另一个175米的高层。重庆的水位一定会高于175米，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计算错了。

    这么简单的一张图，中国人电视里看，坐着船、走着路，天天看，重庆175米，三峡175米。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长江三峡水库的水位是平的，就是洪水来了它也是平的，所以人要自己不会动脑筋想问题的话，就是很可怕的，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么个东西是错的，也没人说，他也不会想到它是错的。

    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都是175米， 因此三峡水库的水到不了丹江口水库，所以目前三峡水库不能成为长江蓄水的起源，不能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的起源。三峡工程在它的目标里面有发电、蓄水、防洪和 航运，它的第五个目标仍然写了南水北调工程，所以还是一直留着后手。既然三峡水库无法做为南水北调的发源地，现在只能从丹江口水库取水。

    记者：如果三峡水库提高到176米，或者提高5-10米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流到丹江口水库了。

    王维洛：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讲，应该必须提高25米。

    记者：那要提高25米就要移出更多的移民了，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重庆就要淹掉了？

    王维洛：对，重庆一部分就会淹掉了。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毛汇报时听说三峡工程被批准了。后来林一山是这么说的，三峡工程早晚要回到当时所设想的200米水位上来。现在的三峡水利工程是拿了一条可以做西装的料子来做了一条短裤或围裙。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修建水库时，大城市在水库的上游，洪水一来，如果蓄洪的话，大城市就会被淹掉。所以三峡水库在洪水期就起不到蓄水的作用。这样一来，也不能按照毛当时的设想，要把长江的洪水调到北方去。

    中线工程原计划把长江三峡引到丹江口水库，因为三峡水位175米，丹江口水库也是175米，水没有办法流到丹江口水库，所以南水北调的直接抽水不是从长江而是从丹江口水库抽水，从长江的支流汉江抽水了。

    毛当时设想要从南方调到北方的水，一年起码1000亿立方/年的水调到北方去，其本上是中线400亿立方、东线400亿立方和西线200亿立方。中线后来说只能调200亿立方/年的水，后来发现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汉江水资源当时统计时就有问题，最早说汉江年平均有500亿立方，当时想调200亿立方，超过三分之一，后来发现汉江水年平均也就300多亿立方，受不了调200亿立方，所以现在就只能调100亿立方，但渠道的规模还是按200亿立方/年修建的。

    汉江平均水量300亿立方/年，那三分之一的水量要调到北方去。拿人来做比方，如果你三分之一血被抽走了，你说这人是活还是死，这人他就活不了了。而且抽水的量是按照平均数计算，在自然界的河流中，水可不是以平均数流淌，它有枯水年有丰水年。枯水年汉江也就100亿立方/年的水，那要大部份都调到北方去了，汉江是受不了。现在是不管受得了受不了，就是要调100亿立方/年。

    那这100亿立方/年的水调过去怎么分配呢？最后分到北京的是每年10亿立方，其它的水中途就被河南、河北分掉了。就北京每年36亿立方米需水量而言，10亿立方水其实是不管用的。

    治理好永定河就能解决北京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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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北京水源的情况如何？

    王维洛：不能说北京缺水，就要南水北调。

    北 京是中国的一块风水宝地，当初先人为什么要选用北京作为京城？为什么北京会成为这么多朝代的京城，没有水能行吗？那些皇帝都瞎眼了，皇帝身边的风水先生都 瞎眼了？不可能。北京毁了永定河、清河、拒马河，毁了北京所有的河，看看北京的地名，积水潭、玉渊潭、甚刹海、西甸、海淀，都是和水连在一起的，你看看北 京历史上的图，也是个水乡。

    北京缺水，不能这么简单的看。不能说是北京水少，北京的缺水，确实是人为地破坏，错误地评估了水而导致的。

    北京最早靠的是永定河，每年永定河给北京供水量是14-19亿立方，由于永定河上建了几百座水库，现在永定河等于干枯了，这十几个亿的水没了，加上对永定河的污染，河水的流量只有3亿立方/年，而且水因为污染是不能用的。也就是说永定河的干枯对北京来说就是损失了14 19亿立方/年的水，其实如果能想办法恢复永定河流量的话，才是解决北京用水的最好出路。

    除 了永定河外其它水源是靠哪里来的呢？还有从潮白河来的密云水库，而潮白河是供天津用水的，当时建密云水库时就说一半给天津一半给北京。结果密云水库建成 后，就是潮白河水都给了北京，那天津只好去建“引滦入津”工程，把黄河的水调到天津去，所以建国以来中国的水利就是在玩水。

    中国的水利就是在玩水

    记者：听您这么一讲，它根本就不尊重自然规律，想把水折腾到哪儿就折腾到那儿。

    王维洛：是。这个水，我让它关就关，我让它开就开，这就是中国治水的基本思路。其实为了北京这10亿立方/年的水就动用了中线工程的方案。

    可到时候北京水还是不够用，因为北京地下水位已经超承载能力地开采，将来还得弥补地下水位，这个问题就很大。

    记者：南水北调能解决北京这个问题吗？

    王维洛：不能。本来汉江水是经过丹江口水库流到武汉再进入长江的，如果每年100多亿立方的水都要从丹江口水库调到北方，那汉江流域下游每年就缺100多亿立方的水，汉江就可能要干枯。

    如果汉江干枯，湖北省又不干了，武汉说受不了，那还得向中央要工程，因为做工程能有钱，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能赚钱，一下子拨上千亿。

    中央就说你再建一个“引江济汉”渠道，从长江宜昌下面开条运河，从沙市北边过去开条运河打通长江和汉江的联系，把长江的水重新调到汉江去，让它从汉江流下去这样来解决汉江的缺水问题。

    本来长江的水就是要流过沙市流到武汉的，现在把它从上面抽到汉江去流回武汉，那么沙市的水就更少了。沙市历来是长江航线最浅的地方，九曲湾肠航道最浅，本来是要解决这里水量不足的问题，那你从上游把水抽走了它的问题不就更严重了，对不对？

    拆东墙补西墙，只要能做工程，别的先不管先把钱给拨过来，至于做出什么样来他们不管，如果动脑筋想的话就知道是什么，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就这么多水，调来调去地玩吧。

    南水北调的源头丹江水库每年要调出100多亿立方的水，今年丹江口水库的水已经下降到死水位以下，这个现象重复出现的话怎么办？到时候工程建成了，北京就依赖这10亿立方米的水，而水源地没有水供给怎么办？北京就渴地哇哇叫，河北、河南都会乱叫。

    这调水就像人人哄大家骗一样，因为你依赖的是别人的资源，就像抽鸦片一样，抽上了鸦片以后你就得永远抽下去。他说2011年我们这缺水了这水不能调给你，就像说我今天没鸦片供给你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抽鸦片的人能受得了吗？他建的那套设施它是要运作的，它是要挣钱的。对不对，水不给他能行吗？那时候他怎么办？

    中国以前做工程无论三峡还是南水北调工程，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永远考虑最优的条件，从对工程最优的那一点上来考虑问题，比如人家说你三峡工程要是被人爆炸了怎么办？他就告诉你我库里没有水了，我已经放完了。从来不考虑里面有水怎么办？永远告诉你对他最好的状态下。

    当 然也有人认为为什么要考虑最坏的情况？今年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日本的地震、海啸与核幅泄同时发生，人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会发 生，因为按照安全模式定理，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就像日本这样，出现的几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是它发生了。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不是说汉江发洪 水，水量很大，每年保证有100亿立方米供北京，我们要考虑到汉江在最干旱的情况下，像今年这样的情况下，丹江口的水位降到了死水位以下，怎么办？根本就没有水往北调的时候怎么办。

    因 此必须回过头来重新考虑南水北调工程，当初的设计和构思是不是对的，是从一个将来要缺水的地区去调水，而不是从一个多水的地区调水。而且还要想到，丹江口 水库蓄的水，也不是像毛泽东所构思的那样，把洪水蓄在水库里，调出去给人家用，洪水蓄不住。所以南水北调的整个构思有问题，拆东墙补西墙，还搞不好。

    引水渠道破坏700多条自然河流生态

    丹江口水位是175米，北京的地层高度是50米，两边相差125米，距离为1200公里，用的十万分之一的坡度向北京自流供水。水是不能平流的，不然可以在武汉拉一个渠道，水就过去了。

    如 果有地理知识的人就会知道，中国是三个台阶，西边高，中间一般，东边最低，中国的绝大多数水都是从西向东流，诗人写的大江东去，除了澜沧江和怒江往南流 的。我们所涉及的从丹江口到北京地区所涉及的所有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那就有一个问题，渠道和这些河流相交的时候怎么办？

    有三个方法可行：

    1．架高水位，架高在工程上是可行的。最少流量是200亿立方米，将来可能要达到400亿立方米，架高一条黄河的水量。要是碰到一个潜因，比如拿一个炸药给炸一下。黄河已经是因为高出地面，形成一个悬河，造成对中原大地的威胁。现在人工地架高一条黄河，同样是一个威胁，战争的时候是威胁，和平的时候也是威胁，在访民多的时候，更是一个威胁。

    2．平交，水就会乱流，也不知道水是往东流还是往北流，只能建闸门，要让水往东流，就将往北的闸门闸住，要让水往北流，就将往东的闸门闸住。

    3．下交：从河流下面过去，利用虹吸的原理。

    南水北调大多数地方是平交的，也有架高立交的，也有下交的，这一条引水干渠要跟700多条自然河流相交，要打破700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你必须要有一点想像力，中国人做工程的时候，没有想像力，你根本就跟不上。西方人听了觉得有点疯狂。

    当一条河流的自然体系被这么打破的时候，那些河流如果发生洪水的时候怎么办呢？它就会干扰这条引水干渠的水量，引水干渠又增加了当地的洪水水量，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局面。

    记者：世界上是否也出现过像中国这么个调水的计划？

    王 维洛：苏联也有一条引水干渠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当初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修建，在斯大林时代完成的，就是用集中营中的劳改犯挖出来的。但后来苏联放弃 了这个干渠，因为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太大。美国也有将水从加拿大引到西部直到墨西哥，也做过这个规划，但是调水到沙漠之后，第一、二年可以长庄稼，第三年 就不长庄稼，而是变成了盐碱地，因为水蒸发了，把盐分留在地里，水加沙漠不等于粮食，而是盐碱化了。所以美国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记者：那这条南水北调的渠道对中国生态的影响是什么？

    王维洛：这一刀切下去，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了，就不要说中原大地两边水的成分不一样、病菌如何影响当地的生态都不用说了，本身的水流都已经乱掉了。

    如 果中国真的要调水，就应该使用地下暗管，就像输油管道一样，埋在地下，又能省地、又没有风险，还能避免人家抢水，能保证进京的水。可是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让 他的功绩让老百姓看得见，还得让天上的卫星能够拍得到，比方说隋炀帝修的大运河还留在那儿，南水北调的工程是江－Z民搞的，三峡工程是D搞的，留在那儿的。 有人说，干渠在地面上可以通航，也不可能埋在地下。但是南水北调没有航运的任务，对航运没有任何帮助。

    南水北调的工程是藉着北京开奥运的机会，匆匆忙忙把这个工程给批下来了。本来计划2008年水要进北京的，但是没有完成，推后到2015年了。南水北调东线、中线的造价是5000亿，是三峡工程的2.5倍，是个很花钱的东西。

    几十万移民面对第三次搬迁

    记者：这么大的工程，那移民人数也不会少吧？

    王维洛：除了给渠道征地，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上升，一共要搬迁30-40万人，这其中大部份人已经搬过两次了。

    头一次是在丹江口水库建立时，采取外迁的手段，基本上搬迁在湖北省内，安置条件很差。到了文革时，移民们又偷偷地跑回丹江口库区，在山上刨块地，作为黑户口，孩子也不能上学，慢慢地把家产又置起来了，政府就默认了。

    移 民确实生活很苦，是“老运动员”。有报导说政府对他们怎么好，又有报导说他们有很多的不满，因为很多人没读过书。移民是个老问题，这些移民也跟三峡移民镖 着劲儿，攀比着，因为中央以前给三峡移民的政策最优惠，而南水北调工程的移民安置得最差，给的安置费能到移民手中的不多。

    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摧毁

    大家知道，宗教都有其圣地。中国的道教也是国教，道教的圣地在哪里？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道教的圣地就在丹江口水库底。

    你 要跟以色列说把耶路撒冷给巴勒斯坦人，他会是个什么反映。就算是苏联，斯大林镇压得那么厉害的地方，也没敢动莫斯科旁边的东正教圣地谢尔盖耶夫镇。而作为 一个中国人，不管你信还是不信，道教是中国的国教，国教圣地在那里，能说一个水库的价值能超过道教的圣地，我不相信。中国人大多都不知道这个了，很多人到 庙里烧香，求平安发财，当你的道教圣地被淹没时，你都不知道，你去烧香拜佛，有什么用。

    专家集体沉默的原因

    好几位西方记者问我，三峡工程上马时，还有那么多知识份子上书批评，还有知识份子敢冒着自己身心代价无所顾虑的批评。为什么南水北调就没有人批评了？是不是南水北调不像三峡工程那样的影响这么坏，有那么严重的社会影响和生态影响？

    我 说不是，我说中国的知识份子是很聪明的，他们是有学习能力的。看看三峡工程中在最后报告上签字的那些专家们，最后都成了工程院和科学院的院士，成了对国家 有贡献的特殊专家和院士，得了这个奖那个奖。你再看那看看那九位没有签名的专家，他们的水平绝对在签了字的人之上，但是没有一个人成为院士。

    中 国的知识份子把名利都看得很重，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些还想进入科学最高殿堂的知识份子，他们在三峡工程的学习过程中，知道还是不说的好，说了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的理想是步入殿堂，如果他们说了的话，现在很可能连一个科研的题目、科研经费都拿不到。就像黄万里一样，给三峡工程写了那么多的论文，他有一分钱 的科研经费吗？他从政府拿了一分钱的科研经费吗？没有。

    所以说，三峡工程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一个很坏的影响，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后边的人知道了，尽管不是像当初那样被打成右派，可他把你打成另类，没有科研经费，那你怎么办！你想当院士，没门。所以他们就不说了。

    实际上，南水北调的最后社会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中国国教圣地的淹没，本来应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可他们却不说了。当知识份子不能自由地发出声音时，不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时，国家的灾难就开始了。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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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遇高水价难题:工程水价远高于地方水价

2014-01-14 09:44:00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编辑：代小婧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于2013年11月15日 12月10日正式通水。该工程总投资500多亿元，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取长江水，通过大运河将水输送到山东，供水范围涉及江苏、安徽、山东3省71个县(市、区)，直接受益人口约1亿人。




　　然而，供水范围内的多位地方政府人士表示，水价问题是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亟待解决的难题。尽管水价并未最后敲定，但初步测算出来的高水价已经在江苏、山东引起了很大反响，让地方政府感到头疼。




　　多个城市不需要“南水北调”？




　　据了解，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每年抽江水量为36.01亿立方米，据测算，江苏、山东、安徽3省多年平均供水量分别为19.25亿立方米、13.53亿立方米、3.23亿立方米。




　　根据国家发改委初步测算，南水北调江苏、山东境内平均水价（俗称“工程水源费”），均高于当地的水源费。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罗辉表示，要将江水送达用户，还需要建设配套工程和进入城市供水管网工程，并计入相应的供水成本费用。因此终端用户的成本会很高。




　　南水北调高水价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水城市的调水量。据悉，在山东上报水利部的2014年调水计划中，仅有济南、枣庄、青岛、潍坊、淄博5个城市上报了调水计划，总计7750万立方米，而按照原定规划，这5个城市承诺多年平均调水总量应为5.12亿立方米。此外，济宁、菏泽、滨州、东营等8个城市原定的多年平均计划调水量总计9.55亿立方米左右，但目前均无调水安排。




　　对此，罗辉向记者解释了原因所在：一是配套工程的投资及征地问题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而地方受制于财力，建设进度满足不了消纳干线工程水的能力；二是东线工程2002年底开工后，山东连续10多年处于平水年或丰水年，用水需求不很迫切；三是由于调入水比当地水的价格高，消化起来需要动用很多政策资源，因此，南水北调的水有可能会被视为后备战略水源。即便如此，南水北调的高水价还需要做大量的消化工作。由此不难理解，在2013年山东正式调入的3400万立方米长江水中，为何只有1002万立方米成功地抵达淄博市民的家庭了。




　　据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张劲松透露，江苏的扬州、淮安、宿迁等7城市已经按原定计划上报了2014年度调水量，但很可能有一部分会调入调蓄水库，因而并不等于新增供水量全部会到达终端用户，另外，从实际情况来看，江苏每年的水情丰枯不一，因而也不是每年都需要19.25亿立方米的新增供水。




　　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公司调度信息中心主任吴学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相比江苏、山东而言，安徽的经济比较弱，同时用水量较少，而且南水北调的一部分水源也来自淮河，所以安徽使用这部分南水北调的水无需交费。

　不管用不用水，江苏、山东每年或交10多亿基本水费




　　南水北调工程水源费按“两部制”方式划分为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两部分，基本水价用于运行管理费用和工程基本维护费、工程建设投资还贷等，不管用不用水都需要付费；而计量水价则按补偿基本水价以外的抽水电费、材料费等其他成本、费用的原则核定，计量水价按实际使用缴纳。南水北调的工程水源费将由南水北调的运营管理单位收取。




　　张劲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发改委根据江苏新增供水量，初步测算南水北调江苏段平均水价为0.41元/立方米，其中基本水价0.18元/立方米、计量水价0.23元/立方米。那么江苏每年必须缴的南水北调的基本水费为3.465亿元，计量水费按实际使用上缴。




　　这个价格比江苏目前的水资源费要高。根据江苏省水利厅发布的《江苏省水资源公报》，2012年农田灌溉、工业、居民生活分别占该省用水消耗总量的72.9%、5.1%、4.9%，其中农业水资源费暂免征收，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的水资源费为0.2元/立方米。从水源结构来看也是如此。据资料显示，江苏2012年地表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0.2元/立方米，地下水的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为0.48元/立方米，整体平均下来要低于0.41元/立方米。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是江苏省既有的“江水北调工程”扩大规模并向北延伸的升级版，此前江水北调每年抽的水是免水源费的。不过，张劲松表示，不必对“0.41元/立方米”过于敏感。由于江苏农业耗水超过该省总供水量的七成，如果完全按0.41元/立方米征收，会增加农民的负担。为避免这种情况，江苏方面有两个设想，一是将此费用摊到整个江水北调工程供水总量中去；二是更进一步摊薄，将之纳入到江苏全省的用水总量中去。如此，可能每立方米水的工程水源费就几分钱。当然，截至目前，上述设想尚在研究中。




　　山东省也同样遇到南水北调水价比当地水贵的情况。




　　罗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发改委初步测算南水北调山东段平均水价为1.54元/立方米，其中基本水价0.76元/立方米、计量水价0.78元/立方米。按此计算，山东每年必须要上缴的基本水费为10.28亿元，计量水费则按实际使用量缴纳。




　　2012年的《山东省水资源公报》显示，2012年山东的水资源费标准分别为：地下水0.65元/立方米、地表河库水为0.3元/立方米，黄河水价格更低。“如果按目前南水北调测算的1.54元计算，最后山东到终端用户的平均价格大概在6元，远高于山东地下水、黄河水等用水价格。”罗辉说。




　　高价水的政府难题




　　南水北调的高水价已让地方政府为难。而不同城市的难处又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济宁这样的水资源相对较好的城市，难题是如何消化新增供水；另一类是像济南这样的典型缺水城市，难题是如何降低水价。




　　济宁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局长张君型说：“不缺水的时候水来了，而且是高价水，地方政府的协调工作做起来就很难。”




　　据张君型介绍，济宁市人均占有水资源量558立方米，超过山东省334立方米的平均水平。济宁严格实行山东省的控水指标，每年用水量在25亿～26亿立方米，主要包括地下水9亿立方米、地表水11亿立方米、黄河水4亿立方米以及矿坑水等。水资源费分别是：地下水0.65元/立方米，地表水0.3元/立方米，黄河水还不到0.1元/立方米。




　　2014年，济宁市并未向水利部上报调水量。按照规划，济宁市2015年的调水量为4500万立方米，主要是工业用水。其中邹城2000万立方米、济宁高新区800万立方米、曲阜1100万立方米、兖州600万立方米。

　在不缺水的情况下，如何消化这4500万立方米长江水，济宁还得想办法。张君型说：“地方政府既然当年有申请调江水的计划，现在就要兑现承诺，要想办法消化。同时要将长江水、黄河水、当地水等实现单一水价，不能一种水一个价格。”




　　相比之下，济南的情况更为严峻。在山东13个调水城市中，济南属于典型的缺水城市，人均每年用水量仅290立方米，低于山东334立方米的平均水平，在济南市380平方公里的城区面积中，仅有2.6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河道有水。根据规划，2020年以前济南每年将调入1亿立方米长江水，70%用于工农业生产用水，30%用于生活用水。而要充分满足用水需求并保证良好的生态环境，济南市年用水量要达到20亿立方米左右。




　　济南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赵承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2011年开始，山东对各个城市的用水指标进行了严格管理，济南年用水量不得超过18.01亿立方米的红线。2012年济南市总供水量17.53亿立方米，其中引黄河水6.58亿立方米、地下水6.69亿立方米、地表水3.52亿立方米。




　　目前济南市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是：地表水为0.4元/立方米；地下水分城市公共用水及矿坑水两种，分别为0.4元/立方米、0.52元/立方米；黄河水分城市公共用水及农业用水两部分，分别为0.4元/立方米、0.012元/立方米。均低于国家发改委测算的南水北调山东段的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




　　赵承忠表示，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是“生命线工程”，长江水并未进入市场，因而政府不能纯粹按市场进行定价，这里存在难点：一是如何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如何将南水北调长江水价格计入济南的水价核算体系，以降低水价。但现在都没有明确。




　　在罗辉看来，地方政府面临的难题还不仅限于此。他认为，山东几乎所有的调水城市至少面临五大难题：一是本地水、黄河水、长江水等不同来源水价格不一样的难题，没有谁愿意用高价水；二是建设系统以及水利部门“多龙管水”的难题，管理体制不畅通，就无法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三是不同区域用水结构不同而导致的水价不统一的难题；四是城市与农村乡镇、发达与不发达地区承受水价能力不一样的难题；五是国家相关政策不明朗地方政府难以执行的难题。




　　罗辉强调，上述问题不解决，必定会影响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调水量，并进而影响整个工程是否能够发挥预期的作用。




　　地方官员破解高水价的四大建议




　　采访中，多位受访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高水价问题倘若不解决，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长江水有可能只作为调水城市枯水年份的水源保障，而不是完全纳入当地的常规用水体系。他们认为，由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公益性，中央层面应该承担一部分基本水价费用。




　　罗辉表示，南水北调工程不是立足于某个行业的水利工程，而是事关整个国家层面的战略，牵涉到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水价问题上，既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把政府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南水北调的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政府不能缺位。




　　由此，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基本水价由中央、省、地方共同承担，终端用户只承担计量水价的费用。按照计划，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山东每年的新增多年平均供水量为13.53亿立方米，仅基本水价这块每年就需要花费10.28亿元，以后二期工程竣工后随着调水增多相关费用会更高。但国家目前对此尚无明确说法。




　　第二，建议设置调水缓冲期并实行优惠措施。限于资金及征地压力，山东部分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尚未竣工，影响了调水计划。同时，山东多年来处于平水年或丰水年，水情较好，目前缺水矛盾不突出，消化南水北调的13.53亿立方米长江水存在客观困难。因而，可以考虑设置缓冲期分步实施调水计划，在缓冲期内实行“基本水价对应基本水量”的优惠政策，亦即在山东承担了基本水价的同时，江苏方面赠与一定的免费水量。此举可以较好地推进现有工程的进展，也避免了调入水源的闲置，无形之中将水价降下来了，解决了地方政府的难题。至于江苏方面的亏损，可以由国家进行补偿。




　　第三，建议推行区域综合水价。既然老百姓水龙头一拧开就可能既有当地水、黄河水，也有淮河水、长江水，是“混合水”，而当地水最便宜，黄河水次之，长江水最贵，那么就应该快刀斩乱麻，执行统一的区域综合水价。同时，推行区域综合水价必须考虑到各地发展不均衡以及城乡差别带来的不同水价的承受能力，综合考虑以市或县为区域单位。




　　第四，由水务局统一管理，实现水务一体化。现行的管理体制中，城建部门管理城市的自来水和地下水采集系统，而水利部门管理黄河、长江、淮河和当地水利工程等水源系统，应该将这种“多龙管水”变为“一龙管水”，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配置，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罗辉说，这四点建议的目的，就是尽快发挥东线工程的作用，让长江水成为基本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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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一半以上省会城市要靠调水来满足需求
2014年03月24日 15:15　来源：中国环境报　

　　3月22日，是第22个世界水日。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对于城市而言，水资源是其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城市是用水最集中、用水强度最大、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要求最高的区域，但同时，城市也是水危机出现时矛盾最突出的地区。

　　中国城市的水危机，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蔓延扩展。中国城市的水资源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高歌猛进的每一座城市似乎都不能回避水资源短缺这一命题。从寻找水源地，到远距离调水，从海水淡化，再到调整水价，城市的管理者们为了找到一潭清水可谓费尽周折。

　　本期，城市版特刊发一组稿件，为读者阐释城市水危机的出路。  编者

　　◆本报见习记者唐斐婷

　　大规模调水原因何在？

　　水质型缺水已经取代水量型缺水，是我国面临城市水危机的主因

　　据报道，杭州人期盼已久的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将于今年正式动工，设计2020年年引水量为14.9亿立方米。至此，这场颇具争议的工程终于一锤定音。

　　去年以来，水源问题一直困扰着杭州，自去年12月10日起，在杭州市，许多市民发现家中的自来水存在类似于塑料、油漆或农药等异味。而类似的事件在同年3月及5月已出现过两次。早在2012年，钱塘江流域就已检出67种有机污染物，其中苯并芘、二氯甲烷等五种有机污染物浓度在枯水期超过饮用水源地水质标准。

　　这只是我国水资源脆弱的一个缩影。

　　“目前，我国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省会城市要靠调水满足需求，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对于城市调水现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这样告诉记者。

　　据报道，广东省“十二五”期间，预计投资约236亿元实施“西水东调”工程，预计年调水量为20.7亿立方米。号称“彩云之南”四季如春的昆明市也早已将城市调水工程列入计划之中，昆明的调水工程输水干渠近900公里，计划年调水34亿立方米，工程总投资额达到629亿元。

　　而在2012年，厦门首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发布，厦门市经济社会年度用水量约为5.6亿吨。厦门居民和各行各业一年要消耗掉126个岛内湖边水库的水，相当于差不多3天就用光一座湖边水库。

　　守着江河的南方水边城市也大行调水之事，更不用说远离水源的北方城市了。

　　据水利部统计，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在46个重点城市中，45.6%水质较差，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有9个严重缺水。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等城市缺水最为严重。

　　由此，一个个浩大的调水工程开始横贯中国版图。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调水工程背后，资源型缺水并非主因。

　　“水质型缺水已经取代水量型缺水，成为我国城市水安全最主要的挑战，是我国面临城市水危机的主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我国城市水安全现状与对策》一文中指出了这一令人担忧的事实。

　　“众多城市纷纷调水，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了，需求增加了，然而，更重要的是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马中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连续8年对35个大中城市的自来水厂约12000个取水口水源水样检测结果表明，达到Ⅱ类水体标准的水样数量比例由2002年的24.8%下降到2009年的8.6%。一些位于降水量充沛或水系发达地区的城市，周边水源污染严重，由于“水质型缺水”引发了水危机；此外，由于水生态治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旦放松管制或治理力度降低，水环境的状况就可能出现反复。

　　远距离调水面临哪些问题？

　　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长，带来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

　　“即使要调水，也还有远水和近水的问题。先看看家门口的水是不是合理利用了。”马中认为，抵制浪费是远距离调水前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不能只想着解决渴的问题，而应该想到为什么渴。”

　　远距离调水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已成为众多城市解决水源污染问题的一大“法宝”。然而，其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生态代价却湮没于找到新水源地的短暂欢欣之中。

　　“城市调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但不能成为常态。”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文君认为，现在大家只考虑到调水的利益，对弊端却强调得不够。

　　浙江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海洋局海洋二所研究员许建平则进一步强调了调水的弊端：“远距离调水的成本比较高，不仅仅是经济成本，还有社会成本，沿路要征用土地、拆迁、移民。突发性的地震和地质沉降还对调窖水的管道产生影响。”

　　“随着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长，带来了调水越来越困难、调出地水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等诸多问题。”仇保兴认为，外调水工程量大、投资和运行成本高，调来水与当地水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一些地方出现了调来水与当地水成分差异导致自来水管道内的水垢溶解析出，形成了新的污染，且相当难以治理。所以，以长距离调水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

　　据了解，澳大利亚在30年前实施了南澳墨累河调水工程，导致整个南澳三角洲出现了水生态植被退化、湿地破坏、土地盐碱化和物种消失等生态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超调水所得利益。

　　水资源浪费隐忧重重

　　城市水量是否够用，还取决于其利用方式和需求结构

　　而在大规模调水与水资源浪费严重现象并存的我国，形势更是不容乐观。

　　据统计，我国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73%，但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约为0.45，与世界先进水平0.7～0.8 有较大差距。多半损失在送水过程和浸灌之中，我国农村普遍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为30%～40%，实际可能更低，而发达国家为75%～85%。此外，家庭生活用水量虽然低于前两者，浪费情况却非常严重。

　　以北京为例，据报道，北京市仅一年的洗车耗水量，就相当于一个多昆明湖或6个北海的蓄水量。同时，人们还在无形中破坏着那些尚未用的水资源。据统计，我国每年的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己达到631亿吨，这相当于我们每人每年排放40 多吨废污水，而其中大部分未经过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湖海。

　　可见，经济的发展未必是缺水的理由。“城市缺水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口增多或者经济发展，水量是否够用还取决于其利用方式和需求结构。比如我国农业的用水量大，农业在北京只占经济总量不到1%，却消耗掉约30%的水。” 在马中看来，水资源的利用是有很大弹性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承载力不够的问题。

　　用什么方式解决城市水危机？

　　减少农业和工业用水，调整水价使之体现真正用水成本

　　“一个城市的规划初期就应该考虑到水源，最好是以水源来配制我们的发展模式。调水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行为。”在刘文君看来，城市的水资源是无法改变的，且我国水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因此，最好能根据水源的容量去安排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规模。

　　“水源是保证我们城市安全、城市正常运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一味地只考虑发展，等发展好了再去控制水源污染问题，是很难持续的。”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城市都真的缺水，而被随意浪费污染的水资源问题却成了阻碍城市发展的痼疾。由此，一次又一次的调水工程开始风起云涌。

　　“除有些城市确实严重缺水外，不少地方政府将调水当成灵丹妙药，水不够用不去节水，而是首先设法调水；水污染后不去治污，也想着调水。”有水利专家忧心忡忡地说，“调水成了万能钥匙，水调来了，就可以继续粗放的发展模式。”

　　刘文君认为，大部分城市应该先考虑治水与节水，而非调水。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预测，我国2010年供水设施单位投资约8元/m3，污水处理约为10元/m3，而节水仅需3元/m3。相对于调水和治污，节水不仅成本较低，而且有很高的生态环境正外部性。

　　而在马中看来，减少农业和工业用水就能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居民生活用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刚性需求，而且比例较小，农业节水的潜力远远超过生活用水。”目前，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0%左右，工业用水占25%左右，居民用水占12%左右。如果北京农业用水节约一半，就可以解决南水北调一半用水量。

　　此外，水价是另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国目前用水的价格没有反映水的稀缺程度。水价低，就没有人愿意循环利用水资源。” 马中认为，只有水价符合其应有的价值，才能激励人们去发展替代技术。而循环用水、海水淡化和节水等技术提高了，调来的水就没有竞争力了。因此，只有水的价格体现真实用水成本，才能刺激水的合理有效利用。

　　据了解，农业用水中的漫灌和滴灌技术用水量相差几百倍，效果却相差无几。在以色列，生活用水量超过农业用水量。以色列的农业也很发达，但用水量却少于生活用水。究其原因，是因为农业用水价格超过生活用水。

　　以中水为例，马中进一步说明了水价在我国的重要性。“中水处理后可以作为工业用水。然而，如果新水价格低于中水，企业为何要用中水？说到底，市场对于公共物品，比如环境和资源的配置上是失灵的，这时政府就要制定政策，把市场调整到有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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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污染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2014/4/14 13:59:2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里面的黑恶势力费尽心机，想用高科技的病毒污染水源，以便靠出卖洁净水谋取暴利。

    在当下中国，绝对不需要费这么大劲儿。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在放弃自来水，食用自购的矿泉水、纯净水。甚至有专栏文章称：一些城市的自来水仅剩冲马桶的功能。

    近日兰州暴发的水污染事故震动全国，其大致原因和地方政府应对方式，与此前一些城市的类似事故大同小异。报道称，兰州一箱水涨至上百元。

    这样的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也绝对不会是最严重的。我早就预言，中国的水污染问题比大气污染更严重。一定还会有极端的水污染事故出现。

    一、大江大河，无一不污

    1993年以来，我曾经三次沿长江的重庆至武汉段、一次从黄河源头全程至入海口、一次沿淮河安徽至河南段采访水污染问题，也采访过滇池、太湖治污。对中国水污染问题的实情有些了解。以下仅举一些区域来说明：

    首先是淮河。1995年，中国政府以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其中明确要求2000年淮河流域各主要河段、湖泊、水库的水质达到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实现淮河水体变清。今天，淮河水变清了吗？谁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呵呵！

    在2000年承诺期到来的时候，我曾经去采访淮河治污问题，了解到的一项指标完成情况是：原定到2000年沿线要建成52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尽管当时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环保局、水利部、建设部、农业部、中国轻工总会、化工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和淮河流域山东、安徽、河南、江苏四省政府领导一起，共同参加了第三次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并对决战阶段各自所采取的措施作了承诺。但到2000年底，这52座生活污水处理厂绝大多数尚在图纸之上。在2000年底能按生产规模投入运行的不足5座。

    而且，按照国人多年一贯的做法，建污水处理厂，首先要建办公楼，这几乎是全国各地建污水处理厂的惯例。沿淮某市一位环保局长刚刚从英国考察归来，他说：在英国，和我国同等规模的污水处理厂一般有6位工作人员，哪里还需要什么办公楼？而我国一般最少得60人。一些必要的化验等设备，国外是尽量提高社会化程度，尽量和大学或研究机构通用。我们却是各家统统要自建一套，成本高、使用率低就是必然的。

    中国在所有大江大河大湖中下了最大决心、最大功夫，向全世界有过庄严承诺的淮河治污是这样，其他水体可想而知。

    再说说上海。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可是，2003至2013年，我在上海的黄金地段住了十年，对上海散发着强烈异味的自来水恐惧不已。由上海再到繁华美丽的长三角走走，从田间的沟渠，到周庄、绍兴这些旅游地，看看那些散发臭气的黑水，还需要用什么检测数据来说明污染的普遍和严重程度吗？

    说说长江。坐船顺长江而行，再在重庆、宜昌、武汉等城市绕行一周，目光所及，触目惊心。无数的排污口像一条条孽龙，整日哗哗不停地向长江喷吐着毒液。无数垃圾堆沿江边堆放，堆多了，会自然滑进长江，江水涨高了，也会自然将垃圾带入江中。有特大企业的治污经验是：把排污口延伸到长江江心，他们说：这叫充分利用江水的自我净化能力。对于沿江生活的人们来说，不幸之处在于：长江既是沿江各城镇主要的纳污水体，又是人们主要的生活饮用水源。

    说说黄河。黄河泥沙含量大带来的一大好处是净化能力极强。在青海被严重污染的黄河在流进中自我净化，尤其在到达刘家峡水电站库区后，经过沉淀，以一类水质流出刘家峡。但仅仅经过上百公里之后，在进入兰州市时就成了三类水。流出兰州市时成为四类水，流经白银市后又下降为五类水。大量工业和生活废水源源不断地被排入黄河。

    水利部曾经对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的水资源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散。

    原国家环保局曾经发布新闻：在全中国七大流域中，面临的严重问题是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主要湖泊富营养化严重。七大水系污染程度由重到轻顺序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辽河、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都有70%以上的河段受到污染。

    中国环保界的元老、原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曾对我说：“中国水污染问题的趋势是越来越坏，而不是越来越好。前景很不乐观。”

    他说：“滇池治理，越治越坏。外国专家全都摇头，说：从没见过这样的湖泊。可我国的许多湖泊，现在还都在按滇池的路子走下去。”

    他说：“水污染问题在普遍加剧，仅有的水源逐渐不能使用。这种局面特别紧迫。如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因此而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二、水污染严重原因多多

    说起水污染严重的原因，曲格平说：“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工业污染，这是很严重的。将来即使所有工业合理布局，污水全部达标排放，处理过的这个污水也是超五类的。二是城市生活污水，我国完全达到处理后排放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三是面源污染，即农田施用化肥、农药及水土流失造成的氮、磷等污染，这个问题比较麻烦，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强度最高的国家。多种因素造成的复合污染，将使得中国水污染恶化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我认为的另一个层面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管理水平低下。二是一些所谓的企业家道德水平低下。

    为什么这么说？在发达国家，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达到80%以上。而且污水一定要处理后达标排放。而中国水的重复利用率远远低于此。多数企业做不到污水完全处理后达标排放。

    发达国家平均每1万人就有一个污水处理厂，用以处理人们每日所产生的生活污水。而在中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中国的生活污水处理厂不到5家。武汉、重庆等绝大多数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为零。都是直接排放。

    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一座城市做到污水100%全部处理的。

    企业家道德水平低下的结论，是基于我的记者生涯里无数次去暗访、蹲坑、偷袭，抓那些排污企业偷排污水的罪证的经历。

    中国的治污技术本就落后，但如果完全严格执行，也还能管点用。可是这么多年，见的偷排污水的企业多了，我对有多少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真的没有信心。因为一开动治污设施就要产生成本，所以，黑心企业家往往偷排。由此说到有企业往深井里排污的问题，虽然没有证据，但我坚信肯定有这么干的。

    三、极端严厉的环保标准才能救中国

    从媒体看到最新的一些数据是：“环保部公布《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超过30%的河流和超过50%的地下水不达标。还有辽宁沈阳市老虎冲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市大辛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区内存有几十万吨未处理渗滤液，上海市青浦区第二污水处理厂现场露天堆放5000吨左右污泥，浙江省嘉兴市西部水务（嘉兴）有限公司、桐乡市濮院恒盛水处理有限公司、桐乡市申和水务有限公司等太湖流域的城镇污水处理厂不按要求标准排放，苏州黄桥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镍、化学需氧量浓度长期超标；湖南省株洲市霞湾港工业污水处理厂剩余污泥未按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定贮存和处置等。”我得说：这些数据，跟我因了解一些实际所产生的印象比，实在是太乐观了。

    老话重提：我再次强调我的观点，中国的污染问题远未到开始好转的拐点，情况还会越来越严重。水污染非常严重，严重程度肯定超过大气污染。一座座城市的饮用水因为水源污染和自来水输水镀锌管网二次污染等原因而达不到饮用标准。

    要想尽早好转，必须实行全世界最严厉的污水排放、净水饮用标准，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环保标准最严格、执行最严厉的国家。

    与极端环保主义者不同，我不反对上一些大的重化工项目，我认为：所有的工业项目都可以上马，但必须执行最严格的环保标准。

    群众如果不信任政府对执行严格环保标准的承诺怎么办？市委市政府领导带头把家搬到可能造成污染的大项目旁边去住，每一个城市最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最大项目旁，都住上这个城市的主要管理者。如此，监督有力，百姓信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群众这样要求、官员这样做，不算过分。

    重要的是：最严厉的环保标准，必然逼出优秀的企业和先进的环保技术及管理手段，这是中国人彻底摆脱污染、又使经济更好发展的唯一可行之路。

    同样道理，一个城市的自来水到底合格不合格，官员不要光空喊合格，每个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起码市环保局长、水务局长，必须和市民喝同样的水，用同样的水。媒体对此进行长期监督。这个要求高吗？显然不能说高。

    四、兰州污染事故的必然与偶然

    兰州到今天才出这样的污染事故，已经是个奇迹。

    从规划上来说，西固区是兰州这个长条带状城市的上水区，黄河由这里入城，流过整个兰州。但这里却被规划成为重化工区，兰化、兰炼、兰铝等诸多高污染大企业集中在这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它们，又衍生出一串高污染的小企业……这样的现实和体现出的草菅人命的管理思路，决定了兰州爆发大的污染事故是必然，何时爆发是偶然。

    因为近日的事故，东方早报记者鲍志2011年的一篇报道被广泛转发。

    报道称：一条深埋地下半个多世纪的排污干管正在成为引爆兰州水灾的“定时炸弹”。这条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油污总干管，自黄河兰州段上游的西固区陈官营起延伸至下游的城关区东岗村，全长27公里，贯穿整个兰州市中心城区和甘肃省政治活动中心  东方红广场，早在2004年即被认为超过了使用极限。报道引用曾任民盟甘肃省委研究室主任的王式刚的话说，有专家估计，如果该管线在城关区发生爆裂，两个小时内兰州市城关区平均积水就会超过2米深。近10年来，这条干管已发生多次塌陷事故，被甘肃省、兰州市两级环保部门列为兰州市的“重大环境安全隐患”。

    然而，对于这条管线何时报废以及报废后中石油兰化公司工业污水的出路问题，甘肃省、兰州市两级政府与中石油兰化公司方面，围绕“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买单”的博弈持续了近7年之久。甘肃省政府办公厅2004年10月18日批转下发的要求兰州市政府牵头“确定油污干管退役报废的最后期限”的红头文件也成为“一纸空文”。

    这，可为我的结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