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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学学日本如何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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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3 14:34:00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将建时速500公里级超导磁悬浮列车




作者:内山智彦
译者:东京博士

信息来源  信息出处  [url=http://sankei.jp.msn.com/economy/news/130104/biz13010418010009-n1.htm]http://sankei.jp.msn.com/economy/news/130104/biz13010418010009-n1.htm[/url]

东京至大阪通勤圈的希望工程正在逐步进行中,那就是由JR东海公司计划建造的超导列车仅需67分钟就能连接东京品川站与新大阪站(东京至大阪现在最快速的新干线“希望号”列车的行驶时间为2小时33分  译者注)

这是世界上唯一采用超导方式的时速500公里级的铁道,将于2014年正式开工,这是日本独自技术在世界铁道史上刷新的一页。

这个超导中央新干线全长438公里,中途计划通过神奈川、山梨、长野、岐阜、爱知、三重、奈良等县境内,2027年开通东京~名古屋,2045年开通到新大阪。总费用的9兆3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7224亿元  译者注)全部由JR东海公司负担。

超导磁悬浮的研究始于东海道新干线开通2年前的1962年,为了超越新干线的时速,构想了不同于传统铁道的磁悬浮方式为原点,而且挑战采用难度极高的超导磁悬浮方式。

超导现象,是某种金属在冷却到一定温度下后阻抗为零时发生的现象,即没有电流抵抗,电流可以永久不断的流动,而且电气性能效率极高。但是,另一方面,微妙的温度上升会造成这种超导状态无法维持,因此实用化的台阶极高。

磁悬浮铁道还有通常的电磁石悬浮的常导电方式,中国已经实用化的最高时速430公里的上海磁悬浮铁道采用的就是常导电方式。但JR东海公司的白国纪行开发部长说:“超导方式磁悬浮虽然难度很高,但我觉得日本厂家有这个能力去实现。”

磁悬浮中央新干线不需要收购大都市的建设用地,大部分在地下超过40米的大深度区间通行,而且,途中还要经过横跨山梨县和长野县的海拔3千米级的南阿尔贝斯群山,列车将尽量从高处通过。为此,设计的超导磁悬浮能爬上新干线2倍的坡度,其次,上海磁悬浮的悬浮高度仅1厘米,超导磁悬浮的悬浮高度将达到10厘米,这是充分考虑了地震国日本需要更高的安全性。

超导磁悬浮的时速约为新干线的1.7倍,刹车性能约为2倍,2003年山梨县境内的实验线路上进行了2次世界最高时速581公里的试验行驶,2次都以最高时速没有误差地到达目的地,行驶控制堪称达到了艺术境界。

白国本部长说:“磁悬浮采用超导技术,在其它领域也能展开应用,有利于提高日本的工业实力和经济发展”。

LO型超导磁悬浮列车建造现场




 楼主| 发表于 2013-9-3 17:28:11 | 显示全部楼层
说说日本90年泡沫奔溃后,关于日本经济自己的感受吧。
泡沫前,高房价,高地价,企业,银行是一片经济繁荣,工资也不断上涨,并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刺破这个泡沫的是日本央行的货币总量收紧,银行的不良债券发生,银行为了消除不良债券开始掐不动产与企业,土地价格下降,不动产的资金流开始断裂,体力弱小的不动产倒闭。不良资产移入银行,银行开始把房屋拍卖,其实,在房价走下行时,也不是容易买出去的。
企业是怎么样的情况那?日本的企业其实由于泡沫前大量的生产储备投资,生产力与有效需求严重不比配。据当时自民党干事长说,日本已经有世界一半的生产力了。土地价格再降中,意味着每年企业利润中的这部分要被消除掉。企业只能精心经营,加大技术创新与营销,成本是能省就省,经营者带头降工资,员工工资中奖金也被减少。
那么,日本政府干了什么那?不要小看这个主角,手中的筹码就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改革。他主持一场波澜壮阔的软着陆。前提条件是:房价,土地价格要缓缓下降,国民不能有5%以上的失业率,银行的不良债券要慢慢消除,企业的过剩生产设备要替他们找出路。
金融层面,先是破了二个北海道的地方银行,这二个银行一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交易非常复杂,70%的企业都休克了,银行一停,可以活下去的企业也会一起死掉的。所以那个企业先该死还是个技术活。最终,日本引入了外资金融机构与资本,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失去了一般金融市场自主权,挽回自己的实体经济。
企业层面,企业的自身经营努力以外,政府为他们开辟海外市场的有效需求。企业生产力的外移,产生的利润可以通过企业内部贸易回到日本,加强企业的体力。据说,海外已有3个日本了。
房价如何控制下降速度那?政府出台市场参考价格来控制下降速度,期间,国有土地也缓缓向市场抛售。非常幸运的是期间,信息革命发生,撤销的规则,邮电局的改革都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助力。
现在看来,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软着陆,中国政府能学会吗?
 楼主| 发表于 2013-9-4 17:51:58 | 显示全部楼层
南怀瑾:给日本公民的一封公开信
    十月十一日下午,中日文化访问团在东京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关于我要讲的“东西文化在时代中的趋向”一事,因为时间有限,为了珍惜中日两国难得的盛会与宝贵的时机,我自动停止讲话,希望两国与会人士,有较多的时间,可以互相商讨重要的议案。当我宣布这个意见以后,大和学园的负责人土屋米吉先生,便提出我讲演稿末后一段引用司马迁所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句话,要我提出较为具体的意见。而且土屋先生很客气地说:“要讲东方文化,中日两国原为兄弟之邦,中国是老大哥,所以希望贵国以兄长的立场,开诚布公有所指教。”同时他又问我此行对于日本的观感。

    土屋先生彬彬有礼的质询,经过我方翻译人员的转述,以及当时观察土屋先生谦和而诚恳的态度,使我不得不作答复。但我有主要的两点声明:

    (一)因为时间不够,有许多可以贡献给大家的意见,无法详细说明。

    (二)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先后匆匆七天,都在旅途播迁之中,由京都经伊势而到达那智山,再经过在日本文学上负有盛名的朝熊岳山而到达东京,车尘轮迹,赢得一身疲累,虽有上少的观感,但自认并不成熟,故暂时保留意见。然而散会以后,日方著名汉学家兼汉学诗人木下彪先生,以及我国访问团同行的几位朋友,都一致告诉我说:当时我说的话,翻译人员辞未达意,不能充分通译,而且遗漏了许多要紧的关键,非常遗憾。后来又有日方的几位与会人士通过翻译,要我见之于文字而写出来,作为此次历史性与会的纪念。十二日中午返国以后,事务麇集,实在懒得执笔。但与木下彪先生有诗文之约,而且土屋米吉先生所提的询问,确甚重要,故匆匆写就本文,公开寄与土屋米吉及木下彪两位先生,并献给日本此次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的诸位先生,作为此行备受殷勤招待的答礼。秀才人情,书生拙见,未必可登大雅之堂,但如野人献曝,各抒一得之见,山人野叟之言,聊备一格而已。但是这只是代表我私人的观点,并不代表中日文化访问团,或任何文化团体与我国人的意见,其中或有欠妥当的观点,可以付之一笑,希望不要因此而引起争论,如果有此情形发生,须得事先声明,恕我愚拙而又冗忙,不拟再答覆。

    现在我要再加申覆我当日所说的话而销加补充:

    主席和各位先生:本来为了珍惜会议的时间,我要求不必说话,现在为了土屋先生指定要我答复问题,又只好开口讲话。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很广,如果要将我所知的资料,贡献给贵国及本会议席,在短短的时间中,又势所不能尽毕其说,只好留待将来,有机会时再作补充。现在我要提起诸位注意的:据我所见,贵我两国今天与会中的许多人,可能都犯了一个容易错误的偏见,因为大家对于贵我两国,以及东方各国之间今天的文化思想,与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国家前途的殷忧,工商业社会导致人心陷溺于现实的趋势,乃至青年心理的徬徨与颓废,教育的失败等等,一律都归罪到西方文化的错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开会会场的种种设置,便是现代化西方物质文明发展中的产品,甚之,与会人士的衣、食、住与交通工具等等,大多数仍是西方文化自然科学发达以后,物质文明发展中的结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发达,它给予人类在生活上的利便,生存中的幸福,并无过错,而且只有好处。但是东方各国,在传统保守文化的情感中,认为人生伦理、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一切突变中的乱象,都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关系,所以厌恶甚而鄙弃西方文化;其实,这是东方人,或者说,贵我两国自己被西方文化物质文明的形态冲昏了头,自己放弃、忘却了东方固有文化的传统精神;换言之,也就是自己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才有今天的窘态。以中国话来讲,我是一个土包子,而且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爱好中国文化的分子。因为我从来没有出洋去留过学,所以没有对西方文化偏爱的情感与嫌疑。而且我以山野之身可以公平地说一句,西方文化,自然科学发展成果中的物质文明,并没有带给东方人以太多的祸害。至于我们接受西方文明以后所发生的流弊与偏差,那只怪我们自己抛弃了东方固有文化的宝藏,而自毁其精神堡垒所得的应有惩罚。

    其次,所谓西方文化,并不能以今天的美国文化而概括一切西方文化,由希腊时期而到今天的欧、美,它本身也自有三千年的历史。它的人文科学,在精神文化上的成就,由宗教而哲学,由哲学而科学的互相递嬗,也是有它的精神所在。不幸的是,今天欧、美的国家与社会,也正因为自然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长足进步,而使人文文化的精神堡垒濒临崩溃,而无所适从。它与我们东方所遭遇的困惑和烦恼,只有病情轻重的不同,而其同病相怜的情况,并无二致。因此,我们要放开胸襟,放大眼光来看,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势,是东西方人文文化将要同临崩溃,新的世界人类文化尚茫然无据,危机隐伏的时代。我们不仅是需要为复兴贵我两国的东方固有文化而努力,我们更应该为人类文化开创新的局面,肩负起拯救世界人类危机的责任;要发扬东方人文文化与固有的人生哲学,来补救因自然科学促进物资文明的发展,所造成的工商业社会之弊病。而且我还要郑重地希望贵我两国与会的高明人士,必须认清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于过去历史文化上的光荣,不能留恋,过去的历史,是无法挽回的,留恋往事,只是文学的情绪。至于时代的演进,是无法倒流的,悲伤时事,那是无补时艰的诗人情感。历史的排版,各有千秋的一页,时代的演进,是当前的大势所趋,我们要放开胸襟与眼光,如何振兴东方文化,来补救西方文化在世界时势中的不足,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贵我两国前途有利的大目标。

    中国文化,素来秉承儒家的“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精神,与佛家“众生平等”,“心、物、众生,三无差别”的明训,所以对于东方人或西方人,都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个人以山野之身,积十多年从事教育,以及教导西方各国友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经验来说,深切体会到“诚以待人,无物不格”的古训。许多朋友认为我有许多外国学生,应该会有很多的收入,事实上,我为宏扬中国文化,为沟通东西文化而努力的工作,是作的蚀本生意。当西方学者要向我学习的时候,每每问到我要多少钟点费的问题,这时我便告诉他们,我只要求依礼来学,并不讲求代价。西方人从商业的观念,重视学问的代价与价值,所以把学问与知识,也变成商品,东方人素来认为道是天下之公道,只要执礼而来,中国文化便以学问知识作为应该交出的布施,并无代价,更不要求还报。因此,从我学习或交游的西方人,大多数都与我变成家人父兄的感情,渐渐进入东方文化的人生境界。他们有别我而去的,仍然保持充沛的感情,一如东方人的“礼尚往来”。例如一个美国学生,为了看到我吸烟太多而流泪,因为他怕吸烟而妨碍到我的健康。一个德国学生,临去时向我跪拜辞行,起来时泪眼婆娑,舍不得离去。最近一位美国的女学生对我说:“当我付出代价去学习时,与在老师家里学习的心情完全不同,因为用代价换来的知识,那只有商业行为的感觉,并无感谢的心情。”又当美国前任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时候,以及美国对亚洲政策种种矛盾措施的过程中,我与另一位美籍有识之士,也是美国退休的将军,谈论到东西方文化与东西方观念的差别,我问过他对现在局势的感想,他告诉我说:“我觉得美国的历史,倒退了一个世纪。”他也为美国的前途,以及东西方文化思想的矛盾,与人类文化前途而担忧,才发出这种内涵无限感喟的叹息。我现在提出这些极其微末的资料,只是为了提供我们今天要复兴东方文化的精神之工作,应当如何作法的一个参考。我们需要放开胸襟,放大眼光,了解今天的局面,不只是为复兴东方文化而工作,实在要为拯救世界人类在文化思想上的危机而努力。至于有许多重要而比较复杂的资料与意见,实在限于时间,一时讲不清楚,希望大家原谅。

    以上是我当时在东京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临时答复土屋米吉先生的一番话。现在追忆补述出来,只是为了日本朋友的要求,并弥补当时翻译人员未能把握重点的遗憾。

    回国以后,国内一些朋友与美国留华的少数友人,关心此行与会的情形,及留心东方问题与日本问题的人,也如土屋米吉先生一样,要我说出此行对于日本的观点与感想,使我觉得有一言难尽,碍难答复之处。

    为了提供给会后中日两国将来筹备东方文化复兴策进协会的参考,姑且综合我的一些观点,公开答复。但是,这仍然只属于我的一隅之见,未必甚然。老子说的:“正言若反”,或者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那都不是我预料所及了。

    关于日本经济发展中工商业社会的观点:我们一行二十多人,抵达京都那一天的下午,便游览了旧的内廷与二条城(德川幕府时代的大本营)的外景。一路行来,朋友们的赞扬或批评,加深了我对历史哲学的感喟与惆怅。

    第二天乘长途游览车直达那智山,虽然受到长日车途劳顿之苦,但很高兴能够走马观花地看到由明治维新而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农村,新近进入工商业发达和都市繁荣的日本现代化经济的外貌。既使人低徊联想固有东方农业社会的诗情画意,追忆安静宁谧的旧历史时代;同时又使人想到两三年前日本农村妇女的大游行,要求壮丁回到农村去的情景。从表面看来,第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的乡村建设,与农业社会,极其快速地进入东方式现代化的阶段,非常值得钦佩与欣赏。但头脑过于哲学化的我,很快地就会感触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各种经济思想与工商业社会的发达,带给东方经济思想的影响而忧虑。经过四天的旅行,由丰桥乘高速夜车到了世界闻名的名都东京以后,看见最新型而合于国际水准的种种建筑与都市建设,有人问我作何感想?我只反问一句:这些都是第二次大战以后二十多年来的成果吧?他说是的。我说:那么,我想休息,不想再看了。当然,不但问话的人,不会太满意我的答复。同车的日本朋友们,恐怕也不会了解我这句话的机锋。

    总而言之,战后的日本,在精疲力竭之余,举国上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刻苦砥砺,一致努力于工商业的发展,能有今天的成果,的确值得兴奋与自豪,但是这种自豪与兴奋,并非日本之福,也不是东方文化应有的精神,一个国家与社会,如果忘记历史过去的教训,缺乏未来远大的眼光,困惑于现实而自豪,那是非常可虑的趋势。现在就我所感觉到的粗浅观念,提供日本过去与未来经济发展的参考:
 楼主| 发表于 2013-9-4 17:53: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我所谓过去的日本,仅是指战后二十多年前的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始终很幸运地在复兴。因为它碰到我国政府当时秉中国历史文化“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毅然决定“以德报怨”的政策,主张保存日本人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堡垒,而不废除天皇存在的制度,不要求赔偿,更没有分裂其土地与内政上的治权,因此战后的日本,才在非常幸运中重整国家,发展工商业,而有今天在经济上的成就。我在那智山与东方文化座谈会上,曾经亲自两次听到日本人大久保传藏先生对于此事的重复讲话,慷慨激昂地表示衷诚的感谢,并要求大家不要忘记历史的这一页。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且据我观察,除了中年以上少数高级知识分子,感觉到心情的沉重以外,一般社会与工商界的资本家们,尤其是后起之秀的日本人,早已对历史淡忘而漠不关心,甚之,还很可能对于大久保先生的论调,会嗤之以鼻。我说这些话,既不是要日本人感恩图报,也不是别有用心,因为中国文化,素来有“施恩不望报,受惠不能忘”的明训。我只是说明现代经济成长中日本幸运的前因,由此而说明以下第二点日本未来经济思想的可虑之处。同时也就是解释前因我之所以答不想看东京都市繁荣新建设的道理。因为在现代的经济思想与物质文明的时代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内忧外患,举国上下,能够同心协力,从事经济的发展与建设,那是任何国家都作得到的事情,既不足为奇,更不必叹为观止。

    (二)未来的日本经济趋势,据我的观察,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工具,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一是武力与武器,一是金钱与财富。防护国家的安全,必须有精良的战备;稳固国家的基础,必须有充沛的财政与健全的经济。然而战备强的国家,如果没有高度文化的政治哲学,往往会使得一个国家民族,生起唯我独尊的侵略野心。同样地,一个经济发展到实力充沛的国家,如果没有远大的经济哲学的思想,往往会踌躇满志,挟富而骄,而欺凌弱小。而且人类有天性的弱点,当他在强有力的时候,必定想要耀武扬威,控驭一切。如果在富有的阶段,必定会恃富而骄,凭陵孤寡。何况东方民族中的日本,素来具有奋发雄飞,不甘寂寞的个性。它在今天的世界局势中,工商业的发达,已渐渐可以媲美国际水准,跃登世界第二位的宝座,经济的成长,也是力可左右落后地区,而扬威于先进地区。那么,日本现在的资本家与政治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缺乏在现代经济学上远大的思想,一有偏差的观念,恐将为他自己的国家与东方各国,带来新的危机。但我并没有充分了解现代的日本资本家以及他们的经济思想,只是凭泛泛观察所有的一得之见,先有杞人忧天的顾虑而已。虽然我对于近代与现代,西方或东方的经济思想,没有很深切的研究,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来自西方文化的经济思想,严格地说来,都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类型的社会,并没有一种为谋求增进全世界人类的福祉,能够平等而统一的适应各地区的经济思想。假定是有,也会因某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方略而变质,更何况并未得见,就以今天雄长世界的美国而论,又何尝例外。因此,我希望今后的日本,要放开胸襟,放大眼光,要在东方文化思想,济弱扶贫,与大同思想的观念中,产生一种新的经济思想,用来指导工商业的发展,为全世界人类谋福祉,开创未来新的局面,这是一番千秋大业,今后的日本正好赶上时代,大有可为。否则会走上想以现有经济上的成就,而变相地雄长亚洲,那就于人于己,都是大有可虑的新生之忧了。

    关于文化思想的观点。我们此行的任务,主要是参与日本所举办的东方文化座谈会,以及参加日本全国师友大会二十周年的盛典。除了这两次的重要会议,冠盖云集,胜友如云以外,并无个人的接触,也没有与后起之秀的日本学人们交往。在全国师友大会席上,我们看到了日本剑道与吟诗(读汉诗)等东方固有文化的节目以外,同时也看到名闻国际的作曲家须摩洋朔,亲自指挥演奏的节目。听了安冈正笃先生与有关人士们为日本文化及东方文化前途而担忧的讲演,同时也听到木下彪先生对日本文化与国家社会风气的隐忧与沉痛的说辞。我们看到京都宫殿上所绘中国十八名臣的壁画,也看过东京皇宫的气象。然而过去所知行到皇宫前面必须顶礼膜拜,或脱帽鞠躬的现象,已经成为无可追寻的往迹。我只看到日本青年男女的嬉皮,携手蹀躞在宫墙外的苍松绿草间,一派罗曼蒂克的画面,与一大群嬉皮在车站横七竖八的情景。我看到穿着和服男女们的彬彬有礼,也看到夜总会前面红男绿女们东西合璧的新面目与新潮派的作风。当然,我也看到在公共汽车上,女人抱着孩子,拿着东西,站在车厢里被挤,青年男女们公然堂皇就坐,而不让位的东方式大丈夫的作风。同时也看到关闭了的大学门前的布告与封条。凡此种种,与我在国内所见所闻,大同小异,只是触目惊心,更加感觉到这是东西方文化,在现代工商业发展,物质文明膨胀浪潮中的大流弊。欧、美的国家,已经开始自食恶果地图谋对策。它的传染影响,不幸地,竟会这样快速地到达日本社会,纵然有老年人的坐以论道,企图力挽颓风的感喟,恐怕将随暮年而消逝,而无补于新文化思想的一片漠然与空白。阳明之学,创造了明治维新一代的日本,但阳明之学也带给日本在事功上的苦果,这是学术思想上一个非常深奥的大问题,姑且置而不论。

    关于青年的嬉皮与学生闹事问题,带给教育界与学术界的苦恼,其中实有两种本质不同的问题存在,日本真具有领导权威者,应该加以注意。由美国存在主义演变中造成的嬉皮,在素质来讲,大多是中人之产以上的子弟,而且都是受过较高等教育的青年,因为不满世界的情势,而反对前辈在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上领导的偏差所引起。这是他们在教育上,习惯于注重批判,寻求自我一代的新生观念,结果又茫然无据而不知其所归向的必然现象。但是东方式与日本的嬉皮,却是西子捧心,东施效颦在胡闹而已。这是过分曲解自由与民主,对优良传统的风气,矫枉过正的病态。总之,我拉杂列陈匆匆七八天内,在日本所见所闻的这些事实与现象,相信每一问题,都具有专题论述的价值,当然无法一一详说。一言以蔽之,日本在文化思想上的危机,的确是一件更为值得担忧的问题。他们举办东方文化的座谈,以及中日两国,此次在会议中,双方共同要举办东方文化复兴运动的提案,实在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好,但又怕不容易真做得好。现在为了答复土屋米吉先生的询问,我只提供有关日本文化思想方面的两个观念:

    (1)所谓复兴东方文化的内涵。如果放开胸襟,开诚布公来讲,实际上便是复兴中国文化。当时所以造成明治维新的壮盛局面,无非是真能做到汉学为经,西学为纬所得的成果。除了汉学  中国文化以外,如果东方文化还有别种精华,那就非我所知了。过去一个世纪,日本在东方文化的地位,据我所知,它一直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先河,一向成为东方文化的转运站,犹如今天日本在工商业上的成就一样,创造的不太多,吸收融会而改良的倒不少。东方人自有东方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价值,正如西方人自有西方历史背景与价值相似,如要两者融会交流而创建新文化时代,为时尚早,起码还须要有半个世纪到一世纪的努力。所以我们为了挽救东方在现实存在世界上的危机,必须要共同整理,重新振兴东方文化,为了日本所谓的汉学的精神作新注,我的大体观点,已经见之于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讲辞与前面一段话中,不必再说。

    (2)值得注意日本文化学术界的优良作风。由于我此行两次参加日本有关文化学术界的会议,看到日本经济界的资本家们,能够与文化学术界密切合作,相互提携,这是值得钦佩的优良风气,也是日本学习到西方文化较好的一面。一个真正现代化讲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国家,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们,他们和文化学术与政治,往往是不可或分的。除非教育水准不够的社会,学问知识的低落,不能洗涤个人满身金钱的俗气,以及长年沉醉在书卷中充满酸气的人们,不能了解时与势变的经世之道,于是便彼此扦格不入,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小至对于个人,大至对于社会国家,都无真正的利益而反受其害。因此,此行参观后,对日本工商界的资本家与文化学术界合作的精神,是深为赞佩。至于今后努力的方向应当如何?那就要看东方文化复兴后的作为了。说句老实话,依我的浅见,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就,尽管已使工商业跃登世界第二位的宝座,但是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非常贫乏的。工商业发达的社会,往往会造成文化思想上的空虚。因此欧洲人往往有个共同看法,那就是“日本只是专讲商业利益的国家”,对于这点,我希望日本当今踌躇满志之际能略加注意(因为此时希望日本察纳雅言,未免太难了)。

    最后我要反复地声明,以上所述来去匆匆七八天中对于日本的观感,说句老实话,有许多地方,我们是有同病相怜的沉痛,这也正是今日世界东西方文化在激流交汇中所有矛盾的病态,尤其在东方各国为更甚。所以重整东方文化,融会东西古今中外的工作,真是刻不容缓的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想,中日两国的学人,今后面临的重任,当然有不胜重压之感。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1:31:5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是否将遭遇日本式的“失落的十年。

”中国今日之经济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三大相似之处,高额且还在增长的债务、逐渐丧失的出口竞争力和人口老龄化的社会。
  中国可以避免跌入日本式的通缩黑洞,但前提是从日本当局清扫银行体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与当今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是债务水平。1989年,日本民间债务相当於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约200%,当前中国也大致这一比例上下。

  另一个重要的雷同点是货币升值--出口竞争力消失,这并未获得足够多的重视。这个问题对今日中国的重要性,如同日本25年前一样。
  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日圆在经过通胀率调整后,兑贸易夥伴的货币在15个月内升值30%。日本为应对外需减少,采取了放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措施。最终,其失去了对信贷增长的控制。

  中国货币汇率走强的步伐要小一些。但是在考虑薪资成本飙升的因素后,人民币兑其他主要货币自2005年以来升值了47%。在1985年至1989年间,日本经常帐盈余相当於GDP的比重下滑了约两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自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帐盈余的降幅很大,从2007年的相当於GDP的10%,下滑至过去四个季度的仅2.5%。


  对於这次危机和发达世界的经济衰退,中国采取的回应就是扩大借贷,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增加举债。根据热点透视对Starmine数据的分析,中国市值过1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企业,去年的营业利润中有四分之一都被利息成本吞噬。10年前这个比重只是14%。

  老龄化也会约束经济成长。日本的老年抚养率(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1989年时是17%,在过去20年来已经翻倍。中国这个比例目前是偏低的12%,但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会更快。

  不过,真正压倒日本经济的是房地产热。在泡沫破裂前,东京的住宅土地价格在1985年到1988年间增长了两倍。由於地产投机主要是由信贷提供融资,随着泡沫破裂,金融体系也随之冻结。但日本任由银行把问题掩盖起来,到了2004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最终对此进行了整顿清理。

  中国当局目前面临类似的困境:根据中国审计署副署长估计,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介於2.4万亿至2.9万亿美元,举债主要是以承诺会逐渐增值的土地作为担保。一方面,监管当局急於遏制进一步投机。而另一方面,挤压泡沫可能对经济造成不乐见的后果。当局很可能因此隐藏债务,要么隐藏在银行系统中,要么是在政府持有的不良银行里。但若未能清理不良贷款,则可能阻塞金融体系,妨碍新投资和增长。

  中国也有一些优势。其一,中国仍在发展当中,而日本的城市化到198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从事现代职业的城市居民应该比农村工人更能支撑家庭债务。相似地,劳动生产率上升将促进增长,使中国的债务变得不那么繁重。中国对国内储蓄率及国际资本流动的管控,也减轻了短期内发生债务危机的机会。这给了领导层解决问题的喘息空间。

  但中国相对缺乏经济发展,这也可能构成一大障碍。中国人平均收入的实质购买力只有日本1990年代时的三分之一。在经过两个失落的十年后,日本繁荣如初。相反,中国哪怕只经历一个失去的十年,结局也会更加难以忍受--对於中国本国民众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完)

  撰稿 Anday Mukherjee 编译 田建华/隋芬 配图:枫林画报.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2:23:13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有884个地方政府破产过,它们欠银行的钱由中央还
日本一小镇积累630亿日元债务 拟明年申请破产  
时间:2006年08月22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北海道一小镇将成14年来首个申请破产的地方政府

  日本愁对地方政府巨额负债
  本报记者王慧卿综合报道

  日本政府正考虑采取措施对地方政府的负债状况进行更严格的管理,以减少政府快速增长的公共债务。

  

在2005财政年度于今年3月底结束时,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已上升至827.48万亿日元,再次刷新历史纪录。

  尽管日本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但人口减少及其对税收的打击可能会增加地方政府破产的风险。日本内务省的顾问小组从本月起将着手研究如何防止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问题。

  这一计划的直接动因是北海道北部的小镇夕张(Yubari)政府计划于明年申请破产。目前,夕张已经积累了630亿日元的债务,约是其年财政收入45亿日元的14倍。夕张将是14年来日本第一个申请破产的地方政府。

  日本内务省官员表示:“(申请破产)太迟了,因此有必要让地方政府在申请破产前就在债务处理问题上拥有主动权。”目前,相关的提议是政府制定一个上限,一旦地方政府负债超过上限,就及时采取纠正措施。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曾用于解决日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

  日本中央政府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地方政府能否就其银行贷款和所发行的市政债券违约。有记载以来,日本共有884个地方政府宣布破产,但其债务从来没有被豁免,而是由中央政府偿还。这使得银行不论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如何,都愿意向其提供贷款。

  “(向地方政府)放贷的银行相信中央政府最终会偿还贷款。”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宫胁淳史说。宫胁将出任内政部顾问委员会主管。不过,他也指出,如果地方政府被允许违约,那将对银行产生巨大冲击。

    [8百多个地方政府破产,这些地方政府为何不要求中央同意它们提高自己辖区里的税、费?即使不提高地税的税率也可以增加收费项目或收费标准吗,比如当地的公共厕所不再免费、收几年的费,比如增加诸如袋装垃圾费、城市扩容费之类的收费项目。提高地税税率或收费标准前搞个听证会、走个过场不就行了吗,难道要不要提高税率还由民间的私人们说了算?反了他们了!  楼主附言]
 楼主| 发表于 2013-9-16 16:42:02 | 显示全部楼层
野村报告:中国总体实力领先日本25年!


中日全面对比:中国总体领先日本25年!

国土:
中国1045万平方公里(陆地945万,陆上水域18.3万,海域60多万)
日本:37.38万平方公里。

人口;
中国:13.45亿人。
日本:1.26亿人。

自然资源:
中国总量居世界第三位。
日本:除海上有些资源外总体极贫嵴。

2011年度GDP;
中国:7.6万亿美元。
日本:5.8万亿美元。

外汇储备:
中国:3.046万亿美元。
日本:1.032万亿美元。

GDP的组成;
2010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中国GDP的组成中,工业占总GDP的47%,农业只占10.3%,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占32%。出口占10%。
2010年美商务部报告: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

日本的GDP组成;
2011年度日本统计年鉴显示:日本GDP的组成中,工业只占到25.3%,出口占1.3%。服务业占到73.4%。
而服务业是指银行、保险,动漫,旅游等第三产业的总称。

发展速度;
日本比中国早发展了上百年(1840  1949年),而中国只用不到六十年就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且近三十年里,中国年均是9.8%而日本是1-2%,日本个别年份还是负增长。

社会发展;
中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3.7%,人口年龄在38岁。二十年后将迎来老龄潮。
而日本已是老龄社会,老龄人口占总人口23%。平均年龄54岁。

政治地位;
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之一,是独立的政经军强国。
日本非五常,且被美军占领,美兵还享受不受日本法律制裁的治外法权。其地位形同半殖民地。

军力:
中国军队230万人。军费(2012年)1064.5亿美元。
日本:军队24.5万人,且被美控制。军费563亿美元。

科技:

中国超过日本的科技;
中国有核弹,核潜艇,日本没有。
中国有飞船和太空站,日本没有。
中国有远中近程弹道导弹,日本没有。
中国有巡航导弹,日本没有。
中国有北斗导航技术,日本没有。
中国有反卫星反导导弹和激光武器,日本没有。
中国可自产三代机四代机也已试飞,日本三代机购自美国。四代机只是图纸。。
中国的天河超级电脑超过日本。
中国的相控阵雷达是自主技术而日本是买美国的。
中国有防辐射机器人而日本却只能向德美求援。
中国有重型泵车,而日本只能向中国三一重工求援。
中国有自主开发的无人机,而日本是外购美欧的。
中国能自产航空发动机(太行),日本是买美国的。
中国有自研的武直10武装直升机而日本是买美国的阿帕奇。
中国有自产加油机而日本是买美国的。
中国有022隐形导弹艇,日本没有。
中国有深海油田钻探技术而日本没有。
中国有高产杂交水稻技术,日本没有.
中国在量子通讯、第三代移动通信等超过日本。

中国专利申请量超日本;
专利申请量:2011年12月21日汤森路透周三发布研究报告称,2011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和日本。
2010年,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的松下公司。
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QCOM)排名第三,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排名第四。

科技人力资源: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190万人年,居世界第二位。

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
2012年;
中国73家。
日本:68家。

日本和中国相当或超过中国的科技;

特种钢材:中日都能自产用于潜艇及航母的特种钢材。
航母:日本几十年前就有过航母,更有操作经验。中国已是最大造船国,所以也能自产航母但无使用经验。
汽车发动机:日本是汽车强国,发动机品种多且先进,而中国汽车业刚起步,自主发动机只有六款产品且在技术上落后与日本。
民用相机:日本在民用数码相机,卡拉OK等电子产业领先,中国刚起步只有联想、华为、中兴、爱国者等几个厂家。
机器人:日本在个别系统领先,但中国也有一定实力(如新研成的战斗机器人)。
电脑及芯片:日本稍领先。
高铁:日本稍领先,但中国已追上来了。
AV女优:日本完全领先。

文化影响力;
2012年度,到中国工作留学生活的外国人有200多万人。
全全球学汉语人口有2亿多人。

2012年在日外国人不到130万人,且日语已完全沦为小语种。

综合对比;
从土地、人口、自然资源、GDP、外储、发展速度、国际地位、军力、科技、文化等对比看,除人均一项外,其余领域,中国完全领先日本25年!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6 17:39:36 | 显示全部楼层
贺卫方:东京之大
去年(2012)2月,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我有机会访问日本40天。主要接待机构兼常住地是早稻田大学,另外也到访仙台的东北大学、京都的立命馆大学以及北海道大学。东京这座城市我已经访问多次,但是每次都是匆匆过客,难以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一次时间较长,积累的观感颇多,也有机会与更多人士交流。住地离神保町书店街很近,多次逛书店。书店里看到不少关于这座城市的书籍,不过,语言障碍还是一个问题。从前钱锺书先生到京都大学座谈,开头就夸奖日本汉学成就斐然,不过,他说:“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其实,跟其他语言不同,日语里夹杂着很多汉字,中国人又不是完全不通;看书名,读书页,大致可以知道一本书的主题,却又难以细致地理解内容。那个保险箱是用半透明材料做成。依稀可以看到里面有些金银财宝,无法打开,不只是“眼睁睁地发愣”,用现在网上流行词汇,简直要抓狂。

交通与建筑

让我就以一个无知者的身份谈谈粗浅的见解吧。东京是一座庞大的城市,比起北京或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更显庞大。因为日本的这类都市基本上都是城连城。例如,东京与横滨是两个城市,不过,乘坐轻轨,看着两侧高楼林立的城市风景,还没有感觉出东京,就已经到达横滨了。这种都市群的格局让人平添一种大得走不出去的感觉。

东京之大,还体现在这座城市高度密集的地上和地下的交通网络。过去,曾有人把东京与北京的地铁图并列贴在微博上,疏密之间的巨大反差令人惊叹。乘坐地铁时,你会看到,这还不仅仅是路网疏密的差异,更主要的是,转车路线以及出口设计都最大限度地便利乘客。每个地铁站几乎都有六七个出口,一些出口直接商场、博物馆、火车站等人群密集流动的场所。还有,地铁站内部店铺多多,可以说构成了地下的又一个东京。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在一些中心车站,人流涌动,摩肩接踵,令人感叹着地下东京的超凡活力。

建筑风格上,东京也是大器庄严的。皇居在明治维新前是江户城,现在位居东京市中心。与北京的紫禁城类似,周围环绕着护城河。但与紫禁城的红砖墙不同的是,皇居城墙是用巨大的石块垒起来的,城墙上,可以看到里面参天的古树。城墙外表和城门没有太多的装饰,石则石颜,木则木色,一任其本来面目,却透露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独特的审美观。不仅仅在东京,像京都这样的古城,寺庙与世俗建筑都显示出这样的特色。1853年随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hew C. Perry)叩关江户,打开日本国门的传教士卫三畏(S.Wells Williams),此前已经在广州居住20年,登陆日本时,曾比较日本与中国的服饰差异,他说日本的官员服饰“花花绿绿,相当怪诞,显示出他们的品位不高,比起中国的长袍差远了”。但是,日本人在建筑及其配套环境的品位上,比起中国反自然的朱梁画栋、金闪银耀来,或许要更加自然和高明。

当然,东京的现代建筑已经是风格多样,从高处俯瞰一下银座、新宿等商业区,也是高楼林立,多姿多彩。某些明治维新以后建设的楼宇展现了对西方古典风格的追求,尤其在大学里,这类建筑很多,例如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一桥大学的主体建筑群、早稻田大学的大隈讲堂等。另外,著名设计师冈田新一设计的日本最高法院,也是独具一格的现代派建筑。

跟那些体量庞大的现代建筑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平民的住宅。在一些安静的街区里,一栋栋两层三层楼房,密密麻麻地紧挨在一起。我不知道住在这样自家所有的低层楼房里的人口比例,不过那确实是许多寻常人家的常态住所。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类房子最早都是私人买下土地,邀请专业设计所根据房主的审美爱好设计建造。由于土地所有权得到法律的严格和永久保障,因此房主不仅重视设计上的独具特色,而且施工上也力求材料坚固,以长久地为子孙后代提供庇荫。

神保町的古书街

让我感受东京之大的,最富于冲击力的也许不是建筑,而是书店。也许有读者会奇怪:书店?哪座城市没有一些书店呢。可是,当你来到神田,或者叫做靖国通り的那条大街的一长段上,鳞次栉比的楼宇中,居然布满了书店。准确的数量是一百八十余家,其中旧书店  日语称之为“古书店”,有一百六十多间。过去我曾经到过这里,但因为行程仓促,只是在最边缘的两家书店匆匆买了几本书。这次时间充裕,一个月里,我去了七八次,但也只是局部。逛书店是个累活,站在书架前,左看看,右翻翻,不知不觉就是半晌。中午找一家小店吃一碗拉面,顺便歇息一下,下午接着看。一天下来,几本收获,满心乐趣。

这里的书店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类丰富,专业齐整,语种多样。不仅有书籍,还有作家和各界名人的手稿、书法以及浮世绘等。我在几家卖“洋书”(专指西文书)的店里看到不少西方18、19世纪出版的老版本,有些在“原产国”恐怕也是稀见品了。我看到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之法》(1631年荷兰文版,价35万日元),看到约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法文版(22万日元),看到11卷本的《边沁通信集》,还有我有中文译本的斯坦因哈佛演讲集、赫定关于中亚探险的那本名著的斯德哥尔摩初版……

在逛这些书店时,我一边感叹,一边也有些不解:为什么东京有如此繁华的古书业?在我到过的所有城市里,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抑或是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神保町书店街真正是首屈一指。是日本人格外热爱读书?地铁里一卷在手的人确实很多,我甚至看到一个老太太捧着一本桑德尔的《正义》读得津津有味。爱阅读的人多,自然也就会催生书店业的发达。但是,旧书店这么多,还是需要别的原因解释。

在历史上,日本从中国输入了许多典章制度,但是,两国之间,历史的连贯性有着巨大的反差。日本的君主,从来都不是通过征服而登基。虽然天皇在幕府时代曾长期沦为符号,然而却未曾有过改朝换代的情况,所谓万世一系,良非虚言。在中国,改朝换代,乃是周期性发生的故事。朝代的更替不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还伴随着对前朝种种的激烈排斥。对前朝文武的杀戮,前朝遗民的自我放逐,当然也需要消除那些不利于本朝合法性的违碍书籍。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初期的文字狱,不知道有多少文脉被专制的斧钺无情斩断。一直到“文革”,红卫兵们不是也烧毁了汗牛充栋的“封资修”书籍么?相比之下,日本几乎没有这样代际冤仇,书之祸也得以幸免,也就有了古旧书籍的不断积累和旧书业的蒸蒸日上。这是否是一个重要原因呢?

尊重历史与拥抱世界

在当今世界上,东京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国际化都市之一。这里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具有同样的价值基础;贸易连接五洲四海;只要付费,任何电视机都可以收到CNN和BBC;国立西洋美术馆里收藏有鲁本斯、梵高、莫奈、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欧洲与南美的足球俱乐部冠军年度对决在毗邻东京的横滨举办;人们对于西方音乐艺术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这里走出的小泽征尔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

让我感受强烈的是,对于当年以武力相威胁打开日本国门的西方列强,日本人并没有表现出仇恨的心理,相反还有许多感激的表达。在东京芝公园旁边,我意外地发现矗立着一尊佩里准将的塑像,那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率领美国海军舰队陈兵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放三个港口城市的“黑船事件”的主角。不仅在东京,佩里的塑像也竖立在当年登陆的下田和北海道函馆市。不仅有塑像,还有纪念碑以及纪念馆等。

由于对中外交流史的兴趣,我很留意那些显示这种交流的纪念物。但是所到之处,它们大多数都被毁灭了。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Ward)帮助清政府剿杀太平天国,战死疆场。当年清廷隆重表彰,并在松江为他修墓建庙,如今已经毫无踪迹。我的家乡烟台,早期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还兴办教育,赈灾济民,引进了大花生及不少水果的种植,可谓贡献卓著。但是,抗美援朝战事肇端,这些跟战争毫无关系的死者却遭到焚尸扬灰、毁墓砸碑的对待。在北京,明清时代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墓地也历经义和团和红卫兵两次劫难,“文革”结束后修复。不过,这未知是否徒具形式的墓地,现在还封闭在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里,一般游客难以参观。这种反历史的意识和行为原因何在,的确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当然,尽管日本人对包括西方列强的侵略遗迹都妥善保存,但这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究竟如何,似乎也有很不同的看法。2003年7月,在黑船来航150周年之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标题居然是:“佩里叩关百五十年后,和魂洋才境况依旧。(150 years after Commodore Perry,Japanese spirit,western things)”美国著名“和学家”赖肖尔曾经多角度分析过日本的这种既博采众长却又顽固地坚守本位文化的特色,他甚至直率地批评日本人在自卑与傲慢之间周期性地摇摆,在经济和科学上取得令全世界赞美的同时,却仍然与世隔绝,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因为赖肖尔教授生于日本,又娶了一个日本夫人,他无论作为哈佛教授,还是美国驻日大使,都表现出对日本的热爱。他的批评或许是日本人乐于接受的。

当然,日本人接受任何事物,都要经过一种审慎的过滤。这也许正是日本之为日本的原因吧。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4 10:36:59 | 显示全部楼层
笔杆子决战枪杆子  读史琐谈中日知识分子   

    ■作者: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多次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洋务面前逐渐适应。图为中国第一列火车头。(1901年 北京)

    “日奸”伊藤博文的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马关海峡。

    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因退潮而下锚,等候夜潮到来。天色渐暗,两艘帆船悄悄驶近美国船,突然开炮。这是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奉命进攻“夷船”,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 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彭布罗克号”猝不及防,只好砍断锚链仓皇而逃。随后几天,法国军舰“建昌号”(Kien-Chang)、荷兰军舰“梅杜萨号”(Medusa)也先后受到炮击。西方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愤怒的日本。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和法国海军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报复,长州藩幼稚的海军受到重创,炮台严重被毁。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撼了长州各界,农民、町人也纷纷被武装起来,等级被进一步打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队”(与正规军“正兵”相对而言)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与此同时,日本另一大藩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激烈冲突,史称萨英战争。萨摩藩在英军的优势军事力量面前大败,被迫签署和约。随后,以会津、萨摩两藩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派”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内战爆发。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次年(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 “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4 10:37:41 | 显示全部楼层
斡旋

    伊藤与井上在途中花了三个月时间,于6月10日回到横滨。在英国公使馆朋友的帮助下,拜见了英国公使阿尔托克。两人通过英国公使说服了四国暂停军事行动,留出时间供他们前往长州藩斡旋。

    英国公使问他们,如果难以说服长州藩,他们两人将如何自处?是否继续回到英国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国公使大吃一惊:“不,那样的话我们将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在疆场!”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切陈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暗杀他们的风声越来越紧,长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给他们送钱,通知他们赶紧出洋躲避。两人谢绝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临敌练磨文与武 浮文空诗何足当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

    崇文抑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根据他在《游清五录》中的记载,他到书店去购买陈化成(抗英名将)、林则徐兵书,店主却向他推荐《佩文韵府》。高杉道:“《佩文韵府》等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林文忠公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号称知兵,于是两人笔谈起来。高杉问:“贵邦与俄罗斯和亲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罗斯国,在鄙国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饷之举,和亲之说,想是齐东野人语耳。”

    高杉不仅嘲讽道:“口唱圣贤之语,身为夷狄之所役,齐东野人。真齐东野人耶,呜呼!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可叹可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因此作诗道:“临敌练磨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蛮樯林立穿云处,独扶宝刀对日明。”

    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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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4 10:38:23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弱之源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史书记载,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阳,铸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骨头尽除钙质,“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 ([清]麦孟华《说奴隶》)。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间,用开“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遗民对新朝的敌意,几顶乌纱帽胜过百万兵,仅从这点政治手腕看,爱新觉罗家能坐两百多年的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此后国史上也不乏在大灾大难之后,用科举来消解民间的积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统一到该统一的地方上去。

.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 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4 10:39:03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始皇帝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便成为权力菜场里的大葱,所谓“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连躲到终南山上装隐士这样富含“小资情调”的方式,也成为自我炒作的捷径。颜元说得十分透彻:“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到了明代,甚至连开疆拓土、戎马征战的军国大事,也必须在宦官的监督下进行。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在令后世中国人自豪的同时,也为郑和的宦官身份尴尬不已。一个民族仅存的一点阳刚,却要通过一个太监去实现,这既是三宝太监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至于《易经》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则只被当作对内“去势”的手术刀,而非对外征伐的利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此成为中国之痛,对此,“圣人”朱熹自我宽慰道:“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整整五十五年后,才痛感要变法图强。  

.左文右武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象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王安石当年就曾指出:“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4 10:39:31 | 显示全部楼层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  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滕、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李鸿章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图为美国报刊“恶搞”李鸿章的广告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4 10:40:01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十大建筑”之类。

    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曾撰写《兴亚策》,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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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4 10:40: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笔杆子的决战

    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但即使涵盖范围极广的戊戌变法,也没能如明治维新那样进入“深水区”,满清小团体将维护自身利益的准则包装成了对改革的稳健持重,这进而导致了改革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

   

    日本国会会议(1890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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