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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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千军论三农问题
　　切记不要教条主义的推广某地三农的成功的经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根据各地农村的自然条件、资源优势，促进专业化、规模化，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旅则旅，宜粮则粮、宜果则果、宜林则林、宜茶则茶。如果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比自己种合算，农民会自发地朝这方面走，你想禁止都禁止不了。要坚持自愿的原则，起码某种措施要得到当地百分之90的人支持，才可以推行，不经当地广大农民同意就推行就会引起不满与纠纷。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要“引民致富”，不能“官逼民富”，不能代替农民决策，不能强迫命令。不切实际的行政干预只能是拔苗助长。在农村建设上，有的地方支持上楼的人多，但有的地方可能就少，即使上楼是划算的，如果没有经过百分之90的人支持，也会引起大规模的纷乱，好事则会变成坏事。
　　一是推广成功经验要慢。因为本地适合但换个地方就可能不适合，比如小岗村的做法有的地方就不合适，分光了怎么发展公共事业？不懂的人不要搀和或祸乱农村事业，有时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就是让农业人员自己想办法想措施更好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自己产生的组织是有协调作用的。大力发展农民自我服务组织，实行“民办，民管、民惠”。政府不能一刀切式的推广自己拍脑门想出来的幼稚措施，比如有人想农业彻底私有化，他没有考虑到农村人员失去土地后的严重后果。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于维持社会的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
　　二是集体经济和家庭经营要并行。有的地方适合私人家庭经营的原因在于：该农业项目不能完全标准化，不能分段切割，干得好、干得坏、合不合格，只有等到收获以后才知道，就像医生看病一样是个“良心活”，无法实施全过程监督，所以即使欧美的农业生产也是以家庭农场为主。但普遍把家庭经营长期作为农村发展的单一形式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在满足让“农民自己种地，种自己的地”的基础上，或者满足农业项目标准化工业化以后，可以进行联合，此时“联合”就是生产力。若直接跳过家庭经营这个阶段，实行专业化、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需要解决无法监督这个软肋，或者在综合考量上有其它的产业项目支撑，此时要引导农民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逐步走向集体化。这时应建立一个全民资本控股的、农民平等参股的股份公司，实际上就是把被否定的“人民公社”要重新建立起来，并按照全新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来管理他。如果家庭经营导致了“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村庄水利全面溃烂、瘫痪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造成农地重新回到 “靠天吃饭”的现象，这些地方有必要优先考虑进行集体经营，因为利大于弊，生存下来比杜绝偷懒更重要。
　　三是抛弃市场调控一切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依靠国家和集体进行计划和组织。实行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才能避免产前的盲目、产中的失控、产后的失衡。韩国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做法是：年初农协与农户约定农产品收购数量和价格，引导农民按计划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周期内按约定的数量和价格向农户支付40%的预付金；在收获期，当市场价格低于农协约定的价格时，农户可按已有约定把产品卖给农协，当市场价格高于约定价时，农民可把产品卖给他人，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际上的经验。从微观上看，内蒙土豆卖难、江苏大白菜卖难，山东大蒜卖难等问题要求国家产前产中必须进行指导或计划，这样才能形成稳定的市场经济。在宏观上看，中国所有公民的白面、大米等主要粮食需求要由国家粮食部门实行统种统购统销，以此防止发生意外粮食危机和杜绝转基因毒害。计划或管理不仅包括经济问题，也要考虑把村庄内部必要的公共建设、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管理放在眼里，如首先把“村村通客车”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养老服务工程、乡村卫生室提升改造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有线广播村村响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信息下乡入村工程等为民办实事项目办好办实，无论这些项目的资金是来自集体、个人还是国家。
　　四是扩大农村市场的内需关键要出组合拳。组合拳包括四点：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增大农村人员的福利和社保、减少甚至取消不合理税费和物流部门的收费（如高速运输费用）、加大汽车家电等商品下乡政策的力度。尤其是增大农村人员的福利和社保，因为国家各地企业生产了财富，仅靠农民自己的劳动收入不能满足这些财富的购买力，还要靠给农民发些福利券或印现金直接消费，否则这些财富浪费不说，各地企业也不能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这个劳动收入与福利收入的比例约在10比1为合适，因为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10%。福利低了遏制生产，福利高了造成懒惰，在最低保障收入基础上劳动收入与福利应成比例挂钩以刺激劳动积极性。农村消费一直被称为埋在土里的珍珠，在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逐渐转化为现实的内需推动力。
　　五是必须加强农村信息化这条解决“三农”问题的最有效措施。信息技术具有渗透力和带动力强的特点，要用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农村公共卫生系统、农村市场和农民教育进行结合和指导；促进涉农信息进村入户渠道畅通，重点支持开发和建设农产品和涉农物资信息平台、农村远程医疗平台、农民务工信息和培训平台等“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等。
　　最后，要注意土地政策是“三农”的核心，为防止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应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确实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并按照“民主、公开、合规”的基本要求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
　　一字千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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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集体经济从来就没真正取消过，这个是常识；

很多人经过多年的媒体歪曲报道之后，特别是对于远离乡村的城镇起来的人群更加以为是包产到户，实行所谓的责任田生产，乡村就集体经济没有了，从此就单干了。这些都是根本在原则被有抵触情绪统领的媒体长期回避故意不做真实解读而误导众多错误认识产生的一种错觉。

实际，乡村集体经济从改革开放至今，只有没被国家以土地征购整体变为城镇居民的，任何乡村到从改革开放至今都是集体经济，只是采用了不同的生产方式  联产责任制。

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存在，村长集体经济账户也从来没有被废止过，甚至乡村每户村民承包联产责任制农田土地进行种植，都要与乡里签订有法律意义的承包合同。这个村集体与村民签订集体土地转由个体承包合同的权力的行使，充分说明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丝毫没有被动摇，而正说明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与村民自主生产从来都是并行存在。.

上世纪英国私有化的高峰莫过于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在英国铁路私有化成几家公司刚开始的那几年，事故发生率之高令人畏惧，服务质量下降之程度也令人咋舌；水和污水处理也按地段私有化了，私有化之前为，政府为了让私人公司轻装上阵去盈利，抹去了5亿英镑之高的欠债，虽然仅仅5年时间，这些公司的盈利就超过150%-1200%不等，效率不可谓不高，但要注意的是，政府当初抹去的债务是无人归还的，盈利都是总裁和股东分，盈利的来源就是提高价格。

    私有化以后，老百姓的福利下降在国内也不是没有先例的。试比较上世纪90年代以后私人资本高度进入的公路运输与私人资本鲜有进入的铁路运输。如今，很多人对铁路意见相当之大，主要诟病的是，它由国资垄断。但从票价（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相近距离的公路票价是铁路的两倍）、服务与安全性上（哪个的车厢更整洁、哪个事故伤亡人数更多，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相同距离的情况下，难道多数人更愿意选择汽车而不是火车？再想想，这几年国内市场“豆你玩”、“蒜你狠”、“苹什么”、“送你葱”，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特征的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大多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都没有得利，得利最多的是游资，但未见国有资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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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学生，祖辈父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黄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母亲自己与大学失之交臂，所以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对我从小就严加管教，自己也很少让她失望，一直成绩优异，最后考入重点大学。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大学生，一个深情热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的中国人，我深切的希望我的祖国越来越好，家乡人民全国人民生活越过越好，但是随着自己知识的增加，见识的扩展，自己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怀疑和忧虑。

　　下面结合自己生存环境，从我身边讲起，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农村经济到底怎么了！

　　从小生活在农村，直到高中才离开家乡外地求学。初中以前的时候虽然感觉农村的确很穷（其实我们那里的农村比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富裕的多），但是大家生活的很轻松，没现在这么累。小的时候放学之后大家就开始在村在里玩，到处串门，村里的大人们平时除了农忙的时候忙点，其他时候村里的老人和妇女是比较闲的，男人们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老人们到处转转，赶赶集听听戏，妇女们都在家里主要照顾老人和小孩，做点家务种点菜自己吃，夏天晚上的时候出来纳凉拉家常，小孩们则在一边嬉闹，大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很和谐，乡里乡亲的关系很融洽。说说当时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当时农民还是比较重视务农种地的，农忙时外面工作的人基本都要回家农忙，等农忙完才再出门工作，所以小学时村里小学还有放假，叫做芒假，一般七天。就是让小孩帮助家里种地，因为那个时候大人们也忙，无暇照顾小孩。当时算不上富裕，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是靠男人在外面打工做生意的，还有就是种地卖粮食的收入。妇女基本上不用工作，也就是说家里一个男人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我们小孩上学的话学费还是比较贵的，我这届正是义务教育免费前的几届，所以比较悲剧，小学一学期基本要四五百块钱，我高中毕业几年后好像就开始免费了，所以现在家乡的小孩上小学初中基本不花什么钱，虽然那个时候上学贵，但是大人都是勒紧裤腰带也要供小孩上学的。虽然现在上学便宜了，但是也出现了其他问题，一会再讲。

　　从我本科开始，每次回家乡和父老乡亲聊天，就会发现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村子里平时闲人很少，基本看不到了，大家开始变忙，很忙碌，不管的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事实上小孩也变得很少了。这是为什么呢？回家后和父母聊天和自己观察发现，村里男人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不读书的青壮年在南方打工，村里的妇女也开始在本地找些零时工开始干活，因为人工费最近几年涨的挺多。村里的土地大家基本可有可无的在种，或者干脆不种地，或者只种很少的地，种地就是为了收获点吃的粮食，所以每年农忙时，外面工作的人回来的很少，种地干活的也只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所以六七十岁的老人很辛苦啊，平时要照顾小孩，农忙时还要种地收获粮食，所以他们日子很难过。外面工作的人呢？在城市里面叫做农民工，没身份没地位，更没有保障。所以年轻人在城市生存也很难，而读书呢？我是就是个例子，农村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读书基本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家里借钱供着读大学，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完了大学赚了钱之后一家人的生活就会好起来，这也是供孩子读大学唯一的期盼，但是自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生找工作难了，毕业之后的待遇也没有家里期望的那么高，而读书欠的钱还要还，所以因为读书返贫的比比皆是。即使大学毕业找个好点的工作，农二代的大学生如何在城市立足呢？这个问题又使父母担忧起来，还得好好工作、努力干活给孩子买房结婚，但是就是大城市的白领年薪过十万，买房都成问题，更何况一个农二代的大学生呢？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况，毕业工作之后在大城市找到了工作，月薪五千多，而房价快2万每平米，首付三成也得四五十万，家里供我读完了大学，我已经很感激了，我还能要求我的父母给我出钱买房吗?再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所以我坚定自己不买房，不要把自己和父母的一辈子绑在一间房子上几十年。所以现在农村对于孩子读大学也是情绪不高，除非你考的是一流名牌大学，这样中国就危险了，中国的阶层固化就会变得很严重，长此以往，肯定会出问题的，至于什么问题，很多专家写过很多文章，我不仔细说了。

　　再说说农村这十几年社会保障的变化，我从小是看病要钱、上学要钱、当时记着农村还要上交农业税，所以农民负担还是很重的，但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乡亲们过得还是很和谐很轻松的。后来医疗上搞了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根据你的病种可以报销一定的比例，最高好像百分之五六十吧，自己记得不是很清楚，家里人住院治病之后也去报销过，手续比较麻烦，但是还是可以减轻点老百姓的负担。至于养老，去年回家听父母说现在一年一个人交一百多块钱，等你60岁以后每月领取一百多吧，反正这也算是一种保障吧，但是力度太小了，你想啊，等你60岁了，一个月一百多块钱能干什么，现在物价都这么高了，一百多块钱能养活一个老人一个月不？现在农村种地也有补贴，但是同样也是太少，一亩地补贴几十块钱，村里大部分乡亲的土地最多也不超过十亩，一年补贴也就不到一千块钱，但是种地现在除了粮价不高外，其他都贵，种子贵、化肥农药贵、灌溉贵、机械费也贵、人工费更贵，所以种地根本赚不了钱，国家控制粮价不让上涨的结果就是广大老百姓没有种粮的积极性，大片大片的土地被荒废，即使种地，除了种地的时候用机械播种，播完种基本就让作物自生自灭了，根本就没人去除草啊、施肥啊、灌溉啊，因为样样要花钱，花了钱种粮就要赔本，所以国家统计局年年说粮食丰收我很纳闷，连我们家乡这种中国的粮食主产区都是这个样子，其他地方能好到哪里去，粮食到底是怎么增产的，国家的粮食安全到底怎么保证，值得我们思考。

　　说到农业，不得不说说我们农业水利，今年国家开了一个大会，要投资兴建农业水利，为什么呢？我以我家乡的实际情况给大家说说，粮田灌溉用的设施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从我懂事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基本没有再建设其他的农业水利工程，小时候大的水渠放水灌溉，我们小朋友还会去抓鱼，因为是水库的水，里面鱼还是很多的，到后来大的水渠都不放水了，因为没有人愿意灌溉了，成本太高。水库不放水，那个时候村子还会想办法，乡亲集资打井，用井水灌溉，到后来井水都没有人愿意用了，还是觉得贵，所以我的家乡这种中国的小麦主产区的农业水利工程已经有至少二十年没有新的建设了，有的只是偶尔的小修小补，一直在吃五六十年代的老本。其他地区的农业水利问题呢？我估计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最近几年出现的西南干旱、长江中下干旱，不是偶然出现的，各地每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但是如果水利等基础设施跟不上，农民对于水利建设没动力，更重要的是国家长期以后投资和重视不够，积累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集中爆发，所以最近几年爆发的干旱问题，我认为就是农村水利建设长期欠账的结果和放大。

　　我们 gcd执政的口号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硕果累累，但是却使以牺牲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现在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枷锁，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谈何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是代价是更加拼命的干活、牺牲了农业为代价的，而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那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飞速发展，发展的成果哪些人获益了呢？大家好好思考一下！现在社会谈得最后的是什么？分配不公，活得没尊严。

　　当然我也承认国家在改变，搞土地流转，这是大趋势，家庭土地联产承包制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农业最终还是要走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是我们的改革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而且执行一下一层一层在打折扣，我们在没有完全土地流转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时候，广大农村已经空心化了，已经没有人愿意种地了，让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的年轻人再回家去种地已经不现实。农业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农业发展不起来，国家想现代化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即使工业化现代化了也要倒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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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农民工被强制落户城镇 怕失地成城市贫民2013年08月21日10:27  新华网 我有话说(1人参与)
千户中国农民家庭调查报告(之二)
　　  千户中国农民家庭调查报告(之二)

　　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那么人的城镇化的主体  农民工与他们的家庭，在当前的城镇化浪潮中发展如何，感受如何，对未来有何期盼？2013年，受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委托，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变迁”调查。

　　此次调查由中心组织180位民情观察员，走进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0多个村庄，分别与170位村干部、1120户村民家庭代表面对面问卷调查，全面采集当前村庄变迁的真实数据，从中也了解到城镇化对农村农民的巨大影响，以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真实现状。系列调查报告将陆续刊出。

　　“农转非”焦虑

　　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一半中国人来说，城市，理应能让生活更美好。迁入城市，仍然是一个值得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中国梦”。我国城镇化率目前已经超过50%，但不容忽视的是，这其中包括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农民工群体，而这一群体向市民化迈进的过程，仍处于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的状态。

　　仅半数农民工家庭希望落户城镇

　　在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进行调查中发现，42.9%的被访者对“落户城镇意愿”问题表示“说不准”“不清楚”，而明确表达了希望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家庭所占比例仅为50.5%，另有6.6%的农村家庭明确表示“不会到任何城镇落户”。

　　农民工“农转非”的进度远低于群众意愿，并存在部分违背农民意愿的“被转非”现象。调查显示，85%的在外务工人员仍没转为城镇户口。而在已经转为城镇户口的15%的受访者中，存在一定的强制现象。

　　承担调查的民情观察员在海南省某村调查时了解到，由于所在农场规划和管理的要求，这一村庄中大部分人的户口都转成了城镇户口，但在访谈中，几乎每户人家都表示不愿意转成城镇户口。

　　一旦决定举家迁出农村，在本县的县城生活成为不少农民工家庭的发展愿景。反映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家庭对落户城镇类型的意愿最高的是县城(42.9%)，其次是50万以上人口设区市(较大城市)(41.7%)、50万以下人口设区市(较小城市)(31.6%)和乡镇(28.3%)。

　　“转非”三大焦虑：怕吃亏、高成本、难融入

　　农民工群体对落户城镇有哪些担忧？本次调查显示，对“置换”城镇户口的政策，现实操作方式与农民工群体的愿望存在较大落差。

　　调查显示，对“愿意以何种方式落户”这一问题上，选择“无条件落户，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均保持不变”的占了受访者的四成以上；选择“以土地换社保”占了受访者的两成以上；选择“补齐三年社会保障的”的比例只占到了受访者的10%左右。这说明，对于用农村户口换得城镇户口的条件，大部分农民还是希望保持承包地等权利。

　　事实上，农民对城镇化必然带来的“农转非”，一直有隐忧。2010年11月，在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的“我心中的城镇化”全国问卷调查中，有关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利益的变动现状，受访民众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猜测和不确定性。

　　50.2%的被访者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成为市民只是有了身份，可是目前社会保障过低，缺乏就业培训，新市民能不能在城市过得好很难说”。更有31.6%的被访者表示，“农民吃亏了，他们被迫放弃土地保障进了城，可又没有在城市发展的能力，可能成为城市贫民”。

　　城镇生活的高成本、难以融入的现实，阻滞了农村家庭向城镇迁徙的步伐。在本次调查走访的农民工当中，有超过五成的人是在城镇租房居住，三成农民工居无定所，只有不到两成的农民工是自购住房。

　　在社保方面，有超过四成(45.19%)的农民工在务工城镇未参加任何社保。在教育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中有两成不能进入务工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

　　“接不住”的落户政策
　　事实上，为给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一些旨在放宽落户限制的政策已经出台。然而，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组织的民情调查员在云南省调查完后总结道：“在目前政策已经放宽的情况下，选择转户口的农民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很难在城市立足。就业问题是首要问题，没有就业什么都是空谈；其次，住房也是很大阻碍，城市房价高、房租贵，不是一般的农户可以接受的；再次，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这也造成了城市生活的诸多不便。”

　　对于农民家庭对“农转非”的谨慎、犹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徐小青在接受本调查中心专访时表示，在目前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下，出现这一现象完全可以理解。

　　虽然农民工申请落户的政策在许多地方已经放开，但由于打工族达到“有稳定职业且工作满三年”要求并不容易，而在不断高涨的房价、房租面前，“有合法稳定住所”无疑也是一道门槛，因此一些政策在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并不强。更有少数地方推行的落户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农民的真实意愿，农民进城的愿望自然不高。 (报告撰写：许小丹、詹琳、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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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地流转的重要环节，许多专家在鼓吹美国农业模式，也就是机械化、化肥、农药的石油农业模式。实际上，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节省农业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
有些专家忽悠我们说能提高农业产量，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就不信小农户的精耕细作单产会低于机械化耕作，单产不会低，总产又怎会低？
美国模式能节省农业劳动力，可是，我国有此需要吗？节省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往哪里去？我国现在哪个行业缺劳力？
再说，农民能转换行业他们自然会转换，用不着官府来操心。
实际上，自然的，合符市场原则的土地流转一定已经发生了。多数农民工的家乡的土地，一定已经租给别人种了，撂荒的一定是少数。
我国农民多，农民收入低是我国的人口总规模注定了的，不认帐、乱折腾、赶农进城，只能加剧社会的痛苦，摊贩与城管的战争会加剧，治安恶化的状况会加剧。
我认为，当局要善待农村、善待农民，主要应做两件事，一是修法，给农民完全的土地所有权；二是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二倍三倍，同时给城镇低收入者补贴。这才是建设农村、增加内需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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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村庄？  中国新城市化之忧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邓瑾 发自北京
2010-10-13 19:57:10
来源: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1107
陈锡文的担心
“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陈锡文现在忧心忡忡。
近期在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的领导雄心勃勃地对这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说：我这个地级市一共有100万户农民，我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把这些村庄全拆了，因为100万户农民大概占了100万亩的建设用地。
陈当时很吃惊，问，哪来这么多钱？
地方领导说他算过账，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陈说，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李平也忧心忡忡。今年5月，这位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律师及北京代表处代表刚在苏南一个在全国来说都数一数二富有的地级市做了“双置换”的调研。所谓双置换，就是用承包地换城市社保，用“宅基地+农村住房”换小区安居房。
他发现，在“双置换”项目中，农地名义上还是集体所有，但农民却永远放弃了承包权：农地以“流转”的名义集中到市县级政府的融资平台，融资平台最终成片把土地租赁给规模经营企业或者是承包大户，租赁收益归政府所有的融资平台。
而且，农民以承包权“长久不变”的承包地换取的城市社保，却是有“保质期”的：死后社保取消，并且在一个设定的截止日期以后出生的孩子无权享受。
尽管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置换令人担忧，但各地的现实却是  地方政府正以罕见的热情拥抱“拆村并居”行动，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让农民上楼，把腾出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既可以获得城乡土地之间的级差收益，更可以突破宏观调控下紧缩“地根”的限制，完成各地GDP的发展目标。
“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房”以达到腾出更多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旧村改造”、“村改居”行动正在从沿海到内陆，一路高歌猛进。
重庆宣布了要在10年内让千万农民工进城的户籍改革，而山东省诸城市（县级市）在今年6月以来就相继撤销了1249个建制村，合并成208个农村社区，成为全国首个撤销全部建制村的城市。“过去还仅仅是占农村的耕地，现在是变成了拆人家的房，全世界都没有见过。”在近期于海口举办的“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的研讨会上，陈锡文言辞罕见地犀利，“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他担心，如果这场以城市利益出发、试图增加城市土地财政收入、“盲目的”城市化运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是要出大事的”。


助推剂
9月11日，山东临术县召开了今年第四次土地增减挂钩现场推进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在讲话中指出，“务必把增减挂钩工作当作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
“难道中国突然之间耕地不足，已经到了必须让农民腾出自己的宅基地，并且一天都不能耽误，并且必须忍受农作的不便，忍受生活的不便，忍受将来可能不再能回来（回到土地）的不便，并且必须将本来是好端端的还可以住上一百年的小楼拆掉浪费资源与环境的一步了吗？”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忍不住愤怒。
他说，所有的问题只因为国家为了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而要求所有的城市建设用地在占用耕地时，必须先复垦出相应的耕地出来作为补偿。而目前唯一比较容易复垦为耕地的是农村建设用地，尤其是农民的宅基地。
贺说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简而言之，就是农村通过复垦增加的耕地面积，可用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在这个等式中，看起来耕地总量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没变，但实质上是把集体所有的土地置换成了国有土地。而迄今为止，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用仍是法律空白。
近年来，随着紧缩地根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用地指标匮乏一直是困扰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财政资金吃紧更是地方政府的难言之痛。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在不增加财政压力的条件下合法获得用地计划指标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因此，2006年国土资源部第一次在天津、山东等地推出“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试点后，即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热烈拥护，“双置换”模式迅速地拥有各种不同的地方版本。
今年7月，在大连召开的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称，解决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需要的这个迫切问题，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试点。
而与农村土地最近的县乡政府，成了这个政策试点的主战场。江苏省射阳县国土资源局在今年9月的一个调研报告中称，乡镇突破用地指标困局的“唯一出路”只能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这一工程，“存在逼上梁山味道”，因为“没有土地指标，意味着所有的建设、所有的项目都是泡影，上级所有的考核、指标、发展也就都成了空话”。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几乎所有搞“增减挂钩”实验的基层政府都成立了“以党政一把手坚持亲自抓、亲自过问，并适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和会办”，协调解决挂钩中遇到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山东作为第一批试点的区域，推进的力度非常大，而县乡两级政府则主要承担了拆农民旧房和土地复垦的工作。
比如，9月11日，山东临术县就召开了今年第四次的土地增减挂钩现场推进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任庆虎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土地增减挂钩工作已到了关键时期、冲刺阶段。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压力感，“务必把增减挂钩工作当作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抢时间、争效率、保进度，“全面加快拆旧复垦工作”。
在这种“比着拆”的地方竞争中，由于各地补偿标准不一，由于农民不愿意离开居住了几辈子的乡土等多种原因，造成农村矛盾激发。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个被很多官员称为“城乡统筹抓手”的增减挂钩制度还很可能沦为政府的债务工程。由于必须先拆先建农民新居、先复垦才能置换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所以通常要由政府先垫资。然而如果一旦置换的土地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或者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不得不压低土地价格，那么政府的前期投入很可能就收不回来。
而且，农民上楼后，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在收入没有相应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很多家庭很可能跌入贫困。
更不要说的是，农民上楼后，普遍的问题是牲畜没地养，机器没处放，种田还要去坐车，中国村庄传统和文化面临断裂。
“人总是要有所敬畏的，敬畏我们自己的传统，敬畏国家的法律。”陈锡文感叹说，“农村社会之所以这么多的人能够比较平静的运行，农村的血缘地缘关系看起来是一种落后，但是客观上它是一种传统东西，这种东西保障了农村社会在很少公共资源的情况下能够平稳的运行。”被曲解的政策
听了这几点原则后，不少干部当即就对陈说：“那我还费什么劲去搞村庄拆迁，我要搞不了就不搞了。”
其实，在陈锡文看来，眼下的这场拆农民房的运动实际上是对“增减挂钩”这一政策的曲解。他说，“增减挂钩”第一次出现在国务院文件当中是在2004年的28号文，其背景是2003年全国各地规划的开发区面积达到了当年全部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5倍，逼得中央痛下决心，以复垦的耕地面积作为硬性指标制约开发区的无序扩张。
然而，现在知道这种背景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则简单地认为，“增减挂钩指标置换”就是“拆了村庄，然后拿过来搞城市建设”。而且，随着这两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兴起，通过置换获得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可以直接在银行进行抵押贷款。
其实，根据陈锡文的介绍，“增减挂钩指标置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从陈接触到的很多省一级干部到县乡级干部，“都不太清楚，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原则包括：
新置换的建设用地指标必须纳入年度计划，“不可能你自己拆多少你就可以增加多少计划”；通过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获得的土地收益必须全额返还当地人，不许截留，因为这不是征地，而是农民的建设用地；而且，该政策是为了保证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所以置换只能在县域范围之内，不能往中心城市发展。“否则都往中心城市发展了，小城镇有什么发展机会？！”
听了这几点原则后，不少干部当即就对陈说：“那我还费什么劲去搞村庄拆迁，我要搞不了就不搞了。”
陈回应说：“具备条件的地方不是不可以弄，但是不具备条件的东西硬做，用我的话说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就是要你那点地，而且拿了地卖了钱照样不还民，或者是手头比以前宽了一点给你们一点好处，但是大头我还是拿。”
目前，通过城乡土地置换获得的土地收益，几乎没有100%返回农村的，好的地方的做法是把其中的40%用于新建村庄的基础设施，剩下的60%政府和农民对半分。
关于“增减挂钩指标置换”的土地收益分配问题，2008年国土资源部国土资颁发的138号文第十七条明确写道：“建新地块实行有偿供地所得收益，要用于项目区内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按照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要求，优先用于支持农村集体发展生产和农民改善生活条件。”
然而现在，不仅各地一窝蜂地都在加快搞“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而且违规操作也非常多，比如地还没复垦、农民的新聚居区还没建好，城市建设土地指标就可以交易，或者进行抵押贷款，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失效。
如果不遏制地方政府通过城乡土地指标置换大量增加计划外建设用地，如果不遏制土地生财，“一定会变成一种灾难。”陈锡文郑重警告说。
谁的城市化
本来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城市的责任，但现在，农民要想获得这样的服务，必须要靠出卖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来赎买。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全部是资源向城市集中，包括资金、人才、项目等。
因此，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在近期一次研讨会上特别提出，中心城市，尤其是地级以上的城市，而不是财政紧张的县级政府，要承担城乡统筹的责任，把城里的一部分资源配置到农村去。“我住在城市二十年没有交钱修过路，为什么要农民集资来修路呢？道路不是公共设施吗？让农民自己修路，那不是政府的失职吗？”肖金成说。
李铁对这点感受深刻。他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他说过去十多年来，在谈城市化的问题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地方政府总是认为，城市化就是城市发展问题、城市建设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个花园城市的崛起；而作为中央政府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农民进城。
然而，在他看来，如何解决农民进城问题一直以来遇到了城市非常强大的阻力，这个阻力来自于中国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持什么态度。
十二五规划讨论的时候，李铁听到一个特大城市的市长说，按照该市现有的财政能力，可以让现有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达到一个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如果把八百多万农民工加进来，他就一筹莫展。
他到中西部一个靠石油发财的地方调研，该地实行全民医疗，其本地人口20万，外来打工者30万，但他们仍然说，即使财政有钱也不包括外来打工者。
本来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城市的责任，但现在，农民要想获得这样的服务，必须要靠出卖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来赎买。“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一个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经济学范畴，超过了我们现有的社会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严重的社会利益调整问题。”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研讨会上，李铁这样说。“只有真正解决了城市化问题，中国所谓的和谐，才可能有一个开始。”他说。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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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中国中等城市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在城镇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有了明显的上升，但若与情况相似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中等城市仍需要增强总体实力。尤其是中国有一大半中等城市人口少于30万，若作为一个专业性工矿业城市，规模已属可观，但若作为带动周围广大乡村的区域中心，这一规模仍偏小，也就是说集聚效益不足，今后相对而言应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其中包括省会城市海口，地区级行政和经济中心九江、常德、南阳、淮阴、济宁、宜宾、朝阳、赣州等等，按其职能，目前这20万人左右的规模是不能适应的。其次，中国西部地区中等城市尤为薄弱，城镇体系中脱节现象相当明显。如云南作为一个有3700，万人的大省；除110.8万人的省会昆明外，中等城市只有一个个旧市，且职能单一（矿冶），人口也仅21.3万人，这样的城镇体系无论在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上，都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其它不少省区情况也很相似。

    除现有的中等城市外，今后还应根据总体布局的需要，把一批基础较好的小城市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如宜兴、德州、南平、信阳、达县、临汾、荷泽、南充、阜阳等等，以增强其集聚效益和综合功能，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全国城镇体系结构也将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3）关于合理发展小城市　 前文中已经指出，从50年代到70年代，尽管在理论上一再强调小城市的重要性，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大砍小城市。如“文化大革命”中，湖南省撤销了一大批镇的建制，“许多县城30～40％、许多集镇60～70％的居民被强行下放农村；有的地方居民走尽，房屋拆光，整个镇子变成一片农田”。“这样几经折腾，把不少城镇搞得败落不堪。”又如江苏省，乡镇经济原本颇为活跃，但1953～1982年间，万人以下的建制镇被从322个砍到39个，久负盛名的吴江县同里镇、震泽镇、黎里镇、芦墟镇在这30余年中人口减少了二至三成，推计其迁移减少量是惊人的。从全国来看，同期内小城市无论个数还是占城镇人口的比重，都有明显的下降，同许多大中城市的膨胀形成鲜明的反差。

    在上述背景下提出了“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并在城乡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几年内不仅小城市的个数增加了好几倍，在城镇人口中的比重也回升了。但也无庸讳言，因强调“积极发展”，在某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倾向，名字虽换上了“镇”，但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的规模并未获得实质性的增长。有的地方小城市发展得确实很兴旺，但布局不合理，功能紊乱，占用耕地过多，污染环境等问题也很严重。有鉴于此国家才把“积极发展”的提法改成了“合理发展”。所谓合理，应是发展速度合理，数量合理，规模合理，结构合理，布局合理，总之要有利于城乡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善。应该看到，中国小城市的建制数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显著减少，显然是有悖情理的。80年代中后期小城市建制数量猛增，既是适应形势新发展的需要，又是还历史的欠账，总的看来也是可取的。现在，这种“还欠账”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今后小城市的发展，包括建制的增加，必须同人口的聚集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看到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小城市在联系城乡以及促进广大乡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上理应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小城市聚集效益差，经济承载量小，在全国城镇体系中只能起一个配角的作用，夸大这种作用，甚至像某些同志所宣扬的：“限制并缩减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让小城镇遍地开花，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这是我国城市化唯一正确的道路。”都是偏颇的，不适宜的。

    小城市的类型比较多，职能各有特点，在人口规模上的跨度也显著超过大中型城市，在发展方向上应有所区别。现分成4类概述如下。

    第一类是专业性工矿业或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城市，一般都具有全国性或全省性意义，与自然经济和地方色彩都比较浓的其它小城市差别较大。其中煤矿专业城市有北票、丰城、晋城、朔州、东胜、义马、合山、古交等；有色金属专业城市有白银、金昌、冷水江等；石油专业城市有克拉玛依、玉门、茂名、濮阳等；交通运输专业城市或边境口岸有畹町、二连浩特、凭祥、绥芬河、黑河、满洲里、日照、鹰潭、枝城等；旅游专业城市有黄山、峨眉山、武夷山、敦煌等。除城市外，一些未设市的镇也属于此种类型，它们往往围绕几个甚至1个大型厂矿而形成。著名的如郑州以西的上街镇，近5万人，完全围绕巨大的河南铝厂形成。陕西省华县金堆城镇，近3万人，围绕同名巨型钼矿山形成。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大柴旦镇和冷湖镇也很有名，其人口均达2万余人。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大中型城市，人口虽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但实际上是小工矿业城镇群。典型的如六盘水市，总人口180余万人，其中36万非农业人口，分散在几十个工矿点或居民点中。东川市与之也十分类似。

    专业性工矿业城市因职能单一，规模又小，容易导致人口自然构成失衡、男性多，青壮年多，这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此外，这类城市同矿产资源关系密切，但矿产皆有一定的开采年限，一旦矿尽山空，城市就失去存在依据，无法按原有规模存在下去了。如以产煤为主的吉林省蛟河市，近年一批煤矿陆续关井，第四次普查时全市人口比第三次普查已减少7.5％。这是制订城市发展规划时必须注意的。

    第二类是已设市的综合性小城市，它们一般均为地区一级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与比较单纯的工矿业小城镇相比，它们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过去多为县治，因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而逐渐发展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所在区域一般均以农业生产占绝对优势，又缺乏突出的矿产资源，因而使它们的发展规模受到一定限制，尽管历史很久，迄今还只是个小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有所发展，但多围绕农业而形成，区际意义不大。此外第三产业也有一定规模。这类城市全国有大约200个，如廊坊、衡水、侯马、乌兰浩特、海拉尔、泰州、椒江、宿州、阜阳、六安、吉安、抚州、宜春、上饶、商丘、漯河、恩施等等。

    综合性的小城市只要未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人口规模不会发展很快。有些小城市，由于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方便，也可以作为某些经济事业的依托。如河北省廊坊市正位于北京、天津两个特大城市之间，铁路、公路交通均十分近便，再加上北京、天津户口控制很严，便受到不少中央直属单位的青睐，纷纷前来落脚（包括石油部、交通部一批单位），致使人口增长较快，其常住人口规模在1982年仅16.4万人，1990年已达59.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占1/4）。事实上，许多中等城市正是这样一步步由小城市发展起来的，突出的如沙市、榆次、赤峰、南充、宜宾等。有的安排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一下子即由较小城市跃升为大城市，兰州、包头、邯郸等皆是这方面的例子。

    第三类是县城。中国大陆共有1903个县（1990年底）。作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县城，人口大部分在1万人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已设镇，仅青藏高原上一部分人口很少的县城未设镇。但不论设镇与否，县城以其数量多、分布广而均匀，以及沟通城乡的独特作用，构成中国城镇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把这些县城搞好了，影响将是巨大的，可以说，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应作为乡村城镇化的重点。在中国广大西部人口稀疏地区，县城往往是全县范围内唯一的城镇，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向农牧民展示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窗口”。在东部人口稠密地区，一个县除县城外还有其他城镇，但县城通常是人口最多以及非农产业最集中的，如上海各郊县中，县城的人口比县内其他镇都要超过半倍、1倍甚至几倍，而且一个普遍现象是这些县城人口的性别比在全县范围内是最高的。目前，扣除未设镇者，全国有1800多个县城，恰好是城市总数的4倍，其分布也远较城市均匀。在若干年内，如能适当地集中有限的资金，把这1800多个县治镇建设好，使其非农业人口规模显著扩大，中国城市化就能坚实地迈上一个新台阶。其中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集聚规模最大者，可逐步升格为市；以年均升格15个计，30年达450个，就可以使全国城市总数增多1倍。

    第四类是其它镇。除县城外，中国目前还有近1万个建制镇，比8年前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多了约10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典型的如浙江省温州市（2市8县）1978年只有18个建制镇，目前已有118个，共吸纳了140万农民就业。这些镇集中了全市乡村40％的人口，工农业产值却占70％，并创造了农民自行集资建镇的好经验，展示了中国乡村城市化的美好前景。第四类镇与广大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这一点在其人口构成中也有反映，总的特点就是农业人口比重大，乡镇通勤和流动人口多，江苏省南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乡村，小镇人口总数中住在乡下每天到镇上做工的通勤人口往往占一半，加上流动人口，显著超过了住镇人口，并出现了农民不愿意进城、乡村不愿意升格为城镇、干部不愿意提升上调等其它地方少见的新现象，表明其社会经济环境已出现了深刻的变化。除建制镇外，中国还有3万多个乡村集镇，其中96％现已通电，50％用上了自来水，进一步发展非农产业的前景广阔。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好势头，吸引了大批农民到城镇从事各种非农产业，他们名曰农民，实际上已逐步非农化，这部分人在80年代初被统称为“亦工亦农人口”。当时对他们的要求是“离土不离乡”，以减轻对城镇的压力。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前面这个“离”和后面那个“不离”，矛盾越来越大。有鉴于此，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这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其总的精神是进入集镇落户的农民在统计上列入非农业人口，但应自理口粮，也就是不纳入对非农业人口的商品粮供应系统。从这个关键点上看，这部分人实际上只是“准非农业人口”。但从中国的现状出发，这样的措置也是适当的。

    自上述通知颁布后，1985、1986两年出现了农民自理口粮进入集镇（仍不能进入城市）落户的热潮。如安徽省1984年为10137人，1985年为468367人，1986年达到612050人。近几年因治理经济过热，加上一部分人进镇落户后在口粮、住房、职业等问题上遭遇一些困难，落户人数已趋于减少，如1990年安徽省为572020人，比高峰期下降9％。尽管如此，五六年来仍有六七百万农民进镇落了户，占全国县辖镇非农业人口将近1/10，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今后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这一形式在改变中国人口的城乡构成上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实际困难，使之从名义上的“农转非”向实质性的“农转非”靠拢，也值得认真研究。

   三农问题日渐突出，减免农业税让很多的农民有回流之趋势，现在的城市发展，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远远比90年代要复杂，而且各地的发展方针都有很多的不同，如何协调发展，让中国的城市有自己的特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驱动力，还是需要多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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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李昌平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  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  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  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  “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  “公司＋农化”  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  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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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  “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  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  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  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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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地权六论  

● 秦晖  

    之一：关于地权的真问题
     
    新农村建设更加凸显地权争论
     
    众所周知，如今的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扩大“公共品”投入，这本来是政府本着“多予少取”的原则为农民办的好事，但我国的体制制约往往会形成“权责颠倒”，把为农民尽服务之责变成向农民行管制之权。于是一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对农民“不肯”合作的抱怨。有的提出“免征农业税后对农民的约束机制消失了”，要求重建这种“约束”①；有的地区明确指示“要采取强制措施，确保新农村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实施”②。结果在这些地方，新农村建设往往变成一场“收地拆房运动”。这使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土地制度争论出现两极化的趋势：在一些人担心“收地拆房运动”蔓延而又一次出现土地私有呼吁的同时，另一些人却为顺利进行“收地拆房”而要求改变现行承包制，在“集体”的名义下进一步弱化农民地权。 ( http://www.tecn.cn )
    其实，抛开各种术语游戏，土地问题的实质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如何，我们的土地并不是无主的。它的处置权（无论叫所有权还是叫使用权）总得有人掌握着。有人说我们的农村土地不是国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但正如我在《什么是“集体所有制”》③一文中指出的：各市场经济国家民法体系关于产权的规定中并无“集体所有制”提法。这是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非官非民的“集体”，如果老百姓根据结社权自由结成民间性集体，例如农会、民间合作社和股份公司，那就是私有制（西语private 本来就有“民间的”“非官方的”之意，并不仅指个人或自然人所有，企业法人与社团法人也可以成为private性质的权利主体）；而如果是身份性或强制性的官办“集体”，例如人民公社，那就是官府所有的一种形式。 ( http://www.tecn.cn )
     
    不在于“公私”，而在于“官民”
     
    任何“主义”下的人类社会都要建立公共秩序，因此就有了管人的和被管的，或者说，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之别。宪政民主体制下官为民选，官权民授，官民间有委托**关系。然而谁接受谁的委托是不同的，通过多元社会的代议政治，贫民富民各自委托“代表”形成左右分野。因此可以说这种体制下官民分野模糊而民间阶级分野突出。而不同的阶级对“所有制”可能有不同偏好：富民求护产，偏好于私有；贫民图保障，偏好于“集体”。当然这只是“可能”，笔者无意把阶级偏好与所有制偏好的关系简单化、凝固化。但无论如何，那时公有私有各依民好，或左或右颇堪一争。 ( http://www.tecn.cn )
    而非宪政民主国家则不存在这种委托**关系，因此虽然过去意识形态强调传统时代的民间贫富差别，把“官”说成只是“富民”的“代表”，但事实上既无委托，何言**？酷吏虐民无分贫富，仁者惠民贫富皆泽。秦之商鞅有言：“国强则民弱，民强则国弱。”宋司马光说：“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无论真实的史料，还是折射社会现实的《水浒》等作品，都反映出那时民间贫富对立不明显，而官民分野却很突出。官垄断不等于民福利，放任官不等于民自由。公有私有既不依民好，或左或右亦何堪一争。可以说这是前宪政社会的通例。 ( http://www.tecn.cn )
    所以在这种传统下，抽象地谈集体、个体意义是不大的。归根结底，掌握地权的不是老百姓（农民），就是官府（官员）。如果农民有结社权，可以自由结成“集体”，那么土地归农户还是归这种集体，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在国外民法中它们都算“私有”）  即便有区别，农民自己也可以做出选择，而无须他人越俎代庖。但如果农民并无结社权，那么土地归农户还是归官办“集体”，实际上就是土地归农民还是归官府之别。那么，从有利于农民的角度讲，从对农民“多予少取”的角度讲，地权是归农民（农户或民间性集体）好，还是归官员（官府或官办集体）好，难道还有疑问吗？ ( http://www.tecn.cn )
     
    农民的命根子，就不能交给农民？
     
    我曾经指出，以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为理由反对地权归农，是一种颠倒权利义务的怪论，它把“国家责任不能推给个人”颠倒为“国家可以剥夺个人权利”，实在是很荒谬的。但是在权利义务概念极其混乱的当下中国，这种怪论居然被双方接受。如今有人极力强调土地是“最后保障”，对农民非常重要，并以此作为土地不能归农民的理由。而主张地权归农的一些人为了反驳之，有时便说现在谋生不必种地，土地重要性下降了。我以为双方的逻辑都是非常奇怪的。如果土地对农民很重要，他们就不能拥有它，只有可以弃如敝履的东西他们才能拥有吗？这叫什么话呢！难道相反的逻辑不是更合理吗？如果土地是一般财产，有什么理由要让官府垄断起来？如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那就更不能由着官员随意处置了。 ( http://www.tecn.cn )
    现在有些人号称是为农民讲话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把农民说得如此不堪，似乎农民根本不懂得珍惜土地，地权一交给他们，就会给喝酒赌博败光了，只有官府才会替他们看住土地，不让他们挥霍掉！难道这些年来人们看到的事实不是完全相反吗？真正挥霍土地、胡圈乱占的是谁？难道是种田人？有人说农民要靠土地养老，所以不能把地权交给他们，以免他们挥霍掉了，失去“保障”。照这种逻辑，如今许多农民在种地赔本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靠打工挣钱、存钱养老的（这也是我们现在以不能允许“贫民窟”为理由阻止他们移民城市，只许他们在城里出卖青春，从而形成“农民工返乡”的所谓“35岁现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的官员是否也可以以“养老钱是最后保障，农民不能私有”为理由没收农民的存款？更有甚者，自古以来（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农民还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请问按上面的逻辑你是否要把他们的儿子也“收归公有”呢？ ( http://www.tecn.cn )
     
    评“土地保障代替社会保障”
     
    显然，如果土地确实是农民的命根子  而不是官员的命根子，农民当然比官员更懂得珍惜它。农民中有没有得过且过不思长远喝酒赌博挥霍土地的二流子？当然有，但肯定不多。而官员这样挥霍的可能性肯定大大高于农民。这倒不是说官员的素质与“觉悟”就比农民低  笔者相信情况可能相反，但问题在于这两种挥霍的性质是全然不同的：“二流子”挥霍的是自己的土地，而官员挥霍的是别人的（或曰“大家的”，反正不是自己的）土地，能指望后者比前者更珍惜吗？以个别“二流子”可能会挥霍土地为理由剥夺全体农民的地权并把它交给不受制约的官员，能够使农民更有“保障”，这不是奇谈怪论吗？ ( http://www.tecn.cn )
    当然，尽管珍惜，有时农民也会陷入困境而不得不卖地。例如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为了看病救命，或者为了供孩子读书，农民会忍痛变卖家产。这只能说明仅有地权农民还不可能得到确实的基本保障，但这当然不能说明没有地权或把地权交给官府，他们反而就有了这种保障。说穿了，所谓以“土地保障”代替社会保障，就是说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有地权的农民百般无奈还可以卖地救命，而无地权的农民只能守着不属于他（但据说是可以“保障”他）的土地等死！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些年那么多农民“死在家里而不是死在医院”，没有医疗社保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农民没有地权，连卖地救命这无奈的出路也被堵死，不也是原因之一吗？这些年我们的一些农民“可以卖血，不可以卖地”，卖血卖出了艾滋病，也不能卖地求医，只能等死，这就是所谓的“保障”？ ( http://www.tecn.cn )
    可见所谓以“土地保障”代替社会保障、把国家的责任推给农民的说法是经不起质疑的。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情况在有些人那里不是督促政府承担义务建立社会保障的理由，反而是为官员滥用权力剥夺农民地权辩护的理由！据说正是因为农民可能忍痛变卖家产，所以必须剥夺他们仅有的这点权利！虽然讨论学理不宜使用“道德批判”，我还是想说讲这话的人良心何在？如果有了社会保障，农民怎么会至于卖地救命、卖地读书？如果官府不能负责给农民以保障，你不批评也就罢了，怎么反过来要禁止农民卖地救命、卖地读书而把他最后的路也给堵死？既想保住命又想保住土地，你以为这样的“觉悟”必须经过理论家的管教农民才能有吗？但在缺乏保障无法兼顾的绝境下，土地重要还是命重要，难道官员比农民更有权选择？难道逼农民守着土地去死、去当文盲，就是所谓“虽无社会保障，但有土地保障”吗？因为农民没有享受保障的权利，你就要连他处置自己家产的权利也剥夺？权利义务的颠倒，可以如斯而极？ ( http://www.tecn.cn )
     
    地权应当归农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即既非二流子挥霍土地，亦非因无保障被迫卖地，而是那些不靠种地糊口的农民以土地换资金（包括抵押与买卖）。近年来主张土地私有的论者多强调这种可能，而反对者则否认这种可能。其实，今天“农村”“农民”的情况已经千差万别，有其他可靠收入的农民“理性卖地”作为一种机会选择，这种情况肯定存在，可争论者只是其多少而已。而且其确实比例虽然难于估计（在不许卖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统计农民各种卖地理由的比例？论者说穿了不过都是妄猜而已），但可以肯定，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这一比例总的趋势是上升的。随着新农村建设对农民社会保障的改善，这种上升会更加明显。这种性质的土地交易属于一般要素市场，更没有理由搞垄断。设计土地政策当然不能仅仅考虑这一可能。但是如果像上面所说，地权归农在其他两种情况下不会有害于、只会有利于农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维护这第三种可能中的农民权利呢？ ( http://www.tecn.cn )
    总之，在逻辑上可能的一切情况下，地权归农都比地权归官更有利于农民，或者说更无害于农民。当然，说地权归农有利于农民，并不意味着地权归农有利于一切人。实际上，指责地权归农的唯一有事实根据（是否有道义根据另当别论）的理由，就是地权归农可能是太有利于农民了。对此我在后面谈征地时还会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地权归农之所以难于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弱势，发言权太小，因而有利于他们的安排往往难以实现，而不利于他们的安排往往难于取消。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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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评“无地则反”说
     
    何谓“无地”？
     
    近来有位朋友去了几趟印度和拉美，回来就大讲“无地则反”，并以此反对地权归农，一时还颇有声势。我不怀疑他的好意，但他谈论问题时的逻辑混乱，实在令人费解。 ( http://www.tecn.cn )
    “无地则反”的“无地”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指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即并非“自耕农”的农民都算“无地”，那么难道中国农民是这个意义上的“有地农民”吗？在公社化取消了“耕者有其田”后至今未恢复此种权利的中国，按这个意义岂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是“无地”农民，因此早就该造反了吗？到底是印度、拉美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呢，还是中国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如果温先生真的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无地则反”，他应当最主张把土地交给农民所有，也就是说他应当最主张农民土地私有制才是。可是偏偏相反，温先生坚决反对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主张官府完全控制土地，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恰恰是把农民往“反”里逼吗？ ( http://www.tecn.cn )
    当然，温先生所谓的“无地”也许不是指农民没有地权，而是指农民无地可种，换言之，有地可种的佃农、雇农，包括私家佃农与国家佃农都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无地”农民。那么他又何以把租佃制看得如此可怕，认为“三十年土地革命”才使中国农民好不容易摆脱“无地”状态呢？在这个意义上又如何可以说印度或拉美的农民是“无地”的呢？ ( http://www.tecn.cn )
    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他所谓的“无地”既不是指没有地权，也不是指无地可种，而是指农民不种地  换言之，种地的佃农不算这个意义上的“无地”农民，而有地不耕、弃地出走的和无地可佃的外流农民才算  温先生重笔渲染的“贫民窟”大概就与这个意义相关。那么这里仍然有个问题：是农民自愿不种地就会造反呢，还是农民被迫放弃种地就会造反？如果是后者，那么是谁能迫使农民放弃种地？不就是那些大肆圈地征地的官府吗？怎么温先生反倒主张把土地交由他们来控制，而不能交给农民？ ( http://www.tecn.cn )
    而如果是前者，即农民自愿不种地就会造反  且不说此论是否武断  那和地权归农又有何关系？地权不归农或者地权归了官，农民就不想外流，就不会弃农经商、离土务工甚至变成流民？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地权归官的情况下不仅官府圈地驱农会促使农民外流，就是官府想以“均田制”拴住农民，因役繁赋重、人稠地寡、天灾人祸，或者因比较利益、追求机会而形成的农民外流仍然是大问题。我曾指出：历史上、包括民国时期的流民群其主体都不是无地农民，而是有地不耕、弃地出走的农民。因此农民外流与轻徭薄赋、社会保障负相关，与迁徙自由、改业机会正相关，而与地权归农极少相关。温先生如果要制止自愿外流，他与其建议禁止农民土地私有制，不如建议实行农奴制，或者干脆把全中国农村变成劳改农场  那样农民就无法“自愿不种地”，更无法“外流”，而城里也就一劳永逸地不可能出现所谓“贫民窟”了！ ( http://www.tecn.cn )
     
    印度、拉美农民何以“无地”？
     
    温先生拿印度、拉美做例子反对“土地私有化”。他对印度、拉美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简单化解释，乃至对印度、拉美农民“无地”的简单化判断，都令人难以置信。但即使退一步讲，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描述，据说印度、拉美都是地主土地私有制，而我们中国，如今究竟有谁主张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实行地主土地私有制呢？我国现今的土地私有化论者不都是主张把土地交给农民的吗？ ( http://www.tecn.cn )
    当然，温先生的意思大概是：农民私有了土地他们就会自由买卖、两极分化、产生土地兼并而使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了。 ( http://www.tecn.cn )
    但是温先生举印度、拉美为例能证明这一点吗？就算那里的动乱可以用“无地则反”来解释（其实非常可疑），但那里的农民何以会“无地”？难道是因为“小私有者自由买卖导致土地集中”？温先生看来不了解印度和拉美史，传统印度和前殖民时代的拉美原住民社会都存在着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并无小私有之说。后来英国人以强制权力划拨公社土地而实行柴明达尔制（把土地拨给有权势的包税人私有）和莱脱瓦尔制（殖民当局直接把村社土地归官而使农民成为官地佃农），形成了地权集中。而拉美的土地集中更是殖民征服过程中以暴力夺取土地形成大庄园的结果，根本与什么“小农自由买卖”无关。 ( http://www.tecn.cn )
    当然，上面说的是近代欧洲流行的印度史观，包括马克思在内也是这样看的④。但印度独立后的、尤其是晚近的新研究指出：实际上传统印度未必就是那么个“公社世界”，那时还是有很多私有小农的。但是英国人存心把传统印度描绘成没有土地私有制的“公社世界”，为的就是便于夺取农民的土地！显然，如果承认印度农民的土地私有权，而要通过“土地买卖”的方式来兼并他们，那太困难了！如果把农民的土地说成原来就是“公地”或“官地”，本来就是传统国王（莫卧尔帝国）的，现在英国人继承了国王的权力，那不就是英国人的了吗？后来的柴明达尔制和莱脱瓦尔制，就是根据这种说法搞出来的⑤。换言之，后来印度农民之所以会“无地”，不是因为官府承认他们“私有”而任凭他们“自由买卖两极分化”，恰恰相反，就是因为英国人借“公有”的名义剥夺了他们的地权！ ( http://www.tecn.cn )
    总之，无论按旧说法（传统印度本来就只有公社而没有土地私有制）还是按新说法（本来有私有制而被英国人硬说成“公有”），印度农民的“无地”都是以“公有”的名义剥夺他们的结果，而绝非“私有小农自由分化”的结果。明乎此，我们就会理解独立后的印度人何以如此警惕官夺民产，不轻言否定民间产权。尽管从尼赫鲁的“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到英迪拉。甘地的民粹主义，印度的历届政府既不喜欢私有制也不喜欢自由市场。他们脱离“计划经济”而走向市场竞争的改革比我们还晚、还慢。可是他们的“左”只是表现为发展工会农会、实行“五年计划”、重视福利、二次分配、管制贸易、平民民主等等，却一直不搞官夺民产；他们热衷于大量投资搞“增量国有化”，却从未没收民产搞“存量国有化”。就连比印共还激进的“极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赢得温先生和我国不少左派朋友交口称誉的西孟加拉、喀拉拉等邦，也没有搞激进土改。温先生明白这是为什么吗？ ( http://www.tecn.cn )
     
    耕者有其田，会导致耕者失其田？
     
    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印度和拉美的确有许多社会弊病，但温先生暗示的“小农私有、两极分化”却根本是子虚乌有。在民主印度和不少拉美民主国家的土地私有制下，虽然未经激进土改、旧时的土地集中现象无法很快改变，但也并未进一步加剧集中。相反，那里的土地在私有制下还是呈分散趋势的。以印度为例，1954年该国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是0.63，1961年下降至0.59，如今大约在0.5左右。而殖民时代就盛行大庄园的墨西哥在温先生的文章里有生动的描述，的确，该国曾经是世界上土地最集中的地方，1930年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高达0.96，但1960年降为0.69⑥，仍然很集中，但比过去还是相对分散了。 ( http://www.tecn.cn )
    当然，在没有激进土改的情况下，这种土地分散过程很缓慢，也因此招致了主要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你可以说这种批评很有道理，但是这种批评是针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不是针对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相反，他们这些批评者恰恰在为农民私有制而奋斗！你怎么能把这种批评“盗用”到中国来反对农民私有制呢？那些批评也从来没有证明农民私有制必然会“自由分化”为“无地农民”加地主制，你怎么能反过来说，“土地官有”比土地农有更能避免农民“无地”？ ( http://www.tecn.cn )
    其实温先生也不是真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你不是还指责民主印度过分纵容了贫民，以至由于不能圈他们的地，连高速公路也没法建吗？你不是还以印度这个“反面教员”为例，痛陈印度的官府和资本家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大”，而彰显咱们的圈地运动降低“交易费用”的优越性吗？难道你真的相信，承认农民的地权反而会有利于“兼并”？ ( http://www.tecn.cn )
     
    地权归农促进了兼并，还是妨碍了兼并？
     
    进而言之，不仅印度、拉美，可以说古今中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地方的土地集中是由初始平均的小私有者“自由买卖”导致的。相反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后小农制度的“顽固延续”曾被许多人责怪为应该对法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长期不如英国负责。笔者认为，这种指责固然片面，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其实另有原因，但是小农在法国“顽固延续”，并没有造成“无地则反”，却是不争的事实。东欧一些国家也是如此，如保加利亚，在1920年代初斯坦鲍利斯基农民联盟政府时期经历了比较彻底的平均地权改革，后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里仍然被看作无地主的地区，战后的**政权也没有再搞什么土改。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实行了“起点平等”的小农土地私有制，而此后又在宪政制度下保证了自由小农的地权不受专制权力干预的地方，虽然“平等的起点”在市场交易条件下不能永远保持，但地权集中的程度和速度都是极为有限的，地权集中与分散的趋势也是同时存在的。那些地方也许有其他弊病，但“土地兼并”从何谈起？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对小农私有制的批评历来有相反的两种：指责小农私有制促进了兼并和指责小农私有制妨碍了兼并。如果不考虑价值判断（妨碍兼并是不是就该指责）而纯就事实判断而言，显然是后者更有根据。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坚决反对小农私有制，其实际的理由也是后者（这从其所谓国家与小农打交道要付出更大“交易成本”的理论和所谓印度对贫民难以征地的抱怨都可以看出）。从其官府本位的立场讲，这种反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为了道德上好听起见在表述时却楞说反对小农私有制是为了害怕小农被兼并，这就不但在学理上既反事实又反逻辑，也不如那些明确站在兼并者的立场上反对小农私有制的“右派”论者更诚实了。 ( http://www.tecn.cn )
    总而言之，铁的事实表明：在包括印度、拉美在内的绝大多数地方，也包括传统时代的中国（我曾有专文论述），导致地权集中的主因都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而不是“小私有者自由买卖”。“无地则反”是否如此我们姑且不论，说“耕者有其田”就必然会导致“耕者无地”，进而造成“无地则反”，我以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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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使用着”不等于“使用权”
     
    什么是“使用权”？
     
    尽管如此，我也不认为提倡“土地私有制”是当务之急。因为在地权问题上，农民的许多更基本的、并无意识形态禁忌的权利，也还有待争取呢。 ( http://www.tecn.cn )
    现在在中国，提倡“土地私有制”还是个禁忌。于是一些为农民呼吁地权的人便提出：应当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的承诺再进一步，实行所谓“永佃制”，给予农民无限期的使用权。 ( http://www.tecn.cn )
    这个提议的良好动机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怀疑其能否实现。尽管“永佃制”顾及了土地所有权仍属“公有”这一意识形态规定，但问题是，它的前提  农民如今已经有了30年的使用权，现在只是要继续延长  存在吗？ ( http://www.tecn.cn )
    如果农民现在“使用着”他们耕作的土地，这就表明他们拥有“使用权”吗？我们应该知道：某人正在做某事和他“有权利”做某事并不是一回事。古代的奴隶可以奉主之命与异性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婚姻权”，而自由人可能是独身，但他们无疑是有“婚姻权”的。一般而言，某人有“某某权”意味着他有做某某事的自由，亦即他可以自主地做或不做某某事  如果想做则别人不应阻止，如果不想做别人也不能强制他做。例如：某人有“选举权”意味着他可以投票也可以不投票。但如果他被指定必须投谁谁的票，即投票对于他已非权利，而是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那么他虽然投了票，却不能说是拥有“选举权”了。同样道理，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生存权”也不等于生存着。例如猪生存着，但不能说它有“生存权”，因为猪只是依饲养者的意志而“生存”，如果饲养者要屠宰它，它就不能生存了。类似地，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下，臣民虽然生存着，而且有的（如宠臣宠妃宠奴之类）还生存得很滋润，但仍然谈不上他们有什么“生存权”。 ( http://www.tecn.cn )
     
    佃而无权，何言“永佃”？
     
    就地权而言，自从有了农业，也就有了土地的“使用”者，但远不是所有“使用者”都拥有“使用权”的。例如奴隶与农奴都可能使用着土地，但他们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也不能说拥有土地使用权  他们只是在主人的意志之下使用土地：主人让他们种地，他们不能不种。而主人不叫种了，也可以随时把地收回，奴隶或农奴是没有权利（就是所谓使用权）拒绝的。 ( http://www.tecn.cn )
    那么谁有土地使用权？自耕农和经营地主无疑对其土地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出租地主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则被有偿转让给他人了。转让给谁？就是转让给佃农。 ( http://www.tecn.cn )
    换言之，同样是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使用”土地，佃农与农奴 奴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有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权利受到租佃契约的保护：这种契约通常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期限，以及佃农为取得此种权利所应承担的义务（交纳地租）。一般地讲，在典型的租佃制（亦即排除了农奴制因素的、纯粹在契约基础上成立的自由租佃制）下，佃户的土地使用权是有保障的，即在契约规定的佃期内，只要佃户履行了契约规定的义务，地主就不能违约收回土地、赶走佃户。如果要收回，只能在租契期满之后。当然契约期限有长有短。一般认为在人多地少存在租地竞争的情况下佃农会争取长租期，而在人少地多存在招佃竞争的情况下地主会争取长租期。主要由于佃农的争取，中国明清以来租契逐渐长期化，乃至出现永佃制，佃户取得无限期土地使用权，只要履行了一定的交租义务，地主就不能“夺佃”。而佃户可以把此种佃权再投入流通，即今所谓“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这种永佃权号称“田面”“田皮”，而原初的所有权为“田底”“田骨”，形成所谓“一田二主”的现象。无疑，这对于维护佃农利益有着很大意义。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根据如今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清代地权流通中佃权或曰“田面权”的流通已经渐成主流。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田面权的流通量远远大于田底权流通量。这一方面表明农民比官府更懂得珍惜土地，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轻易出卖“田底”的，另一方面表明当时佃权已有相当保障。如果地主可以无视佃权，任意抽回土地，谁敢购买这样的“田面”，谁又能出售这样的“田面”呢？而今天我们的政策不仅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许多文件还要求促进这种转让，但是这种转让在许多地方仍然兴不起来，这除了因为农民改业机会有限无法轻易转让“田面”外，恐怕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今农民的“佃权”实际上是无保障的、极不可靠的。 ( http://www.tecn.cn )
    显然，永佃制的前提，是一般契约规定的佃权或使用权得到尊重。亦即无论租期长短，只要在期限内田主就不能“夺佃”。而佃户在此期限内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例如他可以转交他人耕作，而自己去打工经商）。应当说，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区分有无“使用权”的标准，也是区分自由佃农和农奴的标准。只有承认使用权的存在，亦即把“使用者”当作佃户、当作租佃契约的承租方而尊重其权利，而不是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奴，才有可能把这种“土地使用权”逐渐延长，以至达到“永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反过来，地主可以随时收回土地而佃户却没有迁徙自由、非经主人特许不得离开，那么即便他事实上长期“使用着”土地，也不是什么永佃制。相反，如果他永远被束缚在土地上，那倒近似于农奴制了。 ( http://www.tecn.cn )
     
    地权问题的症结何在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农民对土地的使用能叫做“使用权”吗？如果说能，那么这种使用权的期限为何？许多人认为就是文件常说的“30年”。然而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十分可疑。首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的说法是“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但并未明确说农户对其所承包的土地拥有30年使用权，而且其后还有“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说法。于是在许多地方，土地管理法的说法被解释为“土地承包制”这个制度30年不变，亦即30年不搞集体化，至于具体让不让你承包某块土地则是可变的。还有人解释说，所谓30年不变是指30年不进行全面的土地重分，但不排除进行“适当调整”。总之，有权者要拿走你的土地，在现行法规中他完全可以“解释”得通。 ( http://www.tecn.cn )
    还有些学者甚至从理论上证明：所有权是上位权，使用权是下位权，“使用权服从所有权”，所有者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使用者使用着的土地收回。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根本否认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但它在学理上的荒谬一望可知：所谓“上位权”“下位权”的说法不仅并无法理依据，而且从常识讲，使用权固然是来源于所有权（不是所有者也未经所有者同意，使用者是无法取得使用权的），但它既经所有者同意转让，就成为独立的权利，而在契约的意义上与相关权利取得了平等地位。如前所述，即使在一般认为存在着地主强势和佃户弱势的传统契约租佃制下，地主也必须依约行事，租期未满是不能收地夺佃的。“永佃”与否只是租期是否无限之别，在租期内使用权受契约保护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因此，那种地主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佃户”其实不能算是佃户，而只是农奴。确实，如果有权者可以不受租期限制、任意撕毁契约、以“所有者”的名义随时收回土地，那实际上就不仅否认了农民的土地产权（所有权），而且否认了农民的佃权（使用权）；不仅不把农民当成独立所有者，甚至没把农民当成佃户，而是把农民当成农奴了！ ( http://www.tecn.cn )
    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也确实不像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样子。不仅农地常常在承包期内被“调整”，农地转为非农业用途，无论是公益性建设还是开发商的赢利项目，基本都是按“征地”（“土地征收征用”）的模式进行。既无需向农民购取土地所有权，也无需向农民购取土地使用权。如此看来，今天农民在维护其“佃农”权利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佃权”没有保障，“永佃”又从何谈起，更不用说争当“自耕农”了。 ( http://www.tecn.cn )
    换言之，在地权问题上如今的根本症结在于我们的许多机构权力不受制约，因而农民的权利，无论是意识形态禁忌的还是不禁忌的，纸面上许诺了的还是没许诺的，都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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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官府自律能够遏制“圈地运动”吗？
     
    “圈地运动”与地权归农
     
    我曾经指出，如今一些理论家和一些涉地部门官员都反对地权归农，但理由却截然相反：理论家说地权一归农，农民就容易失去土地；而官员则说地权一归农，就很难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  也就是搞不成“圈地运动”了。有趣的是，那位鼓吹“无地则反”的朋友既号称三农实践家又热衷于理论，于是两种说法兼收而不管其矛盾。他一方面以印度为例宣称地权归农导致土地买卖、“无地则反”，另一方面又说由于印度的承包商和官员无法赶走贫民，导致它难以大修高速公路。我很高兴他还能看到这后面一点。 ( http://www.tecn.cn )
    的确，要说绝对的土地私有权有弊病的话，那绝不是什么农民自由卖地造成“土地兼并”和“无地则反”，而是相反，由于土地私有条件下农民难以被赶走，一些特殊区位的地权私有如果绝对化，确实可能影响公共设施建设与国土整治。正因为如此，如今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还是比对其他财产私有权的限制为多，而公共干预的保留也比对其他私有财产的干预大。原则上只要通过民主法治程序真正证明是基于重大公益目的，西方政府也是可以“征地”的，亦即在以合理价格达不成购地协议时，国家为公益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以免区位垄断者无限要价。只是在民主法治条件下，他们行使这种权力的制约条件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很“苛刻”。因此滥用这种权力大搞“圈地运动”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这里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我曾说：限制农民地权如果说有理由，也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在缺少此种前提的情况下，地权归农就应该比西方的条件下更有必要，或者说强调农民地权在中国当今条件下比之在西方，肯定是利更多、弊更少。 ( http://www.tecn.cn )
     
    “大限”能遏制圈地吗？
     
    应该说，随着税费改革后土地问题的尖锐化，如今国家，也就是中央领导的确为遏制“圈地运动”做了许多努力。尤其是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土地新政”“土地革命”“8.31大限”，在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方面应当说是作用不小。这场改革改变了开发商与国家的利益分配模式，从协议“批租”制改为公开“拍卖”制，使开发商通过贿赂批地官员而拿到低价土地、给国家财政造成地价损失的可能性得以降低。然而，由于这种改革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只许官府“征地”不许农民（甚至包括“集体”）“卖地”、更不许农民讨价还价的规则没有任何改变。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能缓解而且有可能加剧“圈地运动”的弊病。为什么这样说？ ( http://www.tecn.cn )
    在过去批租制下的征地，的确容易发生明显的“征地腐败”：商人贿赂或有权势的官商唆使批地官员低价批地，固然是一坑国家二坑农民，只有开发商与经手官员个人大发横财。但是这种做法由于只是个人发财，而“公家”财政得到的好处相对而言还不算多。这不仅容易招致“反腐”打击，而且容易在政府机构内部引起制约  那些没沾到好处的政府同事会有监督他们的激励。同时这种征地虽有商人和征地官员个人利益的刺激，“卖地财政激励”相对而言还不算大。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讲，虽然如今官员腐败问题十分严重，但还不能说完全失控，除了某些政府完全“黑社会化”的地方，腐败官员还不能说是为所欲为。因此推动圈地的官员个人积极性与政府积极性相比，能量还是相对有限的。 ( http://www.tecn.cn )
    “征地改革”后就不同了：从低价征地、低价“批租”变成低价征地、高价“拍卖”后，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征地收益并未减少，但这种改革如果确实实现，征地收益将更多地收归政府财政，而不是归入官商私囊。“卖地财政”对政府财政的意义会更为重要。于是虽然腐败官员个人推动圈地的积极性可能会收敛，但政府推动圈地的积极性却会大大提高！并且这种收益归官府而不归个人的征地却很难责其“腐败”，由于政府内部财政利益均沾，来自“没沾到好处的政府同事”的监督和制约也会大大减少。于是，以“卖地财政”为激励而不是以批地官员个人利益为激励的圈地、由政府整体推动而不是由个别官员推动的圈地、形式合法的而不是“腐败”的圈地，会比以前更肆无忌惮。这绝非难以设想：“土地新政”后一年半，因征地引发的官民冲突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定州、南海、汕尾等过去少见的严重事件也接连发生！ ( http://www.tecn.cn )
    更何况，自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除沿海发达带外的我国多数地区地方财政，尤其是县及县以下的“财政饥渴”一直在加剧，税费改革目前缓解了农民负担，却在很多地方加剧了基层财政困难，而为解决困难应当进行的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又难以有实质性推进，在此背景下“征地改革”又进一步突出了“卖地财政”的巨大诱惑，这几种因素叠加后，“圈地运动”会如何发展，应当可想而知。 ( http://www.tecn.cn )
     
    两年“冻结”启示录
     
    根本问题在于：我国现行体制主要的弊病是“官民”之间缺少委托**机制，权责不对应、权大责小的状态难以改变。这种机制下官员个人牟利当然是问题，但政府聚敛的问题更大。为升官邀宠而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追求“增长”“引资”、政府圈钱“经营城市”  这些做法的严重危害，远甚于官员个人贪污，而这些做法导致的“圈地运动”，更不是制止了（如果能制止的话）受贿批地就能够遏制得了的。 ( http://www.tecn.cn )
    中央领导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些，“征地改革”中也对从农民那里拿地做了不少规定，但在地权不归农、农民只能作为被“征”者、没有卖方权利亦无谈判资格的条件下，这些规定都只是强调官府自律，强调要严格审批等等。 ( http://www.tecn.cn )
    但事实上过去并不是没有要求官府自律，而且要求的力度有远甚于今日者。但效果如何呢？自1992年后中国出现了失控的圈地大潮，中央从1993年就开始力图“刹车”，在几次强调严格控制不见效的情况下，朱鎔基政府痛下决心搞“一刀切”式的全面禁止圈地。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文件），宣布全面冻结非农建设占地一年。1998年4月又发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通知》（中办发电〔1998〕2号文件），再接着冻结一年。然而就这样连续两年的严厉禁令也未能遏止圈地潮。一些地区恰恰在这两年形成“过热”圈地，甚至圈而不用导致这两年“烂尾地”猛增，直到2005年还在消化这些地块⑦。“两年冻结”前的“八五”期间（1991~1995），中国平均每年净减耕地440万亩，而包括“两年冻结”及其后数年的1996年到2003年7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却骤增为1428万亩⑧。时人惊呼：“采取‘世界上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国家却成为世界上农地最易被‘征用’的国家”⑨。老实说，今天的“严格控制”不太可能比那时的“两年冻结”更严厉。当年效果不过如此，今后又能怎么样？ ( http://www.tecn.cn )
    显然，只要“地权归官不归农，政府圈地即圈钱”的状况不变，要求它自己监督自己、自己“严格控制”自己，怎么可能？ ( http://www.tecn.cn )
     
    关于“补偿”问题
     
    “8.31大限”以后，土地政策调整重心似乎从“控制规模”转向了调整“补偿费”。这既是两年来几次低价征地引起重大事件的刺激，也体现了新近三农政策强调对农民“多予少取”的精神。 ( http://www.tecn.cn )
    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费”明显是不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它不仅规定不按市场价、而按耕地被征前若干年庄稼的价值来“补偿”农民，而且不规定下限、只规定补偿“最高不得超过”若干，明显带有“不怕民吃亏，只怕官不赚”的味道。如今的新精神则开始强调对商业性开发征地补偿标准要考虑市场因素，这当然是个进步。 ( http://www.tecn.cn )
    然而圈地的性质到底属于商业性开发还是“公益建设”，其判断权仍是征地者说了算，农民并无发言权。即便承认是商业性开发，要考虑市场因素，这种考虑仍然由征地者单方决定，没有地权的农民依然不能讨价还价。然而既无讨价还价，何来“市场”标准？ ( http://www.tecn.cn )
    其实在如今的体制下，只要是官员单方定价，没有双方合意，就容易生弊。价贱固然伤农；价贵一般农民也未必得利。如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低价征地当然是主要的问题。但笔者也的确听说过这样的事：某些城郊地区有上层“关系”的村官找门路要求“被征地”，前提当然是特殊的“高价”，这就不是权钱勾结来强征地，而是权钱勾结谋求“被征地”了。但这样的“高价征地”，普通农民是碰不到的，高价征地款更不会给他们。总之，只要无地权的农民不是交易的一方而是被“征”的对象，那“圈地坑农”的事仍然难以避免。 ( http://www.tecn.cn )
     
    “垂直管理”成效分析
     
    面对地方政府“村改居”“租代征”“整化零”等变相圈地策略，中央又连续出手，2006年推出地政部门“垂直管理”，2007年出台“土地督察”制。继“8.31大限”被称为“土地新政”后，这些新动向又被称为“土地改革”。 ( http://www.tecn.cn )
    我是赞成地政垂直化的，因为它有助于国土整治，笔者十年前就著文主张过⑩，今天仍以为早该如此。可是地政“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土整治，但是否有利于维护农民权益？至少在如今宏观体制的约束下很值得怀疑。过去靠朝廷御史出巡来为民做主，结果御史反比地方官更腐败，识者讥为“察弊适以滋弊”{11}，可谓明鉴。1994年财政中央集权，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恶化而不是改善了农民处境。如今乡镇上的“七所八站”当初都是“垂直化改革”的结果，现在却被认为是比“四套班子”更难对付的“汲取”机器。“块块”可能坑农，“条条”就不会坑农或者坑农更甚？ ( http://www.tecn.cn )
    仅就土地问题而言，过去“村官”私卖村地侵吞地款引起村民抗议的事屡有所闻，后来批地权上收省、县，“圈地运动”却有增无减，反而村官为维护村社利益带领村民抗议“省圈村地”“县圈村地”的事成为近年来土地事件的突出现象。因为如今官民间委托**关系虽远不完善，毕竟基层与百姓的委托链条较短、而利益关联更大。兔子虽吃窝边草，强龙方能刮地皮，犹如历史上乡绅、土官虽然欺民，所谓绅权制衡皇权、土官制衡流官的机制也不是一点没有。那么，今天在地政方面进一步中央集权的结果，先不说千头万绪的涉地事务是否管得过来，即便能管，会不会又出现“朝廷圈省地、圈县地”？要知道不仅地方政府有“经济人”的一面，中直机构同样如此。“部门利益”一定会比“地方利益”更亲农民吗？ ( http://www.tecn.cn )
    其实，工业化、城市化要用地是无可避免的事，土地政策的目的不是不占地，从根本上讲也不是为了少占地，而是为了（1）从全局利益着[尽量提高用地效率，改善国土整治；（2）在这一过程中维护涉地各方的权益，消除或缓解社会矛盾。前一点可以寄望于“垂直化”改革，后一点只能寄望于农民权利的保障。如果说“地方利益”不能代表农民利益，那么“部门利益”同样不能代表。马克思当年曾说传统小农“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但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如今在先进国家，农会常常比工会更活跃，我国农民也应当可以自己代表自己，去参加利益的博弈。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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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农民反对地权归己吗？
     
    关于民意的思考
     
    近年来，一些反对地权归农的论者还曾经举出某些调查数据，说是可以证明农民反对土地私有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问卷设计有前提、有诱导，以此言“民意”不可信。有人还列举另外的调查，以证明另一种“民意”。 ( http://www.tecn.cn )
    但我觉得首先应该想好的是：在地权问题上哪些方面应该由“民意”决定，哪些问题可以各从其便，不必由什么统一的民意或官意来规定。在1978年那时候如果搞全国的民意调查，我想多数农民未必敢于表白主张分田单干，是否可以因此禁止小岗人的实践？而1985年如果搞这种调查，我想多数农民都会认同大包干，是否可以因此取缔南街村的模式？ ( http://www.tecn.cn )
    应该说，任何社会都是价值多元的。正如南街村、华西等地农民可以不选择承包制一样，某个地方的农民完全可能选择某种地权制度。我多次讲过：只有命令经济要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经济会禁止“公有制”的  后者只是禁止非自愿的强制“归公”而已。其实，在地权归农的条件下，某些希望联合起来的农民照样可以联合，不但可以联合起来搞产前产后服务，如发达国家通常所说的合作制，就是像以色列的“基布兹”那样的集体农庄，只要成员确实是自愿结合，谁也没有权力阻止他们。当然前提是：如果不愿，谁也不能勉强你联合，如果联合之后又想离开，同样不会被阻拦。 ( http://www.tecn.cn )
    所以一些人主张共有土地是完全正常的，问题是如果另一些人不想共有，前者应该禁止他们退出吗？地权既然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当然是可以放弃的，问题是如果有人不想放弃，前者应该剥夺他的权利吗？在后一问题上应该讲自由还是讲民主？即便假设多数人愿意放弃权利，他们就可以强迫其他少数人也必须放弃吗？如果多数人愿意联合，他们就可以禁止另外的少数人退出吗？ ( http://www.tecn.cn )
    这种问题的违法广告，其实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农民也许不会讲什么“权利”之类的词语，但他们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原来大家是单干的，联合起来当然应该自由，你不愿意，就不该勉强你加入。 ( http://www.tecn.cn )
     
    地权问题上的自由与民主
     
    然而，如果原来已经“归大堆”了，你要退出，那就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权利退出？应该有，强扭的瓜不甜嘛，这不是什么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应该讲自由而不是讲民主。 ( http://www.tecn.cn )
    但是第二，你要带着什么东西退出？这恐怕就不能任你“自由”了。大家的东西，你不能想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当然“大家”之中你也是一分子，不能叫你一无所有净身出户。这就产生了一个“分家”的问题。我曾经指出：在重大的改革进程中，往往是“怎样分家”比“是否分家”更易产生矛盾。“分家”既然涉及大伙，就不应一个人说了算，得讲民主了。 ( http://www.tecn.cn )
    老实说，我们改革过程中的无数问题，几乎都是这两个规则用颠倒了造成的：“是否分家”不讲自由，甜瓜也强扭成了苦瓜：“怎样分家”不讲民主，形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大弊。 ( http://www.tecn.cn )
    回到土地问题上来。地权应当归农，这是每个农民应有的权利，你不能以某些农民愿意“公有”为由就禁止其他农民“私有”，不能以“多数”（即使真的是多数）农民愿意弃权为由就禁止其他农民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但是地权如何归农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比较简单，因为现在毕竟不是人民公社，承包制下农民本来就是各自使用“份儿地”的，承认其对份儿地的地权不就完了，还有什么“分家”问题吗？原来确实如此。但现在在许多地方，它已经被人为地复杂化了。 ( http://www.tecn.cn )
    本来，土地的分配是各种财产分配中最容易达到公平的一种。它不像股市那样百姓看不懂，容易被操控，被下套；也不像企业那样涉及无形资产、隐形负担、债权债务、评估价与变现价之差异这类算不清楚的糊涂账。土地明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既难于隐藏、私吞，又易于分割、分配  不仅自然形态的土地易于分割，土地权利的分割（如明清时期的“田底”“田面”）也相对简单。历史上的“计口授田”屡有先例。当年的激进土改，虽然在是否该剥夺地主的问题上有强烈的争议，但在土地分配环节上没有多少质疑。东欧对国有企业搞“一人一份”的证券私有化，引起不少争论，但我们在“大包干”改革中“一人一份”地分配责任田，并没有招致多少纠纷。如果当时工作做细一点，而且在分配之后就明确地权归农，那应当是很简单的，也不会有多少公平性方面的质疑。 ( http://www.tecn.cn )
     
    “现状”离“起点”有多远
     
    然而当时没有这样做  这当然有种种原因，或曰别无选择，笔者并不想批评那时的做法，但不管怎样，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责任田”似乎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以后如果不重搞集体化，好像也会不时地进行重分。因此不少地方采取的是抓阄分地之类简易办法。如果重分间隔期不长，这无疑是公平的。但如果知道从此就固定不再分了，那当初农民就会考虑别的办法。如果把不经意的抓阄形成的分配固定下来，部分在抓阄中吃亏的农民是有意见的。 ( http://www.tecn.cn )
    这种意见本来也并不难解决。然而后来不但提倡“承包”长期化，“30年不变”载入法典，而且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提法取消了公权力维持“份儿地平均”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农民的地权却并未被认可，“上面”仍然拥有对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力。不难想象，如此不以“均田”为职能的权力，如此有权无责的“调整”，往往人为扩大了地权不均。如1990年代笔者调查的一些地方，农民娶媳妇能否分地，全凭与干部关系如何，不分给你是“增人不增地”，分给你是“适当调整”，横竖他都有理！甚至一些地区还以“效率”为理由推行否定“公平”的强制“调整”，如在“二田制”名义下把一般农户土地抽走，作为“经营田”让大户集中承包，只给前者留下“口粮田”，而对大户则增加“提留”率以提高干部所得。更不用说还有像著名的“蒋巷事件”那种现象，直接以权力赶走农民，圈占大片土地来搞“农业规模经营”了。 ( http://www.tecn.cn )
    所有这一切加上20年非农化“圈地”造成几千万无地农民，使得如今中国的土地实际控制状况已经远离“起点平等”。正当一些人声称不许地权归农是为了防止“土地兼并”的时候，我国的土地兼并实际已在地权不归农的情况下，依靠权力杠杆以远比“私有制”下更快的速度进行着。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格里芬等几位学者根据中国的相关数据做的统计，1990年代初中国农户实际使用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了0.41{12}，另一份研究更表明，1995年我国农村农户使用土地的吉尼系数，在进行过土地重分的地区达到了0.47，没有重分过的地区更高达0.50{13}.而据说是经过了几千年“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被有些朋友渲染为“无地则反”的中国土改前状况，以吉尼系数计，在许多地方也不过如此。其实中国历史上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主要也是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的。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 http://www.tecn.cn )
     
    反对“30年不变”，就是反对地权归农？
    　　
    这样，地权归农如何实现就比当初复杂了。如今不少人说调查表明相当比例的农民不赞成“土地私有化”，我觉得至少在上述过程发展得比较典型的地区，出现这种调查结果并不奇怪。但是这就跟国企改革的情况一样，农民与其说是反对“私有化”，不如说是反对不公正的私有化方式。这就像改革之初，如果取消人民公社不是以平分土地的方式，而是把公社宣布为社长的私人庄园，赶走农民或令其给社长打工，你说农民能干吗？实际上，如今不少农民不仅不赞成固定现状的“私有化”，而且反对“公有制”下的“30年不变”，要求进行土地重分。笔者在1997年组织对湖南农村的调查中，对“您家对土地关系未来的希望”这一问题，收集到的有效回答率为（允许多项选择，故总计不为100％）：A.“长期维持现状，不再重分，份地永占，不得买卖”：20%，B.“延长重分周期（20年以上）”：12%，C.“10年左右重分一次”：44%，D.“三五年重分一次”：12%，E.“再分一次以解决现有问题，然后长期维持不变”：44%，F.“恢复集体耕作”：16%，G.“可以出租，但不许买卖土地”：16%，H.“土地私有（可以买卖）”：16%，I.其他、无所谓：0.9%{14}.从这一结果看，当时当地农民只有16％赞成“土地私有”，赞成维持现状基础上实行“份地永占”的人也才20％，远低于主张缩短土地重分期限的人，而赞成“恢复集体耕作”的人居然与主张私有化的人相当。初看起来的确容易得到农民并不那么希望拥有地权的印象。但其实这是误解。从主张“再分一次以解决现有问题，然后长期维持不变”的占到44%之多可以看出，比率更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希望在“起点公平”的条件下实现地权归农的。尽管在9年前的当时，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使他们更愿意以“长期维持不变”、而不是以“私有”来表述这种地权，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希望优化，而不是凝固现状，以期在起点公平的基础上进入新的地权关系。 ( http://www.tecn.cn )
    可见将农民对土地分配现状的不满、对“三十年不变”持有异议，解释为农民反对地权归己，而情愿更加强化的地权归官，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也的确不能忽视农民对土地现状的意见，一味强调现状“不变”。如果在公有、私有、频繁重分、就此固定这些简单化的选项外增加选择，例如“再分一次，然后稳定”，我们就能看到农民的真正意愿究竟是什么。 ( http://www.tecn.cn )
     
    地权改革不能久拖
     
    而上述分析也表明，在地权不归农的情况下延续如今这种权利关系暧昧不明的现状，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而且造成了我国土地问题的复杂化。在20年前可以通过“承认平分现状，从公平起点出发”而易于实现的地权归农，如今操作起来已越来越不容易，而且可以设想，照此下去以后会更难。 ( http://www.tecn.cn )
    应该说，同样的吉尼系数值，因操弄权力造成的占地不均比因“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导致的占地不均更令人反感，同样是农民放弃土地，被强“征”和自愿出卖感觉完全不同。而且后者的不满会稀释于社会内部，前者的不满却可能聚焦于政府，从而更加影响社会稳定。中国土地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耕地减少的趋势无法扭转（搞工业化就难免如此），农民的分化不断加剧（市场经济是难免有分化的），而在于这种失地和分化的性质恶劣，无论从社会主义还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讲都完全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人们用“防止兼并”为理由拒绝地权归农，但在地权不归农的情况下“兼并”却愈]愈烈，等到积重难返之后再考虑地权改革，地权归农的操作难度就更大，引起社会震动的风险也会增加。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恶性循环。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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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以维护农民权利为核心推进地权改革
     
    当前土地问题的实质
     
    过去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这话对不对？要看你怎么理解所谓的“土地问题”了。如果像某种成说那样，把“土地问题”理解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问题”，那即使在传统的农业时代，这话也言过其实。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其实多系官逼民反导致的“民变”，而不是“土地革命”，主要是自耕农 流民反对官府而非“佃户反对地主”，与“无地则反”的描述或“土地私有 自由买卖 土地集中 主佃冲突”的意识形态公式也不相干。 ( http://www.tecn.cn )
    但如果像张晓山先生最近所说，“土地制度的核心是权利主体”，那么的确可以说，不仅传统时代，即便今天中国已不是农业国，甚至“农村”“农民”的非农业产值也已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产值，土地问题仍然至关重要。我曾提出：今天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数量要减少，农民的权利要提高。而农民权利升降的一个主要的标尺就是土地问题；农民的数量是喜剧性减少还是悲剧性减少，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土地问题。 ( http://www.tecn.cn )
    土地问题并不能归结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问题。李昌平先生曾主张“慎言土地私有制”，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个说法：私有制有各种各样，我当然不能同意那种以专制权力“跑马圈地”、赶走农民而造就地主的“私有制”。但“慎言”并非不言，在起点平等基础上形成的农民土地所有制，我认为没有理由反对。同样，我认为也应该慎言“集体”，农民行使自由结社权形成的自治集体，如农会、合作社及股份制联合体之类，当然是多多益善。但身份性、强制性的官式“集体”，往往是农民权利的损害者，的确是“慎言”的好。 ( http://www.tecn.cn )
    农民土地私有制当然也有弊病，这不是什么“小农自由买卖造成土地兼并、无地则反”，也不是什么小农制会摧毁农民的“最后保障”，世界上私有者农民不但拥有生死存亡意义上的“最后保障”、而且享有福利国家式的退休、医疗等各种待遇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欧发达国家不说了，剧变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南斯拉夫（它们在社会主义时代都没有搞集体化）不都是这样吗？农民拥有私有产权和国家提供公共服务（所谓保障责任非“私有”）有何矛盾之处？而农民被剥夺了产权、国家却推卸保障责任（将责任“私有化”）致使农民大量死亡的悲剧，在我们的历史上难道很陌生吗？ ( http://www.tecn.cn )
    土地私有制的真正弊病，就是私有权如果绝对化，可能会妨碍公益建设和国土整治。因此对私有地权的公共干预多于对其他产权，在市场经济中也是通例。但是这种干预要真正合乎公益，需要以政治民主来保证。而在没有这种保证，因而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地权归农就更为重要、不可或缺，其可能的弊病只会更小、不会更大；而地权归官的害处绝对是更大、不会更小。 ( http://www.tecn.cn )
     
    地权归农应从底线做起
     
    但是我国目前农民的地权不仅远远扯不上什么“绝对化”，而且达不到起码的要求。不仅谈不上“所有权”，而且“使用权”往往也有名无实。农民只是在别人特许下“使用着”土地而已。他们不仅没有产权，而且“佃权”也很不可靠，不要说“永佃”，就是有限佃期也无法保证。这样的地权状况不要说经济上达到积极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就是政治上达到消极的“防危机”配置也还很勉强。经常失控的“圈地运动”、频繁发生的土地冲突就是证明。而由于体制的局限，一次次的“土地新政”都不能解决问题。前面说过农业时代“土地问题”其实并非中国的主要乱源，而在如今的非农业时代，“土地问题”倒成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之一，这实在说不过去。 ( http://www.tecn.cn )
    因此，保护农民的地权必须从最基本的“底线”做起。首先那些意识形态上已非禁忌、纸面上也已允诺承认的权利，应当尽快落实，例如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应该得到确实尊重，需要从农民手中得到“使用权”的有关方面，应该学会向农民“购买”而不是“征收”这种权利。如果国家规定开发商拥有“90年的土地使用权”，那么他们应当向农民购买其中的30年，再向政府购买其余的60年  不是说由官员作主卖了再把地价的三分之一给农民，而是两者都应该遵循合意原则，像“土地新政”那样实行公开拍卖。农民和官员一样，作为卖方有权说“不”。如果达不成合意而要强征，那就要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而不是仅凭官员意志）充分证明该项用地的公益性。否则只有在农民的“使用权”期满后才能“征用”  就像租约期满后地主才能易佃一样。 ( http://www.tecn.cn )
    在商业性开发上，向农民“买地”当然比强征农民的地来得公平。要防止农民（主要是发达地区、城郊、城中村等高价区位的农民）获得的卖地收益过高，可以开征地价累进税，那也比低价强征土地要好。即便是公益性开发，也没有理由拿农民做“牺牲”，“公益”也是利益，利益应当“摆平”，把农民作为交易方仍然比单纯向农民行使权力更正当。如果为避免农民漫天要价损害公益而需要限制其交易权，这种限制则应当与“公权力”本身的公共性（民主性）相对应，以防止其为某些强势利益集团所用。 ( http://www.tecn.cn )
     
    向农民“买地”又何妨
     
    对于向农民“买地”一向有两种批评，一是怕农民一味说“不”、漫天要价而妨碍商业开发，二是怕农民一味说“是”，贱卖轻甩而导致农地过减，甚至“无地则反”。其实这两种批评的自相矛盾已足可互为驳斥。对前一种担心，我们应当相信农民也和今天的官员一样是理性人，买方明白他们不会一味说“不”。当然他们可能不会像官员那样轻易说“是”  不是因为他们比官员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卖的是自己的地，不像官员卖的是别人的地。但这难道是一种“弊病”吗？如果这会减缓“商业开发”，那难道不正是这20年来政府三令五申、千方百计、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发了无数的文件开了无数的会，强调“保护耕地、控制用地、暂时冻结、从严审批、地政反腐、垂直管理”而始终达不到的目的吗？地权归农，这目的就达到了，何乐而不为？ ( http://www.tecn.cn )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连“土地新政”都不必搞了：“协议转让”之所以易生腐败而需要代之以公开拍卖，就是因为官员卖的不是自家的地，容易受贿贱卖。如果是卖自家的地能有这种问题吗？因此向农民买地，交易方式还可以更加灵活，是否拍卖都不必硬性规定，也就未必真会妨碍合理的商业开发。当然，这不是说双方“自由交易”政府就无事可做，政府可以从规划的角度对商业开发进行指导，可以为交易构筑和维护法治平台，可以为双方提供交易信息和其他中介服务，以降低交易成本  这才是经济学意义上真正的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像有些滥用新词的朋友那样，号称以强权降低“交易成本”，实则是剥夺弱者的交易权利来单方面为强者降低“成本”，同时却让弱者承担惨重的“成本”。 ( http://www.tecn.cn )
    至于怕农民轻甩贱卖土地，这不是恰恰解除了前一个疑问、促进“商业开发”了吗？当然这实际上不太可能。放[世界，哪个“土地私有制”国家能像我们这样靠大量圈地创下“爆发式城市化”的奇迹？哪个“土地私有制”国家能够使房地产业者在巨富首富群体中占到如此大的比例？我们的许多官员不都是恰恰认定了农民不会轻甩贱卖，才反对地权归农，认为这会毁了我们靠“圈地”创造的奇迹吗？而东欧的私有化转轨一度造成困难引起一些朋友的嘲笑，很重要的原因不就是“工会吓跑投资者，农民赶走圈地客”吗？ ( http://www.tec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