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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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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2 15:26:2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一带叫北千叶导水路,是东京首都圈周边相当重要的一个长期水利治理的重要设施和地区。


 楼主| 发表于 2013-9-22 15:28:42 | 显示全部楼层
蓄水池通过闸门调节,把净化后的水排入湖泊。很多人在闸门下游钓鱼,因为有鱼可钓。












 楼主| 发表于 2013-9-22 15:30:58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湖泊很长时间是日本全国淡水水质倒数第一,政府和民间团体齐心协力制定了长期大规模的治理计划,水质连年得到改善。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6:42:32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观察报:失控的村官
作者:陈勇


核心提示:这是建国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10名村官瓜分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在经济最活跃的温州,村镇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村镇官员权力失控的背后,是一张地方官员利益勾结图。

    这是建国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10名村官瓜分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在经济最活跃的温州,村镇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村镇官员权力失控的背后,是一张地方官员利益勾结图。

    7月31日上午,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新桥村原村委会主任余乾寿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案的王启政、陈伟荣、杨金龙也同庭受审。400余名村民挤到法庭旁听,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这是温州房霸案的第二次庭审。第一次庭审是在7月11日,其余五名涉案人员均已被宣判,被判处5-6年不等有期徒刑。余乾寿等人是本案的最后受审者。新桥村原党支部书记葛彩华是十人之中唯一在逃者,目前已被公安部门通缉。

    这起个案件批露出有温州“小黄浦”之称的永嘉县新桥村村官侵吞村民安置房的丑闻。

    事实上,这只是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村官腐败案中的一例。自2012年以来,浙江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职务犯罪案件770件,共979人,其中贪污贿赂类犯罪526件668人,渎职侵权类犯罪244件311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村官腐败正在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村官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腐败则多发生在非法获取国家下拨款物上。

    安置房黑幕

    永嘉县检察院指控,新桥村原村委会主任余乾寿利用担任村委会主任以及评标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产,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利用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将村集体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涉嫌受贿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职务侵占140万元,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案的王启政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巨大,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陈伟荣、杨金龙则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提起公诉。

    根据经济观察报获得的起诉书显示,2007年下半年,由于城镇建设需要,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永嘉县江北街道许多村被征用大量土地。根据土地征用政策和各村被征用土地面积,永嘉县人民政府决定将位于江北街道昌新路以西和华光殿后的农贸综合市场26.5亩三产返回土地指标分配给新桥村,用于建设新桥第三期安置房。

    获知消息后,多家房地产公司均有意向代建该项目,浙江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启政和永嘉县和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金龙尤为活跃,两人分别与时任新桥村村委会主任的余乾寿多次磋商,商定取得代建权后房地产公司可以成本价享有20%的安置房,所得利润和余乾寿对半分。

    之后,在余乾寿的帮助下,经新桥村两委(村党支部、村委会)及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由王启政所在的永嘉县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杨金龙所在的永嘉和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建新桥村第三期安置房,并由余乾寿代表村委会跟两家房地产公司签订代建协议,协议约定两家公司收取总造价额的3%作为代建费并以此上报有关部门审批开发建设手续,同时规定两家公司以成本价享受109套代建安置房,其中昌泰公司获得新桥大厦、新桥商贸大厦安置房共66套,和田公司获得新桥商贸大厦安置房43套。

    签署协议后,余乾寿为掩人耳目,授意他的朋友陈伟荣替自己出面,于2008年以陈伟荣的名义与两家公司先后签订虚假的合伙经营协议,并将协议落款时间由签订时的2008年提前至安置房项目开始时的2007年。

    根据起诉书披露,为进一步获得利益,余乾寿又授意陈伟荣与王启政、杨金龙进行虚假出资操作,形成已经出资合作的假象。随着两家房地产公司陆续将房子向市场出售并回笼资金,余乾寿在并未实际出资以及没有任何合作经营行为的情况下,通过陈伟荣多次到王启政、杨金龙处拿取投资“分红”,其中从王启政处共分十次拿走“分红”共计人民币1475万元,从杨金龙处分八次拿走“分红”共计人民币1044.5677万元。

    2008年下半年,新桥村第三期安置房项目中的新桥大厦以及新桥商贸大厦的建筑施工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余乾寿系该项目评标委员会负责人。余乾寿、王启政事先商谋,由王启政出面与建筑承包商李某商谈,如果李某所挂靠的建筑公司参与投标,并顺利获得工程承建权后需给余乾寿、王启政工程总造价的6%作为好处费。李某为获取新桥大厦、新桥商贸大厦的工程承建权,并为了今后承建施工过程的顺利开展便答应了王启政提出的条件。之后,王启政借其朋友瞿某之名与李某签订虚假合作协议,并虚假出资80万元,假意与李某共同参与建筑项目,风险收益均分。最终李某以浙江方泰建设有限公司、温州三箭建设集团名义参与竞标,并在余乾寿、王启政的帮助下顺利获得了新桥大厦、新桥商贸大厦工程承建权。

    2009年10月11日,王启政又通过瞿某与李某签订协议,以股份转让的形式通过瞿某从李某处获得好处费480万元人民币。余乾寿通过王启政联系李某,后委托他人两次从李某处获得好处费400万元。

    当地纪委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此次一共569套安置房中,前任村支部书记葛彩华家55套,支部委员林成龙家50套,支部委员胡佐永家24套,村委会主任余乾寿家13套,村委员唐福新家15套,村委员胡国强家2套,村会计余臣德家39套,村出纳余承昭家32套,村办公胡文西家46套,村办公余云恩家40套,共分配了316套安置房。永嘉县昌泰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和田房地产开发公司各购得65套和44套(按照成本价结算)。另外144套中,80套分给了拆迁户,剩下的用于抵工程款以及代建费。

    在2007年7月,余乾寿以自己在新桥村担任村主任时间长,对村集体贡献大为由,主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并形成会议决议,以成本价60万又购得新桥大厦3001室安置房(面积约220平米,每平米合2700多元),以作为对自己的奖励。

    2009年6月10日其又以每平方米8900元转卖给温州当地其他官员,从中赚取差价135万余元。

    2011年9月,因永嘉县纪委着手调查新桥村安置房的有关问题,余乾寿将获利部分全部退还到永嘉县江北街道办事处。

    此外,检察机关还指控,在未召开村民大会的情况下,余乾寿擅自以村两委名义,从2008年起,连续四年给村两委成员以发放奖金等方式非法侵占集体资金共计64万元,其中余乾寿分得8万元。

    失控的村官

    此案曝光后,引发全国轰动,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现浙江省委常委陈德荣高度重视,亲自批示。在陈德荣要求必须追查到底的强力干预下,永嘉县委县政府才成立工作组对此展开调查,并逮捕了新桥村村委会成员10人。而此前,当地村民通过举报、起诉等各种方式表达诉求,均遭相关部门推诿甚至压制。

    目前,除余乾寿、王启政、陈伟荣、杨金龙外,其余涉案人员五名均已被宣判,被判处5-6年不等有期徒刑,正在服刑期间。余乾寿等人系最后的受审者,目前均羁押于浙江永嘉看守所。而新桥村原党支部书记葛彩华等人已被公安部门通缉,至今负案在逃。

    回顾整个事件,令人诧异的是作为一个基层的村委会主任,余乾寿为何能大权独揽,受贿3000多万元,且受贿时间长达数年而未被知晓和制止?    经办该案的一名检察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近几年,村官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案件泛滥猖獗,屡禁不止,仅永嘉就发生多起。造成此方面问题则是多重因素诱导。

    上述检察官认为,首先是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制度上的不完善、不规范和职权上的不明确,造成了村官权力的失控;其次,由于监管的不到位甚至是缺失,再加上村集体多为“家长制”掌权,村委会主任就相当于一个“土皇帝”,无人能管;最后,由于信息的不通畅,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在基层农村普及不到位,民众不知道自己的权益被劫持。

    “最重要的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不通畅,即使村民知道自己的钱被贪污或者权益被侵占,但不知道去哪里反映,客观上纵容了村干部的不法行为。”

    另外,由于在经济最活跃的温州,村镇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村镇官员之间也充满了利益纠缠。

    根据永嘉县纪委公布的《新桥村安置房问题调查报告》显示,一些本应该分给新桥村村民的安置房,却被永嘉县公安局、水利局等单位公职人员以40万元每套成本价买走,而房屋价值在最高峰时已经超过400万元每套。

    余乾寿2009年6月10日以每平方米8900元转卖给温州当地其他官员,但当时,该地域的房价已达每平方米1.2万-1.3万元。

    经济观察报记者在永嘉采访期间发现,该案在当地已经发生两年,但是依然有70余套安置房无人认领。当经济观察报记者针对这一现象询问时当地有关部门互相推诿,隐晦再三。

    中共永嘉县委宣传部给经济观察报记者发来的安置房说明材料中称,70余套房产系抵押给建筑公司的工程款,由于建筑公司将安置房进行市场化运转,多次转手,导致通知不到位而没有人登记认领。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当地纪委部门和检察机关证实。
 楼主| 发表于 2013-9-24 17:19:38 | 显示全部楼层
全国各地市(州、盟)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地图 一张图读懂高收入低收入地区

    根据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图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地图,网友风雪祁连(框框)制作了地图,直观地表现了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根据该图,东莞、深圳与上海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前三位,东部地区的收入高于西部地区。广东、浙江与江苏为高收入三大省。

    2012年全国各市地州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图 (单位:元)

   

    高收入地区:广东(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绍兴、金华、嘉兴、台州、湖州),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上海,北京,山东(济南、青岛、烟台、东营),福建(厦门、泉州),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海),湖南(长沙),安徽(马鞍山)

    低收入地区:甘肃(张掖、甘南、陇南、定西、临夏、庆阳、平凉、天水、武威),黑龙江(鹤岗、佳木斯、绥化、伊春、大兴安岭),云南(怒江、临沧、昭通),新疆(喀什、克孜勒苏、阿勒泰、塔城),湖南(湘西、怀化、邵阳、张家界),湖北(神农架、恩施、十堰、天门),海南(乐东、五指山),西藏(昌都、林芝),贵州(铜仁),内蒙古(兴安盟)

    2012年全国各市地州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地图 (单位:元)

   

    高收入地区: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台州、湖州、舟山),广东(广州、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山东(青岛、威海),湖南(长沙),上海,北京,辽宁(大连),黑龙江(鹤岗),新疆(阿拉尔)

    低收入地区:甘肃(甘南、陇南、定西、临夏、天水、平凉、庆阳、白银),贵州(铜仁、黔东南、毕节、六盘水、安顺、黔西南),云南(怒江、昭通、迪庆、德宏、文山),新疆(喀什、克孜勒苏、和田),湖南(湘西、怀化、邵阳、张家界、娄底),西藏(阿里、昌都、日喀则、那曲),青海(玉树、果洛、海东、黄南),湖北(恩施、十堰),四川(甘孜、巴中),广西(百色、河池),江西(赣州),陕西(商洛),宁夏(固原),山西(忻州),河北(张家口),内蒙古(兴安盟)

   

    2012年中国主要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行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0:30: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九亿小农说话  《小农立场》前言

    一

    中国最被忽视最发不出自己声音来的群体,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这些小农,老实本分,种自家的人均一亩三分地,过平淡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但小农不仅仅只是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正是小农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正是小农为中国快速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性条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状况,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小农立场,就是中国立场,就是国家立场。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就不只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考虑问题,而且是站在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基础一边考虑问题,就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场考虑问题。

    以户籍来看,当前中国还有大约9.5亿农村户籍人口,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按居住地算,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0%,其中差异是有2亿多农村户籍人口进城务工经商,这部分人口被统计为了城市人口。这样,留在农村的还有大约7亿人口。

    留在农村的7亿人口中,因为大部分青壮年人已经进城务工经商,而有明显的386199特征。可以细分出两种主导的务农群体,一种是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小农群体,一种是以中青年人为主的中农群体。小农群体占绝大多数,主要经营自家“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承包地。中农群体也是小农的一部分,人数不多但很重要,这些中农,因为父母年龄太大,或子女年幼,或其他原因无法外出务工,他们又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或其他方式获得适度规模的经营条件,这样,他们可以在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又可以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中,大约一半收入来自务工,一半收入来自务农,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家庭都既有务工收入,又有务农收入,这样的农民家庭存在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相对来讲,年老父母进城务工已无优势,在家务农的机会成本就很低,他们务农就不计劳动成本。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目前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超过50%,这是历史性成就),务农的体力要求并不高,而农业随季节展开,真正农忙时间很短,一年只有1~2个月的农忙。农闲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展开自己的社会生活和人生意义。

    与中老年父母不同,年轻子女的天性是爱热闹,喜新奇,他们魂牵梦萦的是城市生活。他们因此进城务工经商。年轻人进城,不仅仅是获得就业和收入,而且是要在城市过把瘾。因为家中有父母,未婚年轻人进城务工,一般都是“月光族”,只有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带回家过年。春节后,还要向父母借路费外出务工。年轻人不懂得积储的消费习惯不好,他们可以有这个习惯的心理上的安全感则很重要。随着结婚成家,进城务工年轻人生活压力逐步增加,打工不是旅游而是要养家糊口,打工就有了积蓄。打工积蓄加上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再加上父母在农村消费低,且父母可以在农村帮助带孙子,这样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也就成为当前典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重要特点是,进城务工年轻人对务工工资有着极强的接受能力,且他们有很强的选择性,其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减少,他们还可以返乡,返回农村生活一年半载。其中年龄比较大,外出务工很多年,又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一些农民工从此完全地返乡了。

    中国目前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不仅让中国劳动力廉价,而且供给弹性极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具有无比优势,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且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种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危机和就业波动的能力。这正是中国借全球化之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离开小农经济,离开留守在家中老年父母的务农收入,在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中国创造”大规模发育起来之前,“中国制造”的优势就会丧失竞争力,中国就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里去。

    且这样一种结构,不仅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能力,而且,因为农民工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他们有乡可返,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留城还是返乡,就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城市内未出现明显二元结构的国家。这对于中国在发展中保持稳定与秩序,对于中国可以顺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除了主要经营自家承包地的以中老年父母为主的小农经济以外,农村还有一部分相对强势的中农群体。具体地说,随着大量青壮农民进城,他们的承包地,一部分留给父母耕地,还有一部分以很低的价格流转给仍在农村从事经营的中青年农民耕种。这些中农家庭,一对夫妇,耕种20~30亩地,或承包一口鱼塘,经营小商业等等,总之是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又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的农户。这样的农户,经济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全在村庄,他们就成为村庄中的核心和骨干。在当前农村,这样一种仍然留在村庄经营的中青年夫妇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农,中农占农户的比例一般在10%~20%,比例不大,但十分重要。以中农为骨干,以老人农业为基础,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十多年,农村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农村的这种中农也是小农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要求、愿望与小农没有差别。他们是农村中最有能力、最活跃、最愿参与村庄事务的群体。

    笔者以为,只有站在包括中农在内的小农立场上来看农村,来理解农民,来出台农业政策,中国三农问题才有出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希望。否则,几乎一定会出乱子。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0:30:30 | 显示全部楼层


    遗憾的是,目前媒体、学界和政策部门,均极少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对小农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不理解,不重视,而往往是站在抽象的意识形态甚至特殊利益群体立场看待问题。列举如下:

    毛主席曾批评中国传统社会戏曲舞台上全是帝王将相,当前中国电影电视上,最多的主题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再就是讲述中产阶级的小资梦想。工人农民的形象极少,题材极少。在这方面,对工人农民的报道尤其是对从事粮食生产的一般农民形象的讲述,电视电影上几乎没有。这与改革开放前形成鲜明对照。

    报纸和网络媒体也极少有农民的形象,其中尤其缺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形象。倒取消农业税前三农问题十分严峻时,媒体有很多对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的关注。此后,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民就从媒体上消失了,农民抽象地被弱势群体的符号所代替。而这个代替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错位,就是其实并不一定弱势的城郊失地农民成功借用弱势群体的形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报道,全国50%以上的农民上访与征地拆迁有关。而征地拆迁所涉及的农民数量只占全国农民的5%左右,5%的涉及征地拆迁的城郊农民,上访量竟超过全国农民上访的50%,这样,城郊农民的上访和所谓抗争,就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当然也引起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最近10年,因为城郊农民征地拆迁中出现的普遍冲突,在维稳压力下面,地方政府一再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很多地方的失地农民所获补偿已经相当高了,但媒体仍然将农民弱势群体这个符号戴到城郊失地农民头上。失地农民问题,笔者在《地权的逻辑II》一书中有专门讨论,此处不再展开。在笔者调研的绝大多数农业型农村地区,农民是希望失地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征地拆迁分享到农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遗憾的是,全国90%以上的农地只可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不能用于城市建设。

    农民工也很少引起关注。城市到处都是农民工辛勤的身影,但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困扰,他们的未来。陈锡文在一个讲话中透露,按有关部门2011年的统计,“2011年,进城农民工加入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16%多一点,加入城镇医疗保险的比重18%多一点,加入企业工伤保险的比重最高  27%,加入当地失业保险的比重比较低,只有9%多一点儿”,(陈锡文:土地改制不能丢原则、变方向,《东方早报》2012年11月30日),这个统计数字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农民工进城,他们都希望自己能留在城市,但他们也知道很难留得下来,留下来也很难体面地生活下去。他们因此很困惑将来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幸好返回家乡的空间还是有的。这个底线可以让他们不那么焦虑,他们还可以在城市慢慢地寻找机会,碰碰运气。

    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部分,按次序来说,最受到关注的是资本下乡、富人治村。在任何一个地区,上级领导参观,地方领导联系,都是那些有特色尤其是有能人的乡村。这些乡村引起地方领导人的极大关注,这些乡村也因此获得了远多于一般农村的资源投入。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资本下乡和富人治村,地方经济发展快,农民也可以从中得实惠。这是双重好事,如果这样的模式可以推广,岂不是很好。遗憾的是,几乎自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以来,中央年年都要提倡让农民调整经济结构,要增收致富奔小康,要由基层组织带领农民致富,而全国几乎没有复制成功的调整结构和带领致富的例子。现在农民主要增收来自非农业,农业中,70%耕地仍然要种植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种经济作物收益高,风险也大。没有风险,农民都会去调结构种经济作物赚大钱,经济作物的生产怎么会不过剩?菜价怎么会不波动?

    与地方政府希望将个案的致富典型人物与村庄推广普及一样,农业政策部门所关心的也大多是下乡资本的利益、农业种植大户的利益、规模经营主体的利益、乃至农业科研院所的利益。这些人和机构具有远高于一般农民的行动能力和影响力,有能力与政府和部门建立联系,政府和部门也愿意靠这些人和机构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其结果是,农业部门不是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思考对策,出台政策,而是站在大户或资本的立场上了。仔细看最近十年出台的中央农村政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不难。比如所谓三化同步,所谓推动规模经营,所谓扶持现代农业,都是如此。中央支农资金的流向也是如此。

    中国小农经济的最重要基础是以农户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其中统起来的核心是村社集体,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当不同的一点,东亚日韩等国以及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在这一点上也不相同。村社集体的有效运作,要依靠村支部和村委会。但作为农村基层组织主要建设单位的党建系统,提出的基本的党建路线是“双强双带”,即农村党员干部要带头致富,带领农民致富。这个路线下去的话语,就使不是富人的党员不能当村干部,而富人党员的经济利益甚至社会关系都不在村庄,他们当村干部不过是借用村干部的职位来进一步谋取利益。富裕本来就意味着有资源,富人一旦当上村干部,他们在村庄内就几乎不再能受到制约,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就可以将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资源与自己特殊利益对接起来,而不是与一般农民需求对接起来。正是因此,虽然党建的“双强双带”话语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方向,全国却几乎没有富人村干部带领农民致富的例子。这就说明,我们党建话语的方向是有问题的。

    因为媒体、学界、政策部门没有站在小农立场上关心和思考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中国小农就显得面目模糊。他们的利益诉求是什么?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回应小农的诉求?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个应当提出且应该深入讨论的大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0:33:32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站在小农立场看问题,小农面对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

    种自己承包地,最多从进城邻里亲友手中流转十亩二十亩耕地来种的小农,他们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选择种风险小利益稳定的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二是种风险比较大利益可能也比较高的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特点是市场供需量大,耐储存,品质相对单一,在国家粮食保护价收购的政策下面,粮价稳定,收益稳定。因此,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几乎不存在与市场的对接问题,其主要关切来自生产环节,包括生产技术、劳动合作、施肥灌溉植保等等。在中国小农经营规模极小且田块分散的情况下,农户无力解决诸如灌溉、植保、机耕道修建等超出小农经营范围的共同生产事务,将小农组织起来,为他们解决这些生产环节的事务,极其重要。

    小农还无法解决技术更新的问题。因为经营规模太小,技术风险太高,小农需要有社会化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来解决农技推广、测土施肥等技术问题。中国以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牵头建立的纵向农技推广体系与基层村社组织的结合,是过去也是现在可以回应小农社会化服务需求的重要组织载体。这个载体,尤其在取消农业税后,没有得到良好建设,这损害的并不只是农技推广体系的利益,更是损害了小农利益,从而也损害了中国农业的基础。

    经济作物的特点是品种繁多,不耐储存,市场需求比较稳定但供给波动很大,市场价格因此很不稳定。种植经济作物,利益比较大,风险也很高。只有那些经济条件好、区位有优势、敢于担风险的农户才更愿意种植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赚钱是与其风险相关的。若政府试图通过政策消除经济作物种植的风险,就一定会有更多粮农转移过来种经济作物,结果是经济作物供过于求,农民血本无归。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作物的风险是无法消除也不应该消除的。正是经济作物的风险构造了当前中国农业中70%耕地种粮、30%耕地种经济作物大的格局。

    因为经济作物品种繁多,供求关系不稳定且不能储存,种经济作物就要解决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将农民组织起来对接市场比单个农民去闯市场要有效。

    组织农民对接市场的一个重要办法是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既可以合作生产,又可以合作销售,还可以互通其他信息。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似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即龙头企业+农户。但在经济作物种植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公司+农户,往往是互不信任,结果不仅仅是农民常吃亏,而且农业企业也很容易倒闭。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应支持农业公司下乡搞规模经营,但问题是,即使农业公司搞规模经营赚了钱,这也并不表明农民从农业中得到了好处。相反,因为农业公司的加入,市场上原来归农民所得的农业GDP,又被资本所占去了。在中国有9亿农民,其中7亿仍在农村,中国小农具有很强的农产品生产能力,尤其是具有极强的经济作物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资本下乡只能加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这不仅使资本下乡本身难赚钱,而且使农民更加难以从农业中获取收益。政府出台政策支持资本下乡,包括支持公司+农业,都是错误的。应该支持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

    无论农民在种粮和种经济作物之间如何选择,关键都在于,要让农民尤其是小农来获得农业GDP的份额,而不能通过政府支持资本下乡去挤占本来不多的农业GDP。

    除了农业生产,农民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村庄,他们的生活是全方位的,有生产以外的日子要过。如何回应农村的文化生活,如何维系农村的社会联系,如何建设农民的居住环境,如何让他们过健康的有意义的充实的且可以体现出他们自己喜怒哀乐表现他们主体感受的生活,是站在小农立场必须回应的问题。他们生活的意义,生活的价值,他们的流泪、流汗、流血,他们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需求,都是应得到充分展示,得到充分关注,得到充分回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封闭的村庄共同体正在解体,农民的意义世界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变革”。如何让农民组织起来去应对个体小农在生产、生活上,在人生价值上,在个体心理上所无法应对的事务,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牛鼻子。

    尤其重要的是,当前国家有大量的给到农民的财政转移资源,有大量的惠农政策。如何将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与小农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的层面结合起来,极为关键。

    李昌平组织的农村内置金融合作社、笔者倡导的农村老年人协会、成都市给每村20~30万公共服务经费、借土地整理让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给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资金政策支持以及目前仍然体系完整的农村基层组织和乡镇七站八所的事业单位,都可以站在小农立场进行资源整合、组织整合。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回应中国7亿小农的需要,我们就不仅可以建立中国现代化的稳定的农村根基,而且有能力继续自己解决自己的农产品供给。中国农村将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助推中国现代化。

    未来20年是中国现代化最为关键的20年,也是中国城市化最为关键的20年。20年后,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70%,甚至更多。那个时候,农民人数将只占全国人口的少数。那个时候三农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了,小农立场也许就没必要了。

    我们要站在小农立场认真研究未来20年的三农政策,我们要意识到,小农立场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立场、民族立场,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立场。

    四

    最近10多年,笔者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尤其在全国农业型地区进行入户访谈,深刻感受到了农民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所思所想和迫切愿望。因为长期在农村调查,所写调研报告、政策评论,就自然而然地烙上了小农立场的痕迹。笔者希望本书所提出的小农立场的角度,可以增加我们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的关注,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唯有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可以真正生产生活得好,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贺雪峰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0:35:0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真为中国农民担心  并与贺雪峰教授磋商
孔善广

    非常认真地看完贺雪峰教授的《农村研究要问为什么》一文,才提出自己的担心。下面提出一些值得磋商的观点,只是随意而写,如有错误和错漏,请指正。

    先说说城市化吧。
    人地紧张和人均资源短缺,确实是中国的国情,但正因为这样的问题,就更加要用“城市化”,使资源来集约利用。单从农业的水资源利用已经是极大的浪费,如果算上水资源的真正成本,中国的农业或许要亏本,而且按现在的各户经营模式,投入产出是低效的,粮食产量也难以满足需要,而且众多农村农民零散分布在各个地域,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大,随便在铁路上转一圈看看光脱脱的山头、草原植被被破坏变成的沙漠就可以知道。
    另外,从居住用地来说,农村一户就占用几百平方土地,城市就比农村节约,而且人类集中居住才能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才能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员,这与经济规模特别是工业化规模关系不大。笔者估计,每百万元服务业GDP需要就业人员与百万工业GDP需要的就业人员的比例是5:1。
    其实农业只是具有提供粮食、蔬菜和肉类满足人类食用的功能,而在中国却变成就业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工具,这是本人与有关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同之处,也是本人极力反对的。
    农业满足了粮食的基本需要后,人类的其它物质资料需要则由工业所提供集中。当然,这同样需要向大自然索取,但毕竟城市化能提高利用效率,而且最不能忽视的是,人类的物质需要的目的最终是反映在精神需要上,这才是人类需求的最高层次。人类不可能无限索取大自然的物质资料,但精神资料的产生却是无限的。人类也是群居的动物,城市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精神粮食生产和消费地方,分散而封闭的农村,阻碍着精神粮食的产生及其信息的传递和精神粮食的消费,导致物质与精神资料的匮乏。
    因此,城市化才能解决人地紧张和人均资源短缺问题,也能解决就业问题,也是中国需要改变发展模式的道路。下面再逐一磋商。

     “不经过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以后的分田到户,也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就”。
    这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可能也就是贺教授的“要问什么”的“什么”吧?我相信贺教授不可能认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制度在中国的生产力现状下具有无比优越性吧!
    是的!物理学上说一条弹簧,在弹性限度内,压力越大弹性越强。不过还好,原来的制度给中国社会的压力还没有超过其“弹性限度”,否则,就根本“弹”不起来了,那能有成就呢!

   “改革开放前,粮食年增长率达到4%以上,而改革开放以后的粮食年增长率还不到3%。这个统计数据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这很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吗?要知道如果不是科技的进步,单位面积土地所产出的粮食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是非常困难的,难道1978年后到现在,中国的粮食单产量比以前还低?更何况还有一个基数原因,如从100增长10%只增加了10,但从10000增加1%却增加了100!还要提醒一下:我国耕地十多年来大面积减少,近七年来减少了一亿亩。还有众多耕地是种经济作物而不是粮食……

    “当前农民不能从农村转移进行城市,从农业转入非农产业的根本原因,不是所谓体制性障碍,而是根本就没有实现这种转移的空间”。
    现在已经有一亿农民转移到非农就业上,这空间很少吗?已经有一亿人转入非农产业的转移空间了,但他们却不能在城镇定居,每年需要白白浪费100亿元来回跑(假如每人回家一趟并花费100元算),这不是所谓体制性障碍吗?

    “鼓励农民进城,实际上是在制造农民工之间的竞争和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的竞争,其结果是大大有利于资本雇佣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且进一步使农民工不可能在城市安居下来”。
    这已经用道德来表达了,可不是您所主张的“农村研究要放下道德勇气”呀!而且已经有一亿农民进城工作了,是否就抢了一亿城镇居民的工作机会呢?其实这是本人所说的浓茶与开水的关系而已!农村居民(农民)  一杯白开水;城镇居民(工人)  一杯浓茶;白开水与浓茶混和后再分开喝,双方的感觉如何?  包括国家对农村和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的投入,也是一样,工人阶级领导的浓茶会变淡了,工农联盟必须要白开水为基础  如此而已!但是否知道农民贡献了多少茶叶?!
    还要提出下面疑问:难道现在农民不希望有机会进城被“廉价”雇佣吗?他们想进城被“廉价”雇佣还要受很多限制呢!如果众多农村劳动力不能正常进城,只能在农村“使用”,这些劳动力难道不就更廉价吗?

   “如果进城农民不能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又因为卖掉土地而失去了以前的土地保障,谁有办法来解决数以亿计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数以亿计的失地农民,将对中国现代化构成何种压力?”
    上面以说过就业问题了,不多说。
    在当今中国,是否存在数以亿计人口的生存问题这样非常、异常严重的、巨大的问题呢?不至于吧?
    对于国民(包括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这可是国家和政府应尽之责。或许这的确不是您所研究的专业,那就请您看看这方面专家的建议和设想:http://www.cet.com.cn/20050915/FOCUS/200509151.htm,相信对您的研究还是有用的。

    “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以上‘准确而不深刻’的农村研究的例子”。
    所举出的例子是否深刻,让大家来评价吧,我想提一个建议:只给贺教授您一亩三分地耕作,取消您的所有社会保障待遇今后去当农民吧!这样就会更“深刻”了。

    事实,我认为自己所说的不算是“充满道德勇气”,但起码可以“理直气壮” 来“就事论事” 这些“而不深刻”的事实。但把农民束缚在一亩三分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人为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使“浓茶”和“白开水”不能混和;那代表四比一比例的政治待遇,我要说出有一个可能更主要的事实是  维持社会(政权)的稳定!

    所以,我真为贺雪峰教授担心  将会处于“主流”与“非主流”的边缘!

    最后要说的是,其实我只是一个对农村问题研究感兴趣的业余人员而已,绝对不可能“入流”,甚至是在边缘之外的之外。但是,我认为在“殿堂”里的研究人员,是不应该被迷雾所蒙蔽,否则,“殿堂”里就发不出其应有的光彩。

    之所以担心,是担心我们的“殿堂”不能“入流”,或失去脊梁,甚至走入歧途,这将是多么的悲哀!因此也为中国的农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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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0:38:03 | 显示全部楼层
附贺雪峰教授的文章:(http://www.snzg.net/shownews.asp?newsid=7666)

农村研究要问为什么
贺雪峰

前几日,申端锋讲起最近读书的一个印象,是国内学界的研究“准确而不深刻”,所谓准确,就是较为准确地陈述了事实,所谓不深刻,就是缺少对所陈述事实来由的说明。没有对事实来由的说明,就不能说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恰恰当前学界及社会各方面,都有自己的预设价值,因此将“准确”陈述的事实本身陈设为一个价值判断,并因此可能误导解决问题办法的选择。申端锋的结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要在前提性问题上提问。

申端锋的结论,正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我做了若干年的农村调查,感觉到当前国内农村研究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不问为什么的弊病,其后果是严重损害了农村研究的深刻性和客观性,不能为真正解决农村问题提供有用的对策,且会以道德话语来替代严谨的讨论。以下试举数例来说明之。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村承包责任制在短短几年就解决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说明农户作为一个基本经营单位具有很高的效率。这是一个准确而且正确的陈述。问题是,这个陈述往往会变成一个进一步的推论:如果没有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中国会早在1960年代就彻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或者说,如果在1960年代初允许“三自一包”,中国的农村问题早就解决了,农业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就不会走后来的弯路。看到农户作为一个基本经营单位,较生产队更有内在积极性,是不错的。但若以为在1960年代初稿承包制就可以解决农村的问题,却可能大错。一方面,人民公社制度本身要从农村提取剩余,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农业来完成原始积累,没有他法可想。另一方面,正是人民公社体制,为农民提供了合作起来改变命运的组织机制。刚建国时,中国可灌溉耕地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8%,经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化建设,到人民公社后期,可灌溉耕地占到全部耕地面积的45%以上。短短20多年,在农田灌溉上取得的成就,超出了数千年的积累,原因正是人民公社具有传统的一家一户小农所不具有的组织优势。研究农村问题的人都知道,耕地的可灌溉与否,是决定耕地产量的根本因素,当前中国45%的可灌溉耕地生产了全国70%的粮食。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虽然可以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却无力改变农业生产的条件。之所以分田到户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发挥作用,并一举改变了数千年农民不得温饱的问题,正是由于人民公社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不经过人民公社,而是延续数千年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小农经营,中国农民如何可能在人口增加一倍多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小农经营的积极性来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历史上小农一直有着足够的积极性,为何中国历史上一直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且在诸农业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一直是过剩的要素,依据经济学的常识,过剩要素的增加,并不改变产出,即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劳动积极性并不成为决定农业产出的主要因素,决定农业产出的,恰恰是农田水利、化肥、种籽等技术性投入,而这些技术性投入,大都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成果。显然,在1960年代初即搞土地承包,并不能立即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或不经过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以后的分田到户,也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就。有统计显示,新中国以改革开放为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结果,改革开放前,粮食年增长率达到4%以上,而改革开放以后的粮食年增长率还不到3%。这个统计数据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与以上问题一脉相承的是,有人参加过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劳动,证明说人民公社时期“磨洋工”确为普遍现象,因此认为还是分田到户好。我个人也认为,改革开放后的承包制是好的,且当前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应该坚持承包责。但我们不能因为人民公社存在磨洋工,而得出结论说人民公社本身错了,因为人民公社“磨洋工”的一个原因,就是自明代晚期以来一存在的人地矛盾,即因为劳动力过剩而出现了无事可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甚至更加严重。在农村调查,常听农民讲一年只有三个月时间做农活,其他时间无事可干。与人民公社时期磨洋工的表相相反的事实是,我在农村调查时,一个农民对我说,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民多么老实啊: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是的,正是那个时代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农民,在缺少机械化作业的条件下,用双手双脚,用肩膀,修起了巨大的水利工程,改造了农田,并为农业的高产提供了仅仅依靠单家独户小农所不可能改变的基本条件。

当前国内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减少乃至消灾农民,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农民进城。这种观点进而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途径就是要尽快,打掉农业进城的一切体制性障碍,鼓励农民进城,从而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也因此,这种观点将农民问题的解决看作“非不能,而不为”,将所有矛头指向户籍制度和所谓“农民国民待遇问题”。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误会了农民不能进城的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当前农民不能从农村转移进行城市,从农业转入非农产业的根本原因,不是所谓体制性障碍,而是根本就没有实现这种转移的空间。中国是有9亿农民的大国,今天中国国民经济中,外贸已占国内产值的75%,而外贸出口产值的绝大多数是由约1亿农民工来完成的。高度的外贸依存,不仅表明了中国经济的风险,而且标明中国进一步发展外贸的空间不大,希望以世界工厂来实现中国农民非农就业的空间已很狭小。因为相对于1亿农民工来说,中国还有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城市下岗工人也越来越多。当城市就业机会不能快速增加时,鼓励农民进城,实际上是在制造农民工之间的竞争和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的竞争,其结果是大大有利于资本雇佣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且进一步使农民工不可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就是说,构成当前农民不能转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低水平的加工制造业结构,不能创造较多的工资、利润和税收余额,从而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机会,第二、三产业因此不能容纳足够的劳动力就业,从而不能为那些需要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即使不存在任何体制性障碍,农村劳动力也不可能很快就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也就不可能城市化。有人认为,在5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口可以有80%住在城市。中国50年后是一个有着15亿多人口的大国,即有12多亿人口住在城市,这个城市人口的数量,比目前西方七国集团总人口达多出近一倍!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将消耗多少不可再生资源?需要有多大的经济规模总量?还有人认为,美国的今天即中国的明天,中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在未来某一天以美国人生活方式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以今日美国人均消耗能源的水平计,中国达到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年消耗能源的量将是当前世界年消耗能源量的两倍!这样的目标,实在是没有任何现实性。

与城市化的乐观预期相一致,很多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将更有效率,如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可以通过卖掉土地进城,这样就一举两得:卖掉土地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安居乐业,买土地的农民扩大了经营规模,从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但如果进城农民不能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又因为卖掉土地而失去了以前的土地保障,谁有办法来解决数以亿计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数以亿计的失地农民,将对中国现代化构成何种压力?

还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并非为了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是要保障农民的权益,原因很简单:土地归农民私有,农民就可以防止政府的随意侵占,就可以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好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只能让多少农民和什么农民获得这种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而土地私有化却可能让多少农民和什么农民受到损害!

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以上“准确而不深刻”的农村研究的例子。这类农村研究,往往因其正确而且准确,而显得理直气壮,而充满道德勇气。问题是,如何不问为什么,仅仅就事论事,虽然展示出来的事实是真的,诊断的原因是对的,却不能说明准确任何问题,这种真实而不深刻的问题,仅仅是误导了农村的政策,因为这些被呈现出来的真实,本身含有解决的预期,何况很多学者事实上就已经从那些“而不深刻”的事实中得出了政策结论。今天具有强烈道德勇气的“勇士”已经很多了,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准确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有了充足的历史与现实的资料,经历过某些历史与现实的片断,而不屑于与人讨论,而以为真理就像兔头上的虱子。这些“勇士”没有怀有对历史与现实的那种本该具有的敬畏。即使准确而真实的事实是真理,问题是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为谬误,我们可爱的勇士们,在巨大的道德勇气下面,会多走多少步呢?

农村研究要放下道德勇气,要问为什么,要有更为开阔的视野,要将具体问题置于其深厚而复杂的背景之中。唯如此,农村研究才不会由就事论事到道德化再到情绪化,农村研究才对得起学者应有的深刻,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也才可以找到虽然不是立即起作用从长远来看却相对有效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0:42:55 | 显示全部楼层
贺雪峰:刺激农民消费将导致其生活陷入困境
2009-1-28

  每天的广州火车站、汽车站,都在高负荷地运载大量农民工回乡,而这个浩大的工程今年来得特别早。“四川返乡农民工突破百万,灾区面临就业困境”,这样的报道在春节前不时见诸报端

  春节来临前的一个月,挂靠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支调查队伍深入到贵州、湖南等地的农村。这支调查队由贺雪峰教授带队,一行15人,驻扎农村半个月,记录了返乡农民工目前的生活状态。

  农民返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回乡后他们做些什么?当地政府提供了怎样的政策支持?来年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又将如何?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贺雪峰说。

  贺教授带队的这次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工返乡”后的农村。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贵州,湄潭县,某村。

  李家院子里,一个满脸稚气、20出头、穿着时髦的小媳妇,一边哄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断翘首张望,听到外面有点响动就出来探探。

  小媳妇打工时认识现在的丈夫,李家院子未来的主人,两人很快回家办了酒席,生了孩子。因为厂里不景气,夫妻俩在春节来临前,早早卷起铺盖回了家。

  小媳妇虽然跟丈夫回了家,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打工梦”。小媳妇的丈夫从城里回来后,就跟着父亲在县里做电工,“学个一技之长,将来也不会没饭吃”,而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她,打心底认为婚姻阻断了她由来已久的梦,她也不止一次提出离婚。

  春节的临近,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陆续续回来了。平时不大跟长辈、邻里交往的小媳妇,对谁家有打工返乡的消息却特别灵,一有空就“奔”过去凑热闹了。

  李家是村里的大户,到这辈却是单传,两公婆决心要把儿子留在身边,所以对小媳妇也百般顺从,万般讨好,“不然她早就走人了”。然而,小媳妇的心如磐石,“一定要出去打工”。

  此时此刻,同村的小嫂子阿英却心情迥异。

  当年在广东打工时,阿英的“日子过得很潇洒”:经常变换工作,有钱就花,还“耍”过不少男朋友。已经是两个孩子她妈的阿英,今年34岁,去年回家后,她与老实巴交的丈夫两人,安心种起了一亩五分田。说起打工,她心里已泛不起半点涟漪。“一方面,这个年龄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小女孩、小伙子比较好找;另一方面家里也需要照顾,有老人和小孩,而且在农村比较自在,想做的时候就做,想赶场(赶集)的时候就去赶场”,她长叹一口气,“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这是发生在2009年新年前,贵州农村最为常见的一幕,同时也是发生在广大中国农村,返乡农民工较为普遍的场景。

  1月13日晚,从贵州返回武汉的火车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小组仍在缱绻思索,带队的教授贺雪峰长长舒了一口气,“农民工返乡”的情况,比“我们调查小组之前预想的有些不同”。他们一行15人的调查队伍,驻扎贵州、湖南农村半个月  他所在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对这次的调查煞费心思。

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

  记者:调查小组所到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状况?

  贺雪峰:2009年元旦后不久,我们到了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进行了半个月的驻村调查。

  聚合村是一个典型的汉族村庄,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约一亩耕地,是取消农业税后,由之前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我们刚到村庄时,全村已有 200多农民工返乡。在我们调查的半个月时间里,每天都有10~20个农民工返乡,到我们离开聚合村时,全村2000个外出务工村民中,已有600人返回村中,而在往年,春节前的半个月才是农民工开始返乡的时间。

  聚合村大量农民工返乡与金融危机有关。几乎每个被访谈的村民都会与我们谈起金融危机,并事事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从访谈返乡农民工情况得知,聚合村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工厂倒闭,春节临近,农民工不再新找工作,而是先回家乡过完春节,再作打算;二是工厂订货不足,开工不满,之前需要加班生产以供出口的季节,现在变成淡季,农民工因为没有加班,报酬不高,不如请假回乡过个好春节,工厂也乐意农民工请假;三是到山西挖煤的农民工,因为山西煤窑秩序整理而停矿数月,他们正在等待煤窑重新开放。

  记者:现在最为担心的是大量农民工返乡后无法就业,形成社会上不稳定因素,您怎么看?

  贺雪峰: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远未见底,2009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更加多工厂的倒闭与开工不足,可能有更多农民工失业,而不得不返乡。聚合村有2000个村民在外务工,村支书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没有了。更严重的是,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在外务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一旦打工积蓄的那点钱花完,他们就可能偷盗抢劫。那个时候,农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可能更加严重。

  与聚合村支书担忧相似的是,很多专家学者担心,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乡,他们守在城市却又无业,就可能带来社会治安与秩序问题。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减少,不仅可能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可能带来城市社会问题。

  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学家计算,中国在2009年最低必须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不然中国的就业不足就可能带来一场灾难。也因此,国家一方面扩大投资,一方面鼓励内需。甚至有意见说,现在爱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增加消费,多花钱。

  记者:农民返乡后,他们靠什么生活?

  贺雪峰: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普遍改善),使返乡农民发现,家乡的生活也还不错,较之前想象的落后其实不同。而按户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个回来的人都至少能够通过从土里“抱食”来解决温饱问题。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归属,有了生存下去的最低底线。

  所以,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要理解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讨论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机制,我们必须讨论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记者:农民工的返乡,对农村建设、内需拉动有什么作用?

  贺雪峰: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只有通过拉动内需,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达到最底线的就业,从而保持社会稳定。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中国特色的机制,更不理解农民工返乡的逻辑,而是坐在家里想当然。

  与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我们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

大部分青年农民工比较乐观

  记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贺雪峰:这正是我们一个有趣的发现,大部分青年农民工的情绪都比较乐观。

  我们访问了20多位返乡农民工,超过35岁的返乡农民工,他们对春节后是否再外出务工,大都犹豫不定,因为他们对外出能否找到工作的信心不足。这些已婚的年龄偏大的村民,也往往是首先被工厂裁员的。相反,聚合村20岁左右的年轻的农民工,都确定无疑地计划春节后即外出务工,他们相信可以找到工作,并且不难找到。

  在工厂越来越依靠现代化生产线生产的条件下,外出务工农民的90%以上都是普工。只有诸如电焊、烹饪等少数工种需要一定技术含量,是所谓技术工。

  普工则从事简单的劳动,是对耐心、体力和注意力的挑战。年轻人,一般体力较好,注意力集中,动作快捷而敏锐,可以长时间地做一件事情。因此,现代的生产线天然倾向要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工厂若要裁员,一定是先裁年龄偏大的劳动力。

  金融危机虽然会导致工厂倒闭和裁员,却只是影响了年纪偏大的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就业,而年轻的农民工却不大会被裁掉,及相对不担心找不到新的工作,虽然加班会减少,及工资可能降低。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0:4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打工无前途 回乡无意思

  记者:这些返乡农民工怎么看待自己“打工”生活的前途?

  贺雪峰:在聚合村调查,外出返乡农民工说“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生动而形象地表明了当前农民工的处境。“打工无前途”,是说外出打工,是吃青春饭,一般情况下,未结婚的年轻人在外打工,一月可以有1300元左右的收入,但这个收入很快就会被花掉。调查访问的七八个未婚年轻人,外出务工多年几乎都没有什么积蓄,甚至有好几位仅是拿到当月发的工资作为全部积蓄回到家乡。进城务工农民想在城市结婚生子,买房安家,几乎不可能,也极少有人尝试。几乎所有外出务工农民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生子的家庭拖累,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城市待下去,最后不得不回到家乡的农村。

  在外务工,既然没有前途,最重要的就是在回来之前,攒足在农村家中盖一栋房子的费用,而事实上,只有运气比较好且夫妻两个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户,才能盖起一栋比较像样的房子。

  “打工无前途”是所有外出务工农民的共识,但这个共识,尤其对年龄较大者有强烈涵义,因为年龄越大,工作越难找,工资越低,而家庭拖累却越大,他们不得不考虑何时返乡的问题,他们一直在进城和返乡之间犹豫。

  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未婚青年来说,将来的前途暂时还不用考虑,打工收入比农村收入高,城市生活也比较热闹和有趣,他们还没有到在城乡之间作出决断的那一天。过好一天算一天,因为“回乡无意思”。年轻人理想主义多一点,浪漫多一点,爱情多一点,对未来的憧憬多一点,将来碰运气的可能性多一点。年轻人就难以在村里待久,待的时间一长,就会感到无意思,就不会安分守己。

  记者:春节后,会有多少农民工返城?

  贺雪峰:而对于年龄偏大的已婚村民,他们人生中的现实压力摆在那里,既然打工已经没有前途,返乡是最后目的地,他们就不是在强烈地体悟“返乡无意思”,而是在考虑如何返乡,何时返乡,返乡后可以再做些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当前金融危机导致工厂倒闭、裁员和农民工的就业困难,只是淘汰了年龄偏大的“普工”,而恰恰这些年龄偏大的“普工”早已在考虑是否返乡,他们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回到家乡,很快就可以融入到家乡的氛围,接受村庄生活的意义,他们适应于村庄的生产、生活和人情世界。

  而那些觉得“回乡没意思”的年轻人,他们难以待在村庄中,他们却仍然可以进城务工,且他们一般都可以找到机会,虽然工资要低一点。

  这样一来,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困难,及经济困难导致的就业矛盾,首先淘汰了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而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又恰恰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回乡的农民,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回到家乡,可以很快就适应家乡的生产和生活,再次成为(也许一直都是)家乡的一员。因为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可以回家且可以适应家乡的生产、生活,而使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压力被吸收、消化,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因此就大大地降低。

 明年或许会有完整政策出台

  记者:当地政府对农民工有没有什么扶持政策?

  贺雪峰:当地政府对返乡农民工非常关心,也积极为他们寻找就业的门路,首先,当地政府要求每个村每星期都要汇报返乡农民工最新近况。然后,我们所调查的村,收到政府补贴的400元钱,要求发放给最困难的农民工。

  但这个问题,一时很难有系统的解决方案,明年或许会有些完整的政策出台。

  记者:这些农民回家后,那些年长的农民工,没有社保,他们将来的收入全部靠一亩几分田,能好好生活吗?

  贺雪峰:这就要考虑到农村家庭收入的构成。一个农民家庭的收入不是单个的,而是家庭两三代人收入的总和。现在最困难的家庭,应该是父母不能劳动,小孩还没成人的家庭,全靠中间一代人的收入。

  在农村,普遍生育比较早,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他可以靠种田生活,他的孩子也已经成人,可以在外打工,也有收入,这样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也还不算差。

  目前,农村状况就是这样:年长的农民工没有外出打工的打算,能安心在家种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们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即使考不上大学,也能找到技术性学校就读,再不行打工也能有条出路。

  贺雪峰简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基层民主和乡村建设理论研究。这个被称为“华中乡土派”的学者,是中国最重要的“三农”学者之一。

  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中,贺雪峰是典型的少壮派,2001年,贺雪峰便成为了大学的一名教授,那时仅34岁。虽少壮,但他不激进。在多数人都鼓励农民进城,对农村城市化“唱好唱快”的时候,他却坚持“保守疗法”,将农村稳定起来。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11月,为进一步推进对“三农”国家重大问题的研究工作,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成立,研究中心挂靠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1:49:04 | 显示全部楼层
评论: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农民问题之核心/李昌平
2008/10/7

作者:剑芒
端宏斌先生把李昌平先生的新作《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农民问题之核心》寄到我的信箱里,供我参考。在此谢谢端宏斌先生。首先,我看过李昌平如何在农村为了农民的利益斗胆向国家政府首脑进言的故事,他对中国农村有多年切身经验,有独特的认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值得我尊敬。此文只是对问题观点上的冲突,没有任何贬低李昌平先生的意图。

看了李昌平的新作,我对其中很多观点不能认同,看完后我总结了一下观点冲突的主要原因。在此,我先说说我的思考出发点,接下来谈谈我们冲突的根本原因。我在思考农村问题时采用的是我一直坚持的经济游戏模拟。农村经济和所以其它经济一样是一个等值交换游戏。但凡游戏,它必然涉及几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游戏规则,规则执法,和游戏场地建造及管理。游戏规则和规则执法是一个社会的法律和司法,执法体系。我们目前连城市都没有完全健全,农村更是一团糟,黑社会现象猖獗。这是社会公平、公正体制的建设问题。没有它,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没有规则的弱肉强食游戏。如何建立起农村公平、公正体系是牵涉到我们整个社会关心的政治体制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方面我写了一大堆文章,不想在这里继续唠叨。我在此只详细讨论游戏场的建造及管理问题。

一个游戏需要适合游戏的游戏场地。建造这个场地及维护管理这个场地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农村这个游戏场地建好,是政府唯一应该关心的问题。我坚决反对政府设计,亲自玩儿经济游戏这个行为,这是裁判自己当游戏者的胡闹场面。政府在建造场地是只需要知道这个游戏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建造场地,政府不应该关心游戏者怎么玩儿这个游戏。

那么什么是经济游戏的基本原则呢?经济游戏的基本原则就是游戏者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如果不尊重这个原则,那么剥夺别人这个权力的经济个体必然自身的利益达到“超级”最大化,他们必然成为超级公民,而被剥夺者自然成为劣等公民。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极端的两极分化。不尊重这个原则而大谈解决农村问题或任何解决贫困者问题是虚情假意的强盗给受害者一块糖吃。所以“允许游戏者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是政府在建造农村这个经济游戏场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掌握了这个基本原则,我们才可以集中精力分析农村经济游戏场中,哪些人为因素妨碍了实现游戏者个体利益最大化。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分析能力,我们将迅速发现土地是农村目前最大价值的财产,这个财产的僵化处理必然造成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受到巨大限制。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一个致命的手段就是放弃或退出!在股市的朋友知道,如果股市的规则说“有些股票只要你买到手,你永远不许卖,除非股票市场按固定价格回收”,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股票市场?!被永远套死是一个什么滋味?而农村的土地对农民来说恰恰是这样一只永远被套死,只能听股市摆布的股票,它唯一的解套就是政府按照自己规定的价格回收。股市上涨了,你享受不到,因为他们把你的股票按固定价格回收了。股市下跌了,你被死死套住。在这样一个股市追求利益最大化?上帝也无能为力!如果农民没有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则,随时按市场价格放弃土地的权力,这个游戏场就是一个养猪场。农民无非成了猪倌圈养的猪而已,廋时想变肥,肥了就立即被宰!

按照我的游戏理论,我得出与李昌平完全相反的结论,土地农村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被像猪一样困死在猪圈里。这个围墙必须被砸烂,否则农民没有出路。但我和李昌平在把农民看作平等的公民这个问题上又是完全一致。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分歧的根源在于这个游戏应该怎么个玩法,谁来玩这个游戏。

李昌平在农村工作了许多年,有很多第一手资料和亲身管理经验,这是很多人缺乏的财富。这就使得他的观点受到很多关心农民的人的重视。但这些财富如果运用不得当,它们同时会产生不良效果。自己看到的和自己亲身经历的成功与失败的例子是不会骗自己的。但危险的就是认为世界只有我看到的那么大,或假设我没看到的世界与我看到的一模一样。这时我们就开始按照自己看到东西进行外推;这就是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容易犯的错误。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1:49:5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是农村长大的,87年随中央讲师团到湖南边远山区支边一年,我也看到了一些农村现象。但这些现象不经过理性加工,上升到逻辑,追踪到逻辑根源,这种经验最多只能指导我看到的那些地区。李昌平先生最终被不良势力“挤出”农村,这同时说明了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他没有看清楚人;那些自利的人们!农村问题是人造成的不是上帝造成的,这种把人的自利性抛到分析之外的现象在他这篇文章中已经表现出来,也是造成我们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

如“对农民家庭的征地补偿却由10-15年提高到了30年”。想想看,如果这片土地根本不值钱,有人会花30年补偿价格去买那片土地吗?没有,所以农民只好攥着那不值钱的土地。但如果土地的市场价值值100年补偿价格呢?官员来了!给!按政府政策,30年的补偿价格。土地归我,我来赚那个 70年的价格差价。好了,不值钱的土地留给农民,值钱的土地官员拿大头,这个30年的“优惠”还是优惠吗?碰着倒霉的事农民负担,美事大部分归官员,农民可怎么个富法?

忽略人的自利性的另一个特性就是试图替农民“设计”他们的将来生活。是农民自己更关心自己的生活呢?还是“设计者”更关心农民的生活?这个简单的自利性不平衡原理被“设计者”们抛到了脑后!固执地认为农民“应该”按照自己设计的方式生活。博客日报曾经有一位博客举了一个政府赞助农民养鸡失败的例子,但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农民是不讲道理的一帮傻子。你是怎么知道你建议的东西是农民目前生活中最最关心的东西呢?你是凭借什么理论认为你比农民更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什么对他们不好呢?这种态度的本身就是变相剥夺农民按照自己的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权力。所以我一贯坚持,我们不能为农民设计他们的游戏应该是怎么个玩儿法;什么第三产业,什么农产品加工业,什么这个,什么那个?你作为设计者不承担设计的后果,承担后果的是农民,农民凭借人天生的自利性,他们清清楚楚什么对他们有利,什么对他们无利。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我们没必要假设农民是好赖不分的傻子,而我们自己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上帝。让农民自己照看自己的利益,我们只管打造游戏场,建立游戏规则,严格执法。

好了,讲了一大堆理论。现在我们来逐段分析李昌平的文章。第一段《曾经是,但90年代后已经不是了》。农民穷困与那个野蛮的“剪刀差”有关,这我同意,但先生没有指出那个剪刀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控制土地,把农民锁在土地上。没有这个手段,剪刀差政策无法实施。80年代推广的改革,农民得到的不是土地,而是对自己部分(是部分不是全部,因为农民无法全部收获对土地投资的效益)劳动结果的支配权。是这个支配权使得农民的待遇变好,农民待遇变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人口还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之下,城市人口相对农村来说反而缺乏对自己劳动结果的支配权,因为城市个人劳动价格由国家制定而不是有市场上的竞争关系制定。这使得城市人口追求利益最大化上比农村受到更大的约束力,这造成城市人口的利益走下坡路。90年代虽然政府给农民一些优惠(如征用土地价格上升),但政府根本没有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上给农民任何松绑,而在同一时间城市人口追求利益最大化方面几乎完全松绑,城市土地也成了可以买卖的项目。这就是农村恶化的根本原因,农村再次成为二等公民,他们不具备城市人口享受的自由。那些政府的所谓“优惠”只是鸡毛蒜皮的数量变化,它没有为农民开出新路来!所以李昌平先生这段的结论不成立。

第二段《农民从农地上获得的收益会越来越少》。这一段我不愿意评论。“如果说土地私有化有利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扩张,有利于在中国建立起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对假解决农民问题之名,蒙骗党、政府和人民,迫不及待地行土地私有化之实,并浑水摸鱼的人,是要警觉的!”。这样的论断已经几乎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种邪门理论的再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大型资本下乡对农民到底是好是还是坏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巨大数量的外国资本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好处,还是害了中国人民?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角度谈论问题,而以意识形态大帽子封对方的口的做法不应该出自李昌平这个有很强正义感的人之口。我拒绝评论。

第三段:《就业和社保,才是农民问题之核心》。中国人多地少,但中国不是世界上最缺地的国家,荷兰远比中国更少。人多地少就需要农民合理退出耕地的机制,耕地集中,使得种地的人们通过耕作大面积的耕地而达到一个工人工资的水平甚至更高。如果一个劳动力的工资比一家人种7亩农地的收入高3倍以上,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一家(假设两个劳动力)种42亩地以上。这就需要6家人中至少有5家退出种地。不提供合理的退出机制,一家人永远种7亩农地,我们谈论什么农村问题?是的,对退出耕地的人们,社会必须提供就业机会。注意,一个正常的政府除了提供极其有限的公务员工作机会外,它不允许利用纳税人的钱,制造经济竞争实体来回过头来与纳税人在自由市场上竞争,这是一种拿对方的钱屠杀对方的极其不道德行为。所以“政府帮助每个家庭提供一份工作”这样的话最好不要说。工作机会是参与经济游戏的游戏者创造的,不是政府创造的,政府是靠别人喂养的孩子,不是喂养别人的父母。这个关系搞反了,那整个经济关系就大头朝下,本末倒置了。李昌平先生在这个最应该提出农民如果推出耕地的地方,很难受地逃避了这个问题,糊里糊涂地要求政府提供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和社保。假设政府对那些没有退出耕地的人们提供社保,好!人们退休后拿着你的社保,慢不经心的种着自己的7亩地,不求种出更多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只求够自己家吃就行了。农村耕地成了农村社保人员的养老所,请问,城市人口吃什么?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四段《农地“私有化”对解决农民问题弊大于利》。这一段好几个没有依据的武断结论。美国现在就面临巨大危机,我们看到美国人都往乡下跑躲避危机吗?“想通过土地私有化也刨出个金娃娃不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谁通过高级水晶球看到了将来?后半段基本回到我上面所描绘的为农民设计将来的路子上去了。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无法看到我们的设计有什么致命伤。最合理的方式就是给农民以自由,让他们自己来设计自己的将来。他们很聪明,他们会想到你连做梦都梦不出来的方式。

第五段《解决农民问题最紧要的是:让农民获得平等公民待遇》。这是唯一一段我完全同意。我们要把农民作为同等的公民。我们赋予什么样的自由给城里人,我们就应该赋予什么样的自由给农村人。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29:22 | 显示全部楼层
土地所有权,该不该给农民?
2010-12-25
学者彭真怀的一篇博客引发关注,文章再次叩问“农民为什么贫穷、农业为什么困难、农村为什么危险”三大问题,提出“农民穷就穷在没有稳定、合法的财产收入,不挖这个穷根,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农业难就难在孤立、分散的耕作方式,长期缺乏科技创新、资本投入和产业提升,工业之水难以浇灌农业之田”。

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正方】 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

彭真怀: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农民为什么贫穷?

农民为什么穷?我看穷就穷在没有合法、稳定的财产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思想更解放一点,动真格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

我认为,农村产权这层窗户纸不捅破,三农问题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到发病的症结所在。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产权主体,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我去过很多农民家庭,父老乡亲们两手空空,除了简单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外,甚至连一件像样的贷款抵押物都拿不出来。

要知道,现在很多行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村的购买能力。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

我想,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挖穷根,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树根不动,树梢白摇。

估计中央会担心,这样做有违现行的经济制度。但我的研究表明,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兴国土地法》(1929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都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

这些法律和文件还特别规定,有公共和军事需要时,政府必须按实际情况为农民换地,或按地价给予补偿。直至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才规定了入社农民必须将私有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并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宪法中予以明确。

有些学者提出,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有可能造成土地买卖失控,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对立。个别人还提倡一种“候鸟”模式,需要农民打工时就进城,不需要时就回乡下种地。我认为一些人太自以为是,总是要替农民拿主意。

其实,农民心里有杆秤,他们知道土地是命根子,怎么会简单、幼稚到卖地谋生呢?我们必须从法律上明令禁止兼并农民的土地,优先保护农民的产权。

尤其关键的是,所有出于商业目的的用地,必须与农民对等谈判地上物请求权、自由处分权和相邻关系权等,让农民与开发商共享永久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次性补偿了事。

至于公共建设用地,也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或者更换其他地块,或者按市场价给予补偿。这是一步活棋,走好了就会盘活全局,困扰多年的三农矛盾不仅得以化解,还可以顺利实现农村土地升值、农业资本盘活和农民收入增加三大目标。

农业为什么困难?

农业为什么困难?难就难在孤立、分散的耕作方式,长期缺乏科技创新、资本投入和产业提升,工业之水难以浇灌农业之田。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总书记就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论述,但5年多过去了,真正用心体会和理解的人不多。

我认为,以农户为经营主体的传统农业,根本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十分有必要引进工商资本进行适度规模经营,让工业反哺农业能够真正落地,引工业之水灌农业之田。

个别有话语权的人至今还在讲:“我们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鼓励他们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但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

这种模糊的态度确实让人莫名其妙,企业家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长期责任有什么错呢?我觉得,对工商资本下乡总拿不定主意,只会造成弱势的农业走不出困境。

我认为,需要用正面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在山东安丘,同样是种菜,从引导农民种什么,到培训农民怎么种,一批企业家在这里制定了33个生产规程、200多个国际生产标准,建起了50万亩标准化蔬菜基地,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

依我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手里没钱,农民在过去60多年为工业化无偿奉献了30万个亿,其中75.1%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3.2%来自农业税,11.7%来自银行储蓄。在过去30多年里,农民还为城市化被强制剥夺了土地级差收入30多万个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中央下决心纠正“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习惯性做法。我了解到,下乡的工商资本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他们之所以选择下乡,是因为垄断性行业挤压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对这些企业家应该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伤害他们本质上就是伤害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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