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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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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29:36 | 显示全部楼层
【反方】 农民要的不是土地所有权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土地财富不能凭空想象

新京报:怎么评价“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挖穷根,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这种观点?

贺雪峰:这种声音并不少见,习惯从理论出发的学者往往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一线三农学者多数不会同意这种简单化的认识。

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说,需要的是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目前中国农民具有充分的承包经营权,他们完全可以自由经营农业,并获得农业收入。我们不能说农民土地所有权更大了,农民种粮食的产量就会增加。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向农民收税,集体不向农民收租,所有权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并无实际意义。反过来倒可能因为“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导致农民无法经营小块土地,道理很简单,就是农民土地权利越大,合作成本越高,农业经营的基础条件越是难以具备。

新京报:土地归了农民,农民可以享受土地升值收益啊,现在土地拍卖多值钱?

贺雪峰:这是误解。

土地用途管理是世界通例,农业用地只能用于农业,而不能随意改变为建设用地。土地拍卖是建设用地的拍卖,而全国绝大多数(95%以上)土地,则只能用于农业用途,农民用途的土地收益与所有权无关,而只与承包经营权有关。

即使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带来土地增值,其收益也与所有权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国家限制农地非农使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而使非农使用的土地具有了超额的价值。或者说,正是不允许绝大部分土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才使得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土地可以拍出高价。过多地不加限制地将农地非农使用,建设用地市场必将供过于求,建设用地价格大幅下降。

有人甚至推算,若中国不存在粮食供应问题,将18亿亩耕地全部非农使用,按目前非农使用土地市价100万元/亩估算,中国就拥有1800万亿元土地财富,并因此认为农民是守着土地的金饭碗讨饭吃,这实在是相当荒唐的想法。

新京报:但是,如果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以防止村集体侵犯农民利益吧?

贺雪峰:我们可以解析一下“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我们可以解析出针对三个对象的更大权利,即国家、集体和其他农户。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和集体不再向农民收任何税费,且国家和集体早就退出农户经营,农民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就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讲,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并不存在村集体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

相反,在中国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格局下面,每个小农增加土地权利,就意味着他们更加难以调整土地利益,更小形成规模土地经营的能力,和更大供给公共品的谈判成本。

新京报:给了农民更大权利,农民至少可以在急需情况下卖掉应急吧?

贺雪峰:著名学者陈锡文曾讲,中国实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民必须拥有土地的制度,一方面政府不可以随便拿走,另一方面农民自己也不能随便丢掉。

为什么这样呢?三农问题的核心,并非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是九亿农民在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的问题。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能还要进行50年时间,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构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机制,当农民可以谋取较好的工作机会,有了较高的收入条件时,农民可以自愿进城。而若农民进城失败,则应让农民有返乡的机会。

进城需要卖掉土地应急的农民,往往也是在城市处境最为艰难的农民,他们应急将土地卖掉了,但是下次又有急要应怎么办?他们还会年老,还要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在城市呆不下去怎么办?现在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尚且生活艰难,农民进城的失败可能性就会相当巨大,为农民留下返乡后路,就是极为重要的了。

资本下乡要警惕

新京报:有人认为发展现代农业是大势所趋,没有规模就无法发展现代农业,小农经济迟早要消灭,只有加大资本投入,用资本来整合农业,中国农业才有出路,您怎么看?

贺雪峰:资本下乡要警惕。

影响一般农民来自农业收入的因素有二,一是农产品供求状况。农业上“增产不增收”规律已是众所周知,也就是说,农民往往是生产越多农产品,农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农产品就越是低价,农民就越是无法从农业中获取收益。保持偏紧的农产品供求状况,可以使农产品有较高的价格,从而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农业收益。农业在微观上越是高效率,则农民在宏观上越是无收益。

第二种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参与农业分利的集团的情况,尤其是资本下乡的情况。最近十年,现代农业、公司+农户和资本下乡,被大力提倡。但在农业蛋糕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下乡是要赚钱的,是要从农业蛋糕中分利的,资本下乡越多,赚钱越多,就从农业总收入中分去更多,农民因此就更少从农业中获取收益的机会。资本下乡,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民来讲并非好事。

本报记者 赵继成 北京报道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30:58 | 显示全部楼层
警惕中国精英们在制造虚假的“三农问题”
  作者:王世保

  
  自从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私有化改革之后,中国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就肩负着在中国重拾民国时期开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要从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国内从工业到农业的私有化改造,并为这些私有化改造提供合法性的伪饰与政策。三十年过后,他们在中国的工商业经济改革领域里已经取得胜利,这就是中国政府先主动地去私有化国企,接着是被动地让这个国企私有化过程进一步走向深化;但在农业上他们正在遇到史无前例的难题,即象征着中国国家制度属性的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制阻止了私有资本对土地的大规模吸附和对农村财富的大量聚敛。为了攻陷这最后一道关口,他们就利用建基在工商业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不断地制造一些虚假的三农问题,引导中国政府按着他们的意志去对中国的农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我们知道农业与工业本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和存在形态。工商业与农业之间存在着的一些经济形态上的差异往往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由于目前主导中国国家经济政策的经济理论主要是来源于从西方工商业经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这使得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能够名正言顺地用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去生搬硬套地剖析中国农业发展情况,并把一些本不是问题的“三农问题”无限放大和加以利用,企图通过这些“三农问题”去劫持中央的农业经济政策,继而把国家的农业经济政策推向他们事先布置好的资本化的陷阱。
  下面我就把这些问题进行详细地分析与澄清,让人们看清里面包藏的主要动机和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会导致的后果。
  

一、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


  在所有的“三农问题”里,首要的就是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
  城市与乡村是人类的两种不同的生存形态,这两种生存形态的差异是由不同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恶性膨胀,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城乡“二元对立”显示出来的本是一种很正常的差异化存在。我们知道城市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工商业经济,而乡村赖以维持的基础则是农业经济,城市与乡村因经济基础不同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特征。
  以私有制为主导的中国现代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是:
  1、人口集中居住,日常生活需要消耗大量的非再生能源;
  2、规模化经济,追求资本无限增殖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3、大多数无产者因具有规模化效应的激烈竞争而生活贫困,伴随着的是各种补偿性的社会保障机制;
  4、市场经济,完全的商品交换,完全的货币收入。
  以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是:
  1、人口以村落的形式分散居住,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用消耗大量的非再生能源;
  2、分散经营,静态经济,有时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
  3、耕者有其田,能够自给自足;
  4、自然经济,自产自用,以实物为主的收入。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城市社会虽然处在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状态,这是其唯一的合理性之处,但它却是以追求资本无限增殖为根本的,是以大多数无产者被少数资本家加以剥削与奴役和自然生态环境遭到大规模地破坏为代价的,这是一种非人本的经济主义的体现;而中国的广大农村虽然处在一种静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但它稳定而和谐,能够保证耕者有其田,并且安居乐业,这种安稳的和谐的社会状态正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这就是中国现代农村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之处。经济基础决定了城市和乡村各自所具有的合理的存在形态,城乡之间的差异化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要从工商业经济的经济主义的角度去看我国的广大农村,就会发现我国的广大农村真是“问题丛生”,比如它不能象城市工业那样规模化地大生产,不能实现经济总量的可持续性增长,没有完全依赖于商品交换而导致的高货币收入,没有通过私有化竞争来配置社会资源的自由市场……这些差异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那些资产阶级经济文士为何非要把它们看作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呢?这就是他们要实现农业资本化,让城市资本能够控制现代中国农村中的那些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产出,继而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推动国家的GDP增长。
  只要城乡之间差异化还被无限地放大为“二元对立的问题”,那么必然要由这个虚假的“问题”生发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而要实现这种“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措施和最终表现形态是什么样的呢?
  这就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把城市与乡村统一起来,把农村的市场统一到城市的市场经济中去,把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转换成为依靠完全交换的市场经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剥夺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安稳状态,通过土地私有化或者土地流转的形式把大量的农民转化成为农业无产者,使其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去为农业资本家充当农奴,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去接受城市资本家的剥削与奴役,这个转移的过程还被我们的专家美其名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就是只有让大量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私有资本才能大规模地控制那些分散的农民土地,实现规模化经营,继而推动农业资本和国家GDP的增长。
  于是“城乡一体化”的最终表现形态就是农业资本化和市场化,而农业资本化则必然导致少数农业资本家重新占有大多数土地和产出,而大多数农民重新成为丧失土地的无产者,他们或者接受城市资本家的奴役与剥削,或者接受农业资本家的奴役与剥削。
  我们不难想象,中国“城乡一体化” 最终实现的是经济主义主导下的可持续性发展,失去的则是我们已经实现的中国古人几千年以来所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的人本主义梦想,而中国社会也将会完全陷于象西方那样的周期性的经济动荡之中。
  

二、农民“收入偏低问题”


  就像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是从城乡的合理的差异化现象之中制造出来的一样,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也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以实物收入为主的农民与城市中那些完全依赖于货币收入的市民进行单方面的货币收入对比制造出来的。
  我们知道无论是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还是那些赤贫的无产者,其在城市中的生存都是高度依赖于商品交换的。少数资本家虽然占有生产资料和广大无产者劳动创造出来的果实,但是这些物资都不是基本的生活资料,他们必须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才能换得投入再生产的货币资本和自己必须的生活资料。广大无产者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既不能生产出直接满足于自己基本生活资料的物资,也不能占有这些可以直接用于交换生活资料的劳动果实,他们只有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来一定数量的货币薪金,然后才能用这些货币在市场上换来满足自己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没有丝毫的实物收入,广大无产者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保证自己的货币收入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而且这个水平还要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货膨胀而不断地攀升。
  在中国现代的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广大农村,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有着自己承包的可以用于耕种的土地,土地上的物产可以满足其必须的生活资料。这就是说他们不用从市场上购置这些基本生活资料,能够自给自足。此外,他们还可以获得一些货币收入,即把那些多余的物产拿到市场上交易,或者通过农闲季节出外打工、做小生意挣得较大额度的货币收入,继而去到市场上购置一些生活奢侈品。农民们有着市民们所没有的大量的实物收入,因此当我们以货币收入来衡量农民的收入水平时,他们的货币收入必然会比市民少,但他们并不一定比市民贫穷。因为再穷的农民也有自己的地产和房子,而城市里的市民虽然货币收入较高,但是他们往往既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也买不起房子,往往还会陷于依靠政府救济的赤贫的失业状态。
  既然货币收入不是很多的广大农民往往会比那些货币收入比自己高得多的市民生活得更加殷实和稳定,那么为何现代的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还要提出“农民要增收”呢?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31:1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个人认为他们有两种目的:
  第一种就是他们要把农民隐性的实物收入转化成为可以纳入国家GDP总量计算的货币收入,同时使农业走向规模化的资本化。
  第二种就是在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难以提高的前提下幻想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去提高农村对工商业产出的消费水平,继而拉动内需,刺激资本增殖和经济增长。
  这两个目的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那里是相须为用的,前者是他们为后者开出的药方,也是他们的真实的意图,而后者则是他们前者的合理性伪饰。但是这两条中除了前者能实现外,后面根本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通过前者的药方会导致与后者截然相反的局面,这就是农业私有化的规模化不仅不能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反而会让更多的人陷入农业资本家的剥削与奴役或者赤贫的境地。
  为了要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他们必须把大量的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就是所谓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继而把原来那些家庭承包的分散的土地集中到少数农业资本家手里,把大量农民的原来以实物收入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主生存状态转化为以依靠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为主的被奴役被剥削的被动生存状态,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对市场交换的依赖程度,继而推动农业资本的快速增殖。但这样的农业规模化经营会导致两种严重的后果,即大量的农民失业和剥削地租的重新出现。
  大量的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在城市或者农村失业,他们成为依靠政府救济而得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这一群人的收入来源都被剥夺了,谈何去提高自己的收入?他们连自己的基本生活就不能保障,谈何还去购买那些工业奢侈品?
  即使有一部分农民无产者能够在农业资本家那里获得工作,但同一块土地上的物产,原来在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所形成的物产是全部归于这些农民所有,而现在规模化经营后则要大部分归于农业资本家,农民无产者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一部分显性的货币收入,虽然这部分显性的货币收入可能比以前依靠出售剩余物产而获得的货币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农民实际上是在免去农业税之后再次交出了地租,其收入总量必然会降低。总收入的降低必然会导致他们的购买力比原来有所下降,这就是他们不得不用这些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的货币收入去购买原本不需要购买的基本生活物质,而剩下的用于购买工业奢侈品的货币收入就了了无几了。
  事实上这种依靠农业经营规模化和市场化而达到的农民的显性的货币收入的提高必然是以完全剥夺其隐性实物收入为前提的,这种表象上的收入增高却因农业资本家的实际剥夺最终会降低广大农民的购买力,继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
  

三、农民“无土地所有权”问题


  就像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和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隐藏着农业资本化的意图一样,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热炒的农民“无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仍然包藏着这一目的。
  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热炒的农民“无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是借着大肆谈论农民土地被政府征收而利益受损的话题进行的。他们不断地撰文把农民利益的受损原因归于农民没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所以导致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征收土地使得农民们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所以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就要实行土地确权,让农民拥有承包使用权之外再拥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
  我在以前已经撰文指出过近几年国内所发生的大量的地方政府征地侵害广大农民利益的事件多是发生在城市或者乡镇的周边农村地区,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恶性膨胀,城镇化的恶性膨胀使得资本不断地去吞噬城镇周边地区的广大农民的土地。由于在现行的土地所有制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只能由当地政府以征地的形式去满足资本的需求,这就必然会把资本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官民之间的矛盾,继而凸现出来。于是国内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就通过隐蔽城市资本利用地方政府去掠夺和占有广大农民的土地的实质,突出地方的官僚们用低价征地去侵害广大农民的利益的表象,要求中国政府进行土改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制。
  但如果我们按着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开出的药方去为广大农民确权,去实行土地私有化,那么强制性地低价买地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受损的事件不但依旧会发生,而且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这就是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制后土地能够自由买卖,城市资本吸附土地的现象就不仅仅局限在城市和乡镇周边地区,而是会在包括广大农村腹地的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展开,将会有更多的农民以各种形式被迫失去土地而成为农民无产者。
  农民被征土地本来是城市资本进犯农业的结果,它却以官民之间的冲突表现出来。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要为广大农民确权,而是要改变目前已经误入歧途的经济主义政策,限制中国城镇的恶性膨胀,切实地维护广大农村社会的利益。目前中国城镇的恶性膨胀已经带来众多城镇的萧条与农业的损害,大量的农民用地被占而荒置,城镇化后的农民也无生计可谋,陷入一种贫困化的境地。
  从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来看,每一个突显出来的“问题”以及那些相应的解决之道都深藏着相同的目的,即要把在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大量农民转变成为农业无产者,继而让农业资本家聚集土地和聚敛财富,实现农业资本的增殖和GDP总量的增长。这些“三农问题”都是在这些目的的驱使下炮制出来的,当我们把其内在的目的从这些“问题”中剥离出来后,这些“问题”到底还是不是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农业的资本化本是一种非人本的经济主义,它以大多数农民的安定与幸福去换取少数资本家的穷奢极欲和浪费,它把广大农民不是看作最终的成就的目标而是看作一种增殖资本的手段!这是一种罪恶,也是与我们国家目前正在推行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34:3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三农神医为什么总是开错药方?
  来源:南风窗  


  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为三农问题开出的药方,总是道理上行得通,事实上则寸步难行?为什么有些“研究成果”尚未论证,就被地方官员从容笑纳?为什么拿财政工资的他们,似乎老是摘不了“御用”的帽子?

  如果一个官员对农民没有深入骨髓的感情,很难想象他能正确地理解农民和三农问题。

  为什么苦孩子出身的王怀忠最后落得个被注射死刑的下场?这个分管农业的前安徽省副省长如果真的体味农民的苦难,他会把苦难的农民和农民的苦难包装成金灿灿的政绩农业,去上级长官那里邀功请赏吗?

  如果一个官员的眼睛始终向上,他就不可能为底层社会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同样的道理,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品味低层社会苦难的现实情怀,他就很难在学术研究时,保持独立的学术态度,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建议。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三农研究的历史流变,就会发现,三农问题的研究大规模进入到社会经济学领域,是2000 年以后的事情。此前10年,中国三农问题已显出种种危险的征兆,但社会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他们把眼光投注到三农问题上。1990年代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在意,全凭着官方智囊机构的一些良心。

  1991年,当下的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还是一个官居中层的司长。敏感于1989年后农民收入连续3年负增长的严酷现实,范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骑单车微服私访20多个县。当自行车由新车变成旧车,他的中国农民调查,渐趋沉重起来。末了,范把他的基本结论呈送给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刘中一: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过重,执政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由此受到影响。

  据称,刘拿着范的报告盘桓良久,最后决定力排众议,以个人的名义据实上报。

  与此同时,一些接近中央决策层的“前官员”,也以各种途径陈述他们对三农问题的担忧。

  1993年,又一个与农村打交道的司长写出了又一个惊人的调查报告。据悉,国家发改委农村司司长杜鹰,经由对农业大省安徽长时间的调查,小范围内公布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

  同年,声名尚不为人知的温铁军,在当时影响力甚大的《经济日报》上,发表研究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真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功夫在农外”。

  遗憾的是,“官方智囊”们就农民问题发出的声音,相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一路高歌的“热环境”,显得那么的虚弱单薄。我们的社会经济学家,那时候也压根没有注意到社会低层的农民。

  中国社会经济学家加入到农村政策研究的大合唱,大约是1990年代中叶民工潮兴起时的事。清华大学秦晖等学院派教授的参与,改变了官方智囊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

  他们令人尊敬的立场和成果,渐渐启发了知识界。至于社会的广泛关注,要等到2000年后几本书的出版:

  “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是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的副题,2000年,温将自己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主张,由当下一直追溯到世纪之初。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主题,2001 年出版的该书,也是他上书国务院总理的3个主题句。

  ……

  由此,中国社会兴起关注农民问题的一股潮流,而不再像先前仅局限于政界和理论界。

  综观三农问题由地下而地上的唤醒国人的过程,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

  其实,问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什么会开错药方,并不准确。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开过药方,即便是亡农论,或者消灭农民论,也都是不加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轻率言论。动辄把问题归因于制度不合理,或者套用书上看来的欧美的经验,用以指点中国三农问题的“江山”。

  2001年5月,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次引发民间反弹的演讲。媒体以《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为题,刊发了这位北京大学知名教授的言论,李昌平以这篇讲演录为对象,批评厉以宁不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世界,认为厉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由于对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功莫大焉,厉以宁被业界推崇为“厉股份”。在北京大学的这次演讲,厉提出中国农村有9 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矿,若要开发,需有5法,其中一条“用公司加农户”,用股份制的办法,让农民富裕起来。

  厉认为,公司加农户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订单农业;第二阶段是租地经营;第三阶段是“股田制”。因为中国的农民和企业缺乏诚信,所以订单农业没有把农民搞富;租地经营因为租金是固定的,农民收入不能逐步增加,所以也不能把农民搞富;股田制则不同,农民入股后,每月都可以按股份分红,那个钱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时股票还在增值,几年后,如果股权转让的话,又是大笔的可观收入。

  李昌平用自己的话,概括了“厉的观点”:从租地经营到“股田制”是一个飞跃的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就可以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农村市场启动了,整个中国的市场就启动了。

  李有些尖酸地说:厉果然3句话不离本行,为中国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开了一个“股田制”的好方子。

  驳斥厉所谓的3个阶段后,李昌平指出,即使厉的“股田制”能有神奇产生巨大的“泡沫”,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最后,他给厉的言论扣了顶情绪化的“帽子”:“歪理邪说”。

  李昌平对厉以宁的批评一俟见诸报章,舆论大哗。有报道说,厉指责李昌平曲解了他的原意,对他的批评多有不实。

  显然,没有多少人静下心来,聆听厉先生的辩解。人们由此引发开来,联想到李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界太令人失望了”。“很多大经济学家都思想短路了,口吃了。”这样笼统的批评,似乎唤醒了公众的某种共识。李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进生活,认识自己的祖国,开出符合国情的方子。

  温铁军在理解温家宝总理的治理思想时说,温家宝总理强调的农村生产力,应该是特指2.3亿小农户,其中40% 是纯农户,37%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也就是说,我国77%的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就是无法与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温铁军指出,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

  坦率地说,指望中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中国的三农问题,给出一个个立竿见影的良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不能希望学者取代官员去具体行政,但吁请知识阶层走进现实世界的要求,是不过分的。以学者专家自居的人们必须自律,必须尊重科学精神,不能眼光始终向上,官员们需要什么理论,就从纸上给他们画一个“饼”。

  “沉”到乡村社会的底层,从调研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破解三农的政策,是吃“三农饭”的学者们的本分。

  (本文作者关于南平的专著《南平寓言:中国农民问题是个“球”》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36: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农”研究中的视野屏蔽与问题意识局限   老田

  原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内容提要]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日益形成一股热潮,而研究者的视野和问题意识,都与中国现实的农村农业状况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间的地位、农民的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涉及到相互牵连的方方面面,但是研究视野却集中在几个非常单一的问题上,而且研究结论往往仅与研究者的嗜好相联系,完全与现实脱节。农村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已经延续了二十余年,学界却缺乏起码的问题意识,没有进行像样的反思。本文试图对此现象作出初步归纳和描述。

  Abstract:The agricultural issues have gained spotlight in China,but therei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vision and issue-consciousness andthe realities of China’s rural areas and agriculture.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production,the statu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the prospect ofpeasants,etc.,all these big issues have escaped the narrow and simplified visionof the researchers who have been carried away by their own predilection.There aresome structural issues which have lasted for over 20years,but have so far failedto stir the mind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一、对中国“三农”问题成因的个人判断

  分田到户二十多年来,中国整个的社会体制是向一种竞争性的方向转换。竞争性体制便于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控制权”的精英阶层去追求“剩余索取权”。物质财富和社会剩余的分配规则  无论是由政治体系决定的、还是由市场体系决定的分配规则,都是相应地向有利于社会上层的方向倾斜,结果使得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权更加集中于精英阶层,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中间的弱势地位因此被铸就,也因此强化了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利于农业和农民的局面,农村的衰败过程就不可避免了。

  农民在经济上的分散化,也相应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弱势地位,无法抗衡基层干部依托政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因此过度提取农业有限剩余就成为可能,这是农民负担沉重的结构性根源。李昌平为此而大声疾呼:“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

  由于资源分配方面日益集中,中国社会一方面出现了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和暴富群体,一方面是衰败的农村和没有明天的农民,这正是资源分配严重倾斜的必然后果:一个地方资源集中多了,必然是以其他地方所得资源减少为代价,毕竟可供分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断裂”,广大农村已经无法跟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状况改善,在失去了适当的资源支持后,不可能不与城市的鸿沟越来越大,呈现“断裂”状态①。

  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无法突破组织成本的限制,分散的农户对基层官员的谈判能力极低,因此决定了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不足以保护自己非常有限的农业剩余;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相比,缺乏吸引资本进入农业的收益率水平,这使农民也无法指望在资本的主导下组织生产,单个农户的家庭生产方式无法超越,因此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间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农民和农业在现有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处于弱势地位的结构性原因,这个结构性原因最终导致农村在全国资源分配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结果当然是难以获取足够的资源,去维系或者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与前述判断相联系,我认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农民的不利地位,恰恰是中国引进西方式的竞争性社会分配规则所隐含的排斥机制注定的,因此研究和探求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就需要突破僵化的西方现代化信条去看问题。

  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问题意识局限

  前不久,笔者在武汉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一个基层干部说,“我们也不反对各位专家主张的国家退出,社会跟进,可是社会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找不到呢?”这个发言很深刻地接触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也很清楚地暴露了简单地套用“国家 社会”二元叙述模式进行“三农”问题研究的局限,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回应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学者们的嗜好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几乎完全脱节,这不能说不是“三农”问题研究热中间的巨大遗憾。

  “三农”问题的成因是由农民在竞争性的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的弱势地位决定的,与此相联系,在“三农”问题的研究上,学者提出的对策也相应集中:要么是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主要是想通过村民直选干部方式,改权力“向上负责”为“对下负责”,或者主张取消基层政权并裁减干部,以减少对农民剩余的提取;而针对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常常设想各种资本回流农村的方案,推动种养产业结构调整,并找出一些特殊地区的案例包装成为某种“发展模式”,在指望资本发挥作用之外,也还有指望基层政权的,希望赋予基层政权以发展经济的职责,以改变个体小农在市场中间的弱势地位。这些设想的特点都是把竞争性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不可改变的前提,然后再去设想如何提高农民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能力。

  (一)中国农业的收益率水平与资本的可能流向

  学者们设想的改善农民市场地位的方式有二:一是寄希望于资本,一是寄希望于基层政权的组织能力。寄希望于资本者,显然是忽视了农业的收益率水平对资本有没有吸引力这个根本问题,农业收益率水平受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影响,又无法在市场价格中得到足够的补偿,这将意味着资本流出农业而非流入。而寄希望于政府者则忽视了政府是否具备组织农民发展经济的权力和能力。

  本来1983年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否定的就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把公社体制废除后建立乡政权,取消基层政权的经济职能,同时把农业生产的主体缩小为单个农户。许多研究者在农村实地调查中间看到,单个农户确实无法满足市场对经济主体的要求,指望资本或者政府发挥作用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根据许多农村调查的案例显示,基层政权参与发展经济的努力过程,其结果非常不乐观,是带来乡村政权负债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

  华中师范大学贺雪峰教授的许多调查案例都揭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地区对乡村强行赋予经济发展目标,并使用经济发展和市政建设指标来对基层干部进行考核。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区,乡村这样的小地域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地方政府无法像中央政府那样通过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节市场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因此这样的要求只能是促使政府重新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因此而订立的各种考核指标,实际上是默认了地方政府对农民进行“乱收费”或者举债来搞“政绩工程”的合法性,许多地方还频繁出现了“逼民致富”以突出官员个人政绩的恶劣案例。在发展村级经济、消灭“空壳村”的口号下进行的创业风潮,在助长了摊派和搜刮之风之后,并没有因此形成任何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很快陷入破产。依靠视野和见识都非常有限的地方官拍脑壳出的致富点子和项目,失败倒是合乎逻辑的,如果真的奏效了肯定是一个意外的“低概率”事件(大概跟“人咬狗事件”的发生概率差不多),中央电视台记者去追踪报道是有道理的,因为低概率事件总是格外具有新闻效应,学者似乎不必跟风。大量借债进行的投资无法收回,使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背负的债务急剧上升。目前乡村两级债务非常沉重,许多人估计在4000~6000亿元之间,这比在“大跃进”时代干部瞎指挥带来的损失和后果都要严重得多。

  在寄希望于发挥基层政权的组织作用,去改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间的弱势地位的希望落空之后,一些研究者也寄希望于资本,设想种种在资本主导下的“公司+农户”模式。资本总是要“从收益率低的地区和行业流向收益率高的地方”。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要求产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以上,这必然导致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起作用,中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将继续高于国际市场,在中国加入WTO 之后,大量进口的海外农产品必然要在中国市场上形成“天花板价格”,农业的高成本是难以在市场价格中间得到足够补偿的,这注定了中国农业特别是大多数农民所从事的粮食种植业,其投资收益率会相对低下,因此正常的资本流向只可能是由乡村到城市,而不可能反过来。

  今天中国的农业要在仅占世界7%的耕地、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的资源条件下,给占世界22%的人口提供粮棉油、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供应。我们都知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一定要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要保证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数,就要求单位面积上的产出达到世界平均数量的三倍以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必定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今天已经取得了人均粮食略高于世界平均数的成绩,在这个成绩的背后,意味着中国农民要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入大大超出世界平均数量三倍的劳动、技术、化肥等,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土地灌溉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比例,单位面积的化肥投入量高出美国一倍以上,都是适应土地报酬递减的现实而作出的对应措施。在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要求更多粮食的情况下,中国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还要求进一步上升,中国农业的“投入 产出效率”还要进一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单位粮食的生产成本与世界市场成本落差还要进一步扩大,这都是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

  而随着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上升,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必然是逐步下降的,这就是恩格尔系数跟着收入水平上升而下降的规律。在农村和城市的交换关系上,农民出售农产品取得收入注定是跟不上城市收入水平增长的。最近几十年来,农业总产值在GNP 中间的比重节节下降,至今已经不到15%,由于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在增长,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将相对下降,这是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不可能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来全面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肉蛋奶等转化食品“产量翻一番,价格降一半”的教训,才是市场规律的真正体现。在城乡人口比例相对稳定的现实中间,农业收益无法跟上GNP 增长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必然趋势。

  借产品结构调整和市场力量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并因此改善了自己的分配地位,通常只存在于中央电视台的“富民新闻”中间,学者与那些专门寻找“人咬狗新闻”(“极低概率”事件)的记者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37:0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乡村基层政权的行为模式转换与农民对政权的制约监督

  针对农民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学界的“民主”和“自治”研究很热门。“自治”出自一部行政法律,学者们往往发生“望文生义”的理解,并根据这个理解去搜罗材料,最终陷入一种“自证自明”的怪圈。农民并不在处在国家政权的覆盖范围之外,怎么可能自治呢?村级政权在集体经济组织解散之后,农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已经在家庭内部解决,已经无关乎“村治”了。“村”事实上也没有被赋予日常治理和施政的权力,农村的争执和矛盾调解多数也是在“初级群体”内部完成,言说村民“自治”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道义立场。

  一些选举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在特定的派性或者宗族动员因素下,有时候也对选举表示出相当的兴趣,对选举结果也不是不在乎。而问题在于,即使他们选了自己想要的人,这些人能够帮助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比如农民最关心的子女就学问题、医疗问题、家庭难以承担意外风险的问题、土地退化和水利设施失修等重要问题。没有一个生产性的经常组织作为依托,不管是什么样的选举结果,都难以解决对农民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村级政权的上级组织对村官的制约,显然要超过选民的影响,共同点是没有对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村级以上的官员对于村级政权的要求是二十年不变的:当好上级政府的基层收费**和完成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材料,表明村级政权已经通过选举产生的方式改变了“对上负责”。

  对于农民负担问题,许多人想当然地指望通过直选村委会成员,或者再更进一步直选乡长,来增强农民对官僚精英群体的谈判地位。从理论上讲,任命制下的官员是“对上负责”的,而海选产生的官员应该向选民负责,体现民众的意愿。而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即便是把海选制度延伸到国家政权级别,也根本无助于控制政府支出的膨胀。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认为:公共服务费用的分散性和其利益分配的集中性,是造成政府功能膨胀、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分析民主政治的作用过程与机理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三个关键的原因在起作用:一是政治活动中信息获取不是免费的,大多数人往往并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做出理性的选择;二是政府政策的受益面往往小于受损面,较少的受益人每人所增加的福利,将大大超过较多的纳税人所受的损害;三是较多的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需要的费用,远远高于较少的人组织起来的开支,因此少数受益人比多数受损者更容易为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为增加自己的利益进行政治活动②。所以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赞成政府增加开支的政治联盟历来比企图减少开支的纳税人联盟多,也有效得多。如果美国学者的分析能够成立,或者这样的分析能够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话,哪怕直接选举发展到中央一级政权都是不行的,农民是永远没有希望通过行使民主权利来减轻自身经济负担的。看一看那些诉说在政治上只要有民主选举就万事大吉的瞎话,看一看那些在经济上鼓吹“拉动内需”和考核政绩的理论,哪一个不是在客观上为“政绩工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寻租”提供合法性辩护呢?在民主之类的美妙旗号下说话和做文章,显然就具有了道义高度,研究者可以方便地把对真问题的艰难探索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来进行低投入、高产出的学术成果制造过程,满足自身的职业利益需要。

  总体来说,许多研究者寻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根本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设想是真诚的,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由于无视农民和农业在政治、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所具有的结构性质,试图通过简单的程序或者制度调整得到普遍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研究者在完成叙述时,常常要依赖“特异”案例,多数是走上了与中央电视台“富民新闻”差不多的路子。

  这种“撞击 反应”式的研究视野迫切需要反省,这种注重单个问题或者仅就问题本身展开“近距离”设想的研究不仅丧失了适当的前瞻性,而且也已经失去了建设性的批判视野。例如过分强调官员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在关注农民负担问题时就建议把政府撤销,在看到了单个农户难以适应复杂的市场时就指望政府出面进行组织,结果得出相互矛盾的政策建议,这提醒学者们要确立完整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上走出过去的局限。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38: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研究视野上的自我屏蔽

  自汉代起,中国南方农村有了水车这种灌溉方式。吱吱呀呀踩水车是春天里的一种轻松愉快的集体劳动。图为江苏兴化的农村妇女边灌田,边放声高歌。(任镇北摄,1963年)

  最重要的视野屏蔽,是完全不看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拒绝考虑制度成本,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嗜好去设计乡村管理制度和农业服务体系。而研究者的自我屏蔽,在制度之外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也同样存在,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改革后“农业增产”的原因分析上。主流学界的言说,实际上与“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逻辑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只突出劳动者的意志和行为影响,完全漠视制约农业生产的各种限制条件。

  (一)农业生产的特点与理论视野的屏蔽

  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粮食增产过程,主流舆论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先是说生产队这样的集体组织“超出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抑制农民的积极性而影响了农业的产出水平。因为这个解释的理论高度也不够,高层官员不甚满意。后来林毅夫先生用“退出权”和“监督成本”去解释生产队内的劳动低效率。这两个阶段解释农业产出理论,都满足于把农业好转说成是“政策英明”的结果,以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由于政策只能是作用于有意识的人,因此在这个言说背后,逻辑上就隐含着一个中国农业长期存在着“劳动投入不足”的假设,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增强农民的劳动投入意愿,这一逻辑明显与中国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精耕细作方式很早就得到普及的现实完全对立。

  杜润生老先生曾经受命领导一个课题组,要从理论上论证农业集体化的低效率是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参加者有林毅夫、温铁军等人,希望通过实证分析以证明生产队是因为监督劳动困难而必然地导致低效率,非常遗憾的是生产队台帐恰恰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林毅夫也始终没有写出这样一篇具有真正实证意义的论文来。但是这个先期提出的假说却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信念,成为一个学界共识。这在温铁军先生的回忆中间不小心漏出来了一点:“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③

  生产队没有效率,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理论假说,而在通常的舆论中间,就把监督困难和农民因为生产成果不直接与劳动挂钩,推断为必然没有积极性,结果简化为劳动投入不足。二十多年来,学者们始终拒绝对农业的各种要素投入做具体分析,把土地、资源(如化肥、农药等)、技术和耕作制度等的变化,都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把特定时期的农业增产完全说成是制度原因,结果形成一种农业上的“单一政策”主张  只考虑农民的收入与劳动投入对应的激励关系,完全拒绝考虑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今年出台的取消“农业税”政策,以及对粮食种植进行补贴的政策,都是继续沿着这个“单一政策”思路展开的。

  典型耕作程序分析表明,这个“单一政策”实际上没有效果,最近二十多年来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量,并没有跟着农业增产过程而增加,反而急剧减少。

  笔者是农民出身,既在生产队的田里干过农活,也种过责任田。笔者的老家是水稻产区,稻谷在当地占农作物收获量的80%以上,兹以水稻种植为例来比较分田前后的作业程序变化。在生产队时代,早稻插秧之前,水田要“过两遍犁”(一遍犁包括犁、耙、耖三道作业程序),今天插早稻秧只“过一遍犁”;在生产队时代,秧田除草以人工薅田(一般每季水稻需要进行3 4次)方式进行,今天的农民已经大量使用除草剂;在生产队时代,水稻需要进行中耕晒田,即在秧苗完成分蘖之后,在田间开沟放水晒田,抑制无效分蘖和促进水稻根系发育,今天已经普遍省略了这一程序;在生产队时代,插晚稻之前,至少要“过一遍犁”,现在农民普遍只使用“辗辊”把早稻的蔸子压下去就插秧。平均而言,在生产队时代,种双季稻每年需要在每亩水田上投入70 80个“有效工作日”(当时许多“平工”的实际工时效率不高,如果考虑无效工时,则每亩工日当时在120 150个左右),今天每亩水田投入的有效工作日不足40个,农民在单位面积的水田上投入的有效劳动几乎下降了一半。农民自己决定的劳动投入,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边际产出支持的。看来马歇尔把劳动称为“负效用”是有道理的,农民只有在劳动投入增加的边际产出大于“负效用”时才会增加劳动投入。比如每增加投入一个工作日,水稻产量增加要在5公斤以上(按照去年的价格,价值人民币4元),如果少于这个数量,农民则放弃增加劳动投入。今天的农业产量增加,完全依靠增加化肥的投入增加,从分田开始,当时每亩水田单季施用的碳酸氢氨(一种氮肥)平均在30斤左右,今天已经需要120斤。相比较而言,氮肥在土壤中的残留物少而且对土壤的副作用也小,今天单纯施用氮肥已经难以取得好的增产效果,农民开始大量使用钾肥和磷肥,这两种化肥对土壤的副作用要大得多,特别是过磷酸钙极其容易导致土壤板结。在生产队时代每年都要进行部分的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作业,今天已经完全停止。在生产队时代普遍种植紫云英(一种绿肥),今天基本上看不到再有人继续种植了。当时对堰塘定期(一般是隔几年)就要进行清淤(淤泥还可以作为农家肥使用),今天也完全停止了,去年和前年的大旱在笔者的老家带来的灾情极为严重,就是因为堰塘严重淤积(分田之后就没有进行过清淤)失去储备水源的容积,而且大型水利工程和远距离输水渠道也年久失修共同造成的。由于农民现在既不进行中耕晒田,冬天又在田里蓄水,土壤全年都浸没在水下,以至于许多农田水利专家担心这会带来土壤潜育化(即发生沼泽化过程)。

  今天每亩投入的年劳动日数量,已经相对稳定,不再减少,大致上可以认为进一步追加劳动日投入所取得的净收益,抵不上农民从增加劳动中间感受到的“负效用”,超过这个限度,农民将自动选择停止投入,这个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水平,应看作农民自愿选择的均衡点。过去二十年的粮食增产,与劳动投入变化的关系不大,而与化肥投入增加的关系则十分明显,1984年比1978年增产1亿吨,化肥施用量增加了96%,1998年比1978年增产2亿吨,化肥施用量却增加了362%.④

  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曾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在土壤改良和土地平整方面,需要在短期内(例如冬季休耕或者季节性的休耕时期)密集投入大量的劳动日,土地平整还常常要涉及到相邻地块之间的占压问题,今天的单个农户之间,已经无法完成相应的利益协调和劳动力动员问题,在分田之后几乎所有形式的中低产田改造工作都已经停止。农田水利建设不仅新建工作停止了,而且维护工作也难以落实,水利失修非常严重。事实告诉我们,单个农户无法大量投入劳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需要依托一个集体组织。今天化肥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再对农业和粮食问题掉以轻心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人忽视进行土地改良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条件,忽视农民选择的劳动投入均衡点,实际上是希望在简单的“收益激励劳动投入”公式下,由农民主动选择无限制地投入劳动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拒绝考虑国家对农民提供适当的帮助和保护。

  学术很难中立化,也很难避免去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似乎不必对此苛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再存在,理应进行全面反省,需要真正的“科学态度”去充分认识现实,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38:1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乡村管理与农业技术服务的实现方式与成本考察

  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点是收获很少,可自由支配的剩余有限,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却很多,这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的。如果基层政权不是生产性的组织,着眼于有效利用农民的大量空闲时间,肯定是难以增加农民福利的,那么这样的政权机构显然以“小”为好,运行成本以低为好。

  今天的乡镇政权体制,通过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废弃而建立起来,在组织结构上是体现西方现代管理信念的“科层制”模式,政府各个机构按照“分权”与“监督制衡”的要求叠床架屋地设置起来,结果带来了官员数量的急剧膨胀。人民公社只有几个专职干部,设立乡政府的时候机构定编却有30多人,结果是乡镇政权在取消了生产指挥职能的情况下,人员急剧膨胀增长300%以上。

  农业技术服务职能,原来是由人民公社内部的“八大员”(如农技员、机械员、植保员等)承担的,改革后也根据市场化信念的需要,各自成为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  就是通称的“七站八所”,这些机构为了能够覆盖农村的广大区域,也不得不大幅度增加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为了降低自身的市场经营成本和风险,这些机构也往往紧密结合地方政权的收费体系,向农民收取固定的费用来维持自身的运转,结果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其他吃皇粮的官员一样,也参与榨取和瓜分农民的有限剩余。在人民公社时代,由于技术服务只面对生产队,因此服务对象数量只有“分田后”的三十分之一;而且服务实施过程中间,技术人员不需要考虑合同管理和资金结算,生产队也大多不会对公社违约,服务提供的一方也不需要考虑违约风险,因此服务成本当然就非常低。当前,迫切需要从服务农业和农民的起点出发,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着眼,去考虑服务市场化的“高成本困境”,并检讨改革设计背后那些“不容置疑”的西方式现代化信条。

  换言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撤销人民公社之后,其结果是按照现代化信念,给中国的剩余非常有限的农民,强加了一个高成本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一个高成本的市场服务体系。结果是在农民负担急剧上升的同时,服务和管理的效果却急剧下降,结果导致了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持续恶化。

  由于研究者自身特有的“现代化眼光”的局限,在问题重重的“改革措施”运行了二十多年后,即使恶果已经昭昭在目,但学界的反省和检讨却迟迟没有进行,因为管理科层制和服务市场化是作为西方现代化信条的两大支柱而存在的,因此成为“免于怀疑”的对象。而温铁军先生的务实研究则指出:中国剩余很少的个体小农是无法支撑现代化的高成本制度模式的。这种切合中国农村实际的认识,因为不支持西方式现代化信条,在学界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因为完全拒绝考虑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实现方式,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的合作能力完全不作分析,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政府提取与农民负担这一对立上面,研究者很容易地就作出了“取消乡镇政权”的政策建议,而完全不考虑农业发展是否需要政府参与,他们从不肯反省“科层制的现代政府模式”开始,现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的无政府主张。至于农民之间是否需要进行合作,农村可行的合作组织将如何成立,服务和管理应该设置在什么层级,研究者几乎不予考虑。

  剩余很少的小农无法承担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漫长历史,也从来没有发展出什么像样的农民经济组织。而且由于传统大家庭的解体,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今天农户的规模已经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小的小农经济,今天在家庭这样一个生产单位内,不仅无法支付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学习成本,连传统耕作技术都不能在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顺利进行传递了,因而普遍发生了耕作技术退化现象。许多人喜欢说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其实这个说法很有问题,美国也都是私人家庭农场,没有什么合作组织。恐怕不是农民不愿意合作,而是农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和管理成本无法解决。在乡村组织的管理中间,由于农民剩余很少,很难通过成果分配差异建立起“金字塔”去引导人们的行动方向,从而使得最有效的管理手段  “物质刺激”难以实施:“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村不发达,乡村舆论相对自主,可以作为对管理者的监督措施起作用,但是难以针对被管理者。因为有这两大困难,农民的组织恐怕就需要借助“自上而下的赋权”和外来的管理权威。农民的合作组织,古今中外都是例外,人民公社时代的普遍组织化,是通过国家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解决了基层组织的权威来源问题;也同样是依靠外部强大的舆论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甚至是压制了农村内部难以为管理者所控制的“自主舆论”,结果是在不使用成果分配作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情况下,免除了农村基层管理中间难以解决的管理难题。

  从农民在政治和市场上的弱势地位着眼,许多人都认识到农民需要组织起来,组织因素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于:要在个人和家庭努力之外去寻求合作努力的机会和空间。与民主的信念相联系,多数人总是顽强地寻找农民自组织的路径,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历史,对照看一看西方国家的情形,就知道这种自组织的指望不大。目前在农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代表的公共产品缺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高成本,已经对农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在宏观上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了,但是失去了生产队这样的生产性合作组织作为依托,无论是选举还是任命的村干部,都已经难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了。这个课题是不能回避的,迫切需要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38:43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寻找低成本管理与低成本服务的实现路径

  导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起成长起来的,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带来现代社会利益分配关系的复杂化,也使得利益分配范围急剧扩大和分配规则相对隐蔽,因此就带来“信息不对称”的极度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难以把握自身命运,连理解自身处境都发生困难,因此不得不求助于社会科学的帮助,这其实是社会科学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主流舆论和学术主导作用上升的原因。乡下人的“不明白”的地方远远少于城里人,农民通常居住在贺雪峰教授所称的“半熟人社会”⑤里面,“信息不对称”没有多少现实基础,因此不存在为少数人所主导的“社会科学”,群众舆论是基于“自主认识”的,基本上不受乡村精英的控制,这样乡村舆论就不能成为一种乡村精英用以整合多数人的手段,反过来群众主导的舆论对乡村精英却具有反向监督作用。

  乡村社会居民相对稳定、长期相处的特点,使得舆论的调节作用很大,农民多重视舆论评价和自己的长期形象,对舆论反应敏感并借以进行相互规制和自我调节,个人行为以“自律”为主;只有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面,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主要依靠契约和法律调节,人们的行为调节才转而以“他律”为主,这是城市和农村的一个重大区别,适应城市特点的各种管理方式,多借助强制实施手段执行,成本很高。乡村社会相对有效的自主舆论作用,可以作为对干部的反向监督资源和激励因素,在这里可以找到建设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契机。

  否定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重大理由之一就是管理上存在各种问题,由此干部和群众关系上也不理想,这当然是事实。然而包产到户之后,虽然干部和群众不再在生产和分配中间出现摩擦,但是体现在农民负担和乡村债务背后的干群关系紧张,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干群关系反而更加困难。看来群众监督干部的难题,并没有因为实现“分田”而有了回避的可能。如果最终难以根本解决生产队管理给农民带来的不快和问题,那么就要把这个作为合作组织的成本来加以考虑;首先在与非合作方式带来的代价进行比较之后,看能不能把成本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同时也要与合作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看是不是可以部分抵消对合作成本的排斥。

  合作有什么价值?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大问题一直都是“劳动繁重、收获不多且不稳定,对应的派生问题是没有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在灾害年景其生存受到威胁。”所以在农民最迫切关心的基本问题上,今天的工业基础能够提供部分机械去替代最繁重的劳动,生产队比单个农户的规模要大几十倍,对于个体农户难以承受一些常见的风险,如役畜死亡、家庭主要劳动力生病等,是具有天然抵御能力的,扩大基本生产单位本身,就能够自然提高承担意外风险的能力,这两者是无法以物质福利做数据统计的,但是农民并非不需要,它们是最现实的“非物质福利”。合作组织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和学习成本,对推动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

  繁重的劳动和易于实现机械化的,如在远距离输送  肩挑担扛  方面,首先是具备条件实现机械替代条件的;高扬程取水抗旱和机械脱粒曾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现了机械化,此外部分的机械翻土耕田和农作物收割也是具有实现条件的。这些机械化的替代成本都不是很高,不会对农民人均福利发生比较大的抵消效果,技术上也不困难,对把农民从传统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意义很大。同时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还不能放弃,西方那种全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对中国而言,不仅在资源消耗方面是不现实的,而且粮食产量也不如精耕细作方式下的产量高。大规模的生产队存在,能够带来对工业机械的需求,使得农民可以更好地享受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使得中国农业和农村能够与工业和城市保持有意义的物质和技术传递关系,避免城乡“断裂”现象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集体经济时代管理方面的重大教训就是:农业劳动力过剩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还毫无意义地要农民长年累月下田,最后增加的劳动投入实际上不可能导致产出增长,结果是农民干活窝工,不仅积极性丧失,而且导致农民对集体管理感到难以忍受。需要考虑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依托合作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和体育活动,让农民在生产之外能够实践有价值的生活样式,把增进非物质福利作为努力方向,去寻求人生意义的支点。盲目主张农民进城是不现实的,没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稳定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必然导致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即使物质福利方面有进步,也要考虑这一方面的损失带来的影响。在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同等收入实现的城市生活质量将远远不如农村。

  从古至今,管理手段主要局限于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精神激励三种方式,而根据毛泽东的总结,这三种管理手段可以归结为“物质刺激”和“精神激励”两种方式⑥。物质刺激手段的作用机理是,利用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在剩余分配上根据需要去制造等级差别,借以引导人们的行为,而精神激励方式则充分利用人们对舆论评价的感受。注意管理手段的选择,就要充分注意在乡村社会“剩余很少”和“舆论作用很大”的现实,哪一种模式才是合适的。

  在剩余很少的农村社会,人为设定剩余分配的等级阶梯去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样一种管理手段在使用上是要受到很大限制的,在此情况下,合作组织的管理工作就更加繁杂和琐碎,这意味着乡村精英要在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承担繁重的管理事务。要乡村精英在管理岗位上发挥作用,就需要考虑如何发挥乡村舆论有效的反向监督或者激励作用,这是寻求合作组织内部干群关系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探求反向舆论作用的条件。

  从毛泽东时代合作组织的经验看,精神激励作为对乡村精英的激励因素发挥作用,需要抑制干部、公共服务人员和农民之间个人身份与地位方面的分化。在集体经济时代,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都是享受与普通社员一样的待遇,每个劳动日是由所在生产队记10个分工,老师在放假期间还要与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中间的一员,大小队干部根本不脱产,公社干部和技术员多数人是半脱产性质的,只有少数公社干部是拿工资的全职干部,这个时候是存在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由于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身份,就没有社会地位与身份分化带来的鸿沟,农民对他们的评价和友善态度对他们而言是有价值的,换言之,他们的工作热情主要受到乡村舆论评价的激励,真正的物质激励作用是几乎没有的。今天的干部和教师是“吃商品粮拿工资”的,与农民中间具有明显的阶层地位分化,只要有可能,他们连找对象都要避开在农村的“职业”农民,做房子往往要到县城边上去找地方,因此他们对来自农民的评价,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看重了。这个时候,乡村舆论的激励作用即使还存在也非常有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空前突出,真正的服务意识反而淡漠了,服务的素质和对农民的服务态度都相应成问题了。

  从正面讲,精神激励可以作为一种对精英的激励因素起作用,从反面讲舆论也要能够形成有力的监督。今天的干部、老师、医生对农民的态度问题,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社会身份方面的分化弱化了由农民掌握的舆论激励因素,多数人对精英最有效的反向管理手段丧失了应有的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因。这使得除了追求物质利益之外,干部似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结果推动了基层政权向利益主体方向发展。看来让农民自己当干部,农民自己当老师,消弭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分化,是反向监督与激励生效的前提,是乡村舆论发挥制约作用的关键。我以为这是毛泽东时代能够实现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干群关系向良性发展的一个契机,这个成功经验的背后,就是要有意地防范公职人员与农民之间出现身份分化,实现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毛泽东时代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相对稳定,在社会管理中普遍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不仅是对管理层进行低成本监督模式,也是一种简便易行而且有效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尤其适应乡村社会的舆论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要解决对干部的反向监督问题,仅仅给群众一张选票是没有用的,必须落实到日常管理与监督中间去,在实现监督的方法上面,群众对掌握法律和经济管理手段都有现实的困难,舆论作用确实是最方便最有效的。

  而法律作为一种高成本的消极监督方式,对具有力量对比优势和信息优势的群体(如干部),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世界各国在立法实践中间,都逐步确立了一些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歧视”措施,去限制和抵消强势群体的优势地位,普遍规定了诸如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财产公告制度。而且法律这样的高成本制度也很难在乡村生效。研究“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却完全漠视乡村社会的特点,试图在剩余很少的乡村社会引进一种高成本制度,在实际中的执行结果都是放弃对权力最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这也是最近二十年基层干部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惊人的腐败和对农民的过度提取之所以可行,就是失去了乡村社会最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而监督失败首先是从制造身份分化开始的。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2:39:10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去掉“理所当然”的前提才能更好地兼容现实

  我们分析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将不得不服从农民数量难以大幅度减少,而同时流入农村的资源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限制条件,为此我们需要探求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

  笔者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将更可能引发官员不对下负责,滥用权力的问题可能也要比“自下而上赋权”方式更严重一些,但是我的分析前提是农民无法克服组织成本问题的障碍,在组织起来之后的内部管理上,也难以利用“物质刺激”和基于舆论控制的“精神激励”手段,换言之,就是农民合作自己无法解决组织成本和管理手段运用问题。因此外生型组织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是不得已的唯一选择,作为研究者,要刻意回避符合某种书本标准或者西方标准的“好制度”的诱惑,而是要面对现实去寻找一种适应中国农村特点、并且能够确实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模式。

  笔者关于农村合作组织建设的一点设想,实际上也是复活了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经验性的认识。是对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所作出的艰难探索里程的反省与思考,是总结了公社时代给农民提供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重要经验  抑制身份分化发挥乡村舆论的激励与反向监督作用;也根据自己的感受,注意了当时农民最为不满的僵化管理模式  一年到头都要下田,所以突出了农闲时间开展文体活动的设想。同时我的设想,都是基于农村不可能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系里面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中国农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其满足方式就必然要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寻找解决路径,因此农民就不可能照搬以高资源消耗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方案。

  人世间没有多少新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要么选择合作,要么选择竞争,并不存在第三种选择。选择合作就一定是要有一个组织形式来担负管理责任,其他的选择要么是一盘散沙,要么是大规模的私营农场,我认为私营农场不可行,一盘散沙不可取,剩下的选择无论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的,都恐怕和庄园有些类似之处,毕竟是一个在农村进行农业方面的生产组织。

  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还有没有“非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今天单个农户确实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中国是2.14亿个农户耕种不到1.3亿公顷土地,如果通过土地私有化方式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即使考虑户均3公顷的低水平土地集中,需要排斥的农民就高达3/4以上,离开土地的农民数量太大而且没有出路,即使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处境和感受,仅仅考虑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这也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合作生产模式,实际上是要恢复生产队,搞“社会主义复辟”。

  在社会现实中间,竞争也是以群体竞争方式存在的,竞争主要是在组织和机构内部实现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对外竞争的,在竞争群体内部发挥组织作用的因素只有两种:要么是权力,要么是资本。我们看到的工商业组织都是资本主导的,今天“国企”和“私企”的区别只是资本来源不同,在运作方面都是服从资本积累的逻辑需要;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总是权力主导,运作资源来自某种形式的“税收”,舍此之外,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了。在大同社会崩溃之后,现实社会里早已没有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体”存在了,许多人热衷于谈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叙述,实际上在国家和政府背后起作用的是政治权力,而在社会和和所谓市场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这些叙述都是拿“权力”和“资本”的特点作对比。

  资本进入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以农村教育为例,资本进入大概能够解决5%到10%的乡村富人的需要,此外大量的农民是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资本肯定是不屑一顾,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权力去完成这个任务,换言之就是要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勉强算是回答了“社会在哪里”的问题。而且在权力与资本的管理权威来源上,资本服从“所有权排他性规则”,只能是“私器”,而权力从性质上来说是“公器”,权力当然也会蜕化演变成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但是监督权力的基础是尽人皆知的。

  自从人世间设置了国家机器,出现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一直存在被少数人垄断用以牟取私利的可能,正如老子所言,“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然而“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社会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人世间政治权力、资本的权力和话语权总是为精英阶层所掌握,也总是在向精英阶层的利益倾斜,而因此确立的“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也决定了多数人在精英阶层面前的弱势地位,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悬殊使得“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为可能。但是相比较而言,权力监督还是最有可能的,至少在性质上决定了权力是“公器”,不涉及资本财产权和知识精英话语权的“自由原则”。只要考察一下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情形就会发现:对程序民主迷信的人,要远远多于迷信“均贫富”的人士,民主之所以可以成为迷信的对象,其基础还是在于这样一个认识:权力就是公器而资本不是公器。问题总是出在权力使用方向上,而且权力的监督也确实有困难,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最近二十年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因此就试图避开权力去解决问题,那是比较幼稚的想法。许多人坚定不移地宣称要为多数人利益说话,却一方面要求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权力)退出,一方面要求市场和社会(实际上是资本)跟进,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傻子,那就肯定是骗子。

  注释:

  {1}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三农中国”网站(www.snzg.net)。

  {2}蒋自强主编:《当代西方阶级学说流派》,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258页。

  {3}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

  {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77-281页。

  老田:自由职业者,430016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6:44:45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16:58:03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刊:为何2.8万条河流会从中国消失
核心提示:美国《大西洋月刊》指出,对地下水的开采缺乏控制和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才是河流消失的罪魁祸首。


参考消息网5月1日报道 外媒称,就在20年前,中国还有大约5万条河流,每条覆盖着至少60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约合2.59平方公里)的流域。但现在,根据中国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其中的2.8万条河流不见了。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4月29日发文指出,就中国损失的河流流域而言,几乎相当于美国失去整条密西西比河。这些河流为什么从地图和国家记录上“消失”了呢?来自中国政府的官方解释把原因归咎于统计上的差异、水土流失和气候变化。

中国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黄河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采访时说:“数字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过去的估计不准确,以及气候变化和水土流失所致。由于过去的技术有限,所以从前的数字估算采用的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不完整的地形图。”

文章指出,尽管这一解释貌似合理,但中国的网络用户  在向中国政府提出环境问题方面的一支活跃而强大的力量  却并不满意。美国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水利专家彼得·格莱克表示赞同:“气候变化是对世界资源的真实威胁。我们已经看到有关水的供应、质量和极端事件影响的证据。但是,中国面临的水的挑战远远超过气候变化的范围。”

文章认为,把这些河流的消失归因于气候变化符合当前的政治口径,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的,这在中国也没有争议。但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是,归咎于气候变化使官员们能推卸自己管理和治理不善、对地下水的开采缺乏控制以及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的责任。而这些问题更可能是河流消失的罪魁祸首。

格莱克说:“随着中国人口与经济迅速增长,国家经历了水资源的严重减少,包括严重的过度使用和污染。一些主要江河的‘消失’与工农业毫无控制和不可持续的水资源攫取直接相关,这种可能性要大得多,尽管气候变化今后可能会起更大的作用。”

文章称,河流消失的这些年恰逢中国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期。从1990年到2000年,城市面积扩张了5000多平方英里。不断发展的经济相应地造成水和能源等资源的紧张。耶鲁大学2012年的环境状况指数显示,在包括工农业和家庭用水在内的消耗所造成的水质变化方面,中国的水资源状况处于最差之列(在132个国家中排名第116)。

此外,对水资源的管理不善也使情况恶化。中国的主要水资源法律仅规定,为“大型”项目抽取地下水须经批准。这种缺乏具体细节的措辞导致了格莱克所说的全国范围的地下水超采。水治理的薄弱还造成了2012年的长江赤潮。这一事件仍使中国官员感到为难。

多年来,中国的地图绘制与制图技术一直很先进。新浪微博一位用户展示了青岛水道的一幅旧地图,相当详细地显示出大量的水道。这些地图是精确的。一名青岛城市史学家说,青岛的河流并没有被“勘测方法的改善”所消灭  它们仅仅是被改造成青岛纵横交错的公路而已。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会仅仅责怪气候变化和统计数字不准确呢?文章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容易利用的和流行的替罪羊,使政府能把河流消失归咎于自然原因而非人类活动引起的原因。

文章称,正如中国的网上反应表明的,对于把解决环境治理问题摆在如此次要的位置,中国公众可能是不愿接受的。鉴于河流目前的状况和中国对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当局比较有利的做法是彻底审视这一挑战的根源,在围绕这一问题的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两方面,都努力做到更透明。
 楼主| 发表于 2013-9-26 11:07:14 | 显示全部楼层
真实的日本农村房子是这样的(组图)





    据了解,在日本农村,各种各样的农民协作组织几乎无处不在。这种农民协作组织好处很多,既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又可避免贫富分化。

    日本农村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与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差距,甚至感觉比城市的生活还要舒适很多。

    道路、水电、卫生等各项基础设施完善,村前村后以及房前屋后都非常干净,流经村庄的小溪也特别清澈,空气更是非常清新。住房大都是传统的日本民居,干农活实现了机械化,微型货车较多。

    不过,村里人却很少,且以老年人居多,劳动力也以老年人为主,因为青年人大都跑到城市发展去了,这一点跟目前中国的农村很像。



















 楼主| 发表于 2013-9-27 21:35:37 | 显示全部楼层
法国人真能整,也喜欢高个什么之最评选。埃吉桑(法语:Eguisheim, 德语 :Egisheim)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久负盛名的葡萄酒村庄,因为入选2013法国最美村庄,而再度受到游客的关注。
埃吉桑虽然被称为村庄,但其历史,却从2000年前古罗马人,在这里开垦葡萄园造葡萄酒开始的。1000年前,这里出了一个重要名人  罗马教皇利奥九世。
这个略作处理的谷歌卫星图片,可以看出,这个村庄是一个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堡,只有四处很窄的城门可以进出。
这个只有1600多居民的小村庄,相当多的房子,居然都有8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个村子800年来,从来没有扩大规模,房子即使是翻修过,也基本是原貌。










欧洲这种到处可见的古城,让我这个来自所谓文明古国的游客一次次自惭形秽。保护文物,他们是说话算话的。
问题是,也没有一个村长、镇长能做出什么重大决定,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执行者。所以,这样的房子,才完好地保存下来,越来越显得珍贵。


你能猜出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吗?


因为葡萄酒吗?我真的怀疑这些陶瓷产品都是为埃吉桑专门生产的。

到底是葡萄酒村,到处都是葡萄酒厂  从一个酒厂门口看村容村貌。
一个饭店的招牌,食客恍如坐在天上人间?


这四个图,后三幅是饭店,第一个就是一户人家的家门口。


我发现这一幕的时候,很是吃惊。他们看到我的镜头,居然也吓了一跳  古朴啊!
到上面的谷歌卫星图片去找这条紧贴着外墙的北墙街、南墙街吧,因为有防御功能,很窄,但很好看。
我甚至认为,这一条街,才是埃吉桑最美的,也是我看到的最美的小巷。
一个颤巍巍的老人从房子里摇摇晃晃地挤出来,增加了这里的老旧气氛。

这种碎石路,在欧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走到这样的街上,看到这样的葡萄酒商店,我当时真的很冲动。
你看,这位女士,也忍不住回头凝望  她的先生进去出不来了!

奥,一回头,原来我就在最美小巷最美的地方。



当年的防御工事,如今居然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如此美的防御工事欧洲还有很多,但这里,无疑是最美的。
这位女士和她的先生终于跟上来了。
你还别说,没有他们,这条街显然就
我确实是选了个很好的角度,但在别的地方,能找到这样的角度吗?
忍不住多拍了几张,可惜当时阴天。
其实,根本不需要角度,随手拍也是这样美的。

想象一下,每天你一推开门,看到的就是这样的风景,会是啥心情?





这里的大大小小的窗户,路边的装饰,个个都是别致的。

南墙街也不算长,但真的是一步一景。
有时候花真的不需要多,就像有时候无语,就是最好的语言。



店铺的招牌,铁艺,个个都是历史印迹,都是文物啊!


南墙街的最后精彩处,我真的怀疑那个小房子是卫兵的岗楼。


就是,马可同学来了,怎么能不高兴呢?


这张不是在这里,也不是我拍的。但是,只要这里绝对也可以拍出这样的好照片的。


我在一些QQ群里,试着发了几张这里的照片。结果有人问我,这个美丽的村庄有没有门票?我一愣:没有门票啊?走进走出,连个大门、岗楼都没见到,甚至连个警察、保安都没有啊?
不对,我想起来了,有收费的。那就是在停车场停车,有个最低消费的,缴费最低2欧元起,晚上7点后免费  这不是欺负人吗?你说你收个10欧8欧的门票,我们觉得很适应,但逼我们交2欧元停车费,俺们就觉得不舒服!可恨的境外反动势力,你们就这样舍得赔钱来丑化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古城景区,我绝不上当!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3-9-27 21:53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3-9-29 15:37:15 | 显示全部楼层
欧洲多瑙河畔的各国家庭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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