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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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德国农村点滴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德国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现代化过程，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人数减少。对于德国人来说，从来不用担心农产品短缺问题，吃饭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近年来，环境保护主义在德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绿色对农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提倡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鼓励建立家庭农场，实现中国城市化的背景下，我们希望看到德国农村发展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经验或教训，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可以解决我国的农村发展问题？

    德国早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从低萨克森的农业博物馆的展品中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40年代，德国的农业机械就已经高度发达，在展览馆陈列了许多大型农用机械。我这次访问主要是在德国的北方地区。与南方山地不同，德国北方主要是平原地区，郊区大片大片种植油菜和小麦。与中国北方平原地区相比较，农天的面积更大，一望无际，在农田的中间散落着为数不多的村庄，农村人口数量很少，而且食品支出在人们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很小。农业现代化保障了德国人的粮食安全，二战以后出生的德国人完全没有经历过食品短缺或饥饿。中国的农业正在走向现代化，农村人口减少和农民人均生产能力提高，经营规模扩大，那么如果我们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到于现在德国同样的水平，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在与低萨克森农民协会的官员进行深入交谈，并访问了一些德国农民以后，我们发现，作为一个独特的区域，德国的农村与城市已经融为一体，城乡差别已经不存在。但是作为职业，农业仍然是不吸引人的职业，尽管农业规模已经扩大，但是农民人数仍然在继续减少，并且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

    1. 由于年青一代不愿意从事农业，所以农民的数量在急剧减少，大约20-30年前，德国有70万农民，现在只有35万，减少了50%。农民数量减少的结果就是农场扩大，在农场扩大以后，农场开始雇佣农业工人，这些农业工人大部分来自波兰或捷克。

    巴格女士（Ms. Barg）居住在里汉堡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她在低萨克森的农民协会工作，但是她本身不是农民，尽管她居住在小镇上，与农民比邻而居，而且她的工作就是帮助农民算账。她说自己是一位农民的后代，父亲使农民，在年轻的时候，她最主要的愿望就是父亲不要把农场传承给她，因为她觉得农业是在辛苦。后来她与空客公司的一位工程师结婚，现在生育三个孩子。他父亲把家里的土地传给了他的弟弟，他弟弟是因为个人的兴趣而从事有机农业和散养的畜牧业，农业收入并不高，主要依靠非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一个专职的农民。她说可以明显感觉到周边农民的减少。晚上散步，她带我们看了两户空置的农民家庭，说这两处房子原来都是农民的家庭，现在都已经人去屋空了。我们访问的农村社区，30年前还有差不多20户农民，但是现在只有3户农民。

    然而农场的过度扩大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扩大了的农场超出了家庭的经营能力，因而开始雇佣短期的外籍劳工。被访问的维纳·马斯先生（Weiner Mass）先生认为雇佣农业工人并不好，因为雇工没有经过培训，不会做农活。而农民都是经过培训考试才可以从事农业的。一个农民最多经营100头牛，再多就需要雇佣工人，他认为这种现象对于畜牧业生产不利。

    随着农业人口减少，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畜牧业（主要是鸡和鸡蛋产业），随着动物保护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动物福利，原来工业化生产动物产品的方式受到批判，对畜牧业生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而造成生产成本的提高，因此一些农民放弃饲养业。现在德国日常的动物产品，如肉鸡和鸡蛋更多地依赖东欧市场。在德国，尽管有机产品越来越多，并且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有机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在主要的城市都可以很容易找到有机食品的商店，但是农产品主要的销售渠道仍然是大型连锁超市，在大型连锁超市，消费者更多地愿意接受比较低的商品价格。这是东欧的农产品大量进入德国的主要原因。

    由于市场容量有限，而且生产有机食品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尽管有机农作物的价格相对较高，政府提供了较高的补贴，据马斯先生说，按照欧盟的制度，一般农业生产每公顷可以获得300欧元的补贴，而从事有机农业则可以获得每公顷800欧元的补贴，但是农民仍然不愿意种植。推广有机种植已经有差不多20年，但是种植有机作物的农民的比例仍然只有5%左右。

    农产品价格也是导致农业萎缩的重要原因。在过去几年，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许多农民的收入很少，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经营农业，转而经营其他产业。

    汉堡附近的农民威尔哈姆·格里姆（Wilhalm Grimm）是一个年近70的农民，他的子女不愿意继承他的农业，都受教育转而从事其他行业。由于农业收入比较低，所以他也转型做了养马农场，即在他的农田上建立马厩，供那些养马人租用。由于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人均收入较高，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养马。格里姆向每匹马收每月270欧元的管理和饲养费，马的训练仍然由马的主人承担。据格里姆说，自己有60公顷的土地，饲养50匹马，这样他每年大约有6-7万欧元的收入。但是考虑到6-7万欧元收入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的收入，而且农民的工作量更大，所以农业仍然不是吸引人的行业。

    而简·格道-施罗德（Jan Gehrdau-Schroeder）则在扩大生产，他家里有2.5个劳动力（妻子是教师，只有课余时间帮助家里养牛）。原来养了100头牛，此外还租赁了其他农民的牧场，用于养殖产奶之前的奶牛。在堆积牧草发酵的过程中，也会有许多年轻人一同干活，据马斯先生说，那些人不是雇来的，而是周边的邻居帮忙。从这家的状况来看，尽管他们在大型机械上有很多投入，但是仍然有许多工作必须人工来做，比如他家里堆积了许多废弃的轮胎，因为发酵饲料需要塑料布覆盖，塑料布外面需要一些有重量的物品来压住，废旧轮胎很适合用来压住塑料布防止被风吹走。我们去的时候正看到许多年轻人向饲料堆上抛扔废弃的轮胎，天气很热，工作也很累。从事农业仍然很辛苦，因而不仅仅是收入多少，还有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这些都使农业面临危机。

    在原东德的地区，农村发展还受到土地制度的影响。杰内克（Janek）是来自原东德地区的一个大学生，现在主修韩国研究。他很激烈地批评东西德合并以后的政策，认为原来东德境内的生产尽管比西德的效率低，但是仍然可以独立生产，但是在合并以后，西德迅速地使东德原有产业完全覆灭，许多东德人失业，并陷入贫困。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原来东德的土地属于集体农庄，农民在土地上耕作，但是在德国合并以后，二战以前的那些土地主人纷纷回到东德，收回了战前属于他们的土地，这些人有教会、犹太人等等。而那些尚未被收回的土地则转由国家所有，原来东德的农民便失去了土地。现在有许多西德人，甚至外国人到原来东德的地区租种土地，原来的农民经常离开农村。尽管也有一些地方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取得很好的效益，如柏林附近毕礼兹（Beelitz）位于原东德地区，现在以出产芦笋著名，并且推出自己采挖芦笋，从而吸引了许多柏林人，并因此发展出乡村的餐饮服务业。但是按照杰内克的说法，原来东德境内多数地区的的农业都萎缩了，毕礼兹只是很少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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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关注的农村环境问题，在德国是解决比较好的。在低萨克森州，我们访问了哈勃（Habur）小镇，小镇原来是农村地区，后来又越来越多在汉堡工作的人在小镇上建房，农民和城市居民混合在一起，从居住上已经很难分清城市人或农村人，经过当地人指点，发现那些农民的房子往往更大，也比较陈旧。一些农民家庭的房子已经没有人居住。农民的住房与经营场所并不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农村，困扰中国农村的垃圾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政府统一的垃圾回收系统可以像城市一样处理农民家庭的生活垃圾。德国各地推动垃圾分类，对于不分类的家庭，则增加回收垃圾的费用，在这里看不到城市与农村的区别。

    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有生活垃圾，处理的体系也是相同的，但是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在于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如作物的秸秆、牲畜的粪便。德国农村在处理农业生产废弃物方面，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首先是农作物的秸秆，据马斯先生讲，大部分都使用大型机械将秸秆直接打碎还田；另外一部分用于饲养牲畜。由于秸秆还田的比例很高，因而保持了农田的肥力，这大大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由于我们没有访问到单纯经营粮食种植的农户，所以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秸秆还田。据说由于单纯种植粮食的收入有限，只有大规模经营，比如农田在200公顷以上，单纯经营粮食作物才可以维持。在这样大面积的农田中，只有秸秆还田才能在保持环境卫生的同时保持土壤的肥力。

    对农村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牲畜的粪便，在德国，部分的牲畜粪便作为有机肥料，回到了农田，其余部分则用于生产沼气。在我们访问中也发现，粪便的还田也受到一些限制，比如粪便的气味不能影响周边的居民。在马斯的介绍中，发展沼气是解决牲畜粪便的主要途径，通过发展沼气，可以增加当地新能源供应，也保持了环境卫生。如果与中国农村对比，德国相对较大的畜牧业生产规模比较适合发展沼气。

    我们参观了一家沼气发电厂。这本来是两个农民，他们看到绿色能源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因而放弃了农业，转而建立了沼气发电厂，据说这个电厂可以供应1000农户的用电。由于德国对新能源采取许多鼓励措施，特别是允许新能源的小型企业甚至家庭所生产的电力进入电网，所以小型的发电企业也同样可以生存。他们生产的原料主要是周围农民田地的草，而生产沼气所产生的剩余垃圾作为肥料，被周边农民使用。

    食品安全也是农村环境的重要问题。如何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马斯先生介绍说，在德国，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都有计划，农民要填写生产投入的表格，定期向政府汇报，政府会检查农民的农药和化肥使用情况是否合理。因为所有农民都是经过培训的，因此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数量和方法。我们发现，对于农民来说，农业技术并不是复杂的问题，他们可以学习农业技术，包括农药和化肥的正确使用方法，但是面对复杂的税收和补贴制度，农民却感觉到无能为力，所以多要依靠专业人员的帮助。

    由于德国处于海洋性气候与大陆性气候过度地带，自然灾害很少，在德国的农业中只有很少部分实现灌溉，大部分都是依靠雨水自然生长。因此水资源的管理是很重要的，在德国，严格禁止使用地表水灌溉作物。在部分地区，有打井利用地下水，井深需要在80到100米，但是数量很少，这是因为 a. 打井需要政府的许可证，这不是谁都可以申请的；b. 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在水泵上装有水表，可以严格控制抽水数量，所以地下水的采集是有据可查的。而德国电费和水费较高，所以如果种植小麦、油菜等作物，用井水灌溉在经济上不合算。只有种植蔬菜或马铃薯等作物，才有可能进行灌溉。

    3. 农民协会是德国农民最重要的组织。农民协会是一个农民自己的组织，全国90%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协会，协会在柏林设有全国总部，距离政府很近，在各个县也都设有分部，在基层与农民之交打交道。

    与日本或韩国模式不同，农民协会是完全的农民自组织，其经费全部来自于农民缴纳的会费。农民缴纳的会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会费，根据农民的家庭人口和土地数量缴纳，其中包括基础费用80欧元/每人和3欧元/每公顷；此外，农民协会给农民提供服务，按照服务的内容，农民也要缴纳服务费，此项服务费用则根据农场规模和服务项目不同而收取不同费用。这笔费用部分留在基层组织，一部分上交到柏林总部。我们不知道农民协会的实际收入，但是可以看到，德国农民协会总部和卢伦伯格（LuLüneburger Heide）的农民协会都有很好的建筑物，雇佣了许多人员。

    农民协会的主要职责有两项，第一项争取农民的权力，通过各级农民协会，包括设在欧盟总部所在地的机构，农民协会代表农民利益，影响政策。按照马斯先生的说法，现在欧盟为农民每公顷土地提供的300（农作物种植）和800（有机农业种植）欧元的补贴就来自于农民协会的争取。农民协会的第二项任务是直接服务农民，如农场的会计工作多由农民协会的分支机构来承担，向政府申请项目，也多是由农民协会协助农民完成。

    实际上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农村发展的工作，如培训、教育、补贴等，农民协会所起的作用不是提供这些服务，而是代表农民影响政府决策。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农民协会也向社会提供宣传。按照马斯先生的说法，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不懂农民和农业的，他们只是知道需要低价的农产品，但是并不知道农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因此农民协会采取行动，举办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农业和农村。

    4. 德国农村发展给我们许多启示：

    首先，我们看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农业生产的规模必须适度，要基于家庭的生产规模。其次，使农业成为吸引人的职业，不仅是我们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需要我们有新的思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德国农民协会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机构不仅仅可以直接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如生产、创收、健康等等，农民组织也可以形成一个院外集团，通过为农民说话，反映农民的利益，从而帮助政府更有效地支持农业。

    德国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他们对农田肥力的保护和地下水资源的保护。但是因为中国和德国的文化背景不同，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达到农村环境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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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规律。物性法则，无论什么，更无论谁也改变不了。

          最近听说又有几位同仁移居县城工作了。当然都是比较优秀的。

          私下调查发现其实有很多有条件的孩子也纷纷转移城市读私立封闭学校了。

          很有意思的是，为解决县城教师拥挤问题，县教体局不得不规定县城教师轮流下乡支教，而且把‘支教’当做晋级必备条件。虽然支教老师就像应付差事的官老爷一样，闪一下就走人。有的甚至闪也不闪一下。更有甚者年龄高点的干脆内退。分下来的大学生支教年限一到也都纷纷找门路走人了。再分下来的寥寥无几了。

         如果说老师不愿呆在农村学校是因为条件差收入低偏僻破落的话，学生纷纷就读高价私立中又是为什么？农村学校不要钱，去城市每年要交5000左右的学费。为什么还挤着去？

          很纳闷，农村学校为什么留不住人？

我是一名农村中学教师，到乡里工作已经一年了。到学校上班没有多久就有人调，而且每个人在乡里工作时间长了都想调到县城或市里。年年招老师，但每年开学老师仍旧不够，在这里的农村各各学校都是这样，老师来了走了，更新太快。那么农村中小学为什么留不住老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吧。

　　　1、农村中小学工作制度不合理　。　特别是民汉合校，不好管理，就比如我们学校吧，所有制度只有罚款没有奖励。人病了只有住院才能请假否则罚款，家里人病了或动手术请假要罚款；迟到一分钟1元，早退一分钟也是一元等等。关系好的来不来不管，迟到早退不管，这有什么公平可言。那么罚了款钱用到什么地方从来不说。

　　　2、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不如城市　　没有任何福利，对老师从不关心，而工资和城市或县城工资一样。国家给的班主任费我们学校都不发，想想都郁闷，这样还有谁来当班主任。　

　　　3、农村中小学校生源问题　　　学生的成绩只要有所提升就立马走了，转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就读，剩下十来个人成绩一般或很差。转走的到了外面学不好了又回来，老师教着都没有激情了。

　　　4、住校老师的生活问题　　　我们住校老师有几十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虽说解决了老师的住宿问题，但没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一到夏天我们这里就缺水，每天我们要走一公里的路程去找水喝。有时两三天找不到水喝。冬天统一烧锅炉，最高温度没有超过18度最低温度只有13度，而外面的天气是零下22度左右。我们这里要到5月份天气才会热，锅炉一般只烧到3月份就停了，每天这个时候老师要病倒一半，还要带病上课。

　　　这些原因足以证明为什么农村中小学留不住老师。经常听到广播上说：要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工资要比城市高要比公务员高。我想这些只是说说罢了。我们的待遇从没有好转。　　这些都是我的亲身体验，写的不对的地方请给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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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磊：中美民众在失财上有何不同
    防止家庭财富的流失是一个大学问，只不过在人们更多关注投资收益的时候，对防止家庭财富流失无意识做的多，而系统考虑的相对较少。美国有首歌唱到：“如果我一无所有，我会什么也不在乎”。正可谓无产者失去的是锁链，迎来的是自由。但对于当下的民众而言，一无所有不是好事，而且也大不可能一无所有。在一个社会，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也不可能人人都是穷人，说多说少都会有些家底。人的一生在生存的基础上就是不断地攒家底，这是一个积聚财富的过程。家庭理财很重要，而人们心目中的理财经往往是如何获得更多的收入，如何进行投资，如何省吃俭用，这些都是家庭理财的基本概念。但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却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被忽视，那就是如何避免失财。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注意，10万元的财产可能会瞬间烟飞灰灭。

    先看一下中国的情形，有篇文章写的很风趣，在这里援引一下看看中国民众的财富在什么地方轻易流走。

    一、买股票。一部A股历史，就是中国股民的一部辛酸史。数据显示，从1991年5月到2011年5月20年间，大盘上涨了26倍，但二级市场的损失却接近30%，累计亏损总额近2万亿元。

    二、钱存银行。你想要你的资金缩水吗?那就存银行吧。众所周知，靠利差过活的银行给出的存款利率完全跑不过通胀。

    三、生大病。怕得病、病不起，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普遍焦虑，有的患者和家人甚至因此放弃治疗。一场大病，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负债累累。

    四、买社保。日前，网上有传言称"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更有网友指出，社保其实就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的特征就是下家给上家交钱，等到找不到足够的下家，整个骗局就要破产。

    五、遇诈骗。在中国，最赚钱的行业其实是骗子产业，小到谎称路边捡到金龟一次非法获利你几千元的小骗子，大到炒黄金网络传销一次非法获利你上千万的大骗子，还有短信骗子，婚恋骗子，官场骗子，贩人骗子，传销骗子等，五花八门的骗子们，每年要非法获利中国人3000亿元以上。

    六、送红包。中国人的“红包”传统历史悠久，从过年过节的压岁钱，到结婚、生子、乔迁、升职、入学，无不需要红包在手。收到一张请柬，就是收到一枚“红色炸弹”。

    美国人也有六项最容易流失财富的地方，但看起来没那么悲惨。

    一、家庭住宅保险不可小看。住宅是家庭的最基本要素，有了自己的住宅是好事，但住房的保险买的够足吗？这个问题好像在乎的人不多。住房保险主要关乎到当自然灾害如火灾、水灾、地震或是飓风等发生时对住宅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这点上，美国家庭其实也是考虑不太周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60%的家庭的住宅保险是无法弥补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2007年加州圣地亚哥发生火灾，烧毁的民宅有1500幢。遭受火宅的家庭一年后只有9%的受灾家庭可以重建住宅，余下的家庭重建家庭的费用要差上20万至30万美元。为何买了保险而又不能获得足够的赔偿，这里的关键是保险额度不高，保险公司在赔偿上自然只能是按照保险额度来理赔。

    二、婚礼没必要大操大办。婚姻是人生的大事，无论是为人父母还是新郎新娘从心里头都希望能将婚礼办得凤凤光光。婚礼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是一笔可观的开支，2011年，美国有85000个婚礼的花费超过10万美元。在纽约，一场婚礼的的平均花费在76687美元，如果是个小户人家，这笔开销绝对是个负担。

    三、不能缺少足够的伤残和医疗保险。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养家糊口，但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却被忽略，那就是一旦生病无法工作或是残疾了该怎么办？如果没有工作单位的福利或是相应的保险，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不仅无法赚钱支撑家庭生活，反而有可能成为家庭生活的负担。伤残是人们最不喜欢看到但有时却是无法避免的，一些危险性较高的职业例如建筑工人、矿业工人伤残几率较高，即使是坐办公室的人，也会遇到不测风云。美国35岁身体健康的人，在职业生涯中有21%的几率至少因为伤残而无法工作三个月，一些严重者的伤残时间甚至可以达到7年。

    四、自己创业要谨慎小心。美国人提倡自己创业，做个小买卖自己当老板。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协会的统计，美国小企业的开办费用平均为30000美元，而在一些需要设备或是租用商业楼盘的企业如餐馆、零售店，开办费用从15万美元至100万美元不等。如果花了钱，企业能办得兴隆还好说。但事实上美国新办的小企业在最初5年中只有一半的企业可以存活下来，其余的企业的命运是关门大吉。企业如果只是倒闭还好说，如果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那就是雪上加霜。

    五、避免花费金钱攻读不必要的学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古训。在美国也有这么点道理，读法学位、医学位一般需要七、八年，但出了校门干上律师、医生的职业，那收入就比很多的职业要高不少。但在美国一些强调实际工作经验的职业，硕士以上学位的投资虽然很高，但毕业后未能必获得较高的回报。美国经济不好，很多学子重返校园读书，一是为避免失业、二是为能找到高薪的工作。但美国研究生院的学费很昂贵，投资几十万美元也许就成了散财。根据2012年美国最佳商学院的资料，顶尖的商学院工商硕士学位一年的学费就需要85306美元，加上住宿费和其他杂费，一年的投资要在10万美元以上，两年下来就是20多万美元。

    六、避免不必要的法律诉讼。人一生中不打官司应当说是一件幸事，因为打官司最容易散财。当原告要花钱请律师，成被告也要出钱找律师为自己辩护。日常生活开车撞了人、家里的狗咬了行人，好心人帮助倒地的老人，一不小心自己成为“罪魁祸首”，还要付医疗费，这类事情发生并不是很难的事。在美国一个民事案子上法庭，各种费用花上10万美元那是稀松平常的事。现在汽车越来越普遍，但车祸也越来越多，就像住宅要有保险一样，车主也要有足够的汽车保险。汽车保险不应是简单的车辆损失赔偿，还需要人身保险。因为在车祸中，人受伤或死亡，医疗费用或死亡赔偿会较高。美国人在遇到人身伤害时，赔偿费用有时候是天价。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伤害严重，其律师打官司时首先要看对方的家庭财产有多少，假如被告的住宅就值100万美元，律师打官司时八九不离十会提出10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所以美国有一种家庭保险叫做伞险，就是一旦受保人遭遇人体伤害案子时，保险公司最高会理赔100万美元的赔偿金额。

    以上是中美民众容易让财富流失的六点比较，看过之后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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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互联网是破解三农困境的秘密武器！
高木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富足农民的问题。而要富足农民，就应该让每个农民在单位时间内普遍生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而要让每个农民在单位时间内普遍生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就应该让每个农民耕种更多的土地。而要让每个农民耕种更多的土地，就应该减少农民的总数量。而要减少农民的总数量，就应该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而要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就应该缩短社会全体劳动者法定劳动时间以腾空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并保障留守农民和进城农民的权益。而要缩短社会全体劳动者法定劳动时间并保障留守农民和进城农民的权益，就应该借助互联网工具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信用体系。

在纸币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富足农民的美好的愿望面临一系列两难困境。

困境之一：谁来吸纳农村劳力就业
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后，必然造成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更加过剩，导致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不仅造成农民工工资福利低下，进城农民工难以脱贫，而且还造成城镇原有劳动力的工资福利水平被整体拉低，原有就业岗位被挤占，城镇原居民贫困化加剧。例如，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针纺行业就业后，导致针纺行业工人工资普遍较低。

困境之二：谁来缓解城镇隐形失业
即便是进城农民工表面上在某些行业实现了低水平就业，但往往是以造成本行业劳动效率整体下降，隐形失业现象加剧为代价的。例如，黑出租车数量的急剧增加，蚕食了正规出租车的生意，造成每个出租车从业者空驶率增加，无所事事的无效在岗时间延长，单位时间内服务收入减少。商店数量的无限增多，从业人数不断上升，造成每个商店平均销售额下降，每个商店从业者无所事事的无效在岗时间延长。这说明，简单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只是把农村的隐形失业问题被平移到了城镇，劳动生产率低下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困境之三：谁来抚平民工潮民工荒
农民工无组织化的大量涌入城镇，虽然可以刺激如珠江三角等新兴工业区新开工企业数量大量增加，但同样是由于农民工的无组织化，造成农民工无法形成合力与企业主抗争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造成农民工劳动环境恶劣，工资福利待遇长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无组织化的农民工又会大量逃离这个地区，这些地区形成民工荒。

困境之四：谁来保障进城农民权益
在传统的纸币制度下，政府机构很难知道哪些农民已经进城，更难甄别哪些农民需要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子女就学机会和就业培训指导。政府机构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帮助农民工争取良好的劳动环境和工资福利待遇。每当年终岁末，拖欠农民工资问题往往就会成为新闻热点，甚至总理都要加入到帮助民工讨工钱的行列中。

困境之五：谁去集约化经营腾空的土地
如果农民用土地入股企业，企业主通过做假帐，隐瞒利润，拒绝向农民分红怎么办？如果企业倒闭，入股的土地被用来清偿债务，也就变相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也就变相的突破了土地私有化这条红线，土地兼并的悲剧依然在中国有重演的可能。如果农民不以土地入股，而是由村集体把土地集中承包转租给种粮大户或者农业企业，农业企业再把农民雇佣到土地上劳动，由于农民利益不再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又很难避免消极怠工的大锅饭不会重演。例如，张炎夏教授在上海郊区推行的在小农经济体制下实施规模农业的“金廊农业模式”中就发现，如果农民利益不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农民之间又缺乏相互激励和监督，被企业雇佣的农民就会出现“除草留根，晒粮不翻”的消极怠工现象。

困境之六：谁能避免土地兼并悲剧
有人提议土地私有化，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可用福利政策把数亿农民养起来。但是这种方法不仅会给国家财政增加难以承受的负担，地主们会抵制多缴税，而且还剥夺了亿万农民享有平等社会地位和谋求共图富裕的权力，土地兼并的悲剧依然在中国有重演的可能。

困境之七：谁能杜绝谷贱害农
谷贱害农，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为什么这种现象一直存在着，一直损害着农民的利益呢？这是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很大程度上说，供需双方实力的对比是价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虽然有近10亿农民，农产品又是人们的生存必需品，按说实力并不弱，可是由于农民是散户经营，如同散沙一样根本形不成与市场力量相抗衡的统一团结的力量，因此在交换的竞争中，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劣势。而工业品却不同，任何一种工业产品的生产厂家数量都是有限的，各个厂家之间都很容易形成价格联盟或价格默契。比如当电视机，洗衣机出现恶性价格大战后，总会有一个或几个企业率先让步，与其他企业坐下来谈判，为了共同的利益，这些企业都容易达成最低限价的妥协。即便是打不成妥协，价格继续走低，但是不用持续很长时间，一些企业就会偃旗息鼓，退出市场，竞争对手少了，产品供应量少了，价格自然就会缓慢回升。而农产品却不同，农民除了种地，没有最后的退路，价格再低，也要生存，也要种地，也要卖粮食，因此农产品价格就会出现惨不忍睹的状况。
即便是象国外一样，允许农民成立农业协会性质的组织，统一力量，维护价格，在中国国情下，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要想成立有效的价格联盟，就必须把全中国的农民几乎都囊裹进去，这不仅难以做到，即便是能做到，也会给农民头上附加上太多的清规戒律。农民将更加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国家几届政府，虽然也都看到了谷贱害农的问题，但是农产品最低保护价，却一直无法有效贯彻下去，关键的问题就是缺少一种有效的，强有力的政策执行手段。

困境之八：谁来有效制止农用物资价格上涨
要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就应该适当提高国家的粮食最低收购价。但是随着粮食价格的提升，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在跟风上扬，农民的实际利益往往并没有随着粮食价格的提升而同步增加。

困境之九：谁来弥补农村信贷资金缺口
多年来，虽然货币供应总量是充足的，货币流动性是严重过剩的，但是，由于货币过分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货币短缺的问题一直异常严重。留守农民连日常的生活都十分拮据，更枉谈规模化集约化生产了。目前，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直试图通过发放农贷，解决农村农民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在现行的货币制度下，发放农贷，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绝非易事。如：那家银行愿意发放农贷？农贷风险谁来承担？农户信用谁来保证？信贷资金能否发放到农民手里？信贷资金能否按计划使用？甚至农贷发放过多引发经济过热怎么办？等一系列的问题。

困境之十：谁来防范村级领导班子渎职腐败
目前农村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是，资源条件好的乡村，村支书村主任任人唯亲独霸一方，暗箱变卖集体土地等各项资源，截流农民各项应得收入，财务管理混乱，帐务不公开或者是走过场，长期不换届不选举，即便是换届选举，也是上下串通走过场走形式，普通村民要么被胁迫利诱，要么被变相剥夺民主权利。资源条件差的乡村，谁也不愿意进入领导班子，国家的各项政策难以贯彻，农民的各项权益无人过问。即便有人被任命或被选举到领导班子里来，也是怨气牢骚一大堆，对上阳奉阴违，对下吃拿卡要。拉票贿选层出不穷，村支书村主任走马灯一样变换频繁，每一届班子，几乎都留下一屁股甚至连帐本都没有的烂帐。如果村级领导班子建设得不到完善，即便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出去以后，留守农民也无法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

只有到了帐户唯一、财产登记、限用现金、网络观控的人本化电子货币时代http://www.rrhp.net/bbs5206/ccb/ ... 126185927&xxx=1，以上困境才有可能被一一化解。

困境一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新通道
虽然理论上说，只有大规模减少农民总数量才能富足农民，但中国的现实却是，不仅仅农村存在着数亿过剩劳动力，城镇也同样存在着数千万下岗失业劳动力。面对这种情况，通过大规模减少农民总数量的方式富足农民，岂不是一句空话吗？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劳动力过剩的几种成因开始，一步步分析下去。
(参看就业篇http://www.rrhp.net/bbs/ccb/topi ... 3223300&page=10)

困境之二：隐形失业现象可基本消失
人本化的电子货币实施后，尤其是轮流上岗制度实施后，可以根据社会整体的隐形失业程度，不断缩短法定劳动时间，始终把隐形失业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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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三解：劳动力有序流动成为可能
人本化的电子货币实施后，不仅每个每个农民工可以参照系统信息，自主取舍就职方向和就职行业，企业也可以有条不紊的实现市场供需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中央数据库可以随时快速准确公正地执行最低最高限价、税收、信用额度、市场准入等政策，由点及面对宏观经济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的观控，有力保障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农民工还可以通过唯一帐户，向政府举报违法行为，给违法雇主记黑帐，来有效的维护自身权益，企业主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恶化劳动环境，克扣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了。因此农民工的流动方向变得合理有序。

困境四解：进城农民权益可得到有效保障
人本化电子货币中的信誉帐户制度，不仅能保证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流动，极大减轻户籍管理难度和负担，更能在计划生育管理、制止假违法广告泛滥、侦破各种刑事犯罪等方面发挥事半功倍的系列作用。例如，当警察怀疑某个进城农民的身份和行为时，能够通过手持式读码仪对其指纹或者虹膜进行当场扫描鉴定，网络立即就可以调出的身份信息，怀疑就可以当场解除，那么，孙志刚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了。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每个进城的农民，可以根据其年龄、身体状况、实有工作技能、消费倾向、参考受教育程度等信息，自动获得信用额度等级。在这个信用额度内，每个农民可在国家为其设立的个人银行帐户里，自动获得生活性、教育性、医疗性等消费资金，或者是从中获取创业资金。同时政府可以根据每个农民帐户实际的收入状况、居住或就业地变化、子女情况，迅速甄别出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助学贷款和就业培训的对象，并通过帐户有效实施政策规定的保障措施。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现金流通范围逐渐缩小，绝大多数商业交易，工资发放一般都通过从一个公民帐户到另一个公民帐户的电子转帐来完成，而且任何一笔支付，都会自动生成为个人（老板）的信用记录，因此，不仅几乎任何一笔货币的流向都可经授权后被迅速查清从而在程序上极大减少了法律纠纷的概率，而且，也更极大减少了老板拖欠员工工资的主观故意。 并且，在人本化电子货币系统里，由于任何企业都可以获得充足的信用额度，因此几乎任何商业活动都会通过电子现款交易方式而完成，因而不会再出现赊欠等现象，因此，纸币制度下经常出现的三角债问题，在人本化电子货币制度下，几乎彻底会销声匿迹。三角债问题解决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也就基本不会存在了！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任何一个公务人员的个人信息都要率先在网上公开，因此任何公务人员的任何违规行为都逃脱不掉公民的眼睛。有真凭实据的公民随时可以通过实名备案，昵称举报的方式（既避免打击报复，又避免栽赃陷害），直接在网上向违规公务人员发布检举信息，并且这些信息也将直接影响到这个人的职务升降，工薪高低。因此，从此后，任何一个公务执法人员都不敢轻易地公报私仇，滥用私刑，执法蛮横，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了。

困境五解：集约化经营成为现实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离开土地的农民既可以直接把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或企业进行规模经营，也可以由村集体集中出租，进城农民按每亩地折合一定比例的粮食数量收取租金。农民也可以用土地入股企业，企业主已无法通过做假帐、隐瞒利润、拒绝向农民分红，由于网络观控下的宏观经济稳定，农业企业倒闭现象的发生概率很小，入股的土地被用来清偿债务的现象极少发生。留守农民也可以自愿组合形成形成政治地位平等、责权利明晰、管理民主、财务透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由于农民既是股东又是劳动者，利益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每个农民相互之间也可以利用信用帐户进行相互激励相互监督，“金廊模式”中除草留根，晒粮不翻的消极怠工的大锅饭不会重演。

困境六解：土地私有化的历史悲剧不再发生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无论是每个进城的农民还是留守在土地上的农民，无论是保留了土地使用权还是失去了土地使用权，都可以通过唯一帐户获得信用额度、社会保障和平等的公民权益，因此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意义弱化，因为土地兼并而发生的历史悲剧不会在中国重演。

困境七解：不通过农业协会也能杜绝谷贱伤农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几乎任何一笔收购农产品的货币结算都要通过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观控的帐户来完成，因此，国家颁布的农产品最低保护价，就可以有效的执行了。例如，国家规定玉米的产地最低收购价是1.20元/kg，因此，任何一个参与玉米结算的帐户，如果出现低于这个价格结算的情况，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并即刻冻结此笔结算业务。但前提是，农民身份的代表委员必须在人大政协中占有公平的席位，以督促监督维护农民权益法规的出台和执行。

困境八解：农用物资价格上涨可被有效制止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可以很容易对农用物资实施最高限价。假如，国家规定农膜的最高限价是13.00元/kg，平时农膜价格一般维持在10.00元/kg的水平上，突然一段时间，农膜的交易价格急剧攀升，并且观控系统还发现，这些购入方只吞进不吐出或吐出很少，吐出的价格也高出平时的毛利率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农膜价格没有高出11.00元/kg，那么，系统可以只警觉观望；如果交易升高到11.00-12.00元/kg的水平上，系统就发出警告；如果有的不法商贩把售价升高到12.00-13.00元/kg的水平上，那么系统就彻底冻结13.00元/kg水平以上的交易，并且由工商部门强行介入，并强行其按照13.00元/kg的价格向农民敞开供应，以满足农业的需要。
通过交易价格，交易对象和货物吞吐量的异常变动等因素，观控系统就能够基本判断出那些企业或个人是在囤积寄奇蓄意操纵市场。操纵市场获得的额外收入，就可以断定是非法的，不仅要收到法律惩罚还要被高额苛税。

困境九解：农村信贷资金充裕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每个农民，根据其年龄、身体状况、实有工作技能、消费倾向、参考受教育程度等信息，自动获得信用额度等级。在这个信用额度内，每个农民可在国家为其设立的个人银行帐户里，自动获得生活性、教育性、医疗性等消费资金，或者是从中获取创业资金。货币支取额耗尽负债额度后，帐户才自动冻结支付功能。由于现金的使用量和使用面大量压缩，因此任何人几乎都无法把个人帐户上的信用额度换成现金取出来，逃到外地偷偷挥霍。另外，由于每个农民个人帐户上存款是正数还是负数，数值的大或小，往往象征着帐户主人的能力和尊严，因此，爱面子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更积极劳作。农民获得信贷资金后，不仅基本生活得到保证，各项事业也会得到蓬勃发展。赚钱变的容易了归还债务自然不成问题。并且在中央银行数据库的观控下，物价也不会出现过热现象！

困境十解：村级领导班子渎职腐败现象消失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全体村民可以不受约束、不受蒙骗、高效率地行使民主权利了。比如，村民可以通过信誉帐户，在任意一个不受窥视的地方上网，在规定的期限内把众望所归的人选举到村委领导班子上。哪个村民投的是谁的票等信息几乎不会被任何人窥视到，村干部无法知道这些秘密，对不选举自己的村民实施打击报复穿小鞋的现象，几乎可彻底消失。凡是本村村民，无论是在本地务农，还是远在外地打工，只要他能上网，就可以定期对村干部进行民主评议。民主评议结果直接显示出来，反对票超过一定比例，罢免程序即可生效，同时新的选举程序即可开始。村集体财产收支都要通过唯一的银行帐户结算，资金的来源流向等情况，每个村民，甚至远在外地打工的村民都可以上网查到，财务公开变成现实。比如，国家拨付的扶贫款是否划拨到村民个人帐户上，打开电脑，输入查帐密码，就可一目了然。每项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多数村民网络表决通过后系统才开放授权。因此村级领导班子渎职腐败现象消失。只要村干部能够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村民可以通过投票给予合格的村干部高薪和其他良好的福利政治待遇。


有些朋友担心计算机无法在偏远农村普及、担心网络的安全和网络传输的带宽速度。其实，随着中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成型，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区、只要国家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降低手机成本、只要农民会使用手机、系统就可以让每个人的手机都拥有一个固定的IP、可以让手机上网的带宽速度极大提高、可以让保密安全级别最大限度满足实际需要。那么，基于下一代互联网基础上的人本化电子货币制度将是破解三农困境的锐利武器。

－－－节选自《人本化电子货币是和谐世界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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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是所有制关系和国民政治权利不平等造成的，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发展，农民会更进一步被边缘化，中国的农村实际上是不属于农民的，是属于国家的。农民对农村是没有支配权的，他的市场作用就是生产劳力。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所获得的都是劳动力价格报酬，在市场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中一般农民的劳动力价值是在不断下降的。所谓的农业合作社发展，在农民没有产权的中国永远都是劳动力。
      工业化、城市化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政府首要的把住城乡一体化发展和防止农民被边缘化。市场化机制下，必须有农民的产权制和国民平等制度，否则农民将会被社会边缘化。名义上的集体制和公有制实践上已成为政治的海洛因在无情地侵蚀农民权利。前30年平均主义割小生产尾巴，农村赶集都消亡，使堕化为繁殖工具，人多力量大；后30年，把工人阶级变成农民工阶级，把农民转换为无产阶级，这样就成功地消除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革命性，使社会老龄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最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应用，使中国成功走向大国强国，能办大事又稳定发展的举国体制,无私的“爱国”奉献之路！

      农村改革是为国家改革还是为每一个农民去改革，为每一个农民去改革那必须落实农民的产权和国民权。否则改革将会进一步使农民的权益被剥夺和被国家边缘化贫困化。温总理在副总理时就持那种鉴于印度贫民窟现象，只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权而没有去落实农民对的土地产权，使农民没有获得土地经营市场主体法人，今后反思起来会更加懊悔的。不过改革在继续，尽管有形成的复杂性，通过把承包经营权赋予市场化和固化，最终相信会能解决。但这么多年过去，农民利益损失有多大！农村大包干时集体所有制绝大都是生产队（村民组）为基础，过度到大队（村）核算的不多。现在一些地方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钱，除了划分部分青苗赔偿和补偿款给农民，其余都归了乡镇和村，即便在人民公社和文革时也很少有这种“一平二调”情况发生，甚至于挥霍乱用和贪污。征来的土地被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转一下国有，一亩地要高于十几倍，甚至于几十倍或上百倍的价格卖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你这是在让谁富？

     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绝大多是以“百家姓”家族和土地村落形成农村的自治社会，一定意义上讲，农村是农民的。农民过着勤俭持家的节约型生活，依附于自然风水，有绅士宗族社庙，做官的发财的绝大都是告老还乡，后而反哺家乡，有得是田园牧歌和柳暗花明又一村与《清明上河图》的繁华。而现在的农村是属于集体和国家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无产权和支配权。中国文化最厚重的是修身齐家。修身要仁、义、礼、知、信；齐家要忠、孝、节、悌。做人要福禄寿。这就是传统的人们向往的福寿安康的社会，我们现在的目标不就是要建设小康社会吗！
     “在中国，一茬又一茬军事集团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周期性地进行血拼，基层社会则延续着基本不受干扰的自治体系，直到上世纪中期引入苏联体制才将基层自治体系摧毁无遗” (黄卧云语)。
      令人遗憾的是，把原本的“中国”全抛弃是多么的可惜和悲哀。比如“百家姓”氏的家族村落的乡村自治的人伦社会是多么得和谐。现在的农村城镇化，再怎么改都觉得国人还是找不到根，无家的归属，老无所依，人的灵魂无处安放。建设和谐社会，也要从传承与中国的优良传统和文化习俗相包容出发，促进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有家族有民俗才有民族和民族文化，才会派生出民族自豪感，才会有爱国思想。民族英雄会使人民敬仰。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党的恩情大，这仅是一时文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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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称故乡在沦陷：不少中小城镇落后乃至凋敝

2014年02月11日 03:55  人民网-人民日报  


　【推荐阅读】新浪财经亚布力论坛·俞敏洪：家乡环境已经污染到无法回去养老

               新华社：工业化勿忘美丽中国 城镇化勿割断乡愁


    “回不去的故乡”何以绽放梦想(人民观点)


　　  城镇化进程的中国思考之一

　　本报评论部

　　“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将来时。比筑城造市更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在故园的地基上生长出孵化梦想的温床？

　　这个春节，一股浓浓的乡愁氤氲很多人心头。从年前“一觉醒来就是故乡”的期盼，到返城前“再看一眼雪中家乡”的眷恋，“故乡”这个词唤起了多少回忆与感触。在大数据时代的春运迁徙图上，30多亿人次的奔行呈现一目了然的轨迹。一头连着北上广等大城市，一头连着无数个地级市、县城、村镇。他乡和故乡交织而成的时空中，一部当代中国的“双城记”带来无尽思考。

　　“难忘日间禾苗香，最忆夜半月如霜。斜晖脉脉千村照，黄水悠悠万里长。念少时，想亲娘，此心安处是吾乡。”对很多人而言，回乡过年是一次温暖的旅程。然而近乡情怯，当不少漂泊者们把房价压力、雾霾侵袭、职场纷扰等抛在脑后，却发现梦中的故乡已恍如隔世，从而生发出“故乡去哪儿了”的感慨。

　　一项调查显示，春节过后，50.1%的受访者会去一线城市打工，30%的受访者选择二三线城市，选择老家或者家乡附近县镇的受访者，仅占13.8%。这种选择的背后，其实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奈。“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对很多人来说，人生的路径并非归去来兮的田园诗，更像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岔路口。

　　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痛处。当特大城市陷入人口爆炸困境，承载能力日益逼近极限；当一些人疾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呼喊着“逃离北上广”，却更发现，家乡小城虽然生活压力小些，却有着“机会更少，关系更多”的困扰、“拼能力不如拼爹”的重压、“物质更浓，精神更淡”的迷惘。故乡，或许还能安放一份乡愁，却难以承载躁动的梦想。于是，“故乡在沦陷”的感受在蔓延，“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选择题撕扯着人们的决断。

　　举棋不定的“双城记”，诉说着无数个体的命运轨迹，又何尝不是城镇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缩影？多年来，少数大城市凭借政策和资源优势，在极度扩张和膨胀之中成长为巨人，相比之下，不少中小城镇显得落后乃至凋敝，大片的农村地区更是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迁徙的故事，由此凸显更深层的问题语境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让许多人远离家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强化着“人往高处走”的磁场。蜂拥而往大都市的城市化定然不是方向，失去人气、流失人才的中小城市难免彷徨于无地。比筑城造市更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在故园的地基上生长出孵化梦想的温床？

　　春节期间，一位曾在北上广打拼的网友热帖引发强烈共鸣。从一线城市回到三线城市的故乡，这个年轻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那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和逃离，与其说是向往大城市，不如说是向往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的成长氛围、更大的生命张力。从大城市出发，重新发现故乡，我们既感受到了现代化不可阻挡的改造之力，也惊觉昔日家园正在新与旧的裂变中渐行渐远。让更多的青春重返故乡，最重要的是增进中小城市的发展活力，缩小与大城市之间的命运鸿沟，让它们有力量为梦想营造更多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轮城镇化浪潮中，“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的宣示会引起强烈共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理念会如此振聋发聩，“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成为了当代中国最为激越的声音。

　　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将来时。我们守望记忆中的家园，更需要在时代浪潮激荡中重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故乡。调校过度倾向大城市的发展天平，让资源更公平地分布，让机会向每一个归来者敞开，让现**念浸润于更多人的心中，故乡就将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实际上，随着创业就业环境改善，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涌动“返乡发展”潮，中小城市和广袤的农村大地，正为梦想的绽放培育新的土壤。

　　有人曾预言，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如果我们注定要落脚于城市，那么在这一个文明历程中，能否安顿好故乡、记得住乡愁，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能抵达怎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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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某县搞新农村建设，书记说了一句令人屌爆的话


西湖歌女 于 2014-8-20 10:06:3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嘿嘿，大家都逗比了，有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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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人不再热爱土地

2014年09月01日13:19  读书专栏  作者：林少华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林少华

　　也许年龄的关系，我越来越觉得，较之川端康成村上春树，较之日本文学外国文学以至所有文学，甚至较之讲台、课堂和大学校园，我衷心热爱的好像更是土、土地、泥土。还有比泥土、土地、土更神奇的么？你看，千姿百态的树、五颜六色的花、大大小小的瓜、长长短短的豆  你我赖以活命的五谷就更不用说了  哪一样哪一种不是土里长出来的？只要有了土，加上水和空气，其他概不需要。不需要饶舌的广播，不需要媚俗的电视，不需要自作聪明的iphone、ipaid，不需要那些劳什子。

　　然而，几年连续回乡，我惊讶地发现为数不少的农人不再热爱土地了。一如教师不再热爱课堂，翻译家不再热爱外国文学，烹调师不再热爱厨房，理发师不再热爱头发和发型，少妇不再热爱出国求学的丈夫……不不，问题比这严重得多、深刻得多，也危险得多。

　　说别的地方没有现实根据，还是说我热爱的故乡小镇吧。虽说是镇，其实和城镇定义了不相关，不过是人口集中些的村庄  农民并没有像乡长变镇长那样变成镇民，亦如没有像县长变市长那样变为市民。但若说毫无变化也不对。变化之一，即是这里一些农民不再热爱土地。那么热爱什么呢？拆迁！一门心思盼望拆迁，望眼欲穿，“拆”心似箭。每次回乡都听得拆迁传闻。一有风吹草动，人们便喜上眉梢，奔走相告。无他，盖因拆迁可以得到补偿。为了多得补偿，有人拔了庄稼栽葡萄苗，栽得密密麻麻；有人在房前屋后菜地上加盖窝棚，盖得密密麻麻。

　　几次传闻以传闻告终之后，人们开始变得气急败坏，愈发粗暴地对待土地，似乎拿地出气。大田地倒也罢了，即使住房周围也开始使用除草剂。什么“百草枯”什么“见绿杀”，光听名字都让人不寒而慄。路边、田边甚至篱笆外的草都蔫了，黄了，枯了，看着让人心头泛起难以言喻的痛楚。太残酷了！那样的地方长点儿草有什么不好？何必用“百草枯”？夏天没有绿色还叫夏天吗？何必用“见绿杀”？古人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形容草的生命力的顽强，可是，再顽强的草也抵不住这类农药。有的喷洒下去，三年寸草不生  三度春风吹不生！一次，大弟夫妇把大门通往房门的甬路两侧也喷了“见绿杀”，致使已经长出三四片嫩叶的牵牛花凤仙花石竹花连同杂草全军覆没，犹如激战后的沙场。出镇散步，枯草旁边有时候就是一堆堆牛粪、羊粪和猪粪  宁可施化肥，也不肯花些力气把粪施到地里，任凭土地眼巴巴地看着粪堆风吹雨淋。作为农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土地呢？为了得拆迁或土地征用补偿，情愿失去一代代农人与之相依为命的土地，失去哺育他们的田园。说极端些，简直成了土地、田园的出卖者、叛徒！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一九九三年去世的祖父。祖父生前一直住在小山沟的茅草房里。房子西边的山坡就是他的宅基地和责任田。坡地，土质不好，有许多粗沙和石子，是小山村最瘠薄的地块。可是祖父是多么热爱那块地啊！我时常看见他一边锄地一边把石子捡起扔去篱笆根。久而久之，篱笆根下整齐堆了一排石子。冬天外出每每提个苕条篓拾路上的冻粪。夏天呢，开句并非玩笑的玩笑，他甚至舍不得在外头撒尿，憋回来撒在自家坡地的果树下。我猜想，没准他疼爱那块地超过疼爱我们几个孙子。有一年在县城工作的叔父把他接到城里养老，他住了不出半年就回来了。“城里的水泥地哪是泥啊，混凝土哪是土啊，干巴巴硬梆梆的，只生灰不生菜，只长垃圾不长庄稼，我可受不了！”祖父指着脚下对我说，“你看，这才叫土，这才叫地，早上看看菜叶树叶长多大了，晚上锄锄草洒洒水，比什么都好！”直到八十岁了，祖父还守着那块地整天忙这忙那。我知道，那块地是他生命的凭依，是他快乐的根据，是他精神的寄托，是他的爱。

　　也许你要说，现在的农民和你祖父那代农民不同，哪有那么多闲工夫？NO！闲工夫太多了  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用来打麻将了。对于他们，麻将桌就是祖父那块地！

　　正如书房是读书人心灵的物化，土地、田园是农人心灵的外现。田园的贫瘠意味心灵的贫瘠。土地的荒凉意味心灵的荒凉。

　　呜呼，“见绿杀”，“百草枯”，被抛弃的粪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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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乡村很美，村庄不是连成片的屋子，而是独门独户，有前后花园，种着好看的各种花草和树木，房前停放着一、两辆漂亮时尚的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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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是避免经济危机的可能出路




    温铁军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要想真正做到大众民主，想让人民有意识规则、形成自我组织、具备自我力量，就一定要有一个渐进的包容过程。

   

      去激进化：经济危机时代的发展探索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可能发生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的生产过剩性危机的风险。而危机之所以尚未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国在秦朝时就完成了至今为欧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统。一个庞大的大陆型国家，可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国家提出“两纵三横”、“五纵七横”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投资银行，把过剩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甚至是中亚、西亚的基本建设，也都是源于这一思路。其二是城镇化，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人为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展战略。

    问题在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最终造就经济大危机，并走向战争。因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金融具有流动性，并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金融资本可以在0.6秒内完成结算，每一笔金融虚拟资本的网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计算。高流动性特点导致任何实体经济、资源经济、自然经济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因为你耗时太长，再短的实体经济也是漫长的。

    自清末民初至今，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乡村建设：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县翟城村，世遭逢乱而由乡绅维护自治。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况下，弱势中央默认地方势力，邀请社会力量化解乡治缺失，衰于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转为劣绅化。二战后民国政府又建设华西试验区，这是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建立的乡建实验。

    第二次是官方主导的乡村建设。1950年实现了和今天大包干一样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社会力量无力抗御资本剥夺。1949年建国时，经济上搞民族资本主义，而到了1953年，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到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过程中，高度分散的小农，都有交易费用问题，因此形成由国家主导的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是必然的。

    第三次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以民间为主体的新一轮乡建运动。

   

    成本转移与乡村自治：乡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无法再担任保护型经纪作用，从而导致劣绅化，因此才有诸多从乡村自治思路出发的乡建运动。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有600多个团体，1000多个实验区，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数字。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政权之后都面临经济危机，导致革命产生的政权往往短命。中国怎么解决的呢？农民战争中的农民要的是什么？分地。于是88%的农民人口回家种地，有吃有喝；新政权只管10%—12%的城里人就够了。小车挑担，就能把农产品剩余拿来养活城市人口，9个人养活1个人有什么不能养的呢？恰恰不是现代化救的中国，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回归小农经济，救了1949年深陷危机的中国。

    中国进入新一轮工业化是1950年开始的，为了方便从农村占有剩余，推进了农村的组织化。后来直到工业化完成，才对农村实现去组织化。50年代的改革是高度集体化、高度组织化，目的在于服务于国家工业资本，方便从农村提取剩余，成为唯一依靠内部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

    完成了工业化最艰难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形成了工业化大生产，进入了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外资导致严重外债，不还就导致国际关系破裂，还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国“3次上山下乡”，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了4000多万不能就业的劳动力。到1980年以后，这些人得回来，城市又遭遇危机，待业青年总数也是4000万，接着又是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庞大的农村承载了危机代价，它是一个劳动力蓄水池。而城市是一个资本池，资本池的代价不由资本自己承担。这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之一。

    1980年***推行包产到户，恢复了农户经济之后，开始了组织创新。到今天，中国又面临着分散农民再组织化、再制度化的问题。1950年资本的力量尚不够强大，而今天以民间为主的乡村建设，不仅面对着国内三大资本崛起和资本过剩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历史过程，也面对着中国不得不加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过剩资本又是向实体经济转嫁代价的过程。

    代价转嫁我归纳为“成本转嫁率”，它所对接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或萨缪尔·阿明的依附理论。在金融资本阶段，世界金融资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资本核心，金融资本的核心已经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锻炼成熟。

    只要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代价之下，它的成本会不断地向你转嫁，你的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就很难维持，除非你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能够良性互动的善治。

    自由与包容：当代乡建的精神内核

    2001年对中国内地来说是个大年，对台湾来说也是个大年，因为2001年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同时加入了WTO，纳入全球化，共同承载全球化的成本转嫁。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启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间力量的乡村建设。截至目前，中心参与建设的市县级乡村建设试验区就达10多个，涉及近50个村，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

    目前的工作有五个主要内容：一是在农村开展的生态农业，搞合作社；二是在城市建消费者的有机消费合作；三是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务中心；四是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让他们下乡支农；五是如何复兴农村文化。这五大系列构成现在中国内地上的大乡建系统。

    当年梁漱溟、晏阳初都说他们下乡来搞农民运动，结果发现农民不动。凡是下过乡的人都知道，要想让农民动起来是很难的，尤其是发动合作社，他只要不能马上见到好处，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让他搞有机农业、生态化，如果你不做，让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们最开始在村里搞的时候，发动合作社，搞有机农业，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先做起来，同时，要从文化活动入手，文化建设是成本最低、收效最高的工作。

    ***、**的国家战略中，开始讲生态文明，讲生态化的发展，讲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所有大企业也以有机生态作为自己的LOGO了。我们发动青年学生下乡、动员农民，如何让他们进入合作社，在城市郊区开展多样的市民农业。如今政党谈生态文明，也认同组织化，乡村建设走到今天可以做一些经验总结。

    最近，我们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历史性机会，开展了一些和百年来激进现代化进程有关的、去激进化的乡村建设经验总结工作。我们虽然沿用了“乡村建设”这一概念，但其实际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全面复兴。

    所以当我们从事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认为这个平台本身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平台，是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它不是被某一精英群体所垄断的，它应该是大众的旗帜。但当大众擎起这面旗帜的时候，又能看到每一个高举这面大旗的个体背后都有蝇营狗苟的这一面，你得承认小资的这一面，承认他们是大众的主体，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包容。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道德感往往很难接受这个道理，所以乡建者总说，我们只不过是多了一份包容。要想真正做到大众民主，想让人民有意识规则、形成自我组织、具备自我力量，就一定要有一个渐进的包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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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废除十年，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2004 年，***总理承诺：农业税将于五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千百年来农民向最高政治权力献出 “皇粮” 的历史宣告终结。

    十年后回看这一决策，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陈安提出：这项被认为 “解放农民”、受到一边倒赞扬的举措，在执行中也带来了一些预料之外的效果。

   动机以外的连锁反应

    从 1950 年代起，由于严格的人口流动控制和为国家工业化做出的巨大牺牲，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一直处于相对贫困、物质匮乏的境遇。改革开放后，农业的去集体化和市场化政策使得农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不过，农业税作为对农民生产最后的 “束缚”，仍存在了二十多年。废除农业税，对于农民群体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

    然而，制度和政策的转变，往往会带来动机以外的连锁反应。研究者在安徽、重庆、山东、福建、江苏五省所做的连续七年的田野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他的调查主要包括实地走访和访谈记录，对象包括了样本村落所属的镇（乡）政府、村民委员会以及世代生活的普通村民。由于原有农业税大部分归入村、镇级财政收入，作者也围绕这一线索性的疑问进行了探索：农业税的取消是否加重了村委会、镇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是，政府如何弥补减少的收入，而财政负担加重又如何影响基层的治理？

   村干部从村民生活中 “消失” 了

    在作者研究中的许多村落，农业税的废除极大减轻了村干部的工作量。对于财政越依赖农业税收入的村落，这一现象也越明显。

    在重庆的L村，村干部说，从前征收农业税的工作，虽然不像农业 “费改税” 前曾引起村民的暴力反抗，但仍被形容是一项 “不讨喜” 的工作。农业税被废除后，不讨喜的工作不用做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普通村民眼中，干部们甚至从他们的生活中 “彻底消失”。在 L 村，村干部如今的主要任务是计生工作、收取水电费、修路修桥和安排接收国家每年三万元、仅够支付村公所人员薪水的财政转移支付。

    在山东 W 村所属的镇人民政府，官员担忧地表示，废除农业税使得镇级政府看起来十分多余。镇级政府正在进行的 “分流改革” 正好说明这一问题——把因工作量减少带来的冗员安排至低薪次要的岗位，或者直接裁退，这无疑是缩减开支、稳定财政的典型对策。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一些村镇持续面临财政赤字，而在农业税被废除之后，失去了最主要收入来源的政府也不得不放弃挣扎，将问题推给上级政府。由于国家转移支付用于支持村级财政的部分由镇级政府分配，甚至有镇政府减少资金下放，留作己用。

   招商引资越来越重要

    “招商引资” 等市场化力量成为弥补收入缺口的重要手段。基于村镇政府 “口袋扁了” 的困境，村干部越来越将目光投向愿意在本村租地设厂、雇佣村民的私人企业，因为他们上交的税收和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十分可观。在江苏的 N 村和 B 村，镇政府负责吸引和联络投资者，而村政府则负责征收并租让土地。原来一村之长的村干部也变身掮客，角色彻底转型。

    不过，并非所有村落都受惠于招商引资。同在江苏的 M 村就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设施落后而缺乏优质企业进驻，口袋空空的事实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村干部的领导权威被削弱

    职能的转变带给村级干部的还有领导威权的削弱。村民们一度十分依赖村干部在技术上、组织上给予的帮助，并因为农业税的征收而与之建立了不错、或至少 “客客气气” 的私人关系。而伴随着农业税的废除和市场化力量的介入，村民们深感自己的生活已经脱离了村干部的帮助指引，许多村民的农副产品更是绕过村委会，直接卖给收购商。

    村干部在心理上也正承受着十分复杂的体验：收税的重负没有了，但领导的权威也荡然无存——毕竟，辅助计生工作，宣传党建文化，更多被认为是花瓶式的任务。

    这篇论文胜在积累和吸收了大量跟进式的田野调查资料，发掘和反思了许多仅靠理论层面分析而无法想象的问题。不过，在此研究不超过十个的样本村落中，只有一个位于西部（即重庆）；作者没有充分介绍样本选取的缘由和逻辑，使我们有理由怀疑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很好地反映出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