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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浙商:可怕还是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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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7 17:44: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0-5-10信水清流
  浙商的优点属于浙商,浙商的缺点属于时代。浙商的缺点其实是中国商人的共性,相信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真正市场经济环境中,浙商会真正成为让世人尊重的一个群体。

      最早接触浙商,是在8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10来岁的小孩,我们家乡是和浙江交界的,几个浙江丽水的人来到我家,那时候父亲是大队干部,他们要租大队的几间屋子做面条卖,那是刚放开个体户的时代,几个浙江人提了几斤桔子做礼物,还帮我们家插了一天秧  这也算早期的腐败吧?
他们做了一年还是两年,我忘记了,似乎也没赚多少钱,其中一个人娶了邻居的女儿,算是一大收获吧,要知道在那个“投机倒把”还是耳熟能详的时代,这几个浙江个体户无疑在我们家乡的少女心目中有点传奇色彩。还记得有个带头的对那个“搞对象”的家伙有点意见,说他不好好做生意,心思都在“搞对象”上了。
     可是如果我们穿透浙商的光环,冷静的去看,浙商其实一点都无法让人感到兴奋。
     依赖权力,能骗就骗
      浙商的22条军规,第一条是要看CCYV,最后一条是要留有后路;不要相信合约或合同;这些军规反映了浙商急功近利,为商业利益不在乎道德的弊端,而且浙商很多时候走上没有后路的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台州春和集团的一个高管,他说他的老板以前是台州市委宣传部长,在位的时候就悄然持有多家民营企业的股份,退休后号称白手起家,其实是把以前的财产漂白合法化。
      如果仅仅是希望官员的支持也就罢了,舟山首富舟基集团董事长黄善年参与舟山当地的围海造地、港口航道建设以及3100米“50年一遇”的标准海塘建设。海塘建设资金主要为当地财政拨款及公务员筹集。“其中公务员出资是强制性的。”这种官商一体化甚至盘剥公务员的做法就太赤裸裸了,黄善年2005年从上海回到舟山投资本金海湾项目,投产不到一年金融危机爆发,物流贸易急剧萎缩,而新的造船订单几乎为零。2009年11月,黄善年被纪委带走调查。
      广东是外贸大户,浙江人做外贸却是走的捷径,2003年浙江国税827.15亿,出口退税465.96亿,2006年,杭州市上城区国税局190户外贸出口企业中账面亏损的有147户,占总数的77.36%。上城区190家外贸出口企业的销售总额约24亿元,出口企业共缴纳所得税312万元,而当年上城区拿出的出口退税则达到了2.86亿元,平均每家得到出口退税150余万元。
      2006年上半年,浙江省共办理出口退税344.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2.7亿元。在省属65个市、县中,出口退税额超过出口退税基数的有55个。杭州市国税局人士透露:“2005年杭州市国家核定的出口退税基数是37亿元,实际退税却达到87亿元,地方财政负担超出基数的7.5%约为3.75亿元;今年估计出口退税总额要达到100亿元。”杭州被这些退税大户弄得没办法,以至于要用奖励来请它们离开。
      浙商的集装箱到了海上,就往海里倒货物。
      纳爱斯是国营化工厂改制而来,娃哈哈也是原来的国营食品厂,号称经商能手的浙商,两个大企业却都不是白手起家的,好在有个阿里巴巴给浙商挽回点面子。依赖权力影响了企业的自主经营。
      和官员合作,很多时候有隐藏风险,黄善年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2010年4月,浙江商人马明良在大丰投资开发房地产,投资了民营企业江苏大丰市宝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另一合伙人董事长聘用大丰市政府干部吕永明担任公司总经理,领取高额薪酬,滥用职权,以至企业亏损几千万。
       出身浙江农村的张国芳,小学文化,21岁闯荡至甘肃定西,凭借其精湛的木匠手艺,创办沙发厂,他在1990年代后期前往兰州。在数年的时间里,他奇迹般地成为甘肃首富,并在2003年以兰州国芳百盛工贸集团董事长身份登上中国百富榜,其旗下拥有一家年销售额达10亿元的购物广场、一个国际博览中心和一个五星级酒店等16家企业分支机构。在开发兰州博览中心的时候,为了解决资金难题,张国芳用满天飞的广告攻势和东方红广场黄金地段的吸引下,把300多间精品屋提前售罄。但是在建成以后,张国芳引进金狮百盛,以商场经营格局变化为由,将已经卖出的精品屋全部收回。张国芳食言而肥,用黑社会势力强行收回,普通业主只是拿到了原来的钱,连利息都没有退。有官方背景的人才拿到一点溢价,而他的高管却对人说“这是我们老板最高明的一点。”2004年5月份,张国芳被纪检部门以“协助调查”带走。
      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浙商的见利忘义还自以为聪明很多时候会害了他们自己。
       对于有钱人来说,要知道底线,无论是法律的还是社会道义上的,否则到了那一步就后悔莫及了。
      管理水平落后,藐视法律,只靠人海战术
      人们习惯称江浙,实际上浙江和江苏完全不同,和“无徽不成集”相提并论的有“无宜不成校”,江苏无锡宜兴出的大学老师非常多,浙江只有浙江大学一家进入了教委评选的211工程,江苏则有19家,从拥有院士的数量看,浙江院士数量不及江苏的1/3。就算经济实力远落后于浙江的安徽也有两家高校是211的。浙商的产品比如正泰、德力西、天正等集团各自在全国投资建立了几百家销售公司,浙江的产品才得以顺利进入全国。浙商的水平和珠三角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只是广东东西两翼的水平,比如广东的廉江就是世界电饭锅生产基地,饶平的谷饶镇就是内衣生产基地,在潮州,也有雅士利、汾煌食品这样的企业,前者正在准备上市,后者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已经破产,广东人从来是以东西两翼为耻而不是为荣的。浙江企业也是大起大落的,后面还会谈到。
      东莞号称要做世界工厂,温州却发誓要做世界的个体户,潘石屹在博客上回忆几年前第一次到温州,刚出机场,有人上来问,要买假钱吗?我说,我为什么要拿真钱买你的假钱呢?他说,三百买一千。他再到温州新机场,发现警方到处写着“护世博,护发展”的标语。虽然和“打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许生下来”的口号不同,不过官员思维是一样的。
      在意大利普拉托,4万温州人开了3500家工厂,这些企业不纳税、不缴纳工会会费或市政服务费被当地警方扫荡。浙商还是早期广东人去海外打工衣锦还乡的心态,他们就不知道学学广东人去美国开餐馆,把小孩培养成美国的商务部长,就是在美国刷盘子,小孩也有免费、安全的奶粉,也有免费的教育,还有免费的午餐,温州人赚了钱还要回温州因为超生交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在澳门,奥康开了个十几个人的小厂,却向欧洲出口了几十万双皮鞋,害的欧洲海关派人到澳门检查,奥康吓的关门大吉,把澳门送上欧洲海关的黑名单。浙商是导致欧洲向中国皮鞋征收反倾销税的推手之一。
      娃哈哈的起家是模仿广州中山一个小企业乐百氏,而宗庆后的年纪足足比何伯权大了16岁,虽然娃哈哈喜欢声称自己打败了乐百氏,可是乐百氏的老板何伯权把企业卖给达能以后,成了一个职业投资者,仅仅在7天酒店的6000万投资就带来超过10亿的帐面资产。他的成功投资还有久久丫、OFFICEBOX、诺亚财富、爱康国宾、九钻网、万乘金融。当宗庆后因为和达能的官司号召国人支持民族品牌,却被别人踢爆他早就是美国籍备受争议的时候,何伯权却在加拿大的草地上陪伴家人。
       同样的投资奇迹还有一个潮州印刷商人谢秋旭,在牛根生创办蒙牛的时候,他出资380万成为最大股东,后来蒙牛上市,帐面资产超过7亿。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44: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在乎利润,只在乎市场占有率
      浙江的大企业,名气都比同样规模的广东企业大得多,比如纳爱斯的销售额和立白差不多,但是广告做的很多,失败的广告更多。
      庄启传还是纳爱斯厂厂长的时候,企业经营十分困难,产品卖不掉。为了维持工厂运营,公司规定上至领导下至员工每人每月必须卖掉一定数量的产品。一个周末,庄启传到医院去看病,在医院门口碰到了公司一个女职工推着板车卖肥皂,她的小女儿撑着一把伞,坐在车上,庄启传看病出来的时候,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雨,那个女职工把女儿抱过来,整个人扑在肥皂上面。庄启传帮她把车拉到一个屋檐下面,那位女工说:“还好,肥皂没有打湿,谢谢厂长!”这个场景后来出现在纳爱斯《懂事篇》的广告中。
      雕牌洗衣粉用一个下岗女工的小孩懂事的帮妈妈干活已经有点灰色了,雕牌牙膏的广告更让人瞠目结舌,“我有新妈妈了,但是我一点不喜欢她”,虽然后来加了一句“真诚付出,心灵交汇”,现在离婚率是高,可是就算真正的离异家庭也不会喜欢面对这个,雕牌牙膏彻底退出市场,高露洁说:“我们用高露洁的目的是防止驻牙。”佳洁士广告是“不会磨损牙齿。”雕牌牙膏独辟蹊径最后只是落败。2003年纳爱斯推出天然皂粉,天然皂粉也花费巨大广告费,“你泡了吗?泡了。你漂了吗?漂了。”的广告让人摸不着头脑,消费者还没弄明白这个产品有什么优点和适用范围,就很快就退出了市场,虽然蒙牛推出奶粉和宝洁推出激爽也失败了,可是它们花费的广告费用肯定不如雕牌。激爽还曾经占有全国2-3%的市场份额,应该说没有什么亏损。
      2004年,纳爱斯在湖南益阳的投产2年的企业资产近7亿,负债率高达78%,除了把联合利华和宝洁汰渍都逼得降价,自己也在低利润的边缘。
   2004年上半年,德隆系崩塌,德隆所控制中富证券也应声倒地。浙江纳爱斯公司核心管理层有亲属及朋友关系的18名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向纳爱斯公司借款9亿元,在中富证券上海南京西路营业部开户炒股。6月3日,纳爱斯集团董事长庄启传与浙江丽水法院的法警前往上海中富取钱未果,纳爱斯在中富账户内尚余的6亿元巨资一时间成为悬案。纳爱斯在央视停播达半年之久。 这6亿元资金相当于纳爱斯这家中国最大的洗衣粉厂两年多的净利润,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如果不是与纳爱斯核心管理层有亲戚、朋友等诸多复杂且紧密的关系,是不可能借出这么一大笔资金的。而这6亿元资金,是各地经销商2004年年初缴给纳爱斯的渠道保证金,纳爱斯当时轻信了券商承诺的10%的短期收益,结果付诸东水。好在纳爱斯没有上市,要不然这种投资行为足以让公司管理层坐牢去了。
     2008年,纳爱斯集团销售收入增长率达到26.36%,而利润增长率仅为1.41%,
     经历这么多的挫折,纳爱斯竟然还能维持,浙商的顽强确实让人敬佩,只是那些被纳爱斯绑上的经销商,不知道他们是否满意这样的合作方式。2010年4月初,湖南株州龙头企业太子奶破产,欠下经销商大量押金无法偿还,和太子奶一样靠经销商押金在维持资金链的纳爱斯应该引以为戒。
      吉利汽车最早的车标因为和丰田有点相似,和丰田打了官司,虽然判决是可以使用,不过对于决心做自己品牌的吉利,显然不能在丰田的阴影下,这个车标被放弃了,在2007年,吉利开价360万全球征集车标,最后中标的大学生虽然领走了200万,这个车标还是被弃用了,反观比亚迪,那个英文单词因为和北方骂人的一句话接近,都说不出口,那个上白下蓝的车标也真的不能让人眼前一亮,可是比亚迪还是坚持使用,因为名字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牛津和哈佛都是很普通的名字,经过几百年才名震天下,做企业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老板要有百年之志。
      吉利早深圳比亚迪5年做汽车,却在去年被比亚迪超过,在香港股市,吉利的股票从1元多涨到4元,公司市值300多亿,而比亚迪却创下1500亿市值的天价,2010年1-4月,比亚迪汽车销量增长90%,达到20万辆,吉利仅增长25%,销量10万辆。当吉利不惧风险、完全靠融资吃下Volvo的时候,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与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洛杉矶市长维拉莱戈萨宣布在美国的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纯电动汽车的设计研发部门成立。谁更高明我们拭目以待。
       2009年3月,吉利邀请记者参观吉利,有记者提问:“目前吉利急剧扩张,而销售情况又并不足以补充其资金缺口,吉利汽车如何发展成为如此规模,希望吉利方面公开其融资渠道和资本运作方式。”“吉利目前很艰难,需要打基础、练内功。”李书福用其惯有的外交辞令避开了这些问题。某专业财经媒体记者对此不满意,接着提出请求,希望李书福董事长多谈事实,少讲观点,并提出让李书福就吉利目前艰难问题作具体讲解。想不到话音一落,李书福立即雷霆震怒:“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公安局,媒体没有权力调查我们,我为什么要跟你讲清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公安局,你们今天就不要坐在这个地方,我今天请你们到这来,不是要把财务报表对你们公开。”李书福突如其来的暴怒,令座谈会现场鸦雀无声。后来李书福自知失态,向记者道歉,声明收回刚才的话,同时公布了吉利目前的财务状况,使用银行贷款30多亿元,从香港资本市场调用资金20多亿元,配套商欠款60多亿元,负债额超过100亿元。其实吉利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急切心情,2006年4月与浙江慈溪市政府签约,在位于杭州湾畔慈溪经济开发区建造生产规模100万辆的汽车工业城,斥资188亿元。后又与济南市政府签署协议,斥资100多亿元在当地建设包含发动机、零部件以及整车制造在内的完整的生产基地。两地投资总额相加超过300亿元。而2009年上半年吉利汽车净利润只有5.595亿元人民币。
       都说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过大,风险很大,浙商在其中的“贡献”不可抹杀。而李书福的暴怒只能侧面反映负债过高给他的压力。
       最牛山寨局长“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局长”章宁泉一案中,章打着司法部授权指定“全国调查员专用车辆”的旗号,骗取浙江某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汽车;利用指定“中国护卫队专用皮鞋”的名义,骗取浙江某鞋业有限公司皮鞋。我不认为这些精明的浙商会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他们更象是各取所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了商业利益心甘情愿和骗子合作,浙商的价值观念实在需要提升。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44:51 | 显示全部楼层
企业上下只知道艰苦奋斗,不懂享受生活,抗风险能力差
      资本运作水平低,海外上市很少,民间集资、银行贷款高,银行贷款和民间集资流动性差,是落后的资本模式,不利于产权流动,更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
     因为资金链紧张,利润微薄,所以浙江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很差,在市场景气的时候还可以,一旦经济萧条,浙商跳楼、坐牢就很多。
     2008年7月初,号称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的义乌市大陈镇,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的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突然失踪。
      2008年7月19日,从温州永嘉县出逃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的老板朱吉光在乐清市的一家小客栈里以服毒结束了自己56岁的生命。朱吉光被多家担保公司要他偿还帮同乡担保的1000多万元巨债,而他的企业本身就有近千万银行贷款,他无力替人还款。担保公司讨债人员频繁“光顾”朱吉光的家和工厂。从上门催讨到使用链条锁门、油漆泼门。
      2008年8月13日,位于浙江兰溪的“浙江一新集团”董事长郑亚津因巨额债务纠纷,在其办公室自缢身亡。
      2008年10月11日,浙江绍兴最大的民营企业  “浙江华联三鑫集团”破产倒闭。上报给政府的材料称,其债务缺口高达72.82亿元,除涉及国内数十家企业外,还牵涉十余家国内商业银行。集团副总裁周振敏被绍兴警方控制,而另一大股东浙江加佰利集团董事长孙利永则失去联系,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其已经逃往国外。
      2008年10月,绍兴江龙控股集团负责人陶寿龙神秘失踪。同样是10月,位于金华房地产开发商浙江中港集团又传出老板丁庆平夫妇因拖欠2亿元银行债务而率领公司高管层集体外逃的消息。
      2008年11月,信瓯鞋业因为在四川投资房地产失误而倒闭破产。
      2008年12月19日浙江浦江影视大亨张世强突然失踪,据传外债16亿,比东阳的富姐吴英还要多。案发后张世强在浦江县城的4层楼房被人搬空了,还有人开走了他价值80多万元的凌志轿车,甚至拿走他老婆身上的首饰。曾因为诈骗入狱14年,直到10多年前才放了出来。这在当地也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相信他,借钱给他呢?
     说起来,这是个古老的骗局  庞氏骗局。张世强许诺给予高额回报,起初借钱的人都得到了高额回报,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相信他,包括一些有现金的企业也愿意拆借给他。除了看中高额回报,许多人还看中张世强在商界广泛的人脉资源。在浦江县城,与张世强关系密切的5个人,互为结拜兄弟,6人一起号称“六兄弟”。这些人,有的实业做得很大,有的在筹钱方面能耐不小。2009年2月张世强在青岛离奇“自杀”。
      2009年4月,杭州道远化纤集团巨亏20多亿元,老板裘德道不得不拍卖私人飞机,几次自杀被人阻止。在他的公司股东里,还出现了曾担任萧山区临浦镇党委书记、后下海创业的陈亚利的名字。
      2009年6月,在创业板即将推出之际,红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鼎创投)创始人、有“天使大哥”和“民间创投第一人”之称的刘晓人,却因无力偿还数额巨大的民间集资款,到浙江省德清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自首。
      2009年8月,顶着“中国鞋王”殊荣的浙江霸力(鞋业)集团有限公司倒闭,一个2000人的鞋厂迫不及待的拿什么“中国鞋王”的称号,只能说浙商的虚荣已经是走火入魔了,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为了配合官员搞政绩、拉贷款。
     2009年9月,义乌利达拉链厂倒闭,就这么一个两三百人的企业,也挂上了义乌市最具竞争力企业、义乌市专利示范企业,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产品、中国拉链十大知名品牌,号称品牌知名度位居拉链行业世界前十,老板吴琴英是义乌第一辆奔驰500车主,实际上,商人很多是低调的,买奔驰很多时候都是招待官员,只有官员才喜欢抽1500元一条的烟来摆阔,真正做生意的伙伴,谁会看你开什么车?人家会看你的客户状况、现金流和市场竞争力。
      和华为员工买车团购不同,浙江企业待遇差强人意,比如纳爱斯据传员工普遍只有2000元左右的月薪,当上主管以后可以购买公司股份,得到一点分红,这种金钱游戏对消费肯定是不利的。
       2009年, 杭州机场的客流量仅仅 1494.5万,在全国排在第9位,比昆明和西安还少。远远不及广州白云机场的3700多万人次和深圳2500多万人次。
     扭曲的资本市场,急功近利的投资
     耗尽了银行贷款的浙商,大量的使用民间集资,比如《浙商》记者披露,丽水市某银行员工曾先生说自己有纳爱斯公司股权7000股,因为手头紧张,希望以每股8元的价格转让。称其所持的股权为1993年纳爱斯改制时非公开发行的原始股。他说:“每年的分红有3000多元,如果3、5年之后公司上市涨到每股二三十元完全有可能。”这种带风险的股票,流动性很差,分红不过区区3000元。
      浙商急功近利,很多公司抛弃主业,投身房地产。温州已形成至少7个由实体企业支撑的房地产公司,每个公司资金规模在30亿元以上,主要股东来自服装、鞋革、五金等行业。连皮鞋制造商奥康和红蜻蜓集团都聚集了数十亿的资金,在昆明、黄冈等地运作商业步行街项目。
  雅戈尔是90年代的上市公司,当时营业额已经十几亿,2009年的收入里面,雅戈尔纺织服装业务净利润只有4.45亿元下降8.52%,86%净利来自股权投资和地产,股权投资实现净利约16.25亿元,福建的安踏和七匹狼却都是90%以上业务来自服装。福建的服装上市企业在香港股市已经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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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46: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人气最旺财富群体透视:浙商为什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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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online.com.cn 四川在线 (2003-06-24 10:03:08)
  
    编者按:人均资源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人均GDP多年稳居第一。不经意间,浙江以其民营经济成了新的“标杆”,而“超级活跃”的浙商更是民营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浙商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浙商是厉害的,他们的厉害主要不是叱咤风云的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浙商也是可学的,发达前十之八九是农民,白手起家,从“草根”长成“大树”。
  前《浙江日报》记者杨轶清的《浙商制造   草根版MBA》近日问世,该书对准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群体   浙商,解读“为什么低级的管理反而效率更高”这一现实悖论。不仅如此,作者将浙商的许多方面与粤商作了对比,而且把后者作为一种反面的例子进行参照:广东人很留恋既得财富,特别是当自己的经营前景不明朗时,决策上可能变得更保守。这当然仅仅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毕竟为广东的商界尤其是民营企业界,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不久前,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浙商既敢冒风险又低调内敛,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广东民营企业借鉴。

  阵容庞大

  知名的零点调查公司不久前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一项企业界人士调查结果显示,
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广东商人次之。在上海,浙商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

  《福布斯》首富榜上,2000年“中国50首富”,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比例将近1/5。名单拉长了的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中,浙江人最多,有17位。

  本土媒体首次制作的富豪榜,《新财富》中国大陆前400名富人里面,浙江人就有63名,居各省市之首。而这仅仅只是浙江省内创业的浙江人,如果算上外省市浙江籍投资者,人数将更为庞大。

  官方统计的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而2000年的“500强”中,“浙江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也可以说7家,因为第一名联想的总裁杨元庆,第七名上海复星的董事长郭广昌,都是浙江人。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截至2002年底,浙江省私营企业总户数达24.73万户,注册资本2515.43亿元,户均注册资金87.19万元。浙江现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私营企业334家,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3348户。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低调平实

  在《浙商制造   草根版MBA》一书中,浙商的画像非常简洁:

  一、刻意低调,公众知名度甚低。

  浙商都不喜欢见记者,年销售几亿几十亿的大公司,老板没有一篇个人专访,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其次,浙商也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是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比如,企业的千万元捐赠仪式,他会派代表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他也不一定赶回来陪同。再有,不多报销售利润,也是浙商的共同爱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浙江首富对《福布斯》说“不”,就是如此。2000年“中国50强首富”排行榜,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但出人意料的是,其中至少有4位表示“不会认可”排行榜。浙商的这种“对待荣誉有如对待批评”式的反应,与经常可以听到的国内一些地方的企业管理者统计“注水”夸大业绩比较起来,其不爱出风头的个性,显得十分突出。

  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首次评出的8位中国大陆商人之首、华立集团老板汪力成此前并没有全国的知名度,而华立2001年销售额就已达28亿元,利润3亿元,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电气工业百强之首;而汪力成本人是包括北大在内的全国五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口才一流。可是,他并不到处留话语,只埋头做企业。他有一条原则:只做不讲,或者多做少讲。

  二、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

  浙商普遍不擅表达,创造概念和新名词,不是他们的专长。浙商重操作,理性化的东西比较少,要概括浙商的经营管理规律,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娃哈哈老总宗庆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性格:我个人一向主张稳妥,娃哈哈这十几年的发展很快,但一直很稳。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原则: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做。但是认准了的事,我这个人是碰死不回头,不管什么困难,我始终信心很足,勇往直前,办不了,转个弯再走,一定要达到目的。

  这些年来,娃哈哈的经销商策略、专业化定位到组织结构、人事等变动甚少。而且,该公司1987年上儿童营养液,1991年上果奶、1996年进军纯净水、1998年推出非常可乐,2001推出茶饮料。每一个产品,娃哈哈都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最早做营养液的时候,调研人员的结论是市场饱和、退出竞争。后来做水、做茶,都在“旭日升”、“康师傅”之后。“非常可乐”,更是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最威风的时候推出的,但娃哈哈做一个赚一个,现在,除了碳酸饮料仍屈居两乐,茶饮料还在追赶“统一”、“康师傅”外,其它产品都保持行业第一的市场占有率。这正应了迈克尔·波特的一句话:“只有在较长时间内坚持一种战略而不轻易发生游离的企业,才能赢得胜利。”

  三、政治上积极稳健。

  浙商们的政治立场稳健可靠,态度谨慎。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商在领会贯彻政策时重实效而不赶时尚,与地方政府保持有距离的融洽关系。同时,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较开明理性务实。因此,浙商因为政治上政策上出问题的相当少见。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46:21 | 显示全部楼层
四、亏损少,失败率低。

  在全国有影响的浙商破产案几乎没有,在谨慎保守的中小业主那里,就是小企业破产也比例不高。在义乌这个工商业集中的城镇,问起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有歇业停产的,好像没听说谁破产倒闭了。

  五、长寿企业家多。

  浙江各地有一大批操持企业二三十年的常青树,经营非常稳健。鲁冠球、白骅、吴少华、叶雪康等经营几十年竟能做到年年不亏。宗庆后更表示自己绝对不会退休,除非干不动或不愿干了。

  “草根”变“大树”

  浙商中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给人印象深刻:肯吃苦、谨慎的冒险、节俭、重视学习,而学习的方式更多是观察别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课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饭,不在外过夜,挤出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每天从晚上7时到12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是外出开会也要基本做到。因此,只读过初中的鲁冠球,已有60多篇论文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发表,成为一个出口成章并著书立论、能写会说的“农民理论家”。

  《浙商制造   草根版MBA》一书认为,浙商的厉害,不在他的“高大全”,而是他的“低小散”。

  首先是他们的“低”,不仅仅是低调,“三无”起步的浙商,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

  其次是小,浙商的“身材个头”确实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浙江一直到2002年底才有一家年销售额超百亿的企业。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像著名的温州,其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就可以拿着走的东西。这些科技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但他们就是有竞争力。就是这些“大家都能做的”小商品,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做不过温州人。

  第三是浙商的“散”,也就是流动性和行业的广泛性。温州商人在很多场合被视为浙商的代名词,事实上并非如此。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着,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而不是打工,哪怕是养鸭种香菇,也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一句“商谚”,但这句话也许倒过来说更为准确:“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

  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然而,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已经逼近了百事可乐;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市场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四倍。

  按照西方学术的规模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

  而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都远在中国同行之上的跨国公司,竟然只有三成的在华外资企业盈利;草根企业居然比国企、外资同行有活力;浙商们“落后的低级的”企业组织却效率很高。

  因为他们虽然“低级落后”,但却符合中国的国情、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特点,他们知道这个阶段什么样的最好,什么样的企业组织最匹配。一旦,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们就能立刻由低向高走。

  他们虽然块头小,但是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了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而作为大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避免大企业常有的毛病。在浙江,实现这种规模经济,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   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极具竞争优势。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47: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最重要的是,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因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们最大众化,一则他们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发达前往往是农民。二则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浙商中的大佬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知识和资本,你也完全可能拥有。赤手空拳打天下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不要担心自己缺什么,进入门槛很低。他们的经验主义,他们的组合才能,他们的三流人力做出一流效益的本事,小业主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大老板也可以从浙商的低调内敛的经营实践中,悟到许多正面的启示。

  “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是浙商称雄的法宝。只有自下而上,才能不断向上,即使“草根”,也能长成参天大树,因为他有根。

  广东的软肋

  在《浙商制造   草根版MBA》一书中,作者将浙商的许多方面与广东作了对比,而且是作为一种反面的例子进行参照。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两个章节的一些文字,以期对正在“增创新优势/当好排头兵”的广东下一步发展有所裨益。

  作者在“广东企业透支了什么?”一节中列举了一大串曾经耀眼的名牌企业的陨落:“健力宝易主,李经纬靠边;科龙易帜,老班底出局,2001年巨亏15亿元的科龙戴帽ST;深圳首家合资企业康佳集团2001年亏损7亿元;乐百氏何伯权不敌‘资本的意志’,创业团体集体下课;有传奇色彩的国企老大三九集团遭证监会谴责,差点引发现金流危机,一贯形象良好的赵新先含垢蒙羞;也是加冕ST的昔日热水器行业领袖万家乐2001年巨亏近10亿元,而公司全年营业收入仅11个亿,这在家电类上市公司几乎是创下一项纪录;在全国洗衣机行业独领风骚十几年的广东中山‘威力’,却在短短两三年内,一下子陷入了高达16.18亿元负债的困境;再早一点,太阳神大股东以每股7分钱的超低价卖掉了股份;国内燃气灶巨头   中山华帝,创业的7位老板让贤于‘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姚吉庆,5年后姚被迫离开华帝重起炉灶,终于没有摆脱被资本离弃的宿命。这些中国市场的明星,广东企业的招牌,似乎突然间集体虚脱……”在逐一分析后,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广东特别是中山、顺德一带民企老板的财富心态:广东人很留恋既得财富,特别是当自己的经营前景不明朗时,决策上可能变得更保守。

  作者这样写道:“潮汕地区是我国商业传统最浓厚的地方,与温州一起被誉为中国民间商业文明的双子星座,潮汕商人和温州商人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改革开放以来,‘温商’与‘潮商’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走势,‘潮商退潮’之类的报道与几乎成为‘赚钱之神’代名词的温州商人的显赫声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潮汕人在不经意间沦为中国生意场上最有生意头脑却最为失意和孤独的人群。”

  对此,作者语重心长地指出:潮汕人的失意,错在偏重贸易,对实业投资和工业生产兴趣不浓。他进一步剖析道:跟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经济体系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也一样有“生态平衡”。经济体系的生态系统主要有两个跟大自然土壤一样重要的基础性环节,一是法制和信用,即保证企业主体自由自主的良好外部环境;二是制造业,一个大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体系,必须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基础,否则容易陷入浮躁和急功近利。

  杨轶清其人:从记者到浙商

  人均资源指数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是一片生长财富的水土,浙江人拥有敢为人先,敢冒风险,聪明又肯吃苦的特质,重商文化是浙江民营经济大面积活跃的基因。事实上,在《浙商制造   草根版MBA》一书作者杨轶清身上,就充满着这种“浙商精神”   浙江人敢闯敢干的创业精神。

  杨轶清原系《浙江日报》记者、浙报集团所属今日早报部主任,不久前赴总资产50亿元的中国最大民营旅游投资开发集团   杭州宋城集团,任董事长助理、战略发展总监。从写“浙商”到成为“浙商”中的一员,他的从“记者   浙商”的转型体现了浙江人的务实理性和浙江民营企业的吸引力。

  1994年大学毕业,杨轶清分配到浙江日报社工作,做了两年记者后,他就被聘任为浙报集团子报的部主任,他自称自己的兴趣在于以记者的眼光和职业优势,去解读正在快速变化中的“现在时状态的历史”。2001年下半年,在众人的不解中,他放弃部主任职位,“躲到一个角落里”,得到报社支持,专心去做一个省重点课题研究,这也是本书最初的源头之一。

  2000年,《财富与未来》一书出版,杨轶清是此书策划人和主要撰稿人,《财富与未来》一书首次提出了“浙商”概念,初步解析了浙江民营经济活跃的众多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的因素”,受到一直推崇“浙江模式”的吴敬琏老先生的关注和肯定。

  采访过浙江几乎所有知名民营企业的杨轶清,认定“中国经济的明天就是民营经济的今天”,身在其中的杨轶清已经不再满足只当观众。杨轶清曾经说,在浙江做记者特别是经济记者是有幸的,因为这里可以观察到中国最新鲜的实践。如今,“有幸的浙江记者”又有了一个新的舞台。从“观众席”勇敢地走到“舞台”中间来,对杨轶清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名家论浙商:

  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非常有利于发挥华人的才能,浙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

     吴敬琏

  与其它沿海省份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很灵活。

     茅于轼

  浙江人勤劳务实,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其活力和后劲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钟朋荣

  浙商语录:

  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取之而有道,用之而欢乐。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控制人的物质欲望有利于磨炼自己的意志。当企业家如果光会享乐,早上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企业家就成不了企业家,是败家。

  不去赚太好赚的钱。

  不工作就像有病一样,生命就好像没有被激活。

  思路决定出路,作为决定地位,一切都是人为,时间检验行为。

  多看则清,多听则明,多思则准,多干则成。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钱尽其值、各尽其能;一天做一件实事,一月做一件新事,一年做一件大事,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为顾客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利益,为员工创造前途,为社会创造繁荣。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人友,创万年业。


南方日报        编辑:未来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48:30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浙商看深商
  浙江民营经济考察情况汇报




  3月份,随团对浙江民营经济作了一番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浙江民营经济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和感触用几句话来概括就是:
  在地少人多、资源并不丰腴、交通非常不便的浙江,浙江人,特别是浙江农民,在自己找饭吃的过程中找到了市场;他们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在制造产品的同时创办了企业,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锤炼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众多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抱团结伙,形成了气候,“全民经商,以商为荣”的商业文化和商业氛围不仅影响了工商社团的组织构成和运作方式,而且深刻影响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浙江民企的这些商业经验和商业精神,对于正在致力于打造国际商业都市的深圳来说,极具启发意义,显得弥足珍贵。
  1、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浙江农民企业家与我们深圳靠土地出租富裕起来的本地原住居民有着本质的不同。浙江大部分面积都是山区,道路崎岖,耕地稀少。例如温州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粮食作物难以供养日益增长的人口,所以温州人历来就有外出谋生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吃尽千心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推销小商品、贩卖皮鞋服装、开设小店、发廊……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们远离故土、游走四方的初衷是不甘于家乡的贫瘠,希望凭借自己的小手艺、小买卖出来混一口饭吃。大生意做不了,就做小生意,大钱赚不了,就赚小钱,针头、线脑、纽扣、拉链、打火机、圆珠笔、低压电器、荣誉证书、手工艺品……什么投资少,什么门槛低,就介入什么,白天做老板,夜里睡地板,开始是兜揽生意、赚取差价,接着是自己接受订单生产产品,生产规模一天天扩大,企业品牌慢慢打响,泥腿杆子摇身一变成为呼风唤雨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崛起于最艰难竭蹶的人生低谷,来自市场、洞察市场、精于算计、善于周旋、有胆有谋,熟悉企业商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不仅拥有企业,更重要的是锤炼出了企业家的精神与气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深圳原住村民。香港制造业内迁,财富和投资外溢,流向深圳和珠三角,深圳本地农民凭借地理位置优势,以土地资源作为资本参与国际化的产业分工,赢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们一夜致富,住洋房,开洋车,享受现代生活的舒适与便利,但是他们大多数不知道在自己出租的土地上建的是什么样的工厂,生产的是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这些产品最终销往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人买,为什么可以赚到钱,他们通常只知道按月、按年收取地租、房租。当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坐收高额地租;当宏观经济调整、不景气的时候,他们的经济收入就难以为继。因此,深圳的原住村民虽然已经初步城市化,身份上成为城市居民,但是本质上依然没有融入市场、没有融入城市。龟缩在集体经济卵翼之下的深圳本地居民很多还没有成为合格的现代工商业者,更少成为经得起市场摔打的民营企业家。
  2、与深圳民营企业群体各自为战的现状不同的是,浙江民营企业有很强的族群意识和团队精神。浙江的民营企业通常发端于家庭工厂,往往是一个家庭一个作坊,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元,家庭中派一个反映灵活的成员出去跑销售、跑采购、跑合作,其他成员在家生产。户与户、村与村、镇与镇、市与市,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块状经济,经济板块之内全民皆商。血缘、乡谊、共同的生意背景将千家万户联结在一起,对内成为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对外开拓市场的时候又互为援手。地方方言如温州话就是生意人相互信誉的保障。温州“地下钱庄”等民间借贷的信誉,既靠商业手段,更靠族群之间、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来维持。闻名遐迩、由数万个摊位组成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各个家庭作坊、私营企业对外销售的共同窗口。一些温州人在海外经商互相帮扶、抱团打天下的事迹也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
  深圳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主要由外来移民构成,很多中小企业主迄今还在这个城市“暂住”。他们大多是从“三资”企业的流水线上出来的,是从销售一线或技术和管理层面成长起来的,他们有技术、肯吃苦、懂管理、起点高、知识储备丰厚、企业经营的理念比较先进,这些方面完全可以与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相媲美;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中崛起的新生代民营企业家,他们的某些品质和素质是浙江一般的农民企业家一时难以企及的。但是在商业制度尚不规范、不完善的今天,在一个陌生的、归属感欠缺的移民城市中创业,深圳的企业家难以抱团结伙,以集成的力量去开拓市场、开创事业,深圳的商业信用不能与温州“地下钱庄”式的地方特色的信用相提并论。深圳的企业家是孤独的。他们摆脱血缘、乡情、邻里关系、行政隶属等熟悉人社会中的一些羁縻来深一试身手,尽情展开自己的商业创意,付出的代价是要独自承担一切商业风险。他们在商场中左冲右突,上串下跳的时候,环顾左右,经常发现自己身边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当他们冲出重围、横刀立马、顾盼自雄的时候,也往往要重新回到故里才能沐浴成功的荣光。所以如此,原因是深圳已经步入陌生人社会,但是建立在陌生人社会基础上的新的社会文化还没有形成气候,无法为新兴的企业家群提供及时的文化抚慰和恰如其分的文化评价。
  3、浙江民间企业的非凡活力看起来也影响到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由于浙中南地区地方偏僻、又靠近“战争前线”,国家重点建设投资历来较少,当地政府对经济建设的投资也非常有限。这里的浙江人“上岗”的本来就不多,“下岗”的当然也就少,没有饭吃了,没有办法“怨”政府,自己办企业,主要也是靠走市场的路子,很少依赖政府。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难题,也是自己想办法,用商业手段来解决。例如在国有银行一统天下,民企融资十分艰难的局势下,温州人有钱不存国有银行,而是存入风险很大、但收益也很可观的地下钱庄。地下钱庄不仅缓解了民营企业的创业融资难题,还因此催生了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民间金融市场。又如在国家证券发行与交易市场对民营企业大门尚未开启、深圳民营科技企业在苦等创业板的时候,浙江民营企业为了筹集更庞大的资金,不断吸收社会投资,一些民营企业股东人数有200多人,虽然没有通过上市集资,但是筹集的资金数量亦极为可观,解决了企业规模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且公司内部严格按照股份公司章程运作,非常正规。温州等地的城市基础设施甚至高速公路、地方机场都由民营企业来投资,政府只投启动资金,只起规划和牵头作用,后期投资和经营管理都放手交给民营企业。温州市政府的自身定位就是“适度政府”:当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该管的认真管好,不该管的坚决不管。
  温州商会的历史据说有百年之久,现今温州的行业商会非常活跃,在市场开拓和对外商业谈判中,行业商会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与国内其他商会与行业协会的“二政府”形象有很大分野。温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中的私营企业代表据说已经达到50%以上比例(口头信息,尚未求证),而我们深圳一些区现有人大代表中没有一个堪称真正的私营企业家,现有政协委员中,民营企业家也凑不成“一桌”。民营企业家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所占的比例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是否重视,更体现在一个地方的政府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否接纳和认同。在农业本位和官本位意识非常浓烈的地区,商人的行为和品德往往被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往往是在政府官员之下的;或者一个地方的商人如果还不成熟,还有许多为人诟病的行为缺陷和道德缺陷,商人也难于赢得社会公众的普遍尊重。只有在一个地方,当经商成为社会常态、商人成为社会榜样、商业经验和商业智慧广受青睐的时候,工商业者才会被社会主流文化广泛接纳和认同。我们在与浙江公务员恳谈过程中发觉,他们对本地商人的钦佩与欣赏情不自禁地溢于言表,他们是由衷的,而不是口是心非的。在浙江温州、义乌的市井通衢、茶楼酒肆当中,来来往往的都是生意人、侃侃而谈的都是生意经。凌晨2、3点的温州“美乐食街”,还有不少温州人一面吃宵夜,一面谈生意,流连忘返,与酒店墙壁上“清明上河图”的装饰画交相辉映。一种不乏温馨、具有浓郁乡土气息,但绝不同于农耕文明的新型商业文化氛围正在酝酿、成型。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48:52 | 显示全部楼层
基于以上的考察心得,对于推动深圳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我有如下建议:
  1、以“苏南模式”为前车之鉴,以“温州模式”为学习榜样,将深圳集体股份公司的规范化、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使之成为深圳本地民营企业家的摇篮。以深圳原住村民为主要股东的集体股份经济是迄今为止深圳市最庞大的、非市场化的资产,产权不清晰、运作不规范、集体股权独大、资产沉淀严重,不仅没有培养出创业型企业家,而且日益成为深圳城市发展的一块心病。消除这块心病的良方是彻底抛弃对乡镇村集体经济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向二次创业的温州农民学习,打破集体经济所有权的硬壳,将村民股权明晰到人,允许市场交易,将沉淀在集体经济中的资产流动起来,让每一个村民都有权支配、经营自己的财产,同时也承担相应的风险,“置之死地而后生”,让市场将深圳本地居民锤炼成民营企业家。
  2、成立深圳移民事务局,致力解决深圳外来创业者的户籍问题,增强民营企业家对深圳的向心力和归属感。深圳今天的现实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生、知识打工族,离乡背井,投奔深圳,在这个旧的计划经济模式业已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的移民新城中打拼、创业。这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各自拥有知识专长的男男女女与深圳早期流水线上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同的,单纯的物质激励安抚不了他(她)们那驿动的心,他们不是想在深圳赚几万块钱就荣归故里,盖房结婚;他们的人生理想也绝不局限于走下流水线,走进写字楼,做个文员、主管;他们要在深圳安家,他们要把根扎在深圳,开花结果,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他们希望自己是这座城市的真正的一分子;他们最恐惧的是漂泊感,是居无定所,是心无依归,是婚姻没有着落,是事业没有机会,是生活在别处,是在别人的城市里自己找不到归属感。目前,网上舆论对深圳多有抱怨,发帖最多的网友大多是没有深圳户口的白领。成立深圳移民事务局,以灵活多样的手段解决深圳知识移民和有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工商业者的户籍问题、归属感问题,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当务之急。
  3、打造“深商”概念,使之成为深圳企业、企业家的共同品牌。
  深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以“商”立市的大陆城市。深圳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被卷进现代商业涡流的大陆中国人,深圳人就是中国传统商人、近代商人在大陆几近绝迹之后的第一代新式商人,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商人。这群来历复杂的深圳商人数量是如此之众、发展是如此之速、影响是如此之巨,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以“深商”这个概念为红线,分析、概括、归纳、提炼深圳商人、深圳企业、深圳企业家的共同特点,既是自我总结修炼、相互提高的需要,也是缔结共同理念、增强城市凝聚力的需要,还是深圳企业、企业家打造统一品牌、对外进行整体形象宣传的需要。如果能够推动各民间商会、各深圳企业、相关学术机构、各方面专业人士等社会各方面携手合作,共同来做好“深商”这篇文章,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网络、文艺作品等各种手段,对“深商”品牌、“深商”文化做适度的推介与弘扬,那么深圳商业文化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一定会有所改观,深圳企业整体的文化影响力落后于上海、江浙企业的局面一定会有所改观。日前,福田区工商联(福田区商会)初步建起了“深商在线”网站;举办了多期“深商论坛”,企业界和社会各界反响比较好;在福田辖区企业中进行的小范围民意调查发现,企业家都认为“深商”概念值得挖掘,只要运作得当,十分值得用心经营。
  4、借助商业智慧,改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发展深圳民营经济提供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随着民间企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完全不同了,以前企业是自己的,政府对企业发号施令,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而现在民间企业绝大多数不归政府所有,政府行政权力属于“公权力”,其权力范围、源泉、依据、行使路径已经大大不同了。更多的时候,政府及其周边组织需要尊重商业智慧,运用商业技巧,发挥工商社团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杠杆作用,才能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
  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权非常有限,“小政府”服务“大经济”的一个窍门就是鼓励企业自治,企业联合自治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各种工商社团,特别是商会。通过总商会和各种各样的企业组织,政府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干预同成千上万的辖区企业保持经常、有效的联系。
  西方国家的商会在政府与企业间发挥桥梁、纽带和智囊的作用,贯彻执行政府的有关法令法规,阻止企业的违法经营,及时向政府反馈经营状况和重要经济事项,接受政府的指导并向政府反映企业的呼声,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决策性。除了少数大企业可以通过幕后游说影响政府行为以外,广大中小企业一般不与政府直接打交道,而是通过商会来与政府沟通,中小企业的各种信息也主要由商会来统计。这种做法能大大减少磨擦纠纷,提高政企合作的效率。以提出Z理论而著名的美国管理学家威廉.欧奇在他的《M型社会》一书中甚至把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归因于“日本企业、商会和政府一起共同形成了独特的M型社会”。在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移民关系复杂、实行分权制、经济高度发达和自由的美国,政府并不包揽一切社会经济事务,而是通过积极培育和推动商会等非政府组织来承担具体的社会服务和经济管理的工作,政府的职能是宏观管理,非政府组织是具体的组织者和运作者,两者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普遍产生和蓬勃发展,使美国政府的管理模式逐步走向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境界,因此商会等非政府组织又被称为“第三部门”(第一部门是政府、第二部门是营利部门(企业公司),第三部门是非营利部门,又称为非政府组织)。
  譬如,企业在向政府反馈意见的时候,经过商会组织与不经过商会,效果是不一样的。政府直接受理企业投诉,好处是快捷,也便于积累来自企业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为修订和制定新的经济政策服务。但是缺点是单个企业的投诉支零破碎,缺乏足够的证据、理据,情绪化色彩很浓,没有说服力,容易发生正面冲突。企业受到有关部门的刁难和不公平待遇,负责受理投诉的依然还是同一部门,容易失去监管,推诿责任。如果按照“企业==》商会==》政府”这种的路径来进行就可以弥补这样的不足:1)、企业不直接面对政府授权机构,而是向自己所在的商会投诉,可以很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2)、商会对自己的会员企业能够耐心细致的接待,充分理解会员企业的难处,并且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概括归纳投诉事由,并且可以冷静地、不带情绪地向政府提出具体可行的改进建议;3)、总商会(如工商联)在汇总各民间商会的各种投诉以后,可以进一步提出各种提案和议案的建议案,推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修改法例、做出政策性调整。4)、以民间商会和工商联组织名义提起的投诉,比较单个企业的分散投诉更规范,更正式,程序性更强,政府有关部门的办事人员敷衍塞责的可能性要小。这中间,商会、工商联既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防火墙”,起着缓冲政企矛盾的作用,又是政府与企业“智囊团”,帮助企业更有条理地投诉,帮助政府设想具体的处理对策,还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监督者”的角色,督促政府部门规范处理企业投诉,加强政府部门内部的检控与沟通,增强行政机关自身的纠错能力,提升政府形象和工作效率。
  再比如,目前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需求量大,但融资难。如果市政府要对民营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那么这些资金如何来投放呢?以往的做法是:自上而下,由政府直接指向企业,缺乏透明度,缺乏监督环节,非常容易产生腐败,如官员作弊、刁难申请资金的企业、索要好处等。如果把资金投放路径调整为:政府==》商会==》辖区企业,那么,有些弊端就可以杜绝。比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投放标准如果事先经过民间商会的讨论,申请资金的企业如果需要经过民间商会的推荐,那么透明度就会大大提高,资金投放过程中的“吃、拿、卡、要”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又比如,市政府希望推动民间银行、民间担保公司、民间产权交易所等民间金融机构的成立、运作,就可以通过工商联委托金融行业的民间商会来研究其可行性,提出各种创新方案,发起新型的融资企业,然后选择最优秀的方案,向最需要政府扶持的企业给予适度的补贴。这样做既避免政府直接介入专业性很强的经营性运作,政府始终保持超然的姿态,同时,又使政府资源投放面扩大到整个辖区企业,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几个常来常往的关系企业。
  我国加入WTO以后,境内企业与境外企业直接交锋不可避免,各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甚至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商业区的商业竞争也将白热化,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干预,可能导致本地区无谓的损失,政府干预市场又会留下诸多后遗症,明智的做法就是发挥商会等工商社团的作用进行同业自治、行业自律、企业联合应诉,政府的意图可以通过商会以商业文化氛围的方式加以贯彻。
  由此可见,商会在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浙江杭州市、温州市的商会组织就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这种通过商会服务辖区企业的间接行政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政府的公权力与商会的公信力相辅相成,共同起了作用。政府赋予工商联(总商会)联系民间商会和辖区企业的职权,行使的是公权力;工商联(总商会)召集民间商会贯彻政府意图,既有代行公权力的一面,也有发挥公信力的一面;民间商会联系会员企业、辖区企业,完全依赖公信力。这种模式起作用的关键环节是:一、工商联(总商会)必须吸纳各民间商会负责人、辖区代表性企业、行业代表性企业、德高望重的企业家、积极参政议政的工商界人士、积极介入商会活动的专业人士等作为总商会的成员,否则,工商联就没有公信力,没有资格代行政府委托的公权力;二、各民间商会必须是由民间自愿发起,充分竞争的、能充分代表会员企业、辖区企业的真正的民间组织,如果是按照政府旨意设立的、垄断性的行业协会,同样也会没有公信力。这两个环节环环相扣,才能消除以往“政府《====》企业”这种直接行政模式的弊端。
  (文/老亨,摘自因特虎)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54:27 | 显示全部楼层
恶政:正悄然毁灭浙江经济活力
2006/11/4 22:03:1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置身于烟雨蒙蒙的浙江西湖边,我一直觉得浙江政府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浙江,并不真正了解浙江经济这20多年大发展的活力之源。浙江的出名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那时差不多整个中国经济都被通货紧缩问题所折磨,全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失业下岗问题严重,而当时的浙江却似乎不为这些问题所困,经济依旧发展迅速,基本无失业下岗问题,人民收入高,生活水平高,在如此强烈鲜明的对比之下,浙江作为全国的经济明星开始冉冉升起。浙江经验,浙江模式由此喧嚣一时,引得不少人顶礼膜拜,而浙江省政府更是总结出了“浙江精神”这一崭新的名词,用来解释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现象。因此,浙江的经济成就被当作浙江官员的政绩而炫耀了不少时间。但是现在我却仿佛听到了浙江经济的痛苦声,是的,你怎么能不哭呢?浙江经济目前已经深深为恶政所折磨,经济活力正在逐渐消耗殆尽,眼看浙江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开始干涸,而浙江的某些官员依旧在吹嘘他们在发展浙江经济上的丰功伟绩,好象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已经到了急需改变那些严重降低经济发展效率,严重压制企业正常发展的恶劣政策的时候了。浙江经济,你会因此而停滞不前吗?
改革开发前的浙江是一个经济相当落后的省份,1978年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4亿元,居全国第1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31元,居第16位;财政总收入27亿元,居第14位;从中可以看出浙江改革开发前在全国仅处于中游水平。而且该省发展现代经济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45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缺煤少铁无油,缺少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大量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地处沿海前线,由于海防等历史原因,国家对浙江的投资很少,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1952 1978年累计,浙江省人均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411元,处在全国各省份最后一位,因而造成浙江省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再加上浙江处于丘陵地带,省内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山地面积过大,土质过于松软,严重制约了道路交通的发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发展经济先天条件相当不足的小省,却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1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达6748亿元,居全国第4位;2001年浙江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广东省,居各省份第一,达到7878元;农村人均收入更是连续16年位于全国各省份之首;浙江省更是在1997年全部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
在并不优越的先天条件下,为什么浙江省能够在短短20多年里,从一个经济小省一跃成为经济总量居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浙江省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何在?同在相似的环境中,在并无明显的政策、区位优势下,浙江为什么能交出这样一份出色漂亮的经济答卷呢?
关于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在是看法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促进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往往是繁多的,相互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以致我们有时很难确定哪一个因素更为重要,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浙江经济在改革开发前后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使我们不能不探究改革开放政策到底撬动了当时浙江社会中的哪一部分,以及由此产生对浙江的经济,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而这种变化对于当地经济的增长又是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了较为清晰地分析浙江经济社会的具体演变过程,让我们首先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发前浙江的具体状况。
一、改革开放前的浙江
改革开放前浙江的具体状况同全国其它地方并无明显不同,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界定当时浙江的各种社会基本特征。首先改革开放前的浙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国家控制下的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一个企业的原材料购买,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产品销售都是有国家计划安排好的,企业是没有经营自主权的。同样农民也是在集体的安排下劳动的,也没有劳动的自主权,每天早上出工,晚上收工,根本就不准从事任何家庭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劳动权的丧失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以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了,自由交换经济的消失直接导致了商业在浙江的绝迹。其次整个浙江的社会结构大致可分为官员、工人、农民三个阶层。官员由于掌握着较多的政治资源以及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显然处于社会的较高地位。而工人、农民则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显的泾渭分明,通常来说,因为工人是吃皇粮的,收入相对高一些,生活保障比较稳定,当时的农民对工人是充满了羡慕之情。再次当时浙江的劳动力是国家严格控制下的,以非自由流动、非自由劳动、各种人身权利严重依赖于政府为基本特征的。不论是官员、工人或农民,都是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管理之下,工人与农民都被国家强制固定在原籍地,他们的流动、迁移都是有国家安排控制管理的。
农民无疑处于社会的较低地位,那么当时浙江的农民处于怎样一种情况中呢?只有看看描述改革开放前浙江农村状况的书,我们就会发现那时候的浙江农村经济实质上是国家控制下的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农民都隶属于某一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一般都会有一块固定的田地。然后生产大队的成员们每天一起出工,共同在田地里劳动,最后一起收工。生产大队会按每人出工情况给予不同的工分,每人工分的统计数就成为了分配收入的依据,每个农民都过着类似军营的生活。由于一切所劳都归集体,而集体却很难把个人的努力同其它人明显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形下,大部分人就会暗中偷懒,磨磨蹭蹭,另外一些人虽能老老实实地劳作,但也没有因素刺激他们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因而积极性很差。可见这种集体体制的整体经济效率是相当低下的,再加上浙江人多地少,耕地面积十分有限,因此当时浙江省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农村经济相当落后,改革开放前给浙江农民的最大的印象大概就是一个“饿”字,粮食不够吃,整天饿的慌。
但对我们来说,农民处境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农民们既没有自由劳动的权利,也没有清晰的财产权界定以及自由流动的权利。而这一切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就是由于国家的严格控制,其合理性的理论基础是公有制经济的先进性。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改革开放前的浙江是以国家严格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为主导,社会阶层分为官员、工人、农民三个阶层和非自由劳动,非自由流动、各种人身权利严重依赖于政府为基本特征的。而这一切同当时中国其它地方并无多大区别,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相似的环境中起步,在并无明显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显然需要弄清浙江人在改革开发后有些什么样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具体产生了哪些后果。让我们来看看改革开放后的浙江。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55:10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改革开放后的浙江       自由、创新与生产外溢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关于农村的改革政策中大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为著名,的确,允许农民承包到户,意味着有了较为清晰的财产权界定,自己努力的成果可以归属于自己所有的现实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粮食产量从而大为提高,使得中国人民不再有饥饿之虞了,从这一点看,包产到户确确实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另外一点的意义可能更加重大,影响也更为深远,那就是允许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流动自由和劳动自由,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点是相当有限的,也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甚至有几次反复,但这毕竟是建国后农民第一次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流动自由和劳动自由的权利,而就是这一点政策的松动,使得浙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得农民们终于过上了温饱的生活,几十年来被饿坏了的农民们的温饱梦得到了满足,但肯定有少数人不满足于这样低层次的生活水平,他们渴望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可能这种愿望是极其模糊的,但绝对是炽烈的,在有悠久商业传统的浙江尤其如此。突破首先在浙江温州发生了。到过温州的人都知道,那是地处浙江东南沿海,一面临海,三面环山的地方,与外界的道路交通极不发达,可就是在这样一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方,一些温州农民在有了一定程度都流动自由和劳动自由后,家家户户办起各种各样的家庭工厂,小作坊,这里有服装作坊,皮鞋作坊,五金作坊,纺织作坊,商标作坊-------等等。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追求更大财富的愿望,让一部分甘冒风险的温州人率先在本地以自己微薄的投资于生产部门,生产外地需求的产品,市场发育的不充分,市场秩序的不完善,决定了他们刚开始只能以家家户户未生产单位,没有多少技术,也没有多少经验与雄厚的资本的情况决定了他们开始只能进入技术水平要求低,资本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销售这些产品,不少温州人走出了温州,在全国各地走南闯北,以自己的简单产品来满足当时市场的点滴需求。他们是一群既无多少知识,也无多少资本的普通农民,而他们闯进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改革开放初期躁动、略带混乱的中国,你由此不能不为他们的勇气而叹服。
也许有人会说这无非是温州人多地少逼出来的,跟勇气没多大关系。我承认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中国人多地少的地方多的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同样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自由和劳动自由后,在其它地方没有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家家户户办工厂,人人走南闯北现象呢?显然除了人多地少外,与人们的文化观念不无关系,也与当时温州政府的默许态度有关,而这有人也许会把它归功于当地重商的文化传统。但不管原因为何,最重要的是事实,但肯于吃苦的温州人以自己简单的劳动产品来满足当时市场需求的过程中,一方面积累了最初微薄的资本,另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秩序还未确立,市场需求信息传达机制缺乏的情况下,熟悉了各地的市场需求状况,积累了市场销售和企业管理经验。
温州抢先一步在浙江发展,这些甘冒风险,追求财富的温州人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民众肯定纷纷跟进,温州农村发生了家家户户搞生产的局面,发生了生产外溢,块状经济就此形成了。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生产企业,块状经济的形成是民间自发的,自发性是它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所谓自发性主要有两层含义,1、生产企业,块状经济的产生不是有政府推动的,更不是在政府的规划,命令,授意下形成的,而是民间自发选择的结果,是当地老百姓出于个人趋利动机的行为产生的。2,生产企业,块状经济的形成也不是政府投资,或政府起相当作用的投资形成或外资投资形成的,生产企业,块状经济是由当地老百姓自发投资形成的,企业的所有权完全归老百姓个人所有。这种基于私人生产资本的块状经济形成使得相当部分温州农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这种现象对于有着相似文化和民风的邻近地区及整个浙江省的农民肯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持久的吸引力,于是这种各种小工厂,小作坊从温州扩散到台州,再到浙南,止至全浙江,从农村扩散到城市,小城市扩散到大城市,总之从此以后私人企业在浙江各地遍地开花,而遍布浙江全省的民营企业的形成与不断发展壮大,深刻持久地改变了浙江的面貌,这种影响可以说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它将是把浙江带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
办起各种各样的家庭作坊,小工厂,只是浙江人迈出的第一步,可是要想跨出这关键一步,没有自由的政策空间,是无法想象的,有了自由,才有了生产创新,浙江才产生了各种以前没有的各类小工厂,有了自由,在经济先行者的丰厚回报的刺激下,才会发生生产外溢,才会形成浙江一个又一个的产业版块。假如只有这一步,那么浙江可能会出现一些有名的商人,如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一样,但肯定是无法支撑起整个浙江的经济发展,而对于整个浙江省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持续作用。但有了自由的市场环境,浙江经济才能向前迈出一步又一步,浙江的企业才能不断地进行生产创新,浙江的企业才能不断的发展壮大,浙江的小企业才能变成中型企业,中型企业才能发展成了大企业。而浙江经济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发展前进过程根本不是在政府的规划,控制,管理之下形成的,恰恰是由一个一个微观的浙江企业求发展,求创新,求壮大的行为汇聚而成的一个总体经济现象。可以说自由,才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没有了自由,浙江经济就会干涸。
三,民营企业的形成及发展壮大对浙江的影响
民营企业的形成及发展壮大对浙江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浙江民营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壮大实际上宣告了本土企业家阶层的诞生。覆盖范围广泛的民营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壮大说明了浙江的企业家阶层决不是一两个资本寡头,而是形成了一个数量众多的新阶层。有一则笑话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一块砖头从浙江大街上砸下去,十个里肯定有八个是老板。”自此,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初期由官员、工人、农民三大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一个新的阶层在浙江本地诞生了,即企业家阶层,或俗称老板阶层。正是这一阶层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的经济发展,而这一阶层的人数及其拥有的资本量和投资将从根本上规定着整个浙江省经济发展的程度。
② 浙江民营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为浙江省推进城市化战略奠定了最坚实的经济基础。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就是交换经济,一个地区的交换经济越强大,范围越广泛,那么该地区城市的发展与壮大也有了更加牢固的经济基础,而城市的发展与壮大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为经济的提供更有利的环境。若一个城市没有一个强大的交换经济作为基础,那么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堆建筑物的杂凑而已。覆盖范围广泛的浙江民营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壮大,将整个浙江省,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纳入了现代化的市场交换体系,而这种基于自由劳动分工的市场交换体系的发展壮大,为浙江省推行城市化战略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而城市化在浙江发展的程度就是浙江跨入现代社会的标志。
③ 浙江民营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为浙江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所以说覆盖范围广泛的的形成与发民营企业展壮大为浙江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因为它导致了以下三方面的结果。
         ⒈ 使得浙江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
  私人生产资本覆盖范围的广泛性使得浙江各地的经济发展较为均衡,省内虽有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如丽水,衢州等,但差距不像粤南与粤北,苏南与苏北那样大,以下资料很好地反应了这一点:
2005年浙江省各地统计资料
地区 GDP(亿元) 城镇人均GDP
杭州市:2919   16601         宁波市:2446   17408        温州市:1612    19805
绍兴市: 1484  17319         台州市:1247   18313       嘉兴市:1156    16189
金华市:1055  15849          湖州市: 640   15375         衢州市: 33013006  
丽水市: 300   12846         舟山市: 270     15524
          ⒉ 促进了全省的充分就业
  浙江的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需求的持续旺盛,就业机会不断涌现,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浙江省2005年发布的全省一季度就业供求状况报显示,求职的劳动力共有35万人,用人单位招聘了各类人员34万人,供需基本平衡,按照国际惯例,失业率在千分之一以下就属充分就业。充分就业,就是浙江私人生产资本不断发展的结果。
         ⒊ 形成了浙江投资消费两旺的情形。
  由于浙江的民营企业是由本地民间自发形成的,虽然仍嫌薄弱,但这使得经营、投资的主动权和利润大部分留在了浙江本地,因而造成了浙江人实实在在的富裕,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促进了消费市场的兴旺,而市场兴旺发达的状况发过来又刺激了投资的不断增加,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循环。
  从以上可以看出浙江本地的民营企业形成与发展壮大,给整个浙江带来了何等深远的影响,更可以看出自由对于浙江经济的关键意义。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55:5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浙江的发展经验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幅脉络清晰的图案,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浙江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流动自由和劳动自由->自由带来了浙江人的生产创新和生产外溢->浙江民营企业的形成发展和块状经济的诞生->扩散到全省->生产创新,生产外溢不断进行,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三点结论:
         ⒈  这里的每一步跨越,都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都是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才能产生的,浙江经济的发展动力来源内部,来源与众多的微观浙江企业个体。浙江经济的前进不是必然的,而是由一部分敢于冒险者,敢于生产创新者率先行动,接着是民众大量跟进,生产外溢形成块状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企业自发创新行为,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正如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 “一个社会必须有少数人愿意充当先驱者,一旦他们开拓的事业得到成功,其他人通常将步他们的后尘而不会对事情本身加以深思。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取决于这样冒险开拓的少数人。当然,这种开拓的少数人越多,他们被允许的活动范围越广,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将越迅速。正是这种少数人的比例和活动范围的差异造成了各个社会的基本差异。”让人感兴趣的是,浙江各地似乎都不缺乏这类人物。
         ⒉ 浙江本地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形成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本地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浙江本土企业家阶层,他们积极的投资吸纳了浙江省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其分布的广泛性使得浙江经济以一种均衡的态势向前发展。而生产企业的本地性,一方面使得企业的控制权,主动权掌握在浙江人手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使大部分的利润流入了浙江人的口袋,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浙江人的人均收入,促进了消费投资的两旺。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本地民营生产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广大企业家阶层的诞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切的形成主要基于浙江民间的自发行为,往往表现为这样一种情形,少数冒险者获得了成功,大量民众纷纷跟进。
         ⒊ 浙江经济目前开始处于第一次工业化向第二次工业化的过渡时期。
浙江的经济发展过程非常符合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一种市场经济秩序的自发形成过程。浙江经济的起步可以看作市场自由竞争的萌芽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浙江的第一次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如浙江温州的打火机产量已经占到了中国总产量的60%以上。与此同时,浙江经济的一些弱点也日益暴露出来,表现为企业规模不大,技术水平不高,资本实力不雄厚等特点,俗称:”低,小,散”,浙江企业将面对国内其他企业的日益激烈的竞争,浙江经济又走到了一个瓶颈时期。现代大部分产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由于它本身固有的规模庞大,资本力量雄厚,技术水平极高等特点,如汽车业,化工业,电子业等,这些特点造成了市场进入障碍极其高难,不论美国,日本,欧洲,概莫能外。浙江的一些企业家在积累其一定量的资本后,正在投资或将要投资于现代产业部门,而这就意味着浙江由第一次工业化向第二次工业化的过渡,这一过渡的是否成功,也就是说现代产业部门能否在浙江发展壮大,将是浙江未来发展的关键。现代产业的发展需要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要有良好的市场制度.二,是要用完善的资本市场. 三是要有高素质的人才;而这一切又要取决于当地的企业家素质和政府。
五、恶政:正毁灭浙江经济活力
 浙江经济的主体是个体私营经济,从“草根”发端,顽强地生长成中小型企业,创业之初,所进入的市场都是以小商品为主。2001年,浙江省展开了对“块状经济”的第二次普查。数据表明: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形成了“块状经济”,共涉及175个大小行业,参与“块状经济”协作生产的企业达到24万家,年产总值突破6000个亿,平均每个“块状经济”规模达到11.5亿。 2003年,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元,约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50%。从专业化类型看,有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桐庐的制笔、诸暨的袜业等等,这些都是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行业巨头。浙江是市场大省。据省工商局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全省3459个消费品市场成交额4053亿元,同比增长5.42%,547个生产资料市场成交额2299亿元,同比增长31.63%。年成交额超亿元商品交易市场497个,比上年增加39个;超十亿元市场114个,增加21个;超百亿元市场9个;另有超十亿元的生产要素市场2个。497家超亿元市场成交总额5457.8亿元,占全省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的85.5%,平均每个市场的成交额10.98亿元。在浙江省内,交易市场的形成,往往能带动当地的普通百姓参与到市场建设中来。由此,相关联的生产企业、家庭作坊也会群起群涌,形成集聚;到1999  2000年的时候,全省掀起工业园区建设高潮,可以看出浙江产业发展的特征及发展轨迹。
   1、浙江选择小商品起步的直接原因是:没有资本、没有技术、没有先进设备,只有从身边的小商品入手,因为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资金要求低,是生活中的相关日用品,容易被市场接受,这是浙江人和商品经济博奕之后的必然结果,是浙江人与市场经济互动过程中的鱼水之合。
   2、浙江人在创业初始阶段都以家庭作坊起家,从办小工厂起步,专业市场的建设是顺应家庭作坊发展的必然选择,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靠这个过程完成。
   3、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每个产业里都冒出了若干经营能手,积累了二次创业的资金,开设正式的中型工厂走向工业园区,摆脱同质化的低端竞争,是顺应企业经济发展的第二轮必然选择。
   4、专业市场的建设发展,新办企业入驻工业园区的求壮大,求发展,创名牌的渴望,这两股力量共同打造了一个个充满强劲生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在这四组环节中,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将令产业发展受累;哪一个关口没有打通,都将在产业发展遭遇外来不利因素影响时瘫痪。因此,浙江经济发展中凸现的问题,必须从产业集群里寻找解决方案。在这样一种逐步发展的过程中,自由宽松的市场环境是最为基本的因素,没有自由的发展环境,企业怎么会能一步步发展壮大呢,可现在浙江的恶政却在扼杀这种活力。
一、小工厂无处可办
浙江经济的发展都是成小工厂起步的,靠办各种的小工厂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可现在浙江大力收紧可小企业的用地许可,小工厂的用地许可政府部门根本就不予许可,如2006年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已原则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厂房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根据该《意见》,今后该市用地大部分将用于建设标准厂房,对投资额10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原则上只供房不供地。没有地,到哪里去办小工厂?绝大多数的浙江小工厂要么是无地可办,要么是不得已违章盖厂房,我在浙江的报纸上不时看到浙江拆除违章的厂房的时候,我就相信浙江经济活力最基础的一块已经被浙江政府的恶政给活活消灭掉了,既不给人家的小厂房批地,又不准人家违章盖小厂房,其不是在说,浙江小企业禁止入内。世界上哪一个大企业不是有小企业发展而来的,比尔-盖茨还不是照样重小作坊起家的。“收紧”中小企业用地,不就是扼住了浙江经济最根本的发展动力吗?
二、中小企业无处发展
不少的小企业在市场里经营多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基础,都十分迫切地到工业园区去购买土地,建造大一点的厂房,跳出低端的市场,摆脱低档次的同质化竞争。然而,2003年开始的,小型工业园区的撤消合并政策及2004年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对这批有志于二次创业的经营者挡在门外,使得这些小企业无处发展,失去了扩大规模跃上新台阶的历史机遇。我相信,这些小企业的发展正是整个浙江产业向上提升的源动力之一。买不到地,无法建设自己的工厂。于是,一部分小企业只好陷于低端的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大打价格战,无法持续成长,另一部分小企业不得已去了外省投资。小企业无处发展,使得以小企业为主的浙江产业集群困于停滞的局面中,产业竞争力持续衰退,浙江块状经济的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也是浙江私营个体投资为什么突然减缓的原因之一。
 
 楼主| 发表于 2013-8-27 17:56: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浙江人有那么多人去投资房地产,就是因为浙江的市场环境正在不断的恶化,市场越来越不自由,政策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造成了浙江人无法在生产领域继续投资。浙江在经济发展后,市场自由不但没有拓展,反而不断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当大量的中小老板投资无门的时候,单个或者联合起来去炒房子、炒石油、炒煤矿,是必然选择。因为相对于上涨快速的房地产来说,如果手里的钱不投入市场令其增值的话,两年之后就贬值了一半。下一轮的进入成本代价高昂,因此,投资房地产也好,逃离浙江投资外省乃至国外也好,是浙江市场环境恶化的必然选择。2005年,由浙江联销公司创办的羊毛衫科技创业园奠基开工的时候,100套小型工厂全部预定一空,报名的人数达到400多人。由此可见,民间的投资欲望是多么强烈,这些投资者有将近一般是有实力有想法去工业园区投资的。但是,在土地冻结的情况下,这样的投资能量只能被冰封了。那么,国家初衷为优化产业结构,控制土地资源被浪费的政策错误了吗?我认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总体上是正确。从宏观角度,从全国角度来讲,这样的调控是必须的,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从微观,从局部角度来讲,浙江是根本不需要宏观调控,因为浙江的投资主体不是政府,也不是国营企业或外资,而是浙江本地的民营企业,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自己投资的,这里根本就不存在经济泡沫问题,只是浙江企业发展壮大的客观需要,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但是如何解决中小型企业用地需求的问题,没有被政府重视。浙江省恰恰是以中小型企业发展为基础的。这股投资能量的被打压,使得不少浙江企业丧失了发展壮大,上档次,上规模的机会,大大延缓了浙江经济的产业优化升级速度。这也是2004年度,浙江经济回落的原因之一。
 这些中小型投资者根本无法达到大型工业园区投资的指标要求,全部被大型工业园区挡在外面,像没爹娘的野孩子,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对于那些进入了创业园之后的这些企业,等发展了一年两年之后,他们的规模扩大了,他们的再次投资欲望更强烈了的时候,他们的资金实力依然没有达到大型工业园区指标的时候,他们依然无处发展,政府该怎么办?这是摆在浙江省经济发展课题中的一个现实难题。如何解决,用什么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浙江经济的指标提升问题,更关系到浙江这么多产业集群如何提升产业层次,到更高平台上去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问题,更关系到浙江经济能不能顺利转型,爆发持续发展动能的问题。不然,浙江这么多产业集群必然遭遇整体停滞危机,难以持续发展。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浙江完全不需要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因为浙江没有任何必要来保护耕地。国家出台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但是好的政策未必就有好的实际效果。政府出于良好目的的经济干预措施反而在很多时候扭曲了经济环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花了大力气却收获了臭鸡蛋。一个地区的土地资源能否得到充分,最有效率的利用,关键是看它在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方面的选择。自由市场经济能够使得的土地资源得到最为充分,最有效率的利用。一块土地能否得到利用,用做何种用途,是种稻谷还是用来办工厂,是由该块土地在不同利用方式所获得的边际收入的高低决定的。只要人是经济人,市场自然会选择每块土地处于可以获得最高边际收益的利用方式,而这是根本不需要政府来插手的,政府来插手市场经济完全可以自己调节的地方,除了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增加政府官员腐败机会只外,还会有什么?。比如温州的一亩地用来种稻谷,每年只能获得收入上千元,吸收劳动力1人,可是要是用来建设工厂,那么年收入可能高达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可以吸收多达几十人的劳动力,那么允许这块土地由农用转为工用,不论从扩大就业,提高人民收入,还是从促进浙江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对浙江来说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情。可按照国家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此块耕地只能农用,不能转为建设用地,如此土地资源就无法由较差的,效率较低利用方式转为较好的,效率较高,利用程度更充分的新的利用方式,这毫无疑问使得浙江土地资源处于低效率的利用方式中,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可以说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已经成为了浙江经济发展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它有百害而无一利,是政府肆意干涉市场经济的典型表现,它大大降低了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运行效率,市场经济不需要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浙江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桥头堡,就根本不需要耕地保护政策。另外废除耕地保护政策,也是符合经济自然发展的趋势。从世界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人口总是自然地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向,从而形成人口中心区,工业、商业、金融区和人口稀少,农业,小城镇区。比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群从波士顿到华盛顿,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共40个城市(指10万人以上的城市)。该城市带长965公里,宽48到160公里,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面积的1•5%。该区人口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再如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也称为东海道城市群。一般指从从千叶向西,经过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神户的范围。该城市群一般分为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城市圈。这个区域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全国的6%。人口将近7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1%。所以浙江放弃耕地保护政策的结果,再加上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就是浙江有可能象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一样,从杭州,嘉兴,绍兴,宁波,台州到最南端的温州,瑞安,每个城市都有可能成为经济繁荣的大城市,到时候浙江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有可能就此诞生了,成为中国著名的人口密集区,工业、商业中心。而浙江沿海一带要是能够成为中国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那么一方面可以为中西部的劳动力转移带来丰富的劳动岗位,另一方面浙江可以发挥自己的工业,商业中心优势,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农产品带来广阔的市场,从而大大提高这些地方的农民收入。故废除浙江的耕地保护政策,是浙江和全国其他地方,二者都可以获利的事情。


后记
浙江的低调,是很出名的.这也许一方面跟浙江经济更多的时候是在相当一部分人怀疑,排斥,轻视的气氛中默默发展起来的有关。另一方面与当地的文化不无关系,这从浙江人都爱投资实业,而流通,金融资本相对不发达中可见一斑。而浙江的经济在全国来说是先行一步的,又面对着全国广大的市场,加入WTO后,一方面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再加上浙江人对实业的偏爱,浙江不大力发展现代产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它类型产业的否定,二者的协调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浙江的这一步跨越是否能成功,究竟是本地的生产资本不敌外资而消失,还是因为占领了更广大的市场而更加发展壮大。这确实需要一些浙江人为之深思,但是面对这样的现实,浙江的企业最需要的宽松、自由的市场环境,自由,创新,生产外溢造就了浙江经济的辉煌,可现在浙江却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市场的自由度正在不断的减少,受到越来越厉害的压制,浙江经济的活力正遭到持续的扼杀,广大的中小企业无法持续成长,浙江经济还有明天吗?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竟然没有一家全国闻名的报纸,刊物,也没有一家有实力的民营银行,浙江的媒体,广播,电视市场显得死气沉沉,这是所谓大陆自由度最高省份的样子吗?我不知道历史的选择将会是何者,浙江继续繁荣还是停滞不前。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4:21:01 | 显示全部楼层
浙 江 经 验

丁解民

  

这次到浙江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丽水、金华等六市学习考察,我们看到了六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著变化,了解到了他们改革发展的不凡历程,实地感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敢干敢闯、勇于开拓的精神风貌,特别是改革发展中的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对我们触动很大,启发很深。

一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六市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他们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紧紧把握国内外发展的大势,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创造,在更高层次上解放思想,率先改革,率先发展。特别是在当前中央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他们没有气馁、没有埋怨,而是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积极应对,化不利为有利。可以说,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浙江六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经验。

  思想解放,敢为人先。浙江六市许多创新实践开了中国先河,第一个兴建城乡小商品专业市场,第一个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实行国有土地有偿转让。这些探索虽曾引起较多争议,但他们坚持不争论、不张扬、不压制、不动摇,最终“杀出了一条改革血路”,创造了体制和机制上的领先优势。他们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干某件事情时,不是看有没有文件,也不看别人有没有做过,只看实践中需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敢冒险、能吃苦,永不满足。艰苦创业是浙江精神的内核,勇于走天下是浙江民众的大胆追求,“能干常人不肯干的活,能吃常人不肯吃的苦,能赚别人看不起的钱”,是浙江人艰苦创业的生动写照。浙江六市群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百折不挠,万难不怕,不放过任何发展机会,开创出一片片发展新天地的勇气和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为了摆脱贫困,勤劳刻苦的浙江人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80年代中期,浙江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人数达200多万,仅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走访了十几家企业,耳闻目睹,几乎所有的成功企业家都有一部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奋斗史。如年销售100多亿元的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是补鞋匠出身,刚做电器时,5个人合伙租了一个柜台,几乎天天干到凌晨5点,第一个月只赚了35元;年产值30多亿元的飞跃集团老总邱继宝也是补鞋匠出身,当初起步时所有的机械设备都来自台州的废旧市场,有人称他为“死人里面挑活人”,可就是凭借这一点,飞跃完成了原始积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3间小平房的家庭工厂脱颖而出,成为国际一流、中国第一的现代缝纫机生产基地。在这一个个辉煌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永不服输的不懈努力和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艰苦创业精神。

  勇于创新,开拓进取。浙江六市的创新魄力大,这种创新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上,而且表现在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以及体制机制创新上。如正泰集团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注重抓好科技、信用、制度和文化四大创新。董事长南存辉大胆改革,打破了原来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推行了产权制度的系列“革命”,进行股份化改造,自己由原来的100%控股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0%。台州市提出了观念创新、服务创新、出口创新、品牌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的六个创新的民营经济发展新思路。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六市在发展和建设上的求新精神,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是思路对头,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富民优先的发展道路。浙江六市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本地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走出了一条富有区域特色的富民之路。温州市改革开放以来,紧紧围绕富民优先这一发展思路,大胆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明显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温州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富民优先的发展思路。第一阶段: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从“一辆车子、两个轮子”起步,“一辆车子”就是发展商品经济,“两个轮子”就是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从而找到了最低有效启动点,开创了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千军万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新局面;第二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在家庭工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促进了企业制度的创新,创造了温州经济格局的新优势;第三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开展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实行质量立市,集中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了新台阶;第四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东部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由提前实现小康向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新阶段。此外,浙江六市加快发展、富民优先的举措还表现在政府不与民争利,舍得让利于民。特别是在民营经济的起步阶段,政府为了鼓励民间的投资激情,为了让群众在初始投入时能有收益,尽快富起来,“拿”出的投资项目都是一些好的项目,让老百姓有利可图、有钱可赚。

  三是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就抓住农村改革的机遇,较早地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近年来,他们积极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始终保持领先的体制和机制优势,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

  按照小商品大市场的思路,运用市场集聚生产要素,带动产业和块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就率先办起了全国性商品交易专业市场,温州曾以十大专业市场和十万供销大军闻名海内外。20多年来,浙江省的专业市场越办越大,集聚辐射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通过市场与产业的互动,构建了富有特色的集群式、板块式发展格局。在商品市场集聚力和辐射力的作用下,各地要素市场日趋活跃,产业配套能力不断增强,带动了产品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形成了一个以商促工、以工带商、相互促进、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如金华市已形成了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为龙头的遍布城乡较为完善的商品市场体系,现有超亿元市场36个,其中超100亿元市场2个、超10亿元市场9个、超5亿元市场16个。2003年,该市商品交易市场年成交额670?02亿元,其中,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年成交额248?27亿元,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年成交额151?3亿元。

  借助小企业特殊的低成本优势和灵活的机制优势,形成了特色明显的块状经济和小企业集群。在浙江,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小基地,一个镇或邻近的几个镇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业的产销大基地。如温州乐清市的柳市镇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产销基地,低压电器产销量约占全国的1/3;永嘉县的桥头镇,号称东方第一钮扣市场;平阳县的萧江镇被誉为中国塑编城;皮革、服装、打火机等已形成相当规模的产业群,近几年相继建成了“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中国印刷城”、“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19个国字号生产基地,区域品牌进一步打响。再如金华市永康的电动工具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全国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东阳的磁性材料产量世界排名第一;浦江成为国内水晶灯饰、水晶工艺品的主产地。浙江六市的这种区域性集群经济,以其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业体系,形成了浙江企业的群体规模以及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品牌的集聚优势。这种优势最终体现到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上,使六市区域经济不仅具有“小”的活力,而且具有“大”的实力。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4:21:33 | 显示全部楼层
无中生有,运用市场的力量把产业做大做特做优。浙江六市可利用的矿产资源非常少,一些企业自身也没有多少人才和技术,但他们却善于“无中生有”,创造了“零资源现象”、“零技术现象”。如温州没有汽车生产企业,过去也没有摩托车生产企业,而塘下镇却有数以千计的汽摩配生产企业,成为全国四大汽摩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东阳不产木材,却有全国最大的木雕产业。企业缺乏生产技术,就花巨资购买,或者重金聘请专家帮助开发;没有人才,就千方百计到全国各地招揽人才。温州的一些企业推行虚拟经营的模式,专门负责产品开发和品牌经营,把生产环节交给别人,自己没有厂房,但经济效益却非常可观。

  大胆走出去,大力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浙江六市的经济也是“走出去”的经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浙江人恋乡不恋土,走南闯北“筑码头、打天下”,使浙江经济成为一种“走出去”的经济。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去开拓。如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创办企业3万多家,累计投资额超千亿元,年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元,创造了600多亿元的GDP,相当于温州本市GDP的60%,同时在外温州人通过异地发展,为温州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每年年底从外地汇回温州的资金有上百个亿;此外,温州人还在全国各地建起了40多万个销售网点,构筑了庞大的市场网络,不仅推销了上千亿元的温州产品,还及时反馈了各类信息,架起了温州与国内外合作的桥梁,带动了温州本土经济的发展。

  四是政府准确定位,强化服务,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在浙江六市学习考察,我们深深地体验到六市的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发展环境。从过去对群众自发创业的“无为而治”,对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的“先放后导”,到近年来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注重信用浙江建设等等,政府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为百姓创业、企业发展创造了宽松良好的环境。在创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浙江六市的各级政府成功地扮演了服务员、导航员、裁判员的角色,做到了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这种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的做法,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和保护广大群众改革探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广大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是浙江各级政府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浙江人民在创办专业市场,发展民营经济,实行股份合作制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创新。浙江各级政府始终坚持不唯成分看发展的观念,以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增强区域经济实力为目的,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对于广大群众和基层的探索和创新,他们坚持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尊重实践不争论,允许看,允许试,让群众成为创业、改革的主体,并适时总结,看准了的及时加以推广,发现有不妥的地方,因势利导,促使其逐步完善。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他们顶着压力,不争论、不戴帽、不张扬,给起步时脆弱的民营企业赢得了喘息、存活的空间,使中小企业的发展获得了相对较好的社会和宏观政策环境;在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又坚决克服小富即安的思想,使一部分私营企业家在思想上较早地实现了从致富到创业的跨越。

  积极引导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通过这次考察,我们深深感到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综观六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条轨迹,即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加上各地的人文历史条件  催化了各地民间最初的创业冲动  民间强大的创造力诱致了各级政府以开明开放为特点的制度创新  政府的开明开放和有力引导又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的发展,形成了民间和政府的互动共进。这一点在台州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台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台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培育新优势的过程中,浙江六市摒弃了过去那种认为地方政府可以袖手旁观的观点,千方百计鼓励民营企业打破家族化的小天地,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构筑本土产业群与全球生产体系的有机联系,全面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六市的党委、政府坚持鼓励勤劳致富,不断创造完善勤劳致富的社会环境。

  切实做好服务工作。一是转变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浙江六市通过改革审批制度、简化办事程序、政务公开、整治“三乱”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机关作风,提高了对民营企业的服务水平。二是提供融资服务。如温州市银行在金融贷款中专门给民营经济划出专项信用贷款额度,市农行每年分别给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等重点企业提供1亿元的信贷额度,市里每年专门拨出1亿元建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资金。三是积极为民营企业引进人才和开拓市场做好服务。他们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应该由企业来办的,政府不干预,凡是企业该办而办不了的,政府主动提供服务。针对企业在人才和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政府积极开展招才引智工作,促进一批企业与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同时,通过举办境内外商品交易会、博览会、展销会,鼓励企业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6:52:49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与浙江的经济模式特征有关,就是典型的“温州模式”。

     不说不知道,拿小小的打火机来说,整个温州有相关生产企业三百余家,年产金属外壳打火机5亿只,其中出口占总量的80%,约占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份额70%,占国内市场份额的95%。剃须刀也是一个例子,温州市从事剃须刀制造的企业就超过了一百家,年销售总额数亿元,占了中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还有60%出口国际市场。这样的模式,简单来说就形成了一个“打火机经济区”和一个“剃须刀经济区”。一个义乌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诞生的亚洲小商品网(http://www.ybtob.com.cn/),其最初发展靠的正是类似打火机、剃须刀等这样的浙江小产品。

  其实,整个浙江经济就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温州只是其中的特例。浙南经济起初全部都是空白的,所有的公司和企业也都是作坊型的。但是作坊经济是健康的,孙德良的父母在杭州郊县,他把春节回家时的情景告诉记者:“这次我回老家感触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很小的村就有10家鞋厂。如果在这些作坊中有一个领导人非常有远见,企业规模突出一点,这里就很可能形成‘正泰现象’;假如这些企业之间都很均衡的话,那么这个地区就很可能形成区域经济。”

  孙所说的正泰集团是温州的一个低电压电器生产企业,早年就是在一群低电压企业中脱颖而出的,通过一系列并购,现在的正泰已经成为了这一产品领域的驰名品牌。而区域型经济的体现,还可以从余姚“中国塑料城”发现,那里形成了一个塑料原料、塑料制品、塑料机械、塑料配料和塑料信息所交融的一体化市场。还拥有五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和五百余家城内经营公司,每年的成交额都在60亿元以上。这些经济背景模式都成为了形成专业B2B网站的基础条件。中国塑料城的一位负责人说:“塑料城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中国塑料信息网站,其信息已成为全国塑料原料价格的晴雨表。”

  浙南的经济发展是自下而上的,一些作坊式企业都是个体发展或私人合作形成的,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温州模式不但不能得到首肯,政府开始基本以“无为”管理的方式对待这一经济形态,浙江省信息产业厅办公室主任范青青告诉记者:政府早期的“无为”管理主要是既缺乏扶植能力、又无市场经济经验导致,而后来的“无为”则是省政府自觉形成的无为状态,尽量少干预经济。一言以蔽之,浙江行业门户网站的成功基础取决于,生在区域经济土壤之上,育于“无为”政府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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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欣赏:《中国犹太人--温州人经商的哲理智慧》

天下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温州商人是一群神秘部落,他们往往能从没有市场处找出市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温州人的成功,得益于他们特有的创业风格和经营手段。

天下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温州老板无论在哪里都能创业,都能很快在当地扎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

“适应人家的要求,我们才能生存、才能赚钱。”一位温州商人这样说,这位温州商人在杭州边上的富阳农民城里建了一座温州商城,从设计施工到产业规划,“每天都想怎么才能适合杭州人、富阳人的要求,适应当地经济特点和发展方向”。有了这种适应能力,温州的产品具备了竞争实力。时间可以准时,款式可以按要求不走样,价格可以最低,低到令人难以相信。

但问题就出在这“低得令人难以相信”的价格上,因为价低而又质优是有限度的,一旦低于这个限度,在别处一般是不会接受订货的。但温州人没有让客户失望的习惯,再说到了家门口的生意放跑了,在自己是失败,在别人是笑话。最终,七八元钱一双的“礼拜鞋”满足了鞋商的要求。

或许,绝大多数温州人对达尔文及其“适者生存”理论并不知晓,不过,他们却以自己的实践向人们显示出了温州人精神的实质:适者生存。

运动战和阵地战交替。

温州人多地少,他们只能向外拓展,不断寻找一个个新的生存空间。也因此,温州商人在全国散布最广,南至三亚,北到漠河,西抵拉萨,东临青岛,到处可见温州人的踪迹。

最初他们以手工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如理发、补鞋、裁缝,一个个游兵散勇燕子般地南来北往。后来,他们发现各地时常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纷纷开辟新的商场或商品集散地。

每到这时,散兵游勇就聚到了一起,出谋出钱出力,一定要在竞标中拔得头筹。也因此,在全国很多城乡都有以温州人为主的商场或商品一条街。有的一个企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分公司、分销点、办事处,将温州人的商品意识传达给当地,辐射到周边。目前,在巴西、南非、欧洲、美洲都出现了新的温州人经商的网点。

温州人的攻伐之术的特点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而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除非是市场衰落,否则绝不后撤。可以说,这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巧妙结合。

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温州老板有个特点:年轻、头脑活,能准确地进行市场定位,而且决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见到什么市场前景好,认准了立即调转枪口投资。举凡服装、皮衣、皮件、建材、陶瓷、灯具、印刷、电器等等,一个温州老板在他的投资生涯中可以涉足数个不同的领域。现在的温州老板没有不敢投资的行业,只要能带来利益,没有不敢去投资的地方。

叶世光是1995年到南京投资的,当时投资什么心中无数。他注意到当时南京的饮食、休闲很火爆,便多次去消费,了解他们的消费结构。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行业,因为他感到消费热点不一定是投资热点,往往市场越火,投资越要谨慎,恰恰是在需求和市场的空当和矛盾中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就在他想开办公司租房子时,他注意到当时南京办公房难租到,价格也高。于是,他决定投资数千万元开发中低档的商务中心。这一招果然击中市场要害,他的诺亚商务中心建成后,由于市场定位准确,一经招商,立即吸引了许多中小公司认同入住,几年来,出租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目前南京大量高档写字楼因为租金太贵而闲置。

拼抢速度。

美国1983年春节,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家里打来电话:“美国警察总署消息,美国警察要换服装,34万人,需要68万副标章,每人两套就是130多万。你们可不可以做?”
两个温州个体户心急火燎地直奔美国,向美国警察总署署长阐述意向。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两个温州老板不温不火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请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去看一看,费用我们全包。”

也许美国人有“不去白不去”的心思,两位警察署专员来到温州,工人当场表演了从投料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过程。几天后美国人带着100副样品回去了。美国警察总署头头们一看,价格只有本地一半,而且不需要定金,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又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

温州老板抢占市场的速度实在令人叫绝,往往是头一天打听到某个商机,第二天就能拿到订单。“抢”字点明了温州老板做生意的一大风格。

不贷款也能做生意。

温州老板做生意很少从银行贷款,他们有自己的融资渠道。一是朋友互助。温州老板老乡观念很强,极富互助精神。二是赊货变现。温州有一绝:卖人参。全国的参茸市场不在东北,反而在千里之遥的温州。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同等级人参,东北供货价是2000元/公斤,而在温州却只卖1900元/公斤,旁观者傻了。明摆着赔本买卖,温州人是图热闹还是图好看?这样一来,由于价格关系,东北没有形成参茸市场,反而在温州形成了全国专业市场,何等奇妙!

温州老板做参茸生意,一般第一次订货,开口10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关系熟了后,先付20%~30%的定金,卖掉货后再交钱;关系铁了后,往往不用交定金,来年再付,东北老板觉得铁哥们迟一年无所谓。温州老板与东北老板的看法正好相反,在他们眼中人参不是货而是现金。

他们的一般做法是接到人参后,迅速在市场上销售,甚至低于进货价,变现后的一年可以做五六回其他生意。这样到年底,人参生意虽然亏了,其他买卖可赚了不少钱,盈亏相抵,利润颇丰,这样温州老板有了一个货源不断的民间银行。用这种巧妙的融资方式来增加流动资金,再将其投入到最赚钱的地方,温州老板盘活商业资源的手法真可谓绝了。

跟仇敌也照样做生意。

听到温州人论友谊,一温州人对一北京人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可依赖的人,我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接着就是具体的帮助内容。北京人说:“你听见了吗?这就是温州人,跟你做朋友是看上你有用。”

温州人不空谈,不幻想,也不怨天尤人。国家投资少,就自己建设;没有资源就搞眼镜、打火机、纽扣等玩意儿;科研教育水平低就开手工半手工工厂;路窄街头挤就开菲亚特……总之,要干事业就要改变现状,要挣钱就得面对现实,干实的。

温州人不爱炒股,对此上海人很是不明白。《解放日报》曾把“温州股票不热”当新闻。一向以头脑灵活、精明能干著称的温州人,超前意识强、勤劳而不甘落后,事事都走在国人前头。可是,唯独对股市避而远之。尤其是那些“大款”,投入资金“炒股”的更少。这问题到了温州人这里解释极为简单:不熟不做、不实不干。

温州人如果跟人吵架闹翻了,又觉得这人够朋友,会很“务实”地化干戈为玉帛。

做事情从功利出发,而且毫不掩饰,这便是温州人。

跟北方人一样义气。

凡是到过温州的外地人一致认为,温州人具有北方人的豪爽与义气,这是温州人在残酷的商海拼搏中最具优势的人文与个性特点。它大约来自于海风的吹熏吧,温州面对东海。

温州人穿着良好,饮食讲究,腰板挺直,笑声爽朗。与人做生意时,这综合的因素往往给对方以极大的好感与信任感。而温州人或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或大大让利的手法,或今天吃亏明天或许能收回的聪明气量,都使他们在商场上屡屡得手,意气风发。

温州人的豪爽来自于他们的自信,他们的友好,他们的诚恳。这是昨天、今天乃至明天温州人做生意的最好的经典!

敢雇克林顿打工。

去年7月中旬的时候,国内几家著名网站的首页上摆了这么一条新闻:中国某企业向白宫发了封Email,出价200万美金邀请克林顿总统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形象大使”。后来,白宫还真的有了回音,尽管那只是封千篇一律的拒绝函。

这家想让克林顿为自己打工的“中国某企业”其实是组建仅几年的温州法派服饰。对法派的举动,媒体和业界只用脚指头想想就简单地断定为“纯属炒作”。而法派服饰却郑重其事地解释道,克林顿缺钱,为了莱温斯基的官司,总统共欠下1100万美元的律师费,到现在还有500万没买单。

最近一则报道称,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已经同意考虑这一邀请。热烈欢迎克林顿同志到温州打工,这是温州人聪明而富有想象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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