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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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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31 11:30: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学者:智库不会成为权力寻租工具

2014年07月31日11:19  时代周报 我有话说 收藏本文
  本报特约记者 韩洪刚

  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转型的深水区,从改革方法论而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有机结合,这必然内生着对科学决策、权力体系与知识体系结合的要求,如此,智库在此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出了要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并将其制度化,从而更好地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决策咨询制度重要性的认知。

  准确把握“智库”以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内涵,对于今日之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时代周报采访了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

  供求脱节背后是制度对接难题

  时代周报:在你们看来,在改革的使命与当下的环境中,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韩方明:首先,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性将直接决定智库所提供的思想产品的质量与智库的社会声誉。这就要求智库在发展中既不能依附于权贵,也不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能被社会舆论所绑架,要为国家与社会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思想产品,自身也要发展成相对稳定但又独立运作的思想机构。

  其次,要树立创新性的专业研究领域。对于不同的智库而言,要根据自身的研究实力和研究特点确立本智库的研究领域,避免大而全。对于后起的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而言,选择一个创新性的专业化领域非常关键。同时要树立现代管理意识,积极与世界上成熟的智库模式接轨。

  最后,要实现官民互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离不开智慧的推动,智慧并没有官民之分。官方智库在资金支持、研究力量、对外合作、成果效益等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而非官方的民间智库也在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与运作机制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两者既存在竞争也有着合作的潜质,全面改革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多元的思想可以为改革注入更蓬勃的活力。

  王文:第一,政治上,需要一个充分推动目前政策的民主化的智库。社会上,充分倾听社会的民意,但是表现出一种专业化的声音的智库。经济上,要有一个客观中立公允的智库。知识上,需要一个更加有问题导向、现实关怀和家国情怀的智库。但是,我认为需要这样的智库,不代表就会有这样的智库,因为很难。

  时代周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决策咨询制度”方面,你认为还存在哪些问题,制度如何才能“建立”,以及如何“健全”?

  韩方明:古人云:“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目前,我们国家的决策咨询制度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虽然很多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也出了很多积极而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但是却难以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对接,以致在智库与政府之间不能实现有效的默契,出现了政府口渴,但是送水的智库却投报无门的情况,从而造成知识与思想资源的浪费。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一个供求脱节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推动相关决策咨询制度的建设,打造政策分析市场,为智库产品提 供一个有效的应用平台;另一方面,智库要以社会发展和国家需要为基本的立足点,来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思想产品。从而实现供需平衡,完成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对接。

  王文: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最终还是要靠人。智库本身也有问题,有些学者不够严肃,哗众取宠,干扰整个决策的过程。当然他们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回过头来讲,很多学者是有很大问题的,有责任的学者、有能力的学者实际上还是少数。

  从机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需要上下结合,从上面讲要有这个意识,现在也有了,从中间的政府操作层面,要有这样的机制。从下面 即思想的产业链下游 来讲,当然是智库层面,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有这样的能力。要说这个决策机制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三方都要努力。要有一个战略眼光、敢于推动改革的高层领导,中间还要有奋发有为的官僚团队(“官僚”在这里是中性的意思),下游也要有一批真正有能力的智库,只有这样“决策咨询制度”才可谈得上建立和健全。

  警惕智库概念泛化

  时代周报:凡事必有利弊,智库受到中央高层重视,利的方面自不必说了;但是不是可能出现“弊”的方面,比如,会不会出现惯常出现的“智库大跃进”,甚至会进一步把中国智库的名声搞臭?

  韩方明: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历史上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着深刻的教训。如今智库的发展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充分重视,对于智库发展来说是重要的推动力,不仅使智库发展和智库研究迈入了快车道,同时智库这个概念也正在深入人心,普通公众都在谈论智库。不过,我认为这并不会出现所谓的大跃进。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与几十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上已经有所不同,当前国家的发展更加务实求真,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同时国家的法制建设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建设更加完善,社会发展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制度规约,从而不会轻易出现以往那种知识语境;另一方面,虽然智库自身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但是已经具备了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与天下情怀,不会夜郎自大与闭门造车,加之国外智库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经验,所以对于智库自身来说还是有着较理性的发展思维的。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双面向的,大跃进的趋向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所以要有积极的应对措施,做好防范。

  王文:这一点说得很对,不是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可以称之为智库,在中国,名称带研究的研究院至少要20万家。目前,中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都试图建智库,这种心愿与决心是值得鼓励的,但从我们的美国调研的情况看,学术研究机构与智库有明显不同的分工,前者注重学术创新,偏于基础性研究,后者注重影响决策,长于应用性研究。目前中国许多研究机构想两者兼得,到头来可能都无法兼顾,出现“两不像”、“双荒废”的结果。经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智库要立足于现实议题,依托理论基础,发掘政策缺陷,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而通过种种渠道与传播方法,构建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完善力。中国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尤其在高校)都不具备智库的功能、架构,片面泛化“智库”概念,反而有可能出现教育与研究资源浪费、离谱观点贻笑大方、高校与学者形象均受损等风险。“为了学术”与“为了政策”是美国知识界相对清晰的两类功能,中国切不可混为一谈。什么热,做什么,这是中国社会一贯传统,当然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但也不能用“大跃进”来讲,这其实也很正常,应以平常心待之。

  时代周报:不管怎样,“智库”这个概念,势必会越来越热。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一提法中,“特”在何处,“新”在哪里?

  韩方明: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强调“中国特色”,这是横向的发展要求,意味着我们的智库发展是要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的,而不能一味照抄照搬 西方的智库发展思路,这样便脱离了我国的实际。要以中国的全面改革与社会发展作为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推动知识深化体制和思想产品的创新,努力打造中国学派, 传播好中国声音。再就是“新型智库”,这是纵向的发展要求,即与人类历史上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思想产品提供者相比,我们要有所创新,不仅在研究内容

  上要创新,研究方法和发展思路都要有创新。新型智库不同于智囊团,智库一方面是为政府或者相关服务对象提供政策咨询与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还要坚持产品的独 立性与客观性,而不是一味迎合服务对象的偏好。

  王文:强国须强智,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由智库来引航。20世纪美国的崛起基本与美国智库的发展同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智库必须贴近本国国情发展,避免美国智库当下广为诟病的政治游说化、极端立场化等倾向,但美国智库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转化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借鉴,我认为,与难以摆脱“官方”印迹、“谋”与“断”之间未能分离的传统中国智库相比,如果用四个词来概括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备的功能,那就是“咨政”、“启民”、“伐谋”和“孕才”。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智库是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在美国智库被称为政府、国会、法院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在谋断互动机制、思想市场机制、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与全球传播机制等五个方面,深化改革现行智库运营模式。

  国家重视和社会认可保障民间智库发展

  
 楼主| 发表于 2014-7-31 11:31:05 | 显示全部楼层
时代周报:民间智库地位和功能如何?目前来看,民间智库发展的困境是什么,如何才能克服?

  韩方明:从基本已经进入了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民间智库三位一体、齐头并进的新阶段。随着公民社会以及基金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发展,民间智库在整个智库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国家重视和社会认可是民间智库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这样的时代发展需求给予民间智库大好的发展机会,从而也具备了较多的活力。相比而言,官方智库在资金支持、研究力量、成果效益等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其所掌握的资源和影响力是民间智库所不能比拟的。但是,由于其官方立场和在某些领域的局限性,为非官方色彩的民间智库提供了更多可资开拓的灵活空间,民间智库研究成果的中立性和批判性,更容易为各界所接受。可以说,民间智库正在成为国家治理理论的探索者,决策科学化的推动者和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对改革自身来说,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兼收并蓄才能为改革注入更蓬勃的活力。

  不过以上也决定了民间智库在与官方智库的生存竞争中,各类硬性指标并不占优势,软硬条件的局限也会让民间智库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受到影响,也正是这种主客观的多重原因,民间智库的发展依然不是中国智库发展的主流。所以,综合来看政府主导的官方智库短期内仍将是国内智库的中坚力量,民间智库所面临的诸多发展瓶颈在某种程度上让它们依然处于内在的“小时代”。要解决这类问题,政府要为智库发展创造适宜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逐步改变官方思想库垄断 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并采购高质量的民间智库思想产品。

  时代周报:95%的美国智库是独立的,与个人合作,不接受政府资金,而中国可能是恰恰相反的(这并不是说就必然不好)。如何看待中国大多数智库的体制属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

  韩方明:独立性并不是说要游离于政府之外,或者处处与政府作对就是独立。政策研究的独立性要求的是智库要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最终成果不是捆绑于其服务对象偏好的嫁衣,而是要有着独立的“品格”的思想产品。西方那种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智库模式也并非就是好的。接受政府的资助并不是意味着必然会成为政府的传声筒,而不接受政府资金的独立智库也不一定就是与政府对立的,美国诸多知名的智库虽然不接受或者接受很少的政府资助,但是其出品的思想产品也并非就是反政府的。

  当然了,如果有着浓厚的政府官方背景,其思想产品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或多或少的官方色彩,要保证智库不会成为政府权力寻租的工具和传声筒,就要完善智库的运作制度,加强智库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也就是意味着,作为思想产品的最终受众,政府自身要将自己关在笼子里,确保不会直接干预智库的独立研究。

  王文:国内不少舆论认为,真正的智库必须“独立”。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此“独立”非美国智库强调的“独立”。美国智库不但不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反而时刻展示自己与政府具有如何紧密的关系,如炫耀其成员大量通过“旋转门”进入或来自政府,资金大量来自政府(CSIS2012年度预算中21%来自政府)。美国智库提倡的“独立性”,并非指与政府毫无关系,更非永远批判,而是指他们的基本立场相对“独立”、学理逻辑与论证的客观,以及他们在出台政策报告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独到观点,但其研究产品最终指向都是希望影响与改变政策。可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出现与政府“对立化”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

  安全问题是对智库和政府的双重考验

  时代周报:研究的独立性只是智库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此外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人力资本。你如何看待中国智库发展过程中的人才瓶颈问题?智库型人才要如何培养?

  韩方明:人力资本的确是智库发展的关键要素。目前国内智库发展很大的一个瓶颈就是人才短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人才断层严重,很多智库虽然有着庞大的研究团队,但是青黄不接,很多研究人员年龄已经偏大,缺少青年学者的参与,这种人员结构极易造成思想僵化和创新不足;再就是学缘结构搭配不合理,缺少跨学科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其思想产品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智库虽然建起来了,但是依然是一个空架子,没有团队便没有活力,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么缺少政策支持,要么缺少资金,要么因为地缘条件等客观限制而无法吸引相应的人才等。人才是智库发展的生命线,没有良性的人才结构的智库终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概括起来就是,就是要“接地气,有人气”。

  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智库人才的培养有着较高的能力要求,单纯只会应试的年轻人是难以承担起这个担子的。不过,好在大多数年轻人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之后,已经可以接触到更加多元和多样的知 识与培养模式,在大学阶段重塑“独立之思想”并不算晚,所以我们也看到当前在我国的诸多智库已经崛起一批学术新星,他们大多都是在国内接受教育,但是却已 经在智库的发展中崭露头角,这是值得欣慰的。

  王文: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智库学者在中国太缺少了,不是随便一个学者就能当智库学者。智库型人才,第一个必须要有统合能力,比如我们金融研究院,还包括有大量媒体、政府、互联网、法律等。所以,第一需要有知识的统合,第二还要有情怀,把这个工作当成打工,那不行,智库学者必须要有高度的对这个现实和国家的一种情怀。所以我说智库学者有“三条命”,普通人只有一条命,那就是性命,优秀的人还有一个命,是生命,智库学者我认为还有第三条命,即使命。

  时代周报:中国智库要想良性发展以及成为国际顶尖智库,就离不开开明的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合作,尤其是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方面,如何权衡知识优化与信息安全或数据安全之间可能的冲突?另一方面,在一些国际场合,如何应对可能会触及的一些政治敏感性问题?

  韩方明:智库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类威胁与挑战。如前面所讲,中国智库的发展不可能闭门造车,要积极拓展跨领域、跨学科、跨国界的合作与交流,这就必然会出现诸多难以预知的问题。这不仅是中国智库所面临的问题,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智库都会存在这一困惑。

  安全是智库生存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如果没有安全,那么智库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尤其是相关研究领域涉及较为敏感领域的智库,面对的这种挑战更加直接。 在面对这种可能的冲突时,一方面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不仅将信息或数据安全作为智库存在与发展的生命,同时要时刻将国家安全作为依归,这是最高的法则。

  政治敏感性问题并不是洪水猛兽,面对这些问题逃避不是办法,但是要注意应对技巧。敏感性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它存在的时代语境,遇到这类问题,既要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同时还要积极寻找应对之策,解决之法,而这正是智库之所以为智库的根本所在。

  王文:关于信息安全或数据安全,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冲突,比如说要有保密意识,等等。那么,怎么样处理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就是不要过于敏感化,很多时候的确是自我敏感化了。一方面,这在高度考验智库学者自己的智慧、胆识和平衡能力。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考验官方对于智库的包容力、包容度。这在现实层面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楼主| 发表于 2014-7-31 11:44:54 | 显示全部楼层
十种有益的思维方式:

    1、逆向思维,帮你突破教条。

    2、批判思维,帮你突破桎梏。

    3、联想思维,帮你突破尝试。

    4、换位思维,帮你突破主观。

    5、系统思维,帮你突破片面。

    6、开放思维,帮你突破僵化。

    7、形象思维,帮你突破枯燥

    8、逻辑思维,帮你突破表象。

    9、前瞻思维,帮你突破短浅。

    10、简单思维,帮你突破烦琐。

      吕宁思
 楼主| 发表于 2014-7-31 11:47:03 | 显示全部楼层
逆向思维 向您洞开一个新世界 - 此文价值千万以上
    生活中处处潜藏着看似不可能的机变,关键是要习惯一种逆向思考的方法。有时需要我们超越的只是小小的一步,这就像“哈桑借据法则”。

    一位商人向哈桑借了2000元,并且写了借据。在还钱的期限快到的时候,哈桑突然发现借据丢了,这使他焦急万分,因为他知道,丢失了借据,向他借钱的这个人是会赖账的。哈桑的朋友纳斯列金知道此事后对哈桑说:“你给这个商人写封信过去,要他到时候把向你借的2500元还给你。”哈桑听了迷惑不解:“我丢了借据,要他还2000元都成问题,怎么还能向他要2500元呢?”尽管哈桑没想通,但还是照办了。信寄出以后,哈桑很快收到了回信,借钱的商人在信上写道:“我向你借的是2000元钱,不是2500元,到时候就还你。”

    逆向思维作为一种方法论,具有明显的工具意义,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顷、音声相和”之哲学思辨中能生发出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其中包括:

    1.方位逆向法

    方位逆向就是双方完全交换,使对方处于己方原先位置的换位。它不仅仅是指物理空间,更是指一种对立抽象的本质。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有:入-出、进-退、上-下、前-后、头-尾,等等。

    恋爱中的男女总是时而甜甜蜜蜜、时而吵吵嚷嚷,而吵架的原因不外乎就是抱怨对方从来不为自己考虑,从来都不站在自己的角度想想。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能真正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想一想,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战争和悲剧了。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总是在抱怨对方不站在自己的角度为自己考虑一下的时候,忘了自己也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考虑一下。看来,“逆向换位”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

    学习方位逆向,首先就在于4个字:设身处地。在方位逆向的实际应用中,需要你真正站在他人的角度  尤其是存在利益关系的“敌对方”的角度  看待和分析事物。学习这一点,不仅需要一颗真诚的心,更重要的是创新的智慧。

    站在对立面研究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对方换一个角度,是“一次逆向换位”。逆向换位思维还可以多次换位,甚至反复逆向换位。2次以上的换位就是多次换位。

    学习方位逆向,其次就是要学会“换位  再换位”。之所以要进行多次、反复的逆向换位,是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对立”的那一方可能也在进行逆向换位思考,思考他人  作出反馈  再思考他人对于你的反馈会作出什么逆向的反馈  重新反馈……这就是逆向换位思想的升级,是兑换为思想的终极把握。在这样的换位对抗中谁胜谁负,就要看谁在换位思考上胜人一筹了。

    2.属性逆向法

    事物的属性往往是多向位的,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即使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其性质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并且是相互转化的。就像钱钟书说的“以酒解酒、以毒攻毒、豆燃豆萁、鹰羽射鹰”,包含着极大的矛盾性。例如:好-坏、大-小、强-弱、有-无、动-静、多-寡、冷-热、快-慢、增-减、生-死、出-入、始-末、水-火,等等。

    有一次,美洲草原上失火了,烈火借着风势,无情地吞噬着草原上的一切。那天刚巧有一群游客在草原上玩,一见烈火扑来,个个惊慌失措。幸好有一位老猎人与他们同行,他一见情势危急,便喊道:“为了我们大家都有救,现在听我的。”老猎人要大家拔掉面前这片干草,清出一块空地来。

    这时大火越来越逼近,情况十分危险,但老猎人胸有成竹。他让大家站到空地的一边,自己则站在靠大火的一边。他见烈火像游龙一样越来越近,便果断地在自己脚下放起火来。眨眼间在老猎人身边升起了一道火墙,这道火墙同时向3个方向蔓延开去。奇迹发生了,老猎人点燃的这道火墙并没有顺着风势烧过来,而是迎着那边的火烧过去。当两堆火终于碰到一起时,火势骤然减弱,然后渐渐熄灭。

    游客们脱离险境后纷纷向他请教以火灭火的道理,老猎人笑笑说:“今天草原失火,风虽然向着这边刮来,但近火的地方气流还是会向火焰那边吹去的。我放这把火就是抓准时机借这股气流向那边扑去。这把火把附近的草木烧了,这样那边的火就再也烧不过来了,于是我们得救了。”

    逆向思维总是能帮助我们在困难中找到出路。彼德•诺顿也是这样一个运用逆向思维走向成功的人。他曾经以3亿美元出售了他的电脑软件。这是一套被称为“恢复删除”的软件,他把逆向思维运用于其中,目的是恢复被意外删除的电脑文件。不小心删除了文件是电脑使用者的噩梦,恢复被删除的文件是许多人的“妄想”,但只有诺顿朝前跨出了一步,把看似荒谬的妄想变成了现实。在诺顿的思考里,进与退、出与人、有与无,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的统一和转化。

    3.因果逆向法

    逆向思维中“倒因为果、倒果为因”的方法在生活中的应用是极其广泛的。有时,某种恶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反转为有利因素,关键是如何进行逆向思考。

    倒因为果最辉煌的案例应当是人类对疫苗的研究。人类在抗击一场场灭顶之灾的努力中,毫无疑问,唯一有效的法宝就是倒因为果的逆向思维  以毒抗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早在我国的宋朝人们就开始想到用事物的结果去对抗事物的原因。据文献记载,当时人们把天花病人********上干结的痘痂收集起来,磨成粉末,取一点吹入天花病患者的鼻腔。后来这种天花免疫技术经波斯、土耳其传入欧洲。直到1798年英国医生琴纳用同样的原理研制出了更安全的牛痘,为人类彻底根治天花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事实上,疫苗的研究方略仅仅是一个象征,更多的疾病研究和更广泛的生活事件也同样离不开倒因为果的逆向思维方法。
 楼主| 发表于 2014-7-31 11:47:27 | 显示全部楼层
4.心理逆向法

    《中国经济时报》曾经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送者贱、求者贵的思考”:5年前,我去一个偏僻山村采访,见地里种的全是当地的老品种油菜,桔秆细弱,株矮枝疏,便问同行的乡长为何不叫农民改种杂交油菜,乡长一脸无奈,农民不相信呗!

    于是我给他讲了下面这则故事:当年土豆传到法国时,法国农民并不愿种,有人便出了一个怪招,在各地种植土豆的试验田边派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把守。周围的农民一见此阵势,认为地里种的肯定是金贵之极的好东西。于是,他们时常乘机溜进试验田,把偷回的土豆种在自家的地里。渐渐地,土豆成为法国农民广为种植的一种农作物。

    前不久,那位乡长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该乡临近山区的4个村成了养羊基地,规模大着呢!一去才知,当初乡里决定在4个村中每村只选一户饲养波尔山羊,决不多选!为了慎重起见,由乡长任推选组组长。推选前,乡里提出了很多苛刻的条件,整整忙活了一个月,乡里为这4户每户引种羊100只,多一只也不行。乡里还组织这4个村的联防队员轮流值班看羊。等羊下了羊崽后,乡里说要出口,不让羊养户私自出售。左邻右舍的农民眼馋,托亲拜友,晚上摸黑溜进养羊户家里,好说歹说也要偷偷买几只波尔山羊饲养。如今这几个村户户养羊,人均收入已超过万元。

    毫无疑问,人类的心理永远是这样  一切禁止都意味着加强。许多悖论性的心理法则似乎也在间接地证明逆向思维的存在:

    贝克法则:你所能提供的东西你一个也不要。

    博肯法则:剧场里越不靠近通道的座位上的观众来得越晚。

    格里森法则:极小的洞也终将把最大的容器流空,除非它是故意用来排水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会堵塞。

    贾斯特法则:车越破开得越疯。

    梅尔法则:要不是最后一分钟,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韦伯法则:如果你顺当地找到停车的地方,那你就会找不着你的车。

    5.心理逆反法

    心理逆反法即是指在思考的过程中摈弃自身局限,先探究对方的思想,然后反对方的思路而行事。

    心理逆向的“反”并不是逆向换位法中反复换位的“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反”。虽然在逆向换位法的学习中你已经熟悉了捉摸对方心理,然后逆反对方心理而作出对策,但在心理逆反法中,需要你更进一步,让对方跟着你的思路走,让他作你需要他作的选择。

    让对方跟着自己走,听起来难如登天,但如果你尝试着持续训练自己琢磨对方的思考路径并逆反其逻辑,慢慢地就会发现掌握这一方法并不困难。试试看下面这则真实的故事,你是否也能迅速作出这样的反应呢?

    1956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联**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揭露、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错误。有人从听众席上递了一张纸条给讲台上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打开来一看,上面写着:那时候你在哪里?这个问题之尖锐直指核心。这个时候,赫鲁晓夫不能不回答,选择回避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懦弱和自私。

    如果你是赫鲁晓夫,你会怎么办?

    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必须用某种事实告诉众人,你现在的行为是在实实在在地纠正错误,而同时你还要让众人理解、默认你不能更早地作出纠正的原因。你必须设置一个“必然的二选一”,也就是说你必须让众人在你设置的情境里面只能作和你一样的选择。通过这样的解释,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摸索到脉络了?这时候你应该想到,“逆”了之后就要“反”,与其用言语进行解释,不如让大家切身体会,让大家明白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你看,心理逆反思维法的掌握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达成的。

    赫鲁晓夫拿起条子,大声念了一遍上面的问题,然后望着台下,说:这是谁写的条子?请你马上站出来,走上台!没有人站出来。会场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所有人的心都在怦怦地跳,不知赫鲁晓夫到底要干什么。写条子的人更是忐忑不安,懊悔不已,心里很清楚赫鲁晓夫如果真要查下去,一定会查到他就是写条子的人。接着,赫鲁晓夫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请写条子的人站出来!会场仍然一片寂静。几分钟过去了,赫鲁晓夫终于又开口了,他平静地说:好吧,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当时就坐在你现在坐的那个地方。

    你看,赫鲁晓夫就是利用如今的权势重现了当年他所处的环境,让身处其中的众人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他的选择,换了个角度告诉众人他的无可奈何。

    引申而言,心理逆反思维体现着一种“料敌在前,抢占先机”的精神。“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动”的后发制人策略虽然彰显了大气和谨慎,先置自己于必守之地,再图进攻,但是在应对上始终因为必须依据他人行动作决定而丧失了先机。心理逆反思维则是立足于对对方心理的预测和反馈,并依此布局,先攻其防不胜防,让你在应对自如之余还能反将一军。
 楼主| 发表于 2014-7-31 11:48:19 | 显示全部楼层
6.雅努斯式思维法(对立互补法)

    “雅努斯”是一尊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传说中,他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一副凝视着过去,一副注视着未来。你常常能在古罗马钱币上看见他,一手握着开门钥匙,一手执警卫长杖,站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雅努斯式思维法,就是以把握思维对象中对立的两个面为目标,自觉遵循逆向路径研究问题,善于把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既要顺着正常的思路研究问题,也要倒过来从反方向逆流而上,看到正反两方的互补性。

    雅努斯式思维训练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在“逆向”意识之上,你首先必须学会认识到事物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你现在面对的问题必然还存在其对立面。也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难题时,你可能会面对这个难题的条件、问题和******。你需要做的是对这个难题的构成重新洗牌,逆向考虑。

    雅努斯式思维训练的第二步是把握住对立面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以达到对问题解决的质的飞跃。要时刻谨记:对立是为了共存。经由这样的介绍,“逆向”和“互补”的脉络已经隐约可见。再看下面这个小问题,循着这一脉络学习、把握如何将对立的部分嵌合互补。

    什么样的18层大厦可以在地震中屹立不倒?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也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建筑学问题  你可能因为专业的局限不能想到合适的建材和房屋结构,但是你可以抓住正确的思路。******就在下面的这篇报道中。

    1972年12月23日,尼加拉瓜共和国首都马那瓜发生了大地震,一座现代化城市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瓦砾,死亡万余人,震中511个街区的房屋被无情地震毁。令人惊奇的是,一片废墟中唯独18层的美洲银行大厦竟安然屹立,而大厦正前方的街道地面却呈现了上下达1/2英寸的错动!如此奇迹,轰动了全球。

    奇迹的创造者就是著名工程结构专家美籍华人林同炎。他在设计美洲银行大厦时,试图设计一座震中不会出现房屋崩裂的大厦,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解决建筑材料在强大外力下不变形、裂开的问题。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忽然想到如果不是把思维的重点放在正面(因为放在正面不能彻底解决防震问题),而是把思维着重放在反面呢?

    于是,在多方筛选测算后,他采取了框筒结构。这种结构和一般结构不同,具有刚柔相济的特点:在一般受力的情况下,建筑物有足够的刚度来承受外力;而当受到突如其来的强烈外力时,可由房屋内部结构中某些次要构件的开裂使房屋总刚度骤然减弱,从而大大减少主要构件建筑材料承受的地震力。这种以房屋次要构件开裂的损失来避免建筑物倒塌的设计思想突破了一般常规的思维框架,突破了以刚对刚的正面思维模式,从而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奇迹。

    在这里,林同炎选择了以“逆”保护来保护。保护与破坏是完全对立的,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能互补共存。如果不遗余力的保护不能达到“保护”的最终目的,那么用“破坏”来“保护”就是雅努斯式思维的精髓所在了。使“保护”和“破坏”双方呈现出相互依存的态势,主动设计一些在强地震中会被破坏的东西,恰恰成就了保护的目的。在主要建筑体完好的前提下,次要内部结构的破坏反而使得建筑物避开了强震的摧残。

    雅努斯式思维训练的第三步建立在对前两步扎实把握的基础上。这一步要求解析对立的双方,然后进行重组建构。

    7.缺点逆用法

    缺点逆用法的主旨就在于“缺点即优点”。缺点逆用,首先就意味着从普通中体味不普通。它强调的是反过来考虑如何直接利用这些缺点,做到“变害为利”。也就是说,针对对象事物中已经发现的缺点,除了采用“改进”策略以外,更希望做到的是成本更为低廉的“直接利用”。

    你可以依循下面的步骤搜索身边的“缺点”,练习逆用:

    ●确定一个对象,可以是一个东西、一件事,甚至一个人;

    ●尽可能列举这一对象的缺点和不足(在这里你可以采用智力激励法,也可进行广泛的调研、征求他人的意见等);

    ●将呈现在你面前的一个或数个缺点加以归类、整理;

    ●针对每一个缺点进行分析,寻求变废为宝、化弊为利的可能(这一步最关键的就是“逆”,要用逆向思维处理这些缺点)。

    很多摄影者在拍集体照时总是先数“3、2、1”,可是尽管人们都尽量睁大了眼睛,可总会有一些人在数到1的时候坚持不住眨了眼。

    后来有个人出了个主意,大家将信将疑,甚至还觉得有点怪异,可是照片拍出来以后一看,果然一个闭眼的都没有,你能想到这个主意吗?

    回顾一下我们的思考路径:

    ●“使大家在按下快门前不眨眼”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的眼睛如果睁得久了就需要通过眨眼来补充水分,使这个事件必然存在缺点;

    ●针对这一缺点,其反面就是不长时间保持眼睛睁开,也就是闭上眼睛。

    ******出来了:新办法是让大家都闭上眼睛,喊“3、2、1”后再一起睁眼。

    你想到了吗?缺点,可能就是优点本身
 楼主| 发表于 2014-9-1 17:13:42 | 显示全部楼层
专家讨论:中国如何培养出自己的“亨廷顿”

    房宁:中国会出现一批自己的“亨廷顿”

    美国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亨廷顿研究的学问主要围绕美国如何统治世界,被视为是“帝国人才”。培养这类学者的机构当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央情报局,一个是五角大楼。

    因为美国的目标是统治世界,需要了解世界,出于这个目的,美国政府支持了很多学者,包括对中国有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在研究一个国家的同时,又在理论上做了一些梳理,对此后的世界局势发展做出了当年的判断。也就是说,亨廷顿这样的人的出现,是跟国家的崛起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

    我认为中国完全应该也必然会出现这样一批人物,最后能否达到亨廷顿那样的高度并不重要。就政治学而言,今天中国政治学要比肩世界,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而是起码的要求。今天中国也在崛起,我们现在要致力于世界政治的研究,这正是当年亨廷顿做的工作。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了这种需要,就像当年美国一样,需要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了解是建立在中国人自己的观察与研究基础上的。过去30年里,我们经历了工业化,沿海地区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中国需要依据自己的经验再次审视世界,中国也需根据自己的认识进一步探寻世界的规律。(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汪晖:重大学术发现有赖于长期的学术积累

    能不能出亨廷顿,这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提这个问题就是在问,中国能否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

    中国近现代出了许多伟大的人物,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人物并不多。西方学术界之所以能出现这些有全球影响的人,一个是世界格局造成的,此外也有赖于他们的学术传统和积累。欧美近代学术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也一直在学习。但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关于自己的研究都被美国的中国研究“接管”了呢?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相应地没有能够获得应有的发展。

    伴随着大规模的翻译和学科化,西方许多中国研究的著作大家都很熟悉。如何分析这些著作的成败得失,这里暂且不论。现代西方学术在分工严密的基础上形成,这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许多做综合性研究的学者影响很大,但他们之所以能产生较为全局性的影响,是依赖于整个学术界的强大基础。

    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说,抱负是重要的,但也不要太急于求成。不必急着去想要成为多么知名的学者,而应该重视基础工作和普遍积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来的才是最终呈现给中国和世界的东西,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水涨船高。我们为什么关心教育,关心大学的科研体制?因为它输送的是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专门人才,在传承创新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突破性的成果。(作者是清华大学教授)

    王帆:既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全球视野

    讨论中国如何培养自己的“思想家”很有必要。因为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跟别国比思想,比未来的设想、创意。我们物质有很大发展,在思想精神层面需要大量独造性的工作。中国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思想文明,也必然会伴随着中国的复兴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思想文化。

    中国现在正形成我们的大国战略,现在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问题,而是我们已走到世界的中心,你不想有大国战略也不可能。大国战略的形成和发展,还需一大批能产生国际影响的思想家、战略家,还需要做艰苦的基础性工作。

    从国际关系的理论角度来说,中国很多年轻学者受到系统规范的训练,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经历了学习积累的阶段,已经进入到借鉴和自我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思想、中国学派的成长壮大。

    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立足中国观察世界。但未来我们还需要全球视野,从关注人类命运的角度来思考视察问题,以人类命运为已任,既有家国情怀,也有全球视野。(作者是外交学院副院长)

    刘宁:感受力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要成就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学者的青年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通常一个学者越老,学问就会做得越好。但这个学者的学问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实30岁时大概就已看得出来。

    学术追求一种普遍性,学者要实现学术的普遍性,首先需要有一种感受力的普遍性,就是觉得他的个人经验和人生体会是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的。一个学者年轻时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个世界,但他首先要有感知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能力。

    现在学术专业化发展越来越强,很多年轻学者在技术和专业训练上越来越好,可感受力弱了。而学术创新应是来自于学者真正提出独创性的想法,提出他基于对国家、民族和世界有真切感受的问题。

    在这点上,我们的年轻学者现在好像有些忽视。虽然一些论文看上去无懈可击,技术方面都很好,可就是觉得差了点东西。要想培养中国的“亨廷顿”,我们的学者还是需要永葆学术上的青春。▲(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本文节选自第二届“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颁奖会上部分嘉宾的发言,会议由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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