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and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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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纳税人供养一个吃皇粮的，在中国长期是笔糊涂账。6月11日，《辽宁日报》称辽宁省直机构659家公益性事业单位，已整合为65家大型事业单位，精简比例达到90％。八月底之前完成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要完成90％以上的精简。还特地将1：39的官民比定为目标。  

    文章还透露，辽宁有事业单位35000余家、事业编制超编110万名。而且，2017年年底，辽宁省人大通过草案，超编人员不得办社保发工资。

    署名柴宗盛的作者近日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分析了辽宁这一改革曝光的真实官民比。

    文章认为，要裁掉上述超编的110万，官民供养比才能达到1：39。而据2016年的数据显示，辽宁省有人口4378万，按照1：39的供养比，改革后辽宁有112万吃官饭的。那改革之前吃官饭的，就是112+110=222万，用4379除以222就等于改革前的供养比，******是1：19.7。  

    文章盘点说，官民比曾经有广为流传的几个版本，其中，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透露，中国公务机关人员官民比例1:26。同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表示，官民比1：18。  

    2014年，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颖和廉叶岚在《了望新闻周刊》撰文指出，同期，官民比在英国为1:118，印度为1:109.5，俄罗斯为1:84.1，新加坡为1:71.4。  

    柴宗盛文章指出，即便辽宁裁掉百万冗员，改革后的1:39也属国际高标准。

    据悉，目前除了辽宁，各地都在搞所谓的机构改革、精简人员。6月22日，《黑龙江日报》称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事业单位机构总数、内部机构总数原则上至少精简20%，事业编制总数原则上至少精简15%。省委办公厅所属事业单位由7个减少至3个，省政府办公厅所属事业单位由12个减少至7个，其中4个单位还将继续推进转企改制。与此同时，哈尔滨市也完成了精简2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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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依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将全国居民人数进行五等份分组来进一步加以考察。从下图2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20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259.5元，遥遥领先其他80%的人群；即便是位于第二梯队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20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31990.4元，刚刚超过高收入群体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为5528.7元，不到高收入人群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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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的2011年，拐点来临。随着生育率下降，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比逐渐下滑，直到2017年，劳动力人口占比已经回到了2005年的水平。而中国的经济增速，也恰好走向了下坡。于是你看到了，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17年百城抢人大战，2018年多地奖励二孩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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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根服务器？中国互联网只是租用而已，开关在美国人手里

    2018-04-24 环球冷眼  

    根服务器主要用来管理互联网的主目录，全世界只有13台（这13台根域名服务器名字分别为“A”至“M”），1个为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个均为辅根服务器，其中9个在美国，欧洲2个，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个位于日本。




    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ICANN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等的管理，这13台根服务器可以控制Firefox或Internet Explorer这样的Web浏览器或电子邮件程序控制互联网通信，由于根服务器中有经美国政府批准的260个左右的互联网后缀（如.com、.xyz、.net、.top等）和一些国家的指定符（如法国的.fr、挪威的.no等），美国政府对其管理拥有很大发言权。

    根域名服务器是架构因特网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在国外，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将根域名服务器称作“真理”（TRUTH），足见其重要性。换句话说——攻击整个因特网最有力、最直接，也是最致命的方法恐怕就是攻击根域名服务器了。




    命名来源

    这要从DNS协议（域名解析协议）说起。DNS协议使用了端口上的UDP和TCP协议，UDP通常用于查询和响应，TCP用于主服务器和从服务器之间的传送。由于在所有UDP查询和响应中能保证正常工作的最大长度是512字节，512字节限制了根服务器的数量和名字。




    要让所有的根服务器数据能包含在一个512字节的UDP包中，根服务器只能限制在13个，而且每个服务器要使用字母表中的单个字母命名，这也是根服务器是从A~M命名的原因。




    架构介绍

    根服务器主要用来管理互联网的主目录。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ICANN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等的管理。全世界只有13台根域名服务器。其中10台在美国，欧洲2个，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个位于日本。




    根服务器架构

    这13个逻辑根服务器可以指挥Firefox或Internet Explorer这样的Web浏览器和电子邮件程序控制互联网通信。由于根服务器中有经美国政府批准的1000多个互联网后缀（如.top,.com等）和一些国家的指定符（如法国的.fr、挪威的.no等）。




    自成立以来，世界对美国互联网的依赖性非常大，美国通过控制根服务器而控制了整个互联网，对于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构成了潜在的重大威胁。所谓依赖性，从国际互联网的工作机理来体现的，就在于“根服务器”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任何形式的标准域名要想被实现解析，按照技术流程，都必须经过全球“层级式”域名解析体系的工作，才能完成。 “层级式”域名解析体系第一层就是根服务器，负责管理世界各国的域名信息，在根服务器下面是顶级域名服务器，即相关国家域名管理机构的数据库，如中国的CNNIC，然后是在下一级的域名数据库和ISP的缓存服务器。一个域名必须首先经过根数据库的解析后，才能转到顶级域名服务器进行解析。




    在根域名服务器中虽然没有每个域名的具体信息，但储存了负责每个域（如.com,.xyz,.cn,.ren,.top等）的解析的域名服务器的地址信息，如同通过北京电信你问不到广州市某单位的电话号码，但是北京电信可以告诉你去查020114。世界上所有互联网访问者的浏览器都将域名转化为IP地址的请求（浏览器必须知道数字化的IP地址才能访问网站）理论上都要经过根服务器的指引后去该域名的权威域名服务器(authoritative domain name server） ，当然现实中提供接入服务的服务商（ISP）的缓存域名服务器上可能已经有了这个对应关系（域名以及子域名所指向的IP地址）的缓存。




    2014年，美国政府宣布，2015年9月30日后，其商务部下属的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与国际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将不再续签外包合作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将移交对ICANN的管理权。基于全新技术架构的全球下一代互联网（IPv6）根服务器测试和运营实验项目—— “雪人计划”2015年6月23日正式发布，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工程中心主任、“雪人计划”首任执行主席刘东认为，该计划将打破根服务器困局，全球互联网有望实现多边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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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存老龄少子化危机 每3人要养1人】报告指出，中国当下社会存在人口结构不合理问题，主要表现在老龄化、少子化现象突出。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总抚养比从2011年的21.3，升至2016年底的29.2，短短五年间中国从5个人抚养1个人变为近3个人抚养1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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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女子疑因丢身份证名下被注册五家公司，奔波两年无法解除

　　一不小心就成了五家公司的“老板”，想注销还挺难！

　　日前，29岁的辽宁女孩王欢欢向澎湃质量报告投诉平台反映，她的身份信息被人冒用，名下被注册了5家公司，她多次向工商等部门反映，目前仍未能注销。

　　因前述多家公司存在异常经营情况，王欢欢目前已被税务系统和工商系统列入“黑名单”，无法在税务部门、银行等办理相关业务。

　　“被老板”的王欢欢很无奈。

　　3月14日，前述公司之一的监管机构、西安市工商局高新分局公平交易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盗用他人身份证属违法行为，受害者应先去报警，由公安部门调查。若公安部门调查证实委托人的身份证被盗用，工商部门会按照正常程序撤销委托人与公司的关系。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办理营业执照，只需向工商部门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复印件以及带有委托人签字的委托书”，即可登记办理。在无特殊情况下，工商局对委托书的签字只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做实质性审查。委托书及签字所涉及的法律责任，均由经办人承担。

　　“公安机关说，需要工商部门提供证明；工商部门说，需要公安立案调查。”王欢欢说，两年来她多次联系贵阳、西安有关部门，但依然未能解除与这些公司的关联。

　　“被老板”：名下5家公司

　　王欢欢告诉澎湃新闻，2017年7月，由于工作原因，她前往成都高新西区政务大厅办理税务相关业务，被工作人员告知，她名下被注册了5家公司，其中几家公司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所以，她在税务系统“黑名单”之列，处于被监控状态。

　　经王欢欢查证，这5家公司分别为西安东森商贸有限公司、贵州宏立宇强商贸有限公司、西安欧曼澳兰商贸有限公司、陕西梵淼商贸有限公司、西安森悦利商贸有限公司。其中，4家注册地点为西安市，1家注册地点为贵阳市。

　　王欢欢表示，在获悉被注册了5家公司之前，她从未到过西安、贵阳等地，也未授权委托过任何人**注册公司。

　　但她称自己2014年初在北京工作时丢失过身份证。王欢欢提供的一份“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回执”显示，2014年1月24日，王欢欢在辽宁文县公安局户政部门进行了身份证挂失登记。

　　前往西安注销：工商推公安，公安推工商

　　被列入“黑名单”后，王欢欢工作中凡涉及税务和银行方面的业务都无法办理，给工作造成不便。

　　“如果这些公司以后出现其他异常，会影响我的信誉，我很可能被限制乘坐高铁、飞机，以后买房也无法贷款。”王欢欢说，“很闹心，心理压力非常大”。

　　2017年7月31日，西安市工商局雁塔分局向王欢欢出具的信访件答复显示，“我局工作人员查阅该户企业（西安森悦利商贸有限公司）档案，并未发现财务负责人和办税人相关信息与您本人有关，请向税务部门进行反映”。

　　王欢欢说，她拿着工商部门的回复找到税务部门，对方表示会解除与该公司的风险关联。但截至目前，该公司的税务系统里，显示她还是西安森悦利商贸有限公司的办税员和财务负责人。

　　为了摆脱影响，解除与这五家公司的关联， 2017年8月5日，王欢欢向单位请假一周，踏上了成都到西安的火车。

　　在西安市沣东新城工商部门，王欢欢复印了西安东森商贸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料。这份资料显示，该公司的经办人为“王晓平”，留有的手机号码处于停机状态。

　　王欢欢拿着登记资料前往西安阿房宫派出所报案。

　　王欢欢称，当时，民警陪同她找到工商部门。工商部门表示，该事件应属公安负责，因为公安有调查权利；公安方面则表示，公司登记是工商办理的，该事件应属工商负责。双方沟通无果。

　　王欢欢又前往西安欧曼澳兰商贸有限公司所在的西安市工商局高新分局、西安森悦利商贸有限公司所在的西安市工商局雁塔分局，询求解除与这两家公司的关系，均未果。

　　对于名下在贵阳注册的那家公司，2018年1月2日，王欢欢给贵阳市“市长信箱”写信讲述了自己名下这家公司的事。之后，市长信箱转派当地工商部门电话回复她，告知了注销流程，但需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明资料，并表示会交由贵阳市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取证后给出回复。

　　但王欢欢无法提供相关营业执照，王欢欢也一直未得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辗转两年，王欢欢还是这5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负责人。

　　律师与工商部门均建议：可起诉办理登记注册的工商部门

　　据王欢欢提供的一段与贵阳云岩区工商局的通话录音显示，该局公平交易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她，要解除与这些公司的关系，可走司法程序，一是起诉公司经办人，二是起诉办理登记注册的工商部门。工商部门会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决定是否撤销王欢欢与该公司的关系。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邢鑫告诉澎湃新闻，身份证被冒用、注册公司，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诸多法律风险，比如，当事人可能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可能会被工商行政机构行政处罚。根据《刑法》，当事人发现自己“被老板”后，可取得相关证据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侵权人的行为造成被冒用人经济损失或者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人就可能涉嫌犯罪，可以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侦查。

　　西安市工商局高新分局公平交易科一位工作人员就此事向澎湃新闻表示，根据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办理营业执照，只需向工商部门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复印件以及带有委托人签字的委托书”，即可登记办理。在无特殊情况下，工商局对委托书的签字只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做实质性审查。委托书及签字所涉及的法律责任，均由经办人承担。

　　邢鑫提醒，根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相关规定，当事人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要求工商部门撤销行政许可，吊销该公司的登记；此外，根据《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当事人可以以工商部门给予公司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损害被侵权人合法权益，对工商部门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工商部门撤销公司登记行政许可。

责任编辑：余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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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35em]【各地积极抢“独角兽”，最高的落户补贴达到 6500 万元】估值达10亿美元定义“独角兽”，2018年中国共15个城市拥有161家这样的公司，总估值约7135亿美元。超过八成公司落户在北京、上海、杭州和深圳，这些公司也占了整体估值的95% 。2018 年有 6 个城市吸纳了 10 家新独角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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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35em]宋朝以后，官员薪资都不高。收入低，还掌握专制之权，所以官员贪腐横行，明清尤甚。康熙晚年几乎无官不贪，甚至康熙并不完全反对官员T·W。雍正为了反贪，设养廉银制度，额外给予官员工资10倍到100倍的养廉银。这也并未遏制住贪腐，后来更是出了和珅这样的巨贪。因为贪腐的根源在于绝对的权力无制衡
历史的经验# F·B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F·B愈演愈烈，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因此，历代有识之君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以及一些具体的廉政制度，如官员回避制度、轮调制度以及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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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大王曹德旺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2016年福耀玻璃上缴税收21.03亿元，占其净利润的66.89%。2011-2016年合计缴税89.89亿，占其净利润的69.55%。
中国高物价不仅体现在房产、汽车以及食品等等，其他方面也比美国高很多。曹德旺说，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这还是政府对他很优惠的前提下；电价，美国3毛钱左右，中国6毛多；高速公路，美国不收费，中国过路费1吨5毛钱。
至于巧立名目乱摊派乱收费多得眼花缭乱，什么教育附加费、城市公用事业附加、铁路建设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各种********费、各种许可，每一项“收费”后面，都是贪婪邪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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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越小越好，管得越少越好？美国是个反例

    【文/欧树军】政府规模在现代政治场域反复出现、常议常新。规模大小主要是在比较意义上谈的，现代国家通常比古代国家规模大，工业化国家往往比前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规模大，市场经济国家也普遍比非市场经济国家规模大，因此，当美国历史学者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感叹现代人已经无法想象没有国家的生活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说现代人已经无法想象小国寡民的生活，现代人无一例外都生活在一个大国之中。不过，这个经验事实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大政府在不少人心目中总是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官僚主义现象关联在一起，甚至成为利维坦倾向的代名词，不少人还把美国看作“小政府、大市场”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典范。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误会，有必要认真澄清。

   

    美国的政府规模究竟如何？让我们先做个整体判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美国也许在政府收入与开支上算是小政府，但在雇员数量上却并不是小政府，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比英国、法国等西欧大国和北欧诸国等十余国小，但比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荷兰、德国、韩国、日本等十余国大，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得多，与中国相比更是一个明显的大政府。

    就美国自身而言同样如此，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也许的确是小政府，但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已经演变成为不折不扣的大政府。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两位经济史学者约翰•F•沃克和哈罗德•G•瓦特合作出版了《美国大政府的兴起》 一书，该书正是从这一事实出发，向我们解释了美国政府在大萧条、二战、冷战和福利国家建设背景下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尽管沃克和瓦特的判断形成于20世纪末，尽管世界局势与美国内政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其后至今的二十余年中，美国政府规模越来越大的总体趋势并未止步，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沃克和瓦特都是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长期合作进行美国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揭示美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瓦特更被称为经济学家中的异议者，他认为，自从20世纪40年代战争经济解体以来，美国政府通过扩大公共开支，推进各种旨在提高民众福利的社会工程和公共计划，深度介入了美国经济体系的运行，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必要动力。 两位作者在该书中的基本观点很简单：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导致大萧条这一美国历史上的最大噩梦，自由放任主义就此宣告终结，以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反向保护运动”兴起，引发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大转折，美国由此在人、财、事等诸方面走上了大政府之路。

    沃克和瓦特没有停留在对大政府的道德义愤上，他们通过逻辑缜密数据详实的分析论证，揭示了美国政府规模越来越大的前因后果，否定了与政府规模有关的几个流行假设，破除了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迷思。

    假设一：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市场管得越多越好

    自由放任主义标榜“守夜人国家”和“最小政府”，他们的理想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市场管得越多越好”，政府管得越少，权力就越小，个人私权受到政府公权侵犯的可能就越小，市场就越能自发实现机会平等和充分就业。比如，其代表人物罗伯特•诺齐克就主张，国家不能管得比控制“暴力、偷窃、欺诈以及强制履行契约更多”。 政府最多只能做国家的守夜人，除了扶持企业发展、建设基础设施、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契约自由、保障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之类打更站岗、看家护院的事务外，最好什么都不要管。举凡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实现充分就业，促进个人全面发展而非仅为市场提供劳动力，提供教育机会，保障个人健康，提供体面的住房和合理的养老保障，促进性别平等和族群和谐，提供宜居的环境等等，诸如此类强调经济道德文化伦理的社会要求，政府不该回应也回应不了。管不了就不要管，管不好也不要管，随其自然，看起来没什么不妥。

    但如此一来，现代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压力是否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沃克和瓦特笔下的美国经济史强调了事情的另一面：市场只能提供有形的产品、有价的商品，而社会更注重无形往往也无价的经济道德，人的归属感、稳定感、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是不能买卖的。不讲道德的市场是有缺陷的，而有缺陷的市场正是复杂社会诸多不公平、不安全因素的根源，如果一个政府执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为了保证企业利润而反对保护工人利益，必然引发社会不满进而导致正当性的流失。“穷则变，变则通”，美国政府要对社会压力做出回应，就必须告别商品交换的市场法则主导的19世纪文明，彻底改变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两位作者指出，这一巨变从孕育发展到正式开始经历了三个阶段：

    1870-1900年是第一个阶段，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消费萎缩面前，发起对铁路运输、海运、制造和金融等行业的巨型公司的有组织抗议，希望政府纠正市场的明显缺陷，要求新政式的政府救济和公共建设工程。农民组织及以农民为基础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成为要求政府矫正市场的先行者。

    第二个阶段是1901-1919年，进步主义者强烈要求政府转变观念，干预市场运行，采取国家行动保障社会公正，立法限制恃强凌弱的私人公司，消除市场中明显的经济不平等，这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立法，涉及反腐、工作时限、食品药品安全、最低工资、保护童工、铁路运费控制、所得税、选举权以及公司行为监管等方面。

    最后是1920-1929年，这个阶段既是自由放任主义的“黄金十年”，是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 “完整无损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不干涉主义的“末日余晖”，更是干预主义的助推期。在这十年中，政府缩小预算，撤销了一战时成立的危机管理机构，帮助企业家们主导私人经济部门，军队随意遣散退伍军人，工人组织受到非难以及福利资本主义的拉拢，工会成员剧减，州与地方政府的福利立法几近中止。共和党四处宣扬市场不会做坏事。商业企业及其辩护者制造了消费者保护浪潮、宣传耐用电子产品和汽车、鼓励信用消费分期付款，以此吸引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的注意力。职业代言人和媒体热衷于兜售持久繁荣，宣扬商业阶级的高度社会责任感，鼓吹任何旨在帮助下层民众的政策都只会让问题更严重。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狂轰乱炸面前，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美国人变得冷漠无情、麻木不仁，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一时：只要不是无能之辈，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经济成功，不成功就只能忍饥挨饿节衣缩食。在“黄金十年”里，巨型钢铁、化学医药、石油化工、电力、汽车、核能工业公司以及大规模生产模式，成为社会顶礼膜拜的偶像，自由放任主义发展到了极致。物极必反，随着自由放任主义负外部性的逐渐显现，社会成本日渐沉重，大萧条终于到来。

    大萧条彻底扭转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原来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关系，全面的经济危机粉碎了小政府、大社会的乌托邦，社会大众不堪忍受并奋起反抗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巨大威胁， 要求政府对社会动荡做出有力的回应。自由放任、不加干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美国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体系瓦解了，美国经济走向混合经济时代， 美国政府开始用干预主义来回应来自社会大众的自我保护诉求。

    新政政府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开始声称自己有责任推行让全社会满意的宏观经济政策，保障经济的长期增长，打破了私人投资才是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旧观念。除了赋予人们经济信心以外，新政政府还对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流行病、污水处理、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能源、城市、犯罪、高等教育、国民健康、生活质量、环境破坏、种族歧视、通货膨胀等城市化所加剧的社会问题进行国家干预，致力于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和生活保障，纠正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追求社会和谐。在这些举措中，福利体系成为国家干预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通过政府干预矫正存在严重缺陷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关键，1935年《社会保障法》、《美国劳资关系法》和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是其中的代表作。

    新政的大规模推进，也改变了美国的经济观念。自由放任主义坚持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具有交换禀性的个体通过与他人交换自身劳动的剩余产品来满足自身需要，这种经济理性指引下的经济人的利己之举却实现了利他的社会效用，如果让每个企业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发挥生产与分配的管理者的作用，放任他们去协调经济活动，就可以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就可以最有效地实现社会普遍繁荣 。但是，随着现代工商企业 的兴起，职业经理人的“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他们控制着作为现代市场基本要素的大型企业的丰富资源。  换言之，与单纯的市场原则不同，企业管理者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与市场上的协调相比，管理上的协调带来了更大的生产力、更低成本和更高的利润。与自由放任相比，科学有效的协调管理并不是一个坏东西。

    结果就是，美国政府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不断强化，政府与市场、社会相互影响，经由各种**机构和财政预算、行政管理等多重渠道得以实现。与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国相比，新政自由主义之下的美国政府管得越来越多，至少包括下述三大方面 ：首先，直接提供公共服务，涉及教育、就业、贷款、劳动培训、失业救济、食品补贴、医疗、养老金、福利、邮政、水利和国防等领域。其次，通过行政手段在特殊经济活动中指导资源配置，比如基础建设贷款、农业项目信贷、土地保护、农业结构调整、出口支持、住宅建设支持、支持商业银行发展、海运补贴、航运补贴等。最后，采取行政与法律手段确保经济平稳运行，比如设立联邦存贷款保险公司、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1934年）、联邦通讯委员会（1934年），制定了公益控股公司法（1935年）、《国家劳资关系法》（1935年）、《违禁油料法》（1935年）、《汽车运输法》（1935年）、联邦海运委员会（1936年）、《禁止制造商和批发商给大买主优惠折扣或回扣法》（1936年）和《烟煤法》（1937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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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二：政府预算越少越好、开支越少越好

    财政收支是衡量政府规模最常用的另一个指标。自由放任主义坚持消极的古典财政政策 ，主张市场繁荣与否取决于私人投资而非公共财政，私人的实际固定投资来自储蓄，因此要最大限度减少财政预算，实现年度预算平衡，最好还要有财政盈余，以避免赤字和税收损耗，收税只是为了支付政府雇员工资和公务支出，基本不对个人进行转移支付，对新增收入降低累进税或者适当退税，以鼓励储蓄，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尽管1789年美国就颁布了《财政法》，财政部也是美国最早的四个部之一，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才开始尝试对政府预决算进行规范化管理，并推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又在自由放任主义指导下不去主动干预经济运行，预算支出规模也很小。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化的起步，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美国***的预算收入也大幅上涨。 与此同时，自由放任的经济大增长的负外部性再次浮现，贫富两极分化、政治F·B、道德滑坡等问题同时涌现，“进步运动”应运而生，旨在限制政府开支、缩减赤字的全国性预算制度成为其重要成果。

    但是，这种以限制政府开支为目的的预算制度，根本无法面对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美国***预算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基本没有实质性的调整，但经济危机却迅速改变了政府的收支结构，1929-1931年间“收入下降了50%，开支上升了几乎60%”。 作为美国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结束了黄金十年的持久繁荣，此后直到1932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都试图通过强化财政紧缩政策来化解大萧条，但经济却并未因此复苏。尽管1932年国会设立了临时复兴金融公司并通过了经济救济与工程法，胡佛还是在1932年总统选举中大败于罗斯福。罗斯福新政推翻了消极的古典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开始采用主动调节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积极财政政策。

    为了刺激消费、走出萧条，罗斯福政府从1933年3月9日的紧急银行法开始推出一系列干预性的法律和政策，比如《全国工业复兴法》、《全国产业复兴法》、全国复兴委员会、1933年《紧急铁路法》、田纳西流域管理局、1933年联邦公积金救济公司、1933年《农业信贷法》、1933年《紧急农业抵押法》及1934年的三个补充法规、1933年《房屋所有人贷款法》、1933年6月《Glass-Steagall法》、1933年4月《纽约最低工资法》、1934年进出口银行、以及1935年农村电子管理局等等。由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新政成为美国赤字预算的表率，开支剧增带来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美国政府大规模扩张，自由放任主义全面溃败。

    进步运动所催生的全国预算制度开始于1923年的塔夫脱总统，但从新政时期开始，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的预算目标宣告失败，此后的历届美国政府也几乎都无法实现这个预算目标。罗斯福政府突破了量入为出的预算原则，1946年颁布的《就业法》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政府雇佣和政府采购权。美国***在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其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与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就业和政府采购，70年代靠税收，90年代靠开支。如果没有政府采购的快速增长，也就不会有20世纪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 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00年，政府采购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了5-6%，这一比例至1929年达到8.12%；1929至1959年间每年增长2%达到1959年的20.27%，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35年间，增长幅度减缓，但1994年仍为17.4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规模扩张的诸多因素中，福利国家建设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各级政府机构的福利开支增长最快，1992年福利开支在所有各级政府开支中已经占到44%。美国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即社会福利开支从1959年的280亿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9560亿美元。在此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增长正是发生在大力鼓吹缩减政府规模、拆散福利国家的里根政府时期，1987年美国***的福利开支从1090亿美元猛增到7580亿美元。从1950年到1991年期间，列入政府计划的总社会福利开支，每年约增长7%，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快一倍。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转移支付，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与医疗福利开支在1970-1993年各级政府开支增长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4%，其中最大的部分是由州与地方政府来管理的。主要形式是联邦出资，各州与地方具体执行，加上各项政府补助（医疗补助、食品、收入保障增补、未成年人家庭援助、各种社会服务），福利开支达到1993年的72%，1400万个家庭接受未成年人援助，2700万人领取食品补贴。以卫生福利、教育和社会保障部门为例，自战后以来该部门雇员数目便处于波动上升趋势当中。从1940年到1980年的四十年间，该部门雇员人数大幅增长，1940年时仅为9千人，1980年时达到最高点：16.3万人。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后，积极推行经济复兴计划，主张缩减政府规模和权力，减少税收，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削减社会福利。因此从这一年开始，该部门的雇员规模呈现了下降的趋势，2000年时降为12.6万人，此后有所恢复，2011年时该部门的雇员总数为14.3万人。

    在现任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的第一个财政年度里，尽管国内经济恢复增长，美国预算赤字仍扩大到7790亿美元，创下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沃克和瓦特这两位作者对大萧条期间的胡佛政府的评价也许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不能责怪胡佛对当时还无人知晓的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一无所知，但可以责怪他保守的、传统的、过度信奉预算平衡的观念。” 财政连年赤字自然不能算作经济健康运行的标志，但过度信奉预算平衡也非合理之选，尤其是危机来临之际。归根结底，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是国家履行各项基本职能的必要条件，为了回应现代大规模复杂社会的诸多问题和正常需求，即使财政支出增长率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也并非全然坏事，利用公债举办公共事业是可行的，如果它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额能抵消这些公共事业的费用。当然，在危机之后，量入为出的稳健财政政策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