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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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整整64年后，一部轰动欧洲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诞生了。作者托克维尔勇敢地捧出他的钥匙，试图解开这一谜团。

    托克维尔自己就出身法国穿袍贵族世家。大革命时期，他的家族作为革命对象吃尽苦头。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是思想开明的法官，当过十多年的书报审查总监。他曾私下保护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免受查禁之祸，还冒险将书稿藏到自己家里。而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议会审判路易十六时，他挺身而出为落难的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最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如果不是随之发生了热月政变，可能早就人头落地。

    但托克维尔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并没有像一般的保守主义者那样抨击革命的血腥与暴力，而是难能可贵地对大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通过深入研究，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在后来成为大革命主要发源地的那些地方，恰恰是法国进步最明显的地方；相反对大革命的反抗最激烈持久的地方，则是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以至于有人困惑地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路易十六不是一个贪婪、昏庸的国王，他尊重公共舆论，鼓励发展经济，屡屡出台改革政策。他真心关爱穷苦百姓，增加基金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救济贫民。路易十六不放心将赈济贫民的部门交给大臣去管，有时自己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管理地区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农民一方，亲自撰写赔款的各项理由。

    正如历史学家米涅所说，就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专制的做法；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人们要求作一些必要的改革时，他也能够体察公众的需要并给予满足。在路易十六统治的后期，公共繁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尽管法国因为卷入北美战争而负债累累，但个人却依旧能继续发财致富，人民变得更加勤奋，更加富有事业心和创造性。

    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来了革命的风暴。这完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革命。至于其中的原因，托克维尔意味深长地总结道：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托克维尔当然没有机会看到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余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直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但托克维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力的藐视，都源自“旧制度”多年“教导”的结果。“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法国的激进革命者希望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制度，但事实上，旧制度下的很多规则、习俗和程序都没有被革除。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流悄然演变成暗河，流经之地没多远，暗流就又重新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学者朱学勤先生称之为“托克维尔曲线”。

    遗憾的是，尽管中法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此时的法国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系的国家，凡尔赛——北京轴心早已巩固成形，但托克维尔这本如此经典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也没能进入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的视野，在最关键的时刻给沉醉昏睡的统治者们及时提供经验教训。

    相反，路易十六的死讯，传回相隔一万六千里的遥远中国，在一位重要人物的心灵深处掀起了起伏跌宕的惊天狂澜，引来的完全是负面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过程。

    他就是正统治着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法国并不陌生，与路易十六也可谓神交已久。

    中法两国的高层交往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是同一时期的伟大君主，他们都凭借雄才大略使自己的国家盛大极一时，当时的大清称雄亚洲，法国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中心。为了打通中国这个强大而神秘的国度，路易十四派出了精心挑选的科学传教团。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深得热爱西学的康熙皇帝之喜爱。他在紫禁城亲切接见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五位耶稣会传教士，为洋教师们在宫廷提供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

    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神父白晋等人作为亲善特使到中国，原意是希望说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乃至于东方。谁曾想，白晋不仅没有说服康熙皇帝成为上帝的“粉丝”，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丝，他对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晋在自己的著作《康熙帝传》中描述了中国的强盛富饶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响，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一下子五体投地，对这位东方的伟大君王产生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使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开始有了相互交往，用路易十四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凡尔赛——北京轴心。1765年（乾隆三十年），路易十四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国派出两位特使。路易十五特使的到来，使得凡尔赛——北京轴心进一步巩固。

    一生对祖父康熙深为敬重的乾隆皇帝，延续了对法国的友好感情。他不仅与法国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清朝皇宫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乾隆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而乾隆时期大量烧造的珐琅彩瓷器，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法之间来往的频繁。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皇帝，决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到法国去会见路易十六国王，这不但是对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访，也是进一步加强两国交往的举措。

    正当双方都为这次重要的外交访问紧锣密鼓地作着准备之时，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转眼之间，曾经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几代人友好交往的法国皇室，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路易十六不仅自己身首异处，连皇后、皇子也血洒断头台。巴黎街头这种大逆不道的“谋反篡逆”行为，对乾隆来说，完全就是不可饶恕的犯上作乱“奸臣弑君”。路易十六身死国亡的悲剧下场，在乾隆皇帝内心所激起的恐怕绝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哀伤，更多的是对于民众反抗怒火的恐怖警惕。

    当时大清朝已如落日余晖，暗流涌动，所谓的康乾盛世已进入绝唱的尾声。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无业之民如飞蛾般铺天盖地地起义响应，势遂大炽。而乾隆皇帝却没有从正面吸取路易十六的悲剧教训，而是从反面得到一个最大的启迪：用更加强硬的铁腕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把任何胆敢反抗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顽固自负的老皇帝此时尽管早已昏迈自闭，然而他依然如同一头衰病残疾却顽固异常的老牛，拉着大清朝这架沉重的破车，步履艰难地迈向完全错误的另一个方向。也许，他认为路易十六对“暴民”们的优柔寡断正是自取其祸的根由，乾隆的杀手锏则是以血还血，以暴制暴，尤其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对白莲教的大搜捕最为突出。千千万万的酷吏贪官趁此机会，高喊捉拿白莲教，对老百姓实行有计划的敲诈勒索。稍微有点家底的家族，在冤狱之下几乎全部破产。人民要么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冤死九泉，要么只能奋起抗暴，殊死一搏。正是由于对白莲教的大搜捕，导致***，天地会、苗民烽烟四起，令清政府疲于奔命。也正是同白莲教的战事，开启了清朝衰落的进程。

    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国运角逐的接力赛场上，整个欧洲开始一路飞奔，远远地把封闭的中国甩在后面。环顾乾隆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一个群星璀璨、伟人辈出的时代，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的出现令整个世界为之一振，从西欧到北美掀起社会变革的狂飙。孟德斯鸠创立三权分立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自由人民选举元首的国家，改天换地的政治变革引发的是史无前例的时代春潮……

    面对断头台上路易十六的悲剧，乾隆皇帝本应有机会认真反思一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增大僵滞固化的大清朝社会变革的空间和动力。然而，事实刚好相反，诚如学者柏杨所说，正当欧洲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起自十四世纪的凶潮毒雾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开疆拓土的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的雾潮又将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反扑而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酱死在即将迈步前行的刹那。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乾隆皇帝。他不但对欧洲先进的政治思想充耳不闻，相反却疯狂地发起扼杀思想的文字狱。他的帝国版图越来越大，人民的思想境界却越来越小，甚至变得可笑可怜。在国际风潮雷动、国运江河日下之际，满朝士大夫阶层还是鄙夷、仇夷。这些人对外来文化从来不屑一顾。他们孤陋寡闻，夜郎自大，擅长舞文弄墨，高谈阔论，对西方的“奇技淫巧”往往嗤之以鼻。从皇帝大臣到街头小贩坚定地认为，以牛奶为饮食的红毛巨鼻的西洋人，肯定有犬羊的本质。这样低劣的民族，值得我物华天宝的“天朝大国”去学习吗？

    乾隆皇帝留下的，是一份带毒的政治遗产。大清朝沿着这条势能巨大的政治轨道，不可逆转地滑向穷途末路。更令人惊叹的是，真所谓“天道好还”，到了晚清末年，慈禧太后重蹈覆辙，走过一条极其类似路易十六的改革之路，重画了一条“托克维尔曲线”。迟到的改革，居然再一次演变成为可怕的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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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那些富有先见之明的预言，成为大清王朝的一幅临终速写。中法两个国家斩不断理还乱的命运，出现惊人一致的重合过程。

    1900年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奔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雨天的官道泥泞不堪，慈禧一行饥寒交迫，狼狈不堪。慈禧后来向臣下描述旅途辛苦说：

    “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存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如毛发，殊不可耐。”

    这样的惨痛的经历，终于促使顽固不化的慈禧开始有了一些觉悟反省。西逃途中，她曾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呢？”她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其中竟然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戊戌变法，杀气腾腾地质问光绪皇帝：“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前后对照，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谁能想到先前拼死维护“祖宗大法”的慈禧，现在居然沉痛地道出“误中在一私字”这样类似自我检讨的话来？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从中可以看出慈禧历经巨痛，其卧薪尝胆、变法自强之紧迫决心。

    为了应对庚子政局的困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表示清政府应顺应形势，“极意维新”。慈禧太后被迫推动了晚清的体制改革，“清末新政”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从1902年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之时到1908年11月她去世为止，她下令进行许多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政内容涉及编练新军、筹饷，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振兴商力、奖励实业等方面。一场晚清政府自上而下为自救而发动的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怪悖论出现了——

    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本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却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类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奔向立宪和革命，成了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扩编新军，原本是要以此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却又给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极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想借此以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都迅速滑向了清政府意愿的反面。

    晚清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对抗革命，但新政的主要功能却是引来了革命。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汤化龙、黎元洪等人的集体转身。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曾是立宪派的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立即通电各省，表达了支持革命的态度，认为新政已是“维新绝望，大陆将沉”。他还与黎元洪一起致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表达了他们对于革命派的理解，“清廷违拂民意，靳宪不予，人民愤激，不得已起而革命”。

    汤化龙、黎元洪等人是一批从晚清官员队伍中转变政治立场的代表，他们属于当时社会上和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主张通过渐进的社会改革，在开明专制条件下逐步建立起宪政体制，属于“进步的保守分子”。那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推动了立宪派向革命派的迅速转变呢？

    其实，关于这场改革南辕北辙的恶果，晚清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神人”，早有准确的预测。

    他就是久历宦海、洞若观火的张人骏。

    张人骏长期官居要职，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对晚清政府的病灶可谓心知肚明。从一开始，他就对晚清新政这味“药方”多持否定，后来的历史证明，张人骏的许多洞见神乎其神，完全成为巫术式的咒语般应验了。比如，他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祸”，不可收拾。

    他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皇朝有利，称“近日诸如练兵之派，王公铁良之查考，商部之欲派各省商局议员，此等举动，似又欲踵庚子已前之辙，殊不可解”。

    他反对派员留学，认为将败坏人心，助长革命，声称：“所谓学成而返，好者不过目的、影响数百新名词，全无实际，否则革命、排满、自由而已。”

    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电告张人骏，通报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消息后，他大惊失色，随即在家书中凄惶地说：“安徽一案，连得端午桥（指端方——引者）来电，大致已悉。日日言维新，日日言游学，所获效验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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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骏咒符般的预言，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他作为体制中人的切肤之感。他不赞同新政，是他对各级官吏的昏庸贪婪所知太多。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这些举措无不需款。于是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巧立名目，大肆敲榨百姓，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理贤曾描述：“满洲贵族利用当时的混乱为自己谋利益，改革措施争相出台，可是钱花了一大把，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状况又在全国内造成普遍的不满，为了对付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搜罗钱财。”

    在朝廷，主持朝政的奕劻就是一个以贪赃枉法而著称的国之重臣。1903年，荣禄病死后，奕劻进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旋即又管理财政处，主持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可谓是无钱不要，无贿不收，官场F·B愈演愈烈。那桐曾负责监修某项工程，与他共事的同僚对公然收受贿赂尚有顾忌，那桐竟反加嘲讽，声称：“你是个大姑娘，贞节要紧，我则早非完璧，不在乎此矣！”

    上梁不正下梁歪。晚清新政中，官吏们忙碌的往往不是千头万绪的改革事宜，而是买卖官职的生意，“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据记载，当时的官场乃是“上以贿求之下，下以贿献之上”。清末新政中的F·B，已呈现出结构性F·B和整体性F·B的特征。清王朝的崩溃，就像一栋衰朽的大厦，即使没有外力，也会自己崩塌。难怪在武昌起义后，清廷行将崩溃时，隆裕太后面对众王公大臣哀叹：

    “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失声大哭。

    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势行急速，犹如天崩地裂，江河倾泻，迸发出的新势能推动中国无可抵挡地向前，荡涤着一切旧有秩序的存在，虽至圣巨人恐怕也无能扭转，只好随斯前行。慈禧主导下的晚清新政，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积聚太多的“负能量”，最后终于导致一场总爆发何其相似！这股强大势能积蓄和爆发的机理到底何在？

    有学者说，辛亥首义只是由偶尔因素促成的，晚清新政正是让辛亥革命给搞糟了，搅黄了，否则中国不会陷入军阀混战，而会在晚清政府的主导下改良出一个“新中国”来。

    学者朱英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辛亥革命虽然是一次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但其使用暴力的范围及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仅仅在武汉、上海等少数地区发生了革命军与清军之间的战斗，而其他许多省区宣告独立，脱离清朝统治，并非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只是地方势力离弃清廷归附革命。这一情况表明，当时的清王朝已丧失人心，遭到历史的唾弃。换言之，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窘困中希望通过推行新政挽回人心，结果却不仅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反而人心更趋丧失，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改革应是“告别革命”的基本途径，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红楼梦》中曾有副对联云：“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才是晚清新政失败的最准确原因。黄遵宪曾经对梁启超说：如果不早点改革，到时恐怕已经太晚。这一点不幸而被言中。

    纵观晚清70多年历史，清王朝有很多改革自强的机会，但每当清王朝受到内外冲击时，尽管统治集团内部也会有一定震动，但只要还能控制局面时，最高统治集团总是不愿主动变革，总是缺少改革的自觉，即使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改革，也很快会被整个统治集团的专制政治惰性所淹没，改革自强的许多有利时机就这样被错失了，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只补新而不除旧”，还是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莫不如此。甚至连孙中山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道路，只是在改良被拒、改革无门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之路。

    俗话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19世纪末以来，失去多次改革机遇之后的清政府矛盾重重，积重难返，怨声载道，信誉全无。清王朝政治权威严重失落，已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失去了驾驭改革方向和步骤的能力。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核心地位。这一剂猛药，不但打乱了清末新政改革计划，而且还诱发和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清末新政不仅难以推进，相反却激化了原有的矛盾，进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动荡与混乱，最终直接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慈禧太后与路易十六导演的改革悲剧，完全如出一辙。古今中外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来临之前，政府也开始进行改革，但改革同样加速了自己统治的灭亡。改革培养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使原有统治基础逐步解体。而一旦新兴社会力量并未成为自己新的统治基础，相反成为自己的对立面，政府就会陷入孤立，其统治地位也随之发生动摇。而恰在此时，旧制度的残余和旧势力的特权，较之往日更加百倍地引起人们憎恨，必欲彻底革除。政府如果不能满足这一愿望，或是等待观望，或者中途徘徊，或者百般推脱，必然会被日益失去耐性的人民无情抛弃。清末新政的历史结局，对路易十六如何招来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作了最充分的论证，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本文原载于《随笔》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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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侧：哪些干部妄议将权力关进牢笼？
     墨黑纸白/文

    这两日，本想就吴起“逼处女卖淫”案再写一篇文字，因为自上篇写完后，不少吴起的读者给我发信息称当地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当地某些大权贵或因参与此案而在案发期间被调回市里云云……但正巧某人在各大新闻头条出了一篇名为《某些干部妄议中央》的反腐性文字，我想还是先就某人的话做一篇评，同时也和诸君揣摩一下，究竟是哪些干部在阻碍将权力关进牢笼这个历史的车辙，而这些干部和更多的贪腐干部能否顺利被历史的车辙碾过？

    新闻事件

    腾讯网头条：《XXX：某些干部妄议中央》，摘要：某人在四中全会上讲话首次披露：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如此等等。

   事件评论

    首先必须要再次谈下我对近年来反腐的认识，大老虎也好，臭苍蝇也罢，是否能真正让公信力再次回温？这必须要破除两种思想，一种是官员的思想，不应让他们存在皇威难测或皇恩荡漾。一种是普通公民的思想，不应让公民存在山呼万岁或皇恩浩荡。为什么要先破除这两种思想？我们常说，运动式反腐真的能将F·B扼杀于我们的社会吗？这种疑问并不荒谬，首先官员们的心态是，众官皆贪我岂能清廉如病态？这在现代官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倘若刚换了一位以清廉或反腐著称的君主，那么就要收敛自己的贪腐的黑手，以观后效，抑或等这股强势的反腐风过去，等麻木再次麻木之后，天下依然是常态化的官场的天下，即便是破除牛栏去关猫，换了个小点的牛栏，对于混迹官场的人精来说，依然是手游余刃，这并非我的一种猜想。

    关于普通公民动不动就感恩戴德，山呼万岁的行径，于我而言，我是比较痛恨的。孔夫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知道孔老二当时的心态究竟是反讽当时的帝王，还是本初就打算让升斗小民从骨子里就只懂得服从，好维护他心中崇高无上的周礼，但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普通公民一直抱着习惯性高呼万岁，动辄就像郭沫若一样毫无廉耻的高呼斯大林为爸爸，实际上对反腐并不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而会使反腐慢慢走近一个怪圈，一个娱乐化反腐的怪圈，最终公民不仅不能在反腐中享受反腐红利，反而还会在反腐炙热化后，又坐在地上破口大骂：妈妈的，说好的反腐呢？实际上，我们应该给普通公民灌输的思想为，反腐应当是一种正常行为，公民应该积极举报身边的F·B行为，用实际行动来响应现在的反腐行动，虽然长效的反腐机制并没有确立，但至少应该让执政者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并不是骨子里充满谄媚、吆喝、令人作呕的基因，这只能让这个国家沉甸甸的满是孱弱之态。

    而我们也必须要正视一点的是，不仅仅是官员们，每一位普通公民都应该了解和明白的，反腐下一步的方向落脚点究竟在哪里？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糜烂已久的母体里生活了十余年，我并不是说上届某人做的不好，只能说他们可能埋头于发展经济，有些因究竟所带来的弊病并没有很好的治理，这些交给以后更多的人们去评判。我在这里需要讲明的是，我们每个人在被F·B所裹挟的母体中，都患上了一种F·B病。你上学，要贿于教师给予照顾；你生孩子，要贿于医生给予关照；你做生意，要贿于官员给予重视。你办事情，要贿于相关人士给予方便。诸如此类，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这种习惯的驱使下，我们每个人在痛恨官员贪腐的同时，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我们骨子里无法剔去的奴性？

    当然，有人会说，我就从来没有贿赂过谁。是的，你可能真的没有，但前提是，你并没有可贿赂的对象，真正被贿赂的人目中不会有升斗小民的身影，升斗小民又能给他们提供多少钱财和资源？这些是可以无视的，所以他们并不是谁送来一文两分钱就可以接纳。而对于这些无对象可贿赂的国人来说，遇到事，只能大骂天道不公和人心不古外，似乎也只能***抑或自杀？这些案例，这些年来并不鲜见。所以下一步反腐的落脚点其实就是反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那么对于这一点诸君能否接受？接受逐渐成为一个拥有国家意识的国家公民？我所说的这一点，还是从我个人希冀的角度来谈，而在实际中，诸君是否能拥有这样的独立人格，他们是否愿意培养？这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不要现在就觉得有了拘束，也太过孩子气。

    下面，我们重点谈谈某人所说的话，对于官员们来说是重要讲话，对于屌丝们来说可能连关注都不会关注。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另一种两极化，一种对权力嗜血如命，一种对政治置若罔闻，这种两极化也就很好的解释了另一个重大的两极化——贫富两极化。某人说，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F·B，坚决遏制F·B现象蔓延势头。如何令官员不像孔老夫子之乎者也般道“见善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已经在我们的面前，但我想说的是，在前些年，这些话从来都存在，而且还伴随着，要允许官员适度贪腐的惊世骇俗之言，而说这话的就是现在依然猖獗的《环球屎报》，它现在为什么依然可以如此猖獗，实际上已经说明，我们所谓的零容忍依然需要继续深入，而不是选择性零容忍。

    某人说，把权力关进牢笼里。如何关？某人说：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牢笼，F·B现象就控制不住。这些话，不少公知、大V们常常提在嘴边，但肯定不会是黛玉和花姐这两位爱国人士，他们从来不会说这些砸锅的话，那么现在既然某人也提到了这句话，我们似乎是要从制度上做一种反思？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能否跟得上这么多年来诟病已久的贪腐现象？如果并不符合这种规律，那么该如何破除？自定律条，自我监督这种模式的反腐游戏，我们还能玩多久？伴随着权力牢笼化的思维，这些相应的配套设施思维也应该跟上建设，如此，才不会像公知和大V们一样，被五毛和自干五们声讨甚至侮辱家庭女性成员的方式被辱骂。

    结语：最后必须要谈一点的是，开篇我们谈了反腐要破除两种思想，其实应该是三种思想，我在思虑该不该说，我想如果说了本篇即有被和谐的可能，但倘若不说，我总觉得对不住渴望得到思想的读者们，那么就浅浅的谈一下吧！让一群拿着尚方宝剑的官员们去反一群在贪腐的世界畅游许久的官员们，这种模式是否可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内阁最高首辅并没有破除皇权思想，所以反腐最终归向何方？这需要三方面都做出反思，此言绝非歹意，诚如是也，无论哪些干部，安敢有胆妄议中央？觉醒后的民众立刻会将他们的伪面目公诸于世。

    2015—1—13 落笔于墨辩阁

    撰文：墨黑纸白 丨 微信公众号：moheizhibai726

    【墨黑纸白私人微信：moheizhi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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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改革，自由主义的体现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权力问题从来就是个核心问题。而一直以来，我国都是集权体制，把人民的活力管死了。改革开放，使集权体制有所宽松，从而使得到自由权利的人民拥有了一定空间的创造发挥。但仍然不够，因此，在今届新领导的卓越创见，得出了体现人民自由主义的卓越思想：“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并为此而着力制定权力清单。这个真正是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这个创新如果真的能够实现，那肯定会使我国经济与社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我国的发展，不象林毅夫所主张的那样，继续不断的投资，而是要在政治、在权力运作方面有切切实实的创造，通过权力体制的改革，而推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卓越之士应该深刻洞见到了。---黄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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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会上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向媒体、社会发布广西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有关情况。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治理能力的重大改革任务。此项制度的推行，有利于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权责边界、促进简政放权，有利于推动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责、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规范权力运行、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切实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我区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是以制定权力清单为基础，推进政府部门的权力在清单内有效运行的一个系统性工程。“权力清单”是将由法定行政机关或组织行使、具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以清单形式列出。纳入权力清单的权力事项按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行政权力等10个类别进行管理，不在清单内的权力事项，各政府部门不得再行使，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将编制政府部门责任清单，作为与权力清单制度相配套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同步推进。要求各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将部门必须履行的职责、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应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应重点健全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以清单形式明确并严格执行。通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行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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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夏斌;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困局？可以回顾一下今天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这一轮经济周期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的，大的环境与美国经济周期以及世界经济周期有关。

    2002年底，我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到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在2002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每年的工作目标，就是为放1万亿贷款而奋斗。彼时***总理正好严抓不良贷款，各级行长都非常谨慎，严控贷款。

    但到了2003年，上半年贷款一下子达到1万亿，全年贷款规模增长23%。此后，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涨到2007年的14.2%。

    2008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波及了全球经济。2009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往下走，这个期间，出台了4万亿政策。4万亿是财政的钱，更多的是央行提供了大量的配套资金。

    我在2011年7月向领导同志汇报时曾说，中国两位数增速的时代应结束了，中国增速下来是合理的，硬托上去是不合理的，是有风险的。从今天看，大家已经慢慢接受增速下来这一事实。今年中国政府提出GDP增速要保7.5%。

    从各种数据分析，今年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速还会逐年下降。首先看出口。尽管美国经济在慢慢复苏，但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那种状况，很难。欧元区的问题比较严重。这几年出口对GDP的拉动率要恢复到危机前几年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其次看消费。政府多年来的战略取向是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但从历史数据看，我们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2012年的34%，2013年的34%~35%。

    我们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很正确、很明确，就是想尽办法扩大消费，改变增长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国家这几年在扩大消费上是下了大力气的。

    农村实施了新农合，看病可以报销，农民养老也开始慢慢在解决。最为震撼的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知道种地要交税的，前几年农业税也废除了。废除农业税很大部分是为了消费。

    但尽管如此，严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提高消费率很难。因此，在中国目前情况下，GDP增长在消费和出口上找出路很难。从出口角度看，外国没有钱进口；从消费角度看，需要深入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只能依靠投资。投资分三块，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全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比较生动的例子，生产一吨钢，低的时候只能赚一毛几；生产一吨煤，买不了一瓶高级矿泉水。

    ***当总理的时候，我亲耳听他讲过两次，他说，不要说一般的制造业，连战略性新兴行业中的风能都“疯了”。因为各个省都想搞战略性产业，政府干预、政府计划，最后又是重复投资。类似无锡尚德这类企业的故事很多。所以从制造业说，我们不能指望投资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就看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

    中国资金富足，但是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到位，大量基础设施的资金不是来自于社会，而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举债。有的专家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依靠大量投资拉动GDP。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

    中部、西部、西南部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相比，投资空间确实很大。但是关键是钱在哪里？现在地方债务风险高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有人说，堵后门，开前门，发地方债。根据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了解，即使发债，也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发债。

    如果严格按评级发债，我闭着眼拍脑袋推测，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些债务情况较好的政府还可以发债，绝对不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发债的。而且，即使搞发债，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大量举债。因此，政府发债的问题不是融资形式问题，而是规模还能否持续放大的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有些债权人已经到政府门口静坐，要求还债，问题很严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维持原来那种很高的增长速度了。

    当然，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现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了解决铁路债的问题和棚户区改造资金的问题，让国开行发债，邮政储蓄银行买债，绕了一圈来解决这些资金问题，这是可能的，我认为作为临时措施也是对的，但是不能放开了规模干，也不是长久之计。

    综上可见，从拉动GDP增长的角度看，我们出口的贡献不能给予太高的希望，消费率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很好的事了。投资中制造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很难继续维持高增长。

    因此要想保住GDP增长7.5%左右的目标，房地产投资是关键的一环。

    房地产市场“超级繁荣”的时期已经结束

    我曾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说，“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这里说的房市是指房价和交易量。可以说，由1998年住房改革开始，到2008~2009年，由信贷积极扩张所助推的房地产“超级繁荣”已经结束了。

    我们银行给企业大量贷款的抵押物都是房地产。我们好多实体经济，好多工商企业，向银行贷款是用厂房用土地做抵押的，这部分钱占整个银行贷款的40%，这是相当高的比例。刚才讲的是主要银行，在非主要银行，在影子银行中间，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如果住房销量下降，房价下降，系统性风险会不会爆发？这个就很难说了，很难保证不爆发。如果爆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爆发方式？

    我以下用第几波概念来描述，实际上在时间概念上，不一定是先有第一波然后是第二波，并行也有可能。

    第一波，房市价量齐跌，价格在跌但程度不高，量也在跌，卖不出去了。

    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了。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资产质量最早出问题，房地产企业的问题最早出现。抵押物的市值马上下跌，开发贷款的质量问题紧随其后。

    这个时候，面对抵押物价格的下跌和开发贷款可能还不出来的房地产企业，银行行长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收紧贷款，收旧贷款，不给新贷款。这样做直接效应是部分房地产企业马上资不抵债，破产。间接效应是GDP下跌，这是第一波。

    第二波，收紧房企银根的连锁反应是，涉及上下游40个行业的投资会进一步深度下行。

    和房地产业相关的水泥、钢铁、玻璃等40个行业现在已经产能过剩，如 果房地产投资再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更大。因此导致这批相关的非房地产行业产出减少，或者减少投资，或者倒闭破产，进一步影响全局性的投资和GDP， 这是第二波。

    第三波，地方GDP马上下滑，地方政府破产。

    去年一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的八项税收加上土地出 让金的收入，一共有6.4万亿。狭义的土地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度达到53%。有些地方更高，100%多的都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市价量齐跌，首先会出现什么情况？房地产企业拿地的积极性会减弱。

    今年5月份，武汉、沈阳、长沙、佛山已经纷纷出现地方政府拍地拍不出去，因为房地产企业房子卖不出去，价格都跌了，老板不愿意拿地了。报纸上各种信息披露，有些城市已经出现土地拍卖流标，二次流标。今年10个典型城市，5月份的土地收入已经同比下降了25%。最新的7、8月份的数据没有放进去。

    我们假设今年下降5%到10%，地方政府由于资金压力，没有钱了，怎么办？收缩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资金配套不够，保障房建设以及民生的其他投入都发生困难。直接影响是，地方GDP马上下滑。

    现在全国每年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80%都是银行的钱，或者金融系统的钱。地方政府是用20%的土地收入来撬动了这80%的基础设施资金。

    地方政府普遍以土地抵押向银行融资，如果地价进一步下跌，对地方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GDP的增速前景更加暗淡。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如果急了，唯一的出路是加快拍卖土地。但越加快拍卖土地，地价跌得越快，这是必然结果。

    地价跌得越快，会从房地产企业、地方债等各种渠道，激化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这样的话，使整个社会债务慢慢陷入倒塌的恶性循环，银行就不敢贷了。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5-1-23 16: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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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

    随着银行对房企的信贷紧缩，理财市场上的违约事件频频出现，由此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短时间内会集中爆发。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讨论刚性兑付不兑付的问题。

    对此，我是坚决主张不能刚性兑付，否则老这么下去，中国的金融市场秩序怎么建立？但是不刚性兑付，老百姓怎么办？我的观点是要坚决打破刚性兑付，目前可暂时有些变通措施。

    现在整个中国面临着全社会道德风险。什么叫全社会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主政者不在乎，借钱干，还不了，过两年退休下届政府还，因此政府谁也不怕借钱。政府不怕借钱，银行也不怕，通过银行在柜台上向老百姓销售地方举债的各种金融产品。地方政府不怕，银行怕吗？

    中国的国情都了解，地方政府债务最后是中央要背的，因此银行也有积极性，银行也有道德风险。老百姓觉得政府不怕，国有银行不怕，我们怕什么？你只要敢卖，我就敢买。

    例如12%的债券利率，银行拿2%的“通道费”，信托也拿2%，到了老百姓手上还剩8%点，比银行存款还高4.5%，为什么不买？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

    面对这个情况，所以我坚决主张，买可以，最后还不了应依法办事，它不是固定收益，是预期收益率，合同早就告诉你了。最后到底怎么办？这就看执政者的水平问题了。

    金融天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顺周期的特点。

    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传导机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土地财政”，以土地为杠杆，撬动金融。通过撬动金融，推动经济增长。

    在土地财政、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三者紧密相联的扭曲局面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在房市泡沫想戳破又不敢戳破而刚刚开始有点戳破之初，房市的价量齐跌，土地收入的减少，会引起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银行从自保角度出发，会紧缩信贷，由此必然会发生整个社会债务陷入自我紧缩的循环之中。

    一旦发生以上情况，我预计，今年的GDP即使在微刺激的政策下能够渡过 7.5%左右的难关，但是未来两年内，仍然有可能下滑到6%以下，中国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萧条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央政府没有事先的政策干预，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我的意思是，现在如果没有其他准备，不是提前开始一点一点布局干预，2015年，2016年跌到6%完全可能。中央政府应该要从最坏的打算入手，做好各种准备。

    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政策

    今年中国经济每个月的表现都在挑战人们的想象力，谁也说不清，谁也不敢打保票了。面对现在这个情况，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怎么防止经济出问题？

    第一， 要坚决稳住整个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让金融系统树立信心。

    为此，中央银行近期内应采取措施，发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稳健货币政策的信号，确保整个金融体系有稳定的流动性支持。

    中央银行政策的信号一定要很明确，而不是如前一阵子，让市场去猜中央银行采取回购的意图。市场看不懂，金融机构看不懂，这种状况很危险。就要告诉大家，你们不要慌，金融机构不要慌。

    为什么金融体系要稳住？因为金融体系一旦出事，和某个大企业出事不是一个概念，金融体系的风险传导快，影响大。

    从金融监管角度说，银行对每个企业的贷款，不准超过它资本金的10%。输掉了这笔贷款，资本金也就输掉了10%，整个金融系统是不会出事的。对企业是如此，但银行不是这么回事。

    去年6月份，在上海的银行 拆借市场上，隔夜拆借利率达到30%，比高利贷还高利贷，天下奇观。银行之间有贷有存，到了晚上，一看头寸，到底贷大还是存大？差一点点，不够，到拆借市场借钱，要弥补平衡。在形势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市场利率波动不大。去年大家都在传，可能央行想采取动作，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该不贷的就是不贷。

    大家一听这个信息，市场紧张了。这时候如果某个银行资金紧了，而市场利率已经达到25%，又拆不着，晚上平不了资金，为了清算，再高的利率也必须去拆，一下子发生借一天钱30%的高利率。后来整个市场轰动了，央行马上不敢了。这说明央行想按市场规律办事，方向是对的，但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

    第二，一旦市场上出现抵押物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可以宣布采取紧急会计原则，或者说，央行马上动手，直接到市场上去购买将贬值的资产。

    你卖我就买，把价格稳住。紧急会计原则，就是不准随便按照抵押物的原值来要求追加抵押物，越逼企业，企业越陷入危机。维持原来抵押物价，原来评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美国在危机时，在会计原则上也采取了紧急措施。我们能不能采取？当然能。一旦出事，就要防止市场恐慌。

    第三，当房价出现断崖式爆跌时，国务院应该马上明确，允许各级地方政府用棚户区改造资金去买房。

    现在的棚户区改造资金总的使用方向是对的。房价如果大跌，不如拿这笔钱买房。买了房以后，改造一下再借给或者卖给弱势群体，当作棚户区改造用。在这方面政府应该灵活些。报纸上登过，有的城市已经这么做了。这个方向是对的。

    第四，当银行不良资产增幅加快，按照银行审慎监管原则，就不准贷款了，因为资本金不足，这时候应该采取紧急措施，提高银行自主核销不良贷款的最高限额。

    工农中建交，有不良贷款，就用资本金利润冲掉。现在能冲多少国家是有规定的。能不能在出现紧急状况时，提高这个比例，让他们自主核销。资本充足率健全就可以稳健地贷款；如果资本金不足的，赶紧增资，或者说，由政策性银行金融机构来进行重组。

    那么，亟需资金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往往得不到银行贷款，导致民间高利贷，理财、利率提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第一，必须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一些，不能让这些企业占用资金。

    我们现在有些企业，包括有些地方政府，都在制造庞氏骗局。我们都知道，借钱是要还本的，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借钱只是用于还银行利息，根本不是用来搞新的投资和建设。

    因为这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如果不还银行利息，说明已是不良贷款了，银行马上要催收旧贷款。它还不了，就从第三方或通过理财借钱，把银行的贷款利息先还掉。所以，那些该破产的企业就要让它破产，让它出局，只有这样这部分资金配置才合理。

    简单地讲，市场必须出清，哪怕是慢慢出清。对于产能过剩，严重资不抵债的工商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要坚决实施有节奏、有控制的市场出清，要么破产，要么重组，防止这些僵尸企业继续占用社会有限资源的现象再延续下去，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

    我听说，李克强总理也很着急，现在社会融资成本高，为此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想把融资成本压下来。

    但是，社会融资成本高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该破产的企业破不掉，混在一起搞钱，民营企业的资金成本自然就高，这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整个市场经济制度改革不到位的问题。这既涉及国企改革的问题，也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问题，光指望银行改，没有用。

    第二，加快实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不良资产的剥离政策。

    通过债务重组、债转股、资产置换和出售地方国有资产的方式，向市场明确披露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的分类处置原则，以换取市场和投资者对它的信心，来恢复地方政府在市场上继续融资的能力。我们原来不知道地方债务到底是多少。

    这届政府组建后对此又作了全面审计，公布出来的地方债务是18万亿多。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借钱不容易？有些人为什么不敢借给地方政府？因为不知道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情况。银行也不敢，帮助地方政府理财、卖产品是可以的，但是自己是不贷了。

    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向市场公布这些存量资产中的不良资产有多少。

    对于这部分不良资产，有的重组，有的核销，有的用其他资产来置换等等。这样的话，投资者和市场就明白了，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干净的，清楚的，就敢借给它了。

    所以我建议，要防止经济僵死，有些企业该破产就破产，要动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清清楚楚，严格要求。

    第三，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股权基金问题、所有制改造问题、股市问题，还有民间借贷人条例问题，都要加快改革。

    我个人认为，在结构性政策里面，除了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以外，国务院应该下令，各省政府在年内必须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财政问题。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的实质是财政 拿钱和深化改革，不是搞房地产，不是搞简单的城市规划。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不是我们刻意想出来的。

    户籍制度的改革，一个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孩子从生下来到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都要给予同等待遇，包括大学都要给予同等待遇。退休以后，要像城市居民一样有养老保险，看病一样报销。

    这意味着财政要拿钱，如果一个人要拿8万~10万，两亿农民要拿多少？

    因此，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钱，要改革现有制度。从这个角度认识，应该要求各省政府必须在年内启动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居民身份，然后提前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财税改革的方案实施，不能观望。

    提前围绕户籍改革引发的中央转移支出问题，抓紧改革，重点解决户籍改革中地方财政的收支缺口问题。其他的改革动不了，可以先把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地方政府缺钱了，中央财政先动，先补贴。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消费。同时，户籍改了，居民身份改了，市场就着急了，因为一下子学校不够，幼儿园不够，医院不够，这样，可倒逼加快学校和医院的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民工住房的民间投资，加快商品房的出售，这样可以部分对冲掉我们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整个投资水平的下降问题，把这块投资提前搞起来，有利于宏观上取得平衡。

    第四，房地产政策要确定大政方针。

    总结这十年左右的房地产政策，就是政策碎片化，一会出这个政策，一会出那个政策。政府如果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制度，房价慢慢就会稳住。

    我一直认为，房地产市场不整顿，中国早晚出大事，近两年我又补充说，整狠了，马上就出事。

    现在确实是烫手山芋。

    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以消费品为主导。一定要让市场明确，买房是为了住，买房不是为了像股票那样为了卖股票。不鼓励房地产作为资产市场交易，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绝对不能学英国、学美国，应该学德国，学新加坡，以消费品为主导。

    最后一点，采取以上一系列政策，最后可能都要涉及财税问题。因此，非常时期必须采取大胆积极的财政政策。

    说穿了，当前经济的困境，单靠央行政策来解决，危险很大。财政政策必须积极。

    中国经济仍在相对高速增长，积累的财富也相当可观，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是必须要付出点代价，当前也是有能力付的时候。各项改革深入到后面，都涉及到钱的问题。怎么办？

    我个人分析，不认真正视国退民进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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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崩溃：利益集团缠斗下的大清改革
    雪珥  澳大利亚华人学者，作家

    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是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其实，“改革”如同“革命”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并非越激进越好。

   

    公权力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玩具

    自戊戌变法开始，清政府十分重视民营资本。但直到1904~1905年“利权回收”运动后，本土的民营资本才开始大规模接收支柱产业——原先由外资兴办的铁路。问题在于，***不能替代实力，民营资本依然还不足以支撑铁路建设的投资，最后，大多数民营铁路公司都只能靠特殊政策生存：向老百姓收取“租股”，这等于是强行集资摊派。

    所谓的“民营”公司，蜕变成了利用公权力牟利的“赢利型”经纪人：在政府那里，他们是商人，是民营企业，在那些“被”股东的百姓眼中，他们却又是有着公权力的“二政府”。这是一种大清特色的畸形民营企业。

    这种畸形的民营企业，成为社会财富和公共权力的实际掠夺者，政权和民众都深受其害。史学界的主流总是将保路运动归结到清政府的“国进民退”，这是极不客观的。铁路国有绝非“国进民退”，而是对投资主体的正本清源，包括后来策动保路运动的那群人，当时也积极拥护，希望政府来帮他们解套。至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翻云覆雨，我在《中国经营报》的专栏“出轨1911”及《辛亥计划外革命》的书中描述得相当详尽。

    1910年上海股灾，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直接的经济损失；(2)暴露了大量的监管问题，令政府权威严重受损；(3)不得不救市，却又没有能力真救市，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权威受损；(4)投机者一地鸡毛，最后政府被迫打扫战场，清理垃圾。

    而川汉铁路公司的300万两巨额亏损，给政府留下了一道难题。违规炒作的川汉铁路公司，非要政府为这些损失埋单，如果接受，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也会导致各地攀比，成为鼓励“劣币”。所以，中央选择的是严拒，绝不妥协，川路公司就裹挟民意用“保路运动”来胁迫，最后彻底失控。从“经济掀翻政治”的角度，辛亥年巨变或许是如下的路线：

    监管缺位——违规炒股——股灾巨亏——赖给政府——政府拒绝——发动民意对抗——失控蔓延。

    当然，这是表面的线索，而深层的则是公权力的异化。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控制了商与政、国与民、公与私。至于革命、改良或者保皇之类，无非都是口号，随时可以替换。

    善政成苛政失去民意

    清末已经无人公开反对改革，大家都想着如何利用改革，这反而令改革比之前更为艰难，成本和风险增大。

    以改革所需的金融基础为例。在财力困难而改革又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大规模铸造铜元，且没有足够的储备金，直接开动铸币机，成为公权力对民间财富的直接掠夺。铸造铜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利润”，根据记载，少的有25%左右，高的达66.67%，这在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涉及民生的几乎所有改革，到清末几乎无不失败。一切善政，经过官僚机器运作后，几乎无不变质成为苛政。如推行宪政选举所必须的户口调查，成为地方政府搭车收费的机会，引发不少暴动，而那些鼓吹立宪的理想主义者却并不在乎“行宪”的这类技术细节。再如引爆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中央的一大配套措施就是取消“租股”，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仁政，但既得利益集团干脆隐匿中央文件，民众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

    善政被异化为苛政、甚至暴政，导致政权日渐丧失民意基础；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令政权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效忠；而超速失控的政改，再令中央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些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政权的崩溃——确切地说，我认为辛亥年所发生的其实是“崩溃”，清政府自己推翻了自己，所谓“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并非什么“革命”。

    推倒重来不可取

    我们传统上并不重视对官僚集团的独立研究，而多将它看做是政权的一部分。但是，尽管经常发生城头变换大王旗，抽象意义上的官僚集团却总是不变的，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他们。

    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谈的“王朝周期律”，其核心与政权的意识形态无关，而与官僚集团有关。“千古犹行秦王政”，这种官僚集团，不论它打着什么颜色的旗号，其本质和问题都是一致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革命(改朝换代)也好，现代革命也好，很少将注意力放到这个问题上，只忙着解决政权的“股东权属”，根本就不考虑日常的经营管理，等到开始有暇关注“公司治理”，“公司”却往往又到了需要“破产重组”的地步。

    我一直坚信，国家的治理，更多地是“问题”，而不是“主义”，是“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如果全民谈“主义”，不解决“问题”，无论什么“主义”当道，最后还是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问题”有其客观规律，不是靠“主义”能解决的。我们这个民族必须摒弃推倒重来的传统的革命思维，将精力从砸烂一个旧世界(却往往建立一个整新如旧、甚至还不如旧的社会)转向改造一个旧世界上，不要轻易打断变革进步的进程(打断后往往不是加速，而是归零重来)。

    新旧既得利益集团

    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到晚清新政时，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新老两类。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满清贵族为主。他们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业的地方士绅们为主，这些人是晚清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希望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成为宪政大跃进的主力。同样，这种热情，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基于利益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相比，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执政者的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更希望的是变动，甚至不惜政局波动，经常以民意为凭借与老集团及政府相抗衡。他们正是户部奏折中所说的：“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这两股势力的缠斗，导致清政府的控制力日益衰弱，最后瓦解。

    而普通民众远离政治，“莫谈国事”，一直是中国的主流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一般指精英阶层。政治一向是精英的专用游戏，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的定位只有一种，那就是成为“劳心者”们的道具和工具。因此，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人民总能被人轻易地“代表”了，他们的力量展示和释放，往往容易被扭曲。

    我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是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我知道与传统的史学认识相比，这实在非常另类，但却是残酷的事实。这两句话，对应着晚清改革的两个阶段：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功，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而第二阶段的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其实，“改革”如同“革命”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并非越激进越好。而我们这个民族，再也经不起更多的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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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F·B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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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国企改革不能“为改而改”

2015年06月09日 08:31  中国经济网      　　　洪乐风

　　改革，一定要朝着国企自身的问题去，而不能盲目迎合片面的情绪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再次聚焦国企改革。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对这一改革有着原则性、方向性的意义。

　　之前不久，国企改革也已再行一步。国资委[微博]为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深入划定“红线”，要求中央企业严格落实工资总额和效益挂钩机制，企业工资总额增幅不得超过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业工资总额必须下降”。

　　两条新闻结合起来看，一个明确的感觉是：国企薪酬改革绝非简单的一降了之，而是要从国企改革的全局中去把握、从推动国企治理转型的高度上去理解。

　　大凡企业，都要有一切成本皆可控的理念。国企薪酬成本，自然也不例外。近年来，有的国企“天价招待费”，比利润涨得还快；有的国企高管“天价年薪”，与亏损对比鲜明。国企薪酬必须反映经营状况，边亏边涨，甚至越亏越涨的现象，必须及时叫停。同时也要看到，有个别地方存在跑偏现象。比如，一刀切地降薪，不分众寡一砍到底，连干部职工正常的工资福利都砍掉不少。还有的企业把降薪指标乱摊派，层层加码，不管不同公司、不同部门的具体情况，上下一般齐，左右一样高。这同样是歪嘴和尚念经，唱跑了调。

　　工资薪酬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马克思认为其中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可是总的一条，公有制企业中既然基本消除了劳资对立，便应当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有的国企躺在垄断温床上打呼噜，靠超额利润过舒服日子，收入就不该那么高；而有的国企市场化程度很高，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就该以市场标准来量体裁衣；还有的基层岗位艰苦异常，如山区电网的“蜘蛛侠”，也该适度倾斜。否则，国企人才流失、竞争力下降，是谁都不愿见到的后果。

　　因此，薪酬改革不能“为改而改”，而需要实事求是地摸清底数，有针对性地制定改革方案。一方面，薪酬首先反映劳动所得，“一分辛苦一分财”。另一方面也要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比如科学的绩效考核，适当的员工持股，以及合理的内部差距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苦乐不均，避免“就是两年不发也够吃够喝”与“临时工同工不同酬”并存的现实尴尬。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改革一定要朝着国企自身的问题去，而不能盲目迎合片面的情绪。国企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与业绩分离缺乏效率、与市场脱轨难言公平，按劳分配原则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科学、规范、有弹性、敢晒在阳光下的薪酬评价体系，才是改革真目标。

　　其实，不只是薪酬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兼并与重组等，国企改革各地区各时段侧重也许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必须认清，国企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问题，更好地造福人民。从去年8月的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到刚刚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中央关于央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更加明确，仍是要进一步增强、发挥好国有企业为全民谋利益、增福祉的关键作用。

　　正如中央深改组会议强调的，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成绩不容抹杀，问题不应回避。秉持这一基本态度，不断深化改革，“共和国长子”定会浴火重生，更好推动经济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福祉。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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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需要改革，关键是改革思维、改革方向与方法


   
厦门  尤德才


    本人在国企工作10多年了，多少知道国企问题的根源所在。认为国企问题在于缺乏对“企业活力”的理解，对“管理”这门学问有很大偏见，理论滞后实践所造成的。篇幅关系，本文就什么是“企业活力”？“管理”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理论滞后实践等问题，简要提出个人的看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国企改革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国企改革？30年前讲得明明白白，即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如何搞活，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企业活力”?否则，理念含糊，朝夕令攻，找不到标本兼治应对危机的方法，会使企业患“脑震荡”。或者为改革而改革,到头来令人失望、悔之不及！

    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揭示出，一切自然系统都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和过程,即在自然条件下，自己走向有序化，并建立和保持有序稳定。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耗散导致有序”，协同学指出“协同导致有序”,超循环理论指出“超循环导致有序” ，这些理论均揭示了自然系统普遍的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它像“一支看不见的手” ，能把环境提供的条件有选择的进行利用，组织为系统自身,提高系统的有序度，保持特定的有序稳定状态。

    自组织现象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例如，人类社会比动物界自组织能力强，人类社会比动物界的功能就高级多了。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般都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新陈代谢的能力；管理体制是一个有机系统，一经形成，就会按一定的规律、秩序，自发地、能动地诱导和决定组织的行为，并对管理系统行为进行限定与修正的功能与机理。 一个社会或组织越有活力表明它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新陈代谢功能越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

    也就是说，不管是国企、私企或股份制企业是否有活力，表现在企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等敬业精神是否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对外部环境和内部问题灵敏而准确的反应能力、果断而及时决策力的行动能力的竞争能力。即：企业活力是指企业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开拓能力、协调综合能力,使其更有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以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挑战，使组织能持续有效的发展。也是企业管理的目的。

    日本员工积极性、主动性等敬业精神世界闻名，日本的企业能在世界崛起，堪称世界企业管理最高成就的象征之一。其巨大成就主要来源于“和魂洋才”构成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特质。"和魂"是指日本传统的精神意识，即日本固有的国民性和日本所吸收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华。中国儒家文化的实质是人伦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忠、孝、和、爱等思想，重视思想修为，讲究伦理道德。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和魂洋才"为基础，典型的"论语加算盘说"就是提倡"道德经济合一"，即以论语为企业经营理念之本体，以算盘作为企业经营的工具，运用西方科技创造财富，战后30年内就赶上欧美工业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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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厦门  尤德才



    所谓“万物皆有灵。”生命现象不仅只有人，动物、植物有生命。社会组织一样有生命现象表现。对社会组织的生命现象的研究和重视，对当下改革理论滞后实践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有着很现实意义。否则，理念含糊，朝夕令攻，会使社会患“脑震荡”。改革就无从下手，意识不到危机，找不到标本兼治应对危机的方法，或者为改革而改革。到头来令人失望、悔之不及！

    任何组织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按照一定组织原则组成的，来自于人又还原于人。因此，组织与其说是一部机器，不如说是复杂的、有机的生命实体。每个组织都有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因而造成差异。同人一样，其生命力差距十分悬殊。百年老店仍可灵活如初，有的组织初创不久却出现官僚无比。有些组织进入壮大的阶段，进入"成熟期’后已积劳成疾，出现迟钝、麻木，未老先衰，而毁于一旦。

    任何组织都有自身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矛盾或危机，只有采取有效的化解矛盾、克服危机的策略，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否则便会衰退、夭折。

    组织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有其生命周期。一般组织的生命周期要经过初创时期、个人时期、职能化时期、官僚时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官僚危机、死亡（或变革重生），参与管理（如股份制、民主宪政）等阶段。但是，社会组织和人虽有生命周期，所不同的是，组织的发展可以长久，或者经过一个停滞时期，还会继续成长。因为构成组织的人可以新陈代谢，不断循环向更高组织形式发展，而人和其他生物则做不到这一点。

    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规模，就会出不同的问题和疾病。不同阶段实行相应的管理思维和方式、制度和结构等治疗方法。例如，组织发展初期，可以人盯人，靠个人，靠亲戚朋友去管理。但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阶段（如几千人、几万人），不可能用人去管。只能要用制度、结构、组织文化等职业化去管理。特别是在组织的变革期间，其改革原因、征兆、程序、模式、目标、压力、阻力、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应对？如何调整？使组织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呢？是人们长期关心和探讨的问题。因为变革的结果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使问题变得更严重。

    需指出，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并非每个组织必须经历这几个阶段，有的组织没经过职能化时期就直接进入官僚时期，或经过创业时期后就夭折了。组织所处的阶段常常带有其它阶段时期的成份，互相交错，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最后一个阶段却不知不觉到来。篇幅关系，着重论述管理管理危机。详见20多年前，本人发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1991年11期 《企业组织成长中的进化与改革》一文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GG199111018.htm （杂志只刊登本文约20%的内容）。

    官僚管理阶段的到来似乎是不知不觉的。随着组织的发展，机构越来越复杂，模式越来越牢固，本位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组织逐渐出现“失控”状态。为克服“失控危机”，保证政令统一，步调一致，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强化合作协调关系，于是采取行政方式用一系列法规以及工作程序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组织运行稳定，集中统一。这样为官僚式管理创造条件,也是对组织顺利发展的适应性反映。于是行政班子越来越凌驾于基层、部门机构之上以及人员老化、思想比过去保守等因素，组织越来越依赖组织结构、法规以及工作程序，依附各阶层的行政人员等层次森严的管理系统。以至造成一种心理损耗增加，工作效能降低的趋势。组织成员更多是机械规章执行者，行动迟缓，战战兢兢，力求明哲保身，从而妨碍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造成多数组织成员的不满与离心倾向。持久下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盛行，文山会海普遍存在，组织就缺乏适应能力，协调综合能力，组织越来越脆弱，越缺乏活力，于是就出现“官僚管理危机”。

    官僚管理危机也可从事物的新陈代谢功能来说明。一个社会或组织越有活力表明它自我新陈代谢、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功能越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其中，新陈代谢犹如各种生物的新陈代谢一样，在生长、发育和衰老阶段是不同的。幼婴儿、青少年正在长身体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物质来建造自身的机体，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同化作用占主导位置。到了老年、晚年，人体机能日趋退化，新陈代谢就逐渐缓慢，同化作用与异化作用的主次关系也随之转化，身体、精神、意志、能力等衰弱退步。如果新陈代谢停止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新陈代谢功能是社会组织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发展的过程。

    新陈代谢问题对一个社会或组织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对一个组织而言，忽视新陈代谢功能问题，社会和组织就很难健康发展，理念往往老旧陈化，官僚习气极重，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同人一样产生衰老、缺乏活力,生命力衰竭。遗憾的是，新陈代谢问题不仅是政府和理论界忽视或不够重视的问题，我们体制也缺乏新陈代谢功能。从而使我们社会和组织未老先衰，进入官僚管理危机。

    稍有一定管理知识的人，看到一个社会或组织机构臃肿，官职增多，人浮于事，管理队伍老化，大致判断这样社会和组织大多数缺乏自我新陈代谢，自我更新功能，进入老化状态，进入官僚管理僚机阶段。势必产生以下弊端：

    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的组织里，就容易形成组织交叉，重叠的结构,责任与权限不明确。造成责任推诿，互相扯皮。很多人同时接收到了同一信息，因此在处理权上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也可以，我来也行。人人都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有关，同时又认为自己不负主要责任（地沟油事件是个典型案例）。人人都不从自己找原因，爱把错误推给别人。部门之间彼此不信任，降低了组织的凝聚力。更糟糕的是，不同层次的负责人中，有人为自己或部门的利益，采取欺骗手段，把真实情况歪曲以后反映到管理高层，造成错误决策而蒙受损失。

    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的组织里，势必造成繁多的制度和复杂的手续。如果一个机构在几个月之中还没发一份文件，就有可能被怀疑为多余机构，于是文件成堆，会议成灾，管理人员深陷组织事务无法超脱。正如《帕金森定律》中所讽刺那样：机构和人员增加，可是办同样的事，反而比以前更忙，并且谁也没有闲着，原因是人可以互相制造出一些事情来的。这种繁文缛节必然抑制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果断性。即使卓有能力的管理人员，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它慢慢在繁文缛节环境下小心谨慎窒息而无能为力。

    机构臃肿，繁文缛节的组织里，容易造成本位主义，使各部门工作联系困难。大家只好各行其是，不相为谋，各部门便逐渐走向本位主义，从而失去协调。人们关心局部利益甚于全局利益，目光短浅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阻碍组织的发展，失去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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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的组织里，造成指挥系统过于复杂。在繁琐、重叠的机构背后，必然会形成克格勃式的相互制约的人际关系。明争暗斗，造裙带势力严重，重视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排斥。选拨管理人员不是按能力选拨，更易重用唯唯喏喏的人，造成管理人员素质整体下降，这就带来人才不足的危机，限制人们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做好被挤掉，做不好被换掉，惧怕失败，缺乏创新，不敢向风险挑战的现象。优秀的人才也会慢慢被官僚管理的小心谨慎窒息而死或产生变形，行尸走肉。

    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繁文缛节的组织里，容易产生注重形式，不顾实质，这就是官僚主义者处事的基础。由于受到规章制度、繁文缛节束缚下，形式总是至上。为管理而管理，为改革而改革，衣服使人显得华贵。人们就开始跳管理华尔兹，从一场舞到下一场舞没有什么变化，舞步是园形的，舞者是旋转的。于是出现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四、五个和尚呢？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有功人人抢，有过个个推。脱离群众、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工作分而不管，事情议而不决。一切照抄、照发、责任推诿。甩官腔，摆官谱。对己则争待遇、争面子、讲排场、拉帮结派、编织关系网、造成官场朋党盛行、三公消费难禁。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本位”的危害：人人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唯上、不敢改革创新现象。

    任何朝代建国之初常常是朝气蓬勃、清正廉洁的。也可以从初建组织为何有活力，但到了官职增多，机构、制度健全时活力就减少去理解。创建和发展组织文化和道德伦理价值观，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减少对制度手册、组织结构、管理人员的依赖。即使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只能说是大企业，不是有活力企业。

    事实也如此，著名美国麦肯齐咨询公司的彼得斯和沃特曼二位学者研究中发现成功企业组织的共同特点:这些企业中上层的管理人员尤其少。常常可以看到不到一百个管理人员的公司在经营上百亿美元的事业。所谓“三流企业靠人管理、二流企业靠制度管理、一流企业靠文化管理”是有道理的。

    社会和组织与人一样也会得病。对于人来说，最可怕是无痛性疾病、癌症、肝硬化、肾病、糖尿病，这类特别危险的疾病早期都是无痛性，待到发现时往往病入膏盲，不可救药。对于组织来说最怕是官僚管理危机。组织越老，发病率越高，而且官僚管理危机是慢性病，平常没有特定的自我感觉病状。而且在患病时，精神状态变差，对事情就难以采取向前看，恶性循环而引发并发症。一旦发作，就很难治愈。

    规律只能认识和利用，不能创造规律或用其它规律来代替，违反规律必受规律惩罚。遗憾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原因，我们长期忽视每个事物都有自身发展规律，以至造成社会和组织的振荡及关系复杂化，造成未老先衰。如今的中国国企大部分过早未老先衰地步入“黄昏期”，国有企业大部份都进入官僚管理阶段中，甚至已出现官僚管理危机，于是出现众多问题也不足为奇。

    对国企组织来说，官僚组织管理危机主要特征：组织缺乏共同价值观(或企业文化）、缺乏共识和凝聚力，、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繁文缛节、形式主义、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缺乏公平公正、创新精神泯灭、“忧患”意识丧失、士气低落、管理人员素质下降、管理队伍老化、效益增长不明、人才开发能力低、本位主义、责任推诿、互相扯皮、缺乏社会性、急功近利等，从而加剧或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危机。

    当下, 党、政、经一体化的国企和央企，已出现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繁文缛节、形式主义、管理队伍老化、政令不通、监管失控、任人唯亲、管理混乱、缺乏公平公正。形成“只对上级负责，不对职工负责”的“唯上是从”的企业文化等等。有后台、有关系、热衷于潜规则的人就是“人才”、可以高升、轮岗、借调安排到更优质的企业，安排担任要职，享受高薪待遇，已逐渐形成官商混合的权贵利益集团的国企央企。严重打击企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新能力等敬业的主人翁精神，缺乏共识和凝聚力，人心涣散，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十分严重，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果不是在国家行政政策保护下占据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国企的经营效益将会出现更为严重的情况，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

    特别是前改革时代的国有企业蜕变而来的大型央企们等垄断国企，大多已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时常表现肆无忌惮的一面，甚至形成挟持政府或与政府对峙的局面。往往会以“国计民生” 为借口来“绑架”政府，牺牲劳动者、消费者、纳税人和社区环境的利益为代价，已影响甚至阻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官僚管理危机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1、官僚管理危机酝酿期：组织的危机都是从量变，渐渐的成型，最后形成质变（爆发）。官僚管理危机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内机构臃肿，官职增多、人浮于事、人员素质、领导风格、价值观等由诸多因素动态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

    2、官僚管理危机爆发期：潜藏危机因素的发展与扩散突破预警防线，社会组织危机便进入暴发期，出现上述所说的官僚危机症状。此时的组织处于强制和反强制的不稳定混沌状态，不及时有效的变革，长期积累各种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发而进入动荡。威胁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不立即处理，危机将进一步上升，其杀伤范围与强度会变得更为严重。

    3、官僚管理危机扩散期。组织系统由各种子系统组成的。不同的子系统，具有独立性和关联性。又彼此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纵向和横向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系统会影响另一个系统。任何一个单独的系统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一个系统生病了就会影响另一个系统的健康,恶性循环。

    4、官僚管理危机发生后，会对其他领域产生连带影响，有时会冲击其他领域，而造成不同程度的危机。危机扩散最具破坏力，甚至会造成连锁反应产生另外的危机。

    5、官僚管理危机处理期：该阶段进入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后续发展领导者（管理层）的智慧及领导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能稳健有效引导系统组织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6、官僚管理危机处理结果与后遗症期：危机经过紧急处理后，可能得到解决，也可能无效的处理。可能使危机的残余因素经过发酵，使危机重新进入新一轮酝酿更大能量的危机期，而再度被引爆，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7、官僚管理主要特征：1、意外性：危机爆发的具体时间、实际规模、具体态势和影响深度始料未及的。2. 破坏性：不论什么性质和规模的危机，不同程度地给社会和组织造成破坏性。而且危机爆发较为突然，常常时间和信息有限，往往往会导致决策失误，其破坏性的能量可能造成系统崩溃和解体。

    总之，官僚管理危机晚期表现都是缺乏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缺乏自我调节、自我新陈代谢，自我修复的免疫力功能，缺乏活力进入老化状态，出现生命力衰竭现象。对于问题常常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长期积累各种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发而进入动荡，或组织越来越缺乏活力,难以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挑战，最终走向解体的命运。

    防止官僚管理危机，预防胜于治疗。因为组织患病的原因非常复杂，就一个医生来说，病人的主诉便是问题的中心。但组织是和复杂的世界的交道，事件本身很少告诉问题中心，更不用说实质问题。防止官僚管理危机，首先“忧患”意识长存，这不是杞人忧天的多虑，而是力争有备无患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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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体制改革变得那么困难？我们可以从高层、中层和社会底层三个层面来分析。

    （一）高层：改革目标和权力运作的难题

    在高层，改革出现困难主要有两大因素所致，即改革目标和权力运作。改革的目标属于顶层设计。几年来顶层设计出现问题，主要指的是改革没有了明确的大目标和配套的推动措施。中国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来实现这个大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进程。80年代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但经过了整整十来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这个大目标的确立有效推动了十四大之后的各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包括内部的如各项经济制度改革例如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国有企业以及外部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但现在则没有这样明确的大目标，更缺乏配套的具体措施。尽管在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央逐渐地把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纳入到其重点改革议程，但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头等大事。各级政府尽管也开始强调社会建设，但其重点仍然放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改革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补充。除非再一次找到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目标定位，高层要做大规模的政策动员已经非常困难。

    第二，除了改革目标不够明确，没有找到突破口之外，政策的执行也出现了问题。顶层设计，地方执行，这一直是中国的政策模式。但现在执行层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里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即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官僚的抵制。官僚的抵制下面再谈，这里先谈强人政治这个因素。所谓的政治强人指的就是那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并且能够克服既得利益而把自己的政策转化成为现实的政治家。在任何时候，既得利益的存在是常态。政治强人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动员足够的支持力量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毛泽东和***就是这类政治家。在中国，这类政治家是长期革命的产物，他们不仅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拥有大量的支持者，而且也善于做必要的政治动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治家具有一个大的政治格局，就是说，他们考虑问题能够超越个人、家庭和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从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政治强人并不是说他们不会犯错误，但即使他们犯了错误，社会也仍然普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现在，大家寄希望于新一代领导人，只是领导层各方面所受制约越来越多，经常难以开创政治大格局。因此，新领导人要开创一个新大局，需要比以往政治强人更强有力的政治意志和推动力。

    （二）中层：既得利益的阻碍

    那么，中层又是如何呢？唐朝的柳宗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三分法，社会的顶层是“皇帝”，中层是“大户”，底层是“民”。我们这里的中层指的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在柳宗元那里，“大户”也被认为是改革的阻力。柳宗元认为，如果“大户”阻碍改革，那么皇帝就要和“民”结合起来推进改革。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中层官僚机构大都是和改革对立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大力消减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所构成的阻力。

    庞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有几个一般特征。首先，他们缺少进取心，安于现状，抵制改革。其次，官僚的一般心态或者通病是避免风险，他们按既定的规则办事，只向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第三，官僚层面有时也会有一些“改革”动作出现，但实际上很难说这些是真正的改革，而是为了追求一些具体利益而进行的“改革”。经常的情形就是：官僚部门要追求利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结果，改革越多，问题反而越多。

    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中国的官僚阶层还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西方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竭尽全力，但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次要位置。任何改革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会全力抵制。这些年来，各个官僚机构也不时出现改革的动作，但毫无疑问，这样那样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的利益。因为官僚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制度机构，这样就导致了政府和社会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利益对立。

    （三）底层：基本信任的缺失

    那么，中国社会底层和改革的停滞不前又有什么关联呢？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分权分利的制度条件下，中国的改革使得大多数民众获益，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正面的支持态度。但近十多年来，社会大多数人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好处或者获得足够的好处。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经演变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很显然的证据就是：一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高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政府的税收也有同样速度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已经对改革产生了一些非常消极的症状。第一就是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革疲乏症，就是对改革没有什么热情。第二就是对改革的高强度不信任症。这也导致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缺失基本信任。政府是通过改革和发展来和社会发生关联的。如果改革和发展不仅不能为民众带来利益，反而有损于民众的利益，那么民众很难对政府发生信任。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已经发展到怀疑一切的程度。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也的确想做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改革，尽管民众也可以从这些改革中获取利益，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政府。在缺失民众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政府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必然招致社会的强烈反弹。结果，任何改革变得困难重重，广州的垃圾处理厂选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批评政府政策、监督政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无可非议。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征。不过，目前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具体的政策做出理性的分析，他们往往根据已有的教科书式的概念而不是中国的实际需要，不分青红皂白，什么政策都批评。为了批评而批评已经成为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同时，他们对民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而那些倾向于政府的知识分子在民众中间也缺少吸引力。他们高度依赖于政府，没有任何能够超越政府本身的话语。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严重缺失独立的、能够对事物做出客观分析的知识分子。这使得政府的政策没有一种有效的话语的支持和论证，更难在民众中间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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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听改革我就头大
    科技创新越多越好，而制度层面的东西越稳定越好，在我们国家，这两件事是反过来的。
    无论是建立一个国家还是成立一个企业，只要基本结构合理，责权利统一，建成一整套合理的制度是水到渠成的事，需要的只是不断完善。只有制度稳定了，才能不折腾，很多长效机制才能够建立起来。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基本结构有问题，不去改基本结构，连续改革个几十年，说白了就是反复折腾。
    我们建国已有6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30多年，没听说哪一项制度已基本完善，建立了哪些长效机制，反倒还在不停地提改革。何不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把劲用错了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