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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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什么？什么叫改革？
刚提出改革时，理论界说，改革就是改变不适合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及各种因素，促进生产力发展。
再后来，媒体及领导讲，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
再后来，改革就是工人下岗，企业包给个别人，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再后来，医改、教改、房改，逼老百姓把养命钱都掏出来，变成房奴，各种奴隶。
现在一提改革，就知道他们又有坏主意收拾老百姓了。.

变和不变是相对的，你看看今天的反腐手段和几千年前是何等相似，就知道这个世界变化的究竟有多快了。
    先说说改革的释义：改革，现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不是简单的改变，而是基本制度层面的改变，在设计制度时，就应该把变化考虑在内，情况变化时原则上仍要在制度的框架内处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做些微调。如果制度经常变化，那就成了朝令夕改了。
    今天改革已经走在十字路口，走到瓶颈，恰恰说明之前的改革没有改到点子上，是瞎折腾。.


改革三十多年还没改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老是在改有几种可能： 第一、说明之前造的孽实在太多，怎么改都改不回来。 第二、说明其一直在犯错，后来的永远在纠正前面的错。 第三、说明从来都没有找对过门路，改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地瞎折腾。 第四、说明这个体制本身就不行，改就是在忽悠人，是装装样子拖延时间。.

改革这个词现在就是一滩屎，比文革的革命一词还龌龊，好东西都直接讲明叫什么，垃圾事情就称改革了。管理者普遍长期被恭维认为自己聪明、好大喜功，指望几个字的文件就能解决全部事情，具体事情视而不见、无经验、无手段。.

改革开放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改革从什么时候算起，土地改革算不算改革？反右、大跃进、******算不算改革？改革就一定成功？就没有乱改的情况？改革就不会有失败的？至于开放，我们从来就没停止过，应该是有许多国家对我们实行经济和技术封锁，至今都没解除，我们引进的技术，大多数都是二、三流的技术，一流的技术人家是不会卖给我们的。对于失职渎职与F·B，过去也有，只不过程度没现在这么严重。因此，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警惕执政者打着改革的旗号为自己谋取私利。
    改革的关键在正确，在公平公正，在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改革改了60多年了，无论是前30年的政治挂帅，还是后30年的经济挂帅，既有成功的一面，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只有依法改革才会有出路了。.


在“改开”之初，有些改革还是深得民众拥护的，原因是兼顾了党、政府、百姓三方的利益，百姓感觉受惠，自然欢迎。而后（大约是九十年代后），利益天秤发生严重倾斜，比如国企、医疗、教育等的“改革”，民众非但未受惠，反而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许多领域的“改革”是肥了权贵，损了老百姓，这“改革”遭到众多诟病就不足为怪了。


变法成功的典型例子有秦朝和日本明治维新。主要特征就是由上而下的革命，统治者认识到再不做改变，亡国灭种就在面前。于是励精图治，经历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采取当时代最先进的政治体制，消化当时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建当时代的精锐士兵。成功要走100步，每一步走歪都可能功败垂成，所以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成功的例子确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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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比较制度理论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他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学术建议，是一位难得的中国改革建言者。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中国改革吸取了国际智慧。从布鲁斯、科尔奈，到麦金农、斯宾塞，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备受尊重的一位。他参与了中国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对于国企改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推动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在那次采访中，青木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一方面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青木先生特别提到，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依法治国”。他详细地分析了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区别，指出“rule by law可能更像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概念，就是政府来统治人民，来设计法律。rule of law意味着，政府不但是法律的制定者，而且它自己也要受到法律的管制。”今年四月份，青木昌彦和福山、德地立人三位日裔学者和中国领导人座谈时，也特别提到了“依法治国”问题。可见萦绕于这位学者心中的，都是关系到中国改革前途和方向的大问题。

　　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对于改革，思想上分歧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当此之际，成思危、万里、青木昌彦三位老人在不到十天时间里先后辞世，中国不仅失去了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也失去了可贵的改革建言者。

　　30多年来，中国改革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在紧要关头，如果没有一批勇于担当的改革家，没有一批直言不讳的改革建言者，就不可能正确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走上歧途。

　　经济学家普遍长寿，青木先生以75岁遽然离世，实在令人惋惜。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还会有像他这样真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的建言者吗？中国还会倾听他们的声音吗？

　　专访青木昌彦：中国经济新阶段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阶段”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您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现在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new normal)，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new phase)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

　　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即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

　　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 。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在统一增长理论看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

　　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经济东亚的高速增长：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韩国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

　　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1970年代，韩国在19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

　　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大跃进”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重要的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着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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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您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落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会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您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

　　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您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该增强对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

　　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下降过程中，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四十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19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19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 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

　　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是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制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您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您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70年代，也就是在毛泽东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您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您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作为外国人和旁观者，我在谈到制度设计的时候，也讨论到“依法治国”这个概念。“依法治国”有两个英文表述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rule by law可能更像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概念，就是政府来统治人民，来设计法律。rule of law意味着，政府不但是法律的制定者，而且它自己也要受到法律的管制。这也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法治改革，也就是法律系统的改革，应该排在政治改革之前，特别是考虑到现在中国的地方法官，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指派的，政府权力在司法体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司法改革中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财经》：分权还是集权，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青木昌彦：90年代中期，我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时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改革。当时***总理提出，严格禁止人民银行[微博]的地方银行给地方政府贷款。虽然这是一个集权化的处理方式，但是确实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央集权也不一定都是坏事。

　　当然，改革应该集权还是分权，还是要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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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李克强的“当头炮”：将简政放权进行到底
2015年08月02日19:44 中国新闻网

　　政府“权力减法”和“责任加法”，换来的是“市场乘法”

　　截至7月28日，本届政府已召开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播发100篇新闻通稿。你知道“简政放权”这4个字在新闻通稿中出现了多少次？

　　65次！

　　这100次会议中，40多项议题与简政放权直接相关。

　　说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先手棋”、“当头炮”，不仅是形象比喻，更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持。

　　梳理过往这100次常务会，简政放权毫无疑问是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议题——本届政府2013年、2014年、2015年的首次常务会，分别都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

　　召开常务会议的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两年多来见证了国务院这项庞大的“权力减法”事业。

　　李克强总理大力推进的改革，自壮士断腕的简政放权始，也义无反顾要把简政放权进行到底。

　　■ 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

　　2014年9月11日，李克强总理现场见证了1枚公章取代109枚公章的过程。废弃的109枚公章“被贴上封条永久封存”。这一幕发生在天津滨海新区，这里成立了全国首个“行政审批局”，将分散在18个不同单位的216项审批职责归并到一个部门。

　　当时李克强拿起一枚作废的铜质公章感慨：“这章做得多结实啊，不知曾经束缚了多少人！”

　　在其后不久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重提这件事。“大家想一想，在这项改革之前，老百姓要办一个企业，需要跑多少门槛，盖多少个‘戳子’！这样创业者怎么能有创业热情？”他说，“我们要把民之所望作为施政所向，要以百姓之心为心。中国人是想干事的，又有聪明才智，但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了！”

　　自本届政府成立之初，李克强总理便“铁下心”毅然决然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

　　他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中外记者会上的一番话，至今常被人引用：”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总理确实“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上任之初他承诺，本届政府要将国务院各部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砍去三分之一。结果5年的目标，只用了2年时间就已完成。

　　两年多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公布取消了211项职业资格。

　　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曾在2014年1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李克强总理及其他国务院领导同志对简政放权的亲笔批示达150多件，平均每4天就有一件。

　　为保证这套庞大“权力减法”不折不扣向前推进，2014年6～7月，国务院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督查，对27个部门和16个省份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督查，19个督查项目中“简政放权”位列第一。

　　在“有意见说意见，客套话免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多次以直接了当的说话风格，表达过他对这项改革的坚定决心。

　　在去年一次常务会上，他语重心长对参会者说：“我们必须要充分依靠市场力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激发社会创造的潜力。希望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

　　有关简政放权改革，中外媒体都十分关注2014年开年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那次会议决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除公开的事项外，各部门不得擅自新设行政审批事项，逐步向审批事项“负面清单”管理迈进，并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审批清单之外事项，均由市场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这次是真的对自己‘动刀’了。”一位自始至终参与审批制度改革的官员表示，“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个清单公开，就意味着以后取消和下放都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你别给我边减边增了，也别给我拆解或者合并同类项了，社会上都在盯着呢！”

　　这是李克强更在意的“权力减法”——让权力只能在法定框架内运行。

　　他很清楚有些地方将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转为中介服务，搞“变相审批”或“有偿服务”。“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他在2015年4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痛斥这种行为。

　　让总理十分反感的还有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个“灰色地带”。“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该取消的就要取消，该转化就要合理转化。政府做事一定要光明正大，决不能再搞‘模糊边界’、再玩‘模糊权力’！”李克强在一次常务会上郑重宣告。

　　从清理规范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到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这意味李克强总理言出必行，也意味着简政放权正在走向“深水区”。

　　事实上，相比于“取消、下放”，如何让保留下来的行政审批事项规范运行，同样是李克强念念不忘的环节。

　　2014年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2015年1月7日的常务会议，确定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的措施。

　　“简政放权改革就是要给政府削权，把不该有的审批事项坚决取消、下放到位；同时，对于那些确实需要保留的审批事项，还要规范流程，构建一个‘行政权力的法治化系统’。”在2015年开年的首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这样说道，“审批过程完全可以加快，否则政府就跟不上时代步伐，更称不上是现代政府。”

　　■ 中国历史上若干次重大改革，其主线都是“删繁就简”

　　2015年4月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第一次详细解释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引发各界广泛热议的“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他阐述道，《论语·雍也》里有一句话：“居敬而行简”。“‘居敬’，就是我们作为公务人员，首先要在内心敬畏人民。‘行简’，朱子(朱熹)后来解释了，就是不要用太繁多的东西去扰民。”总理说，“这与我们简政放权的理念非常吻合。”

　　李克强进一步解释说，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这就是说，太‘简’了也不行，就过于简慢、怠慢，就没有法度了。”

　　总理因此强调：简政放权的同时，还要“放”“管”“服”结合，三者不可偏废，必须把握好其中的平衡。

　　事实上，此前李克强已经多次在常务会议上强调，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优化服务。

　　他曾在常务会上讲起一些发达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先进经验，并进而要求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对严重违法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下一步要将违规企业“踢”出市场。

　　在不久前的一次常务会上，他引用《韩非子》中的古语阐释这一理念：“不简政放权，就无法调动市场的创造力；但如果监管和优化服务没有跟上，就没有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样难以激发社会的创造力。所谓‘不明察，不能烛私’。”

　　与这一思路相伴的，是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改革举措。

　　2014年6月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明确了27条具体改革措施，并颁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年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

　　2015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广随机抽查机制。

　　2015年年中的一次常务会议上，专门部署运用大数据优化政府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一个月后，总理再次在常务会议上强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这三者“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这就是国务院第一会议室进行的政府“权力减法”和“责任加法”，换来的是“市场乘法”，激活了全社会的创造潜力。自2014年以来，国内平均每天就有1万户新注册企业诞生。

　　“权力减法”远没有结束。不久前的一次常务会上，李克强重提“大道至简”。他说，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多被后世称为“盛世”。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改革，其主线都是“删繁就简”。

　　李克强总理强调，简政放权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今年4月，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正式成立，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此间观察人士称，相对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了，剩下要改的“比割肉还疼”。简政放权要啃硬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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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奇：请国务院不要再搞局部性、片段性改革了


（参考文献：《思维方法高级教程》）从1978年执政党主动举起改革大旗算起，中国政府一届接一届地、连续地把制度改革列为施政目标已经37年有余了，这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由执政者为主体而进行的最漫长、最低效的一次改革工程！并且更加令人惶恐的是，这一次改革工程至今“仍未进入深水区”，改革主体至今仍然对衡量改革工程绩效的最基础的指标讳莫如深，这最基础的指标就是按照科学随机原则统计而成的国民生活质量和国民满意度指标。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改革悲剧！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首先是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们师居然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改革。
　　国家之改革从根本而言是重新架构或局部调整一个国家的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少涉及他人的行为趋于自由化和多样化，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多涉及他人的公共行为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并且能使人们的全部行为更有效地达成一国国民的需求格局。被改革之制度系统，或者是技术层面不够系统化，导致各个个体的行为相互冲突、互为成本，个体行为无法形成合力，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微小；或者是，制度系统虽然在技术上是有效的，但它使人们的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与国民的需求格局渐行渐远，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的效用较小。
　　人类共同体为追求“幸福”而行为，有些行为能有效接近“幸福”之目标，即人们对行为的结果满意程度较高，而有些行为则是低效的甚至在方向上就已经使我们远离目标。人们愿意反复模仿那些令人满意的行为，并将这些比较有效的行为概念化、标准化、稳定化、强制化，就形成了规范行为之制度。
　　制度按照可概念化、可标准化、可强制化的程度又区分为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前者如法律规章等，后者如道德舆论等。
　　完整的制度是由显化的部分和隐含的部分共同构成，前者如文字化的法条和口语化的规矩等，后者则是形成制度时远未尽列的甚至尚未明确意识到的环境条件。专业从事制度研究和设计的人员有义务格外关注和准确描述制度的隐含部分，因为非专业的公众在多数情况下只意识到制度的显化部分，而对制度的隐含部分缺少概念化的认识。
　　改革是什么？或者由于人们的需求格局或目标变了，或者由于环境条件变了，以前的制度的隐含部分不再与现实状况吻合了，导致以前的制度的显化的行为准则不再能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达成目标了。于是人们就要重新寻找在新的条件下能比较有效达成目标的典型行为，并将它概念化、标准化、强制化，从而形成新的规范行为的制度，这个过程就是改革。按照要改革的制度在整个制度系统中的层级位置，按照制度改革滞后的程度，按照人们不满意的普遍程度，按照制度改革的成本比较，改革又分为全面系统改革和局部调整改革。
　　人们为了提高制度改革的准确性和效率，预先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重大假设条件下，对人们行为的片段规律做了学科性研究，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人们按照抽象思维的要求将研究区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等是恰当的，但在现实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特别是全面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当初为了学科研究的便利性而设定的那些重大假设就必须放松，因为多变和速变的现实并没有为我们预备好这些片段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那些片段结论就必须紧随着对现实环境条件的扫描而随时重新组合，因此在话语形式上改革就不应该再分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了，应该被称作系统的制度改革。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还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们师无视甚至蔑视改革工程的五个起码的通用技术标准 。
　　有效的公共制度会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有区别、有变化，但人们在跨地域跨时代的大量观察的基础上归纳出一些适用期限比较耐久、适用地域比较广泛的公共制度设计标准，在没有充分的依据表明它们无效之前，这些设计标准就是我们评价公共制度优劣的通用技术标准，它们是制度设计的必要条件，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不一定是在现实条件下最理想的制度系统，但不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一定是差的制度系统。改革者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排除掉不满足通用技术标准的制度方案，再在符合技术标准的若干预案中遴选合适的方案。这些通用技术标准是（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八章）：
　　一、公共制度必须有利于促进在统计多数个体成员的需求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否则便无法在共同体内形成自愿遵守制度的局面，没有绝大多数人的自愿遵守做基础，由制度的监督成本所制约，制度就是无效的，就形同一个没有制度、没有规则的共同体，并且这种摆样子的制度极容易转化成少数人的寻租工具。在统计基础上归纳出来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是现代制度设计的核心、基础和出发点。以某种教义或教条为核心、基础和出发点来设计制度是愚昧时代的制度设计思想。一般而言，当初教义或教条的设计者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后来，以前人的教义或教条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者则割断了制度与现实需要的直接联系，例如，早年的中东地区，猪总是旋毛虫的携带者和传播体，当时的人们没有现在的科学分析，但用教义的禁忌来阻止人类食用猪肉，这是一种在当时条件下非常聪明的制度设计。由于有充足的替代品，后人至今仍遵循这古老的教义是无可厚非的。但可悲的是，人类在另外一些更重要的领域，不断出现教义或教条阻止了人们追求满足强烈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行为却无法提供人们认可的替代品。
　　二、制度应该是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取向一致、协调搭配和取长补短的完整系统。当认可一项行为经验的人数超过一个临界点后，这项行为经验就演化成内在制度，它的特点是自愿协调，它可诉诸的惩罚包括友善的责备、指责、排斥等。内在制度规范了一个共同体的绝大部分行为，它是外在制度被自愿遵守的基础，没有有效的内在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仅靠外在制度达成某种长期秩序。虽然人为的总结、提炼有助于内在制度的传播，但从总体和长期的角度看，内在制度不是人为设计和外在权威强制推行的产物。
　　当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的情形，最重要的干扰源一定是外在制度的混乱和无效。外在制度是由具有政治意志和实施强制权力的主体（如国家）设计出来并强加于共同体的，对违反外在制度的惩罚是正式的和暴力的，它通常是内在制度的后盾，但不可能取代内在制度。导致较长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情形的外在制度一定是需要变革的外在制度。
　　在制度系统因混乱和引起普遍不满而进行重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工具的超强运用可以短期地建立起没有外在制度支撑的内在制度。
　　三、在现代条件下，制度应该具有对所有人的平等性和普遍适用性，包括对所有人的程序平等，不能使人因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因素而高踞于制度之上，否则就会严重破坏对制度的自愿遵守基础。在中国，平等性突出表现在程序平等方面，例如，制度不清晰易懂和存在大量模糊概念，造成只有职业专家或权威者才能解释和应用制度；再如，制度存在许多可自由裁量的条件，让人无法判断行为与制度结果的对应关系；更甚者，制度严重缺乏执行监督和责任追究，执法犯法到了让人瞠目的程度，等等。这些都导致在制度之外存在一种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可以乘虚而入的潜规则。制度反到成了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工具。
　　四、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应该是一个层级清晰的系统，层与层之间存在有严密的演绎关系。最深层次的制度是更抽象的一般规则，规范人们行为的范围较广，稳定性较强，制定和修改程序较复杂，这些一般规则经常包含在权利法案或成文宪法的序言中，它决定着低级规则可以规定什么和不可以规定什么，它保证制度系统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中间层次的制度是大量成文法。最浅层的是政府条例。按由浅到深的方向，稳定性趋强；按由深到浅的方向，开放性趋强。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规范任务复杂的大国而言，绕开和回避宪法的缺陷而指望仅用较浅层次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一种蔑视制度系统性的错误选择，会导致缺乏有效的内在制度，从而积累共同体的无序。
　　五、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必须是单一话语系统下的显规则而不能是多套话语系统下的潜规则或阴阳规则。潜规则之所以叫潜规则，是因为它产生作用需要以多数人的不知晓为前提条件，例如，少数人通过行贿获得某种特许权必须以多数人不行贿为前提条件。潜规则不可能仅仅通过公开化就可以转化为显规则，公开化只能带来潜规则的失效，潜规则不可能成为引导和规范多数人行为的制度。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主要依靠潜规则维系的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很快就会因为潜规则的公开化和无效化而陷入无规则化，其运行系统只需二、三十年就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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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上只有增值税为主体和消费税为主体两类国家。
美国加拿大是消费税为主体，所有商品都要交消费税。而中国法国是增值税为主体，即所有商品都要交增值税，但部分商品除了增值税以外还要征收消费税。，但是商场里大多数商品时不需要交消费税的。
现实环境中，增值税很容易避税（偷税漏税我就不说了），例如一个实际经营额为1000万的商店，不是所有的账目国地税都能看到，因此它很可能是按40~50万额度的销售额来征税。也就是说，名义税负17%虽然很高，但按实际税负也许只有1%。
如果全面取消增值税，转成消费税的话，中国只要像美国那样，通过限制收款机的牌子来监督销售行为，那么即使只有7%的税率，实际收到手的税会更高。
消费税也好，增值税也罢，无论以哪一个为主体，我估计都不能降低老百姓的实际税负。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税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是正道。如果纠结于消费税为主体还是增值税为主体，根本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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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悲哀在于抓经济的人不懂经济
（朱奇）

教科书的经济不等于现实的经济，信息时代的经济不等于钢铁时代的经济，战略思维的经济不等于片段思维的经济（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如果不系统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维方法，如果不迅速提升自己的思维方法，面对这些变化就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就会剪不断理还乱，一会儿到那儿振兴，一会儿到这儿降价。

先扯扯现代经济理论。

1、我们早已经身处合理预期的时代。管理经济就要把管理经济的思维过程也如实告诉全体国民，把管理的苦衷也如实告诉全体国民，让全体国民有一个合理预期：大家想要更洁净的饮水，大家想要更有机、更安全的食品，大家想要更清新的空气，大家想要更平等的地位，大家想要更友爱的社会，大家想要贪腐难以生存的制度环境，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付出多大的、什么样的成本，我们准备如何操作，需要大家如何配合，等等。经济管理再也不能仅仅是一个小圈子的内部操作。
2、将GDP从一个约束性任务指标转化为非约束性研究指标。GDP与国民生活质量之间是一种间接性的推演关系，并且推演跨度较大，高GDP经常也出现低生活质量的尴尬局面。不如用一些与国民生活质量之间跨度较小的指标来取代GDP的考核性地位，不如干脆将GDP降格为事后的研究性指标，而不能因为GDP指标的任务性而倒逼出一些全面变革的障碍性因素，由干部素质、缺乏约束等因素所决定，这种担忧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3、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国家全面变革更加有机地融合起来，对经济管理的内容和工具采用一种更具有扩展性的观念：国家主体所进行的宏观经济管理是由国民内在需要管理、国民供给管理、国民消费文化管理、国民购买力管理组合而成的综合性、战略性管理。

（1）国民内在需要管理的主要工具是基础政治制度。在现代条件下，国民的五种内在基本需要应当被视为人类社会一切自我管理的逻辑起点。国民内在需要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随时扫描、调整、变革基础政治制度，保证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够迅速认知、传导、顺应国民五种内在需要及其变化。就当前而言，中国需要迅速推进民主选举和法治。

（2）国民购买力管理的主要工具是大家熟知的货币政策工具、财税政策工具等经济、行政类工具。国民购买力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调整国民购买力结构来减少国民欲望结构与国民购买力结构不配套的情形。

（3）国民供给管理的主要工具是能够传导资源状况、能源状况、生态状况、生产力状况、科技发展趋势、国家核心利益的产业政策。能够满足国民内在需要的物品有多种选择，国民供给管理就是要从提供物品的角度进行国民欲望管理，剔除那些与资源状况、能源状况、生态状况、生产力状况、科技发展趋势、国家核心利益有较大冲突的选项。

（4）国民消费文化管理的主要工具是国家掌握和引导的一切理论研究和文化宣传工具，包括影视、网络、报刊、书籍出版、文化活动、广告管理等，在这些领域不能完全由企业微观逐利行为主导，国家主体必须进行与国民内在需要管理、国民购买力管理、国民供给管理相配套的文化宣传工作，从知识和价值观的层面进行国民欲望管理，影响和引导国民的消费行为良性发展。

国民内在需要管理、国民供给管理、国民消费文化管理、国民购买力管理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和配套性，是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技术要求。
4、服务产品价值规律。无形的服务产品的价值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服务产品的技术价值，它由服务的技巧性、精细程度、程序、新颖性、标准化程度、贴心程度等因素所决定；二是服务产品的社会关系价值，它由服务者同被服务者的社会关系所决定，从微观角度看，服务者的社会层级越高，其服务产品的社会关系价值越大，从宏观角度看，国家的社会层级关系差别程度较大时的服务产品的社会关系总价值，小于社会层级关系差别程度较小时的服务产品的社会关系总价值。一般而言，政治平等、经济竞争、社会友爱、文化创新是一个国家的服务产品总价值以及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大幅提高的充分必要条件。


再扯扯眼下的经济管理。


其实，大家都明白，中国眼下经济问题的困境在于：国民参与经济活动的欲望被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被严重地削弱了！而困境的根源在于：长期的政治垄断已经形成了长期的经济垄断，国民创造的财富被少数人用政治办法掠夺了，国民参与经济活动的欲望和能力被少数人用政治办法限制了。经济难以为继表明了垄断难以为继。解决经济困境有许多具体办法，例如，取消高速路收费就能释放天量市场需求，取消政府土地垄断也能释放天量市场需求，等等。但这些办法都需要以打破政治垄断为基础。从另一个角度看，目前的经济困境也是在倒逼政治变革，倒逼民主选举和法治，但是，有人想在维护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的前提下解决经济困境，就必然走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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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将有哪些新气象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的准备之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思考新常态下的十三五应该如何发展？与过去有何不同？未来发展的思路何在？十三五规划建议纲要预计将于2015年10月18日面世，并将成为“看得见的手”对经济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十三五规划表面看是在制订五年规划，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阶段、发展潜力和发展能力的判断。对于决策部门来说，对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转型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难度，都需要有足够的估计。我们认为，十三五并不是中国大干快上的五年，而是维持发展平衡、谨慎推动转型与改革的五年。因此，十三五应该制订的是中性目标。
国家主席**27日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对地方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具体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十大目标，分别是：（1）保持经济增长、（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3）调整优化产业结构、（4）推动创新驱动发展、（5）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6）改革体制机制、（7）推动协调发展、（8）加强生态文明建设、（9）保障和改善民生、（10）推进扶贫开发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其中，排第一位的是“保持经济增长”，第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十二五规划中的转方式、新农村、转型升级、服务业大发展、区域协调、绿色发展、创新驱动、改善民生、社会管理、文化大发展、改革攻坚、对外开放、政治文明建设、港澳台合作、国防建设、强化实施共16个方面对比，十三五框架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在下行压力大、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保增长成为第一要务。不过，从定性的角度看，经济增速从十二五期间为“平稳较快发展”，过度至近一两年的“中高速增长”，而突出转型弱化考核GDP，则“保持经济增长”也较为妥帖。
从区域战略上来看，5月25日到7月18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总书记三次就“十三五”规划编制展开不同主题的调研。从他的调研足迹来看，在“十三五”规划中，东部极有可能重新赋予更重要地位，成为引领中西部发展的排头兵。7月总书记又将“十三五”调研第三站选在吉林，重申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要一以贯之，同时提出了“四个大力推进”的新要求。十三五框架“协调发展”中也包含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含义。“东北再振兴”将是十三五时期主抓的重点工作之一。
十三五规划将更加注重协调。宏观调控更加“立体”：其将“同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作为主线；更加辩证地看待宏观调控，强调“变中求进”；短期政策更加务实，强调把握好分寸。而以往宏观调控则显得较为“扁平”，常常是徘徊于稳增长和抗通胀之间，调结构进展缓慢。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农业现代化更受重视。中央强调，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要着眼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在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要性继续提升，将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十三五规划表面看是在制订五年规划，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阶段、发展潜力和发展能力的判断，将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描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气象。（NW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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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先生2015年8月19日晚8点半在何新时事二群做的《人民幣匯率趨勢及基本應對策略》讲座内容
---------何新QQ群内聊天实录整理

大家晚上好。

应朋友之邀，与大家做一次关于经济形势的沟通。暂定了一个名字《人民币汇率趋势及基本应对策略》。时间长度约九十分钟，剩下一些时间进行交流。

今天的讨论分四个部分：第一，谈一下对卢布贬值的观察；第二，介绍一下美元的变动趋势以及欧元和日元的情况；第三，谈一下国内的经济问题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第四，谈一下国家应对策略和个人的投资选择。如有时间，谈一下港币。
这样可以吗？那就开始了！

第一个部分，先简单谈一下对卢布贬值的观察。

去年年初，香港出现资本涌动，经核实是俄系资本。

我们初步判断，卢布会出现问题，并将有关情况做了反映。我们认为，卢布会较大幅度贬值，当时估计贬值幅度会达到50％。就是从30卢布贬值到45卢布。

北京的朋友不太认同，认为俄罗斯有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粮食可以自给自足，应无大碍。

然而，年底，卢布以极快的速度击穿60，开始出现全面崩溃的迹象。

普京立刻投入储备， 立刻投入储备，却依然无法阻止卢布下滑。被迫，采取加息措施，卢布息口高达17，卢布才开始在70水平回调。俄罗斯损失惨重，经济遭到重创。我们之所以高度重视卢布，是因为那是人民币的一次预演。

卢布贬值有几点教训值得汲取。

第一、外汇储备充裕、自然资源丰厚、粮食供给有余，并不意味着汇率必然稳定。一旦经济陷入衰退，贸易平衡被打破，财政收入出现问题，汇率很容易遭到攻击。

第二、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本国的富贵阶层一旦资本外流，就会带动全民的信心动摇。有限的储备根本不足以在前沿建立防线。

第三、防御必须要有章法，不能且战且退，直至全线崩溃。第三点，尤其重要。

普京赢得了克里米亚，却几乎被洞穿卢布汇率。确实，普京了不起，硬是扛住了。但是，俄罗斯经此重创，至今仍然举步维艰，今后的路依旧艰难。

卢布危机后，我们做了一些总结。今年春节，提请有关方面早作准备，防备今年人民币汇率出现问题。

第二个部分，谈谈美元、欧元、日元。

我连续阅读美国、德国、日本、香港的预算案有二十年了。连续阅读，容易从宏观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货币政策。

美元转强，有主观动因，也有客观条件。主观动因很简单，美国宪法不支持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扩张，解决棘手的财政问题，必须依靠强美元。强美元，相当于增加财政收入，相当于增加社保基金，相当于增加劳动者工资。甚至，强美元，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倾向。很有趣，民主党喜欢强美元。或者，强美元下，民主党更有胜算。

至于，客观原因，就是美国在全球金融风暴后，去杠杆和调结构最坚决并比较彻底，其经济效率的提升也最显著，相比较而言最先复苏了。请大家注意，美国提出再工业化，并非空穴来风，其资本利得大幅度收窄，其制造业成本下降明显，利润分配明显向制造业转移，已经具备了中高端恢复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也在积极推动大规模基建，为吸纳全球回流资本做准备。

就短期而言，美元重返强美元（美元指数突破100）应无悬念。至于未来，美元是否可以稳居高位，要看欧洲和中国的表现。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美国极有可能恢复本位制，当然不会是金本位了，可能是环保本位，也就是碳美元。

美元转强，一向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一次，希望不是中国。不过，毋庸置疑，美国在墨西哥部署重工业和重化工意味深长。同时，美国鼓励日本恢复中低端制造业，并鼓励日本迅速拓展东南亚，也是意味深长。对于中美国，我们不能过度幻想。
下面谈谈欧元。

欧元是一个奇迹。我说过，德国人用马克代替坦克，重新统一了欧洲。我时常说，今天的欧洲，也可以称之为“德意志第四帝国”。欧洲正在进行版块整合，以德国为顶端，以西欧和北欧为中端，以东欧和南欧为基座，一个金字塔型的完整经济体系正在建立。要知道，德系的大企业极具效率，欧洲的中小型企业极具创造力，整个欧洲的艰难整合正在进行中，假以时日欧元在未来会变得非常强大。

两次世界大战，教育了德国人，也教育了欧洲。不迅速一体化，未来的欧洲没有前途。还好，美国出了一个弱智总统——里根。他不知道，美国最大的盟友是苏联。当他解体了苏联，也就释放出了两个巨人，一个是德国，一个是中国。德国人迅速完成统一，并以极快的速度统一欧洲。中国迅速崛起，差一点儿就整合了亚洲。

美国人当然知道欧洲的压力。环绕欧洲，北非在燃烧，乌克兰在燃烧，甚至希腊等南欧国家问题重重。每一个事件，都有美国人的影子。美国人最不放心的依旧是德国。不过，我还是看好德国人，特别是钦佩举重若轻的默克尔夫人。他们竟然，敢于用财政纪律代替财政统一。试想，德式的财政纪律，将大幅度降低欧洲制度成本，将极大地提高欧洲生产效率，欧洲的未来并非暗淡，欧元已经接近底部了。再谈谈日元。

日本终于选择了安倍。安倍选择了日元大幅度贬值。这是日本短期内提高生产效率的唯一出路。当然，也只有日本这样的国家可以贬值本币超过50％。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此贬值，财政和社保都会被打爆，劳动者都会涌上街头。但是，日本，不会。并且，他们基本保持了生活水平。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日元从70元贬值到125元，已经开始恢复中低端制造业了。如果，继续贬值，到150日元，会发生什么？可能大家不相信，日本人的制造业成本指数会低于韩国，直逼中国了。用心观察，你会发现，日本商场多起来了，日本商品又回来了。

如果，你跑一跑东南亚，就会发现“一路”正在被日本占领。美国在封堵中国的高端，日本在封堵中国的中低端。我们习惯于蔑视日本人，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日元，还会贬值，但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了。

西方正在再工业化，确实是各自各精彩。

环顾中国周边，你会发现，大国纷纷蹲下，只有中国在奔跑。而且，是以冲刺的速度奔跑。狂奔，意味着衰竭，也意味着倒下。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了。

好了，外围就谈这些。

第三部分，谈谈国内的经济问题。

国内经济问题，千头万绪。梳理到最后，仍旧是个效率问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递减，完全是由于社会分配扭曲造成的。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分配问题，是以金融形式延展的。一句话：当资本利得远远高于劳动所得，资本必然从直接从创造价值的产业退出，疯狂地涌入资产投机之中，楼市和股市的疯狂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在九十年代初，梁振英先生向***同志推荐了香港的房地产发展经验（见***的四卷本文集）。***同志在上海率先试验了这套“超级地租模式”，一下子尝到了“甜头”。于是，在1994年，落实分税制改革，“超级地租模式”成为经验向全国推广。於是，各级地方政府，以地为本增加财政收入。于是，权力者以及接近权力者，借助地权寻求暴利。

“超级地租”是我发明的一个专用名词，意思是指在隐藏于土地及其相关资产价格之内的类税性收入。例如，你一个家庭挣10000元，用于居住的支出应不高于3000元，超过3000元的部分相当于缴税。问题是，这个“超级地租”并非交给政府。香港弹丸之地，一堆世界级富豪，没有一个靠实业发达，全部是靠开“税务局”发达。香港的“超级地租”是正常税赋的三倍，老百姓怎么活，能不造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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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地租”在北上广深已经成为公害，年轻人苦不堪言。然而，最恐怖的不在这里，“超级地租”驱赶资本出离制造业，提前结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导致中国国民经济效率递减。发展，变成了泡沫膨胀，只有GDP，没有ROE。意思是，营业额在增长，利润在不断下降。没有利润，哪里来税收？于是，举国上下，以债代税。换言之，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的经营业绩，很多都是债务变形。

以债代税，直接导致财政泡沫化。为什么总负债直线攀升？为什么印钞机停不下来？因为，正规税赋无以为继！金融的失控，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又进一步迫使金融失控。恶性循环，直到进入死循环。通过印钱来解决财政问题，古今中外教训太多了吧，金圆券和银元券并不久远。说什么“人民币没有系统性风险”，好意思吗？不怕入史吗？不怕成为名言吗？

**召开前，我曾写下万言长文，希望新的管理层检讨税政。必须有效抑制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必须有效增加劳动所得和国民福利（主要是环境）。我那篇文字，在网上的点击过百万，领导或者应该能看到。不过，很遗撼，三年来，了无寸进。倒是，食髓知味，萧规曹随，逾演逾烈。税政之滥，古今中外罕见！何谓贪腐？财政失败而已！有税政，必有财产登记制度，必有针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课税，哪里去藏F·B！

F·B，意味着钱不干净。不干净，自然需要离境。想一想，境外投资者本利套现，如果叠加境内新贵出走，会是一个什么景象？你现在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开场要讲卢布！

是的，所有的经济问题，最终集中于人民币汇率。

为什么，前些日子，点明批评了两个人。就是因为，他们在误导领导和群众，他们一再说形势一片大好，他们仍然在推动神奇的“改革”，他们在为利益集团安排撤离通道，他们在为境外资本和国内权贵争取时间。

让人难过的是，我国数以万亿计打造的教育、学术、传媒系统，已经成为为境外资本和境内权贵服务的平台。老百姓，知之甚少，仍旧在用血汗钱赞助他们逃离。

好了，不说了，进入最后部分。

第四部分，谈谈基本应对策略。
简单讲一下基本应对策略。
好的策略，都是苦药。

就国家而言，再不能投机取巧了，必须老老实实地启动税政改革了。

第一、接受泡沫现实，大胆刺穿泡沫。允许北上广深房价大幅度下调。为维稳人民币汇率奠定技术基础。同时，也阻止资产持有者高位套现撤离。

很多朋友问，为什么稳货币就必须贬资产？这是相对论，货币是尺子，资产是物体，尺子变短（贬值），物体就变长（泡沫）；反之，物体变短（去泡沫），尺子就变长了（稳货币）。

很多朋友问，房价下跌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财政问题、银行问题、企业问题、个人问题、社会问题等等。没错，确实很疼，但能保命。否则，保证没命。不过，确实要讲求火候

第二、调低人民币汇率到7.8，并且争取一步到位。在此建立坚固防线，严防死守24个月。为税政改革争取时间，挺过全球汇率剧烈波动。

很多朋友问，为什么是7.8？首先，不能小幅度调整，向下预期一旦形成，**很快会打光。并且，防御作战，必须有足够纵深。其次，既然防守，必须是固若金汤，一旦洞穿7.8则可能全线崩溃。最后，我国财政无法支持人民币超过25％的贬值，我国已经泡沫化的财政没有更大空间，否则财政崩溃，货币也守不住。

第三、跳过立法程序，立刻启动税政改革。建立税赋的均衡结构，在生产交易环节减免税赋，在收入分配环节增加税赋，在资产持有、转让、转移环节大幅度增加税赋。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实现资本利得与劳动所得的平衡。易言之，让资产性收益低于工业平均利润。就是说，重新开启工业化进程，完成产业升级，实现大国崛起。

第四、大陆朝西，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我写过一篇文章《大陆朝西》。不知到为什么，举国在谈“一路一带”。一路，是问题，是陷阱。越南等国家，人口红利太大，自然资源匮乏，就等着高铁高速码头，就想着接手中国的低端制造业。我们去干什么，成全东南亚，毁灭珠三角？相反，向西去，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基建需求殷切，正好释放人民币流动性，正好消化过剩产能。有7亿人和我们一起使用人民币不好吗？有7亿人消化中国过剩产能不好吗？

此外，西出中国，划一条直线，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已经到欧洲了，直线距离短过青岛到乌鲁木齐。欧亚大陆板块凝结，避免了过渡依赖海权。同时，在空间上的拓展，也有利于时间上的延展，我国太需要腾挪的时间和空间了。

中国自古以来，在西北取势，向东南牟利。战略上，错不得。

似有很多话说，也只能点到为止了。

第四个部分，谈谈个人投资策略。
就个人而言，主要是管理好风险。

第一、不要在高位承接资产。
第二、尽量持有现金。
第三、藏汇于民。

我曾经在春节过后讲过六月和八月的投资策略。也分别与五月底六月初提醒大家离场，一些朋友遵守纪律减持了资产。最近，整个七月和八月，都在讲汇率问题，希望大家重视起来。我不搞预测，不准像忽悠，太准则近乎妖。

我搞研究是财政的底子，我在五月已经写过一份报告，我国A股总市值不能超过10万亿美元，在六月底之前和六千点之前必须调整。同时，我在六月也写了关于汇率的文章，你们已经在博客上已经见到《强美元下的人民币汇率选择》，文中已经建议退守7.8并建立坚固防线。说这些，并非爲了大家赚钱，也不仅仅是爲了减少损失，更是为了国家争取一些时间。

今天占用了大家宝贵时间。超过约定时间了，就这样吧。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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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国企混合制为新型F·B敞开大门



屈路甘 于 2015-1-11 16:32:0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从一个实例看国企混合制改革恶果

    一叶知秋,上市公司深圳赛格三星（股票代码000068）03年与韩国三星搞混合制，追加投资20亿扩建，09年就破产说明了什么?

    该公司92年国家投资10多亿,上市又集资8亿,购买美国康宁公司过时设备，五条生产线，生产显像管玻壳，多年亏损,一直由赛格集团控股.两任董事长是王殿甫和孙玉鳞.

    98年不顾广大员工反对和电子部7个退休部长反对,不顾彩管是夕阳行业的事实,悍然与韩国三星搞混合制改革,立即大批员工下岗，引进韩国淘汰技术,韩国人不投一分钱，以明知要过时的设备和过时技术入股,而且利润要提取技术转让费，几年后全世界显像管就全部被液晶显示淘汰，韩国人不冒风险,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几乎所有风险由国家和员工承担.

    03年又投资20亿，加上卖原有厂房地收入十三亿，从深圳福田搬迁扩建到坪山，将韩国明知要淘汰的五条生产线迁来，05年扩建完成，赢利不到4年，09年就宣布停产破产,扣除赢利和税收，最少40亿打了水漂。目前该公司早已全部停产,进入拍卖旧厂房设备程序几年了。重组无门，2000多员工被辞退,由于补偿争议,引发多起群体事件!韩国人十分得意，2010竟然宣布放弃所占百分之四十九股权，溜之大吉。因为这样可以不承担债务责任。这样大的损失居然至今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实际结果就是亏了国家，损害了环境浪费了资源，苦了工人，肥了外资和贪官。这样的例子在深圳就不少，附近的赛格日立和现代电子都是几十亿的大企业，也就这样瞬间倒闭了！深圳多数国企大集团都垮了。

    我想，由于目前的国企都太大，基本上只能与实力雄厚的外资混合，这种改革实际是更大的化公为私，而且是卖国汉奸行为。在混合制中，***会更加方便密切，在办公室中就可以随时实现利益输送，中方负责人的国外帐号是难以查清的！这为新型F·B敞开了大门！

    这样悲惨的结局是谁造成的?我们要问责任由谁来负?不了了之是无法向国家人民交代的!现在又要在全国大范围搞混合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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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为什么一直强调先行先试

2015年09月10日09:31  新闻专栏  


　　文/井桥夕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一个似乎有些拗口的名字，既有“部分”，又有“系统”，既重“全面”，更突出“试验”，该如何解读？

　　先从当下性来看。全面深化改革，是三中全会定下的改革总基调，“全面”与“深化”并列，是与以往改革最大的区分点。而当经济、社会与科技改革在地方全面铺开时，必然遭遇现实的种种复杂性，比如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矛盾，比如调结构与稳增长的阶段性阵痛。这个“度”到底如何来把握，只有深入各地的实际情况来做实验，才能拿到准确、妥当的******。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中国改革始终强调“先行先试”，这是三十多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一方面，原因在于改革的不确定性，同时触碰的利益格局也有不确定性。有的地方，产能过剩很严重，到底是一刀砍掉，还是需求不足尚待逐步培养，很难下统一的定论。摸石头过河，成了治理的不二选择。

　　另一方面，地大物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各地状况千差万别，这些改革的复杂性也是客观事实。比如，同样的创新驱动发展，在东部发达地区可能更多体现在高科技行业、金融服务业；而到中西部地区，可能连最起码的工业化、信息化还未完成，科技的星火还要从基础的草原上燃起。更进一步，同一省份、甚至同一地市都可能存在不同的自然地理与区位差别，也不好一概而论。

　　好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这是当前改革的又一特征。正因如此，各地治理者思想认识的统一，也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试验区的先行，会给非试验区官员一个观察的良好视角；试验区的先试，说白了就是允许创新、允许失败，这就让试验者放下包袱与顾虑，真正敢动起手来，除弊兴利。

　　当然，也有个别地方重试验、轻落实，反复试验，就是不肯铺开。这其中，有过分谨慎、小心的问题，也不排除为难情绪。对此，相应的激励机制与问责手段都该跟得上。大胆实干、不怕出错的干部，试验之后可以重用。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非实干派，那就要靠边站。能上能下，重点还在“能下”。

　　不管怎么改，改革都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进出口数据出现大幅回落，当此之际，更要把改革与发展统一起来，在先行先试中找到稳增长的突破口。这次的方案明确了东北为重点区域，黑吉辽三省今年的经济增速回落较大，完成既定目标难度不小，这时更要珍惜试验的契机，把国企改革的公平性与民营经济的活跃性结合起来。让老百姓得到真实惠，让就业、民生早些见到真效果，这是一切改革成败的最终标准。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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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搞不好的真正原因


肃慎书室主人 于 2015/9/17 19:42:2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改革以来，中国国企搞得不好。比如我所在的城市，八十年代有很多工厂，九十年代多黄了。现在结构高度单一，以钢铁水泥为支柱。

有人说，国企搞不好的原因，是私人管自己的事儿才尽心。这个说法已经被驳倒了。因为美欧日有很多有限公司，董事会也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职业经理人并不拥有这个公司，但管理得也还用心。就是说，国企与公司，都有个“**”“信托”的关系。美欧日的私企经理人也有欺骗股东的事儿，如安然丑闻。

中国私企治理似乎也并不比国企更好。比如著名的私企圣城温州，几年前就投机失利，气息奄奄。国家给了巨额输血，听说是一万五千亿，仍毫无起色。今年以来，全国私企垮掉的就更多了。

因为治理企业需要专业技能，因为人在钱财之外，也追求受人尊重，所以，说国企治理一定不如私企，在理论与实际中都是不成立的。

那么中国国企为什么搞不好？

一、目标多元。

美欧日的公司，只追求利润，CEO的业绩一目了然。当然CEO也可造假，比如虚报收入，隐瞒支出等等，毕竟藉口有限。而国企一般并不以其本身“做大做强”“保值增值”为目标，更多关注社会效益。

比如毛时代的工厂、村社，最高目标是造成核导弹。有人“忆甜思苦”，说日踞时代的生活也比毛时好，这是愚夫愚妇不明大体的话。倭奴人统治得再好，也非常态，变乱必起，生民丧乱。所以国家必有国防，现代国防必有核导弹，造核导弹，生活上就必须撙节。汉奸一定说，日本人统治下自己才“心安”，那也只能由他。

所以毛时代的工厂、村社，治理得好坏，不是小资右幼可以妄加评说的。改革了，对工厂、村社物资的强行征用少了，当然显得似乎治理有方了。但现在农村凋敝糜烂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是知道的。

国企一旦兴办，还要在遵守雇主伦理方面做出表率。最沉重的是退休金。中国“以孝治天下”，尊重老迈，所以把退体金搞得比青工工资还高。久而久之，不堪重负，只好把国企关闭。现在的政府雇员退休金也畸高，渐渐已成大麻烦。美欧日企业把养老金问题交给雇员与社会，所以轻松。然而中国恐怕无法照抄，因为中国的保险公司嘛，总之头绪很乱。

国企的诸多目标，如科研、就业、物资供应等，互相冲突，所以经理人员有很多托辞。

二、官方指令。

国企的董事是政府。如果官方指令本身是混乱、短视的，国企当然办不好。比如胡赵时搞“承包”“厂长负责制”。实践证明，“承包”的厂子赚了，头目可以分肥，如果亏了，头目是无力补偿的。就是说，厂长是负不起那么大的责任的。加上经理人有背景、人脉，所以把厂子搞垮，自己也不受损失。还有的厂长自己办个私企，专门拆国企的台，砸国企的锅。

还有的厂子，治理得不错，但主管方受极右意识形态误导，非要瞎折腾。比如有的强令“下岗”多少，有的必须“引进外资”等等。还有什么“靓女先嫁人”，把赢利的国企都卖了。

对不恭顺的厂长，主管主就是挑刺。商场如战场，胜败乃兵将常事。特斯拉、诺基亚起初都曾连亏数年，但希望在于科研创新。有主管方故意无视这些，非要换将、卖厂。

三、微观民主。

现在小资右幼把毛时工厂、村社描绘得一团糟，绝非事实。当时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有监督权的。像现在国企老总睡女下级的事儿，在文革时早被“大字报”揭露了。

国企老板睡女下级，似乎是私人性事，但毒化了国企空气。因为女下级就会向各级领导乱献媚，贱到无以复减，比帝制时代的宫女还贱，让男下级也没法做人了。所以现在有一句话是“女的都是婢妾，男的都是仆隶”。工人抓“破鞋”，不只是出于嫉妒，这里有个“公平”“权利”“自由”的关系。

“婢妾”“仆隶”，就不敢对国企事务吱声。但经理人再高明，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就拿现在的电影来说吧，剧组就是一个企业。由于导演一手遮天，所以很多漏洞、穿帮就没有员工敢指出。所以中国电影越拍越差，不但比美国印度韩国差，甚至比文革时都差。这折射了中国劳资关系的不正常。

四、法律环境。
（略）


文章提交者：jjyyzlcw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普遍采用帮会制。书记厂长就帮主。大哥。周围有一圈马仔。其实企业应该用何种制度一直没有慎重过。一会儿苏联式管理，一会儿鞍钢宪法，一会儿学大庆。一会儿负责制。一会儿股份制。任命是假的。卖官是真的。买了个厂长当当。就位后立刻大捞。我早先在的那个厂子，厂长刚来时还装模作样的穿个农民式老棉袄骑自行车上班呢。不久每年捞百万了。那厂子小啊，也就一个作坊而已。工人苦透了。历历在目。工厂理所当然的倒了。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5-9-18 11:4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