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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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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25 14:21:13 | 显示全部楼层
卢映西:国企改革搞错了方向

    实际上,所谓“混合所有制”,只有闭门造车的秀才们才会想得头头是道。但凡有点常识,就会知道不同所有制资本混在一起,发生摩擦、内耗的概率远大于所谓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指望混合所有制能引领国企改革走向成功,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常识性错误。

   

    中国**自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这一历尽艰难终见辉煌的过程,用了28年。如今,新一代负责顶层设计的“顶层精英”们,可能摊上了更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叫做“国企改革”,已经搞了30多年。在此期间,“减员增效”让几千万为国家作过巨大贡献的国企职工下岗“从头再来”, “郎顾之争”揭开国有资产流失的惊天黑幕,“通钢事件”以血的代价让人们见识了新中国工人根深蒂固的“国企情结”。然而直到今天,国企改革仍然是只经风雨不见彩虹。难道这国企改革真的是比前辈们打江山更大、更难的事情?在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台之际,我们有必要一探究竟。

    有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拿《指导意见》里再次重申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来说,现在的表述是:“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里面有问题吗?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经过无数专家学者用各种高大上的理论反复论证的,怎么可能有问题!然而,只要用常识推敲一下,我们面前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从市场经济的常识来看,如果混合所有制对企业有好处,政府只要表态“允许”就够了,企业自会积极地把好处抓到自己手里。需要政府积极促进和推动的,肯定是“顶层精英”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自以为很高明,但下面的企业不买账,所以才需要自上而下的积极促进和推动。实际上,所谓“混合所有制”,只有闭门造车的秀才们才会想得头头是道。但凡有点常识,就会知道不同所有制资本混在一起,发生摩擦、内耗的概率远大于所谓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指望混合所有制能引领国企改革走向成功,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常识性错误。这些“顶层精英”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鉴于“顶层精英”对常识性问题都傻傻分不清,让人不得不怀疑国企改革是否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比如,凭什么改革总是盯着国企不放,难道国企有原罪?事实上,有些“精英”确实一直认为国企有原罪,其根据是,国企的盈利总体上常常不如民企,人家有数据为证。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数据,国有企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五分之二,雇用中国十分之一的劳动力。不过,无论是资本或是工人的生产率都不是特别高。依赖国家支持和人为廉价资本的国企,股本回报率往往比民营企业低得多。麦格理(Macquarie)指出,剔除银行后,国有企业在过去5年里几乎毫无盈利增长。同期民营部门的利润增长达到两位数。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数据显示,2014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为4.6%,而民营企业达到9.1%。

    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有句名言:“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资料。”现在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这话是否称得上是经验之谈。在这里,我们不去挑战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只把它们放在常识的基础上去分析。常识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商场如战场,同样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想比较直观地感受一下,在百度上随便一搜,民营企业“战死商场”的新闻就会冒出一大堆:

    9月6日,拥有6家分公司的温州市庄吉集团正式宣告破产。据庄吉一位高层透露,该事件或致银行产生300多亿坏账。目前,集团5000名员工正在静静地等待破产处理结果。

    8月22日,曾经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资产超20亿的浙江红剑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停产。1000多名员工上街讨要被拖欠三个月的工资。

    8月19日,拥有400名员工的广东省惠州市的福绩(惠州)纺织综合厂老板跑路,员工聚集于工厂门口,希望能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7月31日,华东纺织大厂宝利嘉老板跑路,5000名员工突然失去赖以谋生的工作。

    ……

    众多已经倒闭的民营企业,企业和员工的经济损失、银行坏账损失以及工人失业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在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的统计中完全得不到反映。这种统计反映的,实际上是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将军”们的回报率。在国有企业方面,由于政策的限制,是不能随便破产的。而这样的政策,正是吸收了过去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的教训制定的。所以,民企与国企比平均资产回报率,相当于把民企全体“将军”的平均水平与国企全体“将士”的平均水平相比,实际上只是个“田忌赛马”式的障眼法,根本说明不了孰优孰劣,也完全反映不出国企在稳定就业方面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国企就像诺亚方舟,舟里的人好歹能吃上几口安稳饭,舟外的人只能一边呛水一边挣扎。从这个角度看,国企的作用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

    但是,这种以统计资料的形式出现的低级谎言,竟然让“顶层精英”们都上了当,从而把“低效率”的帽子牢牢扣在国企头上,硬要背着社会效益重负的国企秀出与民企同样的舞姿!所以我们还得再次回到老问题:这些“顶层精英”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所有制方面。人类过去的经济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是一对完美搭档,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也是一对完美搭档,但计划经济容易僵化,资本主义避免不了危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功的标志应当是:探索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式,使得新经济体制既能永保活力,又能避免危机。所以我们要判断一项改革措施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只需看它是不是前无古人的实质性创新。如果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伪创新,那就只能用来自己骗自己。

    我们过去的国企改革,只是简单地要求国企跟民企一样,一律以盈利多少定优劣。这算得上创新吗?所有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一旦照搬过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马上就被架空了。所以,谙熟资本主义的国外学者和媒体早就一眼看穿,我们现行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招牌骗不了他们。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笼罩在愁云惨雾中,英国《金融时报》投资编辑约翰·奥瑟兹撰文论证资本主义没有崩溃,虽然他也承认“这个论点目前并不流行”。有趣的是,他居然把“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几十年来创造了7.5%以上的年增长率”作为支撑其论点的有力论据。中国搞的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早已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只有我们自己死活不认这个账。

    应该承认,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确实引来了西方世界艳羡的目光。他们想搞清楚,中国的“顶层精英”到底有什么超能力让市场经济持续增长。但是最近我们的“顶层精英”让观众失望了。首先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拿不出有效的化解方法,其次是股灾发生后的救市动作笨拙得让人大跌眼镜,再次是毫无必要地在汇市引爆新的震源,让全世界都跟着心惊肉跳。围观中国的西方精英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中国人就这水平啊,然后一哄而散,连我们搞阅兵他们都懒得捧场了。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病根实际上就是生产过剩。过剩的生产能力作用于有限的消费市场,反映在企业财务上就是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早在经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就被许多学者注意到了。亚当·斯密就认为,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趋于下降。 斯密这样说的时候,还有点漫不经心,但李嘉图就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了。李嘉图说:“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 按笔者的理解,利润下降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就如衰老对于生命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这一趋势发展的最后结果,李嘉图没说,但马克思说了:“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看到,欺诈早已无所不在,甚至进入到婴儿奶粉的产销领域。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验证马克思的论断。

    所以,搞资本主义,其规律就是先甜后苦,中外皆然。可为何面对姓“资”姓“社”之类的常识性判断,却中外迥然?还是那个老问题:中国的“顶层精英”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断在常识性问题上犯糊涂,结局当然不可能美妙。不过,这次的《指导意见》出现了一个新的亮点,似乎为国企改革转向正确方向带来了希望。中央的新精神是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对企业绩效的考核,重点放在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方面。换句话说,在经济效益上,公益类国企只需做到成本最小化,而不必像民企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这说明“顶层精英”已经开始认识到,不能一刀切地以经济效益衡量所有国企和民企,要重视国企在社会效益方面的贡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所以这一认识的确是向正确方向跃进了一大步。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在走过很多弯路之后,我们的“顶层精英”终于找到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么说来,此后的改革前景肯定是一片光明。

    但是,且慢高兴!让我们再次回到常识的基础上分析一下吧。常识告诉我们,装糊涂的人是绝不会做出正确抉择的,真糊涂的人反倒有可能像瞎猫碰上死耗子似的偶尔蒙对一回。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一再提出的问题,******已经呼之欲出:原来我们的“顶层精英”是真……!

    有这样的“顶层精英”替人民做主,国企改革的前途只能听天由命了。
 楼主| 发表于 2015-9-25 16:08:35 | 显示全部楼层
国企混改需迈几道坎儿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为期三天的莫干山会议上,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关键词。哪些问题会影响混改的进程,民营资本应该怎么样发挥作用,如何避免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两者联姻出现“恐婚症”?

    “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的思路。

    按照《指导意见》,要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在许多人看来,对于国企改革来讲,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条必经之路。国企常年压在身上的“腐气”,或能通过民营资本的注入来驱散,并给市场经济注入一汪“活水”。

    无需再贴“进退”标签

    “如果民营企业占股比较小,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国家。怎么能够实行有效的公司治理呢?”在9月22日的莫干山会议上,一位青年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不仅是这位青年学者的疑问,十几年来,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议一直存在。

    “2008年,政府的4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之后,一派人说出现了‘国进民退’,另外一派说是‘民进国退’,谁也说服不了谁。”在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看来,国企和民企的进退之争,不是直接对应公司治理层面的,更不应该给混改的过程贴上姓社姓资的标签。他认为,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把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视程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上。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混合所有制”发展指出了方向,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撇开了进退思维和贴标签的导向。”贾康认为,混改实际上就是要把现代企业制度里的空间打开,不要去计较哪类企业持股比重高低,因为持股的比例会发生变化。

    贾康看到了过去几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所经历的变革。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世界有名的标杆式大公司,在2008年未改组之前,股权已高度分散,为数众多的持股人是该企业的员工、产业工人和社会上的劳动者。

    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对通用进行注资,改组后的通用股权结构中,美国财政部作为最大股东占72.5%股权,美国汽车工会的工人退休医疗基金作为第二大股东占17.5%股权,通用的债权人占10%股权。

    而到2014年7月15日,贾康发现,美国汽车工会的工人退休医疗基金为其十大股东之首,持股比例为8.74%,加拿大政府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86%,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仅为38.29%。

    “这表明,股份制使资本的社会化特征不断提高,已在明显地缓解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贾康看来, 我国当下所说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强调的是在现代国家治理背景下,任何一家企业的产权可以按照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来处理,实现最大包容性和共赢、多赢。“混合所有制若能够通过规范的股份制来实现市场法人主体产权结构最大的包容性,那么原来谈论了多年争吵不出来结果的‘进退’与‘姓公姓私’的问题,便都可以淡化了。”

    股权配置如何更合理

    实行国企混改,让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联姻,怎么“混”——股权如何配置,是个关键。

    在此次《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就公开表示: “如果要混合,一定是私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要相对控股。”王健林认为,搞混改,如果让国企控股,等于是拿自己的钱帮国企。

    这不是王健林一人的想法,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些嘉宾也谈到民营资本进入国企,最现实的问题是究竟能占股多少,能不能有话语权。

    湖州银行副行长方锋杰在莫干山会议上以实际的例子说明银行业混改中目前“一股独大”所带来的问题。

    据他介绍,目前,在浙江的13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有像宁波银行这类的上市银行,政府为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是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其次是比较分散的管理层和员工持股;也有像台州银行这类国有股占比很少的民营银行,同时,还有像绍兴、嘉兴、金华等地方政府相对控股的银行。

    “一些银行,除政府占股外,其他都是民企占股,而且比例也不低。但这些银行都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除了政府,其他的股东都很小,缺乏话语权。”

    方锋杰认为,这类银行现在困难最多,压力最大,有很多困惑。他认为,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至少要找一个相对能与之抗衡的、有从业经验的股东和战略投资者。

    此次《指导意见》提出要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要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点是推进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要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师任启明认为,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董事会建设固然很重要,但从当前企业发展的实际层面上看,即使是私有企业,董事会的功能发挥也需要一个前提,即股权高度分散。

    “在股权没有高度分散的情况下,董事会发挥功能是存在问题的。”任启明认为,董事是由股东选出来的,但如果股权高度集中,股东之间的争议也会表现为董事之间的争议。如果把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拉郎配,很可能出现极端的情况,比如一个企业只有两个股东,国有资本占了66%,民营资本占34%,有可能会造成在商定决策时,国有资本投反对票,或者民营资本投反对票,形成僵局;或者民营资本比较分散,而国有资本依然占有绝对控制地位,那么完善公司治理的机制也无法保证。

    股权结构如何配置才更合理?

    《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要“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同时也要“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在任启明看来,这两个要求在未来的实践上或多或少会产生矛盾:“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似乎是在强调国有资本对企业的控制力,而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却一定是要遵循市场规律的。为了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我们是否需要设定一个股权配置比例?如果设定这个股权配置比例,应该由谁来决定?如何处理人为设定的比例和依照市场规律之间的冲突?”

    公益类企业需要明确界定

    “混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吸引和留住民营资本。”任启明认为,民营资本的产权保护,需要外部的制度环境,更需要通过公司治理来保证。

    贾康认为,在混合所有制下,产权的混合是一方面,但产权混合并不意味着实现混合所有制。

    他表示,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也可称为一种混合所有制。前些年,中国股份制经济已有明显发展进步,其中不乏国有非国有和公有、非公有股权在市场主体内部的混合,但往往存在国有产权“一股独大”问题和产权规范不落实、不到位问题,所以仍然需要以深化改革来解决。

    “达到了产权在企业体内的混合,并不等于就实现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意图。现阶段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启动的是一整套制度框架体系建设,需要落实到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层面。”贾康表示。

    《指导意见》提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时,也提出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各类管理人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制度,对特殊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委托人才中介机构推荐等方式,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和渠道。

    任启明认为,关于国企的功能问题一直没有共识。“当前学者们对国企的功能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一种观点认为国企的功能应当限于提供公共产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企作为国家组织财政的方式,可以参与市场竞争。”

    任启明指出,如果将国企的功能限于提供公共产品,监管方法与普通公司法规则不同,一些国家存在的政府公司或者王冠公司等国企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监管方式进行。而如果将国企功能放在组织财政上,则国企需要做的是充分市场化改造,遵守普通公司法,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两种不同功能导向的国企对应的治理结构、监管原则等应当体现出这种差异。”

    在任启明看来,国企混改的具体细则中,需要详细说明如何把国企划分为公益类企业和商业类企业。对公益性企业和商业性企业的划分是奠定未来国企改革最基础的框架,只有首先明确分类,才能够进一步推进国企的分类改革。“分类的标准是什么,需要在细则里面有具体的体现,是按照现有公司直接分离出一部分来专门做公益?还是按照企业的业务划分?谁来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分类?都需要明确。”
 楼主| 发表于 2015-9-28 17:37:37 | 显示全部楼层
国企改革再出发: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9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为下一步国企改革正式“定调”。

    从今年全国两会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猜测、回应和辟谣之后,这个被业内称为国企改革顶层设计1+N方案中的“1”,终于“千唤万唤始出来”。

    在答记者问时,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介绍,国务院国资委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通过深入调研和反复听取各方声音,历时近两年起草了《意见》。

    一场关乎中央和地方逾15万户国有企业、100多万亿元资产和3000多万名职工利益的改革,再次上路。  

   

    国资委副主任:《意见》是指导新时期国企改革的行动纲领

    本轮国企改革起自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论述了未来国企改革的路径,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9月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有关国企改革的政策吹风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说:“《意见》全面地回答了新时期国企改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地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是指导新时期国企改革的行动纲领。”

    《意见》如何落地,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明确表示,国资委和中央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将切实承担起领导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据财政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中国各类国有企业共有15.6万户,其中央企约为5.2万户,地方国企约为10.4万户,国企数目居全球之首。

    为了让数目居全球之首的中国国企改革红利惠及13亿民众,《意见》提到: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企如何分类、混改如何进行  

    划入哪一类,直接关系着改革边界和所适用改革方案

    《意见》对“国企分类”、“员工持股”、“薪酬改革”、“股份制改革”等公众关心的重要命题都进行了论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看来,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是这次改革的一大亮点。

    《意见》最终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两大类: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而商业类国有企业又可根据主营业务所属领域细分为商业竞争类和特定功能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多位国企内部人士均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此方案在预期之内。

    受访人士多认为,《意见》中“按照谁出资谁分类的原则”表明中央对地方下一步改革赋予了更大自主权。

    事实上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以来,目前地方各省份在出台各自国资改革意见的时候已经体现了分类改革这一思路。例如,上海、北京、湖北等省市都将国企分为竞争类企业、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三种;黑龙江把国企分为商业类、公益类,其中商业类企业细分为商业一类、商业二类。

    可以预见的是,央企和地方国企的功能界定分类工作,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各级国资委重点推动的工作。某央企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关于中央企业功能界定分类问题,他们和国资委保持着密切沟通,“划入哪一类央企,直接关系着改革边界和所适用改革方案。”

    如果说分类更多关乎国企自身前途命运,那么混合所有制无疑牵动着国改大局。这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点出的国改破题关键,也是让众多国企人士“闻之色变”的痛点话题。

    而中央巡视组2014年至今在多个央企巡视中发现的“国有资产流失”、“违规向民营企业让利”等敏感事件,似乎加重了公众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担忧,也让部分国企领导对于主动改革慎之又慎。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中清晰感受到,在《意见》悬而未决的漫长时间里,多数国企持等待观望情绪,某地方国企高管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好了不是我的成绩,改革出错了是要打板子的。”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念沙更是直呼:“不要摸不到石头就过河。”

    资本市场显然对混合所有制抱有更大热情。东兴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凭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前提是提高国有资产的证券化率。”

    中国移动原董事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王建宙在大连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民企对混合所有制也非常感兴趣,它希望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后,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普通的财务投资者。”

    国海证券发布研报认为,国企改革依旧是市场确定性最强、关注度最高的主题。“后续随着配套细则的出台,还将迎来持续的催化。最高潮的部分应当是第二批央企试点名单的出台,有望带动整个国企改革板块。”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一定不能是国资委和央企中间的“夹层”

    在针对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意见》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从管资产到管资本,一字之差,却是各级国资监管部门的质的变革。

    以国务院国资委为例,这个成立于2003年,整合了央企工委、经贸委、财政部、中组部等多家单位的部分职能的正部级特设机构,解决了国企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等原有的监管弊端,迈出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第一步。

    然而解决了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国资委,在此后的12年,更多时候给外界一个行政管理者的印象,某央企高管曾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吐槽:“投资、战略、招聘、信息化,甚至是二三级公司的事,国资委都管。”

    “老板+婆婆”的双重身份,始终是国资委饱受外界诟病的主要矛盾。曾担任国资委副主任、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邵宁曾表示:“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机构,各部门都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实、做到位,都去指导,必然对企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经营性国企的三层管理体制的方向已清晰可见。剩下的只是路线图和时间表问题。”某央企总会计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多位央企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一定不能是在国资委和央企中间夹的一个层级,“如果只是一个夹层,而这个层次还是行政化的管理的话,相当于是第二个国资委,对于改革的初衷没有益处。”  

    改革桎梏或在改革者自身  

    国资监管部门怕丢权,企业经营者怕丢位子,职工怕利益受损

    《意见》从目标、任务、方向等体制机制上做了纲领性表达,也有观察人士认为,能否真正激发改革活力,参与这场改革的利益相关者,要改革心态,改革文化。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王学秀说,“所有的改革,落脚点终归在人。”在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看来,这轮改革中政府、企业、职工有“三怕”心理,政府国资监管部门怕丢权,企业经营者怕丢位子,职工怕利益受损。

    中国移动原董事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王建宙表示,“希望实现混合所有制之后,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如果仅仅是股份配置发生变化,其他都不变也不行。”

    周放生所言的“三怕”,王建宙口中的“其他”,或许是另一个层面的改革破题所在。

    长期关注国企改革的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王学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国企改革不能“因噎废食”,不改革才是最大的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资产放在那儿不用、不发挥效益难道就不是一种流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监事会巡视员李保民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不能说职工一持股就是私有化,贴上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容易使当事人担心政治风险而不愿推进改革,产生改革阻力。”所有的难题、担心、困惑,在等待“1+N”中的“N(改革配套细则)”给出******、解释、步骤的同时,改革参与者自身,也有很多路要走。

    五部委详解《意见》

    9月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有关国企改革的政策吹风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先后对《意见》进行了解读。

    国资委:

    分类是国企改革的基础

    《意见》分三大板块,设8章30条。第一板块明确了这次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第二板块明确了重大改革措施的重点和关键。其中,分类是改革的基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改革的方向,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改革的体制保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改革的重要途径,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改革的重要保证。第三板块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条件等要求。

    发改委:

    国企混改不设时间表

    对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相关改革要求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要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坚持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也就是说,适合独资的就独资,适合控股的就控股,适合参股的就参股。坚持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不下达指标,成熟一个推进一个。

    财政部:

    今年将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国资委授权模式,一种是国务院授权模式。2015年,国资委、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中央管理的110多家企业中积极推进包括直接授权试点在内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今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指令主要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一平台,通过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市场化的方式层层传导,规避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工信部:

    将加强企业间兼并重组

    将坚持推进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企业技术改造,稳步化解过剩产能,加强企业间战略合作和兼并重组,优化国有企业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整体功能和效率。通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加快形成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调发展、资源配置更富效率的产业组织结构,共同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人社部:

    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已实施

    中央部门和地方省级管理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从2015年1月份起实施。目前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改革方案除西藏外已全部批复,中央部门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改革方案正在履行报批程序,将于近期完成批复。重点是严格规范薪酬结构(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构成),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形成机制,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楼主| 发表于 2015-12-8 14:14:3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崛起还是崩溃?

    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而言,崛起还是崩溃?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态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巩固以至于成熟。然而,与此同时,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却处于加深的趋势中,在政治上,恐怖主义尚没有被根除的迹象,并且还有不断扩大的态势,其危害甚深甚广。我们看到,2013年以来的北非国家,民主化的浪潮不一定给这些国家带来稳定良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成果。显然,人类在自身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与挑战,目前看,各国的政治领袖似乎尚未掌握度过危机和化解困境的可靠途径,也没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正确方法。

    中国在经历了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并且处于爆发的边缘,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普遍的自然环境恶化。这种代价需要今后的几代人的努力才会得到消弭。在严重的环境污染的同时,社会领域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更是触目惊心,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切向前看”的口号就变成为“一切向钱看”,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政策导致的后果,由此,在文化上,追求真理的民族精神根本无从培养起来。最具体的问题在于,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难以建立起来,这增加了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条件的支撑和配合才能够实现。在这些条件中,有些是核心的和关键的条件,大国崛起取决于从政治上牢牢抓住大国崛起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条件。因此,中国崛起的核心要素与主要条件究竟包括什么?也就是说,中国因何而崛起?这才是我们社会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需要认真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全体中国人需要探讨和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崛起的核心要素来自于科技发明的产业化以及政治制度设计的先进性两个方面,而不是来自于军事领域。因此,从现在算起,在21世纪的未来50年里,中国需要从整个社会政策和社会战略上,把科技发明的产业化放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同时,利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并确立起一种适应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这两方面的任务,才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工作和关键条件。

    对于中国,只要牢牢抓住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两个龙头,中华民族社会的崛起就是一个指日可待的问题。在21世纪,中国没有理由不崛起,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固然,在社会的产业革命方面,中国从整体上还处于落后的状态中,但是,只要中国制定出一整套正确的发展策略,就会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这点已经被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所证明。

    看现实,现行的政治体制有可能被各种各样社会矛盾与问题的重负所压垮。毋庸置疑,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较好的发育。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有效地限制了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空间,也就是说,这些“合法的”民主党派在整个社会的决策系统中,始终处于中共的领导下,并且,在1949年后,根本不允许民间政治力量的成长。在此关头,这种局面无论对于中共还是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前边要么是坦途,要么是悬崖——如果能够在整体稳定的局面下,平静地完成一场社会制度的发明创造,并且使之得以确立和稳固,中华民族未来的社会发展之路将是坦途;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会掉入万丈深渊,万劫不复。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崩溃包含许多层面,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种具体领域。所谓崩溃,即是一种社会因素的土崩瓦解和不复存在,比如在某种体制方面,有些严重不适应的制度设计必须改进,在产业分工方面,一些落后的产能与生产力必须进行更新和淘汰,在这种社会结构和产业体系的调整过程中,自然存在着某些行业、某些体制的崩溃。落后的产业因素以及制度设计、陈旧观念的崩溃,只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进步和良好的变化。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害怕并且不善于进行变革的国家,当然,任何社会变革都会触动部分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和固有观念,这就需要从更高层次上进行制度设计,引导哪些实际利于受到损失的社会阶层和集团,从社会调整中摆脱出来,并且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能量,这是社会政策的一个具体的任务。

    其实,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崛起与崩溃是一个国家并行不悖的两个侧面,一些崭新的社会因素出现与另一些社会因素的没落,这是一个成长着的社会的常态。中国是一个在社会发展方面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家,就是因为崭新的社会生产力因素得不到良好的发展、保护与培育。

    身处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中国人,注定有一次面临着一场触及灵魂的大变革。中华民族需要一个伟大的创新时代。在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5个世纪里,汉民族涌现出来一大批群灿若星辰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多元化的雏形,并且留下了一个辉煌的“百家争鸣”的历史亮点。说到底,中国社会的落后是由于愚昧而专制的权力机制造成的,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又经过了400年左右的汉代,中国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皇权制度得到确立和稳固下来,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制度,直接根源于稳固的家庭结构。在中国,家庭不仅是一种经济单位,更是一种牢不可破的政治实体。可以说,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特点,仍然打着深刻的家庭与家庭文化的烙印。“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通过20世纪百年暴力革命的打击和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政治上实现了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型,可以预见,21世纪的中国政治,必将是“党天下”向“民天下”的伟大而剧烈的转型过程,只有深刻认识到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执政党才能够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而如果逆这种潮流而动,则只能得到土崩瓦解的结局。

    从整体上说,中国人的理论思维仍然严重不足,这表现在对于当前社会政治与经济各种实际问题的认识以及表达的观点上,更表现在各种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方面。中国政治领域是最需要进行实质变革的领域,而政治变革的重心在于设计出崭新的制度体系。

    中国必须作到实现崛起而规避崩溃,而达到这样的目的,核心的能力在于制定清晰的路径和选择正确的方法。

    徐国进

    2015/12/8
 楼主| 发表于 2015-12-9 18:09:48 | 显示全部楼层
胥志义:混合型经济的失序和F·B

    **以后,我们提出要深化改革,但仍未摆脱国企是“社会主义”的条框,不敢理直气壮的提出国企私有化。所以在中国仍要实行混合性经济。但混合性经济会带来市场失序和社会F·B。这源于国企的两个特征:国企的“不自私”和国企的行政垄断。

    一,自私与“不自私”的交易

    小时候看过一本书,书的题目忘了。大约是讲作者出海云游,见到的“各邦”风土人情。其中有一个地方的交易与常情相悖。常情是卖方要高价,买方还低价。比如,卖方说:你看我这东西多好,怎么也值个二百块。买方则说:你这东西好是好,也就值个一百块。一番讨价还价,结果一百五十块成交。这个地方却匪夷所思,卖方要低价,买方还高价。卖方说:我这东西不大好,想卖个一百块,买方则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只值一百块,我出两百块买。一番讨价还价,也是一百五十块成交。同是讨价还价,常情是买卖双方自私,而这个古怪地方则是双方不自私。但交易结果相同。

    这就是交易中的均衡。卖方自私,买方也自私,自私与自私互相制约,交易均衡,结果合理。如果交易中有一方不自私,则另一方也必须不自私,才能保持均衡。否则既无秩序,也无合理结果。我很怀疑,这位作者所写的双方都不自私的交易,是否存在?是不是他的想象?但有没有一方自私另一方不自私的买卖?有啊,中国改革之后,私有经济与私企快速发展。但国企还大量存在。国企与私企或个人的交易,就有大量一方自私另一方不自私的交易行为。

    2012年,财新《新世纪》曝出一份南车公司动车组件采购目录: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上万元的15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座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等等。与市场价相比,普遍高出四倍。这种高价说明什么?说明南车公司作为买方,不自私,而组件供应商作为卖方,自私。是不自私与自私的交易。

    其实这种采购,在国企和与“国”字号有关的买卖中大量存在。比如中石化的天价吊灯,比如医院的药品采购,比如某些政府采购,这类新闻不绝于耳。这是买,如果卖,贱卖国有资产更是比比皆是。一个值几百亿的油田,几千万说卖就卖了。如果换成私企或个人,决不会有这种买卖。为什么?因为私企或个人自私,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何有贵买和贱卖?国企或政府参与的悖逆常理的买卖,说明其在交易中“不自私”。那么,国企中那些买卖的实际操作者不自私?非也。他们个人得了好处,而国企或政府则变成了冤大头。个人的自私使国企这个市场主体“不自私”。

    国企“不自私”,源于其体制结构。理论上国企产权归国家,国家归人民,人民委托国家管国企。这种委托,与股东委托董事会或经理完全不同。因为股东是具体个人,能通过股份制企业的规则对管理者进行具体监督与追责。委托链条很短且明确。通过这种监管,股东可以把个人的自私传导至企业,使企业自私。而国企的监管者是国家管理者。国家管理者也不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从人民到国家管理者,再到国企管理者,委托链条很长且模糊。而人民利益又很抽象,不是明确的具体的个人利益,所以很难把人民的“自私”传导为企业的“自私”。国企管理者就会为了个人的自私而使国企“不自私”。

    这当然是F·B,却是交易中产生的F·B,即社会性F·B。F·B中外历史皆常见,但大多是官场F·B。纯粹私有制,或只有少量国有制的私有经济社会中,有官场F·B,难有社会F·B。因为大部分交易各方均自私。纯粹公有制或只有少量私有制经济的社会中,也有官场F·B,同样少有社会F·B。因为国企与国企之间,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交易。唯独既有大量公有经济,又有大量私有经济的混合经济体中,因为私企自私,国企可能不自私,只要给国企管理者好处,私企就能在与国企的交易中获取好处。由此带来社会性F·B。公与私交易经济规模越巨大,社会性F·B的规模越巨大。社会性F·B或可叫灰色收入。有学者研究,这种灰色收入在中国经济中已超万亿。但这种F·B,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交易的混乱和交易的失序。只要实行私有制,交易的自然秩序就会恢复,社会性F·B也会消失。

    市场经济建立的微观基础,条件之一,市场主体是经济人(另一条件是市场主体是自由人)。通俗的说,是自私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你尽可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可以去救济,去慈善,去损赠,悲天怜人而又同情弱者。但在市场的交易中,在经济活动中,你必须自私。所有人的自私,正是交易得以产生并平等进行的前提,是交易秩序的基础。如果在市场中出现一部份不自私的市场主体,或自私与不自私的交易行为,交易的平衡和秩序就被打破,它不仅是这部份不自私的市场主体失去应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失去对交易另一方自私膨胀的遏制。所有市场主体自私并追求利益最大化,通过市场中的互相博弈和反复交易,会使交易逼近理想的平等。这正是人类社会这个自组织,在进入社会生产分工日趋细化,交易不断拓展广度的市场经济时代,由人的本性自私性而内生的一种自我均衡机制。

    所以,存在大量国有经济,同时又存在大量私有经济的混合经济是一种失序的经济。中国现在的经济乱象,包括社会性F·B,无不由这种混合经济而生。

    二,中国物价高的体制原因

    合理的市场价格由市场主体的自私相互制约而生成。在一个私有经济或私有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中,通过每一市场主体的自私和自由,即自由的讨价还价,价格是真实且公平的。所以在自私和自由条件下产生的市场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但显然,因为商品的自由流动,会使同样商品的价格趋向一致,所以市场价格又受无数的单个交易所影响,每一次交易都对市场价格的形成产生作用。如果市场中出现不自私的市场主体,产生有一方自私另一方不自私的交易,这种交易产生的价格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它会对正常市场价格产生或推高或推低的影响。这种交易量少,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也小。这种交易量大,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也大,它或多或少会使价格偏离合理的轨道。

    南车公司的动车组件高价采购,会推高这类商品的价格,但那些纸巾盒,面板,水龙头,都是大众化的商品,南车的购买只是这些商品社会销售中极少的一部分。无数大众的自私和自由买卖,主要的决定着这些商品的价格。南车的购买对其价格的影响较小。所以它的“不自私”采购一方面不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大太影响,另一方面人们也正是从它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巨大差异,看到其F·B。但南车的其它采购,比如动车专用件,它的采购几乎就是社会全部或大部的需求,如果它“不自私”,即便是天价采购,人们看到的,这种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过自私的相互制约而产生的市场价格。是被扭曲了的市场价格。同样,南车产品(动车)的唯一交易对象是铁道部,铁道部是一个更大的国企。如果铁道部自私,南车公司因高价采购导致动车价格高,就很难卖出去。动车能够卖出去,说明铁道部在买动车的交易中,一定“不自私”,交易的产品动车价格更不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

    事实上,国企“不自私”的采购只要达到社会总销售量的一部分,就足以扭曲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比如,中国的药品价格,煤体经常爆出其价格与成本的百倍差异,原因很显然,医院是药品的主要用户,而中国绝大多数医院是国有,当药品生产者是私企,医院是国有时,一方自私与另一方“不自私”的交易就可能甚至必然产生,而且因其交易量占药品总交易量的比重很高,必然推动药价虚高,并通过药品的流动和均价,形成一种貌似的市场价格。即便药品买卖中另外那些自私对自私的正常交易,也必然受这种貌似的市场价格影响,使交易不平等。中国药品市场的发展就是一个药价疯长和政府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压药价的拉锯过程,这在完全私有制经济中不可想象,充分体现国企与私企共存的混合经济的无奈之处。

    但这只是因国企“不自私”带来的推高市场价格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国企的垄断也会推高市场价格。国企“不自私”,当然会推高生产成本,在私有经济并存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最终会使国企破产。遗憾的是,国企之所以叫国企,是它有两个与市场规则不相符的转移成本的方式。一是它可以通过国家补贴来转移高成本,二是它可以借助行政权力实施垄断,从而可以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向其它市场主体转移高成本。前一种方式涉及国家财政,现在已经越来越难采用,后一种方式则是现在国企普遍采用的方式。当国企的交易对方是不特定群体时,比如中石油产品(汽油柴油)的销售对象,就是不特定的群体,国企中掌握权力的个人很难从与不特定群体的交易中获得利益,国企就会自私。自私并不可怕,因为交易对方也是自私的,问题是国企可以借助行政权力和垄断,来限制对方的自由和自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买卖,你就只能以它的价格去买它的产品。结果交易失去平衡,价格则偏离市场轨道。这一方面消化了国企“不自私”推高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带来国企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高杨。中国的高房价来源于土地高价,土地高价明显与政府垄断土地有关。而在土地的买卖中,政府就是一个“国企”。

    中国物价为什么比美国还高,甚至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卖低价,在国内卖高价,很多人在研究,却说法不一,如汇率,如税收,如运输费用,如货币发放等。但我想一个很重要且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是混合型经济且国企经济规模过大,不合理的交易大量存在于国企(政府)与私企(私人)的交易中,推动了物价的升高。这种不合理交易的影响,既包括国企“不自私”的交易及其对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也包括国企的垄断高价,及其垄断高价推高其它生产企业的成本,带来终端产品价格上杨的影响。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价格上张,中国经济早已进入买方经济,按照市场逻辑,市场竞争一定会导致价格下降。为什么价格不降且升?当然有货币发放的政策性原因,但一部份市场主体(国企)因体制结构,交易行为扭曲(垄断高价和“不自私”的交易),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使市场价格只是貌似的市场价格,则是更根本的体制性原因。

    价格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貌似的市场价格使市场机制失效。
 楼主| 发表于 2015-12-9 18:10: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三,财富转移与贫富差距拉大

    中国目前最容易挣钱的企业是那些?不是那些因创新推出新产品或提高生产效率的企业,因为创新是一件很难的事,中国即便有因创新挣钱的企业,也是风毛鳞角 。也不是那些洞察市场需求,生产短缺产品获得高利润的企业,因为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的生产都处于过剩,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不一样,短缺只是局部个别现象。中国现在最容易挣钱的企业,是那些傍国企(或傍政府),进入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产业链的企业。因为你要挣钱,与你交易的对手最好“不自私”,而国企的体制结构,只要给掌握权力的人以好处,最容易使其“不自私”。这既不要艰难的创新,也不要绞尽脑汁去研究市场,是一条捷径。人都喜欢走捷径,中国体制“以公有制为主导”则提供了广泛的走捷径的可能性。所以中国绝大部分富翁都与权力有关,要么是掌权者,要么与权力有勾兑。

    交易既是产品的交换,也是财富的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一种最重要的分配手段。如果价格不合理,交易就变成了一种财富转移。以南车公司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财富转移链条。那些动车组件供应商,因南车“不自私”,通过高价获得不合理利益,而南车公司,因铁道部“不自私”,则通过动车的高价格,从铁道部获得不合理利益,铁道部的利益何来?一是申请国家补贴,这当然来自纳税人。二是通过高票价向不特定的交易对象(乘客)进行不合理的掠夺来取得。由于铁路的垄断,乘客的自由选择受到限制,其自私无法对铁道部的票价产生约束,票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国家补贴和不合理的票价,就成了普通民众利益向铁道部(实际上是官员而非铁道部)的转移,向南车公司(实际上也是官员而非南车公司)的转移,向动车组件供应商(私人)的转移。这种转移,使大部分人更穷,少数人更富,财富从大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少部分人手中。交易推动贫富差距扩大。

    这种贫富差距有什么特征?

    A,财富由权力生成而非创造生成。权力并不创造财富,却有分配财富的力量,所以这种贫富差距由财富的权力分配(通过价格)生成,而非财富的创造生成。比如那些动车组件供应商,通过高于市场价四倍价格获得的利润,是权力通过高价给他的。如果按真正的市场价格,他要通过起码不低于现有交易量四倍的产品交易量,才可能获得同样的利润,这就必须通过增加起码四倍的生产来取得,所以利润来源于产品增加即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

    B,对社会经济发展无意义。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中,有二种情况也会产生因交易价格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一是短缺。包括某种生产的短缺和新产品出现最初阶段的短缺。短缺带来高价。高价使财富迅速向生产者集中。二是地区之间商品和要素价格存在差异。通过商品和要素流动获得差价利益,可以使从商者迅速致富。但这两种财富积聚都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意义。短缺带来的财富集中及其效应,会迅速增加生产,消灭短缺。要素流动会均衡和消灭要素价格差异,均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消费水平。两者都具合理性。而混合性经济中因价格产生的财富聚集,既非源于短缺,也非源于要素价格差异,所以对经济社会发展毫无意义。

    C,少数人财富的增加,是大部分人财富的减少。在常态即私有制社会中,权力要掠夺民众财富,只能通过横征暴敛。皇帝财富的增加,是子民财富的减少,明显而直观。而通过价格掠夺,则很隐蔽。表面上,这只是一种交易。但价格是权力操作而成,不是自然形成的,交易变成一种财富转移。通过价格操作,卖方或买方财富的增加,是交易对方财富的减少。而自然形成的价格,比如短缺形成的高价,购买者付出的高价,并不是自已财富的减少,而是购买者获取稀缺产品的代价。

    D,贫富差距固化且持续升高。市场经济会产生贫富差距,但市场又有均衡贫富差距的机制。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当某一产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润时,其它资本就会涌入,从而会降低先入资本的投资回报;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劳力工资很高时,其它地区其它行业的劳力就会流入这一地区和行业,从而遏制这一地区和行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同质劳动的收入趋于一致;商品的自由流动,使同样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从而使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包括资本技术与劳动的收入一致;等等。但在混合性经济中,权力进入微观经济活动,限制了市场的自由,市场的自我均衡机制被破坏。权力带来的贫富差距只有通过摧毁权力才能消除,只要权力不变,这种贫富差距就会固化且持续升高。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0*5,比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还高出很多。而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受市场的自然调节,是很难出现如此之高的贫富差距。

    四,混合性经济的本质

    混合性经济表面上看是国企与私企,公与私的混合,实际上是权力与自由的混合。不要说政府直接进入市场(如房地产市场),是一种权力进入市场。国企作为市场主体,与私企性质也完全不同。它的“不自私”和垄断,也是权力的一种显示。当权力进入市场之后,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竞争,就变成一种权力与自由的相互对抗。有人把中国目前的矛盾归结为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其实是权力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变中的矛盾。私企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自由,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国企,则在限制这种自由。所以改革是改权力,当然也包括改权力的延伸物国企。

    能否通过国企改革把国企改造为与私企一样的市场主体,恐怕很困难。第一,要使国企“自私”,必须使国企管理者的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把国企高管的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正是为了使管理者与企业融为一体。但挂钩大多,国企成了私企,失去国家所有的本来意义。挂钩大少,则管理者仍会为个人利益使国企“不自私”。第二,国企是国家的企业,国家又是行政权力的来源,行政垄断可以说一定会产生。如果让国企不受国家行政权力庇护,国家就会失去对国企的控制。失去国家控制的企业,还叫国企吗?所以,不论用何种方法对国企内部进行改革,都不能使国企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私的,并与其它市场主体平等的经济体。

    实际上,从理论上说,在市场经济中,国企根本不能存在。我们现在说国企利益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是人民的共同利益,不能与人民或人民中的一部分产生利益对抗,否则便不是人民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不能表现为企业利益。因为所谓企业,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企业与公益组织的最大区别。一旦追求利益最大化,必定在市场中与其它市场主体形成利益对抗,国企也是企业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与其它市场主体对抗,如何能反映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所以,国家可以建立公益组织为公众的共同利益服务,但不能把公益组织变成一个国企,在市场中与其它市场主体竞争对抗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显然,所谓的混合性经济,就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是权力掌管者除暴力掠夺民众财富之外,通过市场掠夺民众财富的另一手段。现在中国的国企,其实就是为权贵服务。国企是中国经济与中国发展的最大禍害。国企私有化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选择。当然,因生产技术特点,某些行业较难私有化,如铁路,电网等,但不宜私有化的行业,就不能使其变成企业,并退出市场,成为公益组织,比照行政管理方法进行管理。

    国企要不要私有化是一个问题,怎么样私有化又是另一个问题。现在反对国企私有化的一个理由是私有化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向权贵,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经理人购买,就带来国有资产的流失。但那正是所谓的“国企改革”,而不是私有化。私有化是把存量国有资产转变为实际上的具体的全民个人所有,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份资产凭证,并可向国家要求兑现。存量国有资产的处置则实行市场拍卖,而不是什么经理人购买。市场拍卖或有F·B,特别是在非民主体制下,但还是有很多措施可遏制,而且即使有,也只是一次性F·B。比之国企这么改来改去,终究还是掌握在官员手中,形成了一个长期F·B的根源,不知要好多少倍。所以我们不能再搞什么国企改革,而要坚决实行私有化。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0 17:44:43 | 显示全部楼层
注册制会不会是中国股市的毒药?


    在法治环境没有有效建立,上市公司弄虚作假未能得到有效治理,退市机制仍没有确立,防黑箱操作、内幕交易、关联交易尚未有令人放心之法,大小非等历史遗留问题仍是大问题,证监会和“国家队”证券企业仍不清楚还藏有哪些内鬼或还有哪些人决计要成为F·B分子等一系列疑惑中,有人认为推行注册制将是一场大灾难。但老航不这么看。相反的,只有强推注册制才会将这些问题推到中国股市的悬崖边上。因为注册制意味着需要真正健康的股市而不是那些小集团人为操纵的股市。注册制将把中国股市真正逼上梁山,而梁山的另一边,就是中国股市的历史大深渊,让股市再没有退路。

    毫无疑问,注册制会放大股市中存在的一切问题。中国股市在核准制的大砍刀制约下,一系列疑难问题喊了一年又一年,始终没有解决的那一天。既然股市是可以控制的,那就不存在真正的改革动力。相反的,业已形成的利益集团正好利用那种控制,取得住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一轮又一轮洗劫散户仅有的那点血汗钱。注册制不然,那将是脱缰的野马,让过去暗中操控者的神权失效。

    首先当然是消解了核准官的权力。有来想上市的公司要等待你的批准,现在大变,相当于宫廷政变了。老子想上市,注册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在看你的脸色。其次那种神奇的壳资源无用了。一只股变得非常垃圾,却是一个宝贵的股票代码。想上市的企业原本被拦在股市门外,便找捷径,收购垃圾股,然后宣布资产重组,改头换面,垃圾股又变成神股了。这种玩法没有意义了。再次上市企业如果继续做假账,弄得股价忽上忽下的,会引发股民的群情愤怒,甚至可能激发集体诉讼和上门抗议等事件。又次,被股民抛弃的股票将越来越多,那些经营不善又让人绝望的股票若继续留在股市丢人现眼,或者被神经病的庄家拿来疯狂炒高,同样会挑战股民的最后心理防线,引发集体诉讼和上门抗议等事件。再又次,股市整体盘子将越来越大,若继续不讲起码的规则,股指仍按过山车方式玩天上人间的游戏,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却更大,会在天怒人怨的窘态下要根本无法收拾残局。

    注册制推出后,将产生一个实质性严峻问题:中国股市还有没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如果要继续发展股市和证券经济,那你就真得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上下苦功夫,并且将各方面都做到位。不然,一个小小的漏洞,也可能引发比2015年更为严重的大股灾。就因为注册制带来了“要么生,要么死”的两极选择。如果问题不解决,企图像过去那样蒙混,过一天拖一天,对不起,到时候愤怒的广大股民可是要打人的。

    因此,注册制是一种倒逼改革,迫使股市管理者必须认清形势,做真正的裁判而不是做昏庸的贪官。那些管理层的尸位素餐者和心术不正者,在注册制推出前最好自觉辞职。不然,尔等闯下的大祸,不仅是广大股民,而且是整个国家都没法原谅的。

    对广大股民而言,注册制后参与股市,要明白规则将彻底改变。那些垃圾股、弄虚作假的神造股、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的股,那是碰也不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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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从赌场变投资必须做的四件事
1、实行注册制
让那些真正想筹集生产资金的企业不要花费巨额F·B成本就能顺畅的上市,由市场对其进行选择。
2、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持有的股份应该为优先股,只能参与分红,不能在股市上变现。
3、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承诺现金分红,不准实行所谓的送股分红。
4、上市公司大股东对公司欺诈小股东行为应负有无限责任。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5-12-10 17:46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0 17:52:57 | 显示全部楼层
注册制下,散户很难判断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所以机构投资成为主流。以后的国民,大部分财产不在银行在股市。作为散户,每年能有10%左右的稳定收益就很满足了。大中型企业很少找银行贷款,直接上市筹资 。这样,小微企业就可以通过银行贷款了。
是的,******才能判断一个公司的投资价值,他们才有专业、精力去了解研究一个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0 18:12:47 | 显示全部楼层
减少审批,也是生产力
    作者:张化桥

    在深圳,我拜访了一位多年不见的表弟。听说他创业成功, 我很为他高兴。但是,深谈之后,才发现,他过得很糟糕。
    他十多年前开始创业。现在,摊子铺得不小,但是,生意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赚钱很少,一屁股负债。四十岁刚过,他大腹便便,满脸沧桑。一年工作365天,应酬365天,他岂能容光焕发吗?我同行的一位外国人问,“你暑假,在哪里过的?”
    我的亲戚一脸苦相。我不知道该把他当英雄,还是当牺牲品。
    他约我们一起吃晚饭,我才发现,我们是他当晚的第二批客人,隔壁还有个包间。差不多晚上九点钟,他醉熏熏,过来跟我们“交谈”,“非常抱歉。今天政府人员来视察。我们争取获得 xx 称号,有政府补贴”。
    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在中国做生意,审批很少,监管很少。那是中国腾飞的年代。现在,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做事,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审批监督。大家都疲于奔命,哪有创意,哪有时间真的管理企业,服务客户?如何跟外国人竞争?
    不要老是抱怨政府或者官员。咱们公众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人(官民都是如此)特别喜欢审批和监管。每次遇到一件事,大家就异口同声:“加强监管!”。每次遇到经济不振,大家唯一想到的就是双降(降息,降准)。你看看,市场利率不降反升。为什么?
    因为风险溢价在上升。市场利率等于基准利率加上风险溢价。结果,只有特权企业能够得到降息的好处,但是绝大多数企业的资金成本越来越高。我还是那句老话,有人用了便宜的钱,就必须有人买单。就那么简单。
    如果双降能够致富,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穷国?
    谁也不愿意做最困难的事情:减税。特别是减少审批,减少给领导的送往引来。很多中国企业家的需求其实非常原始(低层次):多点时间睡觉,多点时间跟家人一起吃顿饭。
    我猜,减少一个审批环节的好处,就相当于一个双降,比人民币贬值的好处大多了。
    ( 世界银行把减税,减少审批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等等叫做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美国人把它叫“里根经济学”,或者“供给学派改革”。 我把它叫常识。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2vzk9.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1 10:30:16 | 显示全部楼层
**用16字指导明年改革工作
     

     2015年12月9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做好改革工作是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的大事,**总书记12月9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为明年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并做出了全面部署。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如何做好明年的改革工作。

  改革工作的目标

  明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开好局起好步,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总目标推进各项改革任务。**总书记12月9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时强调:“明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各项改革任务、制度建设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聚焦、向构建发展新体制聚焦,扭住关键,精准发力,严明责任,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报告指出:“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0一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报告指出:“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我坚信,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改革工作的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理不清思路,就踩不准脚步,完不成任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指出:“明年改革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协调推进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举措,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突出问题导向,突出精准发力,突出完善制度,突出督察落实,把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点改革任务抓在手上,主动出击,贴身紧逼。不管是落实已出台的改革,还是推出新的改革举措,都更加需要披荆斩棘的勇气,更加需要勇往直前的毅力,更加需要雷厉风行的作风。”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举措,内容丰富意义重大,要把这些举措纳入改革任务总台账,在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进的情况下与新的改革内容形成梯次衔接、协调推进,做到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督办。三次会议,三份文件,每一份文件都包含着大量具体的改革举措。2014年8月18日,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对未来7年的改革实施工作作出整体安排,突出了每项改革举措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年)》。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年),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2015年11月9日,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指出:“对五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要纳入改革台账,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部署、推动落实。要统筹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实现梯次接续、前后衔接、纵深推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纳入“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 “十三五”规划也将是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理念。“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改革工作的关键

  “一份部署,九分落实。”改革的顶层设计重要,但落地深根更重要。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落实责任,根本在敢于担当,要主动承担主体责任,针对改革方案,拿出具体措施,形成实实在在的工作支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指出:“改革工作能不能落实到位,落实责任是关键。要抓好部门和地方两个责任主体,把改革责任理解到位、落实到位,以责促行、以责问效,抓紧抓实改革方案制定、评估、督察、落实等各个环节,做到全程跟进、全程负责、一抓到底。要形成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主体责任链条,健全能定责、可追责考核机制,条条线都要拉直绷紧。地方各级党委对本地区改革任务承担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既要亲自抓改革部署,又要亲自抓改革督办,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改革方案落地生根。”

  深化改革离不开部门和地方两个责任主体。承担牵头任务的有关部门要定好方向,划好底线,狠抓落实与督察,要切实担负起改革措施落地的责任,积极主动想法设法打通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各地方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改革方案质量,抓好改革部署的具体落实,把改革做深做细做实,形成上下良性互动、各个环节全面行动的局面。

  要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让各级党委承担改革措施落实但主体责任。落实主体责任不是简单表态、不能务虚,必须务实。只有各级党委切实强化了责任担当,党委书记真正成为第一责任人,把中央提出的“既要亲自抓改革部署,又要亲自抓改革督办,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的要求带头做起来、做到位,才能切实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推进改革不断深化的带动作用。

  强化对改革工作的督察

  强化对改革的全程督办督察,是抓改革落实的有力举措,是主动有序推进改革的有效行动,是传导责任和压力、把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的重要方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指出:“要强化督察职能,健全督察机制,更好发挥督察在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提高质量中的作用。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要排队督察,重点督促检查方案落实、工作落实、责任落实的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列出清单、明确责任、挂账整改。要加强对各级干部推进改革情况的了解,加大改革实绩考核权重,形成鼓励改革、支持改革正确用人导向。”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经常会遭遇梗阻。要用好督察这件消除“中梗阻”的利器,破解改革胶着局面,提高改革落实的效率和质量。**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改革方案出台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改革方案“落地”。方案落实过程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问题和障碍。如阻挠改革推进的问题、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问题、侵占国家利益、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就要着力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督察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出纠正,对需要调整完善的改革方案及时分析研究,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都能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和期待。” 2014年,中央改革办成立督察局,专司改革方案督检之责。各地也要加强对改革方案落实的督办督察工作。通过督察,对改革进行阶段性评估,及时跟踪研判,并不断完善改革方案,使改革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十三五”规划的大幕即将拉开,关键之年要走好关键一步,让我们认准目标,理清思路,抓住关键,提振精神,真抓实干,用实际行动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优异答卷。
 楼主| 发表于 2015-12-11 16:08:02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5-12-31 16:02: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大的危险不是房地产,而是改革只剩下“叫”和“做前戏”

    文/马光远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是产能过剩,不是房子卖不出去,而是民众对改革丧失信心。改革如果逆民众的期待倒退,改革如果只是敷衍和甜言蜜语的哄骗,改革如果只是在做前戏,最终会把解决问题的时间耗尽。学者们如果陶醉于诸如“供给侧”之类的词汇不能自拔,还高潮迭起,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和悲哀。最近,经济学界在热炒“供给侧”和“供给经济学”。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供给经济学,不是美国供给学派的翻版。因为时下中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相对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要复杂很多。起码,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被主要国家所承认,只能看2016年能不能按照当时世贸的规则“自动”被承认了。在我看来,中国的“供给侧”更重要的使命是推动改革,啃改革的硬骨头。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及“供给侧”是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总之一句话,就是真刀真枪的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

    基于此,在确定2016年经济政策的总框架时,改革首次作为五大政策之一被提及,叫“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在改革政策上,强调的是一个“实”字。所谓“实”,就是要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

    然而,**之前的十年,由于改革的停滞,可谓真正的改革“失去的十年”,导致民众对改革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尽管中央深改小组成立以来已经召开了19次会议,每次会议都会就一些改革重大议题做部署。然而,笔者的观察,这两年来,坊间对于深改小组的会议普遍反应非常平淡,鲜有媒体对此进行深度的关注和评论。其中只有一次会议例外,因为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改革的方案,引发了一段时间的热议。这种改革碰到的民意的灰心和冷遇是一件大事,值得深思和关注。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一些改革长期以来止步不前,年年列为重点,年年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民众对改革出现期望上的厌倦、失望和疲劳症。比如,对于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的问题,每年的口号不外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但具体如何进入,何时进入,却一直没有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

    其二,一些举措,依然没有脱离让民众支付成本的改革思维,改革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利益,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让其受损。比如,资源价格改革,以及房产税等税收方面的改革举措,名为“结构性减法”,但事实上,税收却年年暴增;

    其三,一些改革,既没有量化指标,也没有时间表,民众年复一年看到的,只是“继续深化”,“继续完善”,“进一步理顺”,“稳步推进”,“健全”等一些操作性不强的东西。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几乎是每年的焦点话题,然而,如何破局,如何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还需要真正的有含金量的方案;

    其四,一些领域的改革,与真正的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比如,国企改革,集体土地的改革,户籍改革,在大的方向选择上,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其五,一些改革,缺乏民众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渠道,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关起门来少数人搞,民众缺乏对抗利益集团的途径,改革要么成了作秀,要么成了既得利益者之间划分利益的游戏,挫伤了民众对改革的热忱和积极性。比如成品油价格改革机制既然作为一个重大改革举措出台,大家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可是,国际油价一大跌,我们要么通过加税,要么直接耍赖皮的手段延缓调价,损害了政策本身的权威和严肃性;

    其六,一些改革的方案,仍然存在由被改革者自身出台改革自身方案的尴尬路径。比如,很多领域,发改委事实上是改革的对象,但发改委又是改革的主导部门。而很显然,用刀子割自己的肉,难度是很大的。

    的确,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难度越来越大,每走一步都很难,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和改革本身的进展有较大的落差。总之一句话,每年都听到要改革,要改革,然而,每年都停留在“深化”,“加快”,“研究”,“促进”,“完善”,“强化”,“抓紧”等没有任何硬约束的字眼上,如果改革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一直说甜言蜜语,就是一直做前戏,而不真正深入到下一步实质性的举动,百姓对改革的热情是很难持久的。在关键领域不痛下决心推动的结果,就是改革的民意基础越来越薄弱,改革的共识逐渐破裂,这才是中国当下最大的挑战。记得小平南巡20年之际,人民日报也发文疾呼,“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

    笔者承认,今天的改革已不同于30多年前,无论是改革的共识和路径,以及改革的难度都超乎想象。比如,就改革的共识而言,30年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人心思变,人心思改,改革对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阶层而言,都是“帕累托改进”,但在今天,渐进式改革本身的天然弊端导致利益群体的分化,经济领域的深层改革更多指向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缺乏一个整体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协调及谈判机制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阻力,而真正希望改革者却鲜有任何参与改革的机会,缺乏改革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承认改革的难度在增加,然而,如果藉此借口就不推动,就在改革上无所事事,则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会断送了改革。同时,由于改革“低垂的果实”已经摘完,也就是容易改的早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点和关键点。因此,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而言,如何改,怎么改,其实是第二位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责任和魄力,打破改革的僵局。

    在当下中国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情况下,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只是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如果通过真正的改革,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倒不是什么产能过剩,房地产,仍然是改革有没有动真格,仍然是老百姓对改革有没有信心。对改革没信心,等于对国家的前途没有信心。真正的改革其实不需要每年堆砌一堆新的词汇,“供给侧”如果只是满足于创造新的词汇,如果只是掩饰在改革层面停滞不前的事实。这样的“造词”行为将会葬送改革的大好前程

   

    中央经济会议指出: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这是救中国经济关键的关键。面对时下中国经济的困局,只有真诚的改革,而不是做“前戏”的改革才能救经济。回到80年代吧,把改革的主导权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试错,去闯大关。如果改革真的死了,那将是一场真正的危机的开始。
 楼主| 发表于 2016-1-29 16:17:53 | 显示全部楼层
河北钢铁去产能:拆除先进钢厂是严重犯罪!】

    河北钢铁产能高达2.85亿吨中国第一,超过美、日、德产量总和。河北在国务院的行政命令的高压下,正在大规模拆毁钢铁生产线,其中包括很多先进的现代化生产线,比如新兴铸管与河北钢铁都是行业龙头,拆它们的生产线简直就是暴殄天物,用一句时髦的话是反人类罪。这种卑鄙勾当只有原始资本主义搞过,现在连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干了,更别说德日四小龙等计划经济国家。而我们中国**的国务院却要重蹈原始资本主义的覆辙,用拆除炸毁工厂的方式去产能,是可忍孰不可忍!

    即便落后产能也不应该拆毁,而应该学习德国进行升级改造。中国产能过剩可以出口,正好可以挤垮他国竞争对手垄断世界钢铁市场。产品不对路质量不达标,应该加紧改造产业升级。

    即使出口消化不了产能过剩,也可以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在调整结构产业升级前提下均衡减产。即使你**讨厌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抵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我们也可以参照德日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管理经济,其特点是用计划经济的思维,用市场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比如国家先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则制定计划,而后主要通过税收、贷款等经济手段辅以少量行政手段调节供需,刺激出口挤垮竞争对手垄断世界市场。如此经济可以很快稳定下来实现软着陆,还可以引领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腾飞。

    另外一定要注意,去产能时要避免效益不好理由拆除国企生产线,国企的质量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效益差主要是F·B和激励机制不完善。而收购兼并时一定不能让外资廉价控股中国企业,一定不能让金融资本家收购炒作产能过剩企业剪羊毛。要尽量让那些遵纪守法经营良好的同行企业,接管经营不善的产能过剩企业;最好是让那些经营良好的国企进行收购兼并,或者先由国家收购接管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然后在社会上公开招聘行业先锋模范进行竞争承包租赁,并按照国家意志进行经营管理。

    中国产能过剩对少数资本家来说可能是灾难,但对中国经济和国企改革、对中国人民来说,绝对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党中央国务院在去产能过程中政策运用合理恰当,全国人民可以借产能过剩享受到普遍的廉价优质商品及服务;国企可以借机根除F·B,消灭体制性用工特权,推动经济民主,完善激励机制实现市场化竞争和按劳分配;目前只有中国有能力引领世界人民,反抗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侵略和颠覆。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希望。中国垮了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可能都要下地狱。只要中国人民得到彻底解放,全人类的解放就不远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共产主义就不会太远了。

    2015年河北过剩钢铁产能名单 河北钢铁最新消息(图)_红色军事网[url=http://www.hsmil.com/pages/144897709219742.html]http://www.hsmil.com/pages/144897709219742.html[/url]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6-1-29 17:49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6-1-29 16: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宋方敏将军:国企改革必须首先解决为什么改!!!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名家访谈】  

    揭开迷雾:深化国企改革根本出发点分析  ——访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方敏

    宋方敏(昆仑岩),男,1951年生,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解放军理工大学原政委、总参谋部某部原政委、少将。长期从事军队院校教育,曾担任经济学教授、博导,全军统编政治理论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科组副组长,全军院校统编教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副主编。主编出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高技术战争经济论》、《中国特色科技强军战略研究》和军队重点课题《军事管理经济分析》、《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新时期军队建设》、《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教育概论》和《军校政治育人新理念及系统化实践》等专著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近年受聘为国务院国资委国企理论宣传特约研究员,发表大量国企改革文章,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就像搞文艺工作,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一样,如何深化国企改革,首先要解决“为什么改”这个根本出发点。究竟是为了把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还是为了发展私资外资经济,而要把国有经济搞弱搞垮,这是真假国企改革的分水岭。国企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要从实际出发,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全民所有者谋利益、增福祉。其关键点,应着眼四个方面:道路前提、改革目的、问题引导和底线保证。】

    问: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是人们最关心的一项改革,也是在社会上最具争议性的一项改革。**总书记针对国企改革做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我们想了解,您认为深化国企改革路子应该怎么走?

    答:当今中国,没有什么事能比国企改革还云山雾罩,让人们看不清。姗姗来迟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终于揭开了它的大幕。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关于国企改革一系列讲话精神的系统化、具体化、政策化,**讲话是《指导意见》的灵魂、要旨和精髓。我们必须以**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来理解和贯彻《指导意见》,而绝不能把**讲话与《指导意见》割裂开来。

    回顾近两年围绕国企改革,不同意见、不同立场和观点的较量尖锐激烈,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有些人就是想借这一轮深化改革之机,把中国国企搞垮搞掉,走全盘西化、私有化、附庸化的道路,好像国企存在就不合理,不搞掉国企就不是改革。去年两会**针对国企改革的讲话可谓振聋发聩,后来**也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讲话、做出重要批示,以及在吉林进行国企调研发表系列讲话,都体现了他对国企改革的总体指导方针。现在《指导意见》出台,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了大原则,把住了大方向,防范了大漏洞,也在总体上体现了**讲话精神。这一点,恐怕会让一些力主在中国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且拥有话语权的人士们大跌眼镜、甚感失落。可预见,正确贯彻这个文件,将对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国有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战略性的影响。

    问:在国企改革认识上,分歧一直比较大,您是怎么看的?

    答:去年10月,我在参加国资委有关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在国企改革意见上,为何总是沸沸扬扬,很难统一?因为没有共同的出发点。这就像搞文艺工作“为什么人”是个根本问题一样,如何深化国企改革,说到底,也要先解决“为什么改”这个根本出发点。

    究竟是为了把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还是为了发展私资外资经济,而要把国有经济搞弱搞垮?这是真假改革的分水岭。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是讲得很明白的。可是,不少有影响的所谓专家们,包括某些高官和国企高管,在谈论国企改革时,总是回避这个“出发点”,这就失去了形成共识的基本前提。是不是改革就只能按照西方理念和“佐利克方案”,走“国退私进”、“中退外进”的道路?是不是若要加强国企、壮大国资,就没法改革了?一些省市和大型国企积极主动作为,推出的改革方案几乎千篇一律,就是“一混二卖三退”。一度连西方媒体都评价“中国私有化浪潮再起”,“流向私人投资基金的潜在交易数量之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有些专家和领导,一到国企调研,就问人家“混”了没有?好像改革就是“混”,不“混”就不是改革。你到私企去,会这样问人家吗?出发点不同,改革方案就不会相同,标准和结果也不会相同。老百姓预料,这样搞国企改革,结果不会是加强,只能是毁灭,应该引起我们警醒。

    问:您认为,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国企改革的出发点?

    答:国企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全民所有者谋利益、增福祉。其关键点,应着眼四个方面:道路前提、改革目的、问题引导和底线保证。

    1. 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前题出发

    问:道路前提是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根本的国情。国企改革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就必须从这个最大实际出发,而不能离开这个大前题。

    问:这是个很大的原则?

    答:这个前题不是大话、空话,具体有三点需要把握:

    第一,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动摇,必须扭转结构危机。当年***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合格,主要指生产力水平不合格。现在可以说,已经转变为主要是生产关系不合格。生产力发展很快,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了,但在所有制结构中,公有经济主体不主,私资外资经济占大头。我国现存集体经济已极为薄弱,国有经济在全国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也已降至比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低的程度。一些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领域,实际已被外资私资控制。这种所有制结构现状,虽然是以往改革开放历史所致,但客观地说,与我国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不相符合,与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产力社会化发展要求也不相适应,应该通过深化改革来扭转。如果所有制结构危机解决不了,等于宣布改革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功能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不能削足适履。国内不少有话语权的人,总喜欢拿西方国企模式作范本,按照“私人自由优先”的“辅助性原则”为中国国企改革定位,主张凡私企能做的,国企就应当退出。“辅助性原则”是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在对福利行政反思过程中最早提出,后被西方学界推崇的一项行政许可领域处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原则。把这一行政管理原则无限制泛化,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改革遵循,既缺乏科学依据,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其实,虽然中西方都有“国企”,无论性质上还是功能上,不是一码事。西方国企属资产阶级国家所有,为私人资本利益服务,就只能作为私人企业的补充存在,在私人资本不需要的领域和市场失效的时候出面服务,起拾遗补缺的辅助性作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私人企业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下,应当是我们的经济力量的基础,这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的唯一抉择,国家只应生产私人企业所不能生产的东西。”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属全民所有,是支撑党和政权经济基础的主要支柱;国企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是发展国民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也是国家调控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主导力量。简言之,社会主义国企是“顶梁柱”,资本主义国企是“修补匠”,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用西方国企的“辅助性原则”为中国国企设计改革方案,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国企的“主导性原则”,这样的改革设计再具体、再精致,也必然是不可取的,没有妥协余地。

    第三,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历史跨越赋予国企战略重任,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在世界格局变化、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诸多安全威胁凸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腾飞能否实现由大变强的战略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成功具有决定意义,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引领经济升级和拼搏国际市场的主要责任,历史地落在代表国家实力的中国国企身上。近年以央企为主的大型国企,积极融入全球化竞争,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影响力,成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国家队”。由国企所承担的公共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如高铁运输、卫星通信导航、载人航天、绕月探测、载人深潜、大飞机制造等重大项目,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的作用力乃至对国际竞争产生的影响力非同小可。中国国企的整体实力及拳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决定国家未来的国际地位和社会主义命运。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垄断财团宣称中国国企为“最大威胁”,并且处心积虑必欲摧毁之的重要原因。今年7月意想不到的突发股灾中,私企外企纷纷出逃,所幸国资委令111家央企临危受命,带头维稳、力挽狂澜,保证了国家救市奏效。这给那些热衷于讨伐国企的人上了一课,靠私资外资靠得住吗?可谓“国乱思良将”、“烈火见真金”,国企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如果国企在改革中被弱化、分散化,甚至私有化、附庸化,必将给中国带来悲剧性后果。

    2. 从加强国企、当好党和国家经济支柱的改革目的出发

    问:那么,国企改革本身要达到什么目的?

    答:这是出发点的第二个方面,要着眼国企自身的改革目的。**总书记去年在两会上提出,通过深化改革“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今年又进一步明确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就是国企改革目的,也可以说是总目标。国有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基础和主导力量,而国有经济实力,关键在实体经济;抓好实体经济,关键在国有企业。**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会议上指出,我国国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这是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执政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相统一的高度,全面定位中国国企的支柱作用。他还在有关批示中,用“命门”一词比喻国企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命门”者,生命之根本也。国企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命根所在,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系。如果是真改革,不是假改革,就必须确保强我命门,而不是灭我命门,或衰我命门,这是讨论国企改革、研究制定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点上,容不得半点含糊和动摇。

    要确保国企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出主意、拿政策、定方案,就不能把原本旨在加强国资国企的改革目的,变成为加强私资私企和外资外企,而把压缩国资国企作为原则要求;就不能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中,拿国资做“减法”,而只让私资外资做“加法”;就不能敞开怀抱欢迎外资私资控股国资,不鼓励国资国企控股外资私资;就不能把真正属于民有的国企看作“与民争利”,看成对市场经济的排斥,认为国企改革就是要收缩摊子、出让阵地,甚至要让国企退出完全市场竞争领域,向私资外资卖权让利;就更不能只讲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讲国企自我完善企业制度,发展壮大经济实力,增强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更好担当社会责任。衡量国企改革性质,不在于你改革调门唱得多高,如果客观可预见的改革结果不是做大做强做优国资国企,而是瓦解削弱国资国企,那就只能认定是走邪路。
 楼主| 发表于 2016-1-29 16:20:05 | 显示全部楼层
问:您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改革做法与改革目的必须统一起来,否则就适得其反。

    答:**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明确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这“三个有利于”,具体体现了“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国企改革总目标,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基本的目标指向和工作依据。同时,这也应是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应该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倒逼改革方案设计和操作过程,防止离经叛道。如果从最终结果看,我觉得,要实现加强国企、当好支柱的改革目的,应达到两方面的验收标准:

    一个是通过改革,国有资本数量增大和结构强化。这是国有经济得以加强最起码的标志。**讲过,国企领导“肩负着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使命”。壮大国有经济,首先要让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保值”就是存量不流失和价值不贬值,“增值”就是资本在既定价值不变的存量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增量;其次,还要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产权结构中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其验收指标,应是通过改革,一方面按照既定价值而不是虚增价值计算,国有资本的绝对量与改革前相比,价值存量不减、增量提升、存量与增量之和的总量指标有明显增大;另一方面在相对量上,即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国资所控制(即有效控股)的资产比重,比过去有明显提高;进一步还包括国有资本在社会优质产业、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所控制(即有效控股)的资产比重等占比指标,都比过去有明显提高。如果在资本数量和结构比例上,不能证明国资是做大做强做优了,改革就没有说服力。

    再一个就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能更好“担当社会责任”。这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综合性标志。国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其社会责任担当很多,是必要的、不可丢弃的。我在《环球时报》发表过一文,题为《国企当为中国社会的顶梁柱》,谈了五大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条:

    一是当好经济基石。2012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户数仅占5.19%、资产仅占40.62%,主营收入仅占16.37%的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金及附加比例竟占70.3%,而户数、资产和主营收入皆占大头的私企,给国家财政贡献仅占13.0%。可见,国企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提高经营效益水平和财政贡献水平,是不可替代的经济责任和制度责任,也是改革的一条验收标准。正因为这样,改革就不能要求国企主动退出效益好的一般竞争性行业,只干“赔本买卖”。相反,国企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增强自身活力,实现资产运营优质高效和保值增值。按国务院要求,国企年上缴税利必须提高至30%,如果一面要国企为国家财政多做贡献,一面又要国企“见好就让”,退出见效快、盈利高的竞争领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二是当好发展主力。国企是引领科技创新、实现国家经济腾飞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军,应对世界经济风险和支撑国家经济战略发展大局,也主要靠国企来承担。当前,实现国家新常态下稳定经济增长、防范金融风险、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动力机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经济空间格局、拓展国际竞争合作和推进“一带一路”等系列战略中,国企能否发挥好主力和拳头作用,是否增强了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理应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正因为如此,国企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在改革中,要强化“国家队”责任担当,通过改革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整合力量、聚合优势,把参与竞争的本钱做厚实;要强化应对竞争风险意识和责任,绝对不应该干傻事,盲目对外转让股权而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或者盲目拆分股权而自伤元气。

    三是当好运行主导。国企是社会主义国家调控引导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力量,是保证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主导性机体。无论是对市场运行引导,还是对非公经济引导,都必须依靠国企在微观经济层面发挥主导和带动作用来实现。否则,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的调控管理难以奏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也难以实现。这次股灾救市,就是一个证明。可见国企改革必须强化主导责任意识,特别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国资应绝对或有效控股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积极控股一般竞争领域,这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实施国家战略,能否有力引领和带动非公经济落实国家政策、管理规定和调控要求。

    此外,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实体,还要当好国家和人民抗御风险、应对灾害、战胜困难乃至支持正义战争的经济依靠;还应成为先进生产力、先进企业文化和先进企业制度的代表,通过改革建立健全真正先进的,既规范又民主、既廉洁又高效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成为非公企业的学习标杆。这样的国企,才符合人民希望,才能显示强大的生命力。

    问:现在有一种说法,这此改革后,国家将由过去主要管“企业”变为管“资本”,而大多数国企经过“混改”、产权多元化,原来全民性质的国企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如果国企性质变了,国家也不再管企业,那还谈何国企的社会责任?

    答:这正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下面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名义改变国企性质,上面以国家对国资“由实物形态管理为主转变为价值形态管理为主”的名义放弃国企管理,两相呼应,就把整个国有经济搞空了。去年两会后,我在《红旗文稿》发表过一篇国企改革文章,其中专门讲到“要重视实体经济”。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基础和关键在于实体经济,不能光看资本增值数量,更要看资产实际质量。资本富国,不等于经济强国。只重资本价值形态,不顾实物形态,一个大国经济就成了建在虚拟世界的空中楼阁。中国不是新加坡,上海不是香港,靠炒股票,是炒不出“中国梦”的!在资本市场上,无论是让国资被人家玩于股掌,还是为国资保值而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拋于不顾,都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我理解,《指导意见》所讲“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是专门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提出的职能转变要求,“为主”不是一概不管,更不代表国家对国企放任不管。国资监管机构转变职能,要科学界定“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处理好增强企业自主经营活力与强化国有资产监管的关系,该管的科学管理、决不缺位,不该管的依法放权、决不越位。那么,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要细化明确。从实质上讲,以管资本为主,是为了从价值形态更加集中有效地加强对国有企业整体结构、经营发展方向和效益的调节、监督和管控,说到底要把国企管得更好更科学,而不能撒手不管。通过完善国资授权经营体制,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企业自己的管理事项由企业分级管理来解决。但国资经营者怎么管、管得怎么样,最后还得向国资所有者代表机构负责。国家还要运用法律手段,全面依法治企;通过加强和改进党对国企的领导,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企业的正确方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从来都是相对分开,在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作为企业的主要股东,对企业经营不管不问,恐怕全世界找不到这样的傻瓜。

    所以,不能把中央意见曲解和演变成今后国家不管国企、放弃国企。说到底,抓好国企,才能抓好实体经济,才有我国经济立于不败的支柱和基石,靠别的是靠不住的。今后若果真只管国资运作,不管国企实体,其结果必应**所言,“实际上是要搞垮中国**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 本帖最后由 cplanning 于 2016-1-29 17: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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