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世界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规划
楼主: cplanning

[转载] 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6-1-29 17:38:14 | 显示全部楼层
3. 从解决影响国企更好发展的深层矛盾问题出发

    问:这些年国企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您讲改革出发点还有一条是“问题引导”,就是**说的要“奔着问题去”吗?

    答:是的,解决问题是要害。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不轻。改革就是为解决问题,必须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而改。但关键是要搞清楚,今天国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国企只要存在就不合理,私企外企天然合理,要为私企外企的发展扫除国企障碍;不是什么国资多了、地盘大了,要给私资外资让权让利;也不是拿国资当“癌细胞”,靠私资外资救国企,把“混合”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把国资稀释掉、消化掉。

    当今中国的国企与改革初期的国企相比,无论内部状况还是外部环境都已大不一样。外部环境早已不是一统天下、指令计划,而是所剩不多、市场吃饭;内部状况也不是“坐等靠”、当“算盘珠”,绝大部分都实行公司制改造,有了经营自主权,有了参与市场竞争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些年国企发展成就显著,对中国经济腾飞和社会稳定作用巨大,必须予以肯定。国企改革,应当解决为国企进一步发展排除障碍、开辟更好前景的问题,一切改革措施都应为此服务,而不能“种他人的田,荒自己的地”。这是问题的实质,不能回避或模糊。

    问:那您认为当前影响国企更好发展的障碍和问题是什么?如何通过改革解决?

    答:我国国企改革发展到今天,由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积累了很多矛盾。我认为,从整个国有经济运行的全局上,考察影响国企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障碍,就可以看到,在国家宏观调控、所有者权利实现和企业经营管理这三个层面上,都存在着制度机制不顺的问题,长期未很好解决。这轮改革是一个历史机会,应该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框架,立足于系统解决影响国企发展的实质性矛盾问题,下决心理顺关系,完善法规政策、制度机制安排,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治理体系。为此,我给国务院国资委写过一篇关于“三层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议,后来发表于《红旗文稿》。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指导意见》在有些方面得到体现,还有些留有遗憾,有待今后改革中深化探索研究。

    问:这很有意思,您先讲讲国家调控层面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答:首先,在宏观调控层面上,国家法律规范和政策导向应当分清主辅、公平对待,不能让公有制经济受冷遇,私资外资经济受优待。

    我们知道,国家法律和政策,是规范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基本依据和杠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和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与处于补充地位、起辅助性作用的私资外资经济,地位作用是不一样的。在所有制结构体系中,区分“老大”、“老二”天经地义,这与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一视同仁、条件公平是两回事。资本主义国家“老大”、“老二”也分得很清,只不过谁主谁辅、谁服从谁,与社会主义国家正好相反。这一点本来毫无疑义,且有国家宪法作依据,从国家经济法规到具体政策都应与此相配套、相协调,也就是说,我国法规和政策,应确保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主导作用得到巩固和加强,同时,保证在竞争性市场上各种性质的经营主体享有平等待遇。然而,自改革开放很长时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下达的经济法规、政策文件都是鼓励私资外资发展,为它们降门槛、开绿灯,甚至给予超国民待遇;而对国企发展除了一句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则口号外,具体推出的几乎都是要国企“关停并转卖”做“减法”的政策举措,到这次出台中央《指导意见》之前,没有看到一个支持、鼓励和扶助国企做大做强的政策文件。这种状况不该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难免给国内外都造成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就是搞私有化的印象。

    有人总喜欢说国企处于垄断地位,市场准入对私资外资不公平,其实有些特殊性、公益性事业,本身就不属完全竞争领域,由国企垄断是必要的,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奉献。而有利可图的相当大部分的中国竞争性市场,实际情况是在被外资和私资垄断。很多市场竞争机会,外企私企能做,反倒不让国企做;外企私企有优惠,国企却没有优惠;政府不敢为国企说话,政策不敢为国企撑腰。目前一些省市推出的地方国企改革意见方案,也都是只要国资卖产权、让私资外资混进来,不提国资买产权、对私资外资混出去;只要国资退出竞争,给私资外资让利,不要国资主动参与竞争、增值创利;只要国资放弃控股权,不要国资把牢控股权;等等。这样的政策导向是加强国企吗?

    公有制经济受冷遇、私资外资经济受优待的政策取向是片面的、扭曲的,长此下去,会带来危险后果。应当尽快调整纠正,抓紧构建起与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有利于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加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法律政策体系。一切违反宪法的经济法规、政策和改革指导规划方案,必须坚决制止。
 楼主| 发表于 2016-1-29 17:38:58 | 显示全部楼层
问:您再谈谈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答:其二,在所有权制度层面上,全民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应当与真正的所有者对接,不能被政府包办替代,造成政资不分、政企不分。

    公有不等于无所有,全民所有不等于政府所有。很多人以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无法结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误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关键在于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都证明,国企和私企一样,都可以成为市场主体,都可以有竞争力,都可以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分开、又有机衔接的企业法人治理制度。企业活不活,关键不在于财产属谁所有,股东是谁,而在于有没有公平的外部竞争参与条件和内部竞争激励机制。对国企来说,有没有活力,首先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越权,有没有剥夺所有者权利和经营者权利,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现实的市场竞争中,有些事私企能办成而国企做不成,比如有的国企海外投资收购决策,一个月内须签约,但上级主管部门几个月也批不下来,坐失良机。这说明国企被政府当成行政组织管理的状况并未根本转变,经营者权利不完整,所有者权利更是落空的。

    问:这是不是因为“国企产权不明晰”?

    答:“国企产权不明晰”是个伪命题。多年来,这种说法总被人当作舆论“大刀”向国企砍去,难道只有产权私有才算明晰?其实,国企产权属于全民,不存在不明晰问题,只不过“全民”由谁代表被搞混沌了,使得全民产权的实现形式长期处于不合理、不稳定并且被扭曲的状态。按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是国企的“集体股东”,他们的意志只能由人民代表大会来代表,而不是政府部门。但我们现在,全民所有者的财产权利被政府包办了。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者,不能取代企业的经营者权利,更不能取代全体公民的所有者权利,产权明晰首先要保证全民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如果只有私资外资所有者的权利公平,没有国资所有者的权利公平,那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问:全民所有权实现形式太重要了,您有什么具体考虑?

    答:我认为,推进国企改革,可考虑按照“大集体”式的新型股份经济思维,探索和完善全民所有产权实现形式。有六点建议:

    一是国有资产作为全体公民的集体共有资产,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在全社会分股变为个人私产,但所有者作为“集体股东”要有知情权、监督权和收益分配权。国有资产总量和结构变动、企业经营效益和收益分配使用状况等,根据全国和地方国企所有权属性范围,分层级每年向全体公民公布,接受公民监督;每年国资收益除上缴财政用于社会发展补偿、积累和公共福利保障等开支外,还应拿出一定比例分别在全国和地方国企所属范围内给全体公民按人头平均分红。

    二是全民共有资产的处置决定权,委托其法定代表机构即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凡涉及国资使用投向投量、国企产权和组织形式变更、国资收益和红利分配等重大方案,均应提交本级人大审议决定,且须确保全民“集体股东”的财产所有权和收益权不受损失。

    三是国资经营管理权要同政府脱钩,向所有者负责,由人大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可由现政府国资委改隶为人大国资委)履行相应职责。改革后成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机构,也应归属人大国资监管委员会领导。

    四是国资产权组织形式及其变化,应有立法依据和人大审批程序,服从全民整体利益及国家战略发展要求,有利于国资增值增效,发挥对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作用。对什么领域、什么企业能不能“混改”,对谁混、怎么混,如何掌握控股权,不应由政府决定,而应由人大专门立法在先,具体事项由人大授权其国资监管委依法审议决定,并向人大报告。

    五是在国企实行混合制改革中,优先鼓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资本融合,发展公有制股份混合经济。由人大立法规定,根据国企不同类型和规模,划分一定的股权比例,按照平等自愿原则和增资扩股方式,鼓励各种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入股,允许企业内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职工个人投资持股,并享有与全民股权同等的分红权,形成以全民股权为基础、多层次集体股权和劳动者个人股权参与融为一体的公有制股份混合经济实体。目前国企“混改”,几乎都是和私资外资混,而不是引入集体资本,优先发展公有混合制,这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

    六是建立全民股权代表任期履职制度。由人大国资监管委员会或委托下属的经营管理机构,在社会公开组织推选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全民股权代表,与其他股权代表一起组成国企应届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及其领导,由董事会在社会上选聘专门人才担任总经理和组成经理层,并报人大国资监管委批准,向全民“集体股东”负责。国企党委和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可由上级党组织系统推荐,并经企业选举产生。政府机构不再辖属任何企业,也不得委派企业领导人,与国资经营、国企管理完全脱钩。

    问:这六条很有新意,全民所有权实现形式只有真正和全民所有者对接了,老百姓才会真把国企看成自己的企业。请您再谈谈第三个层面?

    答:其三,在企业经营管理层面上,国企法人治理制度应当把适应市场运行和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结合起来,不能生搬硬套、食洋不化,为F·B和低效提供制度性漏洞。

    这些年国企管理暴露出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企业改制过程中食洋不化、机制脱节带来的后遗症。从厂长负责制取代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后来对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造、引入西方公司制,在现实管理中,党委集体领导作用被边缘化,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制度也被严重削弱,所谓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名存实亡。近年暴露出的国企高管F·B、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侵吞、T·W、输送、挥霍现象大量发生,问题触目惊心,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有的人侵吞国企资产就似探囊取物,如入无人之境。此类现象在传统国企管理制度下很难发生,而改制后权力集中、监督落空,如“火山喷发”而无法自我约束。这说明,从西方照搬来的那套服从私人资本利益及其**人意志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质上是排斥党的领导和劳动者民主管理权利的,不可能自动适应公有财产维护、经营和管理的要求。相反,这种缺乏民主制约的公司制,一旦与官僚利益集团、私有资本利益集团结合,极易变成一种“公权私用”的制度工具,为财产的“化公为私”提供便捷之径。面对铁的事实教育,我们应当猛醒:国企改革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简单照搬西方企业模式,不能“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丢了自己长期实践证明是管用的企业制度法宝,应当坚持走自己的路,把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有机纳入国企法人治理制度之中。

    再如,很多国企改制后内部薪酬性质上不伦不类,既不像劳动报酬,也不像劳动力市场价格。各行业国企人员的收入分配比例也严重失衡。从管理上要么失控、要么死控,失控是因为和私企外企高管待遇盲目攀比,造成国企内部两极分化加剧;死控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对国企高管降薪标准作硬性规定,又影响经营管理者积极性。其实,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分配制度,背离按劳分配原则,无论是搞两极分化,还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都会影响效率。国企各级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工资报酬,应该在人大立法和股东监管下,依照按劳分配原则,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在竞争流动中实现大体平衡,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的管理者和劳动者收入水平也应该相应提高,与世界接轨,改变廉价劳动力状况,缩小国别差距和行业差距。说到底,劳动者的积极性是**的执政之本、立国之本,也是兴企之本。

    还有,国企法人治理制度改革,必须保证在突发情况下,能够无条件听从党和国家召唤,坚决服从大局需要,迅速调集资源,高效协同发挥支援保障作用,救国济民于危难,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当然,事后国家对企业可以有补偿。可是流行的“精英”意见,不是要国企制度改革适应这种社会责任担当的需要,而是要改变社会责任担当来服从他们按西方模式设计的企业制度,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楼主| 发表于 2016-1-29 17:39:45 | 显示全部楼层
问:现在各地抓国企改革,即便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不讲中国特色,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答:是呵!听到**总书记说“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感到很欣慰。中国国情不同,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要把“制度自信”落到企业制度这个微观基础上,树立雄心壮志,走自己的路,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经济强盛发展的过程中去影响世界。如果削足适履、自废武功,只会重蹈覆辙,问题越来越严重,将来有一天中纪委抓F·B都不让你抓了,说企业制度变了,你管不着。

    4. 从防止改革出现颠覆性失误的底线要求出发

    问:您说的“底线保证”是否与刚才讲的问题有关?

    答:有关系。改革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确保不犯颠覆性错误。从这个底线要求出发,逆向选择改革的可行方案。

    大的底线,我看就是两条:一是“不变质”,二是“不流失”。这次中央推出的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在企业制度设计上的突出特点就抓住了两条底线保证。一条抓住了国企改革之魂,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一条抓住了国企改革之本,加强国资监督,防止国资流失。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这是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的根本原则和不变灵魂,也是中国国有经济立于不败的成功之源和最大优势。围绕“三做四力”(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目标,按照“两个同步”(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四个对接”(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的部署,“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这是基本标准和工作要求。“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可见不是全盘照搬西方那一套公司制模式,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国企党委具有法定的领导地位。显然,一个被外资私资控制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党的领导和建设的。有了党的领导,包括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在内的一切中国企业特色优长的继承和弘扬则顺理成章。所以这一条,实际是给国企定性的底线原则,是保证国企改革不改变国有性质、不走私有化道路的根本之策。

    “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这既是以往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也是检验这轮改革成败的一个基本标尺。国资是全民财产,是国企经营之本。没有监督的资产管理使用,必然带来F·B。为此,中央决定建立国有资产监督体系,这是国企改革当务之急,也是改革走正路、防失误的制度保证。由谁来监督?光靠内部监督肯定不行。尽管包括企业党委监督、职工民主监督在内的国企法人治理监督机制非常重要,但是,国有资产作为全民所有资产,全民“出资人”应有法定的代表机构进行监督和审计,党的“纪检”机构应能够进行巡视监督,以及来自公众、媒体等的社会监督也必不可少。而这些,都写入了指导改革的规范性意见,让人们看到了一种阳光照耀下的新前景。

    问:配套的改革规划方案现在也陆续出台,大家最关心的是国企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

    答:这也是最担心的。“混改”不是改革目的,不能为混而混,一刀切、一股风,“为他人做嫁衣裳”。中央对“混改”强调,一是以“转换机制”、“放大国资功能”为出发点;二是要“稳妥推动”;三是从实际出发,“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这说得很明白、很到位,就是针对目前一些地方国企改革中把“混改”当成主要目标,不顾实际、不讲条件地下达硬指标、硬任务,规定完成“混改”时间进度表,搞“混改”大跃进的错误做法。比如,某市曾提出要经过3-5年时间,除国家明确规定必须国有独资的企业外,其余企业全部实现股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有某市出台意见和实施办法,明确规定要通过3年持续推进,除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全资外,所有国企必须全部完成“混改”,其中50家市属国企必须在今年底前完成。像这样不问国企自身实力如何、发展是否需要,甚至不管国企运行好坏、效益如何,一概强推“混改”,显然是脱离改革目的,“为混而混”。这种做法现在相当普遍,应该尽快纠正。

    还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国企发展混合制很重要的一条,是为了通过各种资本相互混合、交叉持股,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中央确定的基本原则中,表述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显然是指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国有经济主导的前提下,促进各种资本平等互混,而不是只混国资,且“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排在“非公有资本”前面,也说明国有经济及整个公有经济在我国地位重要,没有任何理由把“混改”等同于“国退私进”、“国退外进”。但目前各地已出台的国企改革方案看,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要求国企向私资、外资敞开大门,而对国资混出去不做部署、不提要求,这就在事实上把“混改”搞成了“单向混国资”,使“交叉持股”沦为一句空话。在要求国企引进非国有资本的过程中,各地又往往打着吸引“民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含混口号,实际上主要是向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转让国企产权,而不是优先考虑引入集体资本。这就使得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在内的整个公有经济,在改革中都处于不利地位。

    这次中央《指导意见》非常明确,既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参与国企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又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鼓励国资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实现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使命和责任!我认为国企“混改”,可以说“混出去”比“混进来”更重要。股权结构多元化,“混出去”是做“加法”,“混进来”是做“减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如何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如何实现国有企业担负的国家战略任务?所以千万不可漠然置之。在实践中,不能偏离混合本意,让私资外资单向混国资。要把“混出去”作为比“混进来”更重要的战略性改革任务,进行专门研究,做出部署,真正抓好落实。

    问:您认为在国企“混改”中,应该如何贯彻“不变质”和“不流失”的底线要求?

    答:我一直认为,应该坚持四个关键性原则。

    第一个是坚持“国资控股原则”。国企不怕搞混合,就怕不控股,不控股就是私有化。在“混改”中最阴险的私有化陷阱,就是假混合之名,要求国企“只混不控,不设底线”,造成中国经济私有化、附庸化不可挽回之恶果。控股是维护国企性质、扩大国资实力,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基本条件。国企改革一定要注意不能偏离功能定位,在竞争性领域搞国退民进,放弃控股。国企分为商业类(此提法不是很科学)和公益类,但并不是只有公益类企业才需要国资控制,商业类企业国资就可以放弃控股甚至全面退出。我国国企绝大部分都是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企业,国有经济要发挥主导和支柱作用,必须通过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具备有效控制其他社会资本的实力来实现。

    控股是一种产权竞争,是在融资共进中竞大竞强。国企一旦放弃控股权,就成为私有性质的混合经济体,就不再是国企。因此,中央要求商业类国企,总体上按照市场化运作,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即“三个有利于”)为主要目标,独立经营、优胜劣汰;具体则进一步区分不同功能定位,把握不同力度的控股要求。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企,确保国资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可采取国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参股三种形式。只有最后这类采取了一种比较模糊的提法,选择余地很大,好处是可以从实际出发,缺陷是容易被人利用而主动放弃控股权。其实,要联系前面的表述,通盘理解中央精神,如何选择具体的控股方式,关键在于依据“三个有利于”。显然,正确的导向是,国企在改革中应该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竞争,越是效益好的领域越不能撤出,有条件控股就坚决控股,绝不应该搞什么“见利就让”“只混不控”“不设底线”。

    从现实情况看,尽管中央从来没有在竞争性领域“国退民进”的表述,但由于较长时期社会舆论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的头脑里已把它当成了改革“共识”。在一些官员看来,只要国有产权占大头,就是“国资比例过高”,就是“改革没有到位”,就必须继续“混”下去、卖下去,这种荒唐的认识和做法,在地方国企改革中相当普遍,成为一些领导对“混改”的思维定势。一些民间资本也表示“不让控股就不搞混合”。如果不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扭转这种偏向,后果将极其危险。
 楼主| 发表于 2016-1-29 17:40: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个是坚持“增量发展原则”。国务院国资委在指导国企改革中,原先曾经鲜明提出要“坚持在增量基础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原则”,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在增量资产上混合,绝不能搞国有经济大规模撤退、大规模减持,要坚决防止出现抛售优质国有资产浪潮。所谓“增量发展原则”,就是指国企调整产权结构、实现产权多元化,必须在资产增量而不是存量上做文章,即“做加法不做减法”,具体方法既可搞新项目合资合股,也可老项目吸收增资扩股。如果“以卖代混”,用自我“减持”或“退出”的办法,把存量国资产权转让给私资、外资,那结果就不是加强国企,而是削弱国企。

    可是,目前各地推出的国企“混改”方案,大多都回避“增量发展原则”。如果除国家规定的国有独资企业外,都要用产权转让的办法搞股权多元化,而不坚持“增量发展原则”,放开允许转让存量国资的口子,那么企业分类划分的“国资控股比例”就会被倒过来变成“国资抛售比例”,竞争类企业更是“自主进退”、“没有底线”,那就必将出现大范围、大规模抛售国企的浪潮,且出卖的必将大量是优质国有资产。这次《指导意见》中没有明确提“增量发展原则”,估计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认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允许国资存量合理进退。这从个体或局部讲有道理,但从总体上讲应该坚持做加法不做减法,凡需做减法的必须特批,否则国资存量也可以随意退出,会留下很大漏洞,怎么保证改革结果国资总体“做大”,弄不好就会落空。

    第三个是坚持“资产综评原则”。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即便按“增量发展原则”向社会融资扩股,也必须对原有国企资产如实评估,绝不允许用价值低估吸引私资外资进入,致使国有股权被稀释,变相贱卖国有资产。按照市场规则,企业增资的定价基础不仅是评估净资产,还要考虑盈利能力、成长性和社会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估,若只按帐面净资产,必然价值低估。需要警惕,改革中由于资产评估背离市场、舍高求低,使国有持股在稀释中价值名存实损,而让私资外资以小吞大、一夜暴利,这样的教训现在还在重演。

    第四个是坚持“公开透明原则”。**说“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而“混改”实际操作中,总有人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不能公开。要有效防止借改革化公为私谋暴利,就必须破除“神秘主义”,让改革在“玻璃罩”里运作。特别是改革的方案细则、国企资产评估方法和结果、交易办法和交易价格等必须向社会公开;股权交易必须在资本市场上公开竞价,不允许搞私下交易。凡是暗箱操作,其中必有猫腻。只有改革的每一项每一环都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才能让黑腐行为无处藏匿。

    问:员工持股改革究竟怎么搞?这一点社会非常关注和担心。

    答:我认为主要有四个问题:一是要划定适宜企业范围。因为完全竞争性企业与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企业、公益类企业相比,企业经营效益与员工努力程度的直接关联度是有明显差异的,对后两类企业如果搞员工持股,难免有利益输送之嫌。因此,目前员工持股试点只适宜选择完全竞争类企业。这个问题这次中央明确了。二是要坚持“增量改革原则”。不能打存量资产的主意,不能把员工持股改革演变为瓜分国有资产风。要在企业新增利润的基础上,规定员工可以出资购股,不得采取低价折股、送股、垫资等方式。这条原来上海等地都不提,这次中央也明确了。三是对持股比例和购股价格要有约束。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试点央企在持股比例方面规定为:员工持股的总比例不能超过25%、个人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在股权价格上,笼统表述为不允许“低价折股”。但地方国企改革在员工持股比例和股权价格方面,普遍都没有提出约束性要求和明确限制。这次中央提法也比较原则。四是不能把“允许员工持股”的平等权利变成只对少数人“股权激励”的特权。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其本义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各种资本可以平等地“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是一致的、吻合的。像华为那样高度广泛的职工持股方式,实际是具有民营集体经济性质,其正效应是很明显的,也有避免后遗症的一套办法,这对国企是个很有力的参照系。然而,目前在国企改革中,几乎都是把“允许员工持股”的平等权利概念,偷换成只能让少数人享有的“股权激励”概念,只对企业经营者和技术管理骨干实施股权激励。这次《指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表述不大清楚,看来还需要探索。

    以上是我对国企改革的一些看法,说到底,“为什么改”搞清楚了,“怎么改”定能迎刃而解。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楼主| 发表于 2016-3-22 10:19:12 | 显示全部楼层
刘鹤点题:确保改革不空转

  进入今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的供给侧改革戏份越来越重。日前,作为经济领域改革的核心智囊,身兼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刘鹤直指当前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存在的空转弊病,并表示要对于已进行的改革定期“回头看”,对于正在制定的改革要提高方案质量,确保改革不空转、不走样。在业内看来,改革“上热下冷”的现状还需进一步理清央地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财权、事权,改革才能提速。

  地方改革空转苗头正起

  在刘鹤看来,改革不仅要有高质量的方案做保障,监督和落实同样也需狠抓。他强调,要选取部分重点改革开展专项督查,定期“回头看”,确保改革落到实处、不空转、不走形变样。

  刘鹤口中的“空转”正是目前许多领域改革迟迟无法落地的症结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但改革讲究的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顶层设计文件频频出台的背后,地方究竟又能落实到几分?

  曾有报道称,我国某市改革办2015年共制定出台各类改革文件200件,其中贯彻中央、省部署出台的文件超过80%,剩余不足20%为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改革文件。据此推算,该地几乎每一天半就要制定出台一份改革文件。而与此同时,更多地方只是将上级文件中的主语更换成“本地”、“我市”,改革可谓形同虚设。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今年2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就坦言,他十分担忧供给侧改革走上老路。“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这样就造成了改革空转,改革也就成为了修辞。”吴敬琏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也于近日直指改革空转弊病,在他看来,上一个文件还没有消化,新的文件又来了,何谈执行和落地。

  财税、金融成改革空转重灾区

  在改革进程中,改革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对难度预估的不准确,也常常是导致改革成为一纸“空头支票”的重要因素,类似的问题在财税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领域屡见不鲜。

  一位财税人士就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营改增的目的是希望企业能够通过层层抵扣来避免重复征税,减轻税收压力,但由于各行各业情况不尽相同,改革面临的难点也不一致,在实际问题面前,原本的政策很可能就失去了指导意义,改革推进的步伐也就不得不减缓。

  刘尚希也认为,预定将在“十二五”期间完成的营改增没有如期完成,正是因为剩余四大行业本就是营改增过程中的“重头戏”和“硬骨头”。营改增向后推迟,也就意味着曾经下发的一系列文件都将无效作废,政府必须制定出台一套新的改革文件来支撑营改增,这就在无形之中就造成了改革空转。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金融领域。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痛点,但银行往往因为资金流转的安全性以及成本、回报等方面的考量,更愿意放款给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惜贷”的难题。虽然国家频频出台政策和意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景宇表示,虽然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不能完全算在改革空转的头上,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经常会涉及到利益结构调整,这对于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因此政策往往会在落实过程中被搁浅、空转,没法发挥全部效用。

  理清央地关系 刺激改革动力

  面对特殊阶段背景下的改革,刘鹤也强调,要根据形势变化准确把握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此外,还要着力提高改革方案的质量,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改革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确保时间进度要求,能往前排的任务要尽量往前排,上半年要及时出手,下半年要及时出台。”刘鹤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王军也表示,在经济不断下行且还要为改革让路的前提下,改革必须要加快进度,凸显成效,改革空转自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他看来,顶层设计在基层频频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地方或机构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激励和约束制度,政策执行者面对改革往往缺乏动力或害怕担责。另外,王军还认为,各地应重新树立对干部和政策执行者的考核标准,除了GDP、项目投资等传统指标外,政策阅读能力、执行能力等也应被纳入标准。

  孙景宇则认为,改革空转出现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家治理体系没有完全理顺,顶层设计在操作中往往是因为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方面的不对等而不了了之。在他看来,解决改革空转问题没有“灵丹妙药”,但基本的方向和思路就是要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方面的分配。“给地方改革任务的同时也要赋予地方相应的财力和其他权力,另外,那些适合由中央出面进行的改革不要下放至地方。这样一来,地方在面对改革时既有钱也有权,相应的,积极性也会被调动起来。”孙景宇说。

  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 南淄博
 楼主| 发表于 2016-3-22 10:21:14 | 显示全部楼层
20余省份出台国企改革方案 多地探索员工持股
2016年03月22日08:54 中国证券网

近期,福建、甘肃分别出台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本省国企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据中新网3月22日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已有上海、山东、江苏、浙江、云南、湖南、重庆、天津、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北京、广东、河南、辽宁、广西、宁夏、黑龙江、河北、吉林、内蒙古、甘肃、福建等25个省份明确出台了国企改革方案。

  多数地区的方案均明确提出将探索实行员工持股。如,甘肃提出,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省属国有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员工有“真金白银”投入,企业增加资本金规模。

  一些地区明确了员工持股试点的时间表。河北提出,按照“试点先行、优选对象、严格规范”的要求,选择若干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2015年底前,完成试点方案制定工作,2016年基本完成试点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资改革专家李曙光此前表示,员工持股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口,涉及到劳动者、知识产权拥有者的权益如何实现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鼓励企业创新、建立国企激励机制的问题,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强调要试点先行,体现出谨慎推进的态度。

  薪酬制度改革也是各地国企改革方案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对于薪酬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去年9月份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曾提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

  观察可见,多地国企改革方案也体现出“差异化薪酬”的精神,即:行政任命和市场化选聘的国企高管,两者的薪酬结构和水平不尽相同。

  譬如,湖北提出,对组织任命的企业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其薪酬水平;对市场上公开招聘的企业领导人员,其薪酬水平参考人才市场价位协商确定。

  福建也明确,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所属有关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严格规范薪酬结构,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水平。对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其薪酬结构和水平由董事会按照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确定。

  河北提出,各地应根据当地工资水平加强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国有企业负责人任期激励收入要按照5∶3∶2的比例分三年发放,国有企业内部不得为负责人发放各种名义的奖金及实物奖励。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表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国企高管既享受体制内的行政级别,又拿体制外的高薪。而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打破了薪酬“一刀切“的做法,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将打破“大锅饭”,建立比较好的激励机制。


进入【新浪财经股吧】讨论
 楼主| 发表于 2016-3-25 15:31:09 | 显示全部楼层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喊了十多年的“腾笼换鸟”“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让“落後产能”“凤凰涅槃”;另一方面,对“先进产能”“筑巢引凤”。

为什么冠以“供给侧”的名义?是把以前“四万亿”(实际四十万亿)刺激视为“需求侧”,不能再搞了,再搞通胀率太高,毛元走向世界的梦想也会破灭。“供给侧”与里根、撤切尔的“供给学派经济学”也若即若离,想通过减税、小政府、放任企业破产等方式,来刺激产业升级;但里根、撒切尔搞法向来被归为新自由主义,学者斯蒂格利茨认为失败了,所以又不便把“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划上等号。

让中国在全球产业网中向上跃升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教导我们“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所以,认真探讨“供给侧改革”可能遇到的阻碍十分必要,免得美好愿景成了“空中楼阁”。

“供给侧改革”,注定要碰到这七个坎儿。

一、全球化市场的国际竞争。
1980年代的美英,都是顶级技术强国。利用旧的碎片化的要素如人才、技术、硬件等,很容易重新组合为生机蓬勃的新产能。但中国在技术上远远落後于美欧日俄韩,旧的生产要素无论如何排列组合,也不可能碰出世界一流的尖端科技。中国还必须遵守WTO义务,让外国先进产品低税进入,就让中国的幼稚产业很难赶超。如汽车,说中国制造不出几十年前美欧日水平的汽车,未免扯淡,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有韩日汽车占据市场,中国汽车无论如何努力,也很难分得较大份额了,因为赶超需要技术,技术需要积累,积累需要时间和金钱。

二、无法无天的市场。
既然把产业重组的重任交给市场,就得有个讲规矩的市场。但毒奶粉、毒疫苗等等,败坏了中国产品声誉。哪怕中国在若干领域的技术不亚于外国,但品牌等声望因素,注定中国仍无法实现供给替代。还有山寨问题。山寨外国货,固然很爽,但一旦自己的产品被假冒伪劣的小厂山寨,就该哭了。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优质产品就是这样被私企搞垮的。

三、禁忌太多,无法形成产能。
文教媒体影视等文化产业是块肥肉,一旦放开,可能涌现称雄全球的私人企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洛马公司能造先进战机,却是一家私企;中国有没有可能让私企涉足军火制造?似乎天方夜谭。美国人都喜欢住独栋“别墅”,在中国的产权制度下,会盖小楼的厂家一边儿歇着去。

四、减税等宽松政策,做起来很难。
中国官吏庞大,有点像是法革之前(贵族),或是明末(朱氏)。看似冗闲的官吏,其实肩负着动员民众(或维持民众)的重任,所以裁撒不得。当年朱相口出狂言要“精简”,结果却是官吏队伍更加膨胀。因为李自成就曾是一个驿站胥役,他们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如果专意捣乱,後果不堪设想。想“精兵简政”,不可大肆裁员,只能采取低薪办法,慢慢熬煮;如果法纪松驰,他们就会巧立名目,向商家伸手。所以,想短时间就出现有利于工商业的财税环境,是不现实的。

五、对国民素质不宜高估。
特别拔尖的技术人才,流失于美国。既有的教育,搞出一批批褊狭之辈。有志工商者,也目光短浅,刚愎自用,歪门邪道。“供给侧改革”从理念上排除了国家兴办,只让一群啃老族“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只能是瞎胡闹。

六、居高不下的恩格尔系数。
“供给自己会创造需求”,这话在美英,还沾点边;在中国,就是胡扯了。因为吃饭第一。

七、当下经济周期。
现在中国经济特点是,国家、私人、企业负债沉重,达300%GDP;而且基尼系数畸高。所以现在是个肃杀的收缩期,不是一个创业的上升期。“供给侧改革”,就算行,也或者是太早了,或者是太晚了。

综上七点,“供给侧改革”的前途很凶险。其实更稳妥的办法应该是……
 楼主| 发表于 2016-4-8 17:05:25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中国社会正面临失序的风险
1707 次点击
15 个回复
十大林 于 2016-4-8 13:02:0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今天推荐一篇郑永年先生的文章,关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秩序面临的风险与重建。  文章略长,但很深入,值得一读。有删减编辑。很多论点也难以深入展开。本文收录于郑永年新书《重建中国社会》。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社会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今天,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发生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得不到解决,那么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社会秩序已经发展到哪个地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我国社会正在面临失序的危险。为什么可以得出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失序

    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称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运动崛起的时代。各个社会阶层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发起者和参加者既有体制外的还有体制内部的,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等。我国是转型社会,出现群体性事件并非不正常。任何社会,包括欧洲和北美,在其发展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几个社会运动高潮期。问题不在于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而在于发生之后,如何应对和解决。如果政府不能直面问题,不能找到有效的应付方式和解决问题,那么,不仅政权稳定成为问题,社会更会陷入无序状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各种形式的暴力案件在快速上升。暴力表现为不同形式,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暴力行为,政府官员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而社会群体对政府官员也实行暴力;也存在着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成员对另一个社会成员等形式的暴力行为。人们可以看到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暴力,包括幼儿园小孩、老人、医生、官员、富人,等等。很多暴力行为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

    暴力丛生是社会失序最直接的表现。当财富的积累和权力的获得严重缺失规则的时候,针对权势阶层的暴力也会显得毫无规则。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弱势社会群体对权势阶层的暴力是社会没有被保护好的结果。如果强势社会群体不仅不能保护弱势社会群体,而是一味地欺凌,那么,对弱势群体来说,暴力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最后一个手段。显然,不管暴力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都是政府的责任。在任何社会,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维持公共秩序。

    从深层次看,社会秩序归根到底表现为一种文化。前面讨论过的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就是一种文化,其中,每一阶层都有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今天的中国缺失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躁动不安的中国社会如何安静下来?这涉及文化建设问题。

    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人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中的安静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前面讨论过的“政治阶级”文化的引入。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也是一种“狼文化”。

    因为缺少社会建设和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趋向于把所有社会关系都货币化,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近代以来的“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好,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社会各阶层能够和平共处的安静文化。

     后果

    社会失序的前景与后果非常明确。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传统上革命和造反的恶性陷阱必须避免。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且不说会导致无数生命的牺牲和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不是中国社会的出路,它们仅仅是社会体制的简单再生产。在我国,渐进的变化是真正的变化,而激进的变化尤其是革命可能是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激进的变化往往促成历史的简单重复。

    如果要避免革命和造反传统,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很显然,出路对每一个社会阶层是不一样的。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一旦社会激进化,社会上的一些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退出”这个社会。实际上,我国社会的“退出”的现象也已经开始。

    这些年来,社会有两个群体在努力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群体,一个是财富群体。很多年里,国家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回国的项目,但高端知识群体的流失仍然是个大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知识群体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都在拼命竞争这个群体,纷纷提供优质的环境吸引和留住这个群体。我国旧的体制是排斥这个群体的,这可从所谓的“海归派”和这个体制的冲突的众多案例中看出来。如果新的体制建立不起来,高端知识人才还会继续“退出”。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财富群体,又有两个次群体,一个是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干部官员,另外一个次群体就是民营企业家。“退出”自己的社会,加入一个新社会,不可避免要成为“二等公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连“二等公民”还不如。

    对我国社会来说,问题是,在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在任何社会,有两个东西很难退出,一个是贫穷,一个是权力。但如果一个社会这两个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很简单,那就是无休止的不稳定和暴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表现为这种情形。这些年,我国有关方面在维稳方面投入那么大的资源,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就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形。

    当然,还有一种被迫的“退出”,那就是一旦当社会失序,国家对人口失去控制能力,社会所可能出现的难民潮。难民潮是一个失败国家的标志,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根源

    任何一个社会,权力可以分解成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它们具有自己的边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间的平衡,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社会秩序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就会解体。

    中国社会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政治权力站在经济利益这一边,导致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失衡。

    改革开放之初,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是大势所趋,这个改革策略非常正确,为社会提供了无穷的动力来追求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不过,早期改革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导致把经济政策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从而使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不一样,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进入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在任何国家,这些领域并没有被视为是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有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GDP主义这一巨大的动力机制摧毁着我国的社会秩序的。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话,政治人物、企业家、经济学家、律师、教授、一般社会成员都需要GDP。但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是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

    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必要的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过度的市场化和货币化。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社会秩序和道德危机必然发生。

    经济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必然导致社会改革的缺位。这表现在:第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错误地把经济政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倒入社会领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领域,没有确立基本社会制度架构,包括社保、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第二,在法制建设方面,绝大多数法律都是针对经济发展的,很多人只知道法律要如何保障私有财产,但对保护社会的法律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够;第三,缺少有效政策培植中产阶层,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而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根基;第四,社会空间过小导致社会和政治领域失衡,社会自我治理能力弱化。

    保卫社会、重建我国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总体上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之间建立边界最为重要。尽管这些领域互相关联,但必须确立一定的边界。边界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就会混淆不清,在政策层面就会产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6-4-13 11:26:32 | 显示全部楼层
挂职博士借青蛙调侃:水里水利局管上岸林业局管挂职博士眼中的基层公务员生态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丁菲菲《中国青年报》(2016年04月13日09版)

  在大学里待了十多年,江沈红见惯了一门心思考公务员的学生,有些从大二就开始准备,有些考了三四次还在考。可是当一个毕业后在基层做公务员的学生回来告诉他“工作不开心”,问他该怎么办时,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时,已是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的江沈红才意识到,他和许多人一样,并不了解基层公务员在做什么,工作生活到底什么样。

  在自己四十岁的时候,他决定体验一把。抓着湖北省委组织部每年都会组织博士团服务活动的机会,他安顿好在武汉的媳妇和上小学的儿子,经历8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成为神农架林区文体新广局的一名挂职副局长。

  每个夜晚,对着台破旧的联想电脑,江沈红将每天所见所感一字一字敲下来,总共积攒了30万字、96篇挂职日记。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教授评价,这些日记“记录了基层公务员现状”。

  10个通过了招考要来的大学生,真到报道的时候走了6个

  “下午,当我进入办公系统一看,有50个待处理文件!”某个夜晚,挂职副局长江沈文重重地在电脑上敲下这行字。

  他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这个做了10年辅导员,管了9年学生就业工作的副院长到了神农架才知道,这几乎是基层公务员每天的生活。

  江沈红曾统计过各科室加入省级工作QQ群的情况,发现各科加入的省级工作群接近50个了。“如果每个群一天只发布一件事情,一天就有50件了,这还不包括区一级的工作群。”他说。

  而且,各个办公室门前基本挂着两三块牌子,法规科、扫黄打非科、产业科都在一个办公室。

  与繁杂工作相对应的,是紧巴巴的编制。几个科室里“最富裕”的是管着扫黄打非科和产业科的邓科长,手底下有五六个兵。新闻科、广电科只有“科长光杆司令一个人”。

  “有时候这个人去开会,办公室里连接电话的人都没有了。”江沈红说。即便管着最多人手的邓科长,也是常常晚上12点才回家。

  当晚,他将这些困境一字一字地敲进了电脑,“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他感叹道。

  其实一开始,江沈红听说是被分配到林区党校。“前四年的博士团服务,文体新广局一直没分到人,他们很想要一个人才。”

  在某次会议上,他听到当地某个书记说起有一次招聘,“10个通过了招考要来的大学生,真到报到的时候走了6个。”

  如今,局里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超过40岁,“正规本科院校毕业的是少数”,高学历的人更不用提了。

  江沈红想起了那个考上村官过得不开心,然后又到上海找工作的学生。在一年的挂职中,镇上不少有心思的人如同他那个学生一样,试图再次考到更高一级的部门,离开神农架。

  “在这里,往上走太难了。”邓科长曾向他感慨。

  同刚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一样,邓科长进入文体新广局时,也曾有过好好干朝上走的想法。然而在这个有着将近1000名公务员的林区,整个区有四个副厅,七个正处。他们的局长,年过50的一把手,干过乡镇书记,干过环保局副局长,终于在进入体制内的30多年后成为正科级的局长。

  作为挂职副局长,江沈红分管了办公室、新闻出版科。在一年的时间里,办公室主任换了三个人,“这是基层缺人的一个真实写照”。

  如今的主任是40多岁的刘姐。曾有局里的人感慨,刘姐幸好是单身,不需要照顾孩子丈夫。否则,这样没有周末、接待领导很晚回家的日子得引来多少家庭纠纷。

  来到神农架时,江沈红已是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按照行政级别是副处,而局长虽是一把手却是正科。因不会开车的局长常外出,江沈红兼任了局长的司机。“副处来给咱们开车呢,”局里的人开玩笑道。

  “青蛙,在河里的时候归水利局管,到了岸上就属林业局管了。”

  刚进入文体局这座墙皮早就脱落的四层楼房时,“文体新广”四个字一度难倒了博士江沈红。

  在武汉,他听过文化局,知道体育局,也明白有新闻出版局和广电局,可“文体新广”这四个字还是第一次听说。

  局长曾开过这么一个玩笑,如果不用简称,办公楼门前的那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装不下“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这十四个字。

  事实上,去年6月份文体新局与广电局合并,才有了第四个“广”字。而文体新局则在江沈红去挂职之前就已经过了三家的合并。

  在挂职日记中,江沈红对文体新广局做了细致的介绍,位于湖北西部的神农架林区是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文体新广局,对上承接着湖北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省体育局、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体彩中心五家上级主管部门。对下则负责着3000多平方公里的8万多居民的文化体育事业。有着9个科室和6个二级单位,以及37人的编制。

  兵最多的邓科长,因为要对接省里文化厅、体育局、新闻出版局的六七个处室,工作并不轻松,“没有停的时候。”

  在被纳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前,神农架因为是国家级的森林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和生态旅游区,同时受到林业局,国土资源局和旅游局等几个部门的多方管理。“谁都不愿少管,真有事又不知道找谁”曾是一种常态。

  “这土地是荒土时归国土资源部;土上长了草,归农业局;长了树就归林业局。”局长曾经告诉他。

  更有意思地是山里的湖泊,当湖泊里的水超过6米,归水利;低于6米则是湿地,又归林业局。

  事实上,江沈红还听过一个更传神的描述——两栖动物青蛙。青蛙,在河里的时候归水利局管,到了岸上就属林业局管了。

  “你说这到底归谁管?”江沈红不止一次地拿这个青蛙开玩笑道。

  没人乐意回答这么“较真”的问题。

  江沈红和局里的人也曾疑惑过,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基层的都合并了,省里的几家怎么不凑一块弄个“大部制”呢。

  办公室主任刘姐,就曾碰到省里两个局在同一天上午开会的情况。“不过好像后来基本都学聪明了,从周一到周五一字排开。”

  事实上,在过去十几年中,相关文化产业部门的合并,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已在进行,各地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文物局、体育局及扫黄打非办公室等部门都在精简整合中。

  广电研究专家吴纯勇曾在2013年做过一份调研报告,截至当年1月,全国210多家地级市、自治州、盟、地区等完成了文化局、新闻出版局、广电局等部门的整合,整合的新部门多数以“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外挂牌。

  可是在吴纯勇的调研中,以省为建制进行合并的,也只有海南省一个地区。

  在吴纯勇看来,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即文化体制改革所涉及到的区域绝大多数以县、乡、镇为主,然后再由地级市进行部门整合,最后是省级和直辖市层面。”吴纯勇称。

  于是,江沈红和同事的疑惑也只能在省级改革牵涉更多的人员、部门、职务配备难题前止步,“全国大环境都是这样嘛”。

  在这里,政府的手不能不伸长,不然文体这样的产业永远做不起来

  局里忙碌的细节被他一字字敲进电脑,在完成这篇挂职日记的同时,他也曾想过,局里的忙碌除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配合旅游局等部门,是不是也与“管的太多有关”?

  直到后来,杨钿的出现解答了他的问题。

  杨钿是堂纺叠绣的唯一传承人,当地民间刺绣的典范,也数次出现在博士江沈红的挂职日记中。曾一度放弃刺绣的杨钿如今有了省级的非遗基地,有了基地,她传授技术给附近的村民,然后回收村民的刺绣品。

  “去年的义乌非遗产品展览、武汉非遗展览,文体局都是自己要了展位,让堂纺叠绣去展示,打开销路。”江沈红回忆道,“有些费用都是局里出,真是赔钱给他们赚吆喝。”他开玩笑道。

  为何不让市场的力量做?

  “因为这里没市场。”他走了一圈,发现整个林区很难找到一家正规专业的文化公司,地广人稀以及还在关注如何多赚钱的居民更是谈不上多样文化的需求。

  “与其开文化公司,他们更愿意干水电站,开宾馆,赚钱快啊。”江沈江说。


  在他的30万字的挂职日记中,去外地参会参赛调研的日程不断地出现。“深圳广东这些发达的地区,市场都开始创造需求。这些地方,政府的手不用伸得长,监管好就成了。可在这里,政府的手不能不伸长,不然文体这样的产业永远做不起来”。他说,政府就如同大家长,手把手地把他们带出去。

  在当地,像政府这样伸手的例子并不少见。去年,林区政府推出政策助推当地民航及旅游市场,就曾规定对旅行社组织航空旅游团队入港旅游等予以最高100元的奖励或补贴。优惠的差价由政府补贴。

  事实上,以生态多样性而著称的神农架在发展上一直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涉及开发的举动总会引来外界的特别的关注。2013年,神农架林区在机场建设上就引来外界诸多质疑;如今在大九湖的管理上也引发了争议。

  “机场的事情我也有耳闻,可政府如果不作为,从山路走出去要几个小时,颠簸得吐,又怎么指望别人进来,市场又怎么培养,文化怎么走出去?”江沈红叹气道。
 楼主| 发表于 2016-4-26 16:25:24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中国的发展不能让百姓有被掠夺感

    作者: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近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时强调,要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这个表述直接指向了近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所存在的一个致命现象或者改革软肋,那就是,改革越多,老百姓越没有获得感,对改革越不满。可以说,这个现象存在于改革的各个领域,但在经济社会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政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千方百计地要老百姓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放到市场上去,“搞活经济”。仅举几个例子来说。去年政府大力刺激股票市场,希望把股市活跃起来,好让老百姓获得一些利益,但结果走向了反面,股市遭受重创,不仅老百姓没有获得利益,更是牺牲了一大批中产阶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也有这个趋势,在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又开始疯涨。无论是政府降低首付的比重,还是各种各样的毫无节制的筹资方式,都在推动着房地产市场;同时,尽管房地产产能已经大量过剩,但政府又开始加大对房地产的投资。可以预见,如果这个趋势不能得到有效遏止,最后牺牲的还仍然是老百姓,尤其是中产阶层。

    连发展农村互联网的目标也是为了开拓钱的市场。类似P2P那样的互联网金融开始进入农村,说是帮助农民提高消费,但就是没有人会去仔细考虑这样做的后果: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搞不清楚的这种金融方式,如何叫农民来搞清楚。如果说这种金融具有有效性,只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利用普通老百姓的“发财”本能,而不是帮助老百姓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或者致富。一句话,无论是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受到政府鼓励的民营企业行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那就是让老百姓掏钱。

    没有脱离GDP主义逻辑

    中共**以来,在国家政策层面,已经抛弃了以往的单纯的GDP主义,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原来的方式不可持续。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人们希望真正能够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供给侧体制改革,来寻找和激发新的增长点,在继续把大饼做大的同时分好大饼,也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但是,现实并非这样。这些年的政策所为实际上是不是变相的GDP主义呢?真正的改革在哪里呢?为什么改革越多,老百姓越是不满呢?为什么很多改革的实际效果,和最终的预期是相反的呢?

    尽管GDP主义不提了,但各级政府搞的仍然是GDP主义那一套,经济政策仍然没有脱离GDP主义的逻辑。对各级政府来说,GDP主义的经济发展冲动依然强劲。这实际上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济发展的确还是硬道理。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果经济在发展,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一旦经济发展出了问题或者停顿下来,很多问题就变成真的问题,政府难以应付。对国家的经济政策来说,在各种问题中,国家的税收收入和地方政府高昂的债务表现得尤其显著,没有经济交易活动,这两个问题会是致命性的。

    第二,中国要在下一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社会。如果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不仅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十三五期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且可以为在下一个阶段把国家提升为高收入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三,这些年经济结构转型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从出口经济转型成为内部消费社会。在实际层面,国内老百姓的存款率很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之发达国家仍然很低。因此,对政府来说,消费社会就是要老百姓把钱掏出来。

    也就是说,经济政策更多地体现为实现政府目标的工具手段。政府经济政策目标和社会目标不见得总是矛盾的,但无论是**之前的GDP主义还是近年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目标往往是背道而驰的。理想地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是为全社会创造财富,社会财富的扩张导致国家(政府)财富的增加,从而实现民富和国富的双赢局面。不过,很长时间以来,经济政策的趋势是要保证国富,而这个过程往往牺牲了民富。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对政府不信任,没有信心。在民间财富不仅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而且有可能被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而攫取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财富在加紧流出。

    中国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或者说已经误入歧途。1994年中国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以提高国家(也就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作为一个大的国家,中央政府理应提高其财政能力,否则很难统筹国家的全面发展,更不用说来进行国防建设和维持国家统一了。但是,这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两个问题尤为显著。其一,提高“(中央)国家能力”似乎成为了唯一的目标。从那个时候开始,财政“大中央”一直是经济改革(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的大思路。财政“大中央”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能力,但一直在弱化各级地方政府的能力。迄今为止,地方政府并没有被赋予制度和法律化的能力来治理地方,而是采用各种政策来解决问题,例如早些时候的不同类型的收费政策、2008年之后的房地产政策、各种筹资平台等等。不过,一旦当地方政府“用足”这些中央给予的政策的时候,必然发生经济危机。

    经济政策误入歧途

    其次,经济政策并没有带来民富和社会公平。以提高“国家能力”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意在强化国家推动经济发展能力的同时,也有能力进行公平财富分配。但现实不是这样,可能刚好相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社会也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实际上,财政上的“大中央”并没有导致责任上的“大中央”。财力和责任之间的不匹配,不仅是中央地方关系矛盾之所在,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所在。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没有理解“国家能力”的意思。在西方,“国家能力”是福利社会发展的结果,福利社会要求政府具有更大的能力来保障社会公平。在中国,国家能力是提高了,但社会公平还是很遥远。

    到现在为止,经济学还仍然是GDP数据经济学,重点仍然是GDP的增长或者增长的来源,没有多少人会去问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如何了。高层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不仅要问经济增长,更要问什么样的增长。不过,经济学还是聚焦在简单的国富经济学,而不是民富经济学。经济学误入歧途了,经济政策也是误入歧途的。

    更为严峻的是,因为经济学老是紧盯着老百姓的钱袋子,这么多年来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的就是社会遭受严重的破坏。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不分,轻易地把以GDP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扩展到社会领域。1990年代后期医疗领域市场化、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教育领域市场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领域的市场化,每一次经济危机来临,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总是以牺牲社会(叫老百姓掏钱)来拯救危机。不仅如此,今天各种经济增长工具(例如金融衍生工具和互联网)层出不穷,无论是资本和政府都在拼命用着这些工具为自己筹钱,而普通老百姓的财富则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实际上,如果不能在这些社会领域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政策,消费社会很难建设起来。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社会越来越分化,老百姓的民粹主义也越来越强盛,官民之间、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一旦找到机会,民粹主义就会高涨起来,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巨大的压力。当然,这也是今天西方的社会现象。今天的世界各国民粹主义都很高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粹主义,所不同的只是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民粹主义,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能力,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亚当斯密著“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国把它翻译成《国富论》。这里是有深刻误解的,这里的“nations”更多指的是人民和民族,而非“states”即政府,也就是中国所理解的“国家”。斯密的时代,经济更多的是市场问题,而和政府不相关,他所讨论的政府的经济作用寥寥无几,包括提供基础设施、维持法律和秩序等几项。但现在,即使在西方,政府的作用已经今非昔比,政府要负责庞大的社会责任。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打败,无论是精英还是老百姓都深知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重要性,而这个强大的国家首先就要求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政府本身承担起了经济发展的责任。久而久之,中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了国家经济学,而非关切老百姓的社会经济学。

    再者,这和中国的传统也有关系。中国从汉代就开始争论国富和民富的问题,儒家强调民富,而法家强调国富。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不过,国富和民富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均衡状态。如果以牺牲民富为代价,国富也很难持续。国家的强大必然要建立在民强的基础之上,国富民穷最终会走向民穷国穷。

    这更是今天中国改革的第一难题。任何改革需要成功,不仅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更需要老百姓的支持;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改革就缺少合法性;没有来自老百姓的合法性,改革必然会变得艰难,甚至失败。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改革经验的一部分。如何让老百姓支持和拥护改革呢?******很简单,改革和发展要让老百姓具有获得感,而不是失去感,更不是被掠夺感。如何让老百姓具有获得感,是中国的改革者所应当思考的第一问题。

    郑永年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文经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PP-REVIEW)授权
 楼主| 发表于 2016-5-6 14:32: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号称“经济霸主”和以善于采纳众长而著称的美国迟迟不开征增值税呢?原因如下:

    第一,美国国内对开征增值税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顾虑:即认为开征增值税会引起税收、物价和工资的螺旋上升,也就是会带来通货膨胀。因为增值税的普遍实行会使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当税收负担增加时,纳税人会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转嫁税收负担,诱发通货膨胀。这在1970年的挪威已有了教训。当时挪威政府把征收12%的零售环节销售税转到20%的增值税上,引起了持续的物价、工资上涨。因此,这种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增值税被称为“印钞机”,它可以被用来减少预算赤字和增加政府所得,因此遭到一些其他压力集团(包括政治家、企业家、学术界和纳税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给政府这么大的收入权力很危险,瑞士政府在70年代尝试了两次,1991年再次尝试实行增值税.虽得到各政治党派的支持,但每次建议都被瑞士纳税人的公民投票所击败。由此可以想象美国政府征收增值税所要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第三,增值税在本身设计上存在如下缺陷或漏洞:

    (1)具有累退性。税收公平应贯彻按能负担方针,而增值税采用较少比例税率,对于销售额大的纳税人,并不能征收较多的税收。同时,增值税的实施很可能会引起价格的波动,而政府的能力有限,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弥补福利待遇的下降。即高所得家庭的实际消费水平下降小于低所得家庭。即具有社会不公平性。而美国人一向推祟公平,且公平是美国税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因此征收增值税自然遭美国人摒弃。

    (2)具有潜在的偷漏税可能性。由于增值税实行进项抵扣制,这种扣税机制使逃税变得十分有利可图。在巨大收益的诱惑下,不法纳税人敢于铤而走险进行虚报税收抵扣额、伪造出口退税以及伪造专用发票等犯罪或违法活动。

    第四,增值税是否果真有助于出口、有助于改进往来账户的国际收支平街,有待进一步考证,这又减少了增值税对美国人的吸引力。零售税和大多数批发与生产单一环节税不影响出口产品,除非是在多次征税后提高出口价格的情况下,因此,增值税替代消费税不会改变出口产品的税收地位。在现行销售税多次征收的情况下,任何商品的税收含量取决于累积税负额,销售税的含量不能准确地确定,造成了出口退税的多样性。增值税以透明的和已知的纳税义务代替了不确定的税收含量。依据过去的销售税退税及补贴体制的不同,增值税下的出口可以得到改进或者变得更糟,同时,应按国内产品缴纳同样增值税的进口产品,可能受到不优惠的待遇。从短期来看,从所有消费征收的真正一般增值税可能有助于出口,但是很快我们将期望调整汇率和国内价格以抵消税收对国内和国外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在价格或汇率作调整的情况下,一般增值税将对出口和进口没有影响。然而,增值税对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特别是对食品、住房和许多个人劳务免税和实行零税率。因此,这类增值税提高了贸易品(相对非贸易品)价格,并且鼓励以食品、住房及劳务来取代贸易品,这意味着出口和

    进口都将减少。增值税的确以某种方式影响国际贸易,但具体对各国的影响又各不相同:像欧共体认为没有改进出口,而菲律宾、韩国则认为鼓励了出口。

    第五,美国税收制度的联邦特性干扰了决策层的决策。联邦和各州政府都拥有独立的税收权力,而地方政府的税收权力由州政府赋予。三级政府(特别是联邦与各州政府之间)在税源上基本相同,但税收结构迥异。***主要依赖于所得税,州政府主要依赖于消费税,而地方政府则主要依赖于财产税。在***和州政府都拥有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开征增值税如何协调二者之间关系是一个现实的难题。目前,州销售税是州政府的第一大税种,如果仅由***开征增值税,则要求取消州政府的销售税,这必然引起州政府的强烈反对。而如果允许联邦和州政府都开征的话,因为州政府的下属各级政府现在仍存在零售环节销售税,问题就复杂起来,其税制设计和管理困难无法想象。

    第六,从实践的角度看,过渡性的问题加重了美国决策层的顾虑。任何一种税制的重大改变都涉及到复杂的、高代价的过渡性安排。一些个人纳税人不可避免地将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尤其是美国从现行的零售环节销售税转变为增值税毫无疑问将会出现这类问题。主要问题是:当贸易商在采用增值税之前购进了资本设备或贸易存货时,以前可能就设备或库存缴纳了税款,增值税实施后进行的类似进步,对贸易商来说只有较低的净成本,因为包括在设备或存货的购价中的增值税可予偿还。显然,在增值税实行时,已拥有存货的贸易商相对于存货是在增值税实施以后购进的来说,处于不利地位。

    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并为避免贸易商将存货和资本的购入推迟到增值税实行以后,有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一是可就增值税开始实行时贸易商手中的存货或资产中的税收因素给以补偿;二是以直接的税继续征收,并逐步停止。但每一种方法都会使税收运作复杂化。如果是从单一环节的税转换为增值税,其复杂程度将大大小于从多环节征收税转换为增值税;而美国在联邦一级没有实行一般消费税,因此可想而知:如果美国实行消费税,将会使征税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大增加。
 楼主| 发表于 2016-5-6 14:42:3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实体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实体经济形势严峻

    先简单说一下目前的经济形势。传统制造业就不说了,一比钓早。农业,三大主粮价格全线下跌。工业,ppi连续49个月下降。餐饮,中高端的都卖自助餐了。酒类销量下滑,红酒烂市了。钢铁水泥煤炭,回到90年代的价格了。

    你们知道实体经济有多惨吗?我就说一件事!20年前,你爸月薪500元的时候,一个打火机是1元,现在你月薪5000元了,一个打火机还是1元。你说这些制造业老板是不是哭到惨绝人寰的地步了?

    二、东亚南亚开始发力

    HM,ZARA,中国大陆最畅销的女装品牌。中国市场里面这两个牌子,约70%是东南亚制造,不相信,你去大商场看看标签。而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发展。宜家、nike,已经开始把工厂搬到东南亚了。

    12亿印度人也已经杀到家门口了。昨天浦东国际展览中心,很多印度人都在搞大展台,专门承接适合空运的小东西,主要是衣服牛仔裤上的花边和小珠花饰品等机器无法批量生产的手工制造品。由于体积小重量轻,适合空运。报价只有国内的一半(印度人工便宜),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生产商咨询。

    同样两条裤子:一条是越南成本,一条是浙江成本,沃尔玛买哪一条?这就是中国出口的痛点。越南在低端制造业的水平不比中国农民差,而且工资又那么低。

    东南亚和南亚的潜力有多大?越南缅甸合计超一亿人口,巴基斯坦接近两亿人口,都是靠海的低成本地区,一旦发力,制造业十年就上来了。印度是英语国家,服务业的巨人。中国的中低端工业和服务业,在目前的成本环境中,毫无价格优势可言。

    中国出口何时凋零,不取决于我们的努力,而取决于东南亚的产业承接速度。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成本不可能低过东南亚民工的500元人民币月薪。裤子不说了,就算是手机电子业,只要东南亚加快承接,大幅度萎缩也是很快的。高端产业(光伏、重工、设备),东南亚暂时承接不了,但欧美想自己做,就对你双反调查。

    笔者敢断言十年之内,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必定把中国出口拍死在沙滩上。以后,裤子是巴基斯坦进口了。皮鞋是越南进口的。大米是南美洲进口的。塑料盆是缅甸进口的。我们基本就剩下大国企,拆房子和炒房子了。不要再提什么小米了,美国苹果+东南亚人力一结合,就没小米什么事情了。到时候,要么工人重回低工资年代,要么政府和公务员让利,否则中国出口失败带来的失业问题和外汇短缺,将是极大的麻烦。你想想那么多毫无技能的近视眼大学生聚集在大城市怎么办?

    中国经济的起步很成功,中国农民肯吃苦,守纪律,任劳任怨。但第二步走得不行,在制造业积累了资金后,通过四万亿、炒房潮,吃光用光了。这一点,真的很郁闷。

    三、实体经济究竟被谁打垮?

    (1)税费:不能承受之重

    社会保险33%,企业所得税20%,增值税17%,个税累进,粗算10%,贷款利息10%,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动不动被科长起诉罚款,你还得找个律师应付一下。如果还觉得容易的话,你可以办个企业试试看!

    现在在上海开个最小的公司,租最小的市区办公室,人工,房租,办工设备,税费,样样都贵,起步每年40万。十人公司每年要100万。这是最低标准,员工还十分不满意待遇。普通人有啥生意,能够在养活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能够赚钱?

    做生意真的很难的,不是开玩笑。炒菜,一个盘子赚8元,手炒断了,也赚不了多少。经常遇到刁蛮顾客,没事找茬,老板娘还要亲自冲上去吵,还要小舅子假装小混混。小店一开,动不动就要罚款,卫生啊,广告啊,消防啊,哎,要是都懂这些法规,还会去炒菜吗?

    说个真人真事。朋友有个亲戚,某年过年前雇了个小面包车,三人带了六箱儿童服装,在高速被交警拦下,人货混装,罚款一万。那两个小夫妻身上没有一万元,走不了,过年前,那么冷的天,小夫妻在高速边上哭了一晚上,没人理他们。

    (2)各项成本不断攀升

    对于制造业而言,主要的生产要素都在涨价。工资社保,每年增加12%-15%,食堂菜价,水价,气价,都在涨,房租是长期合同,一般也是每年上涨一点点。再算算物流成本,中国到处是收费站,产品从苏北小县城出厂,到四川小县城销售,中转三四次,价格基本是涨三倍,否则就是亏。总而言之,所有东西都在涨,唯独是出厂价格持续下跌,小老板真的是欲哭无泪了。

    现在中小企业的生存现状:黑白两道的压迫,销售冷到冰点,知识产权保护为0,合同无法履行,到处都是收费站。这种现实情况,怎么可能产生大批优质企业?

    (3)融资难,难于上青天

    作为曾经的小老板,我深刻体会到贷款的酸甜苦辣。如果你要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去申请企业贷款,那无数表格和各种痛苦,会让你觉得办企业好像是在干坏事。如果是炒房去贷款,随便开个假证明,说自己月薪四万,银行会默契的假装不知道,闭起眼睛放贷。

    为什么银行不肯放款给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你的生意不能稳赚钱,银行不想借给你。贷款100万元给小民企和贷款一个亿给大国企,花费的成本是一样的,银行自然没有心思理会中小企业了。

    现在的情况是,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国企拿到了资金后无处投资,于是资金在国企手里转个弯,高息放贷给中小企业。国企成为贷款的二道贩子,再扒了小老板一层皮。中小企业雪上加霜,惨惨惨。

    (4)劳动力都往工地跑

    中国制造业不是和欧美日制造业竞争,而是和有天量贷款的国企基建竞争资金实力。建筑工地开出的超高工资,普通制造业根本无力对抗。你培养了3年的熟练工,工地一加薪就跑了,你和谁去竞争?所谓招工容易,是要高工资的,否则没人来,现在一个办公室文员,吹空调都要3500+五险一金,而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是国企主导,根本不考虑投资收益,也无所谓劳动力成本,缺人就加工资,通过高工资诱惑制造业服务业的人到工地砌砖。基建的资金来源于贷款,且无所谓还贷,制造业要考虑成本和利润,只好收摊了。许多高速公路给农民工发高工资,但本身亏损,搞笑吧?一旦不印,农民工的高工资立即就没了。

    (5)房地产摧毁实体经济

    房地产已经占领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了。2015年中国GDP是67万亿,其中全国卖地收入是3.4万亿。在房价构成中,地价约占30%,也就是说房地产创造了11.3万亿gdp,再加上中介,装修,家电家具,估计30%的gdp直接由房价而来。另外,3.4万亿的卖地收入,又拉动了铁公鸡,杠杆率至少是3倍,又是15%gdp。一账算下来,房地产投资在GDP的占比超过45%。

    但房地产经济有个最大的恶果,就是利润由寡头分享,其他人很惨。农民工辛辛苦苦拿了万元月薪,包工头赚了20万,一转身又交给老家县城的房产商了。由于房地产抽走了所有的消费资金,老百姓只剩下生活必需品消费,这就导致各行各业的很多产品卖不出去了。

    06年至今,粮食和一般工业品涨价一倍不到,电子产品还在降价,例如电脑手机相机。制造业平均工资加社保,合计涨了3倍,小老板坠入深渊,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员工也没有得到多大的实惠,因为多出来的收入,全部被楼市抢走了。近十年,全社会所有人,任劳任怨的养肥了房产商。

    其实我不关心谁赚了钱,房产商赚钱也好,小老板赚钱也好,农民工赚钱也好,都可以,无所谓。我只关心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是否得到增强。现在问题是,房地产经济不需要技术,不需要效率,只要有本事去贷款,有本事去盖章,就可以赚大钱,这是最坏的结果。

    (6)四万亿的冲击

    中国在2009年的时候,制造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来经济危机能够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剩下的做大做强,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结果,四万亿来了,把房价推高数倍,实体全部屌丝,于是,中国制造业就回头走,往人工高成本,产品劣质化,规模作坊化,价格低价化的初期模式道路上走了。可悲!

    四万亿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现在走不回去了。09年之前私企是暴富了,但大部分老板没有去吃喝嫖赌,想的是继续研发创新,走向世界,那时候成功学非常流行。后来是,先倒霉的关厂买房,反而发财了,坚持不懈的老板,全部SB了。

    (7)社会地位太低

    “小私企,企业主,小老板”,当你听到这些词语的时候,你不会联想到好事,只会联想到,他们在欺负工人,剥削工人,血汗工厂,脏乱差,违法乱纪,做坏事。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现实。其实这些人,维系了中国70%的就业,虽然工人目前还吃住一般。

    过去5年,从事实体经济的人被互联网和金融人士嘲笑为老土。互联网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就是借钱、发钱和烧钱,去年获得A轮融资的846家创业公司现在都快倒闭完了。金融由于引进了高等数学的表述方式,把99.99%的人弄晕了,一直很神秘兮兮的,写个报告的也能够搞到年薪60万。现在也看明白了,也就是借新还旧,如果下一期续不上,立即出问题。关了灯,都一样。

    四、中国经济下一步何去何从?

    制造业是一切行业之母。房子不是卖给建筑工的,金融产品的利润是来自实体的,服务业主要是源于生产利润的消费,然后是这些行业之间的相互循环交易。近两年,制造业用工数是大量下滑的,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因为新的劳动力,大学生跑到大城市当销售和服务员了,非大学生去建筑工地了。

    93年***南巡讲话至今,中国运气好的无与伦比。第一波港台疯狂涌入,第二波是最惠国待遇导致的出口狂涨,第三波外资+入世,一下子成为出口冠军,第四波更奇怪,本来小布什要来找碴了,结果911了,美国一下子和我们又是好朋友了。但是到了现在,实体滞涨,楼市狂欢。该怎么办呢?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现在走的每一步都会对未来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上一次类似情况是1998年。98年国企大下岗之前,当时有两个可能,一是继续印钞维持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国企,二是不再输血,国企员工下岗。朱总理没有选择印钞,是真正的调结构,但得罪了太多太多的人。朱总理的改革是真刀真枪,触动灵魂的。国企几千万人真就下岗了,北海和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真的就破了,精简机构真的就减下来了,真的入世了,汇率真的改了,价格双轨制真的取消了。几刀下去,刀刀见红。朱总理的改革虽然让很多人利益受损,但是中国经济一下子就起来了。

    后来想想,朱总理壮士断腕,让那么多国企干部职工下岗,他心里承担了多少痛苦啊。1993年,朱总理让海南房地产,一夜崩盘,得罪了多少权贵,他心里承担了多少压力。这个民族之所以有希望,就是还有几个这样的人。

    现在的改革呢,好改的基本改完了,剩下的都是伤筋动骨的项目了。一刀下去,必然剧痛。你想想当今社会,富得流油的,就剩下这几个了:房产商,大国企,二代哥。你看谁比较好说话?

    环顾四周,有谁愿意为此轮改革买单?没有!拿望远镜也找不到一个。
 楼主| 发表于 2016-5-11 16:32:38 | 显示全部楼层
国企改革:“试点+地方”模式逐步成形

    程实

    工银国际研究部联席主管,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发表于  05/11 06:30  

   

    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心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最大的危险是不确定性。一个模糊的利好信号,可能比一个确定的利空信号更容易引发市场担忧,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经济是一首“冰与火之歌”,减速增质是核心关键词,经济结构凤凰涅槃,经济转型万物生长。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心存忧虑,一部分是因为对增速下滑感到忧虑,更大一部分则是因为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缺乏信心。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核心动力是改革,缺乏信心既可能是对改革内容不满意,也可能是对改革落实没把握。2016年新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剧烈的双向波动和人民币汇改面临的巨大挑战就已表明,改革方略即便正确,若没有审时度势的有序推行,往往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因此,改什么和怎样改,同样重要。

    国企改革的政治周期

    中国的改革是以提振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效率是经济效率的核心,因此,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国企改革的本质是体制机制改革,这意味着政治因素具有主导性力量。中国的国企改革周期,呈现出与政治周期高度的同步性,十年一轮,每一轮以十年为期,前三到四年为顶层设计阶段,后六到七年为贯彻执行阶段。以1983、1993、2003和2013为大致分界点,中国国企改革已成功完成三轮,正在进行第四轮。四轮改革核心分别是政企分开、产权改革、国资管理和义利重塑。

    义务和利益的匹配机制重塑,是一个涉及简政放权和激励相容的敏感方向。正因为敏感又重要,所以,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改革的方式则必须务实。事实上,务实是本轮国企改革的核心风格,势必会在改革全盘中都有体现。以2016年3月两会为模糊分界线,伴随着“1+N”的陆续出台,本轮国企改革正从顶层设计阶段过渡到关键的贯彻执行阶段。

    顶层设计解决的是改什么的问题。围绕利益这个核心关键词,改革内容已经体现了务实风格:依托分类改革、管资本、混合所有制和国企党建等重点,形成“党盯住国家利益——职业经理层盯住商业利益——国有资本投资经营公司盯住股东利益”的利益协同机制,实现三种力量的相互制衡,保障国家利益、商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共同优化。

    而接下来,贯彻执行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找到一条可行、高效的执行路线,以解答本轮国企改革怎么改的核心问题。首先,该路线必须明确改革的形式。改革形式应当平衡收益与成本,使改革收益满足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进而使改革成本适应当前社会的承受能力。其次,该路线必须明确执行的主体。执行主体应当兼备动力与能力,使本轮改革落实有后劲、有深度、有成果。最后,该路线必须符合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与经验,适应当前中国国情与国际环境,从而降低执行难度、扩大落实效果。

    “试点+地方”模式逐步成形

    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在一系列改革新政的驱动下,本轮国企改革的执行路线不断清晰,“试点+地方”模式正逐步成形:

    一方面,改革试点全面升级。2016年2月,国企“十项改革试点”落实计划公布,并将作为今年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加以推进,标志着改革试点的全面升级。本次“十项改革试点”的内容包括: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试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相比于2014年央企“四项改革试点”,本次试点不仅内容更为丰富,改革深度也实现大幅突破。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本次试点将深入部分重要领域,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垄断行业推进混改。对于历史上屡遇困难、多次反复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改革,本次试点也将迎难而上,再度进行探索和完善。

    另一方面,地方改革自主权持续增强。2015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指出: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基层改革创新,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营造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浓郁氛围。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提出“赋予地方更多国有企业改革自主权”。目前,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已初步显现。2016年初,共有24个省、市、自治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地方国企改革进行了明确部署。近期,上海、广东、山东、江西、四川、重庆等地区的国企改革细化方案和试点计划相继出台,为改革落地提供了详细的实施措施。

    “试点+地方”模式是务实的执行路线

    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试点+地方”模式是可行的。所谓可行,就是能够协调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改革收益需要达到预期,改革成本则不能触及底线。从理论来看,“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形式从三个方面满足了这一要求。第一,试错成本低。由于试点的规模小、范围窄,试错成本可控,避免了激进式、全局化改革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或严重社会问题。第二,改革步伐大。由于成本可控,试点中更易于放开改革步伐,摆脱理论或传统的桎梏,在实践中直接形成制度创新。并且,同一批次的多个试点间会进行竞争性的制度创新,加速改革方案的成熟。第三,推广过程平稳。试点的成功能够有效地凝聚改革共识,减少思想分歧和改革阻力。同时,试点的经验提供了详细完整的操作方案,易于新制度的大范围移植。从历史来看,“先试点,后推广”始终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基本形式。利税改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改革等重大制度创新都在试点中产生和完善,再通过政策文件向全国推广。改革试点及推广期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未出现“休克疗法”式的剧烈震荡。

    由于当前国内外经济进入双重“新常态”,本轮国企改革对于改革成本格外敏感。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遭遇“三期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在攻坚元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正面临巨大挑战。重压之下,虽然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回落,但财政赤字率目标从去年的2.3%跃升至3.0%。在赤字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对于改革成本的承受能力相对有限。从国际来看,当前全球经济依然呈现弱复苏势态,潜在经济增长中枢持续下降,并伴随着严重的多元化退潮与全球化退潮。特别是2015年四季度以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高涨,与地缘政治风险相互叠加,各国间博弈日趋激烈。

    因此,当前改革的外部干扰因素和潜在风险正在不断增强,更需稳中求进。基于国内外复杂形势,激进式、全局化改革无异于主动暴露软肋,可能引发难以承受的改革成本与风险。相比之下,“先试点,后推广”能够有效控制成本和风险,遵循了中国改革“蹄疾步稳”的一贯风格,是当前改革形式的较优选择。

    另一方面,“试点+地方”模式具有高效的执行主体。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地方政府兼具改革的动力与能力,能够在改革第一线发挥强劲的推动作用:第一,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供给者。借由地方政府的力量和智慧,顶层制度设计才能适用于中国复杂而多样的基层环境,并最终以各种具体形式提供给微观主体。第二,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需求反馈者。地方政府与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存在长期合作博弈,对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最为敏感。在改革中,地方政府能够代表微观主体的合理诉求,与上级政府进行有效协商,从而为微观主体争取正当的改革空间和政策资源。第三,地方政府在改革中还直接承担着制度创新的重任。在顶层设计未能覆盖的领域,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往往能够提供新的思路。其中成功的部分会为中央所采纳推广,进而惠及全国。

    在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上,第二点和第三点相互结合,常常“自下而上”地攻克改革难点。例如,1981年春,山东省率先在所属国有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其后在全国得以推广;至1982年底,全国已有80%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35%的商业企业实行了经济责任制。

    由于本轮国企改革的特殊性,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显得尤为关键。与之前的国企改革相比,本轮国企改革呈现两大新特征。首先,本轮国企改革是高度市场化条件下的改革。随着近年来市场机制的大幅完善,微观主体力量崛起,在本轮改革中拥有空前的话语权和议价权。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诸多领域,地方政府必须直面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并与其展开复杂的改革博弈。因此,只有及时下放事权,使地方的改革权力和改革任务相匹配,才能提高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能力和效率。其次,本轮国企改革是一次全面深化的改革。本轮国企改革的挑战不仅在经济目标本身,还将直接触及就业、民生和诸多历史遗留问题。部分地区将存在较高的局部风险。地方政府能否妥善处理问题、兜底风险,能否兼顾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将直接影响该地区国企改革的节奏和程度。因此,必须重视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给予地方政府充分的政策空间和适度的财政支持。

    笔者认为,本轮中国国企改革的关键属性是务实,这是确保改革有序推进的前提。目前,本轮国企改革正从顶层设计阶段过渡到贯彻执行阶段,虽然改革进程显得有些不温不火,但无论“1+N”的顶层设计,还是“试点+地方”的执行模式,都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务实选择。中国国企改革,目标是理性的,过程是渐进的,虽然短期成果显现有限,但笔者对中长期前景依旧保有期待。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0: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文化的辩证法传统与政治改革的路径

本文非关任何宏大叙事,也非专业写作,更不能充分符合专业化讨论中的西方语境。作者只是尝试说明,在庙堂只有对中国特色的模糊意识,屈从于西方话语的民间论者对此则只有嘲讽鄙弃的时代,在双方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或道统缺乏尊重和理解的时代,中国问题包括其政治改革问题,根本就缺少任何共识和愿景,除了缺乏同情和不具建设性的批评,不会有什么符合逻辑和具备说服力的路径设计。因为无视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及其特殊的社会组织逻辑,这里存在极大的误区。为此,从中国文化特殊的辩证法传统入手,追索其历史和理解其现状,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渐进互动方式。类似另起炉灶,不免唐突假设。辩证法与革命意识形态一同丧失信誉,而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知识群体中也浸入骨髓,如此语境,又要不失谨慎和分寸,甚难言也!自知非力量所及,但期望引发讨论。
一、 中国文化的辩证法结构
没有比深陷于一个历史悠久、独特隐秘、高度强势但又有致命缺陷的文化传统之中却丧失自觉更危险的事情了,而这正是今日中国的处境。今日中国,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时代,偏偏面临必须尽快对全球化时代自身定位做出回答的紧要关头。自我文化身份的困惑由来久矣,而无此文化自觉,处处都是无从说起。自觉意味着解毒,意味着从瘫痪状态解脱出来,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全面动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改变。而这种自觉的要点,在于明确体认到我们是一个以辩证法(或称阴阳哲学)为文化道统的民族。
如果“吾道一以贯之”,那么,中国先秦时代已经充分发展的辩证法的哲学,正是可以一以贯之的那个文化、文明的精魂。“一阴一阳之谓道”,庶几道尽个中深意。不仅在周易中,不仅在所有的先秦诸子中,不仅在从此而后的儒释道的交汇融合中,不仅在20世纪起于草莽的革命中,也直到今天的政治之庙堂、人际交往之江湖中,历历可见,不失其统御万有、纲举目张的超越地位。从高度自觉到逐渐流于实用化的片面,又经过各种外因的激励而重新奋兴,辩证法文化基因的嬗变过程仍旧清晰可辨。
中国式的辩证法,就是看到完全相反的两种属性的统一性,所谓相反相成;并利用任何事物都包含其中的相反的两个方面,所谓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甚至如李贽所说“天下万物不生于一,而生于二”。    当把这种阴阳辩证的理解灌注在一切事物上,中国式的智慧、中国人生活世界的诀窍就显现出来。不走极端;曲线前进;两手准备;两条腿走路;刚柔并济;一唱一和;来而不往非礼也;能屈能伸;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交换比较反复,等等。其核心宗旨,是一切都在两造之间和对象化的结构中展开,永远互动依存,在斗争中互相激发和转化,懂得及时否定和回返,以回合和酬唱的方式行事,满足于在相对性的前提下安身立命。从古到今,中国人在人伦、政治、军事、哲学几乎一切领域都已经发展成熟了诸多辩证法的范畴,在君臣父子夫妇、文武王霸、奇正攻守、体用心物的无数对“两造”之间,在无穷丰富的不断阐释中,得到充实感、达到活力、寄托人生。它全方位的提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社会组织的得力工具,也提供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本平衡和玄妙的满足感。同时,中国文化缺少根本上对于现实生活的对方意识和否定精神,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文明神人对立的严格范畴。在这一点上,它的辩证法传统显示出深刻的局限,并日益增长其无神论的色彩。正因为对于这个生活世界整体上缺乏对待和辩证否定,即终极辩证范畴的缺位,导致了这个文化总体性的缺乏能动和活力,甚至丧失成长性。也因此,它将一切诉诸人际关系及其高下比较和往来回合,坚持人治而深刻的抗拒法治,并造成一个因为系于其基本“存在”之终极需求而不可移易的人情和关系的社会。与此相反,西方文明虽然缺少中国文化对辩证法的自觉把握,却因其宗教性而具有终极的辩证范畴。
无神论的辩证法,既是这个文化绵延不断的根据,也是其弊病丛生、原地踏步的根据。这个辩证法文化传统中无神论的本质,是辩证法的范畴存在的缺陷。而对这种文化道统缺少整体上的自觉,更是百年来中国文化难以成功转型、与西方融合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抓住并理解我们是如何“日用而不知”地生活在辩证法历经数千年精心编制的几近完备、高度自洽的世界之中,如果轻视人对文化的根本性和全方位的依赖,如果批评总是不能达到辩证法本身纯粹性的层面,如果甚至对辩证法全然懵懂不以为然,想要中国和中国人有真正深刻的改变,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于是要么否定这种文化的优越之处,简单追求全盘西化,而无视这种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固执的内在逻辑;要么对这种文化的独特和奇妙夸大其辞,对似乎可以演变无穷、应付一切的辩证法传统之实用层面(尤其是政治文化、谋略文化)过度自信,拒绝西方主流文明的融汇。两者都是因为缺少中国文化的真正自觉、总体认识,缺少从中国文化的辩证法视角对西方文明宗教性及“理性化”的理解,看不到甚至不相信中西之间存在的接口,从而偏执一端。两者的错位造成中西两种文化取向之间互动的困境。
不知道所从来,也就不知道所在何处,向何处去,又如何去。文化的自觉关乎这个民族的根本大计。它关乎在全球化时代为中西文化的融合提供接口,关乎中西之间的理解和互动,关乎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秩序的重建。其实,在充分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充满自信的面向西方和接纳西方,并贡献于这个全球化时代。从中国文化特殊成熟的辩证法立场察看西方文明,对中西文明及其关系就会有更透彻的理解。如果如亨廷顿那样承认基督教是西方文明唯一的本质特征,那么用辩证法的语言说,西方文明是懂得神人之辨的。它使得人间世界在终极意义上对所对待而具备张力和活力,使得前者因有所对待而充分自觉(理性)。比较而言,中国文化虽对于辩证法远更自觉,却在终极意义上陷入形而上学,丧失了对全部生活世界的对方意识。唯独在辩证法之下可以统合衔接中西文明。于是,中国文化对自身传统的辩证法实现自觉,也将可能以此整合革命与传统,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身;整合中西,成就中国文化的全球定位。但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此处不细论。
如果不正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理解辩证法的文化传统,不清楚中国人心灵和中国社会现实深处强硬的辩证法逻辑,不采取辩证法的话语体系,就难以说服和动员这个民族。就热议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而言,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辩证法传统的正视和理解,拘泥于西方话语体系的谈论,无论是谈论其中意识形态问题的演变,还是谈论可行的改革路径,也都将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也唯有在中国文化辩证法的语境下,上层才可能被说服,下层才可能被动员。


二、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辩证法透视
只有体认到中国文化的辩证法道统,才能真正认清我们如今的处境和可能出路。如今的中国,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塑,却仍未摆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所造就的深层结构。但是,这不是外来意识形态的胜利。这是毛泽东一代政治家借用马列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辩证法道统的又一次复兴。在各种西方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独以其无神论和辩证法的精神内核与中国文化的道统一拍即合。这种西方气质的意识形态非常罕见的在中国落地生根,与百年来受尽屈辱而强烈排斥西方的民族意识竟然奇妙共鸣,显示出亲和力和动员力,正是两者精神内核高度一致的验证。而从辩证法的视角验看,毛的确是在忠实实践那种以无神论的辩证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毛的独特和巨大影响,是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特定背景下,以一种颇具个性的方式重新阐释和唤醒了似乎沉睡已久的中国道统--中国式的辩证法。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思想。他在身后几十年仍然限定着中国的行进方向。他的遗产,包括政治制度的结构、治理的示范效应、政治语言和既定的套路所隐含的政治逻辑和心理结构,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由他所塑造的几代人。这些遗产留存至今,仍将延续到此后很久的中国。现在的当政者既是他的遗产的受益者,如果不能充分理解,也不得不成为他的守墓人。直到达到对那个中国道统的自觉,他们乃至此后的政治才必会从中走出,突破毛所设定的疆界而实现真正的超越,并整合中国传统、革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重塑一种更崇高广大的中华道统。
所以,回首过去,马列主义如果不是其基本信条默契于那个辩证法的中国道统,就不会被这个民族接受。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它如果不能与中国文化互为表里,如果真的僭越中国文化的辩证法的道统,如果不是满足于仅仅作为一套大体合身的现代符号系统的包装,一个唤醒中国文化的辩证法道统的方式,而是反客为主,中共就不会有如今的成就。这个组织是始终依靠那些在毛泽东乃至***近乎通过自身将其人格化了的中国式辩证法的道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展望今后,如果中共对这一历史经验缺乏自觉,从而错误的定位自身,不仅必定会丢失那些真正将自己导向成功的利器,而且也将陷自身于如今已经缺乏包容性和号召力的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越来越广泛。丰富实践造成的惯例、传统、无形规则的体系,如果不是在中国式辩证法的视角上得到梳理,如果只是以一种缺少自觉的惯性的力量发挥作用,那将是对前程的巨大贻误。
进一步考察更晚近的改革开放时代。三十年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奇迹,使得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争论甚嚣尘上。在各种说法当中,其实很少有能够切中肯綮的见识。胡鞍钢倒是说过,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二”。虽然模模糊糊,却看似已经指向中国式的无神论的辩证法。是的,所谓中国模式,正是这种中国式辩证法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当中的演绎和展示,是辩证法文化传统及其社会结构在新时期新环境的一次扩展。而所谓“二”不过是对这种辩证法文化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表现的初步的自觉。从辩证法的视角而言,对立两方的范畴决定一切。可以看看中国模式是建立在哪些新范畴之上的。在高度专制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发展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计划经济,维护了最典型的城乡二元模式,形成了高度封闭的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切面对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迅速找到了自身的对方,把几千年的对手戏从中国推向世界。正是因为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的独特性,尤其是六十年来革命政权的独特、封闭、孤立,改革开放当中的碰撞、对原有模式的否定、扩展中国视野为世界视野、变中国戏剧为世界戏剧的过程就更为清晰自觉。在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治理中高度成熟的对手戏的治理手段,敏锐的在全球化洪流中找到了自己更大的舞台。一进一退,一内一外,一收一放,两条腿走路。完全异质的东西可以互为表里,完全对立的两方可以互为补充,完全冲突的东西可以紧紧绑定在一起并相互支持。总而言之,对外开放激活了一切,在高度对立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手戏必将充满活力、无比恢弘。所以,中国模式是当然存在的。具体些而言,就是在前此未有的尺度和规模上,将那种中国文化因其辩证法禀赋而具备的超强扩展能力(将一切对方拉入对手戏之中)充分展现出来,在这个独特文化与高度异质的西方文化之间开始对话。乐观而且合理的说,虽然一定不免几经波折,但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的强势扩展或者会与之前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展具有可比的规模、意义。西方文明那种“自我扩展的秩序”或许并非唯一。
只有对于中国文化辩证法传统及其近现代的演绎发生根本性的自觉,才能触及这个中国世界,才能正视中国的现实与环境,才能说服开始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必需的改变,也才能有把握的抉择需要的改变路径。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0: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文化的辩证法传统与政治改革的路径

本文非关任何宏大叙事,也非专业写作,更不能充分符合专业化讨论中的西方语境。作者只是尝试说明,在庙堂只有对中国特色的模糊意识,屈从于西方话语的民间论者对此则只有嘲讽鄙弃的时代,在双方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或道统缺乏尊重和理解的时代,中国问题包括其政治改革问题,根本就缺少任何共识和愿景,除了缺乏同情和不具建设性的批评,不会有什么符合逻辑和具备说服力的路径设计。因为无视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及其特殊的社会组织逻辑,这里存在极大的误区。为此,从中国文化特殊的辩证法传统入手,追索其历史和理解其现状,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渐进互动方式。类似另起炉灶,不免唐突假设。辩证法与革命意识形态一同丧失信誉,而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知识群体中也浸入骨髓,如此语境,又要不失谨慎和分寸,甚难言也!自知非力量所及,但期望引发讨论。
一、 中国文化的辩证法结构
没有比深陷于一个历史悠久、独特隐秘、高度强势但又有致命缺陷的文化传统之中却丧失自觉更危险的事情了,而这正是今日中国的处境。今日中国,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时代,偏偏面临必须尽快对全球化时代自身定位做出回答的紧要关头。自我文化身份的困惑由来久矣,而无此文化自觉,处处都是无从说起。自觉意味着解毒,意味着从瘫痪状态解脱出来,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全面动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改变。而这种自觉的要点,在于明确体认到我们是一个以辩证法(或称阴阳哲学)为文化道统的民族。
如果“吾道一以贯之”,那么,中国先秦时代已经充分发展的辩证法的哲学,正是可以一以贯之的那个文化、文明的精魂。“一阴一阳之谓道”,庶几道尽个中深意。不仅在周易中,不仅在所有的先秦诸子中,不仅在从此而后的儒释道的交汇融合中,不仅在20世纪起于草莽的革命中,也直到今天的政治之庙堂、人际交往之江湖中,历历可见,不失其统御万有、纲举目张的超越地位。从高度自觉到逐渐流于实用化的片面,又经过各种外因的激励而重新奋兴,辩证法文化基因的嬗变过程仍旧清晰可辨。
中国式的辩证法,就是看到完全相反的两种属性的统一性,所谓相反相成;并利用任何事物都包含其中的相反的两个方面,所谓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甚至如李贽所说“天下万物不生于一,而生于二”。    当把这种阴阳辩证的理解灌注在一切事物上,中国式的智慧、中国人生活世界的诀窍就显现出来。不走极端;曲线前进;两手准备;两条腿走路;刚柔并济;一唱一和;来而不往非礼也;能屈能伸;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交换比较反复,等等。其核心宗旨,是一切都在两造之间和对象化的结构中展开,永远互动依存,在斗争中互相激发和转化,懂得及时否定和回返,以回合和酬唱的方式行事,满足于在相对性的前提下安身立命。从古到今,中国人在人伦、政治、军事、哲学几乎一切领域都已经发展成熟了诸多辩证法的范畴,在君臣父子夫妇、文武王霸、奇正攻守、体用心物的无数对“两造”之间,在无穷丰富的不断阐释中,得到充实感、达到活力、寄托人生。它全方位的提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社会组织的得力工具,也提供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本平衡和玄妙的满足感。同时,中国文化缺少根本上对于现实生活的对方意识和否定精神,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文明神人对立的严格范畴。在这一点上,它的辩证法传统显示出深刻的局限,并日益增长其无神论的色彩。正因为对于这个生活世界整体上缺乏对待和辩证否定,即终极辩证范畴的缺位,导致了这个文化总体性的缺乏能动和活力,甚至丧失成长性。也因此,它将一切诉诸人际关系及其高下比较和往来回合,坚持人治而深刻的抗拒法治,并造成一个因为系于其基本“存在”之终极需求而不可移易的人情和关系的社会。与此相反,西方文明虽然缺少中国文化对辩证法的自觉把握,却因其宗教性而具有终极的辩证范畴。
无神论的辩证法,既是这个文化绵延不断的根据,也是其弊病丛生、原地踏步的根据。这个辩证法文化传统中无神论的本质,是辩证法的范畴存在的缺陷。而对这种文化道统缺少整体上的自觉,更是百年来中国文化难以成功转型、与西方融合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抓住并理解我们是如何“日用而不知”地生活在辩证法历经数千年精心编制的几近完备、高度自洽的世界之中,如果轻视人对文化的根本性和全方位的依赖,如果批评总是不能达到辩证法本身纯粹性的层面,如果甚至对辩证法全然懵懂不以为然,想要中国和中国人有真正深刻的改变,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于是要么否定这种文化的优越之处,简单追求全盘西化,而无视这种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固执的内在逻辑;要么对这种文化的独特和奇妙夸大其辞,对似乎可以演变无穷、应付一切的辩证法传统之实用层面(尤其是政治文化、谋略文化)过度自信,拒绝西方主流文明的融汇。两者都是因为缺少中国文化的真正自觉、总体认识,缺少从中国文化的辩证法视角对西方文明宗教性及“理性化”的理解,看不到甚至不相信中西之间存在的接口,从而偏执一端。两者的错位造成中西两种文化取向之间互动的困境。
不知道所从来,也就不知道所在何处,向何处去,又如何去。文化的自觉关乎这个民族的根本大计。它关乎在全球化时代为中西文化的融合提供接口,关乎中西之间的理解和互动,关乎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秩序的重建。其实,在充分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充满自信的面向西方和接纳西方,并贡献于这个全球化时代。从中国文化特殊成熟的辩证法立场察看西方文明,对中西文明及其关系就会有更透彻的理解。如果如亨廷顿那样承认基督教是西方文明唯一的本质特征,那么用辩证法的语言说,西方文明是懂得神人之辨的。它使得人间世界在终极意义上对所对待而具备张力和活力,使得前者因有所对待而充分自觉(理性)。比较而言,中国文化虽对于辩证法远更自觉,却在终极意义上陷入形而上学,丧失了对全部生活世界的对方意识。唯独在辩证法之下可以统合衔接中西文明。于是,中国文化对自身传统的辩证法实现自觉,也将可能以此整合革命与传统,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身;整合中西,成就中国文化的全球定位。但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此处不细论。
如果不正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理解辩证法的文化传统,不清楚中国人心灵和中国社会现实深处强硬的辩证法逻辑,不采取辩证法的话语体系,就难以说服和动员这个民族。就热议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而言,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辩证法传统的正视和理解,拘泥于西方话语体系的谈论,无论是谈论其中意识形态问题的演变,还是谈论可行的改革路径,也都将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也唯有在中国文化辩证法的语境下,上层才可能被说服,下层才可能被动员。


二、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辩证法透视
只有体认到中国文化的辩证法道统,才能真正认清我们如今的处境和可能出路。如今的中国,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塑,却仍未摆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所造就的深层结构。但是,这不是外来意识形态的胜利。这是毛泽东一代政治家借用马列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辩证法道统的又一次复兴。在各种西方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独以其无神论和辩证法的精神内核与中国文化的道统一拍即合。这种西方气质的意识形态非常罕见的在中国落地生根,与百年来受尽屈辱而强烈排斥西方的民族意识竟然奇妙共鸣,显示出亲和力和动员力,正是两者精神内核高度一致的验证。而从辩证法的视角验看,毛的确是在忠实实践那种以无神论的辩证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毛的独特和巨大影响,是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特定背景下,以一种颇具个性的方式重新阐释和唤醒了似乎沉睡已久的中国道统--中国式的辩证法。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思想。他在身后几十年仍然限定着中国的行进方向。他的遗产,包括政治制度的结构、治理的示范效应、政治语言和既定的套路所隐含的政治逻辑和心理结构,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由他所塑造的几代人。这些遗产留存至今,仍将延续到此后很久的中国。现在的当政者既是他的遗产的受益者,如果不能充分理解,也不得不成为他的守墓人。直到达到对那个中国道统的自觉,他们乃至此后的政治才必会从中走出,突破毛所设定的疆界而实现真正的超越,并整合中国传统、革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重塑一种更崇高广大的中华道统。
所以,回首过去,马列主义如果不是其基本信条默契于那个辩证法的中国道统,就不会被这个民族接受。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它如果不能与中国文化互为表里,如果真的僭越中国文化的辩证法的道统,如果不是满足于仅仅作为一套大体合身的现代符号系统的包装,一个唤醒中国文化的辩证法道统的方式,而是反客为主,中共就不会有如今的成就。这个组织是始终依靠那些在毛泽东乃至***近乎通过自身将其人格化了的中国式辩证法的道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展望今后,如果中共对这一历史经验缺乏自觉,从而错误的定位自身,不仅必定会丢失那些真正将自己导向成功的利器,而且也将陷自身于如今已经缺乏包容性和号召力的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越来越广泛。丰富实践造成的惯例、传统、无形规则的体系,如果不是在中国式辩证法的视角上得到梳理,如果只是以一种缺少自觉的惯性的力量发挥作用,那将是对前程的巨大贻误。
进一步考察更晚近的改革开放时代。三十年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奇迹,使得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争论甚嚣尘上。在各种说法当中,其实很少有能够切中肯綮的见识。胡鞍钢倒是说过,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二”。虽然模模糊糊,却看似已经指向中国式的无神论的辩证法。是的,所谓中国模式,正是这种中国式辩证法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当中的演绎和展示,是辩证法文化传统及其社会结构在新时期新环境的一次扩展。而所谓“二”不过是对这种辩证法文化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表现的初步的自觉。从辩证法的视角而言,对立两方的范畴决定一切。可以看看中国模式是建立在哪些新范畴之上的。在高度专制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发展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计划经济,维护了最典型的城乡二元模式,形成了高度封闭的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切面对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迅速找到了自身的对方,把几千年的对手戏从中国推向世界。正是因为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的独特性,尤其是六十年来革命政权的独特、封闭、孤立,改革开放当中的碰撞、对原有模式的否定、扩展中国视野为世界视野、变中国戏剧为世界戏剧的过程就更为清晰自觉。在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治理中高度成熟的对手戏的治理手段,敏锐的在全球化洪流中找到了自己更大的舞台。一进一退,一内一外,一收一放,两条腿走路。完全异质的东西可以互为表里,完全对立的两方可以互为补充,完全冲突的东西可以紧紧绑定在一起并相互支持。总而言之,对外开放激活了一切,在高度对立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手戏必将充满活力、无比恢弘。所以,中国模式是当然存在的。具体些而言,就是在前此未有的尺度和规模上,将那种中国文化因其辩证法禀赋而具备的超强扩展能力(将一切对方拉入对手戏之中)充分展现出来,在这个独特文化与高度异质的西方文化之间开始对话。乐观而且合理的说,虽然一定不免几经波折,但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的强势扩展或者会与之前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展具有可比的规模、意义。西方文明那种“自我扩展的秩序”或许并非唯一。
只有对于中国文化辩证法传统及其近现代的演绎发生根本性的自觉,才能触及这个中国世界,才能正视中国的现实与环境,才能说服开始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必需的改变,也才能有把握的抉择需要的改变路径。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都市世界-城市规划与交通网 ( 京ICP备12048982号

GMT+8, 2021-4-12 23:49 , Processed in 0.062086 second(s), 20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