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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转载] 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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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0:21: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文化的辩证法传统与政治改革的路径

本文非关任何宏大叙事,也非专业写作,更不能充分符合专业化讨论中的西方语境。作者只是尝试说明,在庙堂只有对中国特色的模糊意识,屈从于西方话语的民间论者对此则只有嘲讽鄙弃的时代,在双方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或道统缺乏尊重和理解的时代,中国问题包括其政治改革问题,根本就缺少任何共识和愿景,除了缺乏同情和不具建设性的批评,不会有什么符合逻辑和具备说服力的路径设计。因为无视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及其特殊的社会组织逻辑,这里存在极大的误区。为此,从中国文化特殊的辩证法传统入手,追索其历史和理解其现状,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渐进互动方式。类似另起炉灶,不免唐突假设。辩证法与革命意识形态一同丧失信誉,而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知识群体中也浸入骨髓,如此语境,又要不失谨慎和分寸,甚难言也!自知非力量所及,但期望引发讨论。
一、 中国文化的辩证法结构
没有比深陷于一个历史悠久、独特隐秘、高度强势但又有致命缺陷的文化传统之中却丧失自觉更危险的事情了,而这正是今日中国的处境。今日中国,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时代,偏偏面临必须尽快对全球化时代自身定位做出回答的紧要关头。自我文化身份的困惑由来久矣,而无此文化自觉,处处都是无从说起。自觉意味着解毒,意味着从瘫痪状态解脱出来,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全面动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改变。而这种自觉的要点,在于明确体认到我们是一个以辩证法(或称阴阳哲学)为文化道统的民族。
如果“吾道一以贯之”,那么,中国先秦时代已经充分发展的辩证法的哲学,正是可以一以贯之的那个文化、文明的精魂。“一阴一阳之谓道”,庶几道尽个中深意。不仅在周易中,不仅在所有的先秦诸子中,不仅在从此而后的儒释道的交汇融合中,不仅在20世纪起于草莽的革命中,也直到今天的政治之庙堂、人际交往之江湖中,历历可见,不失其统御万有、纲举目张的超越地位。从高度自觉到逐渐流于实用化的片面,又经过各种外因的激励而重新奋兴,辩证法文化基因的嬗变过程仍旧清晰可辨。
中国式的辩证法,就是看到完全相反的两种属性的统一性,所谓相反相成;并利用任何事物都包含其中的相反的两个方面,所谓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甚至如李贽所说“天下万物不生于一,而生于二”。    当把这种阴阳辩证的理解灌注在一切事物上,中国式的智慧、中国人生活世界的诀窍就显现出来。不走极端;曲线前进;两手准备;两条腿走路;刚柔并济;一唱一和;来而不往非礼也;能屈能伸;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交换比较反复,等等。其核心宗旨,是一切都在两造之间和对象化的结构中展开,永远互动依存,在斗争中互相激发和转化,懂得及时否定和回返,以回合和酬唱的方式行事,满足于在相对性的前提下安身立命。从古到今,中国人在人伦、政治、军事、哲学几乎一切领域都已经发展成熟了诸多辩证法的范畴,在君臣父子夫妇、文武王霸、奇正攻守、体用心物的无数对“两造”之间,在无穷丰富的不断阐释中,得到充实感、达到活力、寄托人生。它全方位的提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社会组织的得力工具,也提供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本平衡和玄妙的满足感。同时,中国文化缺少根本上对于现实生活的对方意识和否定精神,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文明神人对立的严格范畴。在这一点上,它的辩证法传统显示出深刻的局限,并日益增长其无神论的色彩。正因为对于这个生活世界整体上缺乏对待和辩证否定,即终极辩证范畴的缺位,导致了这个文化总体性的缺乏能动和活力,甚至丧失成长性。也因此,它将一切诉诸人际关系及其高下比较和往来回合,坚持人治而深刻的抗拒法治,并造成一个因为系于其基本“存在”之终极需求而不可移易的人情和关系的社会。与此相反,西方文明虽然缺少中国文化对辩证法的自觉把握,却因其宗教性而具有终极的辩证范畴。
无神论的辩证法,既是这个文化绵延不断的根据,也是其弊病丛生、原地踏步的根据。这个辩证法文化传统中无神论的本质,是辩证法的范畴存在的缺陷。而对这种文化道统缺少整体上的自觉,更是百年来中国文化难以成功转型、与西方融合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抓住并理解我们是如何“日用而不知”地生活在辩证法历经数千年精心编制的几近完备、高度自洽的世界之中,如果轻视人对文化的根本性和全方位的依赖,如果批评总是不能达到辩证法本身纯粹性的层面,如果甚至对辩证法全然懵懂不以为然,想要中国和中国人有真正深刻的改变,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于是要么否定这种文化的优越之处,简单追求全盘西化,而无视这种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固执的内在逻辑;要么对这种文化的独特和奇妙夸大其辞,对似乎可以演变无穷、应付一切的辩证法传统之实用层面(尤其是政治文化、谋略文化)过度自信,拒绝西方主流文明的融汇。两者都是因为缺少中国文化的真正自觉、总体认识,缺少从中国文化的辩证法视角对西方文明宗教性及“理性化”的理解,看不到甚至不相信中西之间存在的接口,从而偏执一端。两者的错位造成中西两种文化取向之间互动的困境。
不知道所从来,也就不知道所在何处,向何处去,又如何去。文化的自觉关乎这个民族的根本大计。它关乎在全球化时代为中西文化的融合提供接口,关乎中西之间的理解和互动,关乎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秩序的重建。其实,在充分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充满自信的面向西方和接纳西方,并贡献于这个全球化时代。从中国文化特殊成熟的辩证法立场察看西方文明,对中西文明及其关系就会有更透彻的理解。如果如亨廷顿那样承认基督教是西方文明唯一的本质特征,那么用辩证法的语言说,西方文明是懂得神人之辨的。它使得人间世界在终极意义上对所对待而具备张力和活力,使得前者因有所对待而充分自觉(理性)。比较而言,中国文化虽对于辩证法远更自觉,却在终极意义上陷入形而上学,丧失了对全部生活世界的对方意识。唯独在辩证法之下可以统合衔接中西文明。于是,中国文化对自身传统的辩证法实现自觉,也将可能以此整合革命与传统,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身;整合中西,成就中国文化的全球定位。但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此处不细论。
如果不正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理解辩证法的文化传统,不清楚中国人心灵和中国社会现实深处强硬的辩证法逻辑,不采取辩证法的话语体系,就难以说服和动员这个民族。就热议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而言,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辩证法传统的正视和理解,拘泥于西方话语体系的谈论,无论是谈论其中意识形态问题的演变,还是谈论可行的改革路径,也都将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也唯有在中国文化辩证法的语境下,上层才可能被说服,下层才可能被动员。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0:22:08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辩证法透视
只有体认到中国文化的辩证法道统,才能真正认清我们如今的处境和可能出路。如今的中国,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塑,却仍未摆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所造就的深层结构。但是,这不是外来意识形态的胜利。这是毛泽东一代政治家借用马列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辩证法道统的又一次复兴。在各种西方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独以其无神论和辩证法的精神内核与中国文化的道统一拍即合。这种西方气质的意识形态非常罕见的在中国落地生根,与百年来受尽屈辱而强烈排斥西方的民族意识竟然奇妙共鸣,显示出亲和力和动员力,正是两者精神内核高度一致的验证。而从辩证法的视角验看,毛的确是在忠实实践那种以无神论的辩证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毛的独特和巨大影响,是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特定背景下,以一种颇具个性的方式重新阐释和唤醒了似乎沉睡已久的中国道统--中国式的辩证法。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思想。他在身后几十年仍然限定着中国的行进方向。他的遗产,包括政治制度的结构、治理的示范效应、政治语言和既定的套路所隐含的政治逻辑和心理结构,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由他所塑造的几代人。这些遗产留存至今,仍将延续到此后很久的中国。现在的当政者既是他的遗产的受益者,如果不能充分理解,也不得不成为他的守墓人。直到达到对那个中国道统的自觉,他们乃至此后的政治才必会从中走出,突破毛所设定的疆界而实现真正的超越,并整合中国传统、革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重塑一种更崇高广大的中华道统。
所以,回首过去,马列主义如果不是其基本信条默契于那个辩证法的中国道统,就不会被这个民族接受。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它如果不能与中国文化互为表里,如果真的僭越中国文化的辩证法的道统,如果不是满足于仅仅作为一套大体合身的现代符号系统的包装,一个唤醒中国文化的辩证法道统的方式,而是反客为主,中共就不会有如今的成就。这个组织是始终依靠那些在毛泽东乃至***近乎通过自身将其人格化了的中国式辩证法的道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展望今后,如果中共对这一历史经验缺乏自觉,从而错误的定位自身,不仅必定会丢失那些真正将自己导向成功的利器,而且也将陷自身于如今已经缺乏包容性和号召力的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越来越广泛。丰富实践造成的惯例、传统、无形规则的体系,如果不是在中国式辩证法的视角上得到梳理,如果只是以一种缺少自觉的惯性的力量发挥作用,那将是对前程的巨大贻误。
进一步考察更晚近的改革开放时代。三十年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奇迹,使得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争论甚嚣尘上。在各种说法当中,其实很少有能够切中肯綮的见识。胡鞍钢倒是说过,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二”。虽然模模糊糊,却看似已经指向中国式的无神论的辩证法。是的,所谓中国模式,正是这种中国式辩证法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当中的演绎和展示,是辩证法文化传统及其社会结构在新时期新环境的一次扩展。而所谓“二”不过是对这种辩证法文化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表现的初步的自觉。从辩证法的视角而言,对立两方的范畴决定一切。可以看看中国模式是建立在哪些新范畴之上的。在高度专制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发展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计划经济,维护了最典型的城乡二元模式,形成了高度封闭的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切面对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迅速找到了自身的对方,把几千年的对手戏从中国推向世界。正是因为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的独特性,尤其是六十年来革命政权的独特、封闭、孤立,改革开放当中的碰撞、对原有模式的否定、扩展中国视野为世界视野、变中国戏剧为世界戏剧的过程就更为清晰自觉。在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治理中高度成熟的对手戏的治理手段,敏锐的在全球化洪流中找到了自己更大的舞台。一进一退,一内一外,一收一放,两条腿走路。完全异质的东西可以互为表里,完全对立的两方可以互为补充,完全冲突的东西可以紧紧绑定在一起并相互支持。总而言之,对外开放激活了一切,在高度对立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手戏必将充满活力、无比恢弘。所以,中国模式是当然存在的。具体些而言,就是在前此未有的尺度和规模上,将那种中国文化因其辩证法禀赋而具备的超强扩展能力(将一切对方拉入对手戏之中)充分展现出来,在这个独特文化与高度异质的西方文化之间开始对话。乐观而且合理的说,虽然一定不免几经波折,但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的强势扩展或者会与之前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展具有可比的规模、意义。西方文明那种“自我扩展的秩序”或许并非唯一。
只有对于中国文化辩证法传统及其近现代的演绎发生根本性的自觉,才能触及这个中国世界,才能正视中国的现实与环境,才能说服开始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必需的改变,也才能有把握的抉择需要的改变路径。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0:22:43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中国文化和社会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形式体系
谁能轻易论证中国社会那种混沌复杂中的秩序呢?但有些事情或可以给我们一点联想。曾看到一个猜数字的游戏:在1-100之间选定一个数字,力求使得这个数字在参加游戏的100人之中最接近平均数字的2/3.按照理性原则,显然应当选1。但是在无法了解其理性教养的人群的博弈中,无法保证这个选择是真正理性的。事实也是如此,很多人甚至选择67以上的数字。最后,那些更准确估计到未必理性的群众禀赋的人给出了20多的数字而成为胜利者。要点是,那些所谓未必理性的群众,当他们成为大多数的时候,仅仅因为其数量优势,而比较纯理性的人更正确得多(后者选择1)。每个给出的数字选择都发挥其现实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最终结果。每个数字一经选出,就将平均值拉向自己。每个选择既是主观选择,也成为不断构建的现实结果的一部分。即使大家都愚笨,但是愚笨中也有秩序,发现这个秩序才是真正的聪明,那就是大多数人是什么样的;大多数人的选择使得其自身成为正确。
这个游戏也许是对中国秩序的某种深刻揭示。在这个无神论辩证法的世界,没有多少共同面向终极存在的共识。现实秩序由大多数人自发甚至无理的能动构建而成。在这个自发构建的世界,“预言自我实现”,过程就是结果,主观成为客观。没有宗教理性,只有实践理性。人群多数的群众制造和决定一切(现实和原则),因此群众天然正确;人本主义(而非神本主义)下,世界由不断的建构而成,活的实践就是一切。一切都在于活的自由的实践,一切都是做出来的。同时,七巧板式(而非方砖式)的拼接互动、从众学习和遵守集体秩序、一往一还酬唱的频繁互动,审时度势的群体博弈,使得这种秩序无限扩展和内在稳定。结论就是,基于无神论辩证法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逻辑,并非出自理性原则和宗教道德的自上而下的构建,而是相反,是中国式的无神论辩证法特殊逻辑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性的群体和历史的自下而上互动构建,是一个没有形而上之物的纯粹的形式体系,是一套棋局式、群体博弈、以异同与形势为枢纽、高度趋同和学习型、高度灵活和自相适应的秩序。在此过程中,发展出强大的集体主义,群体博弈的秩序,以及基于同异之辨的学习和趋同的强烈意识。它和西方文明从理念出发的、高度理性化、系统设计、很大程度上自上而下的社会构建逻辑,在本质上就是分歧甚至颠倒的。中国政治的逻辑与此适应,是一种集体主义逻辑下纯粹的实用主义。
但如今这个几乎是纯粹形式体系和奉行实用主义的中国社会,却被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红线紧紧束缚,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个革命意识形态的本质,不过是在中西激烈碰撞的世局之下,以一种与己相通的西方意识形态为动员,借重社会主体人群甚至是底层人群的传统精神,重新塑造固执的古老道统所要求的“新社会”。抽取现存秩序的核心本质,对看似神秘莫测的诸多红线祛魅,这个被禁锢已久的现代中国才可能重新迈出步子。那就是一个在日益西方化的世界中生存着的、中国式无神论辩证法道统贯穿其中的、集体主义逻辑的、实用理性主导的、高度稳定的秩序体系。它又何取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呢?无非是之前的计划经济、行政控制、一元化政治。计划经济已经被废除,却又被一种血肉联系的张力不断唤回。高度的行政控制和一元政治,如今则日益成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社会压力的具体指向。
对于本质上只是一套形式体系的中国社会而言,任何着眼重构的改革都必须着眼于形式本身,以及形式体系内涵的结构,或者最好叫做形势。舍着手于形与势的量变渐进的改革,想要按照高于形式的理念和原则进行预先设计,希图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改革,从形而上的理念和系统设计入手进行改革,生硬移植西方体系,照搬一套显著不同的新形式(如有人鼓吹的直接引进具形具象的西方政治制度),急速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无视中国文化及其现存体制的本性,注定在开始就遇到不可抗拒的反对力量而无成。一则缺少可以借重和动员的力量。二则牵一发动全身,看似细节的变化也会扩散牵连到全局,从而使得细节的改革也举步维艰。三则可能失去改革所必需的控制性和大局的稳定(如今特别有人担心一旦改革后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分离主义,未必无理)。这些先验设计的改革路径适合于习惯于按照先验逻辑行事的西方民族,却不能适合于中国,它所带来的风险,它所包含的无知的盲区,足以使得任何负责任的政治家退避三舍,更难以赢得那些紧紧抱住自身既得利益不放、唯恐改变现状的官僚队伍的支持。对于这个似乎前路迷茫、不知改革将会赢得什么、又将失去何物的巨大民族国家,唯一的改革路径,是在自觉和厘清自身文化特性,以及深刻了解联系于这种文化特性的体制建构逻辑之后,相信这种文化特性和体制逻辑本身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学习和适应能力,在不诉诸西方化抽象理念的同时,也识破和放弃那些消极过时的理念和教条(毛泽东时代体制构建中所依托的革命意识形态外壳及其种种制度红线),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破除那种非依靠这些意识形态色彩的制度红线就会无以维持、天下大乱的迷信,让实用主义回归实用主义,让中国式的形式体系自身内涵的扩展逻辑实现其继续扩展,让它在全球化的世局下勇敢开放自身、开始新的环境适应过程,在世界视野下学习、在全球博弈中趋同、逐渐改变和调试自身、随时稳定而随时变迁,直到形成全新的形势,以渐进方式对体制完成重构。说到底,这是要取决于对自身文化的根本认识,并从这种认识取得信心。这说穿了是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信心的问题。但是,这种信心也并不是毫无历史经验之依托的。国内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中华文化圈民主化的成功(在西方国家之外几乎是特例),是可以支持这种信心的。只要识别本质而沿袭其自身构建逻辑,它可以与西方殊途同归。
简言之,对于中国的事情,要紧的是去除理念的干扰而紧盯实际的形式体系。所谓理念的干扰,既包括与中国文化基本逻辑不相容的西方理念及其现成的制度形式,特别还包括“可以理念先行”这样一种纯粹西方的理念;也包括旧时的革命意识形态及其紧密联系的制度红线。相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中具有本质性的辩证法逻辑下的形式体系,这些革命意识形态或者制度红线也是表面而已,它们显然在不断空心化。
中国社会的改革,事实上必然会以西方作为引领,但是这绝不等同于可以照搬一套具形具象的西方制度过来。中国可以最终建成一种功能上高度类似西方的政治制度体系,但是建构过程和建构结果不是一回事。同样一套制度,其有效运作仍要诉诸不同文化的秩序构建逻辑。在一种成熟而强势文化的社会中,生长一种异质的外来制度,其生长机理当然更要诉诸此时仅有的本土文化的路数。而这种路数的一大要害,就是纯粹的形式体系和纯粹的实用主义。它可以展望理念,却必须一刻也不离开在下的形式体系本身,不离开这一形式体系维持和扩展的基本逻辑、基本方式。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0:23:34 | 显示全部楼层
四、中国政治改革必须采取渐进互动方式
(一)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应错失
从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等透露出的民情,无疑证明了中国人迄今仍是充分具有妥协、改良和建设的意识的,他们仍准备好忍耐诸多混乱困苦,与党和政府一起向前走,和这个国家一起向前走。迄今,进行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仍然是令人乐观的。其原因,一是经济增长造成国民日益有产,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二是国门开放,革命意识形态造成的政治狂热和政治幼稚渐渐过去,现代文明包括其政治文明逐渐传播,人民的现代政治意识有所积累,而这种现代政治意识的核心是妥协,是尊重现存秩序基础上认可改良优于革命,是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互动。这和二十三年前已经大不相同。那时,革命意识形态长期熏陶出来的政治狂热和政治幼稚并存,突然的国门开放后的中西对比,造成西方理念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压倒性的影响,而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更增加了这种理念冲击的程度。那时,人们仍处于普遍贫穷之中而缺少经济理性的牵绊。遗憾的是,那时的所谓基本教训在此后直至这十年仍然被当作红线加以遵守,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三是长期的维稳实践中政府的强势表现也使得任何务实派的民间改革者失去了以敌对姿态改变现体制的想象力,而维稳造成的种种后果,则使得政府疲于应对,开始失去长期如此高度强势控制的信心。无论对于政府还是民间,都变得更加务实冷静,更加富于妥协性。四是关注已经更加分散,不再将一切归诸政权本身,而开始更多反思国情、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探讨社会改革、文化改良甚至宗教的影响。
存在如此有利的民情,如此有利的经济发展成绩,如此有利的国际环境,政改何以久久陷于僵局呢?一是过时意识形态的禁锢。没有从更崇高广大的中国辩证法的道统理解和吸收这种意识形态遗产,没有将其中中国辩证法的道统与西来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切割,于是离不开,扔不下,背不起,走不动。二是那种患得患失、处处红线的决定论思维,以为一切都是总体性的,必定一发动全身,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以至于无法开始任何局部的改良。事实上,至少在这个辩证法文化塑造和贯彻其中的社会,“社会学属性的真理”使得政治的决定论成为错误,互动论才是正确的。三是那种极端保守思维,那种既无理念也无方向的经验主义。实际上保守思维对何为中国特色、中国模式都缺少真正自觉,并无自信、追求和方向。四是坚持那种革命党的对立斗争思维,却无视攻守之势已异,权力集中过程完成之后理应进行的权力分散过程停滞不前。权力与民间权利之间的互动、妥协被视为畏途。五是谨防土崩,却不知防范瓦解(参徐乐上汉武帝书,原指政权内部分裂,稍引用其意而已)。不知防范权力异化后向地方和基层或部门的权力流失,对中央集权这一中国文化下稳定之根本的正式权力的侵蚀,坚持放任维稳模式下的权力异化和流失过程。官僚主义(新领导讲话明确指出这一点)造成政权自身的F·B松垮已成最大威胁。来自异化权力的F·B首先是对于正式权力的侵蚀和削弱,是正式权力的流失,其次,才是对社会的危害。社会学者提出的社会溃败风险早已超越社会动乱风险。官僚体系自身功能的丧失引发动荡风险早已超过官民对立之民间反对造成社会动荡风险。简言之,土崩不足虑,而维稳意在防范土崩,反致权力异化流失加剧,中央政府权力实质性削弱,长期内反而增加了瓦解的危险,一个个F·B官员异化权力控制下的独立王国不断滋长。最后,来自西方和国内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缺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构建逻辑缺少体认—简单说,他们因为对中国文化的轻蔑和无知,因为缺乏切入中国政治思维的辩证法的表述方式,于是徒然引起抗拒,这也是造成政改迟滞的极大原因。更广泛言之,上上下下对中国文化辩证法传统缺乏自觉,无定位无方向,更是在根本上造成停滞。
(二)渐进改革唯独可行
中国文化,不论其根本的缺陷(因为未能贯彻自身而几乎丧失了宗教性),它从本性上并非天然保守,是开放性和内在可持续的,且因其形式体系的自洽性,它是一种可以自我扩展的秩序,从而可堪媲美于西方基督教和市场资本主义文明的非西方文化。可以讨论的是,它从另一方面、以自身独特而直接的方式揭示和把握了文明的本质,从而可以在深层和西方文明相洽,与西方文明相接,补充和提升西方文明。它因此而成为开放的,它既是特殊的,又是普世的。
但它对于改革又有特殊的要求。中国文化及其造就的社会只是一套形式体系,其内嵌的规则只是辩证法。除此之外,它缺少形而上的内容。看清了这一点,它的改造并非有特殊的困难。这种特殊之处在于,几乎纯粹的无神论文化造就的社会,对任何理念冥顽不灵,而一旦抛弃理念先行的西方认知方式,坚持只着眼于、着手于形式体系本身,从形式入手改变形式,以实用投合实用,将会如流水趋下,没有坚硬的内核。
中国文化的体用合一,从消极方面而言,是在短期内,使得任何改革面临一个总体性的形式体系的障碍,任何对生活形式的些微改变,都可能触及这个溶化在整个形式体系的行事逻辑,都可能陷入层层叠叠相互缠绕依存且彼此雷同的多数人。这个形式体系是长期堆积繁衍的历史实践的产物。但是从积极方面而言,体用合一也意味着这种文化的开放性和可塑性。形式的局部变化固然造成与那些存量的形式体系的对立和张力,但是从小处做起,坚持渐进改革,一分为二,分而治之,将逐渐改变力量对比,一旦将发现,那个形式体系随着器物层面、社会生活方式层面的变化,悄然发生了整体性的变迁,量变导致质变。于是,用之变迁不知何时已经成为体之改变。除了无从借力和动员的封闭环境下,中国文化在面对外部新事物的时候,其实是根本上提供了改革的契机的。当然,只有诉诸渐进,只有忍耐面对最初来自整个形式体系每一角落的整合的总体性的反对,只有经历这种文化最初极为恶劣的保守表现,才能走向成功。
因此,改革是可能的,但是对于改革的方式却有其固执而特殊的要求,那就是唯独渐进改革为可能。而渐进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对此作出印证,并为渐进的政治改革提供指示。当然,开放的环境和利用外部资源的开放策略是不言自明的前提。
如果反思现行秩序如何在三十年前被部分打破,那么,在开放环境下,不触及、不违背这个体系的实用主义逻辑所谓猫论,不采取任何激进的理念体系而是从下方进入进行渐进改革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直接着手这个巨大庞杂无比、内在逻辑却又高度单纯的形式体系的局部进行渐进改革,而回避任何西方逻辑理念的系统设计,就是主要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如今甚嚣尘上的所谓顶层设计之说,实际上是忘记了自己中国特色的常谈。
而邓公出了名的实用主义,所谓猫论,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所谓不问姓资姓社,恰好如此默契的对治了精密设计下存身于体制每一角落的革命逻辑--从表面的意识形态语言回归到本质的中国辩证法的常识。而这一切,又端端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个全球化加速的世界,一轮新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格局重建。援引外部资源和借助外部力量的“开放”,对中国在这种开放中的新的定位,是比较改革更本质的因素。它使得这种量变渐进式的、意识形态尽可能中性的、实用主义、着手于不断扩大的形式体系之局部的“改革”完全可行。
对于这个形式体系的渐进量变式的“改革”,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引导和力量格局,形式和形势的变化日益累积,改革开放也就逐渐大见成效了。就经济秩序而言,如今的形式体系,不复有多少当年的面目了。从理念出发、自上而下、系统设计的改革,因为与中国文化和在此之上现行体制的根本取向、构建逻辑背道而驰,从未成功;而着手形式体系、实用主义、自下而上、未经系统设计而随时识得时务的改革,却最终真正达成了系统性改变的目标。同时,改变却使得那个中国辩证法逻辑构建起一个更包容更强大的体系,获得更新,得以复兴。
问题是,即使是这一轮改革开放,仍然“中了自己的计”,误将政治秩序和与其一体两面的经济秩序在本质上割裂开来,将政治秩序特殊化,以为其中除了形式体系还有任何其他固定不变之物。实际上,那个革命打造起来的政治秩序,其中特殊的形而上之物原本脱节于辩证法的逻辑,如今更日见式微。在它所依赖、共生的经济秩序经历深刻转变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显明。那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式的形式体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特殊性,不过是它较之经济秩序更直接的背负着维持秩序之为秩序的责任,它是这个庞大形式体系稳定性的依托,是集体主义逻辑的载体,是群体博弈秩序的深层。
在开放的环境下,它也应当采取同样的实用主义的、量变和渐进的、自下而上的、着手于形式体系局部的改革方式。除非这种自下而上的路径抉择也算是一种顶层设计,否则,不会也不应当有任何顶层设计。制度所以构建的逻辑,制度所以维持的逻辑,支撑制度的民族文化的基本逻辑,都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种文化逻辑和制度逻辑与渐进量化的、着手于形式体系本身的改革模式完全自洽、天然同源。较之革命时期那种不断追求扩张的权力走向,它需要反省到自身的制约和适度交托是自身生存的最急迫的要求。一切成功的西方式民主的实践,权利制衡的实践,其唯一的本质,不过是权力本身直接间接受到制约--它与民间权利基础上的民间权力形成默契、互动、制约、共生的关系。双方的互动、制约、共生的具体方式,以及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无非是这种本质在不同文化语境和历史境遇中的产物。而这种互动、制约、共生的关系以及国民和体制对这种政治学的自觉,才是所谓民主的唯一本质。从这个意义上,当权力激烈扩张未有穷期的革命时代,没有这种权力制约的自觉算是平常事,如今则不能延续这种东方文化兼革命语境下造成的盲区和无知。这也就是所谓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要害。而以此为唯一要害和唯一本质的政治改革,既然取消了非本质和特殊性的西方化的具体框架、取消了时间表,它当然可以是一种开放务实的渐进量化改革了。西方的样板可以温和的置诸案旁,以为参照,也会进入某些细节,但不再是一种无视民族文化本质的强制的、自上而下、系统而急速的生硬引进了。
而对于这个庞大形式体系最具实质性的功能稳定和控制,当然也是上述思路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毋宁说,稳定和控制是内涵于其中的基本前提。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0:24: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体制内外互动融合的秩序扩展是其基本方式
东西方政治权力的根本逻辑的区别在于:神权制约和此后这种制约力量向民权转移的历史,造成西方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权力逻辑,认识到权力只有在存在对立面和自身受到制约的时候才是安全的、可持续的;无神论之下东方专制主义的权力逻辑,则执着于绝对和不受制约的权力。前者自觉的允许甚至培植自己的对立面和制约力量,在与对方的互动中和在对方制约之下获得合法性、安全和生存活力,后者则本能的尝试清除一切制约因素,如同真空中的气球一样无限膨胀。因此,基本的改革逻辑,就是权力辩证法的逻辑。政治改革的基本认知,在于认识到权力的辩证法:权力要得到拯救、找到出路,不是通过继续不断的加强自身以至于高而无民、往而不返,而是相反,权力要自觉的限制和约束自己,要为自己找到那个足以制约自身的对方并养成制约方式。这就是权力得以持续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出路。这就是权力的辩证法。在我看来,这是良治和民主的唯一本质。
能够自觉到权力的辩证法,能够审慎的允许、支持那个看起来与自身对立的制约力量成长起来,能够和这个制约力量建立稳定而平和的对话关系,这就是权力的生存逻辑和转型逻辑,也就是在现有体制下权力寻求出路的逻辑。相反,通过维稳、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权力的经营,不仅始终无法赢得安全感,而且最终将难以为继。
政治改革必须因循这样一个权力辩证法的逻辑过程。通过官方权力自觉的适度的不断的妥协,允许在自身之外的其他民间的权利逐渐成长起来。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利,民间组织的权利,法律保障下的权利,基层选举中的公民权利,学术批评的权利,都需要成长起来。当这些权利开始具备规模,对现在是唯一的官方权力形成的压力并不会造成政权的倾覆或局面的失控,因为官方权力足够强大、成熟、富于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可以保持一种控制性的优势。在官方权力允许妥协的时候,新生的民间的权利同样也必须学会妥协。这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在这个受到控制的过程中,妥协机制逐步建立起来。没有固定的西化的模式,没有固定明确的时间表,没有照搬西方的路径设计。在国际的互动中,在国际经济交往的带动中,在国内经济问题的改革带动下,在社会建设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过程中,逐渐发展权力多元化、权力分散化的局面。但是这并不等于放弃中央权力、行政权力的主导地位和主导能力。而是在权力格局重新构造的过程中,以不断试探可进可退的控制,形成新的主导方式,形成更加包容性和更具包容能力的逐渐更新的体制。这也是一种积极意义的再体制化的过程。
为了更好理解这种辩证互动的模式,可以尝试想象,彼此都愿意妥协的官方权力和民间权利的互动会带来的不同前景。
第一,就是官方权力自身的合法性得以完全建立。对于民间的权力而言,不能否认那个时常与其对话互动的官方权力存在的合理性,面对官方权力采取对话方式而不是对抗方式,本身就是在承认官方权力的合法性。合法性在和平的互动和对话之中内在的存在着。这种合法性的程度,是由两种权力对话互动的范畴的广度界定的。因此,官方权力的合法性将会不断扩展。因为很明显,在这种受到控制的、自觉让步的官方权力主导的改革中,民间权力更清楚自己是如何得以建立的,又将如何保持生存空间,以何种方式在与官方权力的互动中获得更大空间----这一切都依赖于官方权力的自觉让渡,在一种格局稳定的改革过程中,民间权力不是以一种对抗姿态,而是以一种合作者和后来者的姿态出现,它在逐渐进入现体制,并成为现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相信自己是这个有望不断改造的体制的建设性的参与者。
第二,所谓渐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在这种权力辩证法的逻辑下获得了可能性,从而使得改革避免了激进方式导致的巨大风险。由此,政治改革将更容易被接受,更容易进行动员。不需要全盘西化,不需要设定任何先验的改革方案和时间表。仅仅从这种有控制的逐渐权力释放的政治改革的基本逻辑出发,中国人在几乎相同逻辑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已经驾轻就熟的操作才能,就可以确保一场可持续的、受控制的、有序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中国模式将可能被复制出来。这既符合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政治文化所决定的现实氛围,也符合我们的基本行事逻辑,以及现有政治资源、行政资源的运作逻辑,同时也避免了意识形态的恐惧症和由此造成的改革阻力。从这场改革令人生畏的规模和它所要面对的现实复杂性而言,唯有这样一种开放性、自主性、控制性才是可行的,唯有在这种前提下渐进受控的改革才是可行的。
第三,官方权力将实现“解毒”和风险的不断释放。对于一个和自己对话的对方,你自然会容忍其固有缺点和历史缺陷。在互动中共同负责的姿态,实际上导致责任的不断转嫁和风险的不断转移,会导致更少的也更温和的批评。
第四,教化民间,驯服破坏性力量的过程。这是互动的固有内涵。对立和置之不理,当然不如正面的交流互动。正规化、组织化、法制化的互动,不断消除暴民意识,教导民众学会妥协,学会交流对话和合法的、渐进的、忍耐的解决问题,使得民众更具现代政治意识。对于那些对立的政治力量,这更是一种边缘化。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0:24: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官方权力获得另一种意义下的扩张。它逐渐覆盖一个更加组织化的社会而成为一个更有力的体制。它逐渐以宽容民间力量的组织和政治问题的组织化表达而无形中扩展了自身。各种可能导致危机的社会政治问题从此进入体制,在试探后逐步建立的互动模式下成为安全的。对组织的限制貌似削弱民间权力,实则也削弱了官方权力。时移世易,市场化环境下、信息化时代的缺乏组织是危险的。权力的过度扩张其实是以牺牲权力的效能为代价的。中国式对手戏的演绎则将不断证明这种可以无穷构建的辩证法逻辑的惊人包容性。
第五,风险的预先排除。上下的对话是对政治治理各环节风险应对的提前演练,是对风险的及时释放,由此形成模式,政权的稳固和所谓治理能力只会随之增进而不是削弱。
第六,应对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不断吸收而不是排拒问题,将为官方权力奠定更大的合法性基础,而目前日益要求组织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因为不能实现组织诉求而忍受无限增长的组织成本,丧失在组织基础上的博弈能力和生存空间,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第七,增强中央集权。对作为大国的中国,有利于限制诸侯,解决民族问题,摆脱中下层官僚的绑架。之前任何经济发展带来的执政空间往往都被F·B势力抢先吞噬,中央政府的权威被不断削弱。维稳逻辑下的权力扩张不过是以破坏正当的民间权利为代价,随之也破坏了在组织化基础上有效治理的基本条件。正因为此,维稳导致社会沙化,导致各种异化权力依附于国家权力而增长,但这些权力终归是异化的。它才是对稳定最大和终极的威胁。
第八,从意识形态红线中释放官方权力自身。经济改革和社会治理的一些重大的困境和明知不可而又不得不背负的负担可以就此摆脱、明知必须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可以明白的开始。试举一例,谁不知道成立煤矿工人工会是根本解决矿难问题的良策?哪里用得着那些叠床架屋治标不治本的这政策那政策?可是组织的红线下,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明知可为而不得不止步不前。太多问题都划为红线,看似在限制别人,到头来却使得自己自缚手脚,举步维艰。
第九,国际环境会更加良好。同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碰撞或相遇对双方都提供了最大的生机;这种不再软性的国际约束提供了开展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力和契机。中国辩证法文化传统的日益自觉和彰显,也将使得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并得到尊重认可。国内体制内外的互动将有机的延伸扩展为国际的互动,中国的文化自觉还将促生西方的文化自觉,目前中西互动中来自西方中心主义者的诸多困难也将随之消解。
消化民间反抗,而不再是消灭民间反抗。吸收民间,而不再是隔绝民间。将民间引入政府主导的对手戏,而不是和民间唱对台戏。不是以恩威慑服民间,而是以共同建立也共同依赖的互动模式动员民间。将日益隔离的两方变成共生共处的一对。将统治转变为博弈。以互动中不断扩展的秩序替代禁锢中静止并不断萎缩的秩序。以权力的辩证法,替代权力的形而上学。
目前高度集中的权力,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的政治改革的资源,虽然本身也是改革的对象。高度集中之后的放权让利,在很长时间之内,无论对于当局还是民众,应该是容易、轻松和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如同久蓄超标的库水在逐渐下泄。维持水位、控制流速都很好,问题是,不应该再继续蓄积下去。
在开放的、控制性和灵活的建立在放权和互动基础上的政治改革,将塑造较之经济改革并不逊色的中国式现代政治模式。控制、渐进、灵活、开放、平衡、二元,也许是其中的显著特征。在政治改革的推动下,经济改革才会逐步完成,政治经济都在一种中国式辩证法的逻辑下实现有序平稳的格局,中国模式将或非虚言。
当局和民间双方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政治文化辩证法传统的梳理、自觉,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也是这种努力的成果之一部。将革命意识形态中的中国式辩证法的道统抽取出来,将中国式辩证法丧失宗教性而在根本上丧失对待的无神论因素抽取出去,吸收中国传统、西方文明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合理因素。以对于辩证法的自觉,实现传统文化与革命意识心态的合理继承,来重新恢复和提升中国道统,在全球化时代面向西方确立包容性的文明定位,来建立世界道统。对中国文化之道统的自觉是第一步,反思并发现自身缺陷是再次一步,在这种反思基础上认识与西方的接口是第三步,在这种衔接中实现中西的合璧并贡献于这个全球化时代、革新和复兴这种文化,是其最终指向。西方政治的借镜和引导,中西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交往和互动,外部国际环境的限制约束,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和中国的文明发展,也会成为一个契机和借力而不是单纯的压迫力量。
 楼主| 发表于 2016-5-26 14:22:53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发表于  05/25 06:30   

   

    中国改革的总方向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

    “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之后,引发了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思考。尽管这一改革具有广泛的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 但归根结底就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或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在调节产能和库存、补短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市场本身也会有失 败的时候,政府就需要承担市场所不能起的作用,补救市场的短板和失败。但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取代市场去调节经济活动。一旦政府取代了市场,经济 活动就会严重失衡。

    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积累了那么庞大的产能、库存,在一些领域出现严重短板,就是政府和市场作用严重失衡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去杠杆”,尤其是去制度杠杆,即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种种手段和方法,包括显性和隐性的制度。

    因为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人们开始去探究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制度杠杆的成本和制约。近日《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了对53家企业所做的实地调查,再次说明去制度杠杆的重要性。调查发现,困扰企业最大的就是制度性成本。这里所谓的“制度***易成本”就是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要下放行政审批权,给企业更多的权力。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在很多地方,一些用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的政策,要不沦落为空头支票,要不到最后反而增加了企业成本。政策松绑表面化,理论上为企业带来了便利, 但实际上却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税费、评估、检测等制度***易成本让企业不胜其扰。更有甚者,即使高层呼吁行政审批权下放,但到了基层,权力下放后接不住或 不想接。文件治理经济的现象十分严重,并且文件往往缺少细则,政策口号出了一箩筐,企业仍然是画饼充饥。报告的结论是,作为有形之手的政府仍在不恰当地干 预市场,企业在呼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

    这份报告所揭示的现象并不让人惊奇,因为稍微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人都知道,这些现象是存在于中国经济中的痼疾。但这份报告提出了非常严肃和严峻 的问题:为什么改革越多,体制的弊端就越多越严重?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改革目标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最为明确的表述。这个政策目标应有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有效 推动经济改革的深化。不过,企业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却不是这样,它们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政府不是简政了,而是繁政了。

    为什么会这样?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妨围绕着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变化,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不难看出,甚至“去制度杠杆”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即使之前没有直接使用过这个概念,但通过体制改革为企业松绑的思想和改革行为实际上早就有了。

    权力的下放很不理想  

    中国改革的总方向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1980年代,改革的目标就是分权,要政府向企业 分权,但1980年代分权的主线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分权。1980年代更提出了迄今仍然有效的改革口号,即“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小了,社会就可 以长大。类推也可以说,“小政府、大企业”,政府小了,企业就可以大起来。市场或者社会的进步都和行政体制改革有关。

    这几年的实践表明,行政审批权的下放很不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权力,各级政府机构还是舍不得下放,另一些权力下面没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 没有含金量的权力,下面又不想接。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从理论上说,市场要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运作所需要的自由(也就是权力)仍然掌握在政府 手中,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仍然没有足够的权力。同时,政府尽管仍然掌握着很大的经济权力,但其在经济方面已经很难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权力闲置”状 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现象。

    实际上,中国迄今仍然没有改变“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的格局。当然,从政府与社会关系来说,也没有改变“府内社会”(society in  state)的局面。在“府内市场”或者“府内社会”的体制下,市场和社会都被有效控制,市场和社会高度依赖政府,自治空间很小,两者都在政府设定的空间 内活动,即从前所说的“鸟笼经济”。

    由此看来,这些年来改革没有达到改革所预期的目标,原因就不难理解了。要让市场和社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就首先要把市场和社会做大。如果不让企业 和社会成长起来,制度杠杆成本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为什么市场和社会成长不起来?因为在很多方面,不同的政策之间没有任何有效的协调,出现互相矛盾甚至互 相抵消的情况。例如政府一方面呼吁分权(给企业和社会),但同时很多政策方面的做法则是限制市场和社会的成长发育。尽管市场空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法律的合 法性,但仍然有很多政策在限制着市场的发展;社会空间更是面临着更多的制约。

    确立法治原则是关键  

    在市场和社会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即使政府愿意放权,但市场和社会没有能力来接,即使接了也很难行使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体系的运作还 必须依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只要经济体系的运作对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仍然有需求,政府还会一直干预下去,企业必然还要面对来自政府的制度杠杆的制约和影响。

    随着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面临着很强的扩张冲动。发达经济体在转型成为规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后,政府规模大大扩张。这就是上世纪80 年代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的背景。二战之后,福利社会的扩张导致了政府官僚体系的扩张,这场革命就是要缩减政府,把很多功能从政府转向社会(企 业)。

    从提供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规模实际上仍然较小。这也就是一些提倡大政府的左派学者所持的观点。不过,他们忘记了, 迄今为止,中国官僚机构所履行的大都是企业可以履行的经济功能,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履行政府的服务功能。如果政府不想从经济领域退出来或者退不出来,而 社会服务领域政府又有责任进入,政府规模必然会得到扩张。

    如果真的要去制度杠杆,就必须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两个改革方案。前者的核心就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后者的核心则是建 设法治国家,让法律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起更好作用。三中全会强调了社会建设,但还需要强调培养社会空间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市场和社 会的发育和发展,不可能发生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同样,四中全会的建设法治社会的改革方案也必须到位。在市场和社会空间发展起来之后,法律就要成为调节它们 行为的最有效制度手段,并且法律也是调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无论是过去的改革经验还是现实情况都表明,要真正有效地去“制度杠杆”,改革不能仅仅着眼于政府或者官僚体制侧的改革,还要同时着眼于市场和社会侧的改革,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壮大之时,供给侧的改革才会具有可能。
 楼主| 发表于 2016-5-27 16:09:18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民日报:一些人竭力要把国企改革引导到私有化方向上去

    发表时间:2016-05-26 16:49:07

  
    关键字: 国企改革私有化国企国进民退

    据人民日报5月26日报道,伴随着中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些“国进民退”的声音出现了。对此,5月2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文称,必须克服这种错误认识,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人民日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的署名文章《坚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文章称,

    一些人存在一种错误观念,即一提改革就是发展私营经济,一看到国有经济发展了,就说是“国进民退”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克服这种错误认识,促进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文章还批评了一些经济学界的观点,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更加明晰。但一些人却竭力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引导到私有化方向上去: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化。按照这一错误逻辑,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鼓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目的是想把国有企业改革引导到私有化道路上去,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以下为文章全文:

    **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问题、制定政策,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理直气壮地把国有企业搞好、做大做强做优

    我国建立和发展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又具有巨大优越性。**同志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60多年的经验,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这指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搞好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经济是其主要形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且具有多层次性,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保持国有经济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还应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搞好国有经济,不断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搞好国有企业,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怎么实现共同富裕?加强国民收入再分配、推进社会福利建设非常必要,但还远远不够。真正的共同富裕需要建立在初次分配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它要求所有人都按照同一标准,例如都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这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有人都能逐步富裕起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这就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长期探索的成果,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经济领域的根本制度。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违背甚至破坏基本经济制度。至于具体的经济体制机制,则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行改革调整。

    国有企业改革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需要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扩大。但前几年仍然出现了所谓“国进民退”的声音。这是因为一些人存在一种错误观念,即一提改革就是发展私营经济,一看到国有经济发展了,就说是“国进民退”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克服这种错误认识,促进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应有利于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自从原始社会瓦解以来,迄今为止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在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情况下,社会制度的性质是由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决定的。正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同志多次强调公有制占主体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然而,有人片面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忽视公有制为主体的重要性,认为既然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就没有必要强调哪种是主体。事实上,越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越要注意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巩固的。

    国有企业改革应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是公有制为主体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引导国民经济朝着预定方向发展。国有经济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避免出现大的波动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二是国有经济可以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起到引导作用。各种所有制经济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但它们又存在矛盾的一面,需要运用国有经济的力量,通过各种形式(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把非公有制经济引导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来。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活力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观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调节多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党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明确指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属于运行机制范畴,而不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不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

    明确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调节经济运行的方法和手段,就可以说清楚以下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既然市场经济是方法、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同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区别开来了。第二,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是否运用市场经济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不能认为市场经济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必须运用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运用哪种方法,绝不能迷信“市场经济万能论”。第三,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它就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东西。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因此,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讲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既要采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手段,又要用社会主义制度来规范、引导市场经济的作用方向。后面两条,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根本区别。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化。按照这一错误逻辑,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鼓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目的是想把国有企业改革引导到私有化道路上去,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那么,怎么理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呢?我国国有企业旧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建立的,企业仅仅是一个计划执行单位,这样的体制当然不能同市场经济相容。但这不等于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国家所有制不是只有“国家所有、国家统一经营、统负盈亏”一种实现形式,还可以有其他实现形式。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能够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自主作出经营决策,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只要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就能够成为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经营。也就是说,公有制、国有企业是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就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不改变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把经营权交给企业,让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这实际上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不搞私有化,而是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把所有权同经营权分开,国家保持生产资料所有权,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在实践中,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也一直是按照这个思路展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更加明晰。但是,一些人却竭力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引导到私有化方向上去。如何认识这个问题?首先,产权是一个法律概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同所有制有不同的产权界定,不能把反映私有制的产权看作唯一合理有效的产权,用这种产权界定来看待公有制的产权实现形式。其次,产权即财产的权利,它是一组权利,包括所有权,也包括使用权,使用权就是经营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清晰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现代企业制度里讲的“产权清晰”,并不是指所有权要明晰化,而是要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即经营权)分开,把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交给企业,使企业能够作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出现在市场上,成为市场主体。

    实践证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遵循。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巩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楼主| 发表于 2016-5-27 17:00:22 | 显示全部楼层
截止2013年底,国有企业的总资产达到104万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37万元。2013年国有企业的净利润达1、9万亿元。

    从法理上说,这104万亿的资产属于全体13亿中国人所有,13亿人对这笔庞大的资产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但事实上,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资产却成了少数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者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了少数工人贵族的世袭领地。

    更为可憎的是少数企业管理人员利用国有企业在金融、能源、通讯、证券、交通等领域的垄断地位对民众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比如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性况下,美国汽油的价格已跌到2美元/加仓(约合3、80元人民币/升)以下,而中国汽油价格却还维持在6元/升左右的高位。

    受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美国工业用电的价格已跌至约合0、43元人民币/度,而中国广东工业用电的价格在煤炭价大幅下跌的情况却还维持在0、94元人民币/度的高价。

    从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是2一3元人民币/分钟,而从美国往中国打电话只要2美分/分钟

    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掠夺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国有企业也早已成为F·B之源。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即将104万亿资产(37万亿净资产)平均分给13人民并破除垄断是中国清除F·B、建立以平等竞争为前提的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唯一正确的路径,也是中国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

    中国的私有化之争实际上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争。那些反对私有化、反对市场化的人代表的是以能源、通讯、金融、证券、交通为主的垄断与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试图世世代代侵占属于全民的资产,试图利用垄断地位对民众进行永远的掠夺,他们代表的是中国的邪恶势力。

    那些主张私有化的人只不过是要求与13亿人民一起实现对属于自已的东西的合法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消除垄断者利用垄断对他们的不法掠夺,他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良知与底线。2015年3月31日
 楼主| 发表于 2016-5-27 17:03:03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有经济才是摧毁苏共政权的元凶                 
   
    苏联、东欧**政权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却是其经济上的破产,而其经济破产的原因就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实行计划制,在微观经济领域实行国有制。25年后朝鲜、古巴、委内瑞拉、俄罗斯经济的破产以及中国东北、山西经济的严重衰退再次证明国有制的破产。可以预言,中国下一个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地区肯定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上海。

    ***之所以能在世界共产主义政权的风雨飘摇中屹立不倒,根本的原因是以***为代表的中国**人一、在1980年代初期即在中国农村消灭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体制,允许农民进行进行个人经营,即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商业零售领域的私营化;二、1990年代初***南巡后大力引进境外私有资本进入大陆以及一般加工业、服务业的全面私营化;三、1990年代末期***总理强力推进的中小企业私有化。这三次历史性的私有化运动使中国的经济从计划经济与国有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三次经济领域的私有化、私营化,中国经济就不可能这30多年的大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的稳定。  由于中国大陆只对私有资本开放了一般性加工、服务行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国家所开放的上述行业的极限。30年经济大发展积累的巨量民间资本已经没有了出路,他们要么在一般加工、服务行业进行血拼以获取少得可怜的利润,要么进入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任人宰割。除此以外,没有第三条出路。因为中国的金融、证券、交通、能源、通讯、烟草、军工等重要的行业仍然被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垄断,尤其是土地市场依然被地方政府垄断,对外投资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制度与人性相悖,因此,其效率低下,在很多时候更是成为了权贵们的私有领地,是F·B的温床,罪恶的滋生地。比如中国石油(601857),2015年其在中国大陆销售的汽油比美国市场的汽油价格高出了50—80%,但其业绩却依然下降了66%。  根据中国石油的年报,其2015年的债务约为10500亿元人民币,这些债务除少量债券外,多数为银行贷款,如果中石油破产,1万亿元债务不管如何处理,都得由13亿人民来承担。在经济下滑、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最终的处理方式只能是超发货币。2015年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达98万亿,其中小微企业约为23万亿,个人住房贷款约为11万亿,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的贷款余额是多少没有查到准确的数据,如果按98万亿贷款余额的50%计算大约约50万亿元左右,即使按三分之一计算也在30万亿左右。如果这些国有企业全部破产,13亿老百姓将为之承担30万亿到50万亿的债务。而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的M2已经将近139.23万亿,在M2已经高涨的情况下,为替国有企业还债只能继续超发货币。超发货币的后果最终一定会传导到食品及其它日用消费品领域,到时,人民币就会如卢布与玻利瓦尔一样贬值,前苏联与现委内瑞拉那种可怕的通货膨胀景象就会出现在中国。通货膨胀历来是摧毁一个政权最可怕的诱导因素,这一点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全部倒闭呢,回答是肯定的。其实,如果按照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竞争机制与产品、服务价格,中国石油业、中国通讯业、中国金融业、中国钢铁业、中国电力行业等所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都早已破产倒闭。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至今就在于国家以强制力确保了他们对行业的垄断与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说白一点,就是中国的消费者在正常消费价格之外另外用花了一笔钱在养活着这些国有企业。  只要放开市场,失去垄断保护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都会破产、倒闭,如果用国家强制力继续让国有企业苟延残喘,那么这些效率低下、F·B丛生的国有(实际上就是官有)企业将继续占用各种社会资源,挤压效率远比其高的民营资本或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国有企业也将继续利用其垄断地位与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服务价格对消费者进行掠夺,最终将13亿人民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榨干并将国家经济拖入绝境。2016年4月18日
 楼主| 发表于 2016-5-27 17:04:11 | 显示全部楼层
“公有制”就是权力私有化的根源

    作者:FC极权

    财产公有制导致了权力私有化

    为什么今日之中国盛产贪官?一是选拔机制有问题,多数官员升迁不靠公平竞争,而靠上级提拔;二是改革开放后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使得官员更加注重捞取名利;三是官员们贪图享乐思想严重,忘记了忧国忧民忧天下;四是权力的有偿使用,加剧了官员T·W腐化的进程,使得“无官不贪”成为了事实。

    私有财产是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公有制就构成对人权的最大威胁。社会公有制把私有制当成万恶之源,并将其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然而,曾经风靡全球一个半世纪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实验,早就以人道主义灾难的惨败历史证实:财产公有恰恰是权力私有的制度温床,财产私有才是权力公有的经济基础。因而,历史反复证实:私有制是保障人权的制度根基,公有制则是权力堕落的罪恶根源。

    令人费解的是,早已声名狼藉的公有制,在中国仍被“装睡叫不醒”地坚持着。为什么?谜底其实并不费解:既然“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洛克语),那么,坚持财产公有,无非是为了坚持权力私有。

    《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再一次证实了这个无情铁律:犯罪的民营企业家,犯的都是非财产侵吞类罪。而国企企业家犯罪频率最高的三项罪名与历年一致,都是受贿、T·W、挪用公款之类的侵吞财产罪。其实谁都知道:比这类非法侵吞数额更大的,是“内部人操控”的合法侵吞。譬如2012年,副部级央企、国企高管年薪等收入总和最高可达4680多万元,超过3千万元的有1877人。而你知道,经常与做假账、与高额亏损并行不悖的这类自我厘定的高额薪酬,还不包括国企经理们数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开支报销、明补暗补等灰色收入。

    国内更无情的事实是,无论民企还是国企,企业家都寄生在傍官、傍权上。仅从2013年国内办理的超过10万人的贪腐案件与追缴的超过100亿的赃款看,仍在反复证实:财产公有与权力私有是一对孪生双胞胎。当然了,公众对于官员侵吞财富的反应,一直远远敏感于对人治集权制度对于资源的浪费。其实,权力私有对于公有财产的挥霍与糟践,远比官员贪贿严重,其数额大大超过了小儿科的贪贿。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千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1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由此可见,“决策错误比贪贿更可怕,更具危害性”(高希均语)。那些信奉只要“不装错兜,不上错床”就什么也敢干的官员,滥用公权力所浪费的纳税人财富,肯定是个比个人贪腐大得多的天文数字!

    为什么30年来贪腐案底实现了十万级、百万级、千万级、亿万级、十亿万级的五级跳?为什么反贪像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为什么肃贪像越打越多的打田鼠游戏?因为权力背后有财产公有的制度后盾,财产公有充当了人治集权的经济基础。

    权力私有历来是以财产公有为后盾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黄宗羲语),是所有专制集权制度的本质。自古以来,凡暴力攫掠社会资源财富的制度安排,只有打出财产公有的大旗当虎皮,才能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为什么?因为只有宣称“公有”,才能置大宗资产于无主状态,让社会财富成为私人权杖的囊中之物。我国历史上“官治、官有、官享”历来取代着“民治、民有、民享”,就是少数人压榨与盘剥大多数人一贯的制度安排。

    谁都不难想象真正的公有制是个什么模样:没有主人的瓜田李下,会是一幅什么风景。谁都能够预见:不等瓜熟,李子还青涩,就已一抢而空了。因而,暗藏了无政府主义圈套的公有制,埋下了人人争夺、个个疯抢瓜果的可怕伏笔。也就预设了唯一守夜人出场维持秩序,集分配权于一身的全部理由。你看,自由放任的私有制多么可怕,是不是?然而,财富一旦公有,瓜田果园只能交予一个守夜人去看守。于是,特权独占的官员,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公有财产的唯一守夜人啦?

    其实,除了极其有限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之外,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的公有制——但凡称为公有财产的,大都被独裁权仗掌控着。人类之所以需要公权力,原本是要用它来捍卫私权利的。从发生学上,假设没有了私有财产,同时也就不需要公权力了。也就是说,正是私有财产之母,才生育出了公权力之子的。而一旦财产被归入大堆,变成了假装的公有财产之后,被授权看守瓜田果园的守夜人,受权力的利己、亢进、不受制约的本性驱使,近水楼台先得月,多吃多占成了不二法则。这个公权利蜕变为私权力的必然过程,形同一个子弑父,儿奸母的反噬过程。史实反复证实:离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的制约,权力必然奉行“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法则。因而,不受监控的掌勺人私吞大锅饭,早已成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一条铁律。

    我国为什么一直装睡叫不醒地要装“天下为公”?因为只有“公有”,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卸任何个人的负责、问责、担责、追责的可能,才能置全民资产于无主状态。65年来,把原本全民的私产变成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又把全民公产变成国有资产,变成了政府权力支配的资产,最终变成了集权官员在会上、电话里、审批权决策权下、笔下、公章下甚至枕头边、耳语里的权力资本——这样一部不公开、不受限、不追责的权力资本的设租寻租历史,绝不是推论,而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日每时发生在中国人身边的史实,不是吗?

    我国的经济制度,沿袭的仍旧是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我国的政治制度,沿袭了权大法小、官贵民贱的传统。我国的分配制度,沿袭了劳动者供养食利者的传统。这些传统的本质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生死予夺、全民的财产权、人身权乃至生命权都掌控在不受制约的集权官吏手里。洛克把人的财产权看作是生命权、自由权的依托,将生命权、自由选择权归入了广义的财产权之中,将这3项基本人权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侵犯了财产权,也就等于侵犯了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由此可见,私有制是人权的最后防线,而公有制就构成对人权的最大威胁。因而,原本依赖私有财产制度才能保障的“民治、民有、民享”始终与中国人无缘,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奉行着公有制的“官治、官有、官享”。“百代皆行秦政制”,专制集权制度之所以数千年通行无阻,正是扎根于这个“一大二公”与“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的伪公有产权制度上。资源与财富的国有化,必然导致臣民的奴仆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表明中国人比洛克更早发现了财产公有导致权力私有的钢铁逻辑。

    由此可见,正是财产公有的怪胎孕育了权力私有的孽子。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装睡叫不醒”地坚持财产公有制的一部历史,不也同时是权力不受制约地被滥用、被化公为私的一部历史吗?一部私权利被公权力践踏的惨痛史,如前所述,也是一部子弑父、儿奸母的反噬史。“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马格尔尼语)。一部“官治、官有、官享”历史,不正是一部所谓公有财产被巧取豪夺、被挥霍浪费的历史!
 楼主| 发表于 2016-6-1 18:33:24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何说国企混合制为新型F·B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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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路甘 于 2015/1/11 16:32:0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从一个实例看国企混合制改革恶果

    一叶知秋,上市公司深圳赛格三星(股票代码000068)03年与韩国三星搞混合制,追加投资20亿扩建,09年就破产说明了什么?

    该公司92年国家投资10多亿,上市又集资8亿,购买美国康宁公司过时设备,五条生产线,生产显像管玻壳,多年亏损,一直由赛格集团控股.两任董事长是王殿甫和孙玉鳞.

    98年不顾广大员工反对和电子部7个退休部长反对,不顾彩管是夕阳行业的事实,悍然与韩国三星搞混合制改革,立即大批员工下岗,引进韩国淘汰技术,韩国人不投一分钱,以明知要过时的设备和过时技术入股,而且利润要提取技术转让费,几年后全世界显像管就全部被液晶显示淘汰,韩国人不冒风险,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几乎所有风险由国家和员工承担.

    03年又投资20亿,加上卖原有厂房地收入十三亿,从深圳福田搬迁扩建到坪山,将韩国明知要淘汰的五条生产线迁来,05年扩建完成,赢利不到4年,09年就宣布停产破产,扣除赢利和税收,最少40亿打了水漂。目前该公司早已全部停产,进入拍卖旧厂房设备程序几年了。重组无门,2000多员工被辞退,由于补偿争议,引发多起群体事件!韩国人十分得意,2010竟然宣布放弃所占百分之四十九股权,溜之大吉。因为这样可以不承担债务责任。这样大的损失居然至今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实际结果就是亏了国家,损害了环境浪费了资源,苦了工人,肥了外资和贪官。这样的例子在深圳就不少,附近的赛格日立和现代电子都是几十亿的大企业,也就这样瞬间倒闭了!深圳多数国企大集团都垮了。

    我想,由于目前的国企都太大,基本上只能与实力雄厚的外资混合,这种改革实际是更大的化公为私,而且是卖国汉奸行为。在混合制中,***会更加方便密切,在办公室中就可以随时实现利益输送,中方负责人的国外帐号是难以查清的!这为新型F·B敞开了大门!

    这样悲惨的结局是谁造成的?我们要问责任由谁来负?不了了之是无法向国家人民交代的!现在又要在全国大范围搞混合制改革,我只能说:草泥马!
 楼主| 发表于 2016-6-1 18:40:3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91 楼 野草_LU 2015/8/15 12:45:07  的原帖:
实践已经证明, 借口国有企业效率不高,要改革,结果是把公改私,这个过程充满者国企原来的领导们化公为私的罪恶。 厂长经理们摇身一变成为这个企业的所有者,国到私的转制中,这些领导操纵审计估价,使得国有资产最大限度的流失。  国企合资,推动者往往是这些领导, 因为改制,这些经手人总会得到一些利益。
国企时,厂长经理除了较高的工资和T·W,都是有限的,而且T·W有风险,而改制了,他们就合法分肥国家资财,从打工者变成老板。
转至第93楼第 93 楼 盛坤 2015/8/25 17:18:40  的原帖:
[原创]你知道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是如何致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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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个回复盛坤 于 2014/12/3 9:10:3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我县的糖业烟酒公司,改制时有三十几人参加,作价陆十万(现在价值超过上千万),当时有钱的人还不多,这个价对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当时有一个人说自己可以,最后这个人就买了下来。事后了解此人和信用社主任有关系,先预付款,随后用糖业烟酒公司的房产证贷了款,运作了几个月后,整个糖业烟酒公司就完全成了私人的了。也就是说除了可以几乎可以忽略运作费用,不用花一分钱(也可以说少量的费用),一夜之间就通过信用社这个国家贷款中介,一夜之间化公为私。当时有几个了解真像的体改委官员就在内部开会时提出了异议,当时有位县领导就解析说,将来我们可以开征遗产税收回来。据说全国各地都是如此模式改制的,那些建国几十年全国人民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打拼出来的国有资产就是这样流到私人手中的,一夜之间有的人成了百万,亿万富翁,有的人成了下岗工人,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此改制,有何公平可言,说;“通过合法经营,勤劳致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共同富裕。”大家看看,在自己周围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有几个是通过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

集体企业也是如此,所谓体制改革就是先把企业唱衰, 于是找个审计部门,吃个饭塞点卡,结果企业被亏损。 于是原来企业的领导自告奋勇。接手企业。集体企业变成原领导的私有财产、 职工全部下岗,再聘。 原来被群众监督的领导现在变成太上皇,掌管人的生死。员工们为了挣得岗位,不惜一切讨好新老板。  这一部血淋淋的改革史。
 楼主| 发表于 2016-6-12 12: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2013年刘鹤被擢升为中财办主任后,他在经济决策中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掌门人刘鹤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本文首发于2016年6月13日总第759期《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权威人士把脉中国经济的访谈,再次把刘鹤和他所在的中央财经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财办)推向了风口浪尖。外界猜测刘鹤是这篇文章的幕后推手,不仅是出于他身处中共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圈,更重要的是文章所传达的观点与他之前的很多看法如出一辙。

  权威人士表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而刘鹤2012年就在一篇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走势的文章中预测,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凭借这篇专业论文获得了国内经济领域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今年1月,他的助手、中财办副主任韩俊在纽约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目前中国经济尚未见底,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呈L型走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权威人士看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这也恰恰是刘鹤近几个月工作的重点。自从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他先后到浙江、江苏两省调研,考察这项改革的落实情况。

  他在杭州对上海、浙江、江苏等7个省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党委、政府部门负责人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把经济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猜测毕竟只是猜测,权威人士到底是不是刘鹤,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自2013年刘鹤被擢升为中财办主任后,他在经济决策中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他对我非常重要”

  2013年3月,61岁的刘鹤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在这之前,除了他所供职的机构和经济学术界,外界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当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据《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多尼隆本来没有计划与刘鹤会谈,但他随即调整了日程,安排随行人员当晚就在人民大会堂与刘鹤举行了会面。因为他被告知,作为中国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勾勒的经济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这个细节被披露后,如今已广为流传。不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

  2011年3月,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在出任这两项新职的同时,他仍继续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一人同时在这两大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尚无先例。

  这次调整也使得刘鹤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一年后,刘鹤在中共**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不久,他就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与时任中财办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到广东视察。这次视察是**出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

  从那以后,**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这也使得早先“他对**非常重要”的说法得到印证。

  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关心中国政局的人来说,刘鹤的名字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媒体为抢先披露会议即将公布的改革方案,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操盘手,称他是“经济新蓝图的起草者”。

  《华尔街日报》在会议前几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报道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的话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并“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凑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彼时已身居要职的刘鹤谨言慎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刘鹤的低调不但没有冷却记者追逐他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媒体更大的好奇心。不久,一份报告又将他推到了更高的潮头浪尖。

  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对外发布了该机构为全会撰写的改革方案总报告。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这份公开发布的报告还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由于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会议召开前夕,使得它很快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刘鹤本人也因为“担纲领衔”成为焦点的中心,一些记者甚至将对全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他个人经历和经济观的探究。

  善于内外合力

  刘鹤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刘鹤认为应归功于在充分反思“文革”教训、形成共识后,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他深信,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不竭源泉。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和中国的城市化。

 
 楼主| 发表于 2016-6-12 12:21:23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旨在为国家经济政策献策献力的智囊团体,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林毅夫、**、楼继伟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

  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希望汇集国内经济学界的同道力量,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他曾回忆说,“记得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众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当月,这些经济学者仍聚在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一条游船上,讨论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智库,成为服务于经济改革的一支活跃力量。论坛中有五位成员在**上当选中央委员,两位当选候补委员,很多经济改革方案的出台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

  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就中国未来二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等。

  报告建议,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建议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

  一些国有企业及其支持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聚集到报告发布会现场示威,散发传单,以示抗议。示威者认为,报告中国企“所有权多元化”、政府“后退”的提法,实际上是主张国企私有化,并将质疑的矛头指向时任国研中心党委书记的刘鹤。

  由于阻力过大,这项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刘鹤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

  朱槠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当时,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企被迫关闭。

  刘鹤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经济学的训练

  刘鹤对渐进式改革表现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于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了解。

  1988年,36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计委的十年中,他先后在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政策,并且推行全国。

  事实上,在调入国家计委前,他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了。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刘鹤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为北京市西城区撰写了几份重建西单老商业区的研究报告。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情况,还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已有的商业经营情况,给出了商场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让区里的领导大开了眼界”。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这使得他有机会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而这种视野在1992年随着他的出国求学,又变得更加广阔。

  出国后,刘鹤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刘鹤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

  这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上,广受学界好评,尤其是文章提出的三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刘鹤也凭借此文获得了201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鹤获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解释道,这个奖项评选的是作品,而不是个人,评委会不受参选人身份的影响,只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

  “我们认为,文章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张卓元说。

  从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刘鹤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曾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乐观地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今年2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刘鹤全程聆听与会者发言,但没有参与讨论、发言。对于媒体的穷追不舍,这位“中国的萨默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前首席经济顾问)”惜字如金。

  不过,当有记者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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