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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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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5 17:48:02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还要不要摸石头?
    2016-07-05  16:15:00|来源:海外网|编辑:韩基韬

    【学习小组按】

    我们常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什么是深水区?水深则不明,你很难看清脚底下到底有什么,是平地还是深渊,所以要求我们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水深则寒,很多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再是小打小闹,也不再是“排排坐吃果果”,皆大欢喜,是真刀真枪要动一些人的利益,所以要求我们要打起十分的精神,攒足浑身的勇力冲关。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没那么轻松。

    今天,学习小组推荐一篇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的稿子。这也是学习小组与中央网信办网络信息传播局联合推出的系列稿子,回答总书记在党校工作会议上的“十三问”。谢教授的文章回答的是: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

    文章很长,小组节选了其中三大段落,具体回答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谢教授的文字很通俗明畅,推荐给大家。我们也会在将来陆续推荐一些文章,和大家一起思考改革和发展的真问题。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党的**后,**总书记第一次到外地考察去的是广东。在那里,他表达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决心和态度。2012年12月,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

    为什么如此重视全面深化改革?**总书记做过生动和透彻的阐释。

    2013年9月,他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决定的说明中,他列举了倒逼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F·B现象易发多发,反F·B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他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在**总书记看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尤其是深层次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党的**以来,他一再强调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里我仅举其中两个方面的例子:

    首先,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这讲的是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不够的问题。

    党的**召开之前,科学发展观谈了快十年,这个理论可以说深入人心,尤其是领导干部,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懂。但是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状况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在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发展不科学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就是以GDP论英雄的这种考核方式导致的。以GDP论英雄有它的合理性,因为GDP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且GDP的考核也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过分重视GDP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就跟这种考核方式直接有关系。

    第一,地方政府多重视征地拆迁。有的地方政府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把老百姓的地征过来,一拍卖就来钱了,就容易出政绩,但是给老百姓的补偿往往不够,这就引发了很多矛盾,过去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跟其密切相关。

    第二,地方政府多重视上工业项目。工业项目有的是污染的项目,但不少地方的领导也想方设法上。污染不污染,有的人不一定管,他们看重的是GDP的增长,能出政绩。党的**之前的很多乱象跟GDP论英雄的考核方式有关系,跟科学发展观还没有真正变成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的内容和方式有关系。所以,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只能通过改革去解决。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F·B的多发、高发。F·B多发、高发的领域往往是工程发包、土地批租、选人用人、行政审批等这些环节上。有些部门、单位、领导职务之所以是F·B发生的重灾区,显然是因为过去在这方面的监督制约力度不够。所以,要想防止F·B的发生,那还得通过监督、通过改革。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

    改革是思想观念和利益格局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具有很大的难度。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旧的思想观念,而今天更多的困难是来自于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对很多人而言,改革如能受益则容易接受,没有好处会很漠然,如果利益受损一定会反对。今天,几乎没有一项改革能让不同群体同等程度地受益,改革难就难在这里。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改革和改革开放之初的改革,这一点尤为明显。

    我们最早的改革可以说是始于农村。今天回头看,国家在最初的农村改革中投入很少,这一改革最容易,却也非常成功。当年的这场改革就是把集体的地承包给农民去种,怎么种、种什么、几点钟上工,没有人管了。仅这一项改革就使得农民明白,再也不能磨洋工了,因为他的付出和他的所得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所以,积极性充分被调动起来。一段时间过后,还是这些地,还是那些人,农机、农药、化肥、种子都没有大的变化,变的只是经营方式,但是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这场改革不光给农民带来好处,也给城镇居民带来了好处。

    但是,今天的改革远比当年的改革复杂多了。可以说,几乎找不到一项改革是能够让所有的阶层同等程度地得到利益,让大家一致叫好。可能一项改革对这个群体有好处他就高兴,和那个群体没关系他就漠然,甚至可能一项改革给这个群体带来好处,反而给那个群体带来另外的问题,甚至是损害,那么大家很自然地就会对改革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态度。所以,我认为凝聚改革共识是不容易的。

    **总书记深知改革的难度。

    2014年2月7日,他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在**总书记主持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提出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定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在党的**后仅仅一年,就能推出如此范围和力度的改革方案,反映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高超智慧和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曾关注过各方对改革的态度:一方面,很多人期望改革,期望能够通过改革来解决目前的各种难题;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人对改革不抱多大期望,因为他们知道改革太难了。但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出台之后,全国上下一致叫好。很多人没有想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推出范围这么广、力度这么大的改革措施。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与中国独特的政治优势紧密相关。

    2014年9月,我有机会去了一趟阿根廷,应邀在众议院的外事委员会做了一场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对方出的,希望我讲一讲中国**的领导制度。我就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和会后实施这个决定为案例,讲中国**是怎么决策、怎么实施决策的。

    我认为,在中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那就是中共中央。政府的、人大的、政协的、群众组织的、重要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中央委员会成员。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草案正式提交全会审议之前,已经征求了三千多人的意见,已经经过了多次修改,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高度共识,所以经过几天的会议讨论便能迅速通过。会后,对于决策的落实也是快速有效的。特别应该提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个小组由**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具有高度权威,是能够协调各方推进改革的。

    中国所表现出的这种效率,在别的国家是很难找得到的,尤其是多党制的国家,其内耗是必然的。美国医改,就是很突出的例子。奥巴马已经到第二个任期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推不动。去年APEC峰会期间,**总书记在中南海的瀛台接待奥巴马,跟他讲瀛台的历史,讲戊戌维新失败的历史,奥巴马深受触动,感慨改革难。我想他一定想到自己的改革。我敢断定,**总书记能做成很多奥巴马做不成的事,这就是体制的原因。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他还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摸着石头过河”是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强调的一种态度,一种方式,过去是大家所广泛认可的。但是这些年来我听到有些调侃“摸着石头过河”的声音:现在河水深了,摸不着石头了,继续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可能会被淹死。

    我不同意这种调侃。“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严肃的方法、一种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条河你没有过过,不知道水的深浅,那一定得用这种方式来审慎对待。“摸着石头过河”中蕴含的这种谨慎态度永远不会过时。但这并不能说明顶层设计就不重要了。我们对某些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那一定得有顶层设计,尤其是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改革的对象,既有一些过去没有触及的问题,还包括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如果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依靠顶层设计,必须得有一个统揽全局的高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中央清楚地认识到单靠哪一种方法的改革,都不足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要全面、要深化。当今改革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不光有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改革;如果从改革所涉及的领域、对象来讲,像政府、人大、党委、司法机关、军队等方方面面。我认为这一改革思路方案的确定就反映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有机的结合。

    当然改革方法论不仅这一点,**总书记还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我们看胆子是非常大,这次改革可以说碰到我们过去多年来没有碰的一些难题,要解决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的一些制度的顾忌。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在改革的时候胆子绝对是大的,没有什么难题不敢碰,这体现了担当的精神、担当的意识。**以来,**总书记特别强调问题导向,特别强调敢于担当,这一点在他本人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胆子大的同时,步子还要稳。这是因为,有些问题之所以是难题,都是多年积累的,要解决也不是一日之功。

    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方案,但是这些思路的贯彻落实还要有一个过程。有些改革举措已经出台了,有些还没有出台。那些没有出台的具体改革举措,表明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要经过深入的调研,要进一步地在改革的具体思路措施上凝聚各方的共识,甚至有些改革还要进行试点。

    比如说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像法官员额制的这种改革,因为涉及很多人的个人利益,其推进要非常稳妥。还有包括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问题,这个思路肯定是好的,有助于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但是具体怎么管理,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还在稳步谨慎的探索当中。

    再比如,**总书记强调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因为有些改革涉及法律的修改问题,甚至有些当前的改革思路跟某些现行的法律是有矛盾的。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应该先修改法律,如果法律不修改而这些举措马上实施,在很多人看来,执政者就有对法律不够尊重之嫌。所以,**总书记强调,应该先通过法定的程序来修改法律,然后进行改革,做到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这一做法,体现了中央对法治特别的重视。

    文/谢春涛(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楼主| 发表于 2016-7-6 14:21:11 | 显示全部楼层
何新:这是成功还是失败?!



    (一)国企改革失败

    公有财产大量流失被少数人侵呑暴富,从制订什么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经理人制度到独立董事会制度,在实践上都逃不了“内部人控制”的厄运,结果还是企业资产被侵蚀,企业效率低,劳动大众工作了几十年保存在国家唯一的财产几乎被一小撮人分光,造成贫富悬殊以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被摧毁的恶果。

    (二)建立股票市场失败

    股票市场是自由经济制度下的产物,生存于自由经济体系之中,在中国这个“四不象”体制里股票市场成了个怪胎,正当的融资功能、投资价值都失去,成了个圈钱养蛀虫的冒险家乐园和赌场,现时的解决股权分置并不解决根本问题,问题的症结不在股市在于执法。

    (三)医疗改革失败

    人民大众依然得不到与国家能力相称的医疗保健,一边是医疗设备使用率低,医药及设备企业生产过剩,一边贫穷的大众缺药少医。

    (四)食物生产和加工管理改革失败

    有害食品大量存在流通领域而且层出不穷,尤以中小城市村镇农村为严重,制度改来改去,但将近十年来对付个灌水猪、牛、羊肉都对付不来,大城市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小城市和乡镇更是长期要吃灌水脏肉。

    (五)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失败

    至今还没办法能遏制污染环境的势头,全国性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重要的标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水也逐渐失去,主要是水质性缺水,就连建成的废水处理厂也出现不处理废水而斗胆偷排出去的现象。

    (六)推行法治反腐倡廉失败

    始终没能跨越过行政干预这一门槛,结果还是权大于法,T·W这个“瘟疫”早巳渗透入社会每个角落,正在深化,潜规则化,实际是魔高一丈时道才高一尺,基本上巳束手无策,不杜绝行政干预,推行法治反腐倡廉就不可能成功。

    (七)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失败

    信仰巳失落社会道德极低,实用主义、丛林法则思想充斥,价值观严重扭曲,竟发生因经济问题医院领导带领员工把病人从病床上拖出,丢去荒野致使死亡这样惨绝人环的事件,产生围观欲跳楼者的人群起哄催促他赶快跳楼等泯灭人性的反人类的现象,要堕落到非人的地步。

    (八)教育改革失败

    教育方法落后而毫无长进,由学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希望巳破灭,普及教育名存实亡,教育产业化更造成社会广大贫穷家庭子弟丧失受教育的权利,改革的“期票”未了总是“白条”。

    (九)农村民主政治改革失败

    乡镇不肯放权收效甚微,乡村自治失败。

    (十) 政府机构改革失败

    政府机构臃肿庞大效率低,怠工和滥用权力等等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就连解决冗员问题都是精简后又膨胀,再精简再膨胀重重复复无了期,更不用说解决滥用权力的问题了。
 楼主| 发表于 2016-7-7 18:31:23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近年中国经济之痛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政策总是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摇摆。如果把调结构放在前面,就要容许比较低的增长和增长波动,痛下决心调整结构。但在决策者那里,稳增长和调结构都很重要。尽管从理论上说,两者并不矛盾,但在实践层面,两者往往出现问题。结果,一些时候或者一些领域,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来刺激增长;但在另一些时候,政府又倾向于出台结构调整的政策,两类政策经常出现矛盾。

    到今天,人们对“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基本上有了共识,那就是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结构的调整。但是,这个共识似乎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前段时间,有权威人士强调中国经济的“L”型增长。但是,这个底部有多低呢?底部是否能够稳定?如果底部一直往下掉,并且不能稳定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就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了。各方重新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反应。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中共**三中全会,做了指导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纲领。三中全会的宗旨,就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在具体政策决定和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偏离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方向?“供给侧改革”界定了五项主要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实践层面,这些改革内容有没有实施下去呢?

    这五项内容,基本上可以合并成两大项。其中“去产能”和“去库存”在本质上说是同一件事情,而“去杠杆、去成本、补短板”从本质上说也是同一件事情,即都是要进行体制改革。

    一些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所出现的弊端显而易见。就前两项来说,实际政策有两方面,第一是要关掉一些企业,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来关闭产能过剩企业。第二是寻找产能输出的办法,主要表现为“一带一路”。前者是减少供给,后者是寻找新的需求。这两项很正确,但问题在于“城镇化”的概念怎么就消失了呢?城镇化是“去产能”的最有效方式。今天很多领域的产能,是过去大规模城镇化的产物。**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一直强调把城镇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支点的。为什么现在就不再强调能够去掉大量产能的城镇化了呢?

    内部消化产能更安全

    问题在于城镇化的方式没有转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乐意盖大楼、造鬼城,但对其他方面的城镇化要不缺失知识,要不缺失动力。尽管一直在强调新型城镇化,但不知道什么叫新型。实际上,从一些城镇化非常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来看,这并不难,就是要把城镇化置于经济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过程之中。

    无论是质量经济还是新型城镇化,都需要新的基础设施。中国大都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是低质量的。例如很多城市一下大雨就成灾,因此需要大修(地下)水道。大部分城市没有完整的停车设施,整个城市变成停车场,因此,每一个街区、每一个小区都可以造停车场。中国也需要发展医疗养老产业,随着老龄化,需要建设更多的老人院。中国也需要体育设施。生育政策的变化也会提高对幼儿园的需求。这些例子说明城市化和城市建设都需要用大量的钢筋水泥,能够去掉大量的产能,并且也是城市升级所必需的。为什么不去做?“一带一路”不是去产能的唯一途径。内部消化产能实际上要比外部(“一带一路”)要容易安全得多。因为外部消化涉及国际政治,很多因素根本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中国仍然存在着消化产能的空间,问题是没有人去做。如果这些事情做起来,就会形成新一波的内部投资潮,既保证经济增长,又提升经济和城市的质量。

    农村也有巨量的发展和投资空间。第一代农民工差不多已经过去,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开始成长。如果土地产权制度不变,中国很难消化农民工。这不仅因为城市本身的困难,也有来自二代农民工的抵制,因为他们不想放弃农民户口。他们大多出身、生长在城市,习惯于城市生活,要他们回头去过他们父母辈曾经过的农村生活已经不可能。但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在太差,没有公共的卫生、取暖、供水、垃圾处理等设施。因此,农民自己来做,一家一户的卫生设施、取暖、供水等等,导致了农村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需要政府来协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消耗产能,但这方面各级政府也没有什么作为。

    应当进行的城镇化停顿下来了,但不应当发生的房地产泡沫又急冒上来。近来,地王频频现身。这实际上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举措差不多,因为政府还是把大量的货币供应,通过银行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炒地皮。明明房地产已经过剩了,国企仍然去炒地皮。这不仅恶化了这个行业,增加泡沫风险,更是恶化了实体企业运作环境,大大提高了实体企业的成本。很多企业,尤其是民企被纷纷挤出大城市,因为成本过高。

    这里有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应当平衡地共同使用,不存在哪一种更有效的问题。搞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的钱,财政(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有困难,但为什么不把货币供应导向新型城镇化建设呢?如果把国企炒地皮的钱用来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或者新型农村建设,情况就会大不同。

    加害自己的企业

    供给侧改革的第二大方面即体制改革也有两个具体的方面,一方面是去制度成本(杠杆),另一方面是提供新的制度供给(补短板)。但这两方面的实际作为都出现很大的问题。就去制度成本来说,行政审批权算是重要一项。但权力不仅没有下放,反而搞得更加复杂了,因为各级官僚机构变相地增加制度成本。今天大多数企业家感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如果考虑到官僚机构不作为的因素,制度成本更高,因为企业批件放在政府官员那里,没有人没有处理。

    更为糟糕的就是制度供给过度甚至是错误的制度供给。这尤其表现在金融方面,中国的金融经济已经完全演变成金融投机性操作。中国一方面已经成为外国资本的受害者,但现在自己的金融操作也开始加害自己的企业。在很多领域,中国的一些龙头企业已经无声无息地被外国资本收购。各种收购更像“买断”,因为被收购之后不仅没有发展,而是出局了。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到西方的收购有多么困难。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会受到西方政治的阻挠。中国政府在外国企业收购中国企业方面,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不用说是经济利益问题了,很多方面连国家安全观念都没有。

    自我加害方面又怎样呢?今天层出不穷的金融公司在大量地收购着优质民营企业。金融企业本来是要促进实体企业的,但结果刚好相反。大量的资本从实体企业流向金融企业。这本身就制约了实体企业的发展,金融企业反过来收购民营企业更是毫无理性。国企应当帮助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不是摧毁民营企业。
 楼主| 发表于 2016-7-7 18:32:09 | 显示全部楼层
互联网金融创新更是在漂亮的话语下隐藏着无穷的危机。早期出现的温州融资方式(例如吴英方式)都比现在P2P方式要有效,因为温州方式在熟人社会进行,互相有信任,但类似P2P的方式促成的欺骗方式可以行天下,没有人可以监管得了。金融和互联网领域这几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投机和欺骗气氛无疑已经弥漫整个国家,以至于人们开始把经济称为投机经济。

    国有企业领域的制度供给更成问题。国有企业很重要,理论上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并没有错,但不能把国有企业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例如整个东北已经饱受国有企业过多之害,没有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和民营两者发展不平衡,衰落变得不可避免。今天很多地方国企亏本,政府要用财政或者其他方式支撑其活着。地方政府扶持国企,无非是因为地方国企听话,对官员及其家庭(而不是对社会)有利可图。很多地方国企实际上是可以民营化的,因为民营企业也是政府的税基,政府可以从税收制度等入手来管理民营企业。现在地方政府只是简单地把鸡蛋放到自己的篮子里,而不管自己的篮子能否孵化出小鸡来。

    国有资本现在在公共私营合作制的幌子下,大举侵入民营企业领域,但国有企业只会炒作房地产、金融。民营企业空间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大减。这也就是这些年民营企业纷纷出走的大背景。如果继续下去,必演变成上世纪50年代那样的“公私合营”。今天名义上是市场经济,钱说了算,但国有金融企业的钱来自国家,有坚强的后盾,没有任何民营企业能够和国企竞争。

    同样糟糕的事情发生在知识层面,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讨论已经误入歧途。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不抽象的领域,因为经济学关切的所有事物,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经济玄学了,专于照搬照抄概念和理论。受这些概念和理论影响的经济政策,很难具有操作性,实际经济主体(地方政府、企业等)面对一大堆这样的政策无所适从。如此下去,中国可以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吗?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楼主| 发表于 2016-7-18 18:06:23 | 显示全部楼层
再次避重就轻的中国国企改革沿着相反方向演进

万里如虎于 2015-6-24 20:33:0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经济风云
在中国的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了8个月之际,中国最新一轮改革的国企顶层设计方案终于出台,这也是国企改革自上世纪90年代启动、经历多次反复后的最新方案。
6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两份关于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文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
此次会议对国企改革的方向给出了明确的******—— “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其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所以,党对国企的终极领导,一直作为国企改革的基本前提被强调。尽管政企分开在改革之初就已提出,为的是解决政府以各种理由、各种身份对国企实施行政干预并使国企摆脱政企不分的尴尬境遇,然而,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被正式确认为目标后,至今没有达到。究其原因,不过是改革都从容易的开始,这一核心问题就一直被搁置。
而本届政府的国企改革,也是如此,但此次文件的不同在于,它宣示了此番改革非但没有朝着“政企分开”的思路前行,反而沿着“党企不分”的相反方向演进,如果按照改革的逻辑而言,很难称得上是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拥护市场经济的舆论普遍认为国企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就应“党企分开”,在日常运营中不必拘泥于党组织,更不必使党组织处于“政治核心”的地位。面对今天的顶层设计,此种舆论乃一厢情愿。
党管国企,意味着国企去行政化的改革路径已被彻底弃绝。国企领导人依然是党的干部,而不是朝着职业经理人的方向转变,换言之,国企领导人是向党组织负责,而非在传统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对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负责。
既然对国企领导的定位不是单纯的企业家,那么他们身后的国企就必然与民企有质的不同,决策层既不会把国企当成普通的企业来看待,更不会把国企变成普通的市场经济组织,而是要求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根本上,则是使其成为执政的工具。然而,协调党的领导与现代公司治理、使国企领导既富于企业家精神又恪守党的组织纪律,要完成上述互为扞格的目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此番顶层设计的又一重点,可以说,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会议指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机制制度创新,强化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巡视监督以及社会监督,加快形成国有资产监督体系。”
在已开展的数轮针对中央企业的巡视中,中央巡视组发现为数不少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链条性F·B”,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在一些企业中,部分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责任严重缺失,既存在监督不力和形同虚设问题,又存在个别人掩盖F·B和自身F·B问题、
显然,新一轮国企改革,将为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付诸努力。最近的一项出人意料的国企人事任命,依稀看到了此种苗头。不可否认,今日国企已成权贵把持的既得利益集团。部分国企掌门人及垄断高管,因深厚的政治背景,在各自的领域形同独立王国,于政商两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条块分割之势。中央正是看到了该集团借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名义使国有资产流失而自肥的趋势,而放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尽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注入了新的内容,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同时强调,“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是,股权的多元化绝不意味着私有化,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没有根本改变之前,“混改”不可能触及所有者缺位的核心问题。于是乎,一年多来,“混改”裹足不前也就不足为奇了。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国企改革大致经历了经营改革、所有权改革、股权分置改革、“股改”后时代。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建立了国资委,构建大型央企,推动了国有资产的证券化,但也造成了中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
自十五届四中全会后,国企改革开始执行“有进有退”。不久,社会上刮起了“郎旋风”和“刘旋风”,逆改革潮流突然出现,以捍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捍卫公有制等名义,上纲上线对改革进行责难。在当时成立不久的国资委借着这股“东风”顺势扩权,将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由国家控制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扩大国有经济的垄断力,把已准许进入矿产资源的民企收归国有。为了做大国企,把许多“小舢板”组成“航空母舰”,为的是进入全球500强,以显国威,完全偏离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这就是自2002年以来的“国进民退”。
可以说,今日的国企改革正是建立在“国进民退”的基础之上,新一轮顶层设计预示着“国进民退”会走得更远,“做强做优做大”的提法就是“做大做强”的升级版。
理应成为改革对象的垄断国企,反而成为力争巩固的对象。由此可见,新一轮国企改革把目标锁定于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而非破其除行政性垄断,完全是避重就轻的改革。
所谓行政性垄断,即国企央企凭借公权力,主要通过进入壁垒的设置和对价格的管制获得特殊的便利和优势,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垄断势力与地位的状况。在行政性垄断中,公权力和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结成了紧密的联系。中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几乎完全都是从此前的计划体制中演化而来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巨大的国内市场逐渐显现出来,反过来突显这些行政垄断的价值。
行政性垄断会形成高价格、低产量和福利损失,由此降低经济效率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由于基本消除了潜在竞争,致使效率损失的程度要高于一般的市场垄断。行政性垄断还会严重损害社会正义:通过壁垒设置和价格管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企业少交利润,股东少分红利;寻租过程中非生产性的租金耗散;关联交易中垄断利润的非法转移等等。垄断利润也可通过企业之内不正当的分配途径构成(内部的)租金耗散:员工过高的工资和福利,管理团队不当的在职消费,奢华的办公场所等等。
由于公权力作为行政性垄断的构成因素,以及政府部门在行政性垄断的形成、维护和强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在行政性垄断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造成损害的同时,相关行政部门和权力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和破坏。因此,与其说国有企业及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是“执政基础”,毋宁说是一种真正的“执政威胁”。
当下解读新一轮国企改革,需要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而非囿于狭义的经济效率。党的意志领导下的国企改革,非但不会破除其行政性垄断,甚至会巩固此种垄断。当然,它一定程度上了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但是,它无法避免新的利益集团填补现有利益集团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此番国企改革将延续以往改革的命运,又将是一次避重就轻的重复。
 楼主| 发表于 2016-7-18 18:06:46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从什么时候算起,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应从辛亥革命算起。改革、革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甚至反革命,职务犯罪分子、犯罪分子都可打着改革、革命的旗号。只有为国家,为人民的改革与革命是正确的。为自己谋私利的所谓改革与革命,不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都是错误的,背道而驰的。人民群众缺乏有效的监督权,要让统治集团放弃自身利益是不可能的,不斗争,不抗争,永远都改变不了。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一个为自己谋私利的政党,要他们不失职,不渎职,不搞F·B,那是不可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路线不能偏,政治路线出现了偏差,你想不F·B是不可能的,你想先进也是先进不起来的。谁廉洁,谁F·B,把财产公布一下就清楚了。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要导致F·B。如果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权处理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不失职,不渎职,你想F·B都F·B不起来的。
    改革是完善,是纠错,改革就是利益分配与调整,就是“割肉”。改革不是专革别人的命,改革是自我纠正错误,改革需要勇气。改革,主要是革官僚主义,革违法犯罪,革F·B分子的命。中国大陆的改革,给外国列强考虑得太多,给中国自己考虑得太少;给富人考虑得太多,给穷人考虑得太少;给当官的考虑得太多,给人民群众考虑得太少。打着改革的旗号,以权谋私搞了30年,造就了那么多贪官,还让他们外逃,这样的改革该改邪归正了。改革的关键在正确,在公平公正,在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国为民搞改革那是勇士,为自己谋私利搞改革那是F·B和犯罪。改革是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自我革命,如果改革只治民而不治官,那么这样的改革要它不失职,不渎职,不搞F·B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是执政党和政府没管好自己。30年改革,有几项是成功的?都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有权改革的人太自私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已经败坏了,只有让群众监督才有可能遏制F·B。许多事实证明,不讲事实和法律的人是不会讲道德和良心的。不遏制失职渎职,不遏制F·B,你想先进也先进不起来的。
    这个政党,称得上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很少的,许多都是徒有虚名,他们不爱这个国家,更不爱组成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爱的是权,爱的是钱,爱的是自己。权贵是不会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而且是原始资本主义,经过30年的掠夺,许多权贵已完成了原始积累,并开始移居国外。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的羊头,卖的是资本主义的狗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已经尽力了。
    制度已经很多了,也很全了。但制度是要靠人去执行的,说一套,做又是另一套。社会主义已经否定得差不多了,只是那面旗还挂着。历史上最F·B的年代既不是清朝与***时代,也不是文革,而是最近二十几年,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中国大陆的失职渎职与F·B,既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体制问题,而是领导问题,是执政党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干部路线出现偏差造成的。中国的F·B也就是最近20多年比较严重的。确切的说是南巡讲话后,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被打破了,三公消费也越演越烈,领导干部T·W受贿的胃口也越来越大,现在连财产公布也不敢落实了。所谓改革是一种纠错程序,如果越改越腐,越改老百姓越不满意,那就是有的地方改错了。改了几千年了,越改越F·B,只能说明,改革还没破题!
    改革,每天都在改,就是没有改出成效来,问题就在失职渎职与F·B!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出现的偏差,你想叫他不失职,不渎职,不搞F·B,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变革,而不是改革。政改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廉洁、高效、法治的政府,打击失职渎职与F·B,让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
    改革就是解决问题,改革就是克服困难,改革不是为自己谋私利,改革应是改进与革新。不能再失职渎职与F·B了,因为你是中国**,你承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改革就是改进与革新,是一种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负责任的政府。但改革也是有风险的,错误的改革很容易造成改革失败,或走到邪路上去。近30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经济是发展了,但问题是严重的,问题就出在一级一级都在那里失职渎职与F·B。中国的改革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半生死”,也叫“夹生饭”。用官方的话说,叫“改革不到位”。实际上,过去的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少数人富起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说过:“如果改革出现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算是失败”。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就是有产阶级了,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与“资本家”,这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管好自己就成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如果执政者不能管好自己,要他们不失职,不渎职,不搞F·B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贪官的根本原因。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治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要走向F·B,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际上是要革**队伍中资产阶级思想、官僚作风,腐化堕落的命,是确保中国**人永不变质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与组织保证。如果毛泽东是企业家,他会把国家、企业当作一个大家庭,搞公平优先,发挥每个人主人翁的作用。
    不管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要做得太过分,能做到公平一点,公正一点就可以了。我不反对搞资本主义,但我反对搞原始的资本主义。因为,原始的资本主义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我希望能早点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早点公布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
    不要迷信毛泽东,也不要迷信***。毛泽东设计了30年,***也设计了30年,都有问题的。一个搞贫穷的社会主义,一个搞少数人富裕的社会主义。一个不关注民生,一个没把执政党管好,那么多贪官就是证据。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应抓紧破题了!
 楼主| 发表于 2016-7-22 17:05:58 | 显示全部楼层
国企扛不住“一改了之”和“为改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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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涌 于 2016/7/22 11:30:0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文/云涌

    应该讲上一轮国企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操作层面上大呼隆的“一改了之”,具体做法变成了“一卖了之”。当年,专家们还发明了一个著名的“冰棍理论”,据说国企像冰棍,大热天的,再不卖就化了,结果,这“一卖”没有“了之”。

    所以才有了这一轮的国企改革。

    现在专家们已经闭口不谈上一轮国企改革,其实,上一轮的与这一轮的国企改革是有交集的,不可割裂的;在这一轮国企改革之前,最好能公开盘点一下上一轮国企改革的得失,想好了再做,或叫谋定后动。

    无论上一轮的还是这一轮的国企改革,都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简单问题,国企是干啥的?

    至今还没有看到专家们给出明确的******,现在似乎有了模糊的两可解释,国企可以分为公益性与竞争性两大类。

    国企的公益性: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是无利不起早的民企所不肯承担的,或是无缝不钻营的民企所不能染指的,这些事情由国企来承担,这个没问题。

    国企的竞争性:所谓竞争性就是盈利性,竞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盈利,讲白了就是为了赚钱,国企是赚钱的,民企也是赚钱的,国企凭借天然垄断地位与民争利,这个有问题。

    赚钱是一个中性词,还要看怎么赚。

    今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制造6强占据了全球近70%的市场份额,其中的3强是中国民企,他们是凭技术赚钱。

    也是今年上半年,中国一、二线城市频现“地王”其中主力是国企(央企),它们一掷千金哄抬地价,这是凭哪门子“技术”赚钱?

    应该讲这一轮国企改革的初衷也是好的,但在国企的社会定位尚未明确之前,就萝卜擦一段吃一段地推混合所有制与职工持股,这种“为改而改”很容易纠缠细节而迷失大局。

    不是所有国企都适合混合所有制,比如一家搞总装的国企,实施了混合所有制后,公方董事的儿子娶了私方董事的女儿,在某次董事会上,私方董事提出,要把大订单压价发给他的私企,公方董事握有决定性的一票,如果赞同,公方利益受损,如果反对,亲家面子挂不住。他怎么投票不确定,确定的是公司不是他的。

    不是所有国企都适合职工持股,比如一家管理中型水库的国企,当地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命令行洪,这就不是持股职工可以讨价还价或叫当家作主的事情,水放了,以后怎么发电呀?鱼跑了,以后谁埋单呢?这是在规定时间内必须立刻完成的任务。

    今日地球村,对公司的界定早已不是两分法,要么国企(政府公司),要么民企(家族公司),地球村中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它们拥有了许多既非国企又非民企的公众公司,这些公众公司很强很科技,但也存在大股东欺负中小股东与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中国一些专家认为,上市是个筐,国企往里装,烂摊子就甩掉了,专家们可能太天真了,那种高管可以给自己发高薪的、那种职工可以变相搞世袭的、那种充斥七大姑八大姨的国企,上市后更容易形成更厉害的内部人控制。

    改革史往往比改革有说服力。

    上一轮国企改革至少有一个宝贵收获或叫教训,这就是国企分布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行业属性、不同的产业阶段、不同的资产规模,还有太多的不同因素;可能不是一套或几套可复制的方案就能解决问题的,走群众路线的国企改革需要因企制宜、一企一策;前提条件是先要明确国企的社会定位。

    重要的问题说三遍:国企是干啥的?国企是干啥的?国企是干啥的?
 楼主| 发表于 2016-7-28 10:46:2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五常:现行劳动合同法让中国损失几十万亿

2016年07月27日 21:12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来源:凤凰财知道

    7月23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和人文经济学会共同举办“劳动合同法与供给侧改革”学术研讨会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特别做了视频连线演讲:

    我1982年回香港的时候作为系主任,有一位同事申请升级,我又不认识这个同事,因为我才到一个星期,是评选五个委员当中其中一个。我知道这个同事是从事生产函数理论的,我就问他,假如你在路边看到一个擦皮鞋的儿童帮擦皮鞋,擦完之后你付他5块钱,你这5块钱是给他的劳动力呢?还是给这个皮鞋擦完的光亮?他答不出来,因此就升不了级。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尴尬。因为即使是拿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师也未必能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经济学的悲哀。普通的市场现象他们一点不注意。告诉你,******就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你5块钱是付的皮鞋上的光亮,这个是产品市场,你可以是买他的劳力,也是劳动市场,两样都是同一回事,基本上没有分别的。你把这个问题转到一个擦皮鞋的店里面,一个老板请别人擦皮鞋,他可以逐件记的,老板可以一件一件付他钱,假如说擦得多的话,就可以付店铺的租金、老板自己的劳力。一双一双鞋子算价钱的话就是件工,也可以用时间算,用时间算的话就是时工,都是同一个市场,只是合约不同而已。我不会跟你辩论,这是同一个市场,两种不同的合约,或者是不同合约可以用在不同市场。如果以时间算的话,就是他的劳动力,如果以皮鞋光亮算的话,就是他的产品,其实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时候算时工?因为合约的选择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整个问题就是要降低交易费用。合作的人去合作,就可以多赚很多钱。分工很琐碎的时候,每个人只是做产品的一小部分的时候,是可以用件工算的,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是同一个市场,只是转了合约。 这个很简单。为什么按时间算呢?因为琐碎的计算件数,交易费用太高,所以合约的不同就是降低交易费用。

    其实,劳动合同法就是不让人有选择合约的自由。人们选择合约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需要用合同说得很清楚。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就是禁止合约选择的自由,就是不让市场选择交易费用较低的合约,逼他们用较高的交易费用的方法,这样机会就错过了。

    看看东莞,一件工厂拆小了,拆到家家户户都在做。我知道很多工厂原来请200个工人,现在减到40个,因此山寨就多了很多。不要以为工厂增加那么多是很好的事,就是你逼他拆小了,走向件工方面处理。工厂太小,后来变成家庭工厂,这种山寨的问题就是英国在17世纪工业革命就淘汰的,为什么现在又走回头路呢?

    这个问题我当年就说的很清楚,2008年劳动合同法推出的时候,就是全面禁止私定合约,是从西方抄回来的。我当时说的很清楚,而且白纸黑字写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只有29年,不到30年,我当时认为这些不是更重要的,什么更重要呢?我知道当法律行不通的时候,中国就不管了。但是这个劳动合同法不是这样,政府不管,有人管。很多地方政府说得很明白,去投资,他说我们不管,是劳动合同法管。但是触犯劳动合同法太容易了。不是老板说,他让工人说,让一个小律师出一个东西给老板吧,给他几千块钱,一定拿得到。这些咨询天天都有。

    现在有些大工厂都跑到印度、越南去,中国的损失数以几十万亿算,而且这个问题还存在,是不能改进的,怎么改?因为有这个劳动合同法。我是研究经济合约的人,西方一直公认是合约的市场创始人,怎么改?中国哪一个人才可以看懂这个合约?就是抄回来,乱抄一通。

    为什么不取消呢?虽然上面说我们不理,你不理,有人理,这是大的麻烦。还有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是由地方政府处理的,他对应当地有最低工资的规定,这个不能输给其他县,所以最低工资都不是很低。但是新的劳动合同法不是地方政府出的,推出的时候地方政府完全不知道,中央宣布的,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都已经立法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政府不理,只是好事之徒管,所以结果就是如果不取消就没得救了。

    经济搞坏了谁来负责呢?没有人负责,下面就搞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建议用合约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私底下交易,白纸黑字签好,不要管这个合同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让它们去决定,因为它们要竞争,它们要生存。你要记得中国的竞争不是跟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竞争,而是跟越南竞争,不要认为有华为成功的例子就以为中国到达了先进高科技。你要搞腾笼换鸟,不是把鸟弄死,现在东莞这个笼子空了,并没有鸟回来的。你看华为、腾讯、大疆,它们不是依靠腾笼换鸟换出来的。劳动合同法以后还有什么大的企业出来呢?我没有听到。我听到别人告诉我说,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民间投资跌了很多,得把合同法修一修,就不会这么小了。不然的话,我何必开工厂,不如把钱拿去买车,把钱投到美国,去美国买房地产,澳洲房地产,加拿大房地产……

    最低工资更厉害。社保也是从国外抄回来的。社保方面是很严重的。外国有社保,美国有社保,国外有社保的原因是外国的孩子,父母是不管的,儿女要念书是要向父母借钱的,父母要饿死的,他们也是不管的。这种文化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你见过说父母病到了,儿女说快点死吧?这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是讲孝道的。

    所以抄外国的东西,就搞坏掉了。我非常不明白,中国人就是崇洋媚外,什么都抄人家。我在美国的时候,当时也是被歧视的。我当年写的英文文章,今天在美国大学的文章里面还是有我的文章,这个曾经被人家歧视的中国人的文章在美国到处都有,而中国人本身没有人读我的文章。

    中国人几乎什么都抄,最低工资也抄,社保也抄。我认为社保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社保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全世界都是低的。工人自己投资会高很多,为什么经过政府投资会很低呢?这个不言自明。

    不能一味地引进国外的东西,中国既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外国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我们偏偏引进这些不好的东西,这是大的问题。

    谢谢各位
 楼主| 发表于 2016-11-11 17:40:36 | 显示全部楼层
国企员工可持股,但不是人人都有份

    作者:佚名

    来源:理论头条v

    日前,《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正式印发,既关涉国企效率和激励机制问题,又牵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人民日报就此发表题为《国企员工持股,释放改革活力》的文章,称员工持股作为国企改革中最具挑战性和敏感性的难题之一,在实践中之所以几经反复,就是因为难以把握“激励员工”和“保全国有资产”之间的平衡。一旦处置不好,就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要通过员工持股的制度激励来避免效率低下的隐性贬值,又要处理好显失公平造成的资产流失,如何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员工持股又该如何推进?员工持股会不会异变成“分蛋糕”?今天,为大家梳理国企员工持股的痛点和难点,剖析这项关键改革的价值和意义。

    1、能持股的,未必是领导,但一定不是普通职工

    国企员工持股,当然不会涵盖所有国企,更不可能涵盖所有国企员工。从《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来看,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相当明确,不过改革的步伐也迈得相当谨慎。  哪些国企能够参与?从试点的条件来看,“市场化”是个不能忽视的关键词。开展试点企业须是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企业,股权结构合理,非公有制资本股东所持股份应达到一定比例,公司董事会中有非公有资本股东推荐的董事。  并且,试点企业应建立市场化的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和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机制。营业收入和利润90%以上来源于所在企业集团外部市场。  至于谁能持股,限定的范围也很窄。既非全员持股、平均持股,也不是经营层持股,而是骨干持股。具体规定为:参与持股的人员应该为在关键岗位工作,并且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者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还有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业务骨干,并且和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特别提醒]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得持股。外部董事、监事(含职工代表监事)不参与员工持股。如直系亲属多人在同一企业时,只能一人持股。

    2、未必一“持”就灵,但不尝试肯定不行  所谓改革,就是勇敢地告别落后,自信地面对不确定,坚持朝着潮流所向和时代所需而迈进。纵观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任何一次对社会激励机制的成功调整,都会释放出强大的改革活力。  不过,国企员工持股,是不是就能盘活国企,成为国企改革的万能良药?需要过程,也需要观望。正如人民日报所言: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国企员工持股改革更是如此,正式试点是好的开始,但不可能一“持”就灵。  更何况,国企的效率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员工持股作为国企改革中最具挑战性和敏感性的难题之一,在实践中之所以几经反复,就是因为难以把握“激励员工”和“保全国有资产”之间的平衡。一旦处置不好,就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改革除了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是要跟既得利益博弈。国企骨干持股,表面上看是人才激励机制的改革,其实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利益博弈。让用人机制活起来自然是重要的,但由此打破旧的体制机制的掣肘,恐怕才是此项改革的核心价值。  央企11年后重启员工持股,相信这会是国企改革的强劲动力,而更让人乐观的是,这项改革的推进,让我们看到了国企改革的决心。

    3、改革有痛点和难点,但也正是改革的爆破点  澎湃社论曾这么评价:从《意见》对员工持股范围、股权管理等规定可以看出,决策部门试图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和激励员工之间达成统一。对决策部门而言,试点如果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那么试点就失败了;同样的,如果试点没能激发起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进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试点也是失败的。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可谓由来已久,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中,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而这一轮改革,当然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于此前的改革,有专家曾总结出几个主要问题:一是资产评估黑洞过大;二是管理层占大股;三是管理层自身几乎不出资;四是对外搞利益输送;五是员工股转让无规则可循。  不过,从这轮改革的方案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谨慎操作。这一点从2015年国企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中可以解读出,在涉及员工持股的部分,特别强调了“健全审核程序,规范操作流程,严格资产评估,建立健全股权流转和退出机制,确保员工持股公开透明,严禁暗箱操作,防止利益输送”。

    如果能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营造更加公开透明的运行环境,以及牢牢遵守《意见》中明确的红线和底线,那么改革一定能够突破难点痛点,员工持股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 18:28:50 | 显示全部楼层
所有人受益的改革结束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作者:祝嫣然

    来源:第一财经APP

   

    《人民日报》评论称,过去的改革往往是“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受益,现在的改革很可能是“卡尔多改进”,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

    近日,《人民日报》首次用“金社评”署名发表评论文章《全面深化改革三年了》。评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三年,在“为什么改”问题上,改革理念认识更加深刻;在“往哪儿改”问题上,改革目标更加明确;在“为谁改”问题上,改革指向更加鲜明;在“怎么改”问题上,改革方法更加科学;在“如何改到位”问题上,改革态度更加坚决。

    评论认为,过去的改革往往是“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受益,现在的改革很可能是“卡尔多改进”,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之间有何区别?如何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三年来改革依然面临着哪些问题?如何提高民众对改革的获得感?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如何促进改革的落实?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祝宝良。

    改革要让总的受益要大于总的受损

    第一财经:《人民日报》评论中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祝宝良:帕累托改进,是指一个改革政策的出台,没有人从中受损,但有人从中受益,这种政策就比较容易推行。卡尔多改进,是指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既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但总的受益要大于总的受损,对总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益。这样的政策应该推进,也可以推行,但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受损者进行必要的补偿,在政策设计上要考虑补偿机制。否则可能就会产生较大的阻力,甚至无法执行。

    目前,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机会已经很少了,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已经结束了。剩下的改革都涉及利益的调整,必然会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国家需要进步、经济需要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维护,这时候的改革就需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必要的补偿。

    第一财经:你能举例具体说明目前哪些改革是卡尔多改进吗?

    祝宝良:比如目前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通过改革去产能就是卡尔多改进的一个例子。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可以释放生产要素、提高企业效益、完善市场竞争秩序、调整供求关系,但是企业的关停必然会带来员工安置、债务处置等问题,可能会有大量员工转岗甚至失业,部分金融机构出现损失。所以中央财政拿出资金来补贴那些关停的企业就是一种补偿。去产能后,钢铁、煤炭价格上升,企业效益改善,整个行业也受益了,同时,部分资金、劳动力转移到效益更高的行业或领域,国民经济总体受益量一定超过受损量。这正是改革的目的所在,属于卡尔多改进。

    目前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改革已经很少了,但还有。如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推行放松管制、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就可以使大众收益,而除了部分官员寻租以外,公开透明地看,几乎没有人受损。类似上海自贸区试点改革也是如此,设立自贸区的地方可以受益,但是不设自贸区的地方也不会受损,所以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改革。

    补偿机制使利益受损者同意推动改革

    第一财经:全面深化改革三年了,你觉得目前改革还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祝宝良:改革面临的问题还是刚才讲的,卡尔多改进一定会使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这是改革的阻力所在。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一定会遭到反对。当然,有些改革受损的人很少,就可以通过强大的执政能力来推行。比如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多纳税,是可以推得动的。如果改革过程中,受损的人较多,则推动就很难,如房地产税改革,可能需要考虑补偿机制,使利益受损者也能同意推动改革。

    第一财经:《人民日报》评论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那你认为,如何提高民众的获得感?

    祝宝良:获得感一方面是来自于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无法用货币度量的人民群众的感受,比如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改善、社会服务的提升、社会风气的好转,甚至控制污染带来的蓝天白云都可以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卡尔多改进虽然会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但是改革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整体的红利。

    提高群众的获得感需要改革的落实。对于卡尔多改进,政策设计完成后需要强有力地推行,比如个税、房地产税等。还有像企业降成本,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可能把另一部分人的收益也降了,比如降电价也把电力企业的收益降了,所以要有补偿。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 18:29:42 | 显示全部楼层
权贵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断掉非权贵(尤其指广大中小企业)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T·WF·B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权贵资本主义,描述一个经济体中,商业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这种偏袒可能是表现在法律许可的分配、政府补助或特殊的税收优惠等。

    权贵资本主义被认为经常出现在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渗透到商业世界,存在利己关系的友谊和亲情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它破坏公共服务型的经济和政治理想;民主国家若有严重的裙带资本主义、其民主制度只是空架子。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5 14:49:09 | 显示全部楼层
顶层设计真的就是高枕无忧吗?

    ------这两天参加某单位效益途径咨询而从老板那里得到的体会!

    汪华斌

    这两天到某单位去咨询,发现老板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整天坐立不安,因为现在武钢垮了;这个依托武钢的民营企业自然也是前途迷惘。然而企业职工照样上班,不管有没有效益也是一如既往。如果你老板裁员,则老板就要多支付工资。于是这老板找我去,首先是问有没有什么途径能使企业度过难关。其次是如何利用企业机构调整,从而达到减员而不增加工资的目的。我说现在武钢几十万人面临困境,从而员工主动跳槽的可能性相当低;因为只有别的单位收入水平高而且要人,这才能使员工有跳槽的心动。现在大家都一样迷惘,根本不知道将来的路在哪里;这能使机构调整顺利达到目标吗?此外就是我们社会的效益集中在几个产业领域,所以开拓创新企业的经营方向也是远水不能救近火。这老板就问我,难道我们的企业就只有顶层设计这一条路吗?我说企业的发展的确需要企业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而搞垮企业却只需要顶层设计或下层捣乱。正因为如此,到现在我们的企业都没有建立正常的机制;从而使企业成为老板一个人的设计,其它人全部是机械化的听命;现在的国有企业如此,民营企业更是如此。

    我们知道在贯彻ISO9000标准时,都知道企业(组织)如同大海上的一首船;所以这船上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与程序,从而保证这船能按照设计的目标航行。这就是说船长的目标管理如同顶层设计,那么方向定了后就是所有人的职责履行;有的加煤,有的检查机械传动;有的搞清洁卫生,因为这都是这船正常化的职责。正因为如此,这船的安全有效运行基本上是全船上下自动实现‘上’与‘下’的良性互动行为的结果。船长的方向性失误,将造成船偏离航向或触礁;而加煤工的失误,则造成船的运行动力不足;同样也是不能前进。这说明ISO9000标准将整体性的职责定位准确,需要所有人正常化履行职责才能保证这船的运行目标实现。

    然而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社会也在贯彻ISO9000国际管理标准,但同时我们社会却在灌输‘领导权力至上’的观念。正因为如此,任何企业或单位从来没有真正贯彻过ISO9000标准;全部是采用两张皮的形式来走形式主义。最后造成领导真的以为自己才是至高无上的,从而随心所欲决策成为了普遍现象。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下,不少老板都以为员工是靠老板养活的呀;从来没有老板尊重员工说是‘员工创造财富’而富了老板。就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而言,恐怕只有华为有这个理念;因为它们需要员工到全世界去创造财富。而其它的民营老板全部是通过权力或关系拿地或项目,从而巨大财富的确来源于老板的人脉。就如同武钢那么多的私人企业,实际只是老板的关系在营销;而一旦武钢陷入困境,这些老板的关系没有效益了;自然企业就困难重重。这不是现在才应该的上下互动,而应该是建立企业后慢慢施行上下互动;从而保证企业的可持续性。

    其实我们社会不仅仅企业只有顶层设计,就是政府机关与地方政府都是只有顶层设计;如我老家鄂州,从来没有动员过老百姓创业;全部是上级领导到哪里都是大手一挥,这开发区就形成了。就如同当年武钢球团矿厂建立在新庙,当时我在武钢与新庙两处都是不同意见;因为建球团矿厂的地方当时正是鄂州的蔬菜区。可上级领导只需要顶层设计,结果现在是鄂州人民苦不堪言;因为附近地区全部没有开发价值,而且居民区也都被污染了。此外就是武钢的F·B分子到鄂州钢厂担任负责人,同样只有他的顶层设计;最后造成这个效益良好的企业竟然很早就陷入困境。这说明了我们的顶层设计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管理也是生产力;所以管理不是随心所欲的行为。然而我们改革开放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任何人只要有权就以为自己真的是上帝了’,所以随心所欲决策竟然是中国特色。因为随心所欲决策如果成功了是领导者自己的功能,而失败了则是全民埋单;这才是我们社会只有顶层设计的奥秘,而且还是全民都知道的奥秘。

    大海航行是我们社会最缺少的观念,所以我们社会任何单位全部是只有领导的顶层设计;而从来没有全员整体观念。我们现在的改革行至深水区,新旧矛盾纠结与利益诉求庞杂;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的顶层设计如同随心所欲,既不考虑下面的整体观念;同时还不管设计中的视野障碍,这就是我们社会不断交学费的原因。因为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指导下,随心所欲抢渡成为了现实意义。

    正因为如此,顶层设计也要有全局观。顶层设计要谋划全局,但这种谋划不是拍脑袋的结果;而是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及时调整、科学决策的结果。在今天这困难重重之时,同舟共济实际就是一种很好的诠释。
 楼主| 发表于 2017-1-3 15:39:56 | 显示全部楼层
深化改革必须设法消解的三大顽疾

    今天是2016年12月30日。三年前的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民众简称为“深改组”。三年后的今天,新一届领导集团力推的深化改革,完成了怎样的顶层设计?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解决了那些现实那题?遭遇到什么困难?值得总结、深思和完善。

    人们最直观的一个判断是:改革会议召开了很多,下发的改革文件和推动的具体工作也非常多,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和历史惯性等原因,深化改革虽然已经深深触及到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也取得了很多来之不易的成绩,但总体判断是:收效一般、不敢松懈、仍需加力。有关方面统计表明:过去三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工程完成了近200余项重点任务,各部门也完成了近300项改革任务。过去三年的改革历程,给人的感觉好漫长,好似已经艰难地度过了七八年之久,这是因为深化改革确实很辛苦,付出的代价的确不小。总体看,过去三年的深化改革仍然呈现“两头着急、中间滞缓”、“领导积极、群众旁观”的特点。

    回首2016,中国的改革开始“玩狠”,中央在很多领域强势推进。比如:户籍改革、司法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改革、自贸区改革试点、国企改革试点、财税改革试点等。中央高层领导者就深化改革,曾放出不少狠话,比如:“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要牵着牛鼻子走”、“要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把抓改革落实的战术打法弄清楚。”、改革试点要“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等等。足见最高层的改革决心。

    展望2017,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大环境更复杂、不确定因素更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及冲突不断加剧,而且信任危机明显加剧。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改革这盘“关乎执政党、关乎国家和民族、关乎亿万民众共同命运”的大棋局,到底如何布局、如何运筹、如何决胜最后一轮?

    其实,面对中国日趋复杂的现实状况、面对一路走来、日趋艰辛的改革历程,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杆良心秤。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元气和民众信心耗不起、历史机遇和改革时机等不起,必须顺应民意、尊重规律,实施“刀下见菜、不畏牺牲”的最有效的改革举措。

    有3大顽疾必须直面以对:

    一是已经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应当认识到,一直以来,深化改革之所以做得很艰难、收效很轻微,主要原因在于中央的改革决策很难落地。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几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已经形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既得利益格局、既定的人脉关系、既定势力范围、既定的利益阵营,中央与地方、体制内与体制外、部门之间、行会之间、官民之间,都已经形成相对“定型”的利益格局。小到村落、大到部委,都是如此。而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平透明的机制。但是,“公平透明”又是双刃剑,如何操刀,真的不易?!因此,必须设法打破已经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

    二是僵化的体制架构。僵化的体制结构及体制惯性,是导致中央诸多改革决策难以落实的最大障碍之一。现行体制的一大特征是,各个部门拥有的特别权力,首先保护并固化了部门的利益,如果改革伤害到自己的权力及利益,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沉默不语不作为”,随便找个借口踢皮球。因此,若回避体制问题,改革举措再得力,也不足以消除深层障碍。因此,深化改革必须设法突破体制困局。

    三是窒息市场化机能的思想“雾霾”。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彻底搞清楚:改革的初衷、目标和方向,到底是什么?盲目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底要模多久?如果当初只是为了缓解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危情而被迫改革开放,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就没有退缩的余地。

    单从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角度来考量,早就应该系统务实地探讨改革发展的“价值观”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与否只有一个标准:民众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如果民众不理解、不接受,民众永远只是袖手帮管的看客,不会积极主动投身于改革大潮中,甚至,只要不添乱就是好姿态。

    这显然是一个思想上价值观层面的问题,请不要误判为“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因此,发起一场“深化改革价值观”的大讨论,很有必要。惟有彻底清理思想认识领域的雾霾,才能激活具有强大自生能量的市场化机能。

    (本文作者介绍:江濡山  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政府及财团大型投资项目顾问,产业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专家。)
 楼主| 发表于 2017-1-10 15:09:07 | 显示全部楼层
理论加干部,改革更可行



     嗟乎 于 2013-11-16 20:46:0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文发布。许多新意,许多举措,改革决心和改革理念让人乐观。但是,仍可以指摘两个方面的缺憾。
一是对理论创新和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建设重视不足。虽然超出了以经济发展换稳定的思路,但是也还是大多局限于改善民生的路子。不说这是超出经济改革的全面改革,也不说全球经济危机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结构调整的大势,但就改革理念而言,改善民生不足以应对目前中国的社会危机和社会乱象。中西和新旧文化冲突、社会组织涣散、意识形态空心,造成实质性的社会精神心理的危机,不能被民生改善完全消解。就民生的经济角度而言,如果如今的普遍相对富足仍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那么再进一步改善民生又有多大余地?软实力的视角也应该用于国内治理,那就是软性治理手段用于精神心理、文化秩序的重建和修理。人的确是必定要在温饱之后追求礼义廉耻、道德秩序、满足社会需求和精神生活的。如今的所谓戾气和敌意,与六十年来对传统人文秩序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有关,人们无以从容安身立命,才是当今中国的集体无意识,是导致诸多社会乱象之深层的另一种力量。因此,建立包容性的意识形态来整合执政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传统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明,这才是最大的挑战。所谓理论工作重要,说得不错,但是绝不是通过更加用力挥舞已经破败不堪的旧的意识形态旗帜,或者对它贴上什么科学发展观之类的膏药补丁就可以的。要提取那个日用而不知的辩证法的精髓,由此衔接古今中西。特别重要的是,由此执政党可以赢得一种正当的历史地位,改革就不是和自己作对,而是对自身的扬弃。在此之后,逐步开放宗教、社会组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执政党意识形态抛弃其社会形态学说而取其辩证法,则正足以接续这一道统),接纳西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确立自身在中西文化对话中的地位(以辩证法阐释西方文明,衔接被认为西方文明本质的基督教的神人之辨)。如此,才能使中国人在这个中西古今激烈碰撞的艰难时代安身立命,也为执政党赢得深厚的合法性资源。我为此强烈建议中国成立一个辩证法研究院。
二是人才选拔和干部任用机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关键支撑必须更加强调。在决定的相应部分,表述没有太大力度或者至少是含混不明(但也的确提到了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和取消僵化的考核)。改革系于政治的能动性。成立两个超级机构就彰显了高层保持政治能动性的强烈意识。但是,在此之外,能动的政治必须以能动的人才选拔机制和能动的(往往是非常规的)干部政策作为支撑。没有支撑改革的干部,就没有改革。没有能动的干部政策,就不会有改革的干部得以脱颖而出。没有一批体制内边缘和体制外的人才得以上升,就不足以重整体制、推进改革、弥合体制内外的对立。上世纪八十年代非常规的干部年轻化专业化举措,正是邓时代以能动的干部政策支撑改革的范例。二十年来,中国没有什么能动性的干部政策,而是安于现状的权力傲慢颟顸之际坐视功名利禄的征逐,非我求人、人乃求我,不求则不应,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式的放任自流。这种干部政策和人才机制几乎没有能动性可言,此种局面只会引起改革人才匮乏、干部任用的封闭和部门化、体制内各类人物的离心离德、人才选拔中相当程度的逆淘汰、体制内外人才流动隔阂而出现对立(所谓阶层固化、人才在野)。如果没有高层动员后通过超常规的、主动求贤式的、开放并面向全社会和体制内外的干部任用选拔,如果没有进一步着重增强人事任用能动性和开放性的干部选拔机制,改革就缺少了一个关键的支撑。
乐于看到久违的活力和进步,乐于看到人生下一个十年的光明和指望。如果不漏掉理论和干部这两点,影响此后十年或更久的“决定”将会是一个“既好吃又好看”,既可愿也可行的改革方案。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 18:46:0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伟:中国改革需要集权  


进入专题: 改革 集权   
● 张立伟   

    不久前,笔者曾在FT中文网撰文,表达了为推进改革,防止权力失控,弥合社会分裂,现阶段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观点(《政府应退出市场竞争领域》)。此文得到的反馈是大部分人反对,因为这与民主的目标相背而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阐释。
     
    一
     
    一般而言,不管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国家,权力主要集中于总统或总理个人,他们依宪法行使国家的领导权力,除非他们不幸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地位而可能“跛脚”。中国自“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实行的是一套独特的集体领导威权体制,这主要是吸取毛时代个人专权祸国的教训,也是对苏联崩溃的警觉,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通过激进的改革瓦解党的执政地位。
    但这种权力分割的威权主义体制是不稳定的,因为其决策权分散,而不同的权力拥有者可能有不同的目标。这一现象和美国政治学家George Tsebelis所论证的现象一致,他认为民主政权中政策的改变与能够投票否决提案的行为者的数量有关。当否决权拥有者数目较少时,决策就会灵活果断,但不一定稳定;当否决权拥有者数目较多时,尽管决策可能谨慎,但更容易停滞。
    这可以从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来的决策表现来理解。整个1980年代,尽管***等以巨大的威望领导了改革事业,但最终的政治领导权分成了“一线二线”,二线以1982年建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为主,而一线除了几位革命元老外,主要是年轻领导人。这种多头权力结构形成了一个平衡的局面,导致改革事业无法突破而处于“摸石头过河”的阶段,一旦改革触及了保守派底线,这些否决权拥有者就会出手,例如,1987年***被解职,1989年***也因此落马。
    到了1992年,老一辈领导人因年事已高淡出政治,中央顾问委员会解散,形成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否决权拥有者数目大幅减少,拥有“核心”的中央集体为一系列改革提供了权力基础。他们先是强化了中央集权,比如财税改革中的分税制、禁止军队经商、强化了监管机构的垂直领导等,同时推进了金融改革、外贸改革、国企改革、医疗住房等改革,以及两次行政体制改革,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在这个权力集中而否决权拥有者数目较少的时期,决策果断灵活,改革突飞猛进。
    但是,第四代领导集体就任以来,形成“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书记不再是“核心”而是职务,常委委员由七人增至九人,决策权再度分散。尽管党内民主防止了个人专断,但也更容易使利益集团固化,因为这种协商并非是一种满足民意需求的机制,在改革决策上因利益分歧难以形成共识。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即出现“民间否决”,如“孙志刚事件”让收容遣送制度寿终正寝,农民弃耕促使农业税被取消等。不过,“民间否决”并没有一套机制,只是随机发生,并且集中在改革阻力较小的领域。
    决策权力过于分散,应该为多年以来的改革停滞负主要责任。威权体制的效率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领袖,如果没有一个主导型的权力人物,而民众也无法监督政府决策过程,那么,权力自然会被既得利益集团劫持。这就可以理解,为何第四代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提出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政策上却一直实行原地踏步的“宏观调控”与“维稳”。
     
    二
     
    与革命(休克疗法)不同的是,渐进式改革有两种可能的前景。首先,它具有可逆性,虽然因此而有可以随时修正错误的优点,但也包含了旧势力卷土重来的风险,尤其是他们拥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其次,渐进式改革容易掉进改革陷阱,即培育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绑架权力与改革。令人忧虑的是,中国改革同时遭遇了这两种现象,而且有合流趋势。
    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改革者也需要两线作战,他们面临保守的与革命的两种力量挑战。而这两种力量也会利用社会的不满相互斗争,积累分裂,尤其是到了社会矛盾激化、威权治理衰弱的阶段,各种势力都有搅乱现状而获利的企图。因此,目前中国政府促进共识,驱散谣言也是必要的行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帮助弥合社会的分裂,而不是煽动对立。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从一些民主化失败的例子中感受到了秩序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他强调权力集中是改革与政策创新的前提,否则改革者根本没有能力形成决策并推行。在他看来,改革面临的困境是,推进社会与经济改革需要权力集中,而回应国民政治平等参与的措施则要求放权,所以,改革者必须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之间取得平衡,并使双方的结合不致阻碍其中的任何一方。
    显然,由于组织的决策权过于分散而失去效率,改革停滞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也被极端力量用来分裂社会。笔者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首先能够控制住执政党组织本身,使其不致失控或溃烂,同时还要高举改革旗帜凝聚人心,挽救破裂的社会。否则,中国无疑将面临灾难性的失败,革命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从历史上看,革命往往是在改革之后发生,改革就像是革命的催化剂。辛亥革命发生于清政府立宪新政之后,19世纪后期的俄国革命运动也是沙皇亚历山大“伟大革命”的产物,苏联也在改革之中崩溃。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感叹,随着法国经济繁荣与君主开明,“人们的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恐不安;公众的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的正走向革命”,他断言改革教会了人民怎么去发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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