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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经济发展史并不支持吴敬琏先生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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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6 17:55:57 | 显示全部楼层
谁掌握了需求,谁就掌握了市场,就是商业之神,经济的无冕之王。这荣誉,冠与这能人一点不高。
乔布斯曾经戴过这王冠,微软的比尔盖茨也戴过,只是他们戴不牢。

只有读懂消费者,才能做到。这跳跃出经济学的范畴是心理学,是人性学问的一部分。
懂得这些自然能划分出消费者类型与比例,更能诱导破例的新需求。

所谓的需求曲线,就是儿戏,它无法演示出想成为需求的分子,却又得不到需求标的的信息而流失的理论盲区。
也就是说我想买个CC金表,但是我无法知道CC金表的购买信息而无法消费,需求曲线可能包含我,但实际,我不是CC金表的消费者但我却是需求的分子,需求与供给失之交臂。

这现象是经济学缺陷,入门级就能出现缺陷,以后的学问就是危如累卵,最后就是谁学了,除了扯淡,也再没有什么用。

基八三常就是这经济学的蠢货,一人的利益无法实现,一城的利益无法实现,一行业的利益无法实现,经济想景气?除了靠吹,还能靠什么?
 楼主| 发表于 2015-3-9 12:22:55 | 显示全部楼层
蚩尤血:经济解读已经成为灾难的“一胎化”
注:虽然蚩尤血的文章比较长,且有些地方写得有点冗余,但很多文章还是不错的,我用微信分享其《蚩尤血论“计划生育”、“后发劣势”:兼祭杨小凯先生》时,发现其第三部分不能直接看到,于是发此转帖,以便于在微信分享。为吸引眼球,自己加了个题目。
个人觉得这个案例分析非常好,把杨小凯“后发劣势”&林毅夫“后发优势”之争通俗解读给大家。
原帖: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786837

《(三)对于今天“一胎化”政策现实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如果说,历史上“一胎化”政策出台时领导人的心态和认识局限我们今天尚可理解并部分原谅。但是到了几十年以后时过境迁的今天(其实在2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前景已经明显非常不妙了,海内外很多学者就已经大声疾呼、不断提醒了),实际情况中的人口危机已经如此明显迫在眉睫,黄河就在脚边、棺材就在眼前,大祸大难就在立马当下,但为了一个集团(不光是寄生萎)的私利还是要坚持往死路上一头走下去,我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完全不能被原谅了。对于最近十几年来为什么“一胎化”政策虽千夫所指、却居然不死,能祸国殃民直至今日,至少有三个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这种怪相进行分析和解释:

    (1)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

    寻租理论认为,利益集团会通过操纵政治环境和法律系统,在没有做大蛋糕(社会总产出)的前提下、甚至是在把蛋糕做得更小的前提下,扩大自己在已有蛋糕中的相对份额和绝对拥有量(rent)。今天各级zf(包括“寄生萎”)在“一胎化”政策上的表现就是这样。在今天的xx,以前搞“一胎化”的种种理由和原因都已经时过境迁不存在了,今天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非常糟糕,现在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社会严重老龄化,青少年人口数远不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最近的吵吵闹闹的“养老福利缩水赖帐” 的部分(并非全部)原因就是因为此)。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无异于整个社会的自杀。但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却可以给今天各级zf和各个机构(不光是“寄生萎”)带来巨大的罚没权、审批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天量罚没收入和审批收入。为了保有、甚至扩大这些私利(自己在蛋糕中的份额),不惜用操纵政治和法律的方式把锅家民族推向死地(不断把蛋糕做小)。这就是典型的寻租现象。他们是要毁灭这个国家!为的只不过是赚一笔跑路钱而已。最可悲的是,五毛们还要把它们吹成这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明示暗示爱国就必须为它们献身。你要反对质疑它们,你就变成了卖国贼、美分党、繁殖狂(就像蚩尤血一样)。

    (2)修正的“俘获”理论(A Revised "Capture" Theory)。

    经典的“俘获”理论是说:政府为了调控某个产业,比如田纳西河上的水电站大坝,使之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于是设立了一个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设立的初衷是假设(suppose)其没有机构本身的私利,纯粹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运作服务的。但在实际运作中,在长期内(in long term),这个原本被假设为中立的政府机构反过来被这个本应被它所调控的产业所“俘获”(被该产业利益所腐蚀、捆绑、裹挟),成为了博弈中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反过来使用其行政力量帮助该产业最大化该产业的利益,因此不但没有达到最初设计该机构时的政策目标——最大化公共利益,反而比原先没有该管理机构时更加进一步地损害了公共利益,与最初设立这个机构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看,最初设立寄生萎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人口情况和中国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结果寄生萎这个机构自身膨胀以后,该机构本身成为了利益攸关方(全国至少有好几十万上百万吃寄生财政饭的zf工作人员,有知道具体数字的网友还烦请告诉我,附带巨大的罚没权/收入和审批权/收入),反过来为了机构自身的权力和私利(远远不止该机构本身的私利、而是整个zf的私利。比如罚没和审批收入的大部分都成为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寄生萎这个机构提供的几十万上百万个就业机会也为各级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出路安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人口问题的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早已时过境迁后任然坚持过时的、已经明显错误的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最初设计该机构时的政策目标——缓解中国人口情况和中国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反而比原先没有该管理机构时更进一步地恶化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的困境可以部分用修正的“俘获”理论来加以解释。

    (3)杨小凯先生大力介绍的(但并非他原创的)“后发劣势” (Curse to The Late Comer)理论(可以看作是 “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e Theory)的一个变形近亲)。

    在21世纪初,杨小凯先生和北大的林毅夫之间有过一场非常有名的关于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辩论。林毅夫主张(也并非他原创)的是“后发优势”(second-mover advantage)。“后发优势”原本是产业组织经济学(Industrial Organization)里面的一个理论:即新兴的公司(second-mover company) 可以通过观察 领头先驱的公司(first-mover) 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模仿领头先驱的成功经验(搞技术、管理和发展策略模仿),利用先驱公司创造出来的市场环境和培养出来的顾客群和技术人员,避免重犯领头先驱的失败经验,所谓 “免走别人的弯路、少交学费”,节约了开发成本,减少了转型时间,从而后来居上,超越了先驱的公司。大家请特别注意哦,这个理论原来的应用范围是“公司”(其实用在“公司”这个范围内,有不少支持这个理论的实例)。但是后来有人(林毅夫是其中一个典型)把这个理论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国家”,认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指中国),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管理和产业政策模仿,从而后来居上,超越发达国家。

    与此相对,杨小凯先生介绍了(也并非他原创)另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后发劣势” (Curse to The Late Comer)。大家请特别注意哦,“后发劣势”理论最初的应用对象就是“国家”。“后发劣势”理论认为(抄杨小凯先生的原文):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经济发展中的后起国家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所以,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
 楼主| 发表于 2015-3-9 12:23:22 | 显示全部楼层
蚩尤血对杨小凯先生阐述的“后发劣势”理论做如下(A)、(B)两方面的深化和发展:

    (A)技术模仿、管理模仿和政策模仿不但会“延缓”制度变革,而且会“阻碍” 制度变革,使制度变革更难发生。这种阻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a)技术模仿和管理模仿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但旧有制度下分配社会总产出的机制使得这种生产力提升的红利主要流向、而且是不对称地流向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对称地加强了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社会、阻碍变革的能力(这种不对称性的主要衡量标准就是财政收入的增长率长期远远远远高于社会产出的增长率,而慰问费用和均费的增长率又要远远高出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比如,在古代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100个农民才能养1个政府人员。在没有制度变革的前提下,由于学习模仿西方现代技术,生产力大为提高,结果允许了今天4、5个普通生产者就可以养活一个政府公务员。结果,当发生对抗时,古代100个农民面对的是一个,现在就必须4、5个面对一个。又比如,正是对源于西方的电信网络技术进行模仿改进,今天的“绿霸”、“金遁”、“甜眼”等工程大行其道。虽然你也可以说有翻墙软件这些工具帮助民众。但是翻墙软件这种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毕竟是小团体、个人的分散行为(比如,翻墙软件的使用者对于技术的学习和定期更新升级是完全分散的活动),这和动辄上千亿的慰问经费的统一使用相比那还是弱势。虽然翻墙软件开发的资金利用率会比“绿霸” 软件开发的资金利用率高很多,但后者在绝对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使得前者在两者间的长期竞争上并不被看好。又比如:今天各种慰问力量的装备十分先进、数量充足,管理也很有效。如果没有“通过技术模仿和管理模仿大幅提升社会生产力”这个前提,这种现象本身也难发生。

    (b)在zf有意的宣传洗脑舆论引导下,通过技术模仿、管理模仿和政策模仿而带来的“红利事实”会使人们很容易误把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归功于原有的制度(make mistake in causality),对原有的制度产生一种“制度先进性错觉、错觉、错觉”(the misperception、misperception、misperception of systematic advantage),增加人们对原有制度的认同感,从而消解了社会大众追求改革的动力。这种有意引导栽培下的“制度先进性错觉、错觉、错觉” 可以部分地解释 “中国社会80年代追求改革的渴望和动力远远远远超过今天” 这一现象。在80年代,中国对西方的技术模仿还不充分,当时国门一开,大家目睹了中国和西方生产力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立刻产生出对原有制度的一种强烈改革冲动。但是在今天,因为中国对西方的技术模仿已经非常充分,两者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已经大不如以前,所以大家对制度改革的那种冲动也随之减弱了。在技术模仿的潜力和增长空间被消耗殆尽之前(蚩尤血按:快了、快了、已经很近了),人性上的弱点会使大家的这种“制度先进性错觉、错觉、错觉”一直持续下去。其实,这种错觉一半是被骗、一半是人性软弱、不愿牺牲受难而导致的“自欺欺人”。过去有很多人(包括西方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对苏联在30年代~70年代的“成功”也产生过类似的“制度先进性错觉”,海耶克对此有过专门的深刻分析和批判。

    其实大家仔细想想,中国今天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最大的功劳(95% 以上)来源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弥散(Technology & Management Knowledge Diffusion)。提高你我生产力水平、改变你我生活水平的每一样东西,有什么不是西方的原创?跟zf有根毛的关系?比如:现代农业技术、现代医药、现代交通、现代能源、现代通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现代管理学、现代后勤学、电脑、互联网、天气预报,... 有什么不是西方的原创?今天中国不大规模饿死人,是因为源自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弥散把今天中国的蛋糕做得太大了(全世界都一样),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要想大规模饿死人,因为蛋糕太大,几乎不可能,在全世界那里都几乎不可能。象朝鲜和1959~1961年那种极品,要不是天才还真搞不出来,你想搞都搞不出来。今天zf贪天之功,靠宣传洗脑舆论引导把功劳全都揽到自己身上,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这种进步说成是“体制的优越性”和“xxx的伟光正领导”,还极不要脸地吹出一个“切尔诺贝利京模式”来。拿现在不大规模饿死人(在源自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弥散下,今天亩产量是多少?)和60年以前大规模饿死人(60年前靠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亩产量是多少?)来比较,完全是无耻地忽视了时代的背景(context),尤其是时代技术背景(technological context)。其实这和zf、体制有根鸟毛的关系啊!(准确地说,是有极大的负相关,无之则会更加好很多)。

    (B)“后发劣势”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由于先进国家制度上的自由开放性,会催生出大量看似“正确”、看似有理、看似高明的技术、想法、理论和政策构想。但是由于先进国家对于人权保障的制度性约束,很多这种看似“正确”、看似有理、看似高明的技术、想法、理论和政策构想在先进国家根本无法得以实施和推广(注意哦:这里的重点是,想法 vs. 实施,技术vs. 推广)。但是,通过不搞制度模仿,只搞技术、管理和政策模仿,后进国家就获得了一种可以通过政府来实行、实施和推广这些“原创于先进国家的、看似“正确”、看似有理、看似高明的技术、想法、理论和政策构想”的超级能力。换言之,

    在先进国家的先进制度下,政府有所为、而有所不能为;有技术可为,有技术不可为。
    但在后发国家的落后制度下,政府无所不能为;无技术不可为。

    这种先进技术和落后制度的嫁接(grafting)固然使落后国家获得了大干快上、迅速推广实现某些源自西方的新技术的自由度和在某些产业方面迅速超越技术起源国的可能性(比如,政府对华为等电信设备公司知识产权侵犯和潜规则横行的完全漠视、以及无限的政府贷款,政府对光伏产业产生的环保代价的完全漠视和无限的政府贷款、等等等等使得这些产业能迅速超越其西方的“老师 + 对手”),但是这种这种先进技术和落后制度的嫁接也使先进制度中原有的对新技术、新想法、新理论的 “防错” 、“纠错”功能丧失殆尽。很多看似聪明、有道理的新技术、新政策、新想法其实在糖衣下面都裹有致命的毒药(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联想起海耶克 的《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了吧)。由于人类认识的历史局限和自然局限,很多时候我们(有时是几乎所有的人)不能立刻分辨这些新技术、新政策、新想法的危害,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先进的制度,一个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制度、一个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制度、一个尊重历史长期自然演化结果的制度来防止对新技术、新想法、新理论、新政策的滥用。这正是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啊!(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居然没有学到这一条?!)。不模仿制度,只模仿技术、管理和政策使后发国家完全丧失了先进制度“防错纠错”的功能。 这恰恰就是“后发劣势”中最最致命的一条。

    简言之,后发国家(不搞制度模仿,只搞技术模仿和政策模仿)固然获得了一种“实施推广技术的超级能力”,但却也同时获得了一个“超级犯错机会”。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哪有你光便宜占尽,却从没有吃亏的事?!从哲学上想也不可能嘛!所以说,先进的民主宪政制度对于人的(尤其是人作为一个集体的)骄傲狂妄无知贪婪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当时看不出来,长期(几十年以后)就知道了。这就是“制度优势”。

    “后发劣势”其实是现代经济学(path-dependence)中 “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变形分支。“路径依赖”理论说的就是:过去的选择制约现在的选项范围,现在的选择制约未来的选项范围。(The choice in the past defines the option pool at the present, so does the present choice to the future options)。如果你49年选择了民主宪政的制度,那在79年你的选项库里就根本没有“强制实行一胎化”这个选项,你也就根本不会选错。对了,在这里考大家一个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问题,假设同一个人同一个效用方程,他面临两种条件制约(一)他有A,B两个选项,(二)他有A,B,C三个选项,换言之(一)是(二)的一个真子集。我们能不能说在(二)的条件制约下这个人的选择结果一定会不差于在(一)的条件制约下的选择结果,为什么?(******可能不止一个)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一胎化”政策)造成的中国人口危机就是支持“后发劣势”理论,反驳“后发优势”理论最有力的历史事实依据。避孕药、避孕套、上环术、结扎术、安全流产术、胎儿识别技术、人口统计、马尔萨斯理论、人口控制理论等等等等都是西方原创的技术和理论。数算最先提出搞“计划生育”、真正试验搞“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连印度都要远远远远早于中国。但正是“后发劣势”中落后制度 对于人权保障的缺失 和 对个人自由选择的尊重的缺失 使得 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上在长期内真正采纳实践推广了(adopted and actually execute)上述技术、理论和政策的唯一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十亿人的大国)。还有什么能比 “一胎化”政策更能说明“后发劣势”的例子呢?蚩尤血真的不太想得出来(类似“地沟油”这种技术的起源和应用也是很好的例子)。

    时至今日,面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危机,我们已经可以完全肯定地宣布:在杨小凯先生和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著名辩论中,历史已经做出裁决:

杨小凯先生完胜,林毅夫完败。
 楼主| 发表于 2015-3-9 17:26:12 | 显示全部楼层
80年代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千年一泪 于 2015/3/9 16:52:1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伴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经年积累之后,物价的落差产生出一个持续的争论话题:80年代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或者,现在的100万,再过20年,又相当于多少钱?这个话题,既是酒桌饭局上的话题,也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问题,要完整、正确的回答并不容易。

    从正统的经济统计数字来看,******最为清晰。从1978年到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为105。这也就是说,物价每年上涨5%,37年间物价变为了原来的6倍多。现在的1万块,相当于1978年的1600块,反过来说,当时的万元户,则相当于现在的6万元。显然,这个最为清晰的******与老百姓的感受差异巨大。80年代初期,万元户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称号。1万元的存款,在那个时候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时间过去35年,6万元仅仅是城镇职工一年的平均工资,根本不算什么财富,也不会引来羡慕。最为清晰的******,令人难以接受。

    80年代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造成这种现象的,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本身的原因。人们生活所需的商品非常之多,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在变得越来越多,不同阶层、购买不同商品的人群,对物价上涨的感受都不相同。CPI永远是一个抽样,不可能覆盖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

    比如,CPI没有包含房价,虽然房产作为一种资产并不应该包含在内,但是,房价却是人们感受物价的重要因素。再如,中国的CPI中,猪肉占比过大,而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恩格尔系数的提高,食品对人们物价的感知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所以,CPI与人们的感受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而且,CPI作为政府向社会公布的物价指数,具有一定的政治压力,在中国现实之下,也会出现一些失真。

    正是由于CPI不符合人们的感受,人们开始关注其他方法推导出来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有句著名的话:“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作为货币主义理论大厦的地基,费雪公式MV=PT,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社会的价格上涨水平。在这个公式当中,M是指货币总量,V是指货币流通速度,P是指商品的平均价格,T是指总交易商品量。简单的说,货币的流通数量一般不变,当全社会的商品产量不变的时候,货币增加了,价格就会上涨。在真实世界中,货币量增长的同时,社会每年也在创造出新的财富,这就表现为GDP的增值。也就是说,货币量与产品的量都在同时增长。所以,不能说钱增加了两倍,购买力就会变为原来的二分之一。

    相对来说,费雪公式依据的是一些不那么具有政治压力,也相对没有系统性偏差的数字。2000年到2010年,央行数据显示我国货币供给年均增速19%左右,统计局数据显示实际GDP年均增速为10%,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经测算略为正,那么按照费雪方程的一个变形:m+v=p+y,中国的年均通胀率大约9%,即十年翻了一番,远高于统计局给出的CPI年均1.7%的增速,似乎更符合我们的切实感受。

    不过,基于费雪公式的推导也有很多问题。除了本身的固有问题外,费雪公式还有很多中国特有的问题。首先,货币的国际化使一部分货币没有参与国内交易,最近几年人民币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更重要的是,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市场化与货币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很多本来不以价格计算的商品与福利,进行了市场化。比如房租,以前是福利性质,只收取很少的房租,单位分房甚至不需要房租。市场化时候,房租成为居民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方面,推动着CPI的上涨,另一方面,这个独特的货币化进程并不在费雪方程的考虑之中,中国经济中“凭空冒出来”很多本来就存在,不能计入GDP增量,但却实实在在的从不需要货币进行交易变为了需要货币进行交易,从而吸收了增发的货币。从这个角度,又抑制了增发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

    房地产是一个典型例子,房产从不可交易,变为可以交易,并且持续上涨,消耗掉大量的增发货币。在“4万亿”的大投资中,货币的增量直接成为房产上涨的推动力,但与此同时,却抑制了其他物价的上涨。从2009年到2012年,房价飞速上涨,但平均CPI指数仅为2.7%,非常温和。

    由此可见,现有的经济学与统计学,并不能完美的告诉我们,80年代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其实,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争执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 而“80年代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多少财富”却同时是一个心理现象。无论是费雪公式还是CPI,也许能反映购买力,但却不能反映人们心理上的对生活,乃至财富评价的膨胀。

    衣食住行,乃百姓头等大事。比如服装,80年代乃至90年代,人们的服装需求,基本上着眼于面料、款式,而当下,品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品牌当然是有溢价的,比如,耐克鞋,或者退一步,哪怕是一双特步运动鞋,都没有办法直接与80年代的解放鞋进行比较。所以,除了CPI、费雪公式本身的技术性问题,这些参数与实际财富感受之间永远充满差异。

    再如饮食,在过去,50元一个月的工资,即使只能粗茶淡饭,也能让一家其乐融融,但在今天,300元即使能买来同样的饭菜,但没人会认为,一个月只能吃上三顿肉算是正常的生活。

    除了对生活评价的提高,人们对财富的评价也发生了改变。记得80年代的时候,一台14寸的日本进口彩电大约要1000元。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一台彩电可以引来邻居的羡慕,可以成为出嫁光鲜的嫁妆。随着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同样1000元可以买到的彩电变为了32寸的液晶,但却不再光鲜,甚至变为了寒酸、拿不出手的东西,而轿车则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财富性产品。80年代,一万元能办出风风光光,震惊四邻的婚礼,而现在,一辆稍微能带来面子的车子本身,也要七八十万,再加上婚礼、招待,80年代1万元的财富感,如今恐怕要变为两三百万,而这绝非通货膨胀所能解释。

    可见,当我们讨论80年代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或者现在的100万相当于20年后的多少时,除了理论上的购买力以外,还包含了随经济发展而不断膨胀的财富观。

    至于现在100万,在以后意味着何等的财富,则更难回答。需要提醒的是,从78年到现在,经历过价格闯关,经历过92年之后的经济过热,经历过政府手中缺钱,不得不发钞以应付赤字的阶段,所以,某种程度上,用过去的通货膨胀推断未来并不准确。

    更重要的是,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一直处于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之中,但在未来,这些持续性的利好会逐步消失,转型的压力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除了全球经济形势,由于自身的政治经济特点,中国可说是全球大经济体中,预期最不明确的一个——比如,哪怕在五年前,有谁能预测到当下的反腐力度?而未来社会形势下的国进民退抑或民进国退,或者经济增速下滑导致的货币刺激,又有谁说得清楚?而当这样一个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环的时候,各种缺乏预期的黑天鹅事件,又会被进一步放大。
 楼主| 发表于 2015-3-11 16:54: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经济衰退的深层次原因

◎ 凤凰财知道 | 周天勇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1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世界经济下行,外部对中国制造需求拉动力的减弱,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是互为影响和作用的:如果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本身是健康的,会从经济增长下行中走出,并且,由于人口规模较大而带动全球经济走出下行状态。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我认为,有其自身的因果形成机理和过程。
人口及其流动问题造成的“萎缩性衰退”
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人口增长的放缓,特别是年轻人口和劳动力开始陡坡式减少,而人口结构急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消费萎缩、劳动成本上升、产品中养老成本越来越高,对外竞争力快速下降。
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农民先前基本得不到财产性利益的土地体制、推高地价和房价的地方土地财政,则使人口城市化因大部分农民买不起城镇的住宅而“青出老回”,所谓的城市化,实际上出现了“未化先滞”问题。
强制而长期的计划生育,实质是大伤了中华民族赖以复兴的元气,加上农民不能成为市民,城市化进程的实际中断,造成了国民经济萎缩性衰退。这是中国国民经济长期增长这次放慢和未来可能颓势最主要的下拽力量,如果不设计其他强有力的实施方案和措施进行对冲,很可能会导致国民经济时间较长和幅度较深的大衰退。
首先,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是“未富先老”和“未强先衰”。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人口总体比韩台老化。中国2011年人口生育率1.4和增长率0.45%,高于韩国高增长结束之2002年的1.17和0.35%,低于台湾高增长结束1997年的1.7和0.95%。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0%,高于当时韩国的7%和台湾的8%,人口中位年龄比韩国和台湾要老11-12岁。高增长结束时,发展水平低于韩台的一半。韩国和台湾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2万和1.4万美元,而我们2011年人均汇率计算的GDP只有5414美元。消费活跃和年轻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减少。据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的劳动力短缺。
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持续不断地衰退。这将会导致:
(1)从消费方面看,婴儿、儿童、小学、中学等生活和教育消费开始增长疲软和萎缩。目前普通小学在校人数每年以300万-400万人的数量在萎缩,以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未来连续的问题是,大学教育将会过剩和萎缩;后来就业的工厂等程度不同地会开始过剩并倒闭;住宅刚性需求在2015年顶峰后回落,房地产会萧条。
(2)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力会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资持续上升,经济竞争的劳动力红利下降,而产品中所含的养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农民工工资从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从德、日、韩、台的发展过程看,他们有的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有的即使出台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实施。但分析相关数据,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进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也无一例外地在此时,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区间。
而我们在人口增速会自然降低下来的变化趋势上,又人为地强制推行了计划生育,结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从未来变化推测,这样的经济衰退,可能是长时间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较大。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居住增加导致房地产蓬勃发展,以及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分析显示:
(1)城镇中的住宅供应量,已经严重过剩。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约为2.33亿-2.63亿套。从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面积计算,又有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又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22亿人口居住。
(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3亿左右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等买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买房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0年。总体上买不起城镇住宅。2014年,城镇居民中,约13%家庭租房,66%为1套房,21%的2394万多套房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城镇住宅分配,严重不公。
中国与德日韩台“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1)土地产权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创业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2)人口流程,实际是“青年出村老年回”,总体上并没能成为最终居住在城镇的市民。将有3亿-4亿人口,一生中出回循环,代际间传承,比城镇老年人口财富和消费低33%左右,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体制和流程扭曲造成的“挤压性衰退”
国民经济增长下行,有中国扭曲体制造成“国民收入创造→分配→投资→消费→再创造”过程紊乱的挤压性原因。国民经济有创造财富,分配收入,进行储蓄、投资、消费等,形成生产的市场需求,劳动者和企业再创造财富以满足市场需要,周而复始,良性循环。那么,中国国民经济,在这一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体制对创新创业和经营准入及经营活力造成了挤压。创新在思想观念、发展方式、知识产权、技术发明、人才环境、融资条件、产业转化等方面,还有着诸多的体制障碍;创业准入虽然进行了大的改革和清理,但是,环节仍然较多,办企业比较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较难,没有真正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或者负面清单条款设置较多。
服务业,虽然是一个未来国民经济增长广阔的领域,教育、健康、医疗、养老、旅游、文化等等服务行业的体制,比制造业领域更加僵化,社会资金进入障碍重重;政府对企业经营中的监管,目前是问题并没有管住,而倾向于寻租、权利的监管设计,繁杂的程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各方面的体制不顺,成为创新和创造财富活力的挤压性制约因素。
其次,2014年银行、非银行机构和民间全部借贷业的利润,高达47300亿,比同期非国有非银行业的全部利润还要多4400亿元,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竟高达7.44%!整个国民经济,已经高利贷化。
其结果是,而非国有和非银行实业分配的国民收入,从1995年最高的31.93%下降到了2014年的6.74%。从而导致非国有实业储蓄、投资、创业的相对萎缩。民营经济比例的相对萎缩,因其劳动密集型企业占较大比例,特别是创业者为中等收入者,因此导致居民在国民入中收入比例下降,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基础,进而造成这部分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相关地从1985年的51.58%下降到了2013年的37.48%。
再次,国民经济再进行传统性政府和企业投资拉起和刺激的债务风险之坎。一些学者提出,在出口和国内消费两大需求不足,经济下行的状态下,需要政府和国企拉起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速度上行。也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政府行政能力较强的国家,有办法拉起速度来。这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政府负债率,2013年6月底数据为55%,2014年在重新申报,估计真实的负债率至少会达到65%;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在人民银行帐户上,如果按照日本放在财政帐户上的国家负债计算,为GDP的37.4%。2014年1到11月国有企业负债率为65.37%,其中钢铁、铝业、铁道、远洋、造船、煤炭、房地产等行业国企的负债率大幅度上升。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仍在持续双升。截至2014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8426亿元,不良贷款率1.25%,较年初上升0.25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违约和展期情况也很普遍。再来一次2008年底到2009年的扩张借贷、拉起投资,整个国民经济低杠杆率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硬是出手,面临的将是严峻的金融风险。
结论是:对居民收入的挤压,导致了消费的相对不振;对民营实体经济收入的挤压,导致了非政府和国有投资能力的下降,而再一次由政府和国企来拉起投资在高杠杆率状态下,银行也不愿意再贷,硬出手,也面临极高的金融风险。挤压,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对体制和利益的束缚改革攻坚,释放被抑制的活力,改善和理顺分配的流程,使国民创造、收入、投资和消费之间,健康良性地分流循环,消除增长的挤压性症结。
 楼主| 发表于 2015-3-11 16:55: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服务贸易失衡与资金外流造成的“漏损性衰退”
1978年起,中国经济逐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加入WTO以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竞争优势逐渐丧失。
在2008年开始的衰退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看到的投资、消费、出口这样的增长因素,注意力放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上。对外经济关系中,也还是在关注货物出口增速和快与慢方面。对服务贸易不平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内容,以及资金外流对中国国民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影响,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没有以足够的研究。
首先,对外服务贸易中,2014年估计,存在着3000多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占GDP比例达3%以上。2014年,仅旅游和教育对外贸易逆差,为1650亿美元。在其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和医疗健康等服务贸易中,逆差规模最为保守估计也在1500亿美元左右。从2015年春节国人出外旅游的情况看,人数规模、出外购物支出等更是增长火暴。
由于国内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等体制僵化、发展水平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对国内服务业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发生了三个挤出:
(1)挤出国内服务领域的旅游、教育、健康、医疗等等消费需求,转移出境外,成为到国外旅游和留学的支出。
(2)挤出民间投资到国外。由于民间投资对服务业诸领域的限制太大太多,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中,64%投向国外的服务业。多是加油站、超市、餐馆等,许多投资者都移民了,并不向国内汇回利润。与“中国制造业过剩应向外投资工业产业,而国内服务业扩张需要加大投资”严重偏离。
(3)挤出未来如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的红利,由国外投资者掌控和分享。如果这种格局不能改变,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受到严重削弱。
其次,民营企业资金的外流,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的损失。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旧计提等变为储蓄,而储蓄形成的投资,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一个国家,从外部得到的投资越多,其经济增长就会得到越强的动力;而一个国家其国民收入的储蓄流出国外的过多,而国外流入国内的过少,则会发生投资动力的丧失。
21世纪前10年的后期,特别是党的**前后,江浙等省,及漫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转移资产;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如,2012年,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相似;超高净值人群中该比例超过70%。2011年,虽然浙江省有关部门出来否认,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透露,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
可能从2008年开始,考虑地下钱庄出去的资金,实际上投资流入就小于投资流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净流出为862亿到1891亿美元(地下渠道按两倍计算)之间,即国内净减少投资规模5344亿元到11724亿元之间,占当年国内投资规模512761亿元的1.0%到2.2%之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是投资走出去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相当多的投资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的走出去的不同是:一部分人移民,去而不回;利润留投资国,不流回国内,相当一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果形不成本国国民收入增长的内容。
再次,不法资金外逃,也是导致国民经济储蓄、消费和投资损失的重要因素。因T·W受贿及其他诈骗经济罪犯,为了躲避追究和使非法财产不受追缴,许多采取了出逃国外、洗钱和转移资金的方式。这些国内资金向外转移,其规模大小的不同,总和起来,也将程度不同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波及国民经济的景气程度。
关于中国贪腐人员外逃,包括其他经济犯罪人员,改革开放到2014年底,向国外转移了多少资金,一直是个搞不清楚的数据。
一是最小口径外逃资金规模:按中方有关部门数据综合推算:为2420亿美元,15000亿人民币。二是根据国际中立机构保守的数据,加上现金方式流出部门的估计,以及近两年的测算:外逃资金规模为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民币。三是根据一些网站搜集和透露有关部门的数据,综合推算较高的一个规模:外逃资金32000亿美元,合198400亿人民币。四是根据新闻传的斯诺登披露数据估计的外逃不法资金最大规模:存款加最保守估计的约为其20%的证券、黄金、股权和房产等其他资产,57600亿美元,合357120亿人民币。
分析下来,最小外逃资金规模2420亿美元,显然是不可信的;其次国内各种数据所综合计算的32000亿美元外逃资金规模,也需要甄别;而所传的斯诺登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有48000亿美元存款的数据,也真假难辨。各种数据中,以全球金融诚信组织2002年以来的计算,并加上1988年到2002年,以及2013和2014两年的估计数据,改革开放前10年忽略不计,1988年以来,中国外逃资金规模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民币,可能较为可信。
如果对“财富创造→国民收入→储蓄和投资→国内消费→财富创造”的循环流程进行数量分析,加之上述这样大规模的漏损变量,显而易得的运算结果,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严重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这次国民经济的衰退,深层次原因是人口增长放缓及老化,人口城市化扭曲使国民经济元气和需求处于萎缩;体制和利益束缚,税费负太高,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对实体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形成挤压;以及,服务业贸易不平衡,实际直接投资外流过多,不法资金外逃等,导致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大量漏损。我认为,只有从这样的综合的视角去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才能真正把握其内在的成因,做到对症出策。
本文来源:凤凰财知道(ID:icaizhidao)
 楼主| 发表于 2015-3-12 14:20: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经济成本分析。结论:严重亏损!

   
文/金雕(周晓进)

   
基本概念

  成本分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前者以“会计成本”核算,可以用货币具体计量。现代会计成本制度也有把明确可预见的隐性成本纳入利润核算,比如“坏账准备金”,但绝大部分隐性成本不被计入会计利润核算。
  隐性成本有以下特征:1,涵盖十分广泛。比如企业文化所隐含的风险、企业的诚信度不良可能造成的损失(三聚氰胺事件就是实例)、维护管理权威性可能支出的成本、劳动力成本及福利欠支的累积、分配不公导致劳资矛盾带来的损失、环境保护成本欠支所积累的风险、管理层控股权争夺和管理权的争斗可能造成的损失,等等还等等。2,不容易被意识;3,意识到却可暂时逃避支付或转嫁支付;4,成本的价值不可预测;5,可悄无声息地累积叠加;6,突然暴发式地转为显性成本,可使企业瞬间倒闭。
  经济成本=显性成本(会计成本)+隐性成本。
  本文要分析经济成本的企业叫“中国”,产品是“中国制造”,主营业务收入为“GDP”,面对的市场包括本企业近15亿人口的消费和全世界各国。分析的时间跨度从改革开放至今。
   
显性成本(会计成本)

  企业会计成本核算,一般概分:管理成本、生产成本、税负和财务费用等。但中国这个企业还要算上“特色”成本,由于此成本贯穿中国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和每个细节,因此摘出专门讨论。企业是国家,不计税负成本(交联合国的钱忽略不计)。
    一,管理成本   这部分我浓缩成管理人员人力资源成本、管理行政成本。其中“养老和福利成本”并入后面的劳动力成本一并阐述。
    1,管理人力资源成本: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按狭义的公务员计,2012年中国公务员708.9万人[1],如果按国际统一口径计,我国2012年公务员和享受公务员待遇吃财政的人有1100多万,官民比约为1:120。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个比值与其它企业(国家)比并不高,美国是1:12,日本是1:28。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为:美国2.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1.39人/百万美元GDP;英国1.59人/百万美元GDP,中国却高达39人/百万美元GDP,是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2]。但是提请注意,这1100百万并非实际人数,没有纳入十分膨大却无法统计的“临时工”成本,具体工作几乎全部是他们在干。
  只比人数不比工资是不客观的。但我化了很大精力试图比较中国公务员与国外公务员的收入,可中国公务员实际收入是多少这个前题我都无法搞清(也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只发觉中国的公务员实际收入三个基本特征:工资只涨不跌;生活普遍人上人;普遍占有较多的资产。而美国***工作人员的年人均工资是6.7万美元,只比中等水平稍高,日本***跟公司职员几乎持平[3]。
    2,管理中的行政成本   本文略去诸如办公经费、通讯费用等等一般性行政费用,着重选择高支出重点分析。
   (1)政府不动产投入和物业成本   近一、二十年,中国从村级机关到省府大院,一直在建楼堂馆所,其规模和豪华令人咋舌。也许属于“国家机密”,我查不到这方面的投入数据,选取二张照片比较,可窥端倪:
  

美国州政府大楼

中国长兴县政府大楼

  有人会不同意我这样的比较,因为不动产不可计入管理成本。但我要提醒注意,这些大楼百分之百地举债建造,其财务费用、物业费用、折旧和维护成本却是要每年财政列支,依据楼堂馆所之宏大和豪华,可推定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查不到。
   (2)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是指政府部门公款出国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款吃喝费用三项。这三位“公公”究竟每年要化多少钱,一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只能从则面分析。
  新一届政府执政后显然意识到三位“公公”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措施,可这一“措施”却造成一个国家整个餐饮娱乐业大地震,纷纷倒闭和经营转向,这足以证明公款吃喝之巨。再说公务车,有资料显示[4],早在上世纪末,全国的公务用车达到350万辆,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近几年公务车费用越来神秘,难窥其面貌。前阵又说要改革公务用车,CCTV无意间流露一个信息:目前全国有200多万辆,故且相信,我取250万辆忖度估算,每辆车耗费包括司勤人员和折旧费用计20万元/年,那么一年就有5000亿。有专家估计[5],2012年全国“三公”消费总额已突破9000亿元,我觉得这个专家估算太保守,实际远超万亿,是军费开支的约二倍,是2012年教育投入最多年份的1/2还多。
  与别的企业(国家)“三公经费”相比,他们的几乎可忽略不计。德国收15欧元就得上交,法国总统渡假开私家车,美国总统白宫草坪上请客自掏腰包,他们的大使出行坐经济仓,对岸的“总统”更是常吃便当。没法比!
  (3)安保费用
   1)军费开支  2012年中国的国防预算1060亿美元(约6700亿人民币),美国估算中国2011年实际军费开支是1600亿美元[6],居世界第二。从有公开资料以来显示,中国军费平均增速是GDP增速的约二倍,1994年增23..34%[7],2012年增加11.7%[8],2009年全球平均军费增长5.9%[9]、[10],2012年全球是负0.5%[11],2013年日本11年来首次出现防卫费增长,增0.8%,同年韩国是3.9%[12]。近十多年来中国军费增长速度遥遥领先,居世界第一,是世界平均速度的几倍。
   2)维稳费(公共安全费用)    据香港明报报道[13],2011财年,中国财政部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这也是维稳开支连续第二年再超军费开支。
  如此高额的公共安全费用支出唯有中国,这是维护“控股权和管理权”的高昂费用之一。
   二,生产成本    会计科目把生产成本分为:主原料、辅助原料、劳动力成本、能源动力成本和制造成本。在全球贸易发达的今天,各国的生产资料和设备成本没有多大差异,本文就“中国”这个企业颇具特征性的劳动力成本、能源动力成本着重分析讨论。
   1,劳动力成本和养老福利成本  严格说,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成本是指直接劳动力成本(直接计入生产成本的劳动力),为了叙述方便,遵循总成本原则,把全体成员的养老福利成本合并讨论。中国的劳动力和养老福利结构极其复杂,我把它切成四块:改革开放时遗留离退休人员及失业人员养老福利成本(称其为“存续养老福利成本”)、直接劳动力成本、直接劳动力养老福利预提成本和公务员养老福利成本。
   (1),存续养老福利成本    我国1999年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在此以前的养老是届时实销,摊入即时成本,没有预提养老费用。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后,遗留养老福利成本出现双轨制:离休人员和公务员财政即时支出,退休职工则吃直接劳动力的交纳的养老金。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论断,因为改革开放前理论上有国有资产遗留,它随存续养老福利一并转入。我没有查到直接数据,只能由一些间接数据分析,1995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额是5.7万亿[14],而上世纪末四大国有银行核销的国有企业坏账就达3万多亿[15],再加上80-90年代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因此非但没有留下,甚至可能是负值(严重亏损和流失)。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存续养老福利成本”这部分其实是额外负担(这里讨论的不是应该与否),尤其要指出,离休人员的费用支出相当高昂。这也是中国这个企业(国家)特有的负担。
  (2),直接劳动力成本   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的直接劳动力成本相当低,尤其是农民工,低到勉强维持生计。虽然近几年有增长,但2013年有个数据比较还是很低[16],如果以美国最低年薪为基准,那么各国达到此水平的工作时间为:英国8个月,法国10个月,加拿大11个月,美国1年,日本1年+1个月,巴西3年+7个月,中国8年+10个月,印度24年+4个月。我们只是比印度高,只有美国最低年薪的11.3%。
  (3),直接劳动力养老福利预提成本  中国在1999才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也就是说改革前20年没有这项支出,这里埋下了巨额隐性成本欠支(后文专门讨论)。
  (4),公务员养老福利成本 中国采取双轨制养老福利制度,即公务员自己不用交纳,并且享受高额的退休金和高比例医疗保险。这部分由财政即时开支,直接摊入即时成本。这样做,在职公务员又大量欠支养老福利。
  概言之,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养老福利成本中,存在严重的结构差异,直接劳动力成本极低且无或低养老福利,而公务员却享受高养老福利。
  2,能源动力成本  中国能源利用有三高特征:高消耗、高污染和高增长。
  (1)    高消耗   同样生产100美元的产品,中国能耗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5倍,日本的9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17]。
  (2) 高污染   中国能源以煤为主,占中国能源消耗的70%[18]。煤燃烧会产生大量的氮化物,硫化物以及磷、氟、氯和砷等元素,甚至个别还带有放射性元素,都是有毒物质。中国原油是好油供出口,再长期进口劣等油[19]、[20]。
  (3) 高增长   如图示[18]。
  
 楼主| 发表于 2015-3-17 14:11:17 | 显示全部楼层
林毅夫:7%目标合理吗?
2015-3-16 19:33:2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周六(3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多位经济学界大牛聚集一起,召开第40次中国经济观察CEO的季度报告会。参加的五位学者都在业界鼎鼎大名。包括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副院长黄益平、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迎、宋国青和卢峰。

    会上五位学者从2015政府工作报告解读开始,对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经承办方授权,观察者网今日推出此次会议的第一部分——林毅夫对2015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

    在发言中,林毅夫对7%增长为什么合理且必要进行了详细的回答。林毅夫将中国与发达国家做比较,提出中国经济发展三大优势,能够促使中国实现7%增长:中国大量产品是中低端产品,产业亟待升级就等于有投资机会;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足,环境问需要解决,城镇化正在进行中,这些领域都面临大量投资机会,而且也有较好的投资回报;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不到50%,居民储蓄率很高又有大量外汇储备等等。这三大优势说明中国设立7%的增长目标是合理的。

    此外,谈到增长7%的必要性时,林毅夫还拿印度来比较,莫迪政府正在推行东亚招商引资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如果能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经济增速很可能实现8%-9%的增长。如果说印度经济在向上走,而我们的经济增速继续往下滑,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信心。所以中国“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时候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仅是在2015年,应该在2016年到2020年,这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7%”。

    另外,林毅夫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澄清了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几大认识误区:雾霾是经济发展快引起的?投资会恶化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形势下,政府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搞基础建设投资,会加剧金融风险?林毅夫认为,牺牲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问题,只会让受害的时间更长;另外他根据自己在世行期间考察各国发展的经验,坚持认为,在经济呈下行态势且民营资本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好的时机。

    以下为林毅夫演讲全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昨天(3月13号)刚参加完政协会。过去在两会之后的“中国经济观察”,总有人来解读一下政府工作报告,今天我就按照惯例谈谈我在读总理报告时的几点感想。

    2014年成绩:与欧元区、日本、美国的比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先讨论的是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总理用了一个词,他说“来之不易”。这个来之不易也确实是正常的,我认为我们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达到7.4%,虽然跟年初所讲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比较起来,少了0.1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我们放在整个国际的经济发展态势来讲的话,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当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成绩。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如果你盘点年终实际的经济表现,跟年初的增长预期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知道像欧元区,去年年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大的国际机构预测,认为欧元区可以达到1.1%,但到年底的时候,欧元区增长只有0.8%,少了0.3个百分点,是减少了将近30%。

    然后是日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体。日本2014年大家知道有安倍经济学,也可以说炒得沸沸扬扬。安倍经济学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安倍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数量也相当大。年初的时候,当时的预期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2014年可以达到1.4%,但到年底一盘算,实际上日本即使在这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跟积极的财政政策下,经济还是衰退的。到年底盘算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只有0.2%。

    美国好像好一点,尤其第二季度的时候,美国的增长率达到4.7%。第三个季度的时候,达到5.0%。大家都认为美国经济好像是真的复苏了。但到第四季度突然又降到2.2%,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4%。跟年初的预期是2.8%,少了0.4个百分点,下滑超过15%。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那么国际上的经济形势对中国当然会有不少的影响。比如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达到16%、17%,去年年初的时候贸易增长是7.5%。到年终盘算的时候,只有3.4%,可以说就像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的,整个国际经济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还是相当复杂的,还是有相当多不确定性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预期目标是7.5%左右,但是心里是希望达到7.5%。在这种情况下达到7.4%,只低了0.1个百分点。从这样一个国际的整个经济趋势来看是不容易的。

    而且不仅是说经济增长率在合理预期的目标里面,只低了一点,并且经济结构在去年也有不少的改善。比如说有不少新的亮点,包括在高端装备业上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在互联网金融,还有网上购物、快递业务、新能源汽车等等这些领域,在去年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同时大家都关心雾霾、关心环境。我们的雾霾跟环境和能源使用有相当大的关系。每个单位GDP下降了4.8%,我看到一个报道,去年我们实际的碳排放总量减少了,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另外今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还是高于GDP的增长,并且非常重要的是,农村去年的纯收入增长达到9.2%,高于城市居民纯收入的增长。就是说我们的收入结构也是在改善的。这些我想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还可以讲很多,我这里只是说一些。

    经济下行压力大,必须保持合理增速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肯定还有很多能够改善,而且希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去年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下滑的。今年第一个月、第二个月还是继续这样的下滑趋势。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增速的下滑,并没有说因为政府采用了一些政策而改变。并且在消费上面新的增长点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以投资来讲,去年的目标是17.5%的增长,实际的增长只有15.3%。消费的增长固然也不少,但是没有什么真正比较大的增长,来弥补投资增速的下滑。

    另外,去年稳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一个目标。在稳增长的时候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比如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里面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可是我们希望这些降准或降息能够解决一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宏观政策的使用而得到缓解。另外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各种不满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去年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但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有很多。

    关于2015年的经济工作安排,我想2015年总的来讲外部环境还会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有很多不确定性,还会相对严峻。因为发达国家还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那场危机中复苏,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关键的、结构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普遍还没有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的经济增长的总的基调未变,还是继续秉持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路,像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报告认为化解各类矛盾和风险,并且实现现代化,基本上还是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
 楼主| 发表于 2015-3-17 14:15: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三大发展优势

    这样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就是我讲到的中高速,2015年的目标是在7.0%左右。我个人的看法是把增长目标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我认为它是合理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也常讲,我们实际上还是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你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基本上即使是外部环境不好,但是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首先来讲投资。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非常多。但实际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也就是总理在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品,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要升级就要投资,这有很多的机会。

    第二就是基础设施,这么多年固然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后是环境,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的问题,你还是要投资新的设备,用新的生产方式。

    我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要改善住的地方。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还有高的经济回报。

    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整个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有没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衰退,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了,它走不出去,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首先来讲产业是最前沿的,下一个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顶多就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很难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升级的产业非常多。环境也是发达国家相对好,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时候,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条件,应该发挥出来。

    第三,不仅是说有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资源,有机会还要有资源。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投资的条件相对比较好。我们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超过100%,发达国家也是。所以我们动用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并不是我们政府积累的负债没有问题。

    最近政府公布,今年用一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他在银行系统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我们也一直在倡导,这样的一个建议被政府采用了。这样的话我们政府可投资的资源,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相当大的。民间的储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要投资的话,要进口机器设备,我们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

    这三点就是判断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周期性下行的时候,他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他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国内有钱投资还受限于外汇储备不足,因为你要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而我们这些都是相对具备优势的。

    所以我想把这些条件应用起来,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机会。就业机会有了以后,机会能够得到保障以后,那么消费会增长,投资会增长,就会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我相信达到7%左右的增长,还是有可能的。

    7%增长的必要性

    另外我觉得维持7%也是很必要的。首先一个必要的部分就是就业,如果说我们不能保持一个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很可能就业就要变成一个问题。2014年的时候就业是相当好的,我们新增了1320万的城镇就业机会,比去年的就业机会还多。但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低于6%的话,大家可以想想看,企业的盈利状况会非常不好。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会变化,现在即使盈利状况不好,企业对发展有信心,他还可能把就业保留着。如果他对未来的预期不好,他可能就不保留就业了,就关门了。就会出现一些所谓企业的倒闭崩盘,这个危险总是要关心的,总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必要的。

    第二个,同样的情形,就是金融稳定性的问题。如果说企业对未来的增长预期不好,经济增长要放慢,那么肯定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更差。这种状况下,坏账会增加,坏账持续增长就会影响到金融安全。

    第三个,我们**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有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的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要7.2%,我们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那就代表着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比较低,6.6%就可以了。

    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有没有可能说GDP增长6.6%,然后靠再分配,让收入增长更快一点?那这样的话也许GDP增长6.6%,城乡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很差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增长是6.6%,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当然我们也希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这个我完全支持。但导致的结果是怎么样?企业的盈利状况之差,可能企业要关闭的,要出现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就会跟前面两个目标(就业和金融稳定)相抵触。

    所以这种情况下,**目标的完成,我觉得比较好的情况,还是保持一个差不多7.1%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是0.5%,如果GDP翻一番,年均6.6%就能完成目标。最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来自于经济增长带来的。这样的话收入增长可以翻一番,有利于就业,也有利于金融稳定性。

    印度如果抓住机会GDP增速可能实现8%-9%

    再来一个,上次我谈过,现在再强调一下,就是印度的竞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份的预测,印度会在2016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中国。世界银行最近又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因为过去印度在算自己的增长率的时候,是从投入增长多少,来推算他的经济增长率。但其他国家是用产出的增长,因为你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所以不能用投入来计算,用现在通用的产出增长来计算的话,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是在2014年时,印度的增长率就达到7.5%,比我们中国2014年的增幅高了。

    我觉得这种趋势也许不是一两年,我想这种趋势可能会是相当长期的,而且不是0.1个百分点,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可能是一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原因是什么?

    我们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任何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产业转移的时候,那些吸收产业转移的国家或地区,通常会保持二三十年高速的增长,日本是这样子。大家也知道,我们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是比较优势。其他工资水平低的地方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可能就会实现我们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印度有相当可能会抓住这个机遇,两个原因,因为印度现在的人均GDP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工资水平比我们低。

    第二个是新上台的印度政府,印度总理干了12年的首席部长,他推行的就是东亚的政策,就是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取得的成绩也是跟东亚一样的。他当年所在的邦人口只有印度的5%,但是出口占印度的25%。他现在当总理了,当然也在推动这个经验,积极招商引资,积极以出口为导向,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我觉得去年实际上是叶落知秋,如果他抓住这个机会,可能有十年二十年8%到9%的增长。

    而我们已经进入到新常态,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我们有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从9.8%降到7.1%增长,不努力的话就降到6%了。

    产业转移中国要积极作为

    各位想想看,我们在过去30多年维持了全世界最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经济金融危机的大国,但大家对我们的体制机制有很多信心不足的问题。如果这么对比的话,人家在增长,我们的问题出现了,那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和发展秩序。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快速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印度的增速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速度更慢,所以这不是我们的体制和道路问题。

    那怎样才能更快地进入高收入国家?如果说我们从2015年到2020年能够维持7%,7.1%、7.2%的增长,加上人民币升值,我相信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12615美元,那就是高收入国家,印度就不是我们对比的对象了,我们就可以跟其他高收入国家对比了。这是第一。

    第二个是要积极有为地帮助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另外一个可以承接的地方,就是非洲,因为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必然要转移。如果我们不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死在国内了。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帮助中国企业抱团出海,转移到可以承接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不作为,印度很可能抓住,因为它已经在寻找这个机会了。我们要积极作为,帮助中国企业到另外一个地方实现产业转移,比如说到非洲,非洲有十亿人口,工资水平现在跟印度一样,人均GDP平均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

    非洲如果承接了,他们也会出现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有什么好处呢?非洲国家在西方主流的理论之下,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还不能摆脱贫困。如果说我们的产业转移,跟我们的招商引资、改善基础设施的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起来,那就代表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反而能够增加我们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时候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仅是在2015年,应该在2016年到2020年,这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7%。这是我认为必要的。
 楼主| 发表于 2015-3-17 14:28:1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个认识误区:雾霾投资政府搞基建

    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从我前面讲的理由来讲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但真正要落实起来,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比如说雾霾的问题,确实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好像在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发展很快,雾霾很严重,就认为雾霾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

    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较好的环境,认为经济增长慢一点,提高质量,那是好的。但是不是这样呢?雾霾确实需要解决,但雾霾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

    我刚刚拿印度来对比,印度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们高出15%。但现在来看印度的人均GDP,2014年印度是1626美元,我们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就代表过去它这36年,经济增长速度比我们慢。

    但我们现在关心的雾霾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这样一对比,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我们的雾霾就会好。

    仔细分析一下,雾霾确实严重,我也不喜欢,但雾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跟发展阶段有关。因为我们像这种中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我们知道制造业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环境相对于农业社会,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制造业,环境问题比较严重。中国是这样,老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在制造业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差,这是共同的,除非你不要制造业阶段。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的,跟以天然气和以石油为主来讲,煤炭更污染。

    第三个原因,跟环境值有关。

    当然我们要想解决的话,这个问题会缓解。但煤炭要变成一个清洁能源,这是相当缓慢而且代价高的过程。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如果像APEC的时候把工厂关掉,还是可以,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我们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实际上放缓经济增长速度,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人民受害的时间就越长。高速发展十几年,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如果你到欧洲去,他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的增长,他们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这是一个初衷非常好、但不针对问题本质的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

    第二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产能过剩,有一种观点认为,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看法似是而非,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我们现在过剩产能是在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上面,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吃进去的。如果说我们投资降低了,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不正确,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

    比如你说,现在的钢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资这些产业,可能会造成产能过剩更严重,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那些方面并没有产能过剩,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反而是在补我们的短板,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投资不需要,任何地方都不是乱投的。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的投资,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经济下行,政府该不该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缓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不该降准,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你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为什么积极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做,政府就不会做,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它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较长的。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是没回报的。然而你这种回归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基础设施投资,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就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了。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个的。

    第三,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这些基础设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企业来做基础设施,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比如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银行一直在强调说基础设施,如果他有回报,那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到2000年左右,他们发现过去30年里,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有责任,即使他按照正常的回报可能低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政府来做的话,你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因为这时候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现在经济已经非常热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当经济下滑,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是最好的。

    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我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面,讨论说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我很高兴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一个共识。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我相信在2015年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谢谢!
 楼主| 发表于 2015-3-20 18:43: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实体经济在印钞里走向末日
王尚一.. 2015-03-14 20:01

中国实体经济全面倒闭的关键在于印钞。各种苛捐杂税虽然沉重,但都是明面上的,实体业主能估算。印钞则不然,印钞是偷偷抢劫实体经济的财富。当中央政府印钞翻倍时,实体手中的钱虽然还是那么多,但实质上已贬值一半。

中央政府是刚性印钞,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而且,货币贬值的方式,通过房地产、原材料和人工价格上涨实现,让实体业主生存日益艰难,没有地方去说理,以减轻负担。在中国政府日复一日的印钞推动下,实体经济走向全面倒闭。

实体生存需要内需和外需共同作用。实体生存的关键在市场。而在国内,印钞导致货币大贬值,民众为了所谓的保值,纷纷贷款购买房产。最终房地产以畸形的方式一枝独秀,民众手中的现金则基本被榨光,失去消费能力。在国际市场,实体企业的关键问题是降低成本,尤其是降低铁公基、房地产、苛捐杂税的成本,让中国实体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一定竞争力。

从2014年底开始,各方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走弱。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呼吁,要求尽快实施货币宽松的政策。在实体经济的多米诺式倒闭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积极呼吁拯救实体经济,支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不论中资机构还是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普遍的建议都是继续货币宽松,也就是加大印钞规模。

加大印钞的结果是:在国内,继续支持房地产,驱使民众用最后的资金买房,导致民众完全失去消费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出口企业的成本进一步上升,再加上人民币被迫跟随美元升值,让中国产品更没有销路。经济学家们扯着拯救实体经济的大旗,支持更多的印钞,进一步摧毁实体经济。

位置决定脑袋,绝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建议都是从体制的角度出发。本来,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民间经济再一次被体制经济吞噬,而吞噬的主要方式就是印钞。通过印钞,体制以最低成本掠夺,通过钞票缩水,让民间经济越来越穷。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极力压缩体制成本,保护民间经济的最后生存。但是,如果压缩体制成本,不仅体制内的人不答应,连中资和外资金融机构也不答应。所以,各类机构圈养的经济学家分析师研究员都以各种姿势积极呼吁货币宽松,因为放水后,所属机构可以从中分羹。

这些经济学家大都奉行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实质在于两点:A、政府赤字,政府扩大支出,实施赤字预算,增加社会需求。B、央行印钞,通过印钞造成通货膨胀,民众手中的资金贬值,迫使民众更积极消费。凯恩斯认为,等到经济复苏,生产和就业增加,政府税收也自然增加,财政赤字也会解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的作用,则是将凯恩斯主义落实到具体政策实施中。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的作用主要包括几方面:1、如何实施印钞,是以政府赤字为主导,还是以印钞为主导,以及实施的具体方案。例如,美国QE就是美联储印钞,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房地产债券,让美国政府和房地产更有钱,然后挥霍更多的钱。2、印钞数量,既不引起直接的恶性通胀,还能起到刺激作用。3、为印钞粉饰,宣传印钞有多好,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实现了多少GDP的增长。通过极力宣传好处,压制不利于凯恩斯印钞的证据,例如通胀侵蚀民众积蓄,降低民众生活水平等。

当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反证,认为印钞将加剧通货膨胀。长期来看,通胀程度持续加强,必然变成恶性通胀,而且政府赤字意味着负债,必将导致政府对民众征税,让民众在恶性通胀下变得更加穷困,最终导致社会的全面崩溃。面对这些的声音,凯恩斯狡辩,长远的看,我们都将死掉。
 楼主| 发表于 2015-3-20 18:45: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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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代,世界(包括中国)的主要经济学家都奉行凯恩斯主义,不顾恶性通胀对实体经济的摧毁,一致要求货币宽松,反正长远来看都将死掉。

凯恩斯的名言,关键在于偷换死掉的概念。凯恩斯将社会经济运行的概念,通过我们都将死掉,偷换成为个人死亡的概念。社会需要的是持续经营,达到长远的稳健发展,这个长远意味着上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面对经济萧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社会角度出发,考虑到长远的稳健发展,认为应该小政府、大社会,通过减税和降低各种成本,由市场自由调节。凯恩斯则从个人的长远角度出发,以个体死亡的时间为衡量标准,个体长远意味的是最多几十年,甚至可能只是几年。因为偷换了长远概念,让凯恩斯的“机智”回答,获得无数人的认同,并广泛流传和使用。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凯恩斯的名言,实际上是路易十五名言的另外一种说法。在实施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们的态度是,“等我们死后(结果怎么样顾不上了)”。只不过,路易十五的名言表述更加简洁,而且结果明确。路易十五在执政后期,不仅没有解决太阳王路易十四留下的经济问题,还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大兴土木,生活更加奢侈。当路易十五说出这番话,说明他已经意识到未来将发生什么。当然最终结果大家都已知道,法国大革命爆发,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的空前灾难,也影响了整个欧洲历史进程。

中国是路易十五的超级扩大版,再通过凯恩斯经济学家们粉饰,造就中国经济奇迹。4万亿刺激后,中国完全变成大工地,到处修建各种设施,盖出林立的高楼。之前的经济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在继续恶化。民众从最初有一定的储蓄,变成现金所剩无几,大部分负债。

2008年底,虽然中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不少企业仍然有一定利润,可以顺利运转;到2014年底,能够盈利而且及时收款的本土企业已经所剩无几。与此同时,体制中上层和依附体制生存的官商们腰包鼓胀,在国内骄奢淫逸,在国外疯狂购买奢侈品,在世界造成中国遍地土豪的印象。

由于经济刺激的规模过大,印钞速度过猛,短短2-3年间,中国已经形成恶性通胀的势头。体制看到苗头不对,开始急刹车。从大水漫灌的超级凯恩斯主义,变成分类滴灌的温和凯恩斯主义(这里声明下,大水漫灌和分类滴灌是生于0715在2011年首创的概念,后来被中国最高决策层反复引用)。问题在于,这样的转型直接造成社会资金链断裂,经济崩溃的趋势日益明显。虽然美联储在2012年实施新一轮QE,大量美元资金涌入中国,支持中国的印钞,支持表面繁荣的中国奇迹,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资金需求过大,资金链断裂日深,仍然挡不住中国经济崩溃的步伐。

早在2014年,李总理反复强调滴灌,否决大水漫灌的政策可能性,希望保持经济的稳定。但是,由于美联储QE3逐渐结束,而且美元指数加速上涨,引发资金从中国撤离,加剧社会资金链断裂。直接导致铁公基和房地产等体制经济全面停滞,上游的钢铁水泥煤炭等产业陷入破产边缘。同时,由于印钞造成的通胀具有累积效果,过去的印钞在持续发挥效用,再加上滴灌的良好效果,通货膨胀还在加剧。不过,在体制经济的困境中,在统计局的数据支持下,所谓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将实际的通胀当成通缩,强烈要求货币宽松,也就是继续印钞,维持体制经济。

2015年的两会,虽然表面仍然保持滴灌的基调,但是积极印钞的态度已经非常鲜明。体制顺应经济学家的民意,重启大印钞,以挽救崩溃的经济。这也意味着,随着新一轮印钞的展开,通胀会进一步加剧,造成显著的恶性通胀。

在两会决定的资金分配中,体制经济仍然是主导。中央政府为地方债注资、地方政府购买房地产、实施一路一带建设,都是增加资金供应,维护体制经济的直接决策。

在《穹顶之下》造成的民意大爆发背景下,数万亿的环保投资出台。环保投资具有极强的概念性,这些投资在落实过程中,绝大部分必然进入利益集团的腰包,而不是真正进入实体经济。

另外,有官员进一步强调,投资股市也是支持实体。这个说法如果不是有意忽悠,就是官员做中国梦入戏太深。从上述资金分配中可以清楚看出,印钞的资金分配进一步集中。结果将是,少数人拿钱挥霍,加速通胀,并且加速资金外逃;同时,绝大多数民众收入无法增加,还被通胀进一步掏空钱包,生存日益艰难。

随着体制经济压垮民间经济,中国经济末日快速临近。在国内市场,除了与体制经济具有密切关系的行业—例如汽车,实体经济末日已经到来。随着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跟随升值,加速国内通胀,出口实体企业也遭到毁灭性打击。

2014下半年开始,不论对内还是对外的实体经济,普遍大规模减薪、裁员,中小微企业批量倒闭。进入2015年,实体企业加速倒闭,更大规模的裁员持续进行。实体经济的死亡螺旋正在加速,实体困境→减薪、裁员→企业深入的困境→……。大量裁员和新增失业人口汇集起来,形成社会的动荡因素。

体制出于极大的恐惧,试图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掩盖就业难和失业潮。这恰恰让本来可以用于消费的一定量宝贵资金,被浪费在无用的所谓创业上,螳臂当车阻止不了经济的崩溃,只不过多出无谓的牺牲。

另外,随着财富进一步集中,在美元指数保持坚挺的情况下,权贵和外资加速撤离中国。随着外储资金加速流失至枯竭,人民币随时失去价值基础,中国经济将瞬间硬着陆。

我依然坚持我在2014年初做出的分析和预测,2014中国实体批量倒闭(已经兑现),2015进入倒闭潮。一场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的最终结果是,人还没死,已经洪水滔天。
 楼主| 发表于 2015-3-20 18:48:10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松“经济学”
作者:如松

      很多人说,国际大宗价格还在跌势,怎么会有通胀?因为供需关系带动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形成通胀,这仅仅是通胀最肤浅的一种形式。

      我在前面说过这个类似的题目(墨西哥危机昭示通胀的马甲)很多人依旧没有理解。

      第一,通胀任何时期都是货币现象,大宗价格即便下跌,只要货币不断超发,就会带来通胀,这种通胀由很多其他因素引发。

      商品价格上涨是带动通胀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根源,根源是货币超发。

     第二,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管理效率低,正常的税收不够维持运作,同时又不能使用发钞的形式形成铸币税和隐性税负,就只能增加外债,当外债难以持续的时候,就会造成汇率爆贬,通胀一次性爆发,这就是墨西哥在1994年通胀剧烈上升的根源,这和国际商品价格(美元标价)没有关系。

      第三,汇率高估也是一种通胀,汇率高估意味着国家债务过高,最终会酿成主权债务危机,通胀爆发。第二、第三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内债一样形成通胀。就像今天,大宗价格(美元标价)在跌势,人民币汇率没有明显下跌,会不会形成通胀?一样会的。

     这里举例来说:本人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市场,是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的,但地方政府给私人承包。去年稍微装修一下,租金长了一倍多,结果蔬菜、米、油盐、水果等日常用品去年全部都涨价了,老板也明说,租金涨得太多,没办法。我们知道,国际粮价从去年来大幅下跌,可是身边的零售价格在上涨。

     因为地方政府对于商铺有一定的垄断能力,可以实现租金价格上涨;其次,地方政府债务过高,薪酬、福利、日常支出自然面临压力,需要找钱,涨铺租自然是有效的增收手段。

    还有,中央财政收入增速在放缓,债务也在上升阶段,为了解决收入问题,所以,三次增加燃油税,使得国内燃油零售价格的下跌幅度低于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如果政府的收入需求继续加大,甚至可以让国内燃油价格不下跌,这也是债务惹的祸。

    大家知道,非税收入是地方政府的收入中重要的一部分,主要一项是罚款,当地方政府债务过高,日子不好过的的时候,就会让交警创收(加大罚款力度,在粤西很普遍),罚款多了,运费就会上升,所有参与流通的商品成本就会上升,虽然生产者的出厂价没有变化,但到了消费者手中就要涨价。

    所以,债务、财政赤字等都是通胀的表现形式,在集权垄断的国家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掌握着垄断权力,没有法律,即便有法也难以得到严格地执行,造成乱罚款等现象。

    第五,私人债务一样可以演化成通胀。

    私人基本没有垄断权力,不能通过政府的模式推高通胀,但是私人债务过高之后,到一定的拐点就会形成坏账集中爆发,银行坏账过高的时候就会自动收缩,经济就会硬着陆,那时,央行也只能印钞支持商业银行不倒闭(避免挤兑),央行印钞进入市场,可商品和服务没有增加,一样推动通胀。

    第六,通货膨胀也可能通过服务价格的上涨带动,比如工资的上涨就会带动社会所有服务价格的上涨。比如装修材料的价格固定,但工资的上涨会带来装修费用的上涨;等等。

      只要货币超发,就会形成通货膨胀,即便这些通胀的压力可以通过债务暂时掩盖,但最终会一次性爆发。但上涨的品种一定是基本供需关系比较好的方面,或者是具有垄断性的价格。比如2012年以来,中国开始宽松货币,从那时开始,牛羊肉一直在上涨(生长周期很长,生产效率低),可是煤炭却在下跌,这就是供需关系的作用。所以,供需关系永远为王,货币是推手。为何在通胀时期食品价格一定是一马当先?源于食品难以储存,而是必需品,需求永远存在(非必需品的需求会消失),所以,恶性通胀的时候,食品价格一定是一马当先。

    总得来说,国际商品价格带动的通胀是现代社会最肤浅的形式。债务和汇率形成的通胀属于更主要的形式,这些都是教科书上绝对不会讲授的内容,希望大家能理解,今后也就不用再重复类似的内容,如松既然说过《墨西哥危机昭示通胀的马甲》,只要会举一反三,都可以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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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20 18:50:43 | 显示全部楼层
金融化的中国经济
作者: 如松

        1-2月的财政数据终于出来了,未来也就有了大致的轮廓。我以前写过《白银算盘》,也说过滞涨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这就是金融化的中国经济。

      1月,M2增速大幅下降,2月M2增速有所回升。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5.74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增速比上月末高1.7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0.8个百分点。可是,要看到2月净投放现金9856亿元,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M2在1月份的下降是因为经济的杠杆率在收缩,这与PPI同比负增长不断加剧的趋势是相符的,而央行通过净现金的投放,保持M2增速,这些净现金投放不可能进入工业领域,只能去炒,当然已经不可能去炒房子和工业品,现在是炒股票,未来就会炒生活必需品。

     不会进入工业领域和房地产是有凭据的,第一,3月16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359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6.3%。第二,PPI继续低迷,2月份同比为-4.8%,跌幅继续扩大。第三,1-2月份,国内增值税5357亿元,同比增长2.2%,扣除营改增转移收入后下降0.6%。工业企业所得税1606亿元,下降3.3%。第四,1-2月份,房地产契税543亿元,同比下降12.5%;土地增值税600亿元,同比下降8.7%;耕地占用税156亿元,同比下降19.7%。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553亿元,同比减少2579亿元,下降36.2%。

      从数字上看,工业可以说是全面沦陷。

     可是,金融确是风景这边独好,:第一,1-2月,工业企业所得税在下降,但金融业企业所得税1239亿元,增长33.7%。第二,1-2月,证券交易印花税274亿元,同比增长2.6倍。

     在工业企业全面趋冷的情况下,金融企业持续活跃,中国人进入全民玩钱的境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正在形成,换句话说,滞涨开始起步。而央行通过注入基础货币的措施弥补市场自身创造信用能力的不足,支持了这种全民玩钱的游戏。换句话说,央行在推动未来的滞涨。

     但是,数据还是有亮点,如松认为是反腐开始显示威力, 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71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考虑部分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同口径增长1.7%。 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8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5%,考虑部分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为同口径增长9.5%。在财政收入如此低速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比较大幅度的财政盈余,我认为既有压缩了部分财政支出的原因,也有反腐带来的效果。预计这种效果是短期的,因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在工业、房地产持续萎缩后会继续下降,反腐对于财政的正作用是一次性的,很多财政的刚性支出是无法压缩的,未来会加大反腐的力度,这毫无疑问。

    1-2月,中国的出口出现超常的增长,特别是2月份的数据简直难以相信,如松不相信出口企业在过年的时候还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有水分是应该的,但是,从财政上也可以看到出口企业加快出口的动力,1-2月,出口退税2014亿元,同比多退516亿元,增长34.5%。政府多退税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努力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减轻人民币汇率承担的压力,实际上股市也起到这个作用,当大家的目光都想博取赌场的收益时,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就会减轻。

     但人民币的压力依旧,2月末,外币存款余额6744亿美元,同比增长27.6%,当月外币存款增加187亿美元。同比持续高增长,说明今年人民币身上的压力与去年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股市,也起到缓解人民币汇率压力的作用,当股市见顶的时候,压力将是空前加大。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已经开始,滞涨正在起步阶段,《白银算盘》是归宿。

   银行的外汇存款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手段了,这两三个月有可能形成风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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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25 16:56:44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世清:凯恩斯主义不是新常态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作者:

    ——评许小年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一)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给宏观调控正名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是给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

    许小年:“为了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澄清三个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观调控,(2)如何进行宏观调控,(3)宏观调控与改革及民生的关系。目前在媒体上、政策部门甚至学界中,“宏观调控”的含义被随意延伸,概念的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①因此许小年认为必须为宏观调控正名,以澄清“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地步”的宏观调控的概念。怎样正名?许小年:“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②“目标与手段的对应也意味着‘一石一鸟’,即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例如货币政策顾了通胀就顾不上汇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鸟’的原理不仅符合常识,而且有着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证明,它在代数学中的表述就是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要想确定n个未知数,就必须有n个方程。货币政策怎么可能同时兼顾通胀、汇率、经济增长、股市、房价、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顾房价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政策多目标的最可能结果就是一只鸟也打不到。”“确立‘一石一鸟’的原则,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紧缩银根以防止经济过热,放开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民生问题则主要靠财政补贴解决。由于没有更多的手段,稳定汇率的目标不得不让位于抑制通胀的需要,人民币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经济政策永远是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权衡,不存在马儿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万全之计。”许小年:“最后,宏观调控还要处理好与改革的关系。一般而言,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因为改革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长远和根本保障。宏观形势可以影响改革的时机,但不能动摇改革的决心,例如不能因通胀抬头就放弃成品油市场化定价的改革,也不能因经济过热就搁置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诚如***总书记在十七大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能停顿和倒退。”③这里许小年提出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标准有三条:1、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而他所指的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最起码凯恩斯有说过;2、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3、宏观调控以不影响改革的大方向为前提,而他所指的改革的大方向就是逐步摆脱政府任何“干预”也即取消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自由化。而本人认为,许小年给宏观调控“正名”的三条标准均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其中蕴涵的思维方式错误。这说明,要给宏观调控“正名”,首先要解决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问题。

    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

    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给宏观调控正名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给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宏观调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宏观调控必然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宏观调控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变迁。这既非规范方法、也非实证方法,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

    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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