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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planning

[讨论] 经济发展史并不支持吴敬琏先生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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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25 16:59:29 | 显示全部楼层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宏观调控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环节的时代背景。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许小年认为只有自由化、无政府主义才符合改革的目标,政府强化宏观调控背离了改革方向的论断没有历史的与逻辑的依据,只是一种预设前提或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宏观调控正名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楼主| 发表于 2015-3-25 17:04:44 | 显示全部楼层
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政府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微观化,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国家干预,一个叫宏观调控。“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不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政策“折腾”、政策危机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于“干预”而不是经济职能本身。必须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是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经过“正名”的政府宏观调控不但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而且也不同于欧美的“救市”。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这次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与其说是政府宏观调控还不如说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既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也同所谓“向社会主义靠拢”根本不沾边;与其说是解决金融危机,还不如说是抱薪救火,用纳税人的钱为投机分子买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作用本来就不应该体现在救市上。所谓“救市”,就是由于投机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破灭,造成投机者利益受损,要政府出来买单扶持。在美国这样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直不能、也无必要区分投机与投资二者的本质区别,任由投机泛滥;那些投机者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会和他们娴熟的投机技巧,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大搞金融投机。赢了是自己的,输了让别人买单,从而形成了无限制的、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如果泡沫小,他们可以运筹帷幄、胜券在握、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如果泡沫大到失控的程度,一旦泡沫破灭,他们才发现,在拖别人下水的同时,也连累自己整个国家的信用和国际地位,有可能危及自己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基础。这时国家政府不得不出来为投机者擦屁股。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恶果,政府救市只是事后补救,以挽救国家经济体系不致崩溃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与正常的国家调控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客观上揭示了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因此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一开始就不应该让投机泛滥。而且事实上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投机规模来讲,投机形成的泡沫即使破灭,也不至于到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国民经济崩溃的地步。这时如果股市下跌房市下降就要求政府出面“救市”,简直是开市场经济的国际玩笑。真正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救市”,是从根本入手:1、重新定位中国股市、房市,杜绝任何投机行为,并规范配置措施。股市和房市本来就不是投机、圈钱的平台;投机者通过股市和房市圈钱,只是市场经济的异化。填补投机者亏空的所谓“救市”、“托市”,只能是慢慢失去诱惑力的钓饵;可以一时起作用,不能常久起作用。目前的股市、房市冷暖是老百姓觉悟程度的晴雨表,而不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不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所有对于股市、房市的预测都只是一种炒作手段,对于大多数人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中国政府没必要随风起舞。2、提供政策资源,扶持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3、大量发行国债。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国际金融峰会与其动员各国政府帮助美国政府救市买单,远不如让各国领导一起研究制定国际金融新规则、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进行国际范围的“宏观调控”。

    既然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通过对政府宏观调控正名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预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难以正确把握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也就难以真正对宏观调控正名。而许小年的所谓“对宏观调控正名”,实质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框架中“对宏观调控正名”,这样的正名只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语境有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照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无效。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楼主| 发表于 2015-3-25 17:18:03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度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度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度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度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度空间的,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度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统一的视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量子场特征。但市场经济的量子化过程与市场经济的系统化过程是双向同步过程,市场量子论并未否认市场系统论,正好像量子论并未否认系统论与牛顿力学一样。市场经济是一个量子场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系统,而是促使社会系统由简单系统转变为复杂系统,促使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的结果,是使系统论演变为复杂系统论——由只有有序结构一个层面组成的简单系统论,发展成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论;使量子力学演变为系统论量子力学——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把无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统提升为系统的系统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根据上述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宏观调控”下这样一个定义:政府宏观调控是以政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通过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实现以经济主体为主导、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经济结构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行为。由于行政手段包括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经济手段包括财政投融资与货币手段,且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互交叉,所以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政府宏观调控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给政府宏观调控作这样的“正名”,是我们对宏观调控具体内容“正名”的前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楼主| 发表于 2015-3-30 11:26:55 | 显示全部楼层
央行通缩口风悄变

  央行[微博]行长**的每个表态都会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近期对通缩的表态出现微妙的转变。在今年全国“两会”回答媒体关于通缩的问题时,**曾表示,会持续关注物价的变化。但是昨日**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将谨慎、警惕出现通缩风险。分析人士表示,**对于通缩态度的转变或暗示着货币政策面临一定的调整,不久后的货币宽松政策十分可期。

  从“不直接表态”到“必须警惕”

  昨日,**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针对中国下一步的举措,一方面将非常谨慎地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包括全球通胀在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在下跌。另外也要关注中国的经济势和通缩风险。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有所放缓,中国的通胀也是在下降,必须要谨慎、警惕出现通货紧缩风险。

  半个月之前,**在“两会”记者会上同样也回答了关于通缩风险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比较大。因此,可能对于物价的变化,既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同时也要把观察的时间段放长一些,趋势性放长一点来估计,同时要慎重。”**在“两会”中曾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两会总理记者会”上也曾对通缩风险发表过看法,李克强认为,“虽然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比较低,但并不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缩,而是‘被通缩’。对这种‘被通缩’的问题,我们有应对,也有进一步的准备。当然,我们更希望世界经济能走出低迷实现复苏”。

  经济现状持续低迷

  根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3月前三周主要食品价格数据,多数分析人士预测,3月CPI环比可能持续下滑,通缩风险仍需要关注。

  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春节假期结束需求减弱,天气转暖蔬菜供应增加,3月前三周主要食品价格普遍下降。交通银行(6.47, 0.15, 2.37%)金融研究中心团队综合判断,3月CPI同比涨幅可能在1.1%-1.5%之间,取中值为1.3%,比上个月小幅回落。

  而上周公布的工业经济数据显示,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大幅下滑至-4.2%,创2012年2月以来新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小幅下滑至2.9%,创2009年以来新低,印证工业经济开局不佳。

  同时,汇丰制造业PMI指数也刷新阶段低点,汇丰3月中国制造业PMI预览值为49.2,降至11个月新低,其中就业指数从2月的49.8降至47。华安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受投资下行、产出放缓等影响,企业用工意愿下降,部分企业春节前放假较早,而节后开工较晚,均反映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政府最关心的指标之一就是就业,这一指标出现恶化,将成为政策宽松的直接推手。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很大。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困难比去年多,政府要主动作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努力完成今年的任务。

  宽松政策出台可期

  在经济持续下行,通缩苗头显现时,**对于通缩表态的微妙转变也寓含深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微博]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态度的转变说明央行正在高度关注通缩风险,政策面肯定会有一些调整,会有进一步宽松政策的举措。

  针对未来可能采取的宽松政策类型,徐洪才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式迫切需要降息降准的措施,近期经济形式持续下行,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很厉害,说明消费投资信心不足,悲观预期很严重,这种预期需要被扭转,也需要高度警惕,因此需要有宽松货币政策引导。相比之下降准的作用更快一些,因此近期很有可能会采取降准的措施,之后会有降息的举措,预计降息降准将交叉进行,央行继续维持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

  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微博]昨日在2015汇丰财富论坛北京站上表示,目前经济处于通缩边缘,需求乏力,经济效益主要指标如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大幅回落,形势要求果断降息降准减税费。此前货币政策过于迟缓,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目前实施进一步宽松政策也存在较大的空间,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应该宽松。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货币宽松还需要考虑资本外流的风险,大幅放松可能对抬升物价作用不大。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团队认为,当前经济增长存在进一步放缓的压力,对物价水平的推升作用有限。货币政策将在稳健的基础上进一步偏松,但考虑到调结构和防止资本大量外流,政策措施较为谨慎,大幅放松的可能性较小,未来不具备大幅抬升物价水平的货币条件。

  北京商报记者 马元月 岳品瑜
 楼主| 发表于 2015-4-17 16:11:2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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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货币投放量是过多的,但中国的实业和经济政治还得靠增发货币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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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元升值预期下有可能中国的已发行的货币抢入美元,现在美元日线的趋势是完好的向上,是在开始要展开逼空的图形,于是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让流动性货币进入股票市场,并锁死在股票市场上,绝对不能让人民币进入交换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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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个蓄水池来消化过多的要流动的货币,就是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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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发行货币和经济增长寻找一个蓄水池,在IMF5月开始探讨将人民币纳入全球储备货币,以图任其增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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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把戏,有人进入就有人出来,2008年前通缩前炒作了一轮股票,当时没有人注意房地产的低位和将要抬头,于是在新一轮的投资货币发行中,中国房地产飞涨,而现在也是在通缩来时,美元要抬头时,拉起了股票,这一轮拉高中会从换手中让资金出来,而出来的资金会流向那里,新发行的资金流向那里,是实业,是房地产,还是刚刚抬头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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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有这时的要向下压美元时,这个点位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接盘?我们的日线上没有成交量,这一点还不能肯定.显然如果在一定的时间里,美元还能维持,则就有可能有人在拼盘,就有可能会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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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储备量增加,但这些储备是随时可能兑换人民币的,这是一把双刃剑.他是虎视眈眈着人民币,还是真实的储备长期储备人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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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是美元投资,会不会让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会不会让中国的投资获得收益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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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
    央行对“美元储蓄”缺乏“以钱生钱”“保值增值”的能力,平均每年增值低于3%,而外资和热钱平均每年盈利超过10%。这种情况,就像你向银行贷款的利率超过10%,但你的生意的盈利率低于3%。这种情况已经20几年了,那么,沦为资不抵债的负翁只是时间问题。
    当内外资本一致判断价格见顶时,外资赚了要撤离将带走外汇本金加利息,国内的资本家们在楼市捞够了要转移资产移民也要兑换外汇。而靠出口换来的外汇已经越来越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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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1:33:47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学家:中国经济面临六大瓶颈

《***》5月9日、10日发表经济学家何清涟的评论文章,文章称中国经济面临以下六大瓶颈:

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衰落。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经历10年辉煌,无可挽救地陷入衰落。据最新报导,东莞出现第二波企业倒闭潮。从2008年至2012年,公开数字显示,东莞有7.2 万家企业关闭。这标志着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成本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另外,前年开始,中国高度泡沫化的房地产业陷入停顿,带动几十个上下游企业陷入全面产能过剩,这随时可能引爆经济危机。

二、庞大的失业大军。2010年3月,官方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今年1月,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表示,中国将有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失业问题更严重,现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

三、资源危机严重。中国现在60%以上的石油依靠进口;铁、铜、锌等各种金属矿,对外依存度也都较高,中国粮食自给率2014年已经降低至87%。中国经济安全严重依赖外部因素。

四、地方政府深陷巨大债务危机。麦肯锡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的债务总额已达GDP的282%,其中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

五、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10年来的超发货币。

六、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据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

何清涟文章最后称,如果在民主国家,只要遇上这六大瓶颈中的三个,政府就会垮台。.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2:34:54 | 显示全部楼层
警惕:中国债务总额已达GDP的282%

2015-05-10 08:40:39  ***  

  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其GDP的282%。虽然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与此相差不远,但中国借贷的速度让政策制定者感到担忧。

  根据麦肯锡全球全球研究所的报告,就全球标准而言,中国中央政府的借贷数额是在较低水平上,但地方政府的处境则极为脆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举借贷,目前在还贷方面正拼命挣扎。

  尽管目前银行还没有亮起红灯,但坏账的信号却给未来带来了更黯淡的前景。上个月中国电力制造商,保定天威集团已经成为第一家拖欠国内债务的国有企业。

  对中国来说,好的消息是普通消费者有着很大的借贷空间,评估认为消费能够帮助弥补由于投资放缓而造成的越来越多的债务。渣打银行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借贷与GDP比率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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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6:33:42 | 显示全部楼层
钛媒体:中国制造业陷入群体性焦虑


“外面明明是春天,但我的心却是寒冬?”樱木花道这句经典台词简直就是中国制造业如今真实的写照。从去年冬天开始,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及江苏等地先后出现代工厂倒闭潮,如今冬去春来,中国制造业不但没有迎来春天,形式却更加严峻。

据国内媒体报道,春节前夕,日本知名钟表企业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宣布清算解散,千余名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几乎同时,微软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裁员幅度达到9000人。另外,其他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如松下、夏普、TDK等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本土之计划,而三星、富士康、耐克等国际知名企业也受大陆成本压力纷纷向东南亚地区设立工厂。

其实,产业链上的优胜劣汰甚至鱼死网破,本来就是物竞天择式自然规律,不该有如此轰动性效应,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效应如瘟疫般在中国大陆肆意蔓延,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群体性的焦虑,同时,也证明了一些制造业企业根基之薄弱、从业人员技能之匮乏,他们更喜欢把精力花费到策划罢工之上,而不是去进行知识储备。

谁动了中国制造企业的根基?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非常6+1”理论,即把整个产业链划分为7个部分,其中有6个环节是高利润环节,占比99%,且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而中国的制造业则处于产业链最低端,不但利润微薄且要拼尽血汗,且要付出环境的代价。总之,在郎教授的眼中,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绝对不是制造业强国。

如今外资纷纷撤离大陆主要是受10年来中国经济环境的压迫。回首这十年,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在中国非常不受待见,而政策导向性也让中国制造的处境颇为尴尬,其中,最该控诉的应该就是房地产经济。

诚然,以房地产和城市建设为代表的投资拉动式方式,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阶段性、短期性作用,但却无法给中国经济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实体制造是个毛利率非常低的行业,而且要在前期投入大量人力、厂房、设备资源,还要受制于客户地不断压榨,一般来说,很多制造业的毛利率要低于5%。强悍如富士康给苹果代工也仅能分到2%的利润,但这个企业却要承担苹果供应链中最繁琐的环节,适当的时候还要替苹果背一些黑锅。

正当中国制造业苦苦挣扎于个位数的利润之时,房地产经济却能高调宣布能轻松攫取30%的利润,这让苦逼的制造企业心理大面积失衡,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海尔、康佳等知名制造业也都计划进军房地产,而一些央企也想趁机捞上一笔。针对资本进入房地产,特别是央企和大型制造资本,国家曾设有明确限制,但依旧不能改变“房地产最受资本青睐”的格局。

更可怕的是,房地产也仅仅是这个国家畸形虚拟经济的其中之一,全民投机炒股,琳琅满目的成功学培训机构,每年翻修一次的城市道路…这些机构和政策把大量的民间资本全部吸走,留给制造业的空间越来越小。可以说,经济的大环境耽误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当然,陷入困境的中国制造业肯定也有自身的问题,最致命的缺陷就是缺少对未来的布局,此外在技术演进、干部培养、成本控制机制以及自动化研发等方面也没有做好功课,制造业注定将无法顺利进行产业升级。

谁动了中国制造员工的饭碗?

大量制造业倒闭,或者毫无征兆的解除合同,影响的不仅仅是几家企业和地方出口额,更要命的话题是,企业中的员工该何去何从?如前文所述,郎咸平痛斥中国正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微薄,污染环境,但他却忽略了一项最重要的不良影响,那就是人才的培养。众所周知,流水线上的工作是一个体力话,沿海打工者基本上是来自农村的青壮年主力,他们把最该学习的时光奉献给了枯燥、单调的工作,我们不禁要问:十年后,谁来帮中国制造业升级?

沿海地区很多制造企业都采用计件工资制度,流水线员工们为了赚取更多的工资,主动压缩休息时间,像上了发条一样机械苦干,但因身体过于疲惫,总量仍不尽如人意。对于年轻人来说,上夜班是最痛苦的事情,每次看表都只过了5分钟,流水线就跟永动机一样,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止…这些细节基本构成了流水线工人的一天。因工作过于单调、枯燥,员工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去应付,自然,下班之后,他们不可能再去自主学习,更会认为公司开办的培训课程就是一种负担,他们只想尽快看到自己的男女朋友,然后去开房,痛痛快快地打一炮,周而复始,无休无止。这种糟糕的工作生活状态,不单消耗了员工的青春,更是阻碍了他们向上流动的通道,于是员工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工资和加班费。

最近几年,笔者常看到员工罢工的新闻,比较奇怪的是,他们争取的不是休息日,而是加班,因为更多的加班,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很多制造业的员工常常选择呆坐在流水线上2个小时,消耗生命。

一些中国制造企业倒闭后,总会引发员工抗议事件,他们值得同情,duang得一下就丢了工作,真得很可怜,但这种可怜来不仅来自于制度和环境,更源于他们自身的生活价值取向。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出路就是员工要随着企业一起升级。

比如现如今流行的工业4.0概念,包含了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用户服务的生产模式,简单来说,工业4.0时代将会有更多的智慧型、自动化工厂出现,届时大批的传统工人将会下岗,机器人会读懂SOP且能完美地完成组装动作,更重要的是,工厂不用支付给它们加班费。

真到了工业4.0时代,没有知识资本的人将成为流浪汉,但没有人有义务去救济他们,因为他们疏于学习,只能被淘汰。相比之下,那些关注自动化、大数据、传感器等先进技术的员工,则不用担心丢掉工作。

最后,笔者提醒读者,企业倒闭对于没有知识储备的人就是世界末日,而之于知识储备丰富的人来说,只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地点,重新开始!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6:40:51 | 显示全部楼层
苗实:与林毅夫二说中国经济


在本文最后一长段分析中,林毅夫先生把产业细分为五类,并点出了政府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在我苗实看来,说什么产业发展,需要政府来因势利导,大有牵强附会之嫌。说白了,林毅夫先生说的政府之因势利导,恰恰是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服务主体的本分。也就是说,企业作为纳税人,养活政府,而政府就必须恪尽职守,为企业提供周到的服务。至于产业发展本身,就像董明珠先生所说,我们企业不需要什么产业政策,而是迫切希望政府为企业发展营造好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就心满意足了。其实,无论是追赶型产业去海外并购或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技术领先型产业主动出击,退出型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还是弯道超车行业开拓市场,根本上讲属于企业行为,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当然,间接上政府服务应该到位,属于政府的分内之事。否则,纳税人凭什么养活政府,来维持公务员的正常生活呢。所以,说什么因势利导,实在是夸大其词了。况且,如果政府没有被有效约束监督的话,这种所谓的因势利导往往就演变成F·B问题了。近两三年,中国的F·B运动成效显著,就很能说明问题。高尚全先生曾经说过,现实中各级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仍很普遍。某些政府干预往往是一种行政设租的行为,容易导致寻租和F·B的泛滥。政府职能越位,主要是指政府干了不该干的事情和管了不该管的事情,直接包揽了本来可以通过市场进行的纯粹私人产品的生产供应,以及可以由政府、企业,非政府公共组织共同参与的混合性公共物品的生产。政府职能缺位,主要是指本来应当由政府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却没有充分尽职尽责,甚至在某些公共领域出现了“真空”。政府职能错位,是指政府内部发生的职能混乱现象,即你干我的事,我越你的权,互相打乱仗。据不少网友反映,就是不怎么富裕的农村,F·B现象都层出不穷。譬如,不开群众会,干部就可以私自与企业勾结,把地给卖了。而且,卖了以后,也不公开账目,乱花一气,借助修个基础设施从中疯狂套利,接着就买个小车一开,或盖个二三层楼房,自家先富起来了,群众连汤都喝不到。还有,享受低保,谁送礼巴结就是谁,谁跟自己亲近就是谁,而真正的贫困户,有的只能靠边站。说白了,这些农村干部,在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监督的情况下,都已经是如此,何况上面政府的各级干部呢。当然了,中央能发起并主持F·B运动,说明还是清醒的。不过,制度的改进,一定要同步。否则,就如同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会有一茬,没完没了,这样长此以往,群众受不了啊。古语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说到底,还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构建出一个民主法治的文明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好务。所以说,我们当下政府出现的F·B如此泛滥,就是要达到正常的法治政府,还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林毅夫先生所谓的因势利导之政府,就更是一种莫大的奢求了,目前根本就不可能。或许,再过三五十年,极有可能会实现法治政府的理想吧。更进一步讲,只要我们的政府遵守宪法,安分守己,做好有限政府,企业和民众就已经算是烧高香了。
       休谟认为,政治家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称,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汉密尔顿讲,(在考虑联邦宪法的权力配置时)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权力只有通过权力才能控制。杰弗逊指出,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哈耶克强调,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道德约束极其苍白,而实践中则往往导致专制与暴政。刘军宁先生撰文分析道,宪政在形式上是一种规则体制、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治国手段。宪政并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更不是最高的价值,而只是实现和保障最高价值的手段。宪政所要保障的最高价值是人类的自由与尊严。相比之下,专制暴政则专门践踏人类的自由与尊严。人类的自由与尊严是内核,宪政是保护这个内核的外壳。宪政貌似设计的只是冰冷的规则,其实它携带了丰富的价值主张和道德立场。它尊重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所以,与暴政不同的是,在宪政之下的宪法与法律,保护人的自由与尊严,保障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追求幸福权、参政权、平等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与自由,任何政府机构与个人不得侵犯。而对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既维护了公民的尊严,又有效地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因为,捍卫自由与限制权力是一体的两面。宪政是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政治体制,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人性有效的一种政治体制。宪政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并加以驯化,把他们从统治者驯化为执政者,完全并永久剥夺他们手中作恶、专横的权力。一句话,宪政就是限政,就是驯服统治者,就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最大化,政府权力的最小化。

       林毅夫先生在《中国到202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文中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根据产业发展与国际前沿的差距,我国各地政府可将本地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不相同。

追赶型产业。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500多美元,美国为54000多美元,德国为47000多美元,日本为36000多美元,韩国为 28000多美元。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表明我国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我国的汽车、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材料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追赶型产业,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合适的企业像吉利汽车、三一重工、汉能那样,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发达国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低价求售,出现了许多好的并购机会。如果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本地企业像华为、中兴那样,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

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筛选我国每年需要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到海外招商引资,将这些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我国现在的GDP规模约占世界的13%。在新常态下,每年7%左右的增长意味着我国每年对世界市场容量扩张的贡献率达到25%到30%。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人才培训、营商和法制环境,国外许多企业就会有积极性到我国设厂生产,既满足国内需求,又可作为出口基地。在中高端产业的招商引资上,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机遇期。

领先型产业。我国有些产业,像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地位。领先型产业只有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自主研发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需基础科研的突破。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这类活动理当由企业自己进行。但是,基础科研投入大、风险高,属于社会公共知识,企业没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积极性。美国的大多数产业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基础研究,绝大多数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高校或是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等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来进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以政府的资金支持这方面的基础研究。我国也应采取同样的方式。

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协作进行基础科研。政府也可以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成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在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取得突破后,政府也可以通过采购,帮助企业较快形成规模化生产。领先型产业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销售、加工生产、售后服务等网络,也需要政府在人才培训、资金、法律、领事保护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转移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类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产能有富余的产业。

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是最典型的第一类产业。到2020年实现党的**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加上人民币升值,我国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会上升到1000美元。这类产业在我国失去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这种挑战,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而多数企业只能像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同类企业那样,利用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

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集群所在地的政府可以采取两种因势利导的政策:一是提供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培训和商品展销平台,以及制定优惠政策等,鼓励一部分有能力的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二是协助加工企业抱团出海,向企业提供信息、海外经营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以及同承接地政府合作设立加工出口工业园区等,帮助企业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来提高竞争力。商务、外交等政府部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等金融机构应在投资保护、签证便利和金融上给走出去的企业以必要支持。

第二类转移型产业包括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这些产业近些年在我国发展很快,机器设备很新,技术相当先进,生产能力是按满足过去高速增长的投资需要形成的。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这些产业出现了不少富余产能。但是,这些产业的产品在非洲、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还严重短缺,可以像支持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转移那样,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同我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投资既能使这些企业摆脱困境,也能帮助相关国家发展,是双赢的选择。

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新兴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例如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等。在这类产业发展上,我国拥有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生产加工能力完备、能够迅速把概念变成产品等优势,并出现了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等成功企业。各地政府可以针对这类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型人才创业,利用我国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发展。

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通常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其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战略型产业有一个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要政府的保护性补贴才能发展起来。过去,政府的保护性补贴主要是通过各种要素的价格扭曲和直接配置实现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将被消除,今后应通过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不论国防安全型战略产业属于民营还是国有,都由政府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应由中央财政来承担。但是,这类产业落户在哪个地方,就会促进当地配套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所以,各地政府可以鼓励支持配套产业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条件,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发展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6:50:50 | 显示全部楼层
柳传志:我把这个道理和总理讲清楚了
   

    前几天知道总理要到中关村来,我准备了5分钟演讲内容。6日下午知道总理专门要到联想之星来,我们就专门做了几张PPT,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办联想之星。科技人员创业有两大困难,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领军人物。企业家的问题历来没有被领导高度重视,在一个企业中,企业家是第一位的,我把这个观点和总理讲清楚了。

    我们办联想之星,就是希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困难,培养创业型企业家。传统商学院做的,都是针对大型企业职业经理人的专业培训,而联想之星的创业培训,是帮助创业者怎么把企业从小做到大。联想之所以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有30年来不断积累的经验,有一批来自企业一线、实战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来做教员。

    中关村为什么能厚积薄发呢?过去这里一直是商贸一条街,什么时候才突然爆发?大量资金,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集中到这儿,氛围就起来了,再加上各种培训班,更是形成一种大的交流环境。

    总理还看了我们联想之星的两个投资案例,然后来到我们的培训班上。当时春季班正在讲课,总理进来以后往桌上一看,看见有 “复盘”两个字。

    “你们怎么还研究下围棋呢?”总理问。

    我说,“复盘”是联想的一种方法论。在联想,“复盘”的意思就是打了胜仗要重新考虑一遍,打了败仗也要重新考虑一遍,以此总结得失,便于改进等等。他觉得这个思想好:“把这个思想传播出去不仅能创造物质财富,还能够创造精神财富。”

    今天,中国创业创新基本成气候了,日本、欧洲不如我们,但比起美国来,我们还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投资人敢于做更超前的事,敢于投阿里巴巴、百度这样的企业,中国人是不敢投的。这还需要时间。另外,投资人的社会地位不够高,企业家地位不够高,地位最高的是科学家。其实企业能不能做好,企业家起着最最关键的作用。

    我跟总理说:“科学家好比是项链里的珍珠,企业家好比是穿珍珠的那根线”。

    总理说:“你们也是珍珠。”

    其实我想说明的是,做企业家,情商很重要,他们要能妥协、弯曲,能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

    我还想强调,科学家和企业家是不同的人,有很多科学家办不了企业。做企业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事,但科学家老把科研成果看得过重,光从那个角度考虑,企业就非常可能出错。
 楼主| 发表于 2015-5-12 17:30:08 | 显示全部楼层
是什么阻滞了中国崛起!

                          
                      样条曲线 (常用笔名:lifter16888)

    2014年上海人均GDP为9.73万元人民币,约合1.5万美元,就是说即使全国都实现了城镇化,而且14亿民众都达到了一线城市上海人的城市生活水平,那么中国还是人均GDP为1.5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经历了长达30年(本币计算)的高速增长,然而距离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距离。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汇率问题。

    一个极端童话故事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有个败家子有10个金币,这个人把10个金币换成了10个银币。第一年就增加一个银币收入。此人很高兴,到处喊叫:"把金子换成银子贬值好,第一年资产就增值10%,收入高速增长了."但是这个人就是不明白,10个银子增值10%的高速增长,远不及10个金币增值0.01%所换来的收益!

    中国在1980年到1995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达到5.56倍。这严重阻滞了中国的崛起,乃至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仍然还不到1000美元【1】。当然2005年汇改后,当人民币汇率距改革初期大幅贬值有所轻微反弹后,才使中国开始步入迅速崛起的轨道。笔者在文【1】【2】【3】把上述金子贬值银子的童话故事进行了现实解说。进一步的,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靠出口拉动,但出口换来的巨额外汇不能用在国家建设及改善民众生活水准上,那人均生活水准必然在国际排名上落后。就如同一个守财奴工作只为把钱存起来不用。那该守财奴必然生活水准与其劳作不相匹配!

    安倍在2013年刚上台就叫喊要大幅贬值日元,面对国内媒体一片阴云,笔者立即指出:日本必将走向衰落,中国GDP将迅速超过日本两倍【4】【5】!

    2014年日本GDP为4882155日元而2012年日本GDP为4757290亿日元。这两年日本GDP增加了124865亿日元,估计安倍们可以嘚瑟一阵了。不过不要忘记这相当于上面那个童话故事里的结局。由于这两年日元大幅贬值,据IMF公布的结果:2014年日本GDP为4.6163万亿美元而2012年日本GDP却高达为5.9639万亿美元。这两年日本GDP暴走1.3476万亿美元,日本国内外的日元资产亦随日元贬值而贬值。

    正如笔者在【1】里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早年人民币过度贬值使中国至今尚未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可以预料安倍的大幅贬值日元政策,将使日本逐渐走向衰败。这给高叫了几十年压低汇率以利发展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同时给笔者十几年来反复对压低汇率就是打击国力(升值则相反)【6】的说教增添了强有力的实例”。

    【1】广场协议使日本获得至少10年的跨越式发展!

    【2】贬值风暴仅卷走日本GDP超1万亿美元吗?

    【3】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乃至外汇储备蒙受重大损失吗?

    【4】“安倍经济”将反证低汇率给中国带来的伤害     2013年1月

    【5】“安倍经济”将使中国GDP迅速超过日本2倍      2012年12月

    【6】人民币与强国 (1)-(5)
 楼主| 发表于 2015-5-12 17:36:2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人为5次大幅贬值人民币,从 1 :1.5  到现在的 1:6. 2  左右,想打回1980年的 1:1.5 吗?没那么容易。别说什么上世纪80年代人民币被高估,不是的,那时每当我国经济增长超过 10%,同时贸易顺差超过10%,人民币就要大贬一次。这不是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否则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贸易高顺差呢(有心者,可以查一下那时的数据)。就是那时经济学人和现在的一样,就认为本币计算的经济增长必会使得国际经济地位自热而然的就提高了,与汇率变动无关。这是错误的!.
 楼主| 发表于 2015-5-12 17:39: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金融高地:半个世纪前的沉没
万里如虎 于 2015/5/8 0:22:1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导读】1927~1937年是上海金融史上的“黄金十年”。然而,仅仅20年后,到1958年,上海所有的金融机构消失无影、大小金融家湮没无闻,曾经的全国金融中心、远东金融中心变得空空荡荡。这一切是怎样消失的?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刘诗平

    “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1991年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重新点燃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火把。半个多世纪前,上海曾经是远东闻名的金融中心。

    1927~1937年,是上海金融史上的“黄金十年”:政治中心虽在南京,经济金融中心却在上海,中央银行和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云集于此,故都北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天津、武汉等金融商业城市也被远远甩出几条街。

    然而,仅仅20年后,到1958年,上海所有的金融机构消失无影、大小金融家湮没无闻,只剩下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曾经的全国金融中心、远东金融中心变得空空荡荡。这一切是怎样消失的?究竟发生了什么?

    成功背后的危机

    “国家社会皆濒破产,症结乃金融币制与发行不能统一,关键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的政策。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蒋介石在1935年3月22日发给孔祥熙的密电,意味着中央政府正在强化金融统制。

    1929年前爆发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时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上海房地产泡沫破灭、白银大量外流,白银风潮愈演愈烈。实体经济日子难熬,融资难使商业银行成为众矢之的,这使得蒋介石进一步感到加强金融统制的必要。

    蒋介石通过与孔祥熙、宋子文密商,认为要扭转金融恐慌与财政困难,就得加强控制实力最雄厚的中行,使之绝对听命于中央政府。利用实业界要求政府“救市”之机,南京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迅速对中、交两行增持官股,收归国营。同时,将强调市场作用的银行家张嘉璈调离中行。

    事实上,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来临时,政府总是忽视市场的作用而加强管制。南京政府如此,时下一些官员同样如此。

    国民政府以上海为中心,建立起“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的国家金融体系。与此同时,为应对白银危机和改变货币乱局,1935年11月成功推行法币改革,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

    然而,在上海成为耀眼的金融中心之时,在金融统制政策看似成功的背后,是中国银行业持续二十多年自由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结束。在白银危机和金融统制双重挤压下,原来充满活力的民营银行开始退缩到金融舞台的边缘。币制改革的成功,终究抵不过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进行,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争,最终迎来了恶性通胀的命运。

    经年累月战争的摧毁

    对上海金融中心的致命打击,来自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随后,全国金融步入战时统制体系。国土不断沦陷,沪上各主要银行总部不停迁徙,银行经营困难,银行家颠沛流离。

    为应付危局成立的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因战事一路西迁,1938 年初迁至重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成为战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集中地。另一部分上海银行家撤至香港,在香港主持银行业务。留在上海的银行从业人员,则艰难地维持着业务的运转。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尚未重现上海金融辉煌,国共两党之间的战火又蔓延开来。

    1948 年8 月,当***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时,它在另一条同样重要的战线——金融战线上也已溃不成军。内战的巨大消耗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为应对危如累卵的财政困局,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大马力开动印钞机,致使物价猛涨,币值已经贬到不及其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

    法币岌岌可危,经济严重衰退,百姓面对飞涨的物价苦不堪言。国民政府随即发行金圆券挽救货币危机。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施加管制。然而,国民政府已经无力回天。金圆券不过是一种更加恶性膨胀的货币而已。短短10个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即增加了34万倍。

    战场与金融的双重溃败,南京政府覆亡无可避免。上海的金融市场再次遭遇时代之变。

    商业银行的消失

    新政权金融体系的构建,建立在对旧金融机构的清理之上。

    1949 年5 月27 日,上海解放。从5 月28日起,军代表开始进驻各被接管金融单位。就银行而言,或清理结束,或改组重生。

    中央银行的清理首当其冲。5月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在中央银行基础上成立,中央银行外滩营业大楼及数千名职员被人民银行留用,中央银行自身则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邮政储金汇业局经接管清理,退出金融舞台。其他如上海市银行、江苏省银行、浙江省银行、广东银行等,同样清理结束。

    中国银行经过改组,成为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1949年12月,原设上海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往北京。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官商合办银行被接管后,没收其官股,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在人民银行政策指导下,经营一般银行业务。

    联合征信所和造币印钞厂在清点完毕后结束营业;19个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在接管清理后,除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国航联保险公司继续营业,其余均告结束。

    在华外资银行同样失去了生存的土壤。1950年代中期以后,仅汇丰、渣打、东亚、华侨4家外资银行继续在沪维持存在。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千多个民族资本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上海约占三分之一。经过3年多时间,到1952年11月,它们已被改组改造为一家公私合营银行。几年后,这家公私合营银行的总管理处与中国人民银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合署办公,公私合营银行从根本上纳入到人民银行体系之中。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于北京。上海不再是中外商业金融机构的汇集之地,也不再是央行所在之地。

    金融中心的各种要素都在退出上海。票据交换所、征信所等配套金融服务机构相继歇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信托业公会等金融组织相继关张,银行学会、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相继取消;《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等金融杂志相继停刊……

    证券交易的取缔

    与商业银行一样退出上海金融舞台的,是证券交易的被取缔。1949年6月7日,上海公安总队政委铁瑛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通知时保密没说是什么会,铁瑛原以为是布置镇压反革命,等赶到会场后,才知道是商讨如何行动取缔证券交易大楼。

    当时的上海证交所,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当时上海金融活动的中枢,同时被视为“金融投机的中心”,金融动荡的根源。因此,其重要性并不亚于镇压反革命。事关重大,会议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对上海证交所这个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予以查封。

    “大家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上海市长陈毅在会上强调。

    经过8日、9日两天的准备,10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二团四个连的兵力,在上海交通大学秘密集结。8时许,数百便衣干警已控制证券大楼。部队来到大楼后,李士英、刘德胜率400名公安便衣,按部署分散进入楼内,突然包围并严密查封大楼,同时宣布停止买卖,不准随便外出,不准接打电话。

    证券大楼9时开门。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经逐一审查、登记,陆续释放1863人,最后扣押了250名。

    取缔证券大楼后,部队进驻清理。清理完毕,公安总队接管,一个时代的喧嚣和骚动就此结束。上海证交所再次营业,要到40年之后。

    金融家的湮没无闻

    1948年12月,**军队在战场上势如破竹。政局快速演变,上海银行家面临着去与留的抉择。“四行”高层中,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副总裁陈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总经理席德懋,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总经理赵棣华,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陈果夫、总经理李叔明,均远走海外。

    依然留在上海的一些银行家,如浙兴银行董事长徐寄庼与总经理项叔翔、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与副总经理孙瑞璜、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总经理陈朵如、大陆银行总经理谈公远等,在上海解放之际,则留守岗位,主持行务。

    然而,随着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大幕徐徐拉开,这些银行家的日子日益艰难。1952年开始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更是敲响了包括银行家在内的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走向消亡的丧钟。

    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是紧接着针对**干部队伍的“三反”(反T·W、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来。一篇标题为《上海金融业

    五反运动情况与收获》的记者综述(《中国金融》1952 年第7 期)这样写道:上海市金融业“五反”运动,于4 月3 日正式开始战斗,至5 月

    20 日进入处理阶段。除上海、新华等13 家行庄在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直接领导下进行了“三反”外,其余50 家行庄全部参加了“五反”运动。

    “曾经是腐朽的私营金融业,在‘五反’后出现了新生气象,他们将必须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老老实实的遵守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金融法令,并逐步地改造自己。”银行家在上海、乃至中国大陆开始湮没无闻。

    香港金融中心崛起

    蒋经国1948 年8月在上海展开的“打老虎”行动,曾使经受连年战乱的上海银行家颇为不堪。除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等与之有正面冲突外,其他一些银行家对国民政府的信心此时也已动摇,正如陈光甫所说,已经“若即若离”。

    在南京政府风雨飘摇之时,李铭、周作民、陈光甫这些顶级银行家离开上海,去向了同一个地方——香港。

    在香港,陈光甫对当地的经营环境、政策环境感到满意,退身之地,他属意香港。上海无法返回,香港于是成为安身之地。他把上海银行香港分行向香港政府注册,成为一家独立经营、与内地没有从属关系的银行。

    与陈光甫一样,李铭1950 年在香港设立了浙江第一商业银行,1966 年在香港去世。在战火硝烟与政权更替中,上海的银行家、纺织业巨头及资金纷纷来到香港,加入到香港的发展洪流之中,共同推动着香港工业化转型、金融业崛起。

    与陈光甫、李铭继续在香港从事银行业务不同,包玉刚则是脱离银行界,着力在香港发展航运事业。在内地有着10 年银行经历的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包玉刚,1949 年移居香港,6 年后看好航运业前景,创办环球航运有限公司,一步步发展壮大,包玉刚本人则赢得了“海上之王”称号。

    在香港工业化浪潮席卷下,在中国内地业务步步萎缩、分行陆续关闭,同时在香港打下深厚基础的汇丰银行,逐渐转移到以香港为重心的亚太地区。这种转移,同样也是以上海为经营重镇的怡和、太古等大型英资财团,在撤离上海之后的一次战略大调整。

    1960 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工业化浪潮持续,香港的纺织、制衣业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塑胶、玩具、钟表、金属制品及电子工业相继发展,带动香港的贸易、航运、金融及房地产业向前发展。香港金融业开始趋向多元化发展,包括商业银行、财务公司、证券经纪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纷纷成立,香港逐渐演进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历史学者)
 楼主| 发表于 2015-5-13 17:52:50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著名政治思想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和著名比较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外国专家局(外专局)改革建言座谈会。期间还在清华大学CIDEG中心、比较杂志社等机构,就围绕“依法治国”改革,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四月二十三号下午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在中南海会见了两位学者和本文作者。参加会见的还有,外专局长张建国以及20多位中纪委和外专局有关人员。

    也给我们上上课吧

    三人进入房间后,**站在大屏风后面等着我们,在张建国局长的介绍下我们一一握手。巨大红地毯上放着沙发,沙发半圆形的摆布,是个典型的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格局。我们坐在了左边。**右边坐了五、六人,其中我只知道张建国。后边还有两排,坐满了人,估计是中纪委和外专局的相关人员。一位中等身材的英文女翻译坐在**的后头。**身穿暗色的夹克和白色衬衫,不带领带。穿一双黑布鞋,与红色地毯形成了鲜明对比。

    岐山:福山先生、青木先生、德地先生欢迎你们。听说你们在北京进行了交流,很好啊,今天也给我们上上课吧?

    福山:感谢您百忙中拨冗会见。我与青木教授虽都是来自斯坦福大学,但他是搞经济学而我是搞政治学的,的确这几天我们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不少的交流。今天也希望就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与您交换意见。

    青木:这次的交流主要围绕中国在新常态之下如何稳定发展经济问题。这里重要的是,以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新常态?其次改革要从哪里着手?我认为关键的是,改革企业治理结构,使中国国有企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企业。

    我是学历史的

    岐山:好啊,政治学和经济学,是很好的搭配。特别是福山先生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史,全世界的历史都有研究;对民主、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我认为很重要,就像人第一次见面想要了解对方,首先要了解对方的履历,履历就是历史。

    我是学中国历史的,70年代我做东西方研究,后来研究西方文明,喜欢欧洲历史,最近看人类历史,研究历史没有尽头。去年有机会读一本冈田英弘的历史书。后来我了解了这个人的倾向和地位,实际上他对于日本传统的史学表示怀疑,所以日本史学界叫他“蔑视派”,他是第三代掌门人。他对于蒙古的历史、对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地区的微观调查做的很好,对于民族语言学有很深的功底,词根学尤其专长。他是1931年生人,91年发表的书史学界一举成名,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宏观的书,之前他是搞微观研究的。我认为搞研究首先要有微观基础,有微观才能升华到宏观层面,有了大量的微观研究功底才能真正搞宏观。您的老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原来也是这样要求的。(福山,点点头)

    80年代,我在经济所(他不是经济所而是近代史所的?)时,要求每个人读历史。研究所成立时只有十来号人没有搞什么仪式,开了读书单读了一个月的书,第一本是写明代的黄仁宇的书;第二本是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回国后给我讲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后来我让他们翻译成了中文。世界文明史从法制(rulebylaw)讲到法治(ruleoflaw)。

    想起来,2010年第一次去过巴西南美,在漫长的路途飞机上几乎看完了一本厚书,叫做《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他用手比划书的厚度说)厚极了!

    历史的现实和现代是连接的,去年读英国的都铎王朝的书很艰苦,读到伊丽莎白接位。(看着福山讲)一个欧洲史就够难的了,中国比欧洲应该更复杂。比欧洲,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相对容易理解。你说,秦朝时中国就已经有了现代国家。中国历史很长,人口多,理解清楚中国历史对于外国人是很难的。今年春节的时候,有两位同学来看我,讨论了历史两个半小时。一位是搞考古的,另一位在梵蒂冈做一个项目,把中国历史典籍拿回中国。我很羡慕他有自由进出梵蒂冈图书馆的图书证,六年马上收尾,流失出去中国东西越读越读不完,但是不读不行,不去理解历史就不能理解今天。(对着福山)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

    人类学、遗传学和经济学都不如医学容易,医学可以实验,而经济学要实证,人类学就更难证明。许多经济学是从医学找词汇,从人体结构去理解经济学的,而且有不少词汇是从医学借来的,政治学也一样。学医的后来当著名政治家的不少例子也说明了这点。政治在西方怎么解释?在中国解释为,“管理众人之事”。顾名思义,首先把词理解好。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福山:Politic(政治)是从古代希腊文来的。Poli是城市的意思,当时治理城市的是就是政治。Public(公共)是大众演变过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Republic(共和)也是从这里来的。

    岐山: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外在形式是很难的(很大的),但在核心的本质问题其实是很一致。80年代,吃饭时美国人AA制,中国人很不习惯,其实本质上没有白吃的饭,但中国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西方吃完把钱放在桌上,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想克服形式上的东西很难。

    宗教对东西罗马太重要了。中国好像不信神没有宗教,其实不然。我认为翻成“宗教”有问题,应该翻成“教宗”,“宗”放在后边。最早时我们信鬼神哪。这也是我们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中国历史长,人口多,中国要复杂得多。

    美国朋友说,美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我不同意。我说,美国传承的都是欧洲地中海文化。冈田英弘说,有文明的不一定有历史,有历史和有文明的世界上只有地中海的希腊和罗马,还有就是中国。他说,中国的历史应该从司马迁说起,我认为应该从孔子说起,史记也记载了孔子。

    中国的事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优秀的DNA要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优秀的DNA中国文化中就有。中国在多民族的遗传中有变异。中华民族更要吸收西方文化的好的东西,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的东西都要吸收。

    中国特色

    现代的很多问题才刚刚开始,2013年我们开始新的起点,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能站在新的起点很难啊,要很长时间。这样理解我们的治理能力,理解全面改革,依法治国。执政党提出的起点上,不能忘了有十三亿人,这是中国的特色。这是伟大的历史探索和起步的过程。你们说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尺度。发达国家加起来十一亿人口,中国有十三亿到十四亿人口,我们清楚。

    我与美国朋友反复讲这个问题。中国变化是大,经济方面,十三亿人口脱贫了,了不起了,但文化教育还漫长,这对政治经济发展都极有影响。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对基辛格讲:中国在走一个方向时不可能让十三亿人走悬崖陡壁,实现目标(十三亿人)的任何一部分都很重要。中国的事情运行还要很慎重。

    **总书记也很重视学习历史,他很清醒,他完全理解***说的:中国需要几代,几十代才能实现现代化。
 楼主| 发表于 2015-5-13 17:54:58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达国家的前沿学者、中国希望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好,经常来中国与我们交流。通过他们,我们也传达我们的这么多信息:方向和目标、时间、尺度和存在的问题,逐步地越来越清楚。所以对了解中国的人传达这样的信号,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尽量要修好。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党要走市场化经济,领导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是个了不起的探索。

    我跟美国朋友讲,搞美国宪法的人很聪明,首先把自己的利益确定好了,所有原罪的人释放了,后来把穷人拿进来,再慢慢地把妇女,最后把黑人拿了进来,建国二百年后选举权给了黑人。现在反过来要求他国复制,但乱了又不搞了。埃及乱了,穆斯林兄弟党首,原总统刚判了20年。美国的特点怎么复制?

    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的政党领导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是主力军,但市场是开放的。这是基本原则。执政的领导出现F·B,这条路的改革即法制(是“法制”还是“法治”?)如何搞?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但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法制(rule by law)和法治(rule of law)

    宗教内部的治理靠什么?天主教、穆斯林也好,俄国正教、新教也好,靠什么治理?天主教也出了很多问题,罗马也有很多问题。福山先生有没有研究过?

    福山:研究过。关键是“ruleoflaw(法治、法的统治)”。我的《政治的起源》中分析法律的精神来源于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监督”作用,但最终神是唯一鉴别真理的标准,也是统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来源于宗教精神的法律统治(ruleoflaw)包括统治者在内,司法独立于政府的脉络是这样来的。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oflaw”,并司法独立。

    岐山: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吗。总统、国会以外还有宪法,宪法应有神圣性,但它不是神,是公众的法。在中国皇帝是神,叫天子。日本有天皇、英国有女王都是君主立宪,与美国不同。法国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改革,一个革命一个改革到底谁聪明?历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结论。法国人说,革命彻底解决了问题;英国人说我们的改革成本低。对于不同的模式,中国帝制结束后也有过大辩论,即走向“君主立宪”还是“共和”。

    我们要研究孔孟之道;老子的道德经很难理解,只有五千字,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但是现在我们还缺乏研究。但海外是有研究的。今天得以结识几位,不成系统地讲了这些话,也算作信号吧。

    岐山:(面向我说)他们未必完全理解。你明白了吗?你再跟他们两位解释一下。

    德地:没有问题,我做了大部分的笔记,我认为我听明白了(其实心里没有底)。

    道别

    我们慢慢地站起来,一个个握手告别。但双方似乎有话没有说完,三人围着岐山。翻译赶紧从沙发后头绕过来。

    福山送了一本中文本的《政治的起源》,**笑着接过来。

    岐山:我小时候,父母对我们说要用心读书,现在想很有道理。光读书不思考不行。一定要用“心”(点了点胸)读书。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着翻译笑着说,)这要难为你了!

    岐山:但实践更重要,所以我对王阳明有兴趣。他讲的是心学,我对王阳明很有兴趣。这几年我能抽空坚持读书,不容易。(说完哈哈笑)

    我脑海里浮现王阳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两句话。可以说,王阳明心学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融合造就了明治维新的精神世界。

    德地:王阳明对日本的影响很大。(**看着我,点点头。)

    青木:(拿了一本书)这是我与吴敬琏先生编着的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近着,供您参考。

    德地:青木先生和几位中国学者在主张,在这次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一定比例的股权划拨给社保等多个公有基金,这样真正解决一股做大(?是不是“独大”?)、政企分开,发挥专业管理层积极性等问题,同时让人民可以分享资本利得。您觉得如何?

    岐山:跟吴敬琏他们研究的,对吧。可以提。

    德地:(我换了题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还能适用吗?

    岐山:不行。

    德地: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中有同样的DNA?

    岐山:对。(边走边讲)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其实中国都有,如何把其中好的东西发扬光大。

    德地:那可以说有共同的价值了?

    岐山:当然,最基本的价值是一样的,不然我们怎么谈呢?

    后记

    我们道别,最后离开了大厅,上了车。福山和青木坐在后排,我仍坐在前排。车徐徐行驶离开了中南海。车里没有人说话。车快开到景山公园,福山指着景山突然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说,“是景山公园,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故宫全景”。福山:“那我来过,是明朝最后皇帝崇祯自缢身亡的地方”。他停顿了一下,说了一句,“像玄学讨论”。我和青木知道他在讲刚才的会谈。

    福山是思维严谨的学者,他虽然曾做过“新保守主义学派”的一员,他更像有儒家气质的思想家。我想,这次的会谈,一方面福山没能预期地讨论他所感兴趣的具体内容而心里感到不足,同时因未能全部消化**富有寓意的谈话而有些困惑。

    青木则不同,从国际经济比较学的角度关心和研究中国几十年的学者,今天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能够接触到中国的关键的人物,亲自聆听到直接的声音和想法,满怀兴奋。

    “我们需要时间消化今天的内容,但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后回过头再看今天的会谈,它一定是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会谈”,我说。他们两个没有说话,但都点了点头。

    一位关心会见,并帮过忙的朋友来短信询问。我回:“会议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谈了九成以上,是个难得的会谈,很费听众的脑细胞”。想起认识**的一位朋友的话:“岐山说,你什么都可以思考,可以思想,但说话就不同了”。

    由此搁笔。

    2015年4月28日

    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topnews/2015-05/2998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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