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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2 16: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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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
公共知识分子，是先在美国出现的名词。
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放眼天下，应该富有社会责任感，用自己的言行参与社会活动。
有人说当今中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
称为“美国良心”的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接受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回答说：“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统治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因循守旧……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的人一直是少数”。
她说，“一个人之所以能被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南方人物周刊在2004年开始，评选公共知识分子。
该媒体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但实际上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很混乱的。南方人物周刊，既然自己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却在网民推选中，把崔健、罗大佑、高晓松等，这些唱歌的，写歌的娱乐界人士，都选入进来了。
舆论对崔健、罗大佑入选的讥讽就不说了。即使上过大学的音乐制作人高晓松，有位评论人说到：“他多事、他大嘴、爱掺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其实的确很“公共知识分子”。
可能，在10年前，网民对“公知”是什么？也不太清楚，认为名人明星就是。可是为什么没有成龙和刘德华啊？
除了上述娱乐界人士，当年入选的还有李敖，龙应台，王朔，李银河。
人们想，连和中国老百姓生活八竿子够不着，而去骂美国、骂蒋介石的李敖，龙应台，也算“公共知识分子”？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谈性不脸红的李银河，也是“公共知识分子”？
有一种理论认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才应该“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只有体制内外的特征，而无左右、素养高低之分。
官方对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应和态度，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理论。
2012年9月，《人民日报》评论指出：公共知识分子是“是一些知名、著名的微博‘大V’们，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基本言论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就是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说今天我们国家仍然处于阶级斗争的那个人）。在该院“三项纪律”工作会上提出：“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能像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社科院对人才的要求是又红又专”。
所以体制内认为；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所谓独立性和批判性，其实质是要来与执政党和官方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稳定。
有个叫刘洲伟的学者说：“有人调侃说我们是狗仔队。在西方有一个说法，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看门狗”。
英年猝死的精英王小波（李银河前夫），凭着他留下的不多的遗著，据说至今门下聚集“走狗三千”。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以中立态度或公正的立场出现，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无关。
有一个叫王怡的学者说到：“知而不言是一种罪行。”他继续说道：“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
意思是，你看不出社会的弊病，是一种责任的丧失，是罪过。你什么都看出了，也有发声的便利却装聋作哑，罪行更严重。
许多学者，大学教授，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当然不是“公知”。
我看过一种理论，说掌握了“知识”而不去正确运用，就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原罪”。
看到社会问题而去呼吁，就构成了愤怒与理性的结合，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传播的是观点，不是新闻。那里发生了一个事件，事情的经过和结局，无需“公知”来陈述，那是记者的事情。你要做到是用结构主义方法来剖析深层的东西。
要想让你的观点有更多人知道，并且引来更多的人参与，甚至创造出更多的“公知”，“准公知”。就要有巨大快捷的信息平台。
浙大的吴飞教授，曾经做过一个题为“微博改变中国”的讲座。
他认为，在微博这个公共平台，人们可以获取、交流、传播最新的消息。即使在言论有所限制的政治环境下，微博的信传播速度和参与人群的影响力，也是政府很难掌控的。
在微博微信出现之前的以往，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通常能比普通人更快更多地获得信息。因此，微博微信出现后，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被很大程度改变了。
微博聚集了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带来的公众议论和社会影响，对政府的重要决策，肯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样的事例近年来不算少。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忘带暂住证，被收容所殴打致死。
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几天后，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
这8位法学家，应该算是“公知”吧？
我查过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的公共知识分子，2009年，有柴静。2011年，有崔永元。
入选时，这二位都还是“体制内”。后来先后离开体制。
柴静语言话锋犀利，采访庸官时不留情面。不久前制作了环保题材《穹顶》。
崔永元擅长用不高明的机敏贬损他人，近来也在环保题材《转基因》而血战。
他（她）们二人算不算“公知”，读者自行评判。
晚清时，就有大家熟悉的公共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应该算吧？
民国时，鲁迅先生，应该算是吧。胡适呢？
民国时的报业先驱张季鸾，曾在《大公报》的创刊号上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全有“大V”的气概。
再早，春秋时，平民思想家墨子，应该是“公知”。
他对“体制内”的代言人孔子的鞭笞，可是够狠的了。他说：“……孔某盛容修饰以盅世，……盛饰邪术，以营世君。其道不可以欺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所以，几千年来，各朝各代都把孔子作为“又红又专”的人。而把墨子归类于“著名的，唱反调，惟恐天下不乱的微博‘大V’”。
只是墨子的“微博”，是写在竹简上的，没有互联网。使得老百姓都不知道他的观点。
我看到有人创造出一个新词；“公公知识分子”。意思是那些只替体制和利益集团说话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公众”是公开为民众说话，那“公公”就是公开为公家说话。这样说来，墨子是否应该是“公众”，孔子应该是“公公”？
当然。知识分子中，最大数量的还是属于“第三地带”，“莫谈国事”。大体是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我们有很多教授，他们都有专业知识，都是有嘴的人，但不少都是没有牙齿的嘴”。
“公知”，对自身的学历，学识，社会地位的要求，起点太高。
在我们一般看起来，一个人说的再好，没有教授，研究员，博导这样的身份。就很难被认同为“公知”。因为“公知”里的那个“知”，意味着很高的台阶。
在很久以前的美国，人们把出身起点不高的，但是正直、富有正义感，在“公众”事业上有成就的人，称为“公共公民”。
美国伟大的平民思想者托马斯•潘恩，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民角色。他是一个鞋匠，虽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美国人仍然称他是“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潘恩”。
潘恩撰写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常识》都是一个自由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也无需用知识分子或知识产品的标准来衡量。
拿破仑即使在指挥战争的前线，也怀揣着潘恩的《人的权利》这本书。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法典》，主体思想均来自潘恩的人权理念。
“公共公民”，更具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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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5 17:3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