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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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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5 17:31: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帮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现在“一窝蜂”地“举国建智库”,我们应该特别防范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倾向。

   

    全国上下正在掀起一股智库建设的热潮。2013年4月,国家主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任务。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些对于智库工作都是极大的推动。智库的核心工作是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并提出政策主张,当前改革所面对的问题变得日益复杂,智库可以提供专业、公正的分析,帮助提高决策的质量,相信这也是中央推动智库建设的初衷。

    不过现在“举国建智库”,就应该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中国已经是全球智库大国,但很多机构并不是真的智库。从国内外经验看,成功的智库大都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点。独立性表示政策主张不受资助者、利益集团的影响,保持公正的立场。专业性要求政策建议既有严谨的学术基础、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有效性则是指研究人员能够真正影响政府的决策。为了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应该考虑在决策程序、税收政策和智库体制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智库需要逐步建立一些必要的行业规范与准则。

    对美国智库的初步观感

    最近我随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考察小组拜访了华府很多家智库,并就智库建设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交流与思考。智库问题专家安德鲁•里奇认为,美国的智库产业全球最发达,可以从供求两个方面来解释。美国的政党组织非常松散,政府和政党都没有从事政策研究的能力,对智库有需求。我们曾经问白宫安全顾问委员会与智库(Think Tank)的区别,总统特别助理罗伊•麦克法夸尔半开玩笑地说:“我不思考(think)”。与此同时,美国的税收体系鼓励公众与机构捐款,智库比较容易获得财务支持。比如传统基金会每年近九千万美元的经费是由大约六十万美国个人直接捐助的。

    美国的智库基本上都是民间的,有的是综合性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更多的是专业性智库,如卡内基和平研究所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大多数主流智库都坚持“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的定位,不过独立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在的实际情况也比较复杂。有一些智库从创建到政策主张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政党倾向,如保守主义色彩浓重的传统基金会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进步中心,前者与共和党紧密结合,后者则是民主党的重要阵地。即便是其它智库,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会影响智库发展的方向。

    智库的资金来自政府、个人与机构的捐款或者委托研究,大部分资助只是确定大的研究方向,比如约翰•桑顿资助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原则上,直接资助特定研究项目的出资人也不能影响研究结论。但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其立场是否真的完全独立,可以存疑。另外智库专家里奇认为企业与基金会资助对研究独立性的含义不一样。他把政府的职能简单地分为制定规则与再分配两类,企业资助的项目关心的是前者,如电信、能源产业的规则制定,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则更关注后者,比如医疗和社保体系的改革。

    智库管理的一个难题是工作评价。智库研究人员一般有三个方面的活动:撰写政策研究报告、参与公开的政策讨论和与决策者沟通。前两项工作是看得到并可以统计的,最后一项是智库工作的关键,但很难观察到,更难量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项目已经连续八年发布全球智库排名,但这个排名在业内的认可度并不高,因为它量化的并不是智库的核心工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克•拉迪告诉我们,他们所在健康医疗方面并无专业研究能力,却被排在全球第六位。现在大多数主流智库都采取相对灵活的综合评估方法。

    成为优秀智库的重要条件

    虽然很难准确地量化,大众对智库质量的评价还是相对一致的。比如,一般都认为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均为美国顶尖智库。看来一个智库的质量或影响力似乎是可以被“感受”到的。优秀智库在关注领域、资金来源和与政府联系的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很大,但它们的工作通常都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征。而支持这些结果的,主要是两大重要条件,一是密切的政府关系,二是优秀的研究质量。

    智库需要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才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决策,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关系就是一切”。如果智库专家不能进入政府的会议室、见不到决策者,其影响力肯定会打折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绝大多数成功的智库都在华盛顿,智库聘任政府或国际组织离任官员的现象也很普遍,布鲁金斯学会就是一个著名的“旋转门”。国内的情形也一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本身就在政府体系之内,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十分畅通。

    当然,政府关系仅仅只是一块敲门砖,智库的影响力最终还得取决于政策研究的质量。传统基金会创始总裁埃德温•福尔纳最为自豪的是,一些专家虽然立场不同,仍然会认真阅读基金会高质量的分析。智库研究报告既要求学术严谨性,也需要政策可操作性。因此,学术素养和政策经验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例,一方面,所有的学者都经过严格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另一方面,部分著名教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和宋国青等,自改革初期以来不但一直密切关注实际经济发展,而且还都曾经近距离地为决策层提供政策咨询。

    那么为什么有的智库做得好而另一些却做得一般呢?我们发现国内外成功的智库通常都有一个杰出的创始人或者领导者。比如,佛雷德•伯格斯坦和埃德温•福尔纳分别于1982年和1977年创办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他们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各自的机构打造成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智库。佛雷德•肯佩在2006年接任大西洋委员会总裁之后,很快将员工人数从6个扩大到100多个。同样,从2008年开始担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创始秘书长的王海明,在这个论坛迅速上升为国内顶尖的金融政策智库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有了优秀的智库领导者,其它条件就相对比较容易满足。智库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筹资,财务独立性可以让智库有充足的资金聘请优秀的研究人员,并且可以保证研究独立性。智库有没有影响力,取决于研究人员的声誉、经验和能力,所以也有专家相信“人才就是一切”。出了学术能力与政策经验,优秀的智库研究人员还应该是一个沟通的高手。我们在拜访华府那些成功的智库的时候,发现那些来自学界、政界或者商界的研究人员都很资深,碰到的少数年轻人一般都是研究助理。这一点在国内不太一样,不少新的智库招的都是年轻学者。

    智库建设需要防范的几个倾向

    我们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帮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现在“一窝蜂”地“举国建智库”,我们应该特别防范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倾向。

    第一,智库不是决策者幕僚。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所以,应该多发展一些民间、半民间的智库,官方的智库也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特别是那些具体的政府部门。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余永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世锦等,都独立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主张。

    第二,智库不是单纯的意见领袖。国内有一批影响力巨大的意见领袖,多以批评政府为主,有的甚至耻于对策研究。意见领袖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组成成分,但智库工作强调建设性,可以批评政策,重点还是要放在如何改进上。我们最近在华府发现几家主流智库一致质疑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负面立场,但他们批评的目的是希望政府采取更为积极、合作的立场。

    第三,智库不是媒体。智库影响决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询。媒体曝光率对于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帮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体或公关,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里奇甚至认为影响力与媒体曝光率往往是呈反比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讨论会几乎都是闭门会议,不邀请媒体参加。但也正因为是闭门会议,官员们不但很愿意参加,现场讨论也都十分坦诚。

    第四,智库也不是学术机构。智库工作要有学术性,保证政策研究的质量。但如果按照学术机构的标准来办智库,相信很难产生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美国高校里的智库很少,中国也不多,可能是因为高校的激励机制与智库工作不匹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们从事智库工作,其实是基于责任和爱好的义务劳动,现行学校的制度并不承认政策研究的工作。

    第五,智库不应该是游说团体。智库需要资助,有游说需求的企业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尤其在一些资助规模大、项目相对集中的领域,如电信、医药和国防等行业。但如果智库演变成为游说组织,就违背了发展智库的初衷。智库研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准,而不能成为个别利益集团的工具。

    关于智库建设的六点建议

    我们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出六条建议。

    首先,政府要为“智库市场”主动创造需求。现在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定期地召开专家座谈会,探讨当前形势与对策,已经成为政府与智库沟通的重要机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各重要决策部门都应该建立一些常规性的机制,选择性地接收智库的研究报告,直接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这些机制对于民间智库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增加智库的资金供应。在税收上可以提供一些优惠鼓励公众和机构向智库捐款、提供资助。当然,财政也可以增加预算直接支持智库的发展,包括提供资助支持官方和非官方智库的机构建设,或者设定一些定向资助项目,集中研究当前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

    第三,智库也要进行机构改革。官方机构和社会科学院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本位主义严重,应该予以大力精简,同时要杜绝政府部门办智库,防止部门利益操控智库的政策主张。高校办智库需要解决经费和编制问题,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的要求、产出不一样。既然要办智库,就应该在人员要求、工作量考核和升级标准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对于民间智库则应该大力降低准入门槛。

    第四,智库行业需要建立高标准的行为规范。不过政府最好不要指定专门的智库主管部门,维持秩序的责任可以由媒体、市场与司法来共同承担。智库工作要尽可能地保证独立性,智库应该公开全部资金来源。如果一个智库违反独立性的立场,甚至沦落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机构,它的市场声誉就可能受到影响,政策主张就会失去可信度,筹资也会遇到困难,严重的可以由司法部门介入调查。

    第五,优秀智库领导者的遴选至关重要。智库领导者不同于政府部门负责人,也不同于学术带头人,而应该是智库企业家。这个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管理、筹款和与政府沟通的能力。我国高校系统大多按学术水平选拔院校领导,重点高校还形成了院士才能当校长的潜规则,其实对高校发展十分不利。智库建设中一定要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第六,不要鼓励智库排名,政府也不要试图设立统一的智库考核指标。智库的评估应该留给董事会、出资人和决策者来做,智库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过度重视智库排名或者考核指标,只会鼓励智库做一些跟政策研究无关的事情,比如增加媒体曝光度或主动要求领导批示等。另外,国内有些智库自己发布排名,而且把自己排在前面,明显存在利益冲突。智库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政策研究上。
 楼主| 发表于 2015-4-22 16:33:05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

   
    公共知识分子,是先在美国出现的名词。
    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放眼天下,应该富有社会责任感,用自己的言行参与社会活动。
   
    有人说当今中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
   
    称为“美国良心”的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接受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回答说:“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统治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因循守旧……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的人一直是少数”。
    她说,“一个人之所以能被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南方人物周刊在2004年开始,评选公共知识分子。
    该媒体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但实际上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很混乱的。南方人物周刊,既然自己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却在网民推选中,把崔健、罗大佑、高晓松等,这些唱歌的,写歌的娱乐界人士,都选入进来了。
   
    舆论对崔健、罗大佑入选的讥讽就不说了。即使上过大学的音乐制作人高晓松,有位评论人说到:“他多事、他大嘴、爱掺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其实的确很“公共知识分子”。
   
    可能,在10年前,网民对“公知”是什么?也不太清楚,认为名人明星就是。可是为什么没有成龙和刘德华啊?
   
    除了上述娱乐界人士,当年入选的还有李敖,龙应台,王朔,李银河。
    人们想,连和中国老百姓生活八竿子够不着,而去骂美国、骂蒋介石的李敖,龙应台,也算“公共知识分子”?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谈性不脸红的李银河,也是“公共知识分子”?
   
    有一种理论认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才应该“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只有体制内外的特征,而无左右、素养高低之分。
   
    官方对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应和态度,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理论。
   
    2012年9月,《人民日报》评论指出:公共知识分子是“是一些知名、著名的微博‘大V’们,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基本言论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就是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说今天我们国家仍然处于阶级斗争的那个人)。在该院“三项纪律”工作会上提出:“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能像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社科院对人才的要求是又红又专”。
   
    所以体制内认为;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所谓独立性和批判性,其实质是要来与执政党和官方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稳定。
   
    有个叫刘洲伟的学者说:“有人调侃说我们是狗仔队。在西方有一个说法,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看门狗”。
    英年猝死的精英王小波(李银河前夫),凭着他留下的不多的遗著,据说至今门下聚集“走狗三千”。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以中立态度或公正的立场出现,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无关。
   
    有一个叫王怡的学者说到:“知而不言是一种罪行。”他继续说道:“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
    意思是,你看不出社会的弊病,是一种责任的丧失,是罪过。你什么都看出了,也有发声的便利却装聋作哑,罪行更严重。
   
    许多学者,大学教授,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当然不是“公知”。
   
    我看过一种理论,说掌握了“知识”而不去正确运用,就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原罪”。
    看到社会问题而去呼吁,就构成了愤怒与理性的结合,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传播的是观点,不是新闻。那里发生了一个事件,事情的经过和结局,无需“公知”来陈述,那是记者的事情。你要做到是用结构主义方法来剖析深层的东西。
   
    要想让你的观点有更多人知道,并且引来更多的人参与,甚至创造出更多的“公知”,“准公知”。就要有巨大快捷的信息平台。
   
    浙大的吴飞教授,曾经做过一个题为“微博改变中国”的讲座。
    他认为,在微博这个公共平台,人们可以获取、交流、传播最新的消息。即使在言论有所限制的政治环境下,微博的信传播速度和参与人群的影响力,也是政府很难掌控的。
   
    在微博微信出现之前的以往,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通常能比普通人更快更多地获得信息。因此,微博微信出现后,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被很大程度改变了。
   
    微博聚集了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带来的公众议论和社会影响,对政府的重要决策,肯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样的事例近年来不算少。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忘带暂住证,被收容所殴打致死。
    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几天后,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
   
    这8位法学家,应该算是“公知”吧?
   
    我查过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的公共知识分子,2009年,有柴静。2011年,有崔永元。
入选时,这二位都还是“体制内”。后来先后离开体制。
    柴静语言话锋犀利,采访庸官时不留情面。不久前制作了环保题材《穹顶》。
    崔永元擅长用不高明的机敏贬损他人,近来也在环保题材《转基因》而血战。
    他(她)们二人算不算“公知”,读者自行评判。
   
    晚清时,就有大家熟悉的公共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应该算吧?
    民国时,鲁迅先生,应该算是吧。胡适呢?
   
    民国时的报业先驱张季鸾,曾在《大公报》的创刊号上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全有“大V”的气概。
   
    再早,春秋时,平民思想家墨子,应该是“公知”。
    他对“体制内”的代言人孔子的鞭笞,可是够狠的了。他说:“……孔某盛容修饰以盅世,……盛饰邪术,以营世君。其道不可以欺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所以,几千年来,各朝各代都把孔子作为“又红又专”的人。而把墨子归类于“著名的,唱反调,惟恐天下不乱的微博‘大V’”。
    只是墨子的“微博”,是写在竹简上的,没有互联网。使得老百姓都不知道他的观点。
      
    我看到有人创造出一个新词;“公公知识分子”。意思是那些只替体制和利益集团说话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公众”是公开为民众说话,那“公公”就是公开为公家说话。这样说来,墨子是否应该是“公众”,孔子应该是“公公”?
   
    当然。知识分子中,最大数量的还是属于“第三地带”,“莫谈国事”。大体是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我们有很多教授,他们都有专业知识,都是有嘴的人,但不少都是没有牙齿的嘴”。
   
    “公知”,对自身的学历,学识,社会地位的要求,起点太高。
    在我们一般看起来,一个人说的再好,没有教授,研究员,博导这样的身份。就很难被认同为“公知”。因为“公知”里的那个“知”,意味着很高的台阶。
   
    在很久以前的美国,人们把出身起点不高的,但是正直、富有正义感,在“公众”事业上有成就的人,称为“公共公民”。
    美国伟大的平民思想者托马斯•潘恩,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民角色。他是一个鞋匠,虽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美国人仍然称他是“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潘恩”。
   
    潘恩撰写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常识》都是一个自由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也无需用知识分子或知识产品的标准来衡量。
   
    拿破仑即使在指挥战争的前线,也怀揣着潘恩的《人的权利》这本书。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法典》,主体思想均来自潘恩的人权理念。
   
    “公共公民”,更具光彩!
 楼主| 发表于 2015-12-22 16:14:30 | 显示全部楼层
就像爱因斯坦也曾经想找到一个大一统的公式来解决所有物理现象,而中国的阴阳学说是通过对万物的理解总结的对万物统一规律的认识。
现在有个“分形理论”,是基于“分形几何学”建立起来的,认为事物整体上和局部细节上具有相似性,这其实和阴阳具有一致,任何事物从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可以具有“阴阳”的特性。







3张分型图




 楼主| 发表于 2017-2-6 14:26:28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2017年02月06日 09:17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作者:郑永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来源:搜狐网

   

    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

    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

    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道:“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

    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of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

    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楼主| 发表于 2017-2-7 10: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高校智库建设与国家需求和实际问题相脱节?

  当下高校办智库是不是“过热”?这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有观点认为,大学如果对建设智库倾注太多的精力,是大学重心的错位;也有观点认为,高校智库与国家需求和问题相脱节,在智库定位上不匹配。究竟该如何看待高校建智库?高校建智库应该怎么建设?

  27%的高校设有智库

  2016年,高校智库建设数量可观,高校智库集群初步形成。

  2016年12月17日,在南京大学举行的“2016中国智库治理论坛”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9月28日“中国智库索引”(CTTI)上线并向被收录来源智库开放端口录入数据以来,截至2016年12月12日,已收录来源智库489家,其中,高校智库共有255家,占52%;党政部门智库68家,占15%;社科院智库46家,占9%;党校行政学院智库44家,占9%;社会智库36家,占7%;媒体智库11家,占2%。

  但是,相比高校庞大的智库数量,255家这个数字并不惊人。

  据统计,目前我国高校智库约为700个,这些智库主要集中在“211工程”及“985 工程”高校。简单计算,入围CTTI的高校智库占比全国高校智库36.4%。这也就意味着,列入CTII的高校智库仅三成多,不少高校智库并未列入CTTI。

  高校是否存在智库建设“过热”?根据********公布的2016年正规大学名单,截至2016年5月30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79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95所(含独立学院266所),****高等学校284所。抛开****高等学校,700家高校智库占2595所普通高等学校的百分比约为27%。从这一统计口径来看,占比并不大。

  “从服务于中央和各级地方党政系统的决策看,这个比例还算正常。关键在于,这些智库的水平和影响力如何?衡量智库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宏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智库热”是大学重心的错位?

  智库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高校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与党政智库、科技和企业智库、民间智库一道,进行总体规划,明确了建设目标和要求。

  目前,从全国高校的智库建设和影响力来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出现的智库处于我国高校智库水平的前列。

  与其他类型智库相比,高校建智库的好处显而易见。********社科司副司长徐青森日前撰文阐述了高校建智库有四大优势:一是人才密集。高校有63万人的社科队伍,是我国智库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支生力军。二是知识储备雄厚。有最为齐备的学科体系以及几乎涵盖所有重大问题研究的研究基础。三是科学客观。与党政智库相比,大学离政府不是那么近,也不像有些社会智库离得那么远,这种适当的距离使得高校智库更易于对政府决策做出客观分析和提出科学合理建议。四是体制灵活。与党政智库和党校社科院智库相比,高校在创新智库的运行和管理体制方面有着更多的操作空间。“可以说,高校智库最有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但是,有人担忧高校建智库会“过热”。有评论认为,“智库热”是大学重心的错位,“例如,有的顶级高校公开强调,要举全校之力建好某某智库。要知道,大学的首要任务乃是教书育人,其次才是基础研究,最后方为政策研究。举全校之力发展以政策研究为主要任务的智库,属于典型的本末倒置。”

  对此,杨宏山表示,智库与高校的定位并无根本矛盾,高校的定位很明确:本位是教育和学术研究,同时也有社会服务的功能。“高校提供社会服务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科研影响决策、引领社会。毫无疑问,高校建设这种有思想、有影响的智库,具有自身的优势。目前来看,对于大学而言,智库成果很多是一线科研产生的连带产品,本身就是科研的一部分。”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此表示:“教学对高校老师而言,是刚性的,是不会打折扣的,该上的课老师不会不上而去做研究。实际上,高校智库的一些研究如果做得不错,反而对教学有好处,可能让他的教学更贴近现实、更生动。”

  与国家需求和实际问题相脱节?

  为政府决策建言是高校智库的重要价值之一,如何充分发挥价值作用,是高校智库建设需要思考的问题。

  河海大学讲师朱宏亮甚至提出,绝大部分高校智库与国家需求和问题相脱节,在智库定位上不匹配。朱宏亮在文章中列举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共出版著作约15万部,发表论文约158万篇,其中在国际刊物发表约2万篇。“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建议的仅有6万余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或者被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更少。”

  但第二届中国大学智库论坛年会的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中国高校累计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4.3万余份,有2.2万余份被采纳。据此计算,采纳率高达51%。

  从数据上看,不同的维度和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差距甚大,无法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杨宏山表示,国家治理需要多样化的智库,有侧重对策层面的研究,有侧重战略层面的研究。“高校智库因为跟政府的距离稍微远一点,要跟政府智库在功能上有所区别,高校智库在战略性、思路性、方向性、前瞻性方面有它的特殊优势,因此,高校智库发挥战略思维方面的优势,这样也更能发挥大学的优势。” 杨宏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但高校智库与国家需求相比,的确还存在许多不足。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曾指出,目前高校智库“命题作文”较多,成果多是修补式、解释式的,研究还是偏学理性,而且以个体式研究为主,缺乏协同攻关。实际上,智库研究的问题多是综合性的,需多学科、多单位联合才能高质量完成。

  杨宏山强调,高校智库不是用来装饰门面的,高校智库既要“顶天”又要能够“立地”,“顶天就是战略思维,包括国家发展或者地方发展的战略思路;立地就是要接地气,要有可行性,要在现实中可以实施,而不能空中楼阁没有根基。”

  我国知名高校智库发展历程

  1986年

  清华大学创立了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0年又发展成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担任首任主任。该中心着眼于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全面、及时和高质量的科学决策参考。

  1994年8月

  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为中心主任。在此基础上,学校又于2008年10月成立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重点是综合性社会科学。1999年3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成立,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与北京大学共建的服务于首都发展的研究、开发机构,是北京市与北京大学全方位合作的重要平台。

  1984年

  复旦大学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曾停止运行一段时间,2000年2月,复旦大学重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改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2001年2月

  南京大学经********批准成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研究我国(重点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有关的社会问题为重点。

  2007年5月

  北京大学成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之后在2013年10月改名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王缉思担任院长。其研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

  2013年1月

  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重阳金融研究院,致力于对经济社会热点进行深度剖析。2013年6月29日,作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当天在京成立。人大国发院致力于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进步。
 楼主| 发表于 2017-2-7 10:13:01 | 显示全部楼层
全球权威智库排行发布,中国智库数量全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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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评论2017年01月25日01:06        新浪智库 全球权威智库排行发布,中国智库数量全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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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2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报告《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国北京发布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举办。北京发布会是该报告全球系列发布活动之一,也是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首发。据悉,该报告将分别于美国华盛顿战略、纽约等全球60多个国家、86个城市同时发布,是国际上一年一度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智库报告。

  《全球智库报告2016》是由詹姆斯•麦甘(James G.McGann)博士领衔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连续第十年为全球智库进行综合评价的权威报告。该报告项目十年来建立了一套客观公正的研究体系,通过每年对全球智库进行综合排名,实现研究全球各国智库在政府与社会中的作用,描绘出全球智库发展的主线图,倡导智库为搭起社会与政府间的桥梁付出努力。其全球智库排名也因评选过程的广泛参与度和过程设计严谨、公正成为当今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排名体系,因此《全球智库报告》也被誉为“智库中的智库”。今年报告认为“在这十年中,全球智库共同体正在逐步确立,为应对国际新环境群策群力。”

  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已经不仅仅体现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竞争,以思想、观念、文化和智库等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智库正成为各国“软实力”竞争的新焦点。同时,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各国政府在国家治理、国际交往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政府都愈发重视听取智库的观点和政策建议,以不断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水平。在此背景下,智库的地位更加重要,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政策建议源泉。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智库整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状态,全球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智库时代。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主任张忠教授和国务院参事室交流合作司司长孙维佳就该报告的发布发表了祝贺致辞。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教授通过远程视频对报告研究背景和发布做了介绍。他说:“自2006年起,我们致力于发现当今智库所需要面对的全球趋势以及政策环境。在2016年度智库排行的提名过程中,我们邀请了超过51,000个组织和个人加入到评审过程中。这5万多人包括媒体记者、政策制定者、公共及私人捐款方、智库以及专家。” 随后,宾大沃顿中国中心副总经理何育萍对《全球智库报告2016》进行了发布。

  国内最新的智库研究著作《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随后也在宾大沃顿中国中心发布,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乔卫兵主持了发布式。本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研究撰写,作为中国最大社会智库的创办者与实践者,王辉耀博士、苗绿博士在考察、研究几十家国际顶尖智库的运作与管理基础上,结合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运营管理经验,勾勒出当代智库建设路线图,对如何建设与运营智库进行了实践总结与理论升华。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智库领域研究难得的一本重头著作,对中国新型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有许多新的参考和启示。

  全球智库发展概况:中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其中北美洲智库数量最多,拥有1931家;欧洲其次,拥有1770家;亚洲紧随其后,拥有1262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有1835家。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英国和印度智库数量位列中国之后,分别拥有288家和280家。

  2016全球智库排名的方法介绍

  今年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全球智库报告向全世界6846家智库发送了智库提名的邀请,评分标准参考超过4750名新闻记者、政策制定者、公共或私人捐助人、以及各类区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最终评选出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的175强。在智库排名评价流程中,《全球智库报告》向这些同行及专家发放调查问卷,由他们推荐入选,并针对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拥有卓越贡献的智库开展平评估排名工作。

  为了进一步完善并验证该智库排名,《全球智库报告》多次筹划专家座谈会,邀请上百位在不同领域及学科工作的成员共同进行深入讨论。同时,新媒体(网站以及社交媒体)的介入也让《全球智库报告》更快速有效地与广泛受众群体进行交流并扩散当年智库排行榜的评价标准。

  2016年全球智库指数(GGTTI)提名和排名标准包括智库领导层的才能和责任感;智库员工的质量和声望;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声誉;招募和留住精英学者、研究员的能力;学术表现和声望;出版物的质量、数量及受众范围;智库的总体成果;网站和数字平台的展现;媒体声誉和智库的社会影响力等近30项评估标准。《全球智库报告2016》并不将研究成果作为衡量智库影响力的唯一方法,而是考虑了资源指标、利用率指标、成果指标、影响力指标等。

  2016全球智库排名榜单解读

  1.中国智库全球排名呈现新亮点

  根据区域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三类标准,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共列出52个分项表单。其中,中国智库上榜的表单数量达到41个,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13个,反映出中国智库发展呈现的良性态势。2015年,中办国办就加强中国智库建设发出重要文件、提出明确要求。在中国政府重视智库建设的背景下,中国智库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在全球智库175强榜单中,有9家中国智库上榜。亚洲大国智库(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60强中,18家中国智库上榜。在最佳社会智库、最值得关注的智库、以及多个研究领域如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国防和国家安全智库排行榜单中,中国智库均列名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智库在过去一年中发展迅猛,在该报告中表现亮眼。其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三个分榜单中排名中国社会智库第一,在全球最佳质量保证和完整策略及程序的智库、全球最佳互联网应用智库两项榜单中,CCG作为唯一入选的中国智库名列其中。

  此外,新兴智库中不乏优秀者涌现,受到国际关注。在今年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的“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排名” 120强榜单中,有7家中国智库上榜;而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榜单中,有5家中国智库上榜,相比去年均有所增加。

  2.全球顶尖智库175强榜单,9家中国智库上榜

  《全球智库报告2016》的2016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单共列及175家世界智库。其中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蝉联榜单首位。这已经是布鲁金斯学会连续5年排行第一。英国查塔姆社和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列第二、第三位。布鲁金斯学会还被报告选为2016年度全球最佳智库。美国入选全球十大智库的数量最多,达到6家,与去年持平。

  2016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单175强中,有9家中国智库入选,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3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6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9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52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73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79名)、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04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111名)、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149名)。


  3.亚洲大国智库(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18家中国智库上榜

  《全球智库报告2016》发布的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60强榜单中共有18家中国智库上榜,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4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8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10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13名)、卡耐基中国中心(第19名)、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第20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22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24名)、天则经济研究所(第27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30名)、上海社会科学院(第35名)、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第41名)、财团法人国策研究院(台湾)(第45名)、中国金融40人论坛(第48名)、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第51名)、盘古智库(第57名)、新华社瞭望智库(第59名)、团结香港基金(第60名)。

  4.最佳政府智库排名6家中国智库上榜

  在特别成就分类下的最佳政府智库排名中,中国在全球75个入选名单中,共有6个智库上榜,其中5个智库位列前20名。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7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13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16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20位)。

  5. 6家中国智库入选全球最佳社会智库

  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排名120强榜单中共有6家中国智库上榜,分别是中国(海南)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察哈尔学会、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应用国际贸易研究所。

  6.中国5家智库最值得全球关注

  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榜单中共有5家中国智库上榜,排名分别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第31名)、天则经济研究所(第51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54名)、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第63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91名)。

  7.5家中国智库上榜全球杰出政策研究项目智库

  在全球拥有杰出政策研究项目的智库排行中,共有5家中国智库上榜,排名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31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41名)、天则经济研究所(第58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62名)、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第80名)。

  8.最佳高校智库榜单6家中国智库上榜

  在最佳高校智库90强榜单中,中国智库上榜6个,有三个入选前20名,分别为第11名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14名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以及第16名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9.3家中国智库上榜最佳新锐智库排名

  在2016年最佳新锐智库榜单中,有三家中国智库机构上榜且入选前40,分别为排名第23位的阿里研究院,第29位的21世纪丝路合作中心,第34位的前海创新研究院。

  10.4家中国智库报告上榜最佳研究报告榜单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世界华商发展报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中国-东盟海事合作:过程、动机和前景》, 中国科技交流中心的《G20科技和创新发展》,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2016 G20高峰论坛关于T20的政策报告》等上榜最佳研究报告榜单。

  此外,中国智库在其他榜单上也表现突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榜最佳质量保证和完整策略及程序的智库榜单,在前70名里排名第28名。

  两个中国智库上榜智库最佳创意和模式创新排名,分别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43名)和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47名)。

  发布会后还就“为什么智库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变得日趋重要?”主题进行了研讨。参加研讨会的嘉宾包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副所长李国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政府共建的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等嘉宾参与了讨论。专家们在研讨中表示,《全球智库报告2016》报告发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智库在全球和中国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智库在全球化发展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还建议智库研究应该要保证高质量,但同时也应该保证研究结果的时效性,以及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及时递送到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公众的手中;智库必须学会适应对市场对快速变化的数据以及分析的需求,更好发挥智库对政策的影响力作用。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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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9 17:43: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社会智库大有可为,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成为全球智库的引领者。

    智库江湖,华山论剑,谁逞英豪?还看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年一度的全球智库“琅琊榜”。

    在这个榜单上,中国社会智库引人注目。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其中北美洲智库数量最多,拥有1931家;欧洲其次,拥有1770家;亚洲紧随其后,拥有1262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有1835家。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

    中国智库全球第二,和中国的综合实力基本相称。伴随着中国战略实力的提升,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出现反全球化逆流的情势下,中国社会智库大有可为,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全球智库的引领者。

    尽管如此,中国社会智库也需要新突破。

    首先是改变野蛮生长的紊乱状态,实现去芜存精的有序发展。宾大统计的中国智库435家,即便除去官方智库,也属于“不完全统计”。从互联网搜索即可看出,冠以智库名称的所谓“智库”多了去了。有些机构或组织,随意搞了一场所谓的研讨会就可以称作智库。

    这样的发展态势,显然不可持续,因而,社会智库的发展必须经过去芜存菁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通过市场的自然淘汰,也可以通过标准化的他律来实现。

    目前,社会智库还是处于自生自灭的态势,但从上榜的社会智库观之,足够多元和吸引力的人才吸引力,机制化的组织机构,充裕的资金支持以及系统化的思想成果,是社会智库实现突破的基础。

    而且,为了改变社会智库野蛮生长的紊乱状态,促其从量变到质变,也应通过有序和制度化的管理制度,通过建立社会化智库的“金标准”和评价体系,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其次是解决新型社会智库的身份定位问题。中国的社会智库,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尴尬,即身份定位上的权力尾巴、资本附庸和学术外挂,三大尴尬凸显中国智库身份定位的功利属性。诚然,即便是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顶级智库,也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但其成果却可能直接为政府所用,也可以说,智库成果和政府政策虽然不是平等的关系,却称得上平行或平衡——智库作为政府外脑的作用是显然的。但是中国的社会智库,要么是对现实政策进行正面评价,或者是不疼不痒的解读解释,要么追求逆反式的非理性否定。此外,由于社会智库的主体来自学界,因而中国社会智库的研究成果不接地气,隔膜现实,从而变成纯粹空谈的学术外挂。

    中国新型智库不可能排斥政府,更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和学术,但如何保持和权力、资本以及书斋的距离,而且摆脱中国传统的智士、帝师、游侠习气,是中国新型智库亟需思考的命题。和权力、资本和学界维持若即若离的独立身份,在庙堂之高、市场之利和江湖之远之间确立自己的主体定位,在洞悉中国国情、社情、市情和民情的前提下,拿出属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思想产品出来,对公众政策作出正面影响作用,方为正道。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先生认为,中国智库有“库”无“智”,存在知识道德化、知识权力化、知识金钱化、知识名誉化、知识神秘化、世俗主义宗教化、社会讨论意识形态化、知识娱乐化、知识虚假化等九大问题,其实都是中国社会智库身份定位功利化的结果。

    其三是秉承专业精神有所作为更重要。从上榜“宾大”的社会智库看,摆正身份定位,敢说真话,秉承专业精神是社会智库赢得尊重的关键要素。专业精神不是刻舟求剑,而是在精研专业的同时,秉承现实主义,尤其是能利用社会智库的智慧,能够在国家大政方针所不能及的领域有所建筑。

    中国社会智库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智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崭露头角。在全球化遭遇挫折之时,世界给了中国机会,也给中国智库提供了机遇。实现自我突破,在全球播撒来自中国的智慧之光,给全球提供先进的思想产品,是中国社会智库的责任。

    张敬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楼主| 发表于 2017-2-15 10:19:15 | 显示全部楼层
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韧:中国建内陆核电站是必然的
财经网微评论
    本文来源于新京报 2017-02-15
   



    近期,有关日本福岛核电站辐射值升高、法国核电站的风机发生爆炸等新闻再度引发人们对核安全的关注。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韧日前接受采访,对我国“十三五”期间核工业发展作解析。

    “不存在核电站建在内陆就不安全情况”

    王毅韧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工程,推动核科技进步,解决长期制约我国核工业跨越式发展的瓶颈短板。

    对我国将在内陆地区建设核电站,曾有人对其安全性表示担心。王毅韧说,担心可以理解,毕竟核工业要有更高的安全标准,但纵观全球核电站发展历史,大部分核电站建在内陆,少部分建在沿海,不存在建在沿海安全,建在内陆就不安全的情况。

    他说,以前,我国东南沿海发展快,用电量大而能源相对缺乏,因此率先在沿海地区建设核电站。现在很多内陆地区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长远来看,中国建设内陆核电站是必然的。

    此外,建设海上核动力浮动平台(海上浮动核电站)方面,我国已列入发展规划,先行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后续将适时启动示范工程建设。自主研发同时,也谋求同俄罗斯等国的技术合作。海上造核电站成本比陆地上更高,研发企业在技术攻关的同时,也寻求市场用户,预计会在海上石油勘探、天然气开采等领域率先实现应用。

    加强乏燃料后处理的技术攻关

    王毅韧说,上世纪80年代,我国确定了核燃料“闭合循环”的技术路线,并做了大量工作。不过目前我国尚未具备建设大型后处理厂的能力,因此国家设立乏燃料后处理科研专项,致力于攻克相关技术。

    我国制定了“三步走”计划:一是建设每年60吨规模后处理中试厂,目前已完成;二是要完成每年200吨规模后处理示范工厂的建设;三是实现每年800吨的工业规模后处理能力。在自主掌握大规模后处理技术前,我国将筹划与法国合作建设一座800吨级后处理厂。

    他表示,通过两个五年规划,我国乏燃料后处理问题能很好地解决。

    此外,核电作为低碳能源,是新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未来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王毅韧表示,将确保核安全有保证、铀资源有保障、核安保有能力、核废料有去处,核电安全高效发展。据新华社
 楼主| 发表于 2017-2-17 17:37:51 | 显示全部楼层
共享单车走红的真正原因


    作者:杨国英
    近日,共享单车品牌ofo以51.2%的市场占有率号称行业第一,而摩拜单车则是月活跃用户量这个维度上的第一,其月活跃用户量已达到313.5万人。数据掐架反映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事实上,伴随着共享单车概念的持续火热,该行业已经涌现出了20多家创业企业。

    2016年下半年以来,大量应用创新型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项目遇冷,共享单车却在资本寒冬中逆势走红,成为现象级的存在。这说明,城市公共交通的建设乃至网约车的发展,仍然没有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或者说,共享单车在短途出行这一细分领域的优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目前困扰共享单车的主要是盈利模式不清晰的问题。共享单车行业在硬件造价成本过高、用户素质不高导致硬件损坏严重、被利益相关行业所打击、用户的使用体验欠佳等方面备受质疑,这些现状都推高了经营成本。而与此同时,新的竞争者还在不断加入,竞争激烈倒逼企业聚焦于通过烧钱抢占市场,更加重了舆论对于行业前途的担忧。

    尽管上述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但长期来看,大部分问题其实是可以优化、部分克服的。就盈利模式而言,目前阿里、腾讯、滴滴等产业资本对于共享单车都有投资,实际上间接说明了他们是不担心这个问题的。即便进行直接论证,共享单车的发展空间也是值得肯定的。

    从共享经济的角度看,共享单车有着坚实的盈利基础。共享经济代表了一种趋势,即人们会从重视工具的所有权,到逐渐重视其使用权。其理论依据在于,对于一些被个人拥有的工具,当其在充分满足个人使用需求之后出现闲置,且共享的成本远远低于闲置成本,共享就比拥有更具经济价值。对于共享单车的入局者来说,移动互联网破除了单车共享的信息成本,而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共享单车的规模化,智能硬件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理论上讲,只要每个用户所分摊的企业经营成本不高于个人拥有单车的成本,共享单车就具备实现盈利的基础。

    就当下而言,虽然共享单车比普通自行车的造价更高、人为破坏等现实情况推高了共享单车的运营成本。但在资本的支撑下,优秀的共享单车品牌在做大规模、抢占市场的同时,也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升级硬件的智能化水平、优化运营调度、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以及发展多样化的服务,从而探索出更好的盈利模式,这正是共享单车的想象空间所在。

    具体而言,共享单车在优化成本控制和开辟盈利点上都有文章可做。就成本控制而言,优化硬件制造以及扩大市场规模可以降低硬件制造的成本,形成规模经济的优势,例如,摩拜通过优化流程,其硬件制造成本已经从每辆单车3000元降低至1000元,小鸣单车的单车成本仅为400元,也得益于其在产业链和规模经济方面的优势。扩大市场规模其实也是在做用户培养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素养、对单车接受度的提高也有利于降低成本。当然,共享单车企业必须重视运营的经验总结和优化,持续提升用户体验和服务的溢价能力,而不是因为扩大市场规模放大现存问题,从而推高其他方面的成本。

    在挖掘盈利点方面,未来共享单车也有一定的想象空间。比如,共享单车的硬件及A pp均具有一定的广告价值,A pp作为搭载服务多样化的潜在平台以及平台内沉淀的用户数据,长期来看也具有确定性的变现价值。此外,作为物联网的基础硬件,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共享单车开辟出全新商业模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事实上,相比短期内的盈利难题,这些需要时间解答的问题,恰恰可能是投资者们更为关注的。

    共享经济理论决定了共享单车具有确定性的利润空间,随着成本的优化和盈利点的挖掘,共享单车将逐步满足盈利条件。因此,从算大账、不算小账的角度看,对于已经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共享单车企业,只要规模化伴随着运营的持续优化和认可度的提升,一时的烧钱扩张也无可厚非。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楼主| 发表于 2017-2-20 11:38:52 | 显示全部楼层
内陆和沿海核电站技术上没有本质差异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不管是法国核电站的风机发生爆炸,还是日本福岛核电站辐射值升高“爆表”,近日接连发生的核电站事件再次将核安全问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为我国主管核工业行业的部门,国家原子能机构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十三五”核工业发展规划宣贯会,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韧在会后接受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等多家媒体采访,据他透露,“十三五”期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装机将达到3000万千瓦。

  这其中,最受瞩目的要属内陆核电站的建设。据王毅韧透露,目前,我国内陆地区已经开展核电站前期选址工作,场址包括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江西彭泽等。他说,选址已基本确定,“十三五”期间有望开工建设,不过目前尚未有具体的时间表。

  说起在内陆建核电站,其安全性曾让不少人有所顾虑。王毅韧表示,担心可以理解,毕竟核工业要有更高的安全标准。但从严格意义来看,不存在内陆核电站的概念,只是核电站建在沿海还是建在内陆的问题——两者在技术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管建在哪里,只要遵守核安全法规标准,就可以保障核安全。

  还有人担心,在内陆地区建设核电站,需要用长江水来冷却。王毅韧回应称,这个概念是错误的。虽然沿海核电站是通过海洋水循环进行冷却,但在内陆地区,核电站所要使用的却是水塔。“在一个水塔内部循环使用,并不需要往长江排,也不会老从长江没完没了地去抽水”。

  王毅韧还提到,纵观全球核电站发展历史,世界上400多台核电站,一半以上建在不受海啸、台风影响的内陆地区,而只有少部分建在沿海。

  反观我国,以前,我国东南沿海发展快,用电量大而能源相对缺乏,因此率先在沿海地区建设核电站。王毅韧说,如今,内陆地区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同时核电对环境的影响小于火电。长远来看,我国建设内陆核电站势在必行。

  根据经合组织和国际能源署联合预测,到2050年,全球核电发电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番,发电比例将达世界发电总量的17%。王毅韧说,目前来看,我国核电在发电总量中的比重还较低,仅占3%左右,远低于全球11%的平均水平。

  他说,“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发展核电,支撑我国能源行业机构优化。”

  谈及“核”产业,推进核燃料产业园建设的问题也备受关注。早在几年前,某涉核企业曾计划在广东江门建设核燃料产业园,但由于当地民众强烈反对,该项目被迫取消。至今,这一事件仍让人记忆犹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毅韧披露了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江门事件后,相关企业重新开展了核燃料产业园项目选址工作,目前正处于厂址论证阶段。


  王毅韧说,当前,我国核电站建设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而现有核燃料循环产能建设则主要分布在西部,距离核电站集中地较远,且布局较为分散。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原子能机构推进在核电相对集中的沿海地区建设核燃料产业园,打造“一站式”核燃料元件生产供应基地。

  江门核燃料产业园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论证。王毅韧说,一定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注重正面引导,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项目“邻避效应”提高公众接受度,防止类似江门事件再次发生。

  他还给出建设核燃料产业园的另外几点考虑:一是推动涉核企业建设核燃料产业园,确保我国核燃料循环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二是核燃料产业园建设必须做好与现有老基地的统筹衔接,既为内陆老基地转型发展留有空间,又有利于提高核燃料产业集中度。三是核燃料产业园选址要综合考虑经济、技术以及社会等因素,确保建成技术先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燃料产业园。
 楼主| 发表于 2017-2-24 17:55:13 | 显示全部楼层
全球化,哪些阶层是赢家?哪些是输家?反全球化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现象,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受益很明显。欧美收入相对较低的中产阶级是全球化的loser,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英美这么多人反对全球化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3-17 16:27:12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核电站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11:50:2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职业全国缺口近千万 国家明确大力支持培养

  3月15日,人社部召开会议,要求贯彻落实《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人社部副部长汤涛表示,要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后备产业工人和高技能人才。

  近年,技能人才缺口巨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屡提“工匠精神”,人社部专门印发《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未来几年,技能人才迎来利好,当属无疑。


  紧俏

  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李守镇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到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指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而10多年前,有关部门针对60家企业所作的调查显示,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师比重仅占0.1%,技师和高级技工也仅各占1.1%和6.1%。

  2015年底,全国共有技工院校2545所,其中,技师学院434所,在校生322万人,就业率达到97.4%,骨干院校就业率达到100%。

  重视

  政府工作报告屡提“工匠精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完善激励机制,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2016年12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高技能人才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指出,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和优秀代表,是创新技术技能、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力量,在推动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惠

  中央明确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2016年3月17日,“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公布;3月21日,《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纲要和《意见》明确,要在薪酬、落户、培训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不断提高经济待遇

  纲要指出,要健全高技能人才薪酬体系,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同时,《意见》中也有类似表述:“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制定专门激励办法

  纲要明确,保障人才以技能要素参与利益分配,以市场价值回报人才价值,强化对人才的物质和精神激励。

  而《意见》则提出了具体措施,要研究制定技术技能人才激励办法,探索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试行年薪制和股权制、期权制。

  落户大城市不是梦

  纲要提出,省会及以下城市要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

  同时,纲要也要求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做法。

  支持

  大力发展技工教育


  人社部副部长汤涛在15日召开的会议上要求:

  要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把深化校企合作作为提升技工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继续强化招生工作,依托技工院校大力开展职业培训;

  在研究制定提高技能人才待遇等相关政策措施时,要充分考虑技工院校的政策需求,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职业训练院、职业培训包等改革试点时,要把技工院校作为“试验田”;

  进一步完善条件保障,完善生均拨款政策,落实各项建设项目,实施好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2016年12月印发的《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则明确:

  把培育工匠精神作为技工院校重点教学内容,贯穿技工教育全过程;

  坚持高端引领,提出大力发展技师学院、实施技工教育高端引领计划,着力培养大国工匠;

  首次明确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待遇;

  明确技工院校比照同层次职业院校标准落实经费。

  来源:工人日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3-20 16:58:32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核武部队“仍在使用上世纪的软盘”

    美国政府报告说,美国核武器部队仍在使用上世纪70年代常见的计算机系统和8英寸软盘。美国政府问责局表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几个政府部门的计算机“遗留系统”必须紧急更新。不过有分析称,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这些已经被淘汰的技术从另一方面讲反而变得独一无二,这意味着任何针对现代信息系统的攻击和设备都对其无效,更能保证安全。

   
 楼主| 发表于 2017-3-22 16:15: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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