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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2 16: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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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
公共知识分子,是先在美国出现的名词。
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放眼天下,应该富有社会责任感,用自己的言行参与社会活动。
有人说当今中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
称为“美国良心”的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接受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回答说:“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统治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因循守旧……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的人一直是少数”。
她说,“一个人之所以能被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南方人物周刊在2004年开始,评选公共知识分子。
该媒体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但实际上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很混乱的。南方人物周刊,既然自己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却在网民推选中,把崔健、罗大佑、高晓松等,这些唱歌的,写歌的娱乐界人士,都选入进来了。
舆论对崔健、罗大佑入选的讥讽就不说了。即使上过大学的音乐制作人高晓松,有位评论人说到:“他多事、他大嘴、爱掺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其实的确很“公共知识分子”。
可能,在10年前,网民对“公知”是什么?也不太清楚,认为名人明星就是。可是为什么没有成龙和刘德华啊?
除了上述娱乐界人士,当年入选的还有李敖,龙应台,王朔,李银河。
人们想,连和中国老百姓生活八竿子够不着,而去骂美国、骂蒋介石的李敖,龙应台,也算“公共知识分子”?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谈性不脸红的李银河,也是“公共知识分子”?
有一种理论认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才应该“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只有体制内外的特征,而无左右、素养高低之分。
官方对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应和态度,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理论。
2012年9月,《人民日报》评论指出:公共知识分子是“是一些知名、著名的微博‘大V’们,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基本言论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就是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说今天我们国家仍然处于阶级斗争的那个人)。在该院“三项纪律”工作会上提出:“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能像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社科院对人才的要求是又红又专”。
所以体制内认为;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所谓独立性和批判性,其实质是要来与执政党和官方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稳定。
有个叫刘洲伟的学者说:“有人调侃说我们是狗仔队。在西方有一个说法,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看门狗”。
英年猝死的精英王小波(李银河前夫),凭着他留下的不多的遗著,据说至今门下聚集“走狗三千”。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以中立态度或公正的立场出现,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无关。
有一个叫王怡的学者说到:“知而不言是一种罪行。”他继续说道:“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
意思是,你看不出社会的弊病,是一种责任的丧失,是罪过。你什么都看出了,也有发声的便利却装聋作哑,罪行更严重。
许多学者,大学教授,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当然不是“公知”。
我看过一种理论,说掌握了“知识”而不去正确运用,就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原罪”。
看到社会问题而去呼吁,就构成了愤怒与理性的结合,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传播的是观点,不是新闻。那里发生了一个事件,事情的经过和结局,无需“公知”来陈述,那是记者的事情。你要做到是用结构主义方法来剖析深层的东西。
要想让你的观点有更多人知道,并且引来更多的人参与,甚至创造出更多的“公知”,“准公知”。就要有巨大快捷的信息平台。
浙大的吴飞教授,曾经做过一个题为“微博改变中国”的讲座。
他认为,在微博这个公共平台,人们可以获取、交流、传播最新的消息。即使在言论有所限制的政治环境下,微博的信传播速度和参与人群的影响力,也是政府很难掌控的。
在微博微信出现之前的以往,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通常能比普通人更快更多地获得信息。因此,微博微信出现后,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被很大程度改变了。
微博聚集了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带来的公众议论和社会影响,对政府的重要决策,肯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样的事例近年来不算少。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忘带暂住证,被收容所殴打致死。
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几天后,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
这8位法学家,应该算是“公知”吧?
我查过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的公共知识分子,2009年,有柴静。2011年,有崔永元。
入选时,这二位都还是“体制内”。后来先后离开体制。
柴静语言话锋犀利,采访庸官时不留情面。不久前制作了环保题材《穹顶》。
崔永元擅长用不高明的机敏贬损他人,近来也在环保题材《转基因》而血战。
他(她)们二人算不算“公知”,读者自行评判。
晚清时,就有大家熟悉的公共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应该算吧?
民国时,鲁迅先生,应该算是吧。胡适呢?
民国时的报业先驱张季鸾,曾在《大公报》的创刊号上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全有“大V”的气概。
再早,春秋时,平民思想家墨子,应该是“公知”。
他对“体制内”的代言人孔子的鞭笞,可是够狠的了。他说:“……孔某盛容修饰以盅世,……盛饰邪术,以营世君。其道不可以欺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所以,几千年来,各朝各代都把孔子作为“又红又专”的人。而把墨子归类于“著名的,唱反调,惟恐天下不乱的微博‘大V’”。
只是墨子的“微博”,是写在竹简上的,没有互联网。使得老百姓都不知道他的观点。
我看到有人创造出一个新词;“公公知识分子”。意思是那些只替体制和利益集团说话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公众”是公开为民众说话,那“公公”就是公开为公家说话。这样说来,墨子是否应该是“公众”,孔子应该是“公公”?
当然。知识分子中,最大数量的还是属于“第三地带”,“莫谈国事”。大体是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我们有很多教授,他们都有专业知识,都是有嘴的人,但不少都是没有牙齿的嘴”。
“公知”,对自身的学历,学识,社会地位的要求,起点太高。
在我们一般看起来,一个人说的再好,没有教授,研究员,博导这样的身份。就很难被认同为“公知”。因为“公知”里的那个“知”,意味着很高的台阶。
在很久以前的美国,人们把出身起点不高的,但是正直、富有正义感,在“公众”事业上有成就的人,称为“公共公民”。
美国伟大的平民思想者托马斯•潘恩,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民角色。他是一个鞋匠,虽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美国人仍然称他是“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潘恩”。
潘恩撰写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常识》都是一个自由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也无需用知识分子或知识产品的标准来衡量。
拿破仑即使在指挥战争的前线,也怀揣着潘恩的《人的权利》这本书。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法典》,主体思想均来自潘恩的人权理念。
“公共公民”,更具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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