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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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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7 17:41:3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五常:中国房地产没泡沫 政府管太严


    天才学者的光环、特立独行的作风、大胆几近“荒唐”的言论、还有一头标志性的蓬松白色卷发。即便没有读过他的理论著作,很多人对“张五常”这个名字也并不陌生。因为有他的地方从来就不会缺乏关注与争议。    

    “无可置疑,我是个频频惹来争议的人。自己喜欢做的历来是自己的事。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却喜欢管我”。面对外界质疑,张五常如此回应。有人曾这样评价他:“此人不是一点狂,但绝对有狂的资本!”    

    1935年,张五常出生于香港,少年时候经历过战争和饥荒。小学被学校开除,中学也未毕业。1959年24岁的张五常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科就读,后转读经济。凭借兴趣与天赋,不到9年时间张五常就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受聘在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世界名校执教。其与二战后几乎所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都有渊源,非师即友。     

    1969年张五常以名为《佃农理论》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他推翻了二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成租佃制度上的传统认识,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50多年过去,《佃农理论》依然未见衰竭迹象。其先后发布的《经济解释》、《卖橘者言》、《中国的经济制度》等书也非常畅销,国内学者对书中理论观点一直争议不断。    

    20世纪80年代,张五常辞去美国经济学名校芝加哥大学教职回到香港。回国后,张五常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他曾说过“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大现象”。2018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凤凰网财经邀请到这位“经济学狂人”与我们一起回顾40年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变革。    

    “中国做对了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看起来很多问题都不对,但是增长的经验是人类历史唯一的记录。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骂我,说我支持西方的制度。批评很容易,如果批评中国我会写两本书。但是中国大致来说其实是做的好。你不能跟成功来辩论。”当谈到中国的经济问题,83岁高龄的张五常依然充满***,目光炯炯有神,采访过程中时而低头沉思,语速缓慢,声音低沉。    

    凤凰网财经:您曾说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是人类历史仅见,那您如何理解中国高经济增速这一现象?    

    “这么大的国家从当年的什么都没有到现在的样样都有规模有很多因素在里面。”张五常认为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因素就是中国的权利界定做得好。    

    张五常: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人人都在说这个问题。    

    40年前,印度的经济比中国好很多,而40年之后,中国比印度好很多,现在看到出了所谓高科技产品。美国对中国的第一轮关税需要出500亿美金的货物,而他们抽一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看法是中国已经超越日本、印度很多。虽然有这么多负面的因素存在,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当年是什么都没有,到现在搞的机械化,样样都有规模了。为什么呢?这是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是中国经济制度的问题,从1992年开始到1997年县际竞争制这种层层承包,归根究底,第一个有效的因素是,他们是着重于权利的界定。私有产权这类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是他权利界定很清楚,这是很困难的事,层层上去都是把权利界定更清楚,这是层层的承包再次推出来的。你想要批评实际上是很容易的,但是看到中国有奇迹的发展,你就要去找它做的对的地方。中国大致来说其实是做的好。你不能跟成功来辩论。    

    “只要地球上有人类存在,中国是一个不可能被毁灭的国家,因为我们有纯而厚的文化”。    

    张五常: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骂我,说我支持西方的制度。当你考虑到中国的情况,归根究底来说,中国天生就是厉害的,吃得了苦、聪明,有一个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中国抗衡。中国的成语,旧时的故事、文化,都有很深厚的文化,而且是很纯的,在这个基础上面,我曾经说过这句话:只要地球上有人类存在,中国是一个不可能被毁灭的国家,就是因为我们有文化。    

    科斯、诺斯几个老人家,他们都不在了,他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文化衰落下去的,没有一个能够在传承下来,中国文化是一直上升的。像古巴比伦、罗马帝国、古希腊一些古文化曾经很红极一时,但后来衰落下去,再没有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呢?我说******就是文化纯而厚。你要批评容易,但不能否认这里面是有奇迹的。    

    凤凰网财经:那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是否乐观?    

    “任何朋友,包括我自己,曾经对中国悲观啊,都错了。”当讲到这句话时,张五常笑了。    

    张五常:任何朋友包括我自己,曾经对中国悲观,都错了,所以现在不应该是这样悲观的。很多地方我不同意,那就讲出来吧,或者写文章说出来,尽量说的客气一点。但是我身为学者,不能说假话。现在做读书人算是什么人?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人,我们根本没有可能会影响这个社会的。但是你看到中国这个情况,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会继续的。当然了,有的时候会有些麻烦,有时会有些相当大的麻烦,可是你不能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悲观的看中国的那些朋友,错了太多次。    

    凤凰网财经:您曾在书中和演讲中讲过很多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农民的教育问题。这些农民的教育基础一天不够,一天就没有希望。说到底就不应该讲成绩,农村的青年们都要念书,他只要肯念书你就要收他。”张五常表示,目前中国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农民的生活问题。    

    张五常:如果批评中国我会写两本书。怎么说呢,现在中国有问题,有很多问题的,北京上面应该知道的,就是农民的生活这十年来都没有什么改进。怎么去改进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中国需要新的劳动法。2018年开启了新合同法后,有很多人回乡下去。    

    2000年到2007年,农民增长幸福很快,到之后就停滞了,新的形势并不乐观,因为要去从事高科技。我看起来要从事高科技应该是要自然地向前发展,而不应该是用劳动法来逼它上去,所以农民是有点问题的。上面的人应该是知道的,应该要去大肆宣传。我知道他们已经花了很多钱去从事这方面的东西。我认为他们应该顺便多建一些大学,读两年的那种。读了两年以后可以不继续念,也可以转,转到三年那里去继续念。    

    说到底就不应该讲成绩,农村的青年们都要念书,他只要肯念书你就要收他,你不要管他什么高考的成绩,不要管它。高考的成绩靠不住的,英文方面要好,中文方面也要好,数学也要懂,可以叫文学生精准一些,有商业价值的一点。要搞可以让农民有谋生能力的知识水平,平均生活水平就是知识,知识和生活水平是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是决定性的,懂和不懂英文就是有分别的。尽量搞一些有适用性的,哪一个人都要念大学,你不要看它的成绩,其实高考是应该取消的。到处搞补习班,那些不是好的方法,只不过是要拆解题目,怎么回答那些题目。芝加哥大学已经不再看高中升大学的考试成绩。    

    你要我继续中考和高考,我也不会及格。我的儿子高考成绩不好,我的外甥高考成绩也不好,现在他们都算是蛮成功的了。应该尽量关注大学,年轻人读这些书,就业的机会大,那些考试是不重要的。这些农民的教育基础一天不够,一天就没有希望。    

    凤凰网财经:目前中国一些核心科技领域是非常缺人的,你认为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现在是买人才的时候,推进科技发展,应尽量多引进国外的人才。”张五常在采访中多次强调引进高科技的人才的重要性。“许多人都是有几十年研究的经验,但据说在美国一年还赚不到十万块,那种人是值得去引进的。”    

    张五常:我刚才讲的了,他们要推广科技发展,这是对的。但是应该多引进人才,现在国内有很多人才政策,应该尽量还是引进国外的人才。可以说是天才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念书的选择,像医学、生物类等等,那是真的要投入几十年进入里面。许多都是有几十年研究的人,据说在美国十万块钱还赚不到的一年,那种人是值得我们去引进的。    

    我儿子是生物博士,医学博士就比较值钱。我的外甥他是做教授,做的这么高,算是一个赢家,但他的年薪是一百万人民币,这很便宜的,很辛苦才能达到那个地步的。他们研究这些东西,千山万水、深不可测,当年多看多少书才能达到那个地位,你要搞多少年研究才能达到这个地位。看看我的外甥的课本,我一点都看不懂,这种人才十万块钱美金一年,就可以在美国买到,要是大师级的就要两百万一年。要细心考虑引进什么样子的人,现在引进国外的人才真的是很便宜。    

    “天才都有怪脾气的,你要能够容纳这些人。真正厉害的人,他们的薪水永远都是偏低的,而普通的是偏高的”。    

    这种人,前十年你叫他们回来他们不肯回来的,为什么呢?他们要搞关系,要搞学生关系,又对上级怎么样子。现在是买人才的时候。还有大学的制度要改革,你要允许这些人,因为天才都有怪脾气的,你要能够容纳这些人。    

    美国气氛是这样子的,你只要是厉害的、能干的就行了,不需要讲关系,得罪人也没有问题,不需要看人家脸色的。你把一篇重要的文章拿出来就行了。现在中国大学是鼓励发表文章,现在外国杂志很多都是中国人写的文章。但是数文章的制度是信不过的。你要找那篇文章的重要性,一篇好文章的可以比一百篇、一千篇都重要。    

    “高科技领域,数码和医药领域很重要。”    

    我知道北京是要把高科技搞起来,现在就是时候,这个发展的市场有商业价值所在,商业价值价值是在医药方面。数码方面当然也很重要。    

    凤凰网财经:如何看待中国的“高地价”?    

    “中国地价的升高跟人口密度没什么关系,现在科技的知识到哪儿去了?都到地价去了。”在张五常看来,中国一个地方地价的高低与该地区知识的增长成正比。    

    张五常:我曾经解释过资本的回报是利息,工人的回报是工资,商业知识的回报都是工资。现在科技的知识到哪儿去了?都到地价去了。所以反对地价上升要很小心,楼价高就地价高,地价涨高了,你就有本钱去发展。但坏处就是会导致财富不均,这个问题要处理的。    

    地价的升高,跟人口密度没什么关系的。你看四十年前,中国有那么多人土地都不值钱的,但现在地价涨了几百倍,因为它知识增长了,它的回报值在这个地方。    

    凤凰网财经:您认为不应该抑制房价的上涨对吗?    

    “原则上来说,只要你不是担心这个财富不平均的问题,应该是让它价格上去。但是首先会导致财富不均,这个要处理的。第二,就是所谓泡沫的问题。我看不到中国的泡沫问题,我觉得中国政府管得太严。”    

    张五常:日本80年代中期出现过房地产泡沫,因为借贷膨胀太厉害,一下破了。楼价在两个星期跌80个点,今天都还没有恢复。    

    在中国我看不到有借贷膨胀的问题。楼价的泡沫以历史的经验来看,世界3次泡沫事件都是因为借贷膨胀,1929年的美国,1987左右是日本,2008年是美国,三次。借贷膨胀破裂,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呢?它没有借贷膨胀,还是有泡沫破裂。这种情况没有关系,只是代表财富再分配。就像1975年的香港,恒生指数从1700多点跌至500多点,但是对经济影响不到。要是借贷膨胀了,然后破裂的话会很麻烦的。    

    凤凰网财经:您是如何理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现在高质量增长这一战略性的转变?    

    “政府越是插手,上来的速度就会慢,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升级。”    

    张五常: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现在高质量增长这是理所当然的,需要往高质量转。不要担心这件事。全世界穷人这么多,他们自然会被淘汰的,低质量的产品也自然会被淘汰。政府越是插手,上来的速度就会慢,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升级。    

    凤凰网财经:那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还能否持续保持这么一个高速增长的速度?    

    “6、7这种增长不是苛求。”    

    张五常:持久的这么保持是不可能的,但是什么是苛求?6、7这种增长不是苛求。美国经济1984年,是世界最高的,是6.82。现在美国大概是5,只要特朗普不从事贸易战的话,美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到7。特朗普是大好商人,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不明白。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5:08:59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国崛起


    有朋友发过来一组文章,说的是20年前CCTV热播的《河殇》,也说到前年底热播的《大国崛起》。区别在于:前者被腰斩***,后者很快就再次播放了。看过这一组文章,似乎是因为《南方日报》今年8月4日的文章重新提起这两部电视片,此前,4月18日有何新的文章说《河殇》,称:“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全盘西化’的思路,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自尊与情感,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中国文化价值的消解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这对于中华民族与执政党的执政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当时受到极其猛烈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接下去还有“左棍”的网文,称:“与《河殇》比,《大国崛起》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的一种进步。这不仅是制作者的进步,也是执政者的进步,同时,也是全体国人的进步。因为进步,所以值得欣慰。”其依据是:“首先,《河殇》给人的感觉,几乎自始至终都在全盘否定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东方(黄色)文明,对五千年灿烂文化几度展现出来的闪光点采取刻意回避的态度,着重渲染近代以来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束缚,给人以腐朽没落一无是处的感觉,这是片面的和不公正的。与此同时,对于所谓的西方(蓝色)文明,却回避其血腥野蛮的发家史,大肆渲染其种种先进性,这同样有失公允。其实,稍微读读世界史,就会知道,不管以农耕为基础的东方文明,还是以航海为发迹的西方文明,几千年来都各自有过自己的兴衰交替,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用自己历史的波谷,去比对他人历史的颠峰,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也难免有蛊惑人心之重大嫌疑。”“相比之下,《大国崛起》则克服了这些缺点。全片从回顾五百年来各个世界大国的发展历程,讨论大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入手,抛开东西方两个文明谁伯谁仲的争执,通过一种客观、公正的角度和气势恢弘的视野,在努力为我们寻求一个强国复兴之路,也引发了国人的深刻思索。”
   
     当年我看电视连续片《河殇》时就是断断续续的,既然它未播完即遭禁,也不可能看完,印象已经淡漠了。而《大国崛起》也只是断断续续看了几集,及至欢呼声起,又补看了几集重播。或许是18年多的时间里又读过许多书,思想理应会有变化,当初看《河殇》时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没有了,倒是有些诧异:如今重弹这种《大国崛起》的老调还有意义吗?寻得《河殇》的解说词再读,就有了现在的思考。
   
     一,“大国崛起”,一个古老而又陈腐的话题
   
     首先,无论《河殇》还是《大国崛起》,它们的核心是一致的,这个核心就是大国意识,而这种大国意识只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古老而且陈腐。无论古代欧洲、中东、南亚还是中国,包括美洲、非洲那些部落,丛林法则主导世间状况,无论统治者还是平民都期望国大以求安全,大国意识油然而生。要做到大国,攻城略地是惟一手段,战争源于做大的企图。然而到今日,这种大国意识本身就已经过时了。严复早就说过,西人之强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宪政与民权。大国意识原本就只是统治者的理想和利益所在,对于普通民众,他们的切身利益本来与大国意识无关,仅仅因为人类处于朦胧阶段时,异族间杀戮与奴役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甚至生存权利,这才会与统治者同仇敌忾抗击外来杀掠或者伙同统治者杀掠他国。不用举别人的例子,我们自己,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杀掠异族之伟业至今仍被讴歌,而“落后挨打”则耿耿于怀。其实两者皆源于大国意识。元、清两朝外族入侵中国以后爆发诸多抵抗,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然而被入侵一方百姓一旦体会到入侵者并不会剥夺自己的生存权利乃至即得利益与文化,很快就转变态度成为顺民,当然会有恐怖的因素。反之,没有一支侵略军不是踏着“大国”的鼓点侵入异国他乡的。“大国”对于其子民的意义在于他们的权益不受外族入侵的损害却有劫掠外族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对于二战的认识仅停留在战胜法西斯之上恐怕略嫌肤浅,它的深刻意义在于:1,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战争只能解决战争问题,除此之外它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它的成本已经超过了胜利的价值,从而接受了建立国际间和平民主新秩序的意识,联合国就是这种意识的标识。2,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之类似是而非的蛊惑日益被唾弃。有了上述两个基本改变,人类社会才得以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获得了超过以往历史总和的飞速发展。我们无妨罗列一下《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主要战争:爆发于1919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苏俄兼并乌克兰的战争、罗马尼亚-匈牙利战争;爆发于1920年的苏俄-波兰战争;1921年苏俄红军侵占中国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战争;1929年苏军入侵中国东北的战争;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直至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合谋共同瓜分波兰、苏联入侵芬兰打响了二战。历史应该这样描述:布尔什维克是一战后最大的战争根源,它不仅在欧洲许多国家挑起了内战,具有强烈的大国情结的斯大林与希特勒还合谋挑起了二战,倘若不是同样的大国情结导致希特勒向斯大林开战,人类历史必将会是另一副模样。
   
     1987年挪威女首相布伦特兰主持联合国国际环境发展委员会(WECD)作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这个报告又称布伦特兰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该报告指出:一百年来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50倍,其中4/5是1950年以后取得的。可见,二战以后人类生存环境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而那个报告已经过去了21年,无需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生存条件与环境的与时俱进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反过来更加深了前面所说的两项共识。
   
     不说久远,胡、温体制已经一再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与毛时代的革命至上的目标已经大相径庭。在这种变化之下如果我们仍旧“以不变应万变”,坚守着“大国崛起”是否过于僵化?在现代,《大西洋宪章》所确立的任何非本民族自由意志决定的领土变更均为非法的原则被认同之后,攻城略地已经成为历史遗迹,所有国家的幅员都只是历史所赋予的条件与责任,各国人民只是努力履行责任使自己幸福并为人类共同繁荣作贡献而不是添负担,国家的大小只不过意味着责任的大小而已,守望旧梦是不切实际的。
   
     二,远洋航船驶不到“文明”彼岸
   
     详细解读一下,《河殇》所提出的“蓝色文明”或者“海洋文化”的观点无疑也是一种偏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看到:人类文明进程根本不取决于航海与否,反过来,是文明进程决定航海事业之兴衰。且不论亚洲先民早就漂洋过海到达美洲和澳洲,结果并未折腾出什么“文明”来,只是成为土著而已。阿拉伯人早就是航海里手,就连《圣经》里也在说“诺亚方舟”的故事,曾经折腾出不止一个大国,却没能折腾出什么“文明”。《后汉书》记载了公元166年古罗马帝国使者便已经海路抵达中国,而《梁书》更记载了孙权接见罗马商人秦论,“(孙)权问(秦)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然后礼送秦论循海路回国。那以后中国跟罗马帝国海上通商的记述不赘言,这些历史记载均早于《马可.波罗游记》一千多年,足以证明罗马帝国以及阿拉伯人的远航能力。在广州常驻之阿拉伯等地商人及眷属竟达十数万,刘半农翻译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述了唐朝廷派遣回族官员至广州依伊斯兰法律专审阿拉伯商人间诉讼的故事。长孙无忌的《唐律疏义》亦记有:“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堪称中国最早的治外法权的范例。仅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攻克广州,便屠杀外商达12万人之多,可见当时外籍商人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但也没有什么“蓝色文明”发生反倒败亡了。还有记载说北欧人埃里克父子在公元1000年时便已航行抵达格陵兰及北美的新斯科舍,只是没有什么社会响应于是沉寂。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也早就开始航海了,最著名的案例当数徐福东渡,西汉亦有使臣远渡印度的记载。以唐为例,且不提唐与日本之间频繁的“遣唐使”交往,《唐鉴》记载,太宗贞观年间造船“大者长一百尺,广五十尺”;《旧唐书》记载,懿宗时在广州、福建运粮食的海船,“一船可致千石”;五代十国虽短暂,闽、粤两地几乎全靠海外贸易维持财政。至宋代,海运业就更发达了,宋太宗时官造船只即达3300余艘;哲宗时温、明两州官造海船每年以600艘为限额;宋代造船、海运绝对领先于世,北宋时有记载的中等船已载货120顿,并已普遍使用了密封舱结构,每船十余舱,即使数舱漏水亦不致沉没;中国海船不但使用指南浮针导航,还绘制了航海图谓之“针路”。宋朝设市舶司管海运,宋神宗时还制订了《市舶法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5:10: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为我国历史上首部海外贸易法典。元朝皇帝不断派遣官船航海至亚非诸国,携金银换奇珍异宝,那时航船交通北非、欧洲之盛况,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甚多,经红海、波斯湾转抵欧洲直接贸易相当繁盛。就连柬埔寨的吴哥窟,也全凭元朝使臣周达观在此旅居一年的记录方知其究里的。更不必说明代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了,中国史籍上的“蓝色”记载简直多如牛毛,“文明”在哪里呢?等到葡萄牙、西班牙人造一些几十吨的小船开始远航之时,我们的祖先早就把大海大洋都趟熟了,然而我们非但没有“发现新大陆”,就连死鱼烂虾也没捞几只。扯什么“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会导致“大国崛起”,纯属误导!
   
     中国曾经先进的航海事业不但没有开启什么“蓝色文明”,反而毁于自己。明太祖朱元璋一登基,即接二连三地下“禁海令”:“片板不许入海”;“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申严交通外番之禁”等等,连下海捕鱼也在禁止之列。被后人吹嘘不已的“郑和下西洋”,其实是明朝廷出兵剿灭海外华人定居者的举措,《明太宗实录》记载明成祖诏书曰:“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接连遣使招抚收效不大,反而得知在南海诸国尤其是在旧港一带聚居众多华人,这才诏令心腹太监郑和“将士卒两万七千八百余人”“下西洋”。首航即剿灭不肯归宗的旧港华人数千,生擒其首领陈祖义等三人返京诛杀示众。郑和七下西洋,实际上是一支海上军队,既不为经商也不为掠地殖民,每次出征均载兵员近三万,只事剿灭不肯归降之华人,捎带着高价买些贡品讨皇上欢心。当年朝臣即有奏章曰:“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费中国,糜敝人民,亦莫甚于此也。”刘大夏奏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最终因财政不敷负担而终止,随即毁船禁海,就连郑和的航海记录也没留下,若非梁启超翻出此事来评说,恐怕这段辉煌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与几十年后葡萄牙、西班牙人以获取为目标的远航恰好相反。1535年葡萄牙占据澳门之后,1542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一支华人的民间武装队伍在吕宋岛上给西班牙殖民者以沉重打击,形成割据之势。1574年,明朝政府居然派军队配合西班牙人剿灭了这支华人武装,将其所据之地盘系数交给西班牙殖民者。更严重的是,此举令西班牙殖民当局知道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政策,后来屠杀在菲华人无所顾忌。由此可见,说航海导致“崛起”毫无根据,它亦可能导致衰败,须知,中国恰是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加速没落的。
   
     三,“血腥野蛮”乃历史局限,它绝不可能导致“发家”;殖民主义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大于它的罪恶
   
     开宗明义第一句,古希腊就是一块殖民地。罗素评论说:“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都是希腊人的发明。希腊文明的出现,导致了思想活动的迸发,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壮观的事件之一。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以后,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巅峰时期。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卓越成就,这些杰作汇聚成源源不断的激流,从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普遍标准。”然而获得世人如此褒扬的希腊古文化,是比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晚了几千年的文化,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文化。史籍尤其是考古发掘证实,公元前两千年伊里尼奥人首先入侵希腊,300年后亚该亚人入侵并统治了这个地方,公元前1200年特洛伊战争使亚该亚人元气大伤,100年后多立亚人统治了希腊,而海上霸权则被腓尼基人取代。这一系列征服使希腊成为一块古老的殖民地,直至此时希腊人才从入侵者那里学会了闪语字母,然后形成自己的文字。各种入侵者携带的文化汇于希腊殖民地,尽管有论述说米利都哲学与科学是古希腊文化的基础,但它并未能形成一统。古希腊同时存在两种主张,一种趋向于有序与理性,另一种趋向于无序与本能,交织而成便有了自己的文化。这块殖民地随着人口的增长进一步扩张,到公元前8世纪,它扩张到西西里海岸、意大利南部乃至黑海地区,正是在这块殖民地之上诞生了古希腊文化,被认定为其发端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恰是在希腊殖民地扩张的同时写成的;接着,哲学、科学与艺术都在这块殖民地上出现,一群杰出人士涌现于他们的创作之中,所谓“古希腊文明”正是人类最早的殖民地文化的奇葩而不是征服者文化的炫耀。
   
     更荒唐的指责是西方“血腥野蛮的发家史”, 一个似乎无需求证的故事是哥伦布为代表的殖民者摧毁了印第安人的文明。事实上,“玛雅文明”荒废于公元800-900年,在哥伦布涉足美洲约500之前。20世纪80年代未,一批共45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考察队踏遍了连盗墓贼也不敢涉足、常有美洲虎和响尾蛇出没的危地马拉佩藤雨林地区。考察队包括考古学家、动物学家和营养学家在内,耗时6年,考察了200余处玛雅文明遗址,考察结论是:“玛雅文明”毁于争夺财富及权势的血腥内战。在墨西哥等地长期考古发掘证明了同样的结论,玛雅人并非如传说那般热爱和平的善类,从公元300年到700年,各城邦的玛雅人一直在进行着战争,直至相互摧毁。此结论并非替殖民者掩饰罪恶,但他们到达美洲时印第安人已经是一些零散部落,已无所谓“文明”可言了。说句不甚中听的话:人类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殖民史,从东非大裂谷的原始人殖民各地开始。中国也不例外,今日之幅员也是靠着殖民掠得,炎、黄二帝之争就是殖民战争,尤其是汉武帝、康熙帝时代,殖民特性格外彰显,所欠缺的只是没有强大的技术手段支持故无力张扬罢了。即使美洲印第安人,不也是从亚欧大陆殖民过去的么?
   
     殖民者在美洲发现并开采黄金、白银,由于知识与技术先进致使产量很大,并非劫掠印第安人现成的金银。到1590年为止,西班牙从美洲运回黄金约41900公斤,白银2280000公斤,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富强,反倒在哈布斯堡王朝普力二世统治下横暴地构筑旧秩序,对新教、犹太人、异教徒滥施迫害;厉行文化专制颁布****目录查抄外国书籍和出版物;禁止出国留学;垄断海外贸易推行反重商主义政策;扩大作为专制支柱的官僚、军队、贵族、教士队伍及其特权;甚至组建强大的“无敌舰队”远征英国,意欲扑灭英国的自由体制,终遭败绩。西班牙商业、工业、农业、财政均陷入衰落乃至危机之中,社会死气沉沉,直至成为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而后他们在美洲的后裔在美国支持下纷纷独立,但源自西班牙、葡萄牙的拉丁系封建意识导致他们迟迟不能步入富国行列,反倒是内乱不已。我们甚至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反问:倘若殖民者从美洲劫掠的金银可以导致“西方国家”打造出“近代文明”,那么,何以一直占有这些金银矿产的印第安人非但没有什么“近代文明”,反而始终处于原始部落状态呢?
   
     我们的历史并不比别人缺乏血腥,且不论中国的酷刑是举世无双的:“炮烙”、“车裂”、“俱五刑”、“凌迟”、“腰斩”、“烹刑”、“株连九族”等等,怎么残忍怎么设计,甭说西方人,就连以“割头皮”见长的印第安人也不敢想像。至于“白起坑降卒四十万”、“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张献忠屠川”等等,没有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以血流成河为代价的,即使是明代朱棣剿灭侄儿建文帝,南京也未免屠城之难,乃至于朱棣本人也难忍血腥气迁都北京。左宗堂平疆,将所平之地俘获的维吾尔族男性全部阉割,致使“西方殖民主义者”不忍闻,纷纷表示谴责。再去读读老革命家回忆老毛当年搞“反AB团”的酷刑,简直毛骨悚然。装出一副洁白无瑕的文明人姿态去指责别人,并不能证明什么,我们那“五千年的文明史”大抵可以称之为“血腥野蛮的不发家史”。更何况,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什么血腥能超过无产阶级革命所导致的血腥,仅从列宁的政变算起,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直至波尔布特萨达姆,都是扛着这块招牌作祟的,短短几十年,正如马克思所宣言的:“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最彻底地颠覆了人类文明所有的道德底线,罗素断言:“理想主义,正是使正派人成为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人类为此付出了最惨重的生命代价。
   
     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别人“发家”是否真的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所言:西方的兴起靠的是掠夺,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是掠夺得来的,然后才有金融市场的发达,才有科学技术进步,才有他们的现代化,才有他们的文化进步,等等。总之,是掠夺在先,发展在后。这个谎言至今盛行不衰,殖民地是否真的可以抢来“近代文明”?其实,翻开马克思的《**宣言》就可以读到:“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它已经确认了发展源自大工业这个历史真实。
   
     翻开史籍,除了前面说过的罗马帝国之外,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后巴比伦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无一不在大兴讨伐实行殖民地政策;我们许多人引以为荣的成吉思汗,难道不是以铁骑杀戮为手段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殖民帝国?它们怎么都没搞出“近代文明”反倒一个个全都土崩瓦解了?就连前苏联吧,这个以东欧为变相殖民地的“超级大国”何以难乎为继只好自行解体呢?难道“牛顿三大定律”、“珍妮纺织机”、“瓦特蒸汽机”、“工业革命”等等都是从印度或北美、澳洲抢回来的?“历史唯物论”其实是最彻底的“唯心论”,因为它以原则判定事实,一旦事实不符合原则必须以原则决定事实而不是相反。
   
     是殖民主义导致了穷国的贫困造就了富国的繁荣吗?我们知道,例如富国瑞士和瑞典,它们从未获得过殖民地收益;尼泊尔、利比里亚、阿富汗等国从来没有被谁征服成殖民地,它们现状如何?又比如当今世界最穷国之一的埃塞俄比亚,它是非洲殖民地时期惟一保持非殖民地地位的原有独立国(利比里亚系美国援助所立之国),即使墨索里尼曾经攻占那里,恰好是大英帝国帮助它恢复独立地位。而北美13州、加拿大、澳洲本身就是在被掠夺的殖民地独立的。再退一步说,直至1970年代台湾的人均GDP还低于苏丹,而这个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五十年代即彻底独立,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血腥政变或革命,直至尼迈里七十年代实施社会主义,结果如何?进入21世纪,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人均GDP接近苏丹的40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比尔.沃伦写道:“直接的殖民主义,非但没有阻碍或者扭曲本土兴许会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反而担当了进步社会变迁的强有力的引擎。”同为曾经的殖民地,何以北美、澳洲、南非、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地方(我们不提那些石油国家)富得起来,而拉丁美洲、非洲却举步维艰呢?我们可以认为,殖民主义时期那些罪恶行径远不如它对于文明进步的贡献来得大,美国倡导的反殖民主义潮流,事实上有操之过急之嫌,在众多尚未准备好的国家便引发了灾难。例如印度、巴基斯坦的独立便导致约200万人死于教派冲突,至于亚、非、拉的独立潮更成为野心家的舞台,美国独立后最先获得独立的海地,至今内乱不已;黑非洲独立潮基本上就是杀戮潮,坦桑总统尼雷尔曾经感叹:非洲的解放使黑人也获得了屠杀黑人的权利。即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租界吧,它其实起到了中国走向近代的桥头堡的作用。不是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吗?倘若没有租界何来**呢?关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地位,那是另一个大话题,此处不赘。
   
     四,近代工业文明发祥于英国,而不是西方
   
     稍加分析不难知道早期欧洲掠夺殖民地、贩卖黑奴的国家是葡萄牙、西班牙,它们恰恰是欧洲最保守的王国,都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步入宪政体制的。而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那时并没有资格和能力涉足殖民地。英格兰在击败西班牙签署《伦敦协议》之后于1607年才在北美弗吉尼亚建立第一块永久的海外殖民地,而这块殖民地并非英格兰出兵占领,而是自己跑到那里去的英格兰商人回国申领执照才意外获得的。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成英国,靠着击败荷兰、法国而获取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1807年英国立法禁止奴隶贸易,并强迫欧洲相关国家一起执行,耗时近半个世纪才扑灭了这项罪恶的贸易。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5:12:3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如果含含糊糊地唠叨什么“西方文明”也是不准确的,根本不存在一个一统的“西方文明”,欧洲大陆各国始终各行其是,完全取决于利益关系或分或合,战争基本没有断过,直至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只是他们跟我们历史上的战争不同,有谈判决定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不似我们一定得杀出分晓,成王败寇。于是,欧洲各国间就存在着妥协与交流,顺理成章的就有采纳别国成功经验的结果。例如重商政策、殖民政策,荷兰、法国、英国甚至遥远的俄国都自愿采纳,虽然程度与范围的差别。之所以有“西方文明”之说,根本在于那里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成气候,各国都愿意吸纳别国的先进经验,不曾有过“绝不能全盘照搬”别国好办法的说辞。即使最保守的俄国,彼得大帝甚至亲身体验不惜杀太子以排除“全盘照搬”英国经验之阻力。
      资本主义准确些说应该叫做自由主义,包括资本自由在内。这个主义的本质在于捍卫个体的利益而不愿意任何集体的利益侵犯它。它发祥于英国,并非整个欧洲都乐意奉行的,古希腊城邦崇奉的就是一种集体主义,苏格拉底就是被多数人的意志而处死的;罗马帝国则奉行纯粹的专制制度,它消灭了一切地方的独立;中世纪罗马教廷则不惜以最残酷的处罚禁绝所有异教势力,任何有悖于天主教教义的意见都会受到严惩;欧洲大陆几乎都有在君主绝对权力的阴影下的经历。总之,古欧洲同样也是集体利益可以随意剥夺个体利益的体制,跟东方的一统专制并无本质区别。只有在大陆之外荒蛮的英伦三岛处于“天高皇帝远”之境地,早期凯撒大帝曾经征服过它,5世纪时罗马帝国自顾不暇,英伦三岛又被海峡隔离出去,曾经有盎格鲁撒克逊、外琴、丹麦、克努特、诺曼、瑞典等外族入侵,各种外族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使三岛逐渐成为一个殖民地社会。罗素考证之后说英国是一个先有国家后有民族的国度,并推论说宪政制度可能因此而奠定。1066年开始,再无外界入侵,自1746年以后,连内战也消没有了。至今英国人视作珍宝的《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这个法律和管理的理性体系强调个体权利,明文规定不得对个人进行随意的逮捕、关押、剥夺。英国朝野对于这个宪章堪称做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断地完善、补充,到十七世纪时已经构筑了一个相当完善的法制体系,由此才会有“光荣革命”。1689年特别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规定,必须定期召开国会,国王无权中止任何法律的效力,议员言论自由,征税、募军、外交等重大决策必须经由国会审批。以后又确立一系列法律,规定除天主教徒之外信仰自由,国王不得为天主教徒等等,君主立宪体制在英国终于得以确立。
   
     之所以英国会成为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祥地,除了本身具有多元文化的积淀之外,外部的原因在于孤悬海外来自欧洲大陆的干扰较少,内在原因在于民众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对私有财产和自由的捍卫意识。换一种说法就是个体权利被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1215年英国约翰王宣誓同意的《大宪章》63个条款中,至少有一半内容涉及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它规定:“若不经同等人的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之审判,不得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约法确立个体权利包括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原则,第一次从政治逻辑上把私有财产置于国家主权之外,同时也在民族国家政治实践中逐渐确立先同意后纳税的原则。1625—1649年的国王查理一世企图突破《大宪章》的限制,强制增税,大量出售专卖权,并垄断明矾、肥皂、煤、盐和砖等日用品的贸易,国家以及王室的增收是以侵犯纳税人财产权和政治上失人心为代价的。为了筹措海军军饷,查理一世1635年在全英格兰征收“船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代也曾向沿海城市间断性地征收过船税,查理一世却是年复一年地全面征收,这导致宪政问题,如果国王可不经议会批准任意征税,那么《大宪章》精神和议会都将流于形式,“法在王之上”的原则和民众的个体权利亦将不再。白金汉郡乡绅约翰?汉普顿率先起而拒付船税,“汉普顿拒付船税案”1637年在财务署审理时辩护律师提出了一个法律原则:“为保障英国人的生命权和财产安全,国王的特权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汉普顿先生因此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的英雄。查理一世的一意孤行引发了英国内战,结果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当今世界史学界主流已经认定,这场内战并非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内战爆发前英国社会各阶层就已经相融共处了,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体现在社会的各个结构层面。都铎王朝时代,英国已有约2/3的家庭具有工资收入,等待这次内战来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纯属“马后炮”。历史有时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物质财富的私有化恰恰与政治权力的公有化成正比,反之,物质财富的公有化则与政治权力的私有化成正比。如果细细求证恐怕挺有趣。
   
     孟德斯鸠则说英国是世界上最恪守法制的国家,“在英国,即使你的仇敌跟你的头发一样多,你也不必担心会受到伤害。”谈到英国的新闻自由,他说:“我们阅读英国的报纸,会以为英国明天就要爆发革命。”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H.A.丹纳描述英国民众捍卫法律权利时说:“每个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平民,都有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都尽其生命的力量来护卫他们的权利。我的土地,我的财产,我被法律所给予的一切权利,无论国王、贵族,或其他人民,都不得加以损害。否则,我宁愿离开我的职业,牺牲我的时间,花费我的金钱,甚至受罚被禁,不管如何,我决不示怯,决不向不公正屈服,我决不将我任何一部分权利舍弃。”1936年秋冬之际,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访问康华尔矿区,站在一位贫穷妇女家门口,鞠着躬,对门里的贫妇问道:“May I enter?(我能进来吗?)”一家报纸的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报纸刊印在照片上的标题就是国王的那句话。我们今日所说的民主、自由、法制等“西方文明”,其实也就是来自英国的这种私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体权利在法律保护下与集体权利达成某种妥协之体制,欧洲大陆也是从英国移植过来的,“启蒙运动”就是宣传英式体制的运动。即便是发祥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运动,它的前驱宗教大分裂亦源自英国。14世纪牛津大学的神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首先开始抨击罗马教廷,谴责教士拥有私产,主张世俗统治,牛津大学坚持自己的教师有学术自由的权利抵制罗马教廷的审判令,英王以及崇尚个人权利的伦敦市民采取支持牛津的立场,威克里夫从而逃脱了中世纪宗教法庭的火刑处罚。而他的主张传到波希米亚,启发了胡斯运动,尽管胡斯本人没有威克里夫那么幸运逃过火刑,但这个运动一直延续,直至宗教改革运动。
   
     五,历史留下的启示
   
     如果我们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一些启示,以利发展,不应该再去沿袭旧思路。不幸的是,无论《河殇》还是《大国崛起》都含有一种一统的观念,似乎“西方文明”也跟我们一样是列队前行只不过走的路不同而已。如此,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选择,“全盘西化”抑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无疑是一种误导。
   
     问题恰在此处弄拧了,任何国家的富强与否,最根本的不是选择哪条道路大家一起走,而是国民是否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在今日世界的环境里,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国民在本国的地位决定国家在世界的地位,绝对没有哪个国民个体权利缺失的国家会领衔于世界。前苏联解体之时,中国的主流文人们如丧考妣,纷纷去研究其原因。由于他们的思想禁锢,诸说纷纭之中没人涉及苏联国民地位问题。苏联人民都是国家仆从注定了它解体的命运,国家做得越强大垮得越快,要避免解体的命运只有一条路:颠倒一下,国家成为人民的仆从。
   
     所谓“全盘照搬”其实不过是拒绝先进的托词而已,世上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全盘照搬”这样的事情,即使毛先生曾经力推“全盘照搬”斯大林那一套,甚至高喊“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也不得不“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既然“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又遑论国家?上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治下言论出版相对自由,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文打响了“东西方文化”之争,有文人在争论中提出“全盘西化”之主张,此说之不严谨即成为守旧势力的把柄,一直沿袭到现在。其实,晚清思想界早就有类似争论,著名的说道始于张之洞的《劝学篇》,那里边前后提出两个说法:“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本意在中学即旧学。然而很快此说就被移花接木了:旧与新乃落后与先进之差别,中与西就抹掉这个差别换成地域差别了,守旧势力有了作战的阵地。譬如“旧医”变成“中医”,落后与先进之差别不见了,俨然并驾齐驱的两个医学体系。谁说我们的文人不够聪明呢?时至今日,所有聚集在“反对全盘西化”大旗下的斗士,其实不过在誓死捍卫落后抵制先进罢了,无论他们挥舞何种武器,在前清守旧派的武库里均可以寻得到,充其量有些许改头换面罢了。
   
     马克思曾说过:“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连同他的其他言论,我们可以看见的只有新旧之争没有侵略与反侵略之类道义评价,反倒预言“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看来挺准确,他们至今仍挥舞的恰是“道义”大旗,维护的只不过是“陈腐世界”。
   
     说民主宪政是“西方文明”完全站不住脚,须知,中国历史纪年就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的,先秦文化里并不缺乏民主宪政的萌芽,就连儒家“亚圣”孟子也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怎样将其划入“民本主义”的范畴,谁也抹不去其中的民主要素。历朝历代,可以寻得着的文人墨迹里,涉及民主宪政思维的也有,我们姑且不计被“独尊儒术”毁掉的文字,例如明末学者黄宗羲、李贽、顾炎武等的学说。黄宗羲1664年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人称“另一部《人权宣言》”,比法国启蒙运动早半个多世纪,比美国《独立宣言》早112年。为什么一定要把民主宪政拱手送给“西方文明”呢?为什么孜孜不倦去争“四大发明”却把民主宪政弃之如敝履呢?无他,维护官僚专制的既得利益或讨好权力之劣习使然。谁要以为他们有什么民族主义那就太冤枉了,当初毛先生不惜“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为的就是脱掉“民族主义者”这顶帽子,获得斯大林认可后高兴得不得了。民主宪政的思想并非西方专利,中国自己也有,只不过被一统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罢了。其实人性都是相通的,例如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从但丁主张白话文写作正式开始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打出白话文写作的大旗。
   
     过去的早已过去,我们借鉴历史,为的是解决当前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已经具有充足的经济条件,搁置了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理应开始实施,两条腿一条长一条短、一条粗一条细,指望这个巨人不跌跤恐怕不现实。《河殇》也罢,《大国崛起》也罢,不在民主宪政上做文章恐怕都有缺失。正如何新先生所言,《河殇》立意于“对于中国文化价值的消解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 但他扭曲了“中国文化价值”,依旧用陈腐的一统文化偷换了概念,至于“这对于中华民族与执政党的执政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也以偏概全,中华民族并不会因为颠覆了陈腐的一统文化有任何危险,恰恰相反,它将获得新生。感到危险的只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所以遭禁。而《大国崛起》则无此危险,反而暗喻着只有在执政党的驾驭下,我们的航船才可能驶入“大国崛起”的古老航道。蒋经国先生有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我想他说得有理,只是还需补充说明: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天赋的,只有民主宪政才可能保证这个权利得以实现,没有任何说道能够永远麻痹人民放弃自己的权利。马克思先生在《**宣言》里宣布:“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争取实现这个条件吗?(2008.8-10)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5:29:17 | 显示全部楼层
此文基本观点是赞同的,但关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概念划分一刀切地否定,不敢苟同。民主人权这些东西不是突然从天下掉下来的,要有一个物质基础,在早期人类社会,地理环境对生产力与文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为什么古希腊能发展出民主人权,东方亚洲国家则不能?显然跟各自的地理环境有关,古希腊贫瘠多山但靠海,农业不发达而海外贸易与殖民兴盛,有助于突破原始社会的宗法关系,孕育出先进的文化理念。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明确了私有财产与外乡人的法律权利,而亚洲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语)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河殇的观点我认为基本是对的。


河殇唯一的进步意义就是让国人重新审视了传统文化,反思并剔除其糟粕。河殇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西方标准是衡量世界的唯一正确标准,并且试图以此全盘否定中华文明。这个错误好比以宏观物理学理论衡量微观量子理论,结果当时是量子理论是错误的,然而事实是微观世界的运行规律无法用宏观物理学理论解释,但这既不能说明宏观物理学错了,也不能说明量子理论错了,只能说明人类还没能探索清楚事物发展规律,还得继续努力。



问题恰在此处弄拧了,任何国家的富强与否,最根本的不是选择哪条道路大家一起走,而是国民是否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在今日世界的环境里,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国民在本国的地位决定国家在世界的地位,绝对没有哪个国民个体权利缺失的国家会领衔于世界。前苏联解体之时,中国的主流文人们如丧考妣,纷纷去研究其原因。由于他们的思想禁锢,诸说纷纭之中没人涉及苏联国民地位问题。苏联人民都是国家仆从注定了它解体的命运,国家做得越强大垮得越快,要避免解体的命运只有一条路:颠倒一下,国家成为人民的仆从。


蒋经国先生有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我想他说得有理,只是还需补充说明: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天赋的,只有民主宪政才可能保证这个权利得以实现,没有任何说道能够永远麻痹人民放弃自己的权利。马克思先生在《**宣言》里宣布:“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争取实现这个条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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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总统尼雷尔曾经感叹:非洲的解放使黑人也获得了屠杀黑人的权利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5:51:59 | 显示全部楼层
鸦片战争结束后,寓居伦敦的马克思对遥远的天朝评论道:“国家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东西,要它扮演某种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只满载傻瓜的船也许能在风里行驶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6:03:52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将成为全球头号产油国!世界能源格局悄然改变

    美国当了这么多年的“世界老大”,军事力量独步天下,其它国家航母吨位加起来都没有美国多,这也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石之一。


    美国科技领域的整体水平也领先世界,“中兴事件”这堂课所揭露的仅仅只是中美在众多核心技术领域差距的冰山一角。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接连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发动贸易战,美国农产品首当其冲受到报复。一场贸易战让很多人突然意识到了: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居然还是全球头号农业强国~

   

    2017年十大农业出口国

    美国一览众山小

    备注:该榜单仅统计出口量

    中国农产品进口量比出口量大很多

    美国即将拥有的这个“第一”你可能猜不到:

   

    大家一般印象里产石油比较多的国家都在中东地区,波斯湾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沙特等国卖石油赚的盆满钵满,土豪多金。

    另外一个能源大国——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也很丰富,靠着能源出口赚了不少外汇,堪称经济命脉。

    美国的石油产量要超过这些能源大国了??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最新预测:明年美国的石油日产量将增至1180万桶。这意味着美国将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石油产量一度达到世界第一,后来被沙特、俄罗斯等能源大国超越,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能源格局悄然改变。

   

    石油不光能提供动力,驱动人类文明,还提供了很多基础的化工原料,堪称“工业的血液”,国民经济的命脉。

    美国就是在“石油-美元”的基础上建立的全球霸权,为了石油把很多中东产油国搅得天翻地覆。

    国际上大宗石油交易现在主要还是美元结算, 形成了“石油-美元”体系,美国垄断石油交易这一“高频刚需”场景,也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贸易支付中的垄断地位。

   

    石油美元支撑着美军在全球的军事存在

    拳头硬了反过来让这一体系更加稳固

    美国对中东产油国有着很强的掌控力,伊拉克、沙特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可以通过控制美元和沙特等产油大户进而操控国际油价,使得油价波动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7:16:01 | 显示全部楼层
根据最新的统计,美国国家财富达到了94万亿美元,超过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3倍。

    巨大的国家财富意味着美元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控制世界储备货币的好处之一是可以获得世界上最独家的信用卡,可以以极低的利率从世界其他地方借到数万亿美元--而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它。美国目前欠世界其他地区大约6万亿美元这是相当可控的.

   

    总而言之,正是惊人的、充满活力的国内经济创造了美国财富的绝大部分,可以以极优惠的利率借款来购买那些宁愿让别人生产的产品。

    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经济体,因为这种贸易不平衡是以美元支付的,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印更多(几乎)。人们通常会接受它。

    由于美元被接受为一种国际货币,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将美元作为一种货币,这种货币正逐年增长。这种类型的货币鼓励美国印刷更多的美元。

    美元的价值来自于美国的工业时代。当美国是一个大出口商的时候。美国用各种手段(如黄金担保,现在不存在)来保证美元的信誉。美国当前的所有经济政治都是为了保持美元的信誉。美国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各国以美元进行贸易(主要是石油贸易)。一些人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萨达姆侯赛因接受其他货币出口石油的结果。

    因此,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美国使用锚和锚定法来保持美元的估值和信誉,使其继续印刷美元,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继续以现金形式增加美元。

    即使没有大量的商品出口,这也使美国成为一个良好的经济体。

   

    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耗非常高,美国不能减少这种消费,它没有资源和人力来满足它的需求,因此美国必须有负的贸易逆差。这迫使美国政治迫使世界通过外交手段接受美元。

    除了消费,另一个原因是制造业从美国到亚洲的巨大转变。由于这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的美元主要是支持石油进口。这将使美国的印刷业更有价值。这个循环就像美国从中国购买商品,用新印制的美元支付。中国将部分现金加到现金储备中,并使用其他方式购买石油。剩余的美元被中国用来从美国进口垃圾和废料。

    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好笑,但事实确实如此。中国不久前才确定不进口世界废品,导致各国垃圾成灾。印刷成本是货币价值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通过用印美元来代替现金交易来计算美国的贸易逆差,你会发现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正的。

    经济不是一门生意。事实是,由于贸易赤字,美国不会变得更穷,因为贸易总额正变得越来越富有。贸易的总水平,而不是是否存在赤字或盈余,决定了一个国家从贸易中获得多少收益。贸易越多,无论是赤字还是盈余,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更好的。贸易逆差仅仅意味着外国人在这个国家投资。

    对贸易逆差最大的误解是,这意味着资金正在流出。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资金流出一个国家。

    大多数人需要意识到的另一件事是贸易是互惠互利的。如果我买了一台电脑,我认为电脑对我来说比钱更有价值,而销售人员认为这些钱对我来说比所有这些电脑都更值钱。

    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也永远不会意味着,美国负债累累,或者资金正流出。

    自由贸易通过降低价格和增加贸易总额,使每个人,尤其是穷人受益。

    贸易的总水平,而不是贸易赤字/盈余,决定了各国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

    美国正从贸易中变得更加富有,而不是更穷。重商主义思想有问题。贸易逆差意味着外国人在国内投资,而不是资金流出中国。

   

    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你在银行里有100万美元,你每年的收入是1万美元,在你破产之前,你每年能花2万美元(比你赚的钱多1万美元)多久会破产?

    美国非常富有。美国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相当积极的收支平衡,在此之前,美国经济也在内部增长(大量的财富创造)。

    由于进口过多,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得不为负。

    此外,由于与合作伙伴的交易,美国的境况会更好:如果美国必须在国内生产所有产品,这些产品将会更加昂贵。不生产这些产品可以解放人力和资源,从而生产出更有价值的产品。

    这种收入流的积累是美国的财富。有句话不知道对不对,可以留给大家思考:中国越制造越出口,美国越富有。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7:33:40 | 显示全部楼层
展望: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报告摘要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

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

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

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

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正文
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中美经贸关系战略报告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遏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贸易合作,扭转贸易逆差。特朗普声称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而 2018 年美国政坛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出于政治目的,更是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纠纷。2018 年3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总统备忘录,内容包括对价值 6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798.6 亿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在 301 调查报告中,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诸多质疑,指责中国政府在外资准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 2025 等政策上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不正当竞争,随后发生的中兴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走势的不确定性。表 1 给出了中美过去将近 30 年来的四次贸易战,均以中国承诺采取相关举措、中美达成相关协议为得到化解。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一、 经贸摩擦的根源: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中美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和以往不同了,这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1.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

从美国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在于美国国内“两个美国”矛盾的激化以及“两个美国”的矛头全部指向中国。具体而言,“两个美国”分别指代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

“精英的美国”,即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等,而这一部分群体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和精英阶层赴美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主要群体,这些导师和同学大都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之精英,毫无疑问,他们能够很好地代表一个“精英的美国”,但是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国人,因此,在国内,那些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最了解美国的人,对于真正的美国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1,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无论是上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单极世界,由精英群体统治下的美国都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各项事务各个方面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

“传统的美国”则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非精英人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美国的国民性不是在 1775 年形成的,而是在 17 世纪的最初几批定居者来到北美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们不是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北美开疆拓土的,而是为了逃离本土的宗教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从那时起,美国的国民性就已经形成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分歧的聚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对于代表“精英的美国”的群体而言,无论是从上世纪里根的喊话“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还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1外交政策,都明确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融入的立场,奥巴马在提出“新人造卫星时刻(New SputnikMoment)”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对于美国已经身处全球化经济当中,并且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的事实表示了认可。

相比较而言,对于代表“传统的美国”的群体而言,孤立主义其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美国自身地理位置不同于欧洲任何国家,其幅员辽阔,邻国较少,自建国初期,美国人便崇尚孤立主义。纵观美国经济史,自 17 世纪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后,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没有在本大陆上开疆拓土的行为,也没有到海外殖民的冲动。即使是出兵菲律宾,也是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的,“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之外我们别无选择。”19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的本质也在于无法忍受英国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处谋求势力范围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精英的美国”还是“传统的美国”,其矛头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中国。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反过来违背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预期,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体将矛头指向中国,意图于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奥巴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谈到,两年内中国太阳能板的世界份额由 5%上升到 60%,尽管这项技术是在 50 年前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是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公司跻身世界前十。对于“传统的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无论是 2017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的 232 调查,还是 2017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 301 调查,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因此,在当下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冲突对象同时指向中国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具有它的双重性:它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在中美贸易战里,中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传统的美国”的我们所陌生的利益冲突。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7:36:31 | 显示全部楼层
反观中美历史上的主要交往,从民国时代到抗战时期,从冷战时期到 21 世纪,都是在美国已经完成其国际主义战胜新教徒的孤立主义情绪之后所进行的,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仅仅是美国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并非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是“精英的美国”,是国际主义的美国,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所主导的美国。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这个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更为“传统的美国”,是那个新教徒来到美洲定居时的美国。

当下,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经济社会政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需要经历一段必要的磨合期,并且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个新的均衡中,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整体国家实力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新的均衡一定能够到来,尽管其中的过程必将是曲折的,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斗争,又要维持和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坚持矛盾统一的一体两面。

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

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政治上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得到了明显提升。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资本,已然清晰的中国道路反过来又支撑着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综合绝大多数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 2025-2030 年之间将大概率超过美国,这将改写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相对格局。当前,对于已长期扮演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美国而言,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具体而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有三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重大论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党的十九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到 2020 年两个“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长期的奋斗目标: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国发展道路。根据 2010 年至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测算,要实现到 2020 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只需要 2018 年至2020 年年均增速不低于 6.43%,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实际运行情况,6.43%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速水平,只要未来三年不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几无悬念。进一步,如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收入水平定义为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1,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要在 2050 年实现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在未来 33 年里保持年均 4.1%以上的增速水平;分阶段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在 2017-2025 年保持年均 6%的增速,2026-2035 年保持年均 4%的增速,2036-2050 年保持 3%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梳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经济史可以发现,上述增速预测依然是相对保守的,未来 33 年,如果中国不发生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的 2050 年战略目标很可能会提前实现。

变化之二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四大发明”、“基建狂魔”、“厉害了我的国”是当下称赞中国的流行语,但这些词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明显跃升。中国经济体量在过去四十年以年均 9.5%的速度快速增长,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由 1978 年的不足 2%提升至 2017 年的 15%;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由本世纪初的 32%下降至 2017 年的 25%;中国 GDP 占美国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 12%提升至 2017 年的 6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 年至 2016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7.2%,明显高于美国 2.1%的年均水平、全球 2.5%的年均水平、发展中国家 4.0%的年均水平,为主要经济体增速之首。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3 至 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 31.6%,超过美国(18.2%)、欧元区(8%)和日本(3.7%)贡献率之和。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10.4%提升至 2016 年的 11.5%,同期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 5.5%上升至 6.9%,服务贸易总量排名从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1。2012至 2016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 20.2%,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 1831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创历史新高2。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过去十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 105.7%;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 2009 年,内需的贡献达到 142.6%;即使是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回暖的 2017 年,内需的贡献也达到 90.9%。2017 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比 2007 年提高 13.5 个百分点,是名符其实的经济稳定运行“压舱石”和“稳定器”。

变化之三是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梦不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蕴含着中国强大起来后要为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对此身体力行。2017 年 1 月,领导人在达沃斯发表重要讲话,就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困境等问题宣示了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航船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信心。2018 年 4 月,领导人在博鳌发表重要讲话,不仅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局面,更凸显出中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的博大胸怀和大国担当。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同沿线 66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领域双赢合作加强,2017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737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8%。其中,出口增长 12.1%,进口增长 26.8%;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 3857 家,增长 32.8%。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相继设立,G20 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峰会等一系列国际会议成功举办,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中国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二、 底线思维:中美经贸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向众说纷纭,一些观点认为两国会走向全面冲突,甚至“贸易归零”、“断网隔绝”;还有一些声音认为贸易战的后果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可承受的影响。面对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以底线思维进行冷静分析两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理性出发推演最坏的情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战术背后的战略考量,才能制定精准、有效、理性的应对策略。

我们认为,从理性出发当下中美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中美贸易不会归零,不会“断网”,更不会走向新冷战或军事战争。一方面,当下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会经历量的调整,但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需求互补,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能够消化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短期影响与冲击,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基于理性的研判推理,是“基本面分析”。在极端事件的影响下,实际情况可能与基本面发生背离。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深度交融,精英阶层也均认为战争无益。然而,“萨拉热窝”事件最终引爆巴尔干半岛火药桶,所有自认为能够把冲突限制在低烈度对抗的政治家都受到了历史的嘲弄与指责。以史为鉴,我们在理性分析的同时要精准管控分歧,冷静应对挑衅,保持战略定力。美国是个复杂系统,与不同的美国人打交道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别其背景、意图,团结理性力量,不给极端派可乘之机。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7:56:08 | 显示全部楼层
1.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事实上,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远非部分媒体鼓吹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下,中美两国经济之间通过三条重要渠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条渠道是国际贸易。两国都从对方进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向对方出口大量的出口和服务。2017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 4298 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 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 1539 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 10%。与此同时,中美两方双边服务贸易的规模也在迅速增长。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投资。两国都在对方境内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 2015 年为例,在华美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5170 亿美元,利润超过 360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相对规模较小,但金融危机之后也在显著增加,截止2016 年底累计投资已达到 1090 亿美元,遍及美国 50 个州中的 46 个。此外,中美两国居民和企业均在对方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持有大量的股票或者债券资产,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自主要的投资品种就是美国政府债券。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 年 4 月,中国持有总值为 1.18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第三条渠道是人员交往和人力资本互通。中美两国均有大量居民在对方国家访问,学习,工作或生活。2016 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员总数高达 35.3 万人,占到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 34%。美国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加。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为例,书院学生中来自美国的比例占到 45%,为各个国家之最。


除以上三条主要渠道外,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证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交融和深层次联系。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和飞机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农产品总出口的 16.1%,出口到中国的飞机及配件占美国总出口的 12.5%。2016 年一年里,中国消费者购买了 4490 万部苹果手机,以及 510 万辆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在华生产的合资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手机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 33%。由于苹果手机和通用汽车的最终组装位于中国境内,这些购买行为并未计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从利益主体来看,这些购买行为获利最大的是美国企业。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这些因素,美国 2015 年对华贸易逆差仅为 304 亿美元,远远小于贸易逆差显示的 3675 亿美元,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我们估算 2017 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 310 亿美元左右,显著低于特朗普政府用作发动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证据的 3752 亿美元逆差。


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高度交融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了逐年加剧的态势。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绝对值不断扩张,体现为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顺差。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从 2000 年的 298 亿美元上升至 2017年的 2780 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 GDP的比重呈现倒 U 型走势,在 2006 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 5.2%的峰值,之后就不断下滑,2016 年该项目顺差占中国 GDP 的比重仅为 2.3%;而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 GDP 的比重在近 20 年来则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0.8%提高至 2017 年的 1.9%。

此外,尽管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伙伴的多元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显著降低,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在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时,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 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 10.8%,而 2017 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 18.9%和 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 2001 年到 2017 年的十多年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 2.6%和 9.0%分别上升至 8.4%和 21.6%。对中国贸易量,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的迅速扩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其总贸易赤字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20.2%上升至 2017 年的 47.1%。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的比重近年来下调显著。在 2006 年之前,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中国总顺差,说明整体来看,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贸易赤字。然而这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随着中国出口伙伴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 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其总贸易顺差的 63.5%。




近年来,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目的国都更加分散化。从 2000 年至 2017 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6.9%上升至 12.4%;由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扩张,中国从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产品储备丰富的地区的进口也迅速扩张,这挤压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份额。与之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与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挤压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8:05: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挤压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我们认为,虽然从总量上看,中美贸易顺差仍然在逐步扩大,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战无疑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乃至整体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当前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显著下降:随着中国贸易对象分散化和与其他贸易对象的贸易量不断攀升,对美贸易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减弱。
对于中美经济高度的交融性和依赖性,美国政府深知肚明,而在中国对美贸易依赖度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宣称将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所谓“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措施最终都只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言对总数可能达到 4500 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征收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政治自杀。这一全面关税将极大地提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减少美国民众的消费选择,同时也会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大地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抵消其他所有经济刺激政策的正面效果,届时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都将倒戈。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美国是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和美元霸权的缔造者,其对于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举动收到全球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如其采取极端手段限制或处理中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极大地影响市场对于美元资产和现有金融体系的信心,进而推动美元的公信力下降,国际资本流出美国或抛售美元定价资产,对于向来重视金融地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选择。
从技术及人才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抑制与封锁和科技人才在美求学的限制与打压既不现实也没意义。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自身科技发展的无理条件,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合作科研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学术交流的全球科技界也将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限制签证、严格审查等手段对于中国人才赴美求学和学术交流造成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也将对美国自身的科技人才发展与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必将受到美国科技界和知识界的全面抵制,注定无法延续。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8:07:16 | 显示全部楼层
2. “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

正如上文所述,当下两个不同的“美国”同台演绎,传统的美国占了上风。传统的、光荣孤立的美国试图减少国际贸易,减少全球治理参与和责任承担。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也是这样做的。在贸易上,他退出跨太平花样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威胁实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惜与大量盟友挑起贸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退出巴黎协定。

与之相对,新时代的中国比以往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治理。在中国的政治家看来,对外开放、增强合作不是做姿态、图虚名,而是“带来进步”的要义,是“历史潮流”,更是马克思主义所言“从各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通道。2012 年以来,中国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等国签署自贸协定,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3 年至今设立上海等 12 个自贸试验区,并将一些试验区内的改革措施向全国推广;中国承办 20 国集团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领峰会会议。

从宏观来看,中美两国有着相似的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都是让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为了实现相似的目标,为何两国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做法?当前需求的互补是否是暂时的表象?

我们认为,这种互补的背后有着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基础。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文化上更愿意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历史上对封闭有着更惨痛的记忆,在经济上更注重发展与增长,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上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因而这种需求的互补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首先,面对当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两国在“开放”这一问题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处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态度也不同。传统的美国崇尚孤立主义,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对开放没有好感。精英的美国继承的是欧洲的一神教传统,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只认可一个神,使命都是宣扬唯一的神的光辉,在最大范围内清除异端,因此精英美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是“传教式”的开放。与之相对,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坚持的原则,即便有“中央之国、天朝上邦”的优越感之时,中国也从未强迫他国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因而,面对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传统的美国感到厌恶,精英的美国将不能同化的异己视为敌人,而中国则既不对开放本身感到厌恶,也愿意与不同于己者进行合作。

其次,中美两国对开放的历史记忆不同。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前是一个封闭大市场,20世纪的头 20 年,出口占美国国民生占总值的比例仅为 6%-7%,远低于欧洲同期 20%-30%的水平;1861 年进口货物平均税率提高至 47%,一战前一直维持在 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1。然而,依靠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美国经济在封闭之下快速发展,1894 年其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人均 GDP 1913 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2。可以说,对于封闭而言美国的记忆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对于中国而言,1840 年后的近代史历历在目,封闭所带来的贫穷与落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更坚定了当前中国社会对开放的决心。

再次,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6 月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欧洲央行论坛发表题为《当增长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3的演讲,他认为当下美国的问题表现为四方面,即中位数工人工资的增长停滞,经济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经济承压地区与人群面对的日益增加的社会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异化与对制度的不信任。换言之,伯南克认为美国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当下美国社会关注的不是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而是已有财富如何在不同阶层间分配的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来自发展,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美国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 7 倍,经济建设依旧是中国事业的中心。

贸易对于增长和分配分别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对外开放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论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保罗·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都在论证这个观点。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论证时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费者,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其异质性,也就忽略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分配效应。给定一个没有政府的假想经济体,如果当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货物产品出口时,贸易的一部分收益便会流向工人;如果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集中在资本输出,则收益很难自动流向中下层中产阶级。因此,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框架下,国际贸易有可能加剧社会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长的中国拥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国对全球化抱有疑虑,这是拥有经济基础的。

最后,两国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开放并非没有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影响两国选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开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开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开放。概括地讲,中国优先开放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没有优势的行业引进国外资本以学习技术、管理经验,并逐步培育国内的市场与企业,再逐步开放,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与之相对,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底色,即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抱有疑虑,近期的 301 调查等鲜明的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的这一态度。而事实上,美国年初发布的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报告同样是精英美国所为,不代表特朗普。美国焦虑来自中国消解国际贸易负面影响的经验与其一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指责市场换技术、政府补贴技术研发是表象,是站不住脚的。毕竟,任何一家企业选择进入中国市场都是自愿行为,没有强买强卖,没有 1840 年的坚船利炮逼迫,合作产生的红利本就应双方共享;美国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支持也不能被忽视,毕竟互联网诞生于从国防部,F22、B2、E4等美国军机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迹。

综合以上分析,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需求的互补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社会基础,并非一个暂时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轮中美贸易冲突将是局部性的,不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更不会形成新的“冷战”,换言之不会出现全面的军事对抗或“贸易断交”。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8:08:27 | 显示全部楼层
3. 中国可以承担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 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量为 5056 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量为 1304 亿美元。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在 3%左右,贸易战打响后,这一关税将提升至 25%。我们估算了两种情况:
情况一:美国加关税,中国不加征报复性关税。根据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国对外出口价格弹性(即出口价格变化 1 单位所导致的出口数量变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约在 0.51。给定中国不进行报复性反击,这一关税征收后,中国对美出口量将下降 11%,即 500 亿美元。目前中国的 GDP 为 12 万亿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将拖累中国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
情况二:美国加关税,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据近年来相关研究测算,中国进口价格弹性(即进口价格变化 1 单位所导致的进口数量变化)为 0.482。倘若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同等水平的报复性关税,则中国净出口直接受影响将下降到 400 亿,对中国 GDP 增速的拖累将从不加报复性关税的 0.4 个百分点下降到 0.34个百分点。
除了直接影响,我们还考虑了贸易战对整体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我们认为,短期来看,乘数效应有限,由于企业短期绝大多数生产要素已经确定,贸易战的影响难以快速传递到投资方面。因此,短期来看,中美贸易带来的冲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除了这种关税形式的贸易冲击,还需关注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我们认为,美国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惩罚措施是一种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创造了一个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的记录。在以往,很多跨国公司违背了美国的相关条例都是罚款:BP,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漏油,罚款 208 亿美元;大众汽车排气门造假,面临最高 180 亿美元罚款;瑞银(UBS)也是被罚款。但是美国对中兴通讯的惩罚却完全不一样,不光要求中兴通讯承担巨额罚款,更是不允许中兴通讯购买相关的美国芯片产品,这等于是要把一家跨国公司掐死,这是恐怖主义行为。如果美国继续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施加此类惩罚,中国可以通过制裁苹果等美国企业进行反击。而前文分析可知,中美目前的经济高度相容,这种行为恐怕两败俱伤。所以理性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不会继续对诸如华为这类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予以禁售等惩罚措施。
三、 应对之策:战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练内功
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的局面,但是中美这种经贸关系的变化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应用底线思维,分析这种变化对中国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给出详细的、能落地的可行性应对措施,手中有牌,牢牢掌握主动性;从长期来看,我们更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去看待中美两国各自面临的内部经济社会秩序的调整,给出政策建议。
1. 短期:把握主动,以战促合
针对当前的贸易摩擦,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如前文所分析,特朗普具有典型的“传统美国”思维,从诸多的采访资料中可以看出,特朗普从青年时期就认为,很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特普朗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称:“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只能任人欺负”。因此,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我们很难用讲经济理论或讲故事的方式让他理解。此外,特朗普的思维逻辑还具有典型的运营型企业家的风格,相比长远的战略,更重视交易的短期收益及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借助特朗普的特点,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也就是说,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不干涉,例如台湾和南海等问题,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针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
但是,考虑到美国的竞选周期,中美贸易谈判很可能无法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完成,特朗普需要贸易战这张牌不断发酵,获得选民的期待,此时,对于特朗普来说,中美贸易谈判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 2018 年 11 月之前,中国可能会中美贸易关系上承压。因此,短期来看,我们提出的建议为:以战促合,在中期选举之前,对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坚决采取反制。特朗普若要争取连任,对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势必然有所顾忌,贸易战极具扩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回应,为中期选举后的实质性谈判争取筹码。
为了深入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我们将行业分类进一步细化,探究在三级行业分类标准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由表 1 所示,中国对美国单项产品的进口量远低于对美国单项产品的出口量。对美国进口量最多的产品集中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领域,其中 2017 年中国对美国的飞机、飞行器设备和汽车的进口都超过 100 亿美元。除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之外,进口量较高的产品包括油料、有色金属废料等原材料制品以及页岩气等矿物燃料。中国对美国出口量最多的产品主要分布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领域,其中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出口已经超过杂项制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行业。2017 年中国对美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为通讯设备和自动化数据处理仪器,两者均隶属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行业。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贸易的依赖度在过去几年正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完全可以承受贸易战,重点针对对美进口较多的飞机、农产品和汽车进行反击。
然而,对我们而言,短期之内的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以战促合,“和”的目的是为了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以开放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例,2017 年,中国汽车进口量高达 121 万辆,而美国汽车年产量 1210 万辆。据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美汽车进口增加 300 万辆,则能缩小近 1000 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根据估算,2017 年底特律三巨头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在北美地区的产量总计达到 860 万辆,而外资车企加上特斯拉北美地区的产量达到 870万辆。因此,如果中国对美国开放汽车市场,不仅将受到全世界车企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将拯救底特律。作为特朗普而言,把“铁锈地带”重新拉回繁荣,无疑将使他写入美国的历史。
此外,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矿物燃料进口依赖度正屡创新高。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不断完善,中国对美国的石油进口成井喷式增长,2008 年中国从美国的原油进口仅有 250 美元,而 2017 年的原油进口则高达 31.5 亿美元。对美适当扩大原油进口有助于多元化我国的进口能源结构,降低对单个国家的能源依赖,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下表展示了最近十年来中国从最主要的 10 个原油进口国进口原油的结构变化,由表可见,中国的原油进口集中度正在不断降低,2008 年从前五个和前十个原油进口国进口的原油占总原油进口的 65.3%和 82.1%,而 2017 年对应占比则分别下降至 55.5%和 79.3%。目前中国年消费原油 6 亿吨,其中2017 年原油进口量突破 4 亿吨,而美国原油 2017 年年产量超过 5 亿吨,出口量已经超过 OPEC 大部分成员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 1 亿吨。此外,当前美国天然气产能过剩,而且由于主要产气的州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很差,很难向港口运输,导致气价很低,仅相当于中国到岸价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大量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一方面将拉升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更有助于能源的在美国国内更加清洁化地使用,在国内使用更多地天然气,对中国出口更多地石油。倘若中国未来逐年增加油气从美国的进口,也将有潜力减小数百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
由此可见,中国完全可以用汽车、原油和农产品为谈判筹码,去满足“传统的美国”,甚至超预期的为特朗普提升势头。通过这些措施平衡中美贸易,既拉动中国国内消费,又能提升美国产能,解决产业工人就业。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美顺差的减小,美国将更加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底特律将可能成为基于中国需求重新辉煌的城市,未来中国对美国势必会有着更多地筹码。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18:12:12 | 显示全部楼层
2. 长期:战略定力,苦练内功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发起的本轮贸易战与历史上前四次贸易摩擦存在本质不同。这次贸易战的大背景是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经济社会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体量开始逐渐与美国相当,两国关系开始变得愈发复杂而敏感;我们预计中国将在 2025 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中国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地区政治、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预见,未来在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显著超越美国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阶段性的经贸摩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

从长历史维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次贸易摩擦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至少标志着两点:一是中美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冷战结束之后成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也面临调整。二是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剧烈调整的同时,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的经济社会秩序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这两个调整是客观上必然会发生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阻挡、拦截不了的,也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隐藏、躲避不了的。对此,中美两国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做好持久努力的准备。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既要严防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要防止一味自责将中美矛盾归咎于中国自身发展所致的形势误判。应当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争取主动,通过积极正面的宣传,向民众传递中美变化是的本质在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导民众理性思考,避免民众情绪失控,严防类似于一战前夕萨拉热窝事件的突发性意外的发生。与此同时,那些一味自责,认为中美矛盾是由中国自身发展问题导致的形势误判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缺乏自信。这种误判,认为美国牢牢掌握了矛盾的主导权,理性而合理,而中国则需要妥协。我们也要防止这种偏见成为主流。

第二,保持历史耐性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非理性应激反应。应当充分认识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秩序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要保持历史耐性,以平常心谨慎应对经贸摩擦,不急躁,不冒进,意识到时间是在中国这一边的。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应激性反应和非理性行为,不被特朗普政府的无端指责和非分要求所干扰。要灵活适度地管控好摩擦,防止贸易冲突扩大化,尤其须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萨拉热窝式的意外事件发生。另外,要竭力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最大限度地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争取积极的外部环境。

第三,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环境,做好资本账户管理,防范跨境资本快进快出引致金融危机。经常账户适度顺差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稳健、汇率稳定、主权信用坚挺的重要保证。2017 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 1649 亿美元1,占 GDP 的比例已经由 2007 年的 8.6%下降至 1.3%。目前经常账户顺差的相对规模是适度的,中国经济作为整体而言的对外失衡问题已经化解。未来应当将经常项目顺差/GDP 维持在 1%-2%上下,避免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同时要谨慎管理资本账户,严密防范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触发金融危机。

第四,适时主动推进东亚、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营造稳定健康的睦邻经贸环境。美国的稳定发展长期以来受益于其在北美和拉美地区较为健康的区域政治关系和经贸环境。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与近邻的经贸关系如何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和战略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虽然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关系由于历史原因较为复杂,但中国作为该地区的大国,应当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主动创造机会,继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更上一个层次。既要加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既有合作框架的落地深化,也要积极运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拓展合作。

第五,树立底线思维,建立多重保障维护能源供应安全。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软肋所在。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 40%。一旦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出现短缺,除了公路、航空、海运、河运可能出现瘫痪外,部分制造业领域和居民取暖也会受到影响。可以说,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也是中国的战略底线。为此,要重点维护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土库曼斯坦等油气来源国,以及缅甸、巴基斯坦等油气通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互利关系和战略互信。

第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多管齐下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是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在科技人才聘用评价、科研资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权收益权等方面打开制度枷锁,探索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科研人员的激励。二是要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加强产学研交流合作,允许科研人员能够一定程度上拥有其所发明的专利,允许和鼓励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跨界流动,避免闭门造车、专利沉睡的现象出现。

第七,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落实国有企业相关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制度建设促使国有企业按市场规律运行。加快低效“僵尸企业”退出,释放其所占用的金融、土地、人力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主体2。

第八,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的民生建设,着力化解的社会矛盾。建议启动“二次房改”,探索实施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灵活运用房地产基金、长租房等创新形式实现“房住不炒”1。建议中央加快房产税框架的立法,并授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征收的细节。同时,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优化供给结构,切实化解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以“两个美国”为鉴,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富占不平等继续恶化,避免社会撕裂。

第九,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系统总结经济学理论,促进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虑,贡献中国智慧。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实践具有许多“中国特色”,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界应当对此进行系统性地理论总结,不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向世界讲清楚中国经济实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和经济学理论,长远目标是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总结写进经济学主流教科书2。如此,既有助于指导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也有助于让西方精英理解中国,并逐渐打消疑虑、接纳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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