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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一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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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1 15:41: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路一带"上的政商陷阱(全文)
   

    【导读】国企习惯了不负责,民企习惯了钻空子,这是中国特色政商关系带来的两个负资产,也是“一带一路”必须真正正视的核心风险——风险不在外,而在内!

    文|雪珥,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战略史、改革史专家,原文首发于中国经营报

   “塔什干不相信眼泪”

    刚刚进入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投资时,中国民企OMT公司充满了信心:不仅因为其经由乌驻华使馆商务参赞介绍,而且其乌方合作伙伴实力十分雄厚。

    乌方伙伴是一家名为SHOUSHINVEST GROUP的公司,在塔什干**销售中国的红岩、徐州重工、三一重工、韩国现代的工程车以及俄罗斯的自卸卡车,并且还开发房地产,在齐尔齐克市新建了砖厂,正在办理北京—塔什干包机业务。

    双方要建立的,是一家制砖合资企业,中方投入22万美元。可是,当中方人员在2007年来乌后,发现受骗:乌方承诺的条件无一兑现,给中方人员安排的生活待遇十分恶劣,乌方合资人买卖货物和进出账目均不经中方代表签字,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并且,乌方很多做法明显非法,如乌方经理记假账、向税务部门谎报工人工资等。

    无奈之下,中方决定终止合作,并于2008年3月将中方股本转让给乌方,约定在年底前支付10万美元。但是,到2010年11月乌方只支付了2万美元,中方派人到塔什干来讨要未果,还白搭出差费1万美元。

    与另一家中国民企相比,OMT公司还是值得庆幸的。

    那家中国民企,也与乌方合资兴建制砖厂,主导者是河北省某村支书,投资款200万元人民币则来自村民的集资。乌方的合作者,是一位名叫“卡米江”的个体商人,具体合作的是卡米江的弟弟“阿的江”。阿的江在安集延州检察院工作,是从乌国最高检察院下放的,原因是涉嫌绑架一名中国商人。

    合资开始,苦日子就伴随者中方。阿的江动辄以“软禁”威胁不听话的中国工人,不仅骗取企业税款(根据乌国法律,合资企业三年免税),且对中国工人不发一分工资、拒绝为中国工人办延期居留并强行驱赶其回国,支付、转账从不经中方经理签字,还私刻公章,模仿中方经理签字,从合资企业账户上随意提款……

    对此中方一直忍气吞声,不仅任凭阿的江将中方翻译赶走,而且还在乌方合伙人分文未投之下,又让出15%的股份、使其占股从25%增加到40%。

    食髓知味,阿的江甚至设置圈套,不准将售砖收入缴入银行,而让会计将卖砖数告诉税务机关,挑动税务机关对合资企业罚款,继而以交不起罚款为由,驱赶中方人员全部回国,试图独霸砖厂。

    此案在中国驻乌使馆交涉下,乌地方法院判中方胜诉。但没想到的是,判决后,乌方合伙人派人来工厂大打出手,导致中方人员严重受伤住院,使馆再次向乌方提出严正交涉。

    这样的案例,经由中国商务部驻乌兹别克经商参处,公布在商务部的官网上。在经商处的官方点评中指出:

    “乌方伙伴(私人企业主、个别高官)从成立企业之初就打着欺诈的算盘,不仅掌控着合资企业的钱和账,又不允许中方经理成为合资企业的法人,办砖厂只不过是他们从善良朴实的中国人身上榨油的一种工具而已,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根本不是互利双赢的交易”;

    “乌国司法机构(一些部委)的官员为所欲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他们草菅人命,似乎‘告不倒’,这样的‘活阎王’要远离”……

    这样直白、痛切而无奈的措辞,甚至还有“塔什干不相信眼泪”的字句,居然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十分罕见。

    其实,这些案例,无非是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走出去”所遭遇的新挑战的一小部分。“一带一路”在绘制了美好愿景的同时,也令中国不得不正视其蕴含的巨大风险与挑战。毕竟,“钓鱼招商”而后“关门打狗”,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并非陌生。

    “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

    在“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之下,要界定哪些国家和地区在其覆盖范围内,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同于宣告“一带一路”覆盖全世界:“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

    当然,在这份官方正式文件中,也概述了“一带一路”的重点路线。

    “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路线为:

    1. 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

    2. 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3. 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三条线路,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北、中、南三条线路相呼应。

    “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重点方向是:

    1.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

    2.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官方的这些阐述,大致可以推断“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

    首先就是巴基斯坦,无论对陆上“一带”还是海上“一路”,都是关键的节点。而作为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在这里投放了巨大的经济、政治资源。

    其次就是东南亚,这是“一带”南线所覆盖的区域,也是“一路”的必经之地。东盟十国,与中国山海相邻,不少也是南海的声索国,关系错综复杂,毫无疑问是“一带一路”的难点。

    随后就是中亚地区。中亚五国,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除了土库曼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亚地区不仅是中国打通欧亚大陆桥,以减少对马六甲航道的战略依赖的关键节点,也是迄今因种种原因仍有相当多的关键问题没有突破的“掐脖子”地段。

    再就是中东地区,既是“一带”中线的关键,也是目前中国构建能源安全的重点。

    因此,本文选取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及俄罗斯、东欧(“一带”北线)等41国,作为观察对象。需要提醒的是,任何范围的样本选定,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5:43:24 | 显示全部楼层
F·B的阴霾

    政商关系的最直观体现,就是F·B程度。

    F·B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危害,并不亚于政治信任缺失、贸易壁垒高筑等,无论是“经合组织”、联合国、欧盟,还是世界银行及区域性发展银行,都认同F·B问题是最应优先关注的紧迫问题,世界银行甚至提出“F·B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并率先提出将促进“善治”(good governance)作为消除F·B的关键策略(斯达芬·安德森、保罗·海伍德,《感知的政治学:透明国际F·B测量方法的运用和滥用》)。

    对不同国家的F·B程度进行量化衡量的,首推“透明国际”的“F·B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顾名思义,这是对于各国F·B程度的主观感知,其数据来自于各种权威报告、主要是经济领域内权威报告中对各国F·B程度的感知与评判,这些感知与评判则主要来自商业人士,再由研究人员进行综合后予以评分。因此,中文媒体普遍将CPI称为“清廉指数”,并不确切,缺乏了“感知”二字,容易引起歧义和无谓的争论。

    什么是F·B?“透明国际”对此下的简单定义流传甚广:“从操作上而言,F·B是滥用委托之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尽管对“透明国际”的F·B定义、数据收集及分析的科学性,各界有着相当大的分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目前尚没有比它更有影响力的F·B数据体系。

    从“透明国际”发布的2014年CPI数据中进行提取和计算,可以发现:

    一、“一带一路”沿线41国的平均得分为35,比CPI数据所覆盖的总共175个国家的平均分(43)低了18.6%。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F·B感知程度比全球平均更为严峻。

    二、中亚五国作为“一带”北线与中线的枢纽,其CPI平均得分仅为22.8,这一得分相当于CPI排行榜上第154位(总共175国),绝对垫底,比全球均值低了42.5%,比中国得分低了36.7%,可谓是全球的F·B谷地。同样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东欧三国,其平均得分28,低于全球均值34.9%。

    三、中东地区所选取的19个样本国,平均得分39。其中,土耳其等9国的得分,超过全球均值。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地区得分极低的一些国家,如苏丹,近年中国对其投资不少。

    四、南亚4个样本国的平均得分29,低于全球均值32.6%。作为是“一带一路”关键枢纽的巴基斯坦,其得分与四国均值相同,只有29分。

    五、东盟十国中,除文莱没有数据,其余9国平均得分38分,也低于全球均值及亚太均值。东盟各国的差距十分悬殊,最低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在全球垫底,分别排名第145位和第156位(缅、柬并列);最高的新加坡一枝独秀,得分高达84,在全球高居第7。如果不计入新加坡,东盟其余国家的CPI均值,就陡降到32.5分,低于全球均值24.4%。

    六、41个样本中,22个国家的CPI低于中国,占53.7%;29个国家低于全球均值,占70.7%。

    高风险评估

    除了F·B之外,政商关系对一国投资环境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政治风险上。国际上量化衡量政治风险,常用的有两个指标体系,且都实行有偿服务。

    一是美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公司”提供的《商业风险服务》(Business Risk Service,BRS)。其每年发布三次,对50个国家进行分析,其中分为三个指标:LRquant指标分析一国创汇能力,占比50%; LRqual 指标分析一国经济管理能力、外债结构、外汇管制状况、政府履行国际职责能力和F·B情况,占比25%;LRenvir指标分析一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进行,占比25%。在最后一项LRenvir指标中,政治风险占其中的40%。

    BRS的样本国仅有50个,“一带一路”中相当多的国家并未纳入,本文暂且从略。

    二是美国PRS集团提供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ICRG比BRS的覆盖面更广,对多达140个国家进行每月一次的高密度风险评估。

    ICRG的政治风险评估,设定了12 个变量,即: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环境、投资情况、内部矛盾、外部矛盾、F·B、军队干预政治、宗教关系紧张程度、法律和社会秩序、种族关系紧张程度、民主问责制、行政机构。

    因乌兹别克斯坦等7个国家没有纳入ICRG的研究对象,本文使用的41个样本国能提取有效数据的为34个。根据2014年1月的ICRG数据,这34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分级:

    “最低风险等级”(≥80分)的,仅有文莱、新加坡2国;

    “低风险等级”(70.0~79.9分)的,有阿联酋、马来西亚等4国;

    “中等风险等级”(60.0~69.9分)的,有哈萨克斯坦、乌克兰、菲律宾、越南等11国;

    “高风险等级”(50.0~59.9分)的,有俄罗斯、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13国;

    “最高风险等级”(≤49.9分)的,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苏丹4国。

    “高风险”与“最高风险”合计17国,占样本数的50%。

    34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为59.6,低于全球140个国家的均值(64)。

    政治风险是构成IRCG“综合风险”(CompositeRisk)的一部分而已。IRCG“综合风险”综合了政治风险(PR)、金融风险(FR)和经济风险(ER)三类,对22 个变量进行综合评估。数据表明,34个样本国的“综合风险”均值为67.9,接近全球均值69。

   面对风险

    不可否认,从41个样本国家的简单分析,可以推知“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堪称全球“高F·B带”“高风险路”——其实,“一带一路”就是某种程度的“拓荒”,那些F·B程度低、风险低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在此前35年的改革开放中,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熟地”了。

    问题在于,即便是“高F·B带”“高风险路”,中国是否该进入、如何进入?

    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贸易、投资一般会流向“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毕竟,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交易成本,制度因素因此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在诺斯认为构成制度的三部分中,即正式制度(宪法、法律、财产权利)、非正式制度(制裁、禁忌、风俗、传统和行为守则)和实施制度的制度,政商关系都是最为直观的体现。

    应该承认,“制度质量”对贸易与投资有巨大的引力作用,即便在中国国内,也有大量的实证证明,那些“服务”做得好的地方,招商引资的能力也更强。投资应该追逐“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和地区,这是资本趋利避害本能的反应。

    但是,经济活动是错综复杂的,所谓“制度质量”低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的财富值得挖掘,甚至,因为“制度质量”的落差,获利空间更大。

    用“制度质量”的引力,很难解释一个历史事实:从工业革命迄今,数百年来,世界投资的主流方向之一,恰恰是从“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先行国家,流向“制度质量”低的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当然,在资本扩张的早期,发达国家常常用坚船利炮的军事手段,来对冲和减少风险。但是,二战之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大规模投资,军事力量绝非其对冲风险的主要手段。

    以中国当代改革为例,虽然三十多年来经济的发展大有成效,但“制度质量”毕竟仍旧“居低不上”,无论“F·B感知指数”、“ICRG风险”等等,都明显偏高,却丝毫没有阻碍大量外资蜂拥而入,这本身就说明:“制度质量”低,并不足以吓阻资本的步伐。这大约也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富贵险中求”?

    如今,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主要的对外投资主体之一,为何要畏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偏低、风险偏高呢?在对外投资、输出资本方面,如何面对风险、应对风险,这是我们在下一阶段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不能退缩不前。

    其实,不仅高收益往往与高风险伴行,而且对于风险承受能力的判断,还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我需求。对当今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能源安全、乃至粮食安全,都无法避免与“一带一路”沿线这些“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协作。显然,为了获取“雪中之炭”(如能源安全)所需的风险承受能力,比采摘“锦上之花”(如一般制造业的产能转移),要大大提升。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5:46:13 | 显示全部楼层
华资爱风险?

    中国迄今为止的对外投资实践,其纷繁复杂,已经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制度经济学理论,在解读时显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疲态。

    【观点A】一些学者发现,制度质量与中国投资流向正相关,制度质量越好,中国的投资越多。

    针对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7个国家进行数据分析,有学者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中国外向FDI流量显著正相关(周建等:《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分析》)……

    对 243 家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在制度环境的调节机制维度上,东道国的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越健全,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并购和独资的进入模式(吴先明:《制度环境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

    【观点B】更多的学者发现,制度质量对中国投资没有正相关关系,一些制度质量低的国家和地区,反而更能吸引中国投资。

    对2003~2006年中国在73个国家的非金融投资类对外直接投资(OFDI)考察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显著影响的抑制效应(韦军亮等:《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美国学者同样分析中国2003~2006年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东道国较差的制度环境反而有利于中国OFDI的流入;这得到其他美国学者的支持,认为制度环境较差、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分析2003~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存量位居前20位的国家,其ICRG政治风险指数显示,只有1/3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小、制度质量较好。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了政治风险较大、“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学者因此认为,“制度逃逸”论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洪俊杰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解读》)。所谓“制度逃逸”现象,即企业通过国际化逃离本国不协调的制度约束,即通常所说的“人往高处走”……

    更为具体的是,在“制度质量”比较高的国家,资源产业保护对海外收购的完成有负面影响,“制度质量”对这种负面影响有加强作用。也就是说,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对资源的保护程度越高,资源型收购相对于其他类型收购的成功率也越低。在“制度质量”比较低的少数几个国家,对资源产业的收购相对于其他产业反而更容易成功,但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对资源产业的收购难度也会增加(张建红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

    【观点C】也有学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后,发现“制度质量”的正反影响同时存在,对不同的方面产生作用。

    根据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并结合往年投资流量数据,选取35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投资确实和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存在密切关系,其中“政府效能”的相关系数较大,即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高效率的政务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政府监管”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相关性也较密切,政府对市场运行监管力度越大越能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而有意思的是,“政治民主度”则和我国对外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民主度较高不利于政策制定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投资企业的经营效率(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中国出口贸易主要分布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向制度质量较差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较少;对外投资则主要投资于“制度距离较小”——即“制度质量”与中国相似——的国家或地区,但开始日趋偏好制度质量较高国家或地区(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对55个东道国、5年275个观测数据分析发现:一方面,相对于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中国资源寻求性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对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最低;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企业自身的原因,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对某些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因时制宜

    对“一带一路”进行风险研究,无法回避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投资主体。

    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既体现在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作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的投资主体在风险评估和承受方面是不同的。

    学界研究显示,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长期是国有企业,导致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不敏感,可能要归因于大型国企在“战略性自然资源”(Strategic Natural Resources,SNR)和政治风险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东道国以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SNR每增加100万吨,中国在当地的直接投资就会增加5568万美元,而大多数SNR丰富的国家都是政治风险很高的国家。丰富的SNR对当地政治风险起到了“屏蔽”的作用。除了使命不同带来的影响之外,国企管理上的问题也不可忽视。一些国企对外投资时盲目拍板、出了问题胆小怕事则息事宁人,事后又缺乏风险管理的检讨和改善(韦军亮等:《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相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向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高的地区,而民企更可能是市场寻求型的。与国企相比,民企虽然尚未在对外投资中扮演主角,但其对风险的认知与各种准备,并不见得优于国企。何况,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对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形成了路径依赖,民企十分自然地就将中国的一套带到了境外,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其对自身风险抵御能力的高估。

    国企习惯了不负责,民企习惯了钻空子,这是中国特色政商关系带来的两个负资产,也是“一带一路”必须真正正视的核心风险——风险不在外,而在内!

    学界的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在“制度质量”低下的地区,其表现并不差。毕竟,影响投资成效的,除了“制度质量”之外,还有“制度距离”——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的差异。

    对中国自身吸引外资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性相近、习亦相近”的论点。对69个国家与地区在2000~2003年间的对华投资分析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程度与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成负向关系(潘镇:《制度距离与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 多家在华外企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外企的母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就越差(潘镇等:《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并不是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越高,越有利于跨国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较高,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和中国的“制度距离”更大,较大的制度差异将使经营者面临更为陌生的制度环境,有些制度是本国所没有的,与国内的交易有所不同,经营者只有熟悉并适应这种环境才可能在目标国成功经营(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制度距离”与对外投资的反比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美国学者发现,“制度距离”接近,“心理距离”越小,相应会减低跨国经营中那些不确定性风险引致的额外成本。研究甚至发现,母国的制度环境相对更能容忍F·B的存在时,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也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当投资目的国也存在高F·B的环境时,所以,高F·B容忍度母国的企业更倾向于向国内F·B盛行的东道国投资。

    学者发现,环境不成熟的国家更能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比如泰国、越南、印度等。企业更懂得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营,较竞争者赢得更多的机会。随着东道国与中国的差距增大时,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但是当这个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政府的行政效率也较高,在这些国家投资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完善制度

    当今中国的一大国情,就是尚处于转型期,制度不完善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最大的背景。在对外投资上,中国企业既不完全具备微观层面上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知识资本、生产率等优势,也不具备宏观层面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许多特质与中国比较接近、相似,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

    机会绝对不会出现在抱怨与畏缩之中,而在于如何积极行动。

    首先,既有的投资实践证明了,中国投资在“制度质量”低的国家表现尚可。除了国内企业适应在浑水里游泳的特点之外,不可否认,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也有效对冲、弥补、替代“制度质量”问题。

    有学者运用2003~2010年间中国对131 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越长、两国城市之间结为友好城市数量越多,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越密切,对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双边友好的外交活动对一些比较敏感和重要的投资(如资源寻求性的投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双边外交活动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足(张建红:《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其实,通过外交渠道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及各种经济协定等,就是最为直接的制度设计,能有效填补两国的“制度距离”,中和“制度质量”低下的风险。

    其次,建立、完善投资担保机制,发挥保险对风险的转移功能,也能有效中和“高F·B带、高风险路”的危害。

    一方面,要用好既有的投资担保机构,比如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这家机构的宗旨是向外国私人投资者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包括征收风险、货币转移限制、违约、战争和内乱风险担保,并向成员国政府提供投资促进服务,加强成员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从而推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文首所提及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在内,“一带一路”一些节点国家,本身就是MIGA的成员。在MIGA的框架内,用好担保工具,可以有效减少中国投资的风险——当然,村支书集资200万元人民币去投资制砖厂之类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环保成本高的项目,估计很难得到保险支持。

    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建立双边甚至多边合资的针对“一带一路”、甚至某一目标国的投资担保机构。如同建立“亚投行”一样,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亚投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保险公司)?有了这样的双边乃至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资者背后的担保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会对具体的风险防控做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或许,“一带一路”中,除了高铁等基建类产业之外,保险大约是最可以先行、也最应该先行的产业。

    保险行业的有效介入,不仅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安全网,也能加快加深对沿线各国风险的评估预防,倒逼沿线各国政商关系的改善和“制度质量”的提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编制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就是有益的尝试,当然其实用性、针对性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若能结合外交部、商务部等主管部门的力量,尤其是驻外机构的实操经验,从更高层面、更深入地编制风险分析报告,对“一带一路”风险控制防范将有很大的意义。

    第三,提升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真正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与其说是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不如说是中国企业本身对不同风险的把控能力。学者对1324个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源自于双方政治和体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企业本身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不高所致。大量实例证明,事先对风险准备不足、事中对风险不善应对、事后对风险不予总结,是中国企业的通病。“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这还是中国企业要加强的基本功。这样的自我改革,或许也能倒逼中国国内政商关系的改善。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5:55: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嘉明

班门弄斧,供大家批判。

(一)

今天的中国经济,是此前30年积累问题的总效应,并不是本届政府的责任。为官一任,就是如何补救这个局面,对于有领袖气质的领导人来说,这不是怨天尤人的时候,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并不是说你要对这个局面高兴得不得了------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了------但也没必要怕。这点事儿,比斯大林在1941年,那小太多了。

忙总对于现任总经理的态度,是不大妥当的。现在是反F·B时代,是竭力扭转“笑贫不笑娼,社会分化严重,仇官仇富普遍”的恶劣世道的时代,总经理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既廉洁志向也高远,这在政治上就合格了。至于经济上怎么治理,那是工作方法问题,大家群策群力就是了。董事会有7个人,多数人主抓的都是经济和社会民生,主要政策都是集体决策的,怎么经济推不动了,就是一个人的责任了?总理,就是看管官仓的总瓢把子,首先是把门的。哪怕再能干,他家要是风闻满天下,大家反而睡得着觉了?

(二)

现在的救市,近期的政策,集中在2点。一,救楼市。二,指望通过股市,把民间货币注入实体经济。

远期的政策,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危险性有3点,一,中国急于输出产能,急于“消化外汇储备”,那些基建项目的所在国必然要求中国“带资进场”,就是有合同担保(受援国未来会支付)的“援建”,但这种国家级保证非常不安全。万一将来翻脸不认账,中国是忍了还是派“讨债队”上门?二,如果用“讨债队”立威,人家倒是不敢赖账了,那么中国走向军国主义的危险也相当大,你硬推给人家不必要的项目,人家可以不可以反抗?三,有后遗症。比如中东对于美国。现在美国一算帐,每年都亏损,政治经济收益不如美国在当地的付出,但美国能走吗?当年你赚大发了,现在不管了?历史遗留纠葛太多了。

从近期的政策来看,很简单,就是要继续能从全世界“吸金”,只要综合竞争力还在,楼市可以稳定,外资舍不得撤离;国内消费不说大跃进,也至少能维持。“吸金”,就是维持出口,那么国内的就业有保障,顺差有保障,小企业要扩产民间资金愿意注入。

但从“重商主义”角度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恰恰在持续削弱中国的出口能力。人民币兑美元不贬值,而其他货币(比如说加元)兑美元贬值了20%,那就是人民币兑加元升值了20%,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同样的产品,进口成本比上一年增加20%,这就抑制了进口欲望。世界各国进口量不足,而中国由于人民币强势进口增加,那么中国国内的实体产能当然就显得更加过剩了。

我的建议,就是把中国对世界的出口,细分为“6大市场”,对每个市场提供不同的“出口扶持”。



首先,这个扶持不是出口退税,而是对出口企业工商环境上的扶持,比如国内经营税费可以缓征,该企业家买房可以免一些费用,就是体现在个人所得税的抵扣。其次,每单出口,以货运出口目的港为准,归类到“6大市场”,这样一个企业可以同时向任何市场出口,只要年底把报关资料分类,每单业务上报申请不同力度的扶持即可,企业家用不完的所得税抵扣额度,可以像奖金那样,转让给雇员使用。

以前的出口退税,实质上是汇率政策的补充,是隐性贬值货币,对于所有出口,按商品种类一刀切地退税,不管你出口去哪里。现在,中国扶持对哪个方向的出口,这本身就是效果巨大的外交手腕,比如对非洲市场重点扶持,那么卖到非洲的中国产品普遍比卖到欧洲的便宜(货是一样的,同一家厂生产),这不是帮助了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吗?这甚至可以细分到对哪个国家,对哪个执政党,你在台上我就优惠你,间接替你买选票(其实就是“大陆对台模式”的改良)。

这个扶持,不是退税,那也谈不上倾销,外人连把柄都拿不着。出口退税,是把“关税壁垒”反着用;这个出口扶持,是把“非关税壁垒”反着用。

假设某地区,一片几个小国里,有一个小国甲被中国自己的“最惠国评定体系”评定为“A++类”,虽然没有明显的出口补贴,外面人也不知道中国国内怎么弄的,好像是对甲国出口多的企业家能进政协,结果对甲国的出口产品,一下子就便宜了,贸易量猛增,规模效益显现。于是这个国家变成一枝独秀,成本洼地,临近国家的分销商也来这里进货,占这个政策便宜。甲国的进口关税增加,对公路/港口/仓储的需求增加,就业增加。既然财政上有钱了,甲国政府赶紧再搞几个基建项目扩大运能,不是良性循环了吗?于是更多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开工。周围国家看着眼红,就跟中国搞好关系,申请下一个“A类”名额。甲国必然坚决反对,大家比谁的表现好,于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就容易展开了。

(三)

我个人意见,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就没有一个体制内的官僚是整明白了的。因为这个实在太复杂,花街那些人愿意白了多少根头发去整明白,是因为明白了就挣大钱,哪个体制内的局长拿着死工资,有那个闲心折自己的寿?

今天加拿大也是这种情况,这不是大数据能解决的问题,不是“人海战术”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银行资产,到底算资产还是负债,算优质资产还是高危资产,都不那么黑白分明,你怎么统计?

所以,目前是“战场单向透明”,“金融资本”对垒“政府管制能力”,有技术代差。只要政府不再用QE喂养大鳄,政府不再招安保尔森这样的“反贼”到体制里“反贼打反贼”,金融危机必然会再次爆发,多次爆发。因为大鳄们习惯这个饭量了,早就没有仁义道德了,你填不饱它,它就去祸害社会;你去管它,它就反扑,大到不能倒嘛。

既然必然爆发,那么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就要有心理准备,有所预备,该亮剑的时候也不要太忸怩了,反正最后大洪水还是要来,现在多攒几个救生圈总是没错的。

“政府管制能力”所擅长管的,就是实体经济,厂开着,水电用着,铁路跑着,这些统计局能摸清。中国经济始终以实体经济为主导,肯定是对的。既然要抓实体经济,拜托就不要婆婆妈妈,不要假仁假义,这在全世界是个“零和游戏”,你多了人家碗里就少,这事关就业,也就事关社会稳定。中国到底有没有通缩?你们台上的心里有个准谱没有?

简单说,我个人的想法,中国的实体货物出口量,目前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各国进口商只要能赚钱活下去,其他不管;况且还有那么多在华外资企业在其母国公关。中国抓一抓这一块,先试点几个城市,再推开,一年内会见一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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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6:09:15 | 显示全部楼层
然而还是要走新路

过去的路好走,也有成功经验,但是总是走过去的路是不行的。本届总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理,他要解决的问题远比楼市股市出口进口甚至经济增长重要。结构改革是痛苦的,是缓慢的,但是只有结构改革,才能保证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所以还是不能走老路。

以下内容请自行参考。

世界贸易组织不允许缔约国以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特别禁止采取倾销和补贴的形式出口商品,对倾销和补贴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制定了具体而详细的实施办法,世界贸易组织主张采取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公平的竞争。---巴塞尔协议Ⅲ

厉以宁表示,长期超高速的经济增长给经济带来的害处很大,不仅会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并造成产能过剩,同时还会因此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详情请见厉以宁九方面解读经济形势:结构比总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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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先生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我不是金融界的,对于不太懂,但听行业里的人士说起过,《巴塞尔III》在监管的技术细节上,对此前的巴塞尔体系有一定的颠覆和倒退。我是这样理解: 首先是金融业发展太快,面貌一新,90年代的监管政策落伍了,更早的老办法可能又适用了;其次是表内和表外的统筹和平衡,肯定要兼容世界各国的诉求,而各国的金融发展很不一致;第三是《巴塞尔III》对大型银行的放贷能力有所压抑,肯定要给人家一点回报和安抚,留个眼透气嘛。
但这说明一个道理,新款的不等于对,老的不等于错,第二年否定第一年的做法,第三年又回到第一年的做法,这都是可能的。因时制宜,实际工作中需要什么,我们就用什么。
具体到外贸,我只说3点。

一,今年中国外贸出口形势非常严峻。基本原因,第一是国外市场萎缩(油价下跌,各国都没有走出2008危机,等等);第二是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迅速(原料成本倒已经在下跌,比如钢材价格,但人工费用影响更大)------这样两面夹击。

这两个因素,短期都不会消失。而外贸顺差对于中国经济很重要,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托举力。骑自行车过独木桥,速度过慢是不行的,一定的发展速度,是党的一切。停下不发展,找个树荫坐地下换跑鞋(在最理想环境下调结构),党最终是不能忍受的,革命战争年代,大家都是一边急行军一边啃窝头的,到你怎么就不行了?说不好听点,你到底是换鞋还是打混?

那么,你今天怎么抓外贸?老实讲,能维持旧貌,维持原状,留住老的(制造业三资)投资,已经是上上大吉,但基本做不到也。

二,大家都知道纪录片《超级中国》,用英文讲,就是super China,实际是“super power China”,这个Power,是什么?买,肯定是Power,顾客是上帝嘛。但卖,做到规模了,也是Power,店大欺客,旅店是卖服务的,怎么就能欺负住客了呢?买和卖,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平衡的,那么卖的Power,在功率上讲,应该和买的power,是抵消的,只是以前白白浪费了,就像一条河流了千年,你不建水坝,那些(水力发电的)电能不还是白白流走,水漂都没见一个?

抓外贸的手段很多,就是政策工具箱里还有一些工具。但“主动影响出口流向,兼并/重新配置卖方话语权”,中国政府似乎还没有想到过,以前一直是放鸭子,市场自行调节,企业们能卖得动就好。

这个“主动整合出口力量”,国内用什么政策工具,就不违规,不在国际上触犯众怒,这是专家们的活儿,我插不上嘴。“稀土配额制”,不就是一个例子?

但不去整合,肯定是浪费了很大一块推动出口的“正能量”,这个我可以肯定。而且这个搞好了,还有效配合了大宗货物进口,保障了进口的安全性。

三,从的一步三折可以看到,不是东西越新越好,很多外贸产品也是如此。很多轻工业品,不需要产业升级/技术革命,你拉倒吧,只要认认真真做好,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现在这些制造设备足够用了。举个例子,五金产品,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但中国产品的品质不如美国名牌,为什么?因为在北美,建筑施工里面细分,有木工,有泥瓦工等,这些人对同一件产品(比如榔头),使用强度差异很大。北美名牌的榔头,不管用在哪个工种,都不会崩口子,这就赢得信誉了。这些名牌榔头,也是中国生产的,可见在同样的设备/材料条件下,客户购买意向不同,产品也就不同,跟产业升级不升级,企业转型不转型,创新不创新,没有关系。日本大批为大制造企业配套的微小企业,20来年没有成批更新设备,难道今天日本的终端产品的品质下降了?

从这点来讲,厉先生这套“唯结构调整论,唯技术创新论,唯转型升级论”,是不全面的,书斋里出理论,容易这样,搞出一招,激动得很,认定能治百病。说起来您也下去看了,也接地气了,但跟长期在产业界工作,那个深度是不同的。

我们吃饭的碗,2000年来要不要创新?卖碗的店换成淘宝,跟做碗的厂,关系不大。柴米油盐,很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如此。外贸制造业只负责造碗,不必苛求创新到什么程度,要看实际的市场需求。搞企业,搞产业,是做实事,四面八方,各种工具各种办法都要上,有利于大方向就行;老板椅可以坐,小马扎也可以坐,舒坦就行。现有的东西不要轻易否,老土的东西不要轻易否,到巴塞尔III不是又绕回来了?治大国若烹小鲜,“唯新路论”,本身就是断了自己很多小路/近路/土路/后路。忙总对现总经理的态度,我是不赞成的,但他说的话,未必每句都是错的------搞理论的站在岸上,他泡在水里,水性不好早淹死了。”三句话,必有我师”,老资格如厉先生,也要秉持开放和谦虚的心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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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11 16:15:0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想说的是

1)人民币贬值,目前看来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拓展出口必须另想办法。

2)全球对中国轻工业产品确实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依赖,但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顺差是很难持续的(除非抢到了更高端的,原来由美日德把持的市场)。

3)目前原油价格低到60美元/桶以下,等于另外给了中国一块“新顺差”,而代价就是产油国的经济低迷,社会不稳定,对中国产品需求锐减(比如说俄国)。低油价其实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石油毕竟是越来越稀缺。

4)这样归纳一下,中国要实体经济扩产,在现有领域并不可行。既然已经产能大面积过剩,社会资金如何肯主动注入?

5)所以可行的办法之一,就是:维持现有市场份额,开发新市场(如高铁/军品出口)。

6)要维持现有市场份额,也相当困难了,必须尝试新方法,鲶鱼效应再管个几年。

7)我建议的新方法是:把中国现在把持的国际轻工业品市场细分/深挖,主动打破原有格局,刻意培植一些“区域销售总**”(而不是现在这样“放鸭子”,由着各大小出口企业去自己“铺”门店),就是我们说的“A++贸易国”,引导中国大批微小出口企业向这个“物流集散地”集中,从这里转口辐射开,使这个国家依赖(来自中国的)转口贸易,成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坚强盟友和桥头堡,邻国动乱中国要撤侨撤物资,就往这里撤。实际上这个国家,整个成为一个“对华贸易特区”,成倍放大中国在当地的“贸易话语权”。但这只是在商言商,不是把人家看成中国的殖民地,飞地。这是两厢情愿的,你不愿意我们就走,另立一个“A++贸易国”。

8)这样的“A++贸易国”,全球6大市场,一共12个(有些区域3个,有些区域1个就够),基本是小国,额满不再扩容,等有国家“退市”,候补国才能“转正”。中国商务部每年复核一次,单方面决定谁上谁下,然后通告。这就是“增灶减兵”,收缩实力,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把部分工作环节外包,节省下来的资源和精力用于开拓新领域。

9)这样做,是把鸡蛋集中放到几个篮子里,从而节省买篮子的钱(就是分散的“渠道建设费”,买路钱),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要看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尝试。6块市场,有些可以搞搞看,有些就不一定。这6块市场,有些是牛有些是鸡,要区别对待,不能用一种办法去养。

10)中国的央企固然善于出去打群架,民企就不那么讲究团队配合,但民企也是一股庞大的力量,组织一下引导一下,形成“团售”规模,在“A++贸易国”自愿组织商会,在外面也不容易受欺负,中国政府也容易管理他们。这跟当年日本十大商社出门打天下的模式,比较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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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就怕各大区窜货的

有时候窜货的不一定是国外的商人,有时国内商人也会干这种挖国家墙角的事。国内商人的节操基本没有,想像日本那样搞联合大型大洲级别的商社很难,开拓市场可能没人干,但是私底下窜货搞跨区销售的事儿抢着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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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就是被与房地产相关的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些利益集团包括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银行,官僚,坐地户,城市居民等等。

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开放了房地产业,开始了金融大放水,这两方面与加入世贸,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是中国过去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大原因。

零八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的四万亿,不过是在虚火的经济上又浇了通油。

遗憾的是,即使到了现在,这通虚火还不得不继续烧下去,甚至要继续烧一二十年,这便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只能是消费信贷,但消费信贷必须要有稳定的住所,和稳定的就业为基础,这却是中国很难解决的。

现在中国的就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出口加工业,二是阶段性的基础建设和建筑业,三是长期循环的内需工农服务业。

订单生产的出口加工业,和阶段性的建设建筑业,都难以保证稳定的就业,因此,也无法提供稳定的住所。没有稳定的就业,和住所,一方面消费信贷就无法大范围地实施,另一方面又因为信贷主要投向了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流向消费信贷的资金也就少了,消费信贷的成本也难以降下来,又因为继续投向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真实的利润已经很低,因此,只能通过金融杠杆,抬高土地房产的价格,从而实现虚的利润。

能够真正提供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的根本,就是财富存量。

以财富存量为基础的服务业,和存量交替更新的换量为基础的工农业,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

因此,做大财富存量,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而两极分化,是财富存量继续增长的第一阻碍,富人的一辆高级进口轿车,能买十多辆普通轿车,大城市每平方米的房产价格,能在中小城镇建设十多平米。

减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减缓更多的人流向大城市,是中国解决两极分化,唯一方法。

但全面就地城市化,是不可能的,集中又分散的城市群,是解决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必然出路,因此,在东部沿海地区全面实现省管县,给大的镇更多权力,就是中国城市化的方向。

以房地产与金融放水为基础的虚火经济,在今后一二十年,还不得不继续烧下去,但只能是低烧,如果成了高烧,引起金融危机,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大的挫折。

虚火低烧的经济,搅混水的政治,将是中国一二十年不得已的选择,能够逐渐实现存量的扩展,让更多的人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能够逐渐实现政治清明,让官僚干部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那么,中国就开创了新的局面。

即使不能,那么中国滑向全面私有化,滑向民主普选的时间,也是越晚越好,因为,这两方面必然会引发政治动荡,而不稳定的政治,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什么一路一带,亚投行,与美国的重返亚洲,自由之弧一样,主要是国际层面的战略交锋,对中国经济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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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21 14:55:02 | 显示全部楼层
西电东送要稳北电南送需增 未来3年电力供需将呈结构性趋紧态势

  目前,京津冀鲁、苏浙沪、华中东四省等3个主要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电力供需紧张问题,当前应尽快发挥已建成的跨省区输电通道作用,保障电力供应。

  随着自身用电负荷的增长及能源资源开发完毕,部分传统外送基地将依靠北方以及西南的区外来电接续供应。未来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布局除了要稳定“西电东送”外,还需增加“北电南送”。

  近日,电力规划设计总院(13.010, 0.06, 0.46%)发布《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18》,报告预测2019年至2021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将全面趋紧。仅考虑目前已明确可投产的电源,在跨省区电力流安排能够落实的前提下,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广东、广西、河南、海南未来3年电力供需持续偏紧或紧张。辽宁、山东、上海、福建、四川、甘肃、云南、贵州未来3年电力供需由宽松或基本平衡转为偏紧或紧张。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杜忠明表示,鉴于京津冀鲁、苏浙沪、华中东四省(湖北、河南、湖南、江西)3个主要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电力供需紧张问题,当前应尽快发挥已建成的跨省区输电通道作用。为保障电力供应,2019年全国需要投产煤电4000万千瓦左右,同时还需要一定规模的应急调峰储备电源。

  由于我国能源和电力负荷分配不均,一直以来,“西电东送”成为维持电力供需平衡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西电东送”规模已达到2.4亿千瓦,形成了北、中、南3个通道的电力流向格局,其中北通道7389万千瓦,中通道1.2亿千瓦,南通道4772万千瓦。考虑目前已核准的跨省区输电通道后,预计2021年西电东送规模将达到2.7亿千瓦。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西电东送”输电通道较好发挥了资源配置平台作用,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但从近年来的利用来看,部分新投产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送电规模未达预期,利用率有待提高。

  部分电力外送基地还存在持续性不足的问题。报告指出,西南优质水电资源已基本开发殆尽,后续水电开发难度不断加大。预计四川、云南在2025年左右电力外送能力达到峰值,2030年后电力外送能力将出现下降。西南地区水电外送的可持续性问题较为突出。此外,贵州、安徽等传统电力外送基地自身煤炭资源开发程度较高,近年来电煤供应逐步趋紧,没有进一步扩大外送的潜力。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自身电源发展潜力有限,未来将逐渐出现季节性缺口,外送能力不足,外送可持续性问题值得关注,需超前谋划电力接续问题。

  与此同时,部分输电通道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报告称,目前,一部分早期投产的如三峡外送、溪洛渡外送、向家坝外送等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采取了国家计划送受电模式,一部分如云电送粤、黔电送粤等输电通道采取了签订中长期协议的模式,另有一部分输电通道参与了年度临时交易,部分电量进入了市场化交易。总体来看,当前的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交易模式较为混杂,不利于统一管理。一方面,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战略意图无法保证;另一方面,输电通道运行经济性无法得到保障,也不利于送受两端安排电源规划布局,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市场化体制机制亟待完善。


  为更好保障电力供需,杜忠明认为,一方面,北方的内蒙古、陕北、陇东、新疆等综合能源基地,在满足本地用电的基础上,仍具备增加外送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大幅提升,东部地区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增长。但受能源消费总量及环保制约,东部地区电源发展空间有限。在此背景下,东部地区中长期的电力供应保障将更加依赖区外来电,“西电东送”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跨省跨区电力资源配置规模仍需进一步扩大。

  当前,华中东四省水电资源开发殆尽,同时电力需求快速增长,已由电力送出地区转变为接受电力地区。贵州、安徽、四川、云南等传统外送基地,随着自身用电负荷的增长及能源资源开发完毕,将依靠北方以及西南的区外来电接续。未来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仍将是受入外来电的主要地区。杜忠明表示,随着西南水电资源开发殆尽,其传统的辐射供能区域需寻找新的供能方向。未来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布局除了要稳定“西电东送”外,还需增加“北电南送”,以适应我国电力新格局。

责任编辑:陈永乐
 楼主| 发表于 2019-8-12 17:39:05 | 显示全部楼层
南疆景点

    喀什

    喀什为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喀什噶尔古城、高台民居、喀什大巴扎、艾提尕尔清真寺、香妃墓等景点。

   

   

   

    塔县

    塔县与巴铁巴基斯坦交界,是帕米尔高原的美丽小县城,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红其拉甫口岸,有卡拉库里湖、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石头城、金草滩等景点等。

   

   

   

   

    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

    石头城

    石头城

    金草滩

    金草滩

    此外,南疆还有巴音布鲁克草原,有美丽的九曲十八弯和天鹅湖,有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漠公路,有千年不倒的胡杨林,有神秘的库车大峡谷,还有楼兰古城,克孜尔千佛洞,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等景点。

    楼兰古城

    库车大峡谷

    胡杨林

    第一次去新疆,选择南疆还是北疆?如有时间,自然是南疆北疆一起玩最好,如时间不够,则要看个人喜好了。北疆自然风景真的非常美,是那种让人惊艳的大美。而南疆的民族风情非常浓郁,是中国最有异域风情的地方。

   

   

    至于美食,南北疆美食都非常丰富,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烤羊肉串,冰淇淋,酸奶,烤馕等等,还有葡萄,库尔勒香梨,哈密瓜,阿克苏核桃,若羌枣等新疆水果,新疆可谓是中国的美食之都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8-14 14:51:24 | 显示全部楼层
英媒:中国太阳能发电比网电更便宜 已成该领域全球领导者

  参考消息网8月14日报道 英媒称,在中国的城市,现在商用和工业太阳能系统生产的电力比国家电网的供电更为便宜。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8月12日报道,研究人员还发现,在中国22%的城市里,当太阳能发电装置被并入当地电网后,它们的发电成本比煤炭发电更低。

  报道称,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可能存在经济上的激励状况,它将推动中国商用和工业太阳能系统的应用。

  报道还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太阳能发电系统制造业的领导者——而这种热情可能会从出口向国内使用扩散。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师严金月(音)及其同事对中国城市建立和运行太阳能系统的总成本作出了估计,并将这些成本与城市一级的电网电价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人员还估算了并入电网的太阳能电力的价格,把它们与由燃煤电厂输送的电力的价格进行比较。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近年来,中国不仅成为了太阳能光伏设备的一个主要生产国,而且也成为一个重要市场。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面向农村的小型太阳能发展计划,成长为可能很快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的全球领导者。”

  该研究团队发现,在中国全部地级市中,商用和工业太阳能系统以及基于光伏技术的发电系统能够以比电网电价更低的成本发电。太阳能发电成本低于这个被称为“平价”的临界点将为人们增加使用商用和工业太阳能发电系统提供财务上的激励。

  研究人员写道:“在这些城市当中,西藏、甘肃、内蒙古和黑龙江等省区的城市拥有最好的用户侧电网平价条件。”此外,他们还指出,在大约22%的中国城市(76个)中,并入电网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还能够以比煤电更低的成本生产电力。

  研究结果的全文发表在《自然·能源》杂志上。(编译/曹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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